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留下歷史  

第13期 （友誼交流 非賣品）

2008年12月25日

目    錄

改革30年題句並寄望                         謝  韜（）

反右鬥爭和大饑荒的必然性                    姚監復（）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前言      楊繼繩（）

三年人禍，到底餓死了多少中國人？            鐵  流（）

大饑荒之最：滎經慘案與“暴動搶糧”救民案      佚  名（）

一個村餓死人的碑文和餓死者的名單            吳曄興（）

能吃一頓飽飯死了也值得                      胡  泊（）

請給數千萬農民餓殍冤魂一個紀念吧！          楊金聲（）
夾邊溝農場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任俠家（）

“糧”字的代價                              李  俊（）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張大軍（）
幾樁人吃人的慘案                            柔  劍（）

大饑荒是制度性人禍                          平  兒（）
如何看待我國的大饑荒                        茅于軾（）

大躍進歌謠選                摘自1958年《人民日報》（）

“五七”檔案：    蔣綏民、高作純、 劉孟懿、費宇鳴、李斌（）  

友誼回聲：  李澤衡、李清廉、丁振海、胥忠仁、周維康（）

改革30年題句並寄望     謝  韜

一

卅年改革半乾坤，  經濟起飛腐敗危；

天怒人怒強忍怒，  官場商場黑幫肥。

群言逆耳傾巢覆，  挑戰失機難作為！

民主治國中興路，  民心憲政光榮歸。

二

米壽之年漫遐思，  人生波涌幾多危；

腥風血雨戰爭日，  暴政專橫階斗時。

呼喚民主百年事，  官僚權貴制不移；

應運而生人何在？  歷史英雄不失期。

反右鬥爭和大饑荒的必然性     姚監復

中國大陸1957年“反右派鬥爭”之後，出現了1959—1961年的“大饑荒”，和平時期氣候基本正常的條件下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河南是全國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重災區。我2006年訪問了王庭棟——“潘楊王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當時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副秘書長），正是反右派政治思想鬥爭，在經濟上、社會上釀成的惡果：非正常死亡人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國死亡人數的“巨死亡”。現以河南反潘楊王集團事件為案例，分析“反右派”造成“大饑荒”的政治思想淵源關係和歷史的必然性。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企圖將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打成“右派分子”、“極右分子”。最後認定潘復生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毛澤東拍手。
    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和1958年反右派補課中，吳芝圃曾企圖將潘復生打為“極右分子”，中央未批，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突然襲擊，在會上發言指責潘復生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當場拍手。潘被免去第一書記後，吳芝圃被任命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認為，右派分子不能超過參加運動人數的2%，不應在縣以下開展反右運動。吳芝圃揭批“潘楊王”以後，又來了一個反右補課，全省劃了7萬右派，占全國55萬的14%，全省幹部的15%。縣以下單位、中小學、工廠、農村也都劃右派。全省上下在反右後，噤若寒蟬，唯左是從，毀掉了黨的實事求是傳統。吳芝圃批判“潘楊王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言行，執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路線，河南創造了人民公社。
    吳芝圃以極左路線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從政治上、組織上批倒斗臭以後，又從黨內到黨外、從省委到基層、上上下下批判潘楊王的農村政策，包括自養牲畜、自留地、包工包產、自由市場、小塊廢地種樹個人所有等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生產力的政策，是“小農經濟優越論”、反對統購統銷的“右傾錯誤”、“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吳芝圃“創造性”地執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路線，在河南建立了第一個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

 結語：觀察河南1957—1958年反右派鬥爭和反右補課，1958—1959年反右傾鬥爭，使極左路線在政治、思想上占了統治地位，貫徹到經濟工作農村工作上，形成五風盛行局面，河南的人民公社化、大躍進走在全國反右傾的前列，冒進得最遠，對人民危害也最烈，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最多。反右派與大饑荒有思想淵源關係，不同地方反右派、反右傾的深度與廣度同巨死亡的強度存在着正相關關係。總之，在左傾錯誤路線指導下，反右派與大饑荒、大死亡之間有因果關係這是中國有歷史的連續性與必然性的苦難的歷程。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前言    楊繼繩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里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着，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着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藉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着，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 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 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 。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着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着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着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里，有着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衊”。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作者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

三年人禍，到底餓死了多少中國人？  鐵流

評價一個國家領袖人物不是靠當權統治者的結論，更不是傳媒文過飾非的打扮，而是他到底為國家民族做了些什麼事？人民得到的是幸福還是災難？毛澤東統治中國長達二十八年（1949年—1976年），勿說他在“土改”、“三反”、“五反”、“胡風案件”、“反右鬥爭”、“十年文革”中整了多少好人，殺了多少無辜，僅就三年“升虛火，發高燒”的“大躍進”（1958年至1962年），便活活餓死了數千萬中國人。餓死人的事他並不是不知道，是知道而為之，這就不得不令人髮指！作為一國之君，一個執政黨的領袖，對善良的子民能這樣殘暴無情嗎？

“三年大躍進”到底餓死了多少中國人？這是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是非的一個重要史實。對這一史實，中共至今秘而不宣，嚴密封鎖，惟恐外泄。一九八三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才在這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中，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個年度的人口變化的數字。這數字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突出報道了一九六0年人口總數比上年淨減一千萬的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接着，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鄧小平題寫書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出版，以無可爭議的權威事實指出：“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僅為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實際產量四千億斤減少六百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五千四百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布的“經過核實”（其實還有浮誇）的一九五八年產量五千億斤增加百分之八。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徵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億斤，達到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O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九年又減少五百三十億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一九六O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九點四，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七十。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一九六O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一九六O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百，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來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見該書第381頁）    中外民間學者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進行了堅持不懈地研究，比較公認的數字是三千萬左右。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大饑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原刊於《中國人口科學》二00五年第一期，後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於二00五年出版）。這個研究成果是以省縣地方志、關於人口變動的統計數為基礎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種，立論客觀，數據紮實，接近真實地反映了三年大躍進全國餓死人的真實情況。能取得這樣的進展，首先要歸功於改革開放後各省縣地方志修撰編纂工作的完成，曹樹基先生的貢獻是把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由估計推算階段，推進到統計計算階段。他的分省列表數字建立在對一千四百六十二個縣統計資料的基礎上，這就向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真相前進了關鍵性的一步。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單位：萬）統計表

省名          災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百分比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貴州          1706.4            174.6             10.22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肅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廣西          2009.9             93.1              4.63     7 

雲南          1918.3             80.4              4.19     8

山東          5343.5            180.6              3.28     9

江蘇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8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遼寧          1931.0             33.0              1.71     13 

廣東          3839.3             65.7              1.71     14

黑龍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陝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計         63474.9            3245.8             5.11   

據此表數字可以看出，四年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三千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人。全國各災區省（不包括內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各省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在華東地區，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八.四，江蘇佔百分二.九，而浙江只佔百分之O.六,江西略高,也只佔百分之一.一，區域內的差距相當大。在華中地區，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災前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八,湖北只佔百分之二.三。在華南地區,廣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災前人口總數百分之四.七，廣東只百分之一.七。在西南地區，四川高達百分之一三.一，貴州百分之一O.O二，雲南只有百分之四.二。在西北地方，甘肅佔百分之六.五，陝西只有百分之一。在華北，河南高達百分之六.一,山東為百分之三.三，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百分之一.一，山西更低至百分之O.四。這種差異與各省第一書記的素質有很大關係。凡是大躍進中對毛主席“革命路線”跟得緊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緊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勝，四川的李井泉，貴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肅的張仲良，河南的吳芝圃等。

有些城市年青人認為，如果餓死三千萬，按當時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個人里就有一個餓死，這個數目是不可能的。他們不知道，毛澤東的政策是犧牲農村保城市的，在一些重災區的城市，如鄭州、成都、重慶、蘭洲等，仍有大量餓死人的情況。由於他們未經歷飢餓，在自己周圍的親友中也未發現有餓死人的現象，就認為全國沒有餓死人。以為中國是一遍笙歌，花香鳥語的安詳圖畫，忽略了城鄉之間，省與省之間、縣與縣之間餓死人的這種極大的不平衡性。另外，當時餓死人的消息全被封鎖，縱是一個村、一個鄉、一個縣也不清楚，別說是一個省了。再加上執政的中共又三緘其口，從不正面回應此事，總以沉默來掩蓋歷史事買，使得中國的不少老百姓，竟然不知道歷史上有此大災大難！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在一定範圍內有限制的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這個數字與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互為印證，說明民間學者的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並無跨大抹黑之意；官方數字是以當時的歷史統計資料為基礎的，稍高於民間統計數字，說明官方公布的數字是實事求是的，無文過飾非之心。

據專家統計：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陳玉霞、高建國《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開特徵》）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躍進時期，活活餓死中國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道路的錯誤。所謂階級鬥爭、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論路線所致。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是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瞎指揮、瞎折騰的結果，必須徹底揭露、否定、批判！

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的中國人？

毛澤東是個空想的共產主義者，又是個極其殘酷的偏執狂，拒諫從非，縱用小人，視百姓為仇敵，玩權力於指間，好大喜功，夢求世霸，不失為千古一暴！

要追溯餓死人的原因，應始於“一化三改”（一化：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他為了學習蘇聯，走“組織起來”集體化道路，卡住國人脖子，管住人民肚皮，從1953年起在全國實行糧、棉、油及其它副食品的統購統銷，取締和消滅了中國數千年來藏糧於民，積穀防饑的傳統。在這之前的農村，幾乎家家都有儲備糧食，屯滿缸溢，縱是天旱三年也鋨不死人，平常一日三餐怎麼吃就怎麼吃，不按計劃而依肚皮，可是統購統銷後吃飯便論斤論兩了。

1953年的統購統銷工作，實行的是高指標的徵購，又是抬高田畝實際產量壓低口糧標淮的方法，把農民家裡糧食搞個精光光。當時我是成都市郊站東鄉（現已撤銷建制）的工作組長，為了完成任務，就曾帶領武裝（農村民兵）搜查農家存糧。統購統銷後不足半年，川西農村普遍發生缺糧，大批農民湧進城市搶購乾糧（當時買糖果餅乾還不要糧票），以飽腹充飢。此後，廣大農民再未吃上一頓飽飯，我的“大毒草”《向黨反映》小說，有所表述。

統購統銷後不久，全國農村工作重心轉向建立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把千千萬萬農戶手腳全捆綁起來，使土地與農民脫離關係，成為沒有丁點自由的農奴。接着，不僅將生產資料劃歸集體所有，連生活資料也成為“一大二公”的公社財產。更損的是不准農戶開伙，一律到公社食堂吃飯，砸鍋毀灶，斷煙滅火，取消自留地，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寧願老百姓餓死，也不給一點出路。在飢餓遍及村村社社的時候，還不准農民外出逃荒，視逃荒為“盲流”，輕則批鬥，重則丟監，使千千萬萬農民喝着“大鍋清水湯”而死。

1958年，無論北方還是南方，既無乾旱又無澇災，可是農業生產卻大面積減產。其原因是毛澤東為了“超英趕美”，下達死命令：全國必須完成鋼鐵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1957年全國鋼鐵產量為五百三十五萬噸）。甚而說：一噸不少，一斤不短！“必須有控制，不能專講民主”（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了完成這個根本完不成的任務，才掀起“土法上馬”，“全民大煉鋼鐵”的熱潮，大批農村丁壯抽出來去深山採礦（有資料顯示，高達一億人），高爐添料，至使熟透的莊稼爛在田裡，沒有人去收割。一位傷殘的老紅軍在給彭德懷的信中寫道：“谷灑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本來收成銳減，但浮誇風卻吹破牛皮，糧食畝產不足五六百斤，抬高到幾千斤和上萬斤。河南省1958年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里，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卻虛報為四百五十億斤，結果將當年實際產量的七十五億斤上交了國家，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一九五八年在全國減產的情況下，國家仍多徵購農村糧食一百七十三億斤，達到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農村怎麼不餓死人？

1953年共產主義霸主斯大林去逝後，毛澤東自視未來的共產主義領柚非他莫屬，不惜國力財力，更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投出大批物力去收買落後國家的領導人。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對外援助為十三億七千萬元，連同前三年的對外援助支出，五年總計為二十三億六千萬元。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分為十八億七千萬元，援助非洲國家部分為五億元。他所期望的是能成為新一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主，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買他的帳。在中蘇論戰公開化後，毛澤東為使越共主席胡志明聽他指揮，一次承諾給越南提供二百億人民幣的援助。這二百億在當時的中國是個什麼概念呢？是一九六三年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毛澤東為了稱霸世界，自不量力的搞軍備競賽，為了把原子彈送上天，竟不顧人民死活仍然堅持糧食出口換黃金和外匯。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三百四十三億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三千萬噸（六百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決定出口四百一十九萬噸糧食換取黃金、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百分之二十四。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幾天的存糧了。了為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一九六O年全國缺少二千四百萬人的口糧，按每人每年三百二十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合七十六億八千萬市斤，三百八十四萬噸。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

中共應向人民謝罪

    由於毛澤東的罪行未被揭露，又由於中共仍喋喋不休地宣傳他的“偉大”、“英明”，不少中國人至今蒙在鼓裡，特別一些未經過三年人禍的中年人和年輕人，還對他十分迷信、崇拜，這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筆者認為，中國不批判毛澤東，無民主自由可言；天安門城樓上不把毛澤東的頭像取下來，中共永遠不會放棄一黨獨裁；人民廣場不把毛澤東腐屍清走，人民決沒有言論自由！遺憾，新近中共召開的十七次代表會上，作為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先生，還在重複歷史謊言，說什麼：“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如果我們國家仍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為“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的法寶，中國和中華民族就徹底完了，說不定那天再來個“三年人禍”，又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條鮮活的生命成為祭品。

不要忘記歷史，不要掩蓋歷史，歷史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壞、最惡、最狠、最毒的暴君、酷君，中共應為他向全中國人民謝罪！

（以上有關資料引自辛子凌《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特此說明）

                                                       作者原為成都日報社記者

大饑荒之最：滎經慘案與“暴動搶糧”救民案    佚名

一 、 人文神地說滎經

    滎經古稱若水，地處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地區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線的咽喉。滎經土地資源豐富，全縣幅員1781平方公里，轄25個鄉鎮，當年人口6萬餘。
    自古以來，滎經就以其文化底蘊厚重，而享譽歷史。滎經古為氐羌地，是羌彝等民族共居之地。滎經又為人文始祖顓頊帝的故里，春秋戰國時期屬於蜀國，公元前316秦（文王）滅蜀國，公元前期223年秦始皇贏政滅楚，遷楚王嚴（莊）道在此設縣，故稱嚴道縣，；西漢時鄧通於此開銅礦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此後各有廢興，但自古以來，都歷為郡縣治地，歷史悠久。
    作為有2300多年歷史的古城滎經，這裡是令人景仰的人文神地：滎經有顓頊故里——六合壩。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中顓頊帝的老家就在嚴道。在滎經，至今有經歷千年風雨保存下來的四座古城，即嚴道古城（先後治所古城坪，今滎經縣城）；靜冠城（位於六合清華村，相傳諸葛亮屯兵之地）；鄧通城（位於天鳳鄉、寶峰鄉，相傳鄧通鑄錢集散地）；孟獲城（位於石滓鄉瓦山，相傳孔明七擒孟獲地之一）。滎經為古代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大熊貓的故鄉，紅軍長征曾經過滎經。
    滎經山奇水秀，資源豐富，有美麗的原始森林風光，有干年古剎、廟宇，還有名噪四海的南方絲綢古道。
    山河秀美、物產豐饒的滎經，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裡，卻淪入家家見浮腫、戶戶有死屍、村村斷炊煙，哀鴻遍地、餓殍遍野的人間地獄。即使在死人過千萬的四川，滎經慘案也成為震動全省的典型案件！
    就在這萬民垂亡之際，滎經縣又發生了當時舉國罕見的武裝搶奪國庫，開倉放糧，救濟饑民的所謂“反革命武裝暴動”案，成為當年罕見的政治事件！
    二、 “躍進衛星”釀大災
    1958年8月底開始，滎經縣委領導全縣人民，開始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辦鋼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1958年，滎經縣人口六萬多。至九月，全縣建起十多個人民公社，大辦起五百多個公共食堂，全縣人民被納入“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三化”，即“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的軍事化體制。
    雅安原屬西康省，各級幹部大多為轉業的山西南下幹部。西康撤省併入四川後，雅安兩任地委書記何允夫、秦長勝都是山西南下幹部。他們拉幫結派很有名氣，只要講得山西話，就有希望得提拔。滎經縣委邢書記是山西南下幹部，大躍進以來，他一直是秦長勝書記親手樹立的“紅旗”書記。
    在山高水冷的滎經縣，人們長期以林木和茶葉為主要經濟來源，糧食作物為玉米、薯類，水稻為一季中稻，畝產約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躍進年代裡，邢書記親手扶植的高產“衛星”，就達到畝產“萬斤”、“三萬斤”和“六萬斤”！ 滎經縣成為雅安地區大放高產“衛星”的“紅旗”縣。
    大辦鋼鐵，滎經縣又成為雅安地區大放“鋼鐵衛星”的“紅旗”縣。全縣抽調二萬多勞動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爐”，上山砍樹，建窯燒炭。四個多月下來，全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毀掉大半，僅留下幾處山大斷路的原始森林倖免於難。滎經縣因此換回“鋼鐵衛星”紅旗十幾面！
    是年8月起，全縣農村青壯勞力全部開進“鋼鐵基地”，只留下一萬多婦女和老弱病殘耕作和秋收。秋收季節，勞力奇缺，大量糧食爛在地里。
    到了年底，地委開會落實國家徵購任務，邢書記又在會上大放“衛星”，說是五八年糧食產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萬斤，增產到5600萬斤。實際上，當年糧食減產兩成多。
    秋收不到兩個月，就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情況。國家徵購任務又按“高產衛星”數字，任務“落實到社”。一些公社幹部向邢書記反映實際情況，遭到縣委高調痛批，一頂頂“右傾機會主義”、“落後保守”、“富農思想”的帽子壓下來，一杆杆“白旗”插下來，一車車糧食源源不斷運出去。滎經縣又一次奪得“徵購紅旗”,而全縣糧食幾乎全部被徵購殆盡。
    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斷了糧，社員拿草根樹皮塞肚皮。由於政策調整，夏糧收割，全縣糧食情況略有好轉，部分地區還給社員發放了一點救命糧。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高潮，滎經縣又是“紅旗”縣！五九年全縣糧食總產才一千多萬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書記又是一番“更大躍進”的神吹，聲稱糧食總產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躍進”的大潮中，“躍進派”邢書記上調，得到提拔。 大躍進中屢放“衛星”的饒青，接任了滎經縣委書記。他接下的是個爛攤子，但他繼承了前任風格，在一門心思“更大躍進”、“奪紅旗”的指導思想下，終於把這個爛攤子，鬧成個更大災難的深淵。
    饒青上任，剛好趕上廬山會議後“反擊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掀起“更大躍進”的政治運動高潮繼續來潮。一貫積極賣力的姚青，當此之際，正是如魚得水，大顯身手。
    到1959年底，縣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糧大減產。姚青書記接着前任的高調報高產，大喊滎經實現了更大躍進，結果徵購指標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多。姚青下令，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就地進倉，就地封存，然後上調。老百姓口糧、飼料和種子不管。但就這樣還是完不成任務。為此，他在全縣黨代會上提出報告：《乘勝挺進，在勝利的基礎上，再接再歷，繼續反右傾，鼓足幹勁，為奪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躍進而奮鬥》。不顧群眾大批死亡的事實，繼續大講大躍進、大豐收、大好形勢！
    為了完成國家的徵購任務，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姚青親自掛帥，大搞起“反瞞產”運動。在老百姓大量餓死的情況下，縣委組織各級工作隊和工作組，下到社隊，大力施壓，以極其殘酷的暴力手段，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查抄“後手糧”、“反瞞產”運動。
    “反瞞產”運動的宗旨，用姚青的話來說，就是“不惜動用一切手段，要從社員家裡和社隊倉庫中把糧食搞出來！”為此，縣、社、隊各級工作隊、工作組和社隊幹部一起動手，開展起一場以暴力“催糧食”的“人民戰爭”。於是，縣、社大量調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挨家挨戶搜查糧食。查出糧食，不僅當場沒收，而且還要毆打、懲罰戶主全家人。
    據滎經縣委在“雙整”（整風整社）運動中的材料披露，在這場“人民戰爭”中，各級幹部對“不老實”的幹部群眾，使用了拳打腳踢，罰跪，揪頭髮，煽耳光，捆綁，吊打，人撞人，火燒，鋤把捅進陰道，刀砍，活埋等幾十種刑罰！
    這場運動的結果，滎經縣委在“雙整”運動中總結說：“社隊倉庫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斷糧，社員群眾基本靠野菜為生”！
    到1959年11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見，全靠紅薯、玉米摻野菜下鍋煮糊糊。五九年冬天開始，絕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炊了！
    為了體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優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須冒煙！於是，食堂將糠殼、紅樹藤葉（曬乾）、玉米秸稈、棉花殼等磨成粉子，摻上野菜、樹葉之類，號稱“吃飯技術革命”，煮成“麵糊糊”的稀“飯”，成年社員一餐兩湯瓢，老弱病殘則一餐一湯瓢。
    到1960年初，全縣各公社的公共食堂，掀起了一場“吃飯技術革命”的“代食品”運動。據當事人回憶：“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級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應求，剛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摳光吃盡了。食堂又從縣倉庫里運來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經炒、炕後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殼滲上石灰水，浸泡幾天、搗茸，撈去粗纖維，過濾成粉，多是石灰沉澱物，加上米漿，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無論怎樣變着花樣吃，也總是解決不了飢餓問題，別的食堂還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曬上兩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這種尿水來充飢。我們食堂則把能走動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雞根、粉葛根、牛馬藤、岩板花根來濾粉、和着糠吃。”
    三、 “滎經慘案”駭天下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
    家家都開始死人了，開始還是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先是死壯勞力和老人，隨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給娃兒吃的主婦們。到後來，死亡如瘟疫般蔓延開來，有的生產隊，一天就餓死十幾個。復順公社太陽灣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幾乎死光。
    不到半年，滎經縣餓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書記向姚青匯報，請求開倉發放糧，遭到他嚴厲批評，說是帶頭鬧糧，是小“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要嚴肅處分。
    社員腫的腫，死的死，四鄉八野，儘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各公社到縣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屍；而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是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姚青視而不見，自己和老婆天天開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紅光滿面！
    吃飽喝足，姚青還在大唱躍進高調。縣委辦公室匯報，對於滿街的死屍和各公社的死人問題怎麼辦？姚青怒喝道：“怎麼辦？抬出去埋了！這點事還要我告訴你啊？！”
    由於縣城死人多，開始人們還將死屍抬出去，用蓆子一裹，挖個坑掩埋。隨後，死屍越來越多，埋屍成了各苦差事。於是，縣裡決定給埋屍的人以“糧食補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來越精，想方設法進行“技術革命”，挖下大坑，抬來死屍往裡扔。後來乾脆不埋了，死人往溝里扔，或者扔到隨意扔在縣城北門口外的那條小河溝里，任其順流而下。
    我在採訪時，聽知情人回憶說：直到九十年代滎經縣城拓建新城區的時候，施工的田壩里，還不斷挖到當年的大規模死人坑。當時，工地一傳出挖出“萬人坑”，四鄉八野的鄉親們就蜂擁而至“看熱鬧”！
    至於農村，開始還有人埋。隨後，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們，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自覺得離死不遠，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殘和那些全家死絕的家中，死人擱在家中無人過問，一直臭氣衝天，最後爛得只剩下骨架！
    據《滎經縣誌》“人口變動”載：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餓死三萬四千多人，人口減少53.15%以上。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滎經縣發生的大規模死人事件，被稱為“滎經五九事件”，又稱“滎經慘案”。
    滎經慘案中，許多村莊滅絕人煙。
   “滎經慘案”是四川大饑荒的典型案例，最終卻成為四川省委負責人為諉過於人而拋出的替罪羊。
    中央知曉四川災情的最初信息渠道，主要是通過幹部群眾大量上訴的告狀信。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明朗以“一個四川幹部”名義發出的“關於四川災情和李井泉問題致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並黨中央書”；於克書以“一個共產黨員”名義發出的“給毛主席的信”；以及1962年6月，廖伯康在參加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時，先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後向中共中央做出的關於四川災情問題的匯報。在談到四川死人過千萬的災情時，廖伯康對楊尚昆說：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
    廖伯康在這裡所說的姚青被捕判刑事件，發生在1960年秋。
    1960年5月後，隨着國民經濟嚴重困難局面和大饑荒的日趨嚴重的顯現，中共中央領導人感覺到大災難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進行初期的政策調整。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發出《十年總結》。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中央一線領導人對大政方針的調整決心日益明確。
    當此之際，“滎經慘案”仍在大規模持續發展。滎經縣和雅安地區不少人寫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省長李大章到滎經調查後，震駭驚心至極。正值中央下令開展反“五風”運動。為抓典型，李井泉親自下令，雅安地委書記秦長勝主持，將姚青當“整頓”和“反五風”的典型逮捕，並以“破壞三面紅旗”的罪名，判了八年刑，送簡陽平泉勞改農場勞改，跟着一個勞改釋放後的就業人員雷師傅趕馬車。
    姚青老婆一看他落到如此下場，恐怕再也沒有翻身之日了，於是堅決要求與他離婚。而接任姚青職務的新任縣委書記尹斌湯，垂涎美色，連人家職務和老婆一起接收了，一貫在縣委大院擺書記夫人派頭的姚

一個村餓死人的碑文和餓死者的名單    吳曄興

河南省信陽專區光山縣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的吳曄興和他父親吳永寬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餓死人的名單。他說：“我的良心驅使我花了一些錢，委託村裡的人，在今年（註：二00四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爺爺）立下兩塊紀念碑。我也請求父親回憶並寫下當時的情況。我想為這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歷史，做一點點見證。”以下是銘刻在紀念碑上的碑文和餓死者的名單：

碑文

一九五九年我剛滿十五歲，回憶起那段日子真是讓我悲傷、恐懼，讓我敘不完的苦。那個時期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來建設社會主義，可是萬萬沒想到的是不僅沒有建設好社會主義，而是讓浮誇風把形勢搞得一團糟。從上而下都空喊口號，讓喊得厲害，會說大話，浮誇風颳的越來越大的，成了大紅人了。那時還搞反右鬥爭，反瞞產、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說實話就給你戴上大帽子，說你是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飛機，甚至把你用繩子捆上吊起來，直到讓你低頭認罪，否則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隊裡的吳德榮說：“糧食這麼多，為什麼不給社員吃。”就這一句話，被斗、被打幾天幾夜，直到斗死為止。有個叫吳德桐的社員罵了一句，隊長吳永壽就找來幾個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隊長吳永冠說了句大躍進把人害得厲害，當時大隊開會將他打死在離大隊辦公室不遠的地方。我父親吳德金是生產隊會計，他為人樸實，善良，他說打這麼多糧食為啥不給社員吃，真有點虧良心，後來遭到隊長吳永壽批鬥，直到連氣帶餓於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時離開人世。我那時很需要父母養護，可失去了親愛的父親，讓我無法上學，連病都無法治療，讓我痛苦一生。一九五九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一萬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斗人，不交糧，就要交人，整天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來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後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七十多人。這些慘劇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中共中央批鬥右派太過頭了，從上而下，治理國家不是實實在在從源頭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誇風這樣一些方式，給人扣帽子，壓得人們抬不起頭來，讓部分壞人占了上風，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吳永寬，二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光山縣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一百二十人中共有七十二人餓死。

合計七十二人，分別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月、十一月死去。

能吃一頓飽飯死了也值得       胡泊

我是1960年出生的，小時候媽媽和大人們都說我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出生的小孩，最可憐了！當時糧食緊缺，有錢也買不了食物。大人都缺少食物，媽媽自然就沒有奶水餵我,說我是喝米湯餵養大的。記得我11歲左右媽媽每天給我一角錢，讓我每晚到牛奶店喝一碗牛奶，連續喝了3、4個月。哥哥、姐姐們都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我記得，媽媽對我特別疼愛，好象是要補償生我時沒有吃到的奶水似的。
    長大後,我一直對60年左右的事情,對那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特別好奇，總想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但聽到都是些簡單的敘述，諸如食品缺乏，有錢也買不了東西來吃等表面的事情。比我大幾歲的二家姐說：她當年拿着半個饅頭在媽媽工作的飲食店門前剛想吃，突然被一個不認識的人搶了就跑。這就算是可怕一點的事例了。但這次到了好友薛麗麗的家鄉柳城縣沙埔鎮，和薛麗麗的伯伯徹夜長談，才真正知道什麼是可怕59、60年。不！應該是恐怖的59、60年。在廣西柳城縣沙埔鎮一個叫高田的村屯，薛麗麗的爸爸和伯伯就是這個村的人，在“大躍進”實行軍事化管理時這個村被改名為沙埔營高田三排，59年時叫沙埔公社高田第三生產隊，現在叫沙埔鎮高田村三社。57年之前農村是實行互助組的形式，即幾戶農民自己結合起來，收成除交公糧外，剩下的按各戶所出的土地和勞力來分配，互助組先後經過初級社和高級社。但不管初級社還是高級社，當時農民的日子過得蠻好的，起碼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但58年“反右”之後，全國 “大躍進”，全國農村進入人民公社，當時的口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從那時開始，農民就完全沒有了正常的生活，一個個的小家庭變成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大家庭。家裡所有的糧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所有的金屬用具除了鐮刀、鋤頭而外，連門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飾件都拿去大煉鋼鐵。房屋除了用作睡覺外，沒有其他用處。甚至於住房都屬於集體的，經常叫你住哪裡就住哪裡，把人趕到村裡的祠堂里，行動軍事化，下地幹活除了帶上農具外，還要在腰杆上別上碗筷，哪裡幹活哪裡吃飯，吃飯不離開“陣地”。
    最害人的是搞高產田、衛星田，名目繁多，浮誇風盛行，糧食產量就象吹氣球那樣不斷膨脹，到處都在出高產、放衛星、萬斤田。薛伯伯笑着說沙埔鄉放的衛星是畝產2.6萬斤,但他不知道，離沙埔不是很遠的環江縣，所放的衛星是畝產13萬斤，他們還差了10萬斤吶！而且明明是減產硬說是增產。
    大豐收當然就要高徵購了。59年春節剛過，公共食堂的糧食便捉襟見肘了。把各戶拿出來的五穀雜糧全部磨成粉加糠做成餅，大人每天3個,小孩、老人每人2個。 全隊男女老少200多號人，一天到晚就吞着口水等吃。有時還經常斷頓，就找些餵豬的紅薯葉加糠煮熟，每人一湯瓢。薛伯伯說,當時大家都學會吃生的，就象牛羊牲口一樣見什麼吃什麼。幹活時，大家就摘玉米吃玉米、挖紅薯啃紅薯、割穀子嚼穀子，當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煮來吃。事實上，家裡也根本沒有炊具。而且一旦被發覺，後果就更可怕。薛伯伯說,他們什麼都吃過，野生的苦馬菜、車前草、樹皮，還有毒蛇、蚯蚓、螞蟻甚至癩蛤蟆、鼻涕蟲和螞蟥。還說最好吃的要數枇杷樹皮了。
    每天在祠堂里盡聽到小娃仔的哭叫，拉着大人要吃的，大人們除了無可奈何的哀聲嘆氣外，別無他法。但就在這種情況下，還不准說一個“餓”字，否則馬上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社員們忍受着飢餓去出工，指望着夏收後能擺脫眼前的困境。
    好不容易熬到夏收了，大家以為可以有吃的了，這時，上面宣布：“先國家，後集體”“反瞞產私分”等，直到“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等徵購糧交完後就又沒有糧食了，仍然喝野菜湯，於是又伸長脖子望秋收。
    但高徵購下的秋收最後也沒能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灌了半年的野菜湯，人的營養匱乏，體力嚴重透支，浮腫病終於來了。先是走不動路，接着是起不了床，腿上一按一個深窩。有的地方已經傳說有餓死人現象了。
    最恐怖的時刻終於來臨：59年12月的冬天，公共食堂無法維持，斷炊了！開始死人了。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多是壯勞力。那時死了人都沒有哭聲，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個個都站在死亡邊沿，不知何時便輪到自己。薛伯伯說，很多人應該都有和他一樣的想法，那就是：能吃一頓飽飯死了也值得！
    就在那年冬天，薛伯伯的班裡（當時伯伯在沙埔上小學五年級）就餓死了三位同學，一個叫蘭笨牛的同學（因為名字特別,所以薛伯伯就記得這個人），在到山裡挖野菜的路上餓得倒下去就再也沒有站起來。另外兩個不記得名字了。他們都才十二、三歲，應該是朝氣蓬勃的少年，卻走完了不該走完的人生路！薛伯伯說,那年冬天村里餓死和浮腫病死亡的人數不下10個。
    在我國歷史上也有過大饑荒的事，但我想那現象應該是偶然的，局部的，時間也應該是短暫的。因為東方不亮西方亮，災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發生在當代的那場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國，時間長達三年。三年中,總不能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遭災吧？我也專門問薛伯伯:那幾年是不是發生了旱，澇之類的天災?薛伯伯說了一句話:“天，是風調雨順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地。”
    哦！我們是不是應該到了給老天爺和大自然平反昭雪的時候了。不僅該給老天爺和大自然平反昭雪，而且應該感謝他們。感謝老天爺，是因為太陽每天暖融融的照耀着大地，使得樹木和青草能夠正常生長，而草根、樹皮是那兩年廣大賤民們的盤中餐啊；感謝大自然，是因為大自然孕育了昆蟲、蚯蚓、癩蛤螞，而它們也是那兩年廣大賤民們的食物啊。要不然不知還會有多少人死亡......
    第二天,我要回南寧了。經過村口，我站在村頭的一塊空地上想，這裡是不是應該立塊碑，寫上59—60年XX村餓死的人，但柳城有多少個這樣的村？廣西有多少個這樣的柳城縣？中國又要立多少個這樣的碑？還是讓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心中，為那年中餓死的中國人立塊碑吧。記住他們，願他們的靈魂安息！用這個方式來祭奠他們，永遠銘記這段歷史。

請給數千萬農民餓殍冤魂一個紀念吧！
—— “大躍進“45周年感言

                     楊金聲

1958年，我國掀起“大躍進”運動，席捲全國，“大躍進”引發共產風。這股共產妖風，將農村刮得民窮財盡，十室九空（應該說是十室十空），民皆飢色，鵠面鳩形，途有餓殍，村無炊煙。飢餓中的農民之苦，狀況之慘是城鎮吃商品糧的居民和中南海里不吃紅燒肉的人想象不到、也看不到的。詳情無須細說，僅舉幾則簡例，即可說明問題實質：
    (1)餓急的農民什麼都吃，連豬都不吃的玉米稈子芯也吃，吃下去消化不掉，又排不出來，是夫妻的躲在房裡，互相摳出不成糞的糞塊，年紀大的人自己摳不出來則被活活脹死；
    (2)餓急的農民什麼也敢吃，把自己餓死的孩子煮着吃，被公社幹部發現，還遭到斥責，可幹部們也不想想，是什麼原因把他們逼到這地步；
    (3)家裡有孤根獨苗的男孩，則將幾個女孩的米湯食給男孩吃，將女孩鎖在房間裡，硬被活活餓死；
    (4)家裡人餓死了，不敢聲張，去冒領死人的米湯食。冬天，屍體存放久了，被幹部們發現，揭開被子一看，屍體上的眼珠已被老鼠吃掉了，耳朵、臉、腳趾均被啃咬得脫皮露骨，目不忍睹，見到這種慘狀，真是欲哭無淚，欲嚎無聲啊；
    (5)冒領死人米湯的現象，不止出現在一個地方，幾乎村村都有，全家整戶被餓死光光的，絕不是個別例子。山路崎嶇，小路雨天泥濘難行，和水道縱橫出門靠劃小船的圩區，行走不便，又遠離公共食堂，農民餓得走不動路，也劃不了小船，致使小村餓死絕，小屯餓死光！
    那三年，真的是雞犬不聞，萬戶蕭疏，蒿草阻路，屋舍頹然，寒風瑟瑟，日色無光，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最讓人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幾十年來一直以“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近年來改為三年困難時期）這個謊言，來掩蓋連續三年的人為災難。林肯說過：“可以蒙蔽多數人於一時，也可以蒙蔽少數人於永遠，但不能蒙蔽多數人於永遠。”據統計：當年的自然災害，低於1956年和1957年，怎能以此來矇騙群眾，自欺欺人呢？這是極不自律、不自省、不道德、自毀信譽的拙劣做法。泱泱大國，堂堂中央竟出如此下策，夫復何言？
    至於究竟餓死多少農民，當時政府雖有統計，卻一直噤默不語，視為禁區。改革開放後，言論開禁了，一些書刊才敢陸續透露一些閃爍其詞或語焉不詳的數字。例如：《廬山·1959》一書（解放軍出版社出版）P207-208上寫道：“全國非正常死亡，超過一千萬”。新黨史《中國共產黨七十周年》（中共黨史出版社）P381上巧妙地寫道：“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加，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請注意，這只是一年的統計數字）。《炎黃春秋》雜誌2000年第三期P30則寫道：“據正式統計，非正常死亡為4000萬。”不管是“非正常死亡超過一千萬”，還是“非正常死亡為4000萬”，均不是信口開河、隨便說說的戲言。這些書刊雖有一定的權威性，但畢竟不是政府官員的講話，更不是政府的文件或文告，出於對重大問題的慎重和不講過頭話的考慮，這些數字的刊出，可能是留有餘地的。（農民餓殍新數字為：4319萬。見《安徽老年報》2005年5月25日

夾邊溝農場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任俠家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他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

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 但是，40年前這裡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註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裡，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
   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一，楊顯惠其人
    楊顯惠操着一口甘肅口音的普通話，他顯然還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熱腸，雖然已經在天津東部的濱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記者要離開塘沽，他從家裡急急忙忙提了兩瓶甘肅產的白酒，硬要記者帶上。  

三，夾邊溝的飢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    

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裡，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    

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十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着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着，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在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夾 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裡。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裡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里的糧食、食堂里的窩頭、豬圈裡的豬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裡了，他還要偷家裡的玉米麵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裡，胃腸里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夾邊溝事件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場沒有按計劃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裡。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着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幺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着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幺？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
—— 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饑荒
         張大軍

我的母親一九四七年出生於河南省信陽地區息縣烏龍集（後來，由於行政區劃的調整，在五十年代初改為淮濱縣固城鄉）老莊大隊蔡莊村。在她童年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給她的花季人生投下沉重的陰影，雖然她最終得以死裡逃生，但卻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這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雖然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相關歷史事件卻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記錄、總結和反思，以至於我們作為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對那段歷史都已經有點模糊了。對於一個以歷史記錄見勝於世界文明史的國家，無論是從道義上來說，還是從以古為鑑的實用主義角度來看，這種對歷史的遺忘和輕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個人非常願意儘自己的微薄之力去發掘並記錄那一段讓人揪心的歷史。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在今年夏天，我斷斷續續與我的母親就其在大饑荒時期的親身經歷作了幾次對話，下面就是這些對話的簡要記錄。
　　（我要說明的是，在整理的時候，我修正了母親的過於俚語化的表述，以便所有的中文讀者都能完全明白對話的含義。而我保留了那些比較容易理解的口語化表述，以便體現該記錄的對話特色。另外，文中的日期一般是指陰曆，因為這是她們的紀年習慣。）　　

兒子：大躍進前我們家（指我母親的家）里有幾口人？

母親：五八年的時候家裡有六個人：你的姥爺、姥姥、兩個姨，一個個舅，家裡四個孩子中我最大，你舅舅最小。當時你太姥（指我母親的奶奶）是一個人單過。
    兒子：大躍進前家裡的生活狀況如何？
    母親：五八年以前，自己家耕種分給自己的地，各家的地基本都差不多。主要是因為家裡的人比較勤快，所以咱家裡的生活水平在當地算中上等。那時候吃的大部分是細糧，有時侯吃粗糧，但溫飽沒問題，五八年以後吃的主要就是粗糧了。五九就全是草根樹皮了。兒子：當時為什麼要搞大集體？人們不是還過得去嗎？
    母親：都是動員的結果。當時說加入集體就象投資一樣，五八年的時候還有宣傳遊行。剛開始，一般人都不想交，大部分人都藏着糧食。村幹部就開會動員，說大隊大集體多麼美好，一般人就都把糧食交出來。
    兒子：加入大集體後有什麼變化？
    母親：大躍進後社員都集體幹活，也開始吃食堂。伙食是論勞力發飯票，各個家裡不用做飯，也沒法做飯，因為家裡所有的糧食都要交出去。五八年的時候村里還有糧食，有飯吃，可以吃飽，但沒有自己家吃得好，吃得大部分都是粗糧。
    兒子：生活水平下降後，社員有沒有意見？村幹部沒有反映情況？
    母親：有意見，但沒人敢提，主要是因為大鳴大放後的反右效果。當時有一個人，叫簡金髮，編了一個順口溜，表示對當時形勢的不滿，順口溜前面的兩句是：吃的是豬糠，使的是牛力。後面的我記不起來了。後來，簡金髮遭到村裡的大批鬥。有了這事以後，社員就不太敢提意見。還有，當時的社員還能吃飽，所以他們都忍着，沒有人提意見。
    村幹部也知道情況沒有以前好，但是強調這是政策，必須要執行，所以也沒有幹部向上提意見。
    兒子：五九年發生什麼了？怎麼情況一下子就變得那麼差？

母親：五九年虛誇更厲害，上級檢查糧倉的時候，下邊的幹部都做了手腳，糧倉裡面堆放着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只在上面放一層糧食。社員大部分人都知道浮誇，但沒有人敢於舉報，同時覺悟也比較低。
    五九年下半年天旱少雨，減產一半，稻乾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收成。紅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響，基本沒受太大的影響。小麥是上半年收的，沒有天災的影響。五九年上半年還能吃飽。五九年下半年的時候，食堂沒了糧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菜，只在野菜湯里放很少的豆面（註：指大豆磨成的面）。有時吃紅薯和紅薯片湯，但再也沒有吃過細糧。
    五九年底六O年初，中間有兩三個月，公共食堂幾天（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開一次伙，因為能吃的東西非常少了，吃的東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腫、臉色蠟黃。
    當時去食堂打飯是按家的，一般家裡負責打飯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飯回來的路上就已經將盆里的稠的東西吃光了，等到到家裡的時侯，盆里只剩下湯了。家裡其他人只好不吃。餓得人只知道各顧各了。
    還有的人家，在家裡有人餓死的時候也瞞着不報，因為如果瞞着的話，那個死去的人在打飯的時候還占着一個名額，可以多打點飯。你小姨餓死的時候就隱瞞了好幾天，她就躺在家裡。
    兒子：當時姥爺、姥姥、姨和舅都是怎麼死的？
    母親：年紀最小的一個姨（六歲）和舅舅（三歲）是在一九五九年秋天先後死的，他們是直接餓死的。你二姨六O年被送到信陽你二姥爺（我母親的二叔，當時在信陽市的一個幹校任主任）家，因為餓得有病，身體又弱，過了兩三個月也死在了信陽。
    你姥爺是在五九年冬天去世的，那時是因為受不了折磨，他出去到你二姥爺那裡避難時在路上死的。當時村裡的幹部要洋錢，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要洋錢。幾乎所有家庭情況好一點的人，都會逼着交出洋錢。如果說沒有，就會遭到村幹部的拳打腳踢。姥爺挨打以後，交了一部分，村里幹部說還有，所以就繼續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當時，你姥爺挨打受不了，他就去信陽找你二姥爺，想去躲一躲，連帶着去找點吃的東西。由於身體虛弱，到羅山（信陽的一個縣）的時候就病倒，隨即死去，並被埋在那裡。
    你姥姥了解到我姥爺去世的消息後，就一直哭，心情悲傷再加上沒有東西吃，身體很差，兩、三個月後也跟着去世。
    兒子：當時二姥爺和三姥爺作為幹部沒有提供什麼幫助嗎？也沒有什麼反應嗎？
    母親：當時你三姥爺（指我母親的三叔）是大隊（現在叫村）的一個小官，大隊隊部一直都起伙，我當時偷偷去吃，還很害怕被人發現。偶爾去吃一下，回來後也不敢給別人講。所以當時大隊幹部沒有餓死的，他們的家屬也很少有餓死的。
    你二姥爺有時會寄錢回來，五九年秋天的時候還可以買到東西。到五九年底以後，就買不到了，不知道是沒有糧食了，還是不讓賣了。那時有錢也沒用了。有人把衣服、洋錢和其他家什都拿出來換東西吃。五九年過後，拿這些東西再也換不到任何吃的了。
    兒子：我們臨近的安徽情況如何？你們沒有去安徽找親戚幫忙（註：我們老家與安徽省阜陽地區的阜南縣接界，我們家有一些親戚就是安徽人。包括我的姥姥也是安徽阜南縣王營村人）
    母親：安徽比河南稍微好一點，五九年我去俺二姨那裡拾豆子，後來那裡也不行了。當時的親戚也都顧不了別人。我當時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時河裡沒有擺船，我就一個人擺船，有一次船一下子被衝到河的中間，給我嚇得夠戧。
    兒子：當時整個村餓死人的情況如何？
    母親：那時，有人幾天不吃飯，直接就餓死了。還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體極度虛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當時整個村死了一百多人，占全部村裡的人數的三分之一。
    兒子：你見過或聽過人吃人的事嗎？還有整個地方餓死人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母親：咱們那裡有人吃人的事。咱那有一個鄰居，是蔡加軒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時候，她正跨着一個籃子，籃子裡放着死人肉，籃子下還在不停地滴血水。你們村（我父親所在的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個本家大娘以及你乾爸的母親，也都吃過死人肉。吃過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樣，看人的時候都直直地盯着。
    當時固城街上的野草長得比人都高，因為那時根本沒人去趕集，整個街上全是空蕩蕩的。人也走不動路，有時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顯着比較胖（因為浮腫的緣故），在路上可能會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餓極了的人給吃了。
    兒子：到這種時候了，還沒有人提意見嗎？村民沒有其他的救助措施嗎？
    母親：五九年那個時候還是沒有人提意見，如果有人提意見，村幹部就會打他們。即使餓成這樣，就是沒有人提意見，還是因為害怕。
    只有一個人能說，他叫簡瘋子，也有人說他是神仙，因為他有時預測的事很準確。他就經常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但因為他被人看作瘋子，當時在固城街上公開說，也沒人管。
    另外，五九年的政策很嚴，如果有人不把糧食和吃的東西交給公家的話，就挖地三尺，五九年不讓單個社員家裡冒煙和燒鍋，野菜也不讓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幹部發現家裡有野菜，就會打藏野菜的人。如果發現誰家冒煙了，村幹部就會把那家人的鍋給砸了。村幹部曾去人到咱家裡找糧食與野菜，用大鐵棍在院子裡到處撅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糧食都被發現了，然後就被拿走沒收了。少數人家因為餓，自己家裡起火熬菜湯，結果鍋被砸，熬的菜湯當然就吃不成了。
    兒子：當時的幹部也沒人向上反映嗎？
    母親：當時的人都不准提意見、不准亂講、也不准人員亂走動。你太姥去信陽市看你二姥爺，你二姥爺就不讓你太姥講餓死人的事。因為他也害怕。你三姥爺在五九年時是大隊幹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講。
    兒子：那時還有人干農活嗎？
    母親：五九年冬天和六O年春天都沒人幹活，那時的人餓得都走不動路，更沒法幹活了。
    兒子：從什麼時候開始，才開始有糧食吃？
    母親：六O年三、四、五、九月份的時候，陸續有救濟糧到生產隊，生產對就開始重新起伙，那時還是公共食堂，雖然仍舊吃不飽，但已經好了很多。
    到六O年麥收過後，社員還是吃公共食堂，但由於有了收成，社員差不多能吃飽了。到了六O年秋天，村里開始分自留地，自己家可以種，不用交公糧，從那以後，公共食堂可能就散夥了，以後就論工分發口糧。
    兒子：當時餓死了這麼多的人，沒有處理幹部嗎？
    母親：在六O年秋天或者六一年春天，政府進行民主補課，對村幹部在大饑荒過程中的行為（如打人、不給社員吃飯和虛誇）開展教育和批鬥。負有最主要責任的幹部要“坐大倉“（當地的一種俚語，好象是指坐黑屋和關禁閉的意思），但沒有坐牢和被槍斃的。
    兒子：您成為孤兒後怎麼辦？
    母親：那時你太姥已經從信陽市回來，我就和她在一起生活，一直到與你爹結婚。你太姥一直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年。

“糧”字的代價      李俊

這是作者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後一篇文章，在此文刊印時，難友李俊剛於今年11月18日因心臟病突發死在路邊。我們《往事微痕》全體同仁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深深地哀悼：你，一個受盡苦難的“57”老人一路走好！並向李俊難友家屬致意和安慰。

“民以食為天”，這是一條沒有階級性的真理。食所依者，糧也。在毛澤東時代，我對這個“糧”字有過希望、有過迷惘、有過困惑；為這個“糧”字我付出過慘痛的代價。而今年過古稀，行將就木，趁現在記憶尚存，把我經歷的真實事實寫出來告訴子孫，讓他們知道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發生過的荒唐事，謹防淡化，無史為鑑。

一，我對“糧”字的的希望、迷惘、困惑

一九三三年我出生在雲南省賓川縣力角鎮白中村一個貧農的家庭。我家祖祖輩輩種糧、納糧、吃糧，為了一個“糧”字，一代接一代地面朝黃土背朝天耕耘土地，但始終不能擺脫青黃不接時挨餓的厄運，不過還沒有餓過肚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雲南“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大理專員公署招干，我雖初中尚未畢業，但因成份好而被錄取，分配在鄧川（今洱源）縣糧食局工作，一九五三年晉升為該縣第三區糧庫主任。命運安排我和這個“糧”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九五三年土改結束，我家分到了土地。這年賓川地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經父母辛勤耕耘，糧食豐收。家裡不僅有了足夠的口糧、飼（實）料，還有餘糧上市，真是人飽、豬肥、有錢花。父母笑了，笑得那麼甜，從父母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希望。

好景不長。僅僅一年。一九五四年，當父母還沉醉在歡樂里沒有醒來的時候，黨中央來了個“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硬性規定：農民地里產的糧食除口糧外的餘糧只能按指標賣給國家，非農業人口的口糧，按國家規定的定額由國家供給。我沒有水平去考慮這個政策是對或是錯，只知道是中央政策就要堅決執行。但在執行中不可迴避地碰到兩個現實問題：

一是收購的指標過高，但又不准改動必須執行。逼得農民不得不把口糧、飼料都作“餘糧”賣給國家，青黃不接時又陷入像解放前那樣飢餓的困境；

一是對礦山進下勞作的勞改犯的口糧供應的定額過低，也是不准改動必須執行。在我的轄區內有一個開採鉛鋅礦的勞改隊（北衙鉛礦），井下勞作的犯人的口糧每人每月只供給24市斤，其中70%是大米，30%是蠶豆或麥子。大米屬精糧，70%足斤足兩，蠶豆或麥子是原糧，發放後加工棄皮就達不到30%應達到的斤兩。井下勞作是重體力勞動，24市斤口糧根本不夠吃，再將原糧加工棄皮後就更不夠吃了，勞改犯也是人，總不能叫他們餓着肚子幹活啊。

在這兩個實際問題面前我思想上產生了矛盾：首先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從不懷疑，但是面對這兩個高指標和低定額所造成的後果，我又無法解釋，於是我迷惘了。

我雖身為區糧庫主任，本想把收購的指標降低，把供應的定額提高以解決這對矛盾，但是官卑職小沒有這個權力，我困惑了。

二，是這個“糧”字使我淪為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的敵人

一九五七年，我被派到州委黨校學習。開學伊始的第一課老師就講授唯物辯證法的“存在決定意識”，講“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我認為造成高指標低定額的原因是縣委、縣長不實事求是，制定指標和定額時不從實際出發，憑想象亂定，如果他們能來黨校聽聽老師的講課，他們就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了。

正當我專心學習，思想有了上述認識的時候，黨校開展了整風運動，校長劉萍號召大家對針對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提出批評。還說，中央說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誤以為真，天真地去響應黨的號召，在座談會上根據我在執行糧食統購統銷中碰到的這兩個問題，及學習後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向中共鄧川縣委、縣長提出批評，說他們犯了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還斗膽要求他們改正。

言發了不到一個禮拜，打退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進攻的運動開始了。批判我的大字報鋪天而來。大字報列舉了我四條罪狀：

（一），說我反對社會主義。理由是：統購統銷是社會主義，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二），說我反對中國共產黨。理由是：縣委、縣長就是黨，批評縣委、縣長就是反對黨；

（三），說我是隱藏在革命隊伍里的階級敵人，理由是：我說了“勞改犯吃不飽”是站在階級敵人的立場為階級敵人說，我就是階級敵人，而且是隱藏在革命隊伍里的階級敵人；

（四），說我是雲南大右派龔自知的孝子玄孫，理由是：我說了“農民把口糧當作餘糧賣，青黃不接餓肚子”，這是故意捏造事實，打擊農民的愛國熱情，是發表“一面大豐收，一面餓死人”的右派言論的雲南大右派龔自知的孝子賢孫……等等。

我想申辯，但又說不出一套套說得清楚的道理來。我寄希望予給我講辯證法的老師為我說句公道話，誰料這位老師也正在挨批判，我抓瞎了。

兩個月後宣布給我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銷職務，把我送到我轄區內的另一個勞改隊（姜寅農場）監督生產，半年後又轉送到賓川太和農場第四生產隊監督生產。自此我淪為了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

三，在當敵人的日子裡，又在“糧”字上遭罪

（一）管朝明其人

太和農場第四生產隊是轄於本場馬圍片區。黨委在各片區設黨支部，管朝明是農場黨委委員兼馬圍片支部書記又兼第四生產隊隊長。“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馬圍片的事就由管朝明一個人說了算。在一人說了算的制度里，如果說了算的這個人稍微有點人性，在他手下當右派還可以喘口氣，而管朝明則是一個絕滅人性、心毒手狠的政治流氓，在他手下當右派就比牛馬都不如了。

（二）“大躍進”中的管朝明

我到四隊時正值舉國上下“大躍進”，全國黨、政和人民都瘋了，管朝明更瘋。他居然提出：“別的隊只是放試驗衛星，在一、兩畝土地上小搞搞，我們四隊要放大面積衛星，衛星的規模是：水稻平均畝產萬斤糧，棉花平均畝產上千斤，紅薯平均每畝產三百萬（斤），花生平均產三千斤。”

管朝明是農民出身，他自己也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天文數字，但竟然自欺欺人，把這些牛皮數字寫在大紅紙上，貼在大牌牌上，率領全隊的人民和敵人，抬着牛皮牌，敲鑼打鼓地到場部向場黨委“報喜”。說來也怪，場黨委也公然相信，還對他個人和他直接領導下的第四生產隊為全場的個人和集體的“標兵”，號召全場向他及第四生產隊學習。

（三）我在“大躍進”中

“報喜”歸來，災難和“標準”同時降臨。管朝明為了證明他的確是貨真價實的“標兵”，一股勁地提高勞動定額。水稻定額由每人每天自拔、自運、自栽1畝，提高到2畝，密度不能少於4.5萬叢；耥秧10畝；中耕旱地作物15畝；棉花間苗30畝……。在這些同樣是天文數字的高定額面前，在正常的八小時的勞動時間內是絕對完不成的，只有增加勞動時間。從十小時增到十二小時，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十六小時的連續勞動，別說是有血有肉的人受不了，就是無血無肉的機器也受不了，人已疲備到走着路都會睡着了的程度。即便如此定額仍然完不成。下放幹部和革命群眾完不成沒事，右派完不成則不行，開始是被拳打足踢，但再打也完不成，後來他們手打酸了也就不打了，但勞動時間並沒有減。

人的勞動強度如此之大，勞動時間如此之長，是需要相應的能量補充，但口糧供應每人每月只有27市斤，為響應黨節約糧食的號召還要減了3斤，只有24市斤。我被餓得淌清口水。

解放前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家也挨餓過，但地里還有權屬自己的青菜、南瓜可以摻着煮稀飯吃，再困難還可以到山裡找些山茅野菜，野生山果充飢，也不至於餓得淌清口水。而今解放了，搞毛氏社會主義，地里的青菜、南瓜已不是自己的，變成國家和集體的了，誰敢動，動了就是“賊”，就要戴上“破壞國家、集體財產”的帽子，輕則挨打、挨批鬥，重則下大牢，誰敢？！再說到山裡尋食我想都不敢想，右派分子哪有這份自由？去了，視為逃跑，抓回來被打個半死。誰又敢？

（四）夢中白毛女向我走來

太疲勞了，淌着清口水我進入了夢鄉……，夢見白毛女向我走來。他對我說：“你真傻，廟子裡有的是貢果，拿來吃就成，菩薩是普渡眾生不專政，對偷貢果的行為不追究，怕啥？”白毛女的這番話使我啼笑皆非，我回答說：“白大姐，你在山洞裡不知洞外的情況，現在廟裡的菩薩都被當作老牆土打碎，拿去作肥料去了，哪裡有什麼貢果？再說即便有，我是右派分子，沒有你那份可以到廟裡去的自由啊。”白毛女聽了以後無奈地輕輕地說：“也是。”說罷飄然而去。

白毛女走後我竟想：白毛女雖然遭黃世仁迫害，但還有到廟裡去的行動自由，有貢果可吃的客觀條件。我是右派，一無自由，二無條件，我與白毛女之間沒有可比性，切莫奢望。

（五）上“梁山”慘遭鎮壓

我沒有為“三面紅旗”而甘願餓死的覺悟，飢餓逼着上了“梁山”，當了兩次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兩次都落入法網，慘遭鎮壓。追根究底還是為了這個“糧”字。

第一次是偷改飯證

管支書是個聰明人，他明知每月24市斤口糧對誰都不夠，如果憑飯票打飯，不會細水長流的人，會把30天的飯票10天就吃完，剩下20天沒有飯票會造成社會不安定，所以他把飯票改為飯證。所謂“飯證”是把24斤口糧÷30天（月大÷31，潤月÷28或29，又日曆為準）得出每天吃糧的數字，又把每天的數字按“早點吃少，午飯吃飽，晚飯吃好”原則，按比例一分為三，每天每人每頓吃多少，不論男、女、老、少斤兩都是一致的，都印在飯證印好的格子裡，（簡稱為“飯格”）。每打一次飯，發飯人就在飯格里打個勾，以記載這頓飯你已經打了，不能重複再打。因打飯的人多，為提高效率，伙食團設了三個打飯的窗口，黨支部開恩，給了右派分子可以到任何一個窗口打飯的自由。

為了能重複打一次飯，平息飢腸咕嚕，我從這個實際出發閃出一個念頭：把在這個窗口打飯時劃的色輕輕地刮掉，再憑刮掉的飯證到另一個窗口再打一次，就可以吃到雙份。念頭付諸實踐，居然有效，頗為得意。誰料才得意了三次，竟被右派中的左派楊漢武發現，向管支書告發。

管支書當晚就召開鬥爭會將我揪出，此時我才發現與我犯同科被揪出來的還有右派分子阮光星、張亮華、杜章等三人。管支書不容分說，四條繩子捆四個人，一律吊在梁上。這次是管支書親自動手並率右派中的左派楊漢武、李茂林、李發增參加對我四人一陣猛打。說來也怪，當時竟不知道疼，只有恨。待管支書和二李一楊三位左派打累了，把我四人放下來時，才發現四人都遍體鱗傷，痛得動彈不得。打手們離去後我們四人才由流着眼淚的十幾位右派連抱帶抬地回到宿舍。

是夜我疼得徹夜未眠。邊疼邊想為什麼遭此冤孽。我想：管支書打右派應當在情理之中，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我是共產黨劃出來的敵人，列寧教導他們：“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反過來理解，對敵人的殘忍就應該是對人民的仁慈。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就是要給人民以仁慈，如果管支書不打，那末把列寧的教導放在哪裡？高舉馬列主義旗幟在列寧主義這個部分就不完整，還叫什麼共產黨的支書記？管支書打我是有理論依據的。但是二李一楊與我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什麼竟下這樣的毒手？我大有“煮豆燃豆萁”之感。

次日，“東方紅太陽升”的時候，接組長通知：管支書指示：我們四人每人扣口糧10斤，每日照樣出工。我一算，虧了。改了三次，不正當得利2·4市斤，扣了10斤，虧了7·5市斤。黨支部賺了。

第二次是偷豬油吃

某日，管支書命我在中午休息時義務勞動，為伙房挑水，任務是將伙房裡的蓄水池挑滿。蓄水池很大，挑滿大約要挑30挑，每挑60公斤，距離為150公尺

此案當天偵破，我也供認不諱，照例晚上又是鬥爭會。會上管支書審我：“為什麼要偷國家的豬油吃？”我答：“吃不飽，肚子餓。”管支書就問大家：“你們是不是也吃不飽？肚子也餓？”與會者異口同聲回答：“吃得飽，不餓。”管說：“可見李俊說他吃不飽是在造謠的。既然他吃不飽，今晚就提一桶飯一叫他當着大家吃個夠，吃不了用棒棒塞。”說罷就令左派楊漢武到伙房提一桶飯來，要我跪在地上當眾吃完。

蒼天保佑，伙房的全部剩飯不到5市斤，由楊漢武盛在一個大桶里提來。管支書也不看桶里究竟有多少飯，就叫我跪在桶前，命左派李茂林和李發增準備棒棒，在我吃不下去的時候用棒塞。於是我就跪在桶前，在中共馬圍支部書記管朝明的領導下，在全隊革命群眾的監督下，在全隊右派分子的目睹下，以爪代勺，輕鬆愉快地把這將近5市斤的大米飯全部吃完，一顆不剩。吃完後我向管支書報告：“報告中共馬圍片黨支部，右派分子李俊執行黨的命令，現已將桶里的飯全部吃完，命令執行完畢，請指示。”管支書氣得七竅生煙，咬着牙齒吐出七個字：“今晚撐死你，散會！”

回到宿舍，眾難友投以羨慕的目光，我也自感得意。此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千多年前，秦朝宰相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與今天中共黨支部書管朝明指飢為飽的現實相比，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之處在於：趙高是在奴隸制度里說的，而管朝明是在大救星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里說的。今天看來最高指標：“馬克思+秦始皇”，不是隨便脫口而出，是有事實為依據的。

次日東方照樣紅，太陽照樣升，但是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接黨支部通知：扣我口糧10市斤。我又虧了。

（五）為了一個“糧”字，四隊的四位右派分子付出了生命

我為了一個“糧”字雖然遭受了二十二年的折磨，但畢竟把牢底坐穿活下來了。我親眼目睹與我同在一個生產隊的四位右派，為了這個“糧”字，在那扭曲了的年代裡永遠離開了人間。他們是：

右派分子楊善根，男、31歲。他被餓得路都走不動了，管支書還強迫他去挑稻草。當挑到一個水塘邊時，腿一軟跌倒在水塘里，撈起來時心臟已停止跳動；

右派分子彭樹濤，男、30歲，因飢餓偷食了花生被管支書吊打，生不如死，上吊自殺；

右派分子張家讓，男、40歲，因飢餓偷吃了紅薯被管支書打，生不如死，服毒自殺；

右派分子楊昌榮，男、31歲，疲、餓交加，晚上睡下去就永遠起不來了，死在被子裡。

他們是死了，是非正常死亡。但是由誰為他們的死承擔責任？這個現在沒有解開的死結何年才能解開？

六，結束語

一九七九年我沒有經過摘帽就被改正了。但是對我當年整風時在黨校提的那些意見究竟是對？或者是不對？改正時沒有說，以“擴大化”三字輕鬆代過。我不能理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不去擴大那些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弄虛作假、絕滅人性、假話說絕，假事干盡的混蛋，偏要去擴大說真話辦事的人？這又是一個現在不能解開的死結。至於此結何時解開？我只能對兒孫說：“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幾椿人吃人的案例        柔劍

（案例1）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縣縣委辦公室以“階級鬥爭”新動向為“政績”，所以才留存至今。這是份很貴重的資料，得感謝執筆人。

報告說：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四十一歲，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用具棺材將其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兜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為及時有力地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另一份報告說：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社員杜之田已死兩了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

至於貧農吃貧農，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屬階級鬥爭範圍，報了不利於烏紗帽，便壓了下來。原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回顧說：“那是一個政治高壓的恐怖時代，餓，不能說；餓死，更不能說。最好別看、別聽、別想，否則會惹出大禍。”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那時儘管有成千上成萬的人餓死，處在一定位置的領導幹部都是很難親眼目睹的，他們當時知道的情況是相當多的。一方面他們不想去、不敢去看，為什麼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陰暗面向党進攻嗎？一方面下邊使出渾身解數不讓他們看；另方面報喜不報憂，總是成續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永遠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互為因果，上下隱瞞，天知地知，誰個不知？雖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斷發生，但誰也沒有辦法解決，因為地方政府手中沒有糧食，糧食全掌握在毛澤東手裡。他決心以犧牲農民利益去換取世界領袖的地位，怎的不鋨死人嘛？

（案例2） 崇慶縣（今成都崇州市）離休老幹部鄭大軍回顧這段慘痛的史時，說出了一些觸目驚心的往事。他說：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歲，是縣委農村工作組的副組長，在放衛星的高潮中我在東陽公社二大隊蹲點，檢驗大躍進的成果。我蹲點的地方屬丘陵地帶，田地肥沃，風調雨順，盛產水稻、小麥和玉米，兼產豆類、紅苕，本來算傳統富庶之鄉，可共產風一刮，一夜之間天翻地覆。直到兩年後，我率領整風整社工作組一行四人，幾個方面進駐同一地方，落實《十二條》（即一九六O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黨以最大的努力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在農村颳起的共產風，徹底清理“一平二調”），才發覺其後果的嚴重性。

曾經風光一時的公共食堂一派破敗，靠廚房的隔牆已經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號社員排着長隊，捧着碗，有氣無力地繞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繞圈，領取一勺照得見人影子的午飯。這是將政府救濟的陳穀子連殼帶米槌細，再下鍋狠熬出來的糠米粥。後來了解到，是因為工作組大駕光臨，大夥方能領到如此（見米）的上等貨色，若在平時，一日三餐清水煮紅苕，一人兩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幾把珍貴的米糠進去攪勻，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們四個人躲在門外，觀察了好一陣，組員老王示意大隊支書不要聲張。桌子、板凳都失蹤了，人們領了飯，迫不及待往嘴裡倒，卻沒有一個人被滾燙的粥傷着。隊伍繼續移動，除了勺碰碗的聲音，一切都顯得空蕩蕩的。終於，所有的人都坐了下來，圍成幾個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專心，仿佛要把已經透亮的碗舔的穿。沒舔碗的直喘氣，似乎開飯是體力活兒。我們呆了，不禁面面相視，作為黨的幹部，我們深為自己沒有被餓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們發楞，大隊支書卻按捺不住提步進門大吼一聲：“歡迎工作組同志！”

於是全體起立鼓掌。我們只得露面，招呼大夥。不料社員們卻有節奏地邊鼓掌邊背誦：“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飽，感謝毛主席，感謝黨領導！”一連背誦三遍，就有五、六個人因元氣消耗過度，倒地昏厥過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臨出發前帶的一封壓縮餅乾，泡在開水碗裡搗散，依次灌了。

當晚召開全體社員大會，傳達《十二條》，並當眾宣布將“一平二調”中擅自調撥的私人財產歸還原主，許多社員激動得流下了熱淚。老貧民牛東山說：“終於可以死在自己屋頂下了”。而大隊、生產兩級幹部都陰着臉，沒一個吱聲。散會後，大隊支書埋怨說：“現在才來糾正共產風，意義已經不大，因為這兩年大夥偷的偷，拿的拿，集體財產都搞光了，連米糠缸子也給砸了。大河斷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頂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評了這種悲觀情緒，大隊支書頂撞說：“憑共產黨的良心，我這個書記沒有虧待社員，除了上面領導視察時陪點吃喝，我沒有搞明顯的等級。餓死的社員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難受麼？可後山的五大隊咋樣？都吃人了……”

我們大吃一驚，打斷他的話：“不要亂講，要負責任喲。”大隊支書把胸脯擂得崩崩響：“百分之百負責任！我閨女前天逃回娘家來，說她們生產隊幾歲的女娃兒快叫吃光了。”

事關重大，當機立斷，我派老王連夜趕回縣委匯報，我則立即去後山五大隊，把最新“敵情”通報派住那兒的工作組劉、聶、姜三同志，他們還被蒙在鼓裡！通過細緻而艱難的調查，東陽五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吃人的內幕終於揭開：全隊共八十二戶四百九十一口，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0年十一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發現吃人的是生產隊會計王解放，據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裡強制節餘的渡春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伙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肚子，還肩負着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戶戶屋裡不見火。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滿山風轉，撈着啥吃啥。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先恐後地鏟回家。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哞哞”牛叫。連蚯蚓和地蟻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鄉村四、五十歲以上的社員，普遍吃過觀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鱔泥，一種有光澤的白色粘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飢，一撮泥一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沉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沉，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着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你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儘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實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所以人們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說，人吃人就是在這個節骨眼開始的。那晚輪到我和出納、保管巡邏，已是半夜，我們沿着村子轉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納說：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說：你吃了四個玉米窩頭，咋不行了？出納說：沒油葷，吃多少都不頂事。保管說：你等着吧，到了共產主義，讓你一天吃一頭豬。出納說：你現在就變成豬，讓我啃一口。我說：莫開這種沒覺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員咋過的？

於是三人都不吭氣了。那晚下了入冬的頭一場雪，月亮鑽出雲層，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說：我看見冒煙了。我和出納正揣着手，準備回家呢。保管說：他媽吃了豹子膽！ 我們一下來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牆後面仔細觀察，果然有幾縷煙兒順風斜飄。隊裡的情況我瞭如指掌，可此刻卻不敢相信這煙是從莫二娃屋頂冒出來的，人家是老實巴交的貧農，家裡八口人餓死了兩口，也從來沒有違犯過政策！況且這年月有啥可煮的？二娃家房後是塊敞地，我們就迂迴包抄，還匍匐前進了一會兒。我望見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風，大冷天也不怕凍掉屁股。沒看出來呀，叮噹響的窮棒棒也打糧食埋伏，階級鬥爭太複雜了。

我們從前門撞入灶房，手電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窩耗子就亂穿開了。我喊：不准動！保管舉起鳥槍，朝天轟一炮，把房頂沖開個窟窿。驚慌之中，不曉得誰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燙得我們直跳腳。湯潑進灶坑，激起一片水氣，把屋裡全弄霧了。點燈！我揪住莫二娃命令，這狗日的仆地癱了。出納摸出火柴，點燃馬燈就地一照，頓時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時用石板扣着，要偷煮東西時挪開，可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么女，三歲的樹才妹。難怪這麼大的油葷，嗅兩下都穿鼻。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外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出納埋下腰，用筷子夾起一砣，熱騰騰地舉到燈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誘人的一團，把個保管看得眼發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一聲，倒在地門板上，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進口中。我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撓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着條瘦肉筋。當然做老子的開了口，這一窩野種就瘋迷了，當着我們的面，一人搶一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支手，揪住這個溜了那個，莫二娃的老四，九歲的狗剩，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一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裝了滿槍管火藥和鐵砂子回來，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將他捆了。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作為證據的碎骨頭裝了半背兜，頭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來，空空的骨器，外無麵皮，內無腦髓，作案手段真是殘忍之極！大隊支書怒不可遏，權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卻在階沿下嗚嗚咽咽，叫起冤來。他說：才樹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沒喝飽，好不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命里只該活這麼大。支書大吼：曉不曉得隨便殺人，國法難容？莫二娃回答：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沒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的樹才妹喲，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釋放了，大隊幹部們再三研究和權衡，決定為了官帽而壓下這起吃人案。

有權力就有食物保障，當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員家，吃人風泛濫成災了。莫二娃一放，大夥私底下奔走相告，以為政府默許這樣做。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非勞動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傢伙在自己家裡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淚與鄰居約定交換着下手，可這華竟不是長遠之計。那時的小孩都骨瘦如柴，連皮帶肉，帶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夠一門餓鬼吃幾天，於是稍有遠見的社員，就上遠處綁鄰隊的娃娃，還到處挖陷阱，設獸夾。有種外表塗過油的“糖果”叫“歡喜豆”，過去用於炸狼，現在沒狼，就成了小孩剋星，嗅着噴香，不禁送嘴裡咬，崩地就炸個面目全非。待家長們聞聽趕來，原地就只剩下一灘血漿了。

吃人生產隊的案件是如何處理的？進入司法程序，該殺的殺，該判的判，毫不含糊。不過《判決書》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種種吃人的情節，因為是公開審理，要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形象。莫二娃虐殺親女，又製造“歡喜豆”炸死鄰隊兩個男孩，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聽說槍斃時他還吼了幾聲“無罪”，把執行民兵駭呆了，結果換上正規法警，連發三槍才栽進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國民經濟才有所好轉。而我們工作組除了處理惡性案件，解決問題幹部，其主要任務就是“糾偏”，發動群眾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員可以領回屬於自己的財產，至少鍋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開伙合法了。我們向地區行署、縣委緊急匯報，調撥救命糧，至少保證每個社員每天半斤糧。以前吃大鍋飯，半斤糧經過大隊、生產隊兩級剋扣，到個人嘴裡不足二兩，幾把苞谷面撒進一大鍋清水，或者連糠帶米加些紅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們工作組守在分糧現場，半斤就是半斤，誰也不敢搗鬼。群眾可以拿糧回家，自己計劃着吃。當時國家的救濟能力有限，一時調不了糧，就運來些苞谷杆、稻禾、麥杆，把它們碾碎了，摻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夠熬出些澱粉來，分給社員們烙餅子，很香。還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個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於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會發酵出一層綠營營的“苔蘚”叫小球藻。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來，兌些清水，可能的話，放點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日日夜夜，滿腦子都是吃，不瞞你說，當年我還沒滿三十，都白頭了。可絞盡腦汁，餓死的人還是有增無減。一九六一年春荒過去，地里依然顆粒無收，別提社員，連我的腿都浮腫了，擠就出黃水，走路搖搖晃晃。工作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翹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時堵得深，勺夠不着，就將勺把綁在竹杆上，再深度疏通。鮮血長流，被掏的人一聲高一聲低地呻喚，慘啊。

不過那時年輕，能打熬，實在撐不住，就借匯報工作趕回縣裡，休整兩天，在食堂大吃一番。縣城各機關單位都在政府的號召下，向農村捐糧票，但是杯水車薪，鄉下又流行吃人了。還好，沒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處割下煮。這新一輪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沒法處理。撇開道德倫理，人肉畢竟比觀音土容易消化、吸收，雖然吃人（應該叫吃屍體）會染上多種疾病。社員們沒力氣，家裡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層土，有時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經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當場捉住“盜墓賊”，也難以準確、定罪。只好睜一支眼閉一支眼。鐵的事實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經在某農家大院，目睹過如此景象：六個食土過量的社員頭朝下躺在門板上，叉開腿，由他們的親屬把桐油灌進肛門。看見我出現，那些瀕死者都突然睜大眼睛叫：政府啊，我們沒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門板，社員們解釋說：桐油味道大，從嘴裡灌要反胃，浸不進肚腸，還是倒灌來得快。我說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員們說：一兩年沒嗅過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漚爛腸子也甘心。我說不行，大家說行，爛腸子總比泥巴脹破肚皮強。我能再說啥呢？死馬當活馬醫吧。現在回想起來，中國農民真純善啊，死到臨頭還沒造反的念頭。不過，黨有槍桿子，不怕人造反，而我們工作組是槍桿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隊，哪裡有起火的情況就趕往哪裡。

大饑荒是制度性人禍     平兒

1958年在中國發生的“大躍進”，今年正好50周年，半個世紀。此後，1959、1960、1961年三年，發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饑荒，因飢餓導致的死亡人數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
    緊接着，共黨為之辯護，把大饑荒的原因歸結於“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諱過飾非的舉措，實際上是說給饑荒死亡者的親屬與飢餓死亡邊緣的那些農村居民聽的。而他們自己卻有一定清醒的認識。如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在這次大會上，毛也不得不聲稱承擔“主要責任”。劉另外還說過發生了"人食人"的悲劇，而這，他和毛是要被載入史冊的。
    三年大饑荒是制度性的人為災害。所謂制度，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行為的規律性或規則(馬克科姆·盧瑟福)。制度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憲法秩序，第二種是制度安排，第三種是規範性行為準則。本文在第一種、第二種意義上使用"制度"這一概念。
    一、人民公社制度是大饑荒的直接性根源
    三年大饑荒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直接惡果。1958～1962年間的人民公社制度，其突出特徵，可以“五風”為標誌：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
    共產風遺禍慘矣!1958年席捲全國的人民公社運動，是中共中央“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莽撞嘗試。公社的規模巨大，有的是一個縣就是一個公社，小的地域也有今天幾個鄉大。湖南省平均每個公社7470戶。(《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0頁)在幾千年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與消費單位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剎那間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共產，出現“一平二調”，“平”是平均主義，“調”是無償調撥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無償調撥勞動力。據統計，僅湖南省平調的物資總量價值16.09億元，人均51.9元，相當於全省農民當年一年的純收入。(《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1頁)頭腦發熱的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們，使農民進入了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從未有的生活秩序：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就餐食堂化，驅使幾億農民去斗天、斗地、斗人(毛澤東青年時期有"其樂無窮"語)。每一農戶失去了生產與消費的自主權，也失去了災荒來臨之際自救的可能性。
    浮誇風肇難狠矣!放高產衛星，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高級幹部喜極也，擔憂糧食多得沒有倉庫存放，毛澤東曾建議休耕、吃5餐等等，於是高徵購是邏輯的必然：超英趕美的核心是工業大躍進，高徵購工業才能大發展。高徵購，把農民賴以生存的大部分口糧徵購了去。一個縣如此，一個地區如此，一個省如此。吳芝圃、曾希聖、李井泉(河南、安徽、四川)們惡貫滿盈也。在普遍的“左”傾路線的統治下，即使湖南周小舟主政，也控制不了瘋狂的衛星與窮凶極惡的高徵購。區別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一個食堂，管住了全中國農夫的口和胃，也左右着奄奄一息趨向飢餓死亡的快慢。荒唐的是，大饑荒的1959年、1960年，糧食出口卻創造了記錄。
    強迫命令風助紂為虐。1957年反右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巴。1959年廬山會議封住了官員的嘴巴。1958～1961年則是赤裸裸地用扁擔、皮帶、繩索對付農民的嘴巴。在打人的人數、比率、頻率方面，人民公社可以獲得古今中外當之無愧的金牌。例如，在毛澤東的家鄉湘潭，市郊幹部打人者占55.6%，被打死與毆打後自殺的農民達103人。(《湘潭市志》第1卷第204頁)1960年，耒陽縣委就全縣19個公社發生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嚴重事件向地委檢討。(《耒陽縣誌》第44頁)1958年12月，石門縣委就部分幹部強迫命令，一年內造成73人死亡事件發出通報。(《石門縣誌》第33頁)
    瞎指揮風是專制獨裁體制的邏輯延續。全國僅有一個大腦，每一級如法複製，順之者不昌，逆之者必亡。正是在這駕馭奴隸般的軍事化的組織模式下，好大喜功的共產黨搞勞民傷財的"大煉鋼鐵"、大興水利、大修公路，一方面毀掉一二十億畝森林，另一方面卻煉成了幾千萬噸廢爐渣。綠水青山一兩年間成光山禿嶺，乾旱年接踵而至。天災亦源於人禍。真正是天怒人怨。湖南省農村勞動力約1260萬人，一會兒動員600萬人大辦鋼鐵，一會兒動員600萬人大辦水利，與此同時還大辦交通，大辦社隊企業。(《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1頁)風雨時不避，冰雪下餐飲，黑夜曬穀，把一戶戶箱角、門扣、鐵鍋、茶爐搜括去煉鋼鐵，把入雲的樹林燒毀種紅薯，紅薯豐產了卻忙於煉鋼任紅薯腐爛在土中，你怎樣評價這一系列的荒唐與昏庸？
    幹部特殊風人心使然，莫可厚非。問題是60年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共產意識形態，使幹部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受到制度的庇護與縱容，也提供了剝削與壓迫農民的便利條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在於這是違反人性的。都是血肉之軀，都要衣食住行，都有七情六慾，無論是“為人民服務”還是“三個代表”都不能不是欺騙。問題是如何以制度來遏制人性之“自私自利”性。自1917年以來90年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反而使這一問題擴大化、嚴重化、極端化。
    二、統購統銷制度、幹部任用制度、戶籍制度等是大饑荒的重要原因
    糧食統購制度是剛性、強制性的制度。1953年，政務院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上、有步驟地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簡稱統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銷)”。1957年，國務院又規定"農業社分配糧食，必須嚴格遵守下列先後順序：第一首先完成國家核定的糧食徵收購任務(包括增產社的增購任務)；第二，留下農業社生產必需的種子和飼料，分給全體社員基本口糧和必要的飼料；第三，在解決了上述兩項問題後，才適當照顧勞動強出工多的社員，或用來發展副業和多養牲畜"。而在實踐中，貫穿人民公社始終的是，統購帶有強烈的剛性與突出的強制性。之所以高徵購高到農民保命糧也能奪走，是因為國家、公社、幹部被制度賦予了強制性徵購的權力。口糧也好，種子也好，飼料也好，在長官意志過度過分之時，“征”了去，“購”了去。為完成收購任務，幹部、工作隊可以隨心所欲地闖門入戶、翻箱倒櫃、見糧就收、顆粒不剩而合法化，這是制度性的搶劫。安徽鳳陽縣1959年糧食總產量10960萬斤，僅夠口糧，卻被徵購了5974萬斤。廣西環江縣放出了畝產13萬斤的高產衛星，總產量實際0.828億斤，徵購指標高達1億斤，過度徵購導致環江縣1959年、1960年死亡4萬多人，占總人口1/4。(《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湖南綏寧縣1960年突擊外調糧食24760噸，同年因飢餓患病13534人，其中營養性水腫病6210人、婦女子宮脫垂病5888人、小兒乾瘦病3436人，這批人中非正常死亡1212人。(《綏寧縣誌》第38頁)
    幹部任用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仿佛一個變化多端的幻想花筒。批了一個鄧子恢，餓死千萬人。彭德懷廬山會議的上書實實在在輕描淡寫，卻不能不被毛氏打成反黨集團首領。跟隨彭氏倒霉的是幾百萬良心還沒有全部滅卻的各級幹部。黨內鬥爭自清查“AB團”與延安整風以來，歷來是“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組織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幹部路線是“馴服工具”與“螺絲釘”。導致弄虛作假成為官場明規則。如河南一個縣委書記在報告中說：“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的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群眾臉上無光。”安徽臨泉縣委對各公社的電話通知，說完不成糧食任務，就要考慮職務問題。等等。(《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因此，毛氏中央能夠把全黨統一為荒唐透頂的共產風工具，也能把幾億農民的灶台拆除，把人間化為地獄，把農村變成監獄式軍營。
    戶籍制度是大饑荒時農民坐待斃命的守門神。戶籍制畫地為牢，限制了人口逃荒可能性。災害與饑荒在中國歷來是區域性的，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畢竟自然環境、糧食產量、地方官徵購強度是有區別的，流浪以就糧是自古以來活命的一個方式。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承認流亡到外地(主要是城市)的農民，僅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約有300萬人。中共中央要求不得招工、不得報戶口、不得供糧食，一律遣送回鄉，要求派人在交通要道勸阻，等等。廣西環江縣把追捕到的外流人員集中“教育”，關押之中非正常死亡44人。(《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官方以一個戶籍制把人口流動限制起來。一戶死絕，一村幾死絕，一鄉半死絕，然而不得不坐以待斃，這就是當年的景象。
    與此配合的，還有司法制度、警察制度。自土改開殺戒之後，鎮反殺人，反右捕人(5萬多右派被送勞教)，一派秋風掃落葉的蕭瑟之氣。中共當年統治的恐怖主義、神秘主義，使全國性的饑荒縮小為一家、一村的饑荒。有餓死的，沒有搶糧的；有奄奄一息待斃的，沒有請願與示威的；有高歌“三面紅旗”的，沒有敢於說一說直系親屬在農村被餓死的。統治到如此地步，把槍桿子、筆桿子運用到如此爐火純青、如此登峰造極，毛澤東們不折不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如何看待我國的大饑荒       茅于軾

     中國三年饑荒是因為取消了國際國內的糧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許饑民出外討飯，最後只有餓死一條路。防止饑荒再次發生的不只是增加糧食生產，更重要的是讓百姓有交換的自由，有流動的自由。何況沒有自由糧食也增不了產。所以說：自由是抵抗災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過去的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因為饑荒而餓死的人，總數大約為七千萬人(但是在前一個世紀，即十九世紀，餓死的總人數超過一億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總數略少一些。大體上又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之和。這都沒有算上因饑荒導致的生育的減少和營養不良而夭折的人數。在這過去的一百年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饑荒，就是中國的1959-61年的大饑荒。所有的重大的饑荒都是因為戰爭或獨裁專制，真正因為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後而餓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過剩和經濟落後都會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規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紀以前，饑荒的主要原因還是糧食的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也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起作用。糧食不足那時候是全球性問題，各處地方都存在糧食生產問題，到處都有人餓死，但是都是小規模的。現在二十世紀以後，我們完全有把握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過時了。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發達，糧食既充足，又能夠方便地流動，大規模餓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條件下才會發生。但是在十九世紀之前的幾千年裡，確實是糧食的生產不足成為人類發展的障礙。人口的繁殖是幾何級數的方式，而糧食的生產是以算術級數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遙遠的地方去開荒種糧。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西部地區農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開墾，產量極低，運輸的成本極高,，但是人們不得不到這種生產條件極為不利的地方去謀生。按照我們現在的看法，這些地方根本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是馬爾薩斯的規律把他們趕上去的。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的看法可以從近幾個世紀人口和壽命的變化得到證明。在十九世紀以前的幾千年裡人口增加非常緩慢。根據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後到十九世紀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長率不到0.1%，但是從十九世紀以來到現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長率達到 1%以上，增加了十幾倍。至於壽命，在十八世紀末平均壽命是26歲，這是人類幾萬年掙扎的成果。而此後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增長到 67歲，壽命的年增長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紀末是人類發展的轉折點。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值得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來研究。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人類歷史上頭一次可以做到消滅饑荒成為容易的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終於被徹底克服。這是人類一個巨大的成就。現在大家所說的大饑荒，和歷史上的饑荒比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饑荒都是發生在經濟落後而且是在戰爭的環境中。餓死的人數頂多隻不過幾萬人。確實，當今世界上患營養過剩和肥胖病的人數早已超過餓死的人，也正在超過挨餓的人。

      是什麼導致了饑荒死人？經濟落後的國家比較容易餓死人。貧困不僅僅是生產不足，而且是基礎設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險，儲藏，貿易，公共行動等補救措施。衛生和醫療的落後都擴大了饑荒造成的後果。當今世界上受饑荒威脅最大的國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如安哥拉，索馬利，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阿富汗。由於國家窮，一旦發生饑荒，很難迅速克服，其後果會延續多年。

      糧食歉收會導致饑荒。饑荒往往發生在極端氣候期間，如乾旱，水災，使得糧食嚴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饑荒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即使是經濟最落後的國家裡，也都有相當的彈性來調整豐歉。我國學者宋國青對我國因為氣候特殊而減產的情況作過分析，他得出的結果是氣候影響產量在一個局部地區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只有總產量的百分之一。因為各地的豐歉會彼此抵消。在全世界範圍內氣候影響產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過他的分析不包括氣候變暖等長期變化的後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戰爭是饑荒的主要原因，它對饑荒的責任遠遠超過經濟落後和糧食歉收。但責任者往往把饑荒的責任推給了經濟落後或氣候不好。人民權益的喪失會惡化饑荒的後果，使得本來容易克服的困難變成災難性的。比如1931-33年發生在前蘇聯的大饑荒，當時蘇聯的人均GDP是現在非洲經常受饑荒侵襲國家的三倍。同樣地，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鮮的饑荒，他們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現在有饑荒的非洲國家高得多，但是他們的損失卻大得多。這些例子說明由於比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採取補救措施，大大地減少饑荒的損失。阿馬蒂亞·森教授專門研究饑荒，他說現代饑荒不同於歷史上的許多饑荒，往往是糧食的分配機制被破壞，而不是沒有糧食的供應。森的研究提醒了許多學者去研究饑荒發生時的分配狀況。他們發現在饑荒流行時周圍有足夠的食物供應，但由於分配上的障礙，挨餓的人得不到供應。分配的障礙有許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被破壞，有錢也買不到糧。另外一個原因是沒有錢買糧食。這時候不是沒有糧，而是沒有錢。只想辦法去增產糧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錯了問題的對象。收入不提高，糧食再多照樣會餓死人。不過因為窮而餓死人是很個別的，在二十世紀以後不可能是大規模的，當今時代大規模餓死人都是因為人為對市場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應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饑荒的防止是容易的。運輸費用大大地下降了，糧食儲藏成本很低，信息傳播非常迅速，國際的饑荒救助到處可得，營養和醫療的知識大有進步。在這種條件下大規模餓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極權政治或戰爭相關。斯密（一位現代學者，和十八世紀的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同姓同名）就說，現代的大饑荒無例外地是政府濫用權力，採用錯誤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們還想方設法掩蓋真相，森教授甚至還說，民主和饑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夠讓信息不受障礙地傳播，能夠整治腐敗，避免政府的權威被濫用。

      更重要的是要讓市場發揮作用。在市場能夠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饑荒很容易從別處獲得糧食而被緩解。世界市場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全球性的缺糧，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糧食禁運而餓死人。相反，倒是許多饑荒因為國際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國1959-61的饑荒和朝鮮前幾年的饑荒就是因為取消了國內市場，又隔斷了國際市場的作用。否則饑荒絕不會那麼嚴重。市場對於防止現代饑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兩個國家的饑荒更因為不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而格外嚴重。糧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夠流出，也不會死那麼多人。市場的自由參與，人口的自由流動，都涉及人的基本權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個小圈子裡，不許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動，糧食只能自給自足，那麼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應不足都會造成饑荒，都會餓死人。所以饑荒造成的最大威脅來自於對人們自由的干涉。或者說，抵抗饑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產糧食。更何況沒有自由，糧食也很難增產。

      饑荒死亡人數的統計是非常困難的。中國1959-62大饑荒的死亡數字，一般專家估計為1400萬到4300萬之間。這兩個數相差極大。我自己對這個統計作過很粗線條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當年的人口數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減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餓死的。從頒布的人口統計數字可以知道災荒前後的人口數，如果能夠找到此期間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餓死的人口數。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數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於假定。如果這兩個數和災荒以前相同，沒有變化，可以算出餓死的人是4200萬。但事實上災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會減少，所以實際餓死的人到不了4200萬，大約是3500萬比較可信。我國學者金輝對三年災荒的死亡人數有過更徹底的研究，他對公布的人口數有懷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較和分析。

在現代社會中大規模饑荒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對我國更不是一個威脅，因為我國的經濟實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長，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會的組織化有了徹底的改進，專制已經消退，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了世界經濟，物資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饑荒事實上已經成為過去。可是我國的許多政策還以防止饑荒作為前提。比如為了糧食安全而保護耕地，導致城市的用地供應不足，房價飛漲。我們應該了解現代學者對饑荒的最新看法。

大躍進歌謠選

稻堆

稻堆堆得圓又圓， 社員堆稻上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