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里：三峽工程“禍國殃民” 永不可修

文章摘要: 在三門峽問題上，正當壯年的黃萬里的話沒有人聽；在三峽問題上，已經老年的黃萬里的話仍然沒有人聽。黃萬里是三峽工程的堅定反對派，他直言不諱地說三峽大壩是“禍國殃民的工程”，預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慶、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開銷和必將釀成禍患的移民安置。

作者 : 黃萬里,

發表時間：5/13/2008

      2001年8月27日15時05分，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悄然離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說：“離開了這個他又愛又痛的世界。”

　　從字裡行間，讀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顫抖：

　　他愛它，是因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獲得了常人難於企及的知識與智慧，享受過真正的愛與被愛；他痛，是因為他滿腔的熱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閒置──而他苦難的祖國，他的正遭受專權、腐敗與無知荼毒的祖國，多麼需要他的奉獻。

　　他不要名譽、不要地位、甚至不計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當政者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在自己的業務領域把意見發表出來──從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後，在自己家中逼仄的書房裡等着。他一次次投書報刊，沒人登載；那就給管事的寫信，從學校到政協到人大到國務院到監察部，直到總書記本人──沒人理他……或者說，只有一個當權的人物幾天內就回信，致謝並向他諮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

　　他到底要說什麼？

　　他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觀察，只想提醒當政者別再犯愚蠢的錯誤：國家浪擲幾百幾千億、百萬生靈塗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門峽問題上，正當壯年的黃萬里的話沒有人聽；在三峽問題上，已經老年的黃萬里的話仍然沒有人聽。黃萬里是三峽工程的堅定反對派，他直言不諱地說三峽大壩是“禍國殃民的工程”，預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慶、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開銷和必將釀成禍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庫中比沙更麻煩

　　黃萬里與長江結緣，比他與黃河結緣還要早。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間，長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內所有主要支流，他都親自沿河實地踏勘過。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帶幾個人參加全國水利勘測，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時候是乘飛機到昆明，回來時從昆明出發，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與金沙江交匯處，再沿金沙江河道，順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慶，歷時三個月。沿途除了對河道水情的勘測外，對雲南的貧困和少數民族問題都有所觀察。

　　晚年的黃萬里仍然不改初衷，從對千秋萬代負責的高度看治理江河。

　　黃萬里後來寫道：“一路山巒起伏，步履艱難，其山勢每直逼江邊，道路崎嶇，莫此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質行過巧家縣老君洞村，稱為世界最難走之路。此處江寬測得159公尺，兩岸皆峭壁聳立，測得深谷竟達1300公尺，較世界聞名之美國巍谷（Grand Canyon，現通譯為“大峽谷”）為尤深，實世間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敘府長約550公里，高度以降落為550公尺，平均坡度為千分之一，…… 奈何河中險灘過多，縱使毀去，翌年大水時，支流將砂石沖入正河，復成一灘，必將淘不勝淘。”

　　在當時的條件下，對長江水系江河進行開拓性勘測，其危險性可以說僅次於戰場。黃萬里對《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一書作者趙誠講過，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跡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測量，固然有危險；而那些看似平靜的河面，也暗藏殺機──曾有三人在風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喪命，其中還有一個康乃爾畢業的李鳳灝碩士。這樣的悲劇使他“對於河床演變獲得了意外的認識”。

　　黃萬里記述道：

　　“……查勘組黃萬里、張先仕等方走過江油舊城址幾十公里，忽見上游來人急報：詹國華分隊在平武舊城下五公里處測量涪江橫斷面時因船破兩人淹死。等到黃、張趕到出事地點，天已近暮。眼見水如此之淺，流雖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黃等親自伸一腳輕輕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動的，而且不是僅僅一層，是多層移動着的。乃知兩人因無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裡，大石頭撞破頭而淹斃。”

　　早年的這些勘察，為他形成關於水文地貌學的體系奠定了基礎，也對他晚年關於長江幹流是否可修高壩的學術觀點形成有重要的影響。這就是：四川盆地一帶河床質乃是礫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沒有懸沙底沙的情況下，河床卵石仍能運移。不像黃河下游堆積性河段里，懸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機理一起運動。

　　基於這一實地考察的結論，黃萬里在得知三峽大壩要修建時，認為這將造成比黃河三門峽更大的災難──黃河河床是沙，沙淤積在庫中還可以設法沖走；長江三峽以上的河床則是卵石，卵石堆積在水庫中，就不可能沖走。

　　黃肖路告訴多維記者：我爸關於長江的最早的文章，應該是1986年登在《華東水利學院學報》上。那時關於三峽工程，還沒有拍板定案，還可以冒出些不同聲音。

　　寄出無數封信沒有回音

　　1985年3月黃萬里致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這一年，他上書鄧小平，再次談及三峽一事。

　　1992年三峽議案在全國人大通過，中共十四大剛結束，黃萬里以一系列統計數據和計算為基礎，完成《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原由簡釋》等論稿。他認為：三峽工程必將貽害子孫。從自然地理觀點，長江大壩攔截水沙流，阻礙江口蘇北每年十萬畝的造陸運動；淤塞重慶以上河槽，阻斷航道，壅塞將漫延到滬州、合川以上，勢必毀壞四川壩田。目前測量底水輸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動床試驗在長期內長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礎，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長江長期堆積量。故此而論，長江三峽大壩永不可修。如果是為了發電，可在雲貴湘鄂贛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電站，它們的單價低、工期短，經濟效益比三峽大壩發電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經濟規劃而言，也應先修四川盆地邊緣山區之壩，如烏江電站等為宜。從國防的角度看，大壩建起來後無法確保不被敵襲，也很不安全。

　　他先後三次致書江澤民，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

　　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建議立即停止一切籌備工作，分專題公開討論。

　　在信中，黃萬里還附上三篇文章，闡述了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緣，和長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議，以及對黃河治理、南水北調工程的建議。

　　但是三峽是李鵬堅持要上的，長官意志在三門峽水庫上造成惡果的教訓，並沒有被決策者深刻反思總結。而“長官意志”為什麼主上呢？作家鄭義在《遙祭中華之子黃萬里》文中分析說：這是因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權勢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團。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權勢、中飽私囊，這個利益集團反大禹疏導之道而行，大建其壩”。半世紀以來，他們建了8萬5千多座各類水庫，竟占了全世界水庫總數的二分之一。僅在長江流域，他們竟然建了4萬多座水庫。他們還不打算住手，還準備在漢水上再建16座，在長江正源雅礱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國的大小江河碎屍萬段，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鄭義的說法並不是無端揣測：原中國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涉嫌貪污鉅款而失蹤，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黃萬里的意見與決策者意見相左，擋了他們的權路、財路，有關的研究課題也就與他無關，他得不到任何有關數據，只能是當局公布什麼，他才了解什麼。在與對方的論戰中，他的論據都是靠當年在川江工作時的觀測數據進行推算。

　　1988年長江大洪水後，身患絕症的黃萬里申請講課。他特地穿上白西服以示鄭重。這是他的教學生涯中最後一次講課。

　　着名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寫過三峽，他在請教一些專家時，“他們都說黃萬里在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並沒有進入三峽的論證小組”。這位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託付給長江的水利專家，如今只能在邊緣、在局外焦灼地關切長江的命運。

　　李銳在寫給領導人的信中披露，黃萬里同他談到這樣一個細節：“錢正英春節曾來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黃的親戚），可是就是不讓我參加三峽論證。”

　　黃萬里回憶：在三峽大壩開工前，寫了三封信。大壩開工後，又寫了三封信──給上面一共寫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卻沒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給美國總統寫信，“我十天內便收到克林頓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見，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罷，但黃萬里卻鍥而不捨。他不僅接着寫，還向監察部去申訴，對決策者拒不答覆人民來信，他要討個說法──雖然他得到的，還是不答覆！他還一度訴諸法律。為了他摯愛的人民，他將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還惦記長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寫下的詩句：有策犯鱗何足忌，垂危獻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學生談過：“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李銳在信中回憶黃萬里甚至激憤地對他說：“如果三峽修成後出了問題，在白帝城山頭上建個廟，如岳王廟前跪三個人，中間一女（錢正英），兩邊各一男（張光斗、李鵬）”！

　　無人出版他的着作

　　黃萬里畢生的學術着作一直束之高閣。20世紀90年代，他自費印了論文集《水經論叢》和詩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定價、沒有發行單位的“四無出版物”，在親友中散發。清華大學有一個龐大的出版社，但黃萬里沒有資格在那裡出書。2001年黃萬里90歲壽辰前，經領導開恩默許，清華水利系的老師們從各自課題費中湊了錢，為黃萬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黃萬里文集》，這是一本16開本、360多頁的大書，只印了不足500 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2001年8月18日，家人為黃萬里慶賀九十大壽。九天之後，黃萬里去世。（黃肖路提供）

　　在他時昏時醒的彌留期間，他的兩名畢業於1958年的得意門生沈英、賴敏兒夫婦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與他們再次談起治江之事，說着說着，竟流出眼淚，哭了起來。即使在逆境中，學生們也沒見老師這樣傷心地哭過！沈英夫婦怕他激動，起身告辭，黃萬里堅持把他們送到了門口，覺得話沒說完，遂索紙筆寫道：

　　萬里老朽手所書

　　敏兒、沈英，夫愛妻姝：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

　　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里遺囑

　　2001-8-8

　　這也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的話。

　　一貫主張疏導的黃萬里，為何提出“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對如何攔得嚴密還想得那麼細？記者讀到此，百思不解。後來讀到鄭義的文章，才恍然大悟：“三峽鉅禍已經鑄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補救之策。臨終之際，他仍然不忍以災難證明自己的正確，而欲以‘鋼板鋼樁’來攔堵三峽大壩必將經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與黃萬里相對照的，是三峽工程上最為黨所倚重的專家，中科院與工程院雙院士張光斗。他生病時三峽工程副總管郭樹言去探視，過後將他的談話以“張光斗同志關於三峽工程談話紀錄”文件形式報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張光斗也談到防洪，他說的是：“或許你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一份調查研究……但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

　　黃萬里對黃河三門峽的預言，不幸應驗了。

　　黃萬里對長江三峽的預言，會再次不幸而應驗嗎？尚待時間來證明。這時間將有多久？

　　周岷江回憶道：那時我在重慶，剛參加工作。當時，我聽到了很多說法，特別是三峽大壩是李鵬極力主張的，因為他曾經主政過水電部，有很多部下強烈主張修大壩，這是不言之明的利益集團在作祟。由此我特別關心當時有關三峽大壩的論證問題。我發現，有九成的意見是贊成修三峽大壩，但是他的說法要不是統一的官方口徑（要點是發電和防洪），要不浮躁的溢美之詞（要點是毛主席的詞裡面已經說過修三峽大壩）；有一層的意見是反對修三峽大壩的，這群人以民間學者居多，提出的證據我看了後感覺是很理性的，大致有：生態問題、軍事問題、地質構造問題、財力問題、腐敗問題、移民問題等等。以我一介草民（對三峽大壩是沒有發言權的！）對當時對壘雙方論證的簡單分析都可以得出——三峽大壩永不可修！！！

　　2005年11月江西九江發生地震，馬上就有專家稱三峽工程並非江西九江地震誘因。可見，三峽大壩對有些人來說，很牽動神經地！

黃河清：黃河清是禍不是福！
——紀念黃萬里先生逝世五周年

作者：黃河清

【大紀元8月25日訊】今年8月27日是當代大禹黃萬里逝世五周年忌日，謹撰小文，以為紀念。

鄙名黃河清。總有人問我這是筆名還是真名，總是稱讚這名字取得好，還真沒有誰說過我這名字不好不對的。紐約《多維時報》上高伐林先生的文章卻打破了我這自信自得。請看：“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女士問清多維記者的名字是那三個字後，這位頗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麼還有叫‘砍伐樹林’這麼個名兒的？’也真巧了，前幾天我還碰見一位叫‘黃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麼個名兒……”我引為自豪的名字被不屑於‘可叫那麼個名兒’，我不服氣，窩着一肚子氣。也真是造化弄人，我竟親耳聆教了黃肖路女士的率性與不屑。那是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從西班牙趕赴美國參加劉賓雁八十華誕慶賀會，在普林斯頓的校園裡邂逅黃肖路女士，黃女士指着慶賀會請帖上我的名字“黃河清”，問實了確實是這三個字後，說：“你這名字取錯了，黃河不能清的！”我淡然一笑，以為她的意思是一般意義上的“黃河清不了”的意思，那可是自古至今說爛了的陳穀子和芝麻。

聖人出，黃河清。多難！兩千餘年，只出了個孔夫子，是古今中外公認的聖人。海宴河清。這海能平靜嗎？河清也就遙遙無期了。左宗棠撰聯“高樓不隔中秋月，百年定見黃河清”。至今已近兩個百年了，黃河仍然金濤澎湃、濁流洶湧。不過，希望黃河清，畢竟是人們良好的願望，幾千年來的良好願望，凡我炎黃子孫，從大禹到毛澤東，從柄國者到小民百姓，沒有任何例外！此乃天經地義、天荒地老、天高地厚、天公地道的事啊！

可這竟是錯的！錯的一塌糊塗！錯的天翻地覆！錯的天崩地坼！你能相信嗎？不是黃河不能清——清不了，而是黃河不該清，不應清。你能相信嗎？黃河清了是禍，黃河不清是福！你能相信嗎？誰也不相信！我當然也不相信。所以，雖然在慶賀會上我與黃肖路同坐一桌，黃肖路曼聲細語向我敘說乃父黃萬里的治水韜略，黃河不應清的緣由時，我也只是當聽故事。因為太離譜了，猶如說爸爸是女的、媽媽是男的，雞蛋是方的，煤塊是白的，長江是池塘，黃河是小溪一樣離譜。

那天，黃肖路送了我兩本書：《追尋黃萬里》、《長河孤旅》，後來又給我寄來了《黃萬里文集》的光碟。我在西班牙拜讀了這三本書，不禁仰天長嘆：原來如彼！我相信了黃河不該清，黃河清了是禍不是福的神話。

黃公萬里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對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黃萬里以科學數據證明此名言的悖情悖史：因為，黃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它的泥沙沖造了比長江大一倍的陸地。長江流域面積是黃河的2、3倍，流量是黃河的16、8倍，衝出12、5萬平方公里三角洲，黃河的泥沙衝出了25萬平方公里的華北大平原三角洲。黃河不清，才導致此！正所謂“肯吐瓊漿淤萬頃，千年斯土民踐踏。”華夏自古以來最缺的是平川。因此，“黃河乃是全世界最優的利河，今人把它看作害河，實為我水利學者的恥辱。”

基於對黃河這一最基本的理念，黃萬里竭力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其理論根據是：河水夾帶泥沙是自然規律，不能違背；從水庫流出的清水沖刷力比濁水強大，將更猛烈地沖刷河床，河床必然大片崩塌，清水重新變為濁水。其實際分析是：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泥沙淤積在三門峽以下河道，為什麼要人為地把泥沙攔截在三門峽以上的河道淤積起來呢？其惡果將更烈！因此，黃河清是禍不是福！

“黃河每年將黃土高原上的16億噸泥沙衝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壩一修，泥沙不會再被衝到下游與海里了——可泥沙哪兒去了呢？‘物質不滅定律’，泥沙不會消失，，只不過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攔在水庫里了嗎？一年16億噸，三門峽到底有多大的庫容，能經得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這麼淤積？黃河不能清，違背自然規律非要它清，就一定會導致災難！”（多維記者高伐林語）

黃萬里的這一主張與毛澤東“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的楚襄王之夢當然勢同水火。科學的求實不敵詩人兼君王的浪漫，自然潰不成軍。

黃河三門峽水庫修成後，禍害甚大，六十年代中央多次召開會議，欲作補救，已無濟於事。1972年黃河開始斷流，九十年代每年斷流一百餘天，1997年斷流222天。黃萬里認為三門峽水庫大壩將把下游的洪澇威脅轉移到上游，而清水出庫又將威脅下游的堤防。這一切都不幸而言中了。

現在的黃河，千瘡百孔，慘不忍睹，追根究源，最大的禍端，在於欲斷黃河濁流的三門峽水庫大壩。

歷史證明了，黃河三門峽水庫大壩工程，是世界水庫史上最失敗的一項工程。

事隔三十五年，當政者又要修長江三峽水庫大壩。黃萬里為制止這禍國殃民的工程，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分別六次上書最高決策者趙紫陽、鄧小平、江澤民痛陳利害，如泥牛入海無消息。

“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見《黃萬里文集》）

現在，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了，它的實際禍害也昭明顯著了，以致力主三峽上馬為當政最倚重的水利界工程界權威張光斗對其禍害驚惶失措，哀嚎“或許你們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傳的要低……但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見《三峽探索》張光斗對三峽建委辦公室主任郭樹言談話。）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千錘百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古訓竟在這個關係國計民生的天大事上對中國的當政者毫無作用。究竟是怎麼啦？

除了利益驅使，別無它解！長江三峽工程原先預算 570億，最後花了6000億。（見“戴晴在澳大利亞國際河流年會上的演講”一文。）龐大的水利工程集團是獲利者。流亡美國的作家鄭義說：“不知黃萬里先生知否？──他以自己對江山社稷的忠誠開罪了一個龐大的權勢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團。為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權勢、中飽私囊，這個利益集團反大禹疏導之道而行，大建其壩。半世紀以來，他們建了8萬5千多座各類水庫，竟占了全世界水庫總數的二分之一。在海河流域，他們建了將近2千座水庫。在淮河流域，他們建了5 千3百多座水庫。在長江流域，他們竟然建了4萬多座水庫。他們還不打算住手，還準備在漢水上再建16座，在長江正源雅礱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國的大小江河碎屍萬段，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黃老先生擋了他們的權路、財路，自然只能終生坎坷，腸斷孤旅。”（見鄭義文“遙祭中華之子黃萬里”）

在利益面前，什麼國計民生、子孫萬代，什麼良心道德，全都是狗屎！當然，對於張光斗這樣的人來說，這利益就不僅是金錢，更重要的是一生治河理念和行跡的肯定否定；對於主事者李鵬、江澤民、鄧小平之流來說，則是名聲地位、集團鬥爭的需要，所以才會“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我原以為，高層的大部分並不知情，被蒙在鼓裡，偏聽而已。不料，深入了解、查閱資料後才知道他們在第一時間早就了解了真實情況！

三峽建委辦公室主任郭樹言把與張光斗的談話向副總理吳邦國作了匯報，吳邦國批轉總理朱鎔基，朱鎔基批轉前總理李鵬、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對這樣天大的關係國計民生、子孫萬代的大事就這樣轉圈批文，不了了之！

夫復何言！人性之醜陋，概莫能外！

不聽馬寅初的話，多生了幾個億；不聽梁思誠的話，拆了半座北京城；不聽黃萬里的話，毀了中國的母親河！

五十餘年的中國現代史，沒有成功的英雄。這是當政者摧殘文化、蹂躪人文、毀滅生態的成功。馬寅初、梁思誠、黃萬里三傑都是失敗的英雄。黃萬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態。這是人類賴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續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條件與環境。因而黃萬里失敗的意義也最大。

不聽也罷，整他也罷，一意孤行也罷，禍國殃民也罷，你總不能公開地承認和宣揚我就是要禍國殃民吧，那麼，事實證實了禍國殃民後，你即使嘴裡還是不願承認，還要文過飾非、瞞天過海，心裡總得有點反省吧，行為上總得有點收斂吧！？怎麼就能、就敢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呢？！

我們這個民族怎麼了？！

2001年8月27日，黃萬里辭世，9月4日家屬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李銳（水利部原副部長）去了。李銳事後說：“那天我正在參加水電學會召開的一個會議。我旁邊坐的都是中國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們根本不知道，當代中國最優秀的水利專家的遺體在這一天要告別。我去告別完了，又回來開會，真是感慨無窮！”

我們這個民族怎麼啦！？

當我知道了這一切“原來如彼”後，我對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絕望了。

黃肖路在送給我的一冊雜誌上寫道：“我想如果家父還活着的話，一定會建議您將名字改成‘黃河情’”！黃萬里作為詩人科學家，一生情系江河。我改不改呢？如果黃公夙願得償，黃河長江能按照他的治水方略開始還原，那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一絲希望，否則，照現在這個無恥的樣子繼續墮落下去，任誰也無力回天了。中華民族、炎黃文化、神州生態恐怕要覆滅，我還改什麼名字！

黃萬里是詩人，詩人而科學家，詩人而失敗的英雄，鑄就了黃萬里在我們民族歷史上特殊的不朽。我拜讀黃萬里已公布的全部詩作，正楷恭錄，寄給他的後人黃肖路，以表敬意。且敬集黃公 萬里先生 詩句，妄改一字，成一絕以慰九泉。

千年斯土民踐踏，忍對黃河哭禹功。若教引去人間用，長留青史萬年翁。

再作聯語以追挽這位同宗的獨一無二的失敗的英雄科學家和詩人逝世五周年。

息壤鯀繼後亦惡，竟毀億兆神州既成，家國支離，魚爛陸沉，已近乎潰，非因外敵入侵，應換制度溯本；
疏導禹承先有仁，欲拯萬里華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頹木壞，幾殆乎盡，全系內殘自斗，更須文化究根。

06、4、14初稿，7、4改定於地中海畔

【首發：《北京之春》06年9月號】

黃河清：哭當代大禹黃萬里
——為黃萬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作者：黃河清

【大紀元8月25日訊】今年8月27日是黃萬里先生逝世五周年。

不聽馬寅初的話，多生了幾個億；不聽梁思誠的話，拆了半座北京城；不聽黃萬里的話，毀了中國的母親河！

馬寅初、梁思誠、黃萬里三傑都是失敗的英雄。黃萬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態。這是人類賴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續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條件與環境。因而黃萬里失敗的意義也最大。

值黃萬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際，我作小文“黃河清是禍不是福”，並工楷抄錄黃公已公開發表的古詩寄奉黃公後人以為紀念。得黃公後人黃肖路女士賜教賜寄：遺詩中尚缺乃父1995年作“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一首。余正襟危坐拜讀，同聲一慟，賦此古風。

萬里萬里心對口，愚氓愚氓愚昧久。
北曾造孽三門峽，南又作惡長江頭。
不疏不導總是堵，前車縱覆後車走。
息壤飄渺天未落，且驅民工作芻狗。
忍將江河碎萬段，饕餮吞噬視肥肉。
文物盡淹小矣哉，天功甚偉吹罕有。
百萬背井黃連苦，貪墨殘民欺黔首。
洪水且為我所用，滔天何懼我死後。
袞袞諸公動工慶，慘澹收場山河愁。
廟堂決策毛鄧李，淺鯫迎合張光斗。
三朝元老匹夫皓，專家造孽孽最厚。
哀嚎須瞞水位高，居然期許謊言久。
孽龍施惡仗牙爪，甘為牙爪羞朽休。
岳王墓前跪雙鐵，兩河千載涮四臭。

萬里萬里大禹雄，萬里長空垂天虹。
一人抗疏不惜命，萬馬齊喑獅吼宏。
屢哭黃河三門峽，不幸言中飾詞窮。
奈何向來偉光正，何能認錯循禹功。
再哭又造長江壩，抗疏上書議陳空。
科學分析婆心虔，諫爭堅毅苦口忠。
耄耋豈慮衰儒弱，病危猶作補救夢。
自稱樗散不曉機，只念百姓苦水凶。
絕筆鋼板鋼樁囑，未及一字兒女眾。
如此曠世大禹現，反堵為導逆鱗龍。
御筆欽點入另冊，淺鯫圍剿鳴鼓攻。
或作敵人狠批鬥，或偶妝點政策公。
白衣九十重執教，堪照汗青立蒼穹。
猶剝博士導資格，鯫生無時不疽癰。
豈但制度無人性，更究文化是元兇。
批了一個黃萬里，毀了大地與長空。
值公逝世五周年，我賦長句悼斯翁。
願我十三億國人，識翁悼翁醒沉夢！

黃河清 丙戍年夏月 於地中海畔

再作聯語以追挽這位同宗的獨一無二的失敗的英雄科學家和詩人逝世五周年。

息壤鯀繼後亦惡，竟毀億兆神州既成，家國支離，魚爛陸沉，已近乎潰，非因外敵入侵
，應換制度溯本；
疏導禹承先有仁，欲拯萬里華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頹木壞，幾殆乎盡，全系內殘自斗
，更須文化究根。

溫州 黃河清 丙戍年夏月 敬輓於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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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
黃萬里

生在江頭吞海口， 心憂三峽壩工久。
東來雲氣滿巴蜀， 西仰江流溉畦畝。
衍溢淫浸殖生物1，含泥潤溽灘涂厚。
江南江北侖廩實， 溪溝遍通九州阜。
巨舸遠洋直駛漢， 千噸汽艇萬渝走。
湘資沅澧雲貴川， 坡陡能豐足稱首。
縱遇漏天蛟龍虐， 長堤千里差堪負。
環球巨浸一何多， 獨此優遊世罕有！
三峽谷深流亦豐， 招來造壩建奇功。
攔洪發電兼添航， 詔謂人間第一工。
孰料此江床滿石， 火成鵝卵逐流中。
巫山着意催雲雨， 江水亡情沙石沖。
庫尾落沉渝港塞， 延伸溢岸泛濤洪。
楚王愁看移民苦， 淺鯫爭功脅眾從。
樗散衰儒不曉機， 再三抗疏議陳窮。
但聞猛虎千家哭， 悵望輪台悔詔空。

注釋：1、此系莊周句
1995年3月9日

【首發：香港《開放》06年9月號】(

歷史為何如此相似：從三門峽到三峽

作者：Kennth 整理

【大紀元6月20日訊】黃水在河南省的潼關至孟津，也即陝縣一帶為太行山脈所阻，以巨大的水力，衝出三路山口。後人把這三道激流，自東至西，稱為“人門”“神門”“鬼門”，即三門。而在三門之間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則分別被稱作人、神、鬼三島。 自西漢至民國，黃河一直是航運大河。在黃河弄舟，搏擊於湍急渾濁的黃水中，幾成中華民族與命運搏鬥的象徵。三門峽被歷代行船人視為畏途，黃河水在這裡奔騰咆嘯。沒有人注意狹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堅固的花崗岩，可成為攔河打壩的基礎，直到20世紀。

20世紀是人類以自己的貪婪和膽大妄為向自然界挑戰的開始。水的巨大勢能，惹動一批又一批自以為有了點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門峽在整條黃河上太獨特了，不但有堅固的河床,還可控制92%的流域面積上所產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頻頻提起。

終於，美麗神奇的三門峽，作為黃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萬年之後，終結在淺識而魯莽的人類之手。

三門峽水庫上馬 １９５４年４月，國家計委決定，成立黃河規劃委員會，在蘇聯專家組的指導下，編制黃河流域規劃；中央決定將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委託蘇聯設計。年底，《規劃報告》出台，僅用了８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報告裡，選定三門峽水利樞紐為黃河綜合利用的第一期重點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總庫容３６０億立米；主要任務： ?將黃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為８０００立方米／秒；這樣，黃河洪水的災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黃河下游的洪水威脅自然解除。

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泄清水，實現“黃河清”，使下遊河床不再淤高。

調節黃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萬畝，遠景灌溉７５００萬畝。

裝機９０萬千瓦，年發電量４６億度。

改善下游航運。

結論：巨大的綜合效益（與三十多年後的三峽大壩論證結論相同）。

但是，有兩個嚴重問題是該《規劃報告》難於迴避的：

水庫將淹沒農田２０７萬畝，移民６０萬。

泥沙淤積。雖然預留攔沙庫容１４７億立方米（總庫容的２／５），若不計上游的減沙效益，水庫壽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這個由計算而得出的數目觸目驚心。２５－３０年後，黃河在三門峽處梗阻，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於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把目標集中到“上游減沙”上。只要黃河上游不再來沙，水庫淤積的問題豈不就不再是問題？ 但如何減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給出的藥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會流到黃河裡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關係三門峽工程的能否上馬。然而浪漫家們的“水土保持”是在書面上實現的。在向蘇聯方面方提出的《技術任務書》裡，關於泥沙，中方給出的數據是：到１９６７年，來沙可減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後，可減少１００％。連以豪邁著稱的“蘇聯老大哥”對這種數據都消受不了了。蘇聯專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見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計得低些，是比較審慎的”，然後就象小學生做算術題一樣，筆下一動就將１９６７年來沙改為“減少２０％，５０年後減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從那時算起４０年之後，如果你有機會去陝西、山西的黃土高原看一看，你會看到水土流失有增無減；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魯一帶，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時間裡，大片乾涸的河灘間重濁的黃流在緩緩地爬動──黃河已經變成一條季節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間，斷流１９次。近年則一年就斷數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三門峽工程經全體人大代表舉手一致通過。就像今天的三峽工程給了世界一次震驚一樣，用周恩來總理的話說，“作了那麼一個世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這一片興奮與騷動之中，站出了兩名書生。他們不具黨派背景，也沒有任何政治衝動。他們只是科學家、工程師，是誠實的、肯用功的、對自己的專業和國家有責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當盛年，是著名學府的教授；另一名剛從學校畢業，那時才２５歲。

他們不同意在三門峽建壩，不同意高壩。他們平靜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學術見解，交到掌握著百姓命運的決策人手裡。今天回過頭來看，他們當時對三門峽工程的批評意見，幾乎絲毫不爽的成了這日後多災多難、狼狽不堪的工程之讖語。他們的意見當時沒有人聽；他們學術的與為人的價值，事後也不為身居要位的鑽謀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筆者與他們見面時，不但他們的職位與３０多年前無大差別；他們在自己更深厚的學養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新的呼籲，竟依舊無人理會。

 一位是黃萬里教授，一位是溫善章工程師。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門峽工程完成對黃河的截流！１９６０年６月，壩築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夠攔洪！ 同年９月，實行關閘蓄水攔沙！ 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百姓一批批離開先祖聚居的故鄉。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當壩前水位達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設計高度）的時候，泥沙淤積迅速發展；同時，原來設想得比較簡單樂觀的遷移也遇到了困難，工程實際上已無法按原設想進展。各路英雄爭論不休，拿不出個准主意。然而工程還在繼續。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壩築到了計劃高程３５３米。１０個月後，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萬千瓦機組試運轉，從表面看，工程建設按設計完成。被大壩攔阻的河水靜止下來，泥沙沉到了庫底。沒了泥沙的河水從泄水孔流出，壩外實現了“黃河清”。

報紙照例大報喜。但在三門峽主事的幾位，卻是怎麼也喜不起來的，因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並未解決，在這自蓄水以來一年半的時間裡，十五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里，把潼關河床抬高了４．５米。從秦嶺下來的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本來流得好好的，此時已變成“來水宣瀉不暢”，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浸沒，老百姓只見自己的土地年年減產，不知原因何在──他們的土地實則因為水庫蓄水已鹽鹼化，甚至沼澤化。最糟糕的問題是，河床的“翹尾巴”--即泥沙淤積向上游延伸，己威脅到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電部不得不在鄭州召開會議，將美妙的“黃河清”暫時放在一邊，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由當初定的“攔蓄上游全部來沙”改為“滯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頭，第一台１５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剛剛披紅褂彩地發電不足一個月，便已沒有了用武之地，後來只好被拆遷到湖北的丹江口電站去。

運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轉彎之後，淤積有所減緩，但因泄水底洞底檻高，泄流量還是太小，“翹尾巴”淤積繼續向上游發展，潼關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黃河淤積連鎖反應。受害嚴重的陝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開的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出壩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閘門全部開啟--換句話說，就是讓黃河按照原來沒有大壩的方式流！ 為了申訴自己遭受的災難，陝西地方官繞過以和稀泥著稱的的周恩來，直接到毛澤東那裡“告御狀”。

三門峽改建 只好對原來的工程進行改建。三門峽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壩左岸增建兩條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發電鋼管，以此來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開始實施。讀者若嫌這麼說不夠直觀，不好理解，可這樣想：本來黃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間用“雄偉大壩”給堵上了；２年之後開始出事，４年以後要承受不住，但大壩已經“巍峨聳立”在那兒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開洞的辦法，讓被正面大壩堵住的沙和水，儘量從旁邊的又新開出的隧洞和底下本來用來發電的管子流出去。

這就是“兩洞四管”方案。這一方案的確立，被認為是親自參與改建方案的敬愛的周總理“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然而誰都能看得出，這是一個救急方案，毫無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開工，三年之後完成。此時，水庫的淤積減輕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關以上，所謂“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來分身乏術，只好委託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黃河防汛總指揮劉建勛外加副總理紀登奎，再度在三門峽主持召汗“四省及水電部參加的會議”。

參加會的人都知道，兩洞四管解決不了問題，“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變成了“確保西安，確保下游”。氣魄不那麼雄偉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徑流發電”得到確認。更具體他說，是期求當水位在３１５米時，把水和沙往下排，將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於下游安全還是不安全，此時已無人再提，只要潼關別再“翹”就阿彌陀佛。

這回的措施為：打開原１－８號施工導流底孔（這些孔是黃萬里先生曾經堅決請求保留，以備將來排沙用，而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張光斗按蘇聯設計用混凝上堵上的。每個洞被重新掏開都要花費上千萬元）；同時，將改建過的發電引水鋼管進口降低１３米，變成“低水頭髮電”。這樣一來，原本設計的大功率水輪發電機已派不上用場，只好改用５萬千瓦的小發電機。

第二次改建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開了８個施工導流底孔，當壩前水位為３１５米時，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運用原則變為“蓄清排渾、調水調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邊還有兩條導管的三門峽大壩的泄流排沙能力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

但潼關河床尚未回復到原有高程，比建庫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６０多萬畝，約５萬返庫移民受災，近３萬人無家可歸。如遇特大洪水，庫區還將遭受巨大災害。至於下游的淤積情況，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門峽水庫及運用》中寫道：（改建後），由於這幾年水庫敞泄，小流量時庫水位很低，庫區沖刷後，形成小水帶大沙，加重了下遊河道的淤積。至於三門峽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年，庫容損失一半，曾幾何時掛在嘴上的綜合效蓋：發電，灌溉，航運（維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讀者以為改建後的三門峽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話，又錯了。

以上只是三門峽大壩的建設和改建，還未談到那個最敏感從而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水庫淹沒損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設計時，要淹沒耕地３３３萬畝，遷移９０萬人；後來，１９５８年，周恩來總理遏制住蘇式豪邁，將初期水位運用定為３３５米時，還要淹沒耕地８５．６萬畝，移民３１８９萬人；後來，庫區塌岸發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萬人，實際總數達４０．３８萬人。他們當中，遷往寧夏、甘肅敦煌等偏遠地區的共３９９萬人，由於水土不服，曾多次遷來遷去，現已大部遷回。由關中平原遷往山區旱地、溝壑區的１２１１萬人，也因無法生產而遷回原地。

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帶的幾十萬人，２０多年來毀家遠遷、困苦輾轉。他們為返回家園而進行的鬥爭一直在持續。最終，因為三門峽大壩降低了原來的蓄水高程，他們才得以回到家鄉。可他們原本世代耕種的肥沃土地已被黃河泥沙厚厚地覆蓋。許多地方，已經被軍隊和國營農村捷足先登地占據。他們又不得不開展曠日持久的鬥爭，要求退還他們被占據的土地。

小浪底又上來了 改建後的三門峽，將與沒有修建水庫前的自然情況無大區別。三門峽努力要恢復的，是力求入庫泥沙全部下排，與最早興建三門峽工程初衷--“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轅北轍。

折騰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與財力，又回到了初始點--力爭變成無庫自然情況！ 這時，當年建三門峽時的初衷--改善黃河下遊河道的淤積和防洪靠什麼來實現呢？讀者讀到下面一段活時，不知作何感想：但是，因為黃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脅越來越大，防洪形勢更加險峻綜合效益解決黃河洪水威脅顯得　　更為迫切 有點耳熟，是不是？這和當初論證三門峽上馬的口徑幾乎一模一樣。但這已經不是在說三門峽，而是另一座黃河上的新壩--小浪底。當年三門峽工程沒有做到的，這回又全交給位於三門峽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總庫容１２６５億立方米，也要搞攔沙減淤，據說能對黃河下游減淤２０年左右。黃河上的浪漫派們這回又有新寵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會是什麼呢？ 還有三門峽水庫該怎麼擺？當初把話說得那麼滿。不過這區區小事是難不倒掌握了輿論宣傳工具的當權派的。三門峽工程依舊偉大，因為它顯示了“黃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沒了土地，但由於淤，又造出新地。當然還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來了美麗的白天鵝云云。

三門峽工程的成敗，在中國至今不容許公開切實討論。

不過帳總是需要算的。先讓我們看直接經濟損失：高壩工程低壩運用，這意味著，僅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兩次改建，包括至今還在修補那些磨損的洞和水輪機的費用； ?多淹沒的耕地和毀壞的耕地； ?當時多遷移的３０多萬人和後來返遷的１５萬人； ?水庫運用以來，由於河流自然狀況的改變，庫區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兩岸的防洪設施、鹽鹼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須修建的防護工程； ?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鹽鹼化而導致的減產；在“蓄水攔沙”時期，因下放清水而沖刷了的下游生產堤內的良田； 這些，最保守的估計，不下百億。

再看對環境的破壞： ?由於水庫周圍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鹽鹼化５０多萬畝； ?由於水庫蓄水導致塌岸而損失的耕地； ?毀掉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蹟； 還不必說時間上的失誤：如果將這些人力、物力、財力投到黃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設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訊系統；投入到教育與文化設施；哪怕僅僅投入到黃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樹造林、防護與灌溉，全流域的情況也不至於像今天這樣。

那麼，為什麼呢？究竟什麼使得一大群不能說不愛國、更不能說不具業務專長的中國人跌了這麼大的一個跟頭？

“黃河清”

１９６４年，決定三門峽第一次改建的時候，周恩來的解釋是：看來，１９５８年決定三門峽工程急了點。１９５５年人大報告黃河清把我壓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頭腦發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證地看問題。原因就是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當，關係擺不好。

為什麼會“急”？頭腦為什麼會發熱？“黃河清”這三個字怎麼會造成壓力？為什麼在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上，會“放的位置不恰當，關係擺不好”？到底 是把什麼放得過重，因此要犧牲掉其他呢？ 作為後世的觀察者，我不傾向於將他們這批五十年代的“三門峽迷”與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長江幹流築壩的三峽“大庫迷”們等同，也就是說，我不認為他們也像那些鄧小平時代的人一樣懷有對錢的享用與支配的渴望（我於１９８９年春親眼見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賓館院子裡的該工程籌備組的豪華進口車隊，還有他們在北京為自己蓋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計，工程尚未正式上馬，這類雜項已用去了不下４個億），只說他們在可能達到的技術成就面前太執迷、太浪漫、太簡單。那麼，當時的政府──或者說黨──的決策者們呢，李葆華、鄧子恢、周恩來、劉少奇，還有大救星毛主席，他們圖的是什麼呢？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來說過這麼幾句話： 三門峽工程我們打了無準備的仗。建國後才五、六年就決定興建三門峽工程，當時想要黃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這反覆被提到的“黃河清”，出自自古以來的一句話，知道的人馬上就能跟著念出隨後的那三個字：“聖人出”。

全部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後面三個字上面。

三門峽的上馬，說出來的理由是為了“黃河清”，而沒有說出來的理由就是為了證實“聖人出”。自古誰能讓黃河清？共產黨，偉大領袖毛主席！那麼，誰是聖人不就是清楚了嗎？！不要說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億中國人也還生活在企盼明君的歷史陰影里。在我們這個千年農業古國，治水從來是明君的大業績，不但史不絕書，實在已經鐫刻在每個人的意識里。

“黃河清”既成了一種標誌，為達成這種封神式的祭祀，當時從上到下所懷著的主要驅動力，其實是“聖人出而天下治”那樣一種狂熱虔誠--當然，使用的語言是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人民被聖人作主。而當全國的資源得以以計劃經濟的方式集中調用的時候，種種偉業自然就“無往而不勝了”。

三門峽與三峽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長江上的三峽工程宣布正式開工，距黃河上的三門峽工程開工３７年。這兩項工程有沒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它們之間，有哪些異同呢？它們都是在中國最重要的大河的幹流上； 都是破記錄的、舉世矚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頭都是“下游洪水災害”，都是“一旦發生特大洪水”，將“直接威脅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財產”，都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都具有“巨大的綜合經濟社會效益”，都能發很多電，三門峽當時說“將占全國總發電量的三分之一”，三峽說“將占總量１／１１”； 都能發展航運，三門峽當時說“保證下游航運所需的水量”；三峽說“可使萬噸船隊由武漢直達重慶”；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遷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門峽４１萬，三峽１２０萬； 都要毀掉作為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蹟，三門峽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峽是更早的巴楚文明；都是上游省不獲益，卻實實在在地將受到損害：三門峽是陝西，三峽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學工作者也像陝西人一樣籲請、告誡，直到今天，他們的意見，如陝西當年的意見那樣，在沒有告急之前，當局只虛與委蛇，並無人真正理會；兩個工程所面臨最大同題都是泥沙。三門峽庫尾淤積在西安，三峽在重慶；它們都是省會、工業重鎮。重慶還是“黃金水道”（長江）的咽喉； 如何對付泥沙，兩工程的主持人都誇下海口：三門峽說的是“水土保持”三峽說的是由三門峽工程取得了經驗的“蓄清排渾”水庫運用； 都採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辦法，其失誤在三門峽工程上已經得到證明，但三峽工程還準備推行； 都有過激烈爭論，反對派都是絕對少數，他們的言論部遭到封鎖，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擊；都有頂尖權勢人物的“關心”，這“關心”都是工程推進的動力。三門峽是毛澤東。三峽是鄧小平； 都以獲得了人大的通過而標榜為“人民的決定”──仗聲威並最終逃避責任；三門峽是真正的“全體一致熱烈通過”，三峽是在發動了輿論攻勢並做了手腳的情況下以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獲得通過；都是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撥款支撐，也就是說，無論造成多大災難，從上到下一系列責任主管的個人財產包括官聲官運都不會受到任何損失； 都不見在論證過程中當局委託專家從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這兩項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沒有人對它們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後果作過預估；都是在基本數據甚至運用原則都沒有確定的情況下搶先開工； 都使得撫育民族文化、激發創作熱誠的自然景象永遠失去，三門峽是氣派雄渾的奇偉峭峻，三峽是無可言喻的蒼茫神秘；最後所花的錢都大大超出當初預算，三門峽大約增大了１０倍；三峽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億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億，也已超出好幾倍──而目前不過是剛剛開工，後面不知道還有冒出多少。

還有一個極為偶然的共同點：這兩項工程都面對著一個最堅定的反對者──黃萬里；都有一個反對高壩大庫而主張低壩小庫的堅韌的建議者──溫善章。

對這兩個工程，黃萬里教授都根本反對，認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闡述對三門峽工程的反對意見時，他３５歲；介入三峽爭論，７５歲。他一再請求闡述、討論、辯論，當年主管三門峽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峽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學論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機會，更遑論他充滿了豪情與哀嘆的詩篇──只能在友人之間散發的詩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詩這樣寫：

自古長才難為用，
孔丘汲汲屈原慟。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對黃河哭禹功。

在三門峽工程上，溫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對於三峽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獲人大通過，而且正熱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發點和３７年前一樣單純樸素：減少水庫對耕地的淹沒，減少移民，合理解決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要求。黃萬里對三門峽工程所作的預言，一條接一條成為事實。三峽工程呢？他的預言是：“凡在幹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三峽築壩的結果，礫卵石夾粗沙積在壩前，是一塊都出不去的。”

他反對三峽建壩的根據之一是：長江上游各支流每年沖刷下來的沙石量高達一億噸，三峽建壩後這些沙石都將積存在水壩上，數年之後將導致長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嚴重，影響所及可能有數十萬人，影響的地區遍及四川省面積的四分之一。他提醒當局，對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視。他說：“四川的保路運動誘發了辛亥革命。”

黃萬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長江的梗阻；而溫善章工程師呢？三門峽現在實際已不得不按溫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張的低壩方案運行。三峽工程的結局，又會是怎樣的呢
~~~

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員,阿諛奉承的\"御用文人\",簡直比殺人悍匪,汪洋大盜還要可恨,可殺!!

——原載《新世紀》(

黃河清：我是底層人---信了政府 去了地府

    
     讀盛雪發來“請把人權聖火傳給我！”發言稿，義憤填膺，噴薄而出。 ()

    
    我是底層人，五十九歲，腰已彎，背已駝，眼已花，腿哆嗦；萬歲感恩從小喊，甜言蜜語灌耳朵。我乖，我順，我歌，唱黨大，頌毛親，忠誠不二，起舞婆廣娑。爺是地主士紳，一刀頭落。該，誰叫他剝削壞。爹教書，右派帽戴，充軍萬里，洗腦勞改，屍填溝壑，狗扒鷹啄。弟死唐山，有陪葬廿四萬，野魂不孤，慘了媳婦，懷了遺腹，產子廢墟，力盡氣絕，哀魂飄渺二縷。新世紀，說崛起，更可憐子、孫、兒媳亡汶川，老妻淚哭干，怨老天不長眼，原曾遷移，政府闢謠言，信了政府，去了地府；抱孫屍身，一氣堵，老命嗚呼。
    
    我是底層人，我老實，埋頭拉磨；我相信，黨勝爺婆；我着魔，報紙講，電台播，電視放，領導報告，橫飛唾沫：相信黨，偉大正確光榮，恩德無上，一旦有難，救你在身旁。信了五十九，丟了命七口。天天天！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看不見人，你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齋念佛的活活餓煞。裝神弄鬼的是佛爺菩薩，騙你害你的要感恩戴德他！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我是底層人，我找不到黨論理，我也論不過；我恨報紙電視廣播，這些台上唱戲的婆娘帥哥，把我哄得好苦，把我害得絕戶。現在死了毛澤東，貪了共產黨，又換了個相信政府、配合政府。我操你三代祖宗，咋不耍點新球，騙我要到甚盡頭？不喊萬歲，罵你個唱戲的解氣，揎拳捋袖，打你個男旦粉骷髏，給看那政府猴！我是底層人，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淚獨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絕子絕孫孤老頭？我不負黨兮黨何待我如草芥貓狗？我不負政府兮政府何要繼續騙我耍戲猴？我不負唱戲婆娘帥哥兮男旦何續幫着賣我分羹數錢不害羞？
    
    我是底層人，絕處看見人權聖火燃，瀕死撈着稻草手不頒。請把人權聖火傳，再孬再壞死了七口也能暖我心頭寒！我要人權，我要火傳，我要試試看，不再聽戲子、信男旦，活一回自己，說一會真話。以前活着吃完拉，太害怕，黨正經威嚴，唱戲的嘻哈盡夸，壞了腦子，啞了嘴巴。人權聖火暖心。活一回自己，舉一回火把。請傳給我人權聖火！請傳給我！可着喉嚨高歌，冤死的爺娘手足兒孫老婆，人權聖火，人權聖火，照亮我，自己活！請傳給我！
    
    
    2008、5、19急就 [博訊來稿] (博訊 boxun.com)

朱健國：專家曾3次明確預報汶川地震但遭壓制——中國地球物理學會顧問陳一文再斥中國地震局說謊

文章摘要: 陳一文通過電話用英語回答：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06年三年來，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就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曾經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三次中期預測，特別是 2008年5月3日，陳一文親手又向中國地震局發了一份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的預報。據陳一文所知，還有其他人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預測。… … 因此，中國地震局的領導們現在稱也從來沒有收到任何預報，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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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5/21/2008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顧問陳一文是孫中山的秘書陳友仁之孫

“汶川5、12大地震”到底事前有沒有人預報？中國地震局負責人近日對媒體的說法是，既不可能，也從來沒有收到任何預報。但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見圖）則怒斥中國地震局此言為謊言，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明確說：“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008年5月18日 15時許，陳一文在通過電話向筆者說明有關背景後，又傳來了一段簡明的備忘錄。

5月14日，中央電視台CCTV9頻道英語節目有一個討論“汶川5、12大地震”的嘉賓訪談節目，在有關專家涉及到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巨大傷亡是否有個責任問題時，主持人楊瑞說，我們現在聯線一位權威人物就此發表意見，他是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先生。於是陳一文通過電話用英語回答：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06年三年來，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就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曾經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三次中期預測，特別是 2008年5月3日，陳一文親手又向中國地震局發了一份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的預報。據陳一文所知，還有其他人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強震預測。但是，這些嚴肅科學的預報一再泥牛入海無回音，中國地震局的領導與中國地震預測研究所的所長們從來沒有就預報訪問過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的專家，從來沒有深入了解過他們地震預測的工作。因此，中國地震局的領導們現在稱也從來沒有收到任何預報，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謊言。

儘管當天晚上央視重播這個節目時，因壓力將陳一文上述意見刪除，但是由於當時的節目是實播，陳一文關於“中國地震局對汶川5、12大地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信息已通過央視揭露於全世界！陳一文至今堅持自己的觀點有理有據，符合“科學發展觀”。陳一文補充說，與“汶川5、12大地震”的實際震中相比，他們的預報在經度上只相差一度，基本準確。陳一文歡迎各媒體和網站轉載他的觀點:《陳一文顧問網站》（http: //cheniwan.sea3000.net）上的《地震預測》專欄與《科學共同體及其規則》專欄中，有他對中國地震局的所作所為有大量評論與附錄。

專家曾3次明確預報汶川地震但遭壓制

據悉，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擁有曾準確預報了唐山大地震的一批著名專家，如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慶國教授、黃相寧副研究員、徐道一研究員、徐好民研究員、張網厚研究員、強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員、錢復業研究員、趙玉林研究員和地震預測專家孫威等。

陳一文困惑的是，他不僅是個有一定知名度的專家，而且出身名門，乃孫中山的秘書陳友仁之孫，周恩來、宋慶齡、康克清當年或給他親筆寫信，或當面鼓勵他積極為建設新中國建言獻策，為什麼今日竟然不能將事關千萬人民生命的地震預報上達主管部門？陳一文雖然屬於英籍猶太人（母親為猶太人，亦可稱英籍猶太人，猶太人以母親血緣為準），但對中國感情深厚——祖父陳友仁既是孫中山先生親密的外事秘書、顧問，也是傑出的愛國外交家，曾於1926-1927年擔任廣州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927年曾與毛澤東、宋慶齡等人在漢口舉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時合影；他雖然1942年出生於英國，1950 年因父親陳依范（英籍新聞工作者、1938年與1946年訪問過延安，1947年協助新華社創辦倫敦分社）應邀來中國幫助新華社開展對外宣傳工作，隨父從英國倫敦定居北京；1968年畢業於北京機械學院後，在原一機部撫順挖掘機廠從事生產勞動、技術革新工作、技術情報研究工作；1979調回北京安排在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擔任全國青聯一機部系統特邀委員；1981年至2000年，擔任〔美國〕嘉利華公司駐北京聯絡處首席代表，後為北京市凱利華信息諮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自1990年以來開始跟蹤調查研究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自主創新科技成果的發展及其遭遇的困難與阻力， 2002年被聘為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2004年又被聘為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現為義務扶持中國被壓制的科學新技術發明者的社會活動家和科技先鋒思想探索家。

熟悉陳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說，陳一文先生近二十年來致力於地震預報研究，發表多篇關於中國科技創新發展、能源與環境、大氣污染、強子力學等問題的重要論文，在海內外產生積極反響，特別是其2004年以來多次被權威報刊文庫轉載的《中國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高速健康發展呼喚向傳統科學技術基本理論提出挑戰的科技創新成果》、《中國必須走世界任何國家從未走過的新型能源環境發展道路！》等論文的核心觀點，深受科技界關注。

民間業餘地震預報研究者孫威被壓制

陳一文指出，民間業餘地震研究專家孫威，數次準確預測地震，遭專業的人士和機構壓制。

1、向地震部門預報四川的松潘~平武7.2級地震被壓制。1976年8月16日22點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區發生了7.2級地震。孫威在在8月14日就斷定兩三天之內會發生7級左右的地震，用電話向包頭市地震辦和包鋼地震辦預報了，結果未被採納。

2、向地震部門預報寧夏的巴音木仁地區6.2級地震被壓制。1976年的9月22日8時，孫威和觀測點同事一起乘火車從包頭趕到呼和浩特市向內蒙自治區地震辦汪丹主任預報：1976年的9月23日，包頭東部偏南200~500公里範圍內，可能發生5.5~6.0級地震，震中列度約為8度。此預報從 1976 年的9月3日就向包頭有關部門預報了，但一直不被採納。結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時07分3.8秒，在寧夏的巴音木仁地區，真的發生了6.2級地震，震中列度約為8度。

3、在地震局會議上預報天津寧河發生6.9級地震被壓制。1976年10月21日，孫威在赴京向國家地震局預報新震情報受阻後，給國務院寫了一封預報地震的信：黨中央、國務院、華國鋒主席，從我們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得到的觀測資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華北地區還有可能發生破壞性強震，望能予以重視。六天后的10月27日，孫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會上代表和在京直屬單位地震觀測點負責人的匯報會上，準確預報：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內，中國可能發生兩次7級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區，天津鋼廠要做好防震準備。

1976年10月30日，國家地震局劉英勇、衛一清等局級領導在木犀地河邊木板棚召開“京津唐地區震情分析會商會”，孫威在會上再次預報上述震情。但是會議結束時，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負責人否定了孫威的再次預報，宣布上報國務院的“會議記要”是：京津唐地區今冬明春沒有大於6級地震，京東南天津、寶坻一帶沒有大於5級地震。然而事實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點 04分，四川鹽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帶發生了6.9級地震；11月15日 21點53 分，天津寧河發生6.9級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紡廠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難！老百姓氣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還對老百姓保密，一氣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還把砸壞的牌子倒掛在原地示眾。

更可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後，國家地震局沒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預報過這次地震的痕跡，此次，國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級和公眾隱藏了許多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曾準確預報過這次地震的資料。

據陳一文了解，地震局某些漏報地震致災後，或者地震系統內部堅持“地震當代能夠預測”的地震預測專家或民間地震預測專家提出了正確的預測而且被發生的地震所證實後，地震局至少數次向公眾隱瞞真實的情況，目的是使國家地震局“地震當代無法預測”的謬論能夠維持下去。

4、國家地震局曾肯定孫威研製發明的地震前兆監測儀器的先進性，後卻因私利而拒絕推廣應用。1977年2月16日，國家地震局下達005號文件稱 ∶“今年一月我局在山東省濟寧市召開土地電、土地應力測報地震經驗交流會，在這次會上包鋼設計院地震組介紹了地應力測報地震的經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會議建議建議在重點地震監視區擴大試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為此組建試驗小組，並邀你單位孫威同志參加此項工作……。”

1977年3月28日，國家地震局下達052號文件進一步稱∶“今年一月我局在山東省濟寧市召開土地電、土地應力測報地震經驗交流會。會議認為包鋼設計院研製的簡易地應力儀通過前階段實踐有預報大震臨震的苗頭，有必要選擇一些重點地區〔京津唐渤張、蘇魯皖、冀蒙晉交界地區〕進行觀測試驗。……試驗費用……，由局群測群防經費中開支。”並明確規定，籌建29個試驗點，以國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項。

在書稿中，孫威強調指出∶“這是對我發明的‘包頭應力’的肯定，是對我們1976年多次成功預報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國家地震局在人事變動後，突然將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群測群防”地震防範方針視為“文革遺產”，內幕卻因一些主流權威認為鼓勵“群測群防”會給漏報震情的國家地震局帶來問責之災甚至有致命威脅，於是製造由頭將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國地震群測點全部砍殺和“清理”，致使被實踐證明確實“有預報大震臨震的苗頭”的孫威地震預測儀器“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因包頭鋼鐵設計院地震觀測點屬於“群測點”被砍掉，海內外尊重的中國最傑出的民間地震預測專家孫威“下崗”待業，失去地震前兆監測試驗點17年。直到1995年，遼寧省地震局兩位尊重孫威的地震預測專家升任有關職務，有權請孫威到遼寧合作繼續“孫氏地震預測法”試驗，“孫氏地震預測法”才重獲為民為國分憂的機遇。後來孫威得以在北京電業中學再建群測點，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請孫威作為“客座教授”與長期合作共同實驗研究探索孫威儀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機制。

孫威還將“群測點”建到美國，在加州建了多個地震前兆監測點。

近年來新的科學實踐證明，孫威的儀器能夠在不同大陸〔亞洲與美洲〕、不同地質條件下的不同地區不斷重複對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他的儀器 1975~1978 年期間已經多次抓住過的“確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預測”專家們承認他們始終未能抓住的可以用來預測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 12時10分遼寧省岫巖5.6級地震；2000年1月12日7時遼寧省岫巖（偏嶺）5.1級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時09分21.6秒美國5.0 級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時56分43.2秒內蒙古巴林5.9級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時53分45.0秒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5.9級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時58分55.2秒印尼蘇門答臘西北近海6.7級地震等。

三十年來，國家地震局一直對國內堅持“當代能夠實現地震預測”的所有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進行排斥與壓制。陳一文先生舉出20多個採用不同儀器、技術、方法實踐檢驗證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預測專家。他們中的代表隊人物張鐵錚、沉宗丕、李均之教授、鄭聯達教授、呂大炯研究員〔旅美華人〕、壽仲浩〔旅美中國人〕、韓延本研究員、任振球研究員、孫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員、楊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劉承昌、李階法、高發金、郭寶昌，王斌、馬未宇等。不僅如此，國家地震局系統內所有堅持“當代能夠實現地震預測”具有創新精神的專家也都一再受到打擊與冷遇。地震局系統堅持“當代能夠實現地震預測”的代表人物包括：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慶國教授、黃相寧副研究員、徐道一研究員、徐好民研究員、張網厚研究員、強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員、錢復業研究員、趙玉林研究員等。

為何孫威等許多民間業餘地震預測一再勝過了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

陳一文認為，從1966年邢臺地震中總結出了“小震鬧，大震到”經驗對震前有前震的許多地震的預測來講是成功的經驗。但是，遼寧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預報了 1975年2月14日遼寧海城至營口7.3級地震後，國家地震局某些權威人士誤認為它是預測一切地震的經典模式。但地震的發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發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沒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雖然唐山地區許多群測點利用自己研製開發的“土儀器”監測記錄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張鐵錚、孫威等不少民間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根據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報告自己的預測意見，皆因為不符合“小震鬧，大震到”模式，也不符合國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預報負責人梅世榮等人當時堅持認為華北不再有強震的判斷以及因而受到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劇發生之後，國家地震局梅世榮等權威一方面上騙中央，謊稱唐山大地震前毫無前兆，因而無法預測，拒不檢查自己背離“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群測群防”地震工作方針的嚴重錯誤所造成的不可原諒的後果，幾十年來卻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預測是近幾代人也無法克服的世界性難題”陳詞，蒙哄公眾。

其實，1976-1978年期間，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專家的預測一再勝過國家地震局專業權威的地震預測，首先是因為他們研究開發的“土儀器”優於國家地震局專業隊伍的“洋儀器”：“洋儀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 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夠監測到可以作為地震預測可靠依據的地震前兆信號，因而聲稱“沒有前兆”，而孫威等許多群測點開發的高靈敏度儀器卻能夠監測記錄到專業“洋儀器”根本監測不到的確定性的地震前兆，並且非常清楚，可作為地震預測的可靠依據。

此外，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專家的監測方法先進~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當時對許多地球物理信號採取的是“一天定時記錄幾個數據”的時點觀察法，而孫威等某些群測點的監測記錄方法更為先進~採用每天24小時不間斷連續記錄。遠遠勝過專業“洋儀器”的中國特色自主創新“土儀器”，以及不會遺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緣於孫威等敢於懷疑和挑戰傳統地震成因理論~現行的、傳統的構造地震理論，是以板塊學說為基礎，以觀測斷裂帶活動為目標，認為斷裂活動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監測地震活動性為重點，用前震序列及統計規律“以震報震”（小震鬧，大震到）；指導思想是長期觀測地形變，認為地下能量需要很長時間的聚積，應力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使地殼發生形變直到被壓壞，能量突然釋放。有了這種片面的指導思想，就會認為一天只要定時記錄幾個數據就足夠了，用不着連續可視的自動記錄。殊不知這種長時間守株待兔的辦法，丟掉了對地震預測非常重要的許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來，國家地震局儘管把衛星遙感、數字化遙測台網……等最先進的常規技術都用上，還是事倍功半，因為他們沿用的地震孕育觸發基本理論存在着嚴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錯誤……。而且，採用更先進的數字化時，如果方法不得當，就會像國家地震局已經造成的惡果那樣，投資了數千萬元的數字化設備，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卻已經嚴重失真，成為“垃圾信息”。國家地震局如果繼續迷信這些錯誤理論或過時觀念，即使再多引進現代化技術設備，也只會南轅北轍，事與願違。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地震監測先進的國家，半個世紀的研究結果證明了這一點。

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採用的地震前兆監測儀器，大多是根據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預測理論~追蹤前兆信息，循序漸進地逼近“龍頭”~自行新研製的，而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權威們則採用的是進口的或者仿製的傳統地震活動監測儀器。理論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舊，形式雖洋但是實際上相對落後的儀器，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學權威們一再敗陣於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

從1976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二年過去了，孫威等民間業餘地震預測專家繼續遭到國家地震局專業地震預測權威們的排斥與壓制的狀態，竟然毫無改善！當年的壯年小伙孫威而今已成為白髮蒼蒼的古稀老人！孫威的《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書稿，從2005年開始尋求有膽識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國家地震局無形壓力而被重重關口壓制難以問世！

掀起一個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熱潮

鑑於國家地震局今日對公眾監督的打壓，已從早期的只壓制不同意見者擴大到所有支持創新地震預測理論和實踐的網絡媒體，鑑於近期新地震不斷出現，不斷漏報，“汶川5、12大地震”後國家地震局仍然拒絕反思，陳一文對國家地震局的嚴厲批評和對建立科學民主的中國地震預測監督和問責機制的深切呼喚，更顯得切中時弊，極其可貴，得到了國內外眾多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的支持與尊敬。據悉，已經有人認真考慮，要依法狀告國家地震局，提出不作為瀆職行政訴訟，追究其長期壓制地震局系統內以及民間業餘地震專家、逃避公眾合法監督的法律責任。

對於陳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劇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張慶洲先生（着有暢銷書《唐山警示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高度評價道：陳一文對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跟蹤調查研究與社會活動工作的意義不亞於中國地震預測實踐研究者群體的地震預測研究工作本身！

可以說，只有在科學民主的中國地震預測監督和問責機制建立健全之日，“汶川5、12大地震”悲劇才可能終結。唐山大地震的真正悲劇在於三十年拒絕反思地震預報中的思想專制~2006年紀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時，只知歌頌重建唐山的豐功偉績，而毫不反思追究當年對科學預報的殘酷壓制~如果“汶川5、 12大地震”仍然堅持唐山大地震預報中的思想專制，那麼中國人民只有永遠在唐山大地震悲劇之中徹底控制地震之災之時。

能否通過“汶川5、12大地震”的驚醒，迅速掀起一個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熱潮，將地震預測中的專制者一併追究責任，由此追究“汶川5、12大地震”的壓制科學預報的專制者？如是，中國人民可能會少受一點天災人禍！

朱健國

2008年5月18日於旅途

（轉自博訊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