一、不能不說的話

　　1978年的10月10日，雲南農場一名女知青因為難產不幸猝死，引發雲南知青的憤怒。下鄉十年，平均年齡30歲，依然集體住在最初簡陋的茅棚里，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們聯名上訴，自發組織請願團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進。

　　1978年12月28日，請願團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請願，因為重重受阻，代表們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的羊角凹集體臥軌，他們手挽着手、沉默堅決地堅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雲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風潮前11年零4個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長沙的六千知青開始了驚動全國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經歷過的請願、遊行、絕食、臥軌，長沙知青早他們十幾年就一一做過了。這和湖南的上山下鄉運動要早全國四年有關，和湖南1964年的“徹底貫徹階級路線”有關。

　　1964年9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占85%，這個比例在我們白水知青中還可上升到95%，且不乏學業優秀者。從數字來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顯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鄉的動機中或多或少的帶有“原罪”。

　　在最初的兩年裡，這些從16歲至20歲的年輕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熱心的家長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他們寫詩、寫劇本，抒發自己的理想情懷、頌揚村裡的好人好事，自編自導自演，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不少人寫下了豪言壯語：“誓把青春獻給黨，紮根農村幹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了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導演謝鐵驪拍攝知青專題片《在廣闊的天地里》，其中有一個大場景就是在江永，在我們白水公社拍攝的。他指着一座山頭上的圳景塔說：“你們知識青年下農村不就是幹革命嗎？看，那就是延安塔，衝啊！”

　　臨時組織起來的知青有千多人，導演一聲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帶有“原罪”的單純少年，他們特別看重“革命的知識青年”這個稱號。

　　1965年新年剛過，江永四個長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一是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鋤頭，回場路上在突來的風雪中迷路凍死；二是大遠公社兩名剛滿十七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喪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卻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陳，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丘田後咳血不止，因為得不到及時的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就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必然地引發出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燒死的兩名女知青就是住在豬欄屋搭建的閣樓上，樓下儲備着飼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的情況仍不斷發生。

　　1966年後，隨着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而這時，有人別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的結果實質上成了日後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當地農民十分驚愕。

　　1967年8月13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成立，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葆江山萬代紅”，畫大紅勾的殺人布告赫然在目。殺人手段之殘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9月初的幾天裡還只能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聯合發出緊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暴亂”影響到周邊十個地區，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首當其衝，一個夜晚的速度，整個江永縣就已經籠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未能倖免，一條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單。

　　二、詩人之死

　　8月17日，長沙知青王百明和一知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着鳥銃的農民沖了進來，“誰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百明！”呯！呯！呯！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百明的臉上、身體裡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22歲。

　　王百明的死絕非偶然。

　　王百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62屆高中畢業生，中學生歌舞團樂隊指揮、“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未被錄取，1964年下鄉。在江永縣成立知青農藝隊時，因出眾的才華，成了農藝隊的一員。

　　王百明和大多數知青一樣，是帶着“原罪”下鄉的。父親本人只是普通的會計人員，他的罪惡是在解放前夕為岳父，也就是王百明的外公買了一張去台灣的車票並將他送上了火車。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幾年，逢運動都是鬥爭靶子，被反覆投入獄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加之右派頭銜，最終失去工作癱瘓在家，對他的鬥爭才算結束。

　　下鄉後，王百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他的一首小詩《吹煙》，寫得抒情浪漫：不是虛浮，是向上的表現/雖無雲的色彩，也想打扮藍天/狂風吹不斷我的軀體/我啊，和火熱的生活息息相連。另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揚起鞭/趕着我的小黃牛朝前走/緊緊地追趕春天……這些詩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響很大。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有些“左”，而對於1964年下鄉的知青來說則頗具代表性。因為出身，他們的心靈深處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種“自虐”。

　　挑擔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體的疼痛求得罪惡的洗滌、靈魂的升華；日記中經常寫些勉勵自己的話，寫學習心得，對個人的思想行為嚴格地上綱上線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誠，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因着父輩的陰影，有着超出年齡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百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做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他敏銳地感到，中國大地即將有一場重大的革命到來。

　　“文革”一開始，連偏僻小縣江永都沸騰了。紅衛兵旗幟到處飄揚，派性組織針鋒相對。

　　自覺革命之後，同一批下鄉的知青被劃分了等級，有人評為勞模，有人已經內定要抓進看守所，有人已經關進了看守所。膽大的直接向省委寫信申訴，並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書記寧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查。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在辯論會上，王百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他的銳利的目光，標準洪亮的普通話，給到會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節零點，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王百明和十幾名知青被捕入獄。

　　可以說，王百明是帶有“原罪”下鄉的知青中最早覺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個被槍殺的目標，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劃的必然。

　　三、集體大逃亡

　　8月17日，王百明慘死的當天，消息傳遍了各大農場、各公社知青點，長沙知青極為震驚，他們悄悄地聚攏商議，不能坐以待斃，在當時已經荷槍實彈的民兵到來之前，只能逃跑。當晚，六千長沙知青的大逃亡拉開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區的長沙知青9名死於槍殺，15名受傷。之後，桃川農場知青俞沛昌中彈後流血過多死亡。

　　8月19日，連結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橋被炸毀，對外聯絡中斷，長途汽車停開。

　　知青的大逃亡大致分為三路：一是經道縣翻雙牌山去廣西全州；二是走麥嶺；三是翻過都龎五嶺去廣西灌陽。

　　8月17日，江永銅山嶺農場躍進隊的知青集中在隊部“接受教育”，當場槍斃了兩名地主、兩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婦女，並說明今天處決的是第一批。在驚慌中度過了一天的知青，挨到夜深時99人（

　　包括女知青懷裡的小孩

　　）悄悄地聚攏，一個挨着一個摸黑離開了隊屋。連夜緊張行軍，不敢有半點鬆懈，當太陽照耀着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時，同時也給予了大路上的民兵更為刺目的光芒。惶恐中他們發現不遠處的一片田地里有部隊戰士的身影，機敏的一群人向着“救星”跑去。他們忘記了滿腹心酸，忘記了飢餓睏倦，綻開笑臉為軍人唱歌，和軍人一起割稻。部隊派出了一部軍車將他們送到接近株洲的火車站，上不了火車，一行人最後搭乘三部“運屍車”回到長沙。

　　8月18日，一個“特派員”帶着武裝民兵來到桃川石梘村抓王百明的妹妹立明，就在天亮之前，她和知青點的全體知青已被村民們送走了。石梘村的農民深明大義、可敬可佩，為了安撫悲傷中的立明姐妹（王百明12歲的小妹因為學校停課鬧革命也來到了石梘村）和憤懣不平的知青，生產隊的青壯年農民都出動了，在村周支書的帶領下，為知青挑行李，走四五十里山路，一直護送到駐軍6950部隊，眼見他們安全了才返回村去。

　　這時的6950部隊的大院裡已成了難民所，逃亡知青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部隊求救，部隊官兵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妥善安置。像鳳亭農場、迴龍圩農場、桃川農場、銅山嶺農場等幾個大農場的知青，在部隊的保護下，一批一批地走廣西麥嶺，再往全州火車站去。

　　翻越都龎嶺的多是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的知青，當地人和廣西灌陽的農民有一條往來的山路，因人跡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過五座山嶺就到了灌陽。井邊知青先是十幾人同行，沿途又匯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岔路多，走到懸崖絕壁時幸遇灌陽方向而來的山民指引；雖幾遭民兵攔截，幾位領頭的知青沉着冷靜、機智應對，又有公社開出的紅頭證明作保，一路算是有驚無險。

　　走了一天一夜後，隊伍中發出了一個女生的虛弱的聲音：“我再也走不動了，你們別管我，快走吧。”她說着身體直往地上倒。“這哪行?

　　既是一起出來就得一起回去!

　　”領頭的周哥牽起她的手就走，另一名男生王哥在她身後護着，兩人一前一後的不管山路多險，都未將她拋下。

　　有一對戀人，女知青體弱，她能爬上千多米高的都龎嶺就已經拼盡了氣力，何況連續翻過了幾座山嶺，男生挑着兩人的行李，邊關照體力不支的女朋友，已經累得咳出了血。隊伍中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孩，在母親懷裡時不時發出飢餓的啼哭。其他人互相攙扶着前進，體力幾乎耗盡。

　　八月酷暑天山上冷風肆虐，多數人行前匆忙，衣服未帶足，有幾個知青聽說鄰隊殺了四類分子，還有十幾個知青被捆去了公社，嚇得連剛煮熟的一鍋飯都不敢吃了，拔腿就跑，哪還顧得上拿冬衣。危險眼見過去，衣着單薄的一群人卻難擋風寒。饑寒交迫的隊伍每前進一步已經顯出了萬分的艱難。

　　在前面探路的幾個男生發現半山腰裡有戶農家，趕忙上前交涉，請求弄點吃的東西。山民非常同情，馬上燒火做飯，還特別殺了一隻雞。飯後為他們燒了一堆火，男生圍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優待進了裡屋；老兩口和三個女兒徹夜未眠，守護了他們一夜，第二天還煮了很多紅薯給他們帶在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僅有的一角兩角錢湊攏，以表感謝。

　　走其他路線翻山越嶺的知青並未有如此好運，遭遇民兵的突然襲擊挨打之事時有發生。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專抄荒草荊棘里的小道走，弄得遍體鱗傷，衣不遮體。

　　江永大橋炸毀以後，從道縣往永州成了一條回長沙的捷徑。白水公社臨近道縣，先有一隊人僥倖混過去了，第二批走的四名男生險些丟掉了性命。他們搭上一部過路郵車，結果在暴亂中心壽雁被抓，關了六天，每天慘遭一撥一撥的民兵毆打。那些人用扁擔用磚頭將幾個手無寸鐵的知青往死里打，四人被折磨得毫無動彈之力。命懸一線時竟出現了奇蹟，當地有一人認出了他們，這人的兄弟曾在白水搞過社教，他往來白水多次所以認識。他找來了一駕馬車，裝滿稻草，將四人藏進稻草里戲劇性地救了出去。更幸運的是，他懂草藥，隨即用草藥為他們療傷，四人得以保住性命。

　　他們寫信給留在白水的知青：“我們被抓，生死未知，千萬不要再走這條路。”白水知青接到信後馬上找到6950部隊的政委，請求派人去道縣營救遇難者。一位剛剛新婚的連長和幾名軍人到達了道縣，在制止兩派的鬥爭中，那位新婚的連長不幸罹難。

　　軍人之死使事態的發展更為險惡，部隊官兵堅定了制止“暴亂”的決心，加強了對知青的保護。他們四處搜索，尋找滯留的知青。未有逃亡的白水知青當時正在田裡割稻，模樣裝束與農民一般無二，致使軍人未能發現。

　　白水知青中素有一群思想者，遇事喜歡思考、討論，在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尋求答案。危難當頭，他們固守原有的精神信仰，還心存着對於事態的一種觀望，抓革命促生產的知青難道會被殺?

　　本村農民說不會，外隊的民兵蜂擁而來，將他們趕上了一個山坡。

　　在經歷了一場靈魂和肉體備受摧殘的“假槍斃”之後，他們有了清醒的計劃，兩人一組分散而行，在一個陰雨的早晨，穿上蓑衣、提着篾簍、將斗笠遮住半邊臉，從民兵的眼皮底下混了過去。幾撥人在縣武裝部集中後又在軍人的幫助下匯集馬河等公社滯留的知青一起坐車離開了江永。路上不斷遭遇武力堵截，甚至出現了槍口對着槍口的緊張對峙，憑着他們的勇敢機智最終還是闖了過去。

　　如果沒有部隊的保護，沒有善良的農民的幫助，六千長沙知青的命運必當重寫。

　　王百明死後的三四天裡，京廣線沿途的郴州、衡陽、株洲以及廣西的全州等地火車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難的知青占據了。正值時局混亂，列車晚點，知青上不了車。這群人幾天的疲於奔命，已是衣裳襤褸、形同乞丐，黑壓壓的一片，過路司機根本不敢停車。

　　可以說，大逃亡是知青情緒的大暴發，壓抑幾年的“原罪”意識徹底清醒了，飢餓者暴發出憤怒的吼聲：“黑五類子弟”何罪之有？知識青年何罪之有？他們憤然而起，沖向列車，用石頭、扁擔砸車窗玻璃，不顧死活地往裡爬。火車時開時停，他們被當成暴徒遭驅趕，被機槍團團圍住。當了解到逃難知青的真實處境時，才准許上了車。

　　有一支從牛路口出發的隊伍，在離全州火車站六公里的地方集體臥軌。

　　他們接到了知情人的報信和公社武裝部長開出的一張路條：“本來今天晚上要殺你們，是武裝部長說了明天再殺……”知青哪還敢有片刻停留，倉皇中連夜奔逃，幾天水米未進，身體已經虛弱到了極限；有人有錢、有人還有湖南糧票，但是沒有廣西糧票，在廣西境內連一個饅頭都買不到。他們的代表向車站、司機多方請求，遭斷然拒絕。絕望之中37人走上了鐵軌，16名男生在前，21名女生在後，一個挨着一個躺下。如此慘烈的場景，給八月的毒日頭抹上了一片淒冷的顏色。相持幾個小時後，車站被迫臨時加掛了車廂。

　　8月底，歷經千難萬險的六千知青終於從各路回到了長沙。

　　那是一幅幅怎樣的流民圖!

　　蓬頭垢面、拖着襤褸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組、幾十人一隊，既看不出年齡也難分出性別，爬煤車爬貨車回來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長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淚。

　　在可以容納幾萬人的體育館裡，回城知青為王百明等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會後，上萬人的遊行隊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給動亂中的長沙城添了一層厚厚的陰霾。有志者組織成立了“紅一線”宣傳隊，將知青的種種遭遇編成了節目，演出場場爆滿；並自籌經費辦報紙，《

　　紅一線報 》、《 反迫害報

　　》等，一時間影響甚廣。

　　政府為了安撫知青，每人每月發了9元錢、30斤糧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 10·8通知

　　》，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與此同時，《 致全國貧下中農的一封公開信

　　》發出，大意是：知青是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下鄉的，貧下中農要關心他們，愛護他們……

　　《 10·8通知

　　》以後，“9元錢、30斤糧票”的待遇停止。

　　各級領導開始勸導知青回鄉，並對其父母施加壓力。長沙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針對知青的巨幅標語：“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剛剛驚魂甫定的知青，特別是父母還在監獄、五七幹校、掛牌批鬥，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裡就很難過。

　　《

　　10·8通知

　　》以後，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江永方面也積極配合，向知青宣傳：回鄉的每人可以領5元錢、一擔谷。

　　此時的知青家長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淚為子女作返鄉的準備。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親將僅有的兩百元錢縫進了兒子的棉褲里，然後跳下了長沙北門的一口“彭家井”。那口井從此遠近聞名。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應該下鄉的，他是獨子，出生時就成了棄兒，被當時一位“官太太”收養。解放前夕養父拋下母子倆獨自去了國外，從此音訊全無。養母苦熬了二十多年，年老體衰喪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經常挨批鬥，潔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

　　老人以為，死可以為自己一生的苦難、為兒子蒙受的冤屈解脫。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難也許解脫了，兒子的頭上又加了一筆：母親畏罪自殺。家門貼上了封條，知青徐無家可歸，又不敢回鄉，只有四處流浪。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鄉。仍有部分人躲藏下來，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築工地，凡那些報酬最少、活兒最髒、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隱藏的知青在。有人投親靠友走向遠方，往新疆、雲南、貴州……

　　四、尾聲

　　1967年11月17日，在王百明被槍殺整整三個月的那一天，回到江永的知青找到了王百明的屍體，有人將他和當天被槍殺的地主富農分子一起葬在了亂草坡上。屍體已經腐爛，大家將他的白骨重新裝棺，為他舉行了一個遲到的葬禮。

　　由白水的八個光頭男生抬着櫺柩。他們先一天就商量好了，王百明既是他們三中的學長，也是引以為表率的一位知青兄長，抬棺的事他們一定要做。八個人一律剃了光頭，衣着整齊，神情莊重，步伐一致。後面緊跟着三千多男女知青和自願參加的本地人。

　　隊伍行至江永大橋時，半空中突然響了一槍，氣氛頓時凝固。知青領隊馬上鎮靜下來，將隊伍迅速調整：男生站外面，女生站裡面，作好隨時拼搏的準備。頃刻之後，縣城裡鴉雀無聲。沒人敢阻攔這支沉默、憤怒的隊伍，觀望者皆凝神靜氣，所有的一切為之肅穆。

　　就在縣政府大樓的地坪前，知青們挖了一個很深的墓穴安放王百明的棺柩，為了防範破壞分子，他們專門弄來了三噸水泥加上很多陶瓷片、糯米混合在一起，將墳的四周牢實封住。墓前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着：長沙知青王百明烈士之墓。

　　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脫被捆綁被毆打的命運。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再次成為鬥爭耙子，夜裡和“屠殺”中漏網的四類分子關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槍押下出工。

　　1968年底，江永知青紛紛轉點，往沅江、瀏陽等地，又匯入到1968年的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之中。

　　“文革”之後，王百明之墓的墓頂被炸平了，碑沒有了，下面的墳因壘得紮實，巋然未動。

　　縣政府大樓門前已經栽種了一片花花草草，後人想用美麗的鮮花來掩蓋歷史的傷痕。

　　附記：八十年代初，王百明的母親收到了法院送來的一紙通知，字是打印的：“經重新審查（指王百明的父親），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錯案，現予以撤消。”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任何撫恤。這樣的通知書很多知青都已接到。2005年，幾名老知青作為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子女，接受了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紀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