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瑤：北京大學領導層集體墮落成了流氓無賴

作者: 王書瑤

社會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於低級流氓，比如“為非作歹、低級下流、放刁撒潑”、調戲婦女等等；另一類則屬於高級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溫文雅爾，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跡，而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無中生有、指鹿為馬、否認事實、反咬一口等手段而達到推卸責任，甚或嫁禍於人。北京大學的領導層自然屬於後者，他們占據中國最高學府的領導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卻干着偷換概念，指鹿為馬，推卸責任的無恥勾當。

當出現這種思想，和在這麼落筆的時候，我也感到有些驚訝，北京大學這個高等學府的殿堂上怎麼會出現流氓無賴？什麼才是流氓？可以把北大領導層的行為稱作流氓行為嗎？在我又進一步考察“流氓”這個詞組之後，我認定這是可以的，而且貼切。

流氓一詞由來已久，最早應該是指居無定所的流浪者，無固定職業，很容易地，他們就會有一些不良行為，於是，流氓一詞又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潑等行為的人。

“隨着社會的發展，原來是流氓本義的那種無業、遊蕩等內涵已逐漸淡化，而不務正業、為非作歹，以低級下流手段等內涵作為流氓的特徵已日益突出，進而上升為主要內容。那些有職業而慣行下流行為者也被稱為流氓。” （引自《百度百科》有關詞條。顏色和加重號是引者給的。）

於是，流氓一詞就專指為非作歹、低級下流、放刁撒潑的行為和人了，這些行為，與無賴無異，所以流氓也同時就是無賴。

社會上的流氓，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於低級流氓，比如“為非作歹、低級下流、放刁撒潑”、調戲婦女等等；另一類則屬於高級流氓，大抵是表面上是溫文雅爾，冠冕堂皇，正人君子，不露痕跡，而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無中生有、指鹿為馬、否認事實、反咬一口等手段而達到推卸責任，甚或嫁禍於人的人，也都屬於流氓一類。兩者都是用低級下流的手段，區別只是兩者的地位不同，表現不同，前者是社會上的小混混，而後者則常常是有相當地位的人，峨冠博帶。

北京大學的領導層自然屬於後者，他們占據中國最高學府的領導位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卻干着偷換概念，指鹿為馬，推卸責任的勾當，明明打了79歲高齡深受北大迫害的老人閆桂勛，卻說什麼那只是“攙扶”！

打了人，卻說是攙扶！

閆桂勛被北大陷害、坑害達42年之久，至今不給賠償，不給正當說法，還挨了打。閆桂勛是河北農村人，家境貧寒，考入北大數學系頗為不易。1957年畢業，生不逢時，值反右之年，畢業時也要有個鑑定，當時他所在的黨支部明白地告訴他，他不是右派，並且分配到黑龍江工學院，不料，過了不久，他的檔案到了哈爾濱，那裡面多了一張白條，——沒有蓋紅章，——說閆桂勛是右派，從此閆桂勛就墜入了右派的深淵，發生了很多矛盾，閆對此抗辯，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所在的學校曾幾次派人到北大驗證此事的有無，北大均不負責任地不予甄別，使他繼續負右派之冤。這其中，他被剝奪教書的權利，監督勞動等等右派待遇。在偉大的文革中，他因為堅持不承認自己是右派而被批鬥，一個大耳刮子，使他的耳朵半失聰，現在他說話和聽人說話，都要大聲喊叫。

1959年學校曾問他，你如果承認自己是右派，就可以馬上給你摘掉右派帽子，閆桂勛則堅決否認自己是右派，這頂右派桂冠，一直戴到1979年方始摘掉，因為中央規定，摘掉“所有右派”的帽子，你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也要給你摘帽子。可是，閆的問題並沒有結束：改正落實政策的指標里沒有他，因為他的右派檔案黨委沒有蓋章，所以北大這回認真了，名額里又沒有他了，他沒有得到“改正通知書”。於是他不得不到北大來上訪，長話短說，又是十幾年的光陰，他不斷地到北大上訪，坐在北大高等學府殿堂上的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直到1999年，才給了他這樣一個“文件”：

《關於對閆桂勛同志錯按右派分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內容是：
　“關於對閆桂勛同志錯按右派分子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
閆桂勛同志，男，六十六歲，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學生，原為數力系五三級學生，共青團員。
該同志於1957年畢業前，在未經黨委正式審批的情況下，按右派分子上報北京大學團委和北京市團委被開除了團籍，分配到黑龍江工學院工作。多年來將其按右派分子對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傷害。
根據1957年10月15日（中發[57]17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凡是各單位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經縣一級或縣一級以上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准”的規定進行複查，原材料中沒有經過黨委審查批準的字樣，是無效的，現予以糾正。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

我們這些“真右派”的刑期是22年，閆桂勛這個“假右派”則是42年，這就是北大！北大有了這個文件，就算是對閆桂勛有了一個“交待”。

閆桂勛可不這麼認為，我的青春全被那個北大“白條”毀壞了，受苦無數，難道北大就沒有責任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嗎？於是，閆桂勛只能繼續上訪，要求北大給予“雙賠”（賠禮道歉、賠償損失），這是天經地義的。又是十三個寒暑，他從66歲上訪到79歲，每周到北大二到三次，在2011年79歲的時候還挨了打。

2011年5月27日，閆桂勛照例掛着他喊冤的牌子去北大辦公樓的過道中要求“雙賠”，當天那裡在開一個會，接待室的人覺得閆桂勛說話聲音太大，影響會議，影響不好，就打電話要北大保衛部來人處理，保衛部由兩個幹部帶了一大幫“保安”，到辦公樓來，四面散開，對閆桂勛形成包圍之勢，但是，那些保安只是站在那裡助威，沒有別的動作。兩個幹部，一個戴眼鏡，一個沒戴眼鏡，這個人開始拉扯閆桂勛，要把他拽出辦公樓，閆桂勛不走，兩人開始較力，那個幹部對閆拉拉扯扯，推推搡搡，閆桂勛抓住處身後的大盆景的樹枝不放，把樹上的枝葉拉斷了，僵持不下，那人急了，你一個八十歲的老傢伙我還收拾不了，在推拉的過程中，就當胸給了閆桂勛兩拳，最後閆桂勛還是沒有離開。這就是北大幹部痛打閆桂勛的經過。

閆桂勛被打後胸部疼痛，在家躺了十來天之後，繼續去北大上訪。

閆桂勛生在農村，又是學數學的，他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不肯變通，為人木吶，缺乏應變事物的能力，如果當時他就去校醫院檢查傷處，就把打人這件事情確定了下來，不會有後來的這些麻煩，但是他卻只是回家休養，沒有馬上採取別的措施，挨打一事，他只對校友俞梅蓀講了，俞梅蓀是右派之子，蒙受冤獄，他是北大法律系畢業，與北大原黨委常務副書記、現常務副校長吳志攀同班同學。他把此事寫成報導，發在《觀察》上，香港的《亞洲周刊》轉載了此文，影響擴大了，北大感到緊張。

2011年6月22日，我們這幾個北大“真右派”，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到北大就閆桂勛挨打一事，要北大一個“說法”。

去的人有：沈志庸（物理系）、博繩武（物理系）、燕遁符（物理系）、王書瑤（物理系）、紀增善（化學系）、俞慶水（地質地理系）和俞梅蓀。這次去沒指望北大能痛快地承認打人，而是弄清經過。我們去是事先同北大打了招呼的，他們有所準備。接待我們的是“兩辦”副主任王天兵。北大的黨委辦公室同校長辦公室是合二而一的，稱為“兩辦”。

王天兵說他不是北大畢業的，來自東北的某高校，他大致承認了我在上面說的經過，那個幹部要拉閆桂勛離開辦公樓他也承認了，並且承認了，那個幹部同閆桂勛有“肢體接觸”。王天兵承認的這些事實，是他事前對保衛部調查的結果，王天兵沒有說是那個幹部“攙扶”了閆桂勛。

後來請來了保衛部的一個副部長，我怕他報復，不敢說他的姓名，只用X部長代替。我們要求那個打人的幹部出來對質，X部長輕鬆地說那個人今天休假。於是是不是打了人，只能由這位X部長確認了，他說，他的部下沒有打人，只是“攙扶”了閆桂勛。我們當然不能認同，閆桂勛能長期堅持自己到北大上訪，他有獨立行走能力，要你攙扶什麼？但是，那個部長堅持說是攙扶，沒有打人。

北大領導不但長期不給他解決問題，還在其幹部打了他之後，用卑劣手段推卸責任。在整個推推搡搡、拉拉扯扯過程中，那個幹部用重拳打了閆桂勛兩拳，他們卻說這是“攙扶”！

我為之氣塞，這是卑鄙下流的手段，無恥之極，難道用偷換概念的“文明”手段來推卸責任，就是高等學府應該有的嗎？難道這還不是下流嗎？難道這還不是流氓加無賴嗎！

當然，如果事情到此為止，我的確只能說那個中層幹部是流氓，而沒有理由說整個北大領導層都是流氓，可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反身問王天兵：“你對X部長的說法怎麼看？”他說“兩個部門之間有不同意見，我們是同級的。”這就是說，王天兵不同意X部長“攙扶”的說法，他們沒有統一口徑。

到了9月14日，我們再次去北大討要說法的早晨，很不幸，我突然前列腺急性發作，沒有去成，據去了的朋友講，他們這次統一口徑，就說是“攙扶”了。

到了2012年5月24日，我去北大會一個老同學，不意在北大東門外的大橋上碰到了閆桂勛在遊蕩，身上還是掛着那塊喊冤的牌子，他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求告無門，樣子很是悽慘，他說，他今年80了，活不了幾年了，他現在每周去北大三次。碰到北大這樣流氓集團，我們不去幫他，誰還能幫他？

5月28日星期一，我們幾個右派再次去北大，為閆桂勛伸張正義。去的人是紀增善、俞慶水、燕遁符、我，還有俞梅蓀。事先我打了招呼，接待的還是王天兵，另有新上任的接待處的歐陽處長。開門見山，我問他現在北大領導對閆桂勛挨打一事做何結論，他這次改口說，上次X部長不是說了嗎，是“攙扶”，沒有打人。我問：“你的這種說法是不是能夠代表北大黨委和校長？”他明白無誤地說：“代表北大黨委和校長。”

2011年我們去北大，王天兵明白地說，他的看法與那個X部長不同，認同有肢體接觸，但是不認同“攙扶”的說法，現在，不僅僅是他個人認同了攙扶的說法，而且北大的黨委和校長都認同了這種說法，可見，我說“北京大學領導層集體墮落成了流氓無賴”並沒有錯。現在是整個班子的問題。這可應了那句話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這個北大領導層到少包括三個人，副書記楊河負責這件事的處理；新上任不久的黨委書記是朱善璐；校長是臭名遠揚的周其鳳。

朱善璐北大哲學系畢業，畢業後從事行政工作，官至江蘇省委副書記，介紹還說他是教授，什麼時候當的沒介紹；提起周其鳳就叫人想起一隻讓人噁心的蒼蠅，他的名言是“美國教育一塌糊塗”，還有就是“化學是你，化學是我”，化學怎麼成了你我？原因是我們的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結合的過程是“化學過程”，你可別看錯了，他就是這麼說的。如果精子和卵子的結合過程是化學過程，那什麼才是生物過程？難道就因為高分子化學家當了北大校長，一切過程就都成了化學過程了嗎？難道這位化學“院士”已經可以用化學方法合成生命了嗎？楊河也是哲學系畢業，博士、博士生導師。他們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他們當然不是地痞流氓，可是他們把對抗性的推推搡搡（中間還打了人）說成是“攙扶”，還不是無賴流氓嗎？

北大黨委的這種流氓行為是有那麼點傳統的。我曾說北大是中央第二黨校，有人說錯了，排不上第二。第二應該是誰呢？說是中國人民大學，他是中共進北京後建立的專門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但是現在看來，中央第二黨校還應該是清華大學，因為這幾十年來，清華為共產黨培養的幹部最多，不但有眾多的省部級幹部出自清華，而且黨的總書記和幾位總理副總理也出自清華，所以就應該清華排第二，人大排第三，這樣北大就只能名落孫山，殿軍，排在老四了，多少委屈了一點點。

那麼傳統從何而來呢？當然不是來自蔡元培，也不是來自胡適，第四黨校總要有些傳統吧。

八年抗戰，躲在延安的窯洞裡，每天一隻雞，“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戰”，八年時間，從兩三萬人發展到120萬人，日寇投降，揮師北上，攻城略地，搶占勝利果實，卻輕飄飄地說別人下山來“摘桃子”；1957年，先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還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結果是言者無不有罪，打右派55萬，株連數百萬，說，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但有言，而且有行，那麼什麼是他們的“行”呢，因為言論本身也是行，如此一來，言者無罪豈不成了行者無罪了嗎？

1979年對右派進行“改正”，不是“平反”，結果是，99.98%的右派都是“錯劃”的，卻還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需要很大的不要臉的勇氣。

1989年，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向人大報告說，在“動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000多人，死亡數十人”，“暴亂中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這明明是一次慘案，卻輕飄飄地說這僅僅是是一次“風波”，如果這也算風波，那麼死多少人才算慘案？

北大領導的流氓行為，比起這些，簡直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其實，北大原可以不這樣做，只要對閆桂勛說：“我們對幹部管理不嚴，教育不夠，不該動手拉扯你，出手重了些，使你感到疼痛，向你道歉，”就完了，至於賠償，少則3、5百，多則一、兩千，就完了。北大會怎樣？北大會獲得一個好名聲，不護短，勇於認錯，風格很高。只是個別幹部打人，並不是北大書記或校長打人。由於思維慣性，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文過飾非，推卸責任，結果就是用一個更嚴重的錯誤，掩蓋一個比較小的錯誤。嗚呼哀哉。

北大還拒絕給閆桂勛賠償，理由是“沒有依據”，我問“北大迫害閆桂勛有依據嗎？為什麼迫害人不要依據，賠償就要依據了？”王天兵不說話了，隔了一會他又說：“北大沒有迫害閆桂勛”！我問：“那白條是不是北大加的？”他不說話了。

在2011年的時候，這個王天兵還有一點良知，他還敢說他的想法同那個X部長不同，這回他變“聰明”了，我的意思是他變狡猾了。這也是北大對他的工作人員的一種教育，一種影響。北大就是這樣教育人的。所以我說北京大學領導層集體墮落成了流氓無賴。那麼，北大黨委和校長，是不是也以這種流氓精神教育北大學生呢？

2012年6月13日

關鍵字: 王書瑤 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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