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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衡陽市志》記載：1957年當時這個人口不足50萬的城市，“共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占反右單位總人數的8.86%。右派分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的1772人，占45.98%。市民盟、民革、民建三個黨派32名市級委員有18人被劃為右派，占56%。全市中小學教師被劃右派的比例達15.5%。還有一部分被劃為中右分子。對這3854人的處分，70%以上是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和保留公職押送農村監督勞動，其餘的人，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中大部分被強制下放農村。這些人被強制從事重體力勞動，工資大幅度降低或取消。那時未實行計劃生育，每個家庭人口較多，生活陷入極度貧困，以至衣食無着，掙扎在死亡線上。”好些人因此提前離世。
新近翻閱難友應山紅主篇的《石鼓灘頭》——“湖南衡陽反右史實”，在460頁上讀到牛德山先生所寫的《迷糊、聾啞及其它》一段反右紀實史料，真有點啼笑皆非！那些一味媚上阿上的昏官庸官黑官，為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英明”，不惜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竟將一大批最善良、最底層的小學教師、售貨員，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她）們中既有什麼也搞不清楚的迷糊人，也有又聾又啞的聾啞人，還有目不識丁的工人和未成年的花季少女……筒直就是它媽的瞎胡鬧，徹頭徹尾地整人害人，哪有什麼“正確”、“必要”可言，純是湊數拼數，五花八門，品種齊全。在人們心目中以為右派總是多少有點政治頭腦的知識分子或官場中人，然而不是啊！請看下面這幾個例子。
迷糊人李霽月
她是瀏陽人，反右時已年近五十。雖是教師，文化水平卻低得可憐，濫竽充數地教着初小一年級。她生性孤僻與同事很少交往，除了在課堂上平時難得開口，每天教完幾節課便閉戶不出。每次集體學習，她要麼一言不發要麼打瞌睡，不論人家怎樣批評以至嘲弄，就是不改。時間久了大家習以為常，便聽之任之。
她是獨身，聞說解放前曾與一個花花公子同居過，後被遺棄，從此再未婚配。對政治上的事一竅不通。在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朝鮮的領袖是誰，志願軍司令員是誰，一概不知。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鬥爭中，什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也說不明白。1958年寒假集中整風反右，在小組鳴放會上她照例打盹眯糊。工作組的同志喊醒她問；“剛才×××的發言，你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
“你認為他的發言怎樣?”
“講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就這樣，她便因“支持右振和右派一鼻孔出氣”而與×××一併落網了。此外還有一條罪狀，就是她曾在閒談中說過“我那裡賣的油條細得像筷子，風都吹得起。”那當然就是“攻擊社會主義”了。她被押送農村監督勞動，由於有一雙解放了的小腳，又是高度近視，在田埂上走路還要別人攙扶，手無縛雞之力，連個小鋤頭也舉不起。怪不得農民為之嘆息說；“這號人怎麼也送到農村來?真造孽啊!”隊長只得安排她帶幾個孩子。1961年被調到社會主義學院。請勿誤會，以為她入了高等學府。這個學院其實是個短期政治學習班，對右派或摘帽右派來說，仍是個通過勞動進行改造思想的場所。一天來了兩名外調人員找她談話。右派們都是非常敏感的，對這種難見的新鮮事紛紛猜測議論：難道要摘掉她的右派帽子?憑她這樣的表現，哪裡夠資格，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過了幾天，那倆人又來了。一個大膽的右派去偷聽，這才真相大白。原來，李霽月是我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的堂妹。在國共爭奪天下的革命戰爭年代，李貞將一個兒子託付給她撫養。李霽月多年忍飢挨凍歷盡艱辛把孩子養大成人。沒想到就在臨近解放時孩子高中畢業了，竟在一次游泳中不幸喪命。她為此內疚痛苦萬分感到無顏見親人，所以解放後雖然李貞諒解了她，一再派人接她去北京，她就是不去。這次來人還是奉命來接她的。按說，在這種情況下，她如果去北京將軍府處境必會好許多，但她仍堅持不肯去。以後的情形就沒什麼可說的了。她一人住在江東一間小破屋裡，衣衫襤褸，瘦小佝僂，改正後病死時孑然一身。打盹幾分鐘，受苦半輩子，你說冤不冤哉！
聾啞人高揚秋
他十歲那年因病而全聾半啞，久與之相處，可勉強聽懂其結結巴巴的短語。解放前他靠賣黃泥河水謀生，與地下黨員查微結識，被培養擔任交通員，傳遞了許多秘密文件，無一閃失，不久加入了地下團。他沒有上什麼學堂，但聰明好學曾把字典抄寫過三遍，練成一手好字，文章也寫得流暢，又擅長繪畫。解放後先後在市總工會和市工人俱樂部(現工人文化宮)工作，多次被評為三好團員和先進工作者。1958年5月，反右鬥爭已近尾聲，領導上卻親自找他苦口婆心動員：“你是團員，是黨的助手，要多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你又是殘疾人，會有什麼野心?儘管放心好了！”於是他寫了張大字報，提出幾條意見：
一、市總工會主席處理某件事欠缺民主協商，造成損失；二、某某幹部系起義人員，在肅反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與政策不合；三、自己年輕，工作量大，糧食定量少了些，是否可增加一點。幾天后就宣布他為右派。
在批鬥會上大家聲嘶力竭地討伐，口號聲如萬炮齊發，他無動於衷雷打不動，左顧右盼不知所以。最後認為他頑固不化，從重處理，開除公職和團籍，被押送株州勞教。株州方面的人說衡陽人發癲了，堅決不收。他在株州只過了一夜就被退回。在衡陽勞教所一個管教人員叫他拉一車煤，他發現煤是公家的，煤卻往那人的家裡送，便愣頭愣腦一本正經地提出抗議，得到的回報是加大勞動量。在一次用船運煤去東江鎮時，要他一個人擔兩噸焦炭上船，又命他拉縴。烈日曝曬，汗流如雨，他拉了30多里水路，只吃到兩個小饅頭，暈倒在湘江河邊；不諳世事，自作自受，你說蠢不蠢？當然後來活活被整死了。
工人李君健
1958年，他是衡陽市二醫院放射科工人，一生酷愛京劇，同事中的趙真琦、卓德章也有同樣愛好。事有湊巧，趙有歷史問題，卓是副院長、農工民主黨成員、外科專家，本市有名的“一把刀”。這兩人在反右鬥爭中，一個按反革命處理，一個判成了右派，於是李君健也跟着遭殃。主要罪名有二：1.與趙、卓關門聽收音機，雖然實際上是欣賞京劇，卻硬說他們結成了反黨集團，在偷聽敵台。2.李是單身公，一向不修邊幅，對人說衣服難洗，特別是領子和袖子最髒，最難洗，便說他是含沙射影攻擊“領袖”。二十多年後，給他下的改正通知上寫道：對他改正的主要理由是劃右時他系工人，而中央當時明文規定在工人、農民中不准劃右派。但是，此時他已四十四歲，時光不能倒流了，不是右派又怎樣？白白受了幾十年罪，敢去找專橫不講理的共產黨嗎？
少女梁秀春
1940年她出身于衡陽縣確山鄉一個山村的貧苦農民家庭，1944年日寇入侵衡陽，4歲的她在逃難時散失在叢林裡，如不是被人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的故事了。1956年她就讀於私立大剛會計學校，被地區百貨分公司招去在秘書科當打字員。因眼睛不好，次年到祁陽縣百貨公司當售貨員站櫃檯，或搖着巴浪鼓挑貨下鄉兜售。17歲的少女天真浪漫充滿幻想。1957年全公司30多人已揪出14名右派，成績名列全縣。這個單位在揪斗右派中有個創造，凡要揪某某人事先畫好頭像用白紙覆蓋，臨到批鬥時才揭開。除夕那天小梁去上班，見牆上又貼出一張頭像照例被遮蓋着。她抱着孩子似的好奇心，猜想着這排行第15名者是誰。剛走近牆邊就被人團團圍住，揭開白紙一看正是她的頭像。罪狀是什麼呢?
1957年10月正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某日一顧客遞給她一捲紙，說是對公司提意見。她隨口答應順手代貼，原來是批評公司經理、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劉繼波拋棄結髮妻另覓新歡，是“新陳世美”。於是，便定她“惡毒攻擊黨的領導”，並且是“反黨集團”成員。而她與那名顧客並不認識。此外，她說過1954年糧食統購統多了，還發生捆綁吊打現象；農村互助組轉初級社又升高級社，步子太快了；1956年肅反外調人員滿天飛，差旅費開銷太大，有些可用函調以節約開支。這樣就定為“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肅反運動”。她遭到辱罵毆打，遍體鱗傷，三天三夜連續批鬥，逼她交代“反黨集團”的頭頭。她只有十七歲，上報的定案材料竟寫成二十歲。她受到開除干籍留用察看、降薪的處分，被遣送農村監督勞動，她不斷申訴。到了1961年底，上級查明她的年齡確實被加了三歲，便作為特殊案件進行甄別改正，恢復了干籍，留了一個“留團察看一年”的尾巴。她被安排在白水百貨批發部工作。到1968年底她臨近分娩，又被揪出來，說“1957年劃右派年齡不夠，現在夠了”。批鬥會結束後一個小時，孩子呱呱落地。她再次受到降薪發配農村的處分。從少年到中年，梁秀春沒有過一天安穩日子，而那個挾嫌報復陷害無辜的公司經理卻官運享通，步步高升。
毛澤東治下的中囯就是如此，作惡的步步高升，幹事的天天受罪，變人為鬼，封妖為官，舉國一樣，比比皆是。僅管反右鬥爭已整整52年，至今仍 是“必要及時”的德政，只是“擴大化”而已。不“平反”、不補工資、不賠償，還不准提及，不知當局安的什麼心，還要再搞一次“反右鬥爭”麼？不知胡溫的“和諧社會”對此作何解釋？難道就算了嗎！
這筆欠賬永遠記在歷史的銅柱上：反右鬥爭所坑殺的不是五十五萬中國的知識人，是中華民族的正直、正氣、正直！
大山深處走來的年輕人
——誰打開了地獄之門
姚孔亮
滇南的哀牢山，異峰奇嶺，巍峨峭拔。混濁的紅河帶着土紅的色彩洶湧澎湃，晝夜不息地奔騰在彎彎曲曲的山谷，造就了山里人純樸、剛直、勇毅、堅韌的性格。
五十年代初期充滿希望、理想的年輕人，跟着共產黨、毛主席，建設美好、幸福的新中國有着堅定的信心，滿腔的熱情拼命地學習、工作着。姚孔亮這個山里人，在紅河縣也不例外，而且是走在前列的佼佼者。誰能料到，那個兇險的丁酉之年，他從一個戴着優秀教師的桂冠、團支書記重點培養入黨的對象一瞬間——聽到大躍進中，一個基層幹部出狂言：“在大躍進中發怨言的人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殺的殺。”他在幫助黨整風鳴放會上提出批評：這個幹部的話不妥——就被扣上了一頂右派帽子，罪名是反對大躍進，於是他走進了地獄的大門。
1958年春末，姚孔亮被戴上右派帽子從大山中的邊城走出來，進了設在開遠臥龍谷的農場，（集中了紅河州被處理為監督生產的右派）。1959年6月下放幹部回收後併入彌勒東風農場，此時的東風農場已是一個集中500余右派（少數、反、壞帽的人）監督勞動的農場。
1959年初，東風農場的饑荒才開始，臥龍谷農場併入後已蔓延開來，姚孔亮和我分在一作業區（有四個生產小隊）—— 一小隊。初見他，不高的中等個子，濃眉下一雙聰慧有神帶有寬祥的大眼睛，機靈中透出憨厚的山民性格，待人十分和善。在飢餓的情況下人均要負擔四十畝的旱地作物（苞谷、花生）。勞動強度之大，時間之長世所罕見，都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有着山民體質的姚孔亮在近三年的磨難中終於走出了死亡的陰影。
東風農場的幹部，大都是下放後留下來的。有的作為骨幹，有相當一部分的檔案上有內控字樣或中右，他們以十倍的狂“左”對待這些遭難的人。記得一作業區的指導員張致澤（雖是師範學校的教員），系中右，曾主持過因“偷”花生打死李元德，重傷解傳寶的鬥爭會。那天上午在宿舍里的打鬥會，姚在難友中是個十分善良的小伙子，不傷害任何人，更不會告密，打小報告。他躲在破舊的蚊帳里坐在床上一言不發，那些同類相殘者有些對他很有意見，主持人即改變方式，下午集中全作業區的“積極”分子（打手）在一間空中樓閣房內打鬥，大部分人出工幹活。幸而小隊長桂寶華（坦克兵專業的下放幹部）內心對這種打鬥頗不贊成，看在眼裡說不出來。對姚則刮目相看，以後處處給以關照、保護。1960年初即摘去帽子，成了老撤。像這樣的幹部在農場是很少的，從場部到生產小隊長几十名幹部中就兩三個，他們們贏得了難友們的傳誦、讚賞。大多數幹部嚴厲的對這些右派進行監督，爭着表現自己有堅定的立場，進行階級鬥爭的覺悟，爭當左派。不折不扣貫徹領導指示，作惡多端的也是極少數，有着痞子的本性。1961年12月桂寶華隊長關心撮合，他與水利廳來的摘帽女右派楊若蘭結婚，是農場少數右派結婚的第一對。成為21年的“幸運者”。姚孔亮摘帽後就調去養豬，他是一個事業型的人，不論幹什麼都能鑽進去，做出成績來，為保持飼料中的營養免受破壞改熱煮為生飼料。在農場的養豬場“扭虧為盈”中名列第一。在那種體制下，極低的所謂工資，全靠姚的事業心干出來的。緊接着姚又調去養雞場，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共同養雞。從此養雞事業和他的生命連在一起，是他生命的全部內容。
小兩口白手起家，沒有飼料糧，餵雞的那點糧食就到秋收後的大地里搞小秋收，設法搞點油枯，米糠加菜葉來餵雞。靠傳統方法，老母雞抱蛋，一窩13-15個蛋，出殼8-10只，成活養大6-7只就很好了，所以每年都在300只的水平上徘徊。發展當然是緩慢的，他們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省吃、儉用買來有關養雞的書籍，從有關雜誌上了解到發達國家日本、美國現代化養雞場的發展水平，雞肉已成為人人都享用到的肉食。看看我們這個小養雞場的現實，價錢十分昂貴，全場800多個勞動力，老難友誰能吃得起，基本上為場部幹部和外來客人服務，變成了稀罕的食品，一般人員只有病號、產婦才能得到幾個蛋（交錢後拿着場部的批條才能得到）。那時，姚心裡就定下宏願，一定要把雞養得多多的，讓人人都能吃到雞肉和雞蛋。小兩口刻苦鑽研、學識互補，先搞成了溫化孵化法，又自製成電孵化器及相關設備，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文革後他已達到專家的水平，完全可以到農大的講壇上授課了。
養雞場成了姚、楊這對患難夫妻的“世外桃園”，沒有了晚上捆綁吊打的鬥爭會，沒有了不論白天，黑夜無休止的“義務勞動”，沒有了提防“猶大”的告密……但他們在場部那些幹部的眼裡終究是摘帽右派，仍然是階級敵人，是賤民、是牛鬼蛇神，只不過是這許許多多不幸人群中的“幸運者”。
創辦雞場的坎坷路
文革後在農場難友之間暗傳着兩句話：“毛升天堂，我們出地獄。”果不其然，大獨裁者、暴君終於鬆開了緊握大權的手——死了，應驗了。1979年初難友們都離開了地獄，走出了農場的大門。姚孔亮被安排在州畜牧獸醫站，到位即被州農業局抽去做土壤普查工作。經常到各縣出差，市場上雞和蛋都很少的現狀，使他對養雞事業難以釋懷。此時農場派大員到他家請他返場，準備辦個大型養雞場，他頗為心動，但又不願回到那個葬送了多少人才想起來就使人傷心的地方。1981年春天來臨，滇南的氣候是十分溫和的，那天，一輛吉普車駛入農科所——開遠要辦養雞場，知道他是養雞專家，特意請他去幫助建場。經過雙方領導協商，他被借調到開遠成了籌辦養雞場的主角，而且一個配角也沒有。事情是樣的：八十年代初工業調整中開遠氮肥廠停產下馬，為了安排廠里無着的工人和待業青年，市里決定建立現代化養雞場；在一無技術，二無資金，三無場地的基礎上，辦有一群不懂得養雞的下崗工人的養雞場！所幸的是他又回到心愛的養雞場，繼續他的養雞事業。
成立建雞場籌備組，他任副組長，實際上一切都是他主抓；從選址、場區布置，規劃設計、施工建設，緊張有序地進行。工人們熱情很高，認為有他這個專家就有了靠山，個個信心十足。這時他十分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些沒有一點養雞技能的工人，怎麼能上崗養雞呢？當然不能，辦培訓是個好辦法。下決心！因陋就簡，沒有教材自己編寫，理論結合實際的教材更能使學員們容易接受。第一期當年6月1日開學，一個月後結業；第二期以課堂講授和實際飼養操作相結合。使學員結業後就具有上崗操作的能力。養多少只雞來供大家實習呢？這是個爭論得很激烈的問題，也是一個認識客觀規律的關鍵問題。何況雞舍未建起，養在什麼地方？進雞苗的款從哪里來？在眾說紛紜、意見不一的情況下，大家都看着他這個專家。他說：“養100只也是養，1000只也是養，10000只也是養，只要有地方。”縣委知道後，把剛建好的看守所供給他們辦學習班實習用。他從昆明實驗雞場一次就進了雞苗2000多隻，並告訴大家8月培訓班結束，中秋節就可供應上市。大家都覺得專家有些冒失，不少人為他捏把汗。他帶領着學員們，從課堂講授到實際操作，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與此同時為了讓學員懂得操作孵化技能，從上海進了一套孵化設備，就在院子裡搭起柵子把設備安裝好，開始教實踐孵化的培訓。為了練就青工學員的過硬本領，特別是在防病治病上來不得半點虛假。為便於教學管理，他和學員們吃住在現場。機遇總是給幸運者，而幸運者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總是給那不怕艱險、勇於奮鬥的人。中秋節前，第一批2000多隻肉雞上市了，第一批7000余只幼雞出殼了，使建場的資金有了着落，工商銀行也答應給予貸款支持。這兩個第一批震動了滇南重鎮——開遠。
到當年年底，半年多的時間建成一個五萬隻蛋雞規模，包括孵化、育雛、育成、蛋雞、種雞車間，只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就建成生產齊全的機械化養雞場。
現代機械化雞場已建成，事業有了成就，他的名氣大了，媒體，各級領導、賓客接踵而來。有參觀的、有訪問的、有來作視察、指示的；有要求傳授技能辦場經驗的，要求幫助建場的。這期間他脫離了雞場的工作，為省畜牧局辦了養雞培訓班，為個舊、師宗、石林等地先後辦了七期培訓班，培訓人員300餘人次。幫助個舊卡房建場，州民政局、師宗鄉鎮企業，石林等地建立養雞場的工作。曾被師宗聘去擔任養雞場場長近兩年。1987年他從師宗回到開遠雞場。一看大驚失色，幾乎一口氣上不來：原來在他離開的這些年，養雞場的頭頭們貪大求多、急功近利，不務實、講排場，上了罐頭廠，食品糕點、飲料飯店、養豬、食用菌等項目。由於技術資金、管理都跟不上，資金分散，一樣都搞不好。1987年虧損高達130多萬元，債台高築，資不低債，瀕臨破產。他辛辛苦苦傾盡全力創辦的養雞企業，本可大展宏圖，卻被無能、利祿之輩搞成這樣一個爛攤子。在這樣的局面前，他除了憤怒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深知就像對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要讓他起死回生是多難呀。他想還不如返師宗養雞場，去發展那裡的事業。他拒絕出任場長的決定，支部書記、主管領導都來做他的工作，伴以黨員要服從組織和決定等等，他都無動於衷。然而，面對幾百工人要求他出任場長的呼聲和信任，他不得不考慮。工人們說：“只有你姚場長能收拾這個爛攤子，讓它起死回生！”最後他只有硬着頭皮，接過這個爛攤子。
接手後比他想的還要糟，雞群疾病叢生，死亡率高，成活率低，每天產的蛋頂不上早已收過的預付款，每天需用的飼料款都沒有着落；財政不給錢，銀行不貸款，那些當年來視察，發指示的官員們一個個都避得遠遠的，誰也不會來幫幫他，職工工資發不出。千頭萬緒，至關重要的是解決資金問題。首先向職工擺明雞場的困境，已到了資不抵債的破產危險境地。必須緊緊依靠工人群眾，穩定人心團結起來、整頓紀律、共渡難關。經與領導班子反覆研究，決定在職工當中集資入股。職工們認清了失敗的原因，相信他這個場長帶領大家能走出困境，創造新的輝煌。大家積極性很高，很短時間內就集資20余萬元。
為了雞的防疫，使引進的優良雞種——法國的伊莎雞能有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只有把雞場原有的雞全部淘汰，從頭到尾一個車間一個車間騰空、消毒、淨化。為了引進伊莎雞種與杭州養雞場軟磨硬泡，並以“支前”須要為由，終於引進了父母代的伊莎優良品種，形勢很快起了變化。隨着新雞群的更新成長，一車車雞蛋銷往昆明附近地州、銷往廣西南寧、北海直達海南島。
在結構調整中堅決停掉與雞無關的項目，專一把雞養好，不斷開拓進取，不花國家投資，把五萬隻規模的場擴大到12萬隻規模，生產上攀登了一個新的高峰。
職工們在歡慶建場10年之際，貼出巨幅橫標“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說得多麼好啊！養雞場的職工們底氣很足，經過幾年艱苦奮鬥利潤超過50萬，100萬，成了開遠的盈利大戶。農業部派專家10人前來考察，他們帶着疑問來，開始向他們匯報還不相信，“真是這樣嗎？”最後他們信服了，並說：這樣的成績全國少有，建議將開遠列為全國禽蛋生產基地。次年“全國畜牧業工作會議”在昆名召開，交由他們養雞場在昆承辦。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他的名氣在全國叫響了，各種頭銜“優秀共產黨員”、“先進工作者”、“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紛至沓來，《雲南日報》頭條新聞報道《西南之星》將他收入《中國專家人材庫》《二十一世紀人材庫》，平時他的一些話也收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優秀格言集》《中華名人格言》。人一旦出了名各種媒體都會找上門來。但他始終保持着清醒醒的頭腦，每一次成績的取得，事業上每上一個台階他都作為一個新的起點！市里雖將出國考察的名額給了他，為了節省1.5萬元公款，他主動放棄。市職稱評委摧促他寫材料解決他的高職問題，正是工作最緊張的關鍵時刻，對這個關繫到個人工資待遇的大事，他卻滿不在乎，他淡淡的說：“寫那麼多材料，我哪有時間啊！”就這樣他把高職也放過了。省畜牧局要把他調到省種雞場擔任場長，檔案資料都調走了，最後開遠市委不同意，他也不堅持，一次晉升的機會與他擦身而過失卻了。原來他有一個更大更新的“夢”：他計算着把“種雞分場”分離出去，建立“紅河州種雞場”（名稱已經州畜牧局認可）。其規模首先滿足全州雞種的供應，進一步再擴大到全省。這就需要引進先進雞種，培養自己的雞種，把養雞場擴大為15萬隻的蛋雞場，加強擴大奶牛、魚苗兩個項目，把租用食品公司的養豬場改為種豬場，專門養種豬，解決當地豬苗從四川長途運動的問題。一個集雞、豬、魚，奶牛的華遠集團公司在他腦海里形成了……當他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各類工作組出出進進，特別是市委工作組進場，他變成了集資的禍首而被重點審查。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在這裡什麼作用都起不了。
市委工作組來頭不小，由人大副主任為組長，提出那些十分可笑愚蠢的問題，把他搞得頭昏腦脹。“五七陽謀”“十年文革”一切人文道德、公平正義…… 遭到徹底破壞，一些雞鳴狗盜之徒，投機鑽營的小人，愚蠢無能之輩有了活動的寬大空間，忌賢妒能的小人無處不在，雖經撥亂反正，但其流毒難道是一兩代人可以清除的嗎？面對工作組他義正嚴詞憤怒地申訴：“當養雞場被搞成了負債纍纍，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的爛攤子時，你們到哪裡去了？哪個敢來收拾？是我，在職工們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費盡千辛萬苦，把它變成了滇南甚而全國知名的養雞企業，成了稅利大戶。沒有為我自己謀得一分一厘之利，如今你們用什麼集資違紀、聽信小人之告密，無非是想把我整垮，居心何在？”來勢洶洶的工作組留下“我們不了解情況，你沒有什麼錯，就是要像你那樣干！”的說詞灰溜溜地走了。事後他大病一場，住院期間，深感世事唯艱。要想做點事為什麼這樣難啊！他只有打起精神，與全場職工一起繼續奮鬥。
他這個“場長”之位早已有宵小之徒覬覦，恰他時已年屆五十七，按《國營企業工廠工作條例》規定，任期3-5年，已不具備下輪承包的資格，當局需另找承包人。當局無奈要他寫辭職報告，他當即從口袋拿出辭職書。始料不及的當局只好同意，由支部書記承包。豈料這位新承包人是一個吃、喝、嫖、賭的敗家子，既不懂養雞門道，又不知如何管理，把一個好端端的雞場不出兩年即毀之於一旦。1998年後連年虧損，年虧高達200萬，先停產後破產。職工們各奔東西，到後來整個場區全部蕩平。他帶出來的中層幹部大都已有了自己的養雞場，個個都是萬隻養雞場，撐持着開遠禽蛋基地的面子。
“遠華集團公司”的夢破滅了。之後，他對白鳳烏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年一劍”磨出了白鳳烏雞
白鳳烏雞原產江西泰和縣，明時李時珍之《本草綱目》、清時汪昂之《本草備要》和《中國醫學辭典》《中國藥物動物》均有明確記載，列為珍貴的藥用雞種，故又稱藥雞。該雞性辛味甘，補肝腎。益氣血，退虛熱。含多種維生素，胡蘿蔔素。其維生物E的含量是普通雞的2.6倍。蛋中所含膽固醇低干普通雞蛋3.09倍，並含鈣、鐵、氯、納、鉀等多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醫治婦科病的“烏雞白丸”以白鳳烏雞為主要原料。封建王朝時白鳳烏雞是進貢皇室的珍品。1951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金獎。是我國送入太空的第一個動物珍品。早在農場養雞時他就知道烏雞的藥用價值，到開遠創辦養雞場的日日夜夜無暇顧及，但在他心底里潛藏着躍躍欲試的衝動。到退休下來後，他就下定決心踏上探索養殖白鳳烏雞的艱辛歷程。和他患難中結成的伴侶，在事業上相濡以沫，特別是一次車禍老伴腿腳受殘，引發了心臟性風濕病，仍不遺餘力地支持他。此時女兒女婿又遭下崗失業，僅靠老兩口的退休金2千餘元。在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咬緊牙關，先租下部隊閒置的約十畝的緩坡林地和幾間簡易的房屋，稍加修整開始了漫長的跋涉。在農貿市場上，超市裡很少見白鳳烏雞，雞蛋就更不見蹤跡。從該雞的生產性能上看，其體重僅1公斤左右，且生長緩慢，周期長，年產蛋僅80個左右。蛋又小，因而生產者大都不願飼養。所以在飼養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就要解決“體重輕、產蛋小、周期長”這一關鍵的課題。他常用自己的話“創業者之路，猶如上山采蘑菇，沿着別人的腳印走，沒有坎坷，沒有荊棘，也不會有收穫。向着自己的目標走，會有障礙，會有驚險，但也有別人不曾有過的收穫和快樂”，不斷地鼓勵自己。
開遠的氣溫沒有嚴冬，在雞舍的建設上可以節省得較多。為避暑，他租用的10余畝山坡林地是理想調節溫度的天然場所。在長期養雞生涯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探索中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下功夫鑽研這一雞種的分子組合，生長的特點與其它雞種的差異，從品種的來源、特性決定選擇飼養程序的設定，從其獨有的雞肉、蛋香味經反覆實驗研究找出其基因產生的物質。為此他搜集了國內各地許多的雞群種苗進行對比分析，如何在雞肥、蛋大的情況下，其特有的香味依然不變。發現了這種香味來自某些植物內，為白鳳烏雞產品純香味正提供了物質保障。為使雞群有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在租用的坡地上選擇種植一片××（租用後他率全家四人栽種），全開放式籠養，在大自然中與植物之間優勢互補，劣勢相剋來保證生產質量。到2008年初經過九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成功、成熟了，飼養的白鳳烏雞每只從1公斤左右到2.5公斤
左右，年產蛋140個，比原來大多了。遠在2005年的試驗過程中，白鳳烏雞蛋就擺上了超市的貨架，受到顧客的青睞，逐步擴展到文山、昆明。
開遠市政府2008年授予農業創新獎，同年5月15日《雲南日報》作過報道，媒體電台在新聞欄目中不斷報道，中央七台農業節目來電聯繫採訪事宜，做專題節目，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發來佳賓邀請參加活動，皆因經濟困難，難以承擔相關費用而謝絕。
姚孔亮，一個企業的退休幹部，老兩口的退休金不過2千餘元，既要養家活口，又要研究開發白鳳烏雞的新品種。省吃儉用，一分一厘都往這個項目里投，堅持近十年的漫長歲月。如果這個項目由國家研究機構來做，國家要投入多少經費！他在這樣艱苦的境地里取得了碩果，難道不能感動當局給予支持嗎？沒有，就是沒有！這是多麼令人憂傷而不解的事啊！
2008年政府安排了40萬的貼息貸款，由於沒有抵押物而眼睜睜的貸不到手。此前有過一次遭遇；有幾個相識的人要求入股，共同發展，他當然求之不得。幹了半年，不和他打招呼，也不說明理由，乘他不在時強行將近萬隻剛開產的白鳳烏雞低價出售，連同他幾年來試驗過程中一點一點積累的一千多隻雞一掃而光捲款而走，多年的心血，毀於這夥人之手。就在這雪上加霜，一籌莫展極為窘困的時候，宜良教師進修學校的“五七老友”廖慶榮，聞知將存款3萬元全部取出借給他；建水干休所的“五七老友”楊敏說動其子陸續借給他10萬元；開遠“五七老友”趙維光知情後即四處奔走，在老友聚會上大力宣揚，在很短時間內就借到35萬元。他們是趙維光、張鏞、馬懷麟、李知信、劉孟懿、普忠科、鄭興、李和芳、熊恭年、馬躍三、王豪、屏邊的馬伯榮、祿豐的李廣鈞。文山返開遠的王忠福願借出五萬元，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五七”情結把他們連在一起，他們帶着身心倍受摧殘的軀體，背着破爛不堪的行裝走出地獄的大門，但報國之志未減。在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熱潮中仍不忘當年參加革命的初衷，在各自的崗位上工作，奮鬥着直到退休。他們未得到當局一分一厘的賠償，葬送了二十一年的青春年華，得到一紙改正通知，不給分毫賠償，這難道不是要使我們的共和國蒙上恥辱嗎！他們為了支持姚孔亮利國利民的事業，將自己微薄的退休金、牙縫裡省下來積攢的幾個錢都拿出來，這種高風亮節比之那些現今的達官貴人、市儈小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同時一個從事社會慈善事業的人士知情後從他的日本朋友處借來（為期5年）30萬元。有了這65萬元的資金注入，不到兩年白鳳烏雞就發展到兩萬隻，市場情況十分火爆，庫存一直是空空一個蛋也沒有，呈現供不應求的緊張場面。省農科院一次就要6千多盒24萬個蛋。特別是佳節之際各方要貨電話不斷，大的訂單根本不敢接，不少客戶被惋言謝絕，源於生產能力、規模小只能是望客興嘆！
在這草創的十畝林坡地上由於必須歸還借款，一年間歸還了28萬5千餘元（含息），自有資產（含流動資金）11萬元，就無力擴大再生產。現有存欄最多一萬隻，沒有力量規範場區建設；反之又陷入困境，規模越來越小，市場需求越來越大，根本的問題——也是唯一的問題——就是資金。啊！他太窮了，願意幫助他的難友們也太窮了。
是難圓的夢嗎？
今年是牛年，是他的本命年，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儒子牛”，正像姚孔亮的屬相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已滿七十三歲的他應是“兒孫繞膝、享受安閒、天倫之樂、安度晚年”的時候，而他卻仍在編織一個又一個讓人們吃得更好的夢。前三十年有二十一年在地獄裡苦熬，為他在養雞事業里打下了十分厚實的知識技能基礎。後三十年又在養雞事業的波濤里拼搏。人生該享受的一切他都沒有享受過，吃的、飽了就行，穿的、不冷就行。望着他花白的頭髮，仍是濃眉下那雙睿智，真誠略帶天真的眼睛，歲月的流逝在他腦門前額上刻上幾道深深的裂紋。聽他娓娓道來：“我設想；若能有800萬投資，建成10萬隻規模的白鳳烏雞養雞場，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的種雞基地。此後，以發展農戶為主，帶動千百農戶飼養白鳳烏雞致富。”根據市場情況逐漸擴大，發展到百萬隻、千萬隻。形成了這樣的規模後，進行深加工，生產開發各類包裝食品，精加工、生產保健品，提升產品附加值，年產可達20多億，獲利4億，上繳稅款2億多。產品銷往各大城市和連接南亞自由貿易區，讓更多人享受這一優質健康的食品。我深信他的測算是從實踐中來，是精確的。但是，這800萬，對於普通工薪階層的人來說，無疑就是天文數字。正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的夢能圓嗎？
一位朋友的奇異經歷
陳靜波
我的這位朋友，一九四九年春與我同在力報工作。他是學新聞專業的，搞外勤記者，我們常見面，但多是含笑點頭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至今記憶猶新。他寫了一篇社會動態的報道，其中所用的“共軍”一詞被新聞室主任王某改為“共匪”，他怒不可遏地與王某爭吵起來。不久，警備司令部抓了一批人，其中有幾位報業同仁，他也突然沒來上班了。解放後，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黨員，在一所中學當校長。我在文化部門工作，偶爾與他相遇，只握手而未深談。他行色匆匆，頗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味道。一九五七年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我是從報紙上獲悉的，當時不禁為之震驚。在那知識分子人人自危的年月里，我哪敢去探問究竟。不久後，我被調到省城，從此與他一別四十年。
最近我來衡陽探親，特地去會晤這位雖然相識近半個世紀卻不深知的朋友。都是離退休人員了，都有老年人共通的“憶舊症”，時間充裕，心情寬舒，我很想摸清當年使我感到有些神秘的同事的底細。他娓娓所談的，果然是頗富戲劇性的奇特歷程。我勸他記下來以傳之後代，他說：“有人約稿，我謝絕了。上面對反右和文革所下的結論以及在落實政策方面所實行的政策很不相同，文字獄巳使我受夠了折騰，不想再行孟浪之舉而招惹麻煩。”於是我將他的談話紀錄加以整理，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突然消失之日寫起。
下面是他的談話：
“當時有的地下黨員被抓了，有的被殺了，警備司令部還在清查搜捕，組織上緊急轉移成員，我被指派回老家祁陽縣開展地下鬥爭。那時我二十五歲，任區工委宣傳委員兼城關支部書記。年輕氣盛，鬥志昂揚，大有“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起地球”的氣概。我們有血性之勇，卻缺乏鬥爭經驗。不久，一位叫徐禎安的同志被捕後壯烈犧牲，我被通令緝拿。敵人在瘋狂，我們也變理智了，深感沒有革命的武裝便沒有革命的自由。‘怎憑赤手拯元元?’於是發動同志們去找槍，找來找去還不到十條。大概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父親的摯友周昆源要去國民黨新七軍第二師當少將副師長，知道我思想激進，以試探的口吻悄悄地對我說：‘我想投靠共產黨，你為我找門路，找好後，你帶點人來搞政工，武官也要。’我便匆匆趕到衡陽找城廂工委書記周震陽匯報請示。他極為高興地贊成我去新七軍策反，並加派我一個軍事委員的職務。我帶了六七人去周昆源的基本隊伍第五團，起初當少校政工幹事，不一月升任中校政工主任，成了‘白皮紅心’的人。全賴周昆源的全力支持和我們辛勤有效的策反活動，第二師的官兵基本上在我們股掌之中了。經過與‘華中剿總’機智鬥爭以及與軍長顏伯剛的直面較量，第二師終於在九月份開進道縣。為了爭取第一、第三兩個師共舉義旗，在對代軍長曹茂琮多方勸說無效的情況下，便實行兵諫，指揮第五團突然包圍軍部，脅迫曹代軍長於十一月四日領銜全軍在道縣通電起義，道縣、江華為我解放。我隨即率第五團護送南下工作組進駐永明(今江永)，不費一彈一卒收繳了三個縣的地方團隊連同新七軍共約二萬人槍。這支部隊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零陵軍分區第二縱隊，我被任命為五團政委。
“經歷了這段生死鬥爭的考驗，我到本市的七中、九中任校長。怎奈風雲難測，一九五七年橫禍飛來。來我單位領導反右鬥爭的粟副部長在動員會上說：‘右派是客觀存在的，不會因為你鳴放了，講了點過激的話就劃你為右派分子。在這場鬥爭中，你不鳴放倒是個政治態度問題。’不管他的演說有多麼強的鼓動性，我還是小心謹慎，所發的言和所寫的大宇報都沒有上綱上線的價值。不料我還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劃成了右派。一切申辯是徒勞的，所受的靈肉摧殘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我只得以阿Q式的奴性自責自戕接受‘加冠’。
“孰料鬼門關易進難出。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押送去株洲的省新生工程隊勞動教養。我的家庭因此瓦解了，妻子被迫帶着五歲的女兒和一歲半的兒子改了嫁，正在讀小學妁長子被趕到我的老家農村自食其力。從此我形影相弔，只有以尚有祖國這個大家庭來自慰了，雖然這個大家庭視我為忤逆不肖子。
“在新生工程隊我是丙等勞動力，每月除伙食費外領二元左右的補貼。當時是‘三面紅旗萬歲’喊得震天價響的大躍進年代，我們‘放衛星’，每天干十幾個小時的重活。大家都相信可以用汗水來洗刷罪過，爭取早日結束勞教。
“苦日子到來了，我轉移到斗笠山煤礦，每天七兩糧食，水煮黃菜葉難見油星。大批人患了水腫病，我還兼患乾瘦病。每天拖着沉重的腳步，拄着鋤頭去工地。出工的人不斷減少，有的病倒臥床，有的死去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我們一組人在煉焦廠與工人接觸多，彼此進行不講價的以物換物的地下交易。我們拿出衣鞋、被單等用品，換來幾個雞蛋，或一缽水煮南瓜，或十幾隻紅茹，有煙癮的還可換來幾張煙葉。凡是能拿得出來的，我毫不保留地拿去交換了。我看不到也不去想前途，更談不上理想，剩下的只有動物的本能：覓食和保命。
“一九六一年冬，我被解除勞教回到衡陽，已是傾家蕩產的人了，連換洗的衣褲也沒有。人家有親可投，有家可奔，我卻是釜底遊魂，東借宿一天，西寄住數日，找工做沒門路。畢竟車到山前必有路，管區一位姓許的女主任帶領我們十幾個無業居民去金甲嶺開荒。連年來經過我們飼養種植，雞鴨魚菜逐漸豐盛，管區大小幹部常來一飽口福，而我們這些財富的創造者，卻整月不知葷腥味。
“良禽擇木而棲，我打算擇善而去。我丟掉了幻想，認定體力勞動是我今後謀生的惟一途徑，勞動的對象只有土地最可靠。幾經權衡，便把戶口從城市遷到已闊別十五年的故鄉。解放初期參加學習時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四十歲了卻去‘接受農民再教育’。
“我帶着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迷茫信念和幼稚的憧憬，破帽遮顏地在家徒四壁的境況中，帶着長年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兒子茹苦含辛地過日子。我家鄉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加之田裡的技術活我不會幹，放塘養魚掙的工分少，分糧也就少，常常無米為炊。在這窮窩窩裡我和兒子能活下去嗎?我感到絕望了。 “文化大革命來了，地、富、反、壞、右是老運動員，新加盟的是走資派．批‘三家村’、‘炮打司令部’，一步步顯露殺機。紅衛兵掀起的龍捲風喧囂着‘造反有理’，全國機關癱瘓，學校停課，工廠停產，都去‘鬧革命’了，真槍實彈互相屠殺，處處是悲號、眼淚與血腥。真是史無前例，世界獨創。最高當局頒布了‘二十一種人’的條條框框逐個來對號，還要追查三代，查來對去，‘洪洞縣裡無好人’了。處在如此瘋狂荒誕的年代，面對現實，除了嬰兒和白痴，誰都理所當然地會有所感觸。親戚朋友不以我鄙陋，不時來我家閒談。報紙上天天是‘形勢大好，越來越好’，不透露半點真情，於是小道消息不脛而走，而且許多‘謠言’事後被證實和承認。我的生命鐘沒有停擺，自然要談談觀感。我說過：彭德懷上萬言書為民請命有什麼錯? 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是人代會選舉產生的，怎麼一聲喊打倒就打倒?我也說過：文化大革命成了武化大革命了，這樣鬧下去後果不堪設想。農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和繳的稅款供他們搞武鬥花費，不如不交。我也說過：資本主義之所以出現、延續和發展是有它歷史必然性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尚在進行中，封建主義遺毒還嚴重存在。封建主義沒有進步性，而資本主義對我國卻有某些足資借鑑之處。沒想到隔牆有耳，我的這些議論被人告發了，縣革委會羅織成四大罪狀，一是為‘劉修彭賊’鳴冤叫屈；二是崇拜‘帝修反’，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四是煽動農民抗稅抗糧，並以搞‘反革命糾合’的罪名，揚言要讓我‘有吃有穿’。所謂有吃，就是沉到水庫里去吃水；有穿，就是用鐵絲穿手掌心；也有人主張由我自己挖坑，然後活埋。幸好革委會內部有好心人向我透露消息，促我遠走高飛。我亡命貴州凱里、銅仁等地，東躲西藏，惶恐終日。也許是命不該絕，我在雷山縣朋友處避難近兩個多月，想起不能長久當食客，該外出找工做，便去汽車站買次日去凱里的車票。不料票已售完，正在彷徨間，忽有人來退票，於是得以於次日凌晨搭上車。而我家鄉縣革委會兩名來抓我的人，與我同時在凱里上車去雷山，兩車對開各奔西東。後來他們審訊我時，追問我在貴州是否有個情報網。
“一九六九年實行‘大聯合’，要求各地恢復秩序，不准亂捕亂殺。我天真地以為形勢有了轉機，所有‘誤會’到了可以澄清的時候了，於是在銅仁自首投案。縣革委會以我上述罪狀判徒刑十八年，我只好‘從容做楚囚’。我在監獄裡搞過扳金工、爐工和型鑄工。犯友們相處稍久，對彼此的案情基本上了解了。我發現在那無法無天的亂世，冤案可真不少。‘四人幫’垮台時，好些犯人希望得到減刑，或糾錯平反，可是‘春風不度玉門關’，管教幹部更嚴厲規定犯人不得議論國家大事，不得有任何幻想。於是有些犯人通過探監親屬帶出申訴書，我在這時為幾個我認為確屬冤案的人代筆。詎料犯人中的積極分子向幹部檢舉了我，監獄的王副政委在犯人大會上斥責我是黑律師，要進行大會批鬥。我誠惶誠恐度過了四天，批鬥大會尚未開鑼，劉幹事突然來寢室拉着我的手說：‘到我房裡去談。’他的手雖然握我很緊，卻笑容可掬，不像押我去接受批鬥的樣子。他告訴我，我已無罪釋放了。我離開監獄時，替八個政治犯帶出了申訴書。
“1979年給我徹底平了反，1983年起我稱心如意地幹了三年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為數以千計蒙冤受屈的知識分子辦了實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帶來了明媚和煦的春光。黨經歷了歷史的陣痛，撥亂反正，滌盪了漫天陰霾，帶領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設，使我們的國家日漸繁榮昌盛。但是，歷史的經驗要記取，雖然事隔四十年，我們仍應舊事重提，多方面深層次地對反右派鬥爭進行總結。
“我的大好年華已付東流，壯志未酬人已老，只有寄希望於下一代。我對兒女孫輩們說：‘歷代的某些當政者濫用權勢，殘民誤國；正是這幫人，總是自詡為最最英明和偉大，你們要萬分警惕。’”
1998年元月
回憶被錯劃右派的苦難歷程
劉敏祿
我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1951年參加工作，從事職工教育，擔任教師和教導主任，負責建築行業職工學校的行政領導工作(校長由工會主席兼任)。針對建築工人工作流動性大、文盲多的特點，我們不斷探索辦學方法。一是將工人在生產和生活中常用的文字自編一套掃盲識字課本，使工人易懂、易記；二是想方設法在市區辦了四所學校，讓所有流動的工人均能就近入學，堅持系統的學習。通過幾年的實踐，取得良好的效果：加快了掃盲進程，提高了工人的文化，促進了生產發展，培養了人才。我們的作法得到上級的肯定，中國建築工會派專人來衡陽考察，幫助總結經驗，在全國建築行業推廣。1955年至1956年間，我們學校被評為全省先進單位，我本人榮獲省教育戰線勞動模範、省掃盲積極分子、市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一連串的光榮稱號。1956年暑假，我參加省總工會和省教育廳聯合組織的全省優秀教師和勞動模範赴廬山休養。黨對我的培養教育，銘記在心，我決定更加努力工作以回報黨的知遇之恩。
1956年， 我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動員各民主黨派及各界人士提意見幫助黨克服缺點，信誓旦旦承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民主黨派的上層人士出於對黨的熱愛和信任，響應號召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不料引發出一場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毛澤東點名斥責民盟“表現特別惡劣”，民盟上層的大批領導人受到批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民盟基層的成員紛紛中箭落馬。
1958年年初放寒假，本市職教和小學教師集中在市二中學習。按過去的慣例，學習班是按學校編組，組長由學校負責人擔任。這次整風學習，我所在組卻由上級指定我校副教導主任彭文誠擔任組長，這就預示着我已被列入“有問題的人”的行列。我誠惶誠恐，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明知刀已懸在頭上，仍抱僥倖心理力爭躲過這一關。學習班頭幾天大家發言都很謹慎，會場冷冷清清。市教育局文局長找我談話：“鳴放搞不起來，主要是學校領導沒有帶頭。黨對你培養和信任，給了你不少榮譽，你還有什麼顧慮?就是劃右派也不會劃到你頭上來。”我知道他是放線釣魚上鈎，更加警惕。我想，右派定性總得有反動言論，我不開口，材料到哪裡去找?何況，我本來就是個膽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一心只想搞好本職工作，平時對國家大事不怎麼關心，對共產黨一貫熱愛，要我提意見也實在提不出來。
然而，在那個年代，命運並不能由自己掌握。“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陷阱早已挖好，除了往裡跳，別無選擇。一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飯，突然一二十人擁上來將我圍住，氣勢洶洶向我提問：“你認為中國共產黨能不能領導中國?”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隨即回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他們批鬥我說：“這不是你的真實思想!狗口裡長不出象牙。你從骨子裡反對共產黨，不挖思想根源，今天不放過你!”我再三聲明衷心擁護共產黨，決無反黨之心，可他們大聲吼叫，拳頭揮舞，硬逼着我“交代真實思想”，如此糾纏了一兩個小時。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陣勢，心慌意亂，暈頭轉向，不知怎麼搞的，竟脫口按照那群“積極分子”的要求說：“共產黨不能領導中國。”很久以後有人問我“你怎麼這麼糊塗，這種要命的話也可以隨意說?”我說不出個究竟，可是後悔已經沒有用了。那些人見我“繳械投降”，如獲至寶，立即要我當場將這句話寫下來，作為定罪的鐵證。
此後，他們採用車輪戰術對我進行審訊。每晚散學後，把我叫到一間房子裡提出各種問題逼我回答。1955年建築工會組織工人去岳屏公社前進大隊與農民春節聯歡，學校教師全體參加，我指着一戶農民家裡的狗說“這隻狗好瘦”。審訊者便問我的目的何在?我說：“沒有什麼目的，那隻狗本來很瘦嘛!”他們就硬逼我交代“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搞糟了，人沒有飯吃，哪有糧食餵狗，狗才這樣瘦。”斗到半夜，不准我睡覺，而他們卻是輪着上陣，輪班休息。我被折騰得疲憊不堪，精神恍惚，只有招供。諸如此類的問題，如“你是怎樣混進革命隊伍的?”“你是怎樣騙取政治榮譽的?”“你加入民盟是不是為了拉幫結派以反黨?”
雖然我本是通過考核被錄用，獲得榮譽是經過群眾評選、上級批准，加入民盟是因為共產黨宣稱民主黨派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友黨，但在這些人的逼供下，我都按他們的口徑一一“認罪”。最終給我下的結論是“火線入盟，猖狂向党進攻，已墮落為右派分子。”
學習班結束後，我戴着“右派”帽子回校聽候處分。不料我校新任領導彭文誠又組織教師每晚開批鬥會，逼我交代“貪污罪行”。這些人真是狠毒啊，必欲置我於死地，因為如果我承認貪污，那就政治、經濟“兩罪並發”，可加重處分直到判刑。學校的財務管理一直由總務負責，我主持工作時，總務一職由任課教師每學期輪流擔任；到銀行取存款，必須憑學校公章、領導私章和總務私章。經反覆核查，查不出我有一分錢的貪占行為，批鬥才停止。
我於1958年7月被押送到市郊岳屏公社紅旗大隊第四生產隊監督勞動，工資被取消，每月領生活費15元。此時我才知道，我所在的民盟支部五名成員無一倖免地全部“落網’，他們是市文化館的李顯光、楊帆夫婦，市教育局的劉性煊，市圖書館的黃芝圃。
我在生產隊積極勞動，工余時間盡力為社員做好事。如當時搞大躍進，社員日夜出工，想上街理髮都擠不出時間，我便學着給社員義務理髮；社員套鞋漏水，我學着給他們修補；生產隊開展掃盲，我給群師(社員中稍有文化的被推選當掃盲教師)輔導課文；由此得到隊幹部與社員的好評。1960年10月經上級批准，岳屏公社黨委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隨後調至市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和勞動。1961年4月分配到市總工會勞保部工作。1963年9月開展“小四清”運動，說“摘帽右派不能留在市級機關工作”，又將我下放至市建築材料廠。我在50度高溫的磚窯里幹了十餘年，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於1979年3月才得“改正”。在改正的批文中說，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行政20級工資，由市建材廠安排適當工作，建議民盟市委恢復其盟籍。至於我在20餘年中被停發的工資及精神所受嚴重傷害應得的補償，則一字不提。黨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徹底平反，扣發的工資全補，而對反右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卻如此對待，顯然有失公平。鄧小平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全國劃右552877人，錯劃率是99%點幾。衡陽市(不包括縣及鐵路，只限於市區)劃右派366人，錯劃率為100%。反右從1957年開始直到1978年改正，歷時20餘年，被錯劃的人長期勞動改造，不斷挨批鬥受體罰；人身失去自由，親朋好友斷來往，全家受株連；工資全取消，生活斷來源；子女求學無門，惟一出路是上山下鄉……種種苦難到了極限，許多人經受不住過早離開了人世。我已是83高嶺，今天還能活着，算是萬幸。現簡要記下這段歷史，讓後代知道歷史上發生的反右派鬥爭的真相。我衷心祝願中國共產黨認真吸取歷史教訓，領導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美好，人民生活更幸福。
(作者系湖南省界牌陶瓷總廠退休幹部)
毛澤東為什麼保護“右派”作家姚雪垠
陳可榮
文革中“右派”雖然是死老虎，但許多人還是受到殘酷迫害，他們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許多人成為派性鬥爭的犧牲品，但是作家姚雪垠卻受到毛澤東的保護，這是為什麼呢？
姚雪垠筆下的李自成，不是草寇之輩，是我國幾千年農民革命歷史上一個傑出的英雄人物。毛認真研究過明史，對李自成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嫻熟在胸。他在全國解放前夕就告誡全黨，要幹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知道毛重視李自成農民起義的歷史，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後，即寄贈一部給毛。可能當時毛沒有及時讀完這部著作。但是據記載，1966年6月中旬，毛準備離開杭州汪莊時，秘書整理毛隨身攜帶的圖書，揀出了這本《李自成》。說明毛是隨身攜帶並且認真閱讀這部小說的。毛離開汪莊以後，到韶山住了十幾天，6月28日抵武漢。7月8日
，他在給江青的一封書信中寫道：“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漢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這每天看的很有“興味”的“材料”中就有《李自成》第一卷（上冊）。
這期間，毛澤東已把它閱讀完畢。何以知道？毛澤東在8月中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對王任重說，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他寫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兩冊，上冊已經看完，寫得不錯，讓他繼續寫下去。當時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給宋侃夫（武漢市委書記）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這條最高指示，對姚雪垠來說真是生死攸關。當時是“文化大革命”進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階段，紅衛兵正狂熱地揪斗“黑幫”，許多文藝界人士遭劫。人民藝術家老舍就因不堪毒打和侮辱，於8月24日投湖自盡。姚雪垠在武漢也早已被作為批判的對象。如果不是毛澤東親自指示，姚雪垠定然在劫難逃。
毛澤東“予以保護”的指示，猶如賜給了姚雪垠一塊“免鬥牌”。武漢市委立即研究如何落實對姚“予以保護”的措施，規定：不批鬥，不遊街，不抄家。三個“不”，救了姚雪垠，使他得以在動亂中繼續寫作。由於毛澤東對《李自成》極為關注，專門批示，使姚雪垠躲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書稿、藏書和積累的兩萬張讀書卡片沒有被查抄。
為什麼毛澤東喜歡小說《李自成》？人們只知道毛澤東重視李自成失敗的教訓，卻很少人知道毛曾經運用李自成成功的策略和經驗，指導中國革命，使中國共產黨在失敗之後，東山再起，最後取得全國勝利的故事。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已經再無力量打內戰了。但是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黨迅速潰退，大片國土淪陷，毛澤東看準這個大好時機，作出迅速在敵後建立根據地，擴大武裝力量的決策。這是中共同意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不能利用機會擴大自己力量，便沒有共同抗日的基礎了。因此，毛澤東的全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都建在利用日本的入侵，發展壯大自己這一思想之上。
當林彪要在平型關作戰伏擊日軍輜重隊時，毛澤東一連發幾封信給林彪，要求不要同日軍作戰。但是當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打得血肉橫飛之時，八路軍袖手旁觀，林彪實在感到羞恥，所以還是照計劃打了平型關戰役。毛澤東不讓八路軍打日本人，規定“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任務是做群眾工作”。所謂做群眾工作，就是說軍隊的主要任務不是作戰而是到敵後去建立根據地，開闢解放區，發展武裝力量。但是正當全民抗戰義憤高漲之時，誰理會他的指示呢？因此，彭德懷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照樣打他的百團大戰（實際上是百排小戰），毛澤東是非常惱火的。1945年七大前夕召開華北工作座談會，批判彭德懷的錯誤路線，1958年廬山會議上又重新翻出來清算彭的歷史賬，可見他對彭怨恨之深。
抗戰初期，毛澤東曾經越過中共中央，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停止對日作戰。他說：、“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他為中共制定整個抗戰方針：“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毛澤東是不許中共軍隊打日本的（八路軍還打過一次小小的平型關戰役，彭德懷打過“百團大戰”，新四軍是絕不打日本的，原因後面談），他心裡的算盤是利用抗戰發展自己，而不是與日本人作戰。他想利用抗戰三分天下，因為南京、武漢失守後，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形成：汪精衛擁有半壁河山，國民黨退到西南窮鄉僻壤，中共擁有華北華中的大片根據地。一種非常微妙的政治、軍事格局已經出現。
毛澤東有過多次關於“三國志”的談話：“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毛澤東“抗戰”之心可見一斑。
彭德懷不執行毛澤東的方針，表現了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氣節，但是派去新四軍當政委的劉少奇卻是百分之百貫徹這一方針的。新四軍從來不打日本。他們秘密做交易。
誰都知道，毛澤東和汪精衛是特殊的恩師關係。1924年國共合作時，汪精衛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毛澤東是宣傳部秘書。汪精衛派毛澤東去辦過一期農民運動講習所，使他獲得一些政治本錢；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當了國民黨總裁，推薦毛澤東代理幾個月宣傳部長，還要他在同年的國民黨黨代會上代表宣傳部作宣傳工作報告，使他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因此汪精衛對毛澤東來說絕對是恩師關係。誰都知道，汪精衛是因為與蔣介石不和才跑到南京去的，在反對蔣介石這一點上，汪、毛骨子裡就是一致的。因此毛澤東、汪精衛、蔣介石三者之間存在非常微妙的三角關係。他們像東漢末年魏蜀吳的三國鼎立，但又與當年的情況不同，他們各有各的後台，汪精衛靠日本，蔣介石靠英美，毛澤東背後有蘇聯，誰怕誰呢？他不敢說出來而實際上想做的是“聯吳抗曹”。因此毛澤東越過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指示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毛）的名義派潘漢年去和日偽拉關係。潘漢年通過汪精衛的關係，直接出入上海日軍司令部，與日軍當局談判。但因為日本人認為中共叫喊抗日最響亮，不知毛澤東要搞什麼陰謀，沒有達成協議。不過中共與汪精衛之間絕對是建立了親密關係的，潘漢年頻繁地與日偽特工頭子李世群和胡均鶴來往（李世群原來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被捕後叛變成為日偽特工總部頭子，後來又當上汪偽江蘇省主席兼清鄉總指揮。胡均鶴是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的團中央書記，被捕後叛變。後來又在李世群手下特工總部當處長、蘇州區負責人）。在李世群、胡均鶴的安排陪伴下，潘漢年還去南京與汪精衛直接談判過。潘漢年來往南京、上海、淮南之間，通過日偽檢查站是胡均鶴陪伴的。汪偽特工總部與新四軍軍部之間建立了長年直通電台，互通情報。當年重慶就吵得沸沸揚揚，如今這個歷史事實已經完全公開了（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諾夫回憶錄有詳細記載）。
毛澤東要三分天下，打日本就不能動真格的。他的策略是，利用抗日幌子，迅速發展壯大自己。但是又不能讓人知道中共力量壯大了，這就需要把實力隱蔽起來。就像當年李自成那樣，南原大戰之後，退守商洛山，隱蔽起來，養精蓄銳，封鎖消息；有時以極少數零星力量偶然暴露一下，造成闖王殘餘力量已經非常弱小的印象。使明朝當局麻痹，待力量壯大之後，時機到來，便突然向明朝發起總攻。這是李自成成功的經驗，也是毛心中的心中計劃。但是秘密計劃不能公開，更不能大肆宣傳。而彭德懷激於民族抗日義憤，也因為華北戰場的戰爭需要（解放區被分割，必須聯成一片），打百團大戰，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既讓蔣介石知道中共壯大了（於是不斷限制，不斷摩擦，發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又吸引日本主力來三年大掃蕩，造成解放區和八路軍力量損失過半。這是毛澤東記恨彭德懷的地方。毛澤東利用抗日幌子，畢竟壯大了自己，抗戰結束時竟發展成一支擁有二百多萬人（包括民兵）的武裝力量，最後奪取全國的勝利，算不算從李自成那裡學來的經驗很難說，但至少可以說和李自成的策略是一致的。姚雪垠的小說正是描寫和謳歌李自成的這一策略的。有心的讀者會從中領悟：毛澤東不抗日是對的，彭德懷抗日是錯的；廬山會議整彭德懷是應該的。算歷史賬，這是自從延安整風以來，毛澤東黨內鬥爭的一貫手段。但是廬山會議很不得人心，整彭德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餓死了幾千萬人，後人一定要鞭屍的。所以一想到彭德懷，他就極端害怕。利用姚雪垠寫作，通過謳歌李自成，也間接地謳歌了毛澤東，打擊了彭德懷，更為他抗戰期間的大量漢奸言行抹粉。這是他文革中保護姚雪垠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地址：（523008） 東莞市東城路第一教師村14棟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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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情緣》
賀承業
清理舊物,換新書櫥，又遇上了要處理許多舊書（這大約是我這一生中最後的一次了，下一次就是在我死後由別人來清理了）。把它們堆放在門口等待收荒者來拿走時，卻延誤了下來，我不忍心啊！這一天沒有拿走，我看着它們一天，就引起不少聯想與思緒，越看越想，越是捨不得分別啊！
這一本本蒙塵的舊書，它帶給我的是一個個難忘的故事，一段段美好與心痛的回憶，它引起我浮想聯翩：我從小愛書，童年時（上世紀四十年代）要是能得到一本書，那是十分難得從而十分珍愛的。除不多的幾本課本外，更盼望能有一本有趣的課外書，在識字不多時更想有畫本之類的書。那時，是見書如見寶。記得在初中時（1947-49年）曾讀到過一本《中學生》雜誌（葉聖陶編），真是愛不釋手。其中有一篇作文題為“我想當級長”。那時家裡能翻到的舊書，我都要去翻騰出來看看（不管是否能看憧，先認下去再說，因為它總是給我打開了一扇新門）。那時，文化落後，識字的人很少，也很珍貴，就連有字的紙也要敬惜，“敬惜字紙”就是一句古訓，更難有隨便丟棄的書。我也就養成了愛書的習慣：愛這一扇扇門給我一片片新的天地，一個個未知的世界。我這一生幾十年來，每到一個地方有機會時首先就要去那裡的書店、圖書館。（這些地方往往是當地的一個標誌與亮點，如新華書店，成都的就在當年最繁華的人民南路廣場，如我們縣城[閬中]的就在東門口，好氣派啊！）那時多渴望有自己的一本一本的書啊！我養成了收藏書的愛好，到中學畢業時（1953年）已收藏有自己讀過的教科書之類的書。到了離開家鄉要（步行）外出求學時帶不走許多書，我竟抄寫了一冊書摘珍藏（這個手寫硬封面‘紅光’日記本，一直就在我身邊），這是第一次與愛書告別。
後來大學四年（1953-1957年）我分秒必爭如饑似渴地讀書。有許多心愛的書，但卻無錢買呀，只能很少地，選了又選地買下幾本好書。多是數學方面的名著，多數就只能靠手抄了，這樣也慢慢地積下了一兩箱書。誰知到畢業離校前夕，竟被劃為右派。這賤民的身分，還能帶那麼多書嗎？我只能盡力精簡去許多書，也表明我告別“白專道路”，這是我第二次與心愛的書痛苦的告別，但我仍然留下了滿滿一箱子書。
後到了重慶四十二中學，重慶的枇杷山圖書館也曾是我常去與向往之處，那時（1957-1959年）一有空閒就帶上乾糧去美美地坐上大半天。這一天天氣如何、有什麼事發生，全然不知，只留下了書中的難忘！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很快被無端加碼下放農場勞動，我心愛的書因無地存放而丟失了許多。（當時連我這個人都無處存放，何況我的書啊！）
在這文字獄大興的年代，視書文為危險品，早些處理掉吧，眼不見心不煩啊！1963年被迫回原籍時，已註定此生與書無緣，就更得處理掉許多好書，這是我第三次泣血與愛書告別，只留下很少的幾冊書與心愛的讀書筆記，其中有嚴棟開老師編寫的講義《群與代數方程式論》（此書留到現在）。
時光必然地到了瘋狂的文革年代，書與罪幾乎等同，書是少得可憐，人都瘋了，不是餓死就是斗死，誰還讀書啊！此後總體上我雖與書告別，但也有幾本可以看的馬列著作與紅寶書之類的書。文革抄家時，無知的居民紅小兵把我的數學外文書與筆記抄走後，我又去據理要了回來，這些劫後復生之物，保留到現在，也是歷史的見證了！後來出於實用也購買了幾本土建方面的書，與子華婚後，她雖做零工但卻也愛書，只不過沒有條件讀書吧了。到有了小孩後，我們給孩子一本一本買了小人書，訂了《少年報》《兒童文學》《少年文藝》《集郵》等，每期他們都爭着讀，讀後都一冊冊保存好，在那“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總算是對書的一種懷念吧！……終於等到了1978年的改右，我恢復業務到閬中師範校任教。這時，保存的幾本數學書居然成了珍貴與驕傲之物，後又漸漸買回一些我曾失去過的書，數學名著就是我的最愛：如《古今數學思想》（M.kline着）、《數學——它的內容、方法和意義》（亞歷山大洛夫着）、《代數學》（范德瓦爾登着）、《數學手冊》、《現代數學》、《統一的現代數學》、《數學教育學》、《數學思維學》、《數學概觀》、《希爾後伯特》、《趣味數學》、《數學小叢書》……以及各種數學史書（其中有在重慶古舊書店淘到時的商務1９３７年版的李儼着《中國算學史》……等等，這時我還訂了《文摘報》（光明日報辦）、《新觀察》，《數學通報》、《數學通訊》、《數學教學文摘》（後改期名為《數學教育文摘》，從它的試刊起我就收齊了的）等，後來有了木工朋友朱華禮給我做的專用書架，這使我異常地高興，就是這個書架跟着我從閬中到德陽近三十年直到今天才換新的。我又千方百計地舊書攤上淘得一本本好書……這樣幾年下來到我離開閬中時（1987年）已有了上千冊藏書，遷到德陽時還是忍痛割愛，又丟棄了大量的雜誌與教本，這就是我第四次不得不選擇性地與一些書告別了。
到德陽後由於工作與學術活動交流，我的資料與書籍大量增加着，幾乎常常不得不清除一些不用的書籍與手稿。這時我又繼續訂有雜誌與資料，有《數學教育學報》（從創刊號開始）、《數學教育文摘》《文摘報》《雜文選刊》《散文選刊》《炎黃春秋》《南方周末》《隨筆》……等，還有友人贈送的許多報刊如校刊與台灣出版的《古今藝文》，還有南開同學會編的《時文便覽》。以及關1957年那事的若干專着如《思憶叢書》等以及著名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如焉》……還有一個來源便是收有我發表文章的書刊，也越收越多，除數學與教育方面的外，還有雜文、散文與詩歌。可惜很多好的報刊訂不上如《同舟共進》，有些雜誌如《方法》不久又突然停刊，深以為憾事。退休後的晚年我們也很少外出，有許多時侯我與子華就在家中讀書，真是：“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鋤”！常常同背一首詩、同談一本書、同憶一段情，爭論一個字詞的讀音與寫法，往往弄得打賭，這也是晚霞中一道光采。到2004年遷居時又只好清理掉不少過期之報刊，這些我都是連續收藏得十分齊的，這又是一次大大的忍痛割愛，這就是我第五次不得不又與一些書告別。
這次，2009年，算是第六次大清書了。如今，書已是越來越不值價，這不僅是“讀書無用論”的一次又一次流行（每次都有其新的背景與來頭），讀書的人越來越少，物慾橫流、道德消失，心中沒有了神聖，沒有了信念，也就沒有了敬仰的書。更是由於時代變遷，新的信息出現，紙印的書也漸退到次要地位，加之印刷品商業性泛濫與政治性利用，無用的、令人作嘔的印刷物越來越多、越來越不值錢，‘字紙’早就不值得‘敬惜’了。當初千方百計得到的一本本書刊，如今真是“一文不值”，望着這一堆堆整套整齊的舊書，我不禁大笑起來：哈哈，真有趣！不過還是儘可能地保留下一些可作為紀念與回憶的東東，就讓它們伴隨我到死吧！（11月30日
）
林希翎北京追思會引發的反思
金為民
一
讀了鐵流、杜光、丁弘、高鴻凡等同志所寫追思林希翎的文章之後，悲憤之餘，突發奇想，何不給中宣部寫封信，附去這些文章，詢問可否在國內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如果不許可是為什麼？它們違反了哪條法律？我之所以發這奇想，是因為幾天前，我剛讀過魯迅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在北京報刊上接連發表《紀念劉和珍君》《死地》《可慘與可笑》《無花的薔薇之二》《空談》等雜文，尖銳揭露批判段祺瑞政府血腥鎮壓愛國學生遊行請願的暴行。段祺瑞政府當時既沒有威脅魯迅，也沒有封殺發表上述文章的報刊。慘案發生七天之後，政府還允許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死難學生開追悼會，任其控訴政府暴行，未加任何干擾。不久，段政府京師地方檢察廳還發表公告承認：“此次集會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當之行為”，承認有“誤傷”，國務院會議決定對死難者“從優撫恤”，予以安葬。最近還發現有史料記敘，段祺瑞後來還到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墓前下跪請罪。所有這些當然不能為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罪行開脫，但段政府畢竟當時還能公開認錯並容許舉行追悼會，容許發表揭批自己罪行的文章；段祺瑞還能向死難烈士公開請罪。可我們的“人民政府”對自己的極左政策所造成的苦難、對待受難者，為什麼還不及北洋軍閥那樣勇於認錯，那樣寬容、文明、人道呢？
請看林希翎生前身後受到的待遇吧：她的全部“罪孽”無非就是半個世紀前在北大校園說了些別人不敢說的大實話，發了些逆耳的忠言，批評了斯大林的暴政、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質疑“一邊倒”照搬蘇聯經驗的國策、質疑胡風案的不合法制，呼籲實行民主法制等。歷史實踐證明她的這些意見不但不是什麼反動言論，相反都是切中時弊具有先見之明，大有利於建成“民主、自由、富強、獨立”新中國的忠言。如果當時毛澤東能聽取她的這些意見，後來就不會犯下那一系列禍國殃民的罪錯了。毛澤東如果有段祺瑞的胸懷，早就該向林希翎請罪了。可是她被判了15年徒刑，受難20多年，全家親人受株連。直到毛澤東死後，99.99%的右派都改正了,中共當局惟獨不肯給她糾錯,為的是證明反右還是“必要”的。林希翎因此被迫移居海外，晚年身患重病都不准回到祖國，終於客死異國他鄉。北京的親友要為她開個追思會，竟也遭到當局種種刁難、阻擾、威脅。號稱改革開發、以法治國的“人民政府”，為什麼要如此對待一個大半生遭受極左政治不公打擊的知識精英、民主先驅戰士呢？我實在想不通。我想看看今天的中宣部，有沒有八十年前段祺瑞政府對待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劉和珍的那種開明態度，允許公開發表紀念林希翎的文章。可好心的友人勸阻我，說這無異於“與虎謀皮”，搞不好會惹火燒身。我缺乏林希翎無私無畏精神，終於沒敢發這信。
二
我再讀《林希翎北京追思會的前前後後》等文章，又回想起六十多年前，1946年秋天在上海參加李公朴、聞一多公祭會的前前後後，兩相對照，不禁號嘆。
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集會上發表演講，尖銳指責國民黨反動派（實指蔣介石）專制獨裁，黑暗腐敗，民不聊生，大聲疾呼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獨裁要民主。會後慘遭軍統特務殺害。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激於義憤，拍案而起發表《最後一次的演講》，強烈控訴國民黨法西斯暴行，又遭軍統特務暗殺。毛澤東在延安發去唁電：“先生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於成，特致電唁。”同年10月，民盟在上海鬧市區天蟾舞台舉行李公朴、聞一多公祭會，上海文化教育界及各界人士幾千人參加這個公祭會。當年我只是個16歲少年，也不知李、聞是何許人也，我是跟着我二哥金仲超和幾個上海進步人士參加這個公祭會的。開頭我還以為去看戲呢。進了劇場，看到樓上樓下已坐滿了人。我們在二樓左側包廂找到了座位，這裡離舞台較近。我看到台口上方橫掛一條大白布貼着斗大黑字：“李公朴聞一多公祭大會”，舞台兩側兩幅輓聯引人注目。左聯是“青天白日人可殺乎”，右聯是“取義成仁民之主也”。我二哥他們熱烈又憤激地解說了它的雙關深刻含義：青天白日既指國民黨黨旗，又指光天化日，控訴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下竟敢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殺人，而且殺的又是代表老百姓意志、願望的仁義之士。在當場和後來，我二哥他們又向我解說了李、聞慘案的背景及真相：蔣介石專制獨裁、要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反對獨裁要民主，反對內戰要和平，要求建立和平、民主、富強、獨立的新中國，代表全中國老百姓的意志願望。李聞等民主人士支持中共的正義主張，大聲疾呼反對獨裁要民主，反對內戰要和平，結果遭到軍統特務殺害。
天蟾舞台正中懸掛着李公朴、聞一多的巨幅畫像，正氣凜然，莊嚴肅穆。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坐在台上。我二哥他們對此的解釋是：吳國楨擺出這副開明姿態，掩飾國民黨當局的反民主醜行。但吳國楨在會上自始至終沒有任何干擾、反對的態度、言行。會後，當時上海的進步報刊還作了報道。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對照中共當局對待林希翎追思會的態度，不能不感到困惑不解（另見下文）。
李公朴
夫人佩帶黑紗，在會上哭訴李公朴曾受到特務的威脅，警告他不要公開發表反政府言論，否則自負後果。李公朴對他們說：“八年抗戰中國老百姓飽受戰爭苦難，現在好不容易抗戰勝利了，就該國共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平搞建設，老蔣還要打內戰。現在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要喊反對獨裁要民主，反對內戰要和平。”說完大步出門去參加集會了。李公朴夫人泣不成聲地說，他這一去就沒回來，他是為和平民主獻出了生命的。這時會場上引起強烈反響。有的聽眾站起來舉拳高喊：“反對獨裁要民主！反對內戰要和平！”“打倒法西斯統治！血債要用血來還！”接着由鄧穎超宣讀周恩來發來的唁電。記得其中有兩句：“時局極端險惡，此時此地還有何話可說。李、聞二公的血不會白流，青天白日殺人者必敗，民主必勝。”會場上掠過激奮的聲浪。國民黨上海社會局局長中統特務頭子潘公展在會上大罵共產黨，二樓後排的藍衣社特務鼓掌支持。這時羅隆基大步走上台，針對潘公展的反共謬論，逐條予以駁斥，會場氣氛立即扭轉。羅隆基尖銳指責國民黨不顧全中國老百姓強烈要求和平的願望，撕毀國共停戰協定，發動全面內戰，把國家再次拖進深重災難。同時為了推行這個罪惡政策，又要扼殺言論自由，殺害民主人士，搞法西斯統治。中國之命運何去何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大家決不能聽之任之，就要繼承李聞二公的遺志，像他們那樣爭民主。他高舉雙拳大聲疾呼：“李聞兩位倒下去，千萬個志士在血泊中站起來！”他的講話把會場憤激情緒推向高潮，多次引來聽眾熱烈掌聲和口號，也多次引來二樓後排藍衣社特務們的噓聲。會場上多次出現掌聲與噓聲相搏激的緊張場面。羅隆基最後手指二樓後排的特務們大聲說：“今天，我也要在這裡向當局蔣主席呼籲：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獨裁要民主！這是當今全中國老百姓的共同呼聲，也是當今全世界文明國家對中國的強烈要求。今天我出了這個大門，如果你們把我也槍殺了，那就是向全中國，向全世界表明：你們不要和平要內戰，不要民主要獨裁，那你們主子垮台的日子也就不遠了！”聽眾嘩地都站起來了，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我二哥他們也都淚流滿面站起來使勁鼓掌，二樓後排的特務這時也不敢出聲了。1946年秋天這次李聞公祭會上的所見所聞，尤其是羅隆基冒死痛斥國民黨特務頭子的勇敢形象，給我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我二哥和我，回到溫州家裡向家人介紹這次公祭會見聞，使這次李聞公祭會成為我們一家兄弟姐妹4人的民主啟蒙教育課，從此看到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暴政的真面目，看到毛澤東、周恩來所代表的和平、民主的正義力量。1949年春天，我們一家兄弟姐妹4人一起參加人民解放軍、志願軍，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立軍功30多次，就是從這次會後邁出走向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嚮往民主、自由、富強、和平的新中國的第一步。
三
六十年前的十月金秋，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熱淚盈眶迎來了毛澤東許諾的“民主、自由、富強、獨立”的新中國。可是，從那以後的三十年，我們親身經歷、耳聞目睹的卻是完全兩樣的新中國。
李公朴、聞一多當年向蔣介石要民主、和平，被軍統特務殺害，毛澤東發唁電高度讚揚他們為民主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號召全國志士繼承二公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最後勝利。可是，我在新中國卻看到了胡風和他的戰友們，出於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高度責任感，給毛澤東黨中央上萬言書，對文藝工作中的公式概念化、狹隘為政治服務以及宗派主義領導作風等問題，提出中肯的批評意見，要求有藝術民主、學術自由。結果，胡風和他的文藝戰友們，統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不由分辯統統關進了監獄，還殃及他們的親友幾千人。由此又在全國開展肅反運動，使幾百萬人（主要是進步文化人和地下黨成員）遭受不公打擊和長期磨難。胡風被關了10年後被判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服刑期滿，本該釋放了，又“改判無期，關死為止，不許上訴”，自稱“多大的風暴也不能奈我何”的胡風，終於經受不住如此長期的屈辱與磨難，他的神經崩潰了。這位“中國的別林斯基”在獄中挨過24年後，出來已是個身心殘疾人，當年的敏銳思考力和主觀戰鬥精神，已難見痕跡了。胡風文字獄可謂是新中國的千古奇冤。此案株連範圍之廣、人數之多、受害之慘，對中國民主、人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當年之李、聞慘案。
四
當年，羅隆基在李聞公祭會上當面厲聲痛斥國民黨特務頭子潘公展，指控蔣介石法西斯暴政，公開號召反抗國民黨專制獨裁，會場聽眾憤激情緒達到高潮，把公祭會開成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控訴會、聲討會、反蔣動員會。當時，我們很擔心羅隆基的安全。可是，公祭會上的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不但當場未加任何干涉，事後也沒有任何加害。可是十年後，新中國的羅隆基為維護民主、人權，幫助中共糾正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以十分理性、溫和的態度，向中共建議由中共領導各民主黨派組成平反委員會，鼓勵受害者都來申訴。結果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各級黨組。《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全黨全國展開反右運動，羅隆基首當其衝地成為批鬥重點。民盟從中央到各級地方組織整整七個月重點揭露批判羅隆基“反共反社會主義罪行”。民盟中央發動羅隆基的親信包括他的女友徹底揭批“章羅聯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惡言行”。通過一系列轟轟烈烈而又扎紮實實的大會小會自殘自虐、互殘互虐把羅隆基批鬥得簡直成了“和蔣介石一樣的卑鄙政客”（見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報》）。可是最後羅隆基卻表示：“就是把我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和企圖”，說他自己也搞不清“章羅聯盟”從何而來！可他已被“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搞得身敗名裂，家破業毀，從此在新中國政壇上消失了！文革前夕，他孤身一人悄然離世。幸虧他早走幾個月，不然文革風暴中，他的命運定將更加悲慘。歷史實踐證明了羅隆基“平反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是善意、正確的，只是提早了20多年。“平反委員會”本身就是需要平反的歷史大冤案。羅隆基這位舊中國的民主先驅戰士、勇敢的反蔣英雄、傑出的民主憲政活動家在新中國的命運具有典型性，證明了在新中國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並不比在蔣家王朝容易，甚至阻力更大，更艱難！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民主和民主戰士的高度讚揚，與建國後尤其1957年後對民主和民主人士的現實態度對照，其差距之大，頗值得深思。
五
羅隆基是民盟創建人，曾經長期與中共並肩作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是對新中國的建立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外知名人士，所以對羅隆基的處理還算是寬大的。我還看到成千上萬的愛國民主人士要求中共兌現當年在延安許諾給新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對中共執政以來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評意見，完全出於真誠善意，結果卻遭到更加殘酷打擊、非人磨難，死於非命，還殃及子女親屬。如果毛澤東在世，他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不必多舉其它，只要看看林昭、張志新、林希翎這三位真理殉難者女性的悲慘命運就夠了。林昭當年不過是繼承、發揚了北大爭民主、爭人權的優良傳統，在全黨全民掀起造神運動時，她提早十年批評、否定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這就犯了所謂“惡攻罪”。她在獄中用鮮血寫下十幾萬字抗爭的血書，不但當時被看作死不認罪的鐵證，至今仍被絕密封存，不能面世。她被執行死刑時，頸部勒緊繩子，嘴裡塞進塞子，以防她喊口號……這位捨身捍衛民主、真理的聖女，在中共監獄八年所受到的磨難，比當年渣滓洞裡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對待江姐還要慘毒得多！尤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林昭被殺害後，公安人員特地上林家向林昭母親要5分錢子彈費，那意思是林昭咎由自取，死有餘辜，連子彈費也要你家自己出。林昭老母親聽了當場昏厥過去，從此神思恍惚，後來死於馬路邊。林昭的父母弟妹們所受到的株連和磨難，也是江姐沒法比的。張志新也是按照黨章規定共產黨員的權利，比全黨全民提早十年批評質疑了文革，就被判無期徒刑，戴上腳鐐、背銬關進“小號”。又由於她堅持真理講真話，拒絕認罪，又被加判死刑立即執行。怕她會呼喊口號，拉出去執行前，先割斷她的喉管。張志新的丈夫和兩個孩子，早就被趕出瀋陽到邊遠山村落戶了。丈夫被迫和她離了婚，子女被迫和“反革命”媽媽斷絕關係。封建專制社會陰毒的株連手段，以革命的名義，統統用來對付這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中共優秀黨員張志新，施行精神酷刑，為了使她陷於眾叛親離的孤苦之中。
林昭和張志新，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理該享有的，也是毛澤東早在延安就信誓旦旦許諾給新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為了批評監督禍國殃民的極左政治、毛澤東專制獨裁，竟然遭受如此慘苦的下場，比之國民黨反動派對待江姐的殘暴手段，有過之無不及！究竟是什麼理論、制度、傳統、國民性綜合作用，才會造成這樣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慘劇？這難道還不該讓我們所有愛國的有良知、良心的中國人深長思之，並找出正確答案嗎？請再看看林希翎，受難大半輩，死後，親友開個追思會還百般刁難，如臨大敵。她究竟所犯何罪，中共當局今天還這樣對待她 ？
六
林希翎在五十年前為響應毛澤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的號召，幫助中共整風，公開提出斯大林在蘇聯搞個人崇拜，實行專制暴力社會主義，製造了無數冤錯案，冤殺了大批忠誠革命幹部和無辜人民，使蘇聯人民遭受長期苦難，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走了彎路。她指出中共也存在個人迷信和封建專制特權，是封建的社會主義。中共應該吸取斯大林的教訓，從理論、制度上進行反省、改進。她還指出反胡風、肅反運動中任意將胡風等人打成反革命，是不講法律。她還尖銳指出一些黨員幹部有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專橫特權等不正之風有制度根源。她大聲疾呼中共要實行民主、人權、法制。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了，林希翎當年批評指出的正是毛澤東晚年極左、專制的要害，是現行制度弊端所在，也就是當今改革開放正在解決的問題。如果毛澤東當年能夠真正按照“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認真聽取林希翎、林昭等人的逆耳忠言，從此接受斯大林專制社會主義暴政的教訓，實行新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還會有1957年那場全國上百萬（有說370多萬）愛國知識精英及其親人受難20多年的慘禍嗎？！還會有1958年全國大刮五風，帶來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左禍嗎？還會有後來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和全民造神運動，終於導致了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文革浩劫嗎？還會有全民族狂熱、億萬人受難、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嗎？！毛澤東當年如果真能聽取林希翎等人的忠言，而不是把她們治以重罪、死罪，毛澤東在延安許諾的“民主、自由、富強、獨立（和平）”的新中國早就建成了，那他就真正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偉人了，只可惜歷史不能假設。根據歷史實踐檢驗，林希翎等人當年向毛澤東、中共提出的批評意見，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有大功，理應給予最高榮譽才是。可是林希翎等人的“罪行”卻被逐步加重，從極右加為反革命，判刑15年，磨難20多年。在99%以上的右派都糾錯改正了，惟獨她的帽子還留着。不但她自己長期受難，她母親也成了“反革命家屬”走投無路，流落邊疆幾成餓殍。弟弟妹妹也都成了“黑五類”子弟，倍受歧視。她的男友也因為同情她，在結婚前夕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撤職下放。直到21世紀改革開放的今天，這位民主先驅戰士還被迫流亡異國它鄉，身患重病都未能獲准回到日思夜夢的祖國。甚至在她離世後，北京的親友們要為她開個追思會，當局還如臨大敵，百般阻擾，這到底是為什麼？百思不得其解！
七
八十多年前的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能夠在三一八慘案發生七天之後，允許女師大給劉和珍等烈士開追悼會，允許魯迅在北京報刊公開發表紀念劉和珍、尖銳譴責政府暴行的系列文章，並未受到當局的任何迫害。段祺瑞政府還能公開認錯，段祺瑞還能親自到劉和珍墓前請罪。六十多年前的國民黨反動政府，能夠允許不久前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殺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舉行公祭會，而且就在上海鬧市區天蟾舞台，有各界人士幾千人參加。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居然也參加了這個公祭會。還允許李公朴夫人在會上哭訴李公朴為和平、民主殺身成仁的經過，控訴國民黨當局的特務暴行。允許郭沫若、羅隆基、史良、鄧穎超等左派人士在會上強烈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治，聲討蔣介石發動內戰的罪行，使幾千聽眾受到一次反蔣啟蒙教育。
試問我們的人民政府當年能允許為被判反革命“惡攻罪”的林昭、張志新開追悼會嗎？又會有哪位政府官員、領導人敢參加這樣的追悼會呢？哪個領導敢參加這個追悼會當場就會被“砸爛狗頭”，立馬打成反革命，所有參加追悼會的人統統都要被看作向無產階級專政猖狂進攻的階級敵人，一個也跑不掉！這可不是想當然，有文革中大量例證。今天，又有哪個政府官員、領導人敢去參加林希翎追思會呢？幾十年來，為什麼就沒有一個中共官員、領導人到林昭、張志新墓前，到夾邊溝死難者公墓前，到文革死難者墓前，到1989年六四死難者墓前下跪請罪呢？是毛澤東的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制度以及“輿論一律”的環境決定了不允許出現這種事，還是中共的制度環境決定了不可能有這樣的人，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在號稱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新中國，我看到為爭民主、自由、人權的先驅戰士、優秀人士的處境，竟然比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更為艱難，其命運更加嚴酷。使我不禁想起儲安平當年所發的感嘆：國民黨統治下，民主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領導下，民主就是有與無的問題了（大意）。
八
蔣介石在軍政、訓政時期針對中共暴力革命、武裝鬥爭搞專制、獨裁，甚至搞法西斯特務統治，這是歷史事實，其罪惡應受譴責。但他沒有也不敢根本否定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還是準備實行憲政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向蔣介石要民主自由是堅決、真誠的。但建國以後，他按照斯大林主義的階級與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理論，認為民主是有階級性的，首先要服從階級鬥爭的需要，民主只是階級鬥爭的手段，而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使人民有真正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對任何政府官員包括最高領導人有批評監督之權。而毛澤東自認為他“當然地”代表中國大多數人民最高利益，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革命真理，因而有哈耶克所稱“致命的自負”：凡支持、擁護他的政策主張、理論觀點者就享有人民民主權利，凡批評、質疑、反對者就是階級敵人，就剝奪民主權利，不許“亂說亂動”，還必須“輿論一律”。誰要是允許階級敵人“亂說亂動”，那他自己就是階級敵人，就要被專政了。這就是毛澤東的民主專政觀。前30年新中國一系列政治運動就是實踐了這種民主與專政。究其實質就是徹底剝奪了人民對中共對政府批評、監督的民主權利，只許歌功頌德喊萬歲了。其禍國殃民的後果如上所述，有目共睹。
九
回顧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我悟出一條根本教訓，不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不論曾經多麼咤咤風雲，不論用的是什麼堂皇藉口，誰只要踐踏民主、人權，殘害民主先驅人士，必將禍國殃民成為歷史罪人！
試想如果當年蔣介石認真聽取並接受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強烈呼籲，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組成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則中國人民避免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內戰，又避免了“一邊倒”倒向蘇聯、捲入冷戰、爆發朝鮮戰爭，從而引來長期閉關鎖國；更不會有照搬斯大林主義的一系列左禍劫難。則中國早就走上和平民主富強獨立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了，國民黨也不會被趕出大陸，蔣介石也不會成為“人民公敵”蔣該死，而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名垂青史了。毛澤東如果在建國以後堅決實行新民主主義共同綱領，接受斯大林搞專制暴力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在1957年接受愛國民主人士的逆耳忠言，放棄斯大林主義階級與階級鬥爭和一黨專政的理論、制度，放棄對領袖的個人迷信，真心實意實行他在延安窯洞信誓旦旦許諾的“民主自由富強獨立”新中國的理想，那他就是前無古人、功勞蓋世的歷史偉人了。就是因為他以階級、階級鬥爭和專政，加上個人迷信、輿論一律這一套，肆意踐踏民主、人權，殘害民主人士、愛國精英，終於使他從功勞蓋世走向罪惡滔天。我們這代人不由得常會想起前蘇聯英雄奧斯特洛夫斯基（保爾·柯察金）臨死前發出的悲嘆：“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我們也經常發出同樣的號嘆，只是更加沉重罷了。
鐵流、繩武同志：義憤填膺匆匆趕寫的文章不免有重複、欠妥之處，敬請斧正。
2010年2月20日於溫州
地址：浙江溫州水心住宅區桃組團12棟206室
郵編：325028 電話：0577—88506246 金為民
屈死的北京右派
姜萬里
今天是2010年春節前夕，二弟提前來給我拜年。
在談到毛澤東時代的荒唐時，二弟講述了一個故事令我十分震驚，十分憤慨。這是一個屈死了52年而至今還背負着“反革命破壞”罪名的右派難友，甚至到現在人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的二弟姜萬宇，1956年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學校，分配到石油工業部青海石油勘探局專家工作室做俄語翻譯。第二年，1957年，因為受我被打成右派的影響，把他趕出專家工作室，下放到茫崖地區獅子溝探區土方二中隊“勞動鍛煉”。所謂“勞動鍛煉”，實際上是變相“勞動改造”，干的活計就是從早到晚開山挑土。
打開地圖，茫崖鎮位於青海省的西北角，在柴達木盆地的西端。二弟所屬的土方二中隊工作地點獅子溝探區，在油沙山附近。土方中隊的任務是開山劈石，給鑽井隊架設鑽井開闢場地。
這一帶是一片鹽鹼地，大風起時飛沙走石，冬嚴寒，夏酷暑，生存環境極其嚴酷。
時值1958年秋，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提出“大干快上，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在此前一年“反右派鬥爭”的威逼下，人們掀起了瘋狂的蠻幹高潮。
正在轟轟烈烈大干高潮中，有一天突然得到命令，獅子溝探區職工都集中到油沙山探區開大會。這是一場批判大會。批判對象是一名已經死去的右派分子，罪名是“反革命破壞”。
這名不幸的死者叫什麼名字已經記不清了，但記得他是北京來的石油技術幹部，因為被戴上“右派”帽子而發配來油沙山探區鑽井隊跟着打鑽井。
毛澤東腦子發熱，提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全國上下瘋狂起來，油沙山鑽井隊自然不敢落後。為了快速打井，違背操作規程，樹立鑽塔時，四隻鑽塔底腳打地基灌水泥不足養生期就投入使用，而且井架上邊又省去“繃繩”（斜拉繩），為了搶工期，指揮者就命令開鑽。
大家都見過，鑽井的井架高30多米，矗立起來就像一座孤塔，四角若不拉上繃繩，就好像風中的一根筷子，加之地腳灌注的水泥尚未凝固堅實，不能保證穩定。更何況鑽機要用1000多馬力的柴油機帶動，轉動起來扭力巨大，不拉繃繩的後果可想而知。
當時這位北京右派因為是技術行家，看出其中的危險，就提醒說這樣恐怕不安全。可是立即遭到左得頭腦發昏的領導的呵斥：你潑冷水怎麼的？嚇得這位已經因為說真話而被打入地獄的右派難友不敢再多說什麼。而其他有些人心裡明白卻因為看到說了真話的人被打成右派的下場也就噤聲不語。
這位遭到呵斥的難友可能懷着“你們不怕死，我又何嘗怕死”的心情默默地走上二樓鑽井平台，跟着開始幹活。鑽機開動了，巨大的扭力搖撼着沒有繃繩牽拉的鑽塔，鑽塔開始像喝醉了酒的莽漢隨着鑽機的轉動而開始左搖右晃，不消一刻，那鑽塔轟然倒下。可憐那位右派難友來不及躲閃，也根本無法躲閃，因為他所在的鑽井平台離地面有10米高，他們操作手又是被圈在塔架裡面，好像鐵籠中的豬狗，只能束手待斃。井架倒了，三角鐵刺入他腹部，當即一命嗚呼。
可是事情沒有完。井架倒了，死傷多人，是大事故。瞎指揮的領導人卻不怕，自有他脫身的辦法。那年代，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切功勞成績都是吹牛拍馬之輩極左人士的，一切罪過都是地富反壞右的。出了事故找原因，他們就異口同聲往死去的右派難友身上推，理由是：“他事先就說不安全，他怎麼知道不安全？不是他破壞是誰？”
於是就召開了這場批判大會。可憐這位難友不但自己送了命，還連累家屬也被扣上“反革命家屬”的緊箍咒。
此一冤案過去已經52年，自從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也已經32年了，不知這位難友的冤案得到伸張平反沒有？他在北京的家屬知道不知道自己親人死亡的真相？
2010-2-12
沉痛記於燈下
我們那一網
雷崇功
我的母校是西南師範學院（西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1957年反右時我們是中文系三年級乙班學生。進校時50人，後有轉學停學的，這時只有46人了。這是個人才濟濟、朝氣蓬勃的班，也是個團結的班。學校環境優美，教我們的教師有很多是學識淵博的學者，如：吳宓、孫銘勛、曹慕樊、劉又辛、楊欣安、劉兆吉、吳則虞。我們正在如饑似渴地吸取知識的乳汁，準備報效撫育我們的祖國。1957年春天，民主的清風吹進華夏古國，吹進我們校園，大家激昂振奮，我們輕鬆地參加大鳴大放。文科論壇、“白丁報”、“海鷗報”等俱熱氣騰騰，仿佛還在玩笑似地辯論着，“陽謀”突然來到，大家都懵了。董時光、孫銘勛、曹慕樊、陳東源、羅榮梓等老師先落網，接着各班也開起了殺氣騰騰的鬥爭會。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馮孝敏老大哥，他入學前當了多年小學教導主任，知識淵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拋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嗎？”又印發《鳴放在北大清華》，成了出頭鳥。接着揪出團支書、“志願軍叔叔”金太林，團支委、右派刊物《白丁報》副主編廖常勇和校文學社社長黃鵬先。大家私下議論，一個班四個右派，太多了，其時尚未想到右派的下場如此悲慘。哪知這只是第一戰役，更“輝煌”的戰績還在後邊。下半年全國都在歡慶反右大勝利，以為已圓滿結束了。1958年剛開學，又叫要“深挖”，挖出向繼維、邱茂棣、楊介五、周義亨、陳年高、張淮明、彭玉
君和我8人。共12名，占全班1/4強。如果加上開除團籍（大概是中右，未公布）和受黨團處分的，約占全班1/2，如果再加上受批判作檢查的，恐怕剩不下十個“好人”了。我們學校的右派據說有800（一說700）多人，未公布，不知是不是還在保密。我校當時師生員工總計4000多人，反正在高校里按比例是首屈一指，超過北大和川大，是重災區，我班又是重中之重。我校的官員多是西南局下來的，黨委正副書記張永青和王逐萍都是鄧小平、李井泉的老部下，不懂教育，但擅長鬥爭。擠走了有真才實學的謝立惠，還想在毛、鄧面前立大功，因此左得出奇。我班的反右司令是白偉，南下幹部，黨支部書記，學習一塌糊塗，整人卻很賣力。她的丈夫被劃為右派分子，她立即離婚，劃清界限。又怕上級不信任，就竭力表現，立功心切，我班成為重災區與她有很大關係。她一生並不順利，沒有教過書，在計生委工作，家庭也不幸。上世紀末她對毛政權有所認識，說自己受騙了，但至死沒有向大家道歉，沒有透露反右內幕。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那些日子永遠不會忘懷，許多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禮堂。才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講演,全場掌聲雷動。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劉揚烈突然跳上台去奪話筒，一邊聲嘶力竭地叫：“不准董時光放毒！”會場秩序大亂，金太林和另外幾個同學上去制止，把劉揚烈推下了台。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狀。劉揚烈則成反右英雄，編輯左派刊物《群眾報》，在反右時殺氣騰騰，天天點名批判右派，煽風點火。原來他有後台，中文系黨總支和教師黨支部在幕後出謀劃策。他的准老婆劉建芬是黨員，他則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陽謀”他早知道，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後來果然火線入黨、夫妻雙雙留校、評教授，雖然他實習時做小偷盡人皆知,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對1958年的“補課”我記憶特別深刻。第一位被楸出的是向繼維。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績優良，常鑽研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但不問政治，團也不入；又正在談戀愛，因此很少參加鳴放會，偶然來一次也從不發言。一開始就把戀愛糾葛突然弄到班上來講，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來他追求的是個預備黨員，據說她去醫院檢查，還是處女，講黨員壞話是攻擊黨，並且品德敗壞，戴上右派分子和壞分子兩頂帽子，立即開除學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們沒有性關係，他怎麼成了壞分子？兩天的鬥爭會沒有揭發他一點右派言論，因正常的私生活被定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歲月的荒唐事太多了。從這裡開始反右補課，不知是哪位高人設計，估計白偉還沒有如此水平。以後他的遭遇很悲慘，曾作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勞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後也只有東躲西藏。好在他在難中遇到一位識珠女子，白頭偕老，晚年還幸福。
我在1962年回想起那荒唐可笑的鬥爭會，特別浮現起在會上有人星沫四濺地大講“膜”的常識的情景，寫了一首詩：“偶 憶”兩條道路決死活，蕩蕩巍巍撼日月；慷慨陳辭發欲指，津津樂道處女膜。“補課”結束不久，學校對我們右派作了處理。分為四類：第一類，勞動教養。據說這個無期的勞改是專門為右派開設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時光老師、學生右派劉期朗、朱雲隆和我們甲班的李言畏等屬此類。以後董、劉、朱都升了級，正值壯年的董
先生死在勞改場。第二類，保留學籍勞動改造，我班第一批四人屬此類，到北碚金剛鄉勞動了幾個月，1958年冬天從農村回學校勞動隊。第三類，留校察看。我班六人獲此處分，畢業時我和邱茂棣繼續留勞動隊，可能是我們的態度特別惡劣吧。第四類，免於處分，但“分子”是終身的。我班彭玉君和張淮明屬此類。彭玉君沒有任何右派言論，但《鳴放在北大清華》摘自她弟弟給她的來信，她姐弟一起落網。
其實當時我們學生儘管嚮往自由民主的曙光，但大多很幼稚，沒有鳴放出什麼重磅炸彈，多是黨員作風、教育弊端和課程設置等。馮大哥提的問題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創。我主要是鸚鵡學舌說“黨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報》編輯，劃為右派也不冤。那麼多政壇元老和學界泰斗都難識其奸，我輩黃毛小子被網住也不用後悔。
1958年冬,我與從農村回來的金太林等二十多人組成伐木隊,去壁山與銅梁交界處砍樹和運樹。勞動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氣,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網之魚，沒有“人民群眾”監督，覺得分外輕鬆。只有一位很和善厚道的老工人帶隊，他不會陷害人。晚上大家擠在一間屋子裡睡覺，睡前至少要閒聊一兩個鐘頭。那是最開心的時候，說說趣事，相互打趣，但決不說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嚴峻和前途的險惡似乎全不放在心上，笑浪在靜夜大概要傳播好幾公里呢。後來我填了一首詞：“破陣子 · 贈伐木隊諸君”沙盤，何曾話辛酸。人在坎坷中識，同羅更是相憐。屈指西風已四度，天涯蓬轉幾桑田，應猶憶壁山。 （1962 初夏）
詞中的 “大戰母狗”、 “沙盤定計” 和“坐火箭”都是當時著名的笑話。因言獲罪以後，大家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頭裝啞，禁錮得太久的天性在這個特殊的群體裡釋放了出來。金太林最近說，這一生最難忘、最愜意的就是在伐木隊那兩個月的經歷。
1958年我班有五個右派與其它同學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監督改造，處境更為惡劣。彭玉君曾寫信說，實在過不下去，想回西師來勞動。這當然不可能，以後她歷經苦難，在她的長篇小說《夢幻三部曲》裡有真實的反映。周義亨和陳年高的遭遇都很慘：周勞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分加重了懲罰；陳工作四年就被開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勞動服務站謀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鬥，開除回家務農。黃鵬先在勞動隊放羊時，一只羊摔死了，他被批鬥後開除學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後來流落貴州綏陽，好不容易當上小學民辦教師。我是1959年11月分配到劍閣縣的，工資32元。大學畢業生起碼薪金本該42元，可周義亨只有25元。他來信說：“綦江待人何薄！”其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右派在哪兒也不好過。不能上課，只能做勤雜工，哪兒都受歧視和打擊。1962年我被精簡回到簡陽老家，窮鄉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儘管老老實實勞動，大隊、公社和縣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沒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我被誣為“大同黨”頭目，在土牢關押一年多，嚴刑逼供，到了體無完膚求死不得的境地。這是當時當地很轟動的大案，牽連很大，逼死二人，後來不了了之。既不向我們認錯，也不賠償，甚至沒有宣告結案，不知專案組是否還在搜集我們的材料。我後來寫的《別樣的幽默》雖不願再現嚴酷，但也作了一點記載。後來當了八年外流犯，屢遭危難和折磨，飽嘗了人世的辛酸。與許多同網朋友一樣，不願再提往事，待心情復甦時再寫吧。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勞動隊呆到1962年“復學”半年，作為6 2級畢業生分配了出去。儘管老邱1959年國慶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時又重新戴上光榮的右派帽子批鬥，並開除公職。其實“摘帽右派”仍是右派，許多右派摘帽後仍是專政對象，政治處境並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類自然首當其衝，我們這一網幾乎無人倖免。現在我們“改正右派”沒有平反，當然還是右派。北大著名學生右派譚天榮在1957年反右運動高潮時宣告：“呵，右派分子——人類的傲骨！”
右派分子的家屬和親友都受到牽連，我的哥哥雷任遠被迫害致死。他是豐都中學數學教師，也長於繪畫。1959十年大慶時奉命為牆報畫刊頭，他畫的是天安門，為了突出主體，背景畫得較暗，這是繪畫的基本常識。可是就只因這個刊頭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關進了監獄。照他們的邏輯，父親是被鎮壓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當然心懷不滿，故意污衊新社會，把天安門畫成一團漆黑。1960年初死在獄中，剛剛26歲，教書一年多。說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他身體強壯，樸實忠厚，性格憨直，不善言辭，照說不會得罪什麼人，可是竟遭此荒唐的不白之冤。
十年浩劫後，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卻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樣，恢復了工作，恢復了人的尊嚴。在工作中都很努力，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補回來。幾年後都被評為高級教師，金太林、廖常勇和張懷明當了校長，其它同學也都是教學骨幹，作出了很大成績。課餘時間則筆耕不息，突出的是黃鵬先、彭玉君、廖常勇。黃鵬先在浮躁的當今社會甘於寂寞，勤於筆耕，發表文章500多篇，200多萬字，專著10本；尤其在兒童文學方面有豐碩成果，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彭玉
君以古稀之年完成系列長篇小說《夢幻三部曲》，成為四川作家協會會員。廖常勇、周義亨、雷崇功等人也發表小說、詩歌、散文和學術論文多篇，取得一定的成績。
我們這個班46人，已有14人去世，我們這一網12人只有多災多難的周義亨去年年初去世。11人中最年長的馮孝敏身體一直欠佳，但精神矍鑠。廖常勇近年多病，黃鵬先腿腳疼痛行走不便，他們與其它同學會面少一些，但與大家也有聯繫。我們其它同網8人每年至少都要聚會1—2次，相信這種友情會永遠保持下去。
經過幾十年的苦難，我覺得頭腦很清醒，對世界看得更清楚。對從前和現在的謊言嗤之以鼻，近三年在博聯社、鳳凰網等網站開了博客，寫了三十多篇時政博文。其中有五篇論述反右運動，另外有多篇也涉及到反右。“朝聞道，夕死可矣。”能夠與儲安平、傅雷、劉賓雁這些精英同在一網，也是幸運。九死一生，居然活過古稀，現在是無欲無畏，活得充實瀟灑。這就是當右派的收穫。希望右派們健康長壽，等到徹底平反的那一天，依法獲得應有的精神和物質賠償，看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祖國屹立於東方。
2009.9.22 於武漢後湖
《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賀承業
3月14日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會見中外記者並答記者問時說：“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太陽的光輝是太陽賜予人類的，而公平正義卻是要靠人類自己起來奮鬥、爭取與創建的。
當年劃了上百萬右派，可卻是用了“號召大嗚大放，許下了言者無罪的神聖諾言後，轉眼就不認賬”的公開無恥手段，最後不得不公布一個可有可無任其解說的“六條標準”，而由稍有機會獲個小權的人任意劃出來的！此後的長達二十多年的層層加碼，無需法律、無需手續與審批，任其視作牛馬的處置，拖到二十一年後，被迫無奈、來一個不明不白的、不陰不陽的幾乎全部的“改 正”，卻同時宣布整個運動正確，並宣布改正時仍是那“六條標準”。此後又經三十多年，對這一切仍沒有一個明確說法，不僅如此，還雖不公開卻越來越加碼地封堵，禁止對這一血淚歷史的回憶與探討，這是為什麼？這說明什麼呢？
打開網絡電視、新聞報紙，走上街頭景區，時時處處，但見：以鋪天蓋地、無所不在、上下喧囂、無處不有的各式各樣、花樣翻新的廣告文化為代表的文化污染已是到了無法避開的時候了！連兩會也為其所染矣！這些文化，說白了，就是欺騙文化：花言巧語使盡渾身解數，讓人相信與就範，用模稜兩可的語言，以不負責任、不直接殺人為底線。老家民間有一俗言說：殺死人要償命，而騙死人是不需償命的。
我親愛的大兄范恆
范三弟
1946年3月18日
以後的江城南通，被國民黨反動派的腥風血雨所籠罩。曾在向北平軍調部組織的三人小組請願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志士錢素凡、顧迅逸、季天擇、孫平天、戴西青、孫日新、羅鎮和、鄭英年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捕殺，拋屍長江。“3·18”前夕，范恆在請願運動中也被特務注意追蹤，其時社會上盛傳范恆失蹤，生死不明。在國民黨屠殺志士，震動全國時，上海的報紙上所刊載的被害志士名單中范恆二字赫然在目，母親哭得死去活來。比較冷靜的父親計算撤走的時間和報紙對不上號，因此勸慰母親，新聞有誤。大概過了半個多月，有一天，一位蘇北農民挑了一個擔子來到家門口，潛入室內，語焉甚簡，謂有人要“喔古林”眼藥水和一雙布鞋，取後立刻挑擔遠去。父親大喜過望，告訴母親北邊（指蘇北新四軍解放區）派人來報告范恆已到目的地，一切平安，母親才破涕為笑。彼時大兄病眼，“喔古林”眼藥水是他常用的藥物。此後音訊頓杳，不知大兄在何方。又過了一年多，忽然從上海徐家匯某小學寄來便函一封，是大兄的筆跡，父親用發抖的手拆開一看，大聲告訴母親，“恆兒到上海了，而且找到了工作，在小學教書。”父親頭腦中尚沒有黨的地下工作者的概念，只以為大兄真的當起小學教員來了。肯定他不知道其時大兄范恆已是正式的黨員。此後音書時有，父母親放心了，殊不知彼時大兄在鬥爭的前哨曾臨危犯死者數次。
我當時七八歲，懵懵懂懂，只知道先是二兄於1945年去了香港， 1946年大兄又離家遠行。他們二人在家時，住西屋，兩張破床。二兄是文藝氣質極濃的人，不問政治，自顧作詩、寫字、吹簫；大兄則思想左傾，一天到晚看書。二人偶然發生路線鬥爭，爭吵幾句。最嚴重的一次是有一晚大兄二兄大打出手，大兄當頭給了二兄一巴掌，二兄則拿起小榔頭作兵器，想敲大兄的腦瓜，在父親的怒斥下停戰。我則嚇得大哭，事後倒是二位兄長來哄我玩，其時窮窘殊甚，大兄送我一隻料器無足的小犬，二兄給我一塊糖了事。二兄說，我的字和八指頭陀（敬安大師）的字相似，命我抄八指頭陀的詩稿，每抄完數頁，給我一塊糖。而大兄則叫我唱“在勝利的九月，祖國，你從英勇鬥爭里解放……”二兄遠行時，我寫了“南無阿彌陀佛”幾個字給他祝福。而大兄之逃逸則是我睡了一覺起來，父親風塵僕僕地回來後才知的。童年的孤獨是最無援無告的，二位兄長是我的偶像，以為他們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而今我只有在家中自己練字，再也沒有二兄的欣賞、大兄的讚揚了。這孤寂的年月中，最快樂的事，是等待二兄的信，他總會在香港弄到一些外國郵票來給我收藏。還有令我對大兄深懷感激的是有一天他寄給我一個小木盒，其中有十隻高可三寸的石猴，都是一個動作捧着桃子蹲坐着。南通地攤上出賣的石猴都是一寸大小的，動作也完全一樣。我一下子成了擁有至寶的巨富，每天給它們洗澡，然後排隊躺在我枕邊，與我同時入寢。
1949年對我家是充滿了陽光的，入城的解放軍，個個和藹可親。父親已得到大兄的信息，知道他 1948年底又去到蘇北。拿着大兄的相片，問一個排、連長模樣的人，他們安慰父親，說好像在部隊裡見過這個人。終於有一天，大兄竟背着一個盒子炮回來了；一身灰軍裝，腰裡扎着皮帶，倒不像電影中常見的見到家人還行什麼軍禮，像過去一樣依舊叫一聲“父父”、“娘奶”。我則哇的一聲哭着奔向大兄的懷抱，這倒使大家樂極悲來了。二兄不久也來探親，教我唱“解放軍，向南開，我們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們來……”闔家團聚之樂，非一言可盡者。
我其時10歲，解放前國民黨反動派的欺騙宣傳，也難免對自己有影響，看到上海印的兒童畫刊上，有雲某家鼠患，主人養貓捕鼠，鼠一絕跡，主人則把貓趕走。有一天大兄回來，我拿着畫刊問大兄，這貓就是蔣介石，鼠就是日本人，現在日本人被趕跑了，你們又把蔣介石趕跑了，是不是如此?大兄起先一驚，繼之大怒，講了四個字： “胡說，放屁！”大兄一輩子只罵過我這一次，大概也只給過二兄一個巴掌。一般說來，長兄如父，他對我們都是十分愛憐的。後來，我很琢磨過這“胡說，放屁”四字的深刻內涵和大兄憤怒的原因，終於內心裡原諒了大兄的詈罵。
我家好景不長，1953年，我已15歲，在通中上高一。有一天到學校，聽到背後有幾個不大相善的同學三言兩語的嘲諷，似乎講大兄已是一隻大老虎 （“三反”、 “五反”之中稱大貪污犯為大老虎），我猛地一身冷汗，一想大兄也確乎有半個來月不見回家了。回到家中，父母親似乎也有風聞，一室寂然，更無歡笑。有一天母親和我在街上行走，見到彼時任南通市長的周伯藩。周是世家子弟，文質彬彬，他很親切地叫住母親：“繆校長，最近還好吧?”母親低聲問他：“是不是范恆成了大老虎啦？”
周市長哈哈大笑： “大老虎？唉，他連小老鼠都不夠哩，名士派，大手大腳，過幾天等好消息。”
大兄回來了，攏上去問怎麼回事，他說要出遠門。母親以為是勞改去，大兄慢了兩拍說：“去一廠打老虎去。”
（編者註：去一廠參加三反五反的新聞報道）
這其後幾年，大兄當南通市委宣傳部宣傳科長，南通市報副總編輯，戀愛、結婚、寫書出版，這是大兄生命史上最幸福的日子。
1957年，反右開始，父親是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反右的座談會上慷慨陳詞，在報紙發表《好小子，你來吧》，意思是無產階級的鐵拳頭正等着你呢。然而不久大兄被作為南通市大右派揪出，反黨言論雖然沒有，但省委一領導來視察，以大兄的氣質，不知逢迎為何物，加上犟脾氣，好頂牛，提意見，於是被敏銳地發覺，大兄有“反黨情緒”。倒霉的大兄被堅持定為右派，打入另冊。大兄不服，終於有一天大兄真的要去監督勞動了，他回到家中長跪於父母親面前泣不成聲，父母親扶起他，母親說： “你是品學兼優的好人，我們知道，去吧，毋以家為念。”此後，我家由革命干屬而成地富反壞右之屬，每於苦中作樂，我常嘲諷父親，您那“好小子，你來吧”應改為“好兒子，你來吧”，父親苦笑而已。
從1957年到197２年大兄逝世，這14年大兄受的是難以言喻的折磨，無法一一詳述，略舉其大者： 1959年“拔白旗”時，大兄勞改的鄉村中，有一“階級立場”特堅的幹部，把全村的地富反壞右一一捆綁在村邊大樹下，一個個吊打近乎致殘。大兄平日在村中待人極好，村民憂其不堪，在混亂嘈雜中，一好心農民與一小童以剪刀斷其繩索，勸其快逃。大兄爬起，負夜步行奔回家中，找到革命摯友，時任南通市副市長的曹從坡。宅心仁厚而又顧念舊情的曹從坡兄立刻各方面通融、聯繫，把大兄上調到南通商業部門及市圖書館整理古籍。對於這項工作，以家學淵源而又博通經史、學貫中西的大兄，真是如魚得水。兩年中他分類編目著錄，對圖書館貢獻至鉅。其間他更把家藏的珍本圖書，上溯十二世的詩人范國祿的《十山樓詩稿》和曾祖范伯子先生的《三百止遺》，在父親的同意下，捐獻給圖書館。這是一個身在苦難之中、無路請纓、報國無門的人的一分對祖國的拳拳之愛。
大兄住在家中，父親無法安慰這長空折翅的愛子，只有在蕭瑟的囊橐中擠出一些錢，買一些可口的小菜和好酒，等待大兄下班歸來。今天我每當聽到《北國之春》中的“大兄確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可曾閒來愁沽酒，偶爾相對飲幾盅”時，都不免潸然淚下。
“文化大革命”開始（其時，大兄又被揪到工廠勞改），工人中有幾個造反派，這時成了風雲人物，對大兄下手之重是令觀者失色的。他們鬥爭他，抽打、吊打他，至加重了大兄的腰椎病。直到大兄去世，他的腰上總圍勒着一條寬寬的皮帶，以支撐身體不使蜷癱。每天晚上回來，大嫂哭着給那皮開肉綻的受傷處上藥包紮，等待着的是第二天更殘酷暴虐的抽打。即使如此，大兄沒有叫過一聲痛，他繼續讀毛主席的著作，做了很多的筆記，也寫了不少深自懺悔的詩作。這其中，他沒有任何虛偽，他直到死，都認為苦難是自己的改造不力、以至違反了黨的教導，是罪有應得。大兄讀書筆記和其他讀書雜錄數百萬字，在紅衛兵的一把火中化為灰燼，這其中飽含着大兄晨昏書夜的心血。大兄被造反派反背着手，低頭向着烈焰，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火光中消逝。
大兄愛上了酒，那是沒有絲毫浪漫的詩人意味的，他拼命地勞動，被毆打、讀毛著、喝劣質的酒，然後睡去。在把他劃為右派之後，十幾年他堅持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後重新入黨”，然而他沒有等到那一天。I971年他終於病倒，是直腸癌。酒，尤其劣酒，絕對是腐腸之鴆。大兄在醫院中，精神深深感動了醫生和護士，他們說，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意志力如此堅強的人，從來沒有哼過一聲痛，只是越來越頻繁地請護士注射杜冷丁，在麻木中昏厥過去。清醒的時候，他睜大着兩隻眼，等待脫去右派帽子的消息，這是大兄抗拒死亡的最後一點希望，但是人們並沒有滿足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被摘掉帽子平了反，總算實現了“二十年後重新入黨”的誓願。
沒有追悼會，火化的那一天十分淒涼。大嫂淚眼已干，她知道自己深愛的人，學識那麼淵博，人品那麼崇高，而今天他去得何以如此的寂寞。我和幾個侄兒在場，我看着輕煙從火化爐煙筒中飛出，啊，大兄!啊，大兄!
難友詩詞
吳家澤
（ 一 ）
文革“余哀”
浩劫身經心尚酸， 十年“文革”痛不堪；幾多黃土埋忠骨， 三代人心失不還。 1985年10月
（ 二 ）
讀戴煌《九死一生》感言
瘋狂歲月霧茫茫， 犬吠狼嚎北大荒；浩劫囚奴鑄鐵骨， 無端冤屈總難忘。 2008年12月
（ 三 ）
讀曹德元《罹難記》感慨
——回顧上世紀知識分子的苦難歲月
大地若冰寒， 是非顛倒完。無奈天作孽， 幸得命回還。
2008年12月
（ 四 ）
悲痛反右 文革後患
冤獄日誅過萬千， 故名“造反”戮良賢。人寰血肉悲慘絕， 為首元兇避不嫌。 詭譎“陽謀”肅異己，造成動亂不堪言。傳承仁義一朝毀， 後患無窮禍百年。 20097月
（ 五 ）
讀李銳《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記念胡耀邦》
中華大地紅旗飄， 億萬人民頌舜堯。甘苦與共六十載， 慘遭“左禍”命難逃。堅持民主步新潮， 構築和諧第一條。世上從無救世主， 不當奴隸挺胸腰。 2009年9月七律 ----千秋淚
宋文申
九州好戲連台唱， 腥風血雨爭豪強。一人成名萬骨枯， 千里餓殍因斷糧。廬山元戎含恨死， 開封絕款並肩王。沒牙獨夫猶自詡， “馬克思加秦始皇”！
2010-年元月1日
黃述堯
東荊河頌（古 風）
昔聞東荊河 自恨不相見 今日渡東荊 河水流漣漣
漣漣河水流 反右過此間 渴飲三五口 河水香甜甜
香甜東荊河 冉冉赴天邊 天邊群島還 吾等仍前行
前行周磯場 勞教三五年 他日改造好 轉飲慶更生
黃述堯：1957年被劃為“極右”分子，曾在周磯農場勞動改造，後倍受煎熬二十餘年。現年八十六歲，離休前是湖北沙市教育學院教授。現居湖北荊州。
聯繫電話：0716-8223270
又及：1958年6月12日，隨到農場的有李刃夫、李賢文、王明生、王守愚、錢治安、賈德明、甘方綱、李松林，當時護送的是荊州的公安人員。
李文興
往事即興
五十方今農場聚，荊河淚水緊相隨，蒼天大地循回日，孫眾群呼老漢歸。
李文興：劃“右”時系同濟醫大學生。現居珠海。聯繫電話：0756-2629591
羅公頌
李國威
求索扶桑為濟世，菁莪師表李桃魁，食推衣解情多趣 ，身教言傳義最詼，
眼見天街天帝瓦，腳蹬地市地皇煤，荊河名宿乘鳧去，學子後生奠舊醅。
羅公正鑲字少玉，1894年10月4日生於江陵。早年就讀於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五年後回國，一生從事理化教學，業務嫻熟，設譬貼切，深入淺出，幽默詼諧，雅謔互呈，活潑風趣，知識易懂易記。先生拒大學執教之邀請時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小學、中學都一樣，何必一定要去教大學……”先生乃楊震寧
博士之老師王竹溪先生之先生也！
羅
先生持身簡樸，耿介一生，扶弱濟困，如同老衲，視生徒為己子，常解衣推食之。無奈1957年左禍殃及，惟幫助共產黨整風時說“……忽而玉皇大帝樓上撿金瓦，忽而十八層地獄挖煤，瞬息萬變……”直言以喻政策變化之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含辛茹苦，委屈度日22年，85歲時貧病交迫，於1979年3月28日齎志而謝世，三日後蒙冤始得改正昭雪，名譽重放光輝，方享千古風流！
羅翁百歲誕辰暨辭世十五年之期，九州島大地及域外台、港崇敬先生之人士，雲集羅公故里潛江（原江陵）縣鐵匠溝小河口舉行龍訊詩會紀念。
余與會為正鑲公撰聯，以慰“半頭和尚”在天之靈耳！正義彰楚野甘心自創踽行傳鑲公育荊華笑語唯陳兼愛篇。
又：四 首
世時有道似失常 煞費周章海易桑 善辯鸚歌繩索鎖 喧囂鳥雀院庭翔
久悉蕉葉單傳綠 早種梅花廣品芳 共願連年天地闊 奇葩珍獸遍八方
人生願望何難策 世事無律應有常 大樹未傾根尚固 好花雖謝種猶香
砍林種稻猢猻散 去藕植棉鶴鷺翔 喜見東風時雨至 昆崗麗水野群芳
鳳逸龍蟠亙古逡 楚材晉用獺鳥粼 蜂迷桃苑華如錦 鶴瞰荊江稼似茵
無欲無私天地闊 有波有浪海湖淳 青衿遠去伊人願 老九尚識桑梓春
正茂風華大志屈 暮歸復譽返先居 面臨長水漁帆影 背倚荊堤桂柳群
種草唐花緣為趣 釣鰲漫畫方成蘧 古今放眼塵俗忌 誰憐江天動盪雲
弱冠之時，左禍殃及；復譽之期，已過不惑之年。身心疲憊，幸歸故里，自嘲而聊以自慰矣！
李國威：原湖北沙市三中教師。1957年劃右，歷經周磯農場改造、“文革”時強制下鄉，直到“右派”問題“改正”後，才重返講台。現已退休。現居江陵縣郝穴鎮。 聯繫電話：0716-4738930
難友檔案
徐舍予，原名徐人舒，1933年4月生於四川新津徐家渡。1950年1月經駐成都蜀華中學軍代表冷明介紹投考西康人民幹部學校，4月進入雅安，9月到冕寧縣。1950年5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青年團區工委幹事、副書記、團縣委宣傳部長、副書記。1955年任中共冕寧縣委組織部副部長，1956年6月當選第一屆冕寧縣委候補委員，黨的縣監委委員，1957年3月經申請“下放”，回到團縣委,任書記。
因一向“忠誠於黨的事業”，積極、負責、大膽、主動地工作，一度受到黨組織信任，連年提拔。1957年參加縣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並任負責人之一，響應毛澤東號召，積極投入中共旨在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由於對黨內政治生活、民主作風；對1955年興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漲；對中共西昌地委書記李占林在地委農村工作會議期間通過開展“反保守”，大幅度虛增全地區1956年糧食產量，從而也使冕寧縣經統計部門統計核實，縣委全體會議鄭復位案的比上年的48047.5萬斤增產8.39%的幅度，被“訂正”為增產13.39%,計虛增2402.35萬斤糧食；在貫徹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精神之後，黨內一部分幹部對待知識分子仍抱有宗派主義情緒；縣委不注意發揮青年團、婦聯等群眾社團的組織作用，團組織難以開展必要的獨立活動；黨組織及其負責幹部在決策和具體工作中，遵守法治不夠等問題，在一些會議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提出批評；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鬥爭初期，在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內部“排隊”時，不同意將勇於在黨的會議上揭露工作中的缺點，對黨組織的工作提出批評的縣稅務局副局長、候補黨員羅忠本列入右派嫌疑名單（四類），主張將其排為一類；在縣人委機關指導辯論時，強調對批判對象堅持說理，只能“文斗”……
我的上述言論和行為，被當局栽誣為“不滿意黨，攻擊黨的領導，企圖將團委架（駕）於黨委之上”，“歧視工農幹部”，“企圖修改黨的組織原則”，“污衊合作化政策，否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消極對待整風運動，為右派分子開脫”，強加上五項罪名，於1958年3月劃為右派分子。受到撤銷黨內外職務，開除黨籍，下降5級工資，送農業社監督勞動的處罰，成為毛氏現代“坑儒”，全國500萬知識分子中11%的人被打入另冊者中之一。本人遭難，殃及親屬，妻子被調離人民法院，女兒升學受到影響，弟弟候選參加援外的資格被取消。但本人堅信：“我的問題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竟然拖延了21年之久。
1959年10月被“摘掉”右派帽子，成為“摘帽右派”。1960年回到機關，相繼在縣農業機械局、工業局、縣人民委員會辦公室、基層國有商業系統食堂、旅社、種豬場等單位工作。1971年3月因向黨組織申訴，被視為“鬧翻案”，受到“暫不戴回右派分子帽子，帽子交群眾手中，以觀後效”的處分。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消息傳來，10日再次遞交書面申訴，要求甄別。“反動”程度達到偉大領袖甫一逝世便鬧翻案，當然免不了又是一場被批鬥的下場。好在毛一手炮製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長達10年的浩劫終於宣告結束，延續了幾十年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不再為綱，在被批鬥一陣之後，便也不了了之。兩年後被“錯劃”為右派的結論得以改正，成為官方後來公布的全國劃定右派552973人中，除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等97人（僅占“右派”總人數萬分之一點七四）沒有改正以外，其餘99.98%以上，即552877人均屬“反右擴大化”中的一員，被恢復中共黨籍，黨齡（中斷21年之後）連續計算，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級別行政20級，被安排到冕寧縣商業局“學習經濟工作”，先後任副局長、局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出缺，負責主持工作），1985年“跳槽”，到西昌任涼山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總編（總編出缺）。1988年評定為編輯，1993年晉升副編審。1981—1989年參加北京社會函授大學方志專業學習。期間擔任涼山州出版系列中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四川省方志協會理事。1993年獲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
1993年9月以後退而不休。初應聘為特邀總編，參與總纂《西昌市志》一年，復投身私營經濟、領辦中外合資企業4年余，創辦民營企業（台登公司、格林公司）8年。十餘年間，從事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產業化項目開發經營，每年能幫助數千戶、上萬戶山區貧困農民增加收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產品出口西歐、南美、南亞等地區，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在第二次就業中，自身價值進一步體現出來，也使家庭物質生活多有改善。
陳德駟：四川人，專長音樂和古詩詞，能作曲，能拉一手小提琴，且歌唱水平很高。原在部隊文工團工作，曾是歌唱家馬玉濤的開門教師，後調到《海軍報》當記者。他於一九六二年被發配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跟我在同一個中隊（一中隊）。過去我不知道有關他的情況，可他說他早已從1957年的好幾家報紙上知道我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學生。他也把他的情況告訴了我。他說他是因為在整風反右期間為音樂屆的老前輩劉雪庵被打成右派鳴不平，自己也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年齡比我大十歲左右，其文學和音樂功底都很深，我一直稱他為陳老師。毛澤東針對陸游的卜算子《詠梅》，為讚賞江青，反其意也發表了一首卜算子《詠梅》。陳德駟也寫了一首卜算子《詠梅》，並且譜成了曲子，其詞意隱寓是歌頌右派的，可惜我現在記不得了。1964年是勞改隊比較寬鬆的一年。過春節時管教幹部讓陳德駟在一中隊裡挑選若干年輕有文化水平的犯人組織一個歌詠隊，他讓我參加，我說什麼也不參加，我說我不給共產黨唱讚歌。他說“我也不願意幹這事，但他們（管教幹部）知道我在這方面是專長，沒法推辭掉”。1966年我因日記事件被押送到嚴管隊，從此不知道他的下落。
許默夫：黑龍江人，年齡比我大大約十五到二十歲左右，原是解放軍報的一名編輯。他對我說過，他原是中共地下黨員，曾在哈爾濱監獄同一位日本老共產黨員一起坐過牢。那位老日本共產黨員曾問他一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革命是為了吃飯，還是吃飯是為了革命？”並且讓他考慮三天后再回答。他的回答是“革命是為了吃飯”。那位日本老共產黨員說，你答對了。並說無產階級之所以起來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特別是經濟地位。簡單點說就是為了吃飯。現在有一種論調將革命當成了目的，說一切為了革命，實際上這是錯誤的。他還對我說他出獄後因為失去了跟黨的聯繫，一直沒有恢復黨籍。他就是為了這個在整風反右期間寫了一張大字報被打成右派的。我被押送到嚴管隊後，不知道他後來的下落。
張維德：上海市人，原是北京農業學院助教，因為發表一些反對蘇聯農業科學家米丘林和科學院長李森科的言論被打成右派的。1959年跟我一起被發配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不過他在四中隊，我在一中隊，互不認識。後來大編隊，他也被調到了一中隊。他說他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張維德看起來人比較老實，說話也比較謹慎，不像我因經常頂撞幹部受到帶手銬腳鐐關小號的懲罰。1966年我被調到嚴管隊後跟他失去了聯繫。1972年我刑滿在烏蘭農場強迫留場就業。1974年到半拉山修公路，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了他。他說他也在新河農場強迫留場就業了。因為不在同一個單位，他說話也就大膽點了。談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說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看來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了。連他的親密戰友林彪都反對他，這樣繼續亂下去，中國非發生大的變化不可。對此我也有相同看法。我還勸他好好保重身體（他有胃病），等着看罷。1976年毛澤東一死，“四人幫”被抓，我們又見過一面。他還說我們的預見是正確的。可是不久華國鋒提出兩個“凡事”的主張，他感到沒有希望了，於1978年給右派改正的五十五號文件在報紙上公布的前一個月上吊自殺了。在黎明前的黑夜裡死去，真是莫大的悲哀。
章承順：浙江泰州人，原是北京地質學院二年級學生，比我小兩歲。1962年我們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一中隊一起呆了四年。他的罪名和我一樣是現行反革命，被判無期徒刑。但他的詳細情況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講過，包括我。2009年8月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來“拜訪”我，我喜出望外。他是跟他的夫人（小學教師）一起來的。我問他怎麼知道我的電話的。他說這幾年我從網上看了你發表的全部文章，從網上打聽到你的電話的。還說當年你被打成右派後，名字上了好幾家報紙，我一直就很佩服你。他跟我談了他被打成右派以及後來被判無期徒刑的原因。1979年平反，落實政策在一家糧食加工場當了場長，但囑我不要在網上談他的情況。因為他現在退修後的生活比較好，兒子在一家外企公司任高管，收入頗豐，因此不願意再讓人知道過去的事。因此我對他的介紹也只能到這裡。
附 錄：鐵流近期寫給國家領導人的兩封信
一、致國家主席胡錦濤第十封公開信
尊敬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你好！
您身挑國家大梁，手操千緒，日理萬機，系黨國命運於一身，本不應打擾，但又不能不打擾。我不知道主席閣下為什麼老放不過我們這批右派老人？
眾所周知，50多年前我們這批50多萬忠於國家、忠於民族，追隨共產黨的革命者，卻被毛澤東的“陽謀”淪為共和國“賤民”，整整被殘害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倖存下來熬到他壽終正寢後的“改正”，想不到餘年仍然如此不幸！
是我們反對了主席閣下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還是破壞了主席“科學發展觀”的治國謀略？為什麼老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壓監控我們，而且節節升級加強控管。過去我是所在地通州區“維穩辦”重點“關照”對象，自3月27日“茶敘”後，陡然升級成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關照”重點了，真是太看重鐵流了，使我有點受寵若驚！
今天（4月16）晚9點，我購好北京去上海的列車票，行前又受到截阻。上午11點北京市公安局一處孫科長打來電話：黃老，你今晚要去上海開會嗎？
我回說：不是開會，是去看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順道看看朋友。
他說：你不能去。我問為什麼？他說，電話上說不清楚，等你睡了午覺後下午3點來你家看你。
我在陽光屋備好茶水，歡迎貴客光臨。下午3點，執行公幹傳達上級指示的北京市局孫科長、國安局焦帥和通州一位國安老熟人，來到寒舍。三位都是年輕後生，總年齡加在一起約長我十餘歲，兒孫輩的人了。說得不好聽一點，是兒孫輩管爺爺們的事，多麼滑稽？
孫科長開門見山說：黃老，你今晚不能去上海，去了也沒有人接待你。
我問：為什麼？
孫科長說：沒什麼，就是不能去。還說，從今天起，我們公安局不管你了，把你交給了國安。
我沖焦帥一笑說：昨天我在京城俱樂部一見你，就知道你是國安的。
他問：你怎麼看出來的。
我說：我是記者出身有職業眼光。干你們這行的不是追蹤，就是臥底，或搞暗殺，臉色總是陰陰地少有笑，所以不如孫科長氣度明亮。
他承認他是國安的。
我問：國安是專管危害國家安全和顛覆國家的人，難道我們右派相聚一下談談往事，也是顛覆了國家政權？請明示。
他說：我們只要求你今晚不能去上海，沒有說你顛覆國家。
我又問：在你眼裡我是什麼人？
他說：你思維敏捷，見多識廣，有學問，從內心說，我很同情你們的不幸。
我道：既然這樣為什麼老盯着我們不放？
他回答：這是我們的工作任務。
我還能說什麼呢？
兩年多來，我對監控、打壓已成習慣，毫無恐懼之心。我光明做人，嚴守法紀，有什麼怕的？但對限制我去上海的行為表示出強烈義憤！我說你們太過分了：去香港不讓去，去埃及旅遊不讓去，現在連上海也不讓去，我還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到底犯了什麼？你們乾脆逮捕我算了。
他們不回答，說沒想逮捕你，有什麼要求我們會如實向領導反映。
我道：限制我的正常人身自由不等於就是逮捕嗎？
接着，我重申了我“三個區分”、“三個承認”、“三個要求”、“三個反對”的人生原則與行為底線：
三個區分：把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和改革開放的共產黨區分開；把建國的前30年和後30年區分開；把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改革開放的缺點與失誤區分開。
三個承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個人一切言行須在憲法框架內；承認中共是現階段國家的執政黨，不能去反對侮謾。做得對的支持，做得不對的批評；承認共產黨在一天一天進步，在改善國計民生。
三個要求：要求徹底“否定反右鬥爭”；要求為受害人賠禮道歉；要求發還20餘年扣發、停發的工資。
三個反對：反對封殺掩蓋歷史真相；反對把毛澤東頭像長期掛在天安門；反對毛派極左勢力復活。
我請他們全部錄音，把我說的話如實向上面反映。如果黨政高層認為我的這些觀點是“顛覆國家政權”，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公開下令逮捕我，用不着限制我人生的正常行動和監控我的通訊設施。無論個人和國家都要光明磊落，按法律辦事，這就是我要寫給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第十封公開信的內容。
焦帥
先生陰陰一問：何時寫？我說今晚寫。他又問：寫了第十封信後還寫不寫？我朗朗一笑道：如果逮捕了我當然就寫不成了，不逮捕我會繼續寫，直寫到右派問題徹底解決為止，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我還問他們：我們和你們的矛盾到底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三人眾口一詞：人民內部矛盾。
我道：那就對了。解決敵我矛盾用軍隊，監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我們都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們被整了幾十年，關了幾十年，後來給予“改正”，恢復了工齡、職務、組織關係，所扣發、停發的工資卻不補發，你們能接受嗎？
我一再表示：只要補發了這筆工資，我可以再不發聲，老死書齋潛心寫作。我如果拿到所補到的工資全部捐獻給“希望工程”，而且願意幫助政府做這件撫平歷史創傷的事情。
他們有些不解地問：那你為什麼？我答：社會的公平公義！
我是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縱為此殺頭坐監也不後悔！兩小時“關懷”結束，送三人出門。我拍了拍焦帥肩頭：小伙子，下次再來臉上多一點陽光少一點陰冷，我會回你一個燦爛。
冒犯了主席閣下，囉囉嗦嗦寫了些言不成體的東西。
上書人：鐵流，本名黃澤榮
2010年4月16日
晚於北京
二、給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信
尊敬的周永康書記：您好！
考慮再三，最後還是決定寫來此信。
2006年您還是公安部長時我給您寫過一封信，您雖未回復但做了妥善處理。當時北京市黃色短信泛濫，誤傷了不少好人，我認為是公安機關一些人在坐肥“釣魚”。信寄出不到十天，北京市公安局就多次發文下令：打擊手機黃色短信。朝陽公安分局負責人兩度登門向我致歉。此事處理結果令人十分滿意，向不少朋友做過宣傳：中國公安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警匪一家。
自2007年始，我因曾是“改正”右派，還是當年毛澤東“關照”而又被關押了23年的右派分子，理所當然參加了“原右派人員”向國家索賠維權活動。不論是61人上書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還是赴美參加“反右鬥爭五十年國際研討會”，都有我。於是，我很快成為國安、公安重點“關照”人物，不但出境受限，所有通訊設備也受到監控。為此我曾九次給胡錦濤主席寫公開信表示抗議！
尊敬的周書記：您出身平民，深深體察下層疾苦；您也是共和國一員，目睹歷史錯舛。1957年毛澤東非法發動“反右鬥爭”，一夜之間把黨內外五十多萬知識精英淪為“賤民”，為天理、公理、情理和黨紀國法所不容。自此國家進入一個長達20多年的黑暗悲慘歲月，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到今天我們黨不敢直面，還說“反右鬥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擴大化”。請問：正確在哪裡？必要在哪裡？到底擴大了多少？五十五萬八千人，只有九十六人沒有“改正”，而這沒有“改正”的右派中，多人在逝世後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主持召開追悼會，骨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這是小學生的算術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改正了，也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打錯了，怎麼還能說這場運動是“正確”的呢？使人更不能理解的是，“改正右派”都得到了“三恢復”（即恢復職務、工齡、黨團組織關係），可是二十餘年蒙冤期間被扣減或停發的工資卻不補發，於情、於理、於法，都是說不通的。所以，受害的難友們及其遺屬深感不平。有誰能平？誰又能平？隨着時間推移，當年縱是20歲劃右的年輕人，現也是耄耋老人，不久即將離開人世，他們怎能不作最後的吶喊抗爭？！
“反右鬥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冤案，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五十多萬知識人，絕大部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近十萬人被活活累死、餓死和折磨死，真是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我就是從死亡堆里爬出的一人。即便是苦苦掙扎挨到“改正”之日的右派，絕大多數人十分貧困，他們什麼優惠政策都沒有趕上。特別是學生右派，沒出校門就被投入“監獄改造”，事業、青春、愛情全毀之殆盡。人都是娘生爹養，如果自已兒女罹遭此難又有何感想呢？現在他們中許多人終生未娶，孤孤獨獨孑然一身，斷子絕孫終老至死。像我有車有房，送子女出國受教育的老右，恐不足萬分之一。
由於右派的歷史問題得不到徹底完滿的解決，心靈創傷自難撫平。呼籲、吶喊、維權，是情理中之事。可是當局一直冷漠置之，迴避不理，甚而打壓。這顯然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引起維權抗爭越來越強烈的聲浪。雖然我們不會上街遊行，也不會自焚殺身，更不會訴諸於任何暴力，因我們是明理知義的讀書人，更何況子女多在共和國機關工作；可心裡怨恨至極，嘲罵無聲：共產黨太不講理！
“反右運動”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矚目，關乎公理與人類良知，繞是繞不過去的，拖也拖不過去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千古亦然。時間拖得越久越被動，何況早解決比晚解決好。
出於道義和歷史責任，我是積極推動維權抗爭的人，自然是公安重點“維穩”人物。只要一到敏感時期，如“兩會”、“六四”、“國慶”或外國元首來訪，甚至朋友相聚吃一餐飯，也會引發軒然大波。上月27日，為辦好“三真”（真事、真情、真實）、“三親”（親歷、親見、親聞）的《往事微痕》，我們約請五十餘位朋友在北京雙味軒吃頓便飯，全國“維穩辦”竟然下發通知“取締”，直至鬧得海內外沸沸揚揚——這用得着嗎？有傳說是周書記簽的字，有說是劉京同志簽的字。為了弄清事情真相，事後我們多次找北京市公安局一處處長靳政同志，因為他是3月26日親臨我家傳達指示的幹警：不能茶敘，是中央高層意思。
我是15歲就參加革命的童工，抓捕過反革命，揪過地主，斗過資本家，“反右鬥爭”前一直在黨政部門工作，1980年“改正”回歸單位又從事記者生涯，1987年舉家北上定居京城。因工作原因和不少高層領導接觸，法制觀念特強，故一切行事嚴守憲法，堅持在法理內維權，體制內抗爭。我雖然力批毛澤東所做亂黨、亂軍、亂政等諸多罪惡，但對共產黨仍懷好感。因為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是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分子。擁鄧、護江、胡，支持政府現行政策，但在右派維權抗爭上是死硬派，縱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解決天理不容。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當局建立一個互動互信的溝通渠道，發還20年拖欠的工資，安撫死難者親人。但它需要政治家的勇氣與魄力，誰做誰留芳百世，千古景仰。
尊敬的周書記：你是國家領導人，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又是分管政法的頭人，還是全國“維穩辦”領導小組組長，對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擁有重要的發言權和責任感。我希望你不是過眼煙雲的閣揆，而應該是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華國鋒、葉劍英力挽狂瀾粉碎了“四人幫”，為人千古稱絕；胡耀邦“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至今為人推崇；鄧小平撥正國家航帆終於結束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人民公社”、“計劃經濟”、“一窮二白”和徹底否定了“文化革命”，以及結束“領導人終身制”，把黨和國家從危難中解救出來，率領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贏得世人廣泛的尊敬；縱有“六四”失誤，也不失為偉人！
尊敬的周書記，難道你就不能為“反右鬥爭”的遣留問題劃上一個歷史的句號，突破現有的錯誤決定，而建功立業名彪青史嗎？
自古大丈夫重身後名而不樂享眼前富貴，救蒼生解民於倒懸應是書記所為。為此冒昧進言閣下，請書記三思！右派雖為老人，卻能感動社會，贏得民心。最後祝書記健康長壽，心情舒快！
上書人鐵流（本名黃澤榮別號曉楓） 2010年4月15日於北京
友誼回聲
成都廣漢晚輩劉紹坤敬：
《往事微痕諸位前輩：你們好！謝謝你們多次寄來的《往事微痕》，這是老師們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可喜可賀！最近看石天河老師送給我的大作《石天河文集》之二野果文存（從反胡風到《星星》詩禍）一文，上面提到流沙河曾寫了一篇《我的交代》約一萬二千字，我好像聽彭慕陶老師說起你們有這篇文章即《我的交代》，可否請老師發來。謝謝。請多多保重身體！我一直在拜讀俞梅蓀兄的文章，請代我向他致意問好！ 2010年3月12日
四川雅安熊習禮：
澤榮兄並《往》刊諸友：久未給你們寫信，因為我與李曰垓有約，我二人準備合寫一篇著作，各寫各的，約定在今年年內6月30日，至遲8月30日前合稿。目前我正全身心投入構思和書寫一篇認知1956——1957的理論性文章，手法是用準確的時間、日期、時間天數所發生的事件，用數學的周密論證、計算，邏輯推理的醫學診斷方法來論斷以1972年的反右運動為中心的事件及其前前後後。我雖然才疏學淺，水平甚低，但是受諸多名家傳世之作的啟示，兄台等主持的《往事微痕》體現的社會的良知、獨立的精神，為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道德勇氣的感召而產生的心志和夙願。因其費心傷神，時感身心疲憊，幸好我會醫學調理，才能保持健康。
四川宜賓難友羅鐵夫：
感謝《往事微痕》刊發了我的個人信息，使我有機會與更多的難友交流，能進一步提高認識。其中“毛澤東將中國人整成鬼”不只是我羅鐵夫一個人，是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上億。就連他的黨人劉少奇、彭德懷……都成了鬼，因此，“毛澤東把人整成鬼”，具有普遍性。我羅鐵夫僅是普遍中的個別，正如諸多老兄被整成鬼，也是普遍中的個別一樣。“毛澤東把人整成鬼”是揭露、控訴老毛的滔天罪惡，而“毛澤東把我整成鬼”就僅僅是毛澤東對我個人而已。特殊不能包涵一般。
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刊發的文中刪除了“……中國共產黨能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應當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一場資本主義建設，為社會主義社會做好充分的物質、精神準備”這一段。這是很重要的一段。雖然年輕時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模糊，但是它仍具有現實性。中國的主流是自由主義（馬克思叫做為“資本主義”），不是共產革命，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向何處去？是13億中國人都關注的問題，我在《小傳》裡寫上這一段，是有用意的，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已更正，編者）。編輯在修改作者文稿的同時，要注意文章中重要的部分。
《往事微痕》已經刊出44期，在海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由於資金原因，版本不可能與官方的刊物媲美。但是在排版時也應注意。《往》刊第42期刊載了我的一首小詩《哭楊應森》。大概是為了節約版面，刊發時沒有分行。
詩歌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無論古詩詞、現代詩歌都有其形式的。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特別是自由體的詩，如果不分行，就什麼也不是，刊發這樣的東西又有什麼意義呢？
《往》刊為了容納更多的作品，需要儘量縮短文章占用的版面，這是可以理解的。在目前狀況下，可在編排段落時再挖掘版面的空間。當然這是很麻煩的事。
《往》刊從“傷痕”到倫理，在“訴苦”中尋找根源，這是很了不起的。《往》刊刊出的《北大專輯》《何家棟專集》《辛子陵專集》《楊繩武專集》……是很好的。《北大專輯》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在1957年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反對共產暴政的民主運動。北大的民主學子們，旗幟鮮明地走在運動的最前列。這些專集讓更多的人系統地了解歷史和他們的觀點，從中獲得啟示。《李曰垓專集》在揭露、批判毛澤東反右本質方面是很有力量的。共產政權建立後，官僚系統也隨之建立，這是任何統治者都要做的。在毛澤東面前橫阻兩個官僚系統，一是劉少奇掌控的黨務系統，一是周恩來掌控的行政系統。官僚機構的建立，制約了毛的絕對權力，對於“無發（法）無天”的毛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蘇共反“個人崇拜”，揭開了共產鐵幕，中共八大決議直接挑戰毛澤東權威。在如此形勢下，毛決心打倒自己黨內的政敵。1957年毛澤東發動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搬起這砣石頭的初衷，是要打倒官僚劉少奇、周恩來，肅清黨內異已，維護他的絕對的獨裁統治，其手段是延安整風的再版（發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起來打倒“宗派頭子”王明、“經驗頭子”周恩來，再整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自己奪取黨的最高權力掃清障礙）。由於自由主義分子對共產黨建政以來所施行的暴政不滿，反對“黨天下”，把矛頭指向“大和尚”，“事情正在起變化”，老毛再次與少奇同志聯手，擊退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雲南的“反右”就是毛澤東的忠實爪牙殘酷整肅異已的證據。在四川借反右消滅異已最典型的，是宜賓劉張兩口兒搞的反右運動，專員、市長都沒跑脫，其手段的殘暴與雲南的爪牙難分仲伯。
我們要控訴毛澤東的暴虐，更重要的是要探索“為什麼”？
你們發起召開反右運動學術研討會是大事，提出的研討內容是很重要的。只有弄清了“為什麼”？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才能避免歷史重演。
關於會議地址請你們再考慮。北京固然最好，最具影響；但是，也是最麻煩的；當局能容忍嗎？大理好風光，雲南地方對“原右派人員”也是欲置之於死地的，要考慮可能發生的不幸。來自全國100多老右集會是件大事，吃、住、行和醫療都是不可缺的，組會者還要對他們的安全負責。會議的籌辦不容小視，選擇的地方尤其重要。我建議在成都為好。成都政治環境比較寬鬆，氣候宜人，生活不高，適宜會議。
我建議以徵集文稿、出專集為好，會避免許多麻煩事，避免不可預料事件的發生。我們隨時隨地都不能忘記，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大陸不是台灣，胡錦濤不是馬英九——六四的血還熱着呢！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近期網上發帖：《胡錦濤內部講話》，有網文稱是胡江斗的產物。無論這個《講話》是否出自胡，是否偽造，它都確確實實暴露了共產黨的本質——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往事微痕》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蹟。我沒猜透當局為何能容忍，葫蘆里裝的到底是什麼藥，你們思考過沒有？放長線吊大魚？引蛇出洞？……我從來就不是英雄，也不是怕死鬼，能活到今天已經很了不起了，知足了。死！是自然規律，但是拚老命也不可取。切記馬克思名言：“革命需要被動因素。”
當然，如果你們決定召會，有機會我是願意參會的。我希望認識更多的難友，向他們請教，向他們學習。許良英、茅于軾、杜光、蔣綏民、博繩武、李曰垓、後永年、董克讓、陳奉孝、燕遯符、李昌玉、史若平、紀增善、李家騤、茆家升諸難友，都是五七人中的出類拔萃者，我對他們心儀已久。特別是李曰垓。我原以為右派中我是最年幼的，戴上那頂桂冠時才17歲。哪曉得，李老弟比我還慘，當右派時才16歲。李老弟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就火眼金睛，成為智者，他的毅力和好學真使我好感動。請老兄轉達我對他們的戰友情、同志愛，希望他們勇於戰鬥、善於戰鬥，在來日無多的時間裡為我們民族做出更大的貢獻。
面臨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誰是“第五代”接班人，關繫到胡江兩派的生死存亡。胡江斗已經公開化、白熱化。近期召開的兩會，是江派公開向胡派叫板。人大、政協、公安、宣傳都掌控在江派手裡，他們沆瀣一氣，圍剿胡溫，大有天下非我莫屬之勢。網上評論稱，江派已失勢，不準確。人家江派勢力還大大的。無論胡江哪派接班，本質是變不了的。胡勝，百姓苦；胡敗，百姓苦。但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將會給民主力量帶來崛起的機遇。
湖北仙桃市：王平
39、40期《微》刊收到了，非常感謝。想說二件事：
一、《微》刊在皇城眼皮下能出刊2年，又在御林軍打手嚴打下繼續堅持出刊，可以說明二點：一是真理和正義在我們《微》刊這邊。二是以鐵流為矛又為盾的義工們，都是無私無畏且是大無畏的勇敢鬥士和當代英雄，讓我等難友肅然起敬。
二、您們的妻子（丈夫）一定是最好的賢內助，也是最不怕鬼的英雄漢。令人敬佩之至。另附拙文：《苟活七十八，感悟一、二、三》請斧正。謝謝！
一悟《知足常樂》
知足常樂這一詞，代代相傳幾多時，都說遵此教導做，健康長壽無憂思。
總結一生苦難史，方知此說有不是，奴隸知足暴君安，窮人知足暴富逸。
溫飽戶型小康家，也常念此知足經，有的真念有的假，迫於無奈自寬心。
暴
君奴才和幫凶，為了統治騙愚民，左手揮舞屠刀劍，右手祭起知足經。
我們窮人與奴隸，切莫愚昧中奸計，倘若我們知足了，方便暴逆宰割你。
當今政體行專制，革命倒退六十年，官員多屬貪昏暴，窮人奴隸倍受凌。
窮奴生活在地獄，生不如死悲憤極，還要他們知足樂，胡說八道放狗屁。
剷除剝削和壓迫，我們只能靠自己，奮爭民主和人權，打倒貪官和暴吏。
人民當家真作主，自由平等享權利，共同富裕人人樂，才是我們知足時。
最不知足是毛君，野心勃勃無止境，出身農家不務農，跳出農門拿薪金。
青年糞土萬戶候，中年就想登龍廷，老年窺伺全世界，死時想超斯大林。
人心生來難知足，範例正如毛澤東，但不能作非份想，更不能害老百姓。
二悟《右派改正》
毛鄧反右喪天良，違憲違法反人性，冤案拖了二十載，自慚愧疚搞改正。
大罪化小小化了，還要感恩載德政，只是認錯不認罪，殺不抵命債不賠。
勞教勞改又株連，傷害千萬無辜人，滔天罪惡不悔省，一紙改正愚弄人。
毛鄧暴死罪尚在，後繼當局應擔承，新官不理舊官事，甘願千古留罵名。
反右大罪六十年，一直掩蓋到如今，往事微痕揭真象，當局下令嚴查禁。
一錯再錯錯加錯，一罪再罪累罪行，橫行霸道幾十年，就仗特權施暴政。
任憑世人共譴責，我行我素不聽聞，假大空話壞做盡，從不汗顏臉不紅。
人有臉來樹有皮，無臉無皮怎謂人，臉皮不要焉知恥，無恥之徒怎主政？！批評武器毛共倡，不批自己只批人，人若批評毛共罪，說你反黨判徒刑。
如今放棄反黨說，改換顛覆政權罪，總之毛共批不得，一摸虎屁虎吃人。
人民冤苦何處訴，國際法庭遠天邊，當個中國人真難，何時才能見青天。
幸 中央出胡溫，提倡和諧人為本，差可抗衡左禍派，政體改革有期待。
三悟《毛共功罪》
毛共共有三大功，世人皆知也光榮，功伴罪來罪伴功，見仁見智話不同。
毛
君自稱第一功，就是趕走蔣國公，但以政績來比較，大大落後四小龍。
四龍人民小康時，大陸人民普遍窮，人家經濟大發展，大陸瀕臨崩潰邊。
暴力統一全中國，是禍是福難說清，前三十年禍國民，後三十年跛腳行。
毛
君又稱第二功，就是大革文化命，此功震驚全世界，慘絕人寰駭聽聞！
毛共大誇第三功，經濟改革顯威風，國力國威大提高，異國外邦皆來朝。
可嘆改經不改政，致使社會百弊生，貪昏暴官百千萬，百姓一片叫罵聲。
吃喝嫖賭逛世界，國帑民血撒中外，貧富差距天文數，此功已排世第一。
雖創外匯數萬億，水泥堆成高樓林，馬路拓寬豪車擁，億萬廉價血犧牲。
生態環境遭破壞，沙塵暴掃北東京，癌症怪病頻暴發，毒氣毒水毒百姓。
蘭天白雲難見到，廢氣廢水與日增，國土資源倒賣完，強征農田打農民。
官商勾結圖暴利，紅黑聯合害人民，貪昏暴官群魔舞，冤假錯案又叢生。
縣省伸冤官護官，萬千冤民擁京城，縣鄉軍警截訪回，拳打足踢關衙門。
官民矛盾日益烈，群體抗爭頻發生，軍警鎮壓保貪暴，惡行循環難止停。
記者律師維權士，見義勇為鳴不平，貪暴視為眼中釘，殺關管判不留情。
言論自由憲法載，貪昏暴官不遵行，文化專制達頂點。文字獄又大開門。
到處樹敵敵人民，不怕人心喪失盡，搬起石頭砸自腳，既暴且愚實可憐。
專制政體雷不動，暴力政治反人民，經濟騰飛政反動，是功是啡世人明。
昆明：車仲英
祝往事微痕健康長壽！
一
淡泊名利一身輕，往事微痕倍有情。恥向牡丹爭富貴，願隨紅葉樂清貧。
二
一輪明月，萬里江山，俯仰無愧天地；十里紅塵，丟掉青史，褒貶自有春秋。
懷念林昭、張志新烈士
三
十年風雨暗山河，慘目傷心摳死多。巾幗英雄存浩氣，萬家熱淚化春波。
四
小小一匹夫，忠心獻黎民。敢與蒼天斗，風雨任平生。
湖南：羅來炳
自去年五月承新化難友盧盛國先生介紹和贈書，開始讀《往事微痕》，不久即與貴刊聯繫並付少許款項做為紙張費。書內容豐富，是57難友的心聲，因得知訊息太遲，故前面書無緣讀到，後又因遭查封，有些書沒收到。1——26冊，手中只有幾冊。今貴刊既重印，很高興，請為我計劃一套，以便閱讀和珍藏。相信諸多難友都能體諒你們的艱辛會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捐贈。
至於寄書為節省郵寄費，請寄新化難友盧盛國先生處，因為他是分發新化部分難友《往事微痕》的義工。如有事請他轉告。
讀《李曰垓集》
讀了諸多難友的文集，心裡感到震動，許多有才華的人死於那場洗劫，較之他們我可算幸運者了。當時右派的命不如雞。李曰垓難友提到小學教師宗大賢因飢餓掃下磨里一兩玉米麵，被吳姓獨眼龍用鋤頭打死，領導不追究責任，輕描淡寫說了一句“階級鬥爭問題”。當時右派的生命不值一兩玉米，打死像踩死一隻螞蟻，誰來過問。趙正榮因堅持原則正義，不為縣委書記報銷狐裘皮，被報復打成右派，其妻蔣武聰剛生下孩子十四天，強迫走九十里山路出夜工，致會陰破裂，送醫院醫治醫生瀆職死亡。這些操柄者哪有一點人道主義啊！李曰垓難友因當過記錄員，知道一個縣領導霸占屬下妻子誣以特務逼死人命的血腥內幕，十六歲沒有其他言論，為要滅口被打成右派。那時候趁着那場運動領導想打誰就打誰。筆者也因糾正學校領導讀報讀錯字遭懷恨被撬門入室，翻箱倒櫃尋找材料，斷章取義抄錄日記中的句子整成材料，並無中生有任意羅織而罹劫。從書中讀到的報復的例子很多。但李曰垓先生沒有任何言論，為了滅口打為右派，勞教、勞改二十一年，其遭遇比我更慘了。李曰垓
先生是一個有志有理想的人才，在那種勞改的惡劣環境中堅持自修，學完大學文、史、哲課程，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其實際學問在大學文科教授中可稱佼佼者，在難友中很多精英人才遭到毀滅，報國無門。反右運動是一場仇視知識，仇視知識分子，推行愚民政策的運動，其結果是堵塞言路，萬馬齊喑，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是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讀《辛子陵特刊》
讀《辛子陵特刊》獲益良多，了解了很多原來不知的歷史內幕，辛先生用很多具體事例揭露了毛氏在大躍進造成的許多災難。毛氏不惜以兩千萬人死亡、經濟崩潰為代價，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多少功臣學者迫害致死，以反修防修為幌子，蒙蔽了多少人，初時甚至中共高層都不知道毛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辛子陵
先生從姚文元、張玉鳳回憶錄及各方面的資料中找到了答案。在審判江青時，江青為擺脫攻擊華國鋒的罪責，說了在毛給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後面還有“有問題找江青”六字，四人幫被捕後查出了一份江青內定的中央領導人名單，江青是黨中央主席。從各種資料證明毛是要將王位傳給江青和毛遠新。從這些資料可以知道，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江青和毛遠新接班掃清障礙，將元勛幾乎一網掃盡。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歷史終沒有按他個人意志為轉移。辛子陵先生說：“中國沒有出現毛二世，都是歷史的進步，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辛先生認為：毛只做了傳位給江青和毛遠新的打算，通過這兩代人的統治，就可把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的事實掩蓋住，可謂用心良苦。
初毛澤東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目的是為推卸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的罪責，把劉少奇做替罪羊。劉少奇哪裡知道。選林彪做接班人，則是利用林彪來打倒劉少奇及老帥。其學法家權術真是到了家。他集古今權術家的大成，運用得那麼神妙。
辛子陵
先生是體制內人士，能這樣公正地對毛澤東一生做到三七開評價，真是難得。他是值得尊敬的。辛先生著述甚豐，都能客觀公正地對待歷史，為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保持歷史的真實作過巨大的貢獻，辛先生是當代的太史公，希望編輯部能多載辛先生批判極左的文章，使我們能了解真實的歷史，進一步認識左禍的危害。
四川：盧福熙
我是1957年在四川省德昌縣教小學時被劃成右派分子的。當時中央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以及《光明日報》的儲安平均遭到批判，誰還敢鋌而走險在鳴放中說公道話，經縣文教部門的一再動員，我總是保持沉默不敢開腔。運動末期縣教育科組織五、六個教師找我座談，我只是擺腦殼不作聲，最後仍宣布我為右派分子。對此我一直想不通，不認罪，也就成了一貫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分子。當時我僅21歲是該縣當右派的老么，在農村管制勞動，在勞改農場勞動改造斷送了我的整個青春年華。在歷次社會運動中誰被打倒我就成了誰的社會基礎。開初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社會基礎，繼後又是劉少奇、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天呀！對於以上這些栽贓從來沒有想過。現在回憶起來實在是啼笑皆非。
趙堯生和我是同時坐牢勞改的難兄難弟，對人生彼此都有說不出的痛苦。前幾天感謝難兄趙堯生借了《往事微痕》一本和《抹不掉的一頁校史》一本閱讀。閱讀中我的眼淚象噴泉樣湧出，仿佛又回到了那挨整的腥風血雨之中。可幸的是在九死一生後還活着。我希望繩武先生能贈與我這方面的作品閱讀。我也打算向《往事微痕》投稿，但苦於聯繫不上，投稿的目的是想述說一個好端端的青年被陷害成白髮老翁且無休止。
四川省：盧福熙
難友趙堯生給了貴處出版的《往事微痕》。其中的敘述鈎起了我回憶往事，悔恨我怎麼出生在那不講理的歲月，我的青春年華全部淪落在人間地獄中。於3月6日我向你投函索取《往事微痕》閱讀。自信寄出之後，又連續從電話上訊問了三次。今天向博
老師寄信，目的是期盼贈送一份《往事微痕》。擬投稿，寫自己的人生經歷。貴處能接納我這樣一個賤民吧！好不容易盼到這樣的一顆珍珠——《往事微痕》。我處在邊區農村，一切信息都很閉塞，一天迷糊過日子，希望先生教誨，使我的晚年能愉快的過下去。據說貴處需要的是電子版文稿，這我可在都江堰市都沒有見過。應該如何將手寫文稿變成電子版文稿請明示。
重慶：滿濂
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一個年過80歲的老人，他比我還年輕幾歲，因為等車，我在翻閱《論語》，他說：“我們交換看看如何？”我說可以，這樣我才知道“往事微痕”是什麼書。
《往事微痕》很好，我走馬觀花看了幾頁，對我的印象是：說理透澈、明白、深沉，敘述十年動亂時的某些事，感人至深，我給一個朋友說了，他說你怎麼知道的，我把上述與一位老者的接觸說了，他說你能給我弄一本嗎？他是在1957年在重慶日報上投了一篇稿，打成右派，勞改多年。我希望訂閱，不知每月多少錢，請告知。我因老婆剛去世，負債纍纍，數月之後，我將無多有少，捐贈少許。
重慶：然旭
自從與你做聯繫後，我已收到〈往〉刊第39、40春節特刊41、42期，非常感謝！本來有很多話，想對你談，又怕浪費你的時間，這裡就不說了。只希望你要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有充沛的精力，把〈往〉刊繼續辦下去，並且越辦越好，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感謝你和〈往〉刊的編輯同志們的大恩大德的。
談到“友誼回聲”中有難友建議：對57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不應隱藏，我也有同感，因為我在這些運動中就親身經歷或親眼見到過，有些冤假錯案是如何造成的，但因年老體殘（已89歲了手腳都不方便）又無人資助，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我下定決心，只要我還活着，一定在每年初都給你們一定的資助，以表我支持《往》刊的決心。《往》刊合訂本請寄給我一份。
重慶：譚笑
上月，我在九十五歲的沈有年先生處得見〈往事微痕〉複印本，沈大哥也是一位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問他們部里的領導：“我們出差在外，反右的事都不知道，怎麼就成了右派分子？”該領導問：“你們七人是不是知識分子？”沈說：“是。”“那就是右派，單位把你們七人都算上，還差兩個呢！。”他的領導如是說。這不是一千零二夜的“天方夜譚”嗎
我借閱後一個突出的讀後感，這不是“微痕”，是慘絕人寰的“血痕”！朋友們見了，又複印了十幾本，大家傳看，還說如再有，他們也要複印。在此，我向貴刊提一個希望，能否每期寄我一本，以滿足永川看的朋友的要求。
隨信寄上詩幾首，以表對貴刊的熱愛和支持。
反右
忠言逆耳命如絲，背上飄飄右字旗。苦雨淒風人變鬼，全家老幼亦低眉。
震怒
風調雨順是荒年？一語推開罪萬千。氣得龍王捶玉案，爾曹說謊敢欺天。
紅海洋
十載神州紅海洋，大街小巷血塗牆。敲鑼打鼓同聲慶，錯把災星當太陽！
陽謀
輕輕一掌，把知識分子打了一個倒栽蔥；哈哈一笑，這是“陽謀”。
憶昔
大辦鋼鐵，辦得山窮水盡鳥飛絕，人與牛羊爭草吃，個個風吹如黃葉，神州遍地罩烏雲，怨氣彌天昏日月，說什麼超英趕美，一時興起頭髮熱，萬里山河作賭注，八億國民當爛鐵，誰敢言個“不”，管教你，披枷帶鎖皮出血，一頂帽子扣頭上，頭難抬，眼發黑，親朋繞道走，妻兒遭眼白，年邁老雙親，淚盡眼枯肝腸裂，夜半聞鬼哭，陰風把門拍，新墳復新墳，四野悲聲疊，本是炎天大六月，神州無處不飛雪。
神五飛船感賦
火光耀眼箭離弦，瀟灑扶搖上九天。玉帝彈冠迎遠客，銀河改道讓飛船。
掌聲陣陣如潮湧，賀信頻頻似雪翻。華夏子孫輕霸道，願同朋友結桃園。
黃果樹瀑布
聲似春雷動，銀鱗舞太空。頭藏東海里，尾隱大山中。
龍
龍吟天地驚，千里似雷鳴。入海波濤涌，騰空日月迎。銀河嫌水淺，玉宇覺身輕。張口乾坤小，氣吞萬丈鯨。
江西省：熊鴻貴
3月11日
我寫的自述性文章：“倖存者申請了三十年困難補助不給一分錢，全國罕見”我寫這些經歷的目的主要是揭露黎川的貪官對我太殘忍了。一切災難和悲劇都早已過去，無法逆轉和補償。但我被錯誤扣發的10年的工資，在1979年黎川補發給我6696元。因當年每月是55.50元/月，當年他能給我6660元就行了，但當時和後來分文不給，一毛不拔，經過30年的申請，他都置之不理，這幾年我到處寫信求助，去年9月5日黎川補給我三個月的工資，按現在的月薪算6000元，即三個月的工資。我現在的月薪是2040元/月，因為我現在滿身都是病，都是黎川強加給我的，急需錢治療。我這裡公費醫療卡得很緊。我如果能得到10年工資的補發應得244680元，但這是夢想，如果我能再得到合理的工資補發，我也很想對《往事微痕》作出應有的資助，望能將我的文章發到中共中央或國務院網上，讓最高領導知道：只要上級說一句話，就能勝過我申訴30年。
成都：鄧輔治
有幸在我的劇專同學處讀到你們編輯的《往事微痕》，引起一連串遐想；你們辛苦。找回歷史，樹立人格標識，是民族大事，歷史大事。新春將至，除舊迎新，你們高瞻時空，透視歷史，這一天終會來的。
且不說那些以革命名義殺人者的殺人口號，資產階級在哪裡……？權貴們自知！《咫尺黃泉路》是時代的演繹，高歌革命者也自知……他們會向林昭父母索要子彈費，他們也會向鍾馗繳納子彈費……把時代、把歷史送進墳墓的是誰？他們也自知！
林希翎去世及北京難友們的追思會也引起了我對往昔的追思：林希翎代表的是北京學生群體，中國學生群體；更是時代良知群體，道德群體。重翻歷史，對林希翎的追思使人深感赧然。我長林希翎十二歲，按中國人年齡排輩算，她應是下一代，但細思之，說她是我們這一代的師長也不為過；我們這一代有人“三反”了嗎？沒有。什麼是“社會主義”知道嗎？不知道。有的只是對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的朦朧期望。然而林希翎卻尖銳地提出了表述毛澤東思想的“封建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命題，批駁了毛澤東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無法無天的誣陷。如此先知先覺，其膽識，我們這一代人有過嗎？至少我沒有過。既使是毛、鄧最痛恨的章、羅，也無非是“他們不該要求民主”。也因為他們是“有知識”的知識分子。但跟“三反”掛不上鈎。無疑，全部動因就出在毛澤東深惡痛絕的“有知識”。
什麼叫知識？不就是對天、對地、對人生的認識，生存要素的“油鹽柴米醬醋茶”麼！毛澤東要的不只是奴化知識分子，而是奴化時代，讓人們伸手向他乞討“油鹽柴米醬醋茶”。可不，沒有戰爭硝煙，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罪惡的人民公社餓死四千多萬人，誰敢不等待毛澤東的施與？甘做毛澤東的奴隸？
每個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輪為賤民的右派各有不同的遭遇，但原罪就是一條—知識。因而對社會主義的赤誠和由衷的建議，就成了對奴隸主義的叛逆。
隨着毛澤東思想的破產，社會良知的追問，終於承認“反右”的錯劃。錯，是什麼概念？既錯，為什麼平反？不道歉？不賠償？經過三十年的折騰，其實誰都明白，毛澤東是“陽謀”的策劃者，而積極操控的不就是他的團伙，他的追隨者，文革期間又被他打為走資派的當權者劃的嗎？而今他們為自己平了反，成為既得利益者；更不應忽略的是，他們是靠執行毛澤東思想起家，能給右派平反，動搖他們的立足點嗎？不過，歷史終歸是歷史；“趙盾弒其君。”董狐代表了社會良知，記錄了歷史。孔子贊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陽謀”是歷史，劃的人要泯滅社會良知，歷史良知，但歷史不會被“擴大化了”所掩蓋。
從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中，我深深感到災難深重的不只是幾百萬右派及其一千多萬被誅連的“十族”，而是全中國人民，整個時代是風慘慘，雨淒淒，死別生離。2003年我寫下了這篇《普天之下》的文章，不，不是文章，是歷史記錄，寄給你們，也算是歷史資料吧。
另寄上我們劇專成都校友會出的通訊08、09兩年的第二期，供回溯“新”中國也許有點意義吧。不論如何，那也是華夏五千年的一段恥辱歷史。
《……在那無盡的遠處》和《找回歷史》兩文中的主人公謝晉和王生善都是我在劇專的同屆同學，王生善寄居美國長達半個世紀，因“海外罪”失去回國的權利，你們當然不知道。但謝晉聲震影壇，尤其是他的“反右三部曲”在神州大地引起的躁動，震撼海內外，驚駭了權力層而曾遭禁映，但卻反而啟動了毛澤東在黃泉路上哀泣的文藝復興，賤民們用眼淚清洗着“十族”的冤屈恥辱，引發了人們對那罪惡年代的沉痛思考，你們當然是熟知他的……其實，謝晉與賤民之間，無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由於命運替他安排了一個避禍的機會，正當反右時，他卻派去了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和拍《女籃五號》，錯過了挨整的機會。其後，時局的滄桑，父母的被迫害致死，不斷壓榨他的政治影片……如果不是他“九死其尤未悔”的抗爭毅力，他不可能拍出“反右三部曲”及其餘韻不減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儘管毛澤東思想權力層渾身發顫、吆喝被壓迫者和社會良知“忘記過去”……
是的，歷史是由勝利者遮遮掩掩任意書寫的，但勝利卻無力任意篡改——從謝晉逝世後的葬禮——由四封唁電上升為中央級、到34人參與追悼會的演進看，似乎也是歷史回歸吧！儘管是不得已。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社會良知！
看來，林希翎追思會儘管棍棍棒棒，卻不見刀槍劍戟，未必不是如此，這也就是歷史！
河南：宋才志
我想要份《往事微痕》合訂本讀讀，但覺得您們太辛苦了，我卻“無功受祿”，如對我這讀者有何要求，請只管吩咐。
前信談到我的改正問題，給我的洛市革教1979年40號文件是1979年2月3日，但因尾巴問題直到1983年12月2日
又給我依樣重印的同一份文件，只是刪去“但是有錯誤”的尾巴，前後將近五年，真是“難比上青天”啊！
回想我被勞教四年，遺返原籍十七年，加上歷年當“運動員”坎坎坷坷，但在難友中還稱得上比較幸運，殘酷的史實，也該讓後代人明白。
安徽：吳家澤
喜見第41期《編者的提示》。1——26期《往事微痕》合訂本（4卷）印成後請寄給我兩部（一部給曹德元難友，一部我要）。另詩稿請酌用。
“文革”余哀
“文革”身經痛不堪，十年浩劫淚斑斑！幾多黃土埋忠骨，三代人心失不還。
新千年新春感懷
中年不幸遭磨難，念載蹉跎志未殘。歲月無情人已老，金甌永固我心安。
黃花晚節香如故，筆墨丹青樂自歡。港澳回歸前國恥，更期一統盼台灣。
憶往昔
日落西天撐起擔，小心步步拐泉彎。幾多淚汗浸衣濕，透過星光摸下山。
喜見前方明火把，長兄尋找我家還。無言相對長嘆氣，飲露餐風夜已酣。
讀戴煌《九死一生》感言
瘋狂歲月霧茫茫，犬吠狼嚎北大荒；浩劫囚奴鑄鐵骨，無端冤屈總難忘。
讀曹德元《罹難記》感慨
——回顧上世紀知識分子的苦難歲月
大地若冰寒，是非顛倒完；無奈天作孽，幸得命回還
發揚“五、四”精神
——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五、四精神鬚髮揚，自由民主國家強。和諧穩定除邪惡，政體改革世代昌。
海峽兩岸期統一，中華民族慨而慷。而今勢必重吁起，封建殘餘一掃光。
沉痛“反右”“文革”後患
冤獄年年數萬千，假名“造反戮良賢，人寰血肉悲慘絕，禍首罪魁且問天。
詭譎“陽謀”肅異已，自憐自危苦熬煎。傳承仁義一朝毀，後患堪憂禍百年。
讀李銳《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紀念胡耀邦》感懷
中華大地紅旗飄，億萬人民頌舜堯。甘苦與共六十載，慘遭左禍命難逃。
堅持民主步新潮，構築和諧第一條。世上從無救世主，不當奴隸挺胸腰。
江西：王樹楓
寄來41、42期和辛子陵特刊中編者的提示，要將1——26期《往事微痕》經重新斟校後，分為四卷，編訂成合訂本，這對於我這個去年下半年才加入的讀者，非常有利和歡迎。
未讀《往事微痕》之前，幾乎要忘記過去被打成右派和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受盡精神上和肉體上種種迫害之痛苦。讀了《往事微痕》之後，使我重新記憶毛澤東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及歷次運動中所犯的錯誤和罪惡，絕不能忘記，應留歷史，為後人評說。希望能得到《往事微痕》1——26期的合訂本。我也會發給“五七”難友以及其他難友。
王樹楓今年86歲，俞彐玲81歲（重病在身），往後的時間不多，想把《往事微痕》全部資料留給子孫後代不忘毛澤東27年獨裁霸主罪惡行為。
深圳讀者楊俊傑：
最近的《往事微痕》辦得越來越好，你們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突破，而且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比如最近連續推出的《辛子陵特刊》、《楊繼繩特刊》、《謝韜專集》 等，特別是《謝韜專集》應該是目前推出的最全最新的文集。你們所作的對於您、謝老、杜老等一批甚至幾代遭受歷史迫害和煎熬的前輩的資料收集工作實際是在搶救和挽救歷史，竭盡全力給後人留下最珍貴、最可靠、最真實的歷史文獻和檔案，也是你們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經過認真反思後作出的完美答卷。這份沉甸甸的歷史遺產，讓我們重新認識和思考 一直以來接受官方所欽定和壟斷的中國共產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引發了我們探索真理和追求真相的興趣和良知，同時增添了我們“鐵肩擔道義”的勇氣，更重要的是我們將矢志不渝地繼承前輩在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的條件下終身追求的民主、自由、正義、公平、人權、憲政等人類普世價值不悔的精神，為全體公民的自由民主和中國現代化做出不懈的努力。
重慶市：鄭漢生
1957年，我憋了一肚子不滿——鄭漢生我這個人肯定是要當右派的，跑不脫的。我個子不大，嘴巴敢說，從小嘰嘰呱呱，1957年也嘰嘰呱呱，痛快了一回，付出了一生。
解放軍打下成都時我18歲，高中畢業不久，正好遇上彭德懷派來支援賀龍和李井泉的一支部隊，我參了軍，當了一個連隊的文化教員。
在部隊幹了兩年半，剿光了金堂地區的土匪。1952年部隊上朝鮮前線，把我刷下來，嫌我個子小身體單薄。我轉業到重慶市總工會，當了一名秘書。
我是很活躍的人物，個子雖小精力旺盛，尤其是嘴巴沒遮沒攔，嘰嘰呱呱啥都敢說。到了 1957年，早就憋了一肚子不滿：對市委的封建衙門作風；對總工會的思想工作方法；對肅反的擴大偏差；對一些黨員的專橫驕傲；對用人任命的宗派主義；對黨的思想改造政策等等我都有意見。黨號召我們幫助它整風，提意見。我認為機會來了，噼噼啪啪把心裡話都倒出來。我說市委機關像衙門，臉色難看、態度冷硬；說總工會本是群眾團體，也變得官僚化、衙門化；還指責一些黨員幹部耍特權，說大話。我不光說，還動筆寫。我公開說過：“我要看一些共產黨員的醜事和新 聞”。我用“恥聞”的筆名寫出一串大字報。還寫了一些順口溜，例如：“X書記放大炮，X部長莫家教，XXX伸手要，XXX多驕傲”等等。嗨， 那幾個月，我瀟瀟灑灑痛痛快快走了一回。嗨，我太年輕，完全不懂事，該遭！把我揪出來斗的那個場面嚇死人。台下群情激憤喊打喊殺，批得我昏頭轉向，駭得我屁滾尿流！批我斗我的都是朝夕相處的同事，其中還有我的好朋友。我噗地一聲軟了，我覺得自己做過頭了，把共產黨罵狠了點。後來，中央劃右派的六條標準出台，我一看，媽呀！我幾乎條條適合！給我定罪，果然每條都掛上號。只有一條有些冤枉：破壞黨的國際主義政策。當時總工會住有日本工運的實習小組，打開水時我錯拿了他們的熱水瓶，爭吵了幾句。不過，總的來說我該遭整，判我監督勞動不冤枉，尤其是同那些啥也沒說就劃右的人相比。
我被隔離審查，父親來看我，旁邊守一個人。父親對領導說：“兒子不忠，我帶回去管教。”這是“新社會”，根本不可能。
1958年3月，我被押送到長壽湖。到長壽湖後我還很天真，心想，我言語雖說激烈了點，但畢竟是響應黨的號召，最多發配我兩、三年，兩、三年後我才30歲，回城結婚不算遲。當右派後只發15元生活費，這一招立馬讓我全家陷入困境。我雖然沒有成家，但我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個弟妹，每月都要寄錢幫補家用。工資一斷，兩個弟弟馬上面臨失學，真的立竿見影。1979年“改正”後，我工資恢復到1957年的57元。我算了筆帳：1958年到1961年，每月15元，1961年摘帽後加到每月 30多元，農場覺得多了，又扣了一點。1971年說我表現好，加到41元，1977年再加到47元，兩年後“改正”，恢復到57元。算下來共產黨共扣我工資6705元。哎，你說，把人冤枉整20年不說了，扣的錢總該補吧。不！分文不補！知道不，當年好些餓死的人，每月只要多三塊、五塊就可以活一命。整右派從經濟上下手，導致了好多家庭家破人亡！“改正”後，拋出一句話“國家困難”，把20年剝奪的錢一筆勾銷，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1984年給市總工會申訴，要求黨和國家補發扣去的工資，這是對一個無辜受害20多年公民最起碼的責任。我在申訴信上說，這筆錢不補發，不對我們進行賠償，我死都不會瞑目。(劉賓雁在丁抒著《陽謀》一書的序言中寫道：那些右派，除極少數人外，二十二年來不是被剝奪了全部工資，也是降了幾級，絕大多數人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給他們補發工資，主管財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絕：“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由於許多右派與海外華僑有親屬關係，大約在1982年，宋慶齡代表海外華僑向中共領導人提出：“你們若真的沒有錢，我可以建議華僑在海外募捐，用以補發右派的工資如何？我本人也可從我的財產中拿出錢來，如何？”這時，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慮這個問題，連續提出過幾個方案，結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擱置。）
在反右前夕，我去照了張像，當時我25歲，正是青春大好年華，從照片上可以看出，那時我十分單純、天真。實際上也如此。我認為不對的，一定要提出來，不會見風使舵。例如我批評肅反擴大化了，例如我認為 “大毒草”《草木篇》中“縱然死了腰也不肯彎一彎”說得有道理，等等。僅僅幾年後，1959年，勞改一年多的我看上去就面目全非了。那年冬天，農場臨時派我到外地勞動，回場時路過重慶，我想去看望父親，他們准了我兩個小時的假，我匆匆把父親和讀中學的大妹妹約出來，由於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我們就去照了張像。照片上的我，完全沒有了反右前的神光和風采，活脫脫的一個“勞改犯”形象。照片上父親和妹妹也是一臉愁苦，可以想象我們當時的心情。
正是由於個子小，救了我一命。我們單位一塊下去的右派張樾人高馬大，食量大，遭不住，1960年餓死了。那幾年，我親手埋了好幾個餓死的右派，其中就有大漢張樾。個子矮小自然有助 於渡過大饑荒，但卻不利於“男大當婚”。1970年，鄭漢生不僅僅是“大”了，而且是成熟得有一點“老”了。眼看進入“不惑之年”，他還形單影隻。一 個離了婚的女人同他相遇了，此人也是長壽湖右派，叫李武珍。她上有患癌症的老母，下拖兩個饑寒交迫的女兒，正處在十分困難的時候。兩個處境艱難的右派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年滿40的鄭漢生有了一個女兒，蔥蔥。
我很珍惜這個家，來之不易呀，就是挨批挨斗，也覺得有勇氣多了。記得女兒剛出生李武珍還在坐月子時，遇上紅衛兵進島斗右派，李武珍駭得不輕，我抓起她的手說：“不要怕，我們一起去。”我們一起生活了四年多。1974年，李武珍調回了城，而我呢，何時回城遙遙無期。另一個也調回城的長壽湖右派同李武珍好上了。我只有離婚，離婚時女兒才四歲，判給我，她是我在長壽湖唯一的寄託和安慰。
她生在長壽湖 長在長壽湖，小時侯她跟我的右派難友盧光特上山照看果樹。盧光特是川東地下黨游擊隊的政委，後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副館長。我女兒在右派群中長大，可以算作長壽湖的“小蘿蔔頭”。（註：小說《紅岩》中，白公館監獄裡的人物。）
女兒從小就很懂事，她看見別人有媽媽，自己沒有，雖然很傷心，但很懂事，她對我說：“你就是我的爸爸媽媽，你就是我的媽媽爸爸。”
我1979年“改正”，同女兒一起回到重慶。1987年我又找了一個老婆，對方有四個兒女， 是農轉非的工人。她對我生活上照顧還不錯，但沒有文化，我買書她不高興。發生一點口角，她要跑到門外去大叫大鬧，攪得左鄰右舍不安。但最主要的是，她容不得我女兒蔥蔥，沒法子，幾年後我們離了婚。打那以後，我死了心，有個女兒，夠了！我同她相依為命過日子。 鄭漢生與他女兒蔥蔥 。這輩子，其它我都不計較了，只是女兒年已三十，仍然沒有正式工 作，我只希望這個在長壽湖苦難中誕生和長大的女兒，現在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湖南省岳陽市：劉岳山
《往事微痕》各位編者及工作人員：
您們好！我是湖南省岳陽市一普通市民，已年過六旬，雖不是一個右派，但有一右派好友趙磑先生，我倆經常在一起閒聊，正是從他那裡讀到了貴刊，一讀便愛不釋手，拿起來就放不下。讀貴刊與讀其他書不一樣，悲傷、憤怒、震撼、讚嘆、種種情感交織，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引發許多的思索。如果說以前對五七也略知一二，但多是碎片式的、零亂的一星半點，讀了貴刊，就有了一個全景式的，立體的，完整的了解，我最愛讀的是貴刊上杜光、鐵流、何家棟、辛子陵、蘇中傑等先生的精彩文章，先生們站在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思想的高度、以理性的思考，淵博的學識，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引領着當代中國的思想潮流，在先生們面前，專制獨裁者種種罪惡和欺騙無處藏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先生們才是中華民族堅強的脊梁，才是未來美好中國的希望。
歷史的真實存在於真實的歷史細節之中，各位五七鬥士的苦難遭遇，奮勇抗爭構成了五七民主運動真實的歷史。貴刊每一期的發行，都是五七維權的延續和發展，貴刊必將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留名，豎立起一座歷史豐碑。
我閱讀貴刊是從32期讀起的，前面31期一直未能讀到，深感遺憾，今聞貴刊將出26期合訂本，真是太好了，特來信索贈，千萬不要將我遺漏。我的詳細地址：湖南省岳陽市教育局宿舍中單元502室，姓名劉岳山，郵編414000，電話0730-8230221或0730-8886071，請贈2冊。
最後謹致最崇高的敬禮和衷心的祝福，並請諸位先生多多保重。
“一腔熱血卻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永遠支持你們的 劉岳山 2010年3月22日
廣州：周自渥
繩武先生並轉呈《往事微痕 》諸位領導 ：
在《往事微痕 》諸位領導及義工老人的精神感召下，去年我自告奮勇申請加入義工行列，承蒙應允，在廣州擔任為幾位老年讀者轉發分送刊物的任務。近一年來，將從北京寄來的《往事微痕》一一分別送到他們的家裡。盡了微博之力，做了一點點應該做的事情。今年我已年近八十，入春以來，深感一年不如一年，不僅聽力視力減退，精力也差多了， 真是年歲不饒人啊！繼續擔此任務，實在是力不從心了。同時，我準備近期赴美去探望高齡久病的姐姐，現正在辦理簽證手續。由於我在1985年和2002年曾兩度赴美探親均獲批准，估計這次簽證問題不大，這次探親也是最後一次了，少則半年。因此將上述實情呈報，以便您們提早考慮，對廣州後續轉發刊物問題作出安排。由於年歲漸高及出國探親，暫不能繼續為《往事微痕》服務，實屬無奈，深感內疚，尚請見諒。對諸位的信任，表示感謝。此致
崇高的敬禮 ！
周自渥上 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