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2008年月11月5日

目      录

、不能等、不能急只有促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问题     谢  韬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                     李国良历史将宣判右派无罪！                            张成觉「57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                        林培瑞我   的右派经历                      青岛大学 物理系 谭天荣  丁酉之劫 -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           张允若

泪水泡大的女孩读书札记                              倪艮山

从王实味、右派、周居正、刘宾雁、李锐到王若望、      黄河清

为右派苦难精神孤军奋战的林希翎                      铁  流

学生右派之一“百姓哪分左与右”                      燕遯符

饥饿                                                代惠群

虐待乎？  落实右派政策乎？                          潘中煜

春殇                                                何  必

不能忘却的几个右派难友                             陶渭熊一一个老革命的困惑                                    楊  枫

从秋瑾到林昭                                        白  桦

“五七”挡案：王志勇、李远禹、后永年、

友誼回声：   杨骏祺、李冰、后永年、高立德、赵维光、姚孔亮等

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     谢韬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问题

作者简介

谢韬，1921年12月生，四川自贡人。曾在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主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今年二月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掀起社会主义模式辩论。

在改革进程中，方向正确，小步前进，走二三十年也可以，甚至更多时间也可以。老一代都过去了。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会更有智慧与科学，更贴近人民，更了解历史需要，而在现代化上跨出了一大步。

两条经验

中国人早就总结出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无信不立”，民心与信心是相联系的，就像1946年周恩来的总结：人心向共。这四个字说明了问题。另一个经验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暴力可以夺取政权，但很难长久地维持政权。这种大众的历史观、政治观，尽管很朴素，但却很深刻、很正确，是我们用以观察一个政权、一个朝代盛衰、起落、兴亡、得失的观点。

两个制高点

我们谈理论和实践，有两个理论的制高点，这两个制高点，帮助我们观察这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历史道路，在理论上，可以帮助我们来观察现实政治的几个问题。

一、资本主义是否是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

这在大陆曾经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事实上在很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攻克这个制高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生产力的总和还更高的生产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市场、一个商品市场、一个工业文明时代。如今它正向一个新的信息文明时代前进。一个社会制度从产生、发展、繁荣、低落、衰败的灭亡，都有一个历史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中外历史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了上千年。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了四百年，算初期，原始资本积累到资本社会成型、定型、到现在，可能还是中期，等于人到中年。这个阶段，还没有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必须打破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的时候。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这包括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没有高度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是资本主义成熟的产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上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是砸烂、彻底破坏的关系。至于政权、社会组织的形式，可以因民族“地域”历史等原因而有不同的形式，但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要依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高度和社会的客观要求而定。

解决了这个资本主义是否是先进的生产力，是否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理论问题，那么，很多理不清的问题、很多扯不清的事物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他也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语中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社会，哪来资本主义复辟？相反，中国封建专制根深，倒是封建专制借尸还魂，真正复辟。

现代世界的形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通过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的发展，逐渐走出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进入信息时代。而中国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大体上还得走求得超额利润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近年中国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明明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头上，原想遮丑，却同时把原可梳理、缓解的社会矛盾搅得更乱，把原可借鉴的成功的社会经验也给遮蔽掉了。这些正说明了，苏联也能中国也能，都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和丑恶。汉文化的语境，本来就给实事求是增加了许多困难，再加上专制的道统和钳制言论，资本主义是不是先进生产力这个并不复杂的基本问题的答案竟显得高不可攀，相当地困难了。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走出自己的困境，寻找出路。我认为很多问题都与这个问题相关。

二、政治制度是否做到以人为本？人民是否当家作主，是主人还是奴隶？是否具有主人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的解放的科学，当然包括解放无产阶级及解放全人类的科学。在当前历史阶段，这个观点的前提就是，我们是否有人民的宪法、是否有宪政，人民的公民权利能否兑现。应当说，民主政治就是公民社会，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与自由，最主要的就是言论、出版、新闻的自由，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自由与权利。胡锦涛说的对，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有各种形式，但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具体的，可以体现、可以实施的。民主是“民”为主人，不是“主”民。不是主人得听仆人的指挥，仆人可以任意打骂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走苏联模式的，苏联模式有三个垄断：一是财产的垄断，二是物，三是真理的垄断。今天回看中国过去的道路，也是财产的垄断，也是权力的垄断，也是真理的垄断。但现在我们怎样来概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呢？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是逐步走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向一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过程之中；再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拥有独特文化、经济落后、政治专制的传统，加上几十年的折腾，人口十三倔，在如此国情下，走“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点，所有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以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我看是好的口号，其中的思想解放，指从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从陈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

而改革开放，则是从本质是官有制的公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从官僚专制统治改为宪政、民主、法制的体制改革；从意识形态的专制到民主宽裕，现代科学精神的改革。科学与民主是现代文华的伟大成果，缺一不可的！只有科学，没有民主不行！

十七大的胡温新动向

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是一个大纲，吸收国际上对我有用的东西，融会成自己的东西。

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这是一篇大文章，要探索、充实、提高。既合乎世界主流，也合中国实际。

只要发扬民主、人民智慧，经过若千年、几十年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政策，更适合今后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有各个站口或阶段。代表大会就是一个站口。现在到了十七大，以胡温为代表的站口，情况如何？我认为是基本框架没变，但有了新的动向：

一、由阶级斗争为纲，改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

二、改变了理念，认为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正义公平不再是哪一个阶级所有，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智慧的结晶，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就建立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经济繁华、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政治清廉的现代化公民社会。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要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四、提出四个坚定不移的指导原则，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这是新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用这四个坚定不移代替旧的四个坚持，这是党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五、有条件有控制的开始了党的民主改革。基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基层开始，在实验、摸经验。

这说明党还是在接受教训，逐渐进步，步子小而慢，小而稳。我们的态度，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

在改革进程中，方向正确，小步前进，走二三十年也可以，甚至更多时间也可以。小步前进，人民能接受，人民是理智和有智慧的。有可能到二十大有一个较大的转换，即十五至二十年以后，老一代都过去了。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会更有智慧与科学，更贴近人民，更了解历史需要，因而能在现代化上跨出了一大步。

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

                          李国良

理论创新家谢韬说得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棵，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上世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经历，特别是他从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成为被害的执政党领导干部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现实的课题。

本文作者是名记者范长江的后辈，无缘见过他，但是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有他晚年的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我力图明确他一生经历中的一些教训，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长江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采访和写作西北通讯，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他在发表的许多通讯中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举例说：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发表了更多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月至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过：“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量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但是，在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他终于恢复了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创新的政见，他写下了题为《记者工作随想》的长文，开头一节的题目为“在新问题面前”，宣告“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从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提出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

长江接着明确地写道：“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

他还鼓舞我们记者们说：“作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反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范长江上述的这些话无疑是他对同业的肺腑之言。他说的是：记者啊，千万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和正确的思想一边。

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我现在体会，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共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的政治局势决裂。他的死难将会同古代的屈原一样，受到后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可喜的是：早在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代，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已被树为记者学习的模范。

                   长江的反思记录值得学习和参考

长江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了那样勇敢的反思，显然同他早年继承五四传统和信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关；显然同顾准和张闻天等这些大智者们留下来的遗言一样，是较早的改革呼声。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长江的晚年经历，不仅对当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后来人具有启蒙和教育作用，对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会是宝贵的启示和鼓励。

我过去读范长江的通讯，知道当年他有随时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坚持；如果晚年还有随记，肯定会有他更多的反思记录。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给挚友们写过说真话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亲友，及时把这些有关的笔记和信件都整理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和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众多随手记录完成的，那里就有马克思晚年的许多新创的论见。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作者为93岁的老新闻工作者，“妀正”后曾是一家大報创始人，至今仍每天坚持电脑写作）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张成觉

《历 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是卡斯特罗当年自我辩护时的题目。时在1953年7月，地点是古巴哈瓦那的法庭。他致力推翻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竟还容许其自辩。 就仿如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制造国会纵火案后，还容许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自辩一样。后者甚至于公开审讯后被判无罪。

然而，在毛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事！不仅50年前被定罪的“右派”当时不能自辩，时至今日，仍不让他们 说话。两千多年前孔子讲过：“礼失求之野”；21世纪的现在，是“理失求之野”。神州大地的无辜“贱民”和自由主义者，哪怕仅仅欲讨一个“说法”亦不可 得。只能飘洋过海，不远万里地到新大陆去讲“理”，这本书便由此而来。

2007年6月29至30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国际学术讨论会，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 运”为题，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近五十名与会者齐集洛杉矶共襄盛举。他们来自法国`英国`美国东部`西部，加拿大，北京和香港等地，其中有昔日受难者及 其亲属后人，也有著名的专家学者和维权律师。另有几位不克赴会者提交了书面发言。因此，作者阵容的强盛是此书的首个显著特点。

另一特点是文章的针对性强，打中当年那场运动的要害。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仍秉持邓小平80年代初的说法：反右是必 要的，错在扩大化。多位学者教授，对此予以痛斥。许赤7d英称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的祸根均深植其中，因为“不讲诚 信，好说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正是运动的恶果之一。郭罗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1957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 纵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权，按照"党的领导"制定的宪法，也是不合法的。”“就算是真正的反党，也不能成为镇压的理由。民主社会里， 没有一个政党是不可以反对的。”

资料翔实，条分缕析地理清反右的来龙去脉，使读者了然于心，是本书又一特点。吴国光将中共八大与反右的内在联系，揭 示得相当透彻。丁抒驳毛的“阳谋”论，据事论理，使之体无完肤。叶永烈评析右派三大理论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无非是向中共要求一点点政治民主而 已”：“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储安平的"党天下"直刺毛泽东的心窝”。方励之等把1957置于国际风云下考察，视野广 阔，发人深省。

多位学者着重将反右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挂钩，言人之所未言，耐人寻味，此乃该书再一特点。曾被打入另册的朱 正，就“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这个命题，冷静客观地进行了阐述，见解独到，具很强的说服力。戴晴《从“一边倒”看毛与民主个人主义者》，回 顾了49年4月底中共攻占南京后，通过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燕大学生与美方的接触经过，剖析了毛敌视西方文明及其普世价值的狭隘心态。章立凡谈“中国民主 党派的历史变迁”，使人们较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完全是将其作为花瓶，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早在1947年，毛就准备卸磨杀 驴，过桥抽板，一旦坐天下，马上将这些反蒋盟友弃若敝屐。如果不是斯大林反对的话，49年毛入主中南海之日，就是民主党派寿终正寝之时。

“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鲁迅语）一些当年运动的受害者及其亲人，讲述自身遭遇，“字字血， 声声泪，”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是此书瞩目特点。流沙河谈《草木篇》，杜高缕述个人档案，龚定国`叶国荣分别回顾自己的贱民经历，一个军人，一个华侨，备 受折磨异曲同工。巫宁坤`巫一毛父女，或转述北大荒右派的九死一生，或回忆自身童年的颠沛流离，无不催人泪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着眼于未来。钱理群建议建立“1957年学”，目的亦在此。而本书作为二十一世纪中 国丛书之一，宗旨同样离不开：“突破资讯封锁，推动民主变革，促进族群和解，建立宪政民主”（丛书主编宋永毅语）。实际上，这也是当年右派的理想。毛则以 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与民主`宪政背道而驰，实行一党专政，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历史的选择”。诚然，由于文化积淀及国内外大小气候等因素，历史曾经选 择了中共，然而，“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 主流。”1945年毛在中共七大闭幕时说的这段话，62年后的今天，应该回赠给他的继承者。你们理应审时度势，与国际接轨，早日建立宪政民主。否则，必将 被历史抛弃！

「57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    林培瑞

欢迎大家，尤其是远道来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会。宋永毅先生让我说几句「开场白」, 颇有班门弄斧之感。我没有在场很多朋友对「反右运动」的切身经历，与其说什么「开场白」，我倒不如提两个问题，抛砖引玉。

中国文化中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觉得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从这一次会议的论文和发言题目来看，好像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也有。但究竟为什么？「关键」的感觉从哪里来？

反右以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土改，镇反，肃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够残酷的了。反右以后还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数要比反右多好几倍。最可怕的数字当然是「大跃进」的大饥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

　　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

　　刘宾雁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划右派以前很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语言，被划成右派以后，虽然不能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我可能真的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可能不对。」在这一点上，我想宾雁先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划了右派以后，宾雁去跟中国的最穷的老百姓一块住了几年，经过了一个在一辈子里有决定性的转折，这也能算「语言变化」：他发现中国社会上有「两种真理」。宣传部的官方真理在报纸上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传达下来；同时有另一种真理，是由老百姓的艰难生活长出来的，从下往上。两种「真理」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两者之间，宾雁决定要接受后者。

　　我个人觉得这种「语言分野」是一个关键和要命的问题。以前，在土改，镇反，和肃反的时候，虽然残酷，但理想语言还是有「能够信」的可能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能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理想àà」。但以后，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

　　我以为这个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犬儒主义」：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个浪潮的出现当然跟后来邓江胡时代的「不讲政治，只向钱看」的政策有关。但是1957以后的「语言分野」和「两种真理」的作用显然是关键。

帽子的变化：从「反党」到「反华」

　　今天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从57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帽子」的变化是什么？当时「右派」的正式罪名叫「反党反社会主义」。把这个模式带到今天来看，非常有趣。今天的中南海不提「反党」两个字，这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公开承□ '7b真的能有人反党。同时也不提「反社会主义」了，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太子党捞鱼的经济池子里，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要是现在埋怨别人反对「社会主义」免不了带来一点自嘲的味道。

　　中南海现在不喜欢你，说你「反」什么呢？有时候还用「反动」两个字，但更有趣的是说你「反华」。把原来的「反党」扩大到「反华」 ，又是为什么呢？显然是为了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共产党把自己说成民族尊严的代表。在国际上，只要是对中国政府有批评的人，那就自然属于「反华人士」。国内的中国人，虽然是公民，一旦跟「不怀好意的国际势力」挂钩，那也算染上了「反华色彩」。今天与会的中国朋友，在中南海看来，恐怕已经有点「反华」了吧？

　　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是因为我自己也被戴上了「反华」的帽子。林培瑞花了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这都不要紧。在中共的语言里，林也是「反华」的。　　我们这个会议的目标之一应该是对中南海，乃至全世界，说清楚：对不起，我们不反华，而且我们要求进一步地问：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到底是谁在副其实地反华？到底是谁害了中国？

　　谁带来了世界破纪录的大饥荒？谁制造了「两种真理」？谁把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带给了中国人？这些都是老百姓一手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责任在中南海？　　到底谁反华：毛泽东反华还是刘宾雁反华？丁子霖反华还是杀他的儿子的人反华？是中国民主党反华还是中国太子党反华？是罗干反华还是在座的几位在出国开这个会以前必须跟国安警察「谈话」的人反华？到底谁代表中国文明的利益？

在我看来，「右派」早不是个帽子，不是贬义辞，而是极高的荣誉。（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我的右派经历                  青岛大学 物理系 谭天荣

1.     如果我能回到1957年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惋惜，不要后悔，不要沉迷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当时我要是如此这般，我的一生就会如何如何。”与其如此，倒不如从既定的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没错，那么这句话应该是积极的。

但我觉得“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历史事件的结局和实际发生的相反，以后的发展进程将会如何？”在这个问题面前，一味强调“历史不允许假设”似乎成了掩盖自己懒惰或无知的遁词。对于某个人来说，在回忆某些往事时，也有一个问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困扰自己：“如果某件事情能够从头开始，我该怎么做？”这时，“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就成了拒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忏悔的遁词。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历史的误会，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我被动地成了“学生首领”，于是发生了种种事情。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如果事情从头开始，你还会不会参加鸣放？”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否！”且不说我为当年的鸣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首领”，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时间能回到1957年五月十九日以后不久的某一天，我还有没有另一种选择呢？回答是：“有！”

直到反右运动结束时，我也没有“低头认罪”，原因是我极为天真，始终认为自己确实是响应党的号召，真心真意地帮助党整风。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连稍稍不利于党整风的言论也没有。只有到了1958年的春天，我才明白了别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实：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根本不是自己是否诚心帮助党整风的问题，我们对这次运动的理解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时，对身边的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在鸣放时，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对人们所敬的神，我也没有少烧香；甚至连斯大林我也尽量为他辩护。如果说我对这些神灵还有些不敬之处，也不过是对列宁略有微辞，而且也仅限于在学术范围之内。凡是我自己认为对党对社会主义可能不利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早知道落下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不如早打正经主意。”

看来，别人对我的看法与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在一本颇有名的关于1957年的书中，对我有这样一段描写：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

我不怀疑作者写这段话时对我的善意，或许他还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美化我。但我不得不指出其中某些地方的言过其实：我确实批评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但远没有“点名批判毛”。那时我心迟眼钝，甚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我批评的只是“人民日报”，因为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然，既然当时我甚至对列宁也略有微辞，对伟大领袖的“雄文四卷”不可能没有“腹诽”，但那时我没有说过半句对伟大领袖不敬的话。这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留了后路，而是因为我认为整风是毛主席发动的，如果对毛主席说三道四，将会对整风不利。总之，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全（李逵式的赤膊上阵），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难以置信的天真幼稚）。

按照我现在的认识，既然我已经批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文章，对神灵们再烧香磕头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已至此，我应该把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对新社会、对共和国、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毫无保留地提出，免得徒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虚名。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不做”，那么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二不休”。这就是我对自己1957年所作所为的总的看法。

2.     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2004 年11月8日，是我母校湘乡一中百年校庆，我专程从青岛赶往故乡参加这一盛典。在一个展厅里展示了母校自建国以来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的姓名，我榜上有名，我是湘乡一中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但在另一个展厅里，却把另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校友的名字列在我的前面，不仅如此，在这个榜上，清华又列在北大之前，这样，在这个曾考上北大与清华的校友榜上，我就名列第六了。我心里想，谁这么粗心大意，把我的一个“湘乡一中之最”给弄没了？或许是作为安慰吧，在我们高五班聚会时，我获得了另一个“湘乡一中之最”：在场的18位同学一致“推举”我为校友中“经历最坎坷的人”。在获此殊荣时我微微一笑，我想当时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笑是多么苦涩。

被划成右派以后，我“劳动”了22年，在这22年的炼狱人生中，我确实没有少吃苦头，甚至曾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果再“坎坷”一点点，我就不能参加这次同学聚会了。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的冷峻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1960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梁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医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除了挨饿以外，高墙下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苦难。但是，苦难决不是我的劳改生涯的全部，下面我要说的是我这一段经历的另一个侧面。

3.     阶下囚的自学

记得在湘乡一中上学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们说起过他“坐西牢”的往事，其中谈到在西牢中难友们用功学习和难友之间的纯真情谊，我当时非常向往。

后来，我也“坐牢”了，我曾经有十一年在劳改单位接受“劳动教养”，但这里和我想象中的西牢可大不一样。区别之一是，西牢鼓励至少是“默许”犯人自学，而这里的管教干部对我们自学却深恶痛绝。按理说，禁止我们这些“教养分子”自学完全没有必要：第一，我们每天从事超负荷的、以折磨人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还有开不完的斗争会、批判会、帮助会、学习会、生活检讨会，……谁还有精力自学？第二，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一下沦为“阶下囚”，前途渺茫，度日如年，谁还有心思自学？第三，自学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管教干部虎视眈眈，“积极分子”无孔不入，谁还有胆量自学？

然而，人毕竟是各式各样的，偏偏有人每天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精力；偏偏有人虽然跌入深渊，却依旧心向天空，希望之星还没有完全熄灭；偏偏有人虽然经过七斗八斗，成了惊弓之鸟，但在自学这件事上，却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抓紧每一分钟自学。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管教”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由部队转业的。我们管他们叫“队长”，队长们总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怀着莫名其妙的仇恨。我原来以为这种仇恨源于“农民的狭隘性”，后来我回到故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民虽然对知识不感兴趣，但并不讨厌知识，他们对知识分子虽然说不上崇敬，但也决不仇恨。队长们能从部队转业到“公安五处”来工作是经过选拔的，“鲜明的阶级感情”当然是选拔的重要条件，而仇恨知识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阶级感情”的表现方式。事实上，队长们在已经来到公安五处工作以后，上级对他们的这种培养与选拔的过程还在继续。有一位队长（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而又稚气的脸）对我们的自学稍稍宽容一些，不久就被调走了；另一位队长，一天到晚用各种方式折腾我们，使得自学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事，他却因此不断受到表扬。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在队长们仇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不言而喻，在队长们敌对的目光下进行自学，就得不在乎“表现不好”之类的评语，不在乎“反改造分子”之类的桂冠，也不在乎与如此这般的评语和桂冠相关的各种“待遇”。

至于积极分子们，他们一天到晚想捞稻草以显示自己的靠拢政府，“自学”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稻草堆。你看这位积极分子，狡黠的目光四处打探，时不时拿出小本子写呀写的，你要自学，就得有倒霉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不能枪毙你、不能给你判刑，但对你还是有的是办法，“小人之伎俩，诚可畏也。”

就算你有不顾这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自学还要有“时间”与“书籍”这样两个条件。

在农场干的是农业活，冬季是农闲，“队部”就安排了活儿最重的“土方”工程。其它稍微闲一点的时候，队长们也总能想办法叫你瞎忙乎，千方百计不让你自学。尽管如此，我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总能见缝插针，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小时；在节假日，当队长们有所疏忽时，甚至有整天的时间自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整整11年，这些零碎时间的总和还是颇为可观的哩！

再说自学的第二个条件：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书当然谈不上自学。幸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这些大学生的书还没有完全被没收。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仪，他有一本阿克曼著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面有难色，我写了一张字条给他：“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他终于答应了，还不止三天。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有一钱油，其它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吃这样的东西还要劳动，我已经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还是难以抑止兴奋之情，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然利用难得的喘息时间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仪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自然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

1962年，右派集中到了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北大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真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

还有一个我忘不了的难友叫谢自渝，他奇迹般地保存下很多书，其中甚至有整套的《资本论》。真不容易，他全借给了我，我不可能从头到尾通读，但也获益匪浅。

4.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的干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几十年后我却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原来真有此决定，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取消了。总之，《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当然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但我又一次侥幸活过来了。

后来，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农民并没有“队长”们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之心。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仅限于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意思是要我搞一点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课题）！有了这点自由，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自学了。

现在回想起来，1969至1979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太听使唤了。诚然，这十年我的学习条件也不算好：没有书桌，甚至连放书桌的地方也没有，手头也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就常情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研究物理学，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而我却正是一个现代的唐·吉诃德。

1978年，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落实政策”，我终于重返大学。

丁酉之劫 -回忆我所经历的那次“大辩论”张允若

     1957年，也即夏历丁酉年，是个史无前例的年头。这一年的“阳谋”之术、这一年的文字狱规模、这一年带给知识界的灾难、这一年给国家发展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戕害，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年出现了一种新式武器，叫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大张旗鼓地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民间把发表意见称为“鸣放”，有好事之徒更渲染其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未几，毛泽东就把它接了过来，为我所用，大力提倡，一时竟风靡全国，到“文化大革命”时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5年修改（实际上是重订）宪法时，成了只有三十个条款的宪法全文中的一条。这部宪法，通篇是毛泽东语录的集句，而宪法第十三条所写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也基本上照录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这四个“大”中间，“大辩论”处于核心的位置：不仅内在的逻辑关系是这样，而且从1957年开始的“革命实践”也完全表明了这点。从内在的逻辑关系看，鸣和放总有不同意见之争的，因而辩论就成了关键的环节；至于大字报，那只是鸣、放、辩的载体而已。从二十年的实践过程看，最热闹、最精彩、最能不断“创新”的也在“大辩论”这个环节。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百家，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而这两家就得你死我活地斗，没有“大辩论”何以体现这个“斗”字？鸣也吧，放也吧，不过是让人家“把毒素吐出来”，让群众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些丑类”，然后好“聚而歼之”。这便是实行“四大”的根本目的。所以毛泽东赞赏“四大”，归根到底是赞赏这个“斗”字。如此看来，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重写的宪法把“四大”改放到公民权利项下，倒是有违毛泽东的初衷的。

就我的经历来看，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也就是“大辩论”这个环节。1957年的整风反右之时，我才从复旦大学毕业三年，在上海市委机关某部工作。记得毛泽东在头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我们都听了正式记录稿传达，可是这个讲话在六月份发表时作了很大修改），号召大家敢于说话，帮助党整风，还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说来激励，信誓旦旦地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很受鼓舞，言路逐步开启，舆论渐趋活跃。党中央随后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诚意可掬地说要听取意见，这一切都是斯文地、有序地进行着，从未听说发言者有什么失态以至“猖狂”之状。大概某些高等学校的气氛激昂热烈一些，但是情况并未见诸报端，整个社会依然是平静的。至于一般机关单位，比如笔者所在的单位，只在例行的政治学习或党团组织生活中进行学习、讨论，从年初到五月底，大字报一张都没有出现。所以，要在“鸣”和“放”字前加上个“大”字，似乎有什么大张旗鼓、铺天盖地之势，实在有点高估了它。1

但是到了六月初，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枪声以后，国内局势陡然升温，浓烈的硝烟迅速在空中弥漫开来，这才真正出现了乌云翻滚的态势。报纸上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接踵而至，许多单位“闻风而动”，大字报才真的铺天盖地而来。我们这样的市级机关也不甘落后，大字报由少而多地逐步出现，后勤部门连忙搭支架、拉铁丝，供张贴或悬挂大字报之用。内容都是政治表态，痛斥报上披露的“右派言论”。这时的声势可谓大矣，不过已不再是大鸣和大放，而是“大辩论”的范畴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上级的催促，机关里必然要找些具体的靶子来进行“辩论”、也即是批判。上哪儿找呢？一是翻政治学习会议的记录。例行的政治学习，上头总要大家认真读报、联系思想、提高认识。既然是学习嘛，大家也就畅开思想，无话不谈，对报上刊登的鸣放言论发表看法，有表示赞成的，有表示一分为二的，更有提出种种疑问向会议求教的。这些言论已经记录在案（有不少由于记录者的差错而断章取义的），现在都成了“辩论”的靶子。经过一番“辩论”，凡是对报上鸣放言论有所肯定的（那怕只是部分肯定），便成了附和或支持“右派”；凡是对时政有所质疑的，便成了怀疑党的政策或反对党的领导；凡是为自己作解释或辩护的，便成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而且还会七钻八找，从当事人的解释和辩护中挖出更可怕更严重的“右派思想”来。二是召集支部会议，动员大家“向党交心”，坦陈自己运动以来的思想情况。说是通过交心提高认识、过好社会主义的关，实际上又是一场欺骗，凡是虔诚地检查自己、暴露了对运动的不理解或是疑虑的，全成了立场问题，进而又上纲为“为右派辩护”、“和右派是一丘之貉”、是“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正是这样，“大辩论”的卑劣无信、蛮横无理，就一步步地展现开了。奇怪的是，有的人在学习或组织生活中很少发言，或是敷衍应付、说点空话套话的，往往倒能躲过一劫；那些善于察言观色长于政治投机的人，当然更不会有事，他们早就在窥测方向准备出击的了。

下面就具体谈谈个人在这期间的遭遇和体验。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一贯关心国家大事，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在复旦期间的政治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门门优秀）。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许多赤诚的共产党人一样，满怀忧虑地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讨论。党中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个长篇文章，自己逐行逐段认真学习，在文件上划圈划线，加上批注，在反复的理性思考过程中，深感反对个人崇拜、加强民主建设的重要。整风运动期间便在政治学习会上提出这一问题，认为从苏联、中国到东欧，每个国家都对各自的领导人崇拜备至，甚至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领导人也惟命是从，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和批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该改变。迷信领导个人，甚至把个人的每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对党和国家没有好处，只会带来危害。同时，我总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斯大林的错误长期延续，一直要在他死后才能提出并加以纠正，这是为什么？像苏共这样伟大的政党、像社会主义这样优越的制度，理应具有克服自身弊病的能力、而不应等到领导人死后才来纠正。之所以没能做到这点，说明党和国家的制度还存在某种缺陷，应该以此为鉴，作出某种补充和调整。至于什么补充和调整，当时还说不上来，只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是消除个人崇拜、建立民主机制之类。这些问题，完全是出于改善党的领导的心情提出来的，而且是在学习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谁知竟为“大辩论”提供了活的靶子，成了那些正在寻觅猎取目标的小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转入“大辩论”以后便出现了精彩的“驳论”：张某某提出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是要否定领袖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实际上是要瓦解党和革命运动。张某某认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缺陷，这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提出要作调整和补充，实际上是要篡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个“实际上是···”就完成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就把你“披着的革命外衣”剥下来了。

作为当事人的我当然不服，申辩说：我的意思是要改进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是攻击、也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答曰：这只是你的托词和借口，只是你披的外衣，你的本质就是要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嘛！

当事人又申辩说：不是提倡让人讲话、提倡共产党员遇事要独立思考、反对盲目性吗？答曰：你的独立思考，就是不相信革命领袖，就要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领袖之上，你是在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对革命领袖的崇拜！

当事人又申辩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就提到了消除个人崇拜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呢？答曰：《再论》里已经讲得够全面、够清楚的了，你为什么还嫌不够还要进一步讨论呢？革命人民都想得通，就是你想不明白，这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吗？这不是另有目的吗？

······

这能叫做“辩论”吗？纯然是乱扣帽子，横加罪名。但在当时，这是盛行全国的逻辑、上行下效的方针，名曰“上纲上线”，上头提倡之，报刊宣传之，各级推行之。每次“辩论”总有些骨干得风气之先，创造性地上纲上线，形成一种真理在手、万夫莫挡的气势。其他人不得不跟随其后，学习这种上纲上线的思路，以便跟上形势，借以自保。如果某单位一时形成不了这种气势，上头就要点名，就要来反右倾了。于是，随着“辩论”的深入，总有越来越多的人向那些“左派骨干”靠拢，一起加入这出上纲上线的大合唱。而被批判者，最后也得学会给自己上纲上线，否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上面说的还只是一件事情。当时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中共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到：经济建设有种种设计院，政治方面也该有设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该成为这样的设计院。这个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纲领的发言，刚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大家都不认为有错。笔者在学习讨论时认为，国家当然要有政治方面的设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院。章伯钧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看来是人大、政协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有些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我这样说有什么错呢？即使按照当时的通行语汇，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政协是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机构，那末，国家的大计方针难道不该由它们来设计、讨论、决定吗？如果按照现代的民主宪政观念，这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那次“大辩论”的结果却是：国家大政方针是要由共产党中央来设计的，人大和政协都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用以团结人民的机构（或工具），党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机构（或工具）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国家法律、然后再在全国实施的；你赞同全国人大拥有设计之权，这是在支持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纲领，这是要否定和取消党的政治领导，妄图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上头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汇报运动以来的思想情况。笔者十分虔诚，认真地梳理了一番，如实汇报了运动以来的一些想法。基本的意思是：这次运动是以号召各界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人家提出了种种意见，党应该按照事前承诺的那样，有者改之、无者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意见中有不当的、错误的，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对于当前这种大张旗鼓猛烈打击的做法，心里不能理解。解放那么多年了，经过了许多政治运动和教育，怎么还有那么多右派呢？报上说了，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那些出生入死追随革命几十年的老党员、那些长期与党合作的民主人士、还有些刚进大学的青年学生，怎么都成了右派、反动派、反革命派了呢？心里还想不通。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运动的这种搞法，觉得这样做在政治上违背承诺、有失诚信，觉得这样做混淆了敌我，把大批同志和朋友当成了敌人。但我不好直说，只能委婉地说、通过思想汇报的形式加以表达，事实上只有相信党、忠实于党的人才会这样做的，才会说这番真心话的。可是这一番心里话，经过“大辩论”，也都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据说这是在攻击和反对党的反右运动，这是在为猖狂进攻的“右派”进行辩护，这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背叛”、成了“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上述这种根本无法称为正常辩论的“大辩论”中，当事人只能“低头认罪”并且不断地检查、交代，不可能有任何申辩；否则就是“顽固对抗”，“妄图狡辩”，就会遭到更加声色俱厉的批判，与会者就会作愤怒状、“群情激昂”地打你的态度。作为当事人，我当然想不通，明明是关心国事、关心党的事业，明明是向党交心、学习讨论，怎么都被说成是“反党”了呢？当时恨不能把心掏出来，放在众人面前，以求明鉴，但这是不可能的。同房间（当时我们住在集体宿舍）一位比我略为年长的老兄，被逼无奈，在一个傍晚悬樑自尽了，大概是想以死明志吧。第二天单位里就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他为“叛党”，气势汹汹地声讨他“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曾经有过的同样的念头：这样去死仍然无法明志，反而遭到更加无情的污辱，我又何必呢？这也许有点苟且偷生的意味，但是我还年轻，我确实想继续活下去，而且我还有年迈的父母和许多关心着我的亲人，如果我走了这条路，会带给他们多大的打击和悲痛呢？

就在“辩论”处于顶牛状态之时（批判者说是反党、被批判者否认反党），批判方逐步强调“本质上反党”的立论。因为像我这样出身良好、经历单纯、一贯被党组织看好的青年人，要说是存心反党，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强调张某的行为实际上（或曰本质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是在向党进攻。之所以会这样，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的必然结果。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不断发展，思想上目空一切，便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反对革命领袖；由于政治上向往极端民主化，便借口发扬民主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正因为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于是在这场运动中就必然地站到对立方面去，为党内外右派辩护。经过这样一番“推理、论证”，一个“实际上”或“本质上”的右派就被打造出来了。

当时被作为“辩论”即批判对象的人，实际上都已无路可走，除非是服毒或上吊。我也身陷这种绝境 。于是主事者趁势出来“招安”：“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啊，“不要固执己见”啊， “端正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呀，等等。于是我只好接受了“招安”，按照他们的思路，把所有的苦果都吞咽下来，还要从自己记事时候开始，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检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检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种种表现，写了厚厚一叠，以示自我改造的诚意。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可是，写得再诚恳也没用，“宽大处理”同样是句谎话，不仅右派帽子照戴，而且无比虔诚作出的种种自我检查后来都成了给你定罪的补充材料。2

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久前还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的同事，大多变了一付面孔：有的语出惊人，尖酸刻薄，每句话都是致人死地的罪名；有的奸诈虚伪，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地逼你就范；也有的随声附和，搜索枯肠地寻找可供发言的材料，以示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安全。会上如此，会下也都一脸冷漠，生怕混淆了阵线；尽管还在一个食堂用膳，还同住一个宿舍，见到就像陌生人一样。这便是这场“辩论”带来的人性扭曲、世态炎凉。3

劫难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之所以遭难，实在是过于虔诚、过于听话的结果。凡是政治学习和党内会议，总要认真对待，总要诚恳地联系思想，总要“言之有物”地提建议、发议论。殊不知虔诚遭到了强暴，忠诚遭到了戏弄，所有为党为国所作的思考和建议，桩桩件件都成了致命的罪状。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诚哉斯言，“认真”可怕！正是过于认真，认真响应号召、认真学习思考、认真发言交心，总之是认真帮助整风才酿成了灭顶之灾。记得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笔者曾向主持运动的领导人申明这种种“罪名”多半是牵强附会的，认为批判可以从严、但是处理总要实事求是时，对方却冷冷地说：“这不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嘛！为什么别人就没有呢？归根结底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嘛！好好改造吧！”说得倒是轻巧！这种人简直是冷血动物，一台专制机器上的毫无人性的螺丝钉。正是这种人以及他背后这台吃人的机器，强暴了多少人的忠贞，戏弄了多少人的信任，践踏了多少正直者的灵魂和精神，断送了多少无辜者的青春和人生！

“大辩论”，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辩论”，岁次丁酉，时年不足二十二岁。有这种经历的当然不止是我。这是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永难忘却的记忆、永难弥合的伤痛。从那时起，诸如此类的“大辩论”就愈演愈烈，终于弄得生灵涂炭、国无宁日了。

泪水泡大的女孩读书札记     倪艮山

《暴风雨中一羽毛》，是前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巫一毛用血泪写成的新书，已有英、法、德、丹麦等译本。该书记述了作者和其家庭的悲惨遭遇，以及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读之令人心碎。

新中国成立时，巫宁坤正在美国芝加哥读博士研究生。应燕大陆志韦校长和西语系赵萝蕤主任的一再电催，不顾亲友劝阻，为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于1951年回到燕园执教。

巫甫归大陆，即目睹燕京末日的悲剧，陆校长与许多教授在“思想改造”中被严酷批斗；燕大被撤消；北大迁入燕园。海归梦幻破灭，旋被“调整”去天津南开大学。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后转天津清河劳改农场。妻李怡楷被下放安徽合肥。巫以家属身份去安徽大学做临时工执教。文革中被抄家烧书，频遭批斗凌辱，羁押牛棚；后随妻去安徽和县乌江公社清队；在高庄生产队插队落户四年多，风雨曾掀掉茅草屋顶，家难栖身；历尽磨难，贫病煎迫，面临绝境。1973年巫夫妻上调安徽师大，始得苟安。

巫一毛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直到三岁时，随母去清河劳改农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她备历饥饿、贫困、动乱斗争和赤色恐怖。幼时寄养姥家，为了让她活命，姥姥以自己的一半口粮哺育她而饿坏了身体。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八九岁时在合肥曾两次被强奸。1966年8月她自己去医院拔牙，雨中归途被一名解放军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另一次是巫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她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干部子女、红小兵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到合肥转学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克入学。

1976年十七岁时，高中毕业，又去安徽泾县的深山老林插队，成为下乡知青。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毛不仅经历了社会上一般的苦难，更遭遇了骇人听闻的大苦大难。她以泪水泡大并奇迹般地活下来。

她耳闻目睹过周边的种种悲惨情景。文革中安徽大学一些教师割腕、喝敌敌畏、上吊、跳楼自杀。她的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年轻守寡，孤身被遣送原籍扬州，宿于祠堂碑屋，因饥饿病痛而死。她的弟弟在幼儿园被阿姨视为“小贱民”勒令坐在马桶上，不准和小朋友接触。她的小伙伴“小兔子”有病无钱医治，背着弟弟死在稻草堆上。她的女友春英与哥哥，因家贫而和对方“换亲”，生的双胞胎女婴抛水溺毙。女友金兰被跳大神的巫师和生产队长奸污，为逃逼婚而和意中人远走关东。小兰的妈妈梁楠，在政治学习时坐过有主席像的报纸被打成现反，在下乡清队后上吊自杀，身上衣服被夜里偷粪者扒个精光，尸体赤条条地挂在树上。女知青冬梅因回城无望而跳崖自杀………

个人苦难与周边悲剧，使一毛产生了抗争的坚强意志，曾敢于和凌辱她的干部子女、红小兵拼命撕打；这也铸就了强烈的爱憎，例如偷偷烧掉一批像章和挺身而出同情帮助受害的小伙伴。她刻苦奋斗，矢志向学，以优异成绩赢得了文革后首届高考。她以坚强意志披荆斩棘，滚爬出一条血路。

从一毛的记述中，我不禁想到，当年一些海归学者，满腔报国热情，但事与愿违，甚至厄运如影随形，无以摆脱。巫宁坤先生是最典型的一位。又如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本为海外水利专家，享有优厚待遇，他被傅作义召回去西北搞水利建设。1957年打成右派，流放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竟被活活饿死，尸骨无存。这类悲剧不胜枚举。

一毛有个好妈妈，李怡楷女士，受丈夫株连影响，历尽苦难，无怨无悔；她坚贞不移，全力维护，使家庭免于破碎；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功高德重，令人尊敬。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68年一毛的父母下乡清队时，长期远离，三个孩子留在合肥。当年一毛10岁，兄弟为12岁和5岁，同住临时收容所，在幼儿园搭伙。一毛全面照顾弟弟生活，在冬日池塘冷水中为弟弟洗脏衣裤。她自立自强；俨然是个小妈妈。这与现在孩子上大学时，要父母替背行囊送进宿舍对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巫家为挣脱困境，1973年李怡楷筹足路费，携带巫宁坤舅父的亲笔信，从安徽千里迢迢前往北京，向表姐吴慎娴和表姐夫御医李志绥求援。他们在五十年代曾有多次聚会，但此时吴李拒不认亲，连一杯水都不给，并以喊警卫相威胁。讵料人性竟泯灭至此！也反衬出暴政猛于虎，令人浩叹！

一毛的记述也昭示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巫家历尽苦难，终于重见天日，再造乾坤；在大洋彼岸，当年的极右分子、劳教分子、牛鬼蛇神巫宁坤，寻回做人的尊严，施展才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教授；当年的“小右派”、“臭小九”、“狗崽子”巫一毛，已展翅高翔，成为美国硅谷电脑公司的高级主管、著名作家。他们的事业成就赢得人们的关爱与敬重。与此相悖，当年安徽和县高庄生产队长，鱼肉乡里、残民自肥、无恶不作的李庭海（队的唯一党员，绰号老螃蟹）注，却坑人害己，误电毙其子，自身溺死于粪池而永远遗臭 人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孽者迟早要遭报应的！

注：（安徽和县高庄生产队的）“几个妇女私下告诉（巫一毛的）妈妈：老螃蟹能入党，因为他是村子里最没人性，最残忍的人。大饥荒的时候，当地领导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大队领导让他负责发口粮——决定给每个人多少吃的，也就等于决定每个大人孩子活下去或饿死。生产队所有的粮食都堆放在仓库里，只有他有钥匙。如果谁敢偷粮食，他可以当场打死偷粮的人。谁也忘不了那几年，村里饿死一半人，可是老螃蟹一家，包括他的亲戚们，没饿死一个人。大饥荒一过，大队领导表扬老螃蟹无私地为高庄社员服务的革命精神，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该书192-193页）。

   去年6月，我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席 “50周年反右斗争国际研讨会”，会前我住在马里兰州家里，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说一个朋友把我电话告诉她，她想参加這个会，但穷没有钱买机票，于是我立即将会议组织者的电话告诉她，说可能会帮助你解决。不想开幕那天她真的来了，可眼前的林希翎竟然是个老态龙钟，思想迟钝，一身是病，词不达意，且行动极不方便臃肿不堪的老太婆，走路迈步都得由她侄女掺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酸楚、悲切，唉，运动，可恶的政治运动，毁了多少英姿飒飒的人才？又埋葬了多少时代俊杰？這些都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啊！

犹记她1957年5月23日

    林希翎不能获得“改正”，除有复杂政治需要与政治原因外，就是她不放弃自已追求的理念与认识，自始至终坚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不满现实”的独立人格！她曾说，“我对现实生活是不满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话，我也会不满。如果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人们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她的这番话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她在《我的思考》一文中，重申这一观点，并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

如果谁要坚持独立的人格，“不满现实”批评政府，在“王权神授”、“帝制世袭”的专制中国，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宝贵的生命。她险些付出，纵然侥倖存活也生活得十分痛苦，没有家庭幸福，沒有稳定工作，甚至沒有维持起码的收入，纵在境外也生活在贫困线下。历经磨难的林希翎，直到1985年当有记者问她：“你觉得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该扮演甚么角色”时，她依然重申她的“不满”论——“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分子。这种不满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怎能进步？1957年演讲时，我就谈到了这一点，但共产党一听到你不满现实，就认为你思想有问题，有反革命嫌疑，立刻给你扣帽子。合理的不满是进步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她不是一个口头理论家，更不是个纸上谈兵人物，而是个言行一致的君子。1983年去到了香港，1985年又来到台湾探望离别数十年的父亲。［人们以为她会对台湾大加赞扬，却不料她一开口劈头就拒绝了台湾当局强加给她的“反共义士”的头衔，断然表示“如果要我发表反共声明为条件的话，我宁愿回大陆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对台湾的不满：“台湾的生活比大陆高，许多地方的毛病则差不多”，“在这里听你们唱一个调子：‘反攻大陆’等等反共八股，实在让我讨厌死了！这里的新闻封锁，也把我脑袋都憋死了！”她立刻投入到台湾争取民主运动中去，并且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如她自己所说，“我在台湾的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鸣大放，之所以会在台湾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和这样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1957年在大陆的大鸣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并不是在于我有甚么新发现和新创举，而完全在于我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真话。在大陆和台湾的国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终还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子的角色”，后来林希翎临时去香港，国民党当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湾，林希翎终于成为两岸都“不受欢迎”的人物。］（以上引文见钱理群《拒绝遗忘》109页）

会后我回到北京家中，她先后三次从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打来电话，所言皆是把1957年精神坚持下去，仍想方设法邀集朋友在国内或国外建一个“反右斗争纪念馆”，为的是不忘记這段历史。我不愿使她失望，更不愿伤害她那灵魂上仅有的信念，总是回答：一定努力办到，一定努力办到。

能办到什么？五十五万右派而今活下来的不足三万人，而這三万难友中多少又是“被蛇咬一口，十年怕井绳”的“慎行君子”，而更多人是得过且过，都不愿提及這段伤心历史。当年与圣女林昭一同反专横的某战友，现在也是“忘记昨天，过好今天，不想明天”的人了。更何况中共至今打压右派老人，既不“平反”，也不发还所拖欠二十余年的工资，还给予种种限制与监控，怎不叫老人们

正因這把无形的血腥的“恶剑”还悬在中囯人民的脖子上，为政者摆脱不了历史轨迹的阴影，广大的知识分子仍不敢畅所欲言，虽然今日中囯已是经济大囯，29届奥运会上夺得了51金，但仍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故难融入世界民主社会的潮流。林希翎和具有林希翎思想观点一样的人，必然是孤军奋战悲剧性的人物，所以，彻底批判揭露毛泽东的罪悪，仍是当前中囯民主宪政不可迴避的客观事实，那种不分主次的乱轰乱指责，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作用，只能加深当权者和人民的对立情绪，阻碍民主自由进程的发展。

学生右派之一“百姓哪分左与右”   燕遯符

2007年3月30日

 听着50年前以“是个孩子”作理由为我寻求宽免的一番言词，电话这头的我胸口酸楚泪眼模糊。

 在寻常时候或寻常百姓看来，“保护孩子”是再简单不过的人之常情。然而在那个时候，这是有可能惹火烧身的严重的危险言论。大学生们其实都几乎还是孩子（我不过比标准年龄小一两岁），依“是个孩子，划右派就不合适”的逻辑，根本就不该在学生中打右派。这不正好与“伟大领袖”的意图相左吗？北大反右中有条政策规定：讲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也就是说，越是小小学生，越是打击对象。或者说，正因为“是个孩子”，才更要狠狠地打，才更可以无所顾忌、放心大胆地打。北大抓了八百多右派（准确数字有待档案公布），绝大多数是学生。

对于没有任何权力诉求、也很少其它私心杂念、而且年龄比当时同期的文科学生暜遍偏小好几岁的理科学生，下手尤其狠毒。特意调到北大来顶替原校党委书记江隆基以便加强反右领导力量的陆平公开定调：“你们物理系的右派，数量又多，质量又高”。果不其然，单单是我们物理系54级就打了60个右派（据说本来定的是100个，超过半数，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保下40，还剩60）；陈奉孝说他们数学系54级打了40个右派。

   我们理科学生受的是严格的科学教育，习惯于如实地记录和报告所见所闻。1957年夏天叫我们评说社会现象，我们自然会如实地、直截了当地把我们所见到的“皇帝一丝没挂，光着屁股”这样一个事实真相说出口来，于是招来灭顶之灾。

   对学生右派的处分十分严厉十分残酷。第一类处分是“劳动教养”，送到北大荒等地的农场，与刑事犯罪分子们一起受罚，那是九死一生。我受第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轰到工厂去，由“群众专政“。说是如果“表现得好”，可以回去唸书。但是真正回到学校去唸书是很不容易的，至少需要自己侮辱自己，低头承认那自己根本就没有的罪，最好还要有“立功表现”，拿灵魂与魔鬼去作交易。事实上重回学校唸书的人也很少。我去到一个纺织厂，纺织女工本来就超负荷劳动，我干的活儿比别人更多，时不时还要挨批挨斗；不肯低头认罪当然就不能回去读书，实际上成了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多年之后的1979年右派“改正”之后，才从车间出来。与我一起发配到那个工厂去的北大学生右派共有5人，其中两人不堪凌辱，死于非命。一人是我的同班同学物理系54级学生敖瑞伯，一人是化学系55级学生郑光弟；化学系55级学生王永生熬到了1979年之后，但是身体很不好，几乎是半残，也于多年前去世。如今还活着的只有两人，一人是我，物理系54级学生，还有一人是化学系56级学生纪增善，我们两人今年都是69岁，当年都是19岁。。。。。。

   对于那些不无权力诉求的社会“大右派”们的处分，倒的确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治病救人”的心肠。比较起我们这些小小学生右派来，他们受到的待遇要温和得多，宽厚得多，仁慈得多。从这一鲜明对比中，也透露出重要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信息­­——毛泽东牢牢抓住不放的，就是独裁和特权。

要权的人与不要权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好歹有些权力诉求，至少表明这人还承认特权、尊重特权、尙慕特权、崇拜特权，所以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定程度上便可以当作朋友。《往事并不如烟》披露出来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分析符合事实。这些人虽然把部长呀国家副主席呀之类的官位念念不忘地放在心上，却并未对毛泽东个人的特殊地位提出质疑。然而，连权力都不懂得要的我们这些小小学生们的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我们自己只争公民权利，不追求任何个人权力，因而也不会承认任何其他人的特权，包括不承认毛泽东的“人民恩人”或“大救星”地位。我就在大字报里直截了当地说；“。。。。。。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诸如此类的许多文章被收入《广场》和《民主接力棒》，油印出来散往各地。。。。。。显然，这里面没有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死守着特权地位不肯撒手的毛泽东们理所当然地要把我们当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放心的真正的敌人。

  “爱护青年”应该说是人性的一个底线了。毛泽东公然反其道而行之。他践踏了人性底线，用“引蛇出洞”的诱猎手法残酷地、大规模地迫害十几二十岁的无辜青年学生。这些学生们不仅都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和家庭的期盼，也本该是未来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毛泽东一个反人类罪。

据朱正考证，1950年审定五一节口号的时候毛泽东自己把本已删除的“毛主席万岁”这条口号又添加上去。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烂熟于心的毛泽东当然明白“万岁”在中国文化里的特殊含义，它代表“九五”之尊，是子民对皇帝的专用称呼。事实上，毛泽东的专制集权也决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他建立起来的那一套等级森严的特权体制更是让孔老夫子推崇备至的周公之礼也相形见绌。不仅“农转非”或“工提干”比鲤鱼跳龙门还难，“干部”之中又分成二十好几个级别，各个级别之间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包括子女就学待遇和住房待遇等等）都有严格区别，绝对不会发生非天子而“八佾舞于庭”之类“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时至今日，这个体制的实质已充分表露尽人皆知，它是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得以生成的总根源。但是在50年前，它的实质表露得还不充分，只不过初露端倪。学生们敏感热诚，发现问题于萌芽状态，并且直言不讳公之于众。

毛泽东假“解放劳苦大众”之名，行专制复辟之实。他明白自己口是心非不占公义，所以，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这些个虽然“乳臭未干”却看出了自己的真相并且执意要说出真相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们。所以，他要痛下毒手，狠打学生右派，以便“杀鸡儆猴”，威吓和震摄全体青年学生、全体知识分子、乃至全体中国百姓。这就是反右的实质。（在1958年2月底处理右派分子的动员报告中陆平坦言：“不处理右派不足以儆效尤”，也是一语道破了反右实质。）

   吟小诗一首，以记此事：

                   《反右纪实》

        休言无处不妖魔，人间毕竟暖气多   

        窃国“救星”逞凶暴，  百姓哪分右与左

我们班的反右负责人都曾经想过要拉我一把，梁秀慧还想配合我妈动用我家与共产党的渊源关系帮我减轻点儿“罪过”。是我自己“死心眼儿”、“一根筋儿”，不肯往那条藤上爬。。。。。。梁秀慧自己自然也受了处分，取消党员候补期。。。。。。只要统计一下北大反右初期反右领导成员中有多少人在后来因“领导反右不力”而受到处分甚至自己也成了“右派”，就可以知道“百姓哪分右与左”这句话真实不虚。

  我总觉得是毛泽东故意混淆视听，胁迫和利用老百姓互相打斗以逞其奸，才硬给人贴上或左或右的标签。这种标签并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在我心里，人大致分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平民百姓，他们为社会作贡献，以取得报酬，享受生活；一类是政客，他们以获取特权为目的，纵横捭阖，玩弄政治。那些“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诚的社会改革者或政治家也属于平民百姓，那些总想用耍小聪明的办法不惜损害他人以求出人头地的人则是政客或政客后备军。政客越少，社会就越和谐越太平。

  梁秀慧当过留苏预备生，比班上同学们稍大一点儿，有个姐姐样，有付好心肠，已于1995年8月害癌症去世。临终前几天我曾天天去医院看护。愿她的灵魂安息。若有来世，愿再一次与她相逢，还做她同室同窗的姊妹。

                                                                                                          《春殇》       何必

  我早就有心记述一些当年无辜的青年学生右派们独特的、心灵的苦难中那一些难言之痛，这涉及到个人隐私，都是不愿提及的话题，所以一直未能动笔。近日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顺长江，水流残月》一书的作者章诒和自序《我所悲兮在远道》说：

    我亲历了这次四川大地震，老人们都感到即使我们遇难了，也算活了大半辈子，最为痛惜的是那些遇难的孩子，他们还刚开始人生，还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啊！一棵大树，即使全部砍掉，只要根在，日后也会再发，可对一株幼苗，若是折断，则难再生，怎么不痛心啊！当年成年人被划为右派只是毁了他的半生，而这些学生被划为右派后则毁了他的全生；仅管在二十余年后同样的改正，可改正时前者大多有原职、级得以恢复，而后者却只能是把四十多岁的人当作初参加工作的青工；毁掉了后半生还有前半生的正常生活，而毁掉了前半生时这后半生也就烙上了阴影，就只能称为“残生”；毁掉了事业，经晚年的努力尚可弥补些许，可是毁掉了青春，则是无法再来，他们成了被阉割了青春的一代人，就像受过宫刑的阉人，古代宫刑毁掉的是动物的“性的能力”，而现代宫刑消灭的却是人间的“爱的感知”，前者只施于男人，而后者却男女都可施；一样的宫刑，一样的以灭绝人性而记入史册，后者则其毒更甚。    当年被划的那一批在校读书的学生右派，当时都正是16-25岁之间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生活还来不及开始就被网入深渊，他们不解政治之凶残，他们不谙社会之黑暗，他们无论怎么挣扎、哭喊，也无济于事，由于他们年青，除了遭受所有右派那些苦难外，他们还得承受因“青年”而来的特殊的心灵折磨以至终生，这是无法改正的，青春是无法再回来的！这个话题，真是难以言说：划右时他们大多还来不及恋爱、结婚，正当恋爱的季节，这时入了另册，就与恋爱绝缘了：在人间，他们是既不敢恨，也不敢爱；他们不敢去爱他人，也更不敢去接受他人的爱！流行了上千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他们来说也不适用了！这还是人间吗？这还算人生吗？这一划就是长达二十多年，到改正错划时，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青春早已永去。/

    我所知道的同学、校友与同事中，这类情形比比皆是，历历在目：个别已婚的在划右之后也多是妻离子散，如贵州都匀的姜××，川师的周××，……，有的后来到改正后也没有再嫁娶，而是孤身终老；有不少是在改造的折磨下还是童子就死了的（如同学廖××，王××），而大多数未婚男女则是作为非正常的大龄青年渡过了二十多个没有春的岁月，七千多个没有家的长夜，到四十多岁才能有个家，虽也多为再婚组合，有的又反复离异（如我的几位四川、重庆的同学Qi、Da等，还有与后来两处的同事Za，Zh,Ho等），可更有不少是独身到老（如后来同在一城工作的校友Zu），其中有一位同学Qi曾悲叹曰：我们真是“断子绝孙”啊！听后令人暗泣，对女青年来说，就更有别样的少女之悲心……；像我这样幸运，能遇到爱上摘帽右派的女孩总是少数，但我在此前的十年大龄青年生活，在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中的专章（第四章“苦难的大龄青年”）记述自不待言了，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结合之艰辛，也如电影中一付对联所说的：“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生活之困苦，社会之白眼，街妇的绕舌……连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划清界限了的，真一言难尽（第五章“艰辛的中年”……我永远对不起我的妻儿，对于他们因我而受的株连与困苦……）；比我好一点的如同学张××与女友李××划右后也坚持不散，在陕北结婚，可婚后的白眼与艰苦也是少不了的。……/

下面再记两件真实小事：其一是，我有一个右派同学Za，后到四川某县中学改造，文革前因与一女学生恋爱而加划为“坏份子”，备受批斗不已……，何坏之有？其二是， 文革时住我家对面的赵××（男，未婚），是某地质队下放回来的青年摘帽右派，以做临工为生，劳动之余，同院小孩常爱与他玩，忽一日，院内一妇女王×指责说赵玩耍中有猥亵她的女孩（约4-5岁）之小动作，小街的治安主任蔡××（实乃一文盲村妇，隐匿了曾加入一惯道之历史，嫁进城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混入运动，专司整人之女混混也）没有任何调查询问，立即召开对赵的就地批斗会，会上悍妇蔡竟突然上前，把赵从所跪的板凳上一耳光打翻下地，赵不堪其辱，会后便悄声投嘉陵江自尽，堂堂七尺男儿竟这样无声地死于一悍妇之辱，改右时原单位专门来人慰问其老母，其状甚为悲痛，街坊无不感慨……，天理安在？

到57年反右的时候，我没有发表一点意见，也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班叫中央班——中央报纸的记者编辑班，我们那些女同学都是中 央报刊头头的爱人；有一个礼拜六，我就到人民日报同学赵培兰家里去玩，他的爱人就是李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就跟我讲，现在中央“放”，让这些民主党 派人士说，将来要反攻的。他说我们现在人民日报社论都写好了——他说的就是第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六月九号还是几号发表的吧，反正我这就是五月份 事。所以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我就知道（鸣放者将来）要倒霉的，所以我没有说话——但是，我的内心里头对（后来）所谓这些“右派”讲的话，是同情、支持 的。

那时我还是人民大学（城区）学生会的秘书长，“右派”林希翎这些都发言以后…….林希翎这些人我都认识，但是不是很熟，她是法律系的，在西郊；我是在城内 的“铁一号”，那时还在“海运仓”，东直门那里、中国青年报附近，现在是中医学院——那时学生教授鸣放完了之后，学校就组织反击。反击那时开始呀

我记得很清楚，前面七个发言发完了之后，林希翎就问我——因为我是主持会议的：

“我有没有发言权？”

我说：“你当然有啊，辩论嘛，她说了你，你也可以说！”

我就安排了她发言了。她一发言，下面就不干了，下面都是些左派学生。不干了我就说：

“咱们要民主嘛，只准你们说不准她说，这也不对嘛！”这样就把会议压住，让林希翎发言……那天具体讲什么我讲不出来了，但是我能找出她的发言稿告诉你。而且那天，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聂真（采访者：聂元梓的哥哥？王前的丈夫？），对！对！就在咱们后台……

那时林希翎讲讲就拿出一叠稿纸出来了……啊不，不是稿纸！拿出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文件！看得很清楚，红头文件！

（采访者：林希翎总有些惊人之处啊！赫鲁晓夫报告就是她捅出来的！）

那份就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她说：“我给你们念一念赫鲁晓夫报告！”这下炸了！聂真在后台马上说：不能让她再念这个东西了！

这样，下面组织左派就上台去把林希翎麦克风抢了，当然了，就把林希翎赶下台了。所以那个（她）也没有念成。那个会上我也生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我就会议不主持了，撂挑子了，我跳下台就走了。

——打右派我的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根据你主持大会的表现吧？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林希翎今年4.29前，四月二十六吧，在巴黎，跟陈爱文参加、主持纪念林昭〔遇难四十周年〕；张元勋《北大1957》根据传闻——他并不认识林希翎，精彩传神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

林希翎在会上主要根据她的经历，她是法律系的，曾经到兰州西北实习过，耳闻目睹一些冤假错案，那就说明解放以后肃反扩大化，整了很多好人……实习耳闻所见，所以她的发言呀，非常具有说服力！而且具有煽动性！

林希翎被抢了麦克风，被推下台以后，我就愤然跳下台不主持了，那会议也就乱了，当然我不主持了学生会还有其他人，还有主席，接着还会有人上台批判她……我被打右派，主要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第一次打右派，并没有打到我，因为我没有大字报，也没有鸣放……后来人民大学反右从老师学生里头反了

打了右派以后，到1958年——正是大学四年级，是半年到中央报社实习，半年写论文。我是右派，又开除了党籍了，所以没法实习去，就留在学校里头。留在学 校里头也不能让你闲着呀，就到资料室去……原来林昭从北大转到人民大学来，就在资料室。那时我不认识她。但有时劳动的时候见过她，什么劳动呢？人民大学打 扫卫生呀，捡西瓜皮呀，把新闻系右派十几二十个人集中一起……那时林昭也来，也跟我们一块，但是不认识她，面孔是陌生的。那时我们也不会（互相）去问你是 哪里的，都耷拉个脑袋，低着头，在校园里抬不起头来，同学老师都不理我们，我们就打扫卫生呀，捡西瓜皮呀这些……

我是去资料室才认识林昭的。资料室实际就两个人：就是一个王前，还有就是林昭；我去了以后就变成三个人——由王前领导林昭和我。

饥饿  代惠群

张松涛36年参加“民先”37年入延安抗大三期。57年被打为四川章罗联盟干将。爱人代惠群西南财大离休干部，57年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峨边劳改农场劳教，

峨边国营沙坪劳改农场，位于天寒地冻的原始森林中。那里一望无涯白皑皑的雪海，到处银装素裹，天空不断飞舞着雪花，山上地流水结成坚冰，透明的结晶体，在雪海中反射出晶莹耀眼的光芒，如同美丽的水晶宫！要不是我因被错划为极右送来此地劳教，我这一生一世也见不到如此美丽的仙境。坏事变好事，曲折的境遇，丰富了我的生活内涵。

“来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是极右分子，罪恶滔天，首先认罪服罪，乖乖地听从管教人员的管教。管教人员认为我表现好，特别照顾我不上山开荒，留在队部烧开水，供上山劳动的难友们吃、洗、用，我很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

没想到烧开水的工作也这么艰难。首先要把水从山脚下的水沟里担上来。在雪地上，我站都站不稳，哪能担水上山呢？好在我单位有一职工的女儿先来此劳教，她见我实在无法，便替我下山担了一担水倒在铁锅中。

在雪地上挖个半圆形的坑，锅就架在坑上，木柴是刚从山上砍回来的，上面结了一层薄冰，将它放灶塘内，用火柴将报纸点燃引火，火苗便开始将柴上的冰溶化。但一会儿，火就熄灭了，只有滚滚浓烟和水汽散发出来。手中一盒火柴全用光了，始终未点燃木柴。眼看大堆人马从雪山上收工回来要喝开水，要用热水（十个人一盆），我却无法供应。又累又渴的难友们怨声载道，队长严厉的批评我。我只有默默忍受，泪如雨下。

这个农场是新建的，没有基础，开荒开出的生地种的粮食作物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如种的玉米，只长出一尺许高的苗，根本不长玉米苞，人们都叫它一枝只花。队里每天都派人上山采集野生的蕨基苔，拿回切成小节在水沟边淘洗后送进厨房，再加上少量的玉米粉煮成糊糊，每人两瓢，没有盐糊糊发出腥味，吃起来真叫人恶心。手端糊糊，饥肠咕咕地叫，为了活命，只得狼吞虎咽地吃进肚。队长想尽办法改善伙食，又派人上山采野生小红果，听说小红果是红军过金沙江时吃的野果，当地老百姓叫它为“救军粮，”这果子是甜酸味，采回用磨子磨成酱，放入玉米粉做馍馍，每人每天中餐时发两个。在竹笋生长时节派人上山采野生竹笋切细放入玉米粉做馍馍，每人中餐事发两个。这些东西无盐无油，长时间地吃，体内油脂都被抽尽了，虽然吃了两个馍馍，仍感到肚内空空的，饿得发慌，头冒虚汗，脚耙手软的，行走无力。有的难友忍受不了饥饿，见到山上的蛤蟆就去捉来吃，明知有毒，也顾不了，吃后在地上乱打滚，一会儿就没命了。有的见着山上的野生菌，采回来放进铁筒筒内煮，半生不熟的，吃后中毒，全生发黑，呕吐不止，不久又见阎王去了，难友们见着东西不管是生的、脏的、还是有毒的，拿来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地吃是下肚，只因饿得发慌，什么也不顾了。我面对荒山野林，当我肚内咕咕乱叫时，为了延长生命，也不敢与他人一样乱吃东西，只有大量喝水。我写信向丈夫松涛求援，希望能寄点什么吃的东西救命，不久收到包裹，内有一小瓶油炒盐，我如获至宝，每天放在怀里，怕别人偷我的宝贝。当我饥饿难挨时就人到上一碗水，放入少量的油炒盐，喝下心慌的症状减轻了。当时我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真是“ 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那时外面每人每月才供应二两油，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是松涛自己不吃油盐省下来给我寄来的，我非常珍惜，每次放得很少，像味精似的，怕一下吃完了，当我饿得心里发慌、出虚汗、流清口水时，才在喝的水里放上一点，这瓶油炒盐帮我渡过了漫长的岁月。

同我一个单位去的王向井同志，在重病弥留之际，很虚弱地向我说：“惠群呀！我真饿极了，如果让我吃上一口饭，或一个包子，我死了就闭眼睛了”。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从她眼神中流露出心灵的渴望。我离开单位时身上还有全国粮票，便想尽办法给她买了一个包子。她拿着包子无力地笑了，狠狠地咬上一口，还剩下一半，便撒手而去。她这一去虽解脱了长时间身受饥饿的痛苦，却难以愈合心灵的创伤，以及思想上的重负。她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革命为人民付出了整个一生，但后来却作为历史反革命而身陷囹圄，这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她的白骨永远留在这荒山野林了。

眼看患难中的姐妹们，在饥饿、劳累中一个个一天天地消瘦，而后又一天天“发胖”（全身浮肿），停止呼吸。我忙着收遗物累得死去活来，这个悲惨的景象真不堪回首。

虐待乎？  落实右派政策乎？潘中煜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怪事：以“落实右派政策”为名，进行愚弄、虐待，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个别领导干部，办事暗箱操作，罔上虐下，捏造事实，向上汇报，不但不受到党纪国法处分，还平步青云。

1957年，我23岁，在杭州华藏寺巷小学做事务老师，那时毛泽东号召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放大鸣”，“帮助共产党整风”，整治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极力鼓励、鼓动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还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用扩音机作动员报告：“不要有丝毫顾虑，向党提意见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具体表现，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在这样的气氛下，当时我年青、单纯、个性耿直，将我所想、所见，在学习会上发了言，并写了大字报。鼓励“鸣放”言犹在耳，却突然来了个180度急转弯，说我是：“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谩骂伟大领袖”……我才知受骗上当，毛泽东自己也说：“这不是阴谋，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后来据说因我出身苦，不打成反革命，“照顾”我做一个“右派分子”。划右后二类处理，送农村监督劳动，历经三年大饥荒，几乎饿死，强迫我退职后，没有生活来源，就和老父一起拉车背纤，有时肩挑担儿沿街叫喊以爆米花为生，后又以“莫须有”罪名判我劳教三年，留场七年，在劳教期间，有次上山斫柴，不慎摔下山坡，众犯人都以为我命赴黄泉，却奇迹地未死。在那个时代，饿死、上吊、投河、跳楼、逼疯、被人暗杀后尸体也找不到，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俯拾皆是。

自从我被押送去劳教后，老父为了继母和异母弟妹的生活，只能老牛拖破车独自一人拉车，无人背纤。我自幼亡母，父亲既做爹也做妈，好不容易把我抚养长大，我却不能赡养爹一餐，在爹临死前，还喊着我的名字，我身陷囹圄，却不能见爹最后一面，回想往事，心酸泪下……，在那黑暗恐怖的死亡地带，我度过了二十二年的青春。

盼星星、盼月亮，总盼着有天见太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右派政策了，我似枯木逢春，认为苦难到头了，多么高兴啊！和我一起划右的其他人全部归队回教育系统恢复原职，可当时杭州上城区“落实办”，要我书面检查在二十二年前23岁时所谓“谩骂”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我即书面检查回答：“……根据实践证明，我的大字报没有错”。使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落实办”不但不恢复我的原职，甚至连小学校的清洁工、炊事员也不给我做，将我这个历尽二十二年磨难，年近半百，尚未成家的半老头，强行安置到别的系统去做超负荷的重苦力劳动——建筑工地拉2000斤重的黄砂、石子等人力大板车——来虐待我，连工地上的炊事员都不准做。我据理力争再三要求重新分配，回答是：“已经给你安置好了，你不去自己负责”。我当然不去，只能忍气吞声，包羞忍辱，不得已再回到原来劳动改造的街道小厂做工，直到退休（街道小厂不是落实政策的工作范畴）。

1998年街道小厂破产，我开始申诉，十一年来我已写了九十三封申诉信，也亲赴北京上访，均无果。2000年2月，当时的市领导亲阅我信，亲笔批示：“请上城区张鸣放区长阅处，协调解决”。后由韩国熹副区长装模作样开了协调会，会上各领导只是劝慰，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会开了一半，韩区长屁股一掸，说：“我很忙”，扬长而去。（如果韩区长诚心按政策，按市领导批示给我落实好，直接办好即可，何必兴师动众故意将责任推向别人）。不久，我去杭州市信访局询问，一号女接待员回答：“根据协调会汇报反映说，你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清洁工错划右派，所以教育局不收，我们信访局长也这么说”。我才知道上城区韩国熹这个重量级大佬在暗箱操作，捏造事实，向上汇报。我多次要求将韩区长的“汇报”复印一份给我，遭拒，这说明韩大佬的“汇报”见不得人。我认为：我如果是没有文化的清洁工打成右派，这就不是右派改正的问题，而是一件大冤案，大错案（政策明文规定，没有文化的人是不划右派的）应按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佘祥林十一年冤狱，国家赔了65万，我二十二年冤狱应赔偿多少？

我在生活最困难，几乎饿死的时候，也没有要求补助救济，今天我不是乞讨，央求恩赐，我是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一视同仁给我落实政策，哪怕我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也要给我落实好，岂能以“落实”为名，行虐待之实，我有什么错误，可光明正大的处罚我，使我口服心服，我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父母所生，试问全国有552877个改正右派中，哪个是这样来“落实政策”的？难道我祖祖辈辈应该被人愚弄和虐待吗？

这个韩国熹大佬难道要龙子龙孙、天潢贵胄；要党政大员；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能马背横槊赋诗的人，才能落实好政策？要出卖维新派，暗杀宋教仁，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要和倭寇国签订《日汪密约》汪精卫的后裔们；要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的直系亲属那样和韩国熹大佬门当户对的人，才能把政策落实好？难怪现在有的人非要把自己的祖宗和某人物、某皇帝挂上钩，以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的血统，只要血统好，就是白痴也是个宝贝，当然要把我这个童工出身的“半吊子”右派嗤之以鼻。无钱念书的人，难道非要像前苏联的高尔基；像唐朝的慧能；民国时期的王云五；当今的沈从文、华罗庚那样自学成才，成名成家，才能把政策落实好？从韩国熹这个重量级大佬的所作所为，可以推断，最初上城区委“落实办”领导就是他，要我去拉大板车的也是他，他不仅是上城区委的大佬，而且平步青云，据说后来高升做杭州市民主人士的大佬，“右派分子”的苦难是韩大佬向上爬的阶梯，“右派分子”的鲜血染红了韩大佬的顶子。

毛泽东对刘少奇下的错误《定论》：“叛徒、内奸、工贼”也要推翻，难道韩大佬对我下的错误《定论》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吗？他置中央的政策和市领导的批示于不顾，是军阀割据，是独立王国吗？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共产党是这样，民主党派也同样，而韩大佬就是“凡是派”。共产党正确的，我拥护，错误的，我反对；共产党的精英我拥护，败类我反对。奇怪的是2000年的市信访局领导，不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偏信韩大佬的汇报，三人成虎，官官相护，盘根错结（节），在一党专政下，任何清官都难解此“结”，如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蹈常袭故、顽固地将“两个凡是”推行下去，继承“马克思和秦始皇”、“和尚打伞无发无天”的衣钵来办事，不但祖国永远分裂，迟早兄弟相残，血流海峡，开第一枪的，必将受到全世界谴责，逼台独立，这是倭寇国和民进党梦寐以求的大喜事。那几个“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英雄”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若不改革，大陆地区贪污腐败、冤案，必将越演越烈（难怪在2005年仅仅一年中曝光了三大冤案：佘祥林案国家赔偿65万，滕兴善、聂树斌错杀案，至于官场贪污腐败，可说数不胜数）。民怨沸腾，积重难返，胡、温两位领袖苦心构建的和谐大厦，将被韩国熹一类虫豸所蛀空，长此以往，不亡党才怪——但中国是不会亡的，你们不信吗？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我想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领袖都懂得：“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道理，国家不统一，无民主，是民族的耻辱。一个分裂的不民主的中国没有资格说真正的强大和崛起。有朝一日，祖国统一了，民主像台湾省一样，驸马爷内线炒股照样坐牢，总统贪污照样追查，宪法是民众实际享受到的权利，而不是花瓶摆设，至于官员罔上虐下，将受到严厉处罚，真正做到了“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将用法律手段和韩国熹大佬对簿公堂，讨回我应得的权利，不但要按政策给我落实好，更要讨回被毁二十二年的青春代价和被扣除二十二年工资的补偿。这是我的梦想，我已年逾古稀，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否成真？倘若不能，我将嘱我后裔世世代代要有精卫填海，杜鹃泣血，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败愈勇的精神来讨个说法。（岳飞后裔为岳飞夫人墓地被毁一案一场官司打了三百七十年，从明朝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一直打到1999年3月30日才打赢，历经四个朝代：明朝一帝，南明六帝，清朝十二帝，中华民国六总统，中共三元首。原载2001年7月20日

不能忘却的几个右派难友     陶渭熊
57年受害的众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还艰难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谁还记得他们、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下面记录几个无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见证毛泽东“阳谋”的罪恶，并以此文记念反右运动——这个人类史上最无耻、最反动、最大规模的文字狱——50周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在农村劳动改造半年之后，又被调回西师，在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由此我认识了许多新的面孔。
赖人解读的苟文纯
在西师劳动队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学生中，苟文纯是最显眼的了。他已经38岁，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头黑发浓密粗硬，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络腮胡子天天刮得干干净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隐约显示几分高贵。如果只看他的头，你一定认为他是大款、显赫政要、学者、教授。而其穿着则有如乞丐：一件污黄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补满补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褴成绺，举臂抬手就飘带似的飘舞；裤子同样疤上重疤；破皮鞋补了又补已不能再补,走起路来“哧呵、哧呵”响个不停。难友们学他一步一顿地走路，嘴里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乐了。
他的劳动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铲除苗先铲断；叫他担粪，他穿着那双破皮鞋摇摇晃晃，卟哧卟哧粪水溅了一地。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60级学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银行的行长。49年以后任副行长，和那位不懂业务又很横蛮的党员正行长经常发生冲突，三反时那正行长借机把他打成贪污分子，后来账虽然查清了但副行长也给撤了。秉性刚直的他愤而辞职，以为凭本领还找不到工作？殊不知从此就呆在綦江农村老家。1956年大学扩招新生时才考到西师外语系读书。他和班上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显然有不小的代沟，青年们叫他向党献红心表决心的时候，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就是这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回答，已经“够了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
他的言谈不多，休息的时候用朗诵莎士比亚著作和唱歌来打发时光。他经常唱一首极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他唱歌的时候，和他同处一室的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他那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时而激昂的歌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凄凉、悲惨、愤怒与抗争有境界。唱完后他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掛着泪花，我们的心也随之激烈地搏动。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伯逊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诉与反抗的歌曲。
59年以后，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饥荒威胁着每个人。学校里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劳动队员个个饥饿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当局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蒙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还修饰整洁，仍然不失当年银行家的风貌，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迥，无粮无钱，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饿浮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着行走……两天后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来，每当我想到苟文纯，就想到那绅士般的头颅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协调实在叫人玩味。其实他的头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视强权、反抗暴政的象征，是一颗不屈不饶的头！而他的衣着是寒酸的、贫穷的、破烂的、强加的、被迫的，是对强权的揭露与控诉！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竟褴缕如此、潦倒如此！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苟文纯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运使她香销
徐香圃是劳动队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岁，已婚并有了孩子；历史系60级学生。大约家庭孩子的牵挂吧，她很忧郁，管教干部认为她思想改造不积极，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劳动队解散才复学，这样她就从1956到1963读了“七年制”本科。
64年春节，我在重庆一个朋友处会到她。此时她很高兴，说毕业后分到江津地区江北县，旋即叫她参加四清工作队搞四清运动。我大吃一惊，说：“我们都是四清的对象，你却去清理别人。”因为按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与否，都是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权利，只能像肥猪等待宰杀一样等待在四清运动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还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也很顾虑，曾向四清工作团长表明我的身份，那团长说‘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原来她的高兴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终觉得是一种危险。那次分别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
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参加过四清的人无意间提及文化革命开始时，四清工作团集中在永川整风，斗争一个混进四清工作队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一阵阵颤抖。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队有上佳表现，说话、做事、汇报工作、写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来的是嫉恨，连四清工作团长也受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当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四清工作团长不再说“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的话了，把她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她首当其冲，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什么“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大字报横扫，大标语围剿，大会场批斗。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灭。在颠倒黑白的人间地狱中，她便选择了抛家弃子，愤而自杀，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锋利的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
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竟选择了死亡！毛泽东的残暴，给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灾难！徐香圃就这样香销园圃。

一个老革命的困惑    楊枫

我是1928年出生在山东贫农之家的汉族男性公民，1944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沦为共产党领导人心目中的死敌而劳改、坐牢二十余年，究其原因，那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从源头上搞清楚。我认为人的主观头脑里的种种认识都来源于其灵魂的支使，没有灵魂支使的认识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坚信无论是本人的口头的有声语言，或者是无声的文字，都来自灵魂。因此了解一个人，首先要知其灵魂中的思维活动的奥秘才行，这是知人的根本，而研究人类灵魂中的思维活动的奥秘是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本人的这种心愿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产生，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则是基于被专制文化所扭曲的灵魂，这主要是指当年对毛泽东的政治感情。按照中国极革命家的判断，我是极端仇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阶级敌人，故而以恶毒、攻击诬蔑毛之罪判刑十二年，实际坐了十一年零八个月的牢。然而一个时候，我对毛是五体崇拜的，甚而为他死也心甘。本人对毛的这种感情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历史文化条件，是极左派所制造出来的，使我的灵魂痛苦万分日夜难安。而这种灵魂中的苦难是抽象的，人们的肉眼是根本不见的精神苦难，或灵魂苦难。正是有着这种抽象思维活动的精神或灵魂苦难的长期折磨，所以就特别渴望怎样才能从灵魂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而产生了解脱灵魂苦难的心愿，这一心愿在我刚从监狱里释放回家之后，就曾向领导说： “真也假来假也真，真假难辩愁煞人，愿将一颗破碎心，献给人民当标本，探索精神世界谜，搞好革命为人民”。

令人遗憾悲哀和无奈的是，领导对本人的心愿置若网闻，无动于衷，毫不关心。此后，我也曾数给当地有关部门写信，但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使我对中共失去信任感，从根本上伤害了有过的情感。才有1967年的1月17日晚

从秋瑾到林昭           白桦

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

——炼狱中的林昭

“天上的父啊，原谅他们吧，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十字架上的耶稣

除非是让我死，

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除非我已经出卖了灵魂，

剩下的是一具行尸走肉；

可倏然的刀锋，经常会      

冷丁地用凛冽的寒光试探我。

我自己知道，即使把我放在砧上，

我都会像冰山那样沉重和冷峻；

虽然我的脸上挂着儿童般的天真，

那只是为了衬托鬼魅的狰狞。

当我第一眼端详这个陌生世界的时候，

你就站在我的面前了，

狂涛扑面，你亭亭玉立；

风雨如磐，你目光镇定。

在绝望的战场上去夺取希望的队列里，

有一位旗手竟然是雍容华贵的女性；

你从画舫里走出来就跳上了战马，

以龙泉宝剑取代玲珑玉佩。

虽然百年前你就因此而身首分离，

和1907年所有的红花绿叶一起，

落入拌着血泪的泥土，

在世世代代的梦里静侯着另一个花期。

你永远是那样娴静和温柔，

一位落落大方的大家闺秀；

虽然你那双白皙的手引爆过雷电，

使得紫禁城内外一片狼藉。

就像一轮皓月离云而出，使我——

一个国破家亡而且懵懂无知的孩子，

得以呼吸到至美的芬芳，

得以瞻仰到至善的绮丽。

我永远都能记住你的样子，

仪态优雅、无限关爱地俯视着我，

就像记住我的母亲和姑姑、阿姨，

以及你们与日俱增的美丽。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就知道，

你走出深闺踏上夜路，是为了

走进寂寞的夜行者们的队伍，

去迎接注定要出现的华夏晨曦。

你相信先行者们项上喷湧的热血，

能把漆黑的乌云濡染成鲜红的朝霞；

于是，你也要抛洒自己的热血，

于是，就有了轩亭口的一声长叹。

你把美丽的面颊转向未来，

未来只是你幻觉中的一抹淡青色的晨光，

你的未来不就是我们的现在么！

你轻轻地吟诵，安祥一如月光：

“秋风秋雨愁煞人！”

你用极度苍凉的古越乡音发出一声叹息，

倾吐了三千年压抑的悲情，

给二十世纪留下了一行最深刻的诗。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一百年的中国都沉浸在血泊之中；

乌云最终——最终也没有被濡染成朝霞，

虽然我们抛洒了江河那样多的热血……

这是百年来希望与失望争辩的交点，

这是百年来幻想与现实议论的话题；

时间太长了，流血太多！

鲜艳的红已经凝结为深深的黑。

在你去世三十年以后，中国

又一位使男人们汗颜的女性诞生了；

她出生在锦绣江南的姑苏，

一座被称为人间天堂的古城。

当她还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

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她发现

大多数中国人的眼眶里都没有眼珠；

他们的眼珠都到哪儿去了呢？

她不敢看那些血红而又空洞的眼眶，

可为什么人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缺失呢？

失明不是最大的缺失么？而且

他们个个都快活得像学舌的鹦鹉。

她立即走向未名湖畔，以水为鉴，

从自己的身上来验证一个重大的事实。

谢天谢地！自己的眼珠还在，

而且熠熠生辉，甚至咄咄逼人。

原来所有中国人都自动摘下了眼珠，

把眼珠紧紧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是为了害怕出现视觉上的谬误，

诸如把光明看成黑暗；

把天国看成地狱，

把神圣看成妖孽。

亿万人只能瞪着空洞的眼眶，

按照一双眼睛来认知世界。

而她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去观察被封锁、被冻结的大地，

透过雾霭重重的来路和去路。

透过斑驳的光影和瞬息万变的色彩……

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可怕的异端，

居然敢于在眼眶里保留一双眼珠！

居然还敢直面那颗唯一的太阳，

而且认真地去探究它黑洞似的内核。

为什么太阳散发出的不是热能，

而是一阵又一阵刀锋的寒光？

于是，她对那颗超自然的太阳，

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怀疑。

怀疑太阳？！多么可怕的怀疑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怀疑自己。

自觉自愿地在每一颗细胞里追寻原罪，

把别人强加在身心上的灾难当作恩典。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怀疑自己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盲从偶像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信奉仇恨的民族吗？

我们是个人人都在自甘为奴的民族吗？

遥想春秋战国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诸侯们忙着为霸主的称号厮杀；

而大地上繁星璀璨般的诸子百家，还能

竞相自由地闪现各自的光彩。

我可以坚持我的强国梦想，

你可以坚持你的民本童话；

你可以指斥我为诡辩、谬误，

我可以讥讽你为异端、邪说。

但他们都坚定不移地写下了

流芳百世、烛照后世的典籍；

秦始皇能把六国的宫殿都付之一炬，

却无法彻底焚毁竹简上书写的文字。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的年代，经典

却神奇地从草民们的记忆中复印出来。

当伟人为一己之见而灭绝众志的时候，

他就注定要成为千古罪人。

中华民族有过如此众多大智大勇的祖先，

却繁衍出如此众多缺乏自信的后代；

不仅主动摘下自己的眼珠，还要

用木屑去填充大脑里丢失的记忆。

她——一个卓越的思想者，

在绝对禁锢中探索思想；

她——一个活跃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