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留下歷史

2008年月11月5日

目      錄

、不能等、不能急只有促  ——關於中國改革前途問題     謝  韜改革需要提倡說真話和反對奴才思想                     李國良歷史將宣判右派無罪！                            張成覺「57右派」已成為極高的榮譽                        林培瑞我   的右派經歷                      青島大學 物理系 譚天榮  丁酉之劫 -回憶我所經歷的那次“大辯論”           張允若

淚水泡大的女孩讀書札記                              倪艮山

從王實味、右派、周居正、劉賓雁、李銳到王若望、      黃河清

為右派苦難精神孤軍奮戰的林希翎                      鐵  流

學生右派之一“百姓哪分左與右”                      燕遯符

飢餓                                                代惠群

虐待乎？  落實右派政策乎？                          潘中煜

春殤                                                何  必

不能忘卻的幾個右派難友                             陶渭熊一一個老革命的困惑                                    楊  楓

從秋瑾到林昭                                        白  樺

“五七”擋案：王志勇、李遠禹、後永年、

友誼回聲：   楊駿祺、李冰、後永年、高立德、趙維光、姚孔亮等

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     謝韜

——關於中國改革前途問題

作者簡介

謝韜，1921年12月生，四川自貢人。曾在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建國後，歷任中國主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今年二月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掀起社會主義模式辯論。

在改革進程中，方向正確，小步前進，走二三十年也可以，甚至更多時間也可以。老一代都過去了。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會更有智慧與科學，更貼近人民，更了解歷史需要，而在現代化上跨出了一大步。

兩條經驗

中國人早就總結出這樣一個歷史的經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無信不立”，民心與信心是相聯繫的，就像1946年周恩來的總結：人心向共。這四個字說明了問題。另一個經驗是“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暴力可以奪取政權，但很難長久地維持政權。這種大眾的歷史觀、政治觀，儘管很樸素，但卻很深刻、很正確，是我們用以觀察一個政權、一個朝代盛衰、起落、興亡、得失的觀點。

兩個制高點

我們談理論和實踐，有兩個理論的制高點，這兩個制高點，幫助我們觀察這二十幾年來中國的歷史道路，在理論上，可以幫助我們來觀察現實政治的幾個問題。

一、資本主義是否是先進生產力？資本主義還有沒有生命力？

這在大陸曾經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事實上在很多理論與實踐問題上，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攻克這個制高點。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比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生產力的總和還更高的生產力，創造了一個世界市場、一個商品市場、一個工業文明時代。如今它正向一個新的信息文明時代前進。一個社會制度從產生、發展、繁榮、低落、衰敗的滅亡，都有一個歷史過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從中外歷史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存在了上千年。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了四百年，算初期，原始資本積累到資本社會成型、定型、到現在，可能還是中期，等於人到中年。這個階段，還沒有到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發展、必須打破生產關係才能解放生產力的時候。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才能產生的，這包括兩點：一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沒有高度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二是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產生，是資本主義成熟的產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生產力上繼承和發展的關係，不是砸爛、徹底破壞的關係。至於政權、社會組織的形式，可以因民族“地域”歷史等原因而有不同的形式，但一定要適合生產力，要依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高度和社會的客觀要求而定。

解決了這個資本主義是否是先進的生產力，是否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理論問題，那麼，很多理不清的問題、很多扯不清的事物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的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他也曾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語中的。中國從來沒有過資本主義社會，哪來資本主義復辟？相反，中國封建專制根深，倒是封建專制借屍還魂，真正復辟。

現代世界的形勢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通過全球化、知識化、民主化的發展，逐漸走出工業經濟的歷史階段，進入信息時代。而中國正走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大體上還得走求得超額利潤的原始資本主義道路。近年中國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帽子戴在明明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頭上，原想遮醜，卻同時把原可梳理、緩解的社會矛盾攪得更亂，把原可借鑑的成功的社會經驗也給遮蔽掉了。這些正說明了，蘇聯也能中國也能，都無法超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殘酷和醜惡。漢文化的語境，本來就給實事求是增加了許多困難，再加上專制的道統和鉗制言論，資本主義是不是先進生產力這個並不複雜的基本問題的答案竟顯得高不可攀，相當地困難了。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走出自己的困境，尋找出路。我認為很多問題都與這個問題相關。

二、政治制度是否做到以人為本？人民是否當家作主，是主人還是奴隸？是否具有主人的權利？

馬克思主義就是人的解放的科學，當然包括解放無產階級及解放全人類的科學。在當前歷史階段，這個觀點的前提就是，我們是否有人民的憲法、是否有憲政，人民的公民權利能否兌現。應當說，民主政治就是公民社會，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與自由，最主要的就是言論、出版、新聞的自由，是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自由與權利。胡錦濤說的對，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有各種形式，但民主的精神實質是具體的，可以體現、可以實施的。民主是“民”為主人，不是“主”民。不是主人得聽僕人的指揮，僕人可以任意打罵主義。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涵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走蘇聯模式的，蘇聯模式有三個壟斷：一是財產的壟斷，二是物，三是真理的壟斷。今天回看中國過去的道路，也是財產的壟斷，也是權力的壟斷，也是真理的壟斷。但現在我們怎樣來概括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涵呢？不知可不可以這樣說：是逐步走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正向一種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過程之中；再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歷史，擁有獨特文化、經濟落後、政治專制的傳統，加上幾十年的折騰，人口十三倔，在如此國情下，走“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點，所有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可以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四個堅定不移，我看是好的口號，其中的思想解放，指從蘇聯模式中解放出來，從陳舊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從封建專制中解放出來。

而改革開放，則是從本質是官有制的公有制改為社會所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從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從官僚專制統治改為憲政、民主、法制的體制改革；從意識形態的專制到民主寬裕，現代科學精神的改革。科學與民主是現代文華的偉大成果，缺一不可的！只有科學，沒有民主不行！

十七大的胡溫新動向

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是一個大綱，吸收國際上對我有用的東西，融會成自己的東西。

從自己的國情出發，這是一篇大文章，要探索、充實、提高。既合乎世界主流，也合中國實際。

只要發揚民主、人民智慧，經過若千年、幾十年形成自己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政策，更適合今後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有各個站口或階段。代表大會就是一個站口。現在到了十七大，以胡溫為代表的站口，情況如何？我認為是基本框架沒變，但有了新的動向：

一、由階級鬥爭為綱，改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

二、改變了理念，認為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公平不再是哪一個階級所有，而是人類社會發展智慧的結晶，具有普世價值。社會主義就建立在這一理念基礎上，經濟繁華、人民幸福、社會和諧、政治清廉的現代化公民社會。

三、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要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

四、提出四個堅定不移的指導原則，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這是新的發展階段所需要的，用這四個堅定不移代替舊的四個堅持，這是黨的自我完善，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五、有條件有控制的開始了黨的民主改革。基層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從基層開始，在實驗、摸經驗。

這說明黨還是在接受教訓，逐漸進步，步子小而慢，小而穩。我們的態度，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

在改革進程中，方向正確，小步前進，走二三十年也可以，甚至更多時間也可以。小步前進，人民能接受，人民是理智和有智慧的。有可能到二十大有一個較大的轉換，即十五至二十年以後，老一代都過去了。新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會更有智慧與科學，更貼近人民，更了解歷史需要，因而能在現代化上跨出了一大步。

改革需要提倡說真話和反對奴才思想

                          李國良

理論創新家謝韜說得好：“歷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課，是最好的公民課，最好的理論棵，是改革開放繼續前進的最好教科書。”上世紀“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記者范長江也是一個歷史人物，研究他的經歷，特別是他從一位愛國民主人士到成為被害的執政黨領導幹部的經歷，可能是一個比較新鮮和現實的課題。

本文作者是名記者范長江的後輩，無緣見過他，但是讀過他的許多遺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訊和他關於新聞工作的理論，從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經歷，包括他的成功史，還有他晚年的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於他持有不同於當時“主流思想”的主張。我力圖明確他一生經歷中的一些教訓，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傑出的知識分子，懷有實現民主政治的抱負，較早具有“兩頭真”的閱歷，晚年他提倡說真話和反對賈桂奴才思想，實質上就是反對專制和反對奴化。在這裡我試着寫下我思考長江經歷的一點體會。

                  長江早年熱心宣揚民主理念

范長江在1935年5月開始擔任《大公報》記者工作，採訪和寫作西北通訊，由於他曾先後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學學習，具有較高的民主政治理論知識和報效社會的雄心壯志，在當年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年代，他在發表的許多通訊中宣揚他的政治見解，受到讀者的歡迎，舉例說：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訊《憶西蒙》中寫道：“人民沒有政權的國家，前途不會是光明的。言論自由，在複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長江1939年入黨以後，結合黨當時的政策揭露國民黨專制統治，發表了更多爭取民主自由的主張；舉例說，1941年9月至11月他在連載文章《祖國十年》中的《中國人民的立場》一文中說過：“人民是國家的主體，這不是新理論，也不是新事實，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來可以說無例外地向這一個民主目標奮鬥。從理論到實踐，各民族都曾流過巨量的血，爭得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孫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義為骨幹。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們才想阻止歷史前進，重新恢復古代專制黑暗的時代。”

長江上述言論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進理念。但是，在中共在建國後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之後，要求輿論一律，更由於長江本人也不免受個人迷信思想的影響，當過馴服的黨政幹部。但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多次極左的政治運動之後，長江恢復了他作為愛國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本色。

              1959年他終於恢復了獨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發言的同一天，長江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時，寫了他紀念鄒韜奮逝世15周年的文章《為真理而鬥爭》，留下了他反思的心裡話：

“我們的時代也有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在各項革命和建設中，永遠有正確和錯誤，先進和落後的鬥爭。永遠需要我們有獻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確和先進方面，推動我們的事業前進。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說的共產主義風格，要反對賈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說真話。

兩年以後的1961年，他終於就他最熟悉的新聞宣傳工作提出了創新的政見，他寫下了題為《記者工作隨想》的長文，開頭一節的題目為“在新問題面前”，宣告“我們必須認清面臨的問題，認真地總結過去的經驗，從中找出一條路子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提出緊密聯繫群眾和不盲從領導的主張

長江接着明確地寫道：“我認為，一個記者的最基本的鍛煉就是群眾觀點的鍛煉。……記者應該活動在群眾中，他是人民群眾中間的一個活動家，了解群眾的動態，思想感情，熟悉群眾的生活和問題，知道什麼是群眾懂的，什麼是不懂的。….…只要我們能在群眾中紮下根，同群眾有着廣泛的聯繫，了解他們的生活和鬥爭，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感情，那麼就可以根據人民群眾的要求和願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針政策，這樣做大致上是不會錯的。就是錯一次，也不要動搖，因為這條路是正確的。”

他還鼓舞我們記者們說：“作新聞記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對頭了，反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與群眾的聯繫也會更密切起來。領導也有糊塗的時候，領導糊塗的時候，群眾是清楚的。如果和群眾有密切聯繫，你就心中有底，不至於像賭錢一樣，跟別人押寶，別人輸了，你也跟着輸了。”

范長江上述的這些話無疑是他對同業的肺腑之言。他說的是：記者啊，千萬站在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先進和正確的思想一邊。

長江後來在“文革”中遭遇到嚴重的迫害，經長期關押，在1970年含冤自殺。我現在體會，他的自殺和“文革”中其他許多公共知識分子自殺一樣，是一種抗議，一種決裂，同“文革”那種錯誤領導的政治局勢決裂。他的死難將會同古代的屈原一樣，受到後人們的尊敬和懷念。可喜的是：早在改革開放開始的年代，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並已被樹為記者學習的模範。

                   長江的反思記錄值得學習和參考

長江在“文革”開始以前就有了那樣勇敢的反思，顯然同他早年繼承五四傳統和信仰民主主義的理論有關；顯然同顧准和張聞天等這些大智者們留下來的遺言一樣，是較早的改革呼聲。改革需要提倡說真話和反對奴才思想。長江的晚年經歷，不僅對當今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的後來人具有啟蒙和教育作用，對其他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們都會是寶貴的啟示和鼓勵。

我過去讀范長江的通訊，知道當年他有隨時思考和記錄的習慣，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堅持；如果晚年還有隨記，肯定會有他更多的反思記錄。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給摯友們寫過說真話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親友，及時把這些有關的筆記和信件都整理出來，供我們大家學習和參考。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馬克思的眾多隨手記錄完成的，那裡就有馬克思晚年的許多新創的論見。

常言道：“眾志成城”，我國蒙受極左災難的眾多覺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將是對當今改革的一種重要的推動。

（作者為93歲的老新聞工作者，“妀正”後曾是一家大報創始人，至今仍每天堅持電腦寫作）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張成覺

《歷 史將宣判我無罪》──這是卡斯特羅當年自我辯護時的題目。時在1953年7月，地點是古巴哈瓦那的法庭。他致力推翻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竟還容許其自辯。 就仿如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權製造國會縱火案後，還容許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自辯一樣。後者甚至於公開審訊後被判無罪。

然而，在毛治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就沒有這樣的事！不僅50年前被定罪的“右派”當時不能自辯，時至今日，仍不讓他們 說話。兩千多年前孔子講過：“禮失求之野”；21世紀的現在，是“理失求之野”。神州大地的無辜“賤民”和自由主義者，哪怕僅僅欲討一個“說法”亦不可 得。只能飄洋過海，不遠萬里地到新大陸去講“理”，這本書便由此而來。

2007年6月29至30日，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國際學術討論會，以“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 運”為題，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近五十名與會者齊集洛杉磯共襄盛舉。他們來自法國`英國`美國東部`西部，加拿大，北京和香港等地，其中有昔日受難者及 其親屬後人，也有著名的專家學者和維權律師。另有幾位不克赴會者提交了書面發言。因此，作者陣容的強盛是此書的首個顯著特點。

另一特點是文章的針對性強，打中當年那場運動的要害。到目前為止，中共當局仍秉持鄧小平80年代初的說法：反右是必 要的，錯在擴大化。多位學者教授，對此予以痛斥。許赤7d英稱反右運動是“當代中國大災難的開端”，大躍進，文革和“六。四”的禍根均深植其中，因為“不講誠 信，好說假話`空話`大話的風氣”正是運動的惡果之一。郭羅基更一針見血地指出：“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 縱的主觀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和一黨專權，按照"黨的領導"制定的憲法，也是不合法的。”“就算是真正的反黨，也不能成為鎮壓的理由。民主社會裡， 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可以反對的。”

資料翔實，條分縷析地理清反右的來龍去脈，使讀者瞭然於心，是本書又一特點。吳國光將中共八大與反右的內在聯繫，揭 示得相當透徹。丁抒駁毛的“陽謀”論，據事論理，使之體無完膚。葉永烈評析右派三大理論稱，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無非是向中共要求一點點政治民主而 已”：“歷史證明了羅隆基關於"平反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正確”：“儲安平的"黨天下"直刺毛澤東的心窩”。方勵之等把1957置於國際風雲下考察，視野廣 闊，發人深省。

多位學者着重將反右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掛鈎，言人之所未言，耐人尋味，此乃該書再一特點。曾被打入另冊的朱 正，就“1957：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這個命題，冷靜客觀地進行了闡述，見解獨到，具很強的說服力。戴晴《從“一邊倒”看毛與民主個人主義者》，回 顧了49年4月底中共攻占南京後，通過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燕大學生與美方的接觸經過，剖析了毛敵視西方文明及其普世價值的狹隘心態。章立凡談“中國民主 黨派的歷史變遷”，使人們較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對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完全是將其作為花瓶，玩弄於股掌之間。而且早在1947年，毛就準備卸磨殺 驢，過橋抽板，一旦坐天下，馬上將這些反蔣盟友棄若敝屐。如果不是斯大林反對的話，49年毛入主中南海之日，就是民主黨派壽終正寢之時。

“從噴泉里出來的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是血。”（魯迅語）一些當年運動的受害者及其親人，講述自身遭遇，“字字血， 聲聲淚，”感人肺腑，動人心魄，是此書矚目特點。流沙河談《草木篇》，杜高縷述個人檔案，龔定國`葉國榮分別回顧自己的賤民經歷，一個軍人，一個華僑，備 受折磨異曲同工。巫寧坤`巫一毛父女，或轉述北大荒右派的九死一生，或回憶自身童年的顛沛流離，無不催人淚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史為鑑，着眼於未來。錢理群建議建立“1957年學”，目的亦在此。而本書作為二十一世紀中 國叢書之一，宗旨同樣離不開：“突破資訊封鎖，推動民主變革，促進族群和解，建立憲政民主”（叢書主編宋永毅語）。實際上，這也是當年右派的理想。毛則以 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與民主`憲政背道而馳，實行一黨專政，還大言不慚地宣稱這是“歷史的選擇”。誠然，由於文化積澱及國內外大小氣候等因素，歷史曾經選 擇了中共，然而，“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 主流。”1945年毛在中共七大閉幕時說的這段話，62年後的今天，應該回贈給他的繼承者。你們理應審時度勢，與國際接軌，早日建立憲政民主。否則，必將 被歷史拋棄！

「57右派」已成為極高的榮譽    林培瑞

歡迎大家，尤其是遠道來的朋友，來參加今天的會。宋永毅先生讓我說幾句「開場白」, 頗有班門弄斧之感。我沒有在場很多朋友對「反右運動」的切身經歷，與其說什麼「開場白」，我倒不如提兩個問題，拋磚引玉。

中國文化中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覺得毛澤東的反右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起了「關鍵」作用？從這一次會議的論文和發言題目來看，好像許多人都有這種感覺。我也有。但究竟為什麼？「關鍵」的感覺從哪裡來？

反右以前，中國已經經歷過土改，鎮反，肅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夠殘酷的了。反右以後還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數要比反右多好幾倍。最可怕的數字當然是「大躍進」的大饑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覺得反右那麼重要，那麼「關鍵」？

　　我覺得是因為反右毀滅了一代人的語言和信仰。也許是因為我是個外國漢學家，從局外看覺得中國的文化特別看重語言和價值觀的關係問題。在古代中國，語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語言一顛覆，禍害便會來臨。我覺得從「百花齊放」的揭露真相過渡到「大躍進」的謊言就是這麼個過程。

　　劉賓雁先生生前曾經告訴過我，他劃右派以前很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語言，被劃成右派以後，雖然不能接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說法，但心裡的第一個反應是覺得，「我可能真的有什麼問題；毛澤東不可能不對。」在這一點上，我想賓雁先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劃了右派以後，賓雁去跟中國的最窮的老百姓一塊住了幾年，經過了一個在一輩子裡有決定性的轉折，這也能算「語言變化」：他發現中國社會上有「兩種真理」。宣傳部的官方真理在報紙上從上往下一層一層地傳達下來；同時有另一種真理，是由老百姓的艱難生活長出來的，從下往上。兩種「真理」之間似乎毫無關係。兩者之間，賓雁決定要接受後者。

　　我個人覺得這種「語言分野」是一個關鍵和要命的問題。以前，在土改，鎮反，和肅反的時候，雖然殘酷，但理想語言還是有「能夠信」的可能性。運動的參與者還是能對自己說「我是為了理想àà」。但以後，在反右和大躍進期間，理想語言變成語言遊戲，而且是一種非參加不可的遊戲。以前，你也許不能說真話；以後，你不能不說假話。

　　我以為這個深刻的變化一直影響到現在的中國社會上的「犬儒主義」：說假話，造假貨，賣假藥，說一套做一套，等等。這個浪潮的出現當然跟後來鄧江胡時代的「不講政治，只向錢看」的政策有關。但是1957以後的「語言分野」和「兩種真理」的作用顯然是關鍵。

帽子的變化：從「反黨」到「反華」

　　今天想提的第二個問題是：從57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帽子」的變化是什麼？當時「右派」的正式罪名叫「反黨反社會主義」。把這個模式帶到今天來看，非常有趣。今天的中南海不提「反黨」兩個字，這可能是因為不願意公開承□ '7b真的能有人反黨。同時也不提「反社會主義」了，這大概是因為自己放棄了社會主義。太子黨撈魚的經濟池子裡，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野蠻的資本主義，要是現在埋怨別人反對「社會主義」免不了帶來一點自嘲的味道。

　　中南海現在不喜歡你，說你「反」什麼呢？有時候還用「反動」兩個字，但更有趣的是說你「反華」。把原來的「反黨」擴大到「反華」 ，又是為什麼呢？顯然是為了刺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共產黨把自己說成民族尊嚴的代表。在國際上，只要是對中國政府有批評的人，那就自然屬於「反華人士」。國內的中國人，雖然是公民，一旦跟「不懷好意的國際勢力」掛鈎，那也算染上了「反華色彩」。今天與會的中國朋友，在中南海看來，恐怕已經有點「反華」了吧？

　　我對這個問題有點敏感是因為我自己也被戴上了「反華」的帽子。林培瑞花了一輩子研究中國文化，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中國人，這都不要緊。在中共的語言裡，林也是「反華」的。　　我們這個會議的目標之一應該是對中南海，乃至全世界，說清楚：對不起，我們不反華，而且我們要求進一步地問：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到底是誰在副其實地反華？到底是誰害了中國？

　　誰帶來了世界破紀錄的大饑荒？誰製造了「兩種真理」？誰把說假話，造假貨，賣假藥，自欺欺人的犬儒主義帶給了中國人？這些都是老百姓一手創造出來的嗎？還是責任在中南海？　　到底誰反華：毛澤東反華還是劉賓雁反華？丁子霖反華還是殺他的兒子的人反華？是中國民主黨反華還是中國太子黨反華？是羅干反華還是在座的幾位在出國開這個會以前必須跟國安警察「談話」的人反華？到底誰代表中國文明的利益？

在我看來，「右派」早不是個帽子，不是貶義辭，而是極高的榮譽。（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我的右派經歷                  青島大學 物理系 譚天榮

1.     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們常說：“歷史不允許假設。”按照我的理解，這句話是告訴我們：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不要惋惜，不要後悔，不要沉迷於不着邊際的幻想：“當時我要是如此這般，我的一生就會如何如何。”與其如此，倒不如從既定的現實出發考慮當前的問題。如果我的理解沒錯，那麼這句話應該是積極的。

但我覺得“歷史不允許假設”這句話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對於歷史學來說，似乎很難迴避這樣的問題：“如果某一歷史事件的結局和實際發生的相反，以後的發展進程將會如何？”在這個問題面前，一味強調“歷史不允許假設”似乎成了掩蓋自己懶惰或無知的遁詞。對於某個人來說，在回憶某些往事時，也有一個問題會時不時地跳出來困擾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夠從頭開始，我該怎麼做？”這時，“歷史不允許假設”這句話就成了拒絕對自己進行反思和懺悔的遁詞。

我現在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由於歷史的誤會，在1957年的“鳴放運動”中，我被動地成了“學生首領”，於是發生了種種事情。不止一個人問過我：“如果事情從頭開始，你還會不會參加鳴放？”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明確的：“否！”且不說我為當年的鳴放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事實已經證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於當“首領”，我更是一竅不通。就我的本性來說，我應該遠離政治，那樣無論對別人還是對我自己都會好得多。在那個該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該萬不該捲入什麼“鳴放”。

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如果時間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後不久的某一天，我還有沒有另一種選擇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運動結束時，我也沒有“低頭認罪”，原因是我極為天真，始終認為自己確實是響應黨的號召，真心真意地幫助黨整風。我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連稍稍不利於黨整風的言論也沒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別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實：我們這些右派分子的問題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誠心幫助黨整風的問題，我們對這次運動的理解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更主要的是，我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也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當我終於認識到這一點時，對身邊的一位朋友說：“你知道，在鳴放時，我並沒有說出我的全部觀點。對人們所敬的神，我也沒有少燒香；甚至連斯大林我也儘量為他辯護。如果說我對這些神靈還有些不敬之處，也不過是對列寧略有微辭，而且也僅限於在學術範圍之內。凡是我自己認為對黨對社會主義可能不利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說過。早知道落下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不如早打正經主意。”

看來，別人對我的看法與我對自己的看法不盡相同。例如，在一本頗有名的關於1957年的書中，對我有這樣一段描寫：

“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里點名批判了毛：‘毛主席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不是唯物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是一種古代封建意識……。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一切無自由。’”

我不懷疑作者寫這段話時對我的善意，或許他還是在有意或無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過其實：我確實批評過《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但遠沒有“點名批判毛”。那時我心遲眼鈍，甚至並不知道這篇文章是毛主席寫的。我批評的只是“人民日報”，因為文章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當然，既然當時我甚至對列寧也略有微辭，對偉大領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沒有“腹誹”，但那時我沒有說過半句對偉大領袖不敬的話。這並不是我有先見之明，為自己留了後路，而是因為我認為整風是毛主席發動的，如果對毛主席說三道四，將會對整風不利。總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陣），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難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現在的認識，既然我已經批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樣的文章，對神靈們再燒香磕頭就完全沒有意義了。事已至此，我應該把自己當時所想到的對新社會、對共和國、對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認識，毫無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虛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說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一不做”，那麼我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就是“二不休”。這就是我對自己1957年所作所為的總的看法。

2.     我還是僥倖活過來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鄉一中百年校慶，我專程從青島趕往故鄉參加這一盛典。在一個展廳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國以來考上北大與清華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鄉一中第一個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個展廳里，卻把另一個後來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僅如此，在這個榜上，清華又列在北大之前，這樣，在這個曾考上北大與清華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裡想，誰這麼粗心大意，把我的一個“湘鄉一中之最”給弄沒了？或許是作為安慰吧，在我們高五班聚會時，我獲得了另一個“湘鄉一中之最”：在場的18位同學一致“推舉”我為校友中“經歷最坎坷的人”。在獲此殊榮時我微微一笑，我想當時沒有人知道我這一笑是多麼苦澀。

被劃成右派以後，我“勞動”了22年，在這22年的煉獄人生中，我確實沒有少吃苦頭，甚至曾不止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如果再“坎坷”一點點，我就不能參加這次同學聚會了。但是，“經歷最坎坷的人”的稱號我還是受之有愧，我親眼看到許多難友離開了人世，說一千道一萬，我畢竟還是倖存者，當然就算不上經歷最坎坷的人。

其實，對於那些經歷更坎坷的人來說，大多數也是平靜而又安詳地告別人世的。我手頭有幾位難友的回憶錄，他們對這種生與死的和平過渡作了極為平實的冷峻的描寫，有一位難友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死亡的烏雲籠罩着整個於家嶺。周圍的人在一個個地死去，無聲無息。嚴寒的冬天正伴隨着死神，張開大嘴吞噬着這裡的芸芸眾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體強力健的壯勞動力，因為他們旺盛的基礎代謝最難適應突如其來的饑荒。隨後，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於耗盡體內積蓄而漸漸凋敝的老人。人們已經習慣了看到死亡，對死亡也已經不再恐懼。我們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許我們已經死去，只是還沒有得到承認。”

另一位難友在回憶錄中寫道：

“凡是1960年在興凱湖農場勞改過的犯人都知道，這一年是最難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個春播的四十多天裡，大雨小雨總下個不停，沒有幾個好天氣。為了搶播，每個犯人發了一塊大約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頂着雨水平地、播種。又冷又餓，早上三點多鐘到地里，晚上八點多鐘才回來。在收工的路上，有些體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幾個身體好點的犯人輪換着連拖帶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實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大病，只不過是像一盞油燈一樣，油都熬幹了。有些犯人夜裡就死在監舍的土炕上，有個罪名是‘歷反’的犯人，還不到四十歲，個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稈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他餓得昏倒在路上，帶工隊長叫幾個體力好一點的犯人連架帶拖將他弄回了監捨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覺，半夜我起來解手，發現他死了，告訴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報告了值班隊長，值班隊長說：‘死了就死了唄！半夜三更往哪裡弄？等天亮再說。’嚇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覺的犯人後半夜根本沒有睡着覺。天一亮，叫兩個犯人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開始我還有點害怕，這種事情發生的多了，習慣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難友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寒流又一次經過這裡，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裡沒有人出來打早飯，到中午時才發現，房裡的十五位難友安安靜靜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沒有醒來。面對此情此景，傑克·倫敦能不能激發出靈感再構思一個人與自然殊死搏鬥的故事呢？喬治·奧威爾能不能在他那漫畫式的小說中添增新的一頁呢？不！讓文學家們見鬼去吧！這裡不需要激情與傷感！也不需要分析與綜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簡單的：日曆又翻過了一頁，又有十五個人民的敵人悄悄地越過了比紙還薄的生與死的分界面，被動地進入了‘自絕於人民’的隊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還有一位醫生在回憶錄中寫道：

“……垂危的往醫院送……絕大部分是從勞改、勞教農場送來的勞改、勞教犯人。他們一點活動能力也沒有了，由送來的人把他們抬到病床上。這些人來了以後，當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幾天，最終還是結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裡，我對周圍的人一個個死去也經歷了一個大同小異的“適應”過程，我自己也長時間徘徊在生與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僥倖活過來了。

除了挨餓以外，高牆下的生活還有其他的苦難。但是，苦難決不是我的勞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說的是我這一段經歷的另一個側面。

3.     階下囚的自學

記得在湘鄉一中上學時，一位語文老師對我們說起過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談到在西牢中難友們用功學習和難友之間的純真情誼，我當時非常嚮往。

後來，我也“坐牢”了，我曾經有十一年在勞改單位接受“勞動教養”，但這裡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樣。區別之一是，西牢鼓勵至少是“默許”犯人自學，而這裡的管教幹部對我們自學卻深惡痛絕。按理說，禁止我們這些“教養分子”自學完全沒有必要：第一，我們每天從事超負荷的、以折磨人為主要目的的勞動，還有開不完的鬥爭會、批判會、幫助會、學習會、生活檢討會，……誰還有精力自學？第二，我們這些人原來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一下淪為“階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誰還有心思自學？第三，自學在這裡是不受歡迎的，管教幹部虎視眈眈，“積極分子”無孔不入，誰還有膽量自學？

然而，人畢竟是各式各樣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幾個小時的勞動之餘，還有那麼一點點精力；偏偏有人雖然跌入深淵，卻依舊心向天空，希望之星還沒有完全熄滅；偏偏有人雖然經過七斗八斗，成了驚弓之鳥，但在自學這件事上，卻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種不利條件下，抓緊每一分鐘自學。我，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

“管教”我們的幹部大多是農民出身，由部隊轉業的。我們管他們叫“隊長”，隊長們總是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懷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來以為這種仇恨源於“農民的狹隘性”，後來我回到故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才發現，事情並非如此。大多數農民雖然對知識不感興趣，但並不討厭知識，他們對知識分子雖然說不上崇敬，但也決不仇恨。隊長們能從部隊轉業到“公安五處”來工作是經過選拔的，“鮮明的階級感情”當然是選拔的重要條件，而仇恨知識和知識分子正是這種“階級感情”的表現方式。事實上，隊長們在已經來到公安五處工作以後，上級對他們的這種培養與選拔的過程還在繼續。有一位隊長（我至今還記得他那張善良而又稚氣的臉）對我們的自學稍稍寬容一些，不久就被調走了；另一位隊長，一天到晚用各種方式折騰我們，使得自學實際上成為不可能的事，他卻因此不斷受到表揚。從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隊長們仇恨知識與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隊長們敵對的目光下進行自學，就得不在乎“表現不好”之類的評語，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類的桂冠，也不在乎與如此這般的評語和桂冠相關的各種“待遇”。

至於積極分子們，他們一天到晚想撈稻草以顯示自己的靠攏政府，“自學”這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當然成了他們取之不盡的稻草堆。你看這位積極分子，狡黠的目光四處打探，時不時拿出小本子寫呀寫的，你要自學，就得有倒霉的思想準備，他雖然不能槍斃你、不能給你判刑，但對你還是有的是辦法，“小人之伎倆，誠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顧這一切的大無畏精神，自學還要有“時間”與“書籍”這樣兩個條件。

在農場干的是農業活，冬季是農閒，“隊部”就安排了活兒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閒一點的時候，隊長們也總能想辦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計不讓你自學。儘管如此，我們這些“反改造分子”總能見縫插針，幾分鐘、幾十分鐘、幾小時；在節假日，當隊長們有所疏忽時，甚至有整天的時間自學。要知道我們在那裡整整11年，這些零碎時間的總和還是頗為可觀的哩！

再說自學的第二個條件：書。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書當然談不上自學。幸運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們這些大學生的書還沒有完全被沒收。

大牆內有數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幾乎全忘了，但有幾個曾借書給我的“同學”卻至今難以忘懷。1961年，我在茶淀農場遇到了北大數學系的孫傳儀，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數理邏輯基礎》，我要借，他面有難色，我寫了一張字條給他：“請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來就還給你。”他終於答應了，還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動物，那時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實際上其中的大部分還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錢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這樣的東西還要勞動，我已經虛弱不堪，但看到這本書我還是難以抑止興奮之情，儘管每天收工以後非常疲憊，仍然利用難得的喘息時間抄起書來。當我把書還給孫傳儀時，我已在一個小本本上抄下了書的部分內容：幾個命題演算和謂詞演算的形式體系，層次演算中的一個例子：用狄德金的實數定義證明“上確界定理”。對於數理邏輯，這自然只是滄海一粟，但已夠我啃好幾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興縣團河農場的一個分場——三餘莊。在那裡，我遇到北大數學系的楊路，他曾借給我一本數學系用的分析學教程，真使我感激不盡。我把書拆開釘成兩本，用剛剛學到的數理邏輯一個一個地證明書中的定理，其樂無窮。

另一個令我難忘的三餘莊人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賀毅，他借給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又讀，特別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現在譯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許多段落背得滾瓜爛熟。

還有一個我忘不了的難友叫謝自渝，他奇蹟般地保存下很多書，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資本論》。真不容易，他全借給了我，我不可能從頭到尾通讀，但也獲益匪淺。

4.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9年冬，由於“戰備疏散”，我們三餘莊人（那時已經調到茶淀農場）終於各奔東西。臨走時還搞了一次檢舉揭發運動，揪出了很多“現行反革命”，最後揪出了“趙筠秋、譚天榮、陳海詮反革命小集團”。我像1957年一樣，又一次承擔了全部責任。當時隊部的幹部似乎很匆忙，無暇顧及我們，“小集團”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幾十年後我卻聽說，當時在公安部的內部報紙上曾刊登過這樣一則消息：“反革命分子譚天榮已被正法”。不知是誤傳，還是原來真有此決定，只是後來不知為什麼卻取消了。總之，《資本論》和其他經典著作把我帶進了馬克思的科學宮殿，當然也差一點把我帶進了墳墓，但我又一次僥倖活過來了。

後來，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鄉種地，開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時我驚喜地發現，農民並沒有“隊長”們那種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仇恨之心。雖然他們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點少得可憐的錢都買了紙、筆和書，但他們很少干擾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幹部也僅限於勸我“換一個題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點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課題）！有了這點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自學了。

現在回想起來，1969至1979在家務農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學習的黃金時期。在“勞動教養”時我更年輕，但那時我沒有學習的自由；“落實政策”以後條件更好，但我的年齡又大了一點，腦子不太聽使喚了。誠然，這十年我的學習條件也不算好：沒有書桌，甚至連放書桌的地方也沒有，手頭也沒有一本書，連最後一個筆記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掃四舊”時被沒收了。就常情來說，在這樣的條件下要研究物理學，無異於唐·吉訶德與風車搏鬥，而我卻正是一個現代的唐·吉訶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實政策”，我終於重返大學。

丁酉之劫 -回憶我所經歷的那次“大辯論”張允若

     1957年，也即夏曆丁酉年，是個史無前例的年頭。這一年的“陽謀”之術、這一年的文字獄規模、這一年帶給知識界的災難、這一年給國家發展和社會風氣帶來的戕害，都是史無前例的。

這一年出現了一種新式武器，叫做“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中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大張旗鼓地號召幫助黨整風，於是民間把發表意見稱為“鳴放”，有好事之徒更渲染其為“大鳴大放大辯論”。未幾，毛澤東就把它接了過來，為我所用，大力提倡，一時竟風靡全國，到“文化大革命”時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975年修改（實際上是重訂）憲法時，成了只有三十個條款的憲法全文中的一條。這部憲法，通篇是毛澤東語錄的集句，而憲法第十三條所寫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也基本上照錄了毛澤東的原話。

在這四個“大”中間，“大辯論”處於核心的位置：不僅內在的邏輯關係是這樣，而且從1957年開始的“革命實踐”也完全表明了這點。從內在的邏輯關係看，鳴和放總有不同意見之爭的，因而辯論就成了關鍵的環節；至於大字報，那只是鳴、放、辯的載體而已。從二十年的實踐過程看，最熱鬧、最精彩、最能不斷“創新”的也在“大辯論”這個環節。正如毛澤東說的，“所謂百家，其實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而這兩家就得你死我活地斗，沒有“大辯論”何以體現這個“斗”字？鳴也吧，放也吧，不過是讓人家“把毒素吐出來”，讓群眾看到“世界上還有這些醜類”，然後好“聚而殲之”。這便是實行“四大”的根本目的。所以毛澤東讚賞“四大”，歸根到底是讚賞這個“斗”字。如此看來，毛澤東去世後1978年重寫的憲法把“四大”改放到公民權利項下，倒是有違毛澤東的初衷的。

就我的經歷來看，印象最深刻最難忘的也就是“大辯論”這個環節。1957年的整風反右之時，我才從復旦大學畢業三年，在上海市委機關某部工作。記得毛澤東在頭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我們都聽了正式記錄稿傳達，可是這個講話在六月份發表時作了很大修改），號召大家敢於說話，幫助黨整風，還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之說來激勵，信誓旦旦地承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很受鼓舞，言路逐步開啟，輿論漸趨活躍。黨中央隨後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人士舉行多次座談會，誠意可掬地說要聽取意見，這一切都是斯文地、有序地進行着，從未聽說發言者有什麼失態以至“猖狂”之狀。大概某些高等學校的氣氛激昂熱烈一些，但是情況並未見諸報端，整個社會依然是平靜的。至於一般機關單位，比如筆者所在的單位，只在例行的政治學習或黨團組織生活中進行學習、討論，從年初到五月底，大字報一張都沒有出現。所以，要在“鳴”和“放”字前加上個“大”字，似乎有什麼大張旗鼓、鋪天蓋地之勢，實在有點高估了它。1

但是到了六月初，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打響了反右槍聲以後，國內局勢陡然升溫，濃烈的硝煙迅速在空中瀰漫開來，這才真正出現了烏雲翻滾的態勢。報紙上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接踵而至，許多單位“聞風而動”，大字報才真的鋪天蓋地而來。我們這樣的市級機關也不甘落後，大字報由少而多地逐步出現，後勤部門連忙搭支架、拉鐵絲，供張貼或懸掛大字報之用。內容都是政治表態，痛斥報上披露的“右派言論”。這時的聲勢可謂大矣，不過已不再是大鳴和大放，而是“大辯論”的範疇了。

隨着運動的發展、上級的催促，機關里必然要找些具體的靶子來進行“辯論”、也即是批判。上哪兒找呢？一是翻政治學習會議的記錄。例行的政治學習，上頭總要大家認真讀報、聯繫思想、提高認識。既然是學習嘛，大家也就暢開思想，無話不談，對報上刊登的鳴放言論發表看法，有表示贊成的，有表示一分為二的，更有提出種種疑問向會議求教的。這些言論已經記錄在案（有不少由於記錄者的差錯而斷章取義的），現在都成了“辯論”的靶子。經過一番“辯論”，凡是對報上鳴放言論有所肯定的（那怕只是部分肯定），便成了附和或支持“右派”；凡是對時政有所質疑的，便成了懷疑黨的政策或反對黨的領導；凡是為自己作解釋或辯護的，便成了堅持資產階級立場，而且還會七鑽八找，從當事人的解釋和辯護中挖出更可怕更嚴重的“右派思想”來。二是召集支部會議，動員大家“向黨交心”，坦陳自己運動以來的思想情況。說是通過交心提高認識、過好社會主義的關，實際上又是一場欺騙，凡是虔誠地檢查自己、暴露了對運動的不理解或是疑慮的，全成了立場問題，進而又上綱為“為右派辯護”、“和右派是一丘之貉”、是“右派在黨內的代理人”。正是這樣，“大辯論”的卑劣無信、蠻橫無理，就一步步地展現開了。奇怪的是，有的人在學習或組織生活中很少發言，或是敷衍應付、說點空話套話的，往往倒能躲過一劫；那些善於察言觀色長於政治投機的人，當然更不會有事，他們早就在窺測方向準備出擊的了。

下面就具體談談個人在這期間的遭遇和體驗。

筆者從學生時代起一貫關心國家大事，重視政治理論學習（在復旦期間的政治理論課，包括中國革命史、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門門優秀）。蘇共“二十大”以後，同許多赤誠的共產黨人一樣，滿懷憂慮地關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關斯大林問題的討論。黨中央先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個長篇文章，自己逐行逐段認真學習，在文件上劃圈劃線，加上批註，在反覆的理性思考過程中，深感反對個人崇拜、加強民主建設的重要。整風運動期間便在政治學習會上提出這一問題，認為從蘇聯、中國到東歐，每個國家都對各自的領導人崇拜備至，甚至對某一地區某一單位的領導人也惟命是從，不能有絲毫的異議和批評，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應該改變。迷信領導個人，甚至把個人的每句話都視為金科玉律，對黨和國家沒有好處，只會帶來危害。同時，我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斯大林的錯誤長期延續，一直要在他死後才能提出並加以糾正，這是為什麼？像蘇共這樣偉大的政黨、像社會主義這樣優越的制度，理應具有克服自身弊病的能力、而不應等到領導人死後才來糾正。之所以沒能做到這點，說明黨和國家的制度還存在某種缺陷，應該以此為鑑，作出某種補充和調整。至於什麼補充和調整，當時還說不上來，只是模糊地覺得應該是消除個人崇拜、建立民主機制之類。這些問題，完全是出於改善黨的領導的心情提出來的，而且是在學習討論過程中提出來的，誰知竟為“大辯論”提供了活的靶子，成了那些正在尋覓獵取目標的小人的囊中之物。

於是轉入“大辯論”以後便出現了精彩的“駁論”：張某某提出個人崇拜問題，實際上是要否定領袖人物在革命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實際上是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實際上是要瓦解黨和革命運動。張某某認為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缺陷，這是對黨和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提出要作調整和補充，實際上是要篡改社會主義制度，妄圖用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取代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幾個“實際上是···”就完成了“從現象到本質”的分析，就把你“披着的革命外衣”剝下來了。

作為當事人的我當然不服，申辯說：我的意思是要改進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不是攻擊、也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答曰：這只是你的託詞和藉口，只是你披的外衣，你的本質就是要否定和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嘛！

當事人又申辯說：不是提倡讓人講話、提倡共產黨員遇事要獨立思考、反對盲目性嗎？答曰：你的獨立思考，就是不相信革命領袖，就要把自己的想法凌駕於領袖之上，你是在用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代替對革命領袖的崇拜！

當事人又申辯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裡就提到了消除個人崇拜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呢？答曰：《再論》裡已經講得夠全面、夠清楚的了，你為什麼還嫌不夠還要進一步討論呢？革命人民都想得通，就是你想不明白，這不是政治立場問題嗎？這不是另有目的嗎？

······

這能叫做“辯論”嗎？純然是亂扣帽子，橫加罪名。但在當時，這是盛行全國的邏輯、上行下效的方針，名曰“上綱上線”，上頭提倡之，報刊宣傳之，各級推行之。每次“辯論”總有些骨幹得風氣之先，創造性地上綱上線，形成一種真理在手、萬夫莫擋的氣勢。其他人不得不跟隨其後，學習這種上綱上線的思路，以便跟上形勢，藉以自保。如果某單位一時形成不了這種氣勢，上頭就要點名，就要來反右傾了。於是，隨着“辯論”的深入，總有越來越多的人向那些“左派骨幹”靠攏，一起加入這齣上綱上線的大合唱。而被批判者，最後也得學會給自己上綱上線，否則是絕對過不了關的。

上面說的還只是一件事情。當時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在中共召集的座談會上提到：經濟建設有種種設計院，政治方面也該有設計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應該成為這樣的設計院。這個後來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綱領的發言，剛在報上發表的時候大家都不認為有錯。筆者在學習討論時認為，國家當然要有政治方面的設計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本來就是這樣的設計院。章伯鈞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看來是人大、政協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有些事情只是走走過場。我這樣說有什麼錯呢？即使按照當時的通行語彙，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政協是中共領導下的政治協商機構，那末，國家的大計方針難道不該由它們來設計、討論、決定嗎？如果按照現代的民主憲政觀念，這更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可是，那次“大辯論”的結果卻是：國家大政方針是要由共產黨中央來設計的，人大和政協都不過是共產黨領導下用以團結人民的機構（或工具），黨就是要通過這樣的機構（或工具）把自己的主張變成國家法律、然後再在全國實施的；你贊同全國人大擁有設計之權，這是在支持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綱領，這是要否定和取消黨的政治領導，妄圖用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取代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在黨的組織生活中，上頭號召大家向黨交心，匯報運動以來的思想情況。筆者十分虔誠，認真地梳理了一番，如實匯報了運動以來的一些想法。基本的意思是：這次運動是以號召各界幫助黨整風開始的，人家提出了種種意見，黨應該按照事前承諾的那樣，有者改之、無者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意見中有不當的、錯誤的，可以批評甚至批判，但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對於當前這種大張旗鼓猛烈打擊的做法，心裡不能理解。解放那麼多年了，經過了許多政治運動和教育，怎麼還有那麼多右派呢？報上說了，右派就是反動派、反革命派，那些出生入死追隨革命幾十年的老黨員、那些長期與黨合作的民主人士、還有些剛進大學的青年學生，怎麼都成了右派、反動派、反革命派了呢？心裡還想不通。說實話，我是不贊成運動的這種搞法，覺得這樣做在政治上違背承諾、有失誠信，覺得這樣做混淆了敵我，把大批同志和朋友當成了敵人。但我不好直說，只能委婉地說、通過思想匯報的形式加以表達，事實上只有相信黨、忠實於黨的人才會這樣做的，才會說這番真心話的。可是這一番心裡話，經過“大辯論”，也都成了向党進攻的罪狀。據說這是在攻擊和反對黨的反右運動，這是在為猖狂進攻的“右派”進行辯護，這就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的“背叛”、成了“右派”在黨內的代理人。

在上述這種根本無法稱為正常辯論的“大辯論”中，當事人只能“低頭認罪”並且不斷地檢查、交代，不可能有任何申辯；否則就是“頑固對抗”，“妄圖狡辯”，就會遭到更加聲色俱厲的批判，與會者就會作憤怒狀、“群情激昂”地打你的態度。作為當事人，我當然想不通，明明是關心國事、關心黨的事業，明明是向黨交心、學習討論，怎麼都被說成是“反黨”了呢？當時恨不能把心掏出來，放在眾人面前，以求明鑑，但這是不可能的。同房間（當時我們住在集體宿舍）一位比我略為年長的老兄，被逼無奈，在一個傍晚懸樑自盡了，大概是想以死明志吧。第二天單位里就召開全體幹部會議，宣布他為“叛黨”，氣勢洶洶地聲討他“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行為。無情的現實擊碎了我曾經有過的同樣的念頭：這樣去死仍然無法明志，反而遭到更加無情的污辱，我又何必呢？這也許有點苟且偷生的意味，但是我還年輕，我確實想繼續活下去，而且我還有年邁的父母和許多關心着我的親人，如果我走了這條路，會帶給他們多大的打擊和悲痛呢？

就在“辯論”處於頂牛狀態之時（批判者說是反黨、被批判者否認反黨），批判方逐步強調“本質上反黨”的立論。因為像我這樣出身良好、經歷單純、一貫被黨組織看好的青年人，要說是存心反黨，實在難以自圓其說。於是他們強調張某的行為實際上（或曰本質上）是在反對社會主義、是在向党進攻。之所以會這樣，是他的資產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的必然結果。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不斷發展，思想上目空一切，便藉口反對個人崇拜而反對革命領袖；由於政治上嚮往極端民主化，便藉口發揚民主而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要用資產階級民主替代社會主義制度；而正因為頭腦里充滿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於是在這場運動中就必然地站到對立方面去，為黨內外右派辯護。經過這樣一番“推理、論證”，一個“實際上”或“本質上”的右派就被打造出來了。

當時被作為“辯論”即批判對象的人，實際上都已無路可走，除非是服毒或上吊。我也身陷這種絕境 。於是主事者趁勢出來“招安”：“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啊，“不要固執己見”啊， “端正態度，爭取寬大處理”呀，等等。於是我只好接受了“招安”，按照他們的思路，把所有的苦果都吞咽下來，還要從自己記事時候開始，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影響等諸多方面，檢查“資產階級立場觀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檢查“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在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種種表現，寫了厚厚一疊，以示自我改造的誠意。真的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可是，寫得再誠懇也沒用，“寬大處理”同樣是句謊話，不僅右派帽子照戴，而且無比虔誠作出的種種自我檢查後來都成了給你定罪的補充材料。2

在這場“大辯論”中，不久前還朝夕相處、有說有笑的同事，大多變了一付面孔：有的語出驚人，尖酸刻薄，每句話都是致人死地的罪名；有的奸詐虛偽，軟硬兼施，連哄帶騙地逼你就範；也有的隨聲附和，搜索枯腸地尋找可供發言的材料，以示劃清界線、以求自保安全。會上如此，會下也都一臉冷漠，生怕混淆了陣線；儘管還在一個食堂用膳，還同住一個宿舍，見到就像陌生人一樣。這便是這場“辯論”帶來的人性扭曲、世態炎涼。3

劫難之後，隨着時間的推移，我才漸漸明白過來，原來自己之所以遭難，實在是過於虔誠、過於聽話的結果。凡是政治學習和黨內會議，總要認真對待，總要誠懇地聯繫思想，總要“言之有物”地提建議、發議論。殊不知虔誠遭到了強暴，忠誠遭到了戲弄，所有為黨為國所作的思考和建議，樁樁件件都成了致命的罪狀。毛澤東說過：“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認真’二字。”誠哉斯言，“認真”可怕！正是過於認真，認真響應號召、認真學習思考、認真發言交心，總之是認真幫助整風才釀成了滅頂之災。記得運動進入處理階段時，筆者曾向主持運動的領導人申明這種種“罪名”多半是牽強附會的，認為批判可以從嚴、但是處理總要實事求是時，對方卻冷冷地說：“這不都是你自己的東西嘛！為什麼別人就沒有呢？歸根結底是立場問題、世界觀問題嘛！好好改造吧！”說得倒是輕巧！這種人簡直是冷血動物，一台專制機器上的毫無人性的螺絲釘。正是這種人以及他背後這台吃人的機器，強暴了多少人的忠貞，戲弄了多少人的信任，踐踏了多少正直者的靈魂和精神，斷送了多少無辜者的青春和人生！

“大辯論”，這就是我所經歷的第一次“大辯論”，歲次丁酉，時年不足二十二歲。有這種經歷的當然不止是我。這是中國幾百萬知識分子永難忘卻的記憶、永難彌合的傷痛。從那時起，諸如此類的“大辯論”就愈演愈烈，終於弄得生靈塗炭、國無寧日了。

淚水泡大的女孩讀書札記     倪艮山

《暴風雨中一羽毛》，是前燕京大學巫寧坤先生的女兒巫一毛用血淚寫成的新書，已有英、法、德、丹麥等譯本。該書記述了作者和其家庭的悲慘遭遇，以及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們，讀之令人心碎。

新中國成立時，巫寧坤正在美國芝加哥讀博士研究生。應燕大陸志韋校長和西語系趙蘿蕤主任的一再電催，不顧親友勸阻，為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於1951年回到燕園執教。

巫甫歸大陸，即目睹燕京末日的悲劇，陸校長與許多教授在“思想改造”中被嚴酷批鬥；燕大被撤消；北大遷入燕園。海歸夢幻破滅，旋被“調整”去天津南開大學。1957年被打成極右分子，發配北大荒，後轉天津清河勞改農場。妻李怡楷被下放安徽合肥。巫以家屬身份去安徽大學做臨時工執教。文革中被抄家燒書，頻遭批鬥凌辱，羈押牛棚；後隨妻去安徽和縣烏江公社清隊；在高莊生產隊插隊落戶四年多，風雨曾掀掉茅草屋頂，家難棲身；歷盡磨難，貧病煎迫，面臨絕境。1973年巫夫妻上調安徽師大，始得苟安。

巫一毛生於大躍進的1958年，直到三歲時，隨母去清河勞改農場才第一次見到父親。她備歷飢餓、貧困、動亂鬥爭和赤色恐怖。幼時寄養姥家，為了讓她活命，姥姥以自己的一半口糧哺育她而餓壞了身體。一毛得過幾次重病，求醫艱難，幾乎瀕臨死亡。八九歲時在合肥曾兩次被強姦。1966年8月她自己去醫院拔牙，雨中歸途被一名解放軍用像章誘騙至樹林裡強姦。另一次是巫被批鬥時，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張定鑫乘人之危，將一毛誘騙至家中強姦。她在小學時，遭受歧視，屢被幹部子女、紅小兵欺侮凌辱；課桌被放入糞便；多次被揪頭髮、毆打，遍體鱗傷，甚至昏厥。到合肥轉學高中時還打赤腳，學校要求穿鞋。她萬般無奈，去一家廢品站，將粗長髮辮剪掉賣錢買雙塑料鞋，方克入學。

1976年十七歲時，高中畢業，又去安徽涇縣的深山老林插隊，成為下鄉知青。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毛不僅經歷了社會上一般的苦難，更遭遇了駭人聽聞的大苦大難。她以淚水泡大並奇蹟般地活下來。

她耳聞目睹過周邊的種種悲慘情景。文革中安徽大學一些教師割腕、喝敵敵畏、上吊、跳樓自殺。她的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年輕守寡，孤身被遣送原籍揚州，宿於祠堂碑屋，因飢餓病痛而死。她的弟弟在幼兒園被阿姨視為“小賤民”勒令坐在馬桶上，不准和小朋友接觸。她的小夥伴“小兔子”有病無錢醫治，背着弟弟死在稻草堆上。她的女友春英與哥哥，因家貧而和對方“換親”，生的雙胞胎女嬰拋水溺斃。女友金蘭被跳大神的巫師和生產隊長姦污，為逃逼婚而和意中人遠走關東。小蘭的媽媽梁楠，在政治學習時坐過有主席像的報紙被打成現反，在下鄉清隊後上吊自殺，身上衣服被夜裡偷糞者扒個精光，屍體赤條條地掛在樹上。女知青冬梅因回城無望而跳崖自殺………

個人苦難與周邊悲劇，使一毛產生了抗爭的堅強意志，曾敢於和凌辱她的幹部子女、紅小兵拼命撕打；這也鑄就了強烈的愛憎，例如偷偷燒掉一批像章和挺身而出同情幫助受害的小夥伴。她刻苦奮鬥，矢志向學，以優異成績贏得了文革後首屆高考。她以堅強意志披荊斬棘，滾爬出一條血路。

從一毛的記述中，我不禁想到，當年一些海歸學者，滿腔報國熱情，但事與願違，甚至厄運如影隨形，無以擺脫。巫寧坤先生是最典型的一位。又如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本為海外水利專家，享有優厚待遇，他被傅作義召回去西北搞水利建設。1957年打成右派，流放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竟被活活餓死，屍骨無存。這類悲劇不勝枚舉。

一毛有個好媽媽，李怡楷女士，受丈夫株連影響，歷盡苦難，無怨無悔；她堅貞不移，全力維護，使家庭免於破碎；含辛茹苦，把三個孩子撫育成人；功高德重，令人尊敬。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1968年一毛的父母下鄉清隊時，長期遠離，三個孩子留在合肥。當年一毛10歲，兄弟為12歲和5歲，同住臨時收容所，在幼兒園搭夥。一毛全面照顧弟弟生活，在冬日池塘冷水中為弟弟洗髒衣褲。她自立自強；儼然是個小媽媽。這與現在孩子上大學時，要父母替背行囊送進宿舍對比，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巫家為掙脫困境，1973年李怡楷籌足路費，攜帶巫寧坤舅父的親筆信，從安徽千里迢迢前往北京，向表姐吳慎嫻和表姐夫御醫李志綏求援。他們在五十年代曾有多次聚會，但此時吳李拒不認親，連一杯水都不給，並以喊警衛相威脅。詎料人性竟泯滅至此！也反襯出暴政猛於虎，令人浩嘆！

一毛的記述也昭示了：天道輪迴，報應不爽。巫家歷盡苦難，終於重見天日，再造乾坤；在大洋彼岸，當年的極右分子、勞教分子、牛鬼蛇神巫寧坤，尋回做人的尊嚴，施展才華，成為蜚聲海內外的教授；當年的“小右派”、“臭小九”、“狗崽子”巫一毛，已展翅高翔，成為美國硅谷電腦公司的高級主管、著名作家。他們的事業成就贏得人們的關愛與敬重。與此相悖，當年安徽和縣高莊生產隊長，魚肉鄉里、殘民自肥、無惡不作的李庭海（隊的唯一黨員，綽號老螃蟹）注，卻坑人害己，誤電斃其子，自身溺死於糞池而永遠遺臭 人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作孽者遲早要遭報應的！

註：（安徽和縣高莊生產隊的）“幾個婦女私下告訴（巫一毛的）媽媽：老螃蟹能入黨，因為他是村子裡最沒人性，最殘忍的人。大饑荒的時候，當地領導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人。大隊領導讓他負責發口糧——決定給每個人多少吃的，也就等於決定每個大人孩子活下去或餓死。生產隊所有的糧食都堆放在倉庫里，只有他有鑰匙。如果誰敢偷糧食，他可以當場打死偷糧的人。誰也忘不了那幾年，村里餓死一半人，可是老螃蟹一家，包括他的親戚們，沒餓死一個人。大饑荒一過，大隊領導表揚老螃蟹無私地為高莊社員服務的革命精神，吸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該書192-193頁）。

   去年6月，我應邀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席 “50周年反右鬥爭國際研討會”，會前我住在馬里蘭州家裡，突然接到她打來的電話。她說一個朋友把我電話告訴她，她想參加這個會，但窮沒有錢買機票，於是我立即將會議組織者的電話告訴她，說可能會幫助你解決。不想開幕那天她真的來了，可眼前的林希翎竟然是個老態龍鍾，思想遲鈍，一身是病，詞不達意，且行動極不方便臃腫不堪的老太婆，走路邁步都得由她侄女摻扶。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淒涼、酸楚、悲切，唉，運動，可惡的政治運動，毀了多少英姿颯颯的人才？又埋葬了多少時代俊傑？這些都是國家和民族的棟梁啊！

猶記她1957年5月23日

    林希翎不能獲得“改正”，除有複雜政治需要與政治原因外，就是她不放棄自已追求的理念與認識，自始至終堅持知識分子“批評政府”，“不滿現實”的獨立人格！她曾說，“我對現實生活是不滿的，即使是五百年後出世的話，我也會不滿。如果對現實滿意的話，如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人們對現實不滿是正常的，應該鼓勵人們對現實不滿”。她的這番話引起軒然大波。於是，她在《我的思考》一文中，重申這一觀點，並說了一句廣為流傳的話——“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

如果誰要堅持獨立的人格，“不滿現實”批評政府，在“王權神授”、“帝制世襲”的專制中國，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以至寶貴的生命。她險些付出，縱然僥倖存活也生活得十分痛苦，沒有家庭幸福，沒有穩定工作，甚至沒有維持起碼的收入，縱在境外也生活在貧困線下。歷經磨難的林希翎，直到1985年當有記者問她：“你覺得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時，她依然重申她的“不滿”論——“不管哪一個國家，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批評政府、反現實的不滿分子。這種不滿應該是正常的現象。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動社會進步，就是要批評現實。一天到晚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怎能進步？1957年演講時，我就談到了這一點，但共產黨一聽到你不滿現實，就認為你思想有問題，有反革命嫌疑，立刻給你扣帽子。合理的不滿是進步的，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她不是一個口頭理論家，更不是個紙上談兵人物，而是個言行一致的君子。1983年去到了香港，1985年又來到台灣探望離別數十年的父親。［人們以為她會對台灣大加讚揚，卻不料她一開口劈頭就拒絕了台灣當局強加給她的“反共義士”的頭銜，斷然表示“如果要我發表反共聲明為條件的話，我寧願回大陸去坐牢”，並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對台灣的不滿：“台灣的生活比大陸高，許多地方的毛病則差不多”，“在這裡聽你們唱一個調子：‘反攻大陸’等等反共八股，實在讓我討厭死了！這裡的新聞封鎖，也把我腦袋都憋死了！”她立刻投入到台灣爭取民主運動中去，並且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如她自己所說，“我在台灣的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鳴大放，之所以會在台灣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熱烈的反響和這樣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1957年在大陸的大鳴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樣，並不是在於我有甚麼新發現和新創舉，而完全在於我講那些別人不敢講的真話。在大陸和台灣的國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終還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三歲小孩子的角色”，後來林希翎臨時去香港，國民黨當局遂藉機禁止她再入台灣，林希翎終於成為兩岸都“不受歡迎”的人物。］（以上引文見錢理群《拒絕遺忘》109頁）

會後我回到北京家中，她先後三次從美國紐約和法國巴黎打來電話，所言皆是把1957年精神堅持下去，仍想方設法邀集朋友在國內或國外建一個“反右鬥爭紀念館”，為的是不忘記這段歷史。我不願使她失望，更不願傷害她那靈魂上僅有的信念，總是回答：一定努力辦到，一定努力辦到。

能辦到什麼？五十五萬右派而今活下來的不足三萬人，而這三萬難友中多少又是“被蛇咬一口，十年怕井繩”的“慎行君子”，而更多人是得過且過，都不願提及這段傷心歷史。當年與聖女林昭一同反專橫的某戰友，現在也是“忘記昨天，過好今天，不想明天”的人了。更何況中共至今打壓右派老人，既不“平反”，也不發還所拖欠二十餘年的工資，還給予種種限制與監控，怎不叫老人們

正因這把無形的血腥的“惡劍”還懸在中囯人民的脖子上，為政者擺脫不了歷史軌跡的陰影，廣大的知識分子仍不敢暢所欲言，雖然今日中囯已是經濟大囯，29屆奧運會上奪得了51金，但仍不能容忍反對意見，故難融入世界民主社會的潮流。林希翎和具有林希翎思想觀點一樣的人，必然是孤軍奮戰悲劇性的人物，所以，徹底批判揭露毛澤東的罪悪，仍是當前中囯民主憲政不可迴避的客觀事實，那種不分主次的亂轟亂指責，沒有一點實質性的作用，只能加深當權者和人民的對立情緒，阻礙民主自由進程的發展。

學生右派之一“百姓哪分左與右”   燕遯符

2007年3月30日

 聽着50年前以“是個孩子”作理由為我尋求寬免的一番言詞，電話這頭的我胸口酸楚淚眼模糊。

 在尋常時候或尋常百姓看來，“保護孩子”是再簡單不過的人之常情。然而在那個時候，這是有可能惹火燒身的嚴重的危險言論。大學生們其實都幾乎還是孩子（我不過比標準年齡小一兩歲），依“是個孩子，劃右派就不合適”的邏輯，根本就不該在學生中打右派。這不正好與“偉大領袖”的意圖相左嗎？北大反右中有條政策規定：講師以上高級知識分子加以保護。也就是說，越是小小學生，越是打擊對象。或者說，正因為“是個孩子”，才更要狠狠地打，才更可以無所顧忌、放心大膽地打。北大抓了八百多右派（準確數字有待檔案公布），絕大多數是學生。

對於沒有任何權力訴求、也很少其它私心雜念、而且年齡比當時同期的文科學生暜遍偏小好幾歲的理科學生，下手尤其狠毒。特意調到北大來頂替原校黨委書記江隆基以便加強反右領導力量的陸平公開定調：“你們物理系的右派，數量又多，質量又高”。果不其然，單單是我們物理系54級就打了60個右派（據說本來定的是100個，超過半數，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楊述保下40，還剩60）；陳奉孝說他們數學系54級打了40個右派。

   我們理科學生受的是嚴格的科學教育，習慣於如實地記錄和報告所見所聞。1957年夏天叫我們評說社會現象，我們自然會如實地、直截了當地把我們所見到的“皇帝一絲沒掛，光着屁股”這樣一個事實真相說出口來，於是招來滅頂之災。

   對學生右派的處分十分嚴厲十分殘酷。第一類處分是“勞動教養”，送到北大荒等地的農場，與刑事犯罪分子們一起受罰，那是九死一生。我受第二類處分“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轟到工廠去，由“群眾專政“。說是如果“表現得好”，可以回去唸書。但是真正回到學校去唸書是很不容易的，至少需要自己侮辱自己，低頭承認那自己根本就沒有的罪，最好還要有“立功表現”，拿靈魂與魔鬼去作交易。事實上重回學校唸書的人也很少。我去到一個紡織廠，紡織女工本來就超負荷勞動，我干的活兒比別人更多，時不時還要挨批挨斗；不肯低頭認罪當然就不能回去讀書，實際上成了無期徒刑；直到二十多年之後的1979年右派“改正”之後，才從車間出來。與我一起發配到那個工廠去的北大學生右派共有5人，其中兩人不堪凌辱，死於非命。一人是我的同班同學物理系54級學生敖瑞伯，一人是化學系55級學生鄭光弟；化學系55級學生王永生熬到了1979年之後，但是身體很不好，幾乎是半殘，也於多年前去世。如今還活着的只有兩人，一人是我，物理系54級學生，還有一人是化學系56級學生紀增善，我們兩人今年都是69歲，當年都是19歲。。。。。。

   對於那些不無權力訴求的社會“大右派”們的處分，倒的確體現出一定程度的“治病救人”的心腸。比較起我們這些小小學生右派來，他們受到的待遇要溫和得多，寬厚得多，仁慈得多。從這一鮮明對比中，也透露出重要的、具有本質意義的信息­­——毛澤東牢牢抓住不放的，就是獨裁和特權。

要權的人與不要權的人是有很大區別的。好歹有些權力訴求，至少表明這人還承認特權、尊重特權、尙慕特權、崇拜特權，所以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一定程度上便可以當作朋友。《往事並不如煙》披露出來的情況也證實了這一分析符合事實。這些人雖然把部長呀國家副主席呀之類的官位念念不忘地放在心上，卻並未對毛澤東個人的特殊地位提出質疑。然而，連權力都不懂得要的我們這些小小學生們的情況就完全不相同了。我們自己只爭公民權利，不追求任何個人權力，因而也不會承認任何其他人的特權，包括不承認毛澤東的“人民恩人”或“大救星”地位。我就在大字報里直截了當地說；“。。。。。。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請自命人民恩人者換一個腦袋，來一番徹底的思想改造。。。。。。”諸如此類的許多文章被收入《廣場》和《民主接力棒》，油印出來散往各地。。。。。。顯然，這裡面沒有討價還價的迴旋餘地。死守着特權地位不肯撒手的毛澤東們理所當然地要把我們當作必欲置之死地而後放心的真正的敵人。

  “愛護青年”應該說是人性的一個底線了。毛澤東公然反其道而行之。他踐踏了人性底線，用“引蛇出洞”的誘獵手法殘酷地、大規模地迫害十幾二十歲的無辜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們不僅都還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和家庭的期盼，也本該是未來國家建設的生力軍。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毛澤東一個反人類罪。

據朱正考證，1950年審定五一節口號的時候毛澤東自己把本已刪除的“毛主席萬歲”這條口號又添加上去。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爛熟於心的毛澤東當然明白“萬歲”在中國文化里的特殊含義，它代表“九五”之尊，是子民對皇帝的專用稱呼。事實上，毛澤東的專制集權也決不亞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他建立起來的那一套等級森嚴的特權體制更是讓孔老夫子推崇備至的周公之禮也相形見絀。不僅“農轉非”或“工提干”比鯉魚跳龍門還難，“幹部”之中又分成二十好幾個級別，各個級別之間的政治待遇、經濟待遇、生活待遇（包括子女就學待遇和住房待遇等等）都有嚴格區別，絕對不會發生非天子而“八佾舞於庭”之類“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時至今日，這個體制的實質已充分表露盡人皆知，它是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得以生成的總根源。但是在50年前，它的實質表露得還不充分，只不過初露端倪。學生們敏感熱誠，發現問題於萌芽狀態，並且直言不諱公之於眾。

毛澤東假“解放勞苦大眾”之名，行專制復辟之實。他明白自己口是心非不占公義，所以，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這些個雖然“乳臭未乾”卻看出了自己的真相併且執意要說出真相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們。所以，他要痛下毒手，狠打學生右派，以便“殺雞儆猴”，威嚇和震攝全體青年學生、全體知識分子、乃至全體中國百姓。這就是反右的實質。（在1958年2月底處理右派分子的動員報告中陸平坦言：“不處理右派不足以儆效尤”，也是一語道破了反右實質。）

   吟小詩一首，以記此事：

                   《反右紀實》

        休言無處不妖魔，人間畢竟暖氣多   

        竊國“救星”逞凶暴，  百姓哪分右與左

我們班的反右負責人都曾經想過要拉我一把，梁秀慧還想配合我媽動用我家與共產黨的淵源關係幫我減輕點兒“罪過”。是我自己“死心眼兒”、“一根筋兒”，不肯往那條藤上爬。。。。。。梁秀慧自己自然也受了處分，取消黨員候補期。。。。。。只要統計一下北大反右初期反右領導成員中有多少人在後來因“領導反右不力”而受到處分甚至自己也成了“右派”，就可以知道“百姓哪分右與左”這句話真實不虛。

  我總覺得是毛澤東故意混淆視聽，脅迫和利用老百姓互相打鬥以逞其奸，才硬給人貼上或左或右的標籤。這種標籤並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人們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在我心裡，人大致分為這樣兩類：一類是平民百姓，他們為社會作貢獻，以取得報酬，享受生活；一類是政客，他們以獲取特權為目的，縱橫捭闔，玩弄政治。那些“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真誠的社會改革者或政治家也屬於平民百姓，那些總想用耍小聰明的辦法不惜損害他人以求出人頭地的人則是政客或政客後備軍。政客越少，社會就越和諧越太平。

  梁秀慧當過留蘇預備生，比班上同學們稍大一點兒，有個姐姐樣，有付好心腸，已於1995年8月害癌症去世。臨終前幾天我曾天天去醫院看護。願她的靈魂安息。若有來世，願再一次與她相逢，還做她同室同窗的姊妹。

                                                                                                          《春殤》       何必

  我早就有心記述一些當年無辜的青年學生右派們獨特的、心靈的苦難中那一些難言之痛，這涉及到個人隱私，都是不願提及的話題，所以一直未能動筆。近日讀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順長江，水流殘月》一書的作者章詒和自序《我所悲兮在遠道》說：

    我親歷了這次四川大地震，老人們都感到即使我們遇難了，也算活了大半輩子，最為痛惜的是那些遇難的孩子，他們還剛開始人生，還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啊！一棵大樹，即使全部砍掉，只要根在，日後也會再發，可對一株幼苗，若是折斷，則難再生，怎麼不痛心啊！當年成年人被劃為右派只是毀了他的半生，而這些學生被劃為右派後則毀了他的全生；僅管在二十餘年後同樣的改正，可改正時前者大多有原職、級得以恢復，而後者卻只能是把四十多歲的人當作初參加工作的青工；毀掉了後半生還有前半生的正常生活，而毀掉了前半生時這後半生也就烙上了陰影，就只能稱為“殘生”；毀掉了事業，經晚年的努力尚可彌補些許，可是毀掉了青春，則是無法再來，他們成了被閹割了青春的一代人，就像受過宮刑的閹人，古代宮刑毀掉的是動物的“性的能力”，而現代宮刑消滅的卻是人間的“愛的感知”，前者只施於男人，而後者卻男女都可施；一樣的宮刑，一樣的以滅絕人性而記入史冊，後者則其毒更甚。    當年被劃的那一批在校讀書的學生右派，當時都正是16-25歲之間的男女青年，他們的生活還來不及開始就被網入深淵，他們不解政治之兇殘，他們不諳社會之黑暗，他們無論怎麼掙扎、哭喊，也無濟於事，由於他們年青，除了遭受所有右派那些苦難外，他們還得承受因“青年”而來的特殊的心靈折磨以至終生，這是無法改正的，青春是無法再回來的！這個話題，真是難以言說：劃右時他們大多還來不及戀愛、結婚，正當戀愛的季節，這時入了另冊，就與戀愛絕緣了：在人間，他們是既不敢恨，也不敢愛；他們不敢去愛他人，也更不敢去接受他人的愛！流行了上千年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他們來說也不適用了！這還是人間嗎？這還算人生嗎？這一划就是長達二十多年，到改正錯劃時，多是40歲以上的中年，青春早已永去。/

    我所知道的同學、校友與同事中，這類情形比比皆是，歷歷在目：個別已婚的在劃右之後也多是妻離子散，如貴州都勻的姜××，川師的周××，……，有的後來到改正後也沒有再嫁娶，而是孤身終老；有不少是在改造的折磨下還是童子就死了的（如同學廖××，王××），而大多數未婚男女則是作為非正常的大齡青年渡過了二十多個沒有春的歲月，七千多個沒有家的長夜，到四十多歲才能有個家，雖也多為再婚組合，有的又反覆離異（如我的幾位四川、重慶的同學Qi、Da等，還有與後來兩處的同事Za，Zh,Ho等），可更有不少是獨身到老（如後來同在一城工作的校友Zu），其中有一位同學Qi曾悲嘆曰：我們真是“斷子絕孫”啊！聽後令人暗泣，對女青年來說，就更有別樣的少女之悲心……；像我這樣幸運，能遇到愛上摘帽右派的女孩總是少數，但我在此前的十年大齡青年生活，在我的回憶錄《歲月留痕》中的專章（第四章“苦難的大齡青年”）記述自不待言了，就是後來我們認識結合之艱辛，也如電影中一付對聯所說的：“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生活之困苦，社會之白眼，街婦的繞舌……連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劃清界限了的，真一言難盡（第五章“艱辛的中年”……我永遠對不起我的妻兒，對於他們因我而受的株連與困苦……）；比我好一點的如同學張××與女友李××劃右後也堅持不散，在陝北結婚，可婚後的白眼與艱苦也是少不了的。……/

下面再記兩件真實小事：其一是，我有一個右派同學Za，後到四川某縣中學改造，文革前因與一女學生戀愛而加劃為“壞份子”，備受批鬥不已……，何壞之有？其二是， 文革時住我家對面的趙××（男，未婚），是某地質隊下放回來的青年摘帽右派，以做臨工為生，勞動之餘，同院小孩常愛與他玩，忽一日，院內一婦女王×指責說趙玩耍中有猥褻她的女孩（約4-5歲）之小動作，小街的治安主任蔡××（實乃一文盲村婦，隱匿了曾加入一慣道之歷史，嫁進城來，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混入運動，專司整人之女混混也）沒有任何調查詢問，立即召開對趙的就地批鬥會，會上悍婦蔡竟突然上前，把趙從所跪的板凳上一耳光打翻下地，趙不堪其辱，會後便悄聲投嘉陵江自盡，堂堂七尺男兒竟這樣無聲地死於一悍婦之辱，改右時原單位專門來人慰問其老母，其狀甚為悲痛，街坊無不感慨……，天理安在？

到57年反右的時候，我沒有發表一點意見，也沒有寫一張大字報。（——為什麼？）因為我們那個班叫中央班——中央報紙的記者編輯班，我們那些女同學都是中 央報刊頭頭的愛人；有一個禮拜六，我就到人民日報同學趙培蘭家裡去玩，他的愛人就是李莊——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就跟我講，現在中央“放”，讓這些民主黨 派人士說，將來要反攻的。他說我們現在人民日報社論都寫好了——他說的就是第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六月九號還是幾號發表的吧，反正我這就是五月份 事。所以人民大學鳴放的時候，我就知道（鳴放者將來）要倒霉的，所以我沒有說話——但是，我的內心裡頭對（後來）所謂這些“右派”講的話，是同情、支持 的。

那時我還是人民大學（城區）學生會的秘書長，“右派”林希翎這些都發言以後…….林希翎這些人我都認識，但是不是很熟，她是法律系的，在西郊；我是在城內 的“鐵一號”，那時還在“海運倉”，東直門那裡、中國青年報附近，現在是中醫學院——那時學生教授鳴放完了之後，學校就組織反擊。反擊那時開始呀

我記得很清楚，前面七個發言發完了之後，林希翎就問我——因為我是主持會議的：

“我有沒有發言權？”

我說：“你當然有啊，辯論嘛，她說了你，你也可以說！”

我就安排了她發言了。她一發言，下面就不幹了，下面都是些左派學生。不幹了我就說：

“咱們要民主嘛，只准你們說不準她說，這也不對嘛！”這樣就把會議壓住，讓林希翎發言……那天具體講什麼我講不出來了，但是我能找出她的發言稿告訴你。而且那天，人民大學的副校長聶真（採訪者：聶元梓的哥哥？王前的丈夫？），對！對！就在咱們後台……

那時林希翎講講就拿出一疊稿紙出來了……啊不，不是稿紙！拿出一份紅頭文件，中央文件！看得很清楚，紅頭文件！

（採訪者：林希翎總有些驚人之處啊！赫魯曉夫報告就是她捅出來的！）

那份就是赫魯曉夫的報告！她說：“我給你們念一念赫魯曉夫報告！”這下炸了！聶真在後台馬上說：不能讓她再念這個東西了！

這樣，下面組織左派就上台去把林希翎麥克風搶了，當然了，就把林希翎趕下台了。所以那個（她）也沒有念成。那個會上我也生氣了，我說你們還有沒有民主？！我就會議不主持了，撂挑子了，我跳下台就走了。

——打右派我的罪狀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根據你主持大會的表現吧？很有意義！很有意義！……林希翎今年4.29前，四月二十六吧，在巴黎，跟陳愛文參加、主持紀念林昭〔遇難四十周年〕；張元勛《北大1957》根據傳聞——他並不認識林希翎，精彩傳神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講演……）

林希翎在會上主要根據她的經歷，她是法律系的，曾經到蘭州西北實習過，耳聞目睹一些冤假錯案，那就說明解放以後肅反擴大化，整了很多好人……實習耳聞所見，所以她的發言呀，非常具有說服力！而且具有煽動性！

林希翎被搶了麥克風，被推下台以後，我就憤然跳下台不主持了，那會議也就亂了，當然我不主持了學生會還有其他人，還有主席，接着還會有人上台批判她……我被打右派，主要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第一次打右派，並沒有打到我，因為我沒有大字報，也沒有鳴放……後來人民大學反右從老師學生裡頭反了

打了右派以後，到1958年——正是大學四年級，是半年到中央報社實習，半年寫論文。我是右派，又開除了黨籍了，所以沒法實習去，就留在學校裡頭。留在學 校裡頭也不能讓你閒着呀，就到資料室去……原來林昭從北大轉到人民大學來，就在資料室。那時我不認識她。但有時勞動的時候見過她，什麼勞動呢？人民大學打 掃衛生呀，撿西瓜皮呀，把新聞系右派十幾二十個人集中一起……那時林昭也來，也跟我們一塊，但是不認識她，面孔是陌生的。那時我們也不會（互相）去問你是 哪裡的，都耷拉個腦袋，低着頭，在校園裡抬不起頭來，同學老師都不理我們，我們就打掃衛生呀，撿西瓜皮呀這些……

我是去資料室才認識林昭的。資料室實際就兩個人：就是一個王前，還有就是林昭；我去了以後就變成三個人——由王前領導林昭和我。

飢餓  代惠群

張松濤36年參加“民先”37年入延安抗大三期。57年被打為四川章羅聯盟干將。愛人代惠群西南財大離休幹部，57年劃為極右，開除公職，送峨邊勞改農場勞教，

峨邊國營沙坪勞改農場，位於天寒地凍的原始森林中。那裡一望無涯白皚皚的雪海，到處銀裝素裹，天空不斷飛舞着雪花，山上地流水結成堅冰，透明的結晶體，在雪海中反射出晶瑩耀眼的光芒，如同美麗的水晶宮！要不是我因被錯劃為極右送來此地勞教，我這一生一世也見不到如此美麗的仙境。壞事變好事，曲折的境遇，豐富了我的生活內涵。

“來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我是極右分子，罪惡滔天，首先認罪服罪，乖乖地聽從管教人員的管教。管教人員認為我表現好，特別照顧我不上山開荒，留在隊部燒開水，供上山勞動的難友們吃、洗、用，我很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

沒想到燒開水的工作也這麼艱難。首先要把水從山腳下的水溝里擔上來。在雪地上，我站都站不穩，哪能擔水上山呢？好在我單位有一職工的女兒先來此勞教，她見我實在無法，便替我下山擔了一擔水倒在鐵鍋中。

在雪地上挖個半圓形的坑，鍋就架在坑上，木柴是剛從山上砍回來的，上面結了一層薄冰，將它放灶塘內，用火柴將報紙點燃引火，火苗便開始將柴上的冰溶化。但一會兒，火就熄滅了，只有滾滾濃煙和水汽散發出來。手中一盒火柴全用光了，始終未點燃木柴。眼看大堆人馬從雪山上收工回來要喝開水，要用熱水（十個人一盆），我卻無法供應。又累又渴的難友們怨聲載道，隊長嚴厲的批評我。我只有默默忍受，淚如雨下。

這個農場是新建的，沒有基礎，開荒開出的生地種的糧食作物連種子都收不回來。如種的玉米，只長出一尺許高的苗，根本不長玉米苞，人們都叫它一枝只花。隊裡每天都派人上山採集野生的蕨基苔，拿回切成小節在水溝邊淘洗後送進廚房，再加上少量的玉米粉煮成糊糊，每人兩瓢，沒有鹽糊糊發出腥味，吃起來真叫人噁心。手端糊糊，飢腸咕咕地叫，為了活命，只得狼吞虎咽地吃進肚。隊長想盡辦法改善伙食，又派人上山采野生小紅果，聽說小紅果是紅軍過金沙江時吃的野果，當地老百姓叫它為“救軍糧，”這果子是甜酸味，採回用磨子磨成醬，放入玉米粉做饃饃，每人每天中餐時發兩個。在竹筍生長時節派人上山采野生竹筍切細放入玉米粉做饃饃，每人中餐事發兩個。這些東西無鹽無油，長時間地吃，體內油脂都被抽盡了，雖然吃了兩個饃饃，仍感到肚內空空的，餓得發慌，頭冒虛汗，腳耙手軟的，行走無力。有的難友忍受不了飢餓，見到山上的蛤蟆就去捉來吃，明知有毒，也顧不了，吃後在地上亂打滾，一會兒就沒命了。有的見着山上的野生菌，採回來放進鐵筒筒內煮，半生不熟的，吃後中毒，全生發黑，嘔吐不止，不久又見閻王去了，難友們見着東西不管是生的、髒的、還是有毒的，拿來就往嘴裡塞，狼吞虎咽地吃是下肚，只因餓得發慌，什麼也不顧了。我面對荒山野林，當我肚內咕咕亂叫時，為了延長生命，也不敢與他人一樣亂吃東西，只有大量喝水。我寫信向丈夫松濤求援，希望能寄點什麼吃的東西救命，不久收到包裹，內有一小瓶油炒鹽，我如獲至寶，每天放在懷裡，怕別人偷我的寶貝。當我飢餓難挨時就人到上一碗水，放入少量的油炒鹽，喝下心慌的症狀減輕了。當時我不了解外面的情況，真是“ 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那時外面每人每月才供應二兩油，什麼東西都憑票供應，是松濤自己不吃油鹽省下來給我寄來的，我非常珍惜，每次放得很少，像味精似的，怕一下吃完了，當我餓得心裡發慌、出虛汗、流清口水時，才在喝的水裡放上一點，這瓶油炒鹽幫我渡過了漫長的歲月。

同我一個單位去的王向井同志，在重病彌留之際，很虛弱地向我說：“惠群呀！我真餓極了，如果讓我吃上一口飯，或一個包子，我死了就閉眼睛了”。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從她眼神中流露出心靈的渴望。我離開單位時身上還有全國糧票，便想盡辦法給她買了一個包子。她拿着包子無力地笑了，狠狠地咬上一口，還剩下一半，便撒手而去。她這一去雖解脫了長時間身受飢餓的痛苦，卻難以癒合心靈的創傷，以及思想上的重負。她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黨員，為革命為人民付出了整個一生，但後來卻作為歷史反革命而身陷囹圄，這心靈的創傷永遠無法癒合。她的白骨永遠留在這荒山野林了。

眼看患難中的姐妹們，在飢餓、勞累中一個個一天天地消瘦，而後又一天天“發胖”（全身浮腫），停止呼吸。我忙着收遺物累得死去活來，這個悲慘的景象真不堪回首。

虐待乎？  落實右派政策乎？潘中煜

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怪事：以“落實右派政策”為名，進行愚弄、虐待，這樣的事就發生在我的身上。

個別領導幹部，辦事暗箱操作，罔上虐下，捏造事實，向上匯報，不但不受到黨紀國法處分，還平步青雲。

1957年，我23歲，在杭州華藏寺巷小學做事務老師，那時毛澤東號召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放大鳴”，“幫助共產黨整風”，整治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極力鼓勵、鼓動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保證“言者無罪”，還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用擴音機作動員報告：“不要有絲毫顧慮，向黨提意見是愛黨、愛國、愛人民的具體表現，現在是考驗你們的時候……”。在這樣的氣氛下，當時我年青、單純、個性耿直，將我所想、所見，在學習會上發了言，並寫了大字報。鼓勵“鳴放”言猶在耳，卻突然來了個180度急轉彎，說我是：“猖狂向党進攻”，“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謾罵偉大領袖”……我才知受騙上當，毛澤東自己也說：“這不是陰謀，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後來據說因我出身苦，不打成反革命，“照顧”我做一個“右派分子”。劃右後二類處理，送農村監督勞動，歷經三年大饑荒，幾乎餓死，強迫我退職後，沒有生活來源，就和老父一起拉車背纖，有時肩挑擔兒沿街叫喊以爆米花為生，後又以“莫須有”罪名判我勞教三年，留場七年，在勞教期間，有次上山斫柴，不慎摔下山坡，眾犯人都以為我命赴黃泉，卻奇蹟地未死。在那個時代，餓死、上吊、投河、跳樓、逼瘋、被人暗殺後屍體也找不到，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俯拾皆是。

自從我被押送去勞教後，老父為了繼母和異母弟妹的生活，只能老牛拖破車獨自一人拉車，無人背纖。我自幼亡母，父親既做爹也做媽，好不容易把我撫養長大，我卻不能贍養爹一餐，在爹臨死前，還喊着我的名字，我身陷囹圄，卻不能見爹最後一面，回想往事，心酸淚下……，在那黑暗恐怖的死亡地帶，我度過了二十二年的青春。

盼星星、盼月亮，總盼着有天見太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右派政策了，我似枯木逢春，認為苦難到頭了，多麼高興啊！和我一起劃右的其他人全部歸隊回教育系統恢復原職，可當時杭州上城區“落實辦”，要我書面檢查在二十二年前23歲時所謂“謾罵”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我即書面檢查回答：“……根據實踐證明，我的大字報沒有錯”。使我萬萬沒想到的是：“落實辦”不但不恢復我的原職，甚至連小學校的清潔工、炊事員也不給我做，將我這個歷盡二十二年磨難，年近半百，尚未成家的半老頭，強行安置到別的系統去做超負荷的重苦力勞動——建築工地拉2000斤重的黃砂、石子等人力大板車——來虐待我，連工地上的炊事員都不准做。我據理力爭再三要求重新分配，回答是：“已經給你安置好了，你不去自己負責”。我當然不去，只能忍氣吞聲，包羞忍辱，不得已再回到原來勞動改造的街道小廠做工，直到退休（街道小廠不是落實政策的工作範疇）。

1998年街道小廠破產，我開始申訴，十一年來我已寫了九十三封申訴信，也親赴北京上訪，均無果。2000年2月，當時的市領導親閱我信，親筆批示：“請上城區張鳴放區長閱處，協調解決”。後由韓國熹副區長裝模作樣開了協調會，會上各領導只是勸慰，什麼問題也沒解決，會開了一半，韓區長屁股一撣，說：“我很忙”，揚長而去。（如果韓區長誠心按政策，按市領導批示給我落實好，直接辦好即可，何必興師動眾故意將責任推向別人）。不久，我去杭州市信訪局詢問，一號女接待員回答：“根據協調會匯報反映說，你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清潔工錯劃右派，所以教育局不收，我們信訪局長也這麼說”。我才知道上城區韓國熹這個重量級大佬在暗箱操作，捏造事實，向上匯報。我多次要求將韓區長的“匯報”複印一份給我，遭拒，這說明韓大佬的“匯報”見不得人。我認為：我如果是沒有文化的清潔工打成右派，這就不是右派改正的問題，而是一件大冤案，大錯案（政策明文規定，沒有文化的人是不劃右派的）應按國家《賠償法》進行賠償。佘祥林十一年冤獄，國家賠了65萬，我二十二年冤獄應賠償多少？

我在生活最困難，幾乎餓死的時候，也沒有要求補助救濟，今天我不是乞討，央求恩賜，我是要回原本屬於我的東西，一視同仁給我落實政策，哪怕我是腰纏萬貫的大富豪，也要給我落實好，豈能以“落實”為名，行虐待之實，我有什麼錯誤，可光明正大的處罰我，使我口服心服，我也有七情六慾，也有父母所生，試問全國有552877個改正右派中，哪個是這樣來“落實政策”的？難道我祖祖輩輩應該被人愚弄和虐待嗎？

這個韓國熹大佬難道要龍子龍孫、天潢貴胄；要黨政大員；要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能馬背橫槊賦詩的人，才能落實好政策？要出賣維新派，暗殺宋教仁，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要和倭寇國簽訂《日汪密約》汪精衛的後裔們；要李登輝、陳水扁、呂秀蓮的直系親屬那樣和韓國熹大佬門當戶對的人，才能把政策落實好？難怪現在有的人非要把自己的祖宗和某人物、某皇帝掛上鈎，以證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的血統，只要血統好，就是白痴也是個寶貝，當然要把我這個童工出身的“半吊子”右派嗤之以鼻。無錢念書的人，難道非要像前蘇聯的高爾基；像唐朝的慧能；民國時期的王雲五；當今的沈從文、華羅庚那樣自學成才，成名成家，才能把政策落實好？從韓國熹這個重量級大佬的所作所為，可以推斷，最初上城區委“落實辦”領導就是他，要我去拉大板車的也是他，他不僅是上城區委的大佬，而且平步青雲，據說後來高升做杭州市民主人士的大佬，“右派分子”的苦難是韓大佬向上爬的階梯，“右派分子”的鮮血染紅了韓大佬的頂子。

毛澤東對劉少奇下的錯誤《定論》：“叛徒、內奸、工賊”也要推翻，難道韓大佬對我下的錯誤《定論》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嗎？他置中央的政策和市領導的批示於不顧，是軍閥割據，是獨立王國嗎？

“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共產黨是這樣，民主黨派也同樣，而韓大佬就是“凡是派”。共產黨正確的，我擁護，錯誤的，我反對；共產黨的精英我擁護，敗類我反對。奇怪的是2000年的市信訪局領導，不進行實地調查取證，偏信韓大佬的匯報，三人成虎，官官相護，盤根錯結（節），在一黨專政下，任何清官都難解此“結”，如再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蹈常襲故、頑固地將“兩個凡是”推行下去，繼承“馬克思和秦始皇”、“和尚打傘無發無天”的衣缽來辦事，不但祖國永遠分裂，遲早兄弟相殘，血流海峽，開第一槍的，必將受到全世界譴責，逼台獨立，這是倭寇國和民進黨夢寐以求的大喜事。那幾個“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英雄”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若不改革，大陸地區貪污腐敗、冤案，必將越演越烈（難怪在2005年僅僅一年中曝光了三大冤案：佘祥林案國家賠償65萬，滕興善、聶樹斌錯殺案，至於官場貪污腐敗，可說數不勝數）。民怨沸騰，積重難返，胡、溫兩位領袖苦心構建的和諧大廈，將被韓國熹一類蟲豸所蛀空，長此以往，不亡黨才怪——但中國是不會亡的，你們不信嗎？歷史是最好的見證人。

我想海峽兩岸國共兩黨領袖都懂得：“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道理，國家不統一，無民主，是民族的恥辱。一個分裂的不民主的中國沒有資格說真正的強大和崛起。有朝一日，祖國統一了，民主像台灣省一樣，駙馬爺內線炒股照樣坐牢，總統貪污照樣追查，憲法是民眾實際享受到的權利，而不是花瓶擺設，至於官員罔上虐下，將受到嚴厲處罰，真正做到了“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將用法律手段和韓國熹大佬對簿公堂，討回我應得的權利，不但要按政策給我落實好，更要討回被毀二十二年的青春代價和被扣除二十二年工資的補償。這是我的夢想，我已年逾古稀，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否成真？倘若不能，我將囑我後裔世世代代要有精衛填海，杜鵑泣血，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愈敗愈勇的精神來討個說法。（岳飛後裔為岳飛夫人墓地被毀一案一場官司打了三百七十年，從明朝崇禎二年即公元1629年一直打到1999年3月30日才打贏，歷經四個朝代：明朝一帝，南明六帝，清朝十二帝，中華民國六總統，中共三元首。原載2001年7月20日

不能忘卻的幾個右派難友     陶渭熊
57年受害的眾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還艱難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誰還記得他們、了解他們、知道他們的苦難？下面記錄幾個無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見證毛澤東“陽謀”的罪惡，並以此文記念反右運動——這個人類史上最無恥、最反動、最大規模的文字獄——50周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類處分的西南師範學院右派學生，在農村勞動改造半年之後，又被調回西師，在生產部組成右派學生勞動隊，由此我認識了許多新的面孔。
賴人解讀的苟文純
在西師勞動隊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學生中，苟文純是最顯眼的了。他已經38歲，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濃眉大眼，目光炯炯，一頭黑髮濃密粗硬，永遠梳理得光亮整潔；絡腮鬍子天天刮得乾乾淨淨；舉止大方，談吐得體，隱約顯示幾分高貴。如果只看他的頭，你一定認為他是大款、顯赫政要、學者、教授。而其穿着則有如乞丐：一件污黃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補滿補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襤成綹，舉臂抬手就飄帶似的飄舞；褲子同樣疤上重疤；破皮鞋補了又補已不能再補,走起路來“哧呵、哧呵”響個不停。難友們學他一步一頓地走路，嘴裡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樂了。
他的勞動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剷除苗先鏟斷；叫他擔糞，他穿着那雙破皮鞋搖搖晃晃，卟哧卟哧糞水濺了一地。看他那狼狽相，難友們都說“夠了，夠了！”從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實他和我一樣都是60級學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銀行的行長。49年以後任副行長，和那位不懂業務又很橫蠻的黨員正行長經常發生衝突，三反時那正行長藉機把他打成貪污分子，後來賬雖然查清了但副行長也給撤了。秉性剛直的他憤而辭職，以為憑本領還找不到工作？殊不知從此就呆在綦江農村老家。1956年大學擴招新生時才考到西師外語系讀書。他和班上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小青年顯然有不小的代溝，青年們叫他向黨獻紅心表決心的時候，他說“有必要嗎？何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呢？”就是這句“反對無產階級政治”的回答，已經“夠了夠了”，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右派分子。
他的言談不多，休息的時候用朗誦莎士比亞著作和唱歌來打發時光。他經常唱一首極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優美。他唱歌的時候，和他同處一室的我們都靜靜地躺在床上聽他那時而低回時而高亢，時而沉鬱時而激昂的歌聲，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淒涼、悲慘、憤怒與抗爭有境界。唱完後他泥塑似地坐在那裡，兩眼掛着淚花，我們的心也隨之激烈地搏動。後來我知道那是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伯遜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訴與反抗的歌曲。
59年以後，毛澤東的“大躍進”破產，饑荒威脅着每個人。學校里的情況也每況愈下食不果腹，勞動隊員個個飢餓浮腫，苟文純的身體徹底垮掉了，臥床不起，當局怕他死在學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蒙生路”，但是不發給一分錢路費。他慢慢地爬起來，修面、梳頭，雖然形銷骨立，還修飾整潔，仍然不失當年銀行家的風貌，背着破爛的行李，拖着浮腫的雙腿艱難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迥，無糧無錢，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餓浮腫之軀，一步步地掙扎着行走……兩天后他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來，每當我想到苟文純，就想到那紳士般的頭顱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協調實在叫人玩味。其實他的頭是高貴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視強權、反抗暴政的象徵，是一顆不屈不饒的頭！而他的衣着是寒酸的、貧窮的、破爛的、強加的、被迫的，是對強權的揭露與控訴！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學生，竟襤縷如此、潦倒如此！這是什麼世道！難道不令人深思嗎？
苟文純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運使她香銷
徐香圃是勞動隊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歲，已婚並有了孩子；歷史系60級學生。大約家庭孩子的牽掛吧，她很憂鬱，管教幹部認為她思想改造不積極，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勞動隊解散才復學，這樣她就從1956到1963讀了“七年制”本科。
64年春節，我在重慶一個朋友處會到她。此時她很高興，說畢業後分到江津地區江北縣，旋即叫她參加四清工作隊搞四清運動。我大吃一驚，說：“我們都是四清的對象，你卻去清理別人。”因為按共產黨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與否，都是階級敵人，都被剝奪了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權利，只能像肥豬等待宰殺一樣等待在四清運動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夠參加四清工作隊，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還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慮，說：“我也很顧慮，曾向四清工作團長表明我的身份，那團長說‘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現嘛，你就大膽工作吧’。”原來她的高興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終覺得是一種危險。那次分別後再也沒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結束。
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時，一位參加過四清的人無意間提及文化革命開始時，四清工作團集中在永川整風，鬥爭一個混進四清工作隊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殺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的心一陣陣顫抖。
後來經過多方打聽，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隊有上佳表現，說話、做事、匯報工作、寫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來的是嫉恨，連四清工作團長也受到“重用階級敵人”的攻擊。當文化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四清工作團長不再說“既往不咎，重在表現”的話了，把她推出來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她首當其衝，幾千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火力橫掃她一個，是怎樣一種災難！什麼“隱瞞罪惡歷史”，“右派分子翻天”，“混進四清工作隊”，“對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等等。大字報橫掃，大標語圍剿，大會場批鬥。本想立功表現，卻落得如此下場，她一時驚恐萬狀，既而萬念俱滅。在顛倒黑白的人間地獄中，她便選擇了拋家棄子，憤而自殺，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鋒利的刀子割斷喉管，倒在血泊之中。
死亡對於每個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絲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竟選擇了死亡！毛澤東的殘暴，給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災難！徐香圃就這樣香銷園圃。

一個老革命的困惑    楊楓

我是1928年出生在山東貧農之家的漢族男性公民，1944年參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淪為共產黨領導人心目中的死敵而勞改、坐牢二十餘年，究其原因，那就是對於歷史文化的認識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從源頭上搞清楚。我認為人的主觀頭腦里的種種認識都來源於其靈魂的支使，沒有靈魂支使的認識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堅信無論是本人的口頭的有聲語言，或者是無聲的文字，都來自靈魂。因此了解一個人，首先要知其靈魂中的思維活動的奧秘才行，這是知人的根本，而研究人類靈魂中的思維活動的奧秘是屬於精神科學的範疇。本人的這種心願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產生，產生的歷史文化原因則是基於被專制文化所扭曲的靈魂，這主要是指當年對毛澤東的政治感情。按照中國極革命家的判斷，我是極端仇視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階級敵人，故而以惡毒、攻擊誣衊毛之罪判刑十二年，實際坐了十一年零八個月的牢。然而一個時候，我對毛是五體崇拜的，甚而為他死也心甘。本人對毛的這種感情是由特殊的歷史文化條件所決定的。這種歷史文化條件，是極左派所製造出來的，使我的靈魂痛苦萬分日夜難安。而這種靈魂中的苦難是抽象的，人們的肉眼是根本不見的精神苦難，或靈魂苦難。正是有着這種抽象思維活動的精神或靈魂苦難的長期折磨，所以就特別渴望怎樣才能從靈魂的苦難中解脫出來，而產生了解脫靈魂苦難的心願，這一心願在我剛從監獄裡釋放回家之後，就曾向領導說： “真也假來假也真，真假難辯愁煞人，願將一顆破碎心，獻給人民當標本，探索精神世界謎，搞好革命為人民”。

令人遺憾悲哀和無奈的是，領導對本人的心願置若網聞，無動於衷，毫不關心。此後，我也曾數給當地有關部門寫信，但泥牛入海無任何消息，使我對中共失去信任感，從根本上傷害了有過的情感。才有1967年的1月17日晚

從秋瑾到林昭           白樺

希望把今天的苦難告訴未來的人們！”

——煉獄中的林昭

“天上的父啊，原諒他們吧，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十字架上的耶穌

除非是讓我死，

不，即使是死，我也不會忘記你，

我的靈魂會把記憶交給懸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傳後世。

除非我已經出賣了靈魂，

剩下的是一具行屍走肉；

可倏然的刀鋒，經常會      

冷丁地用凜冽的寒光試探我。

我自己知道，即使把我放在砧上，

我都會像冰山那樣沉重和冷峻；

雖然我的臉上掛着兒童般的天真，

那只是為了襯托鬼魅的猙獰。

當我第一眼端詳這個陌生世界的時候，

你就站在我的面前了，

狂濤撲面，你亭亭玉立；

風雨如磐，你目光鎮定。

在絕望的戰場上去奪取希望的隊列里，

有一位旗手竟然是雍容華貴的女性；

你從畫舫里走出來就跳上了戰馬，

以龍泉寶劍取代玲瓏玉佩。

雖然百年前你就因此而身首分離，

和1907年所有的紅花綠葉一起，

落入拌着血淚的泥土，

在世世代代的夢裡靜侯着另一個花期。

你永遠是那樣嫻靜和溫柔，

一位落落大方的大家閨秀；

雖然你那雙白皙的手引爆過雷電，

使得紫禁城內外一片狼藉。

就像一輪皓月離雲而出，使我——

一個國破家亡而且懵懂無知的孩子，

得以呼吸到至美的芬芳，

得以瞻仰到至善的綺麗。

我永遠都能記住你的樣子，

儀態優雅、無限關愛地俯視着我，

就像記住我的母親和姑姑、阿姨，

以及你們與日俱增的美麗。

我在很幼小的時候就知道，

你走出深閨踏上夜路，是為了

走進寂寞的夜行者們的隊伍，

去迎接註定要出現的華夏晨曦。

你相信先行者們項上噴湧的熱血，

能把漆黑的烏雲濡染成鮮紅的朝霞；

於是，你也要拋灑自己的熱血，

於是，就有了軒亭口的一聲長嘆。

你把美麗的面頰轉向未來，

未來只是你幻覺中的一抹淡青色的晨光，

你的未來不就是我們的現在麼！

你輕輕地吟誦，安祥一如月光：

“秋風秋雨愁煞人！”

你用極度蒼涼的古越鄉音發出一聲嘆息，

傾吐了三千年壓抑的悲情，

給二十世紀留下了一行最深刻的詩。

整整一百年過去了，

一百年的中國都沉浸在血泊之中；

烏雲最終——最終也沒有被濡染成朝霞，

雖然我們拋灑了江河那樣多的熱血……

這是百年來希望與失望爭辯的交點，

這是百年來幻想與現實議論的話題；

時間太長了，流血太多！

鮮艷的紅已經凝結為深深的黑。

在你去世三十年以後，中國

又一位使男人們汗顏的女性誕生了；

她出生在錦繡江南的姑蘇，

一座被稱為人間天堂的古城。

當她還在北京大學求學的時候，

忽然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她發現

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眶裡都沒有眼珠；

他們的眼珠都到哪兒去了呢？

她不敢看那些血紅而又空洞的眼眶，

可為什麼人人都不覺得有什麼缺失呢？

失明不是最大的缺失麼？而且

他們個個都快活得像學舌的鸚鵡。

她立即走向未名湖畔，以水為鑑，

從自己的身上來驗證一個重大的事實。

謝天謝地！自己的眼珠還在，

而且熠熠生輝，甚至咄咄逼人。

原來所有中國人都自動摘下了眼珠，

把眼珠緊緊攥在自己的手心裡；

是為了害怕出現視覺上的謬誤，

諸如把光明看成黑暗；

把天國看成地獄，

把神聖看成妖孽。

億萬人只能瞪着空洞的眼眶，

按照一雙眼睛來認知世界。

而她卻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韙，

去觀察被封鎖、被凍結的大地，

透過霧靄重重的來路和去路。

透過斑駁的光影和瞬息萬變的色彩……

於是，她就成了一個可怕的異端，

居然敢於在眼眶裡保留一雙眼珠！

居然還敢直面那顆唯一的太陽，

而且認真地去探究它黑洞似的內核。

為什麼太陽散發出的不是熱能，

而是一陣又一陣刀鋒的寒光？

於是，她對那顆超自然的太陽，

產生了理所當然的懷疑。

懷疑太陽？！多麼可怕的懷疑啊！

幾乎所有的人都選擇了懷疑自己。

自覺自愿地在每一顆細胞里追尋原罪，

把別人強加在身心上的災難當作恩典。

我們是個人人都在懷疑自己的民族嗎？

我們是個人人都在盲從偶像的民族嗎？

我們是個人人都在信奉仇恨的民族嗎？

我們是個人人都在自甘為奴的民族嗎？

遙想春秋戰國那些如火如荼的歲月。

諸侯們忙着為霸主的稱號廝殺；

而大地上繁星璀璨般的諸子百家，還能

競相自由地閃現各自的光彩。

我可以堅持我的強國夢想，

你可以堅持你的民本童話；

你可以指斥我為詭辯、謬誤，

我可以譏諷你為異端、邪說。

但他們都堅定不移地寫下了

流芳百世、燭照後世的典籍；

秦始皇能把六國的宮殿都付之一炬，

卻無法徹底焚毀竹簡上書寫的文字。

在印刷術還沒有出現的年代，經典

卻神奇地從草民們的記憶中複印出來。

當偉人為一己之見而滅絕眾志的時候，

他就註定要成為千古罪人。

中華民族有過如此眾多大智大勇的祖先，

卻繁衍出如此眾多缺乏自信的後代；

不僅主動摘下自己的眼珠，還要

用木屑去填充大腦里丟失的記憶。

她——一個卓越的思想者，

在絕對禁錮中探索思想；

她——一個活躍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