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追日的三大步

——紀念王若望誕辰九十周年

武振榮·韓國

夸父追日的故事是我們民族很古老的傳說，傳說中的夸父，為了捉住太陽，使它聽人的話，不要肆意地讓炙熱之火烤焦大地，開始了偉大的追逐太陽行動……太陽在空中飛快地轉，夸父在地上疾風一樣地追，不停地追呀追……。太陽是一個熾熱體，追逐它的人之最大痛苦就是要忍耐極度口渴，途中，他喝乾了黃河的水，不解渴，又喝乾了渭河的水，還是饑渴難忍，於是，就附下身去喝大澤的水，但終因過度勞累和饑渴，死在了澤邊……。一個民族的傳說故事如果永不衰竭的話，那麼它一定隱藏着一種普遍的人類價值，夸父追日故事就是如此。故事中的夸父行為之價值不在於它是否“追”上了太陽，而是對太陽的“追”……急劇地追，不停地追，不斷地追，賠上性命的“追”……。

如果說從上一個世紀以來，我們中華民族追求民主的行為可以用夸父追日的故事來比擬的話，那麼，到今天為止，民主（如同“日”）還沒有被我們“追”上，以至於許多“追”它的人像夸父那樣的倒下了，其行為就值得我們永遠地懷念和永遠的尊敬。又如果認為，在

我們民族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大體上形成了三個可以區別開來的階段的話，那麼有一個人——王若望先生——走了三大步。就這個意義看，趙南在《致若望先生》的文章中，把王若望叫“天下第一人”（見《王若望紀念館》文章）就是一個很中肯的評論，一點也不過分。

就今天中國人所遭受的專制主義統治現狀而言，我們可以把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實行專政的歷史分三個階段：造成中國共產黨專政的“延安時代”和共產黨實行專政的“前毛澤東時代”（1949-1978）以及“後毛澤東時代”（1978-2008）。在這不同的三個階段中，如果說也自始至終的存在着人民反對共產黨專制主義歷史的話，那麼，我以為，中國人民的歷史也因此可以接受三個階段的解讀；也就是說，從共產黨專政權力形成的那一天起，反對它的人就一直存在着。一條民主的線索事實上貫穿在1935-2008年的這個長時間之中，此間，人民雖然沒有拿到民主，但是追求民主的行為正好可以用夸父追日的故事敘述。

正因為是這樣，追求真理的過程就和歷史的過程吻合了，因此我們說王若望老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就一定要把他為追求中國民主的行為放到他生活過的歷史中去看，這樣才可以發現他個人身上價值的閃光。民主——僅當它在還沒有變成為政治制度時，人類追求民主的一個深層的哲學意義也可以包含在夸父追日的故事之中，夸父死在了“追日”的路上，沒有最後地“追”上“日”的圖像包括下述內容：任何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都不能夠一下子地“捉住”真理，某些自以為自己“捉住”了真理，因此而想歇腳的或者企圖阻止別人追求的人都不配做夸父；因為被人類追求的真理在這裡存在着一個於特定時間上有可能轉變為謬誤的結局，所以，它要求追求它的人應該像夸父那樣永遠地追……；而永遠追的意義，不是鼓勵人們做無謂的事情，而是鼓勵人們持續做事的行為。進而言之，民主的這一樁事業之於人類來講是做不盡的，做完了一件，就應該準備做另外的一件。

如果要我們對王若望先生做一種蓋棺定論的評價，那麼，他就是不止是一個勇敢追求民主的人，而是一個不停地追，永遠地追，賠上命地追的“夸父”式人物。民主在他的心目沒有停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毛澤東思想上，也沒有停到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大鳴大放運動”上，更沒有停止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上。他的行為告訴人們，民主沒有被追上，任何以為民主已經被追上了的人，都是騙子。所以，這種“夸父精神”驅使他不停地追求民主。他沒有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上看好像是獲得了真理外觀的東西上面停足，而是透過現象發現了更為本質的真理，於是，他或者冒着被殺頭的危險去追求它，或者拒絕了高官厚祿的誘惑去尋找它，因此，在他前進的道路上，雖然他和別人一樣的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落腳點”，但是，他沒有“落腳”，用他個人的話講：“我敢言敢闖，敢哭敢笑，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人，反而成了‘一次死不成，拼死吃河豚’的持不同政見者。所謂‘橫豎橫’的性格大概就是這樣形成的。”（引自《王若望紀念館》網站文章）。

1937年，年輕的王若望先生在走出了國民黨監獄後，毅然決然奔赴延安，這樣的行為和當時的國民黨占領區的許多青年的行為是一樣的，都是因對於國民黨的不滿而產生了對共產黨的希望；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到了延安之後，發現被稱之為“民主”的地方的人和事卻是不民主的，所以，當其他的青年們紛紛向剛剛走紅了毛澤東思想獻媚時，他卻和王實味一樣對之以白眼。因此，他這麼一個熱血青年很快的在“延安整風”“審幹”中變成了“嫌疑分子”就一點也不奇怪。隨着“整風”的“擴大化”，那時身在山東省根據地工作的他，被定性為“山東的王實味”，若不是羅榮桓、劉居英出面相救，他就有可能被“鋤奸部砍下腦袋”（《王若望紀念館》）。也就是在這個時刻，青年王若望的思想開始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他對於民主的思考事實上試圖超越毛澤東思想。如果說這是王若望在延安邁開追求民主的第一步的話，而這一步，又沒有停止在“毛澤東思想”上面，其行為就難能可貴了。他表白：“我敬仰的領導不是毛澤東或周恩來之輩”，言下之意：我是為追求民主來延安的，我敬仰民主！

人的可貴之處是人有追求，因此夸父追日故事中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熊”（大禹的故事）和“狼”（羅馬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提示，但是，人類在追求中，被所追求的事物的外表迷惑，或者變成了自己追求着的事物的奴隸，就是大多數人所犯之錯誤。在這個意義上，王若望是一個例外，他沒有被事物的外表迷惑，也沒有變成為他追求中的真理的奴隸，因此，他的行為之寶貴，我們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

在前毛澤東時代，王若望已經進入了共產黨社會的“領導層人物”的圈子了，按照專制制度的慣例，他也是應該參與政治分肥的人了，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以自己的文學天才，拿起了“安”着“良心”的筆桿子，寫作出了“步步設防”、“一板之隔”、“釋落後分子”等著名文章，在毛澤東的“大鳴大放”的鼓動下，說出了普通人想說而又說不出的真心話；雖然這些話，在事後看來或者今天看，根本算不上“反黨言論”，但是共產黨社會中的“反擊右傾、反擊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卻把他打成為“反黨分子”。這一下，他很慘，帶上右派帽子，開除黨藉和公職，罰往農村勞改。第一個妻子同受迫害而死（《王若望紀念館》）。

對於1957中國的政治形勢，我們借用卡夫卡的話說：“一切都掛着錯誤的旗幟航行，沒有一個字名副其實”（引自《誤入的世界》）。就事情的原委看，是共產黨、毛澤東提倡人講話，“大鳴大放運動”鼓勵人講話。毛澤東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共產黨的大員們也紛紛下到各城市去“煽風點火”，好像是要執意造成一個“民主”的風氣。可是呢？人家說了幾句話，就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變成了“專制”的對象，不就是非常荒謬嗎？就這個意思理解王若望在“一板之隔”的文章中所說的“鬼打牆”現象，我們對此就可能產生深刻的理解：1956年共產黨提倡的“大鳴大放”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的，但是，只過了一年，在1957年，人們就“遇到一種神秘的可怕的‘鬼打牆’…… 這道牆是用一種特別的材料造的，有時候看不見摸不到；有時候壁壘森嚴，寒氣逼人；有時候拆去一道牆，又出現了一道牆，大有走進紫禁城的感覺。其所用材料，既非磚石，又非水泥，而是屬於意識方面的產品，如唯我獨尊，盛氣凌人，相互猜疑，心照不宣之類。”（引自《王若望紀念館》的“王若望文集”）。這裡，如果我們用當時專制分子的話說，共產黨的江山是“銅牆鐵壁”，那麼王若望用文學的方式把它描述成“鬼打牆”就表現出了一種超人的智慧和高屋建瓴的才能。

如果說青年王若望奔赴延安時，就抱着一個追求民主的熱望的話，那麼，到 1957年，他人在中年時期，竟因為自己一項言論就引來了在政治上身敗名裂的可怕後果，把這一段可怕的遭遇放到我們民族追求民主受到極大挫折的大背景中去解讀，失敗的就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我們的民族。失敗沒有壓倒王若望，他在失敗中思考、寫作，更加堅定了追求民主的決心、信念，亦增加了他的智慧，為他日後在中國自由化偉大運動中東山再起創造了條件。此時的他，對於自己青年時候就追求的“共產主義事業”做出了“自己給自己挖掘墳墓”（馬克思語）的明確無誤的判斷。可見，在磨難中，他變化成為大智大勇的人和可以經得起任何痛苦的人。這樣的人，就不再是共產黨的人了，也不再是社會主義的人了，而是一個大寫的人，一個脫離了“主義”塑造的“獨特的個體——原版正裝，絕非複製”的人（薩拉《克服內心的掙扎》）。

議論至此，我可以做這樣的小結：當王若望的許多同輩、同事在把理論上的共產主義和事實上的專制主義混淆在一起的時候，他卻把它們區別開來了，中國民主運動所需要的“新腦袋”也就不得不思考新問題了。庶幾，就在他被“罰往農村勞改”時，那些沒有本着良心講話的人，或者昧着良心講話的人，正在彈冠相慶的事情就把同一個社會裡的人物們給清楚地分類了。“當民主自由在被削減時，崇尚規則的官場主張如果你服從團體或政黨的命令，你沒有什麼事情需要擔心，不必憂慮陳詞濫調對你構成威脅，但唯獨沒有給出削減民主自由的正當理由”（斯圖加特·沃爾頓《人性：情緒的歷史》）。1957年的情況就是這樣，你說陳詞濫調是沒有“威脅”的，“威脅”來自於你要討論“民主自由被削減的正當理由”。

僅就1957年的情況看問題，和王若望具有同樣經歷、同樣遭遇的人也不在少數，所以，造成他人格之偉大的地方還在於他追求民主的行為一直持續地走到了21世紀。這樣跨世紀的民主運動就產生了如王若望這樣的為數極少的跨世紀人物。就這個意義去思考問題，夸父追日故事給我們的啟發就很豐富了。就今天人類知識對於民主的解讀而言，人類追求民主的行為就是一 幅夸父追日的圖像：民主好比是“日” ，只有在人類不斷的“追”的過程中，它才存在。民主的存在絕不是如北京天安門城樓那樣的存在物，它是一種動態的東西，如果你認為它可以是一個最終被人“捉”住的東西，那麼，民主就遠離了你。別說在我們專制的中國，人們要追求民主，就是在民主的國家和社會裡，民主也只有存在於人們對它的不懈追求之中啊！

可不是嗎？1968年，當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在中國如日中天時，王若望起而批評之，於是，他坐了4年牢。1978年，他被平反，這樣一來，在鄧小平專政時候，他沒有因為此而對鄧小平感恩戴德，也沒有去吃“改革開放的香餑餑”，相反，他因為自己的特殊遭遇提出了對於共產黨政治的全面批評和批判，以自己的特殊的身份和經歷在中國造成了特殊的影響，所以到鄧小平點名批判他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全國自由化運動的一面偉大旗幟了，譽滿海內外。那時，我在陝西省軍區服役，王若望的大名如雷貫耳，在我生活的那個小圈子內，我們都為王若望驕傲，每逢聚會，都少不了談論“王若望問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無奈地說：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為什麼我們一批，他們倒香了呢？

真實情況是：在毛活着的時候，因批評毛而坐牢的王若望，在鄧小平“翻案”後沒有去邀功請賞，而是把追求民主的行為繼續到了鄧小平專政時期。這樣，他作為一個人物，在要求民主方面，即批了毛，又批了鄧，成為中國社會上真正的出毛去鄧的人了！

在1989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作為社會名流人物，他身披“鐵石心腸，可悲可嘆，救國救民，先救學生” 肩帶，走在了遊行示威隊列的最前面，其形象是何等高大啊！今天89運動雖然過去了19載，但是這一幅圖畫和王維林擋坦克一樣，已經變成了偉大運動的圖騰，永遠留給後人觀瞻。

在王若望九十誕辰的2008年，黃河清先生主張編輯一組紀念王老的文章，我認為是做了一番很有意義的工作。如果說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它的淵源在今天為止並沒有被我們中國民運人士成功地整理為有形的東西的話，那麼，王若望先生的一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有價值的民運人士的歷史，藉着對此的研究和理解，那麼，我以為整理出我們民族、我們國家追求民主的完整歷史就是可以期待的事情了。

一個人的歷史若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這個民族、國家的經歷又因為現代化過程出現了“斷裂，不穩定和緊張”，耽誤了“整合”那麼，一個人用自己的生命書寫出來的他之歷史的價值就不僅僅是個人的了，它事實上是縮寫着的民族、國家的歷史！王若望先生是民運老前輩，他是真正懂得民主精髓的人，他的思想和他的追求永遠是“新”的，因此，他給後人的留言是：“新時代、新人物、新發現、新文化、新科學、新技術、新奇蹟、新奉獻！”這樣的遺言和精神，是我們今天的民運人士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力量淵源。

就王若望整個一生看，他青年投身追求民主的事業，在民主事業受挫的全過程中，他因為反對專制黨和反對獨裁領袖，多次入獄，最後流亡出國，客死異國他鄉——的確是一幕悲劇，但是如何理解這一幕悲劇的價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得好：“人不是因其缺點，而是因其優點被拖入更大悲劇之中的”。思考這些話意，我在寫作本篇短文時，內心的惆悵和憂愁就難以言說，特別在看到今天中國大陸現狀如此壓抑和冷漠時，更是如此。

文章的末了，我想藉此機會對王若望先生遺孀羊子女士說一句話，在王若望先生仙逝後，她建立了《王若望紀念館》是做了一樁值得人們稱讚的事情。民主若是說對於人類有褒獎的話，那麼所有為民主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的人永遠被後人紀念，就是天經地義的。

王若望精神永垂不朽！

《王若望紀念館》網址：http://www.wangruowang.org

2008-6-16於韓國首爾市

    【原載：自由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