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第46期

2010年5月5日

（文稿交流，免費贈閱）

目  錄

杜  光：堅持“兩真”  為民先鋒

——2010年2月26日上午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 ……… 2

辛子陵：2010年春節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 3

若  沖：靜海斜陽里  清風似故人………………………………………… 20

丁　弘：告別悲劇——憶南通日報社三位總編輯………………………… 21

紀增善: 燕遯符：遲報的新聞 ……………………………………………  25

鐵  流：還歷史本來面目——兩代地質學家的悲壯人生………………… 27

韓三洲： 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 35

鄒  媛：摘帽右派群體在文革中的一次理性抗爭………………………… 45

方影竹: 右派大校蔡鐵根　赤膽淪為文革鬼………………… …………  51

牟傳珩：抗戰大律師牟其瑞的右派人生  ………………………………… 54

陳  更：一個以山作墓的刑滿右派  ……………………………………… 56

鄭明桂：一線縫到頭  ……………………………………………………… 59

易善學: 唐長春：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   85

汪廷奎：導師賦  …………………………………………………………… 72

胡顯中：直筆寫信史，信史昭後人《千秋功罪毛澤東》評介 73

易善學、唐長春：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 76

劉鳳麟：曠古之冤誰懺悔誰買單…………………………………………   78

汪庭奎：一項重要的建議 ……………………………………………  83

友誼回聲：

李敏 (中國科學院 )  章壇(江蘇)  柯林(桂林)  易善學  熊習禮(雅安)  程世光 (重慶市)  張建華  孫正荃   高國發(吉林)   劉利華(北京)  方剛  劉 芳  岩石  張海波   郭振乾(新疆）  劉真（河南鄭州） 廖伯偕（湖南省)  陳世澤(雲南瀘西縣)  金凡信(北京)  宋才(洛陽) 鄧威(湖南邵陽市)  熊旭(重慶市九龍坡)  

堅持“兩真”  為民先鋒

2010年2月26日

                     杜   光

《炎黃春秋》經歷了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2009年，不但沒有被風雨颳倒，被雷電擊倒，而且不斷發展壯大，讀者隊伍繼續擴大，這是很令人高興的。

《炎黃春秋》之所以能夠在輿論導向的夾縫裡蓬勃發展，我認為主要得力於兩個“真”字：真實，真理。

從“炎黃春秋”這四個字就可以判斷，這是一個以歷史為重要內容的刊物。它的產生和發展，一方面表現了幾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和中年知識分子報效祖國的赤膽忠心，同時也反映了當前社會的需要。當代的中國歷史，就官方的正史、黨史來說，在許多關節點上，或隱瞞，或偽造，老百姓都無法相信。他們希望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官方卻總是諱莫如深；三令五申，這也不許討論，那也不許批判。現在《炎黃春秋》發表了許多揭示歷史真相的文章，介紹真實的歷史細節，當然會受到民眾的歡迎。

真實是歷史的靈魂。唐朝的劉知幾在《史通》一書提出，史家應當具有史才、史學、史識，清朝章學誠還加上史德。後來的許多史學家都把史德列為“四史”之首，而史德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真實，也就是忠實於歷史的原貌——事實怎麼樣，就怎麼樣記載。所以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補編”里說：“史家第一道德，莫過於忠實。”文天祥在《正氣歌》裡歌頌了好些正氣凜然的歷史人物，列在最前面的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齊太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時代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他們為我國的歷史，樹立了真實地記錄事實的榜樣。《炎黃春秋》繼承了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引領了求真求實的社會新風尚，成為講真話的典範。這是它受歡迎、能發展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堅持真理。除了揭示歷史真相的文章外，《炎黃春秋》還發表了許多理論性的文章。探討理論是為了追求真理，發現真理，宣揚真理。當代社會最需要的真理是關於民主、自由、法治、憲政、人權的理論，這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至理名言：“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我們“經過民主主義”了沒有呢？沒有！毛澤東自己違背了他的至理名言，遠沒有“經過民主主義”，就發動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又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結果是用獨裁專政的專制主義，取代了剛開始走第二步的民主主義，使中國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臨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都知道，六七十年前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個任務完成了沒有？沒有！現在國內的帝國主義是沒有了，地主階級也被打倒了，但是，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的封建主義，可以說比六七十年前還要嚴重；十多年來新生的權貴資產階級，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價格，剝削起老百姓來，比當年的官僚資本主義還要厲害。這個嚴重的社會態勢表明，我們還必須再經歷“經過民主主義”的過程。怎麼經過呢？就是要用民主主義取代專制主義。說得具體一些，就是用完善的市場經濟取代壟斷經濟，用文化自由取代專制性的輿論導向，用社會平等取代兩極分化，用民主政體取代權力不受制約的專制政體。只有完成了這個“取代”過程，我們才可以說是“經過”了民主主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炎黃春秋》刊登討論民主、自由、法治、憲政和普世價值等方面的文章，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的體現。

話說到這裡，我想順便指出，社會上許多批判專制主義、宣揚民主自由的文章、著作、建議書、公開信，其實多數也是在論述如何“經過民主主義”，因而也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的。他們正因為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才把他們的研究所得，寫成文字；而境內媒體禁忌太多，在輿論導向的壓制下臨深履薄，不敢發表，他們只好送到互聯網上或在境外的報刊上發表。應該指出，這些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是“經過民主主義”的積極分子，應該受到鼓勵和表揚。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其中卻有許多人被認為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判了徒刑，關進監牢。這是非常荒唐的！其實，如果一定要用“顛覆”這個詞來說明問題的話，那麼，我可以肯定地說：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是遲早要被“顛覆”的，遲早要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問題在於由誰來顛覆，是執政黨自我顛覆，還是由別人來顛覆。據我了解，許多專制主義的批判者，包括劉曉波在內，都是希望執政黨能夠自我顛覆；顛覆自身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成為一個民主的、開明的、進步的、清廉的政黨，帶領中國人民完成民主主義的變革。因為這是社會震動最小、成本最低的“顛覆”方式。如果當政者也能夠站到“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個立場上來的話，就應該歡迎他們的文章和建言，把他們引為“諍友”，並且為他們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共同為順利“經過民主主義”而作出貢獻。可惜，我們的領導人見不及此，我們也無奈他何。這是一些題外話，不多說了。

希望《炎黃春秋》繼續堅持“兩真”，說真話，講真理。在“經過民主主義”這個歷史大潮流里，成為堅持“兩真”的中流砥柱，開闢民主主義道路、引領民眾勝利前進的先鋒。預祝這個月刊在新的一年裡取得更大的成績。

2010年春節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

                                      辛子陵

　   有機會跟上海各界朋友們見面非常榮幸。正值春節，先給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范仲淹說過兩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我關心百姓的疾苦；作為退休老幹部，我關心黨的興亡。這是我今天談話的立場。後面我揭露的黨的陰暗面可能是駭人聽聞的，但我是為了救黨。幫助黨走出“改革共識破裂，社會危機加深，執政合法性喪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沒有崛起

　　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GDP已超日本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20國首腦會議上中國領導人揚眉吐氣。法國總統薩克齊說：“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3600多億增加到2009年的33.5萬億，翻了幾十倍，這個成績怎麼來的?有人說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官話，是假話。實情是社會主義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得已改弦更張，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私有制，發展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救了社會主義。出於政治上的需要，社會主義旗幟不丟，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為我們原來是計劃經濟，在冷戰時期屬於社會主義市場，沒有和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攪到一起，或者說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經濟危機一來，中國受到的牽連較小，哪裡是什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樂觀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國的GDP是英國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國開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驕傲，不標誌崛起。不管中國經濟總量處在第幾位，我們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後，按聯合國“一天收入低於1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約1.5億貧困人口。1

我們的人民是世界最窮的，連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國民工資收入加在一起，占國家的GDP比重歐美最高，大約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國是8%。2 中國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32個非洲國家。3

中國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並沒有崛起

     中國的經濟危機才剛剛開始，才進入情況。經濟危機並不像颱風一樣在沿海登一下陸，就轉頭走了。世界經濟危機後勁大得很。目前對中國最大的打擊是外貿出口萎縮了，急劇減少。中國的經濟增長，74% 依賴出口。4去年出口對GDP的貢獻是-3.9%。我們的商品賣不出去了。許多民營企業，一些製衣廠、製鞋廠、玩具廠就倒閉了。所以我們的經濟要轉型，由外向型轉為內向型，要在國內找到市場。

    從朱鎔基當總理時就說經濟要轉型，要由外向型經濟轉為內向型經濟，但一直轉不過來。為什麼?百姓窮，沒有購買力。像我們深圳那些玩具廠、服裝廠，廣交會上沒訂貨了，就只能倒閉。2008年我國共有六七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僅紡織企業就有2000萬工人失業。向內向型經濟轉變成為空談，在政策上又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用大搞基本建設的辦法，去保8%的經濟增長率。如果農民家庭有能力給孩子買幾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過年時人人都買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場和服裝市場。六七萬家民營企業一家也不用倒閉。在中國，擺脫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是讓農民富起來。

    現在中國經濟的瓶頸是找不到市場。一個歐洲市場，一個美國市場，原來是我們的大戶。人家不買我們的東西了，我們急得團團轉，在世界面前充闊佬，派出採購團到歐盟買東西，出手就是130億美元。實際上是希望人家投桃報李，是去找市場。我們去買過東西的國家，像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並沒有回報，並沒有派採購團到中國來。我們九億農民如果富起來，等於歐盟(4億多人口)那樣兩個世界市場，等於美國 (不到3億)那樣三個世界市場。我們自己有這樣大的市場，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國外拉關係說好話，滿世界找市場。

     看看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是怎樣為自己開闢和創造市場的，會對我們有啟發。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裝配線，極大地提高了汽車產量。1914年他主動地把工人的工資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資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資，累積起來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車的售價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買四輛汽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實際工資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經營理念是：“汽車不應該只屬於少數富人，而應該讓每個人都買得起。”福特沒有依賴出口，沒有向歐洲的王室貴族、亞洲的軍閥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長、推銷他的汽車。他的一雙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國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這一套政策被稱為財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場，先要人民富起來。

     政府好像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為了“保8”，國家投資4萬億救市，10萬億信貸，不是扶持那些倒閉的或將要倒閉的民企，都給了國企，給了鐵路、公路、機場，還有給了房地產業。於是，上項目，鋪攤子，搞基本建設，當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鋼筋水泥創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90%。現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了。據1月份統計，有10個行業產能過剩。中國粗鋼過剩率達到43%，過剩量約為2.5億噸；水泥過剩率達到24%，過剩量為4.8億噸；在粗鋼過剩中，大型國企貢獻率為76%；在水泥過剩中，大型國企貢獻率為63%。到 2013年初，新投資的項目如果有40%形成生產能力，中國的產能過剩率將達到200%。因為形成生產能力不等於產品有了銷路，產品沒銷路就是生產經濟危機。像安徽阜陽市，修了個飛機場，但沒有飛機起落，沒有客流，成了賠錢貨，因為運營要養一大批職工，還有各種行政開支，只好關閉。湖南省長沙為了利用中央政府給“鐵、公、機”的撥款，拆除2英里的現代飛行跑道重建。內蒙古新建的鄂爾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國商品房空置率達60%，面積達2億平方米。國務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萬套平民房子賣給老百姓。還是鋼筋水泥開路創造GDP。不解決讓人民買得起的問題，蓋的房越多經濟危機越重。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是生產過剩。上項目鋪攤子是增加過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經濟危機的。國家投給房地產業9000億救市。一旦國家托不住底，房地產業資金鍊斷裂，企業停工，大量爛尾樓出現，將出現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國失業工人4000萬，失業率是5%。如果樓市崩盤，全國約有5000萬建築工人，將出現大量失業者。如果有一半人失業就是2500萬人。估計2013年將有6500～7500萬的工人失業。按每個失業者是四口之家計算，有三億人口要靠政府救濟生活。政府減收增支入不敷出時，就要多印鈔票，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着吃。接着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們到銀行排隊提款擠兌，銀根吃緊。更多的工廠、商店倒閉。更多的人失業，購買力更低。一切靠高壓掩蓋的社會問題就會凸顯出來。那時中國才進入了真正的經濟危機。那才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要出現羅斯福那樣的國家領導人，才能領導國家走出危機。

     中國政府，從毛時代留下的傳統，就是捨不得讓老百姓富起來。老百姓手裡有點錢了，政府就想辦法叫你交出來。過去我們是短缺經濟，沒有經歷過以生產過剩為表現形式的經濟危機，以為就這樣輕鬆地過去了，這是個天大的錯覺。我勸政府未雨綢繆，留點後備，留點錢，應對兩三年後的可能出現的大蕭條。

     經濟問題說多了太枯燥。這個問題打個結掛起來。至於怎麼開闢內需市場，怎麼才能讓農民富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放在後面談。

　　                       中國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

　　經濟出現危機，政治也出現危機，是不是改革開放搞壞了，搞錯了?不是。改革開放縱有一萬條缺點也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起碼沒有餓死一個人，在比毛時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況下，取消了票證配給制，保證人人吃飽穿暖，生活達到了小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功不可沒。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實踐，一種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掉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丟了公平和正義，就從根本上變質了。我們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謀發展，不丟社會主義旗幟，是要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在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問題，導致了權貴集團的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占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導致改革共識的破裂。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黨內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權貴集團制服改革派，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專制統治。進一步剝奪壓榨人民，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引發一場暴力革命。

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制”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支付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 7000萬元，權貴們每公里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制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後的國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 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盪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 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覆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5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制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分債務。由於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乾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後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髮“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於是形成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 。在這種體制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裡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裡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 “怎麼，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制，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幹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分人分化出來。

     現在權貴集團做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和共產黨搞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這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共產黨的改革派，誰是權貴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權貴集團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揭露了原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瀋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6 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捲入買官賣官生意。7

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

等。8 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幹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9

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共產黨人或國家幹部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權貴集團的世界觀：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惟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10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後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摺，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11

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於800萬;一般局長在500～600 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共產黨的天下，腐敗是沒有底線的。髒官們道貌岸然的背後，除了斂財，就是搞女人。

     新華社報道，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好事者根據真人真事製作“全國二奶排行榜”在網上傳播，有九個“獎項”，揭露了這些贓官的驚人的腐敗：“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污作為當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   

女大學生17人;“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載性愛日記 95本，製作標本236份;“青春獎”授予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給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揮霍1840 萬元，平均每天23000元;“團結獎”得主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稱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團結”事跡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和諧獎”得主是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 6個情人，生了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幹勁獎”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於3次。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以上這些極壞的典型已不是個別現象。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占了多數。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 12

　　請大家注意這個數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兩級黨委已經變質，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不合格，這是吳官正講的呀!省市兩級黨委班子，人數可能就是幾千人，但這就是操縱我們國家運轉的那隻看得見的大手呀!十個指頭壞了八九個，這雙手還能依靠嗎?還能信賴嗎?

    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將領導幹部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提交全會，竟然被否決了。這件事給了我極大地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被否決的事說明，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準確地說是他的多數，不能反映黨心民心，跟全黨已經不是一條心了，跟全國人民已經不是一條心了。這些反對陽光法案的中央委員還是我們的人嗎?還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嗎?作為一個老黨員，我動議：十八大選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布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和紀委委員的候選人。省、市、縣換屆選舉也應該如此。

     走筆至此，我這個老黨員不由得仰天長嘆，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現在的縣委書記們不是焦裕祿了!試問吳邦國委員長，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領導下，這個縣怎樣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就統一成了周寧縣那樣一種“三光”的局面，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黨都這樣子了，還奢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治體制改革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權貴資產階級的人數，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乾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如果放大一些他們的社會基礎，家有千萬(人民幣)以上的權貴集團人數約有500萬人。13 但在13億中國人民面前，他們是微末的小數。在7000萬黨員面前，約占7%。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權貴集團的矛盾。權貴集團造成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貧富兩級分化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從根本上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基礎;第二是藉助政治權力強勢壟斷，以發展壯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掩護，實行“國進民退”，蠶食和鯨吞民間財富;第三是反對“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壟斷在自己手裡，成為壓迫、剝削農民的“紅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個拼命反對民主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以批判普世價值和兩個“絕對”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權貴集團是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

　　               實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動內需的戰略轉變

                          迎接三年內必將深化的經濟危機

　　以胡溫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亮明旗幟，表明與權貴集團決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才能知所趨處，知所依歸。要發動黨內93%的健康力量，發動13億人民的力量，形成絕對的政治優勢，治服權貴集團的反抗，用經濟和法制手段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蔣介石敗退台灣，政治上第一個大動作是甩掉官僚資產階級，啟用黨內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蔣經國開啟報禁和黨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為國民黨中興奠定了基礎。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制，共產黨只能在33萬億GDP的陶醉中滅亡。

     一年12萬起所謂“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列寧說的那種人民大起義臨近的標誌。上層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下層廣大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面對烽煙遍地的政治局勢，集訓縣委書記和縣公安局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現在常提康乾盛世，我們看看這兩位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是怎樣治國安民，使一個滿族政權贏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產黨的政權怎樣才能夠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認可。康熙在位的62年間，不同程度地減免全國的租賦有 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於清朝四年多的財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後五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 億兩。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只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兩朝向人民讓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財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們一年的財政收入是6萬億，12年就是72萬億的概念。不讓百姓富起來，老百姓不會承認你是盛世的。胡溫新政有過免除農業稅的創舉。為了重建政權的合法性，胡溫新政的手面要寬些再寬些，小恩小惠，救濟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夠的，要有大手筆，要敢於讓全國人民富起來。幹了這件事，你們就超過了毛澤東，也超過了鄧小平。對此，子陵貢獻三條建議，也可以叫救黨三策：第一、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

     由於實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係空前緊張。所謂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已經完全變質。它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賣地的錢，各級政府得90%以上，農民只得5～10%。在土地問題上政府與民爭利，已經鬧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 2010年1月7日，江蘇省邳州市(縣級)河灣村，鎮政府派出黨支部書記帶領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強行徵用該村耕地，與前來護地的百餘村民發生衝突，護地村民一個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傷。鎮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導致河灣村3000多畝耕地中2500多畝被占用。鎮政府要將這塊地賣給邳州海天石化公司，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協、財政局、國土局等單位領導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地方國企的發展，是建立在掠奪農民耕地、損害農民利益的基礎上的。

     反對耕者有其田，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占農民土地製造理由。在這種名義下已剝奪了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主建國會調查預測，2020年將有一億農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領導人一上台，首先要打農民集體所有制耕地的主意，這裡頭出地方財政﹑出建設資金﹑出個人政績,出官員別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徵地會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為止。

     我們聽聽農民的聲音。2007年歲末，黑龍江富錦市72個村4萬多農民向全國發表的《公告》說：“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着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麼總落不實?為什麼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 “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15

     陝西農民由七十多歲的馬連寶領銜，於2007年12月12日發出的《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 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說：“我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裡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16 農民是通情達理的，不逼急了他們不願意鋌而走險。為了幾十萬地方諸侯的私利和九億農民對着幹，待到他們像火山爆發一般地起來“給你個說法”的時候，黨就真的沒有退路了。

     把地分給農民，給農民完整的產權，不是要農民在一畝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諸侯搶地賣地的狂潮。實行耕者有其田，簡便易行的辦法是以農民承包地為基礎，把產權給農民。農戶分得土地後，可以像承包時那樣繼續單幹，可以按市場價格出賣自己的份地，可以自願聯合起來組織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的家庭農場，都是合法的，都是光榮的。黨和政府在宣傳上不要帶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

     當然，解決地塊細碎和機械化矛盾的最好辦法是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制度的家庭農場。要走好這條道路，關鍵是政府放開政策，讓農民自發地搞，自己去搞，像私營企業那樣，自己推舉領頭人，自己選舉董事會，政府只給政策，不派幹部。這種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制度的家庭農場，與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處是把私有制原則堅持到底，任何時候，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許“動員教育”農民放棄土地私有權。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受《憲法》和《物權法》的保護。憑這個私有權，農民每年可以獲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須防止的更壞的結果是，在實現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官商勾結，兼併鯨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奪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數量龐大的赤貧階層，這將導致農村社會極大的不穩定，甚至引發土地革命。要允許組織農民協會掌握分配土地的實權。幹部的任務是掌握政策，保證分配的公平，只當裁判，不下場踢球。在土改轄區有家族親友的幹部，實行迴避制度。這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一定要萬無一失。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歷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後代。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於18億畝這條紅線。”1996年以來，中央曾兩次提出必守的耕地總量紅線，又兩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結果總是地方勝利，紅線被突破。守住18億畝紅線最根本的辦法，是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門峽庫區失地農民說得好：“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麼法律什麼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農民手中，那些利慾薰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麼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17國家建設需用農民的土地，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制。農民要成為有法人資格的賣方，行使參與權﹑要價權和談判權。除法定的稅收外，賣地的錢全部歸農民。政府要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

     土地私有化會使農民富起來。如果一畝地能賣100萬元，一家有七畝地的農戶就有了700萬元財產。實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讓農民富起來，建立起中國的內需市場。對此，城裡人要多想想農民的犧牲和貢獻，不應該有意見。經過土地私有制改革，農民會找回土改後合作化前那種翻身解放的喜悅。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

     2007年中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而在美國，2006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政府財政總開支的61%。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國高一倍。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那麼，我們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資本主義美國。它占財政支出的 61%，我們也應當占到。前年我們是60%就是36000億，而不是6000億元。有了上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農民工、失業工人、低收入者和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見影地緩解。

     據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體報導，湖北的一對農民夫妻因負擔不起萬餘元的醫療費投長江自盡。不久，福建的一對農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醫療費，在閩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悲劇。這兩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數農民工在內的底層人民悲慘的生存境況。外電評論：觸目驚心的現實，宣告當局所鼓吹的農村合作醫療階段性的失敗。其條件之苛刻和保額之低，不具備社會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一樣，這是中國當局為應付輿論和國際社會所搞得世界級形象工程。18

     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說過，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真實反映了該國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麼?到底是人民的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萬億財政收入怎麼切割?是先切下60%留給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還是倒過來?拿官員用車來說，10年前開支3000億元，說要試點改革，試點了10年，車更多了，現在的開支是5000億元了。我們對官員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個狠勁。意大利法律規定，禁止公務員公車私用。西西里島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 • 布贊卡，曾經讓公務車司機開車將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來時又讓司機接他們回家。2002年2月，當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布贊卡13個月徒刑。布贊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費為由，提出上訴。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布贊卡因私與夫人乘坐公務車，被判六個月監禁，即日起在獄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費了，減刑七個月，但公車私用就犯法，還得判半年。共產黨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就是管不住公務車。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須動真的了。如果立下規矩，形成傳統，用在百姓工資福利方面的財政開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諧社會。人民會對共產黨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制。必須從理論上統一認識，公民沒有股權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是公有制經濟，是打着公有制旗號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發展權貴資本主義的大騙局。名為公有制、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蛻化成一種“官有制”。在這種體制下就產生了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那樣的官員。作為中國第一大企業的掌門人，他自命為“共和國長子”，貪污2個億，生活極盡奢華，每日揮霍4萬元，他每月的交際費是200萬元。公然說：“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從貪污劣跡、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來觀察，他都是個權貴集團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讚賞陳志武先生的主張，把國有企業股權分到公民個人身上，實現民有化。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不是政府所有的企業，政府是受託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這些企業和國有資產。差別在於，以前沒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體落實，所有者是虛的、缺位的，通過設立公民權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個人手裡，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體落實。20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實。把國有資產通過公民權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實十七大的政策主張，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議從2008年國企總資產的 42.55萬億元 。21中劃出20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第一批發給國有企事業單位在職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正處級(含)以下的黨政幹部，每人5 萬元股票。未分地的農民工享受城鎮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發給黨政機關在職和離退休正處級(含)以下幹部，教育文化機關在職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員以下人員，每人5萬元股票。

     第三批發給在役和復轉的軍隊正團級(含)以下官兵，每人5萬元股票。

     第四批發給未參加過工作的城鎮居民，每人3萬元股票。

地方副市級(原地委專區一級副職，含)、軍隊副師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全民所有制股權改革，以縮小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的收入差距。

     經過國企股權制度改革，城鎮居民每個家庭有了二三十萬元的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紅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會真正找到當家做主的感覺。將國有企業通過股票形式量化給個人，資本主義美國又走在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面。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發現了儲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這帶來了一筆巨大的公共財富。在公眾的推動下，1977年議會設立阿拉斯加州的資源權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經營石油和天然氣的企業，企業的收入給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發放等額的現金分紅。1982年全州40多萬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張價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會分紅。從那時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經連續24年給全州公民分紅了。22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美國做得更好。

     實行這三項新政，將從根本上改善廣大工農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係，重建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重建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有膽略、有魄力實行之，他們就占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道義的制高點，在中共執政史上做出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貢獻。他們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局，改變形象，得到13億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的內需馬上會出現汪洋大海般的市場，漂亮地、穩當地渡過世界經濟危機。“胡溫新政”將要與“羅斯福新政”一樣青史留名，胡錦濤、溫家寶會成為中國的羅斯福。

     這種改變利益格局的大興大革，必然會遇到城鄉權貴集團的強烈抵抗。胡溫如果下決心挽救黨、挽救國家，要制定一個團結多數幹部的政策，向社會公布，這是消解權貴集團的關鍵性一着。除買官賣官者堅決打擊外，由於經濟政策界限不清瀆職者，說清問題一律寬大處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義在社會得到的好處，要和他們父母本人劃開。一位CEO,他掌控的資產與他貪污的資產不是一回事，這是兩個容易混淆但必須分清的概念。只要他們不化公為私，不向國外和境外轉移財產，守護好、經營好所掌控的資產，一律寬大處理，承認他們的經營能力，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各級領導幹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問題說清楚，帶頭執行陽光法案，擁護和執行三項新政，一律團結使用。

     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接受群眾和媒體監督的情況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防止各級領導人成為權貴集團的工具，辦法只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35條，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給公民社會，開放報禁，給群眾結社自由，執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領導人和人民的結合才有互動的途徑和紐帶，才具有可操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關鍵。中央權力和權威的強化取決於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會力量的強大。推行新政的領導人對這一點要看明白，想清楚。作為一名老軍人，以我對人民解放軍的傳統和素質的了解，這支軍隊人民子弟兵的本質沒有變，他們在抗洪、抗震救災中為黎民百姓的獻身精神證明了這一點。在關鍵時刻，他們會站在代表和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一邊的，絕不會去為權貴集團看家護院。

     趙紫陽生前提出對權貴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政策來進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權貴資本主義，和平地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的最好的辦法。趙紫陽用“遏制”這個詞，而不用“打倒”、“消滅”一類的詞，表現了他主張用解決黨內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

     權貴集團應該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動你們先富的這一塊，不動由於政策界限不清，你們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財富，將來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條件是你們不能反對、抗拒新政，一反對就由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了，誰跳出來反對，先解決誰的問題。我建議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希望達到趙紫陽設想的結局：“官僚資本家暴發了，但廣大人民生活也還改善了，生活過得去，於是人民容忍了，以後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買官賣官這一塊要從嚴，這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要以毒蛇噬手壯士斷腕的精神，把買官賣官分子從黨和政府的機體中剝離出去。一個鎮長10萬，一個縣醫院院長30萬，這個風不剎住，這一條潛規則不破，這樣的人不清除，黨就死定了。

　　                       重新建黨建政，向民主化轉型

胡溫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救黎民於水火，解百姓於倒懸，會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在黨的威信極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用不着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隨着報禁、黨禁的開放，貪污腐敗會得到根治，這是一種自然的良性互動。在全民皆大歡喜的政治氣氛中，妥善解決重新評毛、為“**”平反、為“**功”平反等問題，實現全民大和解。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當然，也要有由於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中國共產黨還清歷史舊債，卸掉了歷史包袱，必須改變黨的名稱，對党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入了黨做了官的，許多人成了貪官。追求入黨的人們，很多是為了做官發財。共產黨這個名稱，已經完全失去了道義的含量。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國追求解放的民眾和要求進步的青年。建國以後，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制獨裁，餓死3755萬人，後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要堅決清理開除腐敗分子。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只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會進步成熟起來，使自己在民主憲政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執政的機會，也不會胡來;如果真的胡來，很快會被選民拋棄。趙紫陽曾提出建立反對黨的問題。這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建設。有了反對黨，執政黨發生重大錯誤時，才有替補隊員，不會出現不管犯多大錯誤還得讓它執政下去的無可奈何狀態。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並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裡。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附註：

1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數據。

2 郎咸平：《中國人為什麼收入低》。

3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非洲32個國家最低收入超中國》。

4 謝國忠數據。謝國忠，1960年出生於上海，1983年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路橋系，1987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碩士，199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銀行，擔任經濟分析員。在華爾街大牌投資銀行里具有大陸背景的亞洲分析師中，謝國忠屬佼佼者。謝國忠是亞洲地區被媒體引用最頻繁的分析師。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小組的領頭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在多次關於中國經濟的演講中引用謝國忠計算出來的數據-- 在中國近8%的經濟增長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據《瞭望》2003年3月31日報導。

6 邵道生：《權力監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敗》，烏有之鄉2007年4月2日﹐參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7 國家審計署令狐安：《我國反腐敗鬥爭面臨的問題、原因和對策》，《香港傳真》2007年第91期。

8 鐵血論壇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羅宗華：《這些縣委書記為何這樣牛氣沖天？》

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從一個貪官的教子之道說起》2009年02月20日《中國改革報》。

11  2009年"雙規"風暴_財經_鳳凰網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國報道

12 摘自中紀委2006年10月12日《簡報》。轉引自《中央大動作地方負責人

被請上京“攤牌”》（中部經濟網）發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據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研究報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萬至500萬人，擁有上千萬元以上財富。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含億萬富翁），其背景基本來自三個方面：1.黨、政、軍高乾子女親屬，占90%以上；2. 依靠港、澳或國外親屬資助，約5.5%；3. 自身經營有方又遇到良好機遇者僅約4.5%。

14 《政府收入增長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長了19倍》，《聯誼報》2010年01月02日。15 《黑龍江省富錦市10鎮72村4萬農民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新紀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

16 《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新紀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7《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萬農民 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新

紀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8 張岐明： 《從兩對投江自盡的夫妻所想到的》， 2007年05月17日格林尼 治標準時間11:09北京時間 19:09 BBC發表。

19 賈  軍：《我國有幾千個國防開支可以浪費》，2006年3月14日《上海證券報》。

20 陳志武：《該將國有資產股份分給公民、實現"全民所有"了》，見2009年2月14日《經濟觀察報》。

21 胡星斗：《建議“兩會”審議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否出現了全面的倒退》

22 吳睿鶇：《國企上繳紅利應讓老百姓受益》，2006年12月7日《燕趙都市報》。 23 引自1994年9月13日

靜海斜陽里  清風似故人

寫在南通圖書館創辦90年、重建50年之際

若  沖

老衛校裡面有一塊很大的高地，地基高出周邊約有1米多。這裡曾是東嶽廟所在，90年前，張謇

幾天前的一個下午，我們來到這裡，抬眼望，一座陳舊的小樓也在看着我們。它似乎老朽羸弱，但氣勢未滅，令人敬畏。這座圖書館樓的設計者據說是孫支廈，建成於 1914年初。

張謇早在上個世紀初就上書清廷，建議設立公共圖書館，但未得到重視。南通圖書館是我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之一。據史料記載，當年有藏書室16間，閱覽室3間，編校室4間，延客室2間，等等，共70余間。最初藏書 10余萬卷，其中大多數為張謇、張詧兄弟所贈。張謇擔任名譽館長，聘翰林院編修、如皋沙元炳為館長。張謇逝世後不久，南通圖書館併入南通學院。在南通淪陷乃至後來的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圖書館一直關閉着，不對外開放。

1952年，市政府決定重建市圖書館。據說，來自省城的指示，圖書館必須辦在工廠區，於是市圖書館就設在工業重鎮唐閘，館舍侷促。這種尷尬並沒有持續太久，1957年，圖書館終於回到了主城區，即現在的館址。當時的圖書館用房由張謇的後人捐贈的葫外樓 （張孝若的讀書樓），加上另外幾十間平房組成，使用面積近1000平方米。

度過了“文革”，市圖書館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79年，新大樓落成，1983年，古籍藏書樓——靜海樓建成開放，至此，圖書館使用面積達到4500平方米。

好久沒去靜海樓了，這次是為了尋覓一位新聞界前輩的蹤跡。王子昌，本名范恆，出身於南通一個著名的詩書之家，早年投身革命，曾任南通日報副總編輯。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他在市圖書館工作過三四年，編寫的上萬張古籍書名卡片現在還在使用。他當年的一位同事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道：“記得那年冬天特別冷，古書庫不可能生火取暖，我看見他一個人埋頭整理古藉，編自製卡。他將一本一本的古書翻過去，將和南通有關的書揀出來，列入地方文獻。有時冷得吃不消，他就走動一下。他在古籍組的時候做了很多工作，將原來的古籍經、史、子、集的編排改成按四角號碼檢索，編成了南通地方文獻聯合目錄，將卷帙浩繁的古籍編成了子卡，便於查找。他勤奮，效率又高，所以很快就將古書庫整理得井井有條了。”另一位圖書館幹部告訴我，王子昌還查閱地方史志，編寫了一份《南通自然災害年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欲在崇明島建發電廠，到我市查找長江口歷史上的風、潮資料，看到王子昌編寫的年表，對方說，電廠煙囪抗風力的設計有了依據。而此時，王子昌已病逝七八年了。

張謇時代遺存的圖書館樓就在靜海樓的南面，曾長期是南通衛校的辦公樓。衛校已遷走快十年了，還有部分職工住在老校園裡。這座年近九旬的小樓里，據說也住着兩三戶人家。白天，人們上班去了，靜悄悄的。夕陽溫柔，清風徐來。

翻開圖書館為館慶編印的紀念畫冊和《靜海文叢》，撫今思昔，感慨不已。多少前賢為南通的圖書館事業奉獻了心血啊，他們傳承文化，利在千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以及南通各項事業的進步，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我市已決定投入巨資，建設南通市圖書館新館。那又是一塊新的高地了。

告別悲劇

憶南通日報社三位總編輯

丁　弘

在《南通日報》創刊47周年之際，老友重聚，歡聲笑語。我又想到久久淤積於心的一個題目：《三位總編輯》。他們互相蟬聯，一個個命運都不好。且他們之間又依次製造着悲劇。這是怎麼啦？是他們的品質、人格所致，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三位和我都有特殊的關係。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這樣的緣分的人是不多的。我對此怎麼不有感而發呢。

三位總編，歷時30年，這是《南通日報》史冊的長卷，似又不僅是報業的歷史。事情已經過去，正因為如此，誰也不可能去改動它了。對過來人，是“不思量，自難忘”；對年輕的朋友來說，最好也了解一下，因為今天是昨天的延續，人無以割斷歷史。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夜，王子昌(范恆)作為地下黨員來到蘇北解放區。上海地下黨的交通站把我也送到這兒，因此相遇。三大戰役(遼瀋、平津、淮海三個戰役)之後，百萬大軍揮戈南下。我們作為接管新區城市的幹部，隨軍南來，一路又恰在一個隊列之中。他很會講故事，說笑話。“老王再講一個!”他是有求必應。我驚異於他的記憶力、他的幽默和風趣，他經常把大家說得捧腹不止。

入城之後，我在報社。不久他也調來，任總編之職。有些年，總編室是三張桌子，王之外有楊卓如同志，他是副總編、支部書記。我作為專職編委，是他們的助手。按當時的規定，“編委會”是報社的領導核心，黨支部起保證作用。

王是一位學者型的總編，勤奮好學，性格豁達大度。幾十年，在我接觸到的同志中，他是認真讀《資本論》的第一人。上世紀50年代就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一類的問題，並有專著。他還熱心推廣世界語。1957年，這位最認真學馬列的人，被錯劃為右派。其突出的“罪行”是提出了“報紙具有兩重性”的理論觀點，認為報紙既有黨性又有商品性，因此，既要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又要反映群眾的呼聲，做到喜見樂聞，為讀者服務。這被認為意在以知識性、趣味性否定報紙的黨性，這是不折不扣的“反黨”！他還認為在黨報之外，應辦“同仁報”，把競爭機制引入新聞事業，這樣才有蓬勃的生機。這都是因獨立思考而形成的超前意識。他成為右派還有誘發因素，那就是他對南京來的領導幹部，沒大沒小地提出批評意見。不外是說了“你們工作作風不深人，希望你們經常來”之類的話。運動開始後，這位領導同志一再打電話給南通市委，說：“此人怎麼不是右派！”天真的王，當時不知道“權”和“理”哪一個重要。只認革命原則的死理，總覺得要按黨的教導“為真理而鬥爭”。

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解除職務，在會上王不服，高呼“20年後又是—個共產黨員”，聲震屋宇，令人肝肺欲裂。這又證明是“極右”。果然，20年過去，他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預言實現了，可是他已拿着黨證去了馬克思那兒……

他在世的那些年，對他和他的家庭是苦難的歲月：因為他處在非人(民)的另冊。夫人瑞荷同志長於歌詠，有一年，“五四”有盛大的遊園會，她登台高歌一曲，嘹亮婉轉，餘音經年不絕!老王劃成右派之後，她的歌聲消失了。我發現她居然低頭吸煙，一支又一支，一年又—年！老王在工廠被監督勞動，因為出了工傷事故，被安排在圖書館打雜。他利用這一機會著《匈奴史》一書。右派還寫書，被認為是不服罪。“不能給他放毒的機會！”於是再放到工廠去勞動改造，至於著作，終成廢紙。

在漫長的改造歲月里，要定期匯報社向領導遞上“思想匯報”。每次來，站在台階之下，聽取楊卓如同志的訓示。報社沒有人跟他講話，不敢講，這有一個立場問題。許多年，我和他四目相遇，彼此沒有表情。因為我在“人民”之中，他在“人民”之外。我不時想到“壓迫別人的人，自己也沒有自由”這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話。其實，我和王有很好的共事關係，他對我器重關懷，突出的事情是推薦我去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那一年調干生的名額，南通只有一人。我到校之後才知道，地方報紙都是“總編”去的，他把學習的機會讓給了我。

“文革”中我下放農村，一次回城，不料城裡“紅色恐怖”更趨嚴重。抓“五一六”反革命，密封隔離，嚴刑拷打，又有升級。例如一個中學，半數以上的教職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此可見一斑。有的朋友看到我，大吃一驚，說：“你怎麼這個時候來了！沒有事快些走！”時至黃昏，我還是去了寺街，看望一下王子昌。他看到我，感到意外，感到驚訝，感到沉重，當然想到“匯報”的問題……那是一個悽苦而罕見的場面。我在《流年回眸》一書中有所記敘。這兒所以提到，因為這是我們的永訣。是“上帝”的安排嗎?他的兩個孩子落到我所在的公社生產隊。這樣，我終於有一個理由，最後和他告別……

楊卓如同志主持報紙工作的時間很長，提起來，有人說他“左而在位”；有人說他“在位而左”。我看都是有根據的。他當總編輯，同時是總支書記，負責報社、印刷廠、廣播電台黨的工作，而黨是領導一切的。運動又不斷，以階級鬥爭為綱，上面的要求是具體的，甚至“量化”到團結百分之幾，打擊百分之幾。反右派沒有達到指標，怎麼辦？最後又補上—個張才福同志，糊裡糊塗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勞動改造，報社這才完成了任務。

楊身在其位，怎能不“左”?怎能不結怨於人?每次運動都有同志倒下去，而對被打擊的人來說，後果又是如此嚴重。接管反動派的報紙，唯一的留用人員張振嘉，開除後，站在街上賣紅薯，不久貧病交加死去。編輯陳實冤獄身亡，40年後得到的結論是“查無實據”。徐志楠，美術編輯，長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終於以事實為根據平反時，他已垂垂老矣……打擊一人，株連甚廣，悲劇太多，這兒不再一一細說。

許多被打擊的，倒下去的，是相處很好的朋友，從感情上，我不會去為執行“左”的路線的同志辯解。但是，客觀地講，當時哪個單位能不執行“左”的路線呢!

平時，他要關心三個單位的工作，忙於抓“運動”，抓階級鬥爭，編輯部出版事務——稿件的審查，版面的安排，大多交給了我。所以我們的工作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是天天都要請示商量一些問題的，講講我和他的真正關係，那是微妙而有趣的：

以“四清運動”為例，看來我是事先內定為惟一打擊的對象，支部主持開全體大會，批判我不久前還被表揚的幾篇“紅旗稿”。按照慣例基調事先定好，發言早有分工準備，到會上發言者情緒激昂，拍着桌子，氣壯如牛。這是符合要求的姿態。“遙望南天”之句，解釋為“嚮往台灣”。介紹杜甫，說是影射現實。涉及國家的困難，說是給敵人提供子彈……總之我是一個暗藏的敵人。一散會，我問老楊：你看怎麼辦?這如何工作?是不是要停職檢查?還是等公安局來人呢?”他坐在那兒，半晌不作聲。忽又猛地站起來，膀子一揮，說：“發排稿子，發排稿子!”轉身而去。

平時，他給我的權很大。記者們和各組向我發稿，我是“雄文四卷”置諸案頭，反覆研讀，諳熟於心，既是望遠鏡，又是顯微鏡，且是“庖丁解牛”之具。可能因此卓如同志放心。搞好三個版子，照例請他審閱。他一般不看，說“發排”，到夜班才去看條樣和大樣。有重要電訊，改動版面，他總是跟班到最後，直到天明，緊接着再去忙他的工作，如此日以繼夜，使我非常敬佩。

卓如同志確是一個艱苦奮鬥的人，是一個廉潔奉公的人，是一個對黨忠誠的人。真的走近他，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但因平時對人沒有工作之外的言語，叫人感到過於嚴肅。文藝組一位編輯說：“我看到他，腿就有些發抖！”這是詩人誇張的語言了。

“文革”風暴到來，他立即被打翻在地，罪名主要是執行了“劉少奇的反革命路線”。打開報紙：講經濟效益是利潤掛帥、工分掛帥；講智育是白專道路：舞台上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反革命”的罪行累累，筆筆在案!認為“文革”前的17年，報紙是黑線統治着，於是來自通棉一廠機修車間裡的陳章良，作為造反勢力的代表自下而上奪權，成為新的總編輯，登上政治舞台。

可憐卓如同志，每天清晨在大家上班之前，要跪在邱家巷3號(印刷廠)的門前，或被勒令跪在編輯部樓梯口巨大的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請罪。許多年不斷批鬥，特別是曾押送到各縣作為批鬥靶子(全專區押到各縣去批鬥的共有兩位，另一位是狼山上的大聖菩薩)。在巡迴批鬥的過程中，肋骨被打斷。從實質上看，批鬥的不是楊，而是作為“報紙總編”得到的殊榮，誰在這個位子上能逃脫厄運呢!

運動不斷升溫。廣播電台的副台長王明吉，報社的組長王平，還有帶着右派帽子的文藝編輯謝望族，不堪人格之辱和皮肉之苦被迫先後自殺身亡。還有印刷廠的一位同志，說是“嚇死了”。

幾十年，鬥來鬥去，老楊對“左”禍之害，當已深有所悟。我的妻子王平死後，我帶三個孩子下放農村，時在1970年1月。前來送行的只有老楊夫婦!他們來到待發的車前，叮囑再三：“去的地方舉目無親，和那裡的人初次見面，生活要依靠他們的。你要買幾包煙帶着。”其妻婉芳同志補充：“還要買些糖，給不吃煙的女同志，發兩塊糖，這很重要!”別人都不敢來送行，因為有一個立場問題，可是他們來了。經過“文革”，他才看透了，參與揪他的，恰是過去那些他作總支書記時所依靠的“抓革命”的人。

楊受過的迫害，不亞於他所加於別人的迫害。“文革”之後，他得到平反。但因身體受到摧殘，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垂危時，我到病房看他，剛到門口，他忽地抬起身，雙手高高伸向我，叫起來：“啊!老丁……”似一溺水者希望我對他能夠救援……我難免流下了眼淚。第二天，得悉噩耗。

陳章良不失為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只是站得不高，把黨報變成了派報，這是罪過。例如農民數萬人進城，大肆抓人。報紙稱：誰反對農民誰是反革命！報紙一時成為社會動亂的因素。上級不得不命令停刊。這使南通市7年沒有黨的報紙，南通的“報業史”，一下子退到史前時代!但是，陳卻升為市革會常委，主管全市的“文教衛”系統，不久又被選到省里去，顯赫一時。從省里回來的同志說：“現在派頭大極了。”“怎麼大法？”“辦公室里舖着地毯呢！”那時南通沒有見過地毯。

1976年10月，一聲驚雷，驅散了陰霾，陽光重又普照，一紙從南京傳來，在全市幹部大會上宣讀，省委決定對陳章良雙開除——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組織上鄭重其事地把“決定”給我看過，全文只有一句話，因陳對王平之死負直接責任，“雙開除”之後，省里進一步追究刑事責任。

陳對王平之死，究竟做了什麼手腳，我一無所知。因為我一直被關押隔離。事後，他曾托人叫我表示寬恕，說這樣他即可得到從寬的處理。我商之市委負責同志，答覆說：“你不了解情況，省里派人做了大量調查，還是聽候組織處理吧。”若干年之後，他已從獄中出來，在南京鼓樓巧遇。他要談一談。我說：“好的。”他表示兩點意思：一是鄭重道歉，說：“早就想登門道歉，但是有顧慮。”二是不解“為什麼成了我個人的事”？他和楊卓如同志一樣，經過歷史的反覆，他對當年一個戰壕的某些戰友，有了新的認識……我說：“黨和政府已嚴肅處理，你可以放心，個人恩怨一筆勾銷。我認為沒有那個路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在這個意義講，你也受了害。你年輕、能幹，還是很有可為的。”他很感動。

他去海南島打工。又過許多年，飛返南通，在袁谷儲同志的陪同下，到醫院看望重病住院的我。他說：“我這趟回來，計劃的第一件事就是來看你。”仍有歉疚之意。他說：“我沒給你帶來什麼東西，只帶幾隻水果。”他放在桌上。我問：“這是什麼?”他說是芒果。這不是“文革”時的“聖物”嗎。他說：“這兒難得吃到新鮮的，要快吃。”說着洗手剝皮……這真是“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附帶要講一件事：陳章良在押期間，他的孩子無人教養。袁谷儲同志伸出援救之手，給予經濟支持，對他的孩子說：“有困難，你來講。飯總是要吃的，萬不可去做壞事。”這也是陳的不幸，再顯袁的光彩。幾十年間，袁和我們同步而行。他對王子昌敬佩，對楊卓如背後有所非議，對陳章良卻是哀其不幸。

從王子昌到報社，至陳章良從海南島飛來，其間30多年。報社編輯部的故事，多少波瀾起伏，多少驚心動魄，多少人間悲劇!這是階級鬥爭為綱繪製的一個典型的生動畫面。有些後果無以挽救，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三位總編的悲劇是黨報的悲劇，也是黨和國家命運的縮影。往事已矣，無以挽回。但願我們的報紙，多出幾位王子昌這樣的幹部；但願我們的同志對卓如同志的苦難和悔恨能有所感悟；但願大家能洞察陳章良的曲折道路和心曲，看到悲劇的根源。

“誰之罪？”這是俄國一部小說的名字。南通日報社“編輯部的故事”叫我們思考的，不也是這個問題嗎？

太常引·讀《懷念》兼懷王子昌（范恆）

                                      張  丁

椎心泣血斷腸文，滿卷淚珠痕。何處覓慈親，向天問。遙思遣馨。

性情耿直，筆風清峻，含恨別俗塵。高格四海欽，更期盼，鴻篇妙音。   

遲報的新聞

五四90周年及北大111周年校慶紀實

                              紀增善、燕遯符（執筆）

說明：此文寫於去年五四北大校慶之後。因一些瑣碎的考慮，未及時

廣而告之。去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此時發生在北大的事，具有特殊意義。哪怕是“遲報的新聞”，也是有價值的。所以，在今年校慶又將到來的時候，我們決定發表它。（2010-4-1）

恰逢“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北大111周年校慶紀念會於2009年4月25日召開。這天早上有7、8個右派同學來到校園，其中3、4個同學去往未名湖等處轉悠，博繩武、紀增善、燕遯符、俞慶水4人進入了會場——理科樓群117教室。這是一間很大的梯形教室，我們進來得比較晚，坐在了靠後。周其鳳校長未到會，據說是臨時有要事無法脫身，前校長許智宏代為致辭。接下來，肖東發

許多人舉手要求發言。第一個得到發言機會的是一位專攻法學的年輕校友胡浩。他說要繼承“五四”的科學與民主精神，要提倡獨立思考、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客觀評價陳獨秀、胡適等歷史人物以及各次歷史事件，特別提到北大校史應如實記錄評價反右、文革以及其後的政治事件……胡浩的發言贏得一片熱烈的掌聲。

第二個要求發言的是燕遯符，要說的是1957年整風反右的事。在隆重的校慶紀念大會上，向眾多老校友傾訴我們“學生右派”鬱積了50多年的心聲，這機會多麼難得！可不能錯過。燕於是舉起了手。一個在校生模樣的小女孩把話筒遞了過來。

燕遯符發言大意如下：1957年初夏的“整風運動”和隨後的“反右派運動”，不應該在北大校史中成為一片空白。那年“5·19”之後，許多北大學生自覺地站在平民百姓一邊，或發表言論，或書寫文章，抨擊新興權貴，反對專制集權，要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我們不愧為“五四”父兄的繼承人。90年前“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受到蔡元培校長的支持保護，使北大成為了民族脊梁。1957年我們經歷的卻是另一番景象。“鳴放”十幾天之後就變成了“反右”。最高當局代表新興權貴利益，對我們進行瘋狂的打擊報復。校方則完全喪失了“五四”民主傳統和獨立自主精神，不僅放棄了保護學生的職責，還為虎作倀，充當了當局鎮壓和迫害學生的得力幫手。北大學生被打成右派的人數至少在700人以上，遠遠超過5%的指標；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理科學生，特別是物理系學生，具有極敏銳的邏輯推理能力和大無畏的求真務實精神，右派人數之多更是驚人……我們之中許多人被轟出學校，去“勞動教養”或“勞動察看”，即便是留校的右派學生，多半也在分配時受到歧視，命運仍然極為悲慘。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作為社會底層的“賤民”，我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受盡折磨和凌辱，不少人死於非命……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按照普通漢語來理解，我們以為“改正”和“平反”是一樣的意思，都是說我們沒有錯，當局自己錯了。知錯改錯，總是好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國家重建事業中，我們未經任何喘息休養，即“不用揚鞭自奮蹄”，努力奉獻出全部尚未被戕害殆盡的聰明和智慧……後來才知道，在共產黨的詞典里，“改正”和“平反”的意思相差甚遠。這才各自從1995年開始正式給北大寫信，也打電話，專門要求賠償、要求道歉。2007年反右50周年之後，我們又參與了集體維權行動，三番五次給學校寫信，也三番五次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的要求和主張。多年來，沒有得到中央當局或北大校方的任何正面回復。可我們決不退縮，決不氣餒，只要一息尚存，就會抗爭不止。特別是年事漸高，當年十幾歲的小青年，如今都已經年屆古稀，更應該抓緊時間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經歷、思考和感悟用文字記錄下來，給推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後來人留下一分永久的精神財富。

最後，我們告訴大家：十幾個右派同學編寫的《抹不掉的一頁校史》已經印出來了，就是《往事微痕》的“北大五·一九運動專輯”，友誼交流，免費贈送。校友們紛紛跑過來索要。紀、俞、燕三人帶來的書很快就送完了，大家只好找聯繫人博繩武，留下姓名、地址和電話，以便會後索要。看來，這書還得大量加印。

第三個發言人中文系校友任彥芳口才極佳，呼籲繼承發揚“五四”精神，着重談到出版自由等問題。她的發言非常精彩，一次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

隨後，還有幾個人發言，都是抨擊現狀、呼喚五四精神回歸。熱烈的掌聲不但來自白髮蒼蒼的老者，更來自護送老者的家屬和參加義務服務的年輕學子。原來正如魯迅所說：“地火還在燃燒！”每個北大人無論是老的、少的和小的，他們血管里還都流淌着蔡元培校長的鮮血，每個北大人無論是老的、少的和小的，他們的耳畔還都迴響着“五四”的召喚——北大精神沒有死，北大精神也永遠不會死。

宣布散會之後，還有好多人留在會場，繼續興奮地交流思想，互訴衷腸。最後，又留下地址、電話、電郵，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別。進入會場之初那一個個兩鬢斑白、彎腰駝背、步履蹣跚的老者，此刻似乎突然之間返老還童，又變成了當年在校時那一群群神采飛揚又深情無限的青年學子……

近幾十年來的北大校慶會上，這樣感人至深的場面恐怕還是第一次出現。也許，這就是北大的精神魅力。看來，北大死不了，中國死不了。

還歷史本來面目——兩代地質學家的悲壯人生

鐵  流

題記：應用地球化學家謝學錦和他的父親地質學家謝家榮，均是我國科學院院士，父子極具求是精神和創新精神，他們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又十分不幸，父子均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父親含冤死於“文革”，兒子卻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把地球化學從戰術地位提升到戰略地位。他的科研目標是較快地把全中國以至整個地球上一定深度的地層中的所有化學元素分布的基本狀況，分區地一塊塊勘查清楚。使人們更多認識地球裡面究竟藏有哪些有益於人民的寶貝；土壤中又積累了多少危害人們生命的污染物。

他在探索和實踐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就是這樣一個值得人民尊敬的科學家卻接連不斷受到人為的“階級鬥爭”的摧殘，阻滯了地球科學的發展。這難道不是反右派運動的惡果嗎?反右派運動還不應該徹底批判和否定嗎？

去年春天的一個上午，我在家編《往事微痕》，電話鈴響了，拿起聽筒問：請問找誰？找鐵流同志。一個蒼老有力的聲音。我就是，有事嗎？我看到你們編印的《往事微痕》，很好！能寄幾本給我嗎？

當然可以，請問姓名、地址、郵編？……他一一回答了我，我記下後，補充一句問：你也是五七年的難友嗎？對方沒有作明確回答，只說：你到網上搜索一下“謝學錦”就知道了。

我不便再問，立即打開“谷歌”，敲上他的名字，一行醒目的介紹跳入我的眼帘：謝學錦，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當選），勘查地球化學家中國地質科學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勘查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曾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中國地質學會勘查地球化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地質對比計劃（IGCP）執行局委員，現還任國際地球化學勘查雜誌副主編，國際地科聯全球地球化學填圖工作組指導委員會委員、分析技術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我心裡一陣驚喜，想不到《往事微痕》竟然引起了科學院院士的注意。第二天我叫司機開上車，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帶上厚厚一迭《往》刊找了過去。按響門鈴保姆把我引上樓，一位比我年長十餘歲的長者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行走不方便，慢步移到沙發前坐下，待我吮了口茶後，他翻着我帶去的《往事微痕》說：鐵流同志，你們真了不得，為國家民族做了一件大事，把塵封的歷史留了下來，讓後人知道在我國歷史上有反右鬥爭這場大災大難……

他說話的時候不斷咳嗽，顯得中氣不足。我不插言，耐心地聽着。他慢悠悠說：要是沒有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把那麼多有才華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今天我們國家該是個什麼樣子啊！唉，人才呀人才，右派分子多是國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他語氣里有着無限的悲涼，表現出老一代知識分子熱愛國家與人民的情懷。我沉默着，等着他挑明主題，可他不再說下去，也許不願把個人痛苦經歷訴諸見面不久的陌生人吧？我試探地問一句：“謝老師，你是搞技術的，從事地球化學研究，一定遠離政治，不像我們當記者的老和命運纏在一起。”

他輕輕地笑了笑說：在那一切講政治的年代，哪個人能躲開政治嘛。縱然你不過問政治，政治也要過問你。我與我父親和你一樣，在地質部雙雙都打成右派……

他不再說下去，似乎不願意讓過去那淒涼傷心的往事打亂他平靜的思緒，妨礙他眼下正在研究的重大世界性的科研課題……

此後我連續幾次去看望他，每次去都帶些市面上買不到的書送他，他也將他編寫的書送我。他的書皆是地球化學話題，數百萬字的字裡行間幾乎找不出涉及個人問題的東西。但出於職業的敏感，我從那密密麻麻的鉛字裡，隱隱約約地看到另一層東西：大科學家李四光、共和國第一任地質部長，似乎政治能力高於科學技術能力……不然能得毛澤東的鐘愛嗎？可從他嘴裡挖不出一個不滿的字。一次我談到右派賠索問題，準備向中央負責人寫份報告。他十分支持，並願意轉交這份報告，但我終未動筆。雖然我們多次接觸，對他身世總是個謎。近日隅然讀到燕凌等老師編寫的紀實回憶錄《紅岩兒女》中第三部中的《歡樂和悲歡交織的人生——勘查地球的戰略家謝學錦院士的自述》，又得閱旅居國外友人黃河清先生編撰的《國史簡綱》資料，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答案。

1． 說真話和堅持科學觀點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

原來在抗日戰爭期間，謝老就接觸了進步思想，在貴州浙江大學讀書時他就參加了民運，1946年在重慶工作時參加了進步的政治活動。解放後迴避了這段“光榮”歷史，為了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全力投入地球化學工作。反“右派”前夕被當作黨的發展對象。哪知到了“大鳴大放”出了事，他所在的地質部那個小組，大家都為儲安平的《黨天下》叫好，他還批評說這話說得有點過火。後來別人問他：儲安平是誰?他說解放前他辦過《觀察》，文章寫得非常好，是一位黨外的英才。

一天部里請他去鳴放，他不願去。但不能不去，去了卻一直沒發言。會快開完的時候，部長助理李軒對他說：“ 你發個言吧！”他這才講了兩點：一點是研究工作計劃性不能太強。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發現，要給研究人員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點，出國去參加學術會議，最好是讓寫論文的人去，不要派沒有寫論文的人去。

“反右”開始了，物探所讓他進入核心領導小組。到了部里開會，那會是批判他父親謝家榮的會。他父親是當時中科院為數不多的院士，時任地質部總工程師，國內享有盛譽。所裡頭頭就跟他說：“你還是迴避一下。”哪知就在批判他父親的第二天，他過去的同事陳四箴到部里去發言，說謝學錦和謝家榮父子唱的是一個調子。就因為他說了陳四箴沒有論文倒去了蘇聯開會那回事，別人懷恨在心。

陳的這個發言在“快報”上一登出來，部里的政治部門馬上打電話到物探所，查問他現在是什麼狀態，物探所馬上批判他了。在批判會上，他把陳四箴說的話一一反駁，批判就進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說：謝學錦很好，怎麼可能是右派呢？停了一星期，整頓內部“右傾思想”。最後，部里周光華把他說的“不要層層領導都要黨員來當”說出來了，說這跟儲安平的話是一個調子，特別是他還說過“儲安平是黨外英才”。這一下有“重大突破”，“反黨”罪名成立；“反蘇”罪名是現成的——因為他曾因業務觀點不同，和蘇聯專家辯論過。還有，他的實驗室對面有一個廁所，經常往外漫水，他說過“怎麼連一個廁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上綱上線地說：“這句話可厲害了，說連一個廁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嗎！”

於是，他就被劃成“右派分子”了。

宣布他是“右派分子”之後，副所長馮善俗馬上找他談話。馮說：“雖然你犯了這麼大的錯誤，但是工作還得做，你還得做你的領導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麼回事，傻乎乎的，領導工作就照樣做下去了。

當時他是室主任，每星期開一次例會，然後各組在會上匯報研究工作。匯報以後看看還有什麼問題，討論討論，怎麼解決。這樣過了幾個星期。忽然一天有人貼出大字報說：“謝學錦這個右派分子，人還在心不死，還在那裡想要向黨奪權。”於是撤消了他的室主任職務，換一個行政幹部來領導。

後來地質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3個人：一是他父親，一是李春昱，他們被稱為“翁文灝的哼哈二將”：一個是礦產測勘處處長，一個是地質調查所所長。第三個人就是謝學錦。不能做領導工作了，但還讓他做技術工作。他壯志未已，就擴展地球化學研究工作，開始研究熱液礦床原生暈。

什麼是原生暈？比如說，在地下深處，銅、鉛、鋅這些元素的熱液在某個位置上富集成礦了，它們的殘餘流體還會向上升幾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礦的四周形成一圈，像聖者頭上的光環一樣，這就叫原生暈。地質工作人員只能看得見露在地表的礦石：如果礦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淺層對土壤或岩石進行分析，發現上升的殘餘流體中沉積下來的元素，從而推測下面有什麼礦——這就是“原生暈找礦法”。

他和所里邵躍一起在遼寧鳳城青城子勘探。那裡有個鉛鋅礦，已經開採完了，露出一層厚厚的大理岩。那裡工作的地質學家都認為下面根本沒礦了。他們分析它過去的一些鑽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暈，發現大理岩下面還有礦。鑽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礦體。這個本來要宣布死刑的礦山復活了。

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質科學院的院長朱效成很重視，要在青城子開現場會議。到了那裡，不讓他作報告，得讓別人作，還得要他教“報告人”如何“報告”——那個時候他沒有資格露面。

“原生暈找礦法”一炮打響以後，冶金部馬上推廣。開了好多次現場會。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地球化學岩石測量的理論基礎與工作方法》。地質出版社請化探方面的負責人審查，竟然壓了一年。他跟那位負責人在業務上經常有衝突，弄到所長那去，所長總歸是贊成他的意見。所長人很好，來了運動，說是“重用右派”。於是謝學錦又變成了“人還在心不死，想奪權”。運動一過，又用他了。下一次運動來了，他又是“人還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這樣反反覆覆的拉鋸戰鬧了幾年，白白耗費了他人生不少時間。

2． 一心為國家探礦找油，父母含冤雙雙死於文革

“文化大革命”前，他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礦隊，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水系沉積物測量工作——系統地大面積採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繪製成圖——這叫做“地球化學填圖”。他就去了四川，在現場做分析工作，結果在四川找到一個大錫礦。寫了一個《區域化探調查報告》，建議開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進行大規模的區域地球化學探礦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電話、電報從四川把他召回北京。他回來一看，滿牆都是批他的大字報，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在那血腥歲月，凡是有“家”和“者”頭銜的人，沒一個不遭到批判鬥爭的。

1966年8月8日上午，地質科學院“八八暴動”的“紅衛兵”擺下戰場，揪斗“牛鬼蛇神”， 做了十年右派的謝家榮、謝學錦父子兩人與其他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一起，黑壓壓地在壩子裡跪成一片，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謝學錦眼睜睜地看着68歲的父親被人呵斥，因為年老身體不好，下跪的動作不利索。

8月12日半夜裡，毛澤東的“紅衛兵”小將再次召開批鬥會，把部里三個科技精英揪到現場狠斗。這三人，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郭文魁，一個是陳毓川，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

“老修”謝家榮， “中修”郭文魁，（他父親的學生）“小修”陳毓川，是解放後派到蘇聯去留學的。鬥爭會開得很猛，又打又罵又戴高紙帽和掛牌子，沒把人當人，誰受得了？這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知識人都有“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當天夜裡， 68歲的謝家榮含恨服安眠藥自殺。由於自殺是一項“自絕於人民”的罪行，罪至鞭屍。
�敚� 8月13日早晨，謝學錦發現父親去世了，立即打電話給妹妹謝恆，通知她來。在清理現場時發現父親留了一個條子，是寫給他母親的：“儂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母親名叫吳鏡儂）。

“父親是自殺!” 自殺是要罪加幾等的。他們趕緊就把那個紙條子銷毀了，也沒有讓母親看，對外說是服安眠藥過量了。“紅衛兵”不相信，把他父親的遺體送到醫院解剖鑑定，解剖後遺體拉出來的時候解剖的刀痕也沒有縫合。解剖醫生心地善良，出具了“謝家榮死於心臟病”的鑑定書。他們一家還是非常感激這位醫生和保姆，因為自殺要禍及家屬。

他父親謝家榮，曾考入國民黨工商部地質研究所，後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深造。在北大教過書。1930年就有著作《石油》出版。1945年到台灣開發了油田，1948年與李四先、葉企孫、胡先驌、湯飛凡、饒毓泰等科學家，均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數理組和生物組院士。新中國成立後的1955年他們又被遴選為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其中只有胡先驌因政治原故落選，故能善終。謝家榮還出任全國地質工作指導委員會第二副主任；1952年任地質部總工程師；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來降到地礦司。他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應用地質學家，自殺前夕正在編寫《中國礦床學》一書，隨他不幸逝世而流產。

   謝家榮不是第一個自殺的院士，早在1958年9月30日，我國第一代病毒學家湯飛凡自殺。那是一場對在反右派運動中漏掉的權威們的補充打擊，叫做“拔白旗”。湯飛凡沒成為“右派”，卻免不了被拔白旗。湯飛凡是發現重要病原體迄今為止惟一的一個中國人，在湯飛凡死後的半個世紀裡，再沒有一個中國人取得過那樣的成就。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向他頒發了金質獎章。在謝家榮之後，饒毓泰也上吊自殺了，時間是1968年10月，據說是在北大校園的一個廁所里，時年77歲。

饒毓泰是中國物理學界的泰斗，與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並稱物理學界的“四大名旦”，其中葉企孫也慘死於“十年文革”。國民政府撤退時，曾派飛機接饒去台灣，由於與胡適關係較好，胡適也勸他離開，遭饒的斷然拒絕，卻沒有想到後來走上這條悽慘之路。這是共和國的悲哀，也是中國科學的呻吟。

�敗八娜藥汀钡贯岬�1977年底與1978年1月，同為地質學家的黃汲清兩次上書鄧小平，陳訴東部油田（包括大慶、大港和勝利油田）的發現與李四光的“地質力學”沒有關係。1978年11月14日

3． 把全部生命奉獻給人類一個巨大的戰略性目標

父親去世後，他母親就搬到妹妹家裡住了。一個月以後，母親也服安眠藥自殺了，和他父親一樣。母親給他妹妹留下一張簡單的條子：“我回百萬莊了，今天晚上你不要來。明天早上你們來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妹妹覺得不對勁，連夜趕到百萬莊母親家，門反鎖着，使勁敲門，也沒有反應。妹妹急匆匆找到了他。等他們開門進去，一切都晚了。母親穿得乾乾淨淨，神態安詳。一盒阿膠壓着一張條子，是這樣寫的：“女兒：我走了，去追趕你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留下一筒阿膠，這種藥，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幾個小箱子放在你家裡，你們兄妹5人，一人一個，上面都貼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沒有遺產給你們，箱子裡裝的是過去的一點小東西，權當紀念吧……”

母親吳鏡儂，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抄家，被打鬥，他們受不了尊嚴的人格一再遭到侮辱，只能以死來反抗。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所選的道路！

謝學錦老師在失去了值得尊敬又無限關愛他的父母後，一直很憂鬱，這種憂鬱一直伴隨他到現在。但人總要活下去，還要往前走。文革中他被迫從事體力勞動的時候，夜晚就在小油燈下仍然研究他的專業。“文革”後期，又讓他干業務了。1976年唐山地震之後他就動身南下，到廣州就看到街上貼了大標語：四人幫倒台了。他心裡一陣高興，似乎看到了科學的春天……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自至始終的信念，是愛國家、愛人民，其最大的抱負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傳統讀書人的使命。他和他父親就是為着這個使命而活而生，不在於個人得失與榮辱。

他父親經常告誡他說：“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說“不要迷失在細節中”。這句話是他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並不是不要重視細節，而是說，細節很重要，應該研究；但是絕不要迷失在細節中，還要清醒地看到這個細節在全局中所處的地位。這個告誡對他非常起作用。從一開始，他就感覺到地球化學還只是處於一種戰術地位，只是跟在地質工作後頭走，作為一個輔助性的找礦方法。他認定，這門科學應該取得戰略地位。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到來了。十幾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終於又可以做了。他要把地球化學演變成為全球的戰略性的科學。 1979年初，地質部批准了他提出的建議，開展全國性的“區域化探掃面計劃”，也就是“地球化學填圖”。

1980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

一、國家地質總局也批准了“區域化探全國掃面計劃”。

二、他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長，負責化探。

三、當選為院士。他父親1955年當選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歲。他當選中科院院士也是57歲。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命運所致？

四、入了黨。領導人要他入黨。他說入黨開會太多，耽誤時間。領導就說：你可以少開會。這樣他就入了黨。

五、第一次出國，到德國參加第8屆國際地球化學勘查學術會議。去了一個5人代表團。他在大會開幕式上作報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 ln China》（《中國的地球化學勘查》）。大概有500來人聽報告。他講完以後，台下掌聲持續了很久。一大堆人圍上來提問題。他一一回答。這次會議使得全世界對中國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後他做副所長那段時間，所里欣欣向榮。任人唯才。他反對勾心鬥角。促進全所工作順利開展。

好景不長，領導該所的勘察設計院被取消，他們歸物探局領導了。此後就沒有能夠充分發揮他的作用了。區域化探全國掃面計劃由物探局負責按規範要求進行，他就受到冷遇。隨着各省大量資料的積累，大量礦床的發觀，他不斷提出有很多新問題需要研究與解決，總是無人理睬。只是由於中國的全國掃面計劃受到國際上的重視，才使他得以經常出國，介紹中國在這方面的新進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面有個項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國際地質對比計劃，是鼓勵不同國籍的科學家合作的，有一個執行局，有12名委員。他當了6年執行局委員。這些年他基本上在國外活動，用國外提供的資助在國外參加會議，在國外發表論文。在國內他沒有經費。

過去30年地球化學填圖只覆蓋了世界陸地面積的10％，按此估計，世界各國陸續完成地球化學填圖工作後製作全球地球化學圖，也許需要幾個世紀的時間。因而他和芬蘭、挪威的兩位同行於1987年共同提出建議：在全球大陸上大約每3萬餘平方公里採集1個組合樣，以大約5000個組合樣大致覆蓋全球，以便用較短時間、較少費用初步製作出來全球地球化學圖。各國學者對此大為驚訝，但無人支持。1999年他在布拉格作報告，展示出一幅全中國各種元素的地球化學圖。全場譁然。從此，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開始支持這項建議。

終於在河南上宮找到大型金礦，各省紛紛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為提高。在國際雜誌上發表了論文。

地球化學除用於勘查礦產外，在環境保護和農業生產方面也應當廣泛地應用。1995年，根據他和劉東生院士的建議，在香山飯店召開了“地球化學定時炸彈與可持續發展”學術會議。會上介紹了奧地利科學家提出的“地球化學定時炸彈”的概念。世界上工業化的國家，特別是歐洲，經過200年的工業化，污染得非常厲害，經過近幾年的努力，空氣已經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積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視。要知道，土壤並不是藏垢納污的無底洞。當污染物累積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時，大量污染物就會想爆炸一樣被“噴吐”出來，造成難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東德、波蘭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魚類死掉了。這就是“地球化學定時炸彈”區域性爆發的結果。這項建議經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已經開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1998年4月13日晚他出了車禍。在醫院臥床半年。他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資料。到離開醫院的時候，病房裡面他的資料已經堆積如山。

把地球化學從戰術地位提升到戰略地位的目標，現在看來已經初步達到了。地球化學填圖肯定將成為21世紀地質學發展的前沿，將對解決人類環境與資源問題做出最重大的貢獻。但是這門新興的科學尚有待發展，謝學錦將以自己的餘生為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謝學錦說，有些“右派分子”到後來稜角磨盡，時光也耗盡了；他呢，稜角還是稜角，時光也沒有白白耗費。他浙江大學的物理老師束星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學家，後來被打成“右派”以至“現行反革命”，在監獄裡關了多年，非常可憐。80年代初恢復名譽時已經老了，一生沒有機會發揮天才。

4． 他一生為什麼不絕望？

我寫完這篇文章惟恐有疏漏和錯誤之處，決定去拜望謝學錦老人請他校正。他家裡人告訴我，他患了腦梗塞住在博愛康復醫院。我撥通他的電話，當他聽到我的聲音後十分高興，但提出一條警示：不要買任何東西。我遵約只帶去一冊書法家張飆的書法年曆送給他，他送給我的是一頁“聖誕快樂新年好”的明信片。這是他向所有朋友拜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說：“他正為他科學的英文著作《Geochemical Mapping-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做準備： 4月份“香山科學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這次會議將大大推動中國環境農業地球化學填圖工作，會上有關土壤碳儲存成果的報告，催生了我們在物化探所建立碳循環與壤碳儲存研究中心的思想。……正當一切工作都順利進行時，10月22日，我突發腦梗塞，左側支體失去了活動能力，這給本年度所有成功的工作投上上陰影，但我的右側肢體、我的思維都沒有因此受到損害。……2010年春天來到，大地復甦，我將重新站立起來！”

他一生頻遭磨難，從未中斷過他對科學的追求、進步的追求。他告訴我，他一生看了很多歷史書，覺得整個人類的發展就是在克服困難中前進的，常常是很殘酷的。不能因為殘酷就絕望。殘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馬在《基度山恩仇記》一書裡最後說得好：“所有人類智慧凝結為兩個詞：等待和希望。雖經無數坎坷，他的抱負和希望依舊。

謝學錦院士就是用這樣的人生哲學來支撐他的一生的。在交談中他鼓勵我說：鐵流先生，你還年輕，一定要看到國家的希望。無論怎樣說，現在總比毛澤東時代好，你能辦《往事微痕》留下歷史，我能搞科研並負責重大項目的研究課題，這就是進步！我們要承認這個進步。

中國傳統的知識人多偉大！多光明！多有人格魅力！哪像而今那些竊名竊利沒有個人尊嚴的“大師”們。這時，我想起吳祖光難友生前為我寫下的那幅單條：“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

謝學錦

                         “極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韓三洲

沈元這個名字，現在許多中國人已經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卻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掀起過風浪的天才學者。2010年2月28日，農曆庚寅年的正月十五

一、家  世

      網上資料——沈元（1938～1970），1938年生於上海。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有志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老人說——沈元是浙江義烏人，世家子弟，他父親沈鵬，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理科的，後來從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他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也很有名氣。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售價1200元的沈元遺著《〈漢書補註〉批註》，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台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沈元的父親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親，也就是沈元的姑姑，當是老人所講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學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親，則是沈驪英（1897～1941），女，原名家蕙，浙江烏鎮人。祖父善蒸，精歷算，曾掌當地方言館數十年。父親承懌，號伯欣，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14年，沈驪英受美國一位女教育家資助，前往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攻讀植物學，得理學士學位，復入康納爾大學研究農學兩年，立志獻身科學，報效祖國。1933年起任職於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八年零一個月之久。８年中，沈驪英以驚人的毅力，選育出９個小麥新品種，成熟早且抗逆性強，能廣泛適應在淮河流域與長江中下游推廣，中國迄今只有兩個品系的小麥是以人名來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驪英之名命名的小麥品種，這就是廣為人知並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驪英1號、3號、4號5號和6號小麥。這些品種，直到沈驪英去世後１０多年仍在上述地區廣泛種植，為糧食增產做出重大貢獻，深受群眾的愛戴。由於過度辛勞，積勞成疾，沈驪英於1941年10月7日

     沈君山說——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6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着政府撤離到西南，接着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鄉縣烏鎮人，而且是大戶人家，但與也是烏鎮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為一個“沈家”，則不可考。

                         二、從勤奮天才到“極右分子”

     據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文中寫道， 沈元這個上海人，出身書香門第，一個戴着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麵皮白淨的書生，靦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應職的工作。

1956年，年輕的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全國這麼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獨占鰲頭，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儘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學生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於好奇心，也因為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於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裡。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貽瑞女士主編的《難以紀念的紀念》——沈元從小功課就好，中學文理各科均為全班之冠，近乎滿分，畢業後參加高考，獲全國文科最高分，被分發到北大歷史系。

    沈君山說——1957年大二時據說因私自翻譯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加以評論，被打成右派，從此開始他悲慘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為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癒，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於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摘譯和傳播討論，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勞動改造。後因表現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薦到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後予以破格錄取。    

劉志琴《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我與沈元並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他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府，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相對寬鬆，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的大門。”

    老人講述——沈元很有才氣，17歲考上北大歷史系55級，和我同班。他寫過古代小學讀物的《急救篇》研究，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保密的，只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當年圖書館有英文的《美國工人日報》，刊載了赫魯曉夫的講話原文，沈元看到後，把這篇文章給翻譯過來，還到處傳播，這項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間被劃成“極右分子”。後來沈元到社會哲學部，給黎澍當助手，那些比較左的調干生很不服氣的，說一個歷史系沒畢業的學生，還是右派，憑啥上的這麼快？他們告狀，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裡，歷史系的書記是郭羅基，聽說還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並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係。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着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我在北海橋上勸了他兩個小時，說，什麼都沒有了，但我們不是還有生命，還有朋友嗎。文革期間，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頭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19號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副院長，姑母也是名醫，聽說也是中央高層領導的保健醫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釗家的旁邊。可能他姑父還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勞改隊，也沒人管他，還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過他，多次與他徹夜長談。記得院子很大，還專門給沈元隔出一間來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書局出版）—— 沈元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55級的學生，1957年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極右派），當時17歲，後下放勞動改造，可能是1961年回到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1962年四五月間，學部副主任劉導生將他推薦給黎澍，說這個人不錯，有些才華，並拿來他發表在《歷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救篇>研究》一文，是從漢代蒙學課本中研究出的漢代社會狀況。黎澍看後也覺得不錯，與劉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門還從街道上了解他的情況，反映也很好。記得所務會就此研究過，沒有不同意見。這樣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後來因為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打成極右，到農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後住在史家胡同姑媽家，姑父母均為醫學專家，在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1962年劉導生將其介紹給黎澍。

     郭羅基——沈元與我同在1955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他在校時學習勤奮，以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且專攻秦漢史。但他並沒有鑽進故紙堆，而是心憂天下，關注現實。1956年，蘇共20大以後，沈元從英國《工人日報》上看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為吃驚。他摘譯了其中一些重要內容，供同學們傳閱。在一個時期中，課下議論的中心就是斯大林問題。沈元的見解尤為出眾。他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在蘇聯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不是信史。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這是我們立志成為歷史學家的年輕人，在心中長久振盪的天問。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性質，赫魯曉夫只是歸之於“個人崇拜”。沈元認為，不僅僅是個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問題，應當追究“個人崇拜”得以產生和盛行的社會制度。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凡是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驚世駭俗之論就成了“極右”。對“極右”的處理是勞動教養。沈元被發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區齋堂。

                                   三、文章風波

     何與懷（《一個天才青年的悲劇》）——沈元是姑母推薦給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的。劉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薦到歷史學家黎澍的門下。正是經劉導生推薦，經黎澍、劉大年兩位學者肯定，〈論漢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歷史研究》發表。接着，沈元以其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鬆了一些。不然，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壓縮轉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於是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大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於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裡，指責《歷史研究》主編黎澍“吹捧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書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黎澍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劃成右派後，勒令退學，他在家中自學，寫了有關《急救篇》的研究文章，許多學者讚賞，郭沫若見了此文，稱其為“神童”，黎澍將他的文章刊載於《歷史研究》並將他調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論洪秀全》文章很長，人民日報編輯部理論部主任何匡也是愛才，看到此文甚為稱讚，要他壓縮2萬字在由人民日報分兩期連載，此前還沒有這個先例。結果引發非議。有人聯名告狀到毛澤東那裡，說沈元是“白專道路”的典型。

    劉志琴——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1 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建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這“沈元道路”的說法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可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復旦大學的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我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無非是強調學生要有時間讀書，別無深文大義。可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引發輿論大嘩。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讚嘆，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為此也要有個說法，周揚親自發話要學部就此問題進行調查，就這樣我參與了這項工作。 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黎澍喜滋滋地說:“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調查結果認為，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積極工作，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其實這一調查僅限於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這也是從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的默契，作為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也樂於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其時沈元又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歷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並加以全文轉載。改用筆名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後的建議，可這一舉措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主席那裡，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

    郭羅基——黎澍兼任《歷史研究》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選了《〈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每個時代對兒童的教育，都是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史學界為之譁然。之所以譁然，一是這篇論文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瀾都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責：“為什麼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全文五萬字，發表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摘錄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刊登了一個整版。史學界又一次為之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學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傳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田家英告誡黎澍：“你們千萬要注意！”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研究所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四、 文革中被判死刑

      老人說——那時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間，世道很亂，沈元當時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很有才華，我記得我們在一起談話時，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機打字，當時很少見的，她說了一句西諺，來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讓誰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還說：“戴高帽、掛牌子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是希特勒當年對付猶太人的手法，電影《馬門教授》裡面就有。”這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是68年的12月份，距離元旦不遠了，沈元送我上火車站，還給了我20元錢。沒想到沈元後來會被判處死刑。可能他覺得在中國無望了，要跑國外。沈元瘦高、圓臉，頭小，他把自己臉用鞋油給塗黑，化裝成黑人，跑到一個非洲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沒想到文革期間非洲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是很好的，大使館馬上給外交部打了電話，把沈元帶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給當成叛國罪槍斃了。

     何與懷——當時，沈元實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註定的死路？！

1970年4月18日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裡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那一天，沈元買了盒黑色鞋油，塗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進了某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誰知該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國政府。沈元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來，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而且對方又如何承擔得起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沈元註定要命喪黃泉更因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碰到“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

     劉志琴——文革結束後我調到近代史所，那時沈元已按投靠蘇修的罪名處死有年了。到所後我從人事處處長陳恕那裡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蘇聯大使館，實在是被逼無奈，文革中他已經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走到哪裡紅衛兵就追到哪裡，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納他，兩個年青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現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難理解，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 1956年在他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名學生時，憑着他的聰慧和好奇心，翻譯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豈知就是這樣一個幼稚、魯莽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反蘇本是劃右派的重要根據，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極右分子是什麼? 為此被開除、勞教，流落社會。當初對蘇聯奉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邊倒，稍有異議的就以右派懲處。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顛倒，老大哥成為罪大惡極的修正主義，人人都要斥而誅之。又怎能為了一已的生路，潛逃到蘇聯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 當初為伊淪落到地獄，今朝又夢想伊能救他於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魯莽的錯誤。他用鞋油塗黑面孔，化裝成黑人潛逃，以為可混過大使館的門衛，卻被輕而易舉地揭露，在兩國交詈中，這是投奔敵國的行為，毫無疑問，這是叛國，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他身處社會的最低層，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兩手空空，一無所有，只是為保命逃到蘇聯大使館，豈能被收留?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個右派叛國投敵的案例，是進行階級鬥爭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領導豈可放過這一機會，公安部門很快就把這一案例交給近代史所的群眾進行討論，名為徵求民意，誰又敢說個“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視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態，就這樣全所一致同意從重從快處以極刑，沈元因此被槍決，終年30歲。

文革後我來到近代史所，悄悄問過一些人，沒有一個認為他是該當死罪的，言談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還為當時的違心之論懷有內疚，可在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一個也沒有! 假如能緩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條命，一個少有的才華橫溢的年青生命。可這只是後來人的一廂情願，是天真的幻想，豈不知，文革中無端喪命的都難以計數，何況還是有端的沈元! 以徵求民意為名要所在單位討論，實際上是狠抓階級鬥爭教育，甚或是在釣魚，考驗每個人的態度，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種行動說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為過。由公安人員坐陣，形勢之逼人，氣氛之嚴酷，絕不可能有人站出來為他說情，包括最欣賞他，在學術界勇於提出獨立見解的黎澍，對他的死刑也沒有表示異議。在黑雲壓城，萬馬齊喑的氛圍中，有異議的也只能深藏內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韜光養晦，還選擇在專業上大出風頭，這就成了當時要打倒的“白專”樣板。陪斗批鬥成了他的日常課，他最初忍着不與親友聯繫，怕更加連累到他們，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姐姐，唯一最親近可以聯絡的親人。說想要來她家避一避，這把姐姐嚇壞了。她和媽媽住在一起，原已是被嚴格監控的對象，沈元一來，一定三人一起被抓進去，只得硬起心腸，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無效，最後只有在電話上講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電話掛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頭貼了一張公安局的布告，說沈元工作期間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後來又化裝成黑人，逃進某非洲國家大使館被截獲，犯了反革命叛國罪，被判死刑隨即執行。至於他的家人，一年多後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 文革期間，沈元橫遭批判，化裝跑到外國使館要求“政治避難”，被抓獲後開了公審大會，在如何處理的問題上，為了體現“群眾專政”，還交付當地居民討論，第一次討論，獲得寬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討論，結果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小小年紀的沈元到處受敵，四面楚歌。

    郭羅基——沈元實在忍受不了，居然異想天開，化妝成黑人，闖進外國駐中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他被門口的中國警衛人員識破，當場逮捕。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後，以“叛國投敵”罪判處沈元死刑，黎澍欲哭無淚。在刑場上，沈元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實際上他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他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死到臨頭還在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來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42年匆匆過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陸，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們共同的親戚到旅館來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們，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槍斃的，文革之後重判無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幾年，無法起白骨於地下了 ……

      文革過去，許多人獲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歲的老母上訪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們終於拿到一張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就是這樣的一張紙！一位80歲的老母千辛萬苦地爭得了這張紙，沈元正式宣告無罪了。但是收到判決書的剎那，母親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爭不回來了。   

     劉志琴——沈元早已成為枯骨，再也聽不到為他不平，為他流淚的親友的呼喚，但這一結論對他的家人，對所有為他負疚的同仁，是一種解脫。這也只能是對後人的一種象徵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擠壓下的人性，只能容有這一絲餘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彌補的是，沈元永不歸來了。這已是遠去的歷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們淡忘，他的後事，家屬的下落，也杳無音訊。但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

    時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實踐而證明的愛國者們，在當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遠走他鄉? 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好人也會被暴政逼得無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諱而自救救人，對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評說。如今他們都已有了完滿的結局，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沈元，可嘆的是，他已永遠沒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終止，使他再無機會表現對國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刺心之痛，長留人間。

   劉再復《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里，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者）——2007年，我發表了題為《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的文章。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為右派分子，七人後來被判處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羅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學黨委為沈元作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當沈元的母親拿到平反通知書時，呼天搶地，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撫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親的悲憤？黎澍逝世前曾與我商量如何紀念沈元。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員拿走，不肯歸還。黎澍說，還有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字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以補校前人的注。因無人識寶，故倖存下來。這就是出版《漢書》批註的最初動議。沈元的兄長沈荃、姐姐沈蓓，懷有對偏憐小弟的深情，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人民幣），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漢書補註〉批註》，以慰沈元的在天之靈，也是為了搶救文化遺產，不致湮沒。

     何與懷——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終於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摘帽右派群體在文革中的一次理性抗爭

                                 鄒   媛

1967 年6 月，東風農場實行軍管。在這裡服不定期役的摘帽右派有200 多人，他們自發地向軍代表反映情況，表達按照黨的政策作為人民的一分子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有一個家在北京的摘帽右派上訪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得到了明確的答覆，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有參加文化大革命、參加“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的權利。他向軍管會匯報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覆。1967 年8 月11 日，農場軍管會正式宣布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參加“四大”和群眾組織。摘帽右派在獲得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之後，對待農場的“文革”運動還是冷靜而審慎的。多數人都沒有參加造反組織，部分人參加了大批判活動。他們的大字報主要是抄錄一些中央文件指示和外地的信息；也對農場一些違反政策的左的做法和那些胡作非為，粗暴愚昧的幹部實事求是地提出批評。由於摘帽右派的參與使農場的大批判活躍起來。這時，有生產隊幹部透露和證實農場保衛科曾布置對職工進行政治排隊。也有學校教師由於保衛部門提供個人檔案被紅衛兵揪斗。這顯然是把鬥爭矛頭指向群眾，按當時說法這是違反運動大方向的。於是一位摘帽右派寫了一份《炮轟保衛科×××》的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在農場引起了較大反響。使大批判更多地指向了農場當權者的各種違反政策的錯誤做法。農場“文革”開展後，造反派組織也分成了兩派。一派以場部機關的部分幹部為主，他們是擁護農場當權者的，因此被稱為保守派。他們所掌握的群眾主要是新到農場的玉溪移民和湖南、四川籍的“盲流”民工。另外一派以部分留在農場當幹部的下放幹部為主，他們對農場當權者的許多錯誤做法持批判態度。他們得到農場中當地農民群眾的支持。這些農民在農場的時間長，生活很苦，對農場當權者有意見，希望能改善處境。農場造反派實行大聯合後，前一派處於優勢地位。農場的當權者們是一貫奉行左的路線的，他們當然認為自己是左派而不是“走資派”。他們要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為此就需要：一、組織和掌握一批支持自己的群眾；二、把對自己有意見，持批判態度的力量壓制下去；儘可能把群眾的鬥爭目標轉移到這些人或組織頭上。

於是一份欲置摘帽右派於死地的《報告》送到了紅河州軍管會。《報告》謊稱：東風農場有800多名勞教人員，還有200 多名監督生產的右派分子和240 多名摘帽右派。這樣，國營農場的性質就被篡改成為勞教單位。紅河州軍管會將這份《報告》上報昆明軍區。據說昆明軍區一位副政委據此作出了“不開展四大，進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用電話下達。顯然這位副政委把東風農場當成了公安系統的勞教單位，並按照《公安六條》的規定作出這樣的指示。那么正確的理解這個指示，應當是整個東風農場不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只進行正面教育。可是這個指示傳達到農場以後，農場軍管會當即於10 月宣布：摘帽右派不參加“四大”，接受正面教育。於是200 多個已經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在當了兩個月的人民之後，又回到專政對象的行列中去了。農場造反派的大聯合指揮部隨即發出《通令》。不准摘帽右派開展“四大”；已經參加群眾組織的要統統清除出去；職工開會不准摘帽右派參加。高音喇叭里大喊大叫：“只准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一些摘帽右派張貼的大批判專欄也被強行撕毀。摘帽右派面臨的情況不可謂不險惡。摘帽右派是一個弱勢群體。農場幹部、群眾中不乏同情他們的人，但是不敢公開支持他們。摘帽右派面臨着兩種選擇，要麼俯首貼耳，苟安避禍，要麼不計成敗、奮起抗爭。摘帽右派幾乎是完全一致地作出了後一種選擇。摘帽右派認為軍管會宣布的這一決定是不符合黨的政策的，要為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而抗爭。大家都認為，雖然有風險，但要求是正當的、合理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摘帽右派之間的團結更緊密了，大家以生產隊為單位自發地組織起來，商討對策，共同學習，共同行動。同時各生產隊之間的聯繫也加強了。各生產隊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抗爭的摘帽右派在休息日到位於農場中心的瓦窯隊，聚會交流情況，商量抗爭的辦法。這樣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個起聯繫、協調作用的碰頭會。摘帽右派決心為爭取自身應有的政治權利而抗爭。對於如何進行抗爭的態度仍然是冷靜而審慎的。在碰頭會上大家一致認定了這樣幾條：

一、目的僅限於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不介入農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進行對農場任何人的批鬥。

二、不和農場軍管會對立，不把矛頭指向軍管會，向軍管會表明爭取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的態度。舉行的活動都向軍管會匯報。並邀請軍代表參加碰頭會。(當然，軍代表沒有來參加過)。

三、不同農場外的任何造反派組織掛鈎。

四、盡一切可能避免與農場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發生衝突。

五、就有關抗爭的事不與尚未摘去右派帽子的人發生聯繫。儘管命運是相同的，大家是相互同情的。但為了不授人以柄，必須這樣做。

六、不支持個別人就自己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提出申訴。這並不是說提出申訴不對，而是為了不讓某些人把“翻案”的罪名強加於摘帽右派。同時還商定動員個別長期離場外出的人回場。

這幾條意見，得到大家的認同。摘帽右派力圖把抗爭進行得有理、有據、有節。碰頭會是開放的，下放幹部，貧下中農職工都可以參加。

1967 年10 月至12 月，農場軍管會為了執行摘帽右派不得參加文革的指示，先後召開了三次有各生產隊摘帽右派代表參加的座談會。會上軍代表說：摘帽右派參加“四大”後出現了不少問題，群眾意見很大，不利於抓革命、促生產，按照昆明軍區的電話通知和《公安六條》停止摘帽右派參加四大。摘帽右派代表根據政策、按照事實在會上表明了態度。

一、按照黨的政策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是人民，就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中央文革接待站已有明確答覆。

二、昆明軍區的電話通知的依據是《公安六條》。而《公安六條》中規定不開展“四大”，進行正面教育的是指專政單位。東風農場不是公安系統的勞教農場，不適用《公安六條》。

三、昆明軍區電話通知並沒有說明只是這一部份人不開展“四大”，那就應該是整個農場不開展“四大”。

四、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摘帽右派代表理直氣壯地說明一天也沒有停止生產，相反的大多數人都超額完成了生產任務，這是有目共睹、有案可查的事實。

五、請軍代表說清楚，摘帽右派參加文革，開展“四大”以來究竟存在什麼問題?群眾反映些什麼意見。

軍代表無言以對，只能強調下級服從上級，上級的指示必須執行。摘帽右派代表在會上鄭重聲明，參加文革、開展“四大”是應有的政治權利，希望軍管會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認真落實黨的政策。要爭取恢復摘帽右派應有的政治權利。

這時摘帽右派採取的一個主要行動是上訪，組織人到昆明向領導機構反映情況和要求。儘管生活都十分貧困，仍然每人定期捐出一元兩元錢，一斤兩斤糧票用於上訪代表維持生計。上訪代表在昆明編寫了一份全面反映情況和要求的書面材料，題目是：“我們要革命”。這個題目集中反映了大家的願望和心態。上訪中，省軍管會和有關機構的接待人員都異口同聲的表示，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再是右派，就可以參加文化大革命。有的上訪的代表劃右派前是軍隊幹部，他們找到了昆明軍區政治部主任，這位高級領導幹部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上訪代表還找到了據說是下達“不開展‘四大’，進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的那位昆明軍區副政委。他在聽取了情況之後說了一句：“該搞就搞嘛”。可是，話是這樣說，卻沒有一個部門或個人認真負責地對待和處理這個具體問題。當時，昆明以至全省的派仗打得火熱，武鬥正在爆發和蔓延，有誰會來關心一個小小農場裡200 多名摘帽右派的境況和命運呢?為了弄清那個電話通知的來龍去脈，上訪的代表曾走訪了省軍管會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專縣組。專縣組曾發出公函查詢這件事。公函全文是：“十三軍支左辦公室，彌勒東風農場×××等同志來我組反映：該場軍代表今年10 月7 日向他們(即摘掉右派帽子的兩百餘人)宣布，昆明軍區黨委決定：你們這些人沒有參加四大的自由。已參加過戰鬥組織的要退出。此決定是由電話通知的。經向軍區黨委辦公室和省軍管會有關同志查問，都說沒有作過這樣的決定。為此請你們查一下，此決定是誰通知的?以便我們再行追查。並望將查詢的情況告訴他們。此致敬禮。(公章)1967 年10 月18 日”。

但是，查詢並無下文。這就成了無頭公案。外出上訪的代表將上訪情況綜合成一份《上訪紀要》發回農場。在農場的自然很受鼓舞，當即送呈農場軍管會，同時抄成大字報張貼。貼出之後，立即被“大聯合指揮部”的人撕毀。這時，為了表明自己擁有“四大”權利，摘帽右派仍然把毛語錄和中央文中央文件摘抄成大字報張貼。但一張貼出去就被撕毀，而不問內容是什麼。那時，在全國範圍內撕毀毛語錄和中央文件是可以以現行反革命論罪的。但是在東風農場，這倒成了“革命行動”。摘帽右派繼續組織外出上訪。雖然沒有一個領導機構或部門肯定電話通知是正確的，或者說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沒有一個領導機構或部門願意或者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在農場內，摘帽右派受到的壓力則越來越大，各式各樣莫須有的罪名被炮製出來加在他們頭上。這時，有場外的同情者通過上訪的代表建議摘帽右派成立組織，“打出旗號”；以組織的名義上訪才會被重視、才會有效果。碰頭會反覆考慮，多方徵詢後，把這個意見交給各生產隊的摘帽右派們討論。結果所有的摘帽右派一致同意成立自己的組織(即“文革”中通行的群眾自動組成的“造反派”組織)。大家認為：成立自己的組織是形勢所迫，是為了維護黨的政策、爭取摘帽右派應有的政治權利，只要不幹壞事，不背離政策就不怕。大家也意識到這是一着險棋。但是，為了真理，大家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態度作出了這個在全國也屬罕見的決定。

1967 年12 月。在摘帽右派較多的幾個生產隊分別成立了以“勁松”、“在險峰”、“長纓”、“報春”命名的4 個“戰鬥隊”。這些名稱都出自《毛澤東詩詞》中，也可見大家的心態。

每個組織的成立都有其他生產隊的摘帽右派的代表參加。也有一些同情摘帽右派的農民群眾到場。為了不影響生產，成立大會都在晚上舉行。會上，大家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高唱革命歌曲，氣氛熱烈而悲壯。各個組織的《成立宣言》都說明：成立組織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恢復應有的政治權利。這個目的一旦實現，組織立即解散。《成立宣言》都報送農場軍管會。軍代表自然不同意摘帽右派的這一舉動。而農場當權者和大聯合指揮部當然也對摘帽右派大肆攻擊。摘帽右派成立這4 個組織，不設統一的領導機構。只將碰頭會改為中心組，由幾個代表組成，聯繫和協調各組織的活動，研究繼續組織上訪和繼續辦大批判專欄等。這樣，外出上訪都以組織的名義進行。上訪的代表向被訪部門介紹成立組織的目的和活動內容，贏得了同情。各組織的活動是：組織大家學習，討論有關爭取恢復自己的政治權利的問題。1967 年12 月14 日，在長塘子生產隊，“在險峰”戰鬥隊成立宣言被人撕毀，並在那裡貼出了一條“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標語，而在這個生產隊的全部是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有一個原為軍隊幹部的摘帽右派，一時氣憤將它撕掉。生產隊的幹部將他扭送場部軍管會，各隊摘帽右派聞訊紛紛趕到場部來看是怎麼一回事。農場大聯合指揮部也糾集一批人來到，手持棍棒，氣勢洶洶，雙方短時對峙，氣氛緊張，有個別軍代表竟然在現場揚言：“什麼是右派，右派就是殺害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的那些人”。武鬥一觸即發，幸而摘帽右派冷靜對待，迅即撤出，才未釀成大禍，但是一條：“衝擊軍管會”的罪名卻自此捏造出來，強加在摘帽右派頭上。

此後全省武鬥升級、形勢混亂。有好心人告訴摘帽右派上訪的代表，摘帽右派不要單獨成立組織。上訪的代表通過軍管會把這個意見轉達給農場的摘帽右派。而在農場內“大聯合指揮部”的一些人正在製造謠言，說摘帽右派場外的造反派掛鈎，要引人來農場搞武鬥。接到這個意見後，各個組織進行了認真的討論。然後按大多數的意見於1968 年3 月決定4 個組織全部撤銷。各個組織都召開大會，宣布撤銷決定，發布撤銷聲明，並向農場軍管會匯報。同時還書面上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聯合接待室。在撤銷聲明中表明：由於東風農場多年來發生了許多違反黨的政策的事，“文革”中又非法剝奪摘帽右派應有的政治權利，施加種種迫害，才被迫成立自己的組織，爭取恢復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現考慮到是不合適的，所以主動撤銷。今後，仍然要為恢復自己的政治權利而鬥爭。同數月前成立組織時一樣，撤銷組織也是在公開的狀態中進行的。大家的情緒仍然十分激昂。摘帽右派的組織是在抗爭形勢十分嚴峻的時刻產生的。雖然沒有給摘帽右派的抗爭帶來預期的效果。但使摘帽右派在最困難的時候更緊密地凝聚在一起。這反映了摘帽右派為真理，為自己的尊嚴而奮不顧身進行抗爭的決心。

進入1968 年，農場裡流傳着強加在摘帽右派頭上的各種各樣的罪名。一個被稱為“黑閻王”的生產隊長造謠說摘帽右派攔路毆打他。一個生產隊指導員謊稱摘帽右派抄了他的家。有人散布說摘帽右派“和場外造反派掛鈎，繪製農場地形圖，要引進5000 人搞武鬥”。還有人說摘帽右派“衝擊軍管、要趕走軍代表”；“準備奪權”；以及“密謀衝擊保衛科搶檔案”，“開列貧下中農黑名單”等等。有人並揚言“要用機槍把這些右派殺絕。”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謊言鬧得沸沸揚揚。顯然，這是在為對摘帽右派進行鎮壓作輿論準備。5 月上旬，長塘子生產隊一個摘帽右派被吊起來毒打，幾致喪命。摘帽右派立即向農場軍管會反映，要求制止這種違法行為，保證摘帽右派的人身安全。翌日，小平地生產隊的一個摘帽右派又被毒打。估計到鎮壓行動很快會在全場展開，立即通知在抗爭中出頭露面的摘帽右派設法離開農場暫避。結果，只有少數幾個摘帽右派躲過嚴密的監視離開了農場。緊接着，在各個生產隊，所有積極參與抗爭的摘帽右派無一例外地被批鬥、被捆綁拷打。農場當權者和造反派的大小頭目意欲迫使摘帽右派承認在“右派翻天”、“造無產階級的反”這個總題目之下的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但是，儘管是在嚴刑逼供下，摘帽右派們異口同聲地反駁了各種誣衊不實之詞，嚴正地申明了摘帽右派的抗爭是符合黨的政策的，是正義的。在如此艱險的境況中表現了難能可貴的品格。

接着，農場的鎮壓對象迅速擴大到下放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在那段時間裡是天天開鬥爭會，隊隊有鬥爭會。捆綁吊打，蔚然成風，花樣翻新，名目繁多。不久，各級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離場出走的幾個摘帽右派向省、州革命委員會反映了東風農場的情況和要求。希望革命委員會能貫徹黨的政策，制止東風農場的違法行為，恢復摘帽右派的政治權利，但最終毫無結果。這幾個摘帽右派返回農場後立即作為“壞頭頭”遭到一連串的批鬥，更少不了捆綁吊打。當權者指望用嚴刑拷打迫使他們簽字畫押承認各種莫須有的罪名，並引出更多打擊的靶子。但是，這種圖謀還是落空了。這些被批鬥的摘帽右派被折磨得不成人樣。晚上被刑訊逼供到深夜，天一亮就被押到“忠字台”前下跪“請罪”。然後就去干苦役，休息日也不例外。11 月，農場的“革命行動”又玩出新花樣，掀起牛鬼蛇神大遊街的妖風。剃十字頭，畫花臉、套麻袋、掛着各種頭銜的牌子，用一根黑色繩子串起來的怪物，像一群幽靈被押解着在人群擁擠的集市上遊蕩。當被勒令當眾交代所謂“罪行”的時候，人們聽到是這樣一句話：“我們爭取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利，因為我們本來就擁有它”。在這些淒風苦雨的日子裡，農場的一些貧下中農、幹部仍然以各種方式向摘帽右派們表達了同情和支持，使人終生不忘。而在命運相同的“右派分子”之間，不論是摘帽的和未摘帽的，更是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共同承擔着苦難。

這場鎮壓持續了幾個月。最後挑出一個被認定是“壞頭頭”的摘帽右派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罪狀”是可怕的，有：“繪製農場地形圖，引5000 人到農場武鬥”；“衝擊軍管會”；“陰謀奪權”；“煽動大家離開農場”；“支持壞分子翻案”等等。1970 年農場改制為建設兵團後，經過五年多時間的反覆申訴，這個案還是翻過來了，這個重新戴上帽子的處理被撤銷。當時農場對摘帽右派的鎮壓沒有演變到更嚴酷的程度，這應當是由諸多因素交織而形成的。在這裡難於作出全面的分析。但有一點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明，這就是駐場軍代表中的主要負責人對待問題還是比較審慎的。

右派帽子是毛澤東戴的，摘帽右派的迷局是毛澤東設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摘帽右派中人對毛澤東的陰謀陽謀是領教夠了的，為什麼還要向老虎嘴裡討碎肉？對於這次抗爭，局外人也許不好理解。這些曾經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已經摘去帽子的人，那些年代在社會上被稱為“摘帽右派”，仍繼續籠罩在“右派”的政治陰影中，也就是說從理論上、政策上講，他們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之後已經回到了人民隊伍，已經是農場的職工。但實際上他們仍被認為是政治上的“另類”，是准專政對象。為什麼明擺着必然失敗，只會是受到鎮壓卻還要抗爭呢?摘帽右派當時的心態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人曾說：這“四大”權利是我應有的。如果給我，我倒無所謂了；現在不給我，我就要爭。”這在全國範圍的大動亂中，這次抗爭實在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由於發生在特殊的時期——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環境——對右派分子進行勞動改造的農場，而進行抗爭的又是一個特殊的明顯的孤立無援的弱勢群體，這就應該是一個有一定意義值得思考的歷史現象。當時，這場抗爭自然沒有取得任何具體成果，並且遭到了鎮壓。參加這場抗爭的人們在“右派翻天”的罪名下遭到殘酷批鬥、捆綁吊打、歷盡苦難。但他們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進行這場抗爭是錯誤的。今天我們記敘這段真實的歷史，我相信對國內如火如荼的理性抗爭和依法維權是可以提供借鑑的。

            右派大校蔡鐵根　赤膽淪為文革鬼

方影竹

作為“反右”50周年的2007年，已經過去了。這一年裡，尚存人間的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友，以及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為後代重述了由毛澤東發動、鄧小平操作的毀滅精英的罪行。遺憾的是，有那麼一個極為重要的“地塊”，卻觸及不多。這就是軍中“反右”的殘暴狀況。由於解放軍是中共明白宣示的“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密閉如鐵罐，恐怖如陰曹，外界難於知情，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到了中共第四代執政、第五代萌動、不少人感到“鬆動”的今天，軍中“反右”情況依然幾近闕如，就不能不說是對“胡溫新政”的極大諷刺了。

好在去年興起的“反右”抗暴聲浪，猶如投石水面，紋路正在擴大，關注正在加深。筆者作為老兵，願披露所知的星星點點。

我要說的這個軍中“右派分子”，名字是蔡鐵根，曾用名蔡委心、蔡澤生。1911年12月生於河北省蔚縣塔頭村，曾就學廈門大學。1936年1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幹事，冀熱察挺進軍第九團政治處副主任，解放軍華北軍區軍政大學第一總隊副總隊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條令處處長，條令局副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教範處處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

我之所以談蔡鐵根，是因為我同他有兩面之緣。

第一次是近距離的交談。1949年3月我入華北軍大學習。我所在的中隊歸大隊管，大隊歸第一總隊管。這個總隊的學員，都是從剛解放的北平招收的青年學生，所以又稱“青年總隊”，蔡鐵根是總隊首長。資料上說他是副職，我們當時只知道有個蔡鐵根總隊長。

有一次，蔡鐵根來我所在的中隊講話。休息時，他站在中隊門廊和我們這些小青年閒談。他穿的灰色粗布軍裝，還不及我們的綠軍裝平展。他口才很好，又平易近人，我們這些初生牛犢沒有把他當大官看。不知怎樣的話題，引來他的一句話：“中國要是有一百個毛澤東思想，革命就要早成功好多年。”當時，他38歲，我17歲，我不覺得他是總隊長，只覺得他是長輩和老師。他說這句話時，神情專注，目光炯炯，這句話便釘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再見到他，是在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場合——全總隊集合在大操場上，聽解放軍總司令員朱德動員解放台灣的講話。蔡鐵根是主持人，他在大會的開始和結束，都講了話。他接着朱德話茬，教育我們要堅定地跟共產黨走。在談到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他走到台前邊沿說：“我們在國統區（國民黨統治區）的時候，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那還得了！”我斷定，他一定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才有那樣的神態。但他沒料到後半生歷史對他的捉弄：他逃脫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卻不能逃脫10年後的“反右”恐怖，再過11年，又喋血共產黨的紅色恐怖中。

我當時感到他在朱德面前侃侃而談，太放肆了。後來才知道，他和朱德是老熟人。他還給解放軍副總司令員彭德懷當過秘書，也是劉伯承的愛將。他經過如此大世面，談話何須謹小慎微？但這又註定，隨着日後朱、彭、劉不同程度地被毛整肅，他能有好果子吃？

次年（1950年），他陪同朱德、劉伯承在北京郊區大巡遊，目的是找合適的地方，辦一所最高軍事學府。事情沒有辦成，但他同兩位元勛的關係，拉得更近了。這所學府的最後選址在南京，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出於知音之遇，劉伯承點名要去了蔡鐵根。豈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把蔡鐵根的政治生命連同肉體生命，最終一同送進地獄。且看蔡鐵根的兩個地獄瞬間。

第一個瞬間：1958年，毛澤東整肅彭德懷時，發動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作為軍事學院首長，含淚登台檢討。劉帥挨批，作為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的蔡鐵根能跑掉？他當然可以好好檢討一番，滑過關去。許多“老運動員”正是這樣成為“不倒翁”的。但蔡鐵根甘當異類。當批判他參與編寫的“共同條令”是教條主義產物時，他說：“‘共同條令’是經過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一伙人擁上來，連轟帶扭，高呼“大右派！”當場扒下他的帽徽、領章，帶出會場，關押起來。1959年4月，他被明令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軍籍，下放江蘇常州。至此，他的政治生命告吹。

第二個瞬間：1970年3月11日凌晨，江蘇省常州市西門外一處公墓空地上，響起沉悶的槍聲，蔡鐵根高大的身軀應聲倒地。他沒有死在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軍槍口下，而是死在他為之奮鬥終生的中共政權的槍口下。

一個當了右派的人，走到哪裡，都被人視為異類。加之他豪爽性格不變，說話直率，交友輕信，又種禍根。剛到常州，適逢國民黨叫喊反攻大陸，他說：怕什麼，大不了上山打游擊去。這句話到“文革”時期，被誣陷為搞反革命。他還給一個叫巢爾谷的人寫過19封信。此人“文革”中賣友求榮，把信交出來。接着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掠走他的40多本日記。信和日記的內容里，自然有涉及黨內狀況的記載，現實政策的評論，先知先覺的見解，這自然成了反革命罪證。他的交友是搞“反革命組織活動”；他那次談打游擊對付國民黨，被說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擊隊，推翻（共產黨）政權”；巢爾谷曾同蔡鐵根遊覽常州名勝“善卷洞”，胡說成是為打游擊先去看地形。就這樣，蔡鐵根被捕入獄。

蔡鐵根無處申冤，便決定越獄上訪。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越獄行動了。

第一次，他青年時代參加東北軍，在部隊開拔“剿共”時，他串聯30多個弟兄準備攜槍投共，不料事機泄露，被捕入獄。他趁風雪夜隻身脫逃，幾經周折，找到紅軍。他完成了自己的宿命——既找到了美好理想的家園，也找到了後來挨整、挨槍子兒的墓園。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後，他赤手空拳，成功地策反了一支土匪武裝，又因部隊叛變身陷日寇之手。他在獄中飽受酷刑，卻以凜然氣節折服難友，組織暴動，逃出魔窟後歸隊。

這兩次越獄的傳奇經歷，可使羅賓漢失色；但他第三次的越獄設想，暴露了他的天真。他“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沒有想到中共的狡詐和殘暴，皆非土匪、軍閥、日寇可比，就如同日後“六四”屠殺中的達姆彈非日軍的銅彈頭可比一樣。他越獄未果，捕回後，手銬之外，還戴上了腳鐐！我不知道當時常州市口喊“毛主席萬歲！”的領導班子裡，有沒有一個人，像蔡鐵根那樣在血與火中，為毛澤東打過天下的！

就這樣，朱德、彭德懷、劉伯承三個元帥的愛將，大學生兼老紅軍的奇特結合體，越獄、越獄、再越獄的傳奇英雄，喪命於他為之效命的政權手中，死的方式是着着實實的槍斃，倒地的他無法感受冤屈，感到冤屈的倒是中共——他們無處收取五角人民幣的子彈費入國庫！至於後來的平反昭雪、開追悼會、骨灰入八寶山，作戲給活人看而已。

蔡鐵根名字中的“鐵”字，兩次應驗於他。一生的開始，他跟共產黨跟得鐵，鋼鐵般堅定；一生的終結，共產黨殺他，殺得生鐵般冷酷無情。其實，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寫照，凡是說真話，真心助中共向上的，即使沒當上右派，也是白白獻出青春，豢養出一批為非作歹的權貴階層。

蔡鐵根的日記，聽說現為他的孩子保存。我想那裡面定有珍貴史料和真知灼見。假如在今天恐懼未除的環境中，不便公開的話，相信終會有一天與世人見面。我們期待着。

抗戰大律師牟其瑞的右派人生

牟傳珩 

“反右”52周年清明節的到來，又是一個懷古祭祀的日子，回想起當年為中國抗日戰爭披肝瀝膽，做出歷史貢獻，晚年卻被國家“陽謀”打成“右派”郁憂而終的家父，胸中無限的惆悵再次勃然。

家父牟其瑞，是民國時期煙臺市知名抗戰大律師。家父出生於普通農家，自幼家境清貧，高等小學畢業後，無力升學深造，後得助於同窗解囊資助，才以同等學歷考入當時的北平（北京）高等學府。入學後，家父白天攻讀法典，夜晚設硯教書，以微薄所得，聊充求學之資，終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京民國學院大學部法律系。

民國時代大學生稀少，家父畢業時同學們紛紛投向勢力雄厚的國民黨陣營，到司法政要界謀職。而家父一身傲骨，秉性耿直，崇尚自由，不願為官，便拒絕了一些政法界同窗好友的邀請，憑着一懷熱血，毅然攜母親返回老家，一面興理義訟，為貧苦百姓維權爭氣；一面創辦女校，動員鄉里女性放腳讀書；且不顧當地富豪劣紳阻撓，為解決溫飽，帶領農民開荒拓耕，成為當地傳奇人物。

1938年盧溝橋事變，家父基於民族之義憤，經當時在福山縣鹽場從教的王歷波（中共建制後任山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李培慶（時任中共福山縣委書記）介紹，加入了共產黨，並賣掉祖上僅有的3間房產，捐輸國難，在當地傳為佳話。而後家父又接受該組織委託，憑其法律專業特長，在煙臺南大道新安街西13號，包下半壁小樓，籌辦“牟其瑞律師事務所”。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國司法行政部依據當時《律師章程》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以律字第六八四五號為家父核發了律師證書。此後他那有着特製的藍色律師牌的居所，一直是煙臺從事抗日救亡義士的秘密聯絡點。他的主要任務是在煙臺政法界搜集情報和營救被捕抗日義士。《煙臺史志》記載的那份從日偽手中搞到，對從日本人手中解放煙臺起了重大作用的敵戰區《軍事設防圖》，就是母親藏在牲口屜里，拎着大哥，以走親名義，通過敵占區哨卡，送往當時駐在福山縣的中共煙臺統戰部的。

中共在全國建制後，取消了律師行業。父親仍固守“不從政，不為官”和“君子不黨”的價值觀，聲稱“入黨僅為抗日”。並在中共慶祝“偉業”，論功受賞時，悄然退黨，投身教育，恢復了他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儘管如此，父親仍被視為對建國有貢獻的“煙臺抗日大律師”，邀為政協委員。1957年家父所在的學校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反對三害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號召老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鳴大放，貼大字報，還布置了開鳴放座談會，讓大家提意見。當時學校不少教員都要家父代言鳴放。因而家父因在“政協”作大會發言，抨擊官僚主義，被搞“陽謀”者打成“右傾”，且拒絕當時的煙臺地委專員要其悔過談話，竟在1958年反右補課中被定為“極右”。這一“右”就是20年，從此毀了父親整整一個後半生。

時值“十年文革”時期，對家父來說可謂雪上加霜。記得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童真時代的那種甜蜜，那種寧靜，那種任性生活，驟然就被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轟陷了。記得那天我從學校歸來，剛踏進胡同口，就發現家門樓前聚滿了人。我不顧一切地扒開人群，衝進院內，頓時被眼前終生無法忘卻的慘景驚呆了：院裡站滿了煙臺第四中學學生。他們都是由班主任赤老師帶來的紅衛兵。那天父親痛心疾首地站在牆邊，他面對民國時期那塊特製的藍色律師牌和一紙律師證書心情壓抑而痛苦，這些存放多年已物化成為一幕幕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物件，如今竟成了紅衛兵抄家的戰績和我家保存“反動證件”的罪證了。當時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殘葉卷在角落上。院子裡遍地都是父親珍愛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賣掉的古瓷瓶碎片和被摔破的銀鐓、花盆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貴字畫、書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國時期老照片讓父親痛不忍睹。

從那之後，一個焚燒人性與文化的黑暗時代開始了。與我們同院居住的東廂屋是個所謂“地主婆”，當時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專政機關交待自己或揭發他人“罪行”，整日嚇得提心弔膽，唯唯諾諾。有一天她被逼得沒得交待，竟編出謊言，說我們家煤池裡傳出發報機音響。當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並將家父帶進局子。這“莫須有”的事件，驚壞了我們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性的威脅和全家人為家父擔驚受怕的滋味。好在後來派出所也認為舉報荒唐，24小時後，家父又被放了回來。

那是個“唯成分論”的時代，我們兄弟姊妹7人，都是“右派”子女，屬“黑五類”。家父眼見孩子們受他影響，政治上倍受歧視，毫無前途，整日憂鬱寡歡，兩鬢陡白，未老先衰。1973年鬱郁而終，撒手人寰。記得當時家父的遺體停置在客廳里，周圍擺滿了鮮花與花圈，我悲痛欲絕地凝視着父親消瘦蒼白得已失真了的臉，和猶如寶劍般濃濃的長眉，“撲通”一下跪倒，抑止不住的涌淚，像決堤的水。家父沒給我留下一句話，也沒再看我一眼，就那麼無聲無息地負屈而去了。

其實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親沒有留給我們什麼財富，但卻留下了他嚮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俗的傲骨。否則他就不會在當年大學畢業後，拒絕勢力雄厚的國民黨陣營利祿的誘惑，毅然返回故里，興義訟，辦女校；就不會在倭寇鐵蹄踏入我土時，捐家資，急國難，以律師的合法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救亡運動；就不會在中共建制論功受賞時，悄然隱退，復原了他不苟黨派立場約束的知識分子的清白；也就不會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仗義執言，並因死不悔過而被定為“極右”，以至於他晚年精神憂鬱，含恨而終。這是父親的悲劇，也是這個民族的悲劇。

 “紅色統治”下不幸的中國，反右派運動冤枉、毀滅了那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家庭，導致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殺，死不瞑目。中共高官李維漢曾說：“這場反右派鬥爭的後果很嚴重，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這不僅是他們個人與家庭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然而“死不認錯”的鄧小平，在親自為反右運動定性為“正確、必要”的同時，卻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悄悄抽掉了他的反右極左文獻《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這恰恰印證了他企圖掩蓋其負罪心虛的心理。

在筆者看來，1957 年反右運動，就是中共借意識形態加工“敵人”，製造政治冤案的歷史紀錄。這段中國人民永遠揮之不去的歷史，導致一個知名抗戰大律師，晚年一直生活在“紅色恐怖”的痛苦記憶中，而我整整一個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右派崽子”的陰影中度過的。文革後歷時“改革開放”30年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所謂“領袖”沒有一個人向中國55萬被錯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認錯。這其實正如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反思台灣“白色恐怖”造成的政治受難者所說的：“這是國家濫權帶來的災難後果。”

有幸的是，家父的抗日事跡，近年來已得到國內不少媒體的報道與紀念。1995年9月9日《中國律師報》借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特別刊發了“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文章，對家父的“抗戰地工生涯”作了全面的記敘與緬懷；2005年9月9月《煙臺日報》又借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刊發了“煙臺抗戰大律師——牟其瑞”的記者文章，報道了家父以律師的特定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的事跡。當此“反右”52周年清明節的到來之際，我借筆下追思的文字，組成一個心靈的花圈，獻給先父的在天之靈。

一個以山作墓的刑滿右派

陳   更

李黽儒，河南西峽人氏。熱愛文學，膽怯而口吃，在西峽縣某鄉糧管所供職。一九五七春天，因為說錯一句話，被劃成右派，判了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帶着被子回到糧所，同事們像趕牲口一樣趕他出去，誰都不“認識”他了。他只好攜帶被子回家；沒想到父親、母親也不讓他進門。斥罵這個不肖的兒子，說：“咱們祖祖輩輩可都是貧農，怎麼出了你這個右派？”面對這種情形，李黽儒面色煞白，想做解釋，但啥也說不出來。耷拉着腦袋到鄰居家詢問妻子的情況，鄰居說：“入獄以後，你媳婦就回娘家了。”李黽儒抬頭看天，無處可去，只好滿懷慚愧到岳父家尋找妻子。已經晌午了，岳丈家正在用餐，李黽儒餓得厲害，向妻子討些飯就着勺子喝起來。岳母奪過勺子將飯倒進狗食盆，罵道：“右派，休來找我女兒麻煩！”李黽儒遭到這樣一連串打擊，痛苦萬分，眼睛直呆呆的，一搖一晃，返回東山的來路。

東山是孩子們放牛砍柴的地方。有一天，放牛兒童突然發現山邊的洞窟被石頭填了起來，而且有人用泥巴從裡邊抹起來，從外往裡什麼也看不到。孩子們感到好奇，大家用力拆除這些石塊，探個究竟。挪開石頭，外邊的陽光照進洞裡，孩子們嚇了一跳：洞中一具屍體，屍旁一堆灰燼，灰燼邊扔着幾片薯皮，是那人死前吃剩下的。趕緊把這情況告訴了村中的老人，一位老者臨場察看後推斷：“這人是經過一再思考，棄絕生路，而選擇死路的。洞口壘上石頭，從裡邊抹上泥巴，斷絕外邊的空氣，他是將這山當成自己墳墓的啊！”村里人向周邊村落放出訊息，求主收屍。半個月後，什麼都明白了：那洞裡就是李黽儒的屍體，一位刑滿右派，因趕不上時代步伐，就這樣被社會前進的車輪所拋棄了。一些善心的人重新拿石頭將洞口壘砌起來，滿足李黽儒生前願望，這座山就權且作為他的墳墓吧。　　
　　李黽儒有一個兒子，成年之後，大紅大紫，很快做到縣長位置。在李黽儒去世二十年以後，調到西峽做縣長。雖是官道上人，但隨着時代變遷，慢慢地懂得了些人情。聽別人講父親生前的悲慘故事，心有所動，帶着紙和酒來到東山，奠酹他的父親。剛在洞口下車，便遇見一隻鬼，那鬼看見不速而至的人們，嚇得像風一樣飄然逃遁。一位隨行人員對當年的人事比較熟悉，說：“雖然那鬼面青似鐵，手瘦如柴，但看他憂鬱而膽怯的目光，肯定是你的父親李黽儒啊！”看到這般情形，那位縣長內心悲慟，焚香酹酒，對着鬼所逃沒的方向，望山膜拜。安慰父親說：“要感謝黨的恩情啊，現在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話還沒說了，只聽到山頂上傳來悽厲聲音，撲沓撲沓的，好像鬼嚇得亂跌跟頭。縣長以為他沒聽清楚，又將前邊的話敘述一邊安慰他，山頭上傳來更加驚懼的聲音，悽厲慘人。這位縣長終於明白了：他的父親生前受到的精神刺激太大，以致於聽到“右”這個字就害怕極了，根本分不出語意如何，是好是壞。於是，流着眼淚不再說話，把“地名辦公室”（注1）的負責人叫至面前，吩咐說：“把這座山的名字改為墓山，用這些歷史來警醒後世的人們吧！”　　
　　後來，李黽儒這個“鬼”還在這一帶不斷出現。西峽縣的人們都知道，這鬼聞“右”喪膽，鬼的害怕反過來又導致行者的驚懼。因此，人們從墓山經過，“右” 、“友”、“有”、“又”等同音之字，都不能說。如果不注意說出了這樣的字，就必然聽到鬼的聲音，那可是十分怕人的。在墓山一帶，“右”，你可以說“側”，“友”，你應當說“朋”，“有”呢，您就說“存”，“又”，你就說“還”吧。筆者把這件事情記下來，並將這些忌避告訴大家，是為了避免遠道的旅者從這裡經過時被鬼所驚擾。 　　
　　人這種動物，求生的願望，雖萬溺而不沉，求命的力量，即千鈞亦難抵。但李黽儒為什麼在洞內燒食三日，經一再慎重思考之後，最終決定內泥其壁求死而不擇生呢？大西洋上有一個聖赫勒拿島，歐洲亞平寧半島上有一個百花廣場，那都是偉人們的死亡之地（注2）。這些地方雖不用語言說些什麼，但都以自身的歷史，無聲地向人們發出深刻的警告。應當認為，墓山是螻蟻般的小百姓，用生命豎起的巨大碑石，將他生前的悲慘刻劃在上邊，把其中蘊含的沉重意義昭示天下。遊人們來到這裡，怎能不對着巨碑深沉地思索，反省我們社會曾經的過失呢？

附文言版：山墓
     李黽儒者，豫省峽縣人也。性耽文學，為人怯訥，職於峽縣某鄉糧所。五七春，緣於一言之失，劃為右派，大獄三年。獄畢，攜被歸所，同事諸人咄咄叱“出”，已不識李。歸至家門，父母檻前擋足，斥罵不肖：貧農檐下，焉以容“右”？黽儒臨此，面白指顫，三緘其口。赴鄰問妻，鄰曰：“爾入獄，妻歸娘門。”黽儒上瞻皇天，無所行處，慚懷鬱郁，赴探妻顏。日當正午，岳門恰在用餐，黽儒腹中餒甚，向妻討羹，並就瓢飲。岳母奪瓢置入狗盆，斥曰：“右派，休玷吾女！”黽儒遭此，心振目直，搖搖顫顫，返趨東山。
     東山者，鄉子放牛斫薪處也。忽日，放牛少年見山左洞窟為石所塞，且以土秣自內泥之，嚴無縫隙。眾兒異之，群力拆石。迨至天光臨洞，橫陳一屍，屍邊灰燼，燼中薯皮。告於村中老者，臨場斷曰：“是為三思而內泥其壁，以山自墓者也。”查詢四鄉，求主收屍，半月之後，終得詳情：洞屍者，李黽儒也，刑滿右派，當今棄人。有善心者復壘石塞穴，完其生志，東山為墓也。
     黽儒生時有子，成人之後，一途紫紅，銜至縣長。廿年徑去，牧治峽縣，世易時移，漸悟人情。聞人述事，攜紙載酒至於東山，奠酹其父。至洞，竟遇山鬼，人來，飄竄遁逸。知者謂：“雖面青似鐵，瘦爪如柴，察其郁怯之目，斷乎黽儒無疑也。”子遂焚香酹酒，當鬼所逸處，望山膜拜。並慰之曰：“上恩浩蕩，右派悉平反矣！”語訖，唯聽山脊鬼鳴悽厲，沓喳之聲似有鬼跌。又以上語禱祈之，悽厲驚懼之音益烈。李家子始悟：父鬼聞“右”心驚，不辯語意之良惡也。遂淚而不語，並命“地名辦”（注1）掌事者：改易東山，名為墓山，誡於地方，警於世人。
     其後，山鬼仍常蹤於此。遍縣之人皆知：鬼聞“右“喪膽，行者過於墓山，“右” 、“友”、“有”、“又”，凡同音之字悉諱而不敢言也，言則聞鬼。墓山之“右”者，“側”也，“友”者，“朋”也，“有”者，“存”也，“又”者，“還“也。筆者志此，並告忌避，以免遠道之人，路此陷鬼。
     人者，乞生之望，雖萬溺而不沉，求命之力，即千鈞亦難抵。李氏黽儒者，何洞內燒食三日，慎念而後，終內泥其壁求死而不擇生耶？洋有聖赫勒拿，陸有百花廣場，皆皆偉人死所（注2），警世而不言處。墓山者，螻蟻之人，慘豎巨碑，昭酷虐人情於後世天下。遊人臨此，焉不面‘碑’沉思，有以自省耶？

注 1：地名辦，八十年代，各縣級以上政府機關皆設此機構，以記載轄內地名。
　　注2：聖赫勒拿，島名，位於大西洋深處，拿破崙囚死處；百花廣場，位於羅馬城內，天文學先驅布魯諾殞命處。

一線縫到頭        

                                 鄭明桂

我復員回家，尚未報到分配工作，就到金華玩。由同學洪奇偉牽線，陪我到寺後王小學暫代理校務之職。好像紅娘約定會面般地金惠賢先生站在校門口歡迎。我一見她的溫雅俊俏像百花叢中一朵紅梅報春，就攝住了我的心，想吃天鵝肉啦！打消了回東陽工作的念頭，向科長付鴻藩提出這個願望。付科長叫我好好考慮她的出身成分。我回答：“她是地主子弟。如果你們認為我是好人，能帶好一個壞人，壞人少了，力量就變大了。”由於我的執著，付科長也就順風推舵了。要求我堅持教書， 保證將我倆分配在同一所學校執教。這樣，我就請父母寄來一張未婚證明書，兩廂情願地領了結婚證，在杯水主義的簡要婚禮運動下，將兩人的被褥疊在一張床上，過起了金玉良緣的新婚生活。從此一株苦瓜和一枝福瓜拴一起，生了二男一女，就心滿意足地約定實行節育。愛情是吸鉄石，神聖之吻，永恆默契，鋪鑄幸福生活的錦繡前程。

1958年要整風學習了，我就私下對好朋友們提及，共產黨的每個運動都要整掉壞人，切記少說話為妙。孰料整風運動結束，準備分配工作了，負責人辛其昌在大會上宣布： 右派是抽不完的，隨時都會顯形。像湖頭學校一個都沒有，肯定有漏網，必須繼續抽、批、斗，有一個打倒一個，絕不能手軟。越是黨團員、復員軍人，更要徹底批深批透。

當晚大字報出來了，要批鬥我和徐德潮（患嚴重風濕性關節炎，住金華醫院治療中），兩人都是復員軍人幹部、校共青團支委。第二天上午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我倆抽出來批鬥。青面獠牙的沈志堅親自上陣動員：鄭明桂出身成分好，歷史清白，工作能力強，是一隻老虎。今天大家要鼓足勇氣，把老虎打成狗熊。頭一個指定要金惠賢出來批鬥，無奈的她講不了幾句話。我看她不屈不撓地坐回原位，沒有落淚。第二個指名校長鄭敏芳揭發，老實巴交地說不出要害的話來。第三個安排偽君子笑面虎郭寶根宣讀子虛烏有的論點：以晨會讀報，做省教育廳長俞子夷的傳聲蟲等為反黨言論。接下來是假積極的宋維潔和付時才批判我的罪行，右派是事實存在的。迫我說：“我是右派”。批判會就結束。

我做夢也想不到，昨天是革命者，今天革命會革到自己頭上，成為反革命，真像小孩子疊鍋灶玩耍般地推翻一樣簡單。事後每逢開大會都要罵我是死硬派、頑固派。這一幕幕活生生的情景，愛妻都親歷其境，就隔斷了我倆的碰頭。

四月一日上午

更料想不到的四月四日，愛妻帶着三個小孩也回東陽。我驚奇得目瞪口呆。愛妻說：“要離婚才能在職教書，結婚這麼多年從未聽你說過一句壞話，幹過一點壞事。如果離婚，就不打自招是真壞蛋啦！ ”這樣就帶回十個月的工資351.5元 逼着退職，拖兒帶女來東陽了。頓時陰冷的利劍直刺我的要害，淚水肆意地像山洪暴發般狂泄而下，掩埋了我的心情,沖走了我應該安慰感激的話語.只是緊抱着不放，像初戀時全身酥麻，兩膝就要跪下地。以淚洗面的愛妻竟掏出手絹阻斷了我的眼淚，堅韌不渝地說：“嫁雞跟雞，家狗跟狗，一線縫到頭。”還語重心長地說愛是生命最好的支撐、是無價的。驚呆了三個懵懂的孩子，不知發生什麼天來禍，不約而同地跪在地上，緊緊抱住我倆的腳，嗷嗷待哺地哭喊着爸爸媽媽。平時堅信我的品行的爸爸忠厚老實，少言寡語地安慰：“只要共產黨存在，總有一天會把你們分清是非。”

我家世代務農，有兩間房子。一間的樓下架設樓梯、豬欄、牛欄、雞舍、鍋灶、水缸、碗櫥，樓上常年塞滿柴禾；另一間的樓下後半間是爸媽和弟妹們的兩張床，前半間用篾簾攔起來做客廳，兼放些雜物。樓上放着各色各樣的瓶瓶罐罐和一張床與儲糧倉。我們住在樓上，上下樓要小心，火燭要小心，大小便要小心。自己的家變得太陌生了。夜深了，孩子們熟睡了，我倆抱頭以淚伴奏心聲的無聲交響曲。我媽輕手輕腳上樓來，摸摸三個孩子是誰帶着睡一頭的，我倆憋着呼吸，裝着睡得甜香。天亮了，帶着孩子們下樓，哭面當笑臉地迎接沉悶的社會現實，豈能坐而待斃。今後的生活是萬丈深淵上走鋼絲——成敗靠天嗎？我倆深信：人生猶如行船，找准一個支點，用力一撐，到岸就可一直往前跑，勝利就在面前。

我從小跟隨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硬起頭皮將夢想寄托在希望的田野上。向爸爸學耕田、犁田、拔秧、插秧，以冀用自己的雙手洗雪所蒙之恥。寧可瘦自己而不能虧待妻子兒女。妻子是位老爺老娘生的寵愛囡，貌可做宮女。老爹早亡，也沒跟兄長和長工在田地里干過活，連洗碗洗衣的輕活也幹得很少。只會讀書、繡花、唱歌、跳舞。到陌生的我家，環境生疏，語言不大通，生活習慣有所不同。三個子女整天繞膝，也勾不出點滴樂趣。口口聲聲認為自己是地主子弟，連累我被劃為右派而共同失去工作。今後該脫胎換骨，改過立新，彌補過失。心事重重，思緒萬千，無頭魂不知應該如何重新開始生活。我向她解釋：當年東磐支隊配合大軍解放東陽，接收東陽，成立了東陽人民政府，大小幹部都在政府里各任其職。南下幹部派進來後，就排擠我們申請辭職各奔東西，我才去部隊解放重慶。以此推理，右派是上面圈定的。

東陽曆代貧窮，慣以玉米為食，早晚都吃野菜玉米粉羹。子女們吃不慣，老是喊肚子餓。無計可施中，愛妻抱着天壓下來也不怕的膽量，獨自回金華要求將全家戶口遷回金華。到我的鄉里去遷時，鄉幹部因我是監督勞動人員，只准她帶三個子女遷回金華。後來，又以東陽老家無房住為由，要求金華公安局出函，通過東陽公安局的批示。鄉里才把我放回金華。

我們似落葉一樣從東陽漂到金華，赤手空拳，無立錐之地。馬不停蹄地找租房落腳，從南市街找到秋濱各村，被秋濱黨委書記李坤烈知道了，叫我們在鄉所在地陸村找，也找不到。這時碰到馬安山生產大隊長金善玉說：“屋小擠不死人，暫居妻媽家好了。”這樣就似乞如犯地寄居丈母家，買一把鋤頭起家，擔起了養育重任。

我起早摸黑，上山砍柴賣，下塘挖藕洗粉。粗活，細活，重活都學着干，練就一身硬功夫，能挑二百四五十斤的重物，雖底分被壓低，也不肯落後於他人，還是收入極微。可憐大兒子曉東沒錢上學讀書，天天趕出門外撿柴禾，找野菜，也不能給全家人溫飽，成為村裡的最困難戶，也甭想得到點滴救濟。

當中蘇關係吃緊時，隨軍的小姨從新疆還鄉，也暫住在娘家，看了我們的生活很窮苦，就對着我倆的面說：“惠賢！右派沒出頭，還是早離婚好。”我倆默默不語。丈母娘接了茬：“一線縫到頭，有出頭。”我暗自符咒：天靈靈！地靈靈！天地所賜的愛情是無價的！愛情是離子化合物，也就是說愛情是純淨物，不容任何其他的物質摻雜。真愛沒有歲月，不會過時。

妻子要自力更生，以十個月的工資351.5元餘下的一點錢做本，想想養雞鴨鵝豬沒場地，着手養羊，羊被灌木纏死；飼兔，兔逃之夭夭了；養群蜂，又被公社無償“公”走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日常開支告急，有口難訴。

想想自己的蔬菜種得很好，旺季有餘，就起早拿到地質隊去賣。因他們是吃食堂飯的，無人問津。於是我跟愛妻商量，我把蘿蔔送到城裡（十華里），沒有親友居住的溪下街居民院落里，馬上趕回隊裡出工，由她留下來賣。市場上三分錢一斤，我們賣二分錢一斤，賣不掉就按家挨戶送給親友們。豈料價廉物美的幾十斤白嫩欲滴的黃泥蘿蔔，人見人愛，不長時間就賣光了。而且交結了一戶新朋友。田螺

院子裡有位大媽，看她不像種田地賣菜人的樣子，無意中閒扯起來。原來他們是同病相憐的人，靠俞大伯賣田螺過日子，毛的每斤賣三分錢，剪掉屁股的賣五分錢一斤，非常辛苦。大媽叫她有貨就去，會幫忙兜售。初試告捷，壯大了她的膽量。

第 二次去賣時，我叫她邀俞大伯到馬安山開闢新天地。沒過幾天，俞大伯真的起大早趕到我家。我陪他到幾口田螺多的池塘去操作。中午，我炒了一碗蛋炒飯送過去， 他很不好意思地吃掉。這樣一來二往就結成忘年之交的難兄難弟。後來兩人碰面，他總要提起那時是困難時期，吃上一碗蛋炒飯是何等珍貴啊！

我的總工分做得少，定糧分不足，荒月不好度。我硬起頭皮向城裡的親友們商量，凡是家裡有暫時可以緩買的糧票，五斤十斤不限；還要求將買米的錢也借給我，待大熟分進稻穀，機成上白米送上奉還。這樣，他們吃膩了糙米，也吃上白米換個口味，使我們翻滾斗式地渡過饑荒。

有一天，隊友齊明德也是數一數二的困難戶，提起米無着落，我代他弄到80斤糧票，他們才能愉快地過個年。我拜服愛妻的眼力高明，拼死拼活把戶口遷回金華，金華的親朋好友多，得到大家的幫助多。

1959年大躍進期間,為了煉鋼,我被派到深山密林的里伍村砍柴燒炭。鋼停煉，轉派到山口馮與安地興修水庫，做宣傳員。

這時青海幹勁十足，大量招收內地人員搞建設。我應在青海工作的大弟來信，不加思索，妄想去淘金，脫離苦海。於1961年1月，逃離工地，回家拿了點路費和衣被到上海，轉乘直達西寧的火車，坐了七天七夜到達西寧市青海師範學院。大弟找遍了所熟悉的單位，都不敢私自招收人員。

我到西寧市外來人員中轉站登記，露宿包吃，日夜徒手搬運螢石礦。有需要擴工的單位要人，管理人員就拉出幾許人交付使用。

我進入青海省西寧鐵路局二處工程隊二工班五組做築路工。先後駐紮西寧和海宴兩地，新建與維修西寧至海宴段的青藏鐵路。正工長金某，浙江人；副工長虞某,浙江桐廬人；組長姓焦，東北人。每人領到皮帽一頂，皮大衣一件，皮手套一雙，毛皮鞋一雙及棉被一條等勞保品；鐵鍬一把，雙面斧一把和手推翻斗車一輛等勞動工具，以運土填築路基為主要任務。

住的是挖土三尺深搭建的篷帳，帳外挖個露天坑為廁所。每人享用木板床一張，按組編排，過着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

工程隊沒食堂，飲用水從河裡拉來，寒凍時破冰塊下水鍋，整天燒煤才能燒出三餐饅頭，以蒸鍋水代開水，洗用水就不供應了。主食為麵粉、粟粉，蠶豆粉做的粉糊和饅頭。蔬菜靠內地運進的茄子乾等乾菜為主，很少吃到本地凍豬肉，吃不到新鮮菜。飯菜以票證定量供應。大家的肚皮不一樣大，吃不飽的人硬餓肚子。星期天允許外出，進西寧飯店也只能買到鹹菜一客一盆，或買上一盆青海魚。

海宴縣僅建政府辦公樓、銀行、郵電局、電影院、飯店，能碰巧買到一元錢一小碗的羊血，就謝天感地了。什麼水果副食品等不見影子。這樣的生活，內地人一般都過不慣。

初到高原的我，對地理環境也難以適應，感到空氣稀少，徒手走上坡路，呼吸喘喘。全身披戴“戰袍”上陣勞動，往往力不從心。一天干下來，氣急敗壞，精疲力竭，大家面面相覷，誰向誰訴說？想起在水庫上做工時，做個宣傳員，悠然自得。就是農業勞動時也輕重活兼做，絕不會單純乾重活。臨時工每月工資35元，我餓死餓活地儘量節省也只能省下15元錢，匯給在家的妻兒四口人維持生活。怪自己當時不認真思考，何苦來哉，自討苦吃，悔之莫及。

西寧的氣候旱寒，常年無雨，靠雪山上的雪融水而成河，供人利用。暖季晨十時前無風燥熱，室外體力勞動者在陽光下可脫掉棉衣幹活。當老遠遠看到西邊有風沙滾滾襲來，大家趕快穿上棉衣，放下帽頁，戴上風鏡和口罩而迎接，沙泥還會罐進領口。冬季堅冰三尺，用兩面斧也破不下土，幹不成活。半軍事化的工程隊，還是要按時出工，凍也要在露天凍足鐘頭，才算干一天活。

一天，零下40℃多，早上出工，有位新工友忘記戴手套，走不了多遠，雙手凍痛，回到伙房烤火，一下子雙手的皮肉烤熟了，結果動了手術。我從家裡帶去一雙燈芯絨布棉鞋，星期天早上換上，到下午全裂開，不能再穿了。

湖北某老哥和我一起躲在穩風地山坳處糊時間，煙癮上身，托我幫個忙，代吸個火。他自己捋掉手套裝上煙絲劃火柴。當銅煙筒嘴插進我的嘴裡，嗤一下，我急忙抽出來，啊！舌頭被粘去一塊肉，痛煞我了，仍點不上火，抽不上煙，兩人哭笑不得。

剛到時，大弟教我不要說自己是右派。我想來想去，如果瞞着，一封調查信就暴露真相。明人不做暗事，就說白了，當時受到上級的假口頭表揚。不久就對我監管了，休息時間要做義務工。我以列寧教誨“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的真理，理直氣壯地頂住，就不強迫我做了。

按照取土的難易與運土的距離而定每人每日的完全任務，一般定十立方米，收工前驗量，超者奉獻，少的要插白旗。我天天拼命地完成了定額。一天，收工回營，虞副工長把白旗插到我的車上。我問他按什麼條件，明擺着完不成任務的有白某等人，我就把白旗丟掉，回營後焦組長私下誇我頂得對。他提及堂兄也被劃成右派，右派是好人。半途擲筆從事繁重艱難的體力勞動，受累受苦受人欺，天下誰人知！事後處處事事暗中照顧我，是我的大恩人。

不久，大躍進餘波熱的青海形成財政赤字和糧食供應超負荷，來個反動員民工還鄉。我暗自高興，巴不得早日離開。呈上申請，領了還鄉費，豈料一位姓孫的民警護送到金華，他們填錯了現住地址，送到東陽。巧碰各單位提早準備過春節，無人辦公，竟不明不白地把我塞進東陽縣拘留所，拘留了一個半月。又不明不白地轉送金華縣拘留所，又拘留了一個半月，才不明不白放我回家。我又氣又餓就生了一場大病，全靠妻子耐心地護理，痊癒較快。在東陽縣和金華縣被拘留，才離家十華里路，我都沒有向父母和妻子透露一點壞信息。村里人只知道我外逃，不知我被拘留的事，不加追問，就歸隊勞動了。這個保密效果很好，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把我弄成勞改犯，少吃苦頭。

時隔十九年，接到金華縣公安局來函，要我去一下。已成年的孩子們慌了神，怕我出事了。我心裡有數，解釋道：“沒做壞事，肯定是好事。”到了公安局，當場叫我寫份控訴書。1979年12月8日，金華縣公安局下文件，內容如下：鄭明桂同志於1961年1月至3月，為右派分子外流而被拘留審查。經複查認為“鄭明桂同志為右派外流，在遣送回原籍時拘留審查”是不當的。為此，經研究決定，宣布給予糾正，恢復名譽。

1961年秋天，兩位統戰部的幹部叫我回去教書。工資降到最低數，妻子兒女們的戶口仍扔在農村，這點錢僅夠個人糊口，他們就得掛起來餓死。愛妻說鋤頭三尺長，翻倒半年糧，種田萬萬年。我嚴詞而拒，寧可捆死在農業上，也不仰面求乞。種田了，多一兩個孩子也養得起，解除節育，又生了一個男孩，其樂融融。

愛妻掉過碼頭轉過駝，儘量減少臨時爬壁的困境，借張草鞋床做草鞋。做得精細結實，三分錢一雙現做現賣，賣掉兩雙得六分錢，可買回三盒火柴，賣掉十雙可買回半斤豬肉，全家打個牙祭。做草鞋非常損手皮，收入低微，就向三姐夫借來80元錢買台縫紉機，自學成裁縫師，上門打工，做到東陽，直至文革時禁止外出為止。一氣之下，不聽我的好言勸阻，鼓起勇氣赤腳下地勞動，每天評上三個工分，稍有不盡人意，就得低頭落眼地受人嘲諷。但任憑雨打日曬，天生麗質，永葆細皮白嫩的肌膚，人人咋舌。

多虧頭任大隊支書鄭洪順牽頭，好友金汝海的無償借錢資助，買起了一間半樓屋和有圍牆的三間房子的空基。從丈母家搬出來，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獨自動手搭起了 一個不可想象的簡陋的茅鋪，要低頭彎腰出入。雖愛妻罵：“死不着的東西，毛手毛腳做起來，眼睛都要刺瞎。”還是積極堅韌地大顯身手，餵養家禽家畜。看見一隻黑母雞生了一陣子蛋，不趕不肯離蛋窩，不停地“咯嗒！咯嗒！”翎毛一豎一翹，開始戀孵了。妻子萌發孵小雞的念頭。

頭腦有點墨水的妻子，知道農村里作興以孵小雞的成敗而論家運吉祥。這是自己出娘肚皮後的首次嘗試，決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一定要討個彩頭。於是鄭重其事地拜鄰居阿寶老太為師，虛心請教。先做個舒坦的孵雞窩，鋪上草蓆片，以利於母雞孵蛋，使各蛋溫度均勻。然後向飼有雄雞的左鄰右舍借調來16只當天生的蛋，晚上仔仔細細地落窩。

妻子每天從全家人的口糧中省下一把米，定於傍晚給母雞放食，總是吩咐着：“孵兒吃白米，輕腳輕嘴。”黑母雞好像滿通人情，每次吃飽白米，喝足水，拉了屎，就乖乖地跳回窩，孵得很認真，經常聽到黑母雞用嘴“簌簌簌”翻蛋的悅耳聲。

第七天，在阿寶老太的指教下，對着燭光照蛋，個個蛋內都顯有紅絲狀。第14天又對着燭光復照時，個個蛋內都有雛雞的雛形。阿寶老太說：“每個蛋都有雛，家運真好。”第20天晚上聽到“嘰！嘰！”的雛雞叫聲，有的雛雞搶先戳殼，想破殼而出見世面了。妻子欣喜得夜不能寐，耐心地照料着。凡有雛雞破殼出來，就馬上撿掉蛋殼，把雛雞放在上面，不斷念叨:“輕腳輕嘴。”毛茸茸的雛雞宛如兩團組合的黑絨球，小球上圓溜溜的兩隻小眼睛又黑又亮，十分有神，非常可愛。

出來一隻是黑的，出來一隻又是黑的，當第16只面世時，孩子們手舞足蹈地喊着：“啊，全是黑小雞！”不料阿寶老太不吭聲了，妻子的神情也有點兒沮喪，我連忙說：“這是一帆風順的好兆頭！”大家才放聲大笑起來。

過了三五天。黑母雞率領“黑色兵團”進軍戶外，行人們見了，非常羨慕這窩今古奇觀般的清一色的小雞群。

從此，妻子年年喜愛孵小雞，年年孵得很順利，而且喜歡做人家的義務輔導員，也喜歡無償幫人家孵小雞。

憑藉孵小雞的成功興趣，又請教農校老師指導科學知識和技能，試探着養豬娘生豬崽。利潤較多，經濟上慢慢周轉起來。添農具，辦家具，生活有所改善。人世間的事，窮了讓人瞟白眼，稍富點啦，又讓人眼紅——真是做人難，難做人。

另類臉譜的後任大隊支書金善修，整掉鄭洪順而篡位，與金兆湘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竟在大會上宣布我妻是反革命分子家屬，漏劃地主分子，子女為地主子弟，從群眾大會中趕走。把四類分子會改稱為五類分子會。給予我倆批鬥、示眾、遊行。萬惡的痂子治安主任金兆湘癩痢頭撮着一根辮，吃層削層，屢屢刁難，連買了豬崽也不付錢。在村內街上碰面時，竟拍拍我的頭嘲諷：“你半邊是貧下中農，半邊是右派，真難管。”啊！頭腦，頭腦，七分神道，怎讓人侮辱。我馬上以拳腳還擊，並大喊：“兆湘烏打人。”當眾要拖他到公安局去評理。弄得他灰溜溜地回家去了。且激怒愛妻衝進他家拍桌子大罵：“你這個幫地主家收租谷的狗腿子。我的明桂比你的出身成分和貢獻都要好。欠我家的錢快還來，否則要到法院去告。”真是有理翻得太公桌，他啞口無言。惡狗傷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正在開五類分子會時，兆湘烏要我站到前面去。我大模大樣的走過去，看他要施什麼惡計。未待我站定，事先竟唆使有神經病的洪儀倌衝進來，擄起一根棍，對着我的左腰打過來。我眼疾手快，順勢奪過棍，高高舉起來，高喊：“再來吧！”愛妻大聲疾呼：“打傷了要養我們全家人。”他火速夾着尾巴逃之夭夭了。第二天，愛妻買了一張狗皮膏藥把我貼起來，不出去勞動，要他賠傷藥費。洪儀倌不得不請人上門討饒求情。

我常對金善修抗辯：一次兩次都算你大，是人抬人，是忍讓。你經常楊柳球捋過頭，做到政策以外去，不要以為我不懂法律政策，睡獅是要怒吼的！何況我被錯劃右派後，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問題，我倆給中央、省府、市府、縣府各有關部門的函訪和親訪的次數很多，當官的都好言勸慰。只要不違紀犯法，決不會再加罪於我，只是無能為力糾錯罷了。對天高皇帝遠，用土法含沙射影隨心所欲地炮製的政策，拿不出真憑實據，我倆是不會再參加四類分子會議的。我原不吸煙，愛妻私下買來香煙。每當受不講道理的批判後，要我嘴叼香煙，抬頭挺胸，直腰走方步，大模大樣若無其事地走進群眾中去，表明不會隨便受人主宰的。

豈料兆湘烏大概想起我倆長時不去開會了，心裡非常氣憤。一天，吃過晚飯，我們全家人在一起聊天尋開心。忽聽門外有兆湘烏的喊聲。兩個兒子應聲衝出門口，看見他拿着一棍繩索，想來綁我倆去開會。兩人同心合力勇氣大，奪過繩索大喊：“先把你綁起來！”我跑出門口，不得不做爛好人打圓場：“兆湘烏，晚飯酒喝醉了，趕快回家休息吧！”從此全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我們的文化小革命勝利啦！讓這些無法無天的惡作劇永遠讓後人唾罵吧！

那時村造反派頭兒王樟奶，僱農，性情順和，自己苦苦地練就了一些文化，和我一樣任生產隊的記賬員。我主動教他記賬與造分配方案及結算。

民兵隊長王瑞牛是我內侄的牽牛夥伴，從小就“姑父，姑父”的，很親熱。他對我說：“可惜頭上戴點官帽，否則早出來打抱不平了。”

我當過村夜校的老師，青年們和我共處甚篤。民兵何青看到我多次被戴高帽，就把我的高帽摘下來，隨手拋掉，喊着：“不戴他媽的臭帽子！”

一天，兆湘烏用紙板寫上“地主分子金惠賢不老實”的牌，掛到愛妻的脖子上，拉到樟樹下的大路邊示眾。過往的婦女叫着：“姑婆！你沒做錯事，站站不倒霉。”另一位婦女接了茬：“倒楣的是要她站的人。”

隔壁的金蓮妹，不知借勢還是受唆使地前來無理取鬧，大家知道了，民兵陸繼德和邵水牛前來批評她，才息事寧人。

愛妻是富家閨女，傳統道德觀念很強。具有“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濟人之急，救人之危”的美德。在校時墊付困難學生的書簿費和學雜費，還不還不論。自己窮了更憐恤貧人，過年過節邀請金錦棠和婷婷等孤寡老人來吃端午粽、夏至餛飩。凡碰見小孩就贊其漂亮、聽話，要他們叫聲“姑婆！”有糖果時就送給他們吃。孩子們放學回家路過我家門口，齊叫“姑婆，姑婆！”弄得她哈哈笑得回應也來不及，只得連答：“好，好，再見！”凡有親友們上門來，就搶手拌腳地只怕款待不周。有禮品捎來，值一分錢的，下次定要送回二分錢的禮物。

我倆做到對富、強者不捧，貧、弱者不欺。相信十年大水東，十年大水西。富不會世代富，窮不會窮到底。明中去，暗中來，陰溝泥也有翻身的日子。人，只要坐得正，站得直，周圍有群眾，惡狗就傷不了人。金善修呀！那次謊害我們的兒子偷棉花，後來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竟裝聾作啞。我們還沒有向你算賬呢！

經過含辛茹苦的經營，初步形成一個家的雛形。時間流逝，兒女們成長也快，就到了嫁娶時期了。多愁善慮的愛妻，又日夜掛在心頭，要起三間平房把媳婦騙進來。資金缺口很大，愛妻就厚起臉皮出信暫時借錢。她的外甥們將錢送來了，我的兩位胞弟把錢匯來了，喜出望外地計划動工。先由我和大、次兒子像喜鵲造巢般地進深山偷買、背回被管的私人黑市木料，用泥土築牆，造起三間平房，走在全村的前列，打好了嫁女娶媳的基石。看見用雙手製造出來的快樂，就會喜事連連，令人稱奇。

歲月催人，對所蒙恥辱略有淡薄。1978年4月吹來了糾錯風，整整20年啦！人生有幾個20年！悲喜交加，難分酸甜。四月份我倆被各校邀回代課。我的知識基本都還給老師了，又丟鋤執筆，擔重千斤，只有死記硬背地搶救。不久，通知全市18個右派去糾錯，把我的工資定為33元， 比原來比我低的老師還要低幾級。且花言巧語地說是通過走訪家訪才定下來。這根本不符合糾錯政策。下半年糾錯辦成立，主辦人是錢森祥，是那時上台宣布開除我的團籍和工會會籍的，這次須徹頭徹尾，實事求是糾錯。在我的糾錯書上是“在反右整風運動中，沒有說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右派是錯劃，給予糾正。”可見當時的吃人做法，何等毒辣。一些人由於辦案人“怕痛”，一次又一次地割尾巴。糾錯後得知我支隊在金華供職的施姬周，戴成鰲，許維星，厲仲民，胡馨都是右派，的確是圈定的。極左決策失誤者呀！你催毀掉多少輝煌的青春和寶貴的生命！

有的有點文化不知內情的人，還是戴着有色眼鏡對右派看扁，好像糾錯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區校會計倪鬥文看我的工資比他還高而不服氣，要傳我去說明情況。我對校長項深海說：“按文件辦事，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肯。”剛調來的校長池秀蘭，春節擅自不登門慰問，愛妻趕到辦公室責疑，不得不乖乖認錯。我倆忍氣吞聲，低頭落眼過了20年，該揚眉吐氣了，誰觸犯了我倆的聲譽，點滴要維護。

愛妻於1980年10月得糾錯，為了讓次子鄭曉雷頂職，火速辦理手續。我於1983年， 領導為了身邊可帶幼子鄭小端，突擊辦理離休手續。按理說退下來可享清福了，而由於政策的忽左忽右，辦案人的我行我素，我倆還有兩個屬供應戶口的子女得不到糾正，煩人事頻出不窮。豈料政策的多變，離休幹部方文獻自己的子女都有正式工作，連後妻的農業戶口女兒也可帶上去了。真是人比人氣死人，仍背了子女債，只有天曉得。怪自己生不逢時，今生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是宿命論，只有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時才能起到安慰的一點作用。人生在世，誰都追求生存，理想生存得越幸福越好。隨着時代的碰撞，一個人的心靈世界所表現的喜怒哀樂各不相同，箇中滋味別人無法領會。為了掃除愛妻多思善慮、操勞過度、日積月累的心靈中的一些塵埃，兩人先後遊覽了本地各景點和普陀、廬山、長城、故宮等名勝古蹟。到了北京住在我的同學金方庭的家裡，出遊方便。愛妻對故宮琳琅滿目的珍寶，獨具鍾情，先後參觀了十次，尚未盡餘興。

不知不覺中老伴老了，變得健忘了。只有說起往事時頭頭是道不會出差錯。一接觸到眼前，往往前說後忘記。一件事情她會一問再問，我回答得口乾舌燥，她還是記不住。日常的用品東拿西丟，有時候擺在她眼前也看不見，還要高聲喊叫：“老伙快幫我找一找。”弄得我哭笑不得。有時候我懶得起身，就簡單地回答：“放在老地方嘛！”可她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就發火：“我又不是撒嬌尋開心，老地方，老地方，用這點力氣直接來拿一下，我就不用枉兜圈子了。”

為了她這健忘症，平時我只得經常多做眼明、耳聰、手腳勤快的“密探”，把她隨手用過的物品有條不紊地物歸原處。

藏寶容易探寶難。有時她小心翼翼地把錢放到自己認為最安全的“寶險箱”里，結果兩人翻箱倒櫃也是找不到，只有耐心等它有一天能水落石出。

有時候我對她說：“我總不能做你肚皮里的蛔蟲。”兩人對視而笑。笑後她嘆道：“唉！我沒腦筋了，你先死的話我一天也活不了啦！”我安慰她：“心寬增壽，常樂長壽！”

健忘的老伴到外面去洗衣服，洗好了，站起來屁股一滑就回家，一次次丟小凳子。有時感到可惜，會按戶去訪找。有的好心人會代保管或送回來。叫她不要出去洗，為了省水又洗得乾淨還是要出去洗。我要去幫忙，又說有老婆的男人去洗衣服，豈不成笑話。直到她到衣服落水就撈起來算洗過了的地步，我背地裡重洗，還要表揚她洗得乾淨，她還不知實情。

素來閒不住的人，被病魔暗地裡折磨得做縫紉時不會計標尺碼、畫圖樣，各式各樣的美觀舒適的布鞋也不會做了，只有拿只墊好的鞋底走街闖戶，邊聊邊納幾針，顯示自己還能幹細活，免得人家對面說她笨蛋。凡鄰居提及痴呆，就悶悶不樂地回家訴情，再也不會去那家了。

老伴也意識到自己該多動腦子，提出來要跟村友們玩牌或搓麻將。我想方設法買到了這兩種牌，請王樟奶上門傳授玩法。我比她先上路，再繼續教她。又請另外老婦們上門邊玩邊學，二元錢刨底，她只會輸不會贏，又心痛鈔票了。我說：“拜師學藝，總得交點學費。”她也聽不進了。又提出要和家裡人玩麻將，這就得連媳婦和孫子們也學會陪她玩。我在她的背後做軍師。她贏了，非常高興。不久，她的眼和手的動作太慢，又不肯玩了。

無事消磨時間，腦子更糊塗，有時出現幻覺了。看到我打開衣櫃，會當成強盜搶收東西，邊喊邊打過來。黑夜高聲大叫有壞人來殺她，爬下床就逃，我起床跟在她後面勸說：“現在是我們的天下，誰敢無理。”白天稍不留意，會逃出門去找不回家。還好我在她的衣袋裡裝上卡片，還曉得掏出來給別人看，好心人把她送回來。於是每逢出門都拉着她的手並肩走，看到街邊的樟樹要問我這是什麼樹，路上聽到鴣鴣的叫聲，又問我是什麼鳥的聲音。有時拉她朝東走，她會甩掉我的手向西走。我再去牽她的手，就會當眾打過來，還說她走的方向是對的。對她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舉一動，都要不遺餘力地給予體貼呵護，妄想愛情喚醒她的愛，愛定有回春之力而創造奇蹟。

老伴的記憶力一天天差下去，是否是痴呆的先兆，引起我的警覺。經檢查是嚴重高血脂症，頭暈眼花記憶力差，經多次住院也不見好轉。一次，我在報上看到複方丹參滴丸也能治高血脂的報道，就給她連服一年左右，她的頭不喊暈昏了，記憶力還是繼續滑下坡。再經複查，高血脂卻奇蹟般地痊癒。可核磁共振顯示已腦萎縮，痴呆了。天哪！這是不治之症啊！要醫也只有死馬當活馬醫了。有人就有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不惜花錢就醫，只求能減輕痛苦，延長壽命也是希望與驚喜。

大家都說痴呆是無可救藥的，死馬當活馬也要醫。聽說誰好就求誰醫，哪種藥能治就服。金華市中醫院神經科胡浩宇主任的中藥，自1999年3月4日至8月7日吃膩了才止。1999年8月12日換服西藥哈伯因與歐得活腦素（深圳萬基有限公司，國家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強化記憶活腦膠囊）。2000年8月1日

同學施一鳴和胡晉，都是製藥工程師。施一鳴痴呆多年，當我知道後去看望，已不會說話，由保姆一口一口餵食了。胡晉說痴呆無藥可治，只服用其他病襲身的藥。老伴於2001年4月9日起餵食，怎能任其自然讓痴呆奪走生命。我經常反芻愛情浪漫，品嘗愛情中的山珍海味，矢志不改，不斷增加愛情的投資，使其感受愛的偉大！幸福！快樂！古話說：“七分靠已，三分靠科學”的護理，傳達出的是愛，是體貼。親情是良藥，如同母親擦洗嬰兒的身體，為的是恢復原來的容貌美麗，讓其舒舒服服，乾乾淨淨，輕鬆自由，減輕病中生活的痛楚，死也要死得輕鬆安祥。

當老伴尚有思維記憶時，常當眾講“明桂，你是好人。我的腦子沒用了，要讓讓我。”我聽後次次都心如刀絞，欲哭流不出辛酸淚，只有點頭示意，深感心靈的愧對。我不會忘記，老伴與我同舟共濟同甘共苦幾十年，無怨無悔，終身補償不足為奇，老伴安心養病吧。

老伴的病情滑下坡，個人的護理力不從心，照顧不周，害老伴在房門口摔了跤，引起點滴腦溢血，住醫院治療。就決定大媳婦朱燕琴長住服侍，由我作助理。由於加上七病八病的雪上加霜，先後各患一次左右小中風，臥床不起，不會說話。假牙掉光，只能喝粥。又有輕度糖尿病和癲癇症，護理要察言觀色，每日記錄各種病情的發生情況，大小便的時間與次數，時刻不能忽視。

自2002年10月19日發癲癇很兇起，隨後病情輕重不等約每月平均4次，有時一日4次，最長時間一次發半小時以上，服用苯妥英鈉。以主糧加十來種雜糧和補品紅棗、蓮子、白果煮粥，不斷選擇間換有益水果，治好糖尿病。

她還常在這裡那裡弄破皮膚，就消毒患處，敷上藥粉，搽上龍丹紫藥水使其結皮，再用吹風器常吹，就很快好了。竟折服醫生護士來向我們學習。

有友人問我近來如何自我鍛煉。我說：“我有老伴作活的運動器具。”每日按時給老伴捶腿拍背擺動手臂，整天呆在家裡，不須參加其他任何活動。日積月累，我們得出科學護理方法，就是根據老伴自己擁有的生物鐘，加以培養鞏固，按時吃飯吃水果、打針、服藥、大小便，這樣，她自己到時候有所舉動表示出來，告訴我們要幫其做什麼了。雖不會講話，屎尿也不會拉在床上，親友來看望，都樂意坐在床前。孫女們來了，喜愛躺在老奶奶身旁親一親。潔白一身，令人喜愛。醫生夸國家的國寶是熊貓，我家的家寶是老奶奶。護士常會來摸摸奶奶的臉蛋，贊其真可愛。老媽呀！大家都疼愛，該長命百歲啊！

醫學無回天術，馴服病魔，常靠精心護理也不能久保生命。按病情判斷癲癇、噎死、痰閉是對老伴的致命威脅。單憑老伴的心臟好，腸胃好的有利因素所孕育的一身肉彩，就是斷口幾天也無妨。2008年11月19日 下午二時還扶她坐在輪椅上，好端端地餵下中藥，三時半餵食彌猴桃，下午四時扶上床，都沒有異樣。豈料下午五時左右大咳三聲，琴媳婦聽到後說有點不正常。我說每天都聽到咳次把。嘴上說可不必在意，還是摸她的腳和手，用臉頰貼她的臉頰，感到她的全身都熱呼呼。並說：“再睡一會，就餵你吃晚飯啦！”過了數分種，琴媳看她臉色不正就大喊：“不好了！”我立即為她做人工呼吸，火速叫來小兒夫婦和救護車，送中醫院搶救。豈料心力衰竭做了元兇，她的三聲大咳是“我去了！”的永別詞。就像毫無痛苦的睡覺一樣地走了。我率兒媳們共同心慌意亂地揩洗她的玉體，換上嶄新的壽衣，沉痛地送她走上不歸之路，到那極樂世界。

失去愛，更懂得愛情的珍貴。老伴是寵子囡，屬福娃，出生後就與親娘同床共枕墊娘的手臂睡，還要娘抓癢。和我結婚後也要求我同樣體貼。我於2005年10月左腰手術後，不能上大床里壁睡，只得以簡易床鋪到大床邊日夜侍候。沒有看到她的身影，心裡就覺得空蕩蕩的。如知道要永別了，我爬也要爬上大床，共枕墊臂美麗地睡上一陣，這使我後悔無窮！她在那冰雨暴雪中理直氣壯地說“離婚就證實你是壞人”的話，拯救了一個家，具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凡俗人中偉大的賢妻良母。她給我的恩情無以言表。但願來世再修成夫妻，恩愛更恩愛，永不褪色。

我說：“你是角，我是角，有時你的度數大，我的度數小，兩角相依相偎成互補，締造心靈不設防的平角，一線到頭。”

試問老伴：“你走了，我還在，算不算一線縫到頭，永遠活在我心中？”

                                              2009年元宵節

附：鄭明桂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