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剛之柔-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但是，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並無好壞之分。正像文化是一個既定人群在即定歷史時期創造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一樣無先進和落後之別。我們共同為紅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證詞。由於時效的緣故，它們已不具有司法的屬性，卻能夠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證明其信念信仰的取向，呈現道德和良心的差異，除此之外，什麼也證明不了。

在討論“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話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小問題。

譚力夫講話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馮敬蘭在她們的《也談卞仲耘之死》中說：

8月1日，“我們‘壞學生’下鄉勞動比軍訓的大隊人馬回來得早。學校的氣氛已經有些恐怖和驚悚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心虛。當時宿舍樓大門口貼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歷來如此）特別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報也是‘自來紅們站起來’之類，宿舍樓還貼了一長溜譚力夫的講話，通篇是講解那個對聯，我一直以為對聯是他發明的”。

馮敬蘭說她在1966年8月1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譚力夫講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譚力夫是在8月20日才發表這個講話，被傳抄和張貼是8月底和9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馮敬蘭年紀大了，記憶有誤？

不像。因為譚力夫的講話，是在一次北京工業大學辯論工作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的大會上的講話，由於他是保工作組派的，他通篇並不是講解那個對聯，而是為工作組辯護。血統論的思想只是滲透在這個講話中。他的那句“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麼，他媽的”，很有個性，也很有特點，是整個講話的經典之句。凡讀過譚力夫的講話的人，其它內容可能會忘記，而這句話會記得的。

說譚力夫講話“通篇是講解那個對聯”，只能說明馮敬蘭可能根本沒有讀過譚力夫講話。沒讀過為什麼要說讀過？為什麼要編造這個謊言呢？只有馮敬蘭自己可以回答。

譚力夫確實寫過一篇擁護對聯的文章，題目叫《從對聯談起》。但是發表時間是8月12日，而不是8月1日或之前。該文很短，不像馮敬蘭所說，可以在牆上貼“一長溜”。

馮敬蘭把譚力夫講話日子弄錯這件事本身確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一例證說明她們的“證詞”的不可靠性。回憶歷史和編造歷史是不一樣的。

對於同齡的老三屆人來說，紅衛兵組織成立的時間本不是一個問題。

紅衛兵組織出現在清華附中的時間是1966年5月底～6月初。它被江青、陳伯達認可是7月下旬的事情。被毛澤東認可是8月1日。城區各校紅衛兵組織的出現時間大致在是7月底～8月初。為了爭論對聯的對錯，8月3日中山公園音樂堂的大辯論，8月5日中央美術學院的大辯論，8月6日天橋劇場的大辯論都是以紅衛兵的勝利而告結束的。

師大女附中學生，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長篇回憶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對這個非常時期有清晰的記載：

7月下旬，“混亂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一些學校中出現了紅衛兵組織，批判校領導、揪斗‘黑幫’和‘牛鬼蛇神’的行動不斷升級，發生了體罰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馬頻頻到各校煽風點火，鼓吹造反。……在強烈刺眼的燈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的尖聲叫喊……顯得那樣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見該書第二章《禍起蕭牆》）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消工作組。”

“作為學校的紅衛兵代表，我也參加了那次大會。……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台上。……會場立時沸騰，紅衛兵小將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見該書第二章《禍起蕭牆》）

“8月初，一些中學紅衛兵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立即掀起了一場關於‘血統論’的大辯論。我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支持對聯的立場……”（見該書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這樣回憶當年的情況：

“於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們這些在邢臺軍訓的學生突然被召回，一進學校，許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白紙黑字的對聯貼在宿舍樓門口。還有‘打倒黑五類子弟！’‘打倒資產階級狗崽子！’等等。原來在我們參加軍訓的十天裡，形勢大變。反工作組的學生已經成為英雄。學生按出身血統分為三、六、九等，什麼紅衛兵、紅外圍、黑五類子弟等等。紅衛兵的出身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才行。” （陶洛誦《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

鄧榕的文字證明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1966年7月29日以前就已經成立。

陶洛誦的文字證明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組織1966年8月1日以前就已經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證詞中卻敘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情況。

葉維麗在證詞中說：

“調查的結果是，7月31號，女附中成立了一個叫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主義兵’）的組織，主要由‘反工作組’的高中學生組成。8月5號那天打人沒有她們的事。‘主義兵’始終是少數派，從未在學校掌過權。

“女附中還有一個叫‘紅衛兵’的組織，參加的人數較眾。這是一個一哄而起、較為鬆散的‘組織’。沒有證據證明這個組織在8月5號已經存在”。（見《記憶》47期）

劉進在證詞中說：“關於“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葉維麗問過我多次，我始終說不上來。近幾年就這個問題，我幾乎是見誰問誰，至今無一人能說出紅衛兵成立的準確時間，但大多記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見《記憶》47期）

宋彬彬在證詞中說：“我記得女附中紅衛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調查的結果也證明這種說法最接近事實。女附中的紅衛兵很鬆散，沒有加入不加入這一說，你說自己是，只要沒有人反對，你就是了”。（見《記憶》47期）

劉沂倫在證詞中說：

“學校里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發起人是梁二同她們反工作組的一些同學，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我們當時管她們叫‘主義兵’……除此之外，8月初的幾天學校里有沒有其他的學生組織，我沒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範圍，比如某班級的同學組織一個什麼‘戰鬥隊’，至於全校性的紅衛兵組織，我沒有印象”。（見《記憶》47期）

作為當年的紅衛兵，宋彬彬、葉維麗和劉沂倫的說法如此一致，而和鄧榕的說法如此不同，這就迫使讀者進行一個判斷：誰在說謊？

由於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個中學的幹部子弟迅速成立紅衛兵組織，時間應該是在7月下旬到8月初這段時間。師大女附中也是這樣。

一般而言，凡在紅衛兵三個字前帶前綴詞的組織，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都是因為“紅衛兵”這三個字已經被使用。海淀區、西城區，東城區各個中學的紅衛兵組織的名稱分布，基本遵循這個規律。從鄧榕的回憶文字中證實了上述說法。師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組的同學在聽說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組之後，就成立了他們的紅衛兵組織。但是，她們不可能像清華附中紅衛兵那樣命名自己的組織為“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因為在這之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這個名稱已經被使用。鄧榕參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組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組織，她和宋彬彬、劉沂倫、葉維麗參加的是“支持對聯”的紅衛兵組織，即“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後來跟隨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門的大多數人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師大女附中高乾子弟雲集，信息之靈通沒有哪個學校可以與之比肩。男四中也遜它一籌。說該校的紅衛兵組織在毛澤東8月1日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說“我支持你們”十幾天后才成立，要麼是記憶有誤，要麼是在說謊。讀者可以判斷。

紅衛兵組織鬆散，一轟而起，一轟而散，確實沒有嚴密的組織結構。但是，這並不影響它在短命的生存其間實施暴行和宣揚暴力。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呈交給歷史的傑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打傷自己的老師。

20世紀，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個民間暴力團體：義和團和紅衛兵。

義和團這個邪教組織的施暴對象是外國人。在中國被外國列強瓜分和欺凌的時候，他們手持大刀長矛，迎着洋人現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衝擊、流血、犧牲，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情緒是不容否定的。

而紅衛兵的施暴對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們大都是以超過被害人十倍幾十倍的人數進行施暴的。被他們毆打致死的人沒有一個曾經表現出反抗的意願。但還是沒有贏來絲毫的同情。紅衛兵的膽魄和手段遠不如他們的父輩，他們父輩的對手是武裝到牙齒的軍事集團。紅衛兵是以強凌弱的烏合之眾，紅衛兵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201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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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我為什麼要替宋彬彬說話

馮敬蘭

仔細閱讀了《記憶》48期關於“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的“編續往來”，很高興能通過這個渠道聽到各種意見。對於幾位讀者的質疑和批評，更要表示特別感謝。有質疑就會有新的發現，有批評才會碰撞出新的思想。寫這篇文章，謹為再做說明。

我是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 1968年6月13日離校去北大荒，1991年調回北京，一直供職於國企，2005年退休。

我就讀師大女附中期間，是一個不起眼的初中學生，從未進入校領導的視野，甚至不記得和卞校長打過照面，可是她的慘死卻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1996年文革30年，我發表過一篇散文，題目叫《記憶的瘡疤》，想起校長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車上的情景，反覆追問自己：那些出身好、教養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學，為什麼竟在光天化日下毆打、折磨女校長至死？是什麼讓她們如此殘忍和冷血？

有批評者認為，從《記憶的瘡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訪談”，十四年間我的立場發生了改變，與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麼，我就先從這個話題說起。

一、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確提到8月5日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負責人。一些著名作家、學者也循着這個脈絡對宋彬彬發出了強烈的譴責。我重讀舊作《記憶的瘡疤》，在字裡行間尋找，卻沒有“紅衛兵”這三個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稱她們為“最激進的左派學生”、“趾高氣揚心狠手毒的打手”、“參與暴力行為的那些同學”。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寫了《烈日下的集體謀殺》，發在搜狐的博客網站，文中寫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從校長走進校門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開始執行了。她被喝令打掃廁所，喝污水，被強迫在正午的日頭下，把建築渣土從這裡抬到那裡……飢餓、病痛、中暑、脫水還不算，不時有女學生過來抽耳光，踹幾腳，更殘暴的是那些‘監工’（許多目擊現場的同學都深深記得她們的名字），她們用帶釘的木棒和銅頭皮帶給校長造成了遍體鱗傷。心靈的恐懼和絕望就不用計算在內了，校長終於倒在了烈日下。”這類文學描寫不同於歷史考證，籠統地用“紅衛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嘗不可。可是，我沒有。我不是紅衛兵，犯不上蓄意為她們遮掩，為什麼我的文字裡“紅衛兵”沒有出現？我想，只因為當時我在校園裡沒有看見“紅衛兵”。那些行為張揚的同學，包括施暴者，後來或許以“紅衛兵”的面目出現在抄家、打人、驅逐“黑五類”的“破四舊”行動中，但是8·5那天，她們尚沒有明確的紅衛兵身份。

2007年9月，現更名為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母校，高調、鋪張地舉辦了建校90周年的慶祝活動，由於評選宋彬彬為知名校友，在海內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業工作，宋彬彬從來不在我的視野里。我上網查看，不禁大吃一驚，網上流傳着多種關於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來一直屬於公共話題。對她的指控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宋要武”組織殺人比賽的，內容實在離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類是“事實”，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負責人，至今拒不認罪，應把她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是當年在校生，儘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導致校長慘死的游斗校領導活動是高一學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實的新證據，證明宋彬彬是發起、組織或領導者。可是，來勢兇猛的輿論審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沒有具體的證據。

2007年臨近年底，我在博客寫了一篇質疑文章，題目是《請放開宋彬彬》。文章中說：“實驗中學今年九月的校慶活動，在網上遭到猛烈抨擊，批評文章多言辭凌厲。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觀點，即校方缺少對文革的正確認知，但我反對對宋彬彬本人繼續妖魔化。”“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過當年在校的學生（66、67、68三屆學生約40個班）有人舉證宋彬彬參與暴力的事實，也沒有看到過網上和民間流傳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實據。實際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個戴着白色化學鏡框眼鏡、清秀善良、文質彬彬的高年級女生（她的班級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沒有過任何接觸，即便在文革中，也從未有過她張揚狂熱、盛氣凌人的記憶。我相信，母校的同學多數會持有這個印象。”

我雖寫過幾篇文章譴責8·5暴力活動，但是從來沒有把宋彬彬和校長之死看成因果關係，這是我一貫的立場。我公開為宋彬彬說話，希望本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原則，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給她一個面對自己和公眾的空間。不說出施暴學生的名字，不等於可以嫁禍於宋彬彬。宋8·18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成為當時的公眾人物或曰文革符號，不等於8·5事件的責任就應該歸咎於她。既然8·5校長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經成為標誌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學的一種版本，一個聲音。當事人的聲音絕對不應空缺。

我知道，公開為宋彬彬說話是一件冒險的事，事實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來許多謾罵和侮辱。政治掛帥者批我“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自恃高貴者譏我為“小可憐、小市民，拍幹部子弟馬屁”，聰明伶俐者罵我是“蠢婦、不要臉，是學校的恥上加恥”，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麼死的”（運動中自殺）。一時間在一些博客和實驗中學的博客網站留言板上，罵我的聲浪甚至超過了對宋彬彬的討伐。文革初我十六歲，僅因為對個別幹部子弟有意見，就被上綱為“仇視幹部子弟、仇視黨的階級路線”而被批鬥被孤立，臨近六十歲時，因為反對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這些未脫文革窠臼的霸道語言像一面鏡子，讓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絕對化思維如此根深蒂固，蠻橫的姿態和狂暴的語言除了發泄憤怒，難道更能接近事實真相嗎？

我決心弄清真相。2007年歲末，我開始參與對母校文革初期的調查。我知道，只有心態平和、實事求是、多頭調查、反覆質疑（包括對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關於個人記憶的可靠性

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斷自我否定中確認了這一點。重要的是一經發現，就要及時糾正。

感謝劉雙先生的批評。我在五人訪談中提到，大批軍訓的學生回校前，我在校園裡看到宿舍樓前貼了一長溜譚力夫的講話，以為對聯是他的發明。查閱了北大學者印紅標著《失蹤者的足跡》一書，證明劉雙的記憶比我準確。同時我要感謝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時到頭》一文中，指出我在“訪談”里對林莽先生發難，把林先生講的兩次提審說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記憶的深色裙子說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驅和無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聽過一遍就永生難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憤怒。其實，我在《記憶的瘡疤》中，已知的時間和人物的記憶錯誤也有三處。

個人記憶與事實真相不能等同。不說久遠的過去，就是發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記憶也會千差萬別。作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傷痛和記憶。但是，傷痛是傷痛，記憶是記憶，傷痛不能保證記憶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過三次採訪，都被問到“林莽從圖書室窗口看到的紅衛兵們，一律穿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我是否也見過？劉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軍靴的腳踩了卞校長的頭？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現場，不知道劉婷婷做過什麼。但是，當時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熱的時候，我校激進的學生都是女赤衛隊員的打扮——把褲腿挽到了膝蓋，連鞋都不穿。至於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箍更沒看見，宋彬彬8·18給毛澤東戴的尚且是從紅色橫幅撕下的布條連夜趕製出的粗糙毛邊黑字袖章，8·5當天怎會有特殊工藝印製的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訪談中限於篇幅，沒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為歷史作證——評胡杰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本文為再次表達我對林莽證言的質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着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應為朱學西——編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着，讓他們跪着，旁邊站着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猶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應為朱學西——編者）老師也還在世。

由於我在“訪談”中表示了對林莽的質疑，王容芬女士為此向2006年採訪林先生的友人求證。她說：

林先生2008年又給王友琴女士講了一遍，與2006年的講述完全一致。這個證言兩年前經我傳出後，林先生受到許多惡言惡語，包括網上圍攻。這位友人很悲憤，認為“歷史的敘述變形了。大家可以說這段的真實細節，但不是這樣的說法，這簡直是不顧受難者的傷痛……他不計較卞當政的時候給自己劃了極右，一家遭遇了人間慘劇，他仍然做電影裡紅衛兵暴行的證人，擔當的已經夠了……現在才跳出來寫作的這一群，他們為的是與道義毫無關係的目的，我為她們羞恥。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

王容芬女士身居國外，親自訪問林莽不容易，無人會苛求。我倒要問問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裡？既然當事人是兩位（林、朱），“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去拜訪過後者嗎？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麼地方、以什麼身份提審老師，難道就無所謂嗎？“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至於這種視自己為道德化身的文學語言，除了矯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審”林、朱二位老師，應該不是心血來潮的孤立行動。我在《訪談》中披露了歷史教員朱學西老師與林莽老師不同的記憶。林莽先生指認宋彬彬的證言，是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最為具體的文字，有細節、有過程、有後果，可以說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遺憾是缺少時間和地點兩個元素。近幾天我仔細讀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記（1966年日記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頭緒），試圖找到林老師被提審的那個“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訪談中已有詳細敘述，同年9月開始大串聯，起初是有資格的極少數“紅五類”，國慶節後很快就失控。女附中變成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附中”，校園裡到處是穿着軍裝的青年男女，哈軍工把我校作為“聯絡站”持續了幾個月，而本校學生多去外地串聯或呆在家裡。1966年冬天，被“血統論”壓制的學生強烈反彈，紛紛成立各種組織，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現一樣，“老紅衛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強硬分子組成“聯動”，炮口直對中央文革小組。學校仍處無政府狀態，但大食堂照樣開伙，接待外地串聯學生，負責後勤工作的是副校長李天義，因他是原從解放區來的工農幹部，沒有受到大衝擊。

1967年初開始軍訓，南口駐軍裝甲兵4636部隊進駐學校，學生分裂成四三派（紅色造反團，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東方紅公社，具體成立時間不詳），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作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隨後就是派性鬥爭、大聯合、年末學校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局勢穩定後，解放軍撤離（1968年元旦過後，該部奉命開赴越南戰場），但高團長等領導還在（是否“三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日記沒有記載）。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寫到：“解放軍撤走了，指導員在汽車上揮舞帽子與我們告別的情景至今還浮現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學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數同學提前報名下鄉，11月16日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去內蒙插隊的同學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為赴北大荒的同學送行。12月15日學校公布了首批畢業生分配方案，有19個同學將走上工作崗位。需要說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長胡志濤，四四派批校長胡志濤。整年沒有針對校領導和老師的集中鬥爭。

1968年從1月4日開始寫日記，幾乎全是到西單食品商場、西城肉聯廠、21路公共汽車等處勞動。1月14日記：“今天新生開家長會，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新生何時入校我沒有記憶。因為女校對男生缺少管理經驗，抽調在校66屆學生做新生輔導員，近日我班一同學告訴我，她也當過輔導員。1968年整個春天都在整治學生，一是反對中央文革的“聯動分子”，二是反對血統論同時也無視新政權的四三派頭頭和骨幹。與此同時，少量表現好、出身好的學生陸續去工廠報到，接着就是六六屆學生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我是1968年6月13日離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學。

劉進、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學校“籌委會”後，據我和一些同學回憶，她們再沒有擔任過任何組織的頭頭而拋頭露面，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也沒有她們的事。那麼，宋彬彬以什麼身份提審老師？又在哪年的某個深夜提審了老師？據朱學西老師回憶，他被提審並屢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我認為這更合情理。我們到北大荒的頭半年，陸續得知學校改名“150中學”，進來了工宣隊，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幾位老師先後自殺。宋彬彬比我們離校更早，由她提審老師，既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格。

最後，我還要說到“綢襯衫”和不管什麼顏色的裙子。自從1966年8、9月恐怖的“破四舊”運動以後到1968年6月我下鄉北大荒，記憶里沒有看見過哪個同學穿裙子，倘若有，一定會被譏笑為“小資產階級”，那人肯定不會是“革命後代、共產黨員”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見外賓，穿了一件仿唐裝的連衣裙，我們看見報載後驚呼：哇！以後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到以上細節，只是為了說明：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記憶重複100次，仍舊不可靠。林莽老師勇敢地站出來作證，我對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堅持對他某些說法的質疑，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繼續“迫害”。質疑是對另一種可能的發現和探尋。在同一事件100個不同的記憶樣本中，必定會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許就離真相不遠了。

三、為什麼要“糾纏”於細節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時空兩個方向，過程代表了時間，人物是空間活動的主體，而林林總總的因果關係讓一個事件呈現出錯綜複雜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這樣。

我第一次聽說王友琴的名字是從初中同學葉維麗那裡，大約十年前，我們談論校長之死（多年來我們經常談起的話題）時她說，咱們學校有個叫王友琴的同學，也寫過文章，她比咱們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來，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從實驗中學網站的校友錄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學生，原來是我們的學長。對她傾畢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難者資料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氣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贊同王友琴學長的觀點：“也許沒有必要去細究或複述這些細節。但是過多地捨棄細節卻可能使我們失去總體性的把握。”

幾個月前我讀了王友琴在1986年寫的《女性的野蠻》，文章敘述了她的同學發動游斗校領導的過程，作為在場者，她講得有聲有色，而且行文質樸。我不妨摘錄幾段：

①保工作組的一派人多勢眾，似乎正在全盛時期，但在工作組問題上，卻已顯得不夠緊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②見班裡同學去打黑幫，我卻無事干，就下樓去看。

③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發生的罪惡未加制止，那麼就是罪惡的同謀——但是我在十年之後才學會了這句話。

④當時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廣播喇叭里說，昨天晚上，校長死了。

那個高三學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確的指向。我們一看就知道她叫劉進，而不叫宋彬彬。當時學校沒有“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機構，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籠統給了個稱呼。

十幾年後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記憶，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捨棄了舊的敘述，提出了新的邏輯鏈條，即紅衛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我相信這是王友琴學長經過調查得來的而不是憑空想象的。當年的教師組織“星火燎原”戰鬥隊曾編輯了一個“師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記”，截止到當年10月。說到紅衛兵時，原文是： 7.31“紅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衛兵”成立。這句話語焉不詳，我們曾經很想訪問那個組織的負責老師，因為這位老師年事已高身體不好，稱完全記不起是誰做的“大事記”。我們在五人訪談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組的同學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前身叫“紅旗”。成立宣言用紅紙黑字張榜貼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欄里。從《女性的野蠻》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幾個同班同學並不屬於這個組織。而以血統論為標誌的“紅衛兵”，因至今沒有找到公開宣示的證據，成立時間、鬥爭綱領、組織原則、人員組成更是一團亂麻，導致許多校友、老師，都沒有界限清楚的記憶。

認定宋彬彬為8·5打死校長的紅衛兵負責人，有一件關鍵物證，就是7人名單。名單來自於王晶垚先生，我們必須感謝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張紙片成為有力的物證。劉雙先生說，五一那天他打電話再次向王晶垚先生求證：“他說那字條不是醫院轉給他的，是他要求7人寫的。這裡沒有因年老記憶不好的問題，因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這麼說的。”“我問是誰的筆跡，他說是劉進的筆跡。但是，李松文承認是自己的筆跡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不是李松文親口講的，是轉述。可信度有多大？看來要驗筆跡或測謊啦。”（見《記憶》48期編讀往來·劉雙來信）其實要確定是否李老師筆跡，當面去問他即可，比驗筆跡和測謊容易得多，幾乎沒有成本。

2008年初，這個紙片在幾個博客里反覆張貼，有人說兇手就在裡面！我看到後，第一反應就是李松文老師寫的，他教我們初三幾何，天天在黑板上畫圖、板書，字體流利而內斂，很像老實厚道的老師本人。我的同班同學看了47期《記憶》，也有幾個電話里說，那名單一看就是李老師寫的。在這裡，我要特別表達對李松文老師的敬意，行事風格謹慎質樸的李老師，在當年和現在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名單豎着寫，我們是從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學長是從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結論當然相反。老師和在場學生為醫院搶救“黑幫”做擔保，和家屬“要求女附中權力當局留下姓名”完全是兩回事，這裡產生了根本不同的記憶，我認為也很正常。簽名透露的信息，不僅否定了王友琴學長關於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的判定，還提示了工作組撤走後“學生代表會”的現狀，七人中第一個是老師，第二、三、四、五個是在醫院搶救現場的學生，第六、第七是“學生代表會”成員劉進、宋彬彬，她們在名單裡的位置，正說明是以個人名義而非“組織名義”出面。

有批評者認為，我們的“訪談”是在否定“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王友琴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是對王友琴“雞蛋裡挑骨頭”。我不禁想問：誰有權利壟斷對歷史的解釋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來如何對8·5事件研究出了現在的結果。這個結果雖然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也讓她遠離了事件本身，遠離了真實的自己。至於諸多學者在研究中採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責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們：當年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後來又以同樣的冷漠任憑同學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們。

有批評者認為，糾纏於8月5日有沒有紅衛兵，否認8·5事件的組織者和施暴者當時是以紅衛兵身份出現，本質上是在為紅衛兵辯護，是在為宋彬彬脫罪。放眼於文革這一空前浩劫，籠統地指控紅衛兵，誰也不會持異議。我在“訪談”里也說過——對於我來說，紅衛兵就是幹部子弟的別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為文革暴力的“樣本”，又牽扯到另一標誌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是不容迴避的責任。只有釐清一個個“個案”，才有大歷史宏觀的敘述。

還有批評者認為，從來就沒有什麼“權力真空”，818之前，權力掌握在高乾子弟為主的紅衛兵手中。我們對母校文革初期“權力真空”的時間邊際，認定為工作組撤離後的一周。胡志濤校長在她的《生活教育論》一書139頁第三自然段里寫到：1966年8月5日，我起個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個念頭驅使我向市委走去。腦子裡的一大串問號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別是昨天出現的打人現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陳述了工作組進校以來的情況，七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的混亂狀態，我特別強調了昨天的打人問題，我說：“這說明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請指示，我們該怎麼辦？”他聽後卻用平靜的口氣勸說道：“你回學校去吧！”我站着沒動。這時，我多麼希望他能說出一句：“你們迴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學校去了。”他站起來看我不走，又補充了一句：“回去吧！我們會向區委通報的。”我懷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門。一路上，腦子裡開展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長，我是一個長期受黨教育的共產黨員。上級指示，我只有服從。無論如何，我得硬着頭皮回去。

我們在訪談中談到的每個細節，時間、地點、人物都經過多方調查和反覆求證，限於篇幅不得不幾次壓縮，誠如郭建先生所言“經過作者精心選擇”，若郭先生發現哪個細節“似是而非”，歡迎指正。

最後，我個人認為8·5事件中，作為工作組時期的骨幹，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年級學生，劉進、宋彬彬有她們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是導致校長死亡的直接責任或間接責任，而是道義責任。事實上，8·5那天她們已經承擔了這個責任，兩度去勸阻，將校長送至醫院，連夜向市委匯報，8·6早上向全校通報。校長之死，不是當年的她們和老師學生們能夠預見到的，因而苛求她們並無道理。

為了釐清母校那段文革歷史，當年的學生代表會主席，而今年過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劉進辛苦奔走了幾年，訪問了幾十位老師、校友，寫下幾萬字的調查報告（包括100多個注釋），交給學校存檔。可以說，她把責任一直承擔到了今天。

寫到這裡，我想起那些毆打、羞辱過老師的同學，我仍然希望她們能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歷，給當代一個解釋，給後代一個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鍋，不等於自己就可以永遠隱藏在歷史的汪洋里。我想起製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報記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長江日報》，如果相關的當事人還健在，希望他們能站出來還歷史一個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檔案應該還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龍路派出所，有查閱權限者，也可以作證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實，文革中改名衛東、忠東、紅衛、愛黨的不計其數，改名本是尋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葉維麗、於羚和我第一次約劉進、宋彬彬談她們文革初期的經歷，那天談了6個小時。一周后，再次對她倆進行訪談，從上午十點談到晚上九點。二年多以來，我們就同一主題進行過十多次談話。宋彬彬不是一個健談的人，她誠實、誠懇、善良，並有着她那個年紀少有的單純。背負着巨大的精神壓力，我無法了解她的內心經受着怎樣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站出來為她講話的原因。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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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讀宋彬彬、葉維麗、劉進等人的文章和訪談

王里

　　很仔細地讀過宋彬彬、葉維麗、劉進等人關於北師大附屬女中1966年8月兩起事件的文章和訪談。這組文章無疑引起我很大的閱讀興趣，因為當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響極大，事件發生時我剛讀小學六年級，雖然是遠離北京的武漢，我的小學卻也由“和平小學”改成了“要武小學”。我家長年訂閱《光明日報》，對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來武漢也有所耳聞，只是消息從大字報而來，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確有此事。

　　澄清歷史真相當然很有必要，尤其是當事人都還健在的時候，這是一種最起碼的責任。故意遺忘歷史，把謎語留給後人猜測，是懦夫的表現。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僅有的、為數不多的、民間自發的歷史回顧中，主要還是撇清居多，少見主動的歷史承擔者。而後者才應該是“記憶”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群眾，就有什麼樣的領袖。我一直認為，文革不止是領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幫”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文革。反思文革，要緊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更應該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反思比起甄別歷史真相更有意義，更具震撼力，更能給我們的後人留下寶貴的遺產，更能在理性的層次上杜絕文革慘劇的重演。但是，這種反思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決定於幾千年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中國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這種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艱難的事情。這個缺陷簡言之就是：每個中國人都堅信自己本心的真誠，堅信自己有善良的願望，堅信自己的本質是好的，之所以做錯事，是認識不夠，是受了外界的影響，是被一時蒙蔽。“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就以宋彬彬、葉維麗、劉進等人的文章和訪談為例，也不難看出這種思維的頑固性和影響力。

　　在訪談中，劉進講到1966年8月6日早上，她在廣播裡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轉述了吳德的原話“這麼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復生，死了就死了”。校長被打致死是一個事實，“死了就死了”是一個相機權宜的態度。雖然有人記得廣播中說“再不許打人了”、“打人違反黨的政策”，但是給人們“刺激最深的”卻是那句“死了就死了”。

　　葉維麗在2002年開始做調查後，第一次與劉進見面時，她問了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你那天說沒說過‘死了就死了’？對我這個陌生人突如其來的提問，劉進回答，‘說了’，毫無閃爍其辭。她同時告訴我這句話的來歷。劉進坦誠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這裡，也許用“坦然”要比“坦誠”更加準確。劉進為什麼坦然？因為這話並非她的發明，而是轉述吳德的原話，按常理劉進本人沒有任何責任。但是為什麼會使葉維麗時隔36年後第一次與劉進見面就問這句話？因為這句話對葉維麗的刺激最深，是“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雖然中國人一向淡漠生命，一向有李逵掄圓板斧排頭砍去的豪情，但畢竟人命關天，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也都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規矩，獨有文革是例外。“死了就死了”雖然是轉述領導原話，但在轉述的那一瞬間，“我”應該怎樣處置，“我”有怎樣的評判，“我”的內心刺激和選擇如何平衡，卻是有極深刻的內涵可供反思的，因為我們已經是成年人，並不是無意識的傳聲筒，語言也不能用本能的應激反應來解釋，我們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是由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決定，我們可以這樣做，也可以不這樣做，做與不做的後果，只能由我們自己承擔。

　　李乾在《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這本書中，回顧了他作為學生法庭死刑執行者在執行第一、第二個“流氓”時的心態，也回顧了在去執行第三個“流氓”途中的心裡的猶豫以及主動放棄任務的逃避過程。如果說，李乾在槍斃頭兩個“流氓”時是出於對領袖和革命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主動放棄和逃避就應該是對領袖和革命的背叛；如果說後面的行為是人的良知、人的罪惡感被喚醒，那麼前面的行為就應該是犯罪。先選擇了前者，又背叛了前者，選擇了後者，自主權全在李乾的自由意志，責任也無法推諉給別人。雖然李乾在他的書中並沒有完全講清楚前後兩種截然相反行為的關係，但他在思考，試圖將其理清。莎士比亞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直到今天仍在困惑着人們，而且問題也許永遠存在下去，但提出並試圖理清，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

　　當然，面對精心培養了自己的老師“你們當時在哪兒”的反覆追問，宋彬彬、葉維麗、劉進等人也很誠懇地承認“我們當時真的很對不起老師們”，甚至說“作為女附中的學生，我感到有罪”，這是心裡話，我相信。但是，這仍然是讓自己躲進一個有錯乃至有罪的群體之中，仍然是一種群體意識，沒有真正承擔起“我”的“那一份”責任。與“極左錯誤人人有份”一樣，這種反思沒有任何力度，不能給後人以任何警示。法不責眾，人人有錯等於沒有人承擔責任。

　　宋彬彬戴袖章事件，“讓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壓力和指責，完全被妖魔化”。的確如此，前面講到我的小學都因此而改名，可見影響力的廣泛和深入。但是，每個人的反思是自己的事情，不能指望那個不經宋彬彬同意、以宋要武（宋彬彬）署名發表《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記者“能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即使他站出來了，本着同樣的思維模式，他也完全可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毫無疑問，他肯定也是奉命而作。照這樣的邏輯不斷追溯下去，到頭來，結果一定是誰都沒有責任。

　　宋彬彬談到去武漢的事情，她的結論顯然仍舊是被動的，是基於對“父親的老部下”王任重的信任。但是去或不去，說還是不說，說什麼不說什麼，這些畢竟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你是如何選擇的，為什麼會那樣選擇，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得失考慮，現在反思起來有什麼樣的評判和教訓，對後人有什麼樣的警示，這才是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即算是被利用，也應該反思一個成年人為什麼會被利用，“我”的軟肋在哪裡，“我”之所以會被利用是因為我考慮到了哪些利益。

葉維麗在寫到“誰之責”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我不認為卞仲耘之死的慘劇是個易於審理的法律問題。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別是應用於由最高領袖有意製造的“天下大亂”的非常時期。在一度出現“你一下、我一下”眾人參與打人的混亂情形下，到底誰是“兇手”？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成為很多人最高信條的時代，如何判斷個人還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標準”？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個人應負的責任，而是說，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樣簡單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時我也認為，即使在那樣一個癲狂的時代，不管怎麼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個人選擇空間。我曾自問，如果當時我在場，會怎麼做？我知道，我會嚇壞了，我甚至會在心裡譴責眼前的暴力，但我絕不會有膽量上前阻攔，我不具備那樣的道德勇氣，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樣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已鬢髮灰白，夜深人靜時，我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就像當時選擇怎麼做是要經過每個人的大腦一樣，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個人的。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和我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是：

　　為什麼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們都在追問。

　　不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個人的抗拒的確很難發生，甚至幾乎連抗拒的意識都很難出現。筆者當時雖然還是懵懂少年，但也親眼目睹了諸多血腥暴力場面，儘管當時心驚肉跳，卻絲毫不敢懷疑那種革命的真誠。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多少改善。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反思的目的當然不是去“抓兇手”，我們的共同問題當然是充滿朝氣的單純的學生為什麼“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為什麼好人會做壞事？

　　沿着這個思路追問下去，有兩個頭緒。一個就是編者按所說，那些“非刑毒打”師長的人，是死者生前熱愛和悉心培養的學生。而死難者的政績，正是堅決貫徹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認真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在這種路線、方針下成長起來的女生們成了“瘋狂的壞人”，那麼，這是什麼路線？這是什麼方針？說到底，人本應是好人，制度使其迷途。

　　第二個頭緒，是我的思路。好人不是先天規定的，先天對人的規定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而動物沒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除非精神失常，每一個行為的發生，不論在什麼條件下，都是人自己的選擇。葉維麗說得好：“我曾自問，如果當時我在場，會怎麼做？我知道，我會嚇壞了，我甚至會在心裡譴責眼前的暴力，但我絕不會有膽量上前阻攔，我不具備那樣的道德勇氣，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樣去做。”膽怯也是一種選擇，而且是利益的選擇，既然是利益的選擇，按照孔孟之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定義，還能假定“我”是一個好人嗎？

所以，“好人做壞事”的全部問題都來自於對“好人”的先天假定和固化，也就是所謂的“人之初，性本善”，好人之所以做壞事是外界的干擾和蒙塵，是被外人教壞的。這是中國幾千年一而貫之的傳統思維模式，好事全歸自己的本性，壞事全賴別人的教唆，自己一點都不用負責任。我們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教育方針，都是從這個被人們廣泛認同的原點出發而形成的。要想徹底追問下去，徹底解開這個千年枷鎖，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承認人性是自由的，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承認人的每一個行為都是通過了理性的判斷和選擇的，而決不可能僅靠“好人”的本性和“好人”的真誠而不假思索地去做。同時還要承認，人不是上帝，自欺也是人的本性，所以行為之後還要對其進行批判，檢驗是否真的符合自己的理性，這就叫反思。這種反思是否公開，同樣由個人自由意志所決定，別人無權強迫，也無法強迫。對文革的反思如果真能做到這一點，人們對文革重演的恐懼才能徹底釋放。

2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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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淺談“暴力文化”

——讀《記憶》總47期有感

王銳

讀完《記憶》“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不免讓人感觸多多。筆者覺得，這無疑是《記憶》編得最好最有震撼力的期數之一。願《記憶》編者沿這路子繼續走下去，越辦越好。

要說探討“卞案”悲劇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編者按”中直指的“教育制度”本身，應當可算是因素之一。不過，最根本的恐怕還不在這裡。筆者認為，“文革暴行”（卞案僅是其中引人矚目者之一）深層原因有三：一、體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二、文化（被魯迅等先驅一批再批的國民性）；三、人性弱點（人身上固有的“獸性”基因，不分國度，也不管東西方）。文革特殊環境令此三者作用在一起，形成空前慘烈的“文革暴力”，以及為之張目的“暴力文化”。這種“暴力文化”如不徹底清算，難免有一天，中華大地在合適氣候土壤下會“再來一次”。這絕非筆者危言聳聽。“暴力文化”張揚的時候，尤其是在政治意識形態或宗教狂熱支配下，不管是“花季少女”，還是“白髮老翁”，甚至是未諳世事之少兒（比如現今非洲某些殺人“童子軍”）都會作惡，都會毫不手軟實施暴行。因之，最重要的是清除（或是清算）這種“暴力文化”的土壤。

讀了這期《記憶》，對真實的宋彬彬多了一份了解、理解，甚至同情。當然，從廣義上來說，“宋彬彬們”也是受害者。不過，這種先是施害者，後是受害者的情況，在文革中可謂“多乎哉也”。就是被視為“文革最大受難者”的劉少奇，在文革之初，在靠邊之前，也是“施害者”。若文革按他的設計，是大抓“右派”，大整黨內外（包括高層）持不同見解或他等看不慣的人。他施起害來也毫不手軟，整幾十萬幾百萬都不會在乎。

因此，宋彬彬們在文革後期或現在受點誤解委屈，挨點“磚頭”也是正常的。這可以看作是為當年的出格舉動收穫的“代價”。這沒有辦法。“宋彬彬”此時已成了一個“符號”，一個“象徵”（紅衛兵）。試想，假如一個德國人的名字，同“黨衛軍”的風行得勢聯繫在一起，在西方社會，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形？又假如，不幸又留有向納粹領袖希特勒佩帶“黨衛軍”袖章的照片於世。這個照片上的人，肯定會被後世釘在歷史那根不光彩的柱頭上。不管他（她）當年的動機如何，有心還是無意。

況且，據筆者看來，那批“革干”、“軍干”直到現今仍是在收穫政治、經濟、文化的“紅利”。“宋彬彬們”仍是理所當然地占據社會主流。一個例子就是，2007年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舉行盛大90周年校慶，宋彬彬本人得獲“知名校友”榮譽稱號，其向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大幅照片，赫然陳列於校慶展廳。引來卞仲耘校長八旬丈夫王晶垚先生當場抗議，主辦方毫不理睬。而同是該校學生，文革思想者之一的聞佳（被“反革命罪”判20年刑）等，連紀念文章上校慶文集的資格都沒有。可見，“宋彬彬們”在主流價值觀影響下，相當時期內仍有政治紅利可收穫，許多同輩人天壤之別，望塵莫及。

最後一點，不管是葉維麗女士，還是劉進，、宋彬彬等，探索“卞案”真相，或說出事實真相，都是值得歡迎的。既是探索真相或是說出真相，就不必用“某班幾名女生”之類。對當日為首的施暴者，或特別賣力的那些女生，點名說出來最好。以免這些人幾十年了繼續沉默，甚至裝作“無辜”。起碼讓參與暴行者受到“道德的審判”。

201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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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反省歷史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於羚

卞仲耘校長遇難已近四十四年，記得在紀念卞校長遇難四十周年的紀念會上我曾說過：“八·五那天，當我走過遍體鱗傷不成人樣的卞校長身邊的時候，那個鏡頭，我永遠不會忘記，不能忘，我更不敢忘！而且我相信，親歷過的人都不會忘記。想為此做一些什麼的人，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二十多年前，有人寫文章記述這個悲慘的事件，到近幾年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來探究文革中的這個典型案件，我覺得這是好事，我也是其中一個自覺的參與者。

2002年春天，我在家裡過着退休後的閒散日子。葉維麗那時拜訪過王晶垚先生，她對我說，王先生處有很多關於女附中文革初期的資料，不少與卞校長有關，他年事已高，很希望有人能幫助他整理打印出來，以備研究時採用。她覺得我適合做這個工作，於是向王先生推薦了我。當時，我沒有任何猶豫就同意了。因為我是當年女附中的學生，是當年事件的目擊者，幾十年來經常為此事感嘆唏噓，但又未做過任何實質性的事情。我對已故的卞校長懷有深深的歉疚，能為王晶垚先生多年來奔走呼號、探究事實真相做點輔助性的工作，是我所願，是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從2002年春天至2005年夏天，我幫王先生工作了三年後，因我生病中止，但此後幾年時有往來或電話聯繫直至今日。

王先生精心收集並保存的文革初期的歷史資料，從一定角度見證了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歷史，見證了卞仲耘校長被迫害致死事件的前前後後。王先生苦心守護的“八·五”慘案的物證，成就了令人震撼的電影《我雖死去》。可以說，沒有這些物證，就沒有這部電影。這些都是作為受害者遺屬的王先生對歷史的貢獻。對此，我感佩之至。

在幫助王先生工作的幾年中，除了整理資料外，我們也經常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從中受益匪淺。同時，我在王先生面前也從不諱言在一些問題上的歧見，如對宋彬彬應承擔什麼責任的事——儘管那時我還沒接觸過宋彬彬。這些，王先生都是知道的，他能以長者的胸懷包容我的暢所欲言，讓我感到很舒服。協助他工作，讓我提高了認識，開闊了眼界，很愉快。

我只是幫王先生工作，王先生從未授權我為他代言，他也從不干涉我作為女附中的學生在其它場合發言，我覺得這很陽光。這也是八年來我始終保持着對王先生的敬重和理解。此外，王先生對我的身體、家庭一直很關心，每次打電話都要問及。有一年我手術後，他年事已高，於是請其老伴來看望我，我真是十分感激，也覺得讓長輩來看我，心中實實過意不去。

近幾年，探究卞仲耘校長之死的文章頻繁問世，參與的人越來越多，意見相左處很多，這挺正常的。千篇一律或萬馬齊喑就不太正常了。我只想說我看到的、感觸到的，省悟到的。我不想竭力肯定自己，但我也不會肆意地去否定別人。讓大家都講話，就會接近歷史的真相。因為歷史實在不是很簡單的，它也絕對不是一種色彩。我想，更多人的參與只能是有益無害的。更何況，大家探究此事的本源、釐清事實的目標應是一致的。我認為我做這件事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過去，更多的是為了明天，為了後代，為了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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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鏈接】

按：此文是一前兵團戰士的自我解剖之作。四十年前，為了爭取入團，他曾經執行組織的命令，用武裝帶教育過連里的“落後分子”。作者對打人者心理的深刻分析，對暴力行為留給自己的心理陰影的入微描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卞案以至文革中的暴力。希望那些曾經毆打、折磨過卞仲耘校長的“花季少女”，能夠像這位作者一樣，勇敢地站出來剖析自己。

我在兵團打過人

國慶

一九七O年初，內蒙古兵團20團組建。組建之初他們“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他們必須在入冬之前蓋起營房，否則嚴冬到來他們將無處棲身；他們必須在土地凍結之前，把荒原變為可耕地，否則明年開春他們將無地可種。20團地處庫布其沙漠邊緣，氣候條件非常惡劣。全年從土地溶化到土地結凍，可以施工的時間只有六個月。當時團黨委和各個連領導都面臨着巨大壓力。從四月份起，“脫坯大會戰”，“挖渠大會戰”，“平整土地大會戰”接踵而至。戰士們勞動強度非常巨大。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幾乎每個連都有一些戰士，把城市裡的流氓作為帶到了兵團。他們不遵守紀律，勞動偷工減料，結夥鬥毆，嚴重地影響着全團的生產建設。故事就發生在這一年的秋天。

是秋末冬初的一個傍晚，記憶中那天屋外邊格外安靜。我被通訊員叫到連部。指導員早已等在那裡。他對我說，我看到了你的入團申請書。積極向組織靠攏，這很好。但還要經受得住嚴峻的考驗。團黨委親自發動的“紅柳條教育運動”（用當地出產的紅柳條為工具，組織連隊積極分子對“落後戰士”進行集體毆打，使之受到“教育”）和“姑奶奶教育運動”（利用男性怕在女性面前丟醜的心理，將那些在“紅柳條教育”中未見成效的“落後”男戰士交給女戰士集體毆打，使之受到“教育”）的動員大會已經開過。這就是考驗你的時機。現在連里就有一股歪風牙氣（他老是把歪風邪的“邪”字氣念成“牙”），十分猖狂。今天黨支部決定對他們進行反擊，第一戰役是教育劉勝利。對這種破壞連隊建設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擊。這是對你的考驗，看你究竟是站在黨支部的一邊，還是站在歪風牙氣的一邊。這次教育運動後連里要發展一批團員。不要膽小，不要放不開手腳。有團黨委給你們撐腰，有黨支部給你們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黃河裡，我兜着。

說完給了我一根一把粗的木棍——那是剛剛從庫房裡取出來的嶄新的鐵鍬把，向“餐廳”那邊一努嘴說：“去吧。”

我提摟着木棍走進“餐廳”。所謂“餐廳”，其實是用“切坯”蓋起的簡易房。“餐廳”里點着幾盞柴油燈，“突突”地冒着黑煙，照得滿牆都是人影。進來才知道我是最後一個，裡面早已站了十幾個人：一班長，三班長，一排長，還有各班的幾個戰士。他們不是寫了入黨申請書，就是寫了入團申請書的。十幾個人手裡都提摟一根木棍，站到一處就覺得殺氣騰騰了。

一排長見人已到齊，把門推開一個縫，朝門外一擺手說“進來吧”。劉勝利就被兩個人從門縫押了進來。他瘦高的個子，略有點駝背，白淨臉上，生着彎彎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掛着一絲野氣，是個很文靜的小伙子。年齡和我們一樣，十七八歲。

一排長把門關上，用木棍頂死。然後轉過頭說：“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塊，要對劉勝利進行特殊幫助。誰先發言？”

一班長說：“劉勝利是我們班的，還是我先說。”說這話時，他的聲音很平靜，沒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門把大家都嚇了一跳：“劉勝利！讓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狀！第一，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你承認不承認？”劉勝利說：“毛主席我崇拜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反對他老人家？”一班長說：“可你說毛主席崇拜魯迅，魯迅是什麼東西？毛主席會崇拜他嗎？你這就是反對毛主席！”

一班長哪容劉勝利辯解，接着說：“第二，你破壞兵團建設。”劉勝利說：“這麼大的兵團我破壞得了嗎？”一班長冷笑一聲，說：“我這裡有鐵證，你是抵賴不了的。我們脫的坯標準是四十八斤一塊，你的坯我剛剛稱過，只有四十斤！”

劉勝利偷懶是全連有名的，脫坯為了省泥，他把團里發下來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別人的都一樣，只是薄了很多。劉勝利知道抵賴不了，說：“我的坯只是薄了一點，也說不上破壞兵團建設呀。”一班長把牙咬得格格作響，說：“好樣的！敢承認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後言論，渙散革命鬥志。”劉勝利說：“這我可就聽不懂了，這是哪的話？”一班長說：“你說‘不入黨，不入團，一年能省兩塊錢。’這還不是落後言論嗎？這簡直是反黨言論！”說着把棍子頂到劉勝利的鼻子尖上。

劉勝利乾脆把頭迎了上去，頂住棍子說：“哥幾個，我明白了，你們不就是想‘鞭’我一頓嗎？想表現表現你們積極，直說就行了，我給你們個機會。哥幾個仔細聽着，我姓劉的要是出一點聲，我不是好漢。可別忘了給我留口氣兒。好，來吧！”說着將身體一“疊”，咕嚕一聲側倒在地上。

劉勝利不愧是個“玩兒鬧”，滿口都是黑話。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疊”就是在挨打的時候保護自己的一種特殊姿勢。他這一“疊”也頗有講究：兩手把頭抱住，用小臂護住太陽穴，全身縮成一團，側倒在地，上面的一條腿緊緊壓住下面的一條腿，把“命根子”死死護住，這樣，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護起來。

大家見狀都愣住了。劉勝利卻說：“哥幾個，還等嘛，別不好意思了，來吧!”

劉勝利的話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丟在一邊，解下了武裝帶，兩頭對摺，把鐵簽子攥在手裡，朝劉勝利的身上左右開弓猛抽起來。

打人真過癮！我從小生性懦弱，從來怕打架。可這時，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樂的事！這不是一般的興奮，是一種令人顫慄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還潛藏這野性，獸性，或是一種虐待欲。

我和劉勝利沒有一點私仇，甚至說還是不錯的朋友。他是很落後，甚至是個純粹的“玩兒鬧”，流氓。難道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嗎？這就是所謂的“正義感”或“階級仇恨”嗎？

沒有縱情打過人的人絕對體會不到那種刺激，那種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裝帶雨點一樣落在劉勝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為止。

劉勝利確實是賊骨頭，他居然一聲都沒吭。

一排長看我停下來，用蔑視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說：“你這是幹什麼？給他撓痒痒嗎？躲開，看我怎麼教訓他！”一句話說得我羞愧滿面。

說着他掄起木棍朝劉勝利後背就是一下。木棍應聲折成兩節。他掄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裡的半截又折成兩節。手裡的木棍只有一尺來長，不能再用，他丟在地上，撿起地上折斷的半截木棍，掄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兩節。

這一下太重了，只聽劉勝利慘叫一聲。想起那聲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饒：“哎呀媽呀！……我服了！……饒了我吧！”

這時一班長，三班長和要求入黨入團的積極分子們都唯恐顯露自己立場不堅定，爭相掄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劉勝利打起來。

這時，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殘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壞，你就做得越好！這是一場比誰更革命的競賽！比誰更殘忍的競賽！

所有的鐵鍬把都斷成一尺長一截的，橫七豎八地掉在劉勝利周圍。於是就有人到隔壁伙房拿來擀麵杖繼續打。這時我才知道，人的身體遠比我想象的結實得多，粗粗的擀麵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會折成兩截！所有的擀麵杖又都打成一尺長一截。

開始劉勝利高聲求饒，慢慢地聽不清他嘴裡“嗚嚕嗚嚕”說什麼。再一會，雨點樣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聲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從劉勝利身下像一條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兩條，三條，越洇越遠。

一排長說別讓他裝死，去拿涼水來。炊事班的女生端來一盆涼水。一排長劈頭澆在劉勝利頭上。沒有動靜。又端來一盆，又澆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灘肉顫抖了一下：“哎唷媽呀，我在哪呀？”然後又昏死過去。

醫生搶救劉勝利的病例記載：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壓：40/20，心跳：23/秒，體溫：42，全身95%皮膚受傷及皮下積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頭皮撕裂……

當晚打了強心劑，防破傷風針。

接下來，“兩個教育運動”在連里舖開。接連幾個星期，一到晚上，就會聽到從“餐廳”，從連部發出男生，女生的慘叫。記得名字的被打的有青島的於永勝，女生有天津的康英華。

教育康英華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摳、咬、揪是她們的絕招。康英華的頭髮幾乎被女生們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幾綹，一片黑一片白的，讓人能辨認出她是個女人。

於永勝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來。幹活老拖班裡的後腿兒。於是也是一個被教育的重點。

於永勝被揪到女生排，這是“姑奶奶教育運動”的特點：利用年輕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丟臉的弱點，特意讓女生教育他。

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道具：大刀向於永勝頭上亂劈亂砍。於永勝只好用手護住頭。一頓劈砍過後，於永勝手上，頭上，臉上都是血。

與此同時，全團十個連都分別發生了同樣的事。

政委在“兩個運動”開始之後，分別到各個連做動員報告。報告說：“這次運動不僅僅要觸及靈魂，而且要觸及皮肉。”

“打是疼，罵是愛。不打不罵是禍害。”

“恨你是恨鐵不成鋼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幫助你。”

“‘兩個運動’是我們保持旺盛戰鬥力的法寶。”

康英華被打之後不久回天津探親，此一去就再也沒回來。她曾是我小學的同學，還坐過同桌。跟我家是鄰居。她回津後得了精神病。半夜三更不穿衣服就跑到外邊，哭着，喊着：“媽媽，我沒偷懶，我沒偷懶呀媽媽!她們打我呀!”後來，為了逃避再回到兵團，嫁給了郊區農民。

不久，一排長入了黨，一班長，三班長和在這次運動中表現積極的戰士入了團。一年以後，一排長被選送上了南開大學歷史系。

2002年，於永勝在青島醉死街頭。享年大約五十二歲。

2005年，劉勝利病逝。享年五十二歲。

我不知道他們早逝跟當年挨打有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個機會向劉勝利賠禮道歉。道歉的話也反反覆覆地編了多少個版本，陰差陽錯，每次回到我和劉勝利共同的故鄉天津，總是找不到他。有一次聽說他在家，我決定去找他，但一個戰友說：“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從那次以後，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褲子就濕了。”

聽說他回天津後因賭錢被判刑入獄。再後來我就遠離了那個城市。現在，我只能在這篇文字的最後對他說：

對不起，當年，我曾經打過你。把你打得皮開肉綻，險些丟了性命。難以排除我是挾有私慾的。這些私慾是什麼？當時自己說不清，但現在想，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現自己和壞人壞事劃清界線，為了“要求進步”，為了將來上大學，儘早離開那個地方。這些是難以逃脫掉的！

但是這些私慾都被正義、崇高的理由包裝起來，使自己的虐待欲得到發泄找到理由。我不想請求你的原諒，因為那次對你造成的傷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許對你後來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響。而我能說的只有輕飄飄的“對不起”三個字！甚至就連說“對不起”，也是出於自私：為了減輕一點負罪感。如果有能贖罪的辦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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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迫害何時到頭？

王容芬

【新世紀特稿2010年5月2日】2010年4月28日問世的《記憶》第47期，刊首為“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編者特別說明，專輯旨在求索兩個歷史事件的真相，其一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其二是8月18日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專輯收錄了宋彬彬、劉進等人的解釋，卻沒有受難者家屬和證人的文字。按照編者說明，接下去是四中專輯。這一輯就給兩個歷史事件定了性：宋彬彬們不但與卞氏之死毫無干係，而且是搶救卞氏的義人。另一個袖章事件是光明日報某記者杜撰的，宋氏是受害者。

就算《記憶》是個人博克，可以謝絕別人發言，但它沒有為歷史定性的權力，定了，也算不得數。就此而言，我無須與之討論。現在我要強調的是，當今世界，誰也沒有迫害他人的權力。偏偏與文革有關的專輯打着索求歷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讓人刮目。

受迫害人林莽，1917年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戲劇學院教授，1952年因與胡風相識，坐牢一年。出獄後降職到北京師大女附中任語文教師。1957年被劃為極右派，剝奪了創作自由。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並親眼見證了卞仲耘之死全過程。在胡杰電影《我雖死去》裡，林莽先生是女附中唯一站出來為卞仲耘之死作證的人。為一個當年主持把他劃為右派的共產黨幹部作證，林先生展示的不僅是超人的勇氣，還有人性的光輝。

兩年前，我給《我雖死去》寫影評《為歷史作證》時，一位原女附中的學生寄來了2006年採訪林先生筆錄。拙文引用了筆錄中有關林先生受紅衛兵迫害的新證詞：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着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着，讓他們跪着，旁邊站着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猶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

拙文評論：“私設公堂的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審訊她的老師，罰他們給她下跪，對老師動拳頭、掄皮帶的都是站在她身邊的打手。胡志濤老師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長和後來遇難的幾位女附中老師以及北京市和全國的死難老師和同學，沒有一個是宋彬彬親手打死的，但是給‘要武’的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視為無上光榮。可以辯論紅衛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紅的，但是死在紅衛兵手下的無數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爭的事實。”

《記憶》專輯中有一篇馮敬蘭女士主持並執筆的座談記錄，參加者有宋彬彬、劉進、於羚、葉維麗。馮女士本人也參加了討論，對林莽先生發難：“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師大女附中老師林莽（又名陳洪濤）講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綢襯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審他和一位歷史老師。他遭到了那個大個男生和幾個女紅衛兵的毒打。那天夜裡他決定和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但沒死成。林莽的這一說法完全是張冠李戴。那位歷史老師證實，林莽講的事情發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隊進校後‘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當時66屆學生基本離校，部分就業，大部下鄉插隊。學校恢復招生，就近入學，才有了男生。事實上，該歷史老師也並沒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審過，林先生更不可能見過宋彬彬——那時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幫’的親信軟禁在瀋陽。可見，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寫的宋彬彬也是關於她的傳說之一。”

    馮敬蘭女士把林先生講的兩次提審改成一件事，把林先生說的深色裙子改成花裙子，稱林先生“不可能見過宋彬彬”。

為此，我向2006年採訪林先生的友人求證。她說，林先生2008年又給王友琴女士講了一遍，與2006年的講述完全一致。這個證言兩年前經我傳出後，林先生受到許多惡言惡語，包括網上圍攻。這位友人很悲憤，認為“歷史的敘述變形了。大家可以說這段的真實細節，但不是這樣的說法，這簡直是不顧受難者的傷痛……他不計較卞當政的時候給自己劃了極右，一家遭遇了人間慘劇，他仍然做電影裡紅衛兵暴行的證人，擔當的已經夠了……現在才跳出來寫作的這一群，他們為的是與道義毫無關係的目的，我為她們羞恥。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

一位94歲的老人，為講真話受了一輩子迫害，如今仍堅持講真話，甚至為迫害過他的人講真話，卻要為了講真話繼續受迫害。黨國幾代人欠林莽先生一代前輩何止一個道歉，迫害何時才到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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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難言的歷史一定有難言的故事

葉志江

歷史是由一連串的故事連接起來的。葉維麗說，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見《記憶》第47期，葉維麗《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譬如三國演義中有許多好故事，但演義並非歷史。

葉維麗的文章雖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這一個案和宋彬彬究竟應當承擔何種責任的問題，但它觸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撲朔迷離，諱莫如深的大問題。

文革十年，青年學生擔任主要演員的是頭兩年，寫文革史，最難落筆的恰恰是這兩年。不要說整個歷史，就是這兩年中發生的許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難講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難言的歷史一定有難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難言之處。

周作人在《故事難講》中引用過一件軼事：英國洛利勳爵在獄中寫《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見窗外有人鬥毆，甲打一個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劍刺甲，甲以棍毆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來訪，洛利告以所見。友訂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館的僕人，是乙先打甲，並未拔劍，乃是甲搶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說親見無誤，友人說那時自己在場，為了奪取兇手的劍，額上還受了微傷。洛利於客去後盡焚其稿，因為目睹尚難盡信，過去的事更無從說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現在要講清楚自然很難，更何況一些當事人選擇沉默。甲乙兩人打架，事隔一天，目擊者洛利和在現場的友人的說法便有矛盾。毆打卞仲耘時在場的人不少，總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後各自的回憶不可避免地有衝突之處。

有一點倒是比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現在毆打卞仲耘的現場，但未動手，也未動腳。這是各方證人都確認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無直接責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從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狀告袁淑娥等有關人員時，宋彬彬並未列為被告人。但王晶垚認為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眾揭示卞仲耘之死時，大概也是這樣認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難言”，除了時間“久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正是這“不可推卸的責任”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錯綜複雜的文革大背景。極而言之，有人甚至認為文革中出現種種非人性的行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葉維麗，歷史學家，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鄧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讀於京城著名的皇家學校——卞仲耘任副校長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因此，在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初和隨之而起的“紅色恐怖”發生時，她正處於旋渦的中心，對文革有過直接的觀察和鮮明的記憶。應當說，作為歷史學家和得益於美國“語境”的寬鬆，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學者、囿於國內政治束縛的大陸學者和未經歷過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歷史的“癢處”。她的文筆和層層剝繭式的分析也讓人對四十年前的那場革命有身臨其境之感。

在她看來，對卞仲耘之死無直接責任，甚至在現場作過無力的勸說和努力的宋彬彬卻成為“千夫所指”，有關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網上流傳了幾十年，長盛不衰，並成為許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別是國外的學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據，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有趣現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和她那本《動盪的青春》等文章和專著中，她試圖通過對文革爆發後最“激動人心”的幾個月的歷史進行梳理和研究，為宋彬彬，實際上更為紅色大院裡的兒女們在文革初期的行為進行辯解。

在葉維麗發表的這些文章里，她在剝離宋彬彬對於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責任這一點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問。

如果在紅色恐怖中死去的僅僅是卞仲耘一個人，我想，葉維麗幾乎已經成功了，除了她無法否認宋彬彬等人寫的大字報對卞仲耘遭受迫害所產生的影響。問題是卞仲耘之死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作為歷史學家和曾經的紅衛兵，她並不諱言以幹部子女為首的中學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僅在北京市便奪去了一千多個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學校長和教師，卞仲耘之死的意義在於她是第一個犧牲者，又恰好是那個“貴族學校“的校長。

每一個死者都有“我雖死去”的故事，這一千多個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責任者，但這近乎屠殺的悲劇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一定有人必須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誰之責？葉維麗說：“哈里斯先生不滿意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我也不滿意。”因此，作為歷史學家，她難以否認以幹部子女為首的中學紅衛兵，特別是其頭面人物在推動“紅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當年的中學紅衛兵絕非只是烏合之眾，沒有像樣的領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當幾千名中學紅衛兵有組織地“血洗清華園”時，那是何等地紀律嚴明和具有戰鬥力啊。沒有統一的指揮，行嗎？

那一段歷史的難言之隱並不僅僅是“卞仲耘之死”這樣一個例子，而是在文革後，當許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大學生紅衛兵領袖走進大牢的時候，沒有一個中學紅衛兵領袖為66年夏天的那場屠殺承擔任何“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千多個生命被“宜粗不宜細”掉了，或者如北京師大女附中另一個紅衛兵領袖劉進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時說的那樣：死了就死了。

人們理所當然地懷疑這和中學紅衛兵領袖的家庭背景有關。幾十年後出現在網上對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問或追索是那段難言的歷史的一種迴響。宋彬彬成為追索的主要目標確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點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並被賜名“要武”後，那張光輝的照片讓她成了紅衛兵明星，日後卻讓她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葉維麗曾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柯文的話說：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說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倒過來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發生的事不能用來說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為中學紅衛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歷程”同66年的紅色恐怖始終是聯繫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為追索的主要目標恐怕並不完全在於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負的責任，而是因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為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政治符號，就像蒯大富成為紅衛兵運動後期的政治符號一樣。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獄生涯來償還他的債務，宋彬彬等人又該如何償還他們的債務呢？

葉維麗說：“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已鬢髮灰白，夜深人靜時，我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就像當時選擇怎麼做是要經過每個人的大腦一樣，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個人的。”

或許只能如此了，阿門！

摘自葉志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i8u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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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

童話

引言

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聞佳的文革冤案是不計其數文革冤案中的一個案例。筆者從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女士的《顧文選》一文中初知案情，後來留心收集了相關資料。

二〇〇七年三月聞佳八十二歲的舅父聞林先生接受了筆者的採訪，記得採訪結束時他說，這個案件在“平反冤假錯案”的一九七九年已經再審，聞佳得到了“平反”，一九八七年八月還獲得了一次性“冤案補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開始又有了由民政部門發放的“最低生活保障”，我們還能怎樣呢？

我們還能怎樣呢？動筆時不禁又想到了他的疑問。

受難者及其親屬已經沒有訴求，為什麼還要寫本文？筆者認為，“平反”曾經是千千萬萬受難者之家的福音，但這一概念後來越來越遮蔽關注苦難的視野，越來越阻止探究罪惡的努力，文革的屬性漸漸地模糊，所以呈現詳盡的個案非常重要。每一樁苦難都不止屬於受難者家人，而應當被記錄下來成為研究文革本質的材料。

親屬對案情的梗概敘述

聞佳的舅父聞林先生二〇〇七年三月在接受採訪後審閱認可了筆者的筆記，因此可以將如下採訪筆記看作親屬對聞佳及其案情的梗概敘述：

聞佳，女。一九五〇年出生。籍貫四川省巴縣。一九六三年從北京石油部小學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一九六八年上山下鄉運動興起，在參加學校組織的學習討論時，她說自己什麼農活也不會，下鄉去怎麼養活自己？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園內自殺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郵電醫院救治。家屬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時，受到校方革委會成員方學邦、丁玉英的阻止，稱自殺問題還要追究，遂未能將她接回家。她被從醫院直接押回校園，繼續監禁在由紅衛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園監獄）。此後，在沒有通知親屬的情況下，她於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被校方送進西城區公安局拘留所。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聞佳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裡，家人與她音訊兩絕。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的“平反通知書”寄達其舅父聞林的住處。同年五月二十一日，聞林從河北省邢臺監獄把聞佳接出。當時見到的聞佳神色迷茫遲鈍，灰白的頭髮蓬亂，蒼白的皮膚附在骨骼上，瘦弱枯槁，形如紙人，慘不忍睹。

聞佳出獄後次日，家人就帶她到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病醫院）就診，此時看見了她一九六九年的初診病歷，從而得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勞改支隊警員李榮蘭曾押送她到安定醫院就診，並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確診斷。病歷編號是：83872。

經過長期交涉，一九八七年八月，聞佳獲得了一次性“冤案補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開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門發放，隨物價上漲有所增加，到二〇〇七年接受採訪之時每月有四百多元。

目前，聞佳在重慶，與她的老母親一起生活，終年服用精神病藥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沒有醫保。

聞佳的家庭出身是職員，關於判決書上講的“聞佳的父親是惡霸地主被鎮壓”也不成立。事實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複查，聞佳的父親的案子也是冤案，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復生。

聞佳深陷死亡邊緣，但沒有死，成了精神殘疾。

據聞林先生提示，聞佳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判決重刑之前，曾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公安局勞改支隊的李榮蘭押送到安定醫院就診，並且得到了“精神分裂症”的明確診斷。二〇〇七年筆者在安定醫院看到了83872號病歷。以下是病歷的初診記錄。

編號：83872

姓名：聞佳　　　　　　年齡： 19

婚否：未　　　　　　　初診日期：1969，4，23

工作單位：北京公安局勞改支隊

住址：同上

聯繫人：李榮蘭　　　　聯繫電話：（44）1290

最高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病史：公安局勞改支隊李同志介紹情況：

該人是勞改學員，現參加學習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壓（押）。其父被鎮壓，其母改嫁，嫁給壞分子，社會關係極壞。

文化大革命中，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毀壞像章，寫反動標語，說反動話，自殺三次。喝敵敵畏，拒食，喝麻醉藥。在學習班仍然放毒，每天發本，亂寫反動話，寫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發現最高指示被撕，她誣賴是公安人員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個多月，有時冷笑，有時發呆。該人極壞，人家學習，她鬧，睡覺。人家睡覺，她亂喊。口稱：西城分局班該解散了。進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現繼續散毒。在本上劃（畫）古代人，劃髮型，寫電影，稀奇古怪。

檢查：五官（—）　　心肺（—）

精神狀態：神清，言談流暢，對答切題，有明顯的聯想障礙，如：訴根據政治形勢，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現在的父母，而父親是楊虎成，楊虎成是紅岩小說里的黃××。因為自己長得像他，他雖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夥，而是公安人員，其理由是：她看見自己和同夥的臉面都不像是撕的樣子，那麼肯定是公安人員撕了。用來考驗她們，看她們忠不忠於毛主席。

患者自感腦子亂，看見什麼就想什麼，想什麼就寫什麼，故在檢查本子（公安人員發的本子）上亂寫，都寫出來，才能進行批判。

患者敘述時，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證明，目前神經不正常

　　　　　　　　　　楊志敏　關佩芳

（另一醫生筆跡）

病人認為楊虎成是她父親，自己不是聞家人。

診斷意見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劃線強調，簽名字跡潦草難辨）

病歷也記錄了聞佳被從邢臺監獄接出後到安定醫院就診的情況：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父（指聞林）伴

於五月份宣告無罪，並建議來我門診醫療。由西城區人民法院蓋章。

神清，表情淡漠，問所非答，稱“有蛔蟲”，神經不清楚，說話聲極小，幾乎聽不清。

（英文藥物處方略）

　　　　　　　　　　沈炎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舅父伴診

今日來查TTT、GPT、胸透。並持西城區人民法院釋放證明一份。

透視結果：右肺浸潤性肺結核，部分硬結。

（英文藥物處方略）

　　　　　　　　　　汪月

送交群眾討論的文件

筆者不曾找到文革中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名義公審宣判過多少案件的統計，但是在一位文革文物收藏家那裡看見過一份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通知》的原件藏品，包括遇羅克的二十名所謂罪犯及其“罪行”寫在上邊。聞佳的名字出現在另一份這樣的《通知》裡，這份通知的日期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列有包括聞佳的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的“罪行”，聞佳的名字排在第三十九位。

這種《通知》是當時要求“革命群眾”“討論”對“現行反革命”的“處理”的文件，每份通知的規定格式都是以紅字“最高指示”當先。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和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兩份《通知》都引用了毛澤東的同一段話，即所謂的最高指示：

堅決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目的。

兩份通知的卷首語不完全相同。寫有聞佳“罪行”的這份通知的卷首語是：

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公法軍管會。

此材料只供內部討論，不准張貼。

下面是聞佳的“現行反革命罪行”，以此“罪狀”她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重刑。

三十九、現行反革命犯聞佳，女，二十歲，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師大女附中學生。其父系惡霸地主被我鎮壓。聞佳思想極為反動，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大肆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聞犯在押期間，繼續散布反動言論，書寫反動標語，瘋狂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無恥吹捧蔣幫、劉賊。

師大女附中有關人士的敘述

聞佳捕前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初三學生，那所著名學校也是文革時期殘酷迫害事件的多發地點。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校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該校學生紅衛兵的鬥爭和毆打，慘死於校園，是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殘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在相近的日期里，學校附近玉華台飯莊的一位十九歲的女服務員又在化學實驗室里被該校紅衛兵私刑折磨，殘害致死，至今人們連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文革史專家、《文革受難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曾在師大女附中就讀高中，根據她的調查報告，這所學校在文革中共有受難者十人（不包括玉華台飯莊的女服務員）。二〇〇四年她在《顧文選》一文中提到了聞佳的遭遇：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聞佳十六歲的時候，被同班的紅衛兵稱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鬥爭”。她的同學動手打她，她的眼鏡被打碎。

二〇〇七年王友琴在給聞佳的信件里寫到（聞佳由於精神狀況未能閱讀此信）：

記得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或者是一九六九年年初，是冬天最寒冷的時候，我在學校里看到一大片關於您的大字報，說您是“反革命”，撕碎了毛澤東語錄和說了反對文革的話。另外，聽說他們把您送到了西城區拘留所。……一直想知道您後來在哪裡。我去女附中詢問，聽人事幹部趙桂英女士說，您在一九七九年被釋放出獄，去找過她。趙桂英說，您被捕前如果是大學生，大學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學生就沒辦法了。她說學校沒有能為您做什麼。她也不知道您後來去了哪裡。

旅澳作家陶洛誦女士也曾在師大女附中就讀高中。她十九歲時不畏社會氣氛的恐怖，主動追隨遇羅克傳播《出身論》，反對盛行於中國的“血統論”，在緊要關頭為遇羅克送信求援，結果被投入監獄關押了八百三十三天，其間曾戴着鐐銬被押回師大女附中在化學實驗室里接受批鬥。一九九一年她把在獄中見到同校同學聞佳的情景寫進了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個學校的？”徐麗問。

“師大女附中。”

“聞佳就在這屋。”聞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誦的化名）很熟悉，在學校時，聽說聞佳總是狠斗私字一閃念，越斗越出現荒誕不經的閃念，什麼蔣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極了，說出自己有壞思想，於是乎，成了反動學生。社會上，正在討論一批犯人如何處置，被討論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槍斃的。

“聞佳，”徐麗叫道。一個瘦弱的女孩坐起來。她說，“你正在被討論。”

“我不怕。”聞佳無畏地說。

書中的另一段：

牢房越來越擁擠了，關的人越來越多，有時女室一天就關進四五個。西城分局決定擴建，暫時搬到劉海胡同一個學習班。

……

兩個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來前夕，徐麗被判五年徒刑，聞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審陶洛誦時警員“魯智深”說：

“瞧見聞佳沒有？二十年徒刑。遇羅克斃了。何去何從由你挑選。”（摘自《留在世界的盡頭》）

鮑國芳女士是聞佳的同學，近年曾經採訪聞林先生。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文章《我的同學聞佳》中寫下了聞林對她的講述：

李天義（師大女附中革委會成員）告訴我們說：聞佳在一個被封閉起來的廁所里絕食自殺，不知有幾天，快要不行的時候，有人聽到呻吟的聲音，才發現她，那時她已經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醫院搶救才給救過來。李天義說這小孩子怪可憐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聞佳時，有一個聲稱是政工組的身強力壯的女人來了，大概有三四十歲，她說：不行，這個人你們不能接走，她有問題要審查。看來李天義說了不算，我只好和聞佳的哥哥去找革委會的主任。革委會的主任是一個長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這樣學校不放人我們沒有接走聞佳。……

那時天氣都已經冷了，學校通知給她送衣服，這是我第二次見她，那是在一間很大的空房子裡，門口有紅衛兵看守，房子中間有一張床，靠床邊有一張桌子，在這裡她被隔離審查讓她寫交待材料。

第三次見她，是過了很長時間，已經不在學校，是西城公法軍管會，在一個胡同里，從大門進去一邊有一個耳房。有一個粗壯的大漢身着棉大衣，當時是為了讓我送衛生紙與衣物等。正要進去時碰到聞佳出來，大漢馬上把我擋住，讓我迴避，但是我還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銬腳鐐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輛大卡車，這是被揪去作為階級敵人當典型輪番游斗去了，那時聞佳僅僅十八歲。這後來我就再沒有聽到她的消息。

……西城區法院的一個廳長叫苗清仲在後來重新審理聞佳的案件時非常同情聞佳。我從他那裡得知了聞佳一些情況。原來開始聞佳是因為對上山下鄉不理解，說我什麼農活也不會，到農村怎麼養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說她從思想上不願意上山下鄉，就是反對上山下鄉，反對上山下鄉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這樣上綱上線，批判她。我們不知道她在學校挨批，她本來思想上壓力就很大，回到家裡我們也勸她還是要上山下鄉，就這樣兩頭擠她，她覺得沒路可走，就跑到學校自殺，才發生了以後一系列的事。

許容女士也是聞佳的同學，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中寫到：

批鬥聞佳的大會我是參加了的，那時我在服裝廠，屬西城。具體時間可能是七二年冬季，會場在官園體育場，我記得站在台上的聞佳穿一身藍棉襖，臉色慘白慘白。當時批鬥發言的是學校老師曾恬，特大聲音喊。那天我親耳聽見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為聽了半天也沒聽出聞佳有什麼“罪行”。台下觀眾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廠師傅雖沒文化，但知道聞佳是我的同學，就對我說：“你們這個同學判二十年真重，從此她就要過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發配到青海那樣的荒地去……”三十多年過去，還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會的情景。確實不堪回首啊！

聞佳冤案平反的相關文件

展示“平反”的相關文件不僅能有效研究案情，也能了解這一階段的歷史實況。關於聞佳冤案的平反，筆者找到了幾份文件。

文件之一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通知聞佳的母親聞光裕出獄的信，那是在聞佳被關押十一年後第一次得到的消息。全文如下：

聞光裕：

聞佳原定反革命案現已經我院再審完結，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號判決宣告聞佳無罪釋放。經查聞佳現無親屬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親屬照顧，故與你協商是將聞佳送你處居住，還是做其它安置，請速來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文件之二是這封信里所附的《再審判決書》，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再審判決書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號

被告聞佳，女，現年二十八歲，漢族，四川省巴縣人。惡霸地主出身，學生成分。住西城區六鋪炕二區十二樓中門九號。因現行反革命罪於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西城區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

現經再審查明，被告聞佳的親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衝擊，被告聞佳產生悲觀厭世思想，在學校一個廢棄的廁所里絕食自盡，後被發現，送往醫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動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擴散，不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原判對被告按現行反革命定罪是錯誤的。茲依法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西城區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〇）刑字第十號判決。

二，宣告聞佳無罪，予以釋放。

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收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文件之三是幾經聞佳親屬的交涉，《再審判決書》的第二稿（略）。

文件之四是又經交涉達成的趨向案情真相的《再審判決書》。這份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最終送達親屬的文件終於確認了兩個基本事實，一是聞佳是由於自己和親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二是反革命罪的定罪依據是她精神不正常情況下的言行。全文如下：（註：日期仍寫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當時對結案文書日期的統一規定）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再審判決書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號

被告聞佳，女，現年二十八歲，漢族，四川省巴縣人。原系北京實驗中學學生。住西城區六鋪炕二區十二樓中門九號。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西城區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刑字第十號判決，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七年。

此案經本院再審查明，被告聞佳及其親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衝擊，聞佳精神失常。將其在精神不正常情況下的言行認定為反革命罪而判處重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西城區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〇）刑字第十號判決。

二，宣告聞佳無罪，予以釋放。

如不服本判決，可於收到判決書的第二天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文革毀滅了聞佳的一生，筆者總希望有個地方收納對此冤案的記述。二〇〇七年四月在網上看到聞佳的母校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九十年校慶的《校史徵文啟事》，遂將聞佳冤案寫成了一篇散文《為無告的聞佳》。聞林先生三次審讀了這篇文稿，逐字認真修改後支持筆者發稿應徵。記得他認為《為無告的聞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

誰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紅衛兵？誰是一九六八年校園監獄的看守？誰整理、報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誰批准逮捕了這弱小的女學生？誰把一個患有精神病的中學生當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誰引領、鼓勵、縱容了這荒謬至極的迫害？

筆者於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將《為無告的聞佳》發給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史徵文投稿專用的電子信箱。八月里得知校史徵文文集進入了匯編階段，馬上打電話向校慶籌備辦公室詢問對該文的處置，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收到”，只好當即補寄了一份。不久後出版了名為《九十年足跡》的文集，未收錄此文。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了盛大的九十年校慶，校慶出版物中沒有任何關於聞佳冤案的記載。慶典大紅大紫，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標誌人物宋彬彬得到“知名校友”榮譽，她向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赫然正面陳列。當卞仲耘校長八十六歲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為此提出抗議時，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片呼聲：“他們不是都已經平反了嗎？”許多人並不在乎善惡榮辱的錯倒，對受難者家屬發出聲音反倒挑剔起來。

不過校慶之後，筆者在搜狐博克上找到了一張聞佳文革時期的照片，是她（見照片前排左一）和二十二名同學一起在女附中校門口的合影。校門上“革命委員會”的牌子和正面的毛澤東影壁都清晰可辨。這證明，師大女附中確實有過健康的初三學生聞佳，也確實有過把學生送進監獄的“革命委員會”機構。這張照片補充了聞佳冤案的民間記憶，使這一文革個案更富有具體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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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朱學西老師訪談錄

受訪人：朱學西（原女附中教師）

採訪人：劉進（原女附中高三學生）

時間：2010年5月8日下午3點至4點40分

地點：朱學西老師家，西城區雲梯胡同5號院4－8

主訪人給朱學西老師講了《記憶》47期五人談中涉及到2008年3月18日訪問朱老師時的內容，還把王容芬最近寫的《迫害何時到頭？》一文交朱老師過目，並請他再講一下文革時被提審的情況。下面是受訪人朱學西老師的談話紀錄。

我名字不是“朱學希”，是“朱學西”。原來祖父給我起的名字是“學熹”，上學時為了好寫，老師給改為“學西”。

文革前我就被借調到37中，是工作組撤走後很長一段時間，在秋冬之交我才回到女附中的，回來後就直接到勞改隊勞動了。那時，勞改隊的老師都在學校最東頭圖書館的小院裡，劈為冬天引火取暖的劈柴，記得有劉致平、汪玉冰、梅樹民等老師。

文革初期我在37中，37中給我的鑑定不錯。我回女附中時，把鑑定交給一個姓童的紅衛兵，她把鑑定給撕了，直接把我送到勞改隊。沒有見過宋彬彬，也不認識她。

在勞改隊，我什麼活兒都幹過，尤其是一些重活出力氣的活總是挑我去干。我是從農村來的，57年又當了右派，有勞動基礎。南樓大柳樹的枯枝怕折斷砸人，就是我爬樹上去給鋸下來的。很好笑，那時紅衛兵說我畢竟是受過特務訓練的，還會爬樹。

清理階級隊伍時，我是明擺着的右派，第一個抓我游斗，兩個紅衛兵把我雙手反押着圍着大操場游鬥了一圈，我幾乎暈死過去。後來幾個男孩子拉着我的雙腿拖着，也有女的，把我從宿舍樓東門拖進去，再從地下室拖着走，拖到西頭再上到二樓，把我關起來。拖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知覺，感覺到的就是冰涼的地面。把我關到二樓的那間屋子，窗戶都被釘死了，大概是怕我自殺。當天夜裡，我才知道隔壁關的是胡志濤。因為夜裡紅衛兵來折騰胡志濤，胡也反抗，和他們對話，聽到聲音，我才知道是她。我得了肝炎，身上還帶着中藥，他們害怕被傳染，除了押送我吃飯就不來我這兒。

我在宿舍樓二樓被關了五十多天后才放出來。出來後繼續到勞改隊勞動，陳洪濤（林莽）老師也在勞改隊，我們一起勞動，而且我們倆在勞改隊呆的時間差不多是最長的了。但我想不起來和他一起被提審過。一般說來，不會一起提審我們兩個。

記得是解放軍宣傳隊進校後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才被斗的。解放軍隊長姓高，是高團長。他們進校後先了解情況。當時老師分成兩派，一派是王瑞光的“東方紅”，一派是方學邦的“解放”，兩派觀點不一樣，解放軍剛進校也沒有辦法表態，因為要了解情況。不光有軍宣隊，工宣隊隨後也進校了。調查後，他們好像都表態支持“東方紅”了，但是不管是哪派的，都要表示積極參加運動，都爭着鬥牛鬼蛇神。

記得游斗我是在五一前後，是春夏之交，我內穿襯衣外穿中山裝，一下子把我揪出來，說我是歷史反革命。聽家人說我有14頂“帽子”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游斗我後，就成立了我的專案組，三天兩頭地審我，審了多少次也說不清楚。來外調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調查我小學、中學、大學同學的情況。像我這個年紀的人，在文革中受衝擊的很多。我有個中學同學，說他參加過三青團，外調取證的人對我施壓，但我堅持說我不清楚，還說你們想了解他，可以去找和他更接近的人。

對陳洪濤老師的外調比我的多多了，因為他年紀比我大，經歷也比我多。他14歲參加革命活動，坐過國民黨的監獄，還接觸過不少共產黨的幹部，解放後先是定為胡風分子，後又被打成右派。對他的外調肯定比我要多。這麼多外調、提審，我估計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他自殺的情況當時我不知道，是很晚才知道的。有一段時間我們是鄰居，我老伴和陳老師愛人王老師的關係不錯，是我老伴從王老師那裡得到陳老師自殺的消息的。陳老師想自殺，肯定他的痛苦很大，但他自殺不是你們這些學生導致的。

胡秀正老師為什麼自殺？她文革前是個很進步的青年教師，不是運動的對象。文革中受審查，她受不了了。我被打成右派時，不止一次想到自殺，可是我上有老母，下有四個兒女，老伴還沒有工作，我死了，他們怎麼辦？有了這一段經歷，文革中我才挺了過來。

我不認識宋彬彬，認識她的姐姐宋勤。宋勤很崇拜徐恩慶老師，我和徐老師都住在7間房，我常看見宋勤去問徐老師問題。我在牛棚里時，對宋彬彬沒有任何印象。

既然宋彬彬沒有打老師，宋要武就是被利用的。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麼負擔，否則我們一輩子受害了，你們一輩子也受害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很小很小，理也理不清楚。我們搞歷史的都知道，歷朝歷代那麼多事情，能夠記錄下來的能有多少件？所以有些事情能放下的就要放下。建議你們對一些細節當舍則舍，否則會陷在裡面出不來。文革時一些青年教師參加我的專案組，不要說提審，還抄過我家多少次。我不怨他們，年輕人哪一個不要求進步？主導的不是他們，用不着有政治負擔。我對那些青年教師一直不錯，因為他們認真教學，對學生很好。我贊成寬容的態度，因為我相信整過人的人自己該承擔多少自己會搞明白。你們沒有做，宋彬彬沒有做，有什麼負擔。要實事求是，有些事情能夠放下的就要放下。

主訪人說明

5月8日下午訪問朱學西老師，9日整理出來，發給一位老師核對朱老師敘述中的時間等問題，11日下午這位老師給我來電話說除了回憶還找到僅存的一本筆記，清理階級隊伍時，女附中辦了四期階級鬥爭學習班，幾乎每一期都有老師自殺，朱學西老師是第一期學習班第一個挨斗的，時間為1968年的5、6月（和朱學西老師所述吻合）。於是今天我拿着兩份打印件（大字、小字各一份）去拜訪朱老師，老師認真看大字版（留給老師），只改了兩處，交談之後，他表示了“此文只能刊登於《記憶》，不得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意見，並在我留存的小字版上簽了名字。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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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李松文老師訪談錄

時間：2008－3－25，8∶30點至9∶20

地點：西城區西四北五條東口

採訪人：劉進

關於採訪情況的說明

2008年3月18日我把自己撰寫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經歷的幾件事》（初稿）交給李老師徵求意見，同時把網上流傳的7人名單的圖片打印出來，請老師幫助回憶有關情況。之後，李老師約我3月25日談意見。一見面他就說，稿中對7人名單的說法有誤，還說字條是他寫的。當時，他把有關情況用紅筆改在稿中了。這個稿子我在定稿之後，交給了母校存檔。2010年5月19日，我再次拜訪李老師，一是請他核對當年訪談的內容，二是就是否同意在《記憶》上刊登徵求他的意見。李松文老師在細讀了當年的訪談稿後，在上面做了些許修改，寫上了“情況屬實，同意在《記憶》上刊登”幾個字，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時間。現將他修改後的有關文字錄於下，文後的兩個注釋是我加的。李松文老師的修改和簽名，請見掃描件。

——採訪人劉進

2010-5-19

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況太複雜了，很難搞清楚。北京市副市長封明為曾擔任過西城區委書記，那時他直接找過我了解卞校長被打死的情況。我說當時我不在現場，是快往醫院送時我才回學校的。後來聽說高一和初二的學生開鬥爭會游斗校領導時出的事。

出事那天我好像帶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學校已很晚了，聽說卞校長出大事了躺在後院，我趕快趕到後院。看見後院圍着不少學生，還有學生堵着路不讓過去。於是我去找其他老師想辦法。還找了劉大夫，大家一起趕到後院，那時你也在後院了，後來是我們一起把卞校長送到醫院的。

到了醫院，大夫不敢負責，不給救治，咱們這些去的學生和老師一起和大夫爭執了好久。大夫說要學校開證明才能搶救。當時已很晚，無法到學校去開，我問大夫簽名做證行不行，大夫說，可以。但得有老師簽名，學生到哪裡去找呢。於是我就寫，先寫出校名師大女附中，後寫上我的名字。並徵得一些高年級的學生意見後，都同意。於是寫幾個學生的名字。

（上圖：李松文老師在劉進原稿上親筆修改的文字。）

我把寫了名字的紙條交給大夫後，醫院才開始搶救的。

醫院搶救時，我和丁老師在一間屋子裡等候，後來趙老師也來了，卞校長的丈夫王晶堯來到醫院哭得很厲害，大家說得去接待。最後是我和另一個老師接待他的，沒有多說什麼，就領他去搶救室了。

我是搶救前給大夫寫的名單，不知道名單是怎麼給了王先生。要給估計也是由醫院交給他的。那天你把有名單的文章給我時，我一看都愣了。這的確是我的字體。之後我回憶出這個過程，很清楚。我記得寫名單時，旁邊還圍着不少的學生，但我只寫了你們幾個。卞校長去世後不久，大約九、十點鐘，我們就各自回家了。我沒有和你們去北京飯店。所以你寫的稿子裡，1 7人名單這一段文字不通，還得調整一下。2

（右圖：李松文老師在他修改過的劉進原稿上的簽字。）

注釋：

[1] 此稿指的是（我）劉進自2008年1月開始寫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經歷的幾件事》（初稿）”。該稿準備寫好後留給母校存檔，內容包括1966年6月2日我在女附中貼第一張大字報到1966年8月19日退出籌委會80多天內學校運動的主要情況。為保證稿子所述內容準確，我和一些校友就女附中的文革初期走訪了許多老師和同學，開過多次校友座談會，和有關老師多次交流，得到了不少指點、更正。故題目改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該稿已於2010年4月13日交給母校存檔。

2 當時請李松文老師提意見的是《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經歷的幾件事》的第三稿。因為那時我只記得一起把卞校長推到醫院後，和大夫發生爭執，大夫要求開證明的情節，對7人名單沒有一點印象。所以在那一稿中，關於7人名單我是這樣寫的：“2007年年初，我看到《我雖死去》片中有×××（？待核）記錄的當時學校在醫院人員名單的字條：師大女附中李松文徐岩春（高三4）李小琦（高二4）馬恬（高二4）王滿華（高二3）劉進宋彬彬共7人。但紙條中記錄的7個人，只是最後還留在醫院的幾個師生。” 這一稿曾向五位老師、十幾位校友徵求意見，李老師看此稿後對此段話做了改動。李老師所說“文字不通”是指事實不準確。在他講述了有關情況後，我按李老師說的對第三稿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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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料】

卞仲耘案文獻資料索引

劉雙整理

l 1986年，胡志濤（原師大女附中校長）發表《“八.五”祭》一文。此文後收入她和其夫的文章合集《生活教育論》一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是時胡志濤已經病逝一年。

l 1986年，王友琴（師大女附中高一三班學生）發表《女性的野蠻》一文。此文後收入作者的《女博士生校園隨筆》一書（北京出版社，1988）。

l 1995年，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發表。（此文的英文版從1997年後一直印在美國哈佛大學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革課讀本里）。此後，王友琴在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了《八月祭》。

l 1996年馮敬蘭（女附中老三屆學生）發表文章《記憶的傷疤》。此文後收入《那個時代中的我們》下冊（者永平主編，遠方出版社，1998年）。

l 1999年，羅點點（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學生）出版《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南海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

l 2000年王友琴主持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千受難者的簡介按姓名的拼音字母順序排列。其中“卞仲耘”是最長的一篇（兩萬字）。

l 2001年，伏生（女附中老三屆學生）的文章《那天，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發給“網上紀念園”發表。

l 2003年，卡瑪拍攝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宋彬彬、葉維麗、劉婷婷（原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學生，紅衛兵）接受採訪。

l 2004年，王友琴出版《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一書（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全書52萬字。“卞仲耘”是其中最長的一篇文章。

l 2006年，裕雄發表《良知與責任——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周年》（《炎黃春秋》，2006年8期）。

l 2006年，王友琴發表《八月，讓我們紀念受難者》，提出“四十年了。卞仲耘之死不能被忘卻。8月5日這一天應該成為文革受難者紀念日。中國人將會從這個紀念日學到歷史、正義和道德。”

l 2006年，葉維麗發表中英文文章。中文版的題目是《卞仲耘之死》(周子平譯)，署名“白芳”，該文發表在“二閒堂”網站上。英文版的題目是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卞仲耘之死》）署名Weili Ye, 該文發表在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中國歷史評論》）上，Volume 13,Number 2, Fall 2006。

l 2006年，胡杰拍攝關於卞仲耘案件的電影紀錄片《我雖死去》。原師大女附中的教師林莽接受採訪，講述了他看到的卞仲耘被打死的場面。

l 2006年林莽（師大女附中老師）發表文章《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周年》，在國內無處發表，拿到海外。王友琴寫了題為《艱難的訴說：卞仲耘被害40年後》的推介文章。

l 2006年，劉秀瑩（師大女附中老師）發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懷念的好校長——紀念卞仲耘同志殉難40周年》，載《教育藝術》2006年10期。

l 2007年，陶洛誦（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學生）寫出《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網絡電子版）。

l 2007年宋彬彬被女附中90年校慶活動評為“優秀（知名）校友”，在展板上貼出她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照片。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發表聲明抗議（網絡電子版）。指出她獻的那個袖章“浸透了卞仲耘的鮮血”。

l 2008年，美國人本傑明·哈里斯採訪王晶垚等人後發表長篇北京日記，題為《沉默的中國長城》。

l 2009年10月，維也納大學魏格特教授和她的丈夫把胡杰電影《我雖死去》翻譯成德文，在柏林書展放映和出售。

l 2009年11月，卞仲耘銅像安放實驗中學（室內）。碑文只寫1918年—1966年。“被迫害致死”這個官方結論都沒有刻上。劉自立在網上發表文章《存像廢史》。

l 2009年12月12日，維也納大學魏格特教授到北京訪問王晶垚。後發表文章。

l 2010年1月16日，《記憶》網刊總41期文摘專欄，刊登本傑明•哈里斯著，貝蘇尼譯的《中國•沉默的長城：北京2008年11月》一文。

l 2010年4月，《記憶》網刊總47期推出“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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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

按：這份資料中，署名單位里出現了“紅色要武中學（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和“紅色要武中學（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名字，說明“紅色要武中學”這個名字曾經有人使用過。但這不能說明師大女附中就曾正式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了。因當時聯署這類紅衛兵文告往往並不需要經過各校群眾組織集體討論或由其總部做出決定，有時只是參與起草或出席相關會議的一兩個活躍分子所為。如這傳單的署名中還有個學校（而非群眾組織）的名字“抗大四中（月壇中學）”，顯然不可能是該校師生集體通過或該校領導決定的一樣。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

（西城分隊）宣告成立

毛主席語錄

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支持廣大紅衛兵造資產階級的反，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和廣大工農兵群眾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宣告成立。

這個決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區三十一個學校討論通過的。

糾察隊是紅衛兵自己的組織，他的成員是紅衛兵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

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部隊的親密戰友。

糾察隊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隊。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的成立是我們全體紅衛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們的紅衛兵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的紅色革命組織。既是敢想、敢說，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鋒隊，又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戰鬥隊。

我們的職責和權利：

1、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忠實執行毛澤東思想，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

2、堅決地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

3、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

4、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

5、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組織。

6、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

7、在其它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時實行。

我們要求廣大工農兵群眾和各地區的公安機關協助我們工作。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北京三中紅衛兵

紅大附中紅衛兵（北京女一中）

北京四中紅衛兵

北京女三中紅衛兵

北京六中紅衛兵

北京女六中紅衛兵

北京七中紅衛兵

北京女八中紅衛兵

北京八中紅衛兵

紅色要武中學（師大女附中）紅衛兵

紅色要武中學（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東方紅中學（北京二十八中）紅衛兵

東方紅中學（北京二十八中）紅旗

北京女十中紅衛兵

北京二十九中紅衛兵

北京二十九中八一八紅衛兵

東方紅四中（華嘉寺中學）七一赤衛兵

北京三十中紅衛兵

北京三十中八一八紅衛兵

北京三十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紅二七中學（鐵三中）紅衛兵

北京三十三中紅衛兵

空軍紅鷹紅衛兵

北京三十五中紅衛兵

北京建築工程學校紅衛兵

北京三十九中二七戰鬥隊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紅衛兵

抗大四中（月壇中學）

抗大戰校（北京四十一中學）紅衛兵

二龍路學校紅衛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紅衛兵

太平橋中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北京四十中紅衛兵

首都井岡山中學（北京九十八中）紅衛兵

北京一O一中學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註：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成立以後，又有西城區十九個學校的紅衛兵及其它紅組織陸續參加。這十九個學校是：西四中學、師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學、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貿學院外語專科、豐盛學校、一〇六中、社會路中學、外語學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鐵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學、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劉雙提供，飛鴻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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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漢展出

張曉良

“眾生——徐唯辛作品展”今年4月底在武漢美術館展出。其中再現文革期間各種人物形象的《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專題有44幅，皆2.5米×2米黑白肖像。

此專題2007 年 11 月在北京首展，有巴金、卞仲耘與王晶垚夫婦、陳寅恪、陳永貴、顧准、郭世英、馮友蘭、胡風、華國鋒、黃帥、浩然、翦伯贊、江青、金訓華、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風眠、劉長瑜、劉少奇、毛澤東、聶元梓、彭德懷、上官雲珠、田家英、王洪文、王進喜、吳晗、姚文元、楊麗坤、遇羅克、張春橋、張志新、周恩來等63幅，皆依據照片創作。後陸續創作達百幅，且大部畫作陸續增添畫家或畫像主人抄錄的畫像主人數百字簡介，或中文，或英文，或中英文並存。

此次來漢展出44幅，有2007年在北京展出者，有後創作者，如：陳景潤、鄧小平、胡耀邦、何大齊、馬思聰、宋彬彬、徐遲、趙丹等。周恩來為其晚年形象，面部多老人斑；毛澤東為其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的側面肖像；劉長瑜為其在紅燈記中飾演鐵梅的形象；胡耀邦為其晚年形象，頗顯愁苦。顧准簡介中有“1974年12月3日，顧准因肺癌在醫院病逝，臨終前，欲見子女亦不得。”何大齊簡介由其自己抄錄，書法漂亮，有“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八月被抄家，父母遭紅衛兵毒打，位於北京西黃城根占地近兩千平米的四合院被沒收，全家被‘掃地出門’。”

2009年6月徐唯辛此專題的4幅肖像作品（陳寅恪、馮友蘭、翦伯贊、顧准）在北京一個展覽的展前審查中被撤下，原因不詳。此次武漢展出，宣傳極為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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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讀往來】

l 丁東來信

《記憶》47期，我覺得很有份量。收到以後，我就主動轉發給資中筠、唐寶林、章詒和等人，因為他們都曾關注過卞仲耘和宋彬彬。

研究文革史，我最關注的首先是史實，其次才是對史料的分析評價。面對同樣的史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是正常的。但首先是要把史料呈現出來，否則連評價的對象都沒有。

宋彬彬在文革初期非常出名，無疑是一位重要歷史當事人。《記憶》能夠獨家發表宋彬彬和劉進等參與的對話錄，對於深化這段歷史的研究頗為有益。人們可以不同意她們的說法，或對她們的說法提出不同意見，但絕不應要求媒體讓她們噤聲。80年代，王力接受採訪，有人就質疑“江東子弟今何在？”近年朱永嘉在博客上發表了一些文章，也受到嚴厲的批評。有的批評者似乎責備媒體不該讓他們出聲。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這些曾經紅極一時後來又淪為階下囚的歷史當事人，應當給他們提供發言的機會。官方的媒體做這件事風險很大，《今日名流》就因為發表了徐景賢的文章而停刊。《記憶》作為一個研究文革的獨立學術平台，在這方面大有可為。我們應當千方百計地請歷史當事人說話，而不管他們的說法和人們既有的看法是否吻合。有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不願意開口，如沈崇，其實是史學研究的莫大遺憾。

l （美）陳闖創來信

早上收到新一期《記憶》後，我首先關注的就是編讀往來中對47期內容的討論。

1.我完全同意印紅標先生的看法：真正有力的批評必須建立在準確的史實基礎上。

2.果不其然，有人指責貴刊有違公正的原則，接着我很高興地看到編者對此指責做出了有理有力的回應。雖人微言輕，我要表示對二位選擇的支持，我期盼着反對者的撰文和第二輯的面世。

再多說一句，馮建軍先生的批評真是讓我大跌眼鏡，沒想到他竟然能說出“葉維麗如今能當上美國大學的終身教授，不也是沾了太子黨的光，走了後門嗎？”這樣的話。

3.對於5人談中未能點出直接打人者的名字，我感到無奈且遺憾。

4.宋彬彬女士將自己在1968年的被軟禁歸於“四人幫”親信（即毛遠新）所為，我想這也是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吧。即使是把1968年的毛遠新稱為江青的親信都有點難度吧，更何況當時王洪文也才只是個與毛遠新平級的省市革委會副主任？另外，至1974年方為毛澤東所命名的“四人幫”到底是何時形成的？官方史書及後人總是把文革前期的各項壞事情都一股腦的推向尚未成型的“四人幫”頭上，實在是惱人。

歸根到底，第2.3.4點源自以下事實：“被官方三十多年來曲解的文革歷史說法給洗了腦”（陳益南先生語）。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儘可能把事實搞清楚”（印紅標先生語）。順便一提，清華畢業的葉志江先生對上一期內容做出個較好的評論《難言的歷史一定有難言的故事》，這也可以對應戴為偉女士的讀後感。

l （美）丁凱文來信

讀了貴刊第47期有關文革初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害一案的研究和48期讀者來函，深感貴刊作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歷史研究強調的是追求事實的真相，盡力還原歷史的過程，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批判不能代替歷史的研究。然而，歷史的過程又是複雜的、多元的，絕不是非黑即白那麼單純，更何況研究者們做研究角度會有不同，因而不能強求一致，更不能要求歷史研究只有唯一的一種解釋，誰都沒有壟斷就某一問題發表獨家看法的權力。

換句話說，歷史研究切忌只有一家之言。目前國內學者們大多只能在中央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下作研究，其結果可想而知，這反映出來的就是歷史研究為現實政治服務，那些稍有與官方觀點相左者的研究只能到海外發表或出版，這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有鑑於此，作為民間的文革史研究者，我們要大力提倡多元化的研究，鼓勵不同觀點和思想的交鋒，尤其要在歷史的細節上下功夫，歷史只有真實方具有生命力。因此，本人對“真相在細節中”這一觀點深表贊同。此外，具有不同觀點的研究者還要切忌因為觀點的不同而將對方劃為“敵對勢力”，那種將《記憶》的編者也牽連進去，指責編者“立場錯誤”的看法就更不可取了。真誠地期望那些不同意葉維麗教授等人觀點的朋友們也能本着求實的精神，就事實來辯論，正如《記憶》編者所言：如果能藉此機會將討論上升到歷史研究方法的層面，那麼對讀者、對文革研究都將是大有補益的。

l 陳家琪來信

今天是5月16號，2010年的5月16號，距離1966年的那個日子已經過去了44年。44年前的這一天，由於要清理城市人口，我和我的媽媽坐一輛三輪小汽車離開了西安市，去一個叫華縣的地方落戶，兩地距離大約將近一百公里的樣子，記得我們是上午9點左右動的身，一直開到晚上才到了一個黑乎乎的縣城，那就是華縣。

當時的我們都不知道這個日子對我們這個民族來說具有什麼意義。我和媽媽坐在敞篷中，媽媽不說話，我貪婪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要知道，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離開城市，要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落戶了，一切對我來說都十分新奇，自己也充滿着莫名的豪邁，似乎去上前線或投身革命洪流一樣。

多的話就不說了。到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我們這個國家60年來的歷程？這是一個問題，也許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去把它轉化為理論的思考；我們這代人能做的大約只有把自己的經歷、記憶以及對此的思考儘可能真實地記錄下來，作為思考的材料留給後人，讓他們知道我們曾這樣思考過此類問題。

1949年，作為一個事件，一個改朝換代的事件，與傳統並未斷裂；過去是怎麼發生的，現在還是怎麼發生了，儘管原因上有許多不同，但中國依舊按自身的邏輯完成了這樣一輪循環；但就意識形態和人們觀念上的改變而言，斷裂真的發生了（也許自五四運動以來就發生着這樣的斷裂），因為這次革命的口號、組織原則、理想、目標都與以前不同，它屬於現代性的追求，因為我們的前面有美國，也有蘇聯，學哪一個是次要的，重要的只是要趕上它們或超過它們。我覺得這一點是真誠的，也是真實的。

共產黨能戰勝國民黨，原因很多，但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這就是美國的思想家謝爾登·沃林在《政治與構想》中所談到的社會的“組織化”。共產黨或毛澤東第一次把人民組織了起來，特別是農民。於是傳統的家國矛盾就不存在了，制約、抗衡國家權力的力量（鄉紳、氏族、宗法等等）也化解了。組織，既體現着類似於國家的權力、強權，也如傳統的社會一樣用親情、友誼（可以說成是同志情、戰友誼）把大家凝聚起來，所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就如一個大家庭（革命大家庭）一樣。敵人就是組織外的人，如“黑五類”。越有敵人，組織內部就越團結。如何把大家組織起來，人多力量大，這是毛最精熟的一套觀念與手法，它本身也正是現代性的體現，在西方，體現為大的公司、財團，其權力高度集中，但在下面又要求獻計獻策，高度團結。誰都希望自己能在這樣一個團體中生活、工作，它寄託着人類的理想。我們的黨從蘇聯那裡學到了建黨的思想，並把西方的用於組織大規模生產的一套方式用於對整個社會的組織，並藉助於組織去完成思想、文化等所有領域裡的躍進。如果說在毛的時代，還有理想、信念，知道藉助於組織的力量要達到什麼目的（用組織的力量去與敵人斗，在斗中把自己組織的人團結起來，讓它自身具有一種生命力、活力）的話，到了鄧時代，由於不提階級鬥爭了，於是組織就只剩下了一個如何管理、如何經營的問題，類似於西方的公司或財團，但這樣的組織又不僅僅只進行經濟活動，它是權力的體現，所以權力就與金錢結合到了一起，前提是有了半市場化的經濟體制；大家加入組織，不再談信仰、理想，看到的只是實際的效益，就如人們去找一家公司去上班一樣。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群眾組織，是最有活力、最能自生自長的，大家都覺得自己離不了組織，也都意識到只有藉助於組織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那時的目標是政治性的；一旦共產黨這一最大的組織被衝垮了，群眾的力量與熱情就獲得了空前的爆發，那也是一種瘋狂，就如永遠在與敵人打仗一樣，不怕死，能吃苦，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這其實也是人類的一種理想狀態，說明文化大革命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自己的發展邏輯，這套邏輯建立在扭曲了的理想之上，所謂扭曲，就指的是它把人只當成一部機器上的“螺絲釘”。組織本身就是一部機器上的部件，個人更是部件上的螺絲釘，雖說不能缺少，但也只是在你有用時才用得上你。把人當成手段、工具，這話還說過分了，因為連手段也不是，只是一部機器上的螺絲釘，完全可以通過增加人口生育來不斷替換零件。我們因自己是一顆螺絲釘而自豪，這也說明啟蒙本身就包括把人說成是機器，說成是螺絲釘。整部機器只能有一個舵手，意志統一了才能與敵人作戰，所以我們也一直生活在戰爭狀態之中。組織已經取代了家庭，我們把家裡能用來過日子的東西都上繳了，都打碎了，那種豪情無論今天想來多麼荒謬，在當時卻認為理所當然。於是，就發生了那麼多悲慘的事。當然，有組織替我們承擔，我們自己也並不負責。把精神上的個性追求全都抹去，只是一個當機器運轉起來就立足於本職工作的螺絲釘，怎麼把一個社會組織成這個樣子，那套導致斷裂的意識形態是如何與中國的傳統，與我們的現實與理想結合在一起的，這是研究文革的一個真正的理論問題。當這套組織的目標失去但組織本身依然還在，而且更多介入經濟活動時，它到底會怎樣，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關於文化大革命時的“群眾組織”這種當時的社會結構形式是應該好好研究（在我們的社會中，最怕的就是出現組織）。“群眾”（人民）與“革命”（造反）成為最高的正當與合法，而一個“革命者”又只能把自己想象為一個組織中的成員，所謂真正的“逍遙派”就是不參加任何組織的人，這在當時與今天都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在給你的信中，談到相對於中國革命而言，斷裂只發生在意識形態上（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等），那麼，今天的對現代性的反省與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衝着這套意識形態而來的；但事實上，沒有這套意識形態，就沒有現代中國。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至於事實上的“循環”，即傳統的延續，大家只有認可了，或無可奈何。為什麼最具有顛覆性的這套意識形態會在“人民”（群眾）與“革命”（造反）的口號下成為事實上的“循環”、理論上的目的論（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這也是一個問題。

今天是“5·16”，一早起來，就想寫一篇日記，看到了這期《記憶》，就覺得乾脆把回信當日記寫，於是也就寫了這麼多，信手寫來，可說明的地方還太多，但作為一篇日記，恐怕就只能先說到這裡。

l 可父來信

貴刊連續兩期就發生在1966年北師大附中卞校長被學生毆打致死事件的文章及讀者來信。我驚訝貴刊的影響力；也驚訝這麼多知情人關注這段歷史。

說實話，卞的死在那個時期並非個案特例。我個人認為是因為有了宋彬彬才讓這件事變得是件重大事件的。如今事情已經過去40多年，追究所謂兇手應該只是道德層面的意義了。既然大家都認為應該對當年發生的事情擔當起探明真相的責任，才在包括貴刊在內的刊物上撰文回憶討論。因此，不應該出現搞亂事實的狀況。

一些人把“寫歷史”又作為自己向社會索取的手段，是很齷齪的。那些爭辯已經根本不屬於學術範疇了，我以為貴刊沒有必要一一登載。

l 范世濤來信

我很驚訝對上一期的文章有這麼多批評。我覺得那一期編得非常好，讀的時候很感動。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不少沉默的當事人不再沉默，就一個嚴肅主題發言並對話了。這種對話有助於逐步消除文革重要當事人之間的深刻隔閡、重新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也有助於我們這些局外人對事實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很欽佩訪問主持人和發言的人的勇氣和努力，他們在實實在在地促進和解。

對宋彬彬的發言，不少讀者表示反感。既然宋女士文革中就已經遇到許多這樣的情況，這對她來說大概沒什麼稀奇的。我覺得宋女士和批評者如果提供更多的事實，更有利於大家更深地認識真相和達成共識。比如宋女士如果願意解釋在給主席戴袖章之後的活動，大家就更能明白她的處境和選擇，而不致因為披露的情節過於簡單而覺得有些戲劇化。對於認為宋親手殺過人的人來說，需要提供堅實的證據（被害人姓名、時間、地點、旁證或其他證據），如果沒有證據就認為她殺了人，那和文革中盛行的“疑罪從有”做法有什麼兩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不就是這麼來的嗎？親手殺人是多麼嚴重的指控啊！正因為懷疑者沒有提供證據，我更同意宋彬彬的解釋，並對缺乏證據的義憤填膺有些驚訝。至於報紙上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因為當時報刊上大量署名文章都並不真的是作者寫的，只是作者無法或沒有辯解就是了，所以我認為宋的解釋是合情入理的。再退一步說，即使（！！）宋寫了這樣一篇文章並發表在黨報上，該篇文章造成的大量負面影響也不應由作者負責，而應由黨報和公檢法機關承擔主要責任。我不覺得一個普通人讀了一篇表示可以動武的文章就會動手去打無辜的人，那把文章的影響也說得太大了些，所以最大的責任還是動手的人；其次是公檢法沒有制止和制裁；第三是黨報有嚴格的審稿發稿程序，為什麼把這樣的文章放到宣傳主旋律的報紙上；最後才是作者的責任，不管作者是誰，我覺得他的責任其實很小。

有的讀者懷疑編者屁股坐在了一邊，這聽起來像是文革時候因為某雜誌或報紙發表了某篇自己不同意的文章，就把作者和編輯部說成一丘之貉的“黑線”或“黑幫”一樣。

l 劉進來信

謝謝轉來范世濤的來信。

既然我文革初期有了那些經歷，經歷了就有了責任，幾十年來雖未曾忘卻，可一直沒有機會說，也不敢不調查就說，所能做的就是把有關事實記錄下來，盡當事人的責任。責任是責任，機會是機會，可能這輩子也沒有機會，那只能留存記錄了。

在校友、老師的推動幫助下，經過幾年調查，我終於寫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交給母校存檔。之後，《記憶》又給了我們說話的平台，這是爭取很久而未得的機會，讓人珍惜感動。只有更多的人願意回憶和有機會說話，事情才會切實推動。這是《記憶》總47期刊出後，很多校友來信來電話主動回憶文革初期學校情況時我的感受。

我知道當事人必須尊重事實，自己幹的事情，不管好壞對錯，該承擔的就得承擔。當事人也應核准質疑，該澄清的就得澄清，對關鍵問題不核准不澄清就不止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了。此外，我不想多說。至於傳言和情緒化的謾罵，那都是在罵文革，我相信這只是反思文革過程中的現象，不會也不應該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我特別贊同范世濤的觀點，對話有助於消除深刻隔閡、重建彼此信任，實實在在地促進和解，使局外人對事實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位70後的小伙子，其見解和眼光令人欽佩！真希望有這樣見解的人能越來越多，那樣我們的民族就會離文革這樣的災難越來越遠。

讀《記憶》總48期“編讀往來”，各種評論意見都在意料和情理中，最突出的感覺反而是《記憶》太不容易了！

l 胡泊來信

正本清源或有必要，但過度考據亦容易歧路亡羊。中國近代以降不乏考據，然糾纏考據亦成風尚。考據誠可貴，全局價更高。信口開河者缺考據，沉迷枝節者缺全局。

l 錢大川來信

看了47期，感覺很好。宋彬彬們肯於對話，澄清真相，應該歡迎。不同的角度對歷史的敘述自然不同，這是個典型例子。這樣下去，自然會不斷接近真相。

下面是四中，很好。再下面應該是六中。陳行之先生是六中學生，看他的文章和董必武兒子（叫董良翮吧）在鳳凰衛視的講話，相差太遠。如能請他們從歷史角度撰寫文章就全面了。

此外，北京師大附中也很重要，但缺乏資料。該校紅衛兵領袖陳永康（詠康）現在是職業作家。我見過。他的回憶錄《紅色季風》中有用材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