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至今尚未解禁的書 ——重溫吉拉斯的《新階級》 喻智官 【人民報消息】今年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作者吉拉斯（1911一 1995）誕辰一百周年。 吉拉斯是撩開共產主義面紗，揭示社會主義真相的先驅，也可說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最早的掘墓人和民主化的奠基人。如果說，從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八0年波蘭團結工會、東歐人民為實現自由民主前仆後繼，通過可歌可泣的英勇抗爭，最終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下走向民主化，那麼，在此過程中，吉拉斯用他的《新階級》及一系列著作，已經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的破產和終結。 在蘇東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的今天，已故十多年的吉拉斯不會想到，自己的著作非但沒過時，中國共產黨還在為《新階級》增添新的註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狀還在為《新階級》提供最典型最完整最鮮明的藍本，《新階級》將因有中國共產黨這樣的“範例”而顯示其偉大和不朽。 正因為如此，中共對吉拉斯和他的《新階級》諱莫如深，儘管早在一九六三年就以“ 灰皮書”的形式內部出版發行《新階級》（一九八零年翻印），供中央高幹參閱，卻迄今不允許公開出版發行，當年上百種“灰皮書”（社科類）和“黃皮書”（文學類）已基本解禁，唯獨《新階級》例外。 吉拉斯其人其事 中共為何如此懼怕《新階級》面世？《新階級》論說的尖銳和敏感是一個因素，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新階級》作者吉拉斯的身份。 吉拉斯一九一一年出生於南斯拉夫黑山的一個農民家庭，十八歲入貝爾格拉德大學，在學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加入左翼學生團體，一九三二年加入南斯拉夫共產黨，次年，吉拉斯因參加反對王室的示威而坐牢三年，一九三八年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兩年後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戰時德國入侵南斯拉夫，吉拉斯是抗擊法西斯的游擊隊最高司令部成員。戰後，吉拉斯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擔任多項要職，一九五三年當選為副總統兼國民議會議長，並內定為鐵托的繼承人。 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共產黨人，為何會成為最激進最徹底的反共分子？黑山人天性中的反叛精神、追求和嚮往個人自由的性格，是他認清共產主義專制本質的基礎，斯大林的暴行是他反思社會主義的開始。 一九四四和四五間，吉拉斯三次訪問蘇聯，第一次甚至帶着朝聖般的“狂喜”心情趕去。但所見所聞令他不止大失所望，更是震驚不已。在二戰的關鍵時期，斯大林竟然還在軍隊中進行大清洗，許多高級將領不能浴血沙場，卻冤死於自己陣營內的大屠殺。同時，斯大林和親信高官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經常通宵夜宴酩酊大醉。 一九四四年，在蘇軍高層默許下，進駐貝爾格萊德的蘇軍一路強姦婦女、兇殺搶掠，斯大林還不以為然，粗暴無理地對待鐵托和吉拉斯提出的交涉，使吉拉斯看到蘇聯對弱小國家的傲慢蠻橫。對此，一九四九年五月，吉拉斯在聯合國大會上譴責了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行徑。 吉拉斯由此開始省思社會主義大家庭，率先提出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見解，是鐵托推行背棄蘇聯走經濟自治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路線的倡言者。吉拉斯並不到此為止，進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聯盟、建立政治多元、個人享有自由的開放社會。這些主張超過了鐵托容忍的限度，為此他被撤銷全部職務，一九五四年，他主動退黨。 一九五五年，吉拉斯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呼籲南斯拉夫實行多黨制，被判入獄十八個月，不久假釋。一九五六匈牙利爆發革命，吉拉斯在紐約《新領袖》周刊發文，讚揚匈牙利革命“是馬列主義逐步走上末路的開端”，同時公開發表批判南斯拉夫現行政策的聲明，因此再度被捕，被判刑三年。吉拉斯入獄前把《新階級》手稿寄往美國，一九五七《新階級》一書在美國正式出版，他卻因此此書被加刑七年。 《新階級》一出版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轟動，許多沉迷於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派人士從此覺醒，也啟發了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哈維爾等蘇聯和東歐的無數知識份子，使他們走上了反體制的道路，這就是中共至今不敢直面《新階級》的原由。 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 《新階級》的副題是“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全書在深入剖析共產主義來龍去脈的基礎上，告訴人們：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階級是如何產生的。 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社會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理論構建於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當時資本主義處於原始積累階段，面對資本家和工人的巨大貧富差距和矛盾，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者的階級鬥爭不可調和，只有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來解決，並在“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 然而，馬克思認為應該革命的英、法等民主和工業化的國家，經過勞資雙方的改良，逐步緩和了矛盾，沒有爆發革命，社會主義沒有實現。相反，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工業化程度很低，按馬克思的理論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俄國，在列寧的領導下，奉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用暴力推翻了剛剛建立的資產階級政府，建立了社會主義。 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必然要求集中一切資源。於是，新政權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甚至手工業者，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倖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新階級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特產，出現於列寧時代，在斯大林手上成熟，從毛澤東到金日成等人統治的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概莫能外。 新階級的特徵 共產黨官僚組成的新階級，既可任意支配和擁有全國的財富，又不用為這些財產負責，使他們揮霍起來更加肆無忌憚。“這個新階級是貪婪而不能滿足的，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 吉拉斯看到，斯大林等領導人不僅生活窮奢極欲，最不可思議的是，“國家大事都是在親密交談的晚餐中，狩獵中，以及兩三個人的交談中決定的。……召開（黨和政府）會議的目的只是用來確認在親密的廚房中早已烹調好的食物。” 這也是中國新階級的的寫照，甚至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澤東在全國有幾十處行宮，其他副主席或常委也在各地置有行宮或別墅；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毛的菜譜仍然是中西珍饈；最荒唐的是，一邊餓死幾千萬人，一邊用一萬多噸糧食釀製兩千零七十九噸茅台，供新階級的人享用。社會上一九五八年就禁止跳舞，許多人因違禁跳舞被判刑坐牢，但中南海里卻一直跳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等巨頭還叫來空政、公安文工團的年輕女演員陪舞，“寵幸”的女孩還要陪到床上。各省市的新階級也自成一個小王國，也是花天酒地。一九六五年柯慶施去四川，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等人設宴招待，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等人作陪，柯慶施因饕餮美食過量和飲茅台，導致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活活吃死了。鄧小平常在打橋牌時決定重大人事早已聞名,最近，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揭秘：鄧小平因打橋牌而罔顧河南潰壩救災，釀成二十三萬人死亡的震驚世界的慘劇。 超越《新階級》的鄧式改革惡果。 如此荒淫無度的新階級必然引發天怒人怨，毛澤東的“三年自然災害”加十年文革，搞得中國遍地餓殍民怨沸騰。鄧小平上台後不得不搞經濟改革，並在農民捨命包產到戶的壓力下解散人民公社，農民才開始解決溫飽問題。對此，吉拉斯早有解釋，“當新階級無法維持它所篡奪的所有權時，或這種所有權的代價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險時，新階級才不得不將所有權轉讓給其他階層，或者製造出其他所有權形式。” 但鄧式改革的首要目的是鞏固共產黨的江山，並以“讓一部份先富起來”的名目，維護新階級和他們的子女的利益。正如《新階級》所說，“凡是共產黨首腦所倡導的改變，首先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像其它社會集團一樣，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都帶有增強其權力的目的。” 果然，因為土地是國有的，當經濟建設需要用地時，地方官僚為了牟利強行出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農民遭受新一輪的壓榨。而國有企業則用“股份制改革”的形式，把大量國企轉移到新階級手裡，成了新階級及他們子女經營的私產。 儘管吉拉斯說過，掌握國家一切資源的新階級必然照顧自己人，分派肥缺，或者任意分配各種特權，各種寄生作用和腐化不可避免，“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但中國新階級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幌子，通過“私營化”明目張胆地攫取國有財產，形成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新階級” ，“更新”了吉拉斯關於新階級的定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新階級的超級版。 中國的新階級難逃滅亡的命運 當年，即使在戈爾巴喬夫以“新思維”推行改革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一大批秉持這樣信念的人的引導下，才多米諾骨般轟然倒塌的。 可悲的是，《新階級》發表已五十五年了，血淋淋的六四也過去二十二年了，目下中國的權貴新階級的貪婪和邪惡程度，遠遠超過吉拉斯描述的社會主義新階級，但中國卻至今沒有出現吉拉斯這樣決絕的反叛人物。 不惟如此，中共黨內僅有的一些異議份子，甚至不少體制外的反對派精英，迄今沒認識到或認識到了也不敢像吉拉斯那樣，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徹底否定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的意識還停留在改善黨的領導，修正黨的路線的層次，始終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改良上，由這樣的“反對派”和中共較量，二十多年來中國民主化不進反退也就不足為怪了。 好在世界形勢突飛猛進，年初興起的席捲阿拉伯國家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勢如破竹，中國民眾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他們看清了鬥爭的方向和目標，不再對中共抱有幻想，紛紛加入各種形式的維權抗暴鬥爭。中共為死保權貴新階級的利益，動用卑鄙手段殘酷鎮壓，看上去氣勢洶洶霸道如前，但面對澎湃而至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不過是被衝決前的最後瘋狂，他們與蘇聯和東歐的新階級一樣，最終逃不了崩潰的命運。 那一天來臨時，中國新階級今日的瘋狂，只會證實吉拉斯在《新階級》裡的宣判：他們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本文標題有變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