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6期

2010年5月5日

（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目  录

杜  光：坚持“两真”  为民先锋

——2010年2月26日上午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 2

辛子陵：2010年春节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3

若  冲：静海斜阳里  清风似故人………………………………………… 20

丁　弘：告别悲剧——忆南通日报社三位总编辑………………………… 21

纪增善: 燕遯符：迟报的新闻 ……………………………………………  25

铁  流：还历史本来面目——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27

韩三洲： 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 35

邹  媛：摘帽右派群体在文革中的一次理性抗争………………………… 45

方影竹: 右派大校蔡铁根　赤胆沦为文革鬼………………… …………  51

牟传珩：抗战大律师牟其瑞的右派人生  ………………………………… 54

陈  更：一个以山作墓的刑满右派  ……………………………………… 56

郑明桂：一线缝到头  ……………………………………………………… 59

易善学: 唐长春：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   85

汪廷奎：导师赋  …………………………………………………………… 72

胡显中：直笔写信史，信史昭后人《千秋功罪毛泽东》评介 73

易善学、唐长春：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 76

刘凤麟：旷古之冤谁忏悔谁买单…………………………………………   78

汪庭奎：一项重要的建议 ……………………………………………  83

友谊回声：

李敏 (中国科学院 )  章坛(江苏)  柯林(桂林)  易善学  熊习礼(雅安)  程世光 (重庆市)  张建华  孙正荃   高国发(吉林)   刘利华(北京)  方刚  刘 芳  岩石  张海波   郭振乾(新疆）  刘真（河南郑州） 廖伯偕（湖南省)  陈世泽(云南泸西县)  金凡信(北京)  宋才(洛阳) 邓威(湖南邵阳市)  熊旭(重庆市九龙坡)  

坚持“两真”  为民先锋

2010年2月26日

                     杜   光

《炎黄春秋》经历了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2009年，不但没有被风雨刮倒，被雷电击倒，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读者队伍继续扩大，这是很令人高兴的。

《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在舆论导向的夹缝里蓬勃发展，我认为主要得力于两个“真”字：真实，真理。

从“炎黄春秋”这四个字就可以判断，这是一个以历史为重要内容的刊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表现了几位忧国忧民的老人和中年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的需要。当代的中国历史，就官方的正史、党史来说，在许多关节点上，或隐瞒，或伪造，老百姓都无法相信。他们希望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官方却总是讳莫如深；三令五申，这也不许讨论，那也不许批判。现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许多揭示历史真相的文章，介绍真实的历史细节，当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一书提出，史家应当具有史才、史学、史识，清朝章学诚还加上史德。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把史德列为“四史”之首，而史德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真实，也就是忠实于历史的原貌——事实怎么样，就怎么样记载。所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编”里说：“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歌颂了好些正气凛然的历史人物，列在最前面的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太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代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为我国的历史，树立了真实地记录事实的榜样。《炎黄春秋》继承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引领了求真求实的社会新风尚，成为讲真话的典范。这是它受欢迎、能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坚持真理。除了揭示历史真相的文章外，《炎黄春秋》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性的文章。探讨理论是为了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宣扬真理。当代社会最需要的真理是关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人权的理论，这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至理名言：“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我们“经过民主主义”了没有呢？没有！毛泽东自己违背了他的至理名言，远没有“经过民主主义”，就发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又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是用独裁专政的专制主义，取代了刚开始走第二步的民主主义，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六七十年前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任务完成了没有？没有！现在国内的帝国主义是没有了，地主阶级也被打倒了，但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可以说比六七十年前还要严重；十多年来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剥削起老百姓来，比当年的官僚资本主义还要厉害。这个严重的社会态势表明，我们还必须再经历“经过民主主义”的过程。怎么经过呢？就是要用民主主义取代专制主义。说得具体一些，就是用完善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用文化自由取代专制性的舆论导向，用社会平等取代两极分化，用民主政体取代权力不受制约的专制政体。只有完成了这个“取代”过程，我们才可以说是“经过”了民主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炎黄春秋》刊登讨论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和普世价值等方面的文章，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体现。

话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指出，社会上许多批判专制主义、宣扬民主自由的文章、著作、建议书、公开信，其实多数也是在论述如何“经过民主主义”，因而也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他们正因为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才把他们的研究所得，写成文字；而境内媒体禁忌太多，在舆论导向的压制下临深履薄，不敢发表，他们只好送到互联网上或在境外的报刊上发表。应该指出，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经过民主主义”的积极分子，应该受到鼓励和表扬。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其中却有许多人被认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了徒刑，关进监牢。这是非常荒唐的！其实，如果一定要用“颠覆”这个词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是迟早要被“颠覆”的，迟早要转型为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于由谁来颠覆，是执政党自我颠覆，还是由别人来颠覆。据我了解，许多专制主义的批判者，包括刘晓波在内，都是希望执政党能够自我颠覆；颠覆自身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进步的、清廉的政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主主义的变革。因为这是社会震动最小、成本最低的“颠覆”方式。如果当政者也能够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个立场上来的话，就应该欢迎他们的文章和建言，把他们引为“诤友”，并且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共同为顺利“经过民主主义”而作出贡献。可惜，我们的领导人见不及此，我们也无奈他何。这是一些题外话，不多说了。

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坚持“两真”，说真话，讲真理。在“经过民主主义”这个历史大潮流里，成为坚持“两真”的中流砥柱，开辟民主主义道路、引领民众胜利前进的先锋。预祝这个月刊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0年春节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辛子陵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做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

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   

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 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 。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附注：

1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数据。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7 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

8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

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11  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12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

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 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 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14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联谊报》2010年01月02日。15 《黑龙江省富锦市10镇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

16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7《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 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

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8 张岐明： 《从两对投江自尽的夫妻所想到的》， 2007年05月17日格林尼 治标准时间11:09北京时间 19:09 BBC发表。

19 贾  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20 陈志武：《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见2009年2月14日《经济观察报》。

21 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22 吴睿鸫：《国企上缴红利应让老百姓受益》，2006年12月7日《燕赵都市报》。 23 引自1994年9月13日

静海斜阳里  清风似故人

写在南通图书馆创办90年、重建50年之际

若  冲

老卫校里面有一块很大的高地，地基高出周边约有1米多。这里曾是东岳庙所在，90年前，张謇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这里，抬眼望，一座陈旧的小楼也在看着我们。它似乎老朽羸弱，但气势未灭，令人敬畏。这座图书馆楼的设计者据说是孙支厦，建成于 1914年初。

张謇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上书清廷，建议设立公共图书馆，但未得到重视。南通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据史料记载，当年有藏书室16间，阅览室3间，编校室4间，延客室2间，等等，共70余间。最初藏书 10余万卷，其中大多数为张謇、张詧兄弟所赠。张謇担任名誉馆长，聘翰林院编修、如皋沙元炳为馆长。张謇逝世后不久，南通图书馆并入南通学院。在南通沦陷乃至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图书馆一直关闭着，不对外开放。

1952年，市政府决定重建市图书馆。据说，来自省城的指示，图书馆必须办在工厂区，于是市图书馆就设在工业重镇唐闸，馆舍局促。这种尴尬并没有持续太久，1957年，图书馆终于回到了主城区，即现在的馆址。当时的图书馆用房由张謇的后人捐赠的葫外楼 （张孝若的读书楼），加上另外几十间平房组成，使用面积近1000平方米。

度过了“文革”，市图书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新大楼落成，1983年，古籍藏书楼——静海楼建成开放，至此，图书馆使用面积达到4500平方米。

好久没去静海楼了，这次是为了寻觅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踪迹。王子昌，本名范恒，出身于南通一个著名的诗书之家，早年投身革命，曾任南通日报副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在市图书馆工作过三四年，编写的上万张古籍书名卡片现在还在使用。他当年的一位同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古书库不可能生火取暖，我看见他一个人埋头整理古藉，编自制卡。他将一本一本的古书翻过去，将和南通有关的书拣出来，列入地方文献。有时冷得吃不消，他就走动一下。他在古籍组的时候做了很多工作，将原来的古籍经、史、子、集的编排改成按四角号码检索，编成了南通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将卷帙浩繁的古籍编成了子卡，便于查找。他勤奋，效率又高，所以很快就将古书库整理得井井有条了。”另一位图书馆干部告诉我，王子昌还查阅地方史志，编写了一份《南通自然灾害年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欲在崇明岛建发电厂，到我市查找长江口历史上的风、潮资料，看到王子昌编写的年表，对方说，电厂烟囱抗风力的设计有了依据。而此时，王子昌已病逝七八年了。

张謇时代遗存的图书馆楼就在静海楼的南面，曾长期是南通卫校的办公楼。卫校已迁走快十年了，还有部分职工住在老校园里。这座年近九旬的小楼里，据说也住着两三户人家。白天，人们上班去了，静悄悄的。夕阳温柔，清风徐来。

翻开图书馆为馆庆编印的纪念画册和《静海文丛》，抚今思昔，感慨不已。多少前贤为南通的图书馆事业奉献了心血啊，他们传承文化，利在千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南通各项事业的进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我市已决定投入巨资，建设南通市图书馆新馆。那又是一块新的高地了。

告别悲剧

忆南通日报社三位总编辑

丁　弘

在《南通日报》创刊47周年之际，老友重聚，欢声笑语。我又想到久久淤积于心的一个题目：《三位总编辑》。他们互相蝉联，一个个命运都不好。且他们之间又依次制造着悲剧。这是怎么啦？是他们的品质、人格所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三位和我都有特殊的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样的缘分的人是不多的。我对此怎么不有感而发呢。

三位总编，历时30年，这是《南通日报》史册的长卷，似又不仅是报业的历史。事情已经过去，正因为如此，谁也不可能去改动它了。对过来人，是“不思量，自难忘”；对年轻的朋友来说，最好也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人无以割断历史。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王子昌(范恒)作为地下党员来到苏北解放区。上海地下党的交通站把我也送到这儿，因此相遇。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战役)之后，百万大军挥戈南下。我们作为接管新区城市的干部，随军南来，一路又恰在一个队列之中。他很会讲故事，说笑话。“老王再讲一个!”他是有求必应。我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他的幽默和风趣，他经常把大家说得捧腹不止。

入城之后，我在报社。不久他也调来，任总编之职。有些年，总编室是三张桌子，王之外有杨卓如同志，他是副总编、支部书记。我作为专职编委，是他们的助手。按当时的规定，“编委会”是报社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起保证作用。

王是一位学者型的总编，勤奋好学，性格豁达大度。几十年，在我接触到的同志中，他是认真读《资本论》的第一人。上世纪50年代就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类的问题，并有专著。他还热心推广世界语。1957年，这位最认真学马列的人，被错划为右派。其突出的“罪行”是提出了“报纸具有两重性”的理论观点，认为报纸既有党性又有商品性，因此，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反映群众的呼声，做到喜见乐闻，为读者服务。这被认为意在以知识性、趣味性否定报纸的党性，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党”！他还认为在党报之外，应办“同仁报”，把竞争机制引入新闻事业，这样才有蓬勃的生机。这都是因独立思考而形成的超前意识。他成为右派还有诱发因素，那就是他对南京来的领导干部，没大没小地提出批评意见。不外是说了“你们工作作风不深人，希望你们经常来”之类的话。运动开始后，这位领导同志一再打电话给南通市委，说：“此人怎么不是右派！”天真的王，当时不知道“权”和“理”哪一个重要。只认革命原则的死理，总觉得要按党的教导“为真理而斗争”。

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解除职务，在会上王不服，高呼“20年后又是—个共产党员”，声震屋宇，令人肝肺欲裂。这又证明是“极右”。果然，20年过去，他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预言实现了，可是他已拿着党证去了马克思那儿……

他在世的那些年，对他和他的家庭是苦难的岁月：因为他处在非人(民)的另册。夫人瑞荷同志长于歌咏，有一年，“五四”有盛大的游园会，她登台高歌一曲，嘹亮婉转，余音经年不绝!老王划成右派之后，她的歌声消失了。我发现她居然低头吸烟，一支又一支，一年又—年！老王在工厂被监督劳动，因为出了工伤事故，被安排在图书馆打杂。他利用这一机会著《匈奴史》一书。右派还写书，被认为是不服罪。“不能给他放毒的机会！”于是再放到工厂去劳动改造，至于著作，终成废纸。

在漫长的改造岁月里，要定期汇报社向领导递上“思想汇报”。每次来，站在台阶之下，听取杨卓如同志的训示。报社没有人跟他讲话，不敢讲，这有一个立场问题。许多年，我和他四目相遇，彼此没有表情。因为我在“人民”之中，他在“人民”之外。我不时想到“压迫别人的人，自己也没有自由”这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其实，我和王有很好的共事关系，他对我器重关怀，突出的事情是推荐我去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调干生的名额，南通只有一人。我到校之后才知道，地方报纸都是“总编”去的，他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我。

“文革”中我下放农村，一次回城，不料城里“红色恐怖”更趋严重。抓“五一六”反革命，密封隔离，严刑拷打，又有升级。例如一个中学，半数以上的教职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此可见一斑。有的朋友看到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没有事快些走！”时至黄昏，我还是去了寺街，看望一下王子昌。他看到我，感到意外，感到惊讶，感到沉重，当然想到“汇报”的问题……那是一个凄苦而罕见的场面。我在《流年回眸》一书中有所记叙。这儿所以提到，因为这是我们的永诀。是“上帝”的安排吗?他的两个孩子落到我所在的公社生产队。这样，我终于有一个理由，最后和他告别……

杨卓如同志主持报纸工作的时间很长，提起来，有人说他“左而在位”；有人说他“在位而左”。我看都是有根据的。他当总编辑，同时是总支书记，负责报社、印刷厂、广播电台党的工作，而党是领导一切的。运动又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上面的要求是具体的，甚至“量化”到团结百分之几，打击百分之几。反右派没有达到指标，怎么办？最后又补上—个张才福同志，糊里糊涂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改造，报社这才完成了任务。

杨身在其位，怎能不“左”?怎能不结怨于人?每次运动都有同志倒下去，而对被打击的人来说，后果又是如此严重。接管反动派的报纸，唯一的留用人员张振嘉，开除后，站在街上卖红薯，不久贫病交加死去。编辑陈实冤狱身亡，40年后得到的结论是“查无实据”。徐志楠，美术编辑，长期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终于以事实为根据平反时，他已垂垂老矣……打击一人，株连甚广，悲剧太多，这儿不再一一细说。

许多被打击的，倒下去的，是相处很好的朋友，从感情上，我不会去为执行“左”的路线的同志辩解。但是，客观地讲，当时哪个单位能不执行“左”的路线呢!

平时，他要关心三个单位的工作，忙于抓“运动”，抓阶级斗争，编辑部出版事务——稿件的审查，版面的安排，大多交给了我。所以我们的工作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是天天都要请示商量一些问题的，讲讲我和他的真正关系，那是微妙而有趣的：

以“四清运动”为例，看来我是事先内定为惟一打击的对象，支部主持开全体大会，批判我不久前还被表扬的几篇“红旗稿”。按照惯例基调事先定好，发言早有分工准备，到会上发言者情绪激昂，拍着桌子，气壮如牛。这是符合要求的姿态。“遥望南天”之句，解释为“向往台湾”。介绍杜甫，说是影射现实。涉及国家的困难，说是给敌人提供子弹……总之我是一个暗藏的敌人。一散会，我问老杨：你看怎么办?这如何工作?是不是要停职检查?还是等公安局来人呢?”他坐在那儿，半晌不作声。忽又猛地站起来，膀子一挥，说：“发排稿子，发排稿子!”转身而去。

平时，他给我的权很大。记者们和各组向我发稿，我是“雄文四卷”置诸案头，反复研读，谙熟于心，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且是“庖丁解牛”之具。可能因此卓如同志放心。搞好三个版子，照例请他审阅。他一般不看，说“发排”，到夜班才去看条样和大样。有重要电讯，改动版面，他总是跟班到最后，直到天明，紧接着再去忙他的工作，如此日以继夜，使我非常敬佩。

卓如同志确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是一个对党忠诚的人。真的走近他，感到他是平易近人的。但因平时对人没有工作之外的言语，叫人感到过于严肃。文艺组一位编辑说：“我看到他，腿就有些发抖！”这是诗人夸张的语言了。

“文革”风暴到来，他立即被打翻在地，罪名主要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打开报纸：讲经济效益是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讲智育是白专道路：舞台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革命”的罪行累累，笔笔在案!认为“文革”前的17年，报纸是黑线统治着，于是来自通棉一厂机修车间里的陈章良，作为造反势力的代表自下而上夺权，成为新的总编辑，登上政治舞台。

可怜卓如同志，每天清晨在大家上班之前，要跪在邱家巷3号(印刷厂)的门前，或被勒令跪在编辑部楼梯口巨大的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请罪。许多年不断批斗，特别是曾押送到各县作为批斗靶子(全专区押到各县去批斗的共有两位，另一位是狼山上的大圣菩萨)。在巡回批斗的过程中，肋骨被打断。从实质上看，批斗的不是杨，而是作为“报纸总编”得到的殊荣，谁在这个位子上能逃脱厄运呢!

运动不断升温。广播电台的副台长王明吉，报社的组长王平，还有带着右派帽子的文艺编辑谢望族，不堪人格之辱和皮肉之苦被迫先后自杀身亡。还有印刷厂的一位同志，说是“吓死了”。

几十年，斗来斗去，老杨对“左”祸之害，当已深有所悟。我的妻子王平死后，我带三个孩子下放农村，时在1970年1月。前来送行的只有老杨夫妇!他们来到待发的车前，叮嘱再三：“去的地方举目无亲，和那里的人初次见面，生活要依靠他们的。你要买几包烟带着。”其妻婉芳同志补充：“还要买些糖，给不吃烟的女同志，发两块糖，这很重要!”别人都不敢来送行，因为有一个立场问题，可是他们来了。经过“文革”，他才看透了，参与揪他的，恰是过去那些他作总支书记时所依靠的“抓革命”的人。

杨受过的迫害，不亚于他所加于别人的迫害。“文革”之后，他得到平反。但因身体受到摧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垂危时，我到病房看他，刚到门口，他忽地抬起身，双手高高伸向我，叫起来：“啊!老丁……”似一溺水者希望我对他能够救援……我难免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得悉噩耗。

陈章良不失为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只是站得不高，把党报变成了派报，这是罪过。例如农民数万人进城，大肆抓人。报纸称：谁反对农民谁是反革命！报纸一时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上级不得不命令停刊。这使南通市7年没有党的报纸，南通的“报业史”，一下子退到史前时代!但是，陈却升为市革会常委，主管全市的“文教卫”系统，不久又被选到省里去，显赫一时。从省里回来的同志说：“现在派头大极了。”“怎么大法？”“办公室里铺着地毯呢！”那时南通没有见过地毯。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驱散了阴霾，阳光重又普照，一纸从南京传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读，省委决定对陈章良双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组织上郑重其事地把“决定”给我看过，全文只有一句话，因陈对王平之死负直接责任，“双开除”之后，省里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陈对王平之死，究竟做了什么手脚，我一无所知。因为我一直被关押隔离。事后，他曾托人叫我表示宽恕，说这样他即可得到从宽的处理。我商之市委负责同志，答复说：“你不了解情况，省里派人做了大量调查，还是听候组织处理吧。”若干年之后，他已从狱中出来，在南京鼓楼巧遇。他要谈一谈。我说：“好的。”他表示两点意思：一是郑重道歉，说：“早就想登门道歉，但是有顾虑。”二是不解“为什么成了我个人的事”？他和杨卓如同志一样，经过历史的反复，他对当年一个战壕的某些战友，有了新的认识……我说：“党和政府已严肃处理，你可以放心，个人恩怨一笔勾销。我认为没有那个路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个意义讲，你也受了害。你年轻、能干，还是很有可为的。”他很感动。

他去海南岛打工。又过许多年，飞返南通，在袁谷储同志的陪同下，到医院看望重病住院的我。他说：“我这趟回来，计划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你。”仍有歉疚之意。他说：“我没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只带几只水果。”他放在桌上。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芒果。这不是“文革”时的“圣物”吗。他说：“这儿难得吃到新鲜的，要快吃。”说着洗手剥皮……这真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附带要讲一件事：陈章良在押期间，他的孩子无人教养。袁谷储同志伸出援救之手，给予经济支持，对他的孩子说：“有困难，你来讲。饭总是要吃的，万不可去做坏事。”这也是陈的不幸，再显袁的光彩。几十年间，袁和我们同步而行。他对王子昌敬佩，对杨卓如背后有所非议，对陈章良却是哀其不幸。

从王子昌到报社，至陈章良从海南岛飞来，其间30多年。报社编辑部的故事，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惊心动魄，多少人间悲剧!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绘制的一个典型的生动画面。有些后果无以挽救，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三位总编的悲剧是党报的悲剧，也是党和国家命运的缩影。往事已矣，无以挽回。但愿我们的报纸，多出几位王子昌这样的干部；但愿我们的同志对卓如同志的苦难和悔恨能有所感悟；但愿大家能洞察陈章良的曲折道路和心曲，看到悲剧的根源。

“谁之罪？”这是俄国一部小说的名字。南通日报社“编辑部的故事”叫我们思考的，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太常引·读《怀念》兼怀王子昌（范恒）

                                      张  丁

椎心泣血断肠文，满卷泪珠痕。何处觅慈亲，向天问。遥思遣馨。

性情耿直，笔风清峻，含恨别俗尘。高格四海钦，更期盼，鸿篇妙音。   

迟报的新闻

五四90周年及北大111周年校庆纪实

                              纪增善、燕遯符（执笔）

说明：此文写于去年五四北大校庆之后。因一些琐碎的考虑，未及时

广而告之。去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此时发生在北大的事，具有特殊意义。哪怕是“迟报的新闻”，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在今年校庆又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决定发表它。（2010-4-1）

恰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大111周年校庆纪念会于2009年4月25日召开。这天早上有7、8个右派同学来到校园，其中3、4个同学去往未名湖等处转悠，博绳武、纪增善、燕遯符、俞庆水4人进入了会场——理科楼群117教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梯形教室，我们进来得比较晚，坐在了靠后。周其凤校长未到会，据说是临时有要事无法脱身，前校长许智宏代为致辞。接下来，肖东发

许多人举手要求发言。第一个得到发言机会的是一位专攻法学的年轻校友胡浩。他说要继承“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要提倡独立思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客观评价陈独秀、胡适等历史人物以及各次历史事件，特别提到北大校史应如实记录评价反右、文革以及其后的政治事件……胡浩的发言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第二个要求发言的是燕遯符，要说的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事。在隆重的校庆纪念大会上，向众多老校友倾诉我们“学生右派”郁积了50多年的心声，这机会多么难得！可不能错过。燕于是举起了手。一个在校生模样的小女孩把话筒递了过来。

燕遯符发言大意如下：1957年初夏的“整风运动”和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不应该在北大校史中成为一片空白。那年“5·19”之后，许多北大学生自觉地站在平民百姓一边，或发表言论，或书写文章，抨击新兴权贵，反对专制集权，要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我们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90年前“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保护，使北大成为了民族脊梁。1957年我们经历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鸣放”十几天之后就变成了“反右”。最高当局代表新兴权贵利益，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打击报复。校方则完全丧失了“五四”民主传统和独立自主精神，不仅放弃了保护学生的职责，还为虎作伥，充当了当局镇压和迫害学生的得力帮手。北大学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至少在700人以上，远远超过5%的指标；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理科学生，特别是物理系学生，具有极敏锐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大无畏的求真务实精神，右派人数之多更是惊人……我们之中许多人被轰出学校，去“劳动教养”或“劳动察看”，即便是留校的右派学生，多半也在分配时受到歧视，命运仍然极为悲惨。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作为社会底层的“贱民”，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死于非命……1979年右派得到“改正”。按照普通汉语来理解，我们以为“改正”和“平反”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说我们没有错，当局自己错了。知错改错，总是好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家重建事业中，我们未经任何喘息休养，即“不用扬鞭自奋蹄”，努力奉献出全部尚未被戕害殆尽的聪明和智慧……后来才知道，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改正”和“平反”的意思相差甚远。这才各自从1995年开始正式给北大写信，也打电话，专门要求赔偿、要求道歉。2007年反右50周年之后，我们又参与了集体维权行动，三番五次给学校写信，也三番五次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的要求和主张。多年来，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或北大校方的任何正面回复。可我们决不退缩，决不气馁，只要一息尚存，就会抗争不止。特别是年事渐高，当年十几岁的小青年，如今都已经年届古稀，更应该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自己的经历、思考和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给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后来人留下一分永久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们告诉大家：十几个右派同学编写的《抹不掉的一页校史》已经印出来了，就是《往事微痕》的“北大五·一九运动专辑”，友谊交流，免费赠送。校友们纷纷跑过来索要。纪、俞、燕三人带来的书很快就送完了，大家只好找联系人博绳武，留下姓名、地址和电话，以便会后索要。看来，这书还得大量加印。

第三个发言人中文系校友任彦芳口才极佳，呼吁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着重谈到出版自由等问题。她的发言非常精彩，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随后，还有几个人发言，都是抨击现状、呼唤五四精神回归。热烈的掌声不但来自白发苍苍的老者，更来自护送老者的家属和参加义务服务的年轻学子。原来正如鲁迅所说：“地火还在燃烧！”每个北大人无论是老的、少的和小的，他们血管里还都流淌着蔡元培校长的鲜血，每个北大人无论是老的、少的和小的，他们的耳畔还都回响着“五四”的召唤——北大精神没有死，北大精神也永远不会死。

宣布散会之后，还有好多人留在会场，继续兴奋地交流思想，互诉衷肠。最后，又留下地址、电话、电邮，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别。进入会场之初那一个个两鬓斑白、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老者，此刻似乎突然之间返老还童，又变成了当年在校时那一群群神采飞扬又深情无限的青年学子……

近几十年来的北大校庆会上，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恐怕还是第一次出现。也许，这就是北大的精神魅力。看来，北大死不了，中国死不了。

还历史本来面目——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铁  流

题记：应用地球化学家谢学锦和他的父亲地质学家谢家荣，均是我国科学院院士，父子极具求是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又十分不幸，父子均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父亲含冤死于“文革”，儿子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他的科研目标是较快地把全中国以至整个地球上一定深度的地层中的所有化学元素分布的基本状况，分区地一块块勘查清楚。使人们更多认识地球里面究竟藏有哪些有益于人民的宝贝；土壤中又积累了多少危害人们生命的污染物。

他在探索和实践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就是这样一个值得人民尊敬的科学家却接连不断受到人为的“阶级斗争”的摧残，阻滞了地球科学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反右派运动的恶果吗?反右派运动还不应该彻底批判和否定吗？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家编《往事微痕》，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问：请问找谁？找铁流同志。一个苍老有力的声音。我就是，有事吗？我看到你们编印的《往事微痕》，很好！能寄几本给我吗？

当然可以，请问姓名、地址、邮编？……他一一回答了我，我记下后，补充一句问：你也是五七年的难友吗？对方没有作明确回答，只说：你到网上搜索一下“谢学锦”就知道了。

我不便再问，立即打开“谷歌”，敲上他的名字，一行醒目的介绍跳入我的眼帘：谢学锦，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勘查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执行局委员，现还任国际地球化学勘查杂志副主编，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组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我心里一阵惊喜，想不到《往事微痕》竟然引起了科学院院士的注意。第二天我叫司机开上车，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带上厚厚一迭《往》刊找了过去。按响门铃保姆把我引上楼，一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长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行走不方便，慢步移到沙发前坐下，待我吮了口茶后，他翻着我带去的《往事微痕》说：铁流同志，你们真了不得，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大事，把尘封的历史留了下来，让后人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反右斗争这场大灾大难……

他说话的时候不断咳嗽，显得中气不足。我不插言，耐心地听着。他慢悠悠说：要是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把那么多有才华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今天我们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唉，人才呀人才，右派分子多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他语气里有着无限的悲凉，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热爱国家与人民的情怀。我沉默着，等着他挑明主题，可他不再说下去，也许不愿把个人痛苦经历诉诸见面不久的陌生人吧？我试探地问一句：“谢老师，你是搞技术的，从事地球化学研究，一定远离政治，不像我们当记者的老和命运缠在一起。”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在那一切讲政治的年代，哪个人能躲开政治嘛。纵然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也要过问你。我与我父亲和你一样，在地质部双双都打成右派……

他不再说下去，似乎不愿意让过去那凄凉伤心的往事打乱他平静的思绪，妨碍他眼下正在研究的重大世界性的科研课题……

此后我连续几次去看望他，每次去都带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书送他，他也将他编写的书送我。他的书皆是地球化学话题，数百万字的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出涉及个人问题的东西。但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从那密密麻麻的铅字里，隐隐约约地看到另一层东西：大科学家李四光、共和国第一任地质部长，似乎政治能力高于科学技术能力……不然能得毛泽东的钟爱吗？可从他嘴里挖不出一个不满的字。一次我谈到右派赔索问题，准备向中央负责人写份报告。他十分支持，并愿意转交这份报告，但我终未动笔。虽然我们多次接触，对他身世总是个谜。近日隅然读到燕凌等老师编写的纪实回忆录《红岩儿女》中第三部中的《欢乐和悲欢交织的人生——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又得阅旅居国外友人黄河清先生编撰的《国史简纲》资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1． 说真话和坚持科学观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谢老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在贵州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民运，1946年在重庆工作时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解放后回避了这段“光荣”历史，为了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全力投入地球化学工作。反“右派”前夕被当作党的发展对象。哪知到了“大鸣大放”出了事，他所在的地质部那个小组，大家都为储安平的《党天下》叫好，他还批评说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问他：储安平是谁?他说解放前他办过《观察》，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位党外的英才。

一天部里请他去鸣放，他不愿去。但不能不去，去了却一直没发言。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他说：“ 你发个言吧！”他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让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派没有写论文的人去。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他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开会，那会是批判他父亲谢家荣的会。他父亲是当时中科院为数不多的院士，时任地质部总工程师，国内享有盛誉。所里头头就跟他说：“你还是回避一下。”哪知就在批判他父亲的第二天，他过去的同事陈四箴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他说了陈四箴没有论文倒去了苏联开会那回事，别人怀恨在心。

陈的这个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他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马上批判他了。在批判会上，他把陈四箴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停了一星期，整顿内部“右倾思想”。最后，部里周光华把他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说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他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反党”罪名成立；“反苏”罪名是现成的——因为他曾因业务观点不同，和苏联专家辩论过。还有，他的实验室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他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上纲上线地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于是，他就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宣布他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他谈话。冯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傻乎乎的，领导工作就照样做下去了。

当时他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撤消了他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3个人：一是他父亲，一是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三个人就是谢学锦。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他做技术工作。他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他和所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勘探。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露出一层厚厚的大理岩。那里工作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下面根本没矿了。他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不让他作报告，得让别人作，还得要他教“报告人”如何“报告”——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竟然压了一年。他跟那位负责人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他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说是“重用右派”。于是谢学锦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用他了。下一次运动来了，他又是“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这样反反复复的拉锯战闹了几年，白白耗费了他人生不少时间。

2． 一心为国家探矿找油，父母含冤双双死于文革

“文化大革命”前，他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他就去了四川，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地球化学探矿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电话、电报从四川把他召回北京。他回来一看，满墙都是批他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那血腥岁月，凡是有“家”和“者”头衔的人，没一个不遭到批判斗争的。

1966年8月8日上午，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红卫兵”摆下战场，揪斗“牛鬼蛇神”， 做了十年右派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两人与其他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黑压压地在坝子里跪成一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谢学锦眼睁睁地看着68岁的父亲被人呵斥，因为年老身体不好，下跪的动作不利索。

8月12日半夜里，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再次召开批斗会，把部里三个科技精英揪到现场狠斗。这三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

“老修”谢家荣， “中修”郭文魁，（他父亲的学生）“小修”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斗争会开得很猛，又打又骂又戴高纸帽和挂牌子，没把人当人，谁受得了？这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人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当天夜里， 68岁的谢家荣含恨服安眠药自杀。由于自杀是一项“自绝于人民”的罪行，罪至鞭尸。
�敚� 8月13日早晨，谢学锦发现父亲去世了，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在清理现场时发现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他母亲的：“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母亲名叫吴镜侬）。

“父亲是自杀!” 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他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销毁了，也没有让母亲看，对外说是服安眠药过量了。“红卫兵”不相信，把他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解剖鉴定，解剖后遗体拉出来的时候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解剖医生心地善良，出具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他们一家还是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和保姆，因为自杀要祸及家属。

他父亲谢家荣，曾考入国民党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北大教过书。1930年就有著作《石油》出版。1945年到台湾开发了油田，1948年与李四先、叶企孙、胡先骕、汤飞凡、饶毓泰等科学家，均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理组和生物组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他们又被遴选为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其中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故落选，故能善终。谢家荣还出任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降到地矿司。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应用地质学家，自杀前夕正在编写《中国矿床学》一书，随他不幸逝世而流产。

   谢家荣不是第一个自杀的院士，早在1958年9月30日，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自杀。那是一场对在反右派运动中漏掉的权威们的补充打击，叫做“拔白旗”。汤飞凡没成为“右派”，却免不了被拔白旗。汤飞凡是发现重要病原体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中国人，在汤飞凡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再没有一个中国人取得过那样的成就。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在谢家荣之后，饶毓泰也上吊自杀了，时间是1968年10月，据说是在北大校园的一个厕所里，时年77岁。

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其中叶企孙也惨死于“十年文革”。国民政府撤退时，曾派飞机接饶去台湾，由于与胡适关系较好，胡适也劝他离开，遭饶的断然拒绝，却没有想到后来走上这条凄惨之路。这是共和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的呻吟。

�敗八娜税铩钡购蟮�1977年底与1978年1月，同为地质学家的黄汲清两次上书邓小平，陈诉东部油田（包括大庆、大港和胜利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没有关系。1978年11月14日

3． 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人类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就搬到妹妹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他父亲一样。母亲给他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妹妹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妹妹急匆匆找到了他。等他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母亲吴镜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抄家，被打斗，他们受不了尊严的人格一再遭到侮辱，只能以死来反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选的道路！

谢学锦老师在失去了值得尊敬又无限关爱他的父母后，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他到现在。但人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文革中他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他的专业。“文革”后期，又让他干业务了。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他就动身南下，到广州就看到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他心里一阵高兴，似乎看到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自至始终的信念，是爱国家、爱人民，其最大的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传统读书人的使命。他和他父亲就是为着这个使命而活而生，不在于个人得失与荣辱。

他父亲经常告诫他说：“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他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他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他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终于又可以做了。他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 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他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

一、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

二、他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三、当选为院士。他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他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所致？

四、入了党。领导人要他入党。他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领导就说：你可以少开会。这样他就入了党。

五、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 ln China》（《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他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他一一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他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任人唯才。他反对勾心斗角。促进全所工作顺利开展。

好景不长，领导该所的勘察设计院被取消，他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进行，他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观，他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他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名委员。他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他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他没有经费。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他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但无人支持。1999年他在布拉格作报告，展示出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

终于在河南上宫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他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想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4月13日晚他出了车祸。在医院卧床半年。他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他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质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最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谢学锦将以自己的余生为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谢学锦说，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他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他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束星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机会发挥天才。

4． 他一生为什么不绝望？

我写完这篇文章惟恐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决定去拜望谢学锦老人请他校正。他家里人告诉我，他患了脑梗塞住在博爱康复医院。我拨通他的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后十分高兴，但提出一条警示：不要买任何东西。我遵约只带去一册书法家张飙的书法年历送给他，他送给我的是一页“圣诞快乐新年好”的明信片。这是他向所有朋友拜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他正为他科学的英文著作《Geochemical Mapping-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做准备： 4月份“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将大大推动中国环境农业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会上有关土壤碳储存成果的报告，催生了我们在物化探所建立碳循环与壤碳储存研究中心的思想。……正当一切工作都顺利进行时，10月22日，我突发脑梗塞，左侧支体失去了活动能力，这给本年度所有成功的工作投上上阴影，但我的右侧肢体、我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2010年春天来到，大地复苏，我将重新站立起来！”

他一生频遭磨难，从未中断过他对科学的追求、进步的追求。他告诉我，他一生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书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虽经无数坎坷，他的抱负和希望依旧。

谢学锦院士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他的一生的。在交谈中他鼓励我说：铁流先生，你还年轻，一定要看到国家的希望。无论怎样说，现在总比毛泽东时代好，你能办《往事微痕》留下历史，我能搞科研并负责重大项目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进步！我们要承认这个进步。

中国传统的知识人多伟大！多光明！多有人格魅力！哪像而今那些窃名窃利没有个人尊严的“大师”们。这时，我想起吴祖光难友生前为我写下的那幅单条：“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谢学锦

                         “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韩三洲

沈元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掀起过风浪的天才学者。2010年2月28日，农历庚寅年的正月十五

一、家  世

      网上资料——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老人说——沈元是浙江义乌人，世家子弟，他父亲沈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理科的，后来从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他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也很有名气。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亲，则是沈骊英（1897～1941），女，原名家蕙，浙江乌镇人。祖父善蒸，精历算，曾掌当地方言馆数十年。父亲承怿，号伯欣，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14年，沈骊英受美国一位女教育家资助，前往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攻读植物学，得理学士学位，复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1933年起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八年零一个月之久。８年中，沈骊英以惊人的毅力，选育出９个小麦新品种，成熟早且抗逆性强，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中国迄今只有两个品系的小麦是以人名来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麦品种，这就是广为人知并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骊英1号、3号、4号5号和6号小麦。这些品种，直到沈骊英去世后１０多年仍在上述地区广泛种植，为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深受群众的爱戴。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沈骊英于1941年10月7日

     沈君山说——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乡县乌镇人，而且是大户人家，但与也是乌镇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为一个“沈家”，则不可考。

                         二、从勤奋天才到“极右分子”

     据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文中写道， 沈元这个上海人，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的书生，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

1956年，年轻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学生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贻瑞女士主编的《难以纪念的纪念》——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

    沈君山说——1957年大二时据说因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加以评论，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他悲惨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为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    

刘志琴《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老人讲述——沈元很有才气，17岁考上北大历史系55级，和我同班。他写过古代小学读物的《急救篇》研究，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当年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原文，沈元看到后，把这篇文章给翻译过来，还到处传播，这项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间被划成“极右分子”。后来沈元到社会哲学部，给黎澍当助手，那些比较左的调干生很不服气的，说一个历史系没毕业的学生，还是右派，凭啥上的这么快？他们告状，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历史系的书记是郭罗基，听说还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并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我在北海桥上劝了他两个小时，说，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不是还有生命，还有朋友吗。文革期间，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头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19号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姑母也是名医，听说也是中央高层领导的保健医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钊家的旁边。可能他姑父还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劳改队，也没人管他，还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过他，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记得院子很大，还专门给沈元隔出一间来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书局出版）—— 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的学生，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极右派），当时17岁，后下放劳动改造，可能是1961年回到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1962年四五月间，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华，并拿来他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救篇>研究》一文，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出的汉代社会状况。黎澍看后也觉得不错，与刘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门还从街道上了解他的情况，反映也很好。记得所务会就此研究过，没有不同意见。这样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后来因为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打成极右，到农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住在史家胡同姑妈家，姑父母均为医学专家，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1962年刘导生将其介绍给黎澍。

     郭罗基——沈元与我同在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三、文章风波

     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沈元是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划成右派后，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救篇》的研究文章，许多学者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黎澍将他的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论洪秀全》文章很长，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也是爱才，看到此文甚为称赞，要他压缩2万字在由人民日报分两期连载，此前还没有这个先例。结果引发非议。有人联名告状到毛泽东那里，说沈元是“白专道路”的典型。

    刘志琴——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发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郭罗基——黎澍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四、 文革中被判死刑

      老人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是68年的12月份，距离元旦不远了，沈元送我上火车站，还给了我20元钱。没想到沈元后来会被判处死刑。可能他觉得在中国无望了，要跑国外。沈元瘦高、圆脸，头小，他把自己脸用鞋油给涂黑，化装成黑人，跑到一个非洲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没想到文革期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大使馆马上给外交部打了电话，把沈元带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给当成叛国罪枪毙了。

     何与怀——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1970年4月18日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那一天，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进了某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谁知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沈元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来，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而且对方又如何承担得起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更因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

     刘志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 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 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已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詈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1966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一定三人一起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最后只有在电话上讲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电话挂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头贴了一张公安局的布告，说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装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即执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 文革期间，沈元横遭批判，化装跑到外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抓获后开了公审大会，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为了体现“群众专政”，还交付当地居民讨论，第一次讨论，获得宽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讨论，结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

    郭罗基——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42年匆匆过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们共同的亲戚到旅馆来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们，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枪毙的，文革之后重判无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几年，无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刘志琴——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讳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长留人间。

   刘再复《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者）——2007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七人后来被判处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罗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何与怀——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摘帽右派群体在文革中的一次理性抗争

                                 邹   媛

1967 年6 月，东风农场实行军管。在这里服不定期役的摘帽右派有200 多人，他们自发地向军代表反映情况，表达按照党的政策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有一个家在北京的摘帽右派上访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权利。他向军管会汇报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1967 年8 月11 日，农场军管会正式宣布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参加“四大”和群众组织。摘帽右派在获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之后，对待农场的“文革”运动还是冷静而审慎的。多数人都没有参加造反组织，部分人参加了大批判活动。他们的大字报主要是抄录一些中央文件指示和外地的信息；也对农场一些违反政策的左的做法和那些胡作非为，粗暴愚昧的干部实事求是地提出批评。由于摘帽右派的参与使农场的大批判活跃起来。这时，有生产队干部透露和证实农场保卫科曾布置对职工进行政治排队。也有学校教师由于保卫部门提供个人档案被红卫兵揪斗。这显然是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按当时说法这是违反运动大方向的。于是一位摘帽右派写了一份《炮轰保卫科×××》的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在农场引起了较大反响。使大批判更多地指向了农场当权者的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农场“文革”开展后，造反派组织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场部机关的部分干部为主，他们是拥护农场当权者的，因此被称为保守派。他们所掌握的群众主要是新到农场的玉溪移民和湖南、四川籍的“盲流”民工。另外一派以部分留在农场当干部的下放干部为主，他们对农场当权者的许多错误做法持批判态度。他们得到农场中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这些农民在农场的时间长，生活很苦，对农场当权者有意见，希望能改善处境。农场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后，前一派处于优势地位。农场的当权者们是一贯奉行左的路线的，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左派而不是“走资派”。他们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此就需要：一、组织和掌握一批支持自己的群众；二、把对自己有意见，持批判态度的力量压制下去；尽可能把群众的斗争目标转移到这些人或组织头上。

于是一份欲置摘帽右派于死地的《报告》送到了红河州军管会。《报告》谎称：东风农场有800多名劳教人员，还有200 多名监督生产的右派分子和240 多名摘帽右派。这样，国营农场的性质就被篡改成为劳教单位。红河州军管会将这份《报告》上报昆明军区。据说昆明军区一位副政委据此作出了“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用电话下达。显然这位副政委把东风农场当成了公安系统的劳教单位，并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作出这样的指示。那么正确的理解这个指示，应当是整个东风农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个指示传达到农场以后，农场军管会当即于10 月宣布：摘帽右派不参加“四大”，接受正面教育。于是200 多个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在当了两个月的人民之后，又回到专政对象的行列中去了。农场造反派的大联合指挥部随即发出《通令》。不准摘帽右派开展“四大”；已经参加群众组织的要统统清除出去；职工开会不准摘帽右派参加。高音喇叭里大喊大叫：“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一些摘帽右派张贴的大批判专栏也被强行撕毁。摘帽右派面临的情况不可谓不险恶。摘帽右派是一个弱势群体。农场干部、群众中不乏同情他们的人，但是不敢公开支持他们。摘帽右派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俯首贴耳，苟安避祸，要么不计成败、奋起抗争。摘帽右派几乎是完全一致地作出了后一种选择。摘帽右派认为军管会宣布的这一决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要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而抗争。大家都认为，虽然有风险，但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摘帽右派之间的团结更紧密了，大家以生产队为单位自发地组织起来，商讨对策，共同学习，共同行动。同时各生产队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各生产队都有一些积极参与抗争的摘帽右派在休息日到位于农场中心的瓦窑队，聚会交流情况，商量抗争的办法。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起联系、协调作用的碰头会。摘帽右派决心为争取自身应有的政治权利而抗争。对于如何进行抗争的态度仍然是冷静而审慎的。在碰头会上大家一致认定了这样几条：

一、目的仅限于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不介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进行对农场任何人的批斗。

二、不和农场军管会对立，不把矛头指向军管会，向军管会表明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的态度。举行的活动都向军管会汇报。并邀请军代表参加碰头会。(当然，军代表没有来参加过)。

三、不同农场外的任何造反派组织挂钩。

四、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农场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生冲突。

五、就有关抗争的事不与尚未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发生联系。尽管命运是相同的，大家是相互同情的。但为了不授人以柄，必须这样做。

六、不支持个别人就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这并不是说提出申诉不对，而是为了不让某些人把“翻案”的罪名强加于摘帽右派。同时还商定动员个别长期离场外出的人回场。

这几条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同。摘帽右派力图把抗争进行得有理、有据、有节。碰头会是开放的，下放干部，贫下中农职工都可以参加。

1967 年10 月至12 月，农场军管会为了执行摘帽右派不得参加文革的指示，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各生产队摘帽右派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军代表说：摘帽右派参加“四大”后出现了不少问题，群众意见很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按照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和《公安六条》停止摘帽右派参加四大。摘帽右派代表根据政策、按照事实在会上表明了态度。

一、按照党的政策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就是人民，就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中央文革接待站已有明确答复。

二、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的依据是《公安六条》。而《公安六条》中规定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是指专政单位。东风农场不是公安系统的劳教农场，不适用《公安六条》。

三、昆明军区电话通知并没有说明只是这一部份人不开展“四大”，那就应该是整个农场不开展“四大”。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摘帽右派代表理直气壮地说明一天也没有停止生产，相反的大多数人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这是有目共睹、有案可查的事实。

五、请军代表说清楚，摘帽右派参加文革，开展“四大”以来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映些什么意见。

军代表无言以对，只能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摘帽右派代表在会上郑重声明，参加文革、开展“四大”是应有的政治权利，希望军管会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要争取恢复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

这时摘帽右派采取的一个主要行动是上访，组织人到昆明向领导机构反映情况和要求。尽管生活都十分贫困，仍然每人定期捐出一元两元钱，一斤两斤粮票用于上访代表维持生计。上访代表在昆明编写了一份全面反映情况和要求的书面材料，题目是：“我们要革命”。这个题目集中反映了大家的愿望和心态。上访中，省军管会和有关机构的接待人员都异口同声的表示，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不再是右派，就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有的上访的代表划右派前是军队干部，他们找到了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这位高级领导干部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上访代表还找到了据说是下达“不开展‘四大’，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的那位昆明军区副政委。他在听取了情况之后说了一句：“该搞就搞嘛”。可是，话是这样说，却没有一个部门或个人认真负责地对待和处理这个具体问题。当时，昆明以至全省的派仗打得火热，武斗正在爆发和蔓延，有谁会来关心一个小小农场里200 多名摘帽右派的境况和命运呢?为了弄清那个电话通知的来龙去脉，上访的代表曾走访了省军管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专县组。专县组曾发出公函查询这件事。公函全文是：“十三军支左办公室，弥勒东风农场×××等同志来我组反映：该场军代表今年10 月7 日向他们(即摘掉右派帽子的两百余人)宣布，昆明军区党委决定：你们这些人没有参加四大的自由。已参加过战斗组织的要退出。此决定是由电话通知的。经向军区党委办公室和省军管会有关同志查问，都说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为此请你们查一下，此决定是谁通知的?以便我们再行追查。并望将查询的情况告诉他们。此致敬礼。(公章)1967 年10 月18 日”。

但是，查询并无下文。这就成了无头公案。外出上访的代表将上访情况综合成一份《上访纪要》发回农场。在农场的自然很受鼓舞，当即送呈农场军管会，同时抄成大字报张贴。贴出之后，立即被“大联合指挥部”的人撕毁。这时，为了表明自己拥有“四大”权利，摘帽右派仍然把毛语录和中央文中央文件摘抄成大字报张贴。但一张贴出去就被撕毁，而不问内容是什么。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撕毁毛语录和中央文件是可以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的。但是在东风农场，这倒成了“革命行动”。摘帽右派继续组织外出上访。虽然没有一个领导机构或部门肯定电话通知是正确的，或者说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没有一个领导机构或部门愿意或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农场内，摘帽右派受到的压力则越来越大，各式各样莫须有的罪名被炮制出来加在他们头上。这时，有场外的同情者通过上访的代表建议摘帽右派成立组织，“打出旗号”；以组织的名义上访才会被重视、才会有效果。碰头会反复考虑，多方征询后，把这个意见交给各生产队的摘帽右派们讨论。结果所有的摘帽右派一致同意成立自己的组织(即“文革”中通行的群众自动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大家认为：成立自己的组织是形势所迫，是为了维护党的政策、争取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只要不干坏事，不背离政策就不怕。大家也意识到这是一着险棋。但是，为了真理，大家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态度作出了这个在全国也属罕见的决定。

1967 年12 月。在摘帽右派较多的几个生产队分别成立了以“劲松”、“在险峰”、“长缨”、“报春”命名的4 个“战斗队”。这些名称都出自《毛泽东诗词》中，也可见大家的心态。

每个组织的成立都有其他生产队的摘帽右派的代表参加。也有一些同情摘帽右派的农民群众到场。为了不影响生产，成立大会都在晚上举行。会上，大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而悲壮。各个组织的《成立宣言》都说明：成立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恢复应有的政治权利。这个目的一旦实现，组织立即解散。《成立宣言》都报送农场军管会。军代表自然不同意摘帽右派的这一举动。而农场当权者和大联合指挥部当然也对摘帽右派大肆攻击。摘帽右派成立这4 个组织，不设统一的领导机构。只将碰头会改为中心组，由几个代表组成，联系和协调各组织的活动，研究继续组织上访和继续办大批判专栏等。这样，外出上访都以组织的名义进行。上访的代表向被访部门介绍成立组织的目的和活动内容，赢得了同情。各组织的活动是：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有关争取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的问题。1967 年12 月14 日，在长塘子生产队，“在险峰”战斗队成立宣言被人撕毁，并在那里贴出了一条“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标语，而在这个生产队的全部是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有一个原为军队干部的摘帽右派，一时气愤将它撕掉。生产队的干部将他扭送场部军管会，各队摘帽右派闻讯纷纷赶到场部来看是怎么一回事。农场大联合指挥部也纠集一批人来到，手持棍棒，气势汹汹，双方短时对峙，气氛紧张，有个别军代表竟然在现场扬言：“什么是右派，右派就是杀害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那些人”。武斗一触即发，幸而摘帽右派冷静对待，迅即撤出，才未酿成大祸，但是一条：“冲击军管会”的罪名却自此捏造出来，强加在摘帽右派头上。

此后全省武斗升级、形势混乱。有好心人告诉摘帽右派上访的代表，摘帽右派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上访的代表通过军管会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农场的摘帽右派。而在农场内“大联合指挥部”的一些人正在制造谣言，说摘帽右派场外的造反派挂钩，要引人来农场搞武斗。接到这个意见后，各个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按大多数的意见于1968 年3 月决定4 个组织全部撤销。各个组织都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决定，发布撤销声明，并向农场军管会汇报。同时还书面上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室。在撤销声明中表明：由于东风农场多年来发生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的事，“文革”中又非法剥夺摘帽右派应有的政治权利，施加种种迫害，才被迫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恢复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现考虑到是不合适的，所以主动撤销。今后，仍然要为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同数月前成立组织时一样，撤销组织也是在公开的状态中进行的。大家的情绪仍然十分激昂。摘帽右派的组织是在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产生的。虽然没有给摘帽右派的抗争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使摘帽右派在最困难的时候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这反映了摘帽右派为真理，为自己的尊严而奋不顾身进行抗争的决心。

进入1968 年，农场里流传着强加在摘帽右派头上的各种各样的罪名。一个被称为“黑阎王”的生产队长造谣说摘帽右派拦路殴打他。一个生产队指导员谎称摘帽右派抄了他的家。有人散布说摘帽右派“和场外造反派挂钩，绘制农场地形图，要引进5000 人搞武斗”。还有人说摘帽右派“冲击军管、要赶走军代表”；“准备夺权”；以及“密谋冲击保卫科抢档案”，“开列贫下中农黑名单”等等。有人并扬言“要用机枪把这些右派杀绝。”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闹得沸沸扬扬。显然，这是在为对摘帽右派进行镇压作舆论准备。5 月上旬，长塘子生产队一个摘帽右派被吊起来毒打，几致丧命。摘帽右派立即向农场军管会反映，要求制止这种违法行为，保证摘帽右派的人身安全。翌日，小平地生产队的一个摘帽右派又被毒打。估计到镇压行动很快会在全场展开，立即通知在抗争中出头露面的摘帽右派设法离开农场暂避。结果，只有少数几个摘帽右派躲过严密的监视离开了农场。紧接着，在各个生产队，所有积极参与抗争的摘帽右派无一例外地被批斗、被捆绑拷打。农场当权者和造反派的大小头目意欲迫使摘帽右派承认在“右派翻天”、“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个总题目之下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但是，尽管是在严刑逼供下，摘帽右派们异口同声地反驳了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严正地申明了摘帽右派的抗争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是正义的。在如此艰险的境况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品格。

接着，农场的镇压对象迅速扩大到下放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在那段时间里是天天开斗争会，队队有斗争会。捆绑吊打，蔚然成风，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不久，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离场出走的几个摘帽右派向省、州革命委员会反映了东风农场的情况和要求。希望革命委员会能贯彻党的政策，制止东风农场的违法行为，恢复摘帽右派的政治权利，但最终毫无结果。这几个摘帽右派返回农场后立即作为“坏头头”遭到一连串的批斗，更少不了捆绑吊打。当权者指望用严刑拷打迫使他们签字画押承认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并引出更多打击的靶子。但是，这种图谋还是落空了。这些被批斗的摘帽右派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晚上被刑讯逼供到深夜，天一亮就被押到“忠字台”前下跪“请罪”。然后就去干苦役，休息日也不例外。11 月，农场的“革命行动”又玩出新花样，掀起牛鬼蛇神大游街的妖风。剃十字头，画花脸、套麻袋、挂着各种头衔的牌子，用一根黑色绳子串起来的怪物，像一群幽灵被押解着在人群拥挤的集市上游荡。当被勒令当众交代所谓“罪行”的时候，人们听到是这样一句话：“我们争取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利，因为我们本来就拥有它”。在这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农场的一些贫下中农、干部仍然以各种方式向摘帽右派们表达了同情和支持，使人终生不忘。而在命运相同的“右派分子”之间，不论是摘帽的和未摘帽的，更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承担着苦难。

这场镇压持续了几个月。最后挑出一个被认定是“坏头头”的摘帽右派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罪状”是可怕的，有：“绘制农场地形图，引5000 人到农场武斗”；“冲击军管会”；“阴谋夺权”；“煽动大家离开农场”；“支持坏分子翻案”等等。1970 年农场改制为建设兵团后，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反复申诉，这个案还是翻过来了，这个重新戴上帽子的处理被撤销。当时农场对摘帽右派的镇压没有演变到更严酷的程度，这应当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在这里难于作出全面的分析。但有一点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这就是驻场军代表中的主要负责人对待问题还是比较审慎的。

右派帽子是毛泽东戴的，摘帽右派的迷局是毛泽东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摘帽右派中人对毛泽东的阴谋阳谋是领教够了的，为什么还要向老虎嘴里讨碎肉？对于这次抗争，局外人也许不好理解。这些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摘去帽子的人，那些年代在社会上被称为“摘帽右派”，仍继续笼罩在“右派”的政治阴影中，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政策上讲，他们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已经回到了人民队伍，已经是农场的职工。但实际上他们仍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另类”，是准专政对象。为什么明摆着必然失败，只会是受到镇压却还要抗争呢?摘帽右派当时的心态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人曾说：这“四大”权利是我应有的。如果给我，我倒无所谓了；现在不给我，我就要争。”这在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这次抗争实在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由于发生在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环境——对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的农场，而进行抗争的又是一个特殊的明显的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这就应该是一个有一定意义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当时，这场抗争自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并且遭到了镇压。参加这场抗争的人们在“右派翻天”的罪名下遭到残酷批斗、捆绑吊打、历尽苦难。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进行这场抗争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记叙这段真实的历史，我相信对国内如火如荼的理性抗争和依法维权是可以提供借鉴的。

            右派大校蔡铁根　赤胆沦为文革鬼

方影竹

作为“反右”50周年的2007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里，尚存人间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以及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为后代重述了由毛泽东发动、邓小平操作的毁灭精英的罪行。遗憾的是，有那么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块”，却触及不多。这就是军中“反右”的残暴状况。由于解放军是中共明白宣示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闭如铁罐，恐怖如阴曹，外界难于知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到了中共第四代执政、第五代萌动、不少人感到“松动”的今天，军中“反右”情况依然几近阙如，就不能不说是对“胡温新政”的极大讽刺了。

好在去年兴起的“反右”抗暴声浪，犹如投石水面，纹路正在扩大，关注正在加深。笔者作为老兵，愿披露所知的星星点点。

我要说的这个军中“右派分子”，名字是蔡铁根，曾用名蔡委心、蔡泽生。1911年12月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学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第一总队副总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

我之所以谈蔡铁根，是因为我同他有两面之缘。

第一次是近距离的交谈。1949年3月我入华北军大学习。我所在的中队归大队管，大队归第一总队管。这个总队的学员，都是从刚解放的北平招收的青年学生，所以又称“青年总队”，蔡铁根是总队首长。资料上说他是副职，我们当时只知道有个蔡铁根总队长。

有一次，蔡铁根来我所在的中队讲话。休息时，他站在中队门廊和我们这些小青年闲谈。他穿的灰色粗布军装，还不及我们的绿军装平展。他口才很好，又平易近人，我们这些初生牛犊没有把他当大官看。不知怎样的话题，引来他的一句话：“中国要是有一百个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早成功好多年。”当时，他38岁，我17岁，我不觉得他是总队长，只觉得他是长辈和老师。他说这句话时，神情专注，目光炯炯，这句话便钉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再见到他，是在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场合——全总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听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动员解放台湾的讲话。蔡铁根是主持人，他在大会的开始和结束，都讲了话。他接着朱德话茬，教育我们要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在谈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他走到台前边沿说：“我们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那还得了！”我断定，他一定自身经历过白色恐怖，才有那样的神态。但他没料到后半生历史对他的捉弄：他逃脱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却不能逃脱10年后的“反右”恐怖，再过11年，又喋血共产党的红色恐怖中。

我当时感到他在朱德面前侃侃而谈，太放肆了。后来才知道，他和朱德是老熟人。他还给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当过秘书，也是刘伯承的爱将。他经过如此大世面，谈话何须谨小慎微？但这又注定，随着日后朱、彭、刘不同程度地被毛整肃，他能有好果子吃？

次年（1950年），他陪同朱德、刘伯承在北京郊区大巡游，目的是找合适的地方，办一所最高军事学府。事情没有办成，但他同两位元勋的关系，拉得更近了。这所学府的最后选址在南京，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出于知音之遇，刘伯承点名要去了蔡铁根。岂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把蔡铁根的政治生命连同肉体生命，最终一同送进地狱。且看蔡铁根的两个地狱瞬间。

第一个瞬间：1958年，毛泽东整肃彭德怀时，发动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首长，含泪登台检讨。刘帅挨批，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能跑掉？他当然可以好好检讨一番，滑过关去。许多“老运动员”正是这样成为“不倒翁”的。但蔡铁根甘当异类。当批判他参与编写的“共同条令”是教条主义产物时，他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一伙人拥上来，连轰带扭，高呼“大右派！”当场扒下他的帽徽、领章，带出会场，关押起来。1959年4月，他被明令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下放江苏常州。至此，他的政治生命告吹。

第二个瞬间：1970年3月11日凌晨，江苏省常州市西门外一处公墓空地上，响起沉闷的枪声，蔡铁根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他没有死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枪口下，而是死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共政权的枪口下。

一个当了右派的人，走到哪里，都被人视为异类。加之他豪爽性格不变，说话直率，交友轻信，又种祸根。刚到常州，适逢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他说：怕什么，大不了上山打游击去。这句话到“文革”时期，被诬陷为搞反革命。他还给一个叫巢尔谷的人写过19封信。此人“文革”中卖友求荣，把信交出来。接着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掠走他的40多本日记。信和日记的内容里，自然有涉及党内状况的记载，现实政策的评论，先知先觉的见解，这自然成了反革命罪证。他的交友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他那次谈打游击对付国民党，被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推翻（共产党）政权”；巢尔谷曾同蔡铁根游览常州名胜“善卷洞”，胡说成是为打游击先去看地形。就这样，蔡铁根被捕入狱。

蔡铁根无处申冤，便决定越狱上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越狱行动了。

第一次，他青年时代参加东北军，在部队开拔“剿共”时，他串联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投共，不料事机泄露，被捕入狱。他趁风雪夜只身脱逃，几经周折，找到红军。他完成了自己的宿命——既找到了美好理想的家园，也找到了后来挨整、挨枪子儿的墓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后，他赤手空拳，成功地策反了一支土匪武装，又因部队叛变身陷日寇之手。他在狱中饱受酷刑，却以凛然气节折服难友，组织暴动，逃出魔窟后归队。

这两次越狱的传奇经历，可使罗宾汉失色；但他第三次的越狱设想，暴露了他的天真。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没有想到中共的狡诈和残暴，皆非土匪、军阀、日寇可比，就如同日后“六四”屠杀中的达姆弹非日军的铜弹头可比一样。他越狱未果，捕回后，手铐之外，还戴上了脚镣！我不知道当时常州市口喊“毛主席万岁！”的领导班子里，有没有一个人，像蔡铁根那样在血与火中，为毛泽东打过天下的！

就这样，朱德、彭德怀、刘伯承三个元帅的爱将，大学生兼老红军的奇特结合体，越狱、越狱、再越狱的传奇英雄，丧命于他为之效命的政权手中，死的方式是着着实实的枪毙，倒地的他无法感受冤屈，感到冤屈的倒是中共——他们无处收取五角人民币的子弹费入国库！至于后来的平反昭雪、开追悼会、骨灰入八宝山，作戏给活人看而已。

蔡铁根名字中的“铁”字，两次应验于他。一生的开始，他跟共产党跟得铁，钢铁般坚定；一生的终结，共产党杀他，杀得生铁般冷酷无情。其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凡是说真话，真心助中共向上的，即使没当上右派，也是白白献出青春，豢养出一批为非作歹的权贵阶层。

蔡铁根的日记，听说现为他的孩子保存。我想那里面定有珍贵史料和真知灼见。假如在今天恐惧未除的环境中，不便公开的话，相信终会有一天与世人见面。我们期待着。

抗战大律师牟其瑞的右派人生

牟传珩 

“反右”52周年清明节的到来，又是一个怀古祭祀的日子，回想起当年为中国抗日战争披肝沥胆，做出历史贡献，晚年却被国家“阳谋”打成“右派”郁忧而终的家父，胸中无限的惆怅再次勃然。

家父牟其瑞，是民国时期烟台市知名抗战大律师。家父出生于普通农家，自幼家境清贫，高等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深造，后得助于同窗解囊资助，才以同等学历考入当时的北平（北京）高等学府。入学后，家父白天攻读法典，夜晚设砚教书，以微薄所得，聊充求学之资，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民国学院大学部法律系。

民国时代大学生稀少，家父毕业时同学们纷纷投向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到司法政要界谋职。而家父一身傲骨，秉性耿直，崇尚自由，不愿为官，便拒绝了一些政法界同窗好友的邀请，凭着一怀热血，毅然携母亲返回老家，一面兴理义讼，为贫苦百姓维权争气；一面创办女校，动员乡里女性放脚读书；且不顾当地富豪劣绅阻挠，为解决温饱，带领农民开荒拓耕，成为当地传奇人物。

1938年卢沟桥事变，家父基于民族之义愤，经当时在福山县盐场从教的王历波（中共建制后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培庆（时任中共福山县委书记）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卖掉祖上仅有的3间房产，捐输国难，在当地传为佳话。而后家父又接受该组织委托，凭其法律专业特长，在烟台南大道新安街西13号，包下半壁小楼，筹办“牟其瑞律师事务所”。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国司法行政部依据当时《律师章程》第三条第二项之规定，以律字第六八四五号为家父核发了律师证书。此后他那有着特制的蓝色律师牌的居所，一直是烟台从事抗日救亡义士的秘密联络点。他的主要任务是在烟台政法界搜集情报和营救被捕抗日义士。《烟台史志》记载的那份从日伪手中搞到，对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烟台起了重大作用的敌战区《军事设防图》，就是母亲藏在牲口屉里，拎着大哥，以走亲名义，通过敌占区哨卡，送往当时驻在福山县的中共烟台统战部的。

中共在全国建制后，取消了律师行业。父亲仍固守“不从政，不为官”和“君子不党”的价值观，声称“入党仅为抗日”。并在中共庆祝“伟业”，论功受赏时，悄然退党，投身教育，恢复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尽管如此，父亲仍被视为对建国有贡献的“烟台抗日大律师”，邀为政协委员。1957年家父所在的学校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号召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鸣大放，贴大字报，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当时学校不少教员都要家父代言鸣放。因而家父因在“政协”作大会发言，抨击官僚主义，被搞“阳谋”者打成“右倾”，且拒绝当时的烟台地委专员要其悔过谈话，竟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被定为“极右”。这一“右”就是20年，从此毁了父亲整整一个后半生。

时值“十年文革”时期，对家父来说可谓雪上加霜。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童真时代的那种甜蜜，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轰陷了。记得那天我从学校归来，刚踏进胡同口，就发现家门楼前聚满了人。我不顾一切地扒开人群，冲进院内，顿时被眼前终生无法忘却的惨景惊呆了：院里站满了烟台第四中学学生。他们都是由班主任赤老师带来的红卫兵。那天父亲痛心疾首地站在墙边，他面对民国时期那块特制的蓝色律师牌和一纸律师证书心情压抑而痛苦，这些存放多年已物化成为一幕幕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物件，如今竟成了红卫兵抄家的战绩和我家保存“反动证件”的罪证了。当时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残叶卷在角落上。院子里遍地都是父亲珍爱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卖掉的古瓷瓶碎片和被摔破的银镦、花盆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贵字画、书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老照片让父亲痛不忍睹。

从那之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黑暗时代开始了。与我们同院居住的东厢屋是个所谓“地主婆”，当时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专政机关交待自己或揭发他人“罪行”，整日吓得提心吊胆，唯唯诺诺。有一天她被逼得没得交待，竟编出谎言，说我们家煤池里传出发报机音响。当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并将家父带进局子。这“莫须有”的事件，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性的威胁和全家人为家父担惊受怕的滋味。好在后来派出所也认为举报荒唐，24小时后，家父又被放了回来。

那是个“唯成分论”的时代，我们兄弟姊妹7人，都是“右派”子女，属“黑五类”。家父眼见孩子们受他影响，政治上倍受歧视，毫无前途，整日忧郁寡欢，两鬓陡白，未老先衰。1973年郁郁而终，撒手人寰。记得当时家父的遗体停置在客厅里，周围摆满了鲜花与花圈，我悲痛欲绝地凝视着父亲消瘦苍白得已失真了的脸，和犹如宝剑般浓浓的长眉，“扑通”一下跪倒，抑止不住的涌泪，像决堤的水。家父没给我留下一句话，也没再看我一眼，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负屈而去了。

其实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没有留给我们什么财富，但却留下了他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俗的傲骨。否则他就不会在当年大学毕业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捐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分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仗义执言，并因死不悔过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他晚年精神忧郁，含恨而终。这是父亲的悲剧，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红色统治”下不幸的中国，反右派运动冤枉、毁灭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与家庭，导致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杀，死不瞑目。中共高官李维汉曾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与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然而“死不认错”的邓小平，在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的同时，却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悄悄抽掉了他的反右极左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恰恰印证了他企图掩盖其负罪心虚的心理。

在笔者看来，1957 年反右运动，就是中共借意识形态加工“敌人”，制造政治冤案的历史纪录。这段中国人民永远挥之不去的历史，导致一个知名抗战大律师，晚年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的痛苦记忆中，而我整整一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右派崽子”的阴影中度过的。文革后历时“改革开放”30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所谓“领袖”没有一个人向中国55万被错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认错。这其实正如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反思台湾“白色恐怖”造成的政治受难者所说的：“这是国家滥权带来的灾难后果。”

有幸的是，家父的抗日事迹，近年来已得到国内不少媒体的报道与纪念。1995年9月9日《中国律师报》借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特别刊发了“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文章，对家父的“抗战地工生涯”作了全面的记叙与缅怀；2005年9月9月《烟台日报》又借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刊发了“烟台抗战大律师——牟其瑞”的记者文章，报道了家父以律师的特定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事迹。当此“反右”52周年清明节的到来之际，我借笔下追思的文字，组成一个心灵的花圈，献给先父的在天之灵。

一个以山作墓的刑满右派

陈   更

李黾儒，河南西峡人氏。热爱文学，胆怯而口吃，在西峡县某乡粮管所供职。一九五七春天，因为说错一句话，被划成右派，判了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带着被子回到粮所，同事们像赶牲口一样赶他出去，谁都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携带被子回家；没想到父亲、母亲也不让他进门。斥骂这个不肖的儿子，说：“咱们祖祖辈辈可都是贫农，怎么出了你这个右派？”面对这种情形，李黾儒面色煞白，想做解释，但啥也说不出来。耷拉着脑袋到邻居家询问妻子的情况，邻居说：“入狱以后，你媳妇就回娘家了。”李黾儒抬头看天，无处可去，只好满怀惭愧到岳父家寻找妻子。已经晌午了，岳丈家正在用餐，李黾儒饿得厉害，向妻子讨些饭就着勺子喝起来。岳母夺过勺子将饭倒进狗食盆，骂道：“右派，休来找我女儿麻烦！”李黾儒遭到这样一连串打击，痛苦万分，眼睛直呆呆的，一摇一晃，返回东山的来路。

东山是孩子们放牛砍柴的地方。有一天，放牛儿童突然发现山边的洞窟被石头填了起来，而且有人用泥巴从里边抹起来，从外往里什么也看不到。孩子们感到好奇，大家用力拆除这些石块，探个究竟。挪开石头，外边的阳光照进洞里，孩子们吓了一跳：洞中一具尸体，尸旁一堆灰烬，灰烬边扔着几片薯皮，是那人死前吃剩下的。赶紧把这情况告诉了村中的老人，一位老者临场察看后推断：“这人是经过一再思考，弃绝生路，而选择死路的。洞口垒上石头，从里边抹上泥巴，断绝外边的空气，他是将这山当成自己坟墓的啊！”村里人向周边村落放出讯息，求主收尸。半个月后，什么都明白了：那洞里就是李黾儒的尸体，一位刑满右派，因赶不上时代步伐，就这样被社会前进的车轮所抛弃了。一些善心的人重新拿石头将洞口垒砌起来，满足李黾儒生前愿望，这座山就权且作为他的坟墓吧。　　
　　李黾儒有一个儿子，成年之后，大红大紫，很快做到县长位置。在李黾儒去世二十年以后，调到西峡做县长。虽是官道上人，但随着时代变迁，慢慢地懂得了些人情。听别人讲父亲生前的悲惨故事，心有所动，带着纸和酒来到东山，奠酹他的父亲。刚在洞口下车，便遇见一只鬼，那鬼看见不速而至的人们，吓得像风一样飘然逃遁。一位随行人员对当年的人事比较熟悉，说：“虽然那鬼面青似铁，手瘦如柴，但看他忧郁而胆怯的目光，肯定是你的父亲李黾儒啊！”看到这般情形，那位县长内心悲恸，焚香酹酒，对着鬼所逃没的方向，望山膜拜。安慰父亲说：“要感谢党的恩情啊，现在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话还没说了，只听到山顶上传来凄厉声音，扑沓扑沓的，好像鬼吓得乱跌跟头。县长以为他没听清楚，又将前边的话叙述一边安慰他，山头上传来更加惊惧的声音，凄厉惨人。这位县长终于明白了：他的父亲生前受到的精神刺激太大，以致于听到“右”这个字就害怕极了，根本分不出语意如何，是好是坏。于是，流着眼泪不再说话，把“地名办公室”（注1）的负责人叫至面前，吩咐说：“把这座山的名字改为墓山，用这些历史来警醒后世的人们吧！”　　
　　后来，李黾儒这个“鬼”还在这一带不断出现。西峡县的人们都知道，这鬼闻“右”丧胆，鬼的害怕反过来又导致行者的惊惧。因此，人们从墓山经过，“右” 、“友”、“有”、“又”等同音之字，都不能说。如果不注意说出了这样的字，就必然听到鬼的声音，那可是十分怕人的。在墓山一带，“右”，你可以说“侧”，“友”，你应当说“朋”，“有”呢，您就说“存”，“又”，你就说“还”吧。笔者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并将这些忌避告诉大家，是为了避免远道的旅者从这里经过时被鬼所惊扰。 　　
　　人这种动物，求生的愿望，虽万溺而不沉，求命的力量，即千钧亦难抵。但李黾儒为什么在洞内烧食三日，经一再慎重思考之后，最终决定内泥其壁求死而不择生呢？大西洋上有一个圣赫勒拿岛，欧洲亚平宁半岛上有一个百花广场，那都是伟人们的死亡之地（注2）。这些地方虽不用语言说些什么，但都以自身的历史，无声地向人们发出深刻的警告。应当认为，墓山是蝼蚁般的小百姓，用生命竖起的巨大碑石，将他生前的悲惨刻划在上边，把其中蕴含的沉重意义昭示天下。游人们来到这里，怎能不对着巨碑深沉地思索，反省我们社会曾经的过失呢？

附文言版：山墓
     李黾儒者，豫省峡县人也。性耽文学，为人怯讷，职于峡县某乡粮所。五七春，缘于一言之失，划为右派，大狱三年。狱毕，携被归所，同事诸人咄咄叱“出”，已不识李。归至家门，父母槛前挡足，斥骂不肖：贫农檐下，焉以容“右”？黾儒临此，面白指颤，三缄其口。赴邻问妻，邻曰：“尔入狱，妻归娘门。”黾儒上瞻皇天，无所行处，惭怀郁郁，赴探妻颜。日当正午，岳门恰在用餐，黾儒腹中馁甚，向妻讨羹，并就瓢饮。岳母夺瓢置入狗盆，斥曰：“右派，休玷吾女！”黾儒遭此，心振目直，摇摇颤颤，返趋东山。
     东山者，乡子放牛斫薪处也。忽日，放牛少年见山左洞窟为石所塞，且以土秣自内泥之，严无缝隙。众儿异之，群力拆石。迨至天光临洞，横陈一尸，尸边灰烬，烬中薯皮。告于村中老者，临场断曰：“是为三思而内泥其壁，以山自墓者也。”查询四乡，求主收尸，半月之后，终得详情：洞尸者，李黾儒也，刑满右派，当今弃人。有善心者复垒石塞穴，完其生志，东山为墓也。
     黾儒生时有子，成人之后，一途紫红，衔至县长。廿年径去，牧治峡县，世易时移，渐悟人情。闻人述事，携纸载酒至于东山，奠酹其父。至洞，竟遇山鬼，人来，飘窜遁逸。知者谓：“虽面青似铁，瘦爪如柴，察其郁怯之目，断乎黾儒无疑也。”子遂焚香酹酒，当鬼所逸处，望山膜拜。并慰之曰：“上恩浩荡，右派悉平反矣！”语讫，唯听山脊鬼鸣凄厉，沓喳之声似有鬼跌。又以上语祷祈之，凄厉惊惧之音益烈。李家子始悟：父鬼闻“右”心惊，不辩语意之良恶也。遂泪而不语，并命“地名办”（注1）掌事者：改易东山，名为墓山，诫于地方，警于世人。
     其后，山鬼仍常踪于此。遍县之人皆知：鬼闻“右“丧胆，行者过于墓山，“右” 、“友”、“有”、“又”，凡同音之字悉讳而不敢言也，言则闻鬼。墓山之“右”者，“侧”也，“友”者，“朋”也，“有”者，“存”也，“又”者，“还“也。笔者志此，并告忌避，以免远道之人，路此陷鬼。
     人者，乞生之望，虽万溺而不沉，求命之力，即千钧亦难抵。李氏黾儒者，何洞内烧食三日，慎念而后，终内泥其壁求死而不择生耶？洋有圣赫勒拿，陆有百花广场，皆皆伟人死所（注2），警世而不言处。墓山者，蝼蚁之人，惨竖巨碑，昭酷虐人情于后世天下。游人临此，焉不面‘碑’沉思，有以自省耶？

注 1：地名办，八十年代，各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皆设此机构，以记载辖内地名。
　　注2：圣赫勒拿，岛名，位于大西洋深处，拿破仑囚死处；百花广场，位于罗马城内，天文学先驱布鲁诺殒命处。

一线缝到头        

                                 郑明桂

我复员回家，尚未报到分配工作，就到金华玩。由同学洪奇伟牵线，陪我到寺后王小学暂代理校务之职。好像红娘约定会面般地金惠贤先生站在校门口欢迎。我一见她的温雅俊俏像百花丛中一朵红梅报春，就摄住了我的心，想吃天鹅肉啦！打消了回东阳工作的念头，向科长付鸿藩提出这个愿望。付科长叫我好好考虑她的出身成分。我回答：“她是地主子弟。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好人，能带好一个坏人，坏人少了，力量就变大了。”由于我的执著，付科长也就顺风推舵了。要求我坚持教书， 保证将我俩分配在同一所学校执教。这样，我就请父母寄来一张未婚证明书，两厢情愿地领了结婚证，在杯水主义的简要婚礼运动下，将两人的被褥叠在一张床上，过起了金玉良缘的新婚生活。从此一株苦瓜和一枝福瓜拴一起，生了二男一女，就心满意足地约定实行节育。爱情是吸鉄石，神圣之吻，永恒默契，铺铸幸福生活的锦绣前程。

1958年要整风学习了，我就私下对好朋友们提及，共产党的每个运动都要整掉坏人，切记少说话为妙。孰料整风运动结束，准备分配工作了，负责人辛其昌在大会上宣布： 右派是抽不完的，随时都会显形。像湖头学校一个都没有，肯定有漏网，必须继续抽、批、斗，有一个打倒一个，绝不能手软。越是党团员、复员军人，更要彻底批深批透。

当晚大字报出来了，要批斗我和徐德潮（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住金华医院治疗中），两人都是复员军人干部、校共青团支委。第二天上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俩抽出来批斗。青面獠牙的沈志坚亲自上阵动员：郑明桂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工作能力强，是一只老虎。今天大家要鼓足勇气，把老虎打成狗熊。头一个指定要金惠贤出来批斗，无奈的她讲不了几句话。我看她不屈不挠地坐回原位，没有落泪。第二个指名校长郑敏芳揭发，老实巴交地说不出要害的话来。第三个安排伪君子笑面虎郭宝根宣读子虚乌有的论点：以晨会读报，做省教育厅长俞子夷的传声虫等为反党言论。接下来是假积极的宋维洁和付时才批判我的罪行，右派是事实存在的。迫我说：“我是右派”。批判会就结束。

我做梦也想不到，昨天是革命者，今天革命会革到自己头上，成为反革命，真像小孩子叠锅灶玩耍般地推翻一样简单。事后每逢开大会都要骂我是死硬派、顽固派。这一幕幕活生生的情景，爱妻都亲历其境，就隔断了我俩的碰头。

四月一日上午

更料想不到的四月四日，爱妻带着三个小孩也回东阳。我惊奇得目瞪口呆。爱妻说：“要离婚才能在职教书，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听你说过一句坏话，干过一点坏事。如果离婚，就不打自招是真坏蛋啦！ ”这样就带回十个月的工资351.5元 逼着退职，拖儿带女来东阳了。顿时阴冷的利剑直刺我的要害，泪水肆意地像山洪暴发般狂泄而下，掩埋了我的心情,冲走了我应该安慰感激的话语.只是紧抱着不放，像初恋时全身酥麻，两膝就要跪下地。以泪洗面的爱妻竟掏出手绢阻断了我的眼泪，坚韧不渝地说：“嫁鸡跟鸡，家狗跟狗，一线缝到头。”还语重心长地说爱是生命最好的支撑、是无价的。惊呆了三个懵懂的孩子，不知发生什么天来祸，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我俩的脚，嗷嗷待哺地哭喊着爸爸妈妈。平时坚信我的品行的爸爸忠厚老实，少言寡语地安慰：“只要共产党存在，总有一天会把你们分清是非。”

我家世代务农，有两间房子。一间的楼下架设楼梯、猪栏、牛栏、鸡舍、锅灶、水缸、碗橱，楼上常年塞满柴禾；另一间的楼下后半间是爸妈和弟妹们的两张床，前半间用篾簾拦起来做客厅，兼放些杂物。楼上放着各色各样的瓶瓶罐罐和一张床与储粮仓。我们住在楼上，上下楼要小心，火烛要小心，大小便要小心。自己的家变得太陌生了。夜深了，孩子们熟睡了，我俩抱头以泪伴奏心声的无声交响曲。我妈轻手轻脚上楼来，摸摸三个孩子是谁带着睡一头的，我俩憋着呼吸，装着睡得甜香。天亮了，带着孩子们下楼，哭面当笑脸地迎接沉闷的社会现实，岂能坐而待毙。今后的生活是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成败靠天吗？我俩深信：人生犹如行船，找准一个支点，用力一撑，到岸就可一直往前跑，胜利就在面前。

我从小跟随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硬起头皮将梦想寄托在希望的田野上。向爸爸学耕田、犁田、拔秧、插秧，以冀用自己的双手洗雪所蒙之耻。宁可瘦自己而不能亏待妻子儿女。妻子是位老爷老娘生的宠爱囡，貌可做宫女。老爹早亡，也没跟兄长和长工在田地里干过活，连洗碗洗衣的轻活也干得很少。只会读书、绣花、唱歌、跳舞。到陌生的我家，环境生疏，语言不大通，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三个子女整天绕膝，也勾不出点滴乐趣。口口声声认为自己是地主子弟，连累我被划为右派而共同失去工作。今后该脱胎换骨，改过立新，弥补过失。心事重重，思绪万千，无头魂不知应该如何重新开始生活。我向她解释：当年东磐支队配合大军解放东阳，接收东阳，成立了东阳人民政府，大小干部都在政府里各任其职。南下干部派进来后，就排挤我们申请辞职各奔东西，我才去部队解放重庆。以此推理，右派是上面圈定的。

东阳历代贫穷，惯以玉米为食，早晚都吃野菜玉米粉羹。子女们吃不惯，老是喊肚子饿。无计可施中，爱妻抱着天压下来也不怕的胆量，独自回金华要求将全家户口迁回金华。到我的乡里去迁时，乡干部因我是监督劳动人员，只准她带三个子女迁回金华。后来，又以东阳老家无房住为由，要求金华公安局出函，通过东阳公安局的批示。乡里才把我放回金华。

我们似落叶一样从东阳漂到金华，赤手空拳，无立锥之地。马不停蹄地找租房落脚，从南市街找到秋滨各村，被秋滨党委书记李坤烈知道了，叫我们在乡所在地陆村找，也找不到。这时碰到马安山生产大队长金善玉说：“屋小挤不死人，暂居妻妈家好了。”这样就似乞如犯地寄居丈母家，买一把锄头起家，担起了养育重任。

我起早摸黑，上山砍柴卖，下塘挖藕洗粉。粗活，细活，重活都学着干，练就一身硬功夫，能挑二百四五十斤的重物，虽底分被压低，也不肯落后于他人，还是收入极微。可怜大儿子晓东没钱上学读书，天天赶出门外捡柴禾，找野菜，也不能给全家人温饱，成为村里的最困难户，也甭想得到点滴救济。

当中苏关系吃紧时，随军的小姨从新疆还乡，也暂住在娘家，看了我们的生活很穷苦，就对着我俩的面说：“惠贤！右派没出头，还是早离婚好。”我俩默默不语。丈母娘接了茬：“一线缝到头，有出头。”我暗自符咒：天灵灵！地灵灵！天地所赐的爱情是无价的！爱情是离子化合物，也就是说爱情是纯净物，不容任何其他的物质掺杂。真爱没有岁月，不会过时。

妻子要自力更生，以十个月的工资351.5元余下的一点钱做本，想想养鸡鸭鹅猪没场地，着手养羊，羊被灌木缠死；饲兔，兔逃之夭夭了；养群蜂，又被公社无偿“公”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常开支告急，有口难诉。

想想自己的蔬菜种得很好，旺季有余，就起早拿到地质队去卖。因他们是吃食堂饭的，无人问津。于是我跟爱妻商量，我把萝卜送到城里（十华里），没有亲友居住的溪下街居民院落里，马上赶回队里出工，由她留下来卖。市场上三分钱一斤，我们卖二分钱一斤，卖不掉就按家挨户送给亲友们。岂料价廉物美的几十斤白嫩欲滴的黄泥萝卜，人见人爱，不长时间就卖光了。而且交结了一户新朋友。田螺

院子里有位大妈，看她不像种田地卖菜人的样子，无意中闲扯起来。原来他们是同病相憐的人，靠俞大伯卖田螺过日子，毛的每斤卖三分钱，剪掉屁股的卖五分钱一斤，非常辛苦。大妈叫她有货就去，会帮忙兜售。初试告捷，壮大了她的胆量。

第 二次去卖时，我叫她邀俞大伯到马安山开辟新天地。没过几天，俞大伯真的起大早赶到我家。我陪他到几口田螺多的池塘去操作。中午，我炒了一碗蛋炒饭送过去， 他很不好意思地吃掉。这样一来二往就结成忘年之交的难兄难弟。后来两人碰面，他总要提起那时是困难时期，吃上一碗蛋炒饭是何等珍贵啊！

我的总工分做得少，定粮分不足，荒月不好度。我硬起头皮向城里的亲友们商量，凡是家里有暂时可以缓买的粮票，五斤十斤不限；还要求将买米的钱也借给我，待大熟分进稻谷，机成上白米送上奉还。这样，他们吃腻了糙米，也吃上白米换个口味，使我们翻滚斗式地渡过饥荒。

有一天，队友齐明德也是数一数二的困难户，提起米无着落，我代他弄到80斤粮票，他们才能愉快地过个年。我拜服爱妻的眼力高明，拼死拼活把户口迁回金华，金华的亲朋好友多，得到大家的帮助多。

1959年大跃进期间,为了炼钢,我被派到深山密林的里伍村砍柴烧炭。钢停炼，转派到山口冯与安地兴修水库，做宣传员。

这时青海干劲十足，大量招收内地人员搞建设。我应在青海工作的大弟来信，不加思索，妄想去淘金，脱离苦海。于1961年1月，逃离工地，回家拿了点路费和衣被到上海，转乘直达西宁的火车，坐了七天七夜到达西宁市青海师范学院。大弟找遍了所熟悉的单位，都不敢私自招收人员。

我到西宁市外来人员中转站登记，露宿包吃，日夜徒手搬运萤石矿。有需要扩工的单位要人，管理人员就拉出几许人交付使用。

我进入青海省西宁铁路局二处工程队二工班五组做筑路工。先后驻扎西宁和海宴两地，新建与维修西宁至海宴段的青藏铁路。正工长金某，浙江人；副工长虞某,浙江桐庐人；组长姓焦，东北人。每人领到皮帽一顶，皮大衣一件，皮手套一双，毛皮鞋一双及棉被一条等劳保品；铁锹一把，双面斧一把和手推翻斗车一辆等劳动工具，以运土填筑路基为主要任务。

住的是挖土三尺深搭建的篷帐，帐外挖个露天坑为厕所。每人享用木板床一张，按组编排，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工程队没食堂，饮用水从河里拉来，寒冻时破冰块下水锅，整天烧煤才能烧出三餐馒头，以蒸锅水代开水，洗用水就不供应了。主食为面粉、粟粉，蚕豆粉做的粉糊和馒头。蔬菜靠内地运进的茄子干等干菜为主，很少吃到本地冻猪肉，吃不到新鲜菜。饭菜以票证定量供应。大家的肚皮不一样大，吃不饱的人硬饿肚子。星期天允许外出，进西宁饭店也只能买到咸菜一客一盆，或买上一盆青海鱼。

海宴县仅建政府办公楼、银行、邮电局、电影院、饭店，能碰巧买到一元钱一小碗的羊血，就谢天感地了。什么水果副食品等不见影子。这样的生活，内地人一般都过不惯。

初到高原的我，对地理环境也难以适应，感到空气稀少，徒手走上坡路，呼吸喘喘。全身披戴“战袍”上阵劳动，往往力不从心。一天干下来，气急败坏，精疲力竭，大家面面相觑，谁向谁诉说？想起在水库上做工时，做个宣传员，悠然自得。就是农业劳动时也轻重活兼做，绝不会单纯干重活。临时工每月工资35元，我饿死饿活地尽量节省也只能省下15元钱，汇给在家的妻儿四口人维持生活。怪自己当时不认真思考，何苦来哉，自讨苦吃，悔之莫及。

西宁的气候旱寒，常年无雨，靠雪山上的雪融水而成河，供人利用。暖季晨十时前无风燥热，室外体力劳动者在阳光下可脱掉棉衣干活。当老远远看到西边有风沙滚滚袭来，大家赶快穿上棉衣，放下帽页，戴上风镜和口罩而迎接，沙泥还会罐进领口。冬季坚冰三尺，用两面斧也破不下土，干不成活。半军事化的工程队，还是要按时出工，冻也要在露天冻足钟头，才算干一天活。

一天，零下40℃多，早上出工，有位新工友忘记戴手套，走不了多远，双手冻痛，回到伙房烤火，一下子双手的皮肉烤熟了，结果动了手术。我从家里带去一双灯芯绒布棉鞋，星期天早上换上，到下午全裂开，不能再穿了。

湖北某老哥和我一起躲在稳风地山坳处糊时间，烟瘾上身，托我帮个忙，代吸个火。他自己捋掉手套装上烟丝划火柴。当铜烟筒嘴插进我的嘴里，嗤一下，我急忙抽出来，啊！舌头被粘去一块肉，痛煞我了，仍点不上火，抽不上烟，两人哭笑不得。

刚到时，大弟教我不要说自己是右派。我想来想去，如果瞒着，一封调查信就暴露真相。明人不做暗事，就说白了，当时受到上级的假口头表扬。不久就对我监管了，休息时间要做义务工。我以列宁教诲“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的真理，理直气壮地顶住，就不强迫我做了。

按照取土的难易与运土的距离而定每人每日的完全任务，一般定十立方米，收工前验量，超者奉献，少的要插白旗。我天天拼命地完成了定额。一天，收工回营，虞副工长把白旗插到我的车上。我问他按什么条件，明摆着完不成任务的有白某等人，我就把白旗丢掉，回营后焦组长私下夸我顶得对。他提及堂兄也被划成右派，右派是好人。半途掷笔从事繁重艰难的体力劳动，受累受苦受人欺，天下谁人知！事后处处事事暗中照顾我，是我的大恩人。

不久，大跃进余波热的青海形成财政赤字和粮食供应超负荷，来个反动员民工还乡。我暗自高兴，巴不得早日离开。呈上申请，领了还乡费，岂料一位姓孙的民警护送到金华，他们填错了现住地址，送到东阳。巧碰各单位提早准备过春节，无人办公，竟不明不白地把我塞进东阳县拘留所，拘留了一个半月。又不明不白地转送金华县拘留所，又拘留了一个半月，才不明不白放我回家。我又气又饿就生了一场大病，全靠妻子耐心地护理，痊愈较快。在东阳县和金华县被拘留，才离家十华里路，我都没有向父母和妻子透露一点坏信息。村里人只知道我外逃，不知我被拘留的事，不加追问，就归队劳动了。这个保密效果很好，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我弄成劳改犯，少吃苦头。

时隔十九年，接到金华县公安局来函，要我去一下。已成年的孩子们慌了神，怕我出事了。我心里有数，解释道：“没做坏事，肯定是好事。”到了公安局，当场叫我写份控诉书。1979年12月8日，金华县公安局下文件，内容如下：郑明桂同志于1961年1月至3月，为右派分子外流而被拘留审查。经复查认为“郑明桂同志为右派外流，在遣送回原籍时拘留审查”是不当的。为此，经研究决定，宣布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1961年秋天，两位统战部的干部叫我回去教书。工资降到最低数，妻子儿女们的户口仍扔在农村，这点钱仅够个人糊口，他们就得挂起来饿死。爱妻说锄头三尺长，翻倒半年粮，种田万万年。我严词而拒，宁可捆死在农业上，也不仰面求乞。种田了，多一两个孩子也养得起，解除节育，又生了一个男孩，其乐融融。

爱妻掉过码头转过驼，尽量减少临时爬壁的困境，借张草鞋床做草鞋。做得精细结实，三分钱一双现做现卖，卖掉两双得六分钱，可买回三盒火柴，卖掉十双可买回半斤猪肉，全家打个牙祭。做草鞋非常损手皮，收入低微，就向三姐夫借来80元钱买台缝纫机，自学成裁缝师，上门打工，做到东阳，直至文革时禁止外出为止。一气之下，不听我的好言劝阻，鼓起勇气赤脚下地劳动，每天评上三个工分，稍有不尽人意，就得低头落眼地受人嘲讽。但任凭雨打日晒，天生丽质，永葆细皮白嫩的肌肤，人人咋舌。

多亏头任大队支书郑洪顺牵头，好友金汝海的无偿借钱资助，买起了一间半楼屋和有围墙的三间房子的空基。从丈母家搬出来，英雄有用武之地了。我独自动手搭起了 一个不可想象的简陋的茅铺，要低头弯腰出入。虽爱妻骂：“死不着的东西，毛手毛脚做起来，眼睛都要刺瞎。”还是积极坚韧地大显身手，喂养家禽家畜。看见一只黑母鸡生了一阵子蛋，不赶不肯离蛋窝，不停地“咯嗒！咯嗒！”翎毛一竖一翘，开始恋孵了。妻子萌发孵小鸡的念头。

头脑有点墨水的妻子，知道农村里作兴以孵小鸡的成败而论家运吉祥。这是自己出娘肚皮后的首次尝试，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讨个彩头。于是郑重其事地拜邻居阿宝老太为师，虚心请教。先做个舒坦的孵鸡窝，铺上草席片，以利于母鸡孵蛋，使各蛋温度均匀。然后向饲有雄鸡的左邻右舍借调来16只当天生的蛋，晚上仔仔细细地落窝。

妻子每天从全家人的口粮中省下一把米，定于傍晚给母鸡放食，总是吩咐着：“孵儿吃白米，轻脚轻嘴。”黑母鸡好像满通人情，每次吃饱白米，喝足水，拉了屎，就乖乖地跳回窝，孵得很认真，经常听到黑母鸡用嘴“簌簌簌”翻蛋的悦耳声。

第七天，在阿宝老太的指教下，对着烛光照蛋，个个蛋内都显有红丝状。第14天又对着烛光复照时，个个蛋内都有雏鸡的雏形。阿宝老太说：“每个蛋都有雏，家运真好。”第20天晚上听到“叽！叽！”的雏鸡叫声，有的雏鸡抢先戳壳，想破壳而出见世面了。妻子欣喜得夜不能寐，耐心地照料着。凡有雏鸡破壳出来，就马上捡掉蛋壳，把雏鸡放在上面，不断念叨:“轻脚轻嘴。”毛茸茸的雏鸡宛如两团组合的黑绒球，小球上圆溜溜的两只小眼睛又黑又亮，十分有神，非常可爱。

出来一只是黑的，出来一只又是黑的，当第16只面世时，孩子们手舞足蹈地喊着：“啊，全是黑小鸡！”不料阿宝老太不吭声了，妻子的神情也有点儿沮丧，我连忙说：“这是一帆风顺的好兆头！”大家才放声大笑起来。

过了三五天。黑母鸡率领“黑色兵团”进军户外，行人们见了，非常羡慕这窝今古奇观般的清一色的小鸡群。

从此，妻子年年喜爱孵小鸡，年年孵得很顺利，而且喜欢做人家的义务辅导员，也喜欢无偿帮人家孵小鸡。

凭借孵小鸡的成功兴趣，又请教农校老师指导科学知识和技能，试探着养猪娘生猪崽。利润较多，经济上慢慢周转起来。添农具，办家具，生活有所改善。人世间的事，穷了让人瞟白眼，稍富点啦，又让人眼红——真是做人难，难做人。

另类脸谱的后任大队支书金善修，整掉郑洪顺而篡位，与金兆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竟在大会上宣布我妻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漏划地主分子，子女为地主子弟，从群众大会中赶走。把四类分子会改称为五类分子会。给予我俩批斗、示众、游行。万恶的痂子治安主任金兆湘癞痢头撮着一根辫，吃层削层，屡屡刁难，连买了猪崽也不付钱。在村内街上碰面时，竟拍拍我的头嘲讽：“你半边是贫下中农，半边是右派，真难管。”啊！头脑，头脑，七分神道，怎让人侮辱。我马上以拳脚还击，并大喊：“兆湘乌打人。”当众要拖他到公安局去评理。弄得他灰溜溜地回家去了。且激怒爱妻冲进他家拍桌子大骂：“你这个帮地主家收租谷的狗腿子。我的明桂比你的出身成分和贡献都要好。欠我家的钱快还来，否则要到法院去告。”真是有理翻得太公桌，他哑口无言。恶狗伤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正在开五类分子会时，兆湘乌要我站到前面去。我大模大样的走过去，看他要施什么恶计。未待我站定，事先竟唆使有神经病的洪仪倌冲进来，掳起一根棍，对着我的左腰打过来。我眼疾手快，顺势夺过棍，高高举起来，高喊：“再来吧！”爱妻大声疾呼：“打伤了要养我们全家人。”他火速夹着尾巴逃之夭夭了。第二天，爱妻买了一张狗皮膏药把我贴起来，不出去劳动，要他赔伤药费。洪仪倌不得不请人上门讨饶求情。

我常对金善修抗辩：一次两次都算你大，是人抬人，是忍让。你经常杨柳球捋过头，做到政策以外去，不要以为我不懂法律政策，睡狮是要怒吼的！何况我被错划右派后，为了自己和子女的问题，我俩给中央、省府、市府、县府各有关部门的函访和亲访的次数很多，当官的都好言劝慰。只要不违纪犯法，决不会再加罪于我，只是无能为力纠错罢了。对天高皇帝远，用土法含沙射影随心所欲地炮制的政策，拿不出真凭实据，我俩是不会再参加四类分子会议的。我原不吸烟，爱妻私下买来香烟。每当受不讲道理的批判后，要我嘴叼香烟，抬头挺胸，直腰走方步，大模大样若无其事地走进群众中去，表明不会随便受人主宰的。

岂料兆湘乌大概想起我俩长时不去开会了，心里非常气愤。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天寻开心。忽听门外有兆湘乌的喊声。两个儿子应声冲出门口，看见他拿着一棍绳索，想来绑我俩去开会。两人同心合力勇气大，夺过绳索大喊：“先把你绑起来！”我跑出门口，不得不做烂好人打圆场：“兆湘乌，晚饭酒喝醉了，赶快回家休息吧！”从此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我们的文化小革命胜利啦！让这些无法无天的恶作剧永远让后人唾骂吧！

那时村造反派头儿王樟奶，雇农，性情顺和，自己苦苦地练就了一些文化，和我一样任生产队的记账员。我主动教他记账与造分配方案及结算。

民兵队长王瑞牛是我内侄的牵牛伙伴，从小就“姑父，姑父”的，很亲热。他对我说：“可惜头上戴点官帽，否则早出来打抱不平了。”

我当过村夜校的老师，青年们和我共处甚笃。民兵何青看到我多次被戴高帽，就把我的高帽摘下来，随手抛掉，喊着：“不戴他妈的臭帽子！”

一天，兆湘乌用纸板写上“地主分子金惠贤不老实”的牌，挂到爱妻的脖子上，拉到樟树下的大路边示众。过往的妇女叫着：“姑婆！你没做错事，站站不倒霉。”另一位妇女接了茬：“倒楣的是要她站的人。”

隔壁的金莲妹，不知借势还是受唆使地前来无理取闹，大家知道了，民兵陆继德和邵水牛前来批评她，才息事宁人。

爱妻是富家闺女，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具有“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美德。在校时垫付困难学生的书簿费和学杂费，还不还不论。自己穷了更怜恤贫人，过年过节邀请金锦棠和婷婷等孤寡老人来吃端午粽、夏至馄饨。凡碰见小孩就赞其漂亮、听话，要他们叫声“姑婆！”有糖果时就送给他们吃。孩子们放学回家路过我家门口，齐叫“姑婆，姑婆！”弄得她哈哈笑得回应也来不及，只得连答：“好，好，再见！”凡有亲友们上门来，就抢手拌脚地只怕款待不周。有礼品捎来，值一分钱的，下次定要送回二分钱的礼物。

我俩做到对富、强者不捧，贫、弱者不欺。相信十年大水东，十年大水西。富不会世代富，穷不会穷到底。明中去，暗中来，阴沟泥也有翻身的日子。人，只要坐得正，站得直，周围有群众，恶狗就伤不了人。金善修呀！那次谎害我们的儿子偷棉花，后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竟装聋作哑。我们还没有向你算账呢！

经过含辛茹苦的经营，初步形成一个家的雏形。时间流逝，儿女们成长也快，就到了嫁娶时期了。多愁善虑的爱妻，又日夜挂在心头，要起三间平房把媳妇骗进来。资金缺口很大，爱妻就厚起脸皮出信暂时借钱。她的外甥们将钱送来了，我的两位胞弟把钱汇来了，喜出望外地计划动工。先由我和大、次儿子像喜鹊造巢般地进深山偷买、背回被管的私人黑市木料，用泥土筑墙，造起三间平房，走在全村的前列，打好了嫁女娶媳的基石。看见用双手制造出来的快乐，就会喜事连连，令人称奇。

岁月催人，对所蒙耻辱略有淡薄。1978年4月吹来了纠错风，整整20年啦！人生有几个20年！悲喜交加，难分酸甜。四月份我俩被各校邀回代课。我的知识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又丢锄执笔，担重千斤，只有死记硬背地抢救。不久，通知全市18个右派去纠错，把我的工资定为33元， 比原来比我低的老师还要低几级。且花言巧语地说是通过走访家访才定下来。这根本不符合纠错政策。下半年纠错办成立，主办人是钱森祥，是那时上台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和工会会籍的，这次须彻头彻尾，实事求是纠错。在我的纠错书上是“在反右整风运动中，没有说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右派是错划，给予纠正。”可见当时的吃人做法，何等毒辣。一些人由于办案人“怕痛”，一次又一次地割尾巴。纠错后得知我支队在金华供职的施姬周，戴成鳌，许维星，厉仲民，胡馨都是右派，的确是圈定的。极左决策失误者呀！你催毁掉多少辉煌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

有的有点文化不知内情的人，还是戴着有色眼镜对右派看扁，好像纠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区校会计倪斗文看我的工资比他还高而不服气，要传我去说明情况。我对校长项深海说：“按文件办事，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肯。”刚调来的校长池秀兰，春节擅自不登门慰问，爱妻赶到办公室责疑，不得不乖乖认错。我俩忍气吞声，低头落眼过了20年，该扬眉吐气了，谁触犯了我俩的声誉，点滴要维护。

爱妻于1980年10月得纠错，为了让次子郑晓雷顶职，火速办理手续。我于1983年， 领导为了身边可带幼子郑小端，突击办理离休手续。按理说退下来可享清福了，而由于政策的忽左忽右，办案人的我行我素，我俩还有两个属供应户口的子女得不到纠正，烦人事频出不穷。岂料政策的多变，离休干部方文献自己的子女都有正式工作，连后妻的农业户口女儿也可带上去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仍背了子女债，只有天晓得。怪自己生不逢时，今生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是宿命论，只有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才能起到安慰的一点作用。人生在世，谁都追求生存，理想生存得越幸福越好。随着时代的碰撞，一个人的心灵世界所表现的喜怒哀乐各不相同，个中滋味别人无法领会。为了扫除爱妻多思善虑、操劳过度、日积月累的心灵中的一些尘埃，两人先后游览了本地各景点和普陀、庐山、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到了北京住在我的同学金方庭的家里，出游方便。爱妻对故宫琳琅满目的珍宝，独具钟情，先后参观了十次，尚未尽余兴。

不知不觉中老伴老了，变得健忘了。只有说起往事时头头是道不会出差错。一接触到眼前，往往前说后忘记。一件事情她会一问再问，我回答得口干舌燥，她还是记不住。日常的用品东拿西丢，有时候摆在她眼前也看不见，还要高声喊叫：“老伙快帮我找一找。”弄得我哭笑不得。有时候我懒得起身，就简单地回答：“放在老地方嘛！”可她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就发火：“我又不是撒娇寻开心，老地方，老地方，用这点力气直接来拿一下，我就不用枉兜圈子了。”

为了她这健忘症，平时我只得经常多做眼明、耳聪、手脚勤快的“密探”，把她随手用过的物品有条不紊地物归原处。

藏宝容易探宝难。有时她小心翼翼地把钱放到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宝险箱”里，结果两人翻箱倒柜也是找不到，只有耐心等它有一天能水落石出。

有时候我对她说：“我总不能做你肚皮里的蛔虫。”两人对视而笑。笑后她叹道：“唉！我没脑筋了，你先死的话我一天也活不了啦！”我安慰她：“心宽增寿，常乐长寿！”

健忘的老伴到外面去洗衣服，洗好了，站起来屁股一滑就回家，一次次丢小凳子。有时感到可惜，会按户去访找。有的好心人会代保管或送回来。叫她不要出去洗，为了省水又洗得干净还是要出去洗。我要去帮忙，又说有老婆的男人去洗衣服，岂不成笑话。直到她到衣服落水就捞起来算洗过了的地步，我背地里重洗，还要表扬她洗得干净，她还不知实情。

素来闲不住的人，被病魔暗地里折磨得做缝纫时不会计标尺码、画图样，各式各样的美观舒适的布鞋也不会做了，只有拿只垫好的鞋底走街闯户，边聊边纳几针，显示自己还能干细活，免得人家对面说她笨蛋。凡邻居提及痴呆，就闷闷不乐地回家诉情，再也不会去那家了。

老伴也意识到自己该多动脑子，提出来要跟村友们玩牌或搓麻将。我想方设法买到了这两种牌，请王樟奶上门传授玩法。我比她先上路，再继续教她。又请另外老妇们上门边玩边学，二元钱刨底，她只会输不会赢，又心痛钞票了。我说：“拜师学艺，总得交点学费。”她也听不进了。又提出要和家里人玩麻将，这就得连媳妇和孙子们也学会陪她玩。我在她的背后做军师。她赢了，非常高兴。不久，她的眼和手的动作太慢，又不肯玩了。

无事消磨时间，脑子更糊塗，有时出现幻觉了。看到我打开衣柜，会当成强盗抢收东西，边喊边打过来。黑夜高声大叫有坏人来杀她，爬下床就逃，我起床跟在她后面劝说：“现在是我们的天下，谁敢无理。”白天稍不留意，会逃出门去找不回家。还好我在她的衣袋里装上卡片，还晓得掏出来给别人看，好心人把她送回来。于是每逢出门都拉着她的手并肩走，看到街边的樟树要问我这是什么树，路上听到鸪鸪的叫声，又问我是什么鸟的声音。有时拉她朝东走，她会甩掉我的手向西走。我再去牵她的手，就会当众打过来，还说她走的方向是对的。对她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举一动，都要不遗余力地给予体贴呵护，妄想爱情唤醒她的爱，爱定有回春之力而创造奇迹。

老伴的记忆力一天天差下去，是否是痴呆的先兆，引起我的警觉。经检查是严重高血脂症，头晕眼花记忆力差，经多次住院也不见好转。一次，我在报上看到复方丹参滴丸也能治高血脂的报道，就给她连服一年左右，她的头不喊晕昏了，记忆力还是继续滑下坡。再经复查，高血脂却奇迹般地痊愈。可核磁共振显示已脑萎缩，痴呆了。天哪！这是不治之症啊！要医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有人就有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不惜花钱就医，只求能减轻痛苦，延长寿命也是希望与惊喜。

大家都说痴呆是无可救药的，死马当活马也要医。听说谁好就求谁医，哪种药能治就服。金华市中医院神经科胡浩宇主任的中药，自1999年3月4日至8月7日吃腻了才止。1999年8月12日换服西药哈伯因与欧得活脑素（深圳万基有限公司，国家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强化记忆活脑胶囊）。2000年8月1日

同学施一鸣和胡晋，都是制药工程师。施一鸣痴呆多年，当我知道后去看望，已不会说话，由保姆一口一口喂食了。胡晋说痴呆无药可治，只服用其他病袭身的药。老伴于2001年4月9日起喂食，怎能任其自然让痴呆夺走生命。我经常反刍爱情浪漫，品尝爱情中的山珍海味，矢志不改，不断增加爱情的投资，使其感受爱的伟大！幸福！快乐！古话说：“七分靠已，三分靠科学”的护理，传达出的是爱，是体贴。亲情是良药，如同母亲擦洗婴儿的身体，为的是恢复原来的容貌美丽，让其舒舒服服，干干净净，轻松自由，减轻病中生活的痛楚，死也要死得轻松安祥。

当老伴尚有思维记忆时，常当众讲“明桂，你是好人。我的脑子没用了，要让让我。”我听后次次都心如刀绞，欲哭流不出辛酸泪，只有点头示意，深感心灵的愧对。我不会忘记，老伴与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几十年，无怨无悔，终身补偿不足为奇，老伴安心养病吧。

老伴的病情滑下坡，个人的护理力不从心，照顾不周，害老伴在房门口摔了跤，引起点滴脑溢血，住医院治疗。就决定大媳妇朱燕琴长住服侍，由我作助理。由于加上七病八病的雪上加霜，先后各患一次左右小中风，卧床不起，不会说话。假牙掉光，只能喝粥。又有轻度糖尿病和癫痫症，护理要察言观色，每日记录各种病情的发生情况，大小便的时间与次数，时刻不能忽视。

自2002年10月19日发癫痫很凶起，随后病情轻重不等约每月平均4次，有时一日4次，最长时间一次发半小时以上，服用苯妥英钠。以主粮加十来种杂粮和补品红枣、莲子、白果煮粥，不断选择间换有益水果，治好糖尿病。

她还常在这里那里弄破皮肤，就消毒患处，敷上药粉，搽上龙丹紫药水使其结皮，再用吹风器常吹，就很快好了。竟折服医生护士来向我们学习。

有友人问我近来如何自我锻炼。我说：“我有老伴作活的运动器具。”每日按时给老伴捶腿拍背摆动手臂，整天呆在家里，不须参加其他任何活动。日积月累，我们得出科学护理方法，就是根据老伴自己拥有的生物钟，加以培养巩固，按时吃饭吃水果、打针、服药、大小便，这样，她自己到时候有所举动表示出来，告诉我们要帮其做什么了。虽不会讲话，屎尿也不会拉在床上，亲友来看望，都乐意坐在床前。孙女们来了，喜爱躺在老奶奶身旁亲一亲。洁白一身，令人喜爱。医生夸国家的国宝是熊猫，我家的家宝是老奶奶。护士常会来摸摸奶奶的脸蛋，赞其真可爱。老妈呀！大家都疼爱，该长命百岁啊！

医学无回天术，驯服病魔，常靠精心护理也不能久保生命。按病情判断癫痫、噎死、痰闭是对老伴的致命威胁。单凭老伴的心脏好，肠胃好的有利因素所孕育的一身肉彩，就是断口几天也无妨。2008年11月19日 下午二时还扶她坐在轮椅上，好端端地喂下中药，三时半喂食弥猴桃，下午四时扶上床，都没有异样。岂料下午五时左右大咳三声，琴媳妇听到后说有点不正常。我说每天都听到咳次把。嘴上说可不必在意，还是摸她的脚和手，用脸颊贴她的脸颊，感到她的全身都热呼呼。并说：“再睡一会，就喂你吃晚饭啦！”过了数分种，琴媳看她脸色不正就大喊：“不好了！”我立即为她做人工呼吸，火速叫来小儿夫妇和救护车，送中医院抢救。岂料心力衰竭做了元凶，她的三声大咳是“我去了！”的永别词。就像毫无痛苦的睡觉一样地走了。我率儿媳们共同心慌意乱地揩洗她的玉体，换上崭新的寿衣，沉痛地送她走上不归之路，到那极乐世界。

失去爱，更懂得爱情的珍贵。老伴是宠子囡，属福娃，出生后就与亲娘同床共枕垫娘的手臂睡，还要娘抓痒。和我结婚后也要求我同样体贴。我于2005年10月左腰手术后，不能上大床里壁睡，只得以简易床铺到大床边日夜侍候。没有看到她的身影，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如知道要永别了，我爬也要爬上大床，共枕垫臂美丽地睡上一阵，这使我后悔无穷！她在那冰雨暴雪中理直气壮地说“离婚就证实你是坏人”的话，拯救了一个家，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凡俗人中伟大的贤妻良母。她给我的恩情无以言表。但愿来世再修成夫妻，恩爱更恩爱，永不褪色。

我说：“你是角，我是角，有时你的度数大，我的度数小，两角相依相偎成互补，缔造心灵不设防的平角，一线到头。”

试问老伴：“你走了，我还在，算不算一线缝到头，永远活在我心中？”

                                              2009年元宵节

附：郑明桂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