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云南保山专集（第52期）

 2010年7月5日 

（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目  录

杜 光: 谁也没有权利让我们忘记过 —《往事微痕·云南保山专集》序言. 2

李国云: 发配到潞江坝的岁月. 4

林惠清: 我家在整风运动浩劫中的灾难  40

董建民: 苦难拾遗. 49

张忠献: 我这一生 53

王兆洪: 阴谋设陷阱划我为右派 54

汤建甲: 红山惊魂. 57

汤建甲: 八十岁爷爷答九岁孙女问. 60

张占鸿: 我被划右派的冤屈. 61

薛兆福: 五七往事. 62

管西屏之子管见整理: 潞江岁月. 70

戴文斌: 五七老人忆五七. 79

田大昌: 我前妻打成右派离世的前后过程. 81

铁  流: “子债父还”老右新冤  82

附录

茅于轼: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86

钱  亮:  纪念李曰垓. 89

贺承业: “右”字人生. 96

胡锦涛泰州中学同学钱德培上书胡锦涛. 97

钱明锵:  屈原赋. 100

美国智库对中国人的15条评论. 101

友谊回声：北京施绍箕、 四川达县陈宗培、 四川雅安熊习礼、西昌林夕映、桂林市徐海峪、四川省洪雅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读者吴兴勇、杜钧福、 黄河清等来信：

谁也没有权利让我们忘记过去

                   ——《往事微痕·云南保山专集》序言

杜  光   

最近几年，许多五七难友撰写文章，出版书籍，记述自己或其他难友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和此后二十多年的痛苦经历，控诉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和残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提供大量来自底层的具体材料。这是五七难友这个社会群体在进入耄耋之年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往事微痕·云南保山专集》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但在我们所遇到的历史记叙中，却存在着太多的虚伪不实的言辞。就以反右运动来说，明明是毛泽东蓄意构陷残害知识分子的一场大阴谋，官方的文件和一些报刊的文章里却咬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难友们记录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揭穿了这个冠冕堂皇的谎言。因为他们的所言所行，丝毫也没有可以构成为罪行的成分。仅仅因为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就把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毁谤、诬陷、凌辱、迫害，使他们沦为一个卑贱的、备受歧视的贱民阶级，连他们的子女亲属都抬不起头来。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无视这个历史事实的仍大有人在。前几年就听说北大的一位教授扬言：共产党对这些右派是太宽大了。真亏他说得出来。在他看来，这些右派是有罪的，被流放劳改、饿死、冻死、累死、打死，都是罪有应得，而且是“太宽大了”。请问这位孔圣人的后裔，所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哪一个发表的言论是危害社会、足以构成罪名的？没有，一个也没有；相反，他们的批评、建议，都是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甚至也有助于共产党完善自身、提高威望、巩固领导地位。即使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在当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无论如何也构不成罪行吧！由于他们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他们在物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高于常人的水平。但是，当时全国宣传机器都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狂轰滥炸，使他们尊严扫地。这种精神上的屠杀，是“太宽大了”，还是太残酷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正如同镜面遭到粗暴的刻画切割就不可能映照出真相一样，从被歪曲篡改的历史里，是得不出应有的经验教训的。有关部门应该开放历史禁区，公开档案，允许人们在报刊上揭露历史真相，讨论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有些必然会湮没无闻，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有些却必须保存下来，成为社会的财富。像反右运动那样发生在历史转折关头、使上千万人沦为贱民的重大事件，必须认真对待，从其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有些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喜欢引用一句被认为是列宁的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其实这不过是戏剧作品里的列宁角色的一句台词，但由于它富含哲理的真理性，就成为表述特定观点的名言。经历过反右苦难的难友们，是绝不会忘记过去的。

在今年北京大学建校112周年的纪念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场面。也许是因为有的校友在去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使校方感到尴尬的讲话，今年的会上没有安排校友自由发言，而是举行校友名师讲座，请钟南山主讲。钟南山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它的前身后身都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当然是北大校友，是名师更不用说。出于校方意料的是，讲座还没有开始，几位1957年在学校读书时被划为右派的校友走上主席台，向到会的校友展示挂在胸前的写有“右派冤”、“右派索赔”等字的伸冤牌，并且在贵宾席上散发《维权历程》、《往事微痕北大专集》等材料。这些对到会校友的震撼自不用说，在场的几位学校的原领导人也不便有什么表示，倒是钟南山自告奋勇，作出评论。讲座结束时，主持人请他谈谈养生之道，他却联系到右派校友索赔，说：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我的养生之道，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的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这哪里是讲养生之道，分明是批判那些提出伸冤、要求索赔的校友。也许钟南山是可以忘记过去的，他已经功成名就，沐浴着备受尊崇的光辉。但是，那些在反右运动里遭受围攻、辱骂、污蔑，接着又过着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侥幸存活下来的耄耋老人能够忘记过去吗？他们被剥夺了青春，葬送了前途，如今白发苍苍，却仍然讨不回公道，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他们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向有关部门讨取公道吗？这不是纠缠过去，而是行使他们作为被迫害的受难者的权利。北大的难友们近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伸冤索赔，正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在五十多年前的反右前夕的那场民主运动里，北大的学生曾经是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他们再次成为五七难友的榜样。他们绝不会忘记过去，谁也不能使他们忘记过去！

不能忘记过去，不但是五七难友应该牢记的名言，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座右铭。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苦难史，不能忘记六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木樨地和长安街上的枪声，不能忘记因为圈地、拆迁、下岗而备受剥夺欺凌的普通公民。这些层层叠叠的记忆，构成我们的财富和智慧，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社会要发展，历史在前进，只有牢记过去，才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而忘记过去，则意味着背叛社会、背叛历史、背叛民族、背叛自己的理念。

二十多年来，禁止讨论过去已经成为舆论导向的铁律。有些人往往以“过去已经做过结论”为借口，拒绝纠正过去的错误。似乎做过结论就可以万事皆休，就可以忘记。但是，结论并不等于真理，它往往被当时的当事者的利益所支配，做出与真相不符的结论。例如，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向被认为是中共党史的最权威的文献。但近几年的许多文章都以确凿无误的论证，说明这两个最权威的文献，也充满着许多谎言和谬论。如说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就是后一个决议的结论。可见，忘记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不可能从历史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就有可能上当，这正符合于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那些提倡忘记过去的人，则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专制统治的帮凶。

公民们，警惕啊！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谁也没有权利让我们忘记过去！

                                                    2010年6月15日

发配到潞江坝的岁月

李国云

难平的心潮

每当我提起笔写“往事”时，我的儿子看见了，总是很关心地劝我：“爸爸，你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不必再回忆那些辛酸的往事了。”是呀！我现在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完就走”的日子，我已心满意足。我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中回忆对比，给自己写了副对联：      

“忆往昔,辛辛苦苦月挣二十三,言行无自由缺吃又少穿；

看今朝,休休闲闲日进六十三,言行有自由有吃又有穿”。

但是，当晚上睡觉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那个残酷的日子及那些死去的难友，我就心不安，总觉得不写出来对不起他们；另外生怕历史又会重演，使我们的子孙又吃二茬苦受二次罪。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从中国的现实社会看，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毛泽东文革中的错误，来了个拔乱反正，搞了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错误的东西，就是解掉了毛泽东捆住的中国人民的脚镣手铐，中国人民可以自由的生活去创造财富；开放就是打开了毛泽东锁住的国门，与世界融入一体。所以才有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民主、法治”没有建立，所以产生分配不公，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人收入最少，付出劳动最少的官员收入最多；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严重，官员侵犯民权的事屡屡发生。群体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官员侵犯民权，人民上诉无门而发生的。虽然现在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之事比比皆是。原因在于不民主，仍然是哪个官大，哪个说了算。官员的升降不是人民说了算，而是上级，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胡温”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许多惠民政策。但是有些地方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是“权为我所用、利为我所谋、情为亲所系”。在民间，仍有少数极左毛派人物，不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利用官员的腐败现象提出要恢复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行政权，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封建独裁统治。在上层，也有些即得利益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提出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的谬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宪政的执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客观，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没有公诸于世。正确、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并不难，只要根据毛泽东的言行用“实践”这把尺子一检，就一切都清楚了。

毛泽东说：“我是马克思+秦始皇。”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我认为，一个是表，一个是里。他利用马克思这个外衣，对外可以争取国际支持，对内可以争取各人民团体，各党派人事的拥护支持。一百多年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两极分化，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最后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民主、尊严、自由的日子。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在全世界掀起大革命浪潮。中国也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其间，毛泽东显出了他非凡的才能，他依时顺世，提出许多好的谋略，在党内威信提高，在民间得到拥护。他说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人民生活困难，提出了“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并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国民党蒋介石由于自身的专治腐败，被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赶到台湾去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推翻蒋家王朝的过程中毛泽东功劳最大，他当上了四个主席，集党、政、军、人、财、物、权于一身，这是对他最高的奖赏。全党，全民对他报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一定会按他解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走向繁荣富强。然而，全国人民的幻想破灭了，他的真面目露出了。

他的真面目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就是要恢复专治独裁的封建社会。何以为证？首先他曲解“民主”。他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利用民主这个手段，欺骗人民，他坐上龙椅后手段就不要了，他把“人民民主”变成“为民作主”，把主字头上那一点去掉，他变成了“民王”。为了要做到名正言顺，他首先给秦始皇翻案，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残害人民的暴行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为了专制，首先要执行愚民政策，但障碍来自知识分子，他们能分清是非，所以要给他们“洗脑”即“思想改造”——批胡适，反胡风。他还认为，这是小打小闹，所以要来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一个“阳谋”引蛇出洞一网歼。从此，55万（也有说300多万）无辜正直的人们，其中许多精英，受尽了20多年人间地狱的煎熬，许多人被整死整残，他们的妻室儿女也遭到了不同程序的迫害。许多右派言论都是利国利民的建议，如马寅初的《人口论》，不听马先生的意见，中国人口问题不知要影响多少代人。又如黄万里提出的《三门峡大坝不能建》，不听黄

1957年的那次反右运动，不但给许多知识分子扣上“右派”帽子，也给不少人扣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实依据，而是由掌权者一句话就决定的。1958年分配到潞江坝（潞江农场、新城农场）监督劳动人员一共二百多人，主要是来自昆明、德宏、保山。但人员却是来自五湖四海被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押到一起来了。从地理位置看，除云、贵、川外还有来自吉林、上海、南京、河南、广东、山东、安徽……等地。从阶级成分来看有老贫农及贫农子女，也有官僚地主子女。从职业看，有行政干部、教师、医生、科技人员，也有工人，自由职业者。从年龄看有年过花甲的老人，也有未满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从文化上看，有大学教师，也有大中小学生及文盲。从经历上看，有罗炳辉将军的警卫员，也有国军集团军司令宋希濂的小车驾驶员，有国军副旅长，有国民党员，更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所受的迫害都是一样的。

潞江坝，位于怒江大峡谷下游，东边是涛涛江水的怒江，西边是巍巍高黎贡山，北边接水库，南方接龙陵。上下都设有关卡，江上无船只，过桥需证明，有部队把守。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大牢笼。这片土地解放前是线土司的领地，居民是傣族，地广人稀，杂草丛生，土地是轮耕。由于气候条件恶劣，疾病多，所以保山的人民有句口头语“要到潞江坝，先把老婆嫁”，意思是他会死在潞江坝以免老婆守寡。有的农民来潞江坝打工，初夏要赶忙回家，农民的口头语是：“麻么（芒果）开花，汉人搬家。”除气候恶劣外，此地毒蛇、猛兽（草豹、狼）到处有，空中有毒蜂，水中有蚂蝗，地上有蝎子，树上有蚂蚁，还有小蚊蟆，蚊子更是见缝插针，时时刻刻飞来吸人的血，防不胜防。我们这些无辜被定罪的人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缺吃少穿住草房，繁重的长时间的劳动，特别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批斗捆绑吊打，真是度日如年地在这里煎熬了21年。下面讲述的是我与难友们亲生经历的一些事情。

德宏、保山文教系统的整风反右运动

1957年夏季，我们保山、德宏两地的中学教师集中到腾一中参加“整风运动”，文教口的主要领导是张治，腾冲中学的主要领导是保一中的校长杨侃。在保一中大礼堂听了动员报告之后，我感到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应该毫无顾虑的帮助党整风，使之改正工作中的缺点。1952年我在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是理化系学生代表，帮助教授们“洗脑筋”。1953年毕业后，已分配在昆明市区任教。但我听了党的教育，有志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向省教厅提出申请调到边疆。同年12月，经省教厅批准调到保山地区，经过四天的行程到保山。我到文教科报到时，朱科长对我说：“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腾一中固东分校因缺物理老师，开学两个多月无法开课。那地方太偏僻，交通不便，离国境线很近，你若不愿去还可以另外分配。”我回答说：“越边远越艰苦的地方越好，我从昆明来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几天，他找辆货车把我送到了腾冲城，郭惠文先生找了匹马接我到学校。到了学校一看确实简陋，在昆明住的是洋房，点的是电灯，行的是柏油路；在这里住的是透风的木房，点的是油灯，行的是土路。但我毫无后悔之意，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工作，在学校深受师生的好评。整风运动学习中，我被任命为记录员。当我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那时我对党和毛主席的相信，像少女初恋一样的纯真。我坚信“言者无罪”，我做到了“知无不言”。我的主要言论有下列几方面：

一、1956年暑假，我到昌宁更嘎去会女朋友，向导带我从小路走，爬过几座大山。当我们走到了一个山顶，看到有间茅屋，我们又累又渴便进去讨水喝。到屋里一看：一个老太婆，穿的衣服破烂不堪，家具很少，连铁锅都没有一口，是用土罐烧水煮饭。当时，我心里想不通，解放六年了，山区农民为何还这样穷？在整风学习会上我讲述了这些情况，并提出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扶助山区贫困农民。这一发言，后来成为我污蔑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二、当我看到报上登载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时，我就随便说：“是呀，像唐小全从来都没有学过医，怎么能当好卫生院院长呢？”这个唐小全正是我们顶头上司杨侃之妻。汇报上去，我马上被撤去记录员，扣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册。为了充实右派言论，又把以前说过的找了两条：一是我和同学们去洗衣服时对同学说“洗衣服主要洗领子和袖子，领子和袖子容易脏”；另外一条是“饭堂饭不够吃，学生抢饭吃。统购统销是为了防止奸商投机倒把，我们是学校，应该吃多少供应多少。学生饭都吃不饱，身体怎么会长好，身体长不好，学习怎么会好？”这条成了我反对统购统销政策。

在教师队伍中，很多教师被划为右派的确很冤枉，不仅冤枉而且很荒唐。腾冲一中因为没有大礼堂，每次开大会和文艺晚会都在院子里，学生自带凳子。为这个事情好多好心的老师都提出：腾一中是所完中，学生这么多，没有礼堂，开个会，逢年过节的文艺晚会都不方便，请政府拨款给学校盖个大礼堂。提这个意见的教师通通都被打成右派。

胡守仁，腾一中教师，他原来在昆明中法大学任教，中法大学从昆明迁内地时他不愿到省外而回老家腾冲。胡守仁到腾一中任生物教师，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一心一意为了教学，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都在学校搞实验和备课。因成绩卓著，1956年被评为省先进教师，参加了省的先进工作者会议。回校后，他更热爱党，更拥护党，在整风运动中提出合理化建设。但因他曾是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学校长，自然很难躲过这场浩劫。运动后期，按历史反革命论处，判刑十八年。

段启熙原是腾一中固东分校（后来改为腾三中）主任。1952年政府决定利用同德中学校址，创办腾一中固东分校，指派段启熙负责。由于战乱，原校早已残垣断壁，草木丛生，一片荒凉。他细致规划，勤加督办，学校建设进展顺利，还带领学生身体力行抬石头，托土坯，砌筑围墙几百米，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伐石竹棍，编修花园竹篱，初步形成优美的教学环境。学校设备简陋，教具奇缺，学生基础差。他除了全面抓学校的教务、训育、生活、行政工作外，还担任语文教学，其它教师缺乏时他还去顶替。学校在他的领带下，养成了奋发向上的优良学风，学生成绩进步很大，许多人毕业后考入高中、中专。后来深入大学，不少人后来成为教授、专家。这都是和段启熙的努力分不开的。然而，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只因为他的家乡腾冲被日本人抢占了，为了收复家乡，抵抗日军，就投奔到大理国民党办的教导队受过几个月的训，被审查十个月，查不出什么“罪行”,但仍免去行政职务，调到腾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员。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活泼，形象化，深受学生欢迎。整风运动中他在劫难逃，被划为“极右”送到柯街农场劳教。他丢下年过花甲的老母，乳臭未干的小孩及妻子。过去，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资收入。如今，全靠无工作的妻子帮助别人缝缝补补赚点小钱过日子。他感到有国难报，有家难归，对不起母亲和妻室儿女，所以决心一死了之，他趁上山砍柴时用斧头绑在树上自杀未遂救回宿舍。但他还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用刀片剖腹挖出自己的内脏而死亡。

赵之汉是华西大学毕业，原来是保一中教师。为了加强腾一中的教学工作，被派往腾一中任教导主任。他是个全才，不论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地，或者是体音美，不管哪科教师缺课他都可以去代。整风学习时，领导很信任他决定他留校管理，但是，到了整风学习结束后也给他补了一顶“右派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

我们被划为右派后，失去了一切的自由，吃饭，大小便都有人看守着。平时，集中在一个专门的教室里写检讨，需要批斗谁时，随叫随到。大小便有固定的时间，走哪里要采取集体行动排成一路纵队，前有领队，后有压阵。我校教师杨桂林，打成右派后心事沉重，精神恍惚走路时不小心，脚尖踢起一块小石头，滚碰着领队人的脚后跟。领队人汇报上去以后，就视为是阶级敌人的反抗行为。当天晚上就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后死于狱中。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检查，否则不准睡觉。腾一中副校长陆汉白，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他曾打电报给列宁，表示祝贺。他一贯表现很进步，拥护共产党。解放后得到重用，安排他当了副校长。划成右派后，叫他写检查他经常交白卷，因此经常挨骂、不许睡觉。看管人员骂他：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总是说：我是拥护共产党的，我不是反党，我是帮助党整风。所以，他每天夜晚都在两点后才能上床。

在整风运动中，有的人趁机利用手中之权，陷害忠良，龙陵中学校长张一太就是个典型。他是个好色之徒，曾奸污女生多人，凡正直的教师无不义愤填膺，严加指责。因此，在整风运动后期，全校教师除一贯吹捧他的如赵荣造等少数人外，其余教师7人都被打成了“右派”。我们腾冲三所中学的百名教师，整风中被划33人，后又被捕了几个，加起来近40人。这些教师多数是教学骨干，除上述的胡守仁、段启熙外，如杨元生他在昆明师院数学系读书时，就是高才生，只因为他出身成分高不能留校任教才分到腾一中来。整风运动中因他参加过“三青团”并任过职，后按反革命论处送去劳改。反右之后，教学质量下降是自然的了。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对右派的处理已有明确规定，最重的是劳动教养。但是，当时的领导，为了考验群众的觉悟，在宣布处分前，故意让大家发表对右派的处理意见。好多人为了表现积极，提出判刑八年、十年、卅年，还有人提出对赵X要判死刑，少数人提出劳教、管制等。在宣布处分时，杨侃声色俱厉地说：这些右派罪大恶极，同志们提出给他们判刑是应当的，说明了大家觉悟高。但也有个别同志有同情心，认为给他们劳教就可以了，说明这些人觉悟不高。右派分子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严格执行中央宽大为怀的政策，对他们从轻处理。宣布结果：多数送劳教，少数送农场监督劳动，个别老弱者留校监督。

武装押送监督劳动

1958年3月12日

由于气候炎热，酷暑难当，在室内也是汗流不止，长期在烈日之下劳动，皮肤灼伤，很多人背上脱了一层皮。在这里毒蛇、蝎子、蚊子、蚂蚁、蠓虫到处皆是，一不小心就被叮咬，肌肤红肿奇痛难忍，有的还得住院治疗。如王钦被蝎子咬着后，住院十多天。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白面书生，没有劳动过或很少劳动过，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高强度、超时间劳动，艰苦程序可想而知。我们都是秉承着“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的信念，克服了思想上和体能上的痛苦，咬紧牙关，拼命干活。盼呀！盼呀！谁知事与愿违。

“五风”刮不尽  饥饿又来临

整风反右之后，敢于仗义执言的有识之士都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了阶级敌人，专政物件。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再也不敢讲真话了，而是学会了讲假话、大话、空话。毛泽东忘了马克思教导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的教导，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强调“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将来的事了”。1958年6月，河北省徐水县委订出规划，要在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此全国响遍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提出了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铜，人民公社）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口号政策、措施相继而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愈演愈烈。农民养猪种菜、喂鸡已视为资本主义道路而被禁止，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生蛋换油盐”的生活习惯不准了。全民皆兵，集体行动，吃大锅饭。加班加点已成为家常便饭，更无假日和星期天，上弦月加夜班，下弦月加早班，并要做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曾流行“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多了是祸害”的顺口溜。报刊上大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义思想口号。全国到处大放所谓的高产“卫星”。湖北省麻城县吹报亩产稻谷14万斤。为了让人们相信，在稻谷中央打个暗桩，让一个小孩坐在上面，此幅照片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我们农场老桥队的甘蔗提出亩产150万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下种时，把两芽间的那一段砍掉，只留芽子，一共埋了11万个芽。长出来的苗密密麻麻，比韭菜还要细，根本不能成长。还有一个队为了完成亩产几万斤的指标，把十多亩未成熟的稻谷移到一亩田上，结果，不但完不成指标，多数成了瘪谷。全国开展土法上马大炼钢铁铜，投入九千多万青壮劳力，成熟的稻谷由“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去收，好多收不回来，浪费很大。由于土炉温度不高，不仅上亿亩森林惨遭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且炼出来的多数是废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亿。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

粮食作物大面积减产，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全国人民生活在饥饿之中。1959年3月份，农场开始吃稀饭，且越来越稀，吃得再饱，几泡尿后腹就空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食不果腹，饥饿难忍。我在睡觉时，嘴里默念着普希金的诗：“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念着念着睡着了。思想上的难熬应付过去了，但是身体上由于营养极度缺乏，患浮肿病的人逐渐增多，人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争相采食过去喂牲畜和猪的饲料，如：麻郎果，三叶豆，芭蕉根……等，还有的捕食老鼠。水库队李道法经常采集芭蕉根，吃不完的切片晒干储备着，这种植物为韧性纤维状物质，吃下肚不易消化，解大便时塞在肛门口，还得用手指一点一点的抠出来。偶尔供销社也出售一点芭蕉糕、橄榄糕、油枯饼之类的代食品，人们当做珍品抢购。如今，送人也无人会吃。

由于浮肿病人增多，有的已经饿死，如赵子厚：他浮肿得全身无力在家休息，晚上睡觉时饥饿难熬，叫喊着：“我饿啊!我饿啊！……”旁边的王钦劝他：“你别叫了，我们个个都饿，你叫了影响我们睡觉，明天我们还要出工。”他忍着不叫了。第二天早晨起床钟响了，王钦赶快叫赵子厚：“老赵、老赵、快起来打稀饭了。”但无回音，以为他睡着了，就到床上用手晃他，结果才发觉他早已断气了。在这种情况下，农场成立了浮肿疗养队，把浮肿病人集中在一起，不但不出工劳动，而且在粮食上多供应一点，还有点红糖，花生之类的营养品，我曾两度住浮肿疗养队。

在那时不但食物缺乏，其它生活物资同样匮乏，牙膏、肥皂长期买不到，用盐水刷牙，用灶灰水洗衣服，有时连盐也缺。买布都要用布票，一年只发几尺，有一年一人只发一尺七寸，只够买一条汗裤。人们穿衣服特别节省，一年中有半年不穿上衣，上身赤裸，下身穿一条二短裤，裤脚都是补丁上加补丁。我们住的房，睡的床都是自己上山砍竹、割草亲手建造茅屋、篱笆床。

阶级斗争众生相

“文革”开始，右派分子由原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升格为“地、富、反、坏、右”五种人之一，成为专政对象。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我们成了某些人的出气筒，搞阶级斗争的道具。我们白天辛勤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批斗会，自己再规矩，有时也要拿去陪斗。批斗会上，那些积极分子，杀气腾腾，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挖空心思上纲上线进行分析，不仅受骂，还受皮肉之苦。

李炳全：

在赛格队时，只因有时中午开饭时有人来找他，请人吃饭多打两份饭，引起了炊事员孙德林的不满，有一天开会时把他吊在梁上半个多小时。在工勤连时，因面条被工人钏光助偷了，到队上反映，结果排长李金华反而让钏光助主持会议批斗他。

王跃兵：

由省水电设计院打成“坏分子”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在芒丈队时与女工李秀兰相好，是双方自愿，但队长周连成是有妇之夫，且儿女成群，为了玩弄李秀兰就去打王跃兵，打得遍体鳞伤，两只耳朵打聋了。以后王和李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因当时内伤过重，医治不彻底，过早地丢下妻室儿女去世了。

马庭新：

在水库队劳动时负责炸石头，当时用的不安全的黑色炸药，引线是用绵纸，不易引爆。一次，引爆不着，就要去掏炮眼，一不小心火药爆炸了，炸得他遍身是血。赶快送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但眼睛炸瞎一只，手指已炸断几个。出院后调他去铁工组拉风箱。星期天他背着一支猎枪上山打猎，被抓回批斗后送公安局，以持枪逃跑罪判刑八年。

罗的强：

罗的强爱好唱京戏，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他和戏友高勋昌，李文斗在一起唱京戏，唱完后就到良友照相馆去拍照。有人说照片上要写几个字，大家认为我们喜欢乐，喜欢笑，就写“三笑”。

以后，罗、高都到潞江农场去了，李文斗还留在保山。“文革”时期造反派抄李文斗的家时发现了那张照片，就问他：“你们三人是什么集团，为何照片上要写上三笑？”李文斗如实讲了情况，造反派不但不信反而认为李文斗不老实，就多次吊打他，他受不住，屈打成招承认是个“特务组织”。有了李文斗的口供，造反派又到潞江农场与当地造反派一起多次批斗罗的强、高勋昌，把他俩的手臂和腰部都打成了残废。为这事，在保山先后株连被批斗者达28个单位共40多人。

李枝盛：

1928年1月生于云南弥渡，家庭出身贫农。1946年小学毕业后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中学。但由于家贫供不起，1947年到缅甸梁金山办的老银厂当矿工。1948年3月缅甸独立工厂停工只好回国在腾冲当长工三年，因为他人品好又勤快，主人家把姑娘嫁给他。1951年参军，1955年授准尉军衔在部队任司务长。1956年入党，1957年4月复员。1957年安置在芒市州农场任副队长兼司务长，当年的场长李国卿是个色鬼，他已婚但还奸污了复员军人的未婚妻并生了两个儿子，这件事在全场引起了很大的反应，造成不良影响。李枝盛就去劝他不能再这样做，但是李国卿仗着芒市农垦分局长许洪章给他撑腰，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趁机报复。李枝盛到农场后把他的妻子也接到农场当了工人，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般的工人没有空闲的时间，他是司务长可以出去采购，队上的年轻女工们就托他买些用品。他的妻子心眼小怀疑他有外心，就诬告他。此时，李场长认为报复李枝盛的时间到了,就整了些材料，其中一条就是李枝盛的公款遗失了130元，但已经赔了，以此为借口判处他劳教三年。后又因为处分太重改为监督劳动。1959年押送潞江农场，但狠心的李国卿还不放过李枝盛，陆续写些材料诬告他。1962年4月又把他押送保山看守所关了3个月零25天，因查无实据又放回潞江农场。

他的简历工农兵都当过，他体格健康，生性耿直，弱的不欺，强的不怕，又勤快。我们一起在水库劳动的时候，当看到我们搬大石头搬不动时，他马上过来说：“你们这些文弱书生，让开，让开，我来。”他就把它搬走了。有一天休息日他与工人李金荣在屋里休息，李金荣仗着自己是老工人就骂他，你这个“坏分子”敢跟我顶嘴？他马上回答：“我坏，我偷人家的东西被人家吊在树上打。”这恰好揭了李金荣的短，就动手打他，他反过来把李金荣打翻在地，李金荣大叫：“坏分子打人。”工人们进去了一些，问我们是谁先动手，我们说“没有看见”。这事不了了之，但李金荣想方设法报复向军代表反应，过了不久，在八队召开批斗大会斗李枝盛。军代表讲完话后，一个外号狗抓鸡的老工人苏阿菊走上去打了他几拳，另一个青工吕云龙也跟上去狠狠地踢了他几脚，打得他大喊大叫在地上打滚。军代表宣布休会，立即把他送芒艾医院治疗。

蒋恩光：

1935年生于云南腾冲，1952年参军在北京坦克部队服役，1956年复员后分在腾冲木具厂当工人。由于他性格耿直，不畏强暴，不欺弱小，他对他们的厂长的一些不正当言行经常顶撞，为此，1957年整风运动结束时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1958年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他生得个子高大，狼背虎腰，力大如牛。过去，农场兽医毕兴超骟牛时要六个人帮忙把牛扳倒，自从蒋恩光到了农场后，他一个人就够了。他用左手握牛的一只角用右手拉住尾，然后牵着牛进行旋转，越转越快，然后猛一停把牛按在地上用膝盖压住牛肚，顺手把后腿拉开，兽医就可以动刀。大跃进时期，他在马坝耙地，休息时，他跑到甘蔗地深处去吃甘蔗，老水牛就拖着耙跑到怒江向对岸游去，有两个人看到了大喊大叫，眼看快到对岸了，蒋恩光听到叫声跑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他听说牛游到江对岸，马上跑到江边，脱下衣服，很快游向对岸，在老水牛快上岸时他抓住牛角把牛头往水里一按，扭转水牛回来了。他上树如履平地，潞江坝芒果多，有些老树近百年，树很高大，采果很困难。当地规矩，采果者可分一半的果子。他到芒果成熟时，抽空去采，经常拿回许多芒果，请大家吃。

他力气大饭量大，1959年在赧浒队劳动时，炊事员郎仕杰规定，收工时要从地上带柴火回队。蒋恩光就带回长一米直径40多公分的一根香树，郎仕杰就说：“这样的树根，抬来做什么。谁能破开。”蒋恩光说：“我破开了，你赏我什么？”“赏你一大盆饭。”蒋恩光马上脱去衣服，拿起斧头，不到20分钟就把它破好了。郎仕杰真的赏了他一大脸盆饭。一盆近十公斤，那时正是饥饿时期，每个人每餐仅一市斤左右。蒋恩光硬是把那盆饭吃完了。

他初到农场分在铁工班打铁，12磅的大锤他用单手打。有一次不小心，铁花飞到了脸上伤了眼睛，他就带上黑眼镜打铁。恰好那天，场长田德恒到铁工班视察，看到他戴着眼镜就批评他。干活还戴着眼镜，你什么样子。他马上反驳，你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我戴着眼镜是因为眼睛受伤了。当时的田德恒就是潞江农场的土皇帝，蒋恩光是被扣上帽子的坏分子。就连普通的工人、复员军人、下放干部，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鲁元强，他得知田德恒调戏他妻子杨琼英，心里很气氛，扬言要用刀子杀掉田德恒。这事传到田德恒的耳朵里，田德恒就叫人将鲁元强捆送到了保山公安局，后以“企图杀人罪”判了三年徒刑。田德恒一听到蒋恩光敢和他顶嘴就叫他的随从把蒋恩光捆起来。这句话一出，蒋恩光马上拿起身边的一块铁向田德恒掷去，把田德恒的衣角削去一块，田德恒只好扫兴而归，等以后再报复不迟。过了不久蒋恩光受不了农场暗无天日的日子，就偷偷地跑回腾冲。当他走到高黎贡山山顶时就被抓回。这时，田德恒报复的机会来了，他叫铁匠尚贵州打了一个8公斤重的铁镣给蒋恩光拷上，狠心的尚贵州按8公斤打了一个镣。但还没有冷就拷在蒋的脚上，灼伤了脚。以后，上班时解去镣，下班时拷上镣。他受不了，一天，他病了请假在队上休息，他左思右想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就用绳子悬梁上吊。正当他刚失去知觉的时候，收工了，班长回队看到了，就用砍刀砍断了绳子，他跌下来，命是留下来了，但腰跌伤了。1964年，他的帽子一风吹了，他回到腾冲自食其力，当搬运装卸工，大卡车上的装卸，哪怕是上百公斤的大件他一个人也可以完成。改革开放初期，他办了一个采石厂，他自任厂长，会计是他妻子。到他厂里去的人都是过去受了错误处理回去无业的人。

戴常军：

1928年生于云南富源县，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水点设计院当测工，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不管什么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敢顶撞，因此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就被扣上“坏分子”帽子，1958年送潞江坝农场监督劳动。他个子不高，但腰圆体胖力气大，水性好，他分在基建队劳动。他的水性好，场部借去捞柴禾。当年的燃料大多用木柴，怒江河床陡，水流急，每年夏季都要从上游冲下不少的木头。当地农民很多人都到江岸边捞小柴禾，水性好的人就游到江中把木头推向岸，不少人因此丧命，但他从来没事。

他分配到潞江坝后，留下新婚的妻子，他到农场后，钟情的妻子领着幼儿在昆明等他归来；分别后，妻子每月都要给他写信，收信后他都回信，但到了1962年他有半年多收不到家信就请假回昆探亲。他回昆明后到妻子住的地方一看，没有人，他就到原单位问他妻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原单位的人说：“你妻子疯了，已经送安宁疯人院了。”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到疯人院。见到妻子蓬头垢面的样子心中实在难受，妻子见到他，大哭大叫激动万分，动手打他，并骂他：“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写过那么多信给你，你不回信，人又不回来，我们的孩子已经死去了。”听到儿子死了他几乎晕过去了，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给妻子解释，就是因为收不到你的信，我才来看你的，妻子听到了他的话，相信他这个老实人，恢复了平静。他把妻子接回昆明原来住的地方，安排好妻子后，回到农场。认为农场扣他的信实在不合理，第二天中午吃过饭他就去找场部专管信件的张福。恰好副场长王子华、专管监督生产人员的干部唐来富都在场，他就问张福：“我是不是有昆明来的几封信？ ”张福：“有啊！”他又问：“有，为什么你要扣压，不交给我，我有通讯自由。” 张福回答：“你有什么通讯自由？不给你就不给你，你要怎么样？”双方争吵不休，声音越来越大，来了不少人看热闹。王子华自认为是副场长，马上下令：“把他捆起来。”他两手插腰胸一挺就说：“谁要敢动手我就要自卫。”旁边的人知道他力大，谁也不敢上去。唐来福说：“算了，算了，你走。”王子华说：“像你这样的态度，还想摘帽子？”他答：“你掌着权我一辈子不摘帽子。”这场戏就这样不欢而散。1964年，他的帽子一风吹了，他也回去老家了。

林德功：

1928年生于云南省，1952年参军。参军时他结婚不久，妻子在农村因为没有分家与弟弟同住在一个屋子。时间一长，弟弟与妻子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955年他转业到云南省水电设计院当测工，这时他的妻子公开提出与他离婚，要与他弟弟结婚。他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扬言要去杀掉妻子和弟弟。局领导知道这事就不批准他回家探亲。1957年他想方设法偷盖了公章，还未动身就被发现了。整风运动结束就以此为罪名打成“坏分子”。1958年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他个子不高，但力气很大，我们初到老桥队时睡在地上。为了搭床，队上决定叫我们到20公里外的高黎贡山上砍龙竹抬回来做成床笆。定额每人每天40个，他一天能挖100个。他以为他劳动好，守纪律，争取早日摘帽回家去，但他的希望落空了。1962年初的一天，他赶着牛去放，遇到老工人陈某的妻子（陈某已去劳改，不在家）在棉花地上劳动，休息时他俩单独在一起谈话被别人发觉，认为有不正当行为。有几个老工人就要去逮他，他得知后就跑了。到了一个叫羊角坪的小山顶上，有一个工具篱笆屋，里面放有农药1059，他感到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就立即喝下了毒药，等追他的人赶到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施正亚：

东北人，精通俄语，解放前当过邮政监督员，解放后在保山邮电局工作，后调任保一中俄语教师。1957年打成“右派”，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因他年过花甲、年迈体弱，队上安排他去放猪。猪群有大有小，一旦放出就东奔西跑去找食吃，等收工赶回家时他东找一个西找一个，回到家时，累得精疲力竭，不久就卧床不起。经常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嘴里不时地哼着：“唉呀！唉呀！我的妈呀！”声音微弱表情极其痛苦。后送场部医院，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不几天就命归黄泉。

甘德全：

复员军人，他有文化、懂技术，1958年当工业队副队长，农场在赧浒建一个糖厂，技术上由他负责。安装榨机时，他发觉有个零件不合，建议不能安上去，否则会出事故。但场长为了邀功，要早日开榨，就对他说：“不要紧，安上去，先开了榨再说。”才安上去开机几分钟，果然发生事故，榨机损坏了。后来，生产厂家也承认那个零件不合格，但照样批斗他：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批斗会上他的老战友钱万昌还揭发他，当国民党兵被俘后，集训学习时，曾开枪打死解放军的排长后持枪逃跑。这一下问题可大了，就逮捕入狱判了重刑。他不服，多次上诉，但每次上诉，回报他的是吊打。“文革”后期，他被押到保山来购买零件，在饭馆吃饭时恰好遇到了当年的老排长，如今已升为团长了。见面就问他：“老甘，这些年生活可好？”他回答：“不好。”“为什么？”“就是为了你！”老排长说：“老甘，你还是喜欢开玩笑，我们分别20多年，怎么会因为我呢？”甘说：“他们检举我集训学习时，把你打死持枪逃跑，因此判了重刑。”老排长告诉他，恰好过几天要到北京开会，若真是为此事判刑，你写一份申诉，我把它带去请李成芳老军长转上去。他的申诉随时都装在口袋里，掏出来给了老排长。老排长真负责，把申诉交给李成芳，李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若有此事，党纪国法不容！”过了几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来了通知，劳改农场宣布他无罪释放。

张惠芹：

女工，“文革”时期，造反派们都要戴上印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臂章。一天，她的汗裤破了，就用旧的红臂章去补。有人劝他补不得，她回答说：“怕什么。”汇报上去后，马上开批斗会，之后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判有期徒刑三年。因她身怀有孕，监外执行。1979年才宣布平反。

顾德培：

原来是保山杏花的贫农，1959年全家移民到农场当工人，在大坝队种菜。因粪桶底破了，见旁边有一块木板，他大字不识一个，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就拿来做了粪桶底。后有一造反派发现那是一块语录板，为此，多次批斗他，叫他交待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他想：我是老贫农，现已年近花甲，我只是为了修桶底好担粪，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想来想去想不通，吃小黑牛（毒药）自杀了。

丁彩尘：

工人，“文革”时期，在场部批斗她儿子蔡国玺时，跪在现场陪斗。打手们把蔡国玺吊在梁上，造反派杨保生用鞭子狠狠抽他，他说了一声：“保生，不要打头。”然后一身不吭地让他们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挨这样残酷的吊打，痛哭流涕跪着，求他们别打了。打手们不但不听，另一打手吕云龙反而走过去狠狠地往她的肚子上踢去。她马上倒地，话也说不出了，批斗会结束送到芒艾医院时，因内出血而死亡。当时把她埋了，凶手无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国玺上告，吕云龙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龚琰：

解放前毕业于盐税学校，工作时间长，业务很熟悉，字也写得很好。不论颜体、柳体，功底很深。其妻子赵珣，大理师范毕业，文雅贤淑。解放后，俩口子都在财务部门工作。1958年双双打成右派。全家遣送农村，夫妇俩年经已近40岁，劳动力弱，负担又重，生活难以维持。1959年底转送潞江农场，被分配到老桥队。

由于这个“右派”家庭人口多，小孩哭闹，在去老桥的途中，追逐围观的人很多。据当时一个在场的人回忆说：铺盖行李、锅、盆、碗、勺，加起来没有一担，两口子神情沮丧，打扮得不农不工。领着四个小孩，三男一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2岁。两个较大的小孩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低沉着脸；两个较小的还不懂事，一路上还不时地拾这捡那。

龚琰、赵珣两口子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文质彬彬，用群众的话来说：“看来也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来农场，按有关政策规定，每人每月工资18元5角，每月伙食费8元，两口子30多元的收入要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自己被监督生产，行动失去自由，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4个小孩，比一般监督生产人员又多了一重负担。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更加沉重，还不到两个月身体便垮了，精神面貌更加消沉。

1959年，“大跃进”进入高潮期，龚琰调来洪山水库劳动，安排他到石灰班，在窑子旁的洼子里捡石头，最后也是死在石灰窑旁。

他蓬头垢面，衣着不整，神情痴呆，面黄肌瘦腿细如篾，空手走路都打着蹁跹。我曾经几次趁班长不在时，把他安排在石灰窑旁一个不显眼的阴凉处休息，用紫火遮掩并要求我组里的人说“他人不行了，不要管他”。当时有些工人还是很听我的话，但这只能是求得短暂的喘息机会。那时农场吃大锅饭，月初发票、每餐一张饭票打饭遗失不补。龚琰死的那天吃中饭时，他仍然端着碗排队打饭。轮到他时交不出饭票，说是饭票丢失了。司务长认定是他平时打双份吃，把饭票用光了，就不打饭给他。好心的炊事员潘洪珍说：“你没有饭票给你一勺菜吃。”说着就打了一大勺菜放在他碗里，狠心的司务长见了马上把他的碗抢过来，把菜倒在猪食缸里。可怜的龚琰本来早已饥肠辘辘，就是这碗饭，这勺菜下了肚也填不饱肚子，何况一点东西都不吃哩！但下午又被强迫去劳动。

本来他的精力早就耗尽，生命难以维继，又少吃了一餐吊气的饭，怎么不走到生命的尽头哩！他几次倒下去被人拖起来，又倒下去又被人拖起来。

至下午5时左右，龚琰倒在地上，不管你怎样拖都拖不起来了。

又过了一阵，我到他身边望了一望，瞳孔放大了，脸色也反常。龚琰死了，他彻底解脱了，再也不需要吃饭，再也没有人能欺侮他了。

可怜的赵珣，不仅不知道丈夫的死因，连见最后一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丈夫死后，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全靠她一个人抚养，孤苦伶仃，痛苦可想而知。

杨自立：

保山蒲缥镇人，原为小学老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来潞江农场监督生产。他感谢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宽大为怀的政策；深信只要好好改造仍可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以突出的表现争取早日摘帽成了他坚定的精神支柱，由于他自幼生活在农村，习惯劳动，熟悉劳动技能，特别能吃苦。加之正值青壮年时期，体魄健壮劳力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竭尽全力，工作质量好，工效高，经常受到表扬，被树立为监督生产人员中接受改造表现好的典范。

然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马拉松赛跑要科学地分配体力，用百米赛跑的速度是达不到终点的；党的政策不是强调“思想改造不是凭一时一事”吗！月有圆缺，人的健康、精力也会有起伏变化，用百米冲刺，速战速决的“战略思想”和“手段”，拼劳动、拼表现、能坚持多久呢。

由于他工作中“拼”字当头，不遗余力，时间一长体力消耗太大，加之营养跟不上，身体日渐虚弱。至1959年，粮食供应紧张，吃不饱饭。时值大跃进高潮期，“超英赶美”、“放卫星”，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劳动强度进一步加大。体力消耗多补偿少，身体由浮肿而又逐渐消瘦，到年底已变成一个瘦骨嶙峋，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的人。由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作为一个监督生产人员，决不会因你过去的良好表现而得到同情或照顾，干不动活同样要受到批斗甚至扣饭。他调来水库时已是奄奄一息，经常卧床不起了。

到1959年形势进一步恶化，长时期经常吃不饱饭，害浮肿病的人与日俱增，人人自危，填饱肚子成了求生的第一要素，偷偷摸摸找吃的已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晚上看电影成为一种好机会。有一天晚上到场部看电影时，趁机跑到附近甘蔗地里偷吃甘蔗的人，大部分被抓着了，有监管人员也有老工人。

放完电影后，回到水库队已是10点多钟，队里召开批斗大会，先后点名站出来批斗的有10多人，多数是偷食甘蔗的监督生产人员。队长张启良问：“还有没有，叫出来一起斗。”话音刚落，李自芳大吼道：“还有杨自立，偷了我的小调羹。”群众高喊：“杨自立站出来。”目光都向四周搜寻、观望杨自立出场“表演”。杨自立没有去看电影，也不在会场，而是卧床不起了。班长就去把他从床上拖到会场，强迫他交代为什么要偷人家的调羹，他答道：“小调羹吃不得我不偷，要是吃得我会要的。”这句话激怒了那些积极分子，骂他不老实想顽抗到底，罚他跪在地上。过了一会，他想吸烟，正卷着草烟被李自芳看见了，狠狠一巴掌打过去，把烟打在地上，又搡了几下，把他搡倒在地上。会场上继续轮流着批判其它人，也没有人理他。

过了约半个小时，杨自立倒在地上一直没有动静，精通医道的右派分子花竹泉走过去检查了一下，惊讶地向队长报告：“杨自立已经没有气了！”批斗会也就停止了。

戴林：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以及交通要道旁，凡是醒目的地方，墙壁上、新建的不同规模的标语牌上，都用红漆写满毛主席的语录或标语，人们习惯称为“红色海洋”。新城农场虽地处偏僻，但也不甘落后，墙面多多的有，油漆也不贵，困难的是找不到一个会写字的人，在全场范围内“拖网排查”，终于“查”出一个写着一手好字的“右派”老兄。

此人名叫戴林，四川人，是云南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专家的高材生， 1958年被划成“右派”送来农场监督生产。场领导把写字的任务布置给他，并再三强调，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只能干好。他知道这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但不敢说不干。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了赶时间，起早贪黑地干，一点、一画都不敢丝毫随便。完成任务后领导满意，群众夸奖。

可是，时隔不久，荒唐的事发生了。某造反派认为戴林写这些字都像一些刀、枪、剑、戟、寓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说他写的“毛”字的第一撇，像把锋利的刀架在毛主席头上，是仇恨毛主席。“右派”分子要变天了，不容辩解，抓起来就斗，一连斗了好几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黑白不分，人妖颠倒，他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悬梁自尽，用死来抗诉。

杨绍孔：

保山城关人。家往南关铁石坡，在供销社工作，家境贫困。1958年划成右派后送来农场时，年纪已近50岁。弹一手好三弦，听说还在戏班里干过.农场每逢重要节庆、组织文艺演出时少不了他登台伴奏。擅长按摩，凡是扭着腰、崴着足请他按摩后，确有手到病除的效果。

打成右派后，家中丢下年过7旬的老母、多病的妻子，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领得为数不多的工资后，扣除伙食剩余的全部带回家。自己无钱添置衣物，衣服烂了自己打补丁。大跃进时期，饭不够吃，每餐饭后他都要喝一大碗盐巴水，人大肚大，长期饿肚，营养跟不上导致周身浮肿。劳动很吃力，经常受到批斗。

1976年一天夜里，他突感身体有所不适，急呼同室的赵体华，请赵帮他拿药（事先准备好的中草药），药拿到时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场部医院途中死亡。

他死后，这个家庭也就毁灭了，老母弱妻相继死亡，连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一个叫刘黑子的人拐骗到缅甸；小儿子流浪乞讨，下落不明。

三中全会以后，杨绍孔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农场补发过去克扣右派分子的粮价补贴和工资——但他的那份已无人认领，因为已经家破人亡！

侯志明：

嵩明县人，是潞江农场“右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性情开朗，口直心快，干活肯出力。水性很好，每年汛期到怒江边捞柴火都少不了他。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年汛期，八一队领导安排他去捞柴禾，后因病回队休息。此间因家有急事，请准了探亲假，第二天就要起程返乡。就在这天下午，江边捞柴禾的人回来报告，怒江涨大水，上游漂来的柴禾特别多，赶快增派人去。这时队长不在，队里会游泳的人都出工去了，他想到机不可失，时间拖长了柴禾就放过去了，他不顾自己久病之躯，为了集体利益，愿意推迟假期主动到江边去捞柴禾。他见到从上游漂来一根大木头，赶紧游过去，抱住木头使劲往岸边推。由于水流太急，自己久病之后精力不足，力不从心，反而连人带木头被激流裹胁而下，瞬间就被大浪吞没。

他因公而死，但没有得到抚恤。

刘世生：

是广东财校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她母亲居香港，自己孤身一人在大陆。整风期间被划为右派，被送来潞江农场监督劳动。由于他身体强壮，精神上、经济上都没有太大的负担，劳动也不吃力，可谓轻装上阵。还学会了一套木工手艺，生产队的猪厩，门窗、桌椅坏了都是安排他去修。对财会业务很熟悉，打起算盘非常流利，每年到终，农场财务室都要请他去帮忙，少则几天多则三五月。他性格潇洒，爱打扮，经常都是西装革履，举止翩翩。

1968年，他买了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劳累之余躺在床上收听广播，也算是苦中作乐。当时玩收音机的并不多，每天晚上除了本室的人外，还会有些近邻摸来玩，屋内挤满了人。有监督生产人员也有老工人，彼此谈笑取乐，既玩又听，既听又玩，颇有几分热闹。

有天晚上在调频时，偶尔收到“塔斯社”的广播。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老大哥变成了仇人，“帝、修、反”都是要打倒的敌人。在场的监督生产人员，一般对政治相当敏感，深怕有人诬告为“收听敌台广播”之嫌而引来麻烦，叫着快换台，但在座的老工人刘××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话，坏话都要听’，不要换台听一听。”又听了一阵，因听不清楚又换成了别的台。

晚上开会时，就是这个姓刘的揭发了刘世生收听苏修广播的“罪行”。不容辩解，也没有人敢于证实事情的真相，把刘世生狠狠批斗了一个晚上，还要叫他下去好好写检查。

天刚亮，他跑到江边，坐在一块大石上，面对滔滔的流水，冥思苦想。他何尝不盼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的人间；何尝不盼望有人能站出来证实问题，洗雪他的冤屈？但是他看透了这个世界，厌恶这个世界，他把周围的人看成是鬼，这些鬼龇牙咧嘴都想吃掉他。班长陶国友过路时望见他，大叫一声：“刘世生你在那里干什么！”他纵身跳入激流之中，再也不回头，他离开了他厌恶的世界。

刘恩佑：

昆华医校毕业后分配到保山地委党校当校医。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送潞江农场监督生产。来时他家里有三个小孩，他爱人一个人要上班又要带小孩，忙不过来。他只得把只有几个月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像农场妇女一样，早送晚接。后来他爱人也调来农场，安排在医院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天他在农场芒艾医院做阑尾手术。术前很自信，谈笑风生走上手术台。怎知，前期医生使用麻醉药过量，病人再也没有醒来，死在手术台上。

这明显是一起别人严重的医疗事故，但事故责任人未被追究责任，账算在了刘恩佑身上。

龚宝珍：

1958年3月，保山地区押送潞江农场监督生产的右派分子中，有一个粉面桃腮，明眸皓齿的姑娘，特别引人注目。虽然她满面忧愁，行动显得有些呆板，但掩盖不了那聪颖稚嫩的资质。她叫龚宝珍，云南通海县人。

毕业于昆明卫生学校，分配来保山地区卫生院工作。整风期间因给领导提过意见，家庭成分又不好，被无限上纲，划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押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从此伴随她的是难以解脱的痛苦。

1960年，龚宝珍有幸被送进潞江农场成立的老水井肺病疗养队，生活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劳动也轻松些。疗养队的队长兼支部书记叫冯发贵，初中文化，是一个30多岁的复员老兵，已结婚，也是一个肺病患者。他被龚宝珍靓丽的容貌所倾倒，垂涎万丈，他感谢天赐良机，把他经常宣讲的“阶级”、“立场”抛在一边，无情地抛弃前妻，对她大肆进攻。一方面利用他仅有的一点权力，安排她作一些轻活，生活上也给予适当照顾，施以小恩小惠；另一方面采取死缠硬磨的手段，信誓旦旦，得寸进尺，穷追不舍。饱经痛苦、孤独无援的龚宝珍，早已是对生活、对前景失去希望的弱女子，哪能经得住这种诱惑，或许她还认为冯发贵是一把保护伞。在他的保护下，生活中能少一点麻烦，多一点平安。哀哉！就这样，失去理智的她竟和冯发贵草率成婚。

1976年丈夫冯发贵久病不治，含着幽怨，抛妻别子撒手人寰。对龚宝珍来说，这突如其来的遭遇，无疑是天塌雷击。丈夫死后，两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她肩上，不堪重负。

1979年龚宝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但她神经麻木了，理性丧失了，丝毫感觉不到在祖国的蓝天乌云已经散去，和煦的阳光冉冉升起，自已苦尽甘来的日子已经来临。她的灵魂已经被一个错误的运动，不应有的遭遇所埋葬。

后来，她妹妹为了方便照顾她，把她和两个孩子都接回通海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恢复正常，是否健在？

几件难忘的小事

那个年头叫“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生活数据都是定量供应的，而且少得可怜，仅仅够维持生命的延续。文化大革命中供应又减少，我遇到的几件小事，可见那时的物资供应情况。

一、中秋之夜

自古以来，中秋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全国各地不管什么人都要过的节日，并且都要吃月饼。然而60年前的中秋节，我们不但不能买到月饼，连其它的糖果一样也买不到。那年中秋之夜，月亮自然分外的明，分外的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着我年迈的在千里之外的老母亲，多年不见不知身体可好，生活怎么过？惆怅的心情，饥饿的肚子，实在难熬。过了一会，我约着同住在茅屋的难友陈育昌出去赏月走到院场上。恰好场上堆着一大堆用来喂牛的鲜苞谷杆，我俩就在坐到苞谷杆上，一边吃苞谷杆一边赏月，就这样过了一个中秋之夜。

二、二两猪油

1963年，大锅饭已下放，分到各家各户去吃。各个生产队养的猪，宰杀后可以按计划分给个人。那天，我们小坝队杀猪，每人分二斤肉。我和陈育昌分到了四斤。拿到肉后先把皮下脂肪取下炼油，那时油脂太缺了。陈育昌家里很关心他，把供应的少得可怜的香油从牙缝里省下来，寄给他。我和他吃住在一起，我们平时也省着吃，大约还剩二两放在一个大口瓶里。那天，我们分得四斤肉炼得了二两多油，为了不使油沾在其它的器皿上，就把这刚炼好的油倒进装香油的瓶子里。由于没有冷透，倒进后，瓶子炸烈了，连原来的二两香油也流到了地上，被地吸收了。我俩感到非常可惜，觉得损失太大了。事情过了四十年，但我每看到老陈时，总会想起那二两油之事。

三、一条裤子

在那个年头穿的衣服是靠布票去买的，布票的供应一般是每年每人几尺，数量不等。供应最少的那年是每人一尺七寸。所以外国人讥讽我们说：“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供应的布票不单用来买穿的，连蚊帐、垫单等床上用品也要用布票去买。因布票少，人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穿补丁的人很少。为了节省衣服，除了冬季而外，我们劳动时都不穿上衣，裤子一般是穿短裤。但裤子上补丁一个连一个，也数不清有多少个。有一天下午，我的妻子要到潞江坝来找我。我的儿子李学军，当时四岁，跟我在一起。我告诉他，你妈今天下午要从保山来。他很高兴，但看到我穿那条补了许多补丁的裤子，就对我说：“爸爸，你换一换那条裤子，不然妈妈看到会难过的。”是呀！连四岁的孩子都看得出我们那时的寒酸。我赶忙换了条裤子，再去接我的妻子。

四、位卑不忘忧国

虽然我被划为敌人，但我仍然热爱我的祖国，希望我国的人民过上有吃有穿的日子。对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我仍然感到难受。大约是1964年，我在基建队劳动，我的主要工作是和泥、沙灰、水泥等，有一天，要建一个橡胶发酵池，因为池里放酸，所以普通硅酸盐水泥不能用，要用防酸水泥。这防酸水泥我们从未用过，队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组合。为了能正确地和好防酸水泥，我查看了建筑材料学，掌握了有关知识。到了工地上，搬出了瓷粉，班长李金华叫我和，我说：“不行，水和了不起作用粘不起来。”他大发脾气吼叫道：“叫你用水和你就用水和，啰嗦什么。”好心的人劝我，他叫你怎么和你就怎么和，你管它粘得起粘不起呢？我平时也知道这个李金华是专管我们的，是个不讲理的人，跟他顶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那时我所考虑的是怕造成浪费，根本不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我对他说：“这瓷粉是从景德镇运来的，不算买价，单运费也要花很多钱，浪费了你们不可惜？”但那专横的李金华仍然叫我用水和，和好后勉强抹在池子墙上就收工了。

下午，支书李正纯派人来叫我说：“支书叫你赶快去工地，上午抹的防酸水泥已全部落在地下了。”我到了工地，李正纯问我要用什么和？我说：“要用水玻璃。”很快拿来水玻璃照我的意见做了。

五、为了生存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在农场中“工资”收入最低，住房最差，粮食供应标准虽然与工人一样，但在打饭时经常被克扣，干的活则是最脏最累的。为了争取生存下去，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小聪明”，利用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矛盾，千方百计争取生存的条件。下面是几个实例：

六、大胆吃油炒饭

杨路保原是保山一中教师，1952年为了发展边疆的教育事业调到盈江创建盈江中学。1958年打成右派分子后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1960年他在新寨队劳动。一天，他和另外一个工人把打下的稻谷从田里挑到了队上保管室。回头经过伙房门口，看到桌子上有一碗炒得油光光、香喷喷的大米饭，由于条件反射，两个人的口水都滴出来了。但他们知道，那是专门为支书兼队长的赵某某准备的，此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敢吃吗？杨路保就问那个工人：“想吃油炒饭吗？”那人回答：“当然想吃。但吃得吗？”杨说：“吃得，没事。”他就拿出笔在桌子上写了一个纸条：支书，你吃剩下的油炒饭我吃了，杨路保。两个人就把那碗饭分吃了。然后把纸条压在碗下面又去挑稻谷。那工人吃着很舒服，但饭下肚后一直担惊受怕。杨路保可是什么也管不着。中午收工吃饭时，他见到支书就说：“我给你写了个条子压在碗下，看见了吗”？支书哼了一声，回答：“看见了。”这就平安无事了，杨路保为什么敢大胆的吃呢？因为他知道粮食供应标准干部工人都是一样，如果事情张扬出去了，支书的特殊化行为一定会引起工人们的不满，所以断定他不敢追究。

阶级敌人能守夜吗？

那年头，农场和全国一样也有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定量到每个农场员工。赛格队是农场的粮食生产队，每到插秧收割季节都由场部调人去支援。“文革”中，工人停产闹革命去了，谁去收稻谷呢？只好把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抽调去，一共抽调了十多个。因为怕遗失，所以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去稻田里守夜，守夜的人就睡在稻草堆里。有一天吃过晚饭，民兵排长张子龙到我们住处说：“方队长叫你们去几个人到江边守稻谷。”我们一个也不出声，张子龙走了之后，我和彭祖德、张七贤、李勇、杨振忠、李炳全、韩寿先、曹天啸、刘恩祜等难友一起商量，江边蚊子特别多根本睡不好觉，第二天还得照样劳动，怎么受得了，得想办法找个借口拒绝去守夜，。大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刚想好办法，张子龙又来了，问人派去了没有？彭祖德回答：“我们不去。”张子龙听了这话马上跑去向方队长回报。方队长听了很生气，“我是一队之长，不要说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在这个队，连工人都是我说一就不能二的，难道你们反了，竟敢违抗我。”他就怒气冲冲地跑来，后面跟着张子龙。他一进屋就问：“叫你们去守谷子，你们为什么不去？”彭祖德马上回答：“方队长，我们是为你着想。”方问：“为什么？”彭说：“队长，你想想，粮食，粮食是宝中之宝，你放着民兵不叫他们去守，而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去守。上面知道了你信任右派不信任民兵，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那时候，谁都怕犯立场上的错误，方队长听完这些话，愣了一下，怒气顿时消了，马上转身对张子龙说：“你派几个民兵去守。”这苦差事就没有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减轻加班的额外劳动

 “文革”中期，农场改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潞江农场与新城农场合并为三师第十五团，团部设在潞江农场原场部，因此要大量搞建设，在原基建队基础上组成工勤连，我和李炳全由赛格生产队调入工勤连，同时调入的还有新城农场的同类王富强、李义安、张忠献、董建民等一共十多人。连长姓罗，心狠手辣，对我们毫无人性。记得那年除夕之夜，王富强、李义安、张忠献等收工吃过饭就赶快回到了十多公里以外的家中与老婆孩子相会，满以为苦了一年，分别好久，也好团团圆圆过个年。哪知道他们汗水未干，工勤连的拖拉机就赶来了，把他们抓回连队，虽然已是深夜，但姓罗的召开了连队大会，批斗了他们一阵。姓罗的还经常在休息时间叫我们加班加点。

有一天下午收工后吃过晚饭，我和王正太到东风糖厂沐浴去了，哪知我们刚走了就来了一车木料，自然是叫我们这伙人下去。我和王正太回来，他们的木料已卸完。这时碰上了还在我们门口的李金华，他问：“你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去卸木料？”我回答说：“我们到糖厂洗澡去了，你事先没有通知今晚要卸木料。”他恶狠狠地说：“明天中午你们两个去码木料。”第二天中午收工刚吃完饭，钏光助就叫我俩去码木料。我俩到了堆木料的地方，我就对王正太说：“你慢慢地码着，我去找李干事。”李干事是团部政治处干事，专管全团老右，他叫李子荣，为人较好，还比较讲理。我到他家他刚好吃完中饭，我说：“李干事，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你说。”我说：“党对我们的改造是思想改造还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们、折磨我们？”他立即回答：“当然是思想上的改造。”我说：“那好，你看我们刚吃完中饭，在这烈日之下不给我们休息，叫我们码木料。就是机器也该有休息时间，何况是人。”此时又有人到李干事家去叫我，他才开口叫了我的名字，我就对李干事说：“你看这里木料还未码完，那里又叫去上班，我们就是钢筋铁骨也受不了呀！”李干事当着我的面说：“好，我告诉你们罗连长，以后码木料用正班时间，但卸木料恰好车子又来，还得加班，因为车子第二天要走，不能耽误。”我说：“可以。”从此以后我们才不再加班码木料。

                      身处逆境，决不落井下石

在那残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除毛泽东一人而外，人人都可以变成阶级敌人被批斗，这次运动你斗人，下次运动人斗你。有的人以狠心斗人达到升官的目的，也有一些人为表示自己的立场稳，在批斗会上不管他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批斗对象，不问青红皂白上去脚踢手打过把瘾再说。潞江农场的吕云龙和苏阿菊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些已打成阶级敌人的人，他们也被批斗过，但为了争取摘帽也批斗别人。如打成坏分子的周勇，每次参加批斗大会，他腰上都系上一根绳子，只要在批斗会上听到一声“把他捆起来”周勇就会解下腰上的绳子去捆人。

我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我保持着我的人格，决不落井下石。以批斗易在田为例：易在田是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的国军，他曾到台湾高雄受过训。回大陆后编傅作义部队，傅起义后他编在文工团，特长是吹长号。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他吹着长号走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以此为荣。

由于他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跟一般的工人及干部无共同语言谈不到一起。他知道右派都是有文化人，就在休息时经常去找我们，我们之间的交谈只限在文学上的范围。“文革”时期，“炮派”“八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总在找对方的问题，“炮派”已经知道他是青年军的底细，就在队上准备开大会批斗整他，他知道了这个消息，早上，他看到我就对我说：“老李，他们今天晚上要斗我。”我知道他怕我在会上检举他，我说：“老易，你放心，如果我是依权附势，落井下石的人，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晚上，批斗会开始了，易在田站在中央，主持人对我说：“你是右派，你要争取摘帽子，揭发他到你们那里去散布些什么反动言论，讲些什么？”我站起来清清嗓子开始背诵《滕王阁序》：“含远山，吞近境，浩浩荡荡……”才背了几句台下就乱叫了起来，不叫你讲这些。我回答，我们讲的就是这些，不叫我讲我就不讲了。张玉春又问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蒋介石铁杆部队青年军，我回答：“我不知道，你今天说了我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我们小坝队的副队长。”结果，他们叫我下去，离开会场。1979年易在田也被捕入狱十年，后来改正。

苦尽甘来

当今的庆父毛泽东死了，华难结束了。黑暗的中国大地出现了曙光，胡耀邦用两个“不管”反对“两个凡是”，平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提出，使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也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原腾三中副校长，杜绍美，我们整风小组长，他在文革中也被造反派打断了腰，1979年已升为云南省重点中学保一中支书兼校长。他上马后，首先想到的是师资队伍的建设，他知道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他深知1957年的那次反右把许多知识分子精英都打下去了。有的劳改，劳教，有的监督劳动，要找好教师必然只有到劳改、劳教的地方去找。当时“右”的阴影，阶级斗争的恐慌还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大都心有余悸。有人劝他不要因此而犯路线错误，但他为了教育不怕担风险。他曾派三个人带了三封信给我，叫我一定要到保一中去。在地委决定我们再次分配工作时，当时的保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吕清，到潞江农场后先到我家去动员我。他说：“老杜叫你去保一中。”我说：“我走了这里的高中办不成了。我曾经同意留下，不好反悔的。”他也感到惋惜。

我虽然受了21年的苦，但我不迁怒共产党，更不怨人民，只怨毛泽东。我的青春浪费了21年，我有了机会必定发愤努力工作。如今，要我教高中，难度可想而知。学校初办条件差，我起早睡晚备课改作业。一天晚上十二点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电灯动起来了，结果才发现我已经累病了，患了眩晕病把我送去住院。

我当教师时建立了化学实验室，以后新培养了物理化学教师。我在当教师时，场党委书记叫我当校长，我说：“校长我不想当还是当老师算了，要我当校长你们要给我两个权，一个是人事权，能不能当教师是我考核了以后说了算，不是你们派来就要；另外是财权，你们场里拨的教育经费如数拨来，学校的勤工俭学经费连国家都不上税，你们不能收去。”书记李国州马上答应我的要求。我当校长后，我校有30多亩的勤工俭学基地，年收入好几万，我对教职工的福利资金超过当时的地方学校。我们的学校学生是从一年级升入初中高中都不需要考试，只要是农场职工子弟愿读的都可以读。         

我是保山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其间，我曾提过《综合开发潞江坝》的提案，可惜他们没有执行，否则，潞江坝早就富起来了；又曾提过把我校改成《亚热带作物栽培学校》的建议，培养有栽培亚热带作物实际操作经验的人才，可惜他们没有采纳。我又提了成立《潞江高级中学》的提案，两会以后，市上派人到潞江坝了解情况，此提案深受当地政府、企业及人民的支持拥护，并保证建学校时要地给地，要钱出钱，但不知何原因，还是没有建成。

患难之交结成的夫妻

市上的三合板五合板是人们用锯子伐木，然后锯开又把碎木压在一起合成的，木材来自不同的森林。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是被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高压压在一起来的。古语云：”“患难之交恩爱深”。我们中有几对是在那艰苦的岁月结成夫妻的，他们是赵鹤和明顺忠，吕人秀和周加坤，王凌瑞和周忠梅，陈绍伦和李祖贤，郑雪川和徐永芬，王富强和王友琪。

赵鹤、明顺忠：

改正后，他在潞江农场中学任教。他教学有方，学生体育成绩突出。汇报到保山体委，体委派人下来考察，在我校被选了不少学生到地区体委，有的被送到省体工队。

明顺忠：1934年生于腾冲，1953年在瑞丽县卫生局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59年转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她非常勤俭、贤慧、会做一手好菜。她虽然是回族，，但汉人的菜她也会做。她与赵鹤相恋。是我们中最早结合的患难夫妻。

改正后，明顺忠回瑞丽卫生局，赵鹤由潞江农场中学调到瑞丽一中。他们俩退休后都住在瑞丽。

吕人秀、周加坤：

吕人秀：1931年生于云南曲靖，1949年参加了革命，1953年保送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1955年毕业后分到腾冲一中任教。他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喜爱。1957年整风运动中因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押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他高大、体强、劳动好。1960年在赧浒队分在犁地班犁田。

周加坤：1930年生于云南腾冲，出生贫农，解放初参加工作，她自认为自己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敢于大胆直言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处分时开除公职监督劳动。先是在盈江，1959年这些人都属于不适宜边疆居住而由盈江押送潞江农场，路过腾冲时，把他们关在腾冲监狱。与他们一起来的段思禄，原是地下党员，在国民党时因反对国民党而在此关过，他很感慨地对难友说：“解放前，我为了革命，国民党把我关在这里，现在，共产党又把我关在这里。”

不几年以后，吕人秀和周加坤调到大坝队劳动，由于患难之交、情投意合结为夫妇，而后生下了一女两男。

改正后，吕人秀调潞江农场中学任教，周加坤分在农场商店。

周忠梅、王凌瑞

周忠梅：1934年生于重庆，解放初毕业于四川一所卫生学校分配到云南瑞丽卫生院工作。当年的她，年轻漂亮，个子高，辫子长，有风度。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某某看上了她，自认为凭自己的地位一定会马到成功。但当他找周忠梅表心态时却碰了一鼻子的灰。一怒之下，从爱变成恨，借整风运动之机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她发配到了潞江农场监督劳动。1962年保山地委统战部派何强到潞江农场八一队组织右派集中学习，学习前先查阅档案，核实参加学习的人是否真的是右派。周忠梅的材料上并没有戴帽子，场里派人到瑞丽县委组织部去查问：“你们送到我们农场的周忠梅市右派分子还是坏分子？材料上未写。”正好，接见访问的就是那个当年整周忠梅的人，他马上回答：“就当右派分子”。他虽然整风中没有任何言论就这样当上了右派了。她一直不承认并多次向上申诉，但无人理。

王凌瑞：1935年生于四川，1988年毕业于北京水力发电学校，毕业后分到云南省水电设计院当技术员。他聪明好学，能言善辩，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工职。 1958年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他们俩都分在燎原队劳动，彼此遭遇相同结成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了两个儿子。

周忠梅改正后回到瑞丽原单位，并当上了瑞丽市政协委员。

陈绍伦、李祖贤：

陈绍伦：1935年生于云南施甸，自幼聪明好学，解放后在施甸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保山师范，在校是学生干部，品学兼优，保师毕业后又分回他原来就读的中学即施甸中学当教师，他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学生喜爱。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到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主要原因是校长李国富造成的。

李祖贤：1939年生于盈江，盈江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遇到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不满十八周岁的她也打成右派，开除工职监督劳动。1959年押送潞江农场，初分到小坝队。队长李根洋是个色鬼，曾奸污过许多人，他看到李祖贤年轻漂亮企图奸污她，她尽力反抗，申请调队。后调到八一队，与陈绍伦相识，情投意合，最后结为夫妻。

1979年改正后，陈绍伦分在潞江农场中学任教，1980年双双调回盈江。李祖贤分在了盈江工商行政局任科长，工作出色；陈绍伦在盈江中学任教。子女们都很不错。现在家里有车子有房子，儿孙满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王富强、王友琪：

王富强：1939年生于四川，1956年考入云大昆明工学院学习。由于在1957年整风中打成右派，1958年3月保留学籍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说的是时间一年，但一年后并未复学，一直留在农场。他年轻力壮，肯动脑。为了争取摘帽，用尽全力劳动。

王友琪：1940年生于重庆市，1956年考入云大昆明工学院学习，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由于年轻幼稚，因直言而被划为右派，保留学籍。1958年3月潞江农场监督劳动，说的是时间一年，但一年后未复学，一直在农场监督劳动。她与王富强是同学，老乡，又是难友，又分在一起劳动，后情投意合结为夫妻。   

1979年改正后他们留农场。八十年代初，对干部提出的要求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他们俩都入了党，在场部任职。

他们生有二男一女，子女们生活都可以，他俩退休后在保山城安度晚年。

邓雪川、徐永芬：

邓雪川：1934年生于山西，解放初在一所卫生学校毕业后分到云南盈江医院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中打成右派，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59年押送潞江农场。

徐永芬：1939年生于云南盈江，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不久，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未满18岁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监督劳动。1959年押送潞江农场。

他俩原来相识，后又在一起监督劳动后结为夫妻，夫妻感情很好。摘帽后回盈江，改正后恢复到原单位。

刘伯齐、黄重仪：

都是四川人，同在川大法律系毕业，毕业后1953年分在保山法院工作，不久，两人结了婚。当年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人，科班出身的不多。在保山法院只有他们俩。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就依据法律提一些建议，结果双双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并带着两个幼小的子女。

改正后刘伯齐回保山检查院工作，工作成绩突出多次授奖，但因患重病于2008年去世。黄重仪回保山法院工作，为保山第一个高级律师。她的威望很高，请她辩护的人很多。虽然早已退休，但好多人还去请他。

龚琰、赵珣：

都是云南人，龚琰去世了。1979年改正后赵珣回到保山国税局工作，退休后在保山。现儿孙满堂，儿女很孝顺。他的孙子很成器，大孙子是主任医师，小孙子在北京是高级的技术人员。

其它的难友们

何  川：

1930年生于云南保山，解放初在保山蒲缥小学任教导主任。他工作一贯积极努力，但家庭出身是地主，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开除公职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他身体结实，手脑灵活，在干体力活时是把好手，效率高。他打成右派后妻子和两个幼女仍留在农村，生活困难。他摘帽较早，1966年向场里申请把老婆转到农场当工人，批准后，老婆领着两个姑娘到农场，后又先后生了两个姑娘一家六口。每月总收入不到50元，但靠他们夫妻的勤俭硬是熬过了艰苦的日子。1972年以后被提拔为生产队会计，财务科会计，财务科副科长，1979年改正后，他不愿回原单位，留农场当财务科副科长。

蒋明勇：

1933年生于保山，家中虽有几亩薄田，但是产量不高。1948年读了二年的初中，因交不起每年10元大洋的学费，还未毕业就辍学在家务农。1951年他参加工作。他为人诚实，忠厚，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后被提拔为保山盐巴公司的经理。在肃反运动中他是他们系统的肃反领导小组副组长。

当时陈某某因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混入革命队伍是肃反对象，给予降职处分。但这人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不久又爬上去了。整风时陈某某已变成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陈与蒋的关系颠倒了，陈趁机报复。蒋明勇工作再好，他提出的意见也是事实，但照样给蒋明勇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1958年3月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他走后，他的妻子何怀英领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在蒲缥供销社工作，当时的她年轻漂亮，被一青年军官看上了，那军官就去找他们的领导去从中做工作。那领导经常在开会的时候批评她，要她跟蒋明勇划清界限。她知道他们的意图，但她对蒋明勇的爱是真诚的，她知道蒋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不管别人批评也好施加压力也好，她都不动摇。有一天，领导又批评她要站稳立场与蒋明勇划清界限，她马上回答：“我与他划清界限是思想上划清界限，我相信他会改造好的，如果认为划清界限是跟他离婚，我办不到，我会等他的。”领导听到了这些话。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叫她背着吃奶的孩子到农村去参加大跃进日夜苦战，不但苦了她也给孩子的发育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分在老桥队种菜，班长张金山对他要求很严，他用尽全力挖地，地里石子多，看不见锄头碰到了石子缺口了，班长批评他破坏工具，他只好慢慢地挖，班长又批评他磨洋工，搞得他左右为难。

他种过菜，喂过猪，当过事务长，样样工作干得好，得到职工的好评。

1979年改正后，安排在保山糖业烟酒公司任采购员，那时，社会上为了推销商品已开始给采购员回扣，他把回扣拿回全部交公，在计算价格时减去回扣费，所以他们公司的售价比别家低。后提升他为副经理，直到退休。

杨继文：

云南保山人，是贫农出身。1952年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土改结束被吸收参加工作。因他无文化就分配在保山县粮食局当过磅员，专门称粮食，工作认真负责，性格耿直，不会说假话。他虽然当了干部，家属仍在农村，星期天都回农村去。由于当时的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对农民的粮食征购过多，1957年整风运动中，上级号召帮助党整风，他就对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意见，认为国家征购粮食太多，农民留得少。他的意见正好犯了大忌，以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为名打成右派，1958年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极权专政，那些手中有权的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惩罚（但一般人民确连起码的权利都没有），有些官员奸污妇女，以所谓的“小节无害”论不但不受惩罚，反之还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

在那时，一般的人民连起码的正当权利和都不能保证，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受到处分。典型事例如下：我的学生石光林，1965年在云南农学院就就学，四年级的时候，与一女同学相恋，双双被学校开除学籍。

谢侯志:

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分在云南省水电设计院，由于年轻，性情开朗，喜欢收拾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打成坏分子。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李本章:

四川人。在云南水电设计院工作时，有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他坐位旁边是一年轻姑娘，扶手就在一起，他不小心把手扶在那姑娘手上，那姑娘后来去告他。为了这个小事，当时领导批评他以后要小心些就过去了。但到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结束，为这点小事给他扣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潞江新城农场监督劳动，终身未娶，直到1977年病故。

刘希南:

1934年生于昆明，解放初参加工作，1953年参加云南边疆民族工作组到了盈江。他被派到了景颇族所在的大山上做宣传工作。但当时有些头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心里不服，企图把他杀掉，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逃到缅甸去了。由于他的勤劳，他在缅甸生活了几年，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还挣下了上千元钱。但他认为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他把他的情况向德宏州政府汇报，而得到的结果是把他送到芒市农场并扣上“坏分子”帽子监督劳动。1959年转送潞江农场，取消处分后，留农场大坝队劳动，承包土地时由于管理不好完不成上交任务，欠场里几千元钱，退休后，每月的退休金要全部扣去。是靠昆明的姐姐每月寄点生活费给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体弱多病，无钱医治。平时他很少与队上的人来往，还是有个工人发觉好几天看不到他了，才到他的房屋门口看看，一看门关着，敲了一阵门无回音，当把门打开时，尸体早就僵硬了，队上才派人把他埋葬了。

汪祥寿:

1933年生于云南宜良县，出身仕宦家庭，祖父是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家在宜良是名门望族，从小娇生惯养过着少爷的生活，解放初到昆明读中学，毕业后无工作，1956年到潞江农场垦荒。由于他性情孤僻又认为自己有文化，跟一般的工人从不交往，只与有文化的王林、杨成军在一起。后来，王林不知何故在怒江边被人杀害，成了全农场轰动的大事件，经公安有关部门侦察现场，凶手未找到，就怀疑杨成军。杨成军受不住拷打终于自杀，为此，活着的汪祥寿就被扣上“坏分子”帽子，由工人变成监督劳动。帽子摘掉后仍在农场，改革开放以后与有三个儿子的女工马丽结婚，于2009年病故。

单维德:

1919 年生于江西。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在罗炳辉将军警卫排当过战士，在抗日战争中他英勇作战，在一次战役中被敌人打中手臂致残，属三等甲级残废军人。解放战争中他也参加了不少战役，1950年进军云南后他转业到云南梁河县任民政科长。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只惟真不惟上，敢讲真话。当年的梁河县委书记是一个作风不正又霸道的人，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他对县委书记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这是当年的大忌，不管你资格有多老、功劳多大，对县委书记批评就是反党。这位书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扣上右派帽子，最后开除公职。

1958年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分在八一队放牛。到场后他一直不服，多次向上申诉，有一次他叫我给他写一份申诉直接寄到北京给周总理。他申诉上写明给他打成右派的言论，请总理回答：“如果我的这些话是右派言论，我就认罪。如果不回答我就不认。”他寄了双挂号信，回执收到了，但无回答。

有关人员多次找他谈话，说你年纪大了，与妻儿分开，一个人在农场劳动又辛苦，只要你承认错误，就给你摘帽，回家团聚。他回答：“我很想念我的妻儿，很想回家，但我没有错，我不会违心认错”。他愿把牢底坐穿。

1979年改正后，回梁河，不久离休，住芒市德宏州干休所，不几年就去世了。

王新海:

1929年生于安徽合肥。自幼勤奋好学，读高中时，由于国民党的专制，蒋介石的独裁，人民生活贫困，共产党号召人民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中国。在党的号召下，他参加了宋任穷领导的南下工作团并入了党。后调盈江工作，他一贯为人正直，敢说敢讲，工作认真负责。1957年整风时期他去北京开会，会议结束后回盈江就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开除公职监督生产，在盈江农村劳动。1959年押送潞江农场分在老桥队劳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人为了表示立场稳，狠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在老桥队他是主要的批斗对象。一次，把他揪到场部来批斗。批斗会上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党？”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我是参加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我没有拿枪打过共产党，我为什么会反党？”批斗他的人恰好是俘虏兵，这话揭了他们的底，听后很气愤动手动脚打他，以后又用长60公分，宽20公分的白布写上“右派分子王新海”缝在上衣背后令他时刻穿着，但他若无其事。

1979年改正后回盈江，他近50岁才结婚，离休后回安徽老家，2006年去世。

曹天啸:

1917年生于江苏，年轻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读过国军办的步兵学校，后在国军任少校军医。抗战胜利后留在保山，并自己开了个“天啸诊所”之后结婚生子并购了房子。1949年，保山城曾被一个打着“共革盟”牌子的反动组织占领，为了生存他加入了这个组织、参加了国民党。解放后，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加入了保山县联合诊所。在1958年整风反右基本结束后，领导也没有把他们忘记，组织他们学习。那时，他们已经知道不能给共产党领导提意见，否则会打成右派。所以个个都守口如瓶，非常小心，甚至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老曹深知自己是国军军官又加入过国民党，共革盟，所以当领导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时说：“现在啊，保山机关、学校、医院的整风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揪出些攻击党的右派分子，我们诊所大家可以提提意见。”曹在小组讨论会上首先发言说：“谁要是说共产党不好，我要和他拼命。”他们就把曹的发言“谁要是说”这四个字掐掉，剩下的变成了“共产党不好，我要和他拼命”。就这样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1958年3月押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不久，妻子和他离婚另嫁他人。1979年改正后回保山住在自己购的房子里。但由于他离家时子女还小，分别21年很少接触，所以对父亲无感情。他的子女儿孙们背着他把他的房子卖掉，他无地方住，把子女告上法庭，他说：“这是我的房子，我还活着，我死后他们才能继承。”但由于司法腐败，子女们买通办案人，他败诉只好搬出到外租房住。张七贤，韩自和难友知道了，帮他找保山民政局后安排到东门外的养老院。虽有子女，但他还是孤身一人住在养老院，直到去世。

韩寿先:

1919年生于山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全面向我国进攻，到处烧杀抢掠。日本人快到山东时，许多人都纷纷向南逃难，韩寿先当时正年轻力壮，家中给他购一辆独轮人力板车买了些布，他推着车边走边售花纱布。从山东到云南一直到了保山，由于他做生意厚道，他生意很好，他又省吃俭用赚了不少钱，他在保山购房娶了保山城知名的美女为妻，先后生下三个孩子。解放前夕，他们一起来的山东老乡来约他，对他说：“听说共产党专整有钱人，我们从北到南苦得点钱不容易，我们想到缅甸去合伙经商。”他听后入了上千元大洋的股。老乡们走了，他把情况对妻子说，叫她一起全家到缅甸去，但她妻子不愿意，他舍不得丢下妻室儿女就留下了。解放后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也是资方之一，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由于对公私合营有异议就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3月被押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1979年改正后回原单位。2007年去世。

王瑛:

1918年生于河南，年轻时就读于教会学校然后学习西医。解放前，在西南铁路局当医生。他医术高明，特别是内科、儿科。解放初分到昆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他未参加，到了1958年4月份所长通知他到潞江农场当右派。工资由86元降为23元，老婆带着孩子回昆明去了。

他分到小坝队劳动，1962年地委统战部在农场八一队组织集训时，每人要填一张表，表内有一项是要写上“是何原因当上右派”，王瑛在表上填上“我是上级派来当右派的”。表交上去以后，组织学习的何祥在开大会时批评说：“有的人到现在右派立场毫无转变，仍然在攻击党，还在放毒，右派都是主动攻击党而成为右派的，哪有上级指派的？”何祥口是这样说，但办事还是认真的，第二天他派专人到江对岸的道街卫生所去调查询问王瑛在整风中的情况，所长说他未参加整风学习，未写过大字报，平时从不与人讲话，看不起任何人，他当右派是上面指定批准的。何祥虽然无话可说，但王瑛的右派照样当。

改正后，他留农场医院当医生，当年他的工资为86元，但他每月只用6元，80元都寄回去昆明了。他喜欢喝酒，当年潞江糖厂用甘蔗渣酿的酒是2角钱一市斤，他舍不得买，而是用酒精兑了喝，我劝他，你如果每月寄70元回家可以寄十年，但是你每月寄80元回家你只能寄一年，结果，八个月后因患肝癌去世了。

王钦:

1918年生于江西上饶市，年轻时就读于国军办的第一期机械化学校，他们的教官多数是国军高官，杜聿明就当过他的教官。毕业后，由于他的驾驶技术好，人品也不错，被高官宋希濂看中，他就当上了宋的小车驾驶员。二战时，随宋参加滇西抗日战争到了保山，滇西收复后宋离开保山，他请求留在保山，解放后被招收在保山粮食局工作。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由于他是国军高官的驾驶员，整风运动结束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家中留下无工作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1979年改正后，他不愿回原单位，留在农场小坝队任会计。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农场党委书记李国洲发觉农场的档案很乱就把他调去，他把农场档案清理得很好，受到了保山地委的表扬。

他生性开朗，病重时，他写好遗书，因妻子已不在便拿给我看。遗书上写明，“死后火化，骨灰放在何处由他们弟兄三人决定”。不久，于2002年去世，他的两个小儿子不在身边，我和他的大儿子把他送到保山火化场火化，骨灰葬于昆明。

张云波:

1916年生于腾冲和顺乡，中学毕业后到当年云南省第二大商号“永昌祥”当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办事能力强，被当董事长的李镜天之父看上了。委以重任并把姑娘嫁给张。张成了李家的乘龙快婿，先后生了两个儿子清燕、清华。解放后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被吸收参加工作。分在云南省茶叶公司。虽然职务一般，但保留原来的工资，月薪100多元。他为人处世经验丰富，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不发言，不写大字报。1958年下放潞江农场劳动，不久，上海银行学校的毕业生也分了一批到潞江农场劳动锻炼。到农场后一起修大洪山水库。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口号是“又红又专”。一天中午，那年轻的上海学生光着上身抬大石头，把肩头磨红了，他看见了就开玩笑说：“你们做到又红又专了。”这话被一个极左分子上告到场长田德恒那里，马上召集开他的批斗大会，会后扣上右派帽子，下放劳动变成监督生产，工资由100多变成为20多元。

以后，我去昆明时看过他几次。后来搬了家，我们就失去联系，不知是否还在世。

胡征庸：

1931年生于吉林盘石县，初中毕业后，在县上一家中药店当工人。1949年6月吉林解放，私人的店全部合作化，他成了国营药店的工人。不久，他考入吉林卫校，他在校品学兼优，每次考试每门都是5分（那时中国是苏联的“子国”，什么都模仿它，学校用的是苏式5分制）。毕业后，为了支持落后的云南他分到了保山地区医院任医生。他工作认真负责。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上级号召提意见，他真诚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主要的言论是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儿科专家已找到了适合中国儿童的一套医疗办法，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如果照苏联专家的做，不但效果不好，还会起反得作用”。为此，被以“反苏”罪名扣上右派帽子降职降级，1958年3月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1962年摘帽后在农场当医生，把妻子李美华也从保山迁到潞江农场，不久，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吉云。他做了结扎手术，把儿子当成掌上明珠。一天中午，小朋友们约他到外面玩，母亲许可后跟小朋友玩去了，母亲在屋内昏昏的睡着了一下，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叫：“淹死人了。淹死人了”。她赶快起来跑到池塘边一看，有四个小男孩躺在地上，人事不知。马上进行急救，人工呼吸，但为时已晚，儿子已去世，无法救活。从此，他悲伤过度，卧床一年多，不与任何人说话。

1979年改正后，他俩都调回保山。退休后胡医生开过私人诊所。由于他医术高，医德好，去看病的人很多。

袁志刚:

1927年生于上海，年轻时在上海当驾驶员，解放后在昆明云南省水电设计院给首长当小车驾驶员。1956年云南建伊里河水电站时请苏联专家去视察。由他去驾车。他生性喜欢跳舞。那时的昆明，每星期六的晚上许多单位都有舞会。他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赶回昆明跳舞，两天的里程他一天赶到。那时的公路路面窄又有沙，石路不平整弯道多，他开得很快，专家们在车上心惊胆战，但还是安全到达。专家们向领导谈了在车上的感受，领导批评他为了保证专家的安全，以后要开慢些。他也接受了意见。但是1957年整风运动结束时，有人提出，袁志刚那次开那么快的车，企图谋害苏联专家。以此为罪名，扣上“坏分子”帽子。1958年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帽子摘掉后留在农场当工人。终身未娶。

爱国华侨林枫:

林枫，祖籍广东，好多年前他父亲就到泰国缅甸经商，并生儿育女定居在国外。他父亲的生意很好，家庭也很富裕，但他在华侨中学毕业后，接触到中共海外支部的一些党员，向他宣传了一些党的知识。年轻的他，虽然生长在国外也很爱国，希望能为祖国做些事情。后来他也在国外参加海外支部成了中共党员，由于他精通汉语、缅、泰语言文字，所以要调他到中缅边境当“特工”，他带着妻子到了中缅边境，做秘密的特工工作，尽心尽力为党为国服务。没有想到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把他打成右派，原因是他是归国华侨。他的真实身分是特工。他是直接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人都不知道。一直在农场监督劳动21年，1979年改正后才恢复工作回瑞丽原单位。

刘春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刘春霖在腾冲县联社工作。

县粮食局局长赵昌，保山人，在家已娶阿珠为妻，并生了儿子，但在腾冲又看上了女青年吴贞，并且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吴贞眼看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提出要赵昌与妻子离婚然后和她结婚，否则就要把事情的真相向上级领导报告。赵昌知道，如果上级知道此事，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局长的位置和党籍都难保，说不定还会开除公职甚至会被戴上坏分子帽子进劳改队。他深知他的妻子阿珠是个贤妻良母，如果直接提出离婚，一定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和亲友的唾骂。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就是欺骗家中说自己已死，于是他写了份遗书寄给父母。

父母收到信后，全家悲痛欲绝，特别是他父亲一定要想办法把儿子的遗体运回保山老家安葬，立即命赵昌的哥哥赶往腾冲。当时交通不便，他哥自带干粮，日夜兼程，走小路，翻过高黎贡山步行三天赶到腾冲，到了粮食局大门口，门卫问他找谁，办什么事？他说：“我是赵昌的哥哥，我来领赵昌的尸首运回保山安葬”。门卫听说后大惊地说：“赵局长好好的，是谁造谣说他死了。”赵兄说：“请领我去见他”。门卫把赵兄领到局长办公室，一看弟弟健在，就问他为什么写遗书去骗家里？赵昌只好把事情的缘由告诉其兄，请兄回去后与家人说明，请求家人谅解他。赵兄听后，立即赶回去保山。到家后，灵堂已设好，儿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亲友邻里来了不少，赵兄只好对大家说：“赵昌的病已好，请大家回吧！”亲友走后赵兄把实情告诉父母以及弟媳，阿珠听后，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赵家回娘家去了。

赵昌之骗局，在腾冲城很快传开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人们讪笑、责骂不止。在腾冲县联社任职的刘春霖听后非常气愤。

那时，整风运动在全国已接近尾声，但腾冲才开始。刘春霖准备把赵昌的骗局公储于世。他扎好花圈，写好祭文，于1958年元旦在腾冲电影院召开的全县干部鸣放大会放了一炮。他走上讲台，把花圈摆好，然后宣布：赵昌局长追悼会开始，现读祭文。他用当地方言，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完祭文。

他这别开生面的一炮，在会场上引起轰动，会后成为闲谈的内容。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说假话的升官，说真话的坐监。事后，以丑化党的领导干部为由戴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国营潞江农场监督劳动。

1964年，因上树采摘野果果腹，体力不支，从高树上掉下来，当场就摔死了。

陈育昌：

他生于1924 年，是保山城内一个城市平民、又属于知书达理的书香之家。自幼丧母，由父兄抚养长大，六岁时随父亲到他任教的辛街汪宣学校读旧学。1941年8月十七岁时跨入社会。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后，留在保山县人民政府任总务工作，他干的井井有条，财务清楚。他干了五年的总务工作，为把工作办好，他白天忙，夜晚忙，连过年过节也忙。他住的地方离家仅有几百公尺，但从未回家过个中秋节，连家中的老人妻儿都感到奇怪。

为此 ,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工作者。1955年调县供销社采购经理部当经理。同样整天忙工作，过年过节都不回家。

1957年参加整风运动，党号召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画了一幅画，一个鸭子浮在水面上，形容有的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因此被打成右派。从此，白天批、晚上斗，精神上备受残酷折磨。

1958年3月押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家中丢下年近古稀的两位老人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及妻子。过去家中经济来源是靠他每月57元的工资，到农场后，每月23元，他每月要省下10元寄回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他妻子王美兰一人身上。大女儿建华只好从保一中退学到杂品厂当童工，12岁的儿子新华已考取保一中因无钱上学到布鞋厂当童工，每月12元。妻子因劳累过度，1982年左下肢恶化被切除。

到了农场后，他抱着“宁受苦，不受气”的态度，拼命干活，该自己干的加油，不该自己干的也干。

他做人的原则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他在小坝队当炊事员时捡到一只小母鸡，长大生蛋了，他把鸡蛋做成芙蓉蛋送给病号吃。

他诚实得几乎发傻。一天早上，他到玉米地去解大便，因肚子太饿，就顺手揪了一支青苞谷生吃了。玉米骨头丢在地下，结果被人捡回向队长汇报，为此，晚上开大会批斗他。他老老实实承认了，因此降了他两级工资。

他人穷志不穷。一次，农场通知家庭有困难的可申请补助，但他不申请，场部好心的经办人唐来福知道他家困难，他不申请也决定补助他20元，那时的20元可是一个月的工资。两次通知他都不去领，后来唐来福自去找他，对他讲，不领影响不好，他才领了钱寄回家。

他心地纯正。由于他干活勤勤恳恳，不论是工人和干部都认为他表现不错，每次年终评比都是一类。有一次评比时支书找他谈话说：“根据你的表现可以摘帽子，但是，你要检举跟你在一起的其它右派的反动言行。”他回答说：“支书，我很想摘帽子，我发现他们的反动言行一定马上向队上汇报，但现在没有发现。”支书二话不说走了，他的帽子戴了21年。比起那些为自己摘帽子不惜诬陷别人的人，他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改正回保山县供销社。他原是农产品采购经理部经理，但当时的掌权者把他分到离城9公里的板桥供销社守大门，他二话不说的去了。

如今，他的三女儿四女儿家生活不错，在昆明和在瑞丽都有漂亮的住房请他去享福，但他最多住一个月，总是思念着二儿子清华。他认为是他株连了他儿子，使他12岁就辍学当童工。

已于2009年去世。

我家在整风运动浩劫中的灾难

                               林惠清  

 我全家八口人生活，全靠父亲经营一饮食小店维持生计，雇有长工二人、短工一人，生意干的红红火火，倒也衣食不愁。不久父亲病逝，由于赚来的銭没有好好收存，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来源就断了路。当时我和妹妹在四川内江女中上初三，在姐姐姐夫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初中读毕业。毕业后随姐夫姐姐去到重庆。姐夫是西南铁路局医生，姐姐是全职太太在家。妹妹去找了个私人医院工作。我在男朋友的帮助下，在重庆两路口通会中学上高中。由于个人问题受到姐姐姐夫的干预，坚决不同意我和男朋友的交往，理由是对方家庭成分太高。男朋友家庭是成都的大地主，本人是少爷。他大伯兰田、是西南铁路局总工程师，曾留学日本。他本人在重庆学院读工商管理系。1950年随东北招聘团去沈阳工作。临别时他送我一本为我特记的日记本，他对我的一切心思全记录在日记本上。后来我姐姐把日记本全给烧了。说：和我家不同阶级不匹配。由于我不听管教，为此，经常受到指责，连同男朋友通讯自由都被剥夺了。1950年11月，正值西南军区后勤卫生部后方医院招生，得此消息后我赶快去报考，被录取后，同年11月30日入伍。就这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革命队伍。

下到重庆西南防疫大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防疫业务学习，1952年10月10日，上至大队长郑玪才下至炊事员，整装出发，浩浩荡荡。那时无火车，只有烧木炭的汽车，除专家教授外，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从重庆海棠溪过江，一路歌声嘹亮，每个青年人都抱着一分羙好的抱负和幻想，向往着美好的明天。

云南昆明是有名的春城：在年轻人的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多么羙丽的蓝图。天天盼，快到美丽的春城了吗？行程整整七天。在夕阳西下的一个傍晚，天空灰蒙蒙，参天大树，云雀吱吱从天空掠过，跌落在它们的巢穴里。除了嘈杂的雀声外，捕捉不到我脑海里勾勒出的美丽春城的靓影，心里倒反感到几分凄凉。可能是自已希望值过高的结果吧！

木炭车把我们这伙天真烂漫且单纯的青年，送到了云南民族学院。下车后，好奇心又来了。啊！看少数民族。当晚开了一个交谊舞会，迎接我们这伙来自天府之国的年轻人。我也随之尽情欢跳，直跳到尽兴而止。

第二天编组学习民族政策，我们医务人员编在商贸，民族工作队之内。学习期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则，男女青年不准谈恋爱，一切行动军亊化。否则，在生活检讨会上都要受到批判。

学习了两个月左右民族政策之后，小组解体。小组解体前留了影，之后，各回各的队出发。我们直去到疟疾重发区，芒市和西双版纳，我分配到芒市。我们四川小姑娘都是些活泼可爱的，去到哪里歌声就飘到哪里。那时芒市没有电影院，各单位都排队分块看露天电影。西南防疫大队是最显眼的一伙小姑娘，放映前必定有人指挥集体唱一番歌的。嘹喨的歌声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投出了羡慕赞赏的目光，都称这伙姑娘真活泼（男青年极少）。在芒市深入寨子，作治疟防疟一段时期后，又开始整编分配到各个基层卫生所。因此滇西各基层卫生所的垫基人，都是我们西南防疫大队的人。部分回昆明省卫生厅，省卫生防疫站，我们的领导就留在省级单位。

195年，省卫生厅办了卫生人员进修班，我在那里进修业务。欧阳泉曾以团支部的名义，每天下午晚饭后都到学校找我，谈我的入团问题，那时我正极积申请加入青年团，均以考验为由，被组织长期关在团的门外。到最后他表态，如我答应作他女朋友了，他可作我入团介绍人，同时可把他到畹町工作的实际身份告诉我。同时，为了破一个特务案，他马上要调离畹町公安局，去到一个中学破这个案。如我答应他了，他可把详情全部告我，我不但未答应他，我还到工委书记黎明处告了他一状。我说：如果我是特务，欧阳泉不就为了个人问题出卖了组织。后来他再也不纠缠我了。但他还是托这书记—黎明作了我很多工作。再回顾往事，如果当初答应了欧阳泉，我后二十二年的灾难可能就逃脱了，这是命运的安排。一点也不后悔、也不遗憾。

一次有亊去昆返回途经保山时，遇见畹町贸昜公司经理王源深，他来保山总公司开会并调货返畹町。这人我对他印象极佳，是畹町鹤立鸡群的一个人才，才华出众，对他有高不可攀之感。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昆明至畹町，木炭车要行走五天，我同一位龙陵中学老师家属同路，正找车返畹、她返龙陵，王知道后约我们第二天同行。当天约我到保山易罗池散步谈心，了解了我的入团申请情况，他愿作我的入团介绍人。那时他是后补党员，团支委员。第二天一同回到畹町后，从此我们就经常频繁交往。直到1954年，确定了我俩的恋爱关系。姑娘们都以羡慕的口吻说：小林找着一个白马王子了，和贸易公司的王经理好了，叫他们请吃糖。

工委书记黎明调德宏州财办任主任后，他也把王源深从畹町贸易公司，调州百货公司负责，我俩于1955年1月8日完了婚。1955年王源深调保山党校学习，接着参加肃反运动。在他入党时交待了一个社会关系，在家乡江苏如东读高中时，参加过一个群众组织的淮海剧团，后来听说里面有一团员是国防部二厅的，因此王源深就被怀疑，说他也是国防部二厅的成员，他时年才十七岁。肃反中要叫他交待，他什么也没做能交待什么呢？派人到他家乡去外调，什么也没调查出，但还是把他内控起来，不给他回德宏州百货公司了，不下结论挂起来。把他又安置在保山百货公司。1956年，我从畹町卫生所调到保山州人民医院，现今的保山市人民医院。

我调至保山的第二年，1957年，整风运动浩劫性的灾难降临我们全家。丈夫是当年南京二野军政大学的特级学习模范，同时在全体学员未提干前提了干，刘伯承是他们就的校长，邓小平是他们的政委，是进军西南的军政干部。正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青年，可双双都在那个劫难年代被打成右派，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丈夫不仅被划成右派，还被强加了一顶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投入冤狱。我也受到株连被划成右派。留医院，监督使用。

当时我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身怀尚未出生的儿子。苦命的儿子在娘肚里就陪娘去接受批斗。在全院的批斗大会上妇产科医师王佩兰，大声喊叫说：右派分子林惠清，你丈夫在肃反中被批斗，你哭什么？你界线不清，你同情你那个反革命分子丈夫。你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说明了你要推翻共产党，林惠清你说是不是？我答：是。王佩兰接着大叫：林惠清你狡猾、你蒙混过关。你有那样大的能力推翻共产党吗？我心想：按你们的批判承认也不得，不承认又要骂我顽固，反正这种场合有理说不清的。我就不吭气，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办伙食的亊务人员，夏发举大声叫嚷说：林惠清，你的资产阰级思想太严重，职工食堂人人满意就你意见多。你们说林惠清的资产阶级思想严不严重？

我曾给青年团提一点建议说：每星期六的青年团员的组织生活，非团员，应取其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能强行规定参加。当时的文娱活动都在每星期六晚，因此，喜欢参加舞会的年轻人都非常珍惜每个周六晚的舞会。为此犯了大忌，批判我攻击青年团；给某个党员提了点意见，又说我恶毒攻击了党。党员也成了党的化身，党员不能接受群众监督，党员是神是完人；给某个领导提了点意见，又是恶毒攻击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用心何在？不就是要诬陷、强加给我想推翻党的罪名吗？给工会提点合理化建议，又批判我攻击了工会。嘴和语言都不能用，如是哑巴，可能就会免其灾难了。

在接受批判期间，时时有人监管，睡觉、吃饭、上厕所，都有看管人员紧跟。上厕所，遇见好心的同亊，她们也会给我一些安慰，“多保重、想开些”。这情分我时时记在心上。我们是外省人，除丈夫女儿外别无亲人，为了革命来到云南。而今举目无亲，身陷绝境，能得到一点同情是会牢记心间的。

运动结束后，我在待产期间，带着惟一相依为命的女儿，寄住在看管我的极积分子家中。1958年5月14日中午下腹部阵疼，要临产了。告诉看管我的施仁玉，临时给我找了一老大妈，作为产后护理我的人。到了医院产房，由同事杨琴芝接生。己到晚饭时刻，腹部阵缩性疼痛，加之肚子又饿，身边无一亲人 ，心里十分酸楚，眼泪不禁滚滚流下。我相信，丈夫此时此刻如果知道他的妻子正在为难，不知他要如何心疼落泪！由清洁工到大伙食团给我买来一碗饭菜，强忍着吃下。七时许，苦命的儿子呱呱落地，来到这无一丝温暖而冰冷酷似地狱的人间。

儿子出生后，父亲被判刑十年，送湾甸农场劳动改造。临行前要求父子见一面。我单位搞组织工作的徐爱卿回复说：组织不同意，影响不好。难道讲人道的共产党人，还不如旧社会的国民党？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的革命人士共产党人，国民党政府还允许他们的亲属监狱探监的，为何讲人道的共产党人，就那样无人性呢？！直到丈夫减刑两年，刑满留队后，一个九岁多一个八岁多的孩子，父子竟到相见不相识的凄惨境地。

正值饥荒年代，我饥不果腹，孩子尚在嗷嗷待哺中。我去劳动之时，无人看管两个孩子，我门前有两棵大柱子，只好把两个孩子，一边用绳子把大女儿拴在一棵柱子上，把几个月的儿子放在一个木坐车里，又拴在了另一棵柱子上。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不是什么劳动改造，而是用劳动给你重重困难来惩罚和折磨。受人歧视精神压力太重，我实再无法忍受下去之时，就偷偷跑去整风办公室要求，我愿去潞江农场监督劳动，愿去接受肉体折磨，精神上的压力我无法忍受下去了。

在我多次要求下，整风办公室批准了我的请求。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由护理员王秀珍，把我母子三人送去潞江农场场部交接。接管干部叫我马上把两个孩子送场部托儿所。儿子尚在哺乳中，我把孩子交付托儿所保育员。我离开时，两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叫要妈妈。我强忍着心中的泪水，离开了两个可怜的孩子，去迎接新的劳动改造。

我分配在离场部不远的八一队，定我农工副一级：十三元五角的工资。孩子的全托费为一个孩子八元，两个孩子一共十六元，我月工资只有十三元五角，除去我每月伙食费六元，还剩七元五角，我是无法支付两个孩子每月十六元的全托费用的。困难也要送，这是农场铁定的制度。我无亲人接济，也无其它收入，只好每月打欠条。

八一队是个种咖啡、甘蔗，稻谷，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生产队。这农场原名军恳农场后改为潞江农玚，以转业军人和恳荒队员为主，全玚有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在此监督改造。分散在各个生产队和工业队、畜牧队、建筑队。接待我的是一个转业军人赵如玉队长，北方人，瘦高个三十多岁，对人态度很和蔼，把我安排跟一个单身女工王老妈。行李顺理铺好床后，赵队长叫我同那些女工，捡脱了売的咖啡豆分级。后来一天和女工一道去咖啡苗圃浇水，女工们肩上挑着一担水小跑，嘴里唱着歌，看起来劳动是多么轻松愉快。工间休息了。在地头上坐下来，开工了，哎呀！扁担和空桶才落肩上，双肩就给我疼的不行，这真的过劳动关了，咬咬牙也要忍着干呀，脚也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出去了。还算好，看我狼狈的样子，工人们也很同情，不为难我。和女工们第一次卷起裤脚下田，绿油油的秧苗，多可人。女工们看见我卷起裤脚白嫩嫩的一双腿，互递眼神小声说：你看那个小右派那双白嫩嫩的腿，今天叫她好过。下田后，秧苗就像锯子口一样，锯在了我尚未经过改造而娇嫩的肌肤上。不一会腿上铺满了一道道的血痕，血痕周围水肿，就像一条条的毛虫爬在满腿，钻心的痛。

隔八一队有半华里路程的燎原队，原是一个青年集体农庄，解放初期保山的社会青年招去成立的，后和军恳农玚(即潞江农玚)合并，建成一个燎原生产队。班长朱祥云北方人，转业军人喳喳呼呼，中等个偏瘦，眼晴看起来有点毛病，给人的感覚不是个正直人。通知我去燎原江边甘蔗地捡甘蔗根，每人带一对畚箕一条扁担。一个班出发，十一二人。江边甘蔗地全是沙土，把上季的甘蔗根拾在畚箕里挑到地边备耕。根都干透了，也装不下太多，担起来很轻松。干了不到半天，感到脚底板有些生疼，后耒越来越疼像刀子割一样疼，脱了鞋一看，糟了！脚底板被沙土钻进鞋，它有吸水的作用，娇嫩的皮肤全是一些裂口，一道道己出血的口子，走动起来钻心的疼。情急之下，我跑去一小山包无人处把我的一件真丝的汗背心脱下，撕成两寸左右寛的条，把裂口一条条紧紧包扎起来，才算勉强渡过了难关。去劳动不习惯戴草帽，戴着就像头上压着千斤重压一样，为了减轻身体负担，到劳动时总会把头上草帽取下放在一边。不几天受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后，除眼眶周边外，娇嫩的脸部肌肤由充血发红，进而变成了劳人民本色。这就是叫你从肉体上的改造，进而达到改造你思想的目的。这也充分阐明共产党对改造敌对分子的一种手段。

好不容易盼到了星期天，去看看两个幼小而得不到爸妈疼爱的孩子。去到场部托儿所，女儿远远就看到他们的妈妈，连忙扑到了妈妈怀里，连忙给妈搬来一把小椅子，直叫妈妈坐坐，女儿的声音是沙哑的，肯定离开妈妈后哭哑的，弟弟呐！女儿进到屋里把弟弟牵着出来，表情呆滞。我叫，冰冰到妈妈这里来。儿子落地，给他的只有冰冷和悲凉，而迎接到这世间来的，是没一丝温暖的人间地狱。因此取名冰冰。儿子幼小的心灵上，可能早就知道人间的沧桑冷暖。他从没童真的笑容，面容时时带着几分忧愁。什么是幸褔和快乐，他从未尝试过。我去把我那从不会笑的儿子搂在怀里，亲亲他的面颊，他也没反应。我心疼我这还没见过爸的儿子，爸对他来说还不知是个什么概念。临别时，女儿和儿子都哭得只叫要妈妈。我忍着内心悲哀，离开了两个可怜的孩子。

新的劳动又开始了，朱班长通知去开荒，浩浩荡全队人马。我奇怪这大树树荫下又凉地又宽，为什么都挤在一堆没有遮荫处，我就在这宽宽的树荫下个人挖，还不到工间休息我的双手掌就打起了几大个血泡，再挖就要破了，一个好心的贵州转业军人，个子小小的四十来岁，一脸慈祥。他知道我是四川人，也是部队下地方的，就轻声细语的说：惠清，你怎这样儍，这大树下，树根巳把水分吸干了，因此地板难挖。啊！我才知道人家都挤到大树外去挖的原因。乘工间休息连忙回宿舍，拿了一双羊毛手套戴在手上，否则泡马上会破的。由于白天开荒太紧张，晚上睡着后，发梦起来在床边摸来摸去地还在开荒。弄的人一夜精疲力尽。接着大跃进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几乎没有休息天。白日夜晩加班加点，生活吃大食堂，油星子也不见，干锅炒菜，萝卜用盐水炒，炒岀来是苦的，也只能强忍着填肚子。为抗旱浇咖啡水，晚上等水加班，每人拿一扇铁瓢，就坐地边头靠在两腿间打盹。天又冷，也要强忍着又冷又饿的寒冷夜晩，等水流淌来浇灌苗圃。

赧湖工业队是一个又榨甘蔗熬糖又将甘蔗渣烤酒的工业队，需要成立医务室，就把我由八一队调去了赧湖糖厂。业务不多，也就劳动和医务兼顾，没有业务时参加烤酒车间踩踩酷，因此劳动就轻松多了。工业队支部书记钱万昌，上海人，工人出身，后来参军，随部队转业军恳农场。三十多岁，文化虽不高，但还有些理论水平，开会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逻辑性也很强。在转业军人里算是有水平的了，他对我也比较好，从不乱批评我们这些右派。一次春节晚会，场部要各队出节目，工业队就由战士演出队的董学州编排了一个双人孔雀舞，男角由他本人跳，女角由我跳。演岀的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好评。后来在一次汇演中，场部选中了我们这舞蹈去参加汇演，由原云南省军区文工团红极一时的词作家潘震作我们的导演。汇演结朿后，我这个右派分子得了一个个人优秀奖。在当时右派能得这个荣誉，确实来之不易，奨状我至今还保存着。它也记录着我的过去，记录下了我的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算是农场的文娱骨干，什么文娱活动少不了我。一次省花灯剧团去芒市采风后，来农场汇报演出。白天开太阳舞会，我是文娱骨干也去参加。这浪漫的太阳舞会，每人发一顶傣族小竹编帽，以防太阳照晒。毎跳完一曲就插演一节目。

那时工业队糖厂的住房紧张，我的医务室，是把一家三口人十多平米一间的住房，隔成两半间，他们住里半间我医务室住外半间。我外半间对着门还要用草帘隔出一过道通进里半间住房，我的房门也只用一张草帘挂起来遮遮羞，也只能拦君子，拦不了小人。一天晚上，月光从窗户外射到我的床上，我带着儿子睡到半夜，突然，好像有什东西刺到我的脸上，把我刺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有个男人在我的床边上，一看是我里屋的杨世涛。我就叫起来说：杨世涛，滚！他吓的屁滚尿流地连忙跑了。因种种原因，我决心要离开工业队，去到了上江住在岗党队部。岗党、蛮黑两队巡回医疗，因此也较自由。在两个队都可买饭票，从此就再也没饿过肚子了。

药品用完，要到崇岗点上去领，那里是医生刘辉负责，还配有一个化验员朱家琴。离岗党队有三四公里左右，都是山路，遍山树木有点似原始森林，医品完了必需去领。那天天色阴沉沉的，下午出发，到时领好药该吃晚饭了，刘辉留我吃了饭走，回去也赶不上晩餐了。好，吃了走！天又下着蒙蒙雨，饭后赶快上路，才走一半路天就黑了。背上背着药箱，天上下着小雨，心里太害怕。怕野兽，怕老虎，药箱里放着一支手电筒，作预备夜晩出诊用的。我听说老虎怕强光，手电筒开着它就不敢来了。都是山路大森林，快快的走不敢耽误，快到了，到傣族寨子水沟边了。必须跨过大水沟才能到自巳队，情急之下路又滑一跤跌到沟里，又怕药箱进水，连忙把药箱高高举起，从沟里爬起来，全身都湿完，真想放声大哭一玚。

我巳很长时期没有见过孩子了，我很耽心儿子。向队长请了两天假去看孩子，和一个女工同路。她的丈夫也是个复员军人，冤冤枉枉被整去劳改，去托儿所把儿子接回芒市寨。当天到场部托儿所一看，女儿活泼有那些阿姨疼爱，没有问题，儿子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性浮肿。脚面巳肿的开裂，眼神呆滞，看见妈妈也无任何反应。我必须把儿子接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和那个女工一同去找玚长田德恒。这个玚长除了好色外，一般还是心地较善良的。我把我儿子的情况向田场长叙述了一遍，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当时就应了我的请求，批了一个条子给我，我们当天就背着儿子返回了芒市寨。儿子在我精心的调理下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有了妈妈的呵护，得到母爱的孩子，慢慢的面部也呈现了原来少有的笑容。

1962年全玚右派集中集训，我们集中到了八一队，集训的最终目的，就是作思想攺造总结。大女儿该上学了，我不能再去芒市寨不照管两孩子了，集训结朿后我回到了八一队，把两个孩子从场部托儿所接到了身边。孩子接回后我负担加重，一边要抚养两个孩子，一边要加强自已的攺造。没有床，自己去抱了几捆稻草靠墙铺在地上，到垃坡堆找了十几块土箕围在稻草两头，再找了一块木方作为床檐，母子三人就这样睡在冰冷的地上……一个单身女人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丈夫的扶持加上经济的无助，举步维艰。

记得孩子四五岁时，我曾经向场领导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去湾甸劳攺农场看望他们的父亲，给他们父子见面。孩子己出生几个年头，他们还不知自已还有一个爸爸，没有父亲的概念。他们看见别人的孩子有爸爸疼爱，两孩子曾经问我：妈妈，我们有爸爸吗？我忍不住眼泪扑扑流下。我说孩子你们有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看爸爸，你们想爸爸吗？孩子答：我们想！我们想爸爸。我说爸爸也在想你们，因此萌发了请假带孩子去湾甸农场父子见见面。而得到的是想不到的回答——共产党还统治不了你？不准！想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初，会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茫然……

孩子一天天长大，经济负担一年年加重，工资原封不动的十三元五角，我只得去接点女红的活做，得点报酬以添补家用。而得到的反应是，我开地下工厂，比他们转业军人收入还高，可能吗？

为了生活，我去队部向队长要了一条牛，给才六岁的儿子中午和下晚放学回家时放，每天能得一角銭添补家用。可好景不长，又被转业军人的孩子争去放了，按理他们是不缺这一角銭用的，他就是要同你过不去，我自然争不过他们。

丈夫减刑两年，刑满留队后，经军管会批准，丈夫把我母子三人接到湾甸劳改农场。到那里后却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除劳动同家属在一起外，每晚必须参加留队人员学习，到砍留队人员工资时，我的工资待遇也同留队人员一样被砍。我找到了湾甸农场管教干部张継生论理，得到的结果是变本加厉，取消了我每月十八元的固定工资，取消了我的公费医疗，劳动以计件报酬。

我在劳动中决不示弱，超出了常人的毅力，工效在全家属中名列前茅。连放假回家参家劳动的年轻力壮的中学生，也赶不上我。我没被他们整垮相反鍜炼得更坚强了

每天要完成两千公斤甘蔗定额，要把甘蔗一棵棵的放倒后，再用甘蔗刀把甘蔗尖砍下留种。然后把甘蔗全棵用刀削干净，一棵棵放理整齐，每捆必需同等差不多重量，再用甘蔗尖叶一捆捆扎好，由统计员过秤后，点清数量自已抬到指定地方码好。我因双膝关节受过伤双肩无法负重，因此请人抬就必须加定额。定额到了两千三佰公斤。一天我不小心锋利的甘蔗刀砍滑到我的左膝盖上，伤口有小孩的嘴巴大，鲜血直流。我慢慢去到队上医务室，张澄清医生帮我伤口缝合包扎完毕后，我又回到工地。坚持完成了我的定额后才收工回家，否则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如何解决？

去到江边薅花生棵间的铁线草，铁线草根串得很深，锄头无法使用，只能用双手去拔那些铁线草，手就像钉钯一样在花生棵间抓拨，拔轻了铁线草根深无法拔起，拔重了坚硬的铁线草就把肌肤给深深的靱破，鲜血直流。早有准备把放在口袋里的胶布把伤口缠上又继续干，否则定额完不成，就拿不到足额的工资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是无法解决的。在甘蔗地里培甘蔗土，打甘蔗叶把手和脸划破，如果遇上下雨，汗水和雨水流在破口上就钻心的痛，还得忍着痛干。定额管着你，否则你一家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在劳动中手巴掌上的茧子礳的老厚，常常要用剪子把它一层层剪去，否则你锄头都无法操作使用。真正的成了劳动人民的一双铁爪子，共产党通过对你形体上的改造，进而达到意识形态的改造——这一套够毒的了。

由于生活负担加重，大女儿才读到小学五年级，就把她停学回家参加劳动，那时女儿才十一岁，算是共产党统治下使用的童工吧，同成人干着同等的劳动。一年之后，女儿到我跟前哭着说：妈妈，我想读书。看见女儿这个样，我很心疼。女儿是一个好学，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从小在压抑环境生长，胆小怕亊，连傣族同学都敢欺侮她。父母说一不二的乖孩子，我再也不忍心给她再劳动下去了。我们多艰苦一点也要给孩子上学。女儿复学了，每学期都名列前茅，品学兼优，读到了初中毕业。去报考中专，成绩第一。在政审中被淘汰了。父母都在劳改农场，怎不被淘汰呢？！

书无法读了，在队上被安排在茶叶房，制茶车间学制茶。一天在车间劳动中被车间吸尘器的扇快口削断三个指头。在农场医院技术有限的条件下，算幸运的，中指和大拇指接好，食指尖没把握的情况下摘除，伤口痊愈之后，把女儿安排在了场部托儿所带幼儿。女儿利用空余时间，向留队人员医生自学英语，在她勤奋努力下，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中学英语教师。现仍在保山第六中学任教。

我和丈夫在农场，1969年又添了我的三儿子。三儿子聪明伶俐可爱，在艰苦岁月里，他也能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家庭乐趣。除了艰苦的劳动之外，我和丈夫也常苦中求乐，在留队人员的文娱活动中出出节目。丈夫嗓子好爱唱，留队人员联欢晚会上他唱我给他二胡伴奏，也获得全场掌声。也在自己精神生活上增添了不少乐趣。

一九七四年，场里需要医务人员，我调到大窝子队医务室，后又调到女留队和女犯队医务室。在此工作期间，我不会像那些犯人医生一样，在管教干部跟前毕躬毕敬，唯唯诺诺的。管教干部刘学娇，带犯人惯了，我的正常态度她好像接受不了，隔三岔四的对我老找些话说。我不管她那套我干我的，最后她恼羞成怒，把我开医务室的钥匙给收了。开不了门我就不上班，后我找军管会的赵连长说，不知我有何错，刘管教把医务室钥匙给收了，我无法进去上班请求赵连长解决，我好几天没上班了。军管会了解情况后把钥匙还了我。

二儿子初中毕业后，去昌宁卡斯农村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到公社，公社书记给他们讲话，在劳动中谁表现好，谁先分配工作。儿子冰冰也是个老实孩子，在劳动中任劳任怨，从不偷奸耍滑。年终他分红最高，除了自已一年的口粮外，还分红一百元。七十年代分红一百元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同农场的干部子弟，不但分不得一分銭的红，连他自己一年的口粮銭还要叫他父母掏腰包。公社对我儿子的鉴定也最好，但公社书记的承诺最后没兑现，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女最先分了好工作。

三儿子美术专业毕业后，分在隆阳区幼儿园办公室，外兼做兰花生意。兰花生意赚了一笔銭，在保山有名的兰花状元，养兰能手。买了两套别墅，丰衣足食。

孩子们各个争气，不用我操心，我们全家过得和和睦睦美美满满，我双膝关节通过两次手术后，功能已全恢复。唯一不足之处，老伴早逝，早期他受了不少折磨，到头来好日子他享受不到，为之悲叹！！

苦难拾遗

董建民

我出生在保山板桥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49年初中毕业于远征中学---这所学校从校长到大部分教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盟青成员。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没有继续升学，1950年初刚满十六岁的我就毅然参加革命工作，分到保山地区税务局，送云南财校学习税政业务。结业后分到到昌宁县税务局工作，1952年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就提升我当了更嘎区税务所长。

春节沐礼

首先承认，“沐礼”二字是我杜撰的。

春节，大年初一，是欢庆、愉快的日子。但1958年春节。却成了我悲痛的日子。这天昌宁县委整风办公室，在县文化宫广场召开了一个群众性的批斗右派分子大会，大会由整风办公室主任、副县长李成美主持。参加大会的人数上千人，各机关的干部职工，工厂工人，学校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城镇居民，郊区农民，工商业者通通都动员来了。由公安局干警维持秩序，李主任言简意赅宣布“右派是反动派，是敌人，是专政对象，要坚决打倒，决不心慈手软。对他们的反动言论，要揭发，要批深批臭。”30多名“右派”被带到广场，接受批斗。我是平时天天与群众打交道，特别与工商业者关系密切。那时在政治上对稀有工商实行限制，经济上打垮，“是一场阶级斗争”。工商业者把一切不满情绪乃至仇恨都发到我头上，批斗我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污言秽语不在话下，且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右派”的“唾弃”，把我满头满脸满身吐脏。这是一个特殊的洗礼吧！回到住处，只好全身上下里外沐洗一番，这就是“春节沐礼”。

饥饿袭来，命不值钱

先后从各地送到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男女约110人，来自保山地区，德宏州各县及来自昆明编成两个劳动大组。一个组到老桥队，一个组到八一队进行开荒，劳动强度很大。天亮出工，日落收工，苦得筋疲力尽，大部分人手起了血泡，疼痛不止，仍坚持劳动。开荒结束后人员分散，有的修水库，有的种菜、喂猪、放牛，有的搞建筑，有的搞修理加工，有的榨糖、烤酒，有的搞农业生产，有的搞医务。右派各项业务的人员都有，不论搞哪种工种，对右派都是严加管理。重活、臭活都分给右派去干，视为奴隶看待，稍不顺眼就被批斗、挨打，是家常便饭。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昼夜加班加点劳动，粮食数量的减少，从原来的35市斤减为24市斤，饭吃不饱，劳动强度大，大家就找一些野菜充饥，营养差，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身体消瘦，有的病死。刘宗英系保山公安分局特派员。1959年12月在赧浒队榨糖组，组长袁常清叫他筑一个装糖沫的缸，用土筑。缸高一公尺，宽一公尺，长两公尺。他没有搞过建筑，没有经验，待糖沫盛满后，缸就倒了，就加给罪名，有意搞破坏，对他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进行残酷的吊打。打得尿从裤内脚流出来，手被吊残废了，随着身体的消瘦，得了浮肿病不久就死了。

捡豌豆和争抢死水牛肉

在1962年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为了填饱肚子，休息时，到打豌豆晒场去爬着捡豌豆。捡了一小时多，共捡得豌豆3市斤，每人都搞得满头满脸满身豌豆叶、杆，一个看到一个好笑。想当年都是共产党员，仪表堂堂的县局级干部，如今成了这样狼狈不堪之人，真可叹也！

1962年在一个公休时间，有人发现路边不知从哪里顺江冲来到怒江边有一头死水牛，已有臭味。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充饥，一齐往江边跑去，用锄头挖开了一个口子，你撕一块，我撕一块，争抢不止。煮熟后只放有一点盐巴，其它什么配料都没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得了一顿饱餐。

幸而未感染疾病，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饥不择食”。

1966年全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监督生产人员不准介入运动，只准规规矩矩接受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违者受到批斗。场里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把监督生产人员押入大会场台前，低头站着示众，接受教育。受到批斗者，由工人纠察队两人押解一个，将手背扭向身后，按住脖子推向大会台前跪下，进行批斗。这种押解式叫做坐喷气式飞机。随着运动的发展，以后造反派分成两大派，监督生产人员都要接受两派的监督改造，听两派的话，服从两派的工作安排，不得拒绝。那时我在老桥队生产劳动，有一天工人开会，放牛、喂猪没有人，八五派的人按片叫我喂猪，随后五二三派的人来叫我去放牛，到底服从哪派，难死人了。幸而两派头头谈判决定，商务上午喂猪，下午放牛，免去了对我的一次批斗。

究竟是谁疯了？

右派王新海（安徽人，二野军大南下干部，下地方后任盈江县税务局局长），老桥队监督劳动。一天生病请假，没有批准，带病坚持劳动。没有完成劳动任务，说他抗拒改造，进行了批斗。又给他背上了一条白布标，长60公分，宽20公分，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王新海”七个大字。不论劳动和外出都得背在身上，若发现不背着，就要遭到批斗、殴打。一天搞卫生，把布标解下来放在一边了，排长过来狠狠地给了一个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有一天去赶街买草烟，到了街上，赶街的人见到他背着布标，哈哈大笑，说他是疯子（在大中城市背布标，带袖头乃司空见怪，而小城镇却少见多怪）。小孩跟着他后面看热闹，互相呼唤来看“右派分子”啊！有一老者说：“看样子是真疯子！你看他不言不语、目光呆滞，对人们的嘲笑毫无反应。无知顽童扯他的布标，也不理不睬，不知是何方人士，为何流落街头？可怜，可怜啊！”老王听了，草烟也不敢买了，悄悄跑回农场，躺在床上偷偷流泪。

                        饥不择食，更不怕羞

1960年大饥荒时期，那时只有交通站口和城镇的食馆才供给少量肉食和饭菜。有个休假天，我约好丁纯先到坝湾食堂吃顿饱饭。坝湾离住地约20里路程，走了两小时才到达，我俩只有粮票和钱，没有证明就买不上饭吃。唉，本想来吃饱饭，却挨了饿。咋办呢？只有厚脸皮去旅店求旅客给代买，但一连求了几人，都受到“白眼”。最后求了个女旅客，他看我二人面黄肌瘦，给予了同情，替买了两个客饭。我俩对她感激不尽，两三下吃完饭后，仍吃不饱，就待旅客走后，把他们吃剩下的饭菜收来吃。但人们都很爱惜粮食，所剩不多，舔了一批又一批客人的盘子，才把肚子填饱。

被小偷打

1974年，一天，李丙全（右派），原工业局干部，生病请假在家休息，工人钏光祖（管理人员）进屋做例行检查。见有面条2包（4市斤），便顺手牵羊，被李丙全发现。待收工回来刘玉壮（上海人，“右派”， 原云南民政厅干部）发现面条不知去向，向工人排长李金华反映，李金华不信钏光祖偷走，反而说是诬陷工人，晚上召开批斗会，将李丙全抓出去跪下进行批斗，钏光祖丧尽天良，对李丙全进行残酷打骂，说污蔑陷害他偷面条，真是天理何在。

我的大哥和侄女

我长兄董先，早年是一个爱国热血青年。1938年，日本侵略者大肆向我国进攻，要灭我中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高潮，不愿做亡国奴。长兄原打算到昆明求学，后投笔从戎，参加云南部队58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台儿庄战役与日寇血战。在战斗中腿负了伤，坚持不下火线。伤好后，仍归队出征，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退伍，回乡协助父母小本经营，抚养老少，纯属一个爱国抗日军人。但在文化大革命时，受疯狂的极左路线的迫害，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受到残酷的斗争，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尤其残忍的是，每次都要抓亲属子女陪斗，当面用刑，群殴与吊打。他的孤女，几次被吓昏，终致神经错乱而变疯。时常抱头尖叫：“莫打呀！莫打啊！”随即倒地昏厥。那年她刚满18岁。因经济困难，无钱医治，病越拖越重。那年月，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控制下的医院，像她这样的“黑崽子”是不准医治的。可怜的姑娘，一岁时母亲就患鼠疫而去世，从小失去母爱，与父亲相依为命，苦度时光。而今父亲遭残暴，她如何受得了！我也被打成“右派”，处于劳改中，眼睁睁望着他们，无力救援。1969年，我的妹妹看到她的不幸遭遇，伸出了温暖同情的手，将她接到贵州安顺，经过一年多的调养医治，病渐渐好了。但她看到家庭的遭遇，19岁还依靠姑爹和嬢嬢抚养，思想极为痛苦，认为活在世上没有意义，遂投河自尽（死于安顺郊区的水库里）。长兄董先已在病中，因遭多次毒打，和“历史反革命”的精神压力，女儿自杀的噩耗传来，悲痛不已，病情日益严重，终于无救，于1973年含冤而死。直到1980年政策落实，经复查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属于抗日军人，才恢复名誉。

我这一生

张忠献

 1929年我生于阿诗玛的故乡——云南省路南县石林镇。自幼在村中读小学，毕业后考取路南中学。初中还未毕业，因家贫回家务农。1951年参加云南军区干部教导团到昆明小板桥学习，结业后转到云南财政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保山地区龙陵县工作。参加过土改复查，后调入潞和小学任教，继任教导主任。

1957年整风运动中，与我相识的一位女友，知我尚未结婚，就好心地想给我介绍一个其它学校的女教师。因学习时不在一个组，我就写了一首诗给她，表示我对她的谢意。

弦哥知雅意，落叶识深秋；深秋桐叶尽，风起何凄清？

倦鸟归飞急，绕林择木栖；愿伊安其所，何忧梧桐寂！

 此诗寄出后，有关领导就以此诗为依据，把我打成右派扣上帽子，开除公职，送新城农场监督劳动。

 我兄弟三人，大哥死后，大嫂改嫁。二哥身患肺病，二嫂和儿女靠做豆粉卖度日，还要赡养我的老母。我收入少，自身难保，也无钱寄给老母。改正后老母已去世，我寄钱去给母亲立碑、修坟墓来补过，但母亲已不能享受了。

本来，我想摘帽后回老家，但遥遥无期，只好在熟人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居住山里的农村妇女结了婚。婚后夫妻分居，她仍住大山上。妻子一人抚养子女，除了出工劳动挣工分外，收工在家还要喂猪种自留地。我的长女因感冒但缺医少药又照顾不周，结果感染到肺部，送到农场来找我带她去看病。晚上，排长李金华不准她和我住在一起，后经李干事同意后才准。

1979年改正后，我本可回原校当教师，但是为了我老婆儿女只好留在新城农场当工人。后来我的妻子生病去世了，儿子承包农场土地耕种。儿子完不成上交任务，厂里就扣我的退休金去抵。新城农场退休老工人被扣的退休金总数160万元，每人被扣近万元。我们上告后，退休金不扣了，但已扣部分至今未归还。人世间只有父债子还之事，哪有子债父还之理？如今，我年过八旬退休金每月1000元，但要照顾子孙。我仍孤身一人居住。子女们要去奔自己的生活，无法照顾我。

阴谋设陷阱划我为右派

王兆洪

一、简  历

我出身贫农家庭，生于1933年，在晋宁一中读半年书，因家里生活困难停学。我家原籍系江川县海东村人，为谋生迁来晋宁六街居住，以租田地耕种和做一点饮食业生意谋生。1950年在晋宁黑麻村机器沟任中队长，1951年在晋宁成立民工大队时任文化干事，修昆洛公路。同年调昆明林业干部训练班学习林业知识，毕业后于1952年分在屏边建办林场，种植药用金鸡纳树，此树皮可治疟疾等病。经五年的艰辛劳动林木长得郁郁葱葱，不料中央决定撤掉林场。1956年，省林业局又将我们调来德宏潞西市遮相建立农场。来这里建场后，我当管理员。从此，我的人生旅途极为坎坷悲惨。

二、苦累建农场惨遭陷害

建遮相农场时我任管理员工作，常出差办事，没有生活补贴。交通不便，常是步行，吃饭住宿都是自己出钱。因此，我的工资常无结存。起早贪黑工作，没有叫过苦累，一心为人民服务。可是，1958年毛泽东阴谋设陷阱搞整风运动，我落进了陷阱。

组织整风学习，县委派来杨天明任组长，农场派李建（干部）写材料。陈干华骗我发言，刘德胜当监督员参与整风，这几个人都是极左分子。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欺，哄，讹，诈，良心毒，编造谎言，让忠诚党的人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成为敌人，他们个个争功，骗人发言，配合党委副书记将好人暗中定为右派。

刘汉章是主帅，他说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请大家大胆提意见，畅所欲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错也不怕，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他们好话说尽，让我无疑。本着一颗诚恳之心，给领导提了三条意见：一、国家支持外国太多，本国人民挨饿，甚者有的饿死（我的父母），打肿脸充胖子；二、家长式领导作风，职工有缺点有错误，不做思想工作就在大会上批评，还令写反省检讨书。职工接受不了，背思想包袱。比如，工人杨秀金赶马车出差返回时，放骡子在荒地吃草，日落未归，副书记刘令杨找回骡子，还说它是抗日立功骡子。杨回话，抗日骡子还是吃的草。这个刘汉章就将刘秀金划为右派，并在大会上宣布。职工们说杨不识字，是个工人，整风小组又改口说定个坏分子。这种违宪违法以权给工人定罪的做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独裁。三、我还向个别党员提意见，进食堂打饭太多，吃不完乱倒，浪费粮食。这就是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向党进攻。

上述三条意见引来了我终身大祸，这个祸就是阳谋设下的陷阱。从此在大会上批斗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三天。批斗我时职工没有发言，只有一人是县上派来专门批右的人发了言（此人是昆明人）。此人发言空洞，无限上纲，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严重，大有被判刑杀头之势。后来才知道批斗我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在遮相农场松树林处被抓捕。这就是好人反被坏人斗的现实。这说明坏人装好人，装积极分子，群众会将他们的身分识别出来。阴谋设陷阱害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虽被奸人所害，但我问心无愧，心里坦然。这是因为：一、我提的意见是忠言；二、我干的工作对得起人民和国家；三、我一生没有做坏事，且做了些善事；四、我出身贫农，从来是拥护党的，说我反党完全是陷害。

我在被批斗中仍天天看报，了解整风运动信息。如郭沫若的文章说，这次整风运动是和风细雨整风。但和风会吹动你的头发，细雨会打湿你的衣裳。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头发被和风吹乱了，衣裳被细雨打湿了。只有听天由命等待处理了。果然，次日宣布对我的处分。刘汉章说我是反党反社会极右分子，随即派一名转业军官，送我到潞江农场监督劳动。这天是1958年4月17日，是我人生中永不会忘的日子。

三、监督劳动中的悲惨岁月

潞江农场是亚热带气候，其地形是背靠高黎贡山，前有潞江急流的水，是一个天然的监狱。被监督人员流放到这里，就是被牢牢地关起来，插翅难飞。右派在这样恶劣环境中被监督劳动，常常生病，且吃不饱肚子，又是牛马式劳动，生浮肿病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我年轻体质好才煎熬过来。但我已患上肺气肿病，又不给医治，至今仍病魔缠身。

我的劳动地点，起初是在老桥队。劳动是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砍树开荒。在这里劳动，因植物茂密常抬不起头，伸不开腰，只有蹲着爬着砍树，蚂蚁又咬，真是活人受死罪。

砍了一会，全身汗水湿透了衣裤，体力消耗很大，筋疲力尽，全身疼痛难忍，似生一场大病，没有精神，真正尝到了人生苦头。

林木砍完后，就挖砌平台挖穴栽植咖啡。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再苦再累也要争个前，一天的任务我半天完成。但下午又不给休息，叫我搞统计工作，我只有默不作声地接下来，并积极完成。

场里的劳动凡是脏活、重活，样样都派我去做，我都超额完成。我们苦累到极限，但等在我们面前的还是受到批评，因为当时场长田德恒是个什么坏事都干的出来的人。他乱搞男女关系，搞虚报浮夸，是个恶霸，反五风受到惩罚。这个坏蛋从不将监督生产人员当人看待，把我们当做不会说话的工具使用，良心极为狠毒，没一点人性。

在潞江熬过了苦难的1958年。艰苦凄惨的大跃进，实际上不是大跃进而是大后退。到了1959年，这一年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天天吃不饱肚子。早上一勺清稀饭，中下午饭是不足五两米的杂粮饭，还掺有一种麦秆草制的淀粉汤，这对我体力消耗大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体耗、肚饿交叉在一起。不要说人，就是一只大象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毛主席啊，人民称你是大救星，你救了我们没有？人民得到救没有？你又把人民称为上帝，而上帝是管人间不平之事。现在你将上帝压在脚下，受苦、受累、受压迫，上帝如此受欺压，你心何忍。浮肿病不断的出现，这实际上是一种饿病，要医好这种病的药是粮食。只要供粮食让人民吃饱肚子，病自然会好。可是你不可能做到，人民只有等待着死亡。

有一次，我饥饿难忍扳了一包玉米来生吃，就被批斗挨打，还有一次也因肚饿撬了一个红薯吃，肚子疼得死去活来。难友们为我请来李邦杰医生医治，他在我肚皮上插上数颗银针，一会病就好了，他医德高尚，深受我们的尊敬。

我的惨景接踵而来，在1959年高强度劳动中，因肚饿体力一天天下降。为了活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不管多重的活我都咬紧牙完成。因此，每次评类型，大家都评我一类型；评得这个一类型，对摘去我的右派帽至关重要。没过多久（1961年上半年），场里宣布摘了我的帽子。这对我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创造了条件。

1959年是我人生最苦难最悲痛的一年。这年我前妻张琼英（19岁）提出和我离婚，其理由我是右派，是敌我矛盾，我在离婚书上写了深思再定。没有过多久又催我离婚，我只好签字同意离婚。与此还有一个三个月的女儿判归女方抚养，女儿我起名王晋屏，后因妻嫁了一个贵州苗族岑常德，又改名为岑贵屏。女儿在她妈妈的教育下不认生父了。这些罪过完全是毛泽东的阴谋造成的。

前妻张紧迫地催促我离婚，因有整风小组的积极分子动员她入党，要和我划清界线，对我反戈一击。

当时我25岁，她19岁，都是年轻人，命中注定半路夫妻，离了也好，即使我是山中的一颗枯树也会有鸟儿飞来栖停。

后来摘了我的右派帽子，分我在芒丈队当事务长，工作相当繁忙，但场方每月只给工资23元，这和右派时的工资一样。我的精神负担仍严重，就此我产生了不愿在潞江的想法，想着回家扶养我两个年幼的妹妹（一个5岁，一个7岁）。我写了回家的申请，批准后我于1962年8月动身回家，选在此时回家才能赶上分大春口粮，若失机就要饿肚子。

场方对我回家没有给我路费钱，只是用一张旧货车送我到保山，没有什么交代，车就走了。这种凄凉的境况，只有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做得出来，丢尽毛的脸面。这种失德的行为，将会写入史册，遗臭万年。

在保山我没有住店费和伙食费，总不能到街上乞讨，因为我才29岁，是乞讨不到什么的，还要被人羞辱。天渐渐黑下来，又不能等饿和无睡处。于是我决定到统战部屋檐下住下来，吃饭到食堂，情景极为凄凉。第二天统战部何祥见到我，我对他说明情况后，何祥给我70元钱作路费。我坐车三天到了我美丽的家乡——江川县翠峰公社牛摩村我外婆家（我舅舅叫向正岗）和他们在一起劳动吃住。因为我一无所有，只有投靠我敬爱的外婆。

四、回乡后的酸甜苦辣

我的家乡是个美丽的地方，后有青山，前朝湖水，土地肥沃，赞称鱼米之乡，是人居的最佳环境。

我回家自1962年至1979年共17年学会了种田，拿鱼，养猪鸡，种蔬菜，还当了民办教师十五年，建起一栋新房。

在这里我补写一下父母惨死的情况。我父亲王贵章，身体强壮，是个忠厚农民因碰上大跃进，苦累过度，肚子饥饿去世，终年53岁。

母亲向竹香是我外婆的长女，为人贤慧，睦邻关系很好，勤劳俭朴，在大跃进中又苦又饿，以至知我划为右派，上吊自杀，终年47岁。

我父母死时无棺入土，人生悲惨，这就是毛泽东造成的罪过，遗臭万年。

                              红山惊魂

汤建甲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手搞起“大跃进”，狂风恶浪后，全国城乡上下神话鬼话铺天盖地应运而生，小麦亩产突破十万斤，稻谷亩产十万斤，卫星一个又一个上了天，粮食仓库装不下了，发动全民讨论怎么办？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吃！真是一幅“共产主义”盛世景象。狂热之风一浪高过一浪，莫说老百姓不知情，就是周恩来、元帅、将军等也不知。

开始，我被安排抬“石头”，二人抬的，四人抬的居多，肩上磨出了“大茧包”，有鸡鸭蛋大小，骨头压得咯吱咯吱响……手脚被压伤擦伤是经常事，那时真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唤出来了。

建水库为了要进度，要速度，对“安全”二字仅是口头文字游戏而已，炸石头点导火线时才临时喊几声：注意，注意。还有挖“神仙土”经常伤了人。一天，突然从半山坡滚下一个大石头，侧面将我右腿关节处摔倒，在我倒地后又有一块更大巨石从我身上翻过，竟然没有砸伤我的筋骨。如果没有第一块石头将我摔倒，即使不死九成也是重级残疾人了。

右腿砸伤后，抬石头不行了。那时，养伤休息是不可能的，腿不能走路，手臂能动，又被安排去打炮眼，老工人扶钢钎（俗称炮竿），我抡十磅大锤，不断呼出：哎哟哎哟，喘气之声。有一次，突然失手，大锤砸破这位老工人的手，鲜血直流，我很抱歉，更担心他打小报告，告我个故意破坏大跃进，这罪名就吃不消了。世上总是好人多，他不但不批评责骂我，反而安慰我说：“小伙子，你又不是有心的，没关系。”这几句话让人热乎乎的……时间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从心里没忘记这件事，并感谢他的为人忠厚，宽宏大量。

人世间善恶总是存在的，有善也有恶，绝不是清一色的。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叫李布清的（起义后退伍在军垦农场当工人），当我右腿恢复了一些后，被派去用木轨、木箱推车运土。我在前，他推一辆车在后，将我的脚后跟撞破大筋都露了出来，流血不止。他不但不说一句道歉的话，还恶狠狠的责骂我：“劳动不出力，磨洋工。”我顶了他几句，他就用大帽子吓人……当时无可奈何，暗地说：“理不清，理不清……黑暗的时代真是有理说不清。”

推土车推不动了，又改推两轮车，从上坡运到下坡，时间长了我的体力在饥饿和超强度劳动中越来越支持不住了，往往控制不了下坡惯性速度，多次连人带车翻筋头，摔倒在地，休克多时。一次，在我身边四五米外发生一次“轰”响，烟雾、碎石、尘土飞扬，隐约看见一只手在空中飞下，后来证实是马廷新一只右手被炸飞，一只眼睛被炸瞎……

不久我被安排到场部卫生所医病，那时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干活，重活干不了，病人也要去剥花生包，摘咖啡豆……那时“休息”二字是多么奢华的享受。估计一多月时间，我在场部铁工组看到马廷新用仅存的一只手臂吃力地拉着风箱……后来据说他逃跑，又被抓捕送进了监狱，当抓捕时要给他上手铐，叫他伸出右手发现没有右手时闹了一个大笑话……但这是一个哭笑不得的笑话。此人是贵州人，20多岁，是退伍军人。在农场当职工，对划为右派的人没有歧视态度，还帮助我和杨路保等人买些煮熟的食物，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他因星期天上山打猎以持枪逃跑罪判刑劳改。

住在场部时，劳动强度虽轻了点，但是肚子总是感到“饿”，大多数是忍着用意志强迫着嘴不发出声来。我身边难友龚琰，就是在无声无息中停止了呼吸，结束了生命。当被抬出病室放到天井翻倒在地时，几个无赖之徒还在狂笑：死了一个右派算什么，埋了算了。也许龚琰死后是超脱了凡尘，不再受这个人间饥饿之苦了。可是我的另外一位难友刘宗英（他是我五三年时的战友），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床边上放着一个空碗，嘴里不断地呻吟着：饿呀！饿呀！！哪个好心人给我一碗饭吃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就在这微弱声的挣扎中闭紧了眼睛，离开了人间。当时，我默默地想到，下一个也可能就是我了。

那时我29岁，体重由60公斤下降到40公斤以下。我的身高1.76米，却瘦到皮包骨头，全身浮肿。脸上、脚上、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四肢无力，说话的声音都含糊不清了。也奇怪，那时一点也不紧张恐慌死神的临近，甚至还希望赶快死去才好——达到了万事皆空，“超然”境界。

在那九死一生的条件下，我主动写下了愿与妻子离婚的信、劝她另嫁他人寻求生路的信……她收到信后，不但不与我离婚，还背着一岁的儿子，不辞辛苦徒步星夜走到潞江看我，不怕开除团籍（指共青团）。村上不开给通行证不准许来探望我，这比历史上孟姜女送寒衣到长城探望万喜良还要艰辛。在那个物质极端贫乏的年代，她还省衣缩食给我做了几斤炒米花泡糖，高价从亲友处买到两瓶鱼肝油（我紧紧地装在身上，吃饭时倒一些在饭中，比人参还珍贵），还用棕叶纳成鞋底凉鞋给我穿……这让难友们赞美不已，一时间传为佳话。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及时雨，病体上的强心针、维生素……为此我把施甸作为第二故乡。改正后，1980年我的老领导谢彦龙亲自到施甸我的家中，邀我跟他去工作，被我拒绝了！我一心留在施甸。

农场方面发现由饥饿造成的浮肿病严重蔓延，组织了疗养队。我被送进了赛马坝疗养队，后来又调到八一生产队从事劳动较轻的喂猪工作……才从死亡在线逃了出来。

应当说：我是幸运的，不仅是活了下来，而且看到1979年的右派改正，恢复了名誉和公职，享受到了退休待遇；更看到二十一世纪党的新届领导人改革开放，求真务实，以人为本，重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重新焕发起做一个中国人的光荣自豪感。同时，也惋惜许多五七老人不能看到美好的今天。白天，我在思考；夜间，也在寻梦。二十一年的冤假错案根源在哪里？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后，使白毛女式的人从鬼的境地解放出来变成了人，又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从人的地位又变成了鬼！这是“为什么？”

孙中山先生早在1911年倡导了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王制度、奴婢制度……取得了全国人民共识。虽然，袁世凯称帝，也仅是昙花一现。而1957年后，又只是毛氏为了一个想实现当代秦始皇之梦，发动了反右运动。二十多年铁幕历史经曝光后，恢复了被颠倒的真理。正应了老天有眼，法网恢恢，善恶有报之言。再次引用孙中山先生一句话：世界潮流浩荡，顺之则兴逆之则亡。

人老了，生命是有限的，人生的终点站越来越近了。人的思想认识记忆是无法储存，但可用文字记录下来，不如此就太遗憾了。

多年来我梦见五七难友的呼号声：“冤枉呀！”呻吟声：“我饿呀！给我一碗干饭吃嘛！”辩护声：“青天呀！天下的是非在哪里？”一觉醒来好像还是未能彻底解决……怎么办？我没有能力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许，不久我也会突然停止了呼吸，失去了记忆，走上另一个世界……所以，我赶快写下来，给后人知道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故事……让文字去说话吧！

八十岁爷爷答九岁孙女问

汤建甲

春节期间，亲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饭席间，九岁孙女突然提问：爷爷，你过去当过右派，是自己去当，还是别人叫你去的？右派是好人还是坏人？和汉奸、恶人有什么不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惊动了在座的人。首先他爸妈呵斥她“胡说”！其它人用缓和语气要我不要生气，是小孩幼稚不懂事。以为我要大发脾气。此时我却以为这是一个解答社会上对右派认识仍然模糊的好机会。我轻声慢语地说：“小孙女今日提出的问题，提得对，问得好！作为小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就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有真知灼见。这种精神应肯定，还要给予表扬才是！”随后，我作了解答：

（一）反右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个人权力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首先他违背了宪法精神和法律程序，第二他未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批准，所以是非法行为。

（二）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号召全国人民和全党、全军，帮助共产党整风，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中要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政策和原则，这是举世皆知的事，而且在堂堂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公布。后来180度大转弯，变了脸，变了调，还自语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是欺人太甚，在历史上写下百年洗不掉“言而无信”之耻辱。

（三）从上述可知，右派和汉奸有本质区别，汉奸是卖国贼，右派是爱国者。右派是毛泽东整我们，不是自己去当，右派无错，是毛泽东错了。所以，毛泽东死后给我们改正了，恢复了工作，否则我现在拿不到退休金，但不彻底。我解答完以后，在座的都很满意。

接着，我又讲了两个问题：什么叫好人？坏人？

小孩子看古装戏凭着白脸，黑脸，花脸决定好人和坏人。

我反而提出一个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去让她猜。

我今年八十岁了，从未做过杀人、放火、欺蒙拐骗偷盗之事。年轻时抓过小日本，参加工作后，参加过新民主主义共青团和共产党，也未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事，从未享受过探亲假，事假，更没有参加过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各项号召。却在反右中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说我是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比美帝主义还反动比蒋介石还顽固……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在一九七九年改正通知书上，称我为同志，只写在整风中说过一些错话，不应划为右派。第二年又补发一份通知：将说过一些错话删去。那么这些错话是什么？一个字也未写上。回想起来滑稽得很，可笑得很，简直是一场历史闹剧，如果有兴趣，将来作业余或专业研究一定能使人悟出许多哲理来。

据统计：一九五七年反右共划出55万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改革后改正者达99.25%，执政者可能认为实现了一次善政。可是五十年后幸存者认为从改正通知书上看不出有一句道歉的话，也未看到对受害者的精神、物质赔偿问题，这是不正常的。于情于理，也是说不通的。自然我也听到某些议论：不知好歹，得寸进尺……说明反右的遗留问题不是完全解决了，而是解决得很不彻底，成为一个非常模糊的历史悬案。这不是好现象，根据我个人观察：五七老人最小的也是七十以上的人了，幸存的八九十岁的也是朝不保夕，随时都会不辞而别进入另一个世界。既然我国已宣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做一个对中国对历史负责的政府。我建议对右派遗留问题赶快成立一个“百家争鸣讲坛”，让五七老人幸存者站在讲坛上与那些不同意见者来个面对面，公开平等的辩论；也请我国或世界专家学者作评判员及时地作评判，把对历史负责落实到实处。我想这样总比那些慢慢来，让那些老家伙死一个少一个，最多十年二十年死光了，问题就不了了之了，落得个“难得胡涂”要高瞻远瞩得多。

以上是我一席之言，难表万一，更不敢以一代全，仅书之以纪念。

我被划右派的冤屈

张占鸿

（妻李济贤代写）

五七往事

                                薛兆福

一、赤胆忠心落陷阱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水文总站议论最集中的焦点是强烈要求收回全省水文站的领导关系。这个问题的由来是1955年起实行条块领导政策，把原来由水文总站垂直领导的云南省五大流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珠江）分布各地六十个水文站的行政领导关系划归地方政府，省水文总站只负技术指导责任。这项政策执行两年多，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普遍反应弊大于利。许多地方水文站日常测验工作已无法进行。干部思想混乱，普遍不安心工作。何以如此，归纳起来主要弊端有三：

1．服从中心。1955年开始，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地方党委一声令下，各机关单位都要抽人去搞农村工作。一切服从中心，谁敢不遵就是反党。以笔者当时所在的宜良县大渡口水文站为例（珠江流域盘江之水文站），站里五名技术员除本站日常测验工作外，还兼负下属四个三等站的巡回测流量任务。县委下令抽调两人去搞中心，站长则三天两头跑县城应付开不完的会。站里仅留二人根本无法去测量，全省类似情况很多，反应相当强烈。

2．经费限制。县财政按月拨给水文站的经费只有在编人员的固定工资及按人头计每人3元钱的办公费，根本无钱购置必要的测验设备及易耗器材。使得水文站的人无奈地自嘲，这样下去“只好当懒汉光吃饭不干活了”。

3．社会误解。水文测验是关系国计民生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它通过长期连续不断的对大自然水量循环变化情况进行观测测验，搜集各项资料，经过综合整编、分析研究，进而掌握各流域动不动流河道控制断面以内各地区自然水资源的消长变化规律。长远目标是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重要的科学依据——水文资料。近期功能是为江河湖泊的通航灌溉和防洪抗灾提供及时准确的水情预报。但在五十年代，水文工作并不像如今通过三峡大坝建设和98抗洪斗争等实例而深为世人所知。那时且不说老百姓不知道，就连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也茫然不知水文站是怎么回事。曾有一位县级领导这样问过：“你们这个水文站是国营还是私营？”令人啼笑皆非。那时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话：“一党二政三工业，破铜烂铁干商业，水文气象耷拉皮”。水文工作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水文站大都设在偏僻荒野或深山峡谷的江河上，有些站几乎与世隔绝。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作则终年与大江大河搏斗，随时都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1957年以前就有多人因公殉职。而水文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却鲜为人知，更难于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理解重视和关心支持。水文干部被误解受歧视，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使工作受到极大影响。

整风运动开始，各级党委层层动员帮助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也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再三强调是为了克服国家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切实改进工作。当时的政治气氛俨然是一派盛世明群怀德天下的开明景象。我们一群二十多岁的共青团员，血气方刚，满腔热忱，由衷感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无比光荣与自豪。完全出自天然本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改进工作踊跃献言献策。

谁料一片赤胆忠心，竟落入预设陷阱！

那时，我和吴明春等五位同志担任水文总站检查员，分片负责全省大五流域近百个水文站的技术指导工作。我们所到之处，听到最强烈的呼声都是要求总站收回领导关系，恢复系统垂直领导，以利于全省水文站工作正常运转。大鸣大放中，这个问题成为水文总站议论的中心焦点。

在省农林厅水利局召开的技术员座谈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意见，立即有多人发言支持并加以强调，议论激烈言词尖锐。但厅里派来和局里出面主持座谈会的领导人却始终默不表态，以致会后议论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吴明春同志愤然挥笔疾书，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刘明辉代省长写了一封信，详尽阐述了这个剖珠始末原由。并附上一份中央水利部关于“水文站领导关系应根据各省、区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妥善处理”的简报材料，交大家传阅征求意见，当时水文站有三十多位同志看过都表示完全赞同，并在信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姓名，我也是其中之一。

正当此时，水利局人事科似乎风闻水文站发生了什么越轨行为，派人前来“侦察”。于是有人提议应尽快将此信送出。大家出于信任，推举我担当此任。我本想见到省长当面送呈，掏心里话再说几句。但秘书告诉我刘省长正在开会，我不能久待，只好把信交给秘书，索取一纸收条返回。

就为这么一件事，吴明春和我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吴被说成是搞签名请愿闹大民主的罪魁祸首，我被说成向党进攻的急先锋。水文总站受此事牵连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李坤、刘伯元、王世荣等多位同志。

历史事实是最雄辩的，数年之后，全省水文站的领导关系终于收回。延续四十余年，至今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专业系统领导机制。实践证明当年我们所提意见完全正确，但我们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二、茶缸盖子祸终生

1957年6月8日

云南省水利局揪出了“耳旁风”反党小集团，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击批斗。机关里一切日常工作都停下来，每个部门科，室昼夜揪斗右派。三层大楼各办公室不断传出阵阵凶狠的吼叫：“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水文总站首当其冲揪斗吴春明，他不仅是搞签名请愿闹大民主的元凶，而且是“耳旁风”集团的重要成员。问题越揭越多，甚至被升级到反苏反共的绝顶高度。昼夜连续批斗，一直搞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我耳闻目睹许多现象，简直使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的人竟可以一夜之间从鸣放时的最高音突变为反右派的大英雄？为什么有的人平时满脸堆笑逢人点头哈腰，此时竟一反常态，可以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更有的人竟可以把你吃饭时扒落一粒米饭的小事，层层分析累进加码直到把你说成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面对这些现象，我陷入了深深地迷惘。

在一夕批判吴春明的会上，我和两位姓王的通知隔桌对坐，听一位唇如鸭的武汉籍人发言，对他那种层层加码无限升级的分析逻辑深感厌恶。此时恰见桌上一只墨水瓶未盖瓶盖，对面坐的王同志伸手把瓶盖放上，我突然心有所动，即伸手取下此瓶盖，另将近旁一个浆糊瓶盖拿来罩上。对面二王见了，于我相视一笑。另一位王同志则再动手取下浆糊瓶盖。拿来一个茶缸盖子罩在墨水瓶上----在那种特殊场合用哑谜表现出帽子越来越大之意----我们三人几乎失声笑了出来。当时这个场景曾引起坐在近旁的几位探子关注。后来，我的命运是注定在劫难逃的了。最可叹者是动手罩上茶缸盖子的王世荣同志，他就因这茶缸盖子惹祸，在反右派中被抓住这点线索，深挖揪出，打成右派分子。最终受尽摧残折磨，死在农场。未能见到沉冤昭雪之日。此祸因我而起，二十一年后落实政策重见天日之时不见王君，怎不教我终生遗憾！

三、棕绳捆绑抓右派

时间进入8月，全省各地连降暴雨，各流域江河水位猛涨。水文测验最紧张繁忙的汛期到来。水文总站急需派人下去加强指导汛期工作。五个检查员中吴春明正受批评，肯定不会派下去了，我暂时看似还平安无事，仍被派往玉溪、思茅、版纳一线履行检查员职责。

8月中旬我到达元江县，检查部署加强了水文站的汛期工作。元江水文站住在县城里。此时县级机关工作正开展整风运动，县委大力动员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我是省里下去的人，被安排参加农林水单位领导小组学习，但各单位连续多日开的都是哑巴会，尽管领导小组再三研究再四动员，始终无人开口说话---反击右派已经两个多月，报纸广播天天在批斗右派，阳谋早已揭秘，谁还敢随便发言？我自己算是过来人了，看到这种场面，心里困惑，不知他们下一步将如何转场。

我因有任务在身，不能在此久住。离开元江县去思茅版纳等各地走了一趟，九月中旬返回到元江。一到下面就得知该县的右派分子已经全部抓起来了，仅水文站就抓出来两个右派。站长丁渭清带领我去看了关押右派的场所---旧社会一家财主的宅院。一个大天井四周上了锁的各个房间挤满了一群群蓬首垢面的囚犯。水文站的两个右派也在其中，九月间元江县的气候酷热难当，我刚跨入天井，就被扑面而来的污浊气浪熏得恶心发呕，匆匆一瞥急忙退出。

丁站长把元江县抓右派的情形讲给我听，使我又长了一番见识，原来只要达到目的，采取什么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中共和省级机关反右派是经过大鸣大放，以“引蛇出洞”战术，逐个揪出来的。这里却省略了大鸣大放阶段----因为根本无人发言。是运用“聚而歼之”的办法一网打尽。元江县委事先拟定了全县右派分子名单，行动前夜紧急召开左派分子会议，严密部署每二名左派跟定一名右派，配备棕绳随身紧藏，如此这般，按计划行动。

次日上午8时，全县机关干部按通知到大礼堂（那时只是一个简单大棚）开会。进入会场按惯例各人自寻座位。主席台上的人认真审视数遍，待全体待定，台上宣布开会。县委书记登台讲话，一番简短的开场白后，书记按单点名。台上点出了一个名字，台下立即有二人从左右两侧抓住此人，掏出棕绳捆绑起来。真是瓮中捉鳖手到擒获毫不费事。照此办理，台上点名一长串；台下捆绑一大片。元江县就这样创造了大抓右派的历史奇闻。

那么，该县的右派名单是如何拟定的呢？据定站长讲，水文站的两人各有原因：钟天福是宜良县人，家庭成分地主，老婆是家庭妇女，拖着三四个娃娃投奔丈夫而来，全家五六口仅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贫困拮据可想而知，单位上曾多次给过福利补助。此人工作上能吃苦耐劳，但就是有时会流露点怀旧情绪，如此而已！另一个金学尧是建水县人，农村土改之后出来工作的积极分子，共青团员，不幸被机关食堂里做饭的一个寡妇勾引成奸，受过纪律处分，心怀怒忿。丁站长还告诉我，县农水科一位姓李的当地民族干部，曾在早些时贴过一张漫画式的大字报，形容政府机关（在旧县衙）里有人养着几大群鸡，到处乱窜天造喧天，满院子糊满鸡屎，办公室桌椅上也难幸免。该漫画配词云：“鸡不算多，只有二三十个，每鸡生一蛋，生活就改善。副食品紧张，与我毫不相干”这位李同志也成了被抓的右派之一。还有气象站的黄站长，平时还是县里相当走红的头面人物，与丁站长关系甚密，但丁却说不清黄为何也被捆绑抓出来当了右派。

四、科长自杀劳模反党

1957年10月，我奉命回总站开会。公差外出两个月全不知机关里反右派斗争又爆出来两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其一，水利局会计科长邓显琼（女党员）跳进正涨水的盘龙江自杀了。据说她在大鸣大放曾当过“耳边风”集团提供过局里发福利补助的财务数据。在“耳边风”贴出的文章中有一则题为《福利补助毛呢裤》，被定为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该文讲的是宋副局长等几位北方籍领导干部，因家乡遭受水灾急需救助而申请福利补助。拿到补助费却用于购买高档毛料服装的事。邓显琼被党内指控为内奸而畏罪自杀---她既然连死都不怕，畏什么罪呢？她那是抗争，是对当权者见不得阳光的肮脏心态和丑态行为的抗争。

其二，正被树为学习榜样的全省劳动模范李孝炯突然反党，被揪出来了！

事隔四十六年之后，我见到了李孝炯，谈起往事感慨无限。他告诉我：那时他陪同省里一些领导人去滇西边境视察工作，当地市场上充满走私进口洋货，边境涉外纪律严格规定：国家干部一律不准购买走私洋货。党员要用党籍，团员要用团籍来保证坚决做到。但我们水里局的宋副局长却擅自购了许多。他对此事十分愤慨，说过“这种领导人应该撤职开除党籍”的话。于是，他突然成了反党分子。批斗他时，他还坚持说“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昭通地区大关县水利工地上，监督劳动长达二十一年。

五、“耳边风”反党集团

反击右派四个多月，水利局的“耳边风”反党小集团越批越大了。所谓“耳边风”集团，是在大鸣大放初期，厅、局分级召开工程师、技术员座谈会后，水利局黑板报的宣传栏上贴出来一张打油诗似的手抄文章，其内容似将座谈会上听到的发言重点加以归纳报导。署名写了“耳边风”三字。无非表明此系听来的，权当耳边风可听可不听之意。此文一出，引起轰动。起手又连续贴出过几张，内容涉及较多。尽我记忆中印象特别深者，除前文已述“福利补助毛呢裤”之外，诸如“八个大文件”、“匈波两个人”等典故，乃针对副局长送宋辛未的洋相而发。

在象眼街林业局大厅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这位宋副局长讲话称：“大家要认真学习好中央八个大档”!此言一出，听众愕然。谁都知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会全国代表大会。攻击党委把认真学习“八大”档作为当时的头等大事来抓。到了宋副局长嘴里竟变成了“八个大档”。难道中央文件还有大小之分吗？

1956年夏秋，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政治动乱，苏联出兵镇压，两国政坛发生权力更迭。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宋副局长在大会上传达档，照本宣科他念不下去，干脆抛开档信口雌黄，他说：“这个匈波事件嘛，就是匈波两个人的事件”！如此洋相百出者窃居高位，确实令人震惊，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实。

还有一则“河里摸铅鱼”典故，说的是水文总站副主任赵山。此人刚从军队转业到总站任职，但是下面反映缺少检验设备，工作难于开展，唐主任教育大家：“战争年代没有武器都可以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嘛，这点困难就克服不了？”下面的人十分为难了，测流量没有仪器，难道可以从河里摸来铅鱼？（引导流速仪垂直沉水之附件）

面对如此现实，“耳边风”文章强调水利局应有一个技术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全省水利建设事业顺利开展。撰文者只想胸中积臆一吐为快，岂知犯了大忌，正好被套作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党标本。

6月8日

1957年5月某日，水利局12级以上技术员座谈会后的当天晚上，几位四川籍大、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员在土工实验室吹牛摆龙门阵，谈笑风生议论会上听到的轶闻趣事。几位都是学识不凡积极进取性格开朗诙谐幽默的活跃分子。谈笑之间还觉得兴犹未尽，遂编了几句顺口溜写在纸上，互相逗趣又作了些补充修改，他（她）们是工务科的王定远（副科长）、胡国宾、土工室的陈朝芝（女）、杨如兰（女），随后王雄才（天津大学毕业）进屋见了也很感兴趣。王喜爱书法，就用毛笔眷写出来。几个人在谈笑议论中拟定以“耳边风”为笔名署上，当夜贴了出去。为了次日一早即轰动全局，引来观者如潮。于是几个年轻人更来了兴趣，吴明春（川大毕业）也凑进去，又编了些打油诗式的短文贴出。这就是“耳边风”集团的由来。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形同文字游戏的开心玩意儿，竟被当局极端看重，抬举为反党大毒草向党进攻的大毒箭，一群嬉笑顽皮的年轻人竟因此而铸下了祸及终生的弥天大罪！

后来，王定远被认定为“耳边风”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其正在热恋中女友杨如兰是联络员，（可叹他二人被活活拆散，劳燕分飞天各一方，落下终生遗憾）王雄才是军师，吴明春是高参，陈朝芝，陈远荣，胡国宾等是得力干将。

反右派斗争无休止地深挖追查，又把几位素来谨言慎行的中年工程师也牵扯进去，诸如符应权、余传授、杨祖梅、赵馔安等等。这几位无非是曾经对耳边风”文章稍微表示过一点肯定性的态度，或点过一下头，或说过带倾向性的句把话，一鳞半爪，词组支言，均被囊括入网，总之，只要谁与“耳边风”有一丝半缕牵扯，谁就难逃悲惨的右派命运。于是乎, “耳边风”名声大噪。揪出“耳边风”反党集团，成了水利局反右派斗争取得的巨大辉煌的赫赫战果。当时的《云南日报》登载过大篇幅专题报导。

往事悠悠，时光流逝，四十六度春秋之后，2003年阳春三月，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昆明樱花盛开海鸥飞舞的翠湖公园聚会与当年因“耳边风”祸的几位老同志见了面。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当年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的骄子，蒙受共产党的恩泽，荣列国家干部队伍。反党干什么？难道自毁靠山！帮助党整风，正是听了党的话。谁料政治风云突变，最无辜是我辈热血青年，秉衷心赤诚争奉献，却不幸一夜间成了罪人。从此后中国民间多了一条谚语：“大鸣大放，诱人上当”。我们遭受了二十一年的摧残屈辱，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苦难折磨，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才获重见天日，昭雪沉冤，重新为党工作。然而，全国55万多名右派，有多少未能活到这一天，至今无从知晓。比起那些受尽苦难英年早逝的难友，我们要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故旧相逢，无话不谈。谈到当年“耳边风”几位当事人不能不提到胡国宾，此人在一年前已经病故。他在临终之前再三向当年患难的老同志们道歉，请求原谅。当年“耳边风”闯下大祸被揪出狠斗，他支撑不住举起了白旗。顺从当局逼供诱供的套路，指认了各人能充当的各种头衔，诸如谁是头目谁是军师等等，随他信口胡编，就成了榜上钉钉的罪名。甚至后来被牵扯进去的几位中年工程师，也就是因他供出私下接触的只言词组而被揪出来的。他这一供，使这些人顷刻入十八层地狱，有的人受尽折磨早已离开人世（符应权）。1979年落实政策时，水利厅人事处一位姓李的女同志问他：“你这样乱供乱咬，害了这么多人，你得到了什么好处？”他无言以对。良心的谴责伴随他极为不幸的一生。斯人已逝，夫复何言！据说上帝也能宽恕临终忏悔之人，何况朋友之间！

与胡截然相反，王定远同志始终坚持自己无罪，拒不低头屈服，王雄才同志则咬紧牙关，独自承受苦难，决不牵扯别人，吴明春同志敢作敢为，勇于承担责任。他至今深受“光大”众难友的崇敬与信赖，公推为“五七战士”的联系人，这几位同志在胡国宾病重期间和弥留之际，都在病房轮番守护，给予他亲切关怀和细致照顾。

六、中弹落马在劫难逃

我从8月公差外出，10月回总站开会，总结汛期工作之后，又接受了增设峨山新站的勘测任务，稍作准备即带队出行。心想反右派没我的事了吧！在峨山县一直工作到12月底，接电报令我回局参加整风第四阶段学习。

1958年元月初我回到昆明，总站通知我去西站农水干校报到，这里已集中了全省基层水文站来的同志。主持领导学习者是局人事科派来的管朝明，水文站竟无人能担此任了！宣布编组名单，我的小组长是墨江站的张祖舜，此人乃我直管下属，此时位置互换，其神态自是不同往常。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去办公室找墨水，屋门紧闭，我举手敲门，里面问明是我，张祖舜拉开一条门缝把墨水瓶递出来，随即把门又关上。我一眼瞥见屋内多人正神秘地在忙活什么。

次日一早跨进会场，只见四壁墙上贴满了揭发批判“反党急先锋”薛大人的大字报，此时我终于明白自己中弹落马在劫难逃了！

批斗会上要我交代如何搞签名请愿闹大民主，跑五华山送“请愿书”问题。我对此当然理直气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条清缕晰地讲述清楚。在场听众都是来自基层水文站的人，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为谁请命。正听得入神，突然一声吼叫截断了我的交代：“不要他讲了，我们说不赢他。”这是小组长张祖舜的声音，显然是受意而发。但他说漏了嘴，既然“说不赢他”，那还批判什么呢？于是管朝明出面纠偏：“不准他狡辩，叫他老实交代反党罪行”！我的发言权被强行剥夺，只有任人肆意诬枉大加挞伐的份儿了。

西站农水干校同时有几家厅属单位在搞反右派斗争。一天清晨发现厕所门外一棵树上有人悬脖自杀，于是整个校园突然紧张起来。我身后多了一条尾巴，吃喝拉撒都有人紧跟，使我胸中怒火燃烧。转身呵斥那可怜的保护人：“你去告诉他们，我绝不会死。我要活着看到底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开过两场批斗会，叫我去写书面检查。独坐一室，握笔展纸，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

想我自幼出身贫寒，十一岁时父亲病逝，寡母拉扯着我们姐妹兄弟五个孩子艰苦度日。我十二岁辍学做童工当过店员，稚嫩的身躯被厚重的店门拌、板滑塌压折腰椎，母亲含泪接我回家养伤。我当时一心只想读书，1945年十三岁时考入建水县私立建民中学。以优异成绩取得免费工读待遇，可与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搞油印，不仅免交学费还得到学校发给少量补贴购买书籍文具。建民中学是滇南地下党培育革命青年的摇篮。我在这里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加入地下民青组织并积极投入武装斗争。解放后奉命接受农村教育工作，1950年任建水马军小学校长，1951年调入省农林厅水利局，1952年被选送入西南水利学校学习，1953年回省后一直在水文总站工作。从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的十二间，是共产党的抚育培养，我一步步长大成人。我对共产党永远只有报答不了的恩情。为工作上决策有误的问题提出意见，那都是响应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嘛！既然言者无罪，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

我真不明白，我伤心已极，我情难自禁，真的放声大哭了一场，幼年丧父时我也没有这么伤心过。

1958年3月9日

如今我们都已苍苍年迈，衷心期盼祖国日益繁荣昌盛。寄望后人牢记沉痛的教训，永远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潞江岁月

管西屏之子管见整理

一、劳动改造第一课

从昆明同乘一辆敞篷卡车被押来潞江农场的三十多人，分别来自省级农业商业水利电力各部门多个单位，原先互不相识。经过五天长途颠簸，晓行夜宿同行同止，食宿之间彼此接触，气质相近者相互交谈自然接触起来。因此行已非寻常出差，我身边行囊除全部被服书籍之外,还带有一件相伴多年的民族乐器三弦琴。未料在旅途中竟意外巧逢知音。在保山县委招待所住宿的那天晚上，有位文质彬彬的难友向我索琴观赏，转轴调弦之间知他是位高手。听他弹奏了一曲《彩云追月》,真如珠落玉盘，行云流水，悠扬跌宕，激起我苦旅思乡之情，接过琴来我也弹奏了一曲《家乡的月亮》。我二人各有特色的娴熟琴艺引来同行难友们挤在一室共凑热闹。这位知音即是来自省民族贸易公司的金振华同志，我们之间以琴结缘，从此开始结成了终生不弃的患难深情。

此时省水利局的右派早已分批处理，被分别押往昆明附近的大板桥小哨，安宁光明，弥勒东风等农场监督劳动，到我被处分时这些地方早已被“安满”。所以才千里迢迢发配到潞江来。

1958年3月14日

这时候，全中国已经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农场场长田德恒到八队来视察训话。这位场长操山西口音，可称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宣传鼓动家。他把我们统称为“监督生产人员”。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因为不听党的话，所以才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要求我们在大跃进中下决心好好劳动，戴罪立功，通过艰苦劳动，彻底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他向我们宣讲潞江农场的创建历史，讲复员军人和垦荒队的建场功绩，讲潞江坝将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要求我们坚定树立以场为家的思想。他十分肯定地说：“将来农场建设好了，到那时只怕是拿棒棒赶都赶不走你们了。”

田场长的一番话，对我确实发生过相当震撼。我一直认为自己正是太听党的话才落到今日下场，这一点与他见解不同。至于将来赶走赶不走的话，那是后话了。当时我心里憋足了一股蛮劲儿：为了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贞赤诚，暗自发誓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叫你找不出我身上有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什么艰苦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在大红山开荒，每天抡起七斤重的大条锄，埋头奋力挖翻脚下亘古沉睡的土地。眼前只见一块块带草皮的大土垡从锄下翻过身来，全然不顾双手已血泡连血泡，把半截锄头把都染红了。直到手掌心握不了锄把，只能用虎口夹住去挖，这样一来工效自然锐减。有一位姓陈的老兵班长发现我挖地姿势动作异常，老远就骂骂咧咧走来，操一口广西口音骂道：“你这个人，像什么熊样，有你这样的挖法？磨什么洋工……”他来到面前劈手把我的锄头夺去。血染的锄把先吓着了他，再一看我的双手，血肉模糊沾满泥垢，他真的大发雷霆高声骂起来：“他妈的！你不要命啦！还不赶快去医务室……”

场部医务室里，一位姓李的安徽籍医生看了我的双手，紧皱眉头摇头叹气直埋怨：“小伙子呃！你怎么搞的？弄成这个样子才来啊……”医生立即动手给我治疗，用消毒药液洗净我双手的血污泥垢。他斟酌半晌决定开刀，从小指根向腕部一侧切开一条口子，掀起掌心皮肉排除浓液，塞入甘油纱布引流，五个手指头逐一上药包扎。我胸前吊着缠满绷带的伤手回到八队，什么也干不成了。经过连续几天打针吃药，换药包扎逐步好转。队长叫我去猪厩帮饲养员烧火煮饲料。

就在这几天，又来了一批“监督生产人员”。其中有个年逾花甲的老者，八队领导看他年迈体弱不能上山开荒，现想出一个差使安排他去放猪。那些猪本是圈起养惯了的，一旦放出去，岂有不遍山乱跑之理，才放了一天猪，这位老者就累垮躺倒了。我只听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艰难地喘着哼着：“哎哟！我的妈呀！”后来用马车把他送去场部医务室，不几天就死去了！

这位老者是保山送来的，名叫施政亚，东北籍人。据说此人通晓俄语，伪满时期当过坐绿呢大桥的邮政督察官，解放后在保山邮电局工作，任保一中的俄语教师。这是我在潞江第一次见到死人。也是平生第一次知道：上了年岁的人一旦身处逆境，其生命力竟如此之脆弱。将之比作“风前烛、瓦上霜”，一点也不为过。

二、昼夜苦战熬瞌睡

我手上伤痊愈后仍旧上山开荒，天长日久，手上长起了一层又硬又厚的老茧，十个手指变成了有方有楞的萝卜条，再也不会磨起血泡。这可算是劳动改造的一项重要收获，右手掌上的这条刀疤，则是我此段经历的永远纪念。

每日天刚破晓，哨声一响就起床上山开荒，天黑才回猪厩。一日三餐极为简单。那时候吃饭还不是什么问题，大跃进就宣传吃饭不要钱，叫做放开肚皮吃饱饭。八队食堂大行军锅焖的大米饭摆出来可以各取所需，只是菜肴就差欠了，每顿清水煮干萝卜片不见油花。体力消耗大，饭量就大增，胃里负担过重，已阵阵往上反酸倒辣的疼。这都还可以忍受，最难熬的是不得睡觉。每日天黑收工，狼吞虎咽吃下晚饭，不是开大会就是加夜班，一直要折腾到下半夜才得睡下。只觉得头刚落枕，耳边就响起尖厉的起床哨声。于是又重复着起床上山、白天开荒、夜晚加班的固定程序。加班干什么事是另一回事，清扫猪厩算积肥，到公路边铲草皮算积肥。反正得找事来干，这样才叫大跃进嘛！

到了大战红五月之后，动不动就是苦战五昼夜，苦战十昼夜，根本就甭想睡什么觉了。夜晚燃起篝火挖马车路，连续一二十夜通宵苦战。半夜时分还供一餐饭，直接送到工地。此时只有睡觉才是疲惫已久的人唯一的生理需要。得吃不如得睡，赶紧见缝插针找个隐秘处倒头睡下。只觉得刚合上眼，尖厉的出工哨又响起来了。心里只怨那些吃饭的怎么这样快！

作家高玉宝有篇著名文章《半夜鸡叫》，讲地主周剥皮费尽心机驱赶长工们半夜起床下地干活。考证下来，毕竟长工们前半夜多少还得睡过一下。高玉宝他们远比此时的我们强多了！

这种昼夜苦战，除了给大跃进制造声势，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苦战二十多夜挖出的一条马车路，雨季一来就坍毁了；公路边铲草积肥等于帮养路段做义务工，堆积的草皮无非一堆废土。

苦战通宵疲惫不堪的是我们和广大工人，干部们却精神特足，到处吆喝，督促人们加油快干。人皆血肉之躯，巨大的反差，使人不难看出他们是借各处巡视之机，早已睡够养足精神，才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领导干部白天在室内休闲办公，夜晚开会可以精神百倍滔滔不绝一讲数小时。工人和我们整天高强度劳动，夜里还得席地而坐接受教育，难免不时发出鼾声，打鼾者立即受到呵叱被罚立正站起。有几个老兵班长自动专司纠察之职。鼾声得最起劲的是李步青，人都叫他理不清。当他鼾声大作被旁边人推醒过来时，他却揉着眼睛咋呼起来“不准打瞌睡呵！”会场上引发一阵哄笑，倒也给人驱几分睡意。

大战红五月时，连看电影都搞大跃进。一晚上连放五六部，直到天亮才停机，带个簔衣铺在地上，趁机补点瞌睡。但也不敢大意，鼾声过大会遭到惩罚。

脱胎换骨漫漫长路关山重重，往后还有多少难关谁也无法预见。刚受过皮肉磨损之苦，又面临煎熬瞌睡之难。古训有云,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我们来说，决非妄想天将降予大任，而是只盼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就这么一点愿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

三、大放“卫星”瞎折腾

大跃进高潮跌宕，全中国各行各业争相打放“卫星”。潞江农场没有钢铁可以大炼，就在甘蔗、棉花、咖啡、橡胶和粮食等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卫星”上大做文章，动不动就召开全场誓师大会，上千名农场工人从怒江西岸高黎贡山到场部来开大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嘹亮，一派热火朝天景象煞是壮观。大会上摆开擂台挑战应战竞赛。各作业区生产队的代表人物纷纷上台竞报产量，叫做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长在地里的庄稼一切生态依旧，产量却随着人的主观意愿节节飙升，达到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甲队敢报甘蔗亩产一万斤，乙队就敢报出三万斤，丙队更敢报到五万斤。甲队回头再报六万，另一轮就八万十万二十万一路往上翻。老桥队报150万斤，谁报的产量最高谁就夺旗，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各种作物都得经过这样一番竞赛。于是掌声雷动、口号震天，似乎已经看到木柱那样粗的甘蔗，面盆那样大的棉花，鸡蛋那样大的咖啡果，花生那样大的稻粒摆在面前了，这就是大打放“卫星”制造出来梦呓般的神话奇迹。

《人民日报》每天以套红大字报标题报导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粮食丰收放出的高产“卫星”，刊登毛主席亲临视察的大幅照片。中国科学院院长、诗人郭沫若赋诗作词，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粮食高产“卫星”祝贺。云南省一个小小的金平县也放出了稻谷亩产七万斤的大“卫星”。报纸上捎来的新鲜事物不需怀疑，蒙自县一个县委书记毛光书就是因怀疑亩产红薯十万斤而被补划为右派；潞江农场就有一名下放干部张云波，因为大跃进“吹冷风”而被补划入右派行列，右派队伍还在继续扩大。

四、人民公社野战营

1958年中央提出的总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加上人民公社合起来叫做“三面红旗”。这是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专有名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一个政治考试的必考题。全国各地交通沿线的高山坡上，必有镶嵌制成的巨幅标语装点江山。

人民公社如狂飙席卷全国。潞江人民公社宣布成立之日，农场工人和坝弯区农民上万人在一起开了庆祝大会，更是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高唱《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前要超过英国老王牌》等豪情万丈的歌曲。振臂高呼超英赶美口号。对于美英两国到底什么样，老百姓知道的只是抗美援朝我们打了胜仗，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赶超这样的对手，有何难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农场场长田德恒兼任了潞江人民公社主任，把工人与当地农民合并成了一家人。公社调集精壮劳力组成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叫做野战营，在全公社范围内“南征北战”。我们这批年轻单身汉成了野战营的主力。背上背包扛上锄头镰刀，风风火火到处流动作战。每到一个生产队，碰到干啥就干啥，干完一队又去另一队。中耕除草，挖坑打塘、深翻土地、抢收积肥、抢收粮食，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永远记得在一个傣族生产队收稻谷的那一次，偏要通宵夜战，一百多人黑灯瞎火乱打了一夜。辛苦耕耘一年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不知被我们给打飞了多少！后来长期饿肚子，每想起此事，心里就泛起一股沉重的负罪感。

野战营居无定所，有时不得不露天宿营。在老桥队露宿那天，半夜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上面劈头盖脸浇下，身下浊流滚滚冲来。那种情景简直无法形容，落汤鸡、拖泥带水、狼狈不堪——都不如“终生难忘”这四字更为贴切！

大跃进造下的罪孽，很快就遭到了报应，全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长期饥饿之中。饿死人口数以千万计，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亲身经历应是“人祸为主”，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五、困饥馑 亲情铭肺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满目金黄，历来就有金秋之美称。但对于1958年的秋天，我认为改称“火”才更贴切。论五行火能克金且金熔于火。大跃进烧起的一场熊熊烈火，不知烧昏了多少人的头脑。报纸上曾一度提出以“粮食多了怎么办”作为命题开展全民大讨论。潞江农场则宣称要“偷偷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了。

1958年各行各业放出的各种“卫星”，并非能环绕地球运行的任何金属制品。当年滥用这个名词，对新兴的航天科技事业是极大的扭曲和亵渎---很快就被这场熊熊之火给熔尽了！比如大炼钢铁，到处砍伐天然林木做薪炭，搜进民间铁器做原料。但出来的卫星是一堆堆废渣，老百姓叫它铁屎。说到底纯粹就是暴殄天物、变宝为废！再比如亩产稻谷七万斤的金平县，不惜兴师动众把别处半成熟的稻株连根带泥抜起来，小心翼翼地平放在用竹扎成的临时担架上，从四面八方抬来，并在一丘田里，赶制出草绳围揽稻株腰部。然后恭请上级首长亲临验收，现场演示扔上手电筒不会落，扔上鸡蛋不会滚。随行记者抢拍镜头充分报导，最后打下来的全是秕谷。就是这些秕谷装袋过磅时，一溜摆了几台磅秤，一袋秕谷重复几次过磅，数字累加，亩产量就这样由五万斤、六万斤最后变成了上报时的七万斤。这就是金平县打放“卫星”的真实情况。老百姓眼睁睁看着将要到口的粮食，被这样无情的糟蹋，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各级干部何尝不知这是自欺欺人，但出于当时压力所迫，谁也不敢吭声。这颗“卫星”直接使上百亩良田颗粒无收。更可怕的是从此之后官场上公开兴起了当众作假、虚报浮夸歪风。一百年前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装》里，还有个不懂世故的孩子说句真话；1958年的中国，若有谁家孩子当众说出一句真话，那是连他的父母也要被追查而遭祸殃的。

自古秋收大忙五谷登场，应是百姓鼓腹而歌之际。而我们却从那时开始逐渐感受到饥饿的威胁。大米饭不再是摆出来各取所需，而是论斤两分配了。到1959年夏天，过秤分饭的斤两一再递减，人们整日只觉肚里空虚，刚吃过早饭就盼等午饭。没有干活的心思，也拿不出干活的力气来了。

八队猪厩里储有部分作饲料的三叶豆，老支书唐来富擅自做主，叫炊事员把三叶豆煮在饭里增加点分量。这一招很奏效，大家吃了都说好！消息迅速传开，其它队的工人借故毗邻干活，纷纷来八队买饭票搭伙就餐。可惜好景不长，三叶豆吃完了，每餐过秤分得那碗饭越来越少，晚餐改为稀饭，一人一大瓢不必过秤，喝时胀满肚皮，睡醒来撒泡尿后越发饿得心慌。

此后从不再提昼夜苦战，夜晚开会也不多了。每逢开会就听干部们讲现在粮食不过关，要等粮食过关就好了。但谁也不知这粮食关在哪里，怎么个过法。熬着漫长的夏季，眼巴巴盼等又一度秋收。盼到黄谷登场入仓，口粮供应全无半点松动的迹象。粮食过关遥遥无期，想吃一餐饱饭也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整个潞江农场陷入了半饥不饱状态，各队相继发生水肿病例，不断传来吃死了人的消息。其中就有开荒时在八队劳动过的龚琰和杨自立。死神的阴影向长期饥饿的人群步步逼近！

终于有一天，我走在收工回队的路上，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拖着沉重的双腿就是迈不开脚步，晚上还要开大会。新接任不久的队长袁喜才在会上讲了生产任务之后，当众点名把我臭骂一通：什么劳动态度极不端正，什么拖拖沓沓越来越不象话等等。我自到潞江农场就一直在八队劳动，换过几茬队长支书没有谁是这种态度。野战营结束后八队的劳力四处分流，原队长熊明指名把我要回八队兼任班组统计工作，我一切尽力而为，周围工人群众均不把我视为异类对待。这位新来的队长为何如此的怪作？

一通臭骂后。袁队长给我下达命令：“明天，你打上背包，去疗养队报到！”疗养队设在二号工地，有专设的医务室和病号食堂，接受全场的水肿病人分期分批在此疗养，享受特别供应的粮油糖等数量有限的部分食品，半天劳动也只做点摘棉花之类轻活。我在疗养队住了半个多月体质得以基本恢复。这位袁队长做了好事却先做恶人，叫我永远感念不已。可惜我重返潞江时他已作古，不能当面致谢，是我一大遗憾。我从疗养队回来，受到家姐寄来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寄到八队已经多日。是袁队长收留拿给我的。封口处疙疙瘩瘩似乎重新粘过。展信读毕，我难禁泪流满面。家姐信中所言，足令铁石心肠之人读了亦必伤情：“我们一直把你的事情真相瞒着母亲，对她老人家说你公差在外工作太忙，不能分身回家看望。每个月到一定时候我满眼含泪模仿你的语气写出一封你的来信，念给她老人家听，拿二十块钱给她说是你汇来的。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得出你写的薛字末笔拉得很长。所以我每次写假信都用你写来的旧信封装上拿给她看。瞒哄老人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二妹三妹和小弟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哥哥的话，她们年幼不能控制感情，生怕说漏了嘴泄露真情。我们谈论你的事情都要设法避开母亲。有一次稍不留神被她听去一言半语，老人立即大惊失色，以为是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我们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释劝慰，但假话终归编不圆范，老人的质疑越来越深了。昨天，母亲又念叨起你没良心，她老人家骂了你啦！她说别人家儿子都能回家探亲，就你狠心丢开这么多年不来看一眼。弟弟呀，我做姐的再也强忍不住了，我心如刀割失声痛哭起来。我泣不成声说：妈呀！你别骂啦，你儿子在受苦呐！这一下才真的是吓坏了母亲，她连声追问是咋个啦？我这个儿子不在人世了吗？突然之间天崩地裂了！弟弟呀，你该记得母亲有个老病根，她心里一着急，肚子就剧烈疼痛，上厕所又拉不出，倒在床上只会不住的哼哎哟哎哟……起不来啦。母亲认定你已不在人世，呼天抢地责怪我们不该这样瞒哄她……弟弟呀！现在是纸包不住火啦，我和小弟把你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诉了妈，再三劝慰，但她老人家不再相信我们说的话，哭哑了嗓子，两天一夜水米不沾牙了！……怎么办呢？当然最好是你马上能回来一下，但我知道这不现实，不可强求。我们需要的是你抓紧好好劳动和改造思想，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母亲面前。即使你不能再为国尽忠，也应该回家尽孝。姐兆芬 1960年8月8日”

我读到此信已时隔二十多天，不知老母现状如何。我心中万分焦急，立即动笔写了回信，翻遍行囊找出别具特征的几张旧照片，一并寄回让母亲确信她的儿子活在世上。信中我也大略讲了现时的饥饿处境，望家里设法寄点粮票，也为了使老母对我的存在确信无疑。此前虽长期饥饿我不愿让亲人远虑，多次写信都不曾说过这方面的情形。

家里很快就给我寄来包裹，内有沙糕、粮票、鱼肝油等极其珍贵的物品，此后接连收到多次邮寄来的食品、药品和衣物，邮寄限量每次只能一公斤。有限的物资包含着天高地厚的骨肉亲情，直叫我感铭肺腑，坚定了奔家团聚的决心。

我姐是地下边纵时期入党的干部，1958年因我被错划右派受到株连，从金平县财委秘书任上被下放到基层厂矿工作。二妹是小学教师，被下放到河口农场当工人。三妹正在昆明上大学，小弟是个旧二中的高才生，也因此被取消升学资格，到金平县铁工厂当了一名工人。我们一家姐妹兄弟五人幼年丧父，全靠大姐帮扶母亲艰难度日拉扯长大，大姐对弟妹的关爱无微不至，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二个母亲。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家对被划右派的亲人也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已婚并有了子女的纷纷离婚，我们一家宁受株连也割不断紧密相连的血肉亲情。我姐从小就充分了解我的为人秉性，他坚信我是个正直坦诚的优秀青年，目前虽然身处逆境，必能坚强不屈经得起任何考验。

真挚无私的感情无比崇高，崇高的真情愈显伟大；感铭肺腑的亲情激励着、鞭策着我一步步越出逆境，奔向光明的前程。

六、渡难关逆境

1959年——1961年，是新中国建立后加载史册的三年困难时期，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想象那时我们经历的苦难、折磨和人生百味。

自古有言曰“饥不择食”。那时候无论什么生果野菜凡能充饥之物，都成了极其宝贵的美食。集市贸易已完全取缔，国营商店里惟一可吃的只有盐巴。人们肚里空空，全部思维功能只集中于一个字—“吃”！就像时间除了此时再也别无其它。睡梦中常常见到满街鲜美绝伦的食品或堆成山丘的大米饭，每当“喜从天降”正欲饱餐一顿之时，梦就断了！醒来辗转难眠，深为食不到口而万分遗憾，更痛悔从前不懂得食之可贵，幻想着有朝一日若能尽情饱餐，则平生愿足矣，别无他求！对“民以食为天 ”这句千古名言，从此有了刻骨铭心的深刻理解。

“死里求生”是人类生存的天然本能，但在灾难面前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极端自私、背开同类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者大有人在。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故事，我不愿浪费笔墨，只想用四个字概而括之：“禽兽不如”！我所要记述的是另一种同舟共济、相互帮扶渡过难关的感人事例：

八队猪厩里有两位专职打猪草的难友吴作明和王正太，他们每天挑着大箩筐满潞江坝到处寻觅可供猪食的青饲料。有时箩筐底上破衣遮掩带回一点生芭蕉、麻菖蒲之类的野果，同室几位难友得以共同分享。他二人在野外辛苦劳作，若无瓜果充饥是绝对挑不回来一二百斤的重担的，这要算是一项美差。可贵的是他们并未独享美食。

农场各队轮流放水浇地灌田，轮到放水时必须昼夜巡渠渡口以防跑漏。夜间巡渠饥寒交加，副队长张东命我和段应焕二人到附近地里摸来些南瓜芋头，在沟边架起火用个洗脸盆煮做一锅，得以充饥御寒。

难友段应焕是个农村里长大的机灵大个子，犁田耙地是把好手。他趁工间放牛之机，仔细观察到有一片地里的苞谷缨子已经萎谢，捡好了一堆干柴放在一条隐蔽的深沟里。睡到半夜时分，他把我从被窝里悄悄拉醒，两人来到那片地里，摸黑掰下一二十个青苞谷，在沟里架起火来烧了，狠吃一顿。吃不完的带回去塞在牛厩的谷草堆里暂时存储，次日将之送给卧病在床的难友蒋全璧。

蒋全璧原是省公安厅“一○一 信箱”的管理干部，比我年长八岁。自潞江患难相识，是我倾心敬重的兄长和良师益友。他学识深厚正直善良且多才多艺。在苦难折磨中，他对我不断从哲理观念上给予指拨开导，从精神思想上给予鼓励支持。我们之间不是亲人已胜亲人。他在各种劳动技能上都是能工巧匠，农场对此派他上高黎贡山采伐建设用材。他每次都带回来核桃、板栗、松籽、蜂蜜等珍贵食物给难友们分享。有一次是国庆节吧，他在食堂杀猪帮厨，夜里用围腰布包了几块油渣悄悄塞给了我。那真是久违了多年，天上人间绝无仅有的绝妙美食了。口角余香至今犹存。

他身患哮喘痼疾，几次久病发作，我陪他上坝湾医院看病打针，给他端水送药。我每次收到家里邮来的包裹都先与他共享，然后再分赠同室难友，我们就是这样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着步步渡过难关。

那年入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八队种了二百多亩红薯作猪饲料，收获下来堆满了这个场院，但没有上级命令是不能随便就吃的。这时上至支书队长下至每户工人和我们几个单身汉，晚上关起门来以盆做锅，三块土坯作灶，架起火来大煮红薯。相互之间有事商量都只在门外交谈，从来互不进门，大家心照不宣。

我转职赶牛车把红薯从地里运回来。有一天在公路边装车，路上走来两个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十分眼馋地驻足看了半天。我赶车起步，他们一直跟车走着，悄悄问我能否卖给几个。我四顾无人，告诉他们我无权出售产品，叫他们撑开挂包，拣好的塞满两袋给他们背走。两人一再表示十分感谢而去。

到了1962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困难局面有了初步好转。保山地委统战部派人到潞江农场来举办“右派 集训队。分散在全场各队的难友集中到了八一新村往下来，每天早晚开会学习，下午半天劳动。到这时，全部监督生产人员中才分清了哪些人是右派。不属右派的打起背包仍回原队。我被指派担任一名小组长，各小组人数的综合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百零八人，其中有十名女性，此前已死亡和离场的不计在内。

七、离开农场返回故乡

集训学习不久，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了。由于我思念家乡的亲人，不愿留在农场，向农场申请批准，于1963年4月回到了老家金平县畜牧场劳动。以后我与一位纯朴的女子贫贱之交相爱结婚，婚后夫妻恩爱并有了子女。

1979年改正后，我恢复了公职，改行分在银行系统。我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我钻研业务工作成绩显著，后被提升为金平县农行行长直到离休。离休后我在建水农行干休所居住，夫妻恩爱，子女孝顺，真正做到安度晚年。但体质较差。

五七老人忆五七

戴文斌

我叫戴文斌，系湖南双峰县人，今年82岁，小学文化。1945年从戎，1949年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1师，1951年转业地方。

一、整风运动

交待“罪恶”

肆意践踏人权，我是遭天大的冤枉，犯什么“罪”都不知道。当时送我去农场的罪名是宣布为坏分子，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到了农场叫我交待“右派”“罪恶”，一句言论也没有。我简直是一头雾水，无法交待。为此常批判我是不认罪的，顽固到底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认罪又不行，自己写过多份认罪书，就是通不过。为了过关昧着良心承认是“右派”，只好请人代写认罪书，于是我请了一个文化水平高的人张加千，他是咱“右派”二分队的成员，来自保山银行的干部，他诚恳地接受我的请求，代写认罪书，实际也无“右派”言词，只是戴上些大帽子，臭骂一通“右派”是反动派、是客观存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苏修的别动队，是蒋介石的爪牙。要脱胎换骨，换肠换肚，改恶从善，努力改造，重新做人等等的分析批判的字样。果然凑效，管教员说，认罪较好，批判认识深刻，表明能接受改造。还说要相互监督，揭发检举他人，靠近党和政府，争取光明前途。

新光21年

“右派”们于1958年2月8日，被遣送到昌宁新光农场劳教，朱天佑、段在洪和我在3月某日才送去，原因是改正后办公室领导吴某某说你们几个是按百分比不够5%补上“右派”空缺的。当年共产党的政策如此荒唐。

到农场的“右派”人数约600人左右，加上其它类大约1000人左右。主要来自德宏、保山地州县的干部。这些人中，从职务上看，高到县团级，低到一般干部，文化水平高到大学水平，低到初识文字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父子关系，兄弟表亲，师生同学同事，以及上下级关系，婚姻状况已婚和未婚两种。由于政治压力大，有的离婚，有的誓死不离，像我的妻子誓死不离，她深信我是个正直的人。我的妻子系景颇族，性情耿直，除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外，带着孩子抚养教育，在困难前面，从不弯腰。我的景颇老伴，就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我虽划为“右派”，妻子坚决不离婚，受株连下放去畜牧场，后来又随我到新光农场。生活十分艰难，经济十分困难，劳动强度大，为了真挚的情感和对子女的热爱，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耗时21个春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才得以昭雪。家人虽脱离了苦海，但困难人生尚无结束，无房可居。

5828信箱是纪念一劳教所成立，就是1958年2月8日，昌宁县委组织部长周长禄带着几个干部以及昌宁的第一批“右派”来此建场，所以称之为5828信箱。外人听着，好似一个军事秘密机关，其实是个“集中营”。他的管理方式，类似劳改队，管理森严，强制劳动。正赶上大跃进，白天赶太阳，晚上追月亮，超英赶美，表面上8小时劳动，实际劳动时间每天在13小时以上。晚上夜战开田开地，修路由白坡至场部的公路4公里多，全是“右派”们夜战修通。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特差，苞谷籽红薯似猪牛饲料当饭吃，还吃不饱。患水肿病多，我也在其中。各种劳动都有定额，完不成者挨批判斗争。“右派”们被冤枉当作阶级敌人迫害，摧残专政21年，度过了漫长的21年艰苦生活。然而我们主观上始终认为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由于我们的艰辛劳动，将原来荒芜的柯街坝建设成农场，为国家、子孙后代开垦了数千亩地。要说立功赎罪，天大的罪也该赎清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产生出几十万“右派”分子，制造出了举世罕见的特大冤案，株连家属，几百万人受到歧视，子女不得招工参军，抬不起头来，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虐待，精神上受折磨，人们是有所共闻的。

遵循宪法索赔

《宪法》第97条“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天大的“右派冤案迫害摧残21年，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全家受株连，生活艰难，索赔21年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费，我的要求，是遵循国家宪法的。文革中的走资派，一律平反补发了工资，而对咱右派不补发工资，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由于妻子受株连，由机关单位强迫去农场，超负荷劳动，熬得一身病痛，心脏病冠心病等病症，三年住院30多次，医药费达20多万，自付约7万多元。借贷无门，忍痛将住房，卖了五万元，开支医药费，至今无房居住。2008年向小区申请廉房租，说要吃低保的才行。2009年又向民政局申请，不予受理。迫使我直接向市政府申请，申请无果。像我这么大的困难，来自于冤划“右派”，是当年执政的毛老人所为。政府不帮我解决，谁又能解决得了？偌大的一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七老人82岁的我，竟没有立足之地！学习科学发展观，基本点是以人为本，但在我身上，就体现不了。竟落到如此艰难地步，痛心！命也运也！

我前妻打成右派离世的前后过程

田大昌

由于上述问题搞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的爱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株连到我的两个女儿都受影响。他们两人的学习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相当的摧残，功过是非让后人评说。

我被打成右派的简历

    田大昌，男，现年79岁，系云南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马王屯人。现已退休，现在芒市丙午路甘蔗站遮放糖厂家属区。

    我是在农村土改中期被调到保山地委干训班学习的。两个月后（1952年4月4日）云南省民族工作队到达保山，我就分到民族工作队，派往芒市。1954年参加芒市地区的和平协商土改，1955年调往潞西县委社会调研组，1956年调县委肃反办公室，搞外调，1957年调县委财贸部工作。

    1957年整风反右，领导动员要帮助党整风，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帮助。当时县委机关无人讲，运动开展不起来。领导召开支委会，叫“支委带头鸣放”，所以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去，我就是写了“不提不提，一提就是书记，说来说去，能力胜过经理”，就说我是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第二张是画了一张漫画，是喜新厌旧没有提名提姓，批判时说我反对党的领导；第三张是说照一张相片4角钱，又说我反对物价政策，就说了这样几句话，就把我批斗了一个月之久，于1958年2月份把我送往保山潞江新城农场监督生产劳动。

“子债父还”老右新冤

铁  流 

北京最冷的时节，我来到云南保山。保山古称永昌府，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有着频繁的商贸活动；而在抗战时期，这里又是滇西战役的主战场，著名的“滇缅公路”即由此通过。“二战”时期国民党青年远征军在这里抗击日冠，浴血奋战42个昼夜，3,346员将士牺牲在这里。曾建有“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取名为“国殇墓园”。 在迭水河瀑布一侧山坡上，面积一万多平方米，于1945年6月建成。塔基正面刻有时为抗日统帅蒋中正先生题写的 “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其余三面为腾冲抗战纪要铭文。但是毛泽东为掩盖历史，抢夺抗战果实，竟然下令夷平坟墓，抛尸骨于荒野。

保山人的心里是明白的，他们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也是参与者。经过多年抗争，终在1998年恢复原貌，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温故知新，凭吊烈士，我来到了保山市。那天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在一家茶馆里喝茶，大概是我话音里带点“京味”，一位看去比我年长的老者，竟然误认我是“微服私访”的“高官”，递来状子叫起冤来。为了不破碎他的希望，不得不问起究竟。一问傻了，想不到他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受害者。面对如此老实巴交、光着双足穿双破旧胶鞋、说话结巴吐词不清的农民，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

我自然和他聊起身世来。他叫张忠献，1935年生，保山当地人，出生于小土地出租家庭。中学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民主改革”结束后转为小学教师。由于敬业，深受学生家长爱戴。1957年边区“反右斗争”酷于内地，仅因一首小诗引来灾难。这是一首感怀诗，诗曰：

弦歌知雅意，落叶识秋深；秋深桐叶落，风起何凄清？

倦鸟归飞急，绕林择木栖；愿伊安其所，何忧梧桐寂！

按诗原意讲，是首居寂而不苦，偏身而不孤，热爱教师职业的言志诗。可在那个荒唐年代硬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诗”。于是一抹到底，弄到农场去当“农民”，一去几十年。到了1979年“改正”时他再不愿意教书，心甘情愿地当一辈子农民。说着他脱去鞋子，指着那双变了形的足说：他几十年都是赤足在山地上走，老茧有一个指头厚，妻子、孩子全是大字不识的文盲。按说日子应过得平静了，才不哩！不快的事一个一个接踵而来。十年前妻子过世，他独自一人呆在一间自搭的棚子里生活，孤孤独独，与世无争，一人吃饱全家也就不饿了。想不到另一桩烦事找上了门，他儿子所在的农场因完不成上交任务，扣工资扣到了他的头上。他一月仅千元的退休养老金，自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我问：你儿子承包欠账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这是边区，边区有边区的规定，儿子欠了农场的承包费就得由老爸还，这叫“子债父还”。奇闻！过去只听说“父债子还”，现在来了个颠倒。为了弄清事实，我认真阅读了他求我上呈中央的材料。材料上这样写着：

呈：

皆因单位（农场）自行“子债父还”强扣离、退休父母的养老金。此事历时已久，我们历经多次向省内各级有关机关陈述（含诉论），请求解决无果。故，特向中央国家机关呈请受理恳望解决。

我等（460人）是云南省农垦总局直属（位于保山怒江）的新城青年（昆明市青年垦荒队）农场。我们都是离退休人员，现年最高86岁。

 “子债父还”原因之一，子债：农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办“联产承包制的家庭农场），我们子女均是本场正式工人，独立生活，独立承包。期间我等都已离退休了。“家庭农场”承包合同，先由甲方（农场）订好橡胶、胡椒、咖啡作物，面积、产量，每年交场金额（含逐年上升至1800多元/人•年之场管费），结余归已。乙方为了得到岗位不易而签合同。显然属于“订单合同”；乙方既要承付农场承包费，又要承担农资生产和生活（含抚育子女）等费用。对农场的债务都是因旱灾（农场在三十余年里灌溉基本未解决，靠天吃饭）和病虫害（场部虽有农技员，但业务素质不高）而造成歉收。歉收就难于足额交农场承包费，欠有余款。欠款数已由农场按高于银行贷款利息计收！应属高利贷！乙方欠账，从来都认账，并非是赖账，更不是甲方的“呆账”。

 “子债父还”原因之二，由于书记、场长的不正之风膨胀，加之管理人员多达五十余人的工资、补贴、奖金（1983、1993年两次全国工资改革后，农场拒不执行企业标准，而在本世纪公然按公务员标准计发。再加上轿车两辆、吃喝等“业务”开支），乙方交的管理费远远不够挥霍。为此党委书记方克忠、场长钏福民、杨忠福在法律、法规上都无规定的依据，无职代会、场管会的决议下，采取“子债父还”的违法、违纪方法，于1989年起，离退休养老金属系统农垦局统筹至今。利用发付养老金之权扣发离退休“父亲”的养老金抵子女的承包费欠款。当时就遭到我们反对，找书记方克忠讨说法，不料方克忠当众威胁说“要反对，谁的养老金一分钱都不发，至扣完为止”。强行扣养老金长达15年之久后，方克忠、杨忠福在各方的强烈谴责、人心向背的处境下，于2003年被迫停止。被扣人员460人，被扣金额164万元，造成年高体弱老人们生活十分困难。农场未参加社会医保，原按每人每年（离休除外）发门诊费36元，但后来这极少的门诊费不但停发，还要在养老金中扣发34元！居住异地的退休人员住院手术只准报销400元！年老多病者极为困难！我们坚信党中央对党内“病夫”、“蛀虫”会适时予以抛弃或清除的，我们会重见党的阳光的。为此，为了获求以法律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由余信、金茂昌、陈国民、张忠献为代表走向上访之路。

先到远离600多公里的昆明向农垦局信访办陈述要求解决。其答“待我们向领导汇报”。我们几经周折找着有关局领导，作了陈述请求解决。回答“需调查、研究”。我们又按属地向隆阳区、保山市有关部门和党委、政府陈述并寻找解决。他们一致认为“子债父还”扣离退休的养老金，是十分错误的。但农场是驻保单位，不属我们直接处理，只能逐级向上一级省里汇报解决。我们三四个人数年来到昆明五次，几经曲折才分别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省政府、省人大，进行陈述并恳请为我们做主给予解决。上述机关在接待中都认为“子债父还”扣养老金是十分错误的，都批转省总局党支部委分管的朱恩柱副书记处理。我们久盼朱副书记佳音。后来，使人白天做梦都梦不到的是他两次到农场对我们（未被扣的干部、工人多人）表态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被迫我们求助法律，向隆阳区法院诉论。受理是庭外（在农场）调解，由于原、被告双方诉辩争议很大，无果。我们又向保山市中院诉论。在审理中，不料在未通知原告方到庭而缺席做出“终审调解为原告败诉”！这正如农场党委书记方克忠在队长、支书会上说的“准备用50万元打这场官司”一样。报刊常载“司法不公，甚至腐败，它是最严重的腐败”。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八字衙门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求助于新华社昆明分社陈总编，他听完我三人（余信、金茂昌、陈国民）陈述后说：深表同情，“子债父还”扣养老金是错误的，甚至是违法的。即同省农垦总局通电话督办，但仍无结果！

方克忠、杨忠福，劣迹斑斑，激起全场老少强烈不满，农垦总局终于免去他们书记、场长职务！任命王国仕为书记、场长于一身（方、杨二人协助工作）。

此后，我们适时向新领导王国仕要求解决留给他的“子债父还”并由此带来的诉讼费、上访补助费。王书记本来对内情很清楚，当即表态：“解决诉讼费和上访补贴。”布置我们造名单签字后交他；被扣的164万多元，按一半的一半退还大家，望大家体谅农场经济困难。只退还1/4，大家虽很勉强，但也能谅解，感到欣慰！不料，过不久，王书记说：“问题解决不了，还需向总局汇报（分管副书记朱因柱）！”我们认为他是力不从心，因为有始作俑者方克忠、杨忠福在身边“协助工作”。由于有两种坚持错误的阻力，“子债父还”强扣离退休老人养老金，根在农场。退还所扣的钱虽在农场，但权力应在省农垦总局党委分管的朱恩柱副书记，他仍坚持“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综上所述，我们被迫信访中央。恳望为民做主，责成农垦总局对此事妥善解决。并望简复予我们，防他们暗箱。请谅！

特呈

呈诉人：九队离休干部 陈国民   电话：0875-2813430

一队退休干部 张忠献   电话：0875-2814678

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怒江、新城青年农场

邮编：678027

看了这份材料心里酸楚楚的，我能帮他什么忙呢？这些材料寄到中央去谁看？就连我这个住在首善之区小有点名气的老右，一连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写了八封信，仍是泥牛入海音讯杳无。为不伤害他对中共领导的希望，我只好接下这永远无人搭理的状子。我心里沉甸甸的，该怎么处理呢？没办法，写篇文章发到网上去。有作用也好无作用也罢，让世人知道知道，当今中国大陆的各级大小官吏，是怎样在盘剥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有冤却没有地方伸！不竟想起一首唐诗：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古今如此，千古一调，哀哉啊！

附录：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茅于轼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

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

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它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二○○二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

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

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管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

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

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

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

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

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纪念李曰垓

钱  亮

  2010年4月26日上午，李曰垓老先生突发心肌梗塞，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我们。他的逝世，是中国民主力量的一个重大损失，所有了解他的人，无不感到悲伤、惋惜。“右派”人士自己编辑的小册子《往事微痕》说他是“右派”维权中走在前面的一个人，称“他是昭通的旗帜，云南的旗帜，不，全国的旗帜！”

我是在工作中认识李曰垓老先生的，虽然认识还不到一年，但是因为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2009年，我所在的单位承接了昭通市一个工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任务，大概是9月的一天下午，业主和我们参加设计的工程人员一起讨论问题，会议上有一位年近70的老者，个子不高，体型清瘦，短短的头发泛着淡淡的银光，可是他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虽然他不是搞技术出身的专业人士，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认真，足以弥补他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因此，这个单位的董事长专门聘请他来负责筹建工作。老人家在会上侃侃而谈，对我们所需要的有关厂址的地理、交通、水文、气象条件等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参加会议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这个老人就是李曰垓，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认识了他。那次会议结束后，大家就各自回家了，我们之间没有作更深入的交谈。

不久我们到工程所在地进行现场踏勘，车到昭通，李曰垓老先生来接我们，他带我们到了现场。现场是紧靠山脚的一片斜坡旱地，老人家和我们一起爬高下低，其精力之充沛、行动之敏捷，令所有在场的人啧啧称赞。在返回市区的车上，我和老先生坐在一起聊天。当汽车经过市中心一座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时，这块巨石勾起了老人家对往事的回忆。

李曰垓，男，1941年12月23日出生，16岁就被打成了“右派”，成为中国“反右运动”中年龄最小的“右派”。按照法律规定，年满18岁才具有公民资格，因此也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16岁的少年李曰垓被打成“右派”，是对所谓法律的绝妙讽刺，证明了独裁统治下是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的。斯大林不是也把14岁的少年投入了监狱吗？对独裁统治者来说，法律就是他们客厅里的家具，想怎么摆放就怎么摆放。

李曰垓的母亲是小学老师，在上学之前就辅导他读完了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因此他13岁就初中毕业了。1955年，正是共产党急需人才的时候，那些拿枪杆子的人大多数都没有文化，而有文化的成年人又因为在所谓的“旧社会”混过，政治上不可靠，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因此未满14岁的李曰垓就被招进了昭通专署当机要员，负责保管档、电报、档案。前后三年，工作认真负责，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他是在单位领导三番五次要求机关职工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情况下，才在会议上发言的，没想到这就成了把他打成“右派”的铁证。其实，他被划为右派并没有什么“反党”言论，而是因为目睹了当时昭通专署的当权者强占人妻，杀害其夫一事。当权者为灭口封言，强行将他划成右派送进监狱。李曰垓被打成“右派”后，人生的道路就布满了荆棘。他于1958年、1973年和1975年先后三次遭到逮捕，前前后后在劳教所里关了20年。第一次被关的时候，他还天真地逃出劳改农场，打算徒步走到北京去申诉，他相信他是无罪的，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为他做主。可是他才走出几十里路，就被人追上抓了回去。

令人无比敬佩的是，虽然李曰垓身处逆境，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他在劳改农场读了几十本专业书和近百本文学名著，背熟了800首诗词，还写了20万字的读书笔记，并且打算写一部60万字的小说，可是才写了12万字的时候，因为同监室的人出于自己立功减刑的目的，向狱方告密而被没收。李曰垓也因此被关进1.5平方米的小号长达半年之久，期间不准他洗脸、不准换衣服、不准放风，真是惨无人道！

知识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类灾难，绝不是什么林彪、“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根源于政治体制。不建立民主政治，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人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政治灾难，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因此，当他重获自由以后，就没有停止过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努力。他积极参与要求政府给予右派及其家属物质和精神赔偿的签名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宣扬民主。据我所知，他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有： “噩梦醒了吗？—滇东北三个右派集中营滴血寻踪”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的《往事微痕—李曰垓专集》：“走出十恶阴影是中国解套的必由之路”一文，以张民权的笔名发表于2009年11月30日的《民主中国》网站；“‘反右派’半世纪祭”一文，以李曰垓的真名发表于2010年2月5日

李曰垓的一生，是中国人民辛酸血泪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独裁政治、争取民主自由的写照。李曰垓老先生带着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以上这些珍贵的思想。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李曰垓先生不仅关心和自己有关的“右派”问题，而且还关心普遍的公平正义，他是一个真正觉悟了的人，知识给了他一双火眼金睛，任何伪装和谎言都骗不了他。在“八个为什么—刘晓波案质疑”一文中，他义正词严的追问共产党：“如果对刘晓波的重刑残害真的于法有据、有理、有道义、得人心，为什么在万众要求揭晓内情的一致呼声中至今不敢公布全案材料？”他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指出了共产党对刘晓波的判决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是独裁政府扼杀人民言论自由的暴行！为了支持民主事业，李曰垓老先生把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全部捐给了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正在承受苦难的英雄们。

他的文章发表后，总是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很多网站都相互转载。通过这些文章，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李曰垓老先生的文字功底是多么深厚，而且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那颗火热的心脏强烈搏动的力度。他代表着人间的大爱，代表着中国人民反抗独裁暴政的历史强音！我相信，他的声音会永远回荡在祖国大地的上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专程前往昭通采访了李曰垓的案情，写下了《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一文，该文收集在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春风化雨》一书中。徐盛龙称他是“一棵压在石头下的小草”。是啊，李曰垓是一棵小草，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独裁专制是一块巨石，但小草代表着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然而独裁者却总是把别人的生命当作手段、当作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工具。因此，中国才会屡屡发生那些惨绝人寰、突破人道最基本底线的荒唐的政府行为。

提到小草，我突然回想起那天我和他坐在汽车上，经过昭通市中心毛泽东的大理石雕像时，李曰垓老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这是一座僵尸，哪里舍不得把他推倒，那里的人民就不会有自由！”这就是小草的呐喊，他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在乱石如坟的地方，就不会有青青的草地，不会有生机勃勃的春天。但愿他的这句话，能够传到每个中国人的耳朵，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激荡起回声。

2010.5.5

 “右”字人生

贺承业

在社会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来分别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前者代表革命、前进或激进派别，后者则代表保守、落后派别，这种用法早已成为中外惯例。到了上个世纪的天朝时代，圣主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实右’的一惯做法，全面实行专制复辟，把‘右’字封给一切他认为与此有不同意见的人，以示侮辱。从此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在天朝就颠倒使用了，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从此，‘右’字就成为一个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在天朝流行起来，其最重者莫过于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细分起来还有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这就有近百万人士，此外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分子、暗中甄别的右字人物，细分还有党内的、党外的、民主党派的，政协的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亲友等，这沾上‘右’字的人物总计就数千万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注定倒霉终身。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因为‘帽子是随时可以又重新给你戴上的’，即使中央发布了‘改正错划’，总还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总还称为‘前右派人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呼“前右派人员总理”，总之这个‘右’字就是那么如影随形地伴随终身，辱你终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这‘右’字在我天朝虽是作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用以侮辱人使用，但它与常用的如强盗、土匪、恶霸、凶神、恶煞……有所不同，对这些常见的称呼坏人之词，人们明白并习惯其坏之处自会加以痛恨的，但对‘右’字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坏字？何坏之有？常识告诉我们，左与右只是方向之区分而已；记得读过一个故事，记述说当年把右派下放到农家去改造时，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由于口音不同，农民们听为是‘油派’，问“为什么油派就是坏呀？”，只好理解为“总是偷了油吧”；不知其坏，也就达不到要人们痛恨他，进而终身羞辱他！——这个圣上内心的目标，要让人们痛恨‘右’，还真得费一翻工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就用断章取义、偷天换日，不惜陷害；可是在工农中就不好讲了，就只好反复唱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谎言唱它千遍也就成理论了，一个办法就是广泛而持久使用此字以辱人、贬人。由于长久使用也就有了这沾上‘右’字的人生，这是一个并不是坏人（甚至还是大好人），而必须对人、对已、对家人、对亲友、对社会时时刻刻作‘坏人状态’生存、过着羞辱的人生。这可是一个不易的人生啊！

要言说这样的动态人生，必须从两个坐标面上来讲，纵的是时间阶段，政治风向不断变化，时间不同境遇也随之不同；横的是面对不同的人群，有家人、有亲友、有同学、有同事、有陌生人、有知识分子、有工农人民、有街坊邻里；不同时间下不同的人，这就一言难尽了。/

一，当右派，稀里胡涂。首先是当染上‘右’字上身时，这可是身不由己，防不胜防，其它犯事还有个事实过程，染上这个字可不需什么事实与过程，只要某领导有心而又有机会就行；什么是右派还没有弄明白，就定你是右派，还要你承认。划右派时，不仅没有明确右派的含义，也没有明确规定右派的标准与程序，是到以划了许多右派之后。才公布了一个可以随意解读的‘六条标准’，正式档说二十一年后的改正式也是按当年的‘六条标准’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错划了的，真创政治乱搞之世界纪录了！这样稀里胡涂地搞，虽然以后难以让群众一听名称就能产生痛恨，但那是后话，对此时而言却正好让你在迷蒙中就范。待就范后再一步步升级成为敌人，而且打拉兼施，名称与花层出不穷，总之让你离不开这个‘右’字，一但染上此字，如染上毒瘾那般就终身受用了，毒瘾还可戒除，而这却不能，罪犯尚有刑期，而‘右’字是没有刑期的。因为这是圣命刺下的金印啊。见我写过一篇短文《御赐之名》（《往事微痕》29期）。

二，扮敌人，其情何堪？明明是左派，（正因如此，才）要让你当右派；明明是坚决的革命战士，却要你当敌人。决心要你当敌人，还要作一个听话的敌人，还要与时俱进地终身做下去。做戏就要做得像，说你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在行为与肉体上备受折磨苦难与屈辱自难以尽述，这在《往事微痕》的各期上已有大量生动的记录，这篇短文就暂不详说，只从心理创痛上讲，这常常就要违心地认账：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得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交待事实，而事实又正是按党和社会主义号召与要求提了意见，这怎么说呢？更有甚者，如类似‘章罗联盟’之类的许多无中生有的结论，也得要你承认并交待。只是承认，说声‘我认了’还不行，还要态度老实地甘心受辱，还要自取其辱并无怨无悔！这是大大地违心与违实之事。这世上最难做的事莫过于违心与违实，一时违心与违实尚可，要你终身违心与违实就难，一事违心与违实也偶有，可事事违心与违实就难，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更难。不是敌人硬要自已承认是敌人，还要交待事实，还要上纲上线批判，这本身就很难了，还要经常结合现实需要去这样做戏就实在不容易了！这是伤心之痛啊，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削皮呀！现在读到当年许多大右派前辈那时公开发表的‘认罪’、‘检讨’之类的文字时，在感到荒唐之同时，更觉其不容易，我总是在想：此后他们是怎样在渡日啊！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不仅是外加其辱，还要其自辱，其情何堪？其毒甚矣！

三，亲友前，无言面对。前面讲到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难。大众不知其详也就让它去当戏看吧，可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呢？他们有的是看着自己长大的亲人与乡里，有的是同窗数年的好友，唯一的选择就是‘不面对’，尽量回避不见面，纵是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有‘无言’，我在57年被划右后只身一人服从处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接受工作考查二年（当初宣布时说是两年，后来就不认账了，就是无限期了）就下定决心没有见任何亲友与熟人，也从不通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二弟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一直坚持到63年被组织上强行骗回原籍。陌生的人听介绍说此人是右派，如何如何反动，一听也就过了，对其是否真坏与可恨无需去深究，知道反右运动内情者更是讳莫如深，不知其详的也不多问，大多数避而远之，至于亲友是了解根底的，从内心深处是不认其反动与坏的。当局无法用谎言以骗之，于是便用权力，用血统论与诛连法，软硬兼施，大力推行划清界限。我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父辈改行从学徙到开小店47年置了几分薄田土改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父亲在副食商店当营业员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母亲为家庭妇女。兄弟姐妹七人，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弟一妹，大多生存于机关文教等政治敏感之地，是永远要大讲政治的，为了自保，也有为了当官，亲人们对我都是划清界限，尽力避之，实在来不及躲时，正常的称呼也难以出口，我也自知其妙，自知其趣。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也是各兄弟姐妹争荣谋私之大好机遇，个中受辱琐事，家长里短就不细说（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这一代历史形成自不待言，可还秧及几代“病梅”（此语引自冰眉文《往》43期），下一代基本上就没有了来往，比路人还冷漠。我是亲历了这一切的！政治造就了六亲一不认，政治离间了人世间千古亲情、友情、爱情，也就是让人性倒退为兽性。人性泯灭是何其可悲的伤痛啊！常见划右后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对于尚没有婚恋的大龄青年右派来说，长期的贱民身份使其婚恋就更加难以言说了，我写过一篇短文《春殇》简要记述了几则这方面的悲剧。我的晚婚虽也有单位同事与领导光临，但却连亲父母也回避之，是何等的悲情啊（见《往事微痕》29期）

四，摘帽后，空喜一场。好不容易历经长达五年多时间的种种磨难，（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终于盼到了62年底组织上宣布给我摘帽了，这是数年来组织上对我的教导与许诺，给我们设定的争取目标，也就是我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期盼，同时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当时我在大宝山农场劳动，宣布摘帽后，一切照旧，依然如故劳作，什么事也没有，不理不问，就拖到63年8月才突然通知我回学校（重庆四十二中学），然后强行要我退职压缩回原籍阆中。原来这是一场大大的空欢喜，原来‘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是一个大大的谎言，‘不再视为右派分子’还可以当右派分子再作处理，这就是‘摘帽右派’吧！面对如此的无端处理，我虽不敢据理力争，但总可以据理力谌续贵问：我问为什么无端处理人？答曰不是处理是压缩城市人口。我说我是正式教师编制不在压缩之列，答曰这是组织动员。我说退职需本人同意，我没有同意，答曰这是组织决定。我同时书面向重庆市委与市区教育局反映，自然是没有回答。四十二中党支部不给我安排住房，我无处可住，以此要我听话，立即回阆中。我说我已离阆中县城老家十多年了，从无联系，回去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无着。回答说组织上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一切有组织安排，一定做到负责到底并派人送我回去。于是派党员谌续贵送我回到阆中，63年8月1日到县安置办报到后，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由阆中安排工作，阆中的人说具体安排我不知道要等负责人菜某回来才知，要我等几天。就这样谌续贵叫我等待安置，他便完成了任务走了，从此也再不发那曾经发了六年多我辛苦劳动而赖以维持生计的每月26元5角的生活费了，也就是只做不说的开除公职了！我三天后去县安置办问时，回答说我们没有工作安排，也从没有答应过安排。如此处理，当然引起我极大愤慨，我立即数次找重庆四十二中及其上级，后来又派重庆四十二中教导主任姜渭浜专程来阆中联系安置，来了几天，临走时叫我等待通知，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安置通知了。我又多次向重庆、四川省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均无回答，唯一收到一次重庆市教育局回答竟无中生有说数次工作安置我没有接受，说我无理取闹，我愤怒将此信原件退回，我决不接受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我多次写信反驳与反映，甚至数度向毛主席写信，这此信多达百余件。时间长达数年，文革中清队时，让我进县革委学习班，要我交待写信一事，说我是翻案，隔离审查了半年多，调查了我发的八十多封信（原来我的不少反映信，在阆中邮局就扣压下了，根本没有发走），结论是；尚无反动言论，没有再处分我。从那时起，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出卖劳力渡日，长达十五年，一直到时89年底改右时，才恢复工作。

五，受骗了，疑窦渐生。以上讲到我受的一场大骗，在此之前我对党是绝对地虔诚与忠心，即使仅因为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在会上发言提了意见，从来也与资产阶级无关，而一夜之间便把我从一个共青团支书就打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二十一年后又说这是错划了，真把人当猴耍。可当时我确实是安心接受处分，接受工作考查两年，而走向分配的重庆四十二中，此后一切听话，努力，竟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可到头来摘帽后还受到如此这般的无理处置，向哪里反映都毫无结果，到今天（我不断反映了五十多年）也还没有一个回答。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崇拜敬仰的神圣的党，竟会是说话不算数，当初给我谈话教导我，口口声声说是冶病救人，挽救我，怎么就如此不问一切而开除呢？要公开开除就公开讲吧，为什么竟用欺骗的办法，用谎言来哄我就范呢？这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如果说只是个别地方组织或个人所为？为什么向上级反映也不理呢？为什么反映到最高处也不理呢？不仅不回答，而且在我问急了后，竟来信无中生有地说“对你几次安排工作，你都不接受！”说我无理取闹。这是党的作风吗？这是我心目中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我的疑窦渐生了，我对党的信仰渐渐起了疑惑。也可能只是地方组织吧，给中央的反映不是中央收不到吗？不过这地方组织现象也太一致、普遍化了吧？

六，文革终，思考开始。史无前例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作为一名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工人，虽又苦又累，但却溶洽自在，更好的是与意识形态部门关系少，只是累了看个热闹，开始时对伟大领的深谋远虑虽不知道，但却深信绝对是造福中华的大计，是坚决听话、拥护的。特别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提得又准又好！可是，事实并不如是，形势却一日数次地急变，批这批那，从读语录、红海洋到带像章、表忠心个人崇拜达到高峰。当时听到一个笑话说，在表忠心的热潮中，有一个老农把藏匿了多年的当年为庆祝宣统登基绣的一面忠字龙旗拿出来见了天日，得到了出奇的叫好。这使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真是帝王登基么？后来越搞越乱，党内不少老革命均被打倒，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待意想不到的副统帅出走，批林批孔批周公，邓三起三落，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思考起来：原来决不只是地方，问题的根子在中央。原来竟是极左口号下实行的极右，革命大旗下掩盖着一个封建体制啊！巴金老人的回忆录说得好：他原以为高老太爷早已打倒，他的书都过时了，现在才知道，打倒高老太爷还任重道远呢！

 七，改错划，远未了结。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革，拨乱反正，自然想到了对五七之事应当有个了结与说法，这是意料中之事。没有意料到的是：来得这么突然，办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了这么一个十分巧妙而又狡猾的‘改正错划’：用‘改正’二字就明显不是‘平反’，就轻描淡写地多，平反是反错了，而改正只是划错了，同是错，错的大小就不同了，纠的力度与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吧，何况这一个错字，还可以解读为全错、半错；大错、小错；多错、少错；……这给后来坚持对改正不补分文工资留下了空间，且改正后仍有‘改正右派’一语可呼，是多么灵活方便。改正时是只作当时用人时之迅速安置使用，突出一为我所用之‘用’字，并不需明确当年的是非，就更谈不上追究任何责任了。这正是政策设计高明之处。人们深感这个虽未公开说出口的“改正右派”一语，它就体现在不少日常的使用选择与小鞋上，使你提出时还无法开口，同时也有不少改正后入党做官，个别高至国领导人，但那正是样版与宣传之品，占当年百万右派之极少数也。这巧妙之做法虽又骗过了国人，但骗不了世界，虽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历史，稍稍一问，就发现仍然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胡涂账，理论起来时，就只有使用‘封杀’与‘遗忘’了。这才使今天这个完全符合宪法与法律的‘原右派人员’办的《往事微痕》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不过，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前进，更重要的是世界在前进，防民之口如防川。

八，到晚年，似有所悟。掩饰总只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世事变迁，两岸互通，国共对话，档案解密，“还原真像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真像渐渐浮出水面，终于渐有所悟：原来这两个都是前苏共式的政党，数十年的争斗与战争，都用革命的花言巧语欺骗与收买民众为其工具、为其卖命、为其送死！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夺权斗争，都未跳出“打天下，坐江山”的老路，在这场斗争中前一个虽败下阵来，但也未全败；后一个虽获大胜，但也不算全胜。在争取民心时用尽了民主、自由为口号，掌权后就变了，这时，千百万‘右’字的无端受难者，就充作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祭品。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艰难地前行！要从根本上走出误区，在于解决这个党国体制问题：就是要认真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实现宪政；具体做法是现行宪法先要能得到实行，建全民主与法制。

胡锦涛泰州中学同学钱德培上书胡锦涛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钱德培，男，现虚岁71，住扬州市西营10号。退休前是扬州市原邗江县（现为邗江区）运西中学（现更名为瓜洲镇中心中学）一名教师。

今天冒昧写这封信给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要的原因：“位卑未敢忘忧国”，许多有关国是的话在心中郁积已久，总觉得不吐不快；另一个是次要的原因：我曾在1950-1956年就读于江苏省泰州中学，而总书记也曾在1956-1959年在该校读过书，我和总书记是校友。

自总书记执掌政权迄今已有7年，在世人心目中，您的确是一个亲民爱民的好领导。比如每逢年节，您总是到老少边穷地区看望那些底层平民百姓，这自然受到人民的拥戴。又比如，我们1956届泰中校友2000年在母校聚会时，我特别留神了一下，在偌大的泰中校园内竟没有找到您的一张照片、一个题词。我和我的同学们对您这种不事张扬，平和谦恭的作风深为敬佩。这和您的前任到处留名题字，自我宣扬恰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至于在您的领导下，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想说的是，在您主政期间我们国家的政治改革，如在推进民主法治方面，虽然也有不小进步，但与人民的期待、人民的愿望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显得滞后了。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关键是对毛泽东这个人物完整、正确、全面评价的问题。大家都看到，在全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充满了对毛的赞颂之词，而这些赞颂多半停留在“长征”、“重庆谈判”、“延安时期”，真可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简直到了令人发腻的程度。即使在这些时期，也仍然看出其中不少玄机与破绽。例如，延安时期的“抢救”现在都把责任推到康生头上。稍有头脑的人不禁会问，轰轰烈烈地那么长时间，搞出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难道毛泽东会不知道吗？康生的胆子也实在够大的，居然“瞒过”毛泽东，干了这么多坏事！这可能吗？“长征”也好，“重庆谈判”也好，“延安时期”也罢，不否认那些时期毛泽东也确实为中国人民说过一些好话，做过一些好事，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宣传宣传，让后人记住也未尝不可。但是，那个时期毛毕竟不是全国最高领导，毛成为全国最高领导是在1949年10月1日以后。到1976年9月9日死亡为止，他统治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台湾除外）达27年之久。这期间他都干了些什么，这在我们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中却是一片空白。记得我在职的时候，有些青年大学生曾向我提出这个疑问：难到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什么也没有干吗？为什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呢？我理所当然地会向他们介绍1949年以后毛的所作所为。他们听了以后都惊诧莫名，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往往会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

尊敬的胡总书记，如果一个人靠隐瞒事实真相，靠说谎过日子，他一定会为人们所不齿，所唾弃。这也就罢了，因为所牵涉的仅仅是他个人而已。而一个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对它的已死了30多年的最高领导人的累累罪恶刻意隐瞒，或故作不知，或诿过于人，也就太可悲而又太可怕了！要知道这是事关党在国际上，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和形象的大事啊！敢于面对真相，敢于说真话，这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党更是如此。我想这是一个常识。对于毛解放后的所作所为，隐瞒事实真相，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不惜说假话——这些做法如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情有可原，而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就不可思议了。

尊敬的总书记，从1949年（其实应该是从1921年）到如今的这段中国历史应该怎样写，毛这个人物是绝对无法绕过，也绝对无法回避的，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是枉然。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勇敢地面对，公正全面地对这个人作出实事求是、确如其分的评价，对他的严重罪行彻底揭露、批判。我不揣冒昧，谨以您的校友的身份向您进一言：这件事历史地落到了您的身上，而如能在您的任期内完成这件事，您必将名垂青史，为千秋万代的后人所敬仰。

我知道您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真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您肩上的担子之重，工作任务之纷繁可想而知。不过我认为您的工作任务中最大、最根本的一项莫过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个任务，最关键、最核心的事莫过于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可避免地牵扯过半个世纪的蒋毛之争，因为造成国家分裂现状的，其源盖出于此。时间已过去60多年，我想，透过历史的烟云，作为他们的后人，尤其身为中共总书记的您，应当对这场造成国家分裂的斗争做一个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了。我个人认为，蒋、毛若地下有知的话，也不会反对您这么做。蒋毛之争，军事上毛无疑是胜利的一方。我认为，您作为胜利方现任最高领导人，就更应该有高姿态，率先作出反思与检讨。凭心而论，蒋毛之争，毛虽然是胜利者，但在治国、建设等诸多方面，毛却是一个失败者。他对治国、建设之道可以算是一窍不通，却又敢肆意妄为，大搞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搞消灭私有制，大搞唯主观意志论，等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的检验，是与非，对与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其实在许多方面，大陆与台湾已越来越趋同，并无太大的根本分歧。我相信，和我们一样，台湾人民、台湾各党派也十分渴望大陆与台湾早日统一（当然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除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可是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目标啊！之所以拖了大半个世纪而不能实现统一，我认为毛泽东这座冰山没有完全消融实为关键。作为胜利一方的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适时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您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虑：揭露毛的问题，彻底批毛会不会有损党的形象，或者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呢？我觉得不会。对于毛的所作所为，大陆人民心知肚明，台湾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更是洞若观火。当然也有反对批毛的人。在高层，有些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如华国锋，一个最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竟然被提拔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像他这类的人能不感谢毛吗？指望这样的人物彻底解决毛的问题这不等于指望太阳从西边升起吗。在底层，也有拥毛的。许多人对现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就以拥毛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还有许多人怀恋毛时代的“大锅饭”，觉得虽然吃得不好，但没有竞争的压力；更多的人是受了宣传的蒙蔽，不了解毛的真相。我想只要全部公开毛的档案，解除“不争论”的禁令，容许媒体展开讨论，拥毛的人就会转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这段中国近现代史，多少被湮没，多少被歪曲，多少被遗忘，多少成空白！一想到对后人如何作交代，难道我们这些前人不感到脸红心跳吗？

尊敬的胡总书记，希望您在任期的最后几年内吹响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不忘您的伟大功绩！

要写的话还有很多，但因为年事已高，视力衰退，书写困难，书不尽言，就此搁笔。

即颂

大安                                                         钱德培

2010.4.30

屈原赋

钱明锵

嗟光阴之荏苒兮，又届端阳。读离骚而愤古兮，郁悒怆怏。念屈子之早慧兮，岐嶷1韬藏。明治乱而辅祚2兮，节峻才良。笃精诚而建策兮，国事弼匡。求美政而革变兮，议制宪章。主抗秦以保国兮，振弱自强。恨谗口之嚣嚣兮，蛊惑怀、襄。诬无辜而遭黜兮，放逐沅湘。历迍邅而蹇踬3兮，迁徙流亡。涉湘干而离绝兮，万里投荒。哀郢都之失陷兮，痛惋国殇。悯黎元之荼苦兮，悲戚迷惶。苦行吟于泽畔兮，忧忡断肠。赋楚辞以抒愤兮，蹇产4凄凉。长掩涕以太息兮，恻怛神伤。

悲哉！极八埏5而四睇兮，潢漭昧茫6。眇山河之惨黯兮，晷纬7匿光。怅寒郊之萧杀兮，乖气郁苍。俯惊湍之千仞兮，浩浩泱泱。纵吟眸于归路兮，目断故乡。羌8抱恨而谁诉兮，郁屈难张。遂殒身而自溺兮，沉汨投江。

呜呼！谇9曰：遭世罔极10兮，逢时不祥。命途多舛11兮，举步踉蹡。驽骀驰骋兮，麒骥服箱12.鸾凤伏窜13兮，鸱鸮14翱翔。权奸误国兮，奕代未央。谗谀得志兮，贤士遭殃。昭昭史鉴兮，永记毋忘。理冤矫枉兮，正气丕扬。九州岛和泰兮，万世隆昌。

注：1岐嶷：峻茂之状。《诗·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

2辅祚：即辅佐。

3蹇踬：困顿颠仆，不顺利。

4蹇产：思绪郁结不顺畅。《楚辞·九江·哀郢》：“心浇岫�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5八埏：地之八际。意同八垓、八垠。

6潢漭昧茫：潢漭，广大貌。    昧茫，昏暗苍茫。

7晷纬：日与星。

8羌：句首助词。《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欢者憺兮忘归。”

9谇：告，相当于“乱”或“訉”。

10罔极：不正。《诗·小雅·蝇》：“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11舛：错乱。

12服箱：亦即伏箱。服，驾也；箱，车也。 语本《诗·小雅·大东》：“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两句意思为骑劣马奔驰，而将千里马用来拉车载物。

13伏窜：隐藏。

14鸱鸮：即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不祥之鸟。

美国智库对中国人的15条评论

1.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2.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是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3.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4.中国人没有勇气去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去把真理化为实践。

5.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