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剛之柔-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文革前的老知青完全成了一個“無聲的群落”。在文革中，他們是以知青而不是以學生或農民的身份被捲入。文革在他們的血淚人生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頁。他們在文革造反運動中的表現，又因其較為明確的經濟、政治訴求而與當時大鬧所謂“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合同工、臨時工等群體一樣，成為造反派中的異類而為某些主流造反派所不齒，甚至遭到主流造反派的排斥、打擊。近年由鄧鵬主編的《無聲的群落》及其續編相繼出版，在搶救這段歷史記憶方面填補了一些空白。這兩套書集中收集了大量文革前老知青的回憶，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生動的史料。

本專輯中的幾篇文摘均摘自《無聲的群落》（續編），讀者可以從中大致看到當時在四川、新疆、湖南、陝西、廣東等地的老知青們在文革中的苦難。兩篇特稿是從兩位作者（特別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一位還是並無文革經歷的“80後”學子）提供的長篇論文中節選的，謹向他們為此做出的努力，以及他們對本刊的支持致謝。

本期目錄

本刊特稿

文摘

魏寬達紅與黑的顛倒——三十九年前知青點風雲突變回憶

施明我的偷渡經歷

編讀往來

1、沈仲文三點建言及編者答覆 2、黃和平來信購書

3、石舟稱讚戴為偉的散文 4、呂千岩悼念向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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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老知青——賤民與殉道者

鄧鵬

在過去二三十年時間裡，中國大陸的許多人、包括一些學者將上山下鄉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對文革十年和知青運動進行同步考察，一些地方政府的文史（地方志）編撰人員甚至將毛澤東1968年底發表的“12·22指示”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起點。這種概念和史實上的混淆表現出許多人對上山下鄉運動或知青運動的了解不全。

根據參與這項工作的政府官員提供的信息，這一運動肇始於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1964年，中國政府將上山下鄉定為發展經濟的一項國策，其標誌是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一重大決策導致了1964、1965兩年間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老三屆和新三屆的下鄉則是這個運動的又一個高潮。

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大致有這樣幾個重要特點：

一、經過1955年至1963年的摸索，1964至1966年間中國官方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框架基本形成，對這一運動的宣傳形成氣候；

二、儘管上山下鄉自始至終都是經濟上的權宜之計，但是在宣傳上政府卻一再給這一舉措覆蓋上濃墨重彩的政治包裝。所以相比之下，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鄉運動較之文革中的知青運動有更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一時期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階級鬥爭和政治歧視的犧牲品，卻富於一種蒙昧的浪漫主義情懷；

三、在現已公布的資料中，雖然未見毛澤東關於這一運動的“戰略部署”，但是，這一運動仍不可避免地成為其空想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將這種空想社會主義稱為毛式烏托邦。這意味着，首先，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跟毛式烏托邦的失敗基本同步；其次，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整體和參與運動的個體都體現了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再者，和毛澤東時代的其他群眾運動一樣，毛式烏托邦在上山下鄉運動的自始至終都帶有欺騙（包括自欺欺人）和強制的成分，而由於欺騙和強制跟烏托邦提倡個性自由和捍衛生命尊嚴的本質相對立，所以靠極權手段來推行和維持的毛式烏托邦有一種先天不足，註定會以失敗告終。

上山下鄉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是毛式烏托邦的苦果

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烏托邦相似，毛式烏托邦的核心是對一種理想社會的嚮往和追求。但毛式烏托邦是中國現代的巨大政治動盪的特殊產物，所以它又跟其他國家的烏托邦有明顯的區別，其重要歷史條件是激進的知識分子組織和領導的一場農民革命，在它被付諸實現的過程中，由於革命暴力的慣性、由於來自內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壓力，這一烏托邦更加偏激、更加任性、更加盲目，因之也造成更嚴重的破壞，失敗得更慘重。

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中國剛經歷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的巨大經濟消耗，人民亟需休養生息。但是五十年代初，政府迫不及待地在農村實行了疾風驟雨似的土地改革，以徹底破壞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高昂代價來鞏固政權。土改結束不久，毛澤東發動了農村的合作化運動，緊接着又在1955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取締了城市裡的私有工商業。此時他大權在握，躊躇滿志，不僅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實現所謂“一化三改造”，而且要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中國絕種，在全世界絕種。（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思想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93-194頁）領袖頭腦的急劇膨脹導致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迅速泛濫。1958年，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不顧黨內的阻力，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發動了大躍進，在全國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號令全國人民高舉“三面紅旗”，實現在短時期“超英趕美”的奮鬥目標。結果事與願違，大躍進以失敗告終，中國大陸隨之陷入經濟嚴重失調、民眾士氣低落的困境。1962至1966年間，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的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緩解了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造成的困難局面，使中國在1964、1965年重新出現生機。但整體而言，計劃經濟的模式沒有受到根本觸動，市場沒有發揮對經濟發展應起的槓桿作用，中國的經濟仍然跟世界市場隔絕，在低技術、低管理、低效率的層次上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城鎮人口持續增長，對本來就“一窮二白”的經濟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減少城市人口成為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1961年至1963年，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將2600萬城市人口“壓縮”到農村。這樣的人口遷徙在人類歷史上實屬罕見。

1955年到1966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是這樣的烏托邦試驗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造領域裡的每一次重大冒險都波及知識青年。五十年代中期，隨着計劃經濟步伐加快，毛澤東和一些中共理論家開始提出有關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設想。1955年，當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暴露出中國農村智力資源的匱乏時，毛澤東提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顧洪章、胡夢洲主編《中國知青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同年，毛澤東在另一篇關於合作化的文章的按語中寫道：“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選》五卷第247-248頁）

通過幾年的實驗和提煉，毛澤東提出的這種觀點逐漸形成體系。這一體系包括了知識分子的所謂紅與專的關係，所謂消滅三大差別、反修防修的理論，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創想，備戰備荒、三線建設等舉措。參與策劃的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譚震林、彭真、胡耀邦等。1963年至1965年，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落後於人口增長的嚴峻現實，決定把上山下鄉作為一項國策，並為之制定出一個15年計劃。時任農墾部長的譚震林在一次關於城市青年下鄉的會議上提出“建設新農村”、“移風易俗”和“反修防修”的觀點。1964年伊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一文件的出台標誌着中國領導人把上山下鄉定為安置城鎮知識青年的一個長遠措施。中國政府很快建立健全了動員和安置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各級機構，將動員知識青年下鄉提到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上，各種宣傳機器——報紙、出版社、廣播電台一齊動員起來，為這一政策鳴鑼開道，《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更是臨危受命。工於心計的周恩來為了推動上山下鄉運動，在1963年為毛澤東70歲生日安排的簡單壽宴上，特地把知識青年代表人物董加耕和邢燕子安排在領袖的左右。這一戲劇性場面當然具有神奇的宣傳功效。

在官方連篇累牘的宣傳中，城市青年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成為一種移風易俗的偉大創舉。然而，在中國這樣城鄉差別懸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明顯的社會裡，移風易俗談何容易！面對這樣的現實，政府宣傳部門在1964、1965年兩年裡對上山下鄉運動進行了挖空心思的包裝，天花亂墜的官方宣傳反覆強調上山下鄉的政治意義，對國家經濟上的需要和政府的真正企圖往往避而不談。行政上的多種措施和強大的宣傳攻勢果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截至1966年上半年，政府居然把近一百三十萬城市知識青年送到了農村。

然而與中國在五六十年代開展的所有運動一樣，上山下鄉這一運動由於其在理論上的錯誤和實踐上的武斷，由於它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由於它與毛式烏托邦的關係以及毛式烏托邦自身無法解決的諸多問題，勢必以失敗告終。而且，執行這一政策的人的決心越大，這一運動持續的時間越長，對國家、對社會和民族的損害也就越嚴重。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上山下鄉運動像是一個肥皂泡，遲早要破。吹得越大，越臨近破滅。

毛式烏托邦在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演繹

從五十年代上山下鄉伊始，這一運動便摻和進了大量的意識形態元素。

新中國的教育政策強調教育與工農業生產實踐的緊密關係，強調體力勞動的重要和光榮，特別強調工農業勞動之間沒有貴賤之分的觀點。在有關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宣傳中，蘇聯的集體農莊成為中國農村的楷模。政府號召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為之奮鬥犧牲。出於這種需要，宣傳機構發掘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知青典型如山東省的徐建春、吉林省的呂根澤和廣東省的楊明漢。這一時期投身農業的大部分中小學畢業生屬於回鄉青年，國家還沒有動員大批城市青年下鄉的企圖和計劃。（吳洵等編《中國知青總紀實》，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6頁。）

然而也就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北京青年墾荒隊、上海青年墾荒隊和江西的共青城這樣的城市青年參加農業生產的試驗。這樣的試驗比較回鄉青年對官方媒體更有宣傳價值，因為它不僅符合中國領導人減少城市人口的實際需要，而且跟他們的空想社會主義不謀而合。它的出現顯然受到蘇聯當時的墾荒運動的啟發。既然是效法蘇聯的經驗，而中蘇兩國又正處於雙邊關係的蜜月時期，所以五十年代中期的青年墾荒運動也自然帶有蘇聯社會主義的色彩。反映蘇聯青年開發遠東、建設共青城的長篇小說《勇敢》被及時翻譯出版；共青團中央的喉舌《中國青年報》不僅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青年自願開墾者會議上的演說，而且發表了評論員文章，以歷史使命來激發中國青年的獻身精神。1955年，中國共青團中央還組織中國青年代表團到蘇聯考察該國的青年墾荒運動，其書面匯報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值得一提的是，在組織和動員青年墾荒這件事上，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傾注了極大的精力，胡本人的思想狀態給中國的青年墾荒運動注入了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和中國固有的農村環境根本不具備全面實現社會主義大農業的基本條件。所以，儘管這運動轟動一時，對於後來的上山下鄉運動並沒有指導意義。作為一個運動，墾荒運動總體上是失敗的。但是它所造成的政治文化氣氛卻對後來的知識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毛式烏托邦的形成過程中，其炮製者還從中國的革命年代尋求精神資源。大量文藝作品除了記敘中國農村的集體化進程之外，還着重塑造了一些投身農村建設的年輕的主人公。這些作品、加上蘇俄的文學作品，在中國造成了輿論環境和文化氛圍。同時期的電影、音樂、繪畫等藝術形式統統被動員起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獻身精神、公而忘私等等構成了中國學校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的主題。這樣的主題通過各種形式和手段、在各種場合對青少年進行了大劑量的灌輸。縱觀世界現代史，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權比這個時期的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花的功夫更深，更卓有成效。

學者劉小萌認為，毛澤東在1968年底發表的《12•22指示》改變了上山下鄉的性質，把文革以前這一運動的經濟措施性質轉變成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政治運動。（劉小萌《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見劉小萌等編《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頁）事實並不盡然。在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的宣傳中，政治就已經“掛帥”了。實際事例可以信手拈來：《人民日報》1965年5月5日的社論寫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但對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逐步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為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創造條件，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是一項具有革命的戰略意義的大事情。”

然而經過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至1961年的大饑饉，中國空想社會主義初期的那種花好月圓的氣氛到六十年代初已經蕩然無存。面對在國際上的孤立和中共內部日見明顯的意見分歧，毛澤東一方面在外交上虛張聲勢，高談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另一方面對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對立面擺出了全面整肅的態勢。1962年，毛澤東煞有介事地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接着發動了在農村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了實現中國式的烏托邦，官方大力鼓吹革命精神，以新式聖人雷鋒、焦裕祿的事跡來激勵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中國官方推行的各項政策迅速加固國家的極權性質，全面樹立毛澤東的威望，加快從一黨專政向領袖獨裁的過渡。

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中進行的。這種時代背景決定了文革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個群體的若乾重要品質。這些品質包括：

一、“出身不好”——老知青隊伍的特殊構成。1964、1965年，正當中國政府將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定為國策時，在中國教育領域裡同時執行了階級路線。這種毛澤東時代特有的政治株連使大批雖然品學兼優、但出生於“非勞動人民家庭”的青少年失去升學的機會，他們構成了這段時間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主體。

二、賤民的自卑和殉道者的忠誠——老知青的雙重人格。這些青少年自幼感受到各種形式的政治歧視，許多人目睹了父輩遭受的政治打擊，在1964、1965年學校進行的階級教育運動中，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擔任的學生幹部職務被撤換。學校的領導、班主任不僅要求他們對此心服口服，而且還要求他們跟自己的父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劃清界限”，“背叛自己的家庭”，實現脫胎換骨，以期得到政權和社會的接受。反人性和不人道的教育在這些青少年心裡投下了巨大的陰影。上山下鄉幾乎成了向政權表示忠誠、獲得社會承認的唯一途徑。再加上學校長期的思想灌輸，他們多半對毛澤東懷有崇拜心理，對共產黨衷心擁護，對社會主義深信不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服務精神。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十分鮮明的浪漫色彩，嚮往崇高，願意為國家做出犧牲，對革命的暴力本質缺乏認識，對毛式烏托邦的內在矛盾更一無所知。所以，雖然他們因為自己的家庭出身被剝奪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權利，卻滿懷豪情壯志，奔赴農村和邊遠山區。文革前老知青的命運的悲劇性就在這裡：一方面，他們因為家庭出身已經落入賤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毛式烏托邦的殉道者。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的幾年裡，許多老知青懷着建設新農村的理想和改造自身的強烈願望，全身心地投入了農業生產勞動。他們克服勞動上、生活上、甚至語言上的困難，抑制了對城市生活的眷戀和對父母與故鄉親友的思念，跟農民同甘共苦，辛勤耕耘。他們當中的小部分人加入了共青團，極少數人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修成革命正果。但是總體上，在階級鬥爭日熾的年代，老知青的“家庭出身”決定了這個群體必然成為暴力革命祭壇上的犧牲，面臨在農村自生自滅的命運。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們往往比當地農民付出的代價更大；由於缺乏安全意識，他們一些人在勞動中受傷致殘；由於缺乏母親的愛護和指點，一些女知青身體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害……周恩來當年多次強調“國家關心，負責到底”。但是，根據當時中國政治的走向和經濟發展的狀況，總理的許諾是根本不可能兌現的空話。關鍵在於，上山下鄉本身的功利本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善始善終。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一個新的等級制度正通過革命暴力日益固化，極權政治正在造就新的特權階層。在這樣的環境裡，連教育的公平都遭到踐踏，社會上的公平競爭就更不可能。老知青跟他們的父輩一樣沒有發言權，一旦下鄉，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文革中的老知青命運及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

1966年夏天，毛澤東的烏托邦開始了它的死亡之舞。文化大革命攪亂了中國社會，也打亂了上山下鄉運動。

老知青對文革的最初反應是興奮和參與，跟城市裡的紅衛兵一樣，他們的造反起初是自發的和盲目的，是城市紅衛兵運動在農村的蔓延。但是老知青這個生活在中國社會最底層而又有點自命不凡的特殊群體很快調整了自己的奮鬥目標，紛紛回流城市，一些人參加了城市的造反派組織，另一些人則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上訪、告狀等方式，非常天真地在理論上對上山下鄉進行偷梁換柱的詮釋、以達到最終回到城市升學或就業的目的。

遍及全國的知青造反與“回流”很快引起政府高層領導的重視，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根本上否定了老知青的造反宗旨，迫使他們返回農村。這樣的政策和每況愈下的處境迫使許多老知青重新認識自己的人生選擇，引發他們對自己的理想、國家前途的獨立思考，由此產生了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合理性的根本懷疑，毛澤東和他的思想體系自此在許多老知青心目中漸漸失去神聖的光環。老知青有組織的造反雖然曇花一現，雖然被其他事件掩蓋，但是它宣布了毛式烏托邦在上山下鄉運動領域裡的破產，因為這一運動的主體、即成千上萬的老知青已經衝破了蒙昧，開始產生自我的意識，而自我意識跟愚民政策在本質上是勢不兩立的。

由於舉國上下的動亂，各級知青安置部門陷入癱瘓，上山下鄉被暫時擱延。1966年以後的上山下鄉運動很大程度上成為文革的延伸。文革十年間，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黨內左派人士，在上山下鄉運動的理論和實施方法上都沒有什麼創新，只不過調子更高，決策更加離譜罷了。

從1967年10月起，為數不多的一些思想狂熱的城市紅衛兵開始了自發的下鄉，以表示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誠。1968年4月，毛澤東在一個有關大學畢業生工作分配的文件批示中親自提出了“四個面向”的原則。一些城市的革命委員會對偉大領袖的意圖心領神會，借題發揮，採取各種措施，動員應屆畢業生到農村去。然而時至1968年下半年，響應政府號召者為數寥寥，他們的政治做秀並沒有引起大多數中學生的響應。三屆高、初中學生近千萬人滯留在城市，對當局形成巨大壓力，這樣才有了毛澤東的那條“12•22指示”（有趣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清楚這條指示究竟是毛澤東的御筆呢還是秘書們記下的領袖口諭），將城市的紅衛兵小將全部趕到農村。雖然“12•22指示”表面上掀起了上山下鄉的又一個高潮，其實給上山下鄉運動敲響了喪鐘。原因很簡單：古往今來，凡是一哄而起的事情，總是以一鬨而散告終。更重要的是，這一哄而起的高潮雖然暫時掩蓋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卻將原來僅屬於老知青的問題變成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它讓處於絕境中的老知青看到了微茫的希望。這叫物極必反。

在七十年代的大招工中，老知青再一次面臨政治歧視，他們雖然比老三屆知青早三至五年下鄉，但在參工、回城這個跟他們命運攸關的生存競爭中處於劣勢。由於招工程序中的政治審查，他們一再痛失回城的機會。很多人即使回到城裡，獲得的也是比較艱苦、待遇較低、技術含量較小、發展前途不大的工作。還有許多老知青因為家庭出身“太壞”，在反覆被淘汰出局之後徹底喪失參工回城的希望，最後靠父母退休“頂替”回城。這時的老知青已經不再有當年“捨我其誰”的豪邁，只有“瞻念前途，一片茫然”的悲涼心境。不少的老知青在招工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為了獲得最起碼的公民權利，他們只能咽下自尊，被迫選擇了辦理“病殘”手續回城的途徑，從自己曾經堅守的陣地上落荒而逃。

無可諱言，文革前上山下鄉的知青實踐了他們獻身民族復興大業的莊嚴諾言，在國家面臨重大困難的時候，他們用自己那尚未成熟的肩頭扛起改變農村“一窮二白”面貌的重擔。他們跟農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復始地在土地上耕耘；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們掌握了農業技術，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甚至生產隊、農場的頂梁柱；他們把文化帶到農村，在偏僻的山鄉辦起了農民夜校，向農民傳授文化知識；在跟農民朝夕相處的那些日子裡，他們了解了農民、了解了農村社會，跟農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這種意義上，老知青無愧於民族，無愧於列祖列宗，無愧於自己，也無愧於後代。

但是，上山下鄉運動歸根到底是一種人為的社會工程，是違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舉措，是領袖意志的演繹，是極權政治在經濟和教育領域裡的延伸，它起源於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它的實施依靠不實的宣傳、教育領域裡的政治歧視、行政上的壓力和違反憲法的戶口制度。它可以在一段時間裡形成聲勢，但終究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所以遲早要遭到知青的懷疑、社會的拒斥，遲早要面臨危機，遲早要受到歷史的否定。（鄧鵬《永恆的一瞬：〈大巴山重慶老知青剪影〉序》，《博覽群書》2006年第5期第94頁。）

現在中國的官史和一些民間有關上山下鄉運動的文字中流露出這樣一種觀點，即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成功是主要的，問題是次要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文革，上山下鄉運動將是另外一番光景。這一觀點的要害在於它忽略了毛式烏托邦內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的先天不足。其實，這種所謂文革破壞了上山下鄉的觀點跟把中國1976年以來的種種弊端歸咎文革的論點如出一轍。1966年至19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毛式烏托邦的必然延伸。常言道，物極必反，文革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它搞得天怒人怨；同理，上山下鄉運動也必定以失敗告終，因為它總體上是強制性的政治運動和違反歷史發展規律的社會工程。在其實施過程中，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烏托邦理想被思想專制和極權政治踐踏得面目全非，結果是工農受到愚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兩敗俱傷，所以上山下鄉運動最後落得“四個不滿意”。隨着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上山下鄉運動偃旗息鼓，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節錄自作者《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與毛氏烏托邦》（原文27000字），現標題是本刊另擬的。

作者簡介：

鄧鵬，1964年重慶第六中學初中畢業，同年10月下鄉到四川省萬源縣新店公社青山茶場。1971年調達縣地區萬福鐵廠。1978年考上四川醫學院英語師資班，次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研究生班。1985至1990年就讀於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獲得美國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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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向前

“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簡稱，約定俗成地指稱結束學校學習以後參加“上山下鄉”的學生。橫向來看，“知青”分為回鄉知青和家在城鎮的下鄉知青；縱向來看，“知青”有文革前的知青和文革時期的知青，前者在1966年以前已經下鄉，後者1968年以後（有極少數在此前）下鄉。當前，對“知青”和“上山下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鄉知青群體，尤其是1968年以後的下鄉知青。文革前的老知青大多作為1968年後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序曲順帶提到。專門對文革前下鄉知青的研究有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鄧鵬主編《無聲的群落》、《無聲的群落（續集）》等。本文所談“知青”僅指文革前尤其是1964年和1965年上山下鄉的知青，故稱“老知青”。其中多數人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無法升學被迫下鄉，他們後來成為造反的群體之一。

文革期間，湖南老知青造反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出現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伴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興起，屬於“反革命經濟主義”的一部分。

1966年8月，工作隊撤離之後，知青投身文革運動自主行動起來。名目繁多的知青組織如雨後春筍爭相出現。開始，知青組織的口號和行動多為控訴對知青的迫害、歧視。挨過整的知青首先把鬥爭矛頭指向了當地幹部和四清工作隊，以前所受的冤屈和壓抑終於有了發泄的渠道。江永縣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後來改名為“湘江風雷反到底戰團”，就地造江永縣委的反。

很快，知青就不再滿足於在農村“鬧革命”，他們深知知青問題不是在農村能夠解決的，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上面。大串聯開始以後，知青回流城市，湖南約有6萬多知青借串聯之機返城（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共產黨志》，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頁）。他們“回城鬧革命”的活動之一是“造戶口反”，即要求相關部門的領導幹部解決城市戶口、糧食、工作及“革命經費”問題。“造戶口反”的知青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應該只是口號革命、罷官革命，而應該是一場社會革命，應該解決迫在眉睫的社會問題，首先應該改變知青被安置的命運。知識青年不是失業者，應該有參加革命和工作的權利，應該到社會上去鬧革命（韓剛《遙遠的太陽坡》，黃堯，蔣巍等著，石舟編《輝煌的青春夢——知青生活紀實》，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139-140頁）。有的知青趁亂威逼相關單位工作人員辦理戶口遷移，拿到蓋着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欣喜若狂，淚流滿面。除了千方百計遷戶口之外，他們還熱衷於批鬥農墾局的“走資派”和街道辦事處幹部。批鬥農墾局領導幹部，是因為當時“安置辦”在省級以上附屬於農墾部門；批鬥街道辦事處的人，是因為當初就是這些人直接動員甚至強迫知青下鄉的。在長沙，知青和他們的父母舉行了全市性的集會示威，並召開了對長沙上山下鄉辦公室一位主要官員楊某的批判會。

知青不僅在省內造反，也參與了全國性的大串聯。1966年8、9月間，廣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領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識青年辦公室，砸開檔案櫃，公布了某些姦污迫害下鄉女知青的案例，開辦接待站接待更多的來京造反知青，還多次召開大會對安置辦領導進行批判。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展以後，知青建立的“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團”等組織已見雛形。湖南知青在長沙相應成立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團湖南總部”，該組織總部設在省農業廳內，是省內影響較大的知青組織。省內其他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組織，如邵陽有“小兵司令部”和“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邵陽兵團”等（後者只有招牌而無實際活動）。（朱鵬濤《崢嶸歲月中的“小兵”——憶文革初期邵陽市下鄉知青紅衛兵“小兵司令部”》，政協邵陽市學習文史委編《抹不去的記憶——邵陽知青回憶錄之一》，內部出版，1999，379頁）另一知青組織“湖南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聯合調查團”在不少地區串聯、宣傳發動，聯絡了更多成員，同時調查各地知青生存狀態，召開了多次動員會、座談會，掌握第一手材料，為以後的宣傳鼓動做準備。該組織除了調查臨湘的黃蓋湖農場、平江的時豐茶場等岳陽地區知青集中地以外，也順便去了湖北的洪湖與赤壁，與當地的武漢知青進行了交流。下鄉知青的串聯極具親和力，因為他們有着相同的生活經歷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串聯知青當成親人和救星，有些遭到幹部侮辱強姦的女知青，克服了羞澀和心理障礙，哭訴自己的悲慘遭遇。（莊生蝶《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記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經歷》，未刊稿）1966年底，湘江風雷成為省內第一大造反派組織。知青組織全部站在湘江風雷一邊，成為造反派陣營的成員。部分知青加入湘江風雷，建立了以知青為主，隸屬湘江風雷的“山鷹戰團”。

鬧“經濟主義”的多個群體（除了知青，還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名義上是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實際在自主行動爭取自己的權益，並且已經發展出一定的自主意識。其自主意識與毛髮動文革的想法完全不合拍，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干擾了運動的大方向”，被斥為“反革命經濟主義”和“經濟主義妖風”，原因歸為“有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目標，挑動不明真相的少數人大鬧經濟主義，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鬥爭。”至於解決方法，中央的通知說：“在中央沒有提出新的辦法以前，暫不變動”，“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應當安心參加農業生產，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問題，應由各級黨委負責逐步加以解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2月，中央先是下令取締了一系列全國性組織，其中大部分是知青組織和臨時工、合同工等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一線戰鬥隊”等（《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1967年2月15日）。然後，中央針對知青發出通知，規定：“凡尚在外地進行串連、請願、上訪的下鄉上山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所有人員應立即返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並搞好生產。所設聯絡站，一律取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通知》，1967年2月17日）1967年春，知青返城造反風得到了有力遏制。

2月初，湖南省軍區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二四批示”鎮壓了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不久，支持湘江風雷的群眾齊心協力掀起了為湘江風雷翻案平反的新一輪造反活動。此時，知青返城風再度颳起，在造反派逐漸得勢的大趨勢下，知青造反也搞得有聲有色。

5月以後，各地知青再度大量進城。長沙、衡陽、郴州、黔陽等地20多位安置部門的幹部反映，全省奪權鬥爭十分激烈，70%的下鄉青年長期逗留在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戶口，要安排工作。長沙知青組織以“反迫害”、“反歧視”等名目出現，比較大的組織有“紅一線”、“反迫害”、“山鷹戰團”、“紅農會”、“鬥批改”，以及後來成立的“長沙市中學畢業生紅旗聯絡站”（簡稱“中畢紅旗”），以上組織都出版了自己的鉛印報紙。（莊生蝶：《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 ——記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經歷》）

“反迫害總勤務站”總部設在省委接待處，負責人許九皋是瀏陽縣中嶽公社趙灣大隊的知青，家庭出身是“城市貧民”。在充斥着“黑七類”的知青中，這算是很優秀的家庭出身了，也是因此而被推舉為“司令”的重要原因。（張揚《我當年研究“上山下鄉”》，未刊稿）使“反迫害”聲名鵲起的是張揚（即《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當時他是下放瀏陽的老知青）針對省委機關造反派“永向東”（全稱是“中共湖南省委機關永向東革命造反戰鬥團”）的傳單《造戶口反無理》所撰寫的一篇批駁文章，爭論的焦點是“造戶口反”的問題。大量知青“倒流”回到城市以後，很多人繼續年初沒有完成的事情——強行上城市戶口。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力圖制止知青“造戶口反”，動員他們返回農村搞好生產。“永向東”緊跟形勢，滿街張貼《造戶口反無理》的傳單。9月，參加“反迫害”組織的張揚寫了約七、八千字的傳單稿《評〈造戶口反無理〉》，點名批駁“永向東”，為知青“造戶口反”的行動辯護。該文章從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發，提出迫害知青的惡人都在城市裡，因此他們有權回來造反等等。文章只是論證知青“造戶口反”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尚未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上山下鄉運動”。據說該文章鉛印了8000份，張貼散發到長沙的大街小巷，因為文字較好，邏輯嚴密，說出了千千萬萬知青和他們的家長的心裡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張揚《我當年研究“上山下鄉”》，未刊稿）

10月，張揚再接再厲，寫了一篇36000字的大文章，題為《控訴罪惡的新型農奴制度——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旨在徹底否定“上山下鄉”運動（郭曉鳴，梁小進《長沙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55—1982年）》，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內部出版），294頁）。他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坦言，文革要打倒劉少奇，於是揣着各種心思和目的的人們便都把自己討厭的人和事，把自己想打倒和否定的東西都劃作“劉氏”，都算作“劉少奇的資反路線”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一種“策略”，一種“保護色”，與對劉少奇、對文革、對所謂“兩個司令部”真實的看法和感情毫無關係。文章拿到“反迫害總勤務站”常委會上討論，部分常委提出，“農奴制度”放在標題過於刺眼，“新型”、“罪惡”的形容詞過於激烈，認為口氣應該和緩一點，要“壕塹戰”保護自己。於是標題當場改為《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毛主席“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徹底背叛》並一致通過。會議最後決定文章在“機關報”《反迫害》上全文刊登，不以個人名義發表，署名為“反迫害總勤務站”兩個下屬部門——“政策研究室”和“動態分析室”。該期《反迫害》報印刷了幾千份，除了分發，便是派人滿街叫賣，群眾踴躍購買。這篇《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毛主席“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徹底背叛》，可能是全國範圍內自文革以來唯一一篇大量占有材料、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入手的全面研究和系統分析“上山下鄉”運動的論文。（（張揚《我當年研究“上山下鄉”》，未刊稿））《反迫害》的小報不僅在長沙發行，部分串聯的知青還將該報帶到廣州街頭叫賣，少量報紙流入香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這被稱為“造成了極壞的國際影響”，事後還有人因此遭到追查。

“紅一線造反團”是以江永縣桃川農場萬正凡為負責人的知青組織。萬正凡曾參與“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團”的諸多活動。而此時的“紅一線”不僅有自己的武裝，還建立了“紅一線”文藝宣傳隊，並出版《紅一線》報。

“道縣事件”（1967年8月，得到縣武裝部支持的道縣“紅聯”在與造反派“革聯”武鬥中失利，為報復而對長期受到專政的農村“四類分子”大開殺戒，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1590個大隊，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死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零陵地區其餘縣市受到不同程度影響。詳見卜偉華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600—601頁）發生之後，臨近的江華、江永兩縣受到波及，呆在農村的知青人心惶惶。8月17日，江永縣農藝隊知青王百明（小有名氣的知青詩人）在城關飲食店被打死。19日，零陵前進公社部分長沙知青乘車返城，途經零陵縣城汽車站時，突遭槍炮伏擊，何小明等9名知青死亡。（彭稚鰲《血濺東風鎮》，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長沙（內部出版），232頁）還在農村的知青再也無法立足，紛紛逃離返回城市。知青被殺的消息傳來，城裡的知青悲憤異常，激起了他們同仇敵愾的情緒。長沙市的知青組織都行動起來，統一成立治喪委員會，在黃興路的燎原電影院設立了靈堂，各知青造反組織的頭頭擔任治喪委員會成員，其中有“紅一線”的萬正凡、“反迫害”的萬力、“山鷹戰團”的陳立主、“鬥批改”的黃萍根等。“紅一線”宣傳隊編排節目《血的控訴》、《懷抱戰友》等在街頭、劇院演出，舉着血衣控訴和吶喊，使觀眾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危大蘇《血紅的理想之旗——“紅一線”知青回憶實錄》，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185—192頁）知青的遊行隊伍從燎原電影院出發，經五一廣場、南門口、天心閣、火車站，環遊了大半個城區，最後回到五一廣場。這次追悼會和遊行組織嚴密，步調一致，規模盛大，社會影響很大，在長沙市是空前的。（莊生蝶《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 ——記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經歷》，未刊稿）10月初，針對省革籌成員梁春陽等要求下鄉知青必須返回農村，長沙知青程亞林等與之進行辯論，坦陳下鄉知青的生存困境，贏得了在場群眾組織代表的理解與同情。10月10日，“紅一線宣傳隊”小報《紅一線》刊載程亞林《弟弟，我變了》一文，反映了長沙下放江永知識青年生產生活的困苦情況。其中寫道：“一旦我們想在政治上有所進步，就有人指着我們罵：‘你們有什麼資格發言！’小孩子們就跟着後面喊‘地主崽子’，和我們同甘共苦的貧下中農同我們疏遠了，因為我們家庭成分不好。”（郭曉鳴，梁小進《長沙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55—1982年）》，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294頁）

前期曾經從事知青生存狀況調查的調查團成員參與組建了以黃萍根為首的“湖南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鬥批改調查團”，總部設在省委招待所。之所以叫“鬥批改”，主要是想在鬥爭、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希望為以後的上山下鄉運動找到一個好的安置形式。（莊生蝶《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 ——記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經歷》，未刊稿）還有知青以“長沙市紅農會廣闊天地紅衛兵通訊社”的名義創辦小報《農奴戟》。報名出自毛澤東七律《到韶山》中的“紅旗捲起農奴戟”，反映自己身處高壓卻不甘心就範的心態。該報在一篇署名“邵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小兵司令部”的文章中，針對上山下鄉提出了16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安置方式要以分散插隊為主、原則上越遠越好，究竟把青年個別分散在僻野山林有什麼好處？上山下鄉的地址是在山區和邊疆，在軍事上有何戰略意義？為什麼國家發展工業建設需要大量勞動力，寧肯抽調其他農業人口，卻不抽調城市下鄉青年？為什麼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下鄉時，使用一套高壓和欺騙的手段？下鄉青年合乎參軍條件的為什麼不能參軍？為什麼在動員中規定任務？並可以頂替？名額上則是多多益善，知識青年像舊社會去充軍還是像到農村去幹革命？為什麼許多有理想的、朝氣勃勃的知識青年下鄉三年後就變得悲觀失望，意氣消沉，他們的雄心壯志到什麼地方去了！”（郭曉鳴，梁小進：《長沙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55—1982年）》293頁）

除了長沙，知青在省內外的串聯活動也十分頻繁。1966年9月成立的邵陽地區下鄉知青組織“小兵司令部”曾參與反對“9·24報告”，爭取為“黑鬼”平反的活動。1967年2月，“小兵司令部”翻印遇羅克《出身論》，與當地保守紅衛兵組織展開論戰。3月以後，遵循中央“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人民日報》1967年2月20日）的號召，“小兵司令部”成員返回農村，組織停止活動。1967年8月以後，下放在綏寧、城步、洞口、新寧等縣的四、五千名知青全部返回邵陽市，“1079”各個組織應運而生。“1079”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只是農業生產工具扁擔、斗笠、鋤頭、尿杓的形象比喻，以此作為下鄉知青的代名詞。8月下旬到9月中旬，邵陽市一下湧現出20多個“1079”組織，如遂寧知青成立的“1079野戰軍”，城步知青的“1079前衛軍”，洞口知青的“1079雪峰戰團”等等。“小兵司令部”也在邵陽市重新豎旗恢復活動。（朱鵬濤《崢嶸歲月中的“小兵”——憶文革初期邵陽市下鄉知青紅衛兵“小兵司令部”》，政協邵陽市學習文史委編《抹不去的記憶——邵陽知青回憶錄之一》，內部出版，1999，375-393頁）邵陽市的知青組織有成員長駐長沙，將省城的運動情況不斷傳遞到地市縣級地區。長沙知青組織“32111挺進縱隊”辦了小報《32111》，揭露知青安置工作中一些鮮為人知的黑暗與醜聞，以爭取社會輿論的關注，促使有關部門的重視。該組織成員還北上武漢發售自己的報紙，南下廣州與當地知青組織串聯交流。（謝芝罘《天下知青是一家》，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257-262頁）

1967年秋，山東師範學院附中學生劉錦長（反康生的“渤海戰團”成員）來到長沙，11月，長沙“紅中會”成員楊曦光以個人名義與劉錦長無視中央禁止任何全國性組織和會議的規定，在長沙共同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識青年參加的“全國下鄉青年座談會”。（楊大慶《文革中的長沙“紅中會”》）經過座談、個別交談和調查，楊曦光寫就《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以“奪軍權一兵”署名張貼長沙街頭。（郭曉鳴，梁小進《長沙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55—1982年）》，長沙市政協文教衛體和文史委員會編《長沙文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專輯》，294頁）該文公開為知識青年打抱不平：“知識青年——農奴階層的出現就是這分化的明證。知識青年被特權階層壓在社會的最低層，他們是特權階層的廉價勞動力。他們成年勞動都養不活自己，他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勞動並不是不賣力，為什麼養不活自己？是特權階層通過種種巧妙方法，颳走了他們的血汗。”文章反對中央和省革籌要求知識青年回鄉的指示，認為知識青年群體“受壓迫”最深，是最堅定的革命力量。（《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1967年11月16日）外地與會知青組織代表的發言主旨就是到湖南來取經並歡迎湖南戰友去“傳經送寶”，於是便有了赴外地傳授經驗小組的產生。“鬥批改”的黃萍根和“紅農會”的孫天南、高長國等組成了赴廣東的小組。他們在廣州召開座談會，協助廣州知青辦報紙，從組稿、編輯，一直到出主意搞紙張印刷全程參與。後來還赴增城等廣州知青下放點去考察，寫成調查報告和文章發表。（莊生蝶《文革中的長沙上山下鄉知青運動 ——記我在文革期間的一段經歷》，（未刊稿））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簡稱“八十決定”）發出，鎮壓湘江風雷的“二四批示”被推翻，湘江風雷獲得新生，“工湘派”大獲全勝。9月5日，湖南省成立以黎原、華國鋒、章伯森為首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

9月7日，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六六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決定“對一九六六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從九月起，開始進行分配”。該通知把大專院校的學生召回了校園等待分配。之後，中央又命令“在外地串連的學生”“立即無條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單位的鬥批改。”（《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動員在外地串連的學生立即返回原單位的決定”》，1967年9月23日）10月，中央再次發文命令所有學校開學，“按照教學的班、級、系的系統，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1967年10月14日）顯然，這一次的“複課鬧革命”勢在必行。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負責人部分被結合進各級革命委員會（或其籌備小組），其他成員回到學校，按班級實現大聯合，全部被統一到紅衛兵（或學生）代表大會。“紅代會”（或“學代會”）建立以後，絕大多數的學生紅衛兵組織宣告解散。

湖南省革籌和四十七軍採取進一步措施力圖控制局面——“軍宣隊”進駐各單位，要求各派群眾組織迅速實現“大聯合”；制止武鬥、收繳槍支彈藥、開辦學習班；鎮壓“省無聯”（全稱是“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規範各群眾組織，將群眾納入預設軌道。到1968年初，省革籌和四十七軍基本掌控了全省。1968年2月17—20日，長沙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召開，宣布長沙市工人代表大會成立。原工聯、湘江風雷等12個群眾組織全部都宣布撤消了總部，所屬人員各回本單位實現大聯合。19—22日，長沙市貧下中農首屆代表大會召開，長沙市農民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群眾組織中的工人、農民都已經按照省革籌的計劃，通過建立“工代會”、“農代會”完成“大聯合”。

知青一直是中央頭疼的問題，他們造反最積極，行為最激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他們是查抄“黑材料”的先鋒；“經濟主義妖風”盛行的時候，他們絕大多數鬧回城並要求安排工作；武鬥期間，不少人是造反派組織的武鬥干將；湖南全省局勢初步穩定的時候，他們是“省無聯”的最堅定支持者，要求“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知青不得滯留城市，他們卻置若罔聞。湖南省革籌建立之後，也曾和四十七軍發出聯合通告，要求回城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回農村。（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大事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94頁）但多數知青並不執行通知，仍然留在城市，寄居在各個造反派組織中，成為各種武鬥的參與者，“聯合通告”的效力並不大。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抓革命促生產的緊急通知》，嚴厲要求：“現在仍然逗留城鎮的下鄉上山青年和其他人員，包括支邊人員、農場職工、退伍戰士、精簡下放人員、社來社去人員，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動員下鄉落戶的人員，都應當迅速返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在城鎮建立的各種組織和所設的聯絡站，要立即撤銷。城鎮的群眾組織不准吸收下鄉人員參加。堅持逗留城鎮不走的，不予落戶。以非法手段強行在城鎮落下戶口的，一律無效”，“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同貧下中農一起鬧革命，不得隨便離開生產崗位外出上訪或串連。”這一通知在城鄉廣泛張貼，其中撤消聯絡站，城鎮的群眾組織不准吸收下鄉人員參加，不予落戶，強行落下戶口的一律無效四條基本斷絕了繼續滯留的可能。1968年，隨着湖南各城鎮裡群眾組織“大聯合”完成，“工代會”、“學代會”建立，各個群眾組織相繼宣布解散，知青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最後只好“回鄉鬧革命”。正是這一年底，更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拉開了序幕。

從知青造反可以看到，不少社會群體借文革東風爭取自己的利益，是客觀事實。

文革前十七年間，社會矛盾的積累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群體間的緊張關係也的確存在，這是一切社會都避免不了的問題。健康的社會裡有良好的矛盾解決機制，保證矛盾產生以後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起到“社會減震器”的作用。健康的社會裡，爭取利益的形式多種多樣，有多種方式表明利益訴求，獲得自己的正當權益。然而，在文革前的社會環境裡，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都要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來解決。整個社會缺少“減震”的制度設計，矛盾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被不斷激化和積累起來。從老知青造反入手觀察文革，可以發現，造反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受損的群眾發泄不滿，爭取權益的一次“無政府主義”狂歡。當然，在後來的日子裡，很多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不少研究集中關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從領袖個人因素的角度分析文革產生的原因。但就文革的根源來說，毛的個人因素是必要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沒有社會矛盾的積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可能調動社會大眾如此高漲的參與熱情；如果不是與自己的利益休戚相關，人們就不會賣力地去查抄“黑材料”，更加不會義無反顧地到武鬥的戰場上去廝殺了。因此，從普通群眾的角度來看，社會矛盾的積累是文革之所以成為文革的充分條件。最高領袖發動文化大革命給予了人們表達不滿的機會。

只有社會矛盾的積累，而無毛的發動，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將以其他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典型的是70年代末知青鬧回城。這時候知青鬧回城跟文革期間知青“造戶口反”目的完全一樣，只是不喊“革命的口號”，不打“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也不再批鬥“走資派”了。對70年代末的知青來說，“回城”是目的，上訪、絕食、堵火車是手段。同理，對於文革中造反的知青來說，“回城”是目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批鬥“走資派”都是手段。

只有社會矛盾的積累（充分條件）和毛的發動（必要條件）二者結合起來，才出現了文革造反這一特殊的政治運動形態。人們常常把文革比喻成熊熊烈火，偉大領袖的發動和號召無疑是播下火種的行為，這是一個必要條件。社會矛盾的產生和積累正如乾柴的堆積，一有火苗就很快呈現出燎原之勢。

作者簡介：

向前，男，湖南永順人。生於1982年，復旦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學生。研究方向為中國政府與政治，論文選題為長沙文革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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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我們的特殊造反經歷

宋曉濤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捲全國。駐我們這個“社辦林場”搞“四清”的工作組根據中央文件撤走了，當權派“樓”沒下完也只能靠邊站，林場群龍無首，我和朱小容等幾個“場委”挑起了領導的重擔。當時全國就一個聲音：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們要革命，但我們敢造反嗎？不敢！我們有資格造反嗎？沒有。我們是“黑五類”子女，誰給你造反的資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一次紅衛兵的“煽風點火”，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我二姐曉慧在雲南地震中去世後，我大姐曉鵷多次來信安慰我。當年父母離異後，我大姐隨母親到了北京，繼父是高幹，我大姐後來考進了北京師範學院。文革開始了，大姐成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紅衛兵，開始了全國的大串聯——實則是一次免費的全國旅遊。她從南京寫信給我說：我又去了雨花台，這是你出生的地方，為了緬懷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準備到延安、成都、重慶走一趟，最後到你們林場。

這封信在林場掀起了波瀾，煥發了激情。我當即改名“宋紅濤”，朱小容改名“朱向東”，林場也改名“紅衛林場”，全林場期待着首都紅衛兵的到來。

12月7日，大姐終於來了。我去墊江縣車站接到她後，立即翻山越嶺。30里山路真夠受的，但窮鄉僻壤的窮山惡水在京城之客看來，道道都是渾然天成的風景線。當天晚上，我們燒起篝火組織聯歡，我大姐的才藝表演讓大伙兒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第二天，我們原準備陪大姐遊山玩水，看看林場全貌，不想出現了意外——駐場幹部從山下回場了。也許是他想在北京紅衛兵面前擺擺譜，突然宣布開大會，不准遊山玩水。

我們都傻了眼——公社派駐幹部的命令誰敢不從？

我們問：怎麼辦？

大姐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怎麼辦？造反唄！

大姐的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又像一粒火種點燃了知青們心中的怒火。大伙兒一商議，對，反了！

膽大的朱向東和龔可，走到駐場幹部面前說：大會不開了，我們“造反”了！於是幾十號人簇擁着大姐遊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這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一群心靈煎熬多年的知青們，終於借文革之威，壯着膽說了一句“造反”。

下午，遊山玩水後返回林場，大姐介紹了北京的形勢，說，你們的眼界太小了，應該出去串聯串聯，“經風雨，見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為年底了，幾十畝冬水田還沒犁完。再說，人走了，豬誰喂？

大姐留下“火種”走了。“造反”後，我們有了一種當家做主的自豪感。

（右圖：當年作者）

既然可以做主，我們合議，成立“上山下鄉革命青年五四紅色造反團”。造反團的宗旨是：堅持五四運動指出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色風暴中鍛煉成長。我親自設計並刻制模版，印刷袖標。我把“五四”二字設計為一束火把，居於圖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團”的宗旨。

我和朱向東被推選為“頭頭”。

實在說，我們當初造反，沒有想過返城要戶口，甚至真沒動過另謀出路的念頭。我們心裡仍然崇尚保爾、卓婭、林道靜和雷鋒，仍然要堅持辦蘇聯式的集體農莊。

印旗幟，發袖標，除了幾個走資派，大家都成了紅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類”子女首次感到了與“紅色”沾邊的巨大喜悅。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夠我煩心的——

兩天后，朱向東、龔可、張源忠三人不辭而別，不用說，大串聯去了。這都怪大姐“煽風點火”。既然開了頭，接二連三的，大伙兒在三五天內全走了，只剩下我一個光杆司令。

作為“頭頭”，我深感對林場負有責任。十幾天裡，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當時水面已經結了冰，早上趕牛下田，黃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劃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場員張乾利把肥豬拖出來，我親自操刀把豬殺了，把肉醃了，把油熬了，裝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說，明年春節後我們回來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後一天，我收拾行裝戀戀不捨地離開了林場，我真沒想到，林場的藍圖在兩年後會成為烏托邦……

1967年1月3日，我從重慶知青聯絡處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帶着17個人去了北京，在國家林業廳招待所被接待吃住，與朱向東們勝利會師。

1月22日，首都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我們聽到了周總理代表中央發出的號召：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

當時的“老家”，在我們心中，很明確的就是農村，就是林場。

回到重慶，與一些知青造反隊伍一接觸，他們“老家”的概念，讓我們大吃一驚。

他們說，“殺回老家”，就是從農村殺回重慶，要把戶口辦回來。

我們說，這怎麼可能？

他們說，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認為，“殺回重慶”討要戶口，與黨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慶的兩三天裡，我親自擬就了《告知青戰友書》、《“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倡議書》，四處張貼，八方散發，號召返城的知青們儘快回到農村去，抓革命促生產。市中區文革小組應我們要求，請部隊準備四輛大卡車，過幾天送我們返回農村。

沒多久，一條海報消息讓我激動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組織發起的“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將在重慶人民大禮堂舉行。

但此時，我並不清楚這個誓師大會發起者們的真實意圖，我更意料不到這將是重慶知青營壘兩種觀念的一次大碰撞……

重慶人民大禮堂是重慶市的標誌性建築，知青誓師大會在此召開，本身就說明知青的活動能力和對此會的重視。

實在說，這天在踏入大禮堂之前，我並不清楚組織者和參會者是一腔什麼樣的心願。

我們“五四紅色造反團”由年紀最小的胡伯壽高擎團旗，整隊入場，上了二樓，為的是把我們寬4米高3米巨大的團旗平展在二樓的欄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樓居高臨下，很多團隊的標語口號赫赫在目，讓我驚訝：“還我戶口，還我青春”；“殺回重慶來，就地鬧革命”；“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知青換新天”……這些舞動的大幅標語，拌和着嘈雜的鑼鼓聲和喧譁聲，使重慶人民大禮堂不再神聖，不再莊嚴，而是在濃烈的造反氣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壯色彩。

我一下子意識到此次大會的性質與我們的意願是相悖的。

說真的，我們來參加這個大會，原本不是來唱對台戲的。

我對胡伯壽說，我一會兒要上台發言，你看我的手勢，當我說到“我們一定會堅持走‘五四’道路”的時候，我們造反團撤離。

誓師大會開始了。似乎沒有細緻的大會議程，上台的人亂糟糟的，像生產隊裡開大會。一些人上綱上線地批判，他們過激的批判語言讓我頭皮發炸，但他們過人的勇氣多少有點讓我佩服。

大概五六個人發言之後，我往舞台的邊幕走去。腹稿很簡單，就是談談參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的感想，表達我們要回農村去的意願。意外地，在舞台邊幕旁，見到了兒時的夥伴朱大明，我倆從小在市話劇團一塊兒長大，這會兒他在主持會議，或者是他在操弄話筒和音響。

我說，我要說幾句話，我剛從北京回來。

接着，朱大明就沖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場宣告：現在請北京來的宋曉濤講話！

我的第一句話是：知青戰友們，首先，我代表“五四紅色造反團”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紹和我那標準的普通話（從小在話劇團文藝家庭長大語音純正）讓大伙兒誤會了，一句話引得掌聲雷動足足半分鐘，真把我當京城紅衛兵了。

有人在台下領呼：感謝首都紅衛兵對我們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戰友。掌聲終於減弱的時候，我說，我不是北京的紅衛兵，大家請往二樓看，那裡有一面巨大的團旗，我們是“五四紅色造反團”的。

我不緊不慢地講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誓師大會”的情況，其間，在講到“幸福地見到了周總理和江青同志”時，台下又響起了幾次掌聲。再往後，我就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首都這次誓師大會的意義。我講得很謹慎，我沒有否定現在的知青大會。我說，知識青年與工農結合會遇到很多困難和痛苦，但我們不能失去信心，與工農結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時代的需要……

漸漸地，台下有些譁然了，顯然，這聲音不是與會知青們希望聽到的聲音。

朱大明借整理話筒之機，過來提醒我：你講偏了！

這時，台下衝上來兩個人，他們憋不住了，伸手搶我的話筒。

我覺得我該說結束語了，於是抓住話筒不放，最後說：知青戰友們，相信自己，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動作和語言多少有點像革命者臨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壯，又滑稽。

可是，話沒說完，聲音沒了——顯然朱大明關掉了音響。

大禮堂亂起來了。我看見二樓胡伯壽揮舞着大旗，我們的隊伍開始退場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聲響起來，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臉上始終掛着微笑。當然，是裝出來的……

1967年2月中旬，誓師大會的第二天清早，我們石子區近百名知青，分別乘坐軍分區提供的4輛大卡車，準備返回大竹縣。我們汽車經較場口去解放碑繞行一周，一作告別，二作宣傳——我們準備了不少《告知青戰友書》和《“殺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倡議書》，要在那裡拋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繞行解放碑時，我們依然把宣傳品撒向空曠的街道。李煥琨領頭唱起了“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兩年多前我們首次下鄉經過這裡時也唱過，但此時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幾分新意，又添了幾分悲壯。

當晚車到大竹縣，我們被安排在縣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縣安置辦公室，爭取得到一些宣傳用品。安置辦公室是負責安置復轉軍人和知青的辦事機構。小樓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隊伍入駐後，院裡人進人出，屋內櫃門大開，文件散落一地，沒人打掃衛生。牆角，有一摞凌亂的信函文件，我隨手拿起一疊來翻看。可就是這一看，讓我心裡“咯噔”一下，因為有幾個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蕩在眼前——這是一些公函便箋寫就的往來信函，紙張的上邊是一行鉛印的便箋字頭，字字奪目：“重慶市精簡城市人口辦公室”。

“精簡城市人口”？我心一驚，怎麼，我們知青該不是“精簡的城市人口”吧？一下子有好些問題在腦子裡翻飛，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這些來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們是最近的。

翻看的結果讓我非常失望，來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說，我們1964年上山下鄉，其實就是重慶市精簡城市人口辦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1964年光榮的上山下鄉，其實是作為被精簡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裡了，以至於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應不過來。

我心裡猶如打翻了五味瓶，亂七八糟的說不出什麼滋味。當年動員我們上山下鄉，輿論機器眾口一詞——占領山頭、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實踐理想、縮小差別、知識下鄉……其實，真實的情況是，為了讓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人口消腫，動員群體下鄉，把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引導到農村從事生產的思路，並試圖把解決城市剩餘勞動力問題與改變農村落後面貌、開發邊疆和偏遠山區結合起來。但是，城市人口精簡的原則是什麼？國家的當權者使用了一個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論！正是這一標準，把我們從城市戶口中扒拉掉了。

過去我們曾經閃過這樣的“臆想”，但不願去印證它。

可是，現在一切明白了，心靈的崇高在一瞬間嬗變，原有的價值觀於隱痛中發生動搖。

我頭腦亂糟糟的，情緒激憤，我哇啦啦地述說“意外的發現”，闡述聯想，喋喋不休，過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幼稚病”、“動搖性”這會兒又犯了。

造反團的知青們聽到我的“發現”，先是驚訝，繼而和我一樣情緒激憤，心潮難平。

於是，我主動找到一個本地知青造反組織的頭頭，與他們溝通。我認真地聽他述說他們現在“造反”的內容。這位知青頭頭說，社辦林場是修正主義的溫床，它的建立損害了群眾利益。首先林場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調”，把農民的住房、豬圈以建林場的名義據為己有；其次耕種的田土，大部分是農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奪過來，完全違反了土改時“農民耕種，不得平調”的承諾；第三，知青在農村“修補地球”，浪費青春，是知識的退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還給農民。

“那……把土地、房屋還給了農民，我們開荒、建房來得及嗎？”我問。

“建什麼房啊？知識青年應該回到城裡重新創業！”這位知青頭頭肯定地說。

“回城？誰給你辦戶口呢？”

知青頭頭沉吟片刻，說，“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國是一個戶籍管理極其嚴格的國家，城鄉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紙戶口簿來嚴格分劃的。戶口遷出城市易，遷回城市難。

但是，有一個念頭漸漸堅定，就是知青要敢於造自己的反。林場真是一個畸形的怪胎，寄託的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窩給端了，才可能闖出生路。

三天后，我們重新回到林場，開始醞釀“砸爛林場”的實施步驟。

這是一個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陰謀，我們不敢“陽謀”，我們不敢公開喊出“要戶口回城”的口號，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我們背負着“黑五類”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懸頭頂的利劍，時時讓人頸項發涼，不得不小心從事。

我們開始草擬各種理論文章，引經據典尋找和闡述各種貌似正確的理由，為知青“砸爛林場”的觀點辯解。同時，由於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眾的支持。

首先，我們不忘組織觀念，儘管當時的公社黨委、政府已經癱瘓，但我們還是發了《致張家公社黨委、政府公開信》。其次，我們編印了成冊的材料，把對撤銷林場有利的“最高指示”、“馬列主義”和“普通群眾的議論”實用主義地一併拿來，附在《公開信》之後，以增強說服力。同時，我們還把這些內容抄寫成大字報，在張家公社場鎮的街道上廣為張貼，讓全公社的幹部和群眾知曉。

接下來，我們劃分成幾個組，分頭到各個大隊去遊說，讓農民把林場“一平二調”弄來的住房、豬圈、自留地通通領回去。

我和曾康寧一組，跑前鋒大隊，首先去馮家灣找生產隊長馮達山，處理“飛地”（鄰水縣插入大竹縣的零星地塊）。過去山上打獵我們有幾次合圍攆山，處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帶頭把原來屬於他們鄰水縣的“飛地”收回，我們就開了一個好頭，不愁後邊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們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燙豬不來氣兒”。道理他懂，也覺得我們在理，但他不敢應允收回。

於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張加蓋了公章的退還田土的說明放在他家桌上，扭頭走了—這就算退田了——我總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還你吧！

就這樣，一段時日裡，我們奔走了若幹家，如法炮製，自以為萬事大吉。

我們非常溫和地實施着我們的陰謀，沒有任何過激行為，我們以為勝利在望。但是我們錯了。在階級鬥爭異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

1967年4月底，我們像往常那樣到山下的張家公社集鎮趕場，一進街場我們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長的街鎮房屋牆上，齊刷刷地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大字報對知青們退還田土的觀點和做法予以批駁，而大標語的內容更是觸目驚心——“把妄想復辟變天的知青黑頭目繩之以法！”“鎮壓破壞知青運動的反革命分子！”“槍斃知青敗類，火燒牛鬼蛇神”……

儘管心驚肉跳，我還是強作鎮定地瀏覽大字報。但心中已然有一種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們的陰謀落空了。

我們返回林場，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筆墨，準備反戈一擊打筆仗。

萬不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林場的悲劇發生了。

這天深夜，女生宿舍傳出曾麗珊自殺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這是致命的劑量。

曾麗珊是個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爺爺曾是袍哥，她自然讀不上大學，但她高中畢業來到農村一直在作“復考夢”，現在眼見林場難保，前程渺茫，心靈絕望了。

公社醫院王院長被連夜請上山救治。三天后，曾麗珊才從死亡邊緣被拉了回來。

這件事發生後，大家都癱軟了，等我拿主意。我也萬念俱灰，說，“樹倒猢猻散吧，溜回老家去。”一個月前“殺回老家去”的漂亮口號被改了一個關鍵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

誰料想，當晚，又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傳來，說楊通公社的解放軍駐軍部隊已經出發，將要抓捕砸爛林場帶頭鬧事的知青頭頭，我也預感自己在劫難逃了。

山林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我們搬《社論》、找“經典”，企圖證明砸爛修正主義溫床合乎邏輯。這一群十多歲的大孩子們在驚恐中苦苦尋覓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據，亂成一鍋粥……此時，誰又能預想到或者顧及到曾麗珊第二次自殺呢？

當曾麗珊被發現不見了的時候，直覺告知大家，她在尋死。因為那一刻大家的神經都快崩潰了，何況她這樣一個神經質。

時間就是生命！尋覓的火把和電筒光閃爍在山岩、深溝、溪澗、叢林之中，呼喊聲夾帶着哭叫聲讓山林戰慄……

那一晚，不知為什麼，夜空中頻頻划過流星，每當星光一閃，就有人哭喊“完了”。一個弱小的生命，居然和諾大的星宿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知青們已經聽信古人的迷信說法了。

尋找了近一個小時，是張源忠把她從深潭裡撈起的。我們趕到後，黃叢洲脫下全部衣服將瑟瑟發抖的曾麗珊裹起。張源忠說，他先聽到她的哭聲，呼叫後才聽到她的跳水聲，晚一步就沒命了。

我暗暗自責，我在這件事上負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我早已預感知青要戶口回城無望，卻燈蛾撲火自取滅亡！

此後事情的發展沒有知青們在驚恐中臆想的那麼險惡。第二天，公社委派幹部來到林場，鄭重地念起“最高指示”（當時誰都可以找出對自己有用的“最高指示”來的），同時，帶來了5月4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知識青年必須同工農相結合》，那內容，仿佛就是針對我們這次砸爛林場的行為。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為那些內容原本是我在重慶大禮堂主席台上說過的，而那時是勸阻重慶知青回城要戶口有感而發。

其後雖然“祖國形勢一派大好”，但知青們再也無心“將革命進行到底”，我們返回重慶當了“逍遙派”。

節錄自《無聲的群落》續編中《笑談悲情歲月》一文，現標題是本刊另擬的。

作者簡介

宋曉濤，男，生於1948年。1964年於重慶市官井巷民辦工業中學初中畢業後因父親“右派”問題不能升高中，上山下鄉到四川省大竹縣張家林場。1970年招入大竹縣文工團，任演員、導演、舞美、編劇。1993年調入重慶市人口宣教中心，任電視欄目編導、中心副主任。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重慶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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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兵團戰友阿蔡

董大南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報戶口，我終於結束了沒有戶口的日子。之前因為我被北大稀里糊塗開除退回上海時，沒有任何證明。誰知道我有沒有殺人放火，有沒有現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調查，當時沒同意我報戶口。

戶口剛報上，街道里委馬上通知我參加社會青年活動。

當時的社會青年，就是失學青年。所謂的社會青年活動，無非是里弄幹部車輪大戰，動員你報名去新疆。說是社會青年，社會地位其實是很低的。連小孩子都會在街上追着他們叫：“社會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儂到新疆去。哈哈哈！”

第一次去參加這樣的活動，我就告訴里委幹部，不用對我動員，我早就決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幹部喜出望外，她們告訴我，里弄里還有一個不用動員就決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一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這次活動。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能幹的青年。他理着短髮，性格活躍，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去年初中畢業，其實他和我同年，我因為念書早，去年高中畢業。在學校里，阿蔡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過去還是少先隊大隊長呢。這樣一個好學生，怎麼連高中都考不上呢？

還不是因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親，是“地富反壞右”中排行老四的“壞分子”。說真的，這“黑五類”中，其他四類常常看到，就這黑老四還是第一回見識。更離奇的，阿蔡的母親不知得罪了哪個裡委幹部，所以並非是她的工作單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壞分子”。

其他的社會青年，有意識地迴避我和阿蔡，擔心我和阿蔡動員他們報名到新疆去。這樣，我和阿蔡接觸的機會更多些。

其實我和阿蔡的思想覺悟並沒有那麼高。我們當然希望多一些人決心去新疆，大家也熱鬧些。但我們還不至於去做別人的動員工作。咱連團員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間，倒是有一些團員。我們倆有一點是共同的，在學校里都是三好學生、班幹部，幹什麼事都積極，從來都是在讚揚聲中長大的。因此，我們都不想背社會青年這個名聲，希望早一點解脫。

但我們決心去新疆的動機，卻不完全相同。

當時我的書呆子氣極重，整天喜歡想些社會、人生的大道理，已經被整成那個熊樣，還好像自己是黨委書記似的。我是為了尋找真理去新疆。因為廣播中講的，報紙上寫的，和我看到的現實根本對不上。我要弄清這到底為什麼，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個好學生，他還是個出色的航模愛好者，當時已經是個二級運動員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還排不上號。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進省隊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團好好表現，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負面影響，可以進省隊的。

新疆建設兵團的招工一開始，我們倆就第一批報了名。那一陣子，我們每天都興奮得像個天真的小孩子。報紙上、雜誌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們就愛看。廣播裡，只要是新疆的新聞、故事我們就愛聽。

晚上，我們倆喜歡在法國梧桐籠罩的馬路上漫步。我們互相激勵要經得起邊疆艱苦的考驗，我們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體能上的準備。

有人說，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實的生活，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這話不假，可以說，那一陣子，我們的生活是相當充實的。但是，如果你現在問我，假如時光能倒轉幾十年，再讓我重新作一次選擇，我會不會還選擇走這一條路呢？我對自己走過的路，並不後悔。從樸實善良的父老鄉親那裡，我學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鄉的真實背景，絕對不會再走這一條路。

二

要出發去新疆了。我們兩個裡委的支邊青年組成一個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擔任正副班長，阿蔡就在我們班裡。

火車一開，車廂里、月台上，哭聲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雖然到新疆是自願報名，報名的動機卻形形色色，有相當一部分是在里委幹部軟硬兼施壓力下無奈的選擇。平時為了不讓父母傷心，他們會強裝出笑容，在和親人分別的最後瞬間，內心的真情衝破一切偽裝，決堤了。

阿蔡沒有哭，他是笑着告別親人的。在車廂里，他還不斷地安慰鼓勵其他知青。雖然他從來也沒說過，我總覺得，他自願報名去新疆的心靈深處，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動，減輕母親在里弄所受壓力的成分。為了不讓母親為此傷心，他把這種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後分手的時刻也沒有流露。阿蔡夠堅強的。

在吐魯番下了火車，又坐上了大卡車。整整開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才到農場。一上大卡車，知青們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情，又開始動盪了。黃沙、灰霧、茫茫戈壁，開幾個小時車不見人煙、房屋和樹木。顛簸的道路，發麻的雙腿，乾裂的嘴唇，身體不時彈起來腦袋撞上卡車頂篷。想到今後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開始哭了。有的鬧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車。

要穩定大伙兒情緒，而且要把大夥的情緒提上來，班長的工作不好做。難得的是，不是幹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緒穩定，還不斷鼓勵大家，想着點子把大家逗樂。途中歌詠比賽開始了。卡車和卡車，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應戰不斷。阿蔡領着大夥做拉拉隊，嗓子都啞了。

戈壁沙塵中，顛簸的卡車裡，傳出一陣陣歌聲，

我們年青人，有顆火熱的心，

革命時代當尖兵。

哪裡有困難，哪裡有我們，

赤膽忠心為人民……

大夥的情緒高漲起來。有趣的是那幫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們，笑得最歡的也是她們。那一年支邊青年中，據說我們這一批途中的情緒最高，紀律最好。可能和我們這一批中，有相當一部分像阿蔡這樣主動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關吧。

三

我們的農場屬於農一師四管處，位於崑崙山腳下的戈壁灘。這兒應當算離上海最遠的團場。當然，如果朝西繞地球的另一個方向量，這兒是離上海最近的團場。文革中想家時，我們常用這樣的玩笑自嘲。一年後（1966年），兵團以農一師四管處為基礎成立了農三師，從此我們就是農三師了。

兵團素有“富八師，窮三師”之說，這話不假。我們這兒土地貧瘠，物資缺乏，交通不便，連喝的水都是鹽鹼水。一天至少拉兩回肚子，大田勞動時不時有人扔下砍土鏝往兩邊奔。男男女女也顧不得羞恥，男的往一邊奔，女的往另一邊。有的奔到沙包邊還來不及蹲下就開始解褲帶。

一系列艱苦的考驗，阿蔡都經受過來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項勞動競賽中名列前茅。

三個月後，我和阿蔡同時調到農場值班連。

值班連是農場的武裝連隊，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資格進。我們兩個“狗崽子”怎麼混得進來，這真是個謎。也許這回真的是重在表現，黨和組織把我們當做好同志了？我們倆真是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爺吉祥！

那段時間，阿蔡幹活簡直像玩命。冬季軍訓結束，阿蔡的名字列在優秀射手名單中。

1966年春天，我調出值班連。那年冬天，阿蔡也調出值班連。阿蔡回到了原來的農業連隊，我調到另一個農業連隊，我們從此分開了。

1966年是全國人民難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開始的。兵團是軍管單位，1967年初才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邊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為革命派的，有入黨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進疆時和我搭檔的副班長，僅僅和其他幾個上海支邊青年開玩笑說不打算找對象結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揪斗。他被迫自殺，碎屍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點也聽不到。既沒有被揪斗，也沒見他揪斗別人，群眾大會上也見不到他，就好像他已從地球上蒸發了。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連隊，順便打聽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來，阿蔡被安排在戈壁灘放羊，一個人單獨住在戈壁灘，連隊每兩個星期派人給他送一次東西。

正好這天連隊有人去給他送包穀面，我二話沒說，跳上送面的牛車一塊兒去看他。牛車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吱吱呀呀地前進，兩旁長着些駱駝刺草。戈壁灘上本來沒有路，牛車碾過幾道，也就成了路。這種大軲轆車，關內已很少看到了，西漢古墓的壁畫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們能穿上那時的袍子，簡直就是劉邦的部下了。

在牛車上晃悠了個把小時，趕車的把式指着遠方告訴我：“快到了，就在那兒。”

遠遠的，我望見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兒。是嗎？我真難想象。

還沒到羊圈，一條大黃狗躥了出來，惡狠狠地朝我們吼叫。

“阿黃，阿黃，別叫。給我們送吃的來啦。”

隨着聲音，一個人走出門外。大黃狗圍着他轉了兩圈，狂吠變成了嗚嗚的哼聲，眼睛還瞧着我們，不過眼光溫和多了。這個人就是阿蔡嗎？

阿蔡的模樣變了好多。頭髮亂蓬蓬的，好久沒理髮了。身上的衣服被駱駝刺鈎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掛着。腰上縛着一根麻繩。看見我的到來，阿蔡又驚又喜。

我們把包穀面帶到屋內。屋內地上堆了些麥秸，鋪上被褥就當做床鋪了。牆角的一隻罈子是放包穀面的，還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當了。

屋子中間吊着盞煤油燈，窗戶沒有玻璃，用裝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過一點朦朦朧朧的光線。陣風吹過時，塑料袋會發出嘭嘭的響聲，房頂的草叢也會窸窸窣窣，抖出一捧灰塵。羊糞味無孔不入，鑽進屋內每一個角落。只有阿黃最忙碌，跑進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來嗅去，想發現什麼好吃的東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說話。他問了農場情況，老戰友們的情況，還有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我盡我所知，把大小新聞告訴了他。

阿蔡對外面的情況了解很少，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點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夠理解，對一個什麼運動都積極參加的人來說，這麼偉大的一場運動到來，卻偏偏無法參與，心裡是多麼難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這麼迅猛的變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間就可以變成反革命。我的腦袋也是亂鬨鬨的，根本不可能三言兩語對他講清楚。何況，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對他講。一旦透露出來，就可能有滅頂之災呀。

一個青年，終年累月，孤單單地住在戈壁灘上。陪伴他的，只有一隻忠實的牧羊犬。這種孤獨寂寞，沒有堅強的意志是無法堅持下去的。

我行嗎？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蘇武牧羊的故事。

時間不早了，我們該回去了。阿蔡依依不捨地送我們到門外。阿黃跟了出來，非常友好，它已經相信我們是朋友了。

牛車走遠了。暮色中，阿蔡還站在門口，阿黃還在搖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國各地派系對立，武鬥升級。又是文攻武衛，又推出什麼支左，生怕天下亂得不夠。

我們封閉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對外面的情況基本是漠然無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灘上突然開來了幾輛大卡車，其中一輛開進了我們連隊。全連立即收工，緊急集合。連長拿着一份名單，說是有緊急任務，喊到名字的上卡車，去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聽到可以去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心裡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車。一則可以親自體驗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則在戈壁灘上呆了兩年，也實在悶壞了，真想出去開開眼界。當我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時，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寵若驚了。

卡車一共四輛，在團部集合後馬上出發了。開始那兩個小時，我還籠罩在興奮之中。好久沒出農場了，看到什麼都新鮮。慢慢地，腦子裡有問號了。怎麼這次緊急任務都交給農業連隊的人了？其中還有不少“狗崽子”。怎麼連去什麼單位，去幹什麼都不告訴我們？喀什怎麼缺人了，非要把我們這幫什麼也不知道的人請去？

天擦黑時分，車子開進緊貼喀什的疏勒縣一處高地。大家跳下車洗把臉，這時，我看見了阿蔡。阿蔡興奮激動的心情，遠遠超過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灘羊圈裡，突然點名到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黨和組織的信任啊！就像從原始社會一下子蹦到了共產主義，天壤之別，能不興奮嗎？

我有點納悶，這麼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遺忘的角落，怎麼這次想起他了？

這次行動的背景，過了好久才慢慢弄清。當時我們是完全不知情的。

簡單地說吧。新疆的群眾組織分裂為打倒王恩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紅二司和擁護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的一、三司兩大派。喀什紅二司占上風，武鬥中把一、三司趕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團求援。兵團各級領導是王恩茂的老部下，當然要為老首長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規定，兵團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師里的頭頭還是決心介入，只要能找到個藉口向上級交代。

一、三司占據的疏勒縣和喀什只隔一條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橋是連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陸上通路。紅二司在河邊修築工事，在橋中央修築了碉堡，架起機槍，封鎖交通，嚴守喀什。兵團武裝部隊在河這邊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槍炮，只等一聲令下，強攻喀什。萬事俱備，只缺一個藉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團人員經過這座大橋，碉堡內的機槍必然開火，這批兵團人員必然壯烈犧牲。於是，紅二司打死了手無寸鐵的兵團人員，這不是一個絕妙的藉口嗎？讓誰來充當這批烈士呢？領導想起了我們這些被遺忘的角落。

洗完臉開始吃晚飯，一大盆紅燒肉端上來了。哇，我們好久好久沒吃過肉，見了紅燒肉，我的眼光發直，眼珠都不會轉了。不一會兒，我們這批“蝗蟲”就把它幹得盆底朝天。那一頓飯的滋味真是終生難忘。空氣中瀰漫着紅燒肉的香味，偶爾有流彈從頭頂上嗖嗖地飛過，河對岸喀什城內燈光閃閃。還有比這更浪漫的嗎？

吃完飯，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塊毛主席語錄牌。我們的任務是，高舉毛主席語錄牌，進喀什城宣傳毛澤東思想。

任務布置完畢。上車，出發！

卡車向着大橋急速開去。後來回想起來，師里這些頭頭也真是煞費苦心。赴刑場前讓死囚美美地吃一頓，是中國人道主義的優良傳統，《水滸》中就有不少這樣的描述。何況，我們還不是死囚犯，是選拔出來當革命烈士的呢。一頓紅燒肉，體現了領導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每人一塊語錄牌，這個設計更是頗具匠心。試想一下，這些烈士的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卡車上，手裡還緊緊抓着毛主席語錄牌，這是多麼壯烈而感人的畫面啊！

南疆軍分區得到了兵團準備對喀什發動進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參謀趕來阻止這項行動。在卡車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輛軍用吉普沿着河邊的便道急速地往前開，幾乎和我們卡車平行地前進。就在卡車要轉上橋時，吉普把我們攔住了。

參謀傳達了軍分區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車按原路返回，原定的進攻計劃流產了。埋伏在河邊指揮軍事行動的師參謀長氣得大罵：

“叛徒！戴帽徽領章的叛徒！”

臨時決定，我們中間留下兩個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連夜返回農場。

我要返回農場，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別。這一系列事情發展太快，我腦袋裡嗡嗡的，還理不出個頭緒。但是，離開農場時興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掃而光。阿蔡的興奮期好像還沒有過，他還為能留在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興。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們回到農場沒幾天，從喀什傳來一個消息。農場留在喀什的兩個班中，有一個人受了槍傷，傷勢嚴重。

這個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崗，剛交完崗走在回駐地的路上，一顆子彈射過來，阿蔡一聲沒吭就栽倒了。這不是流彈，是河對岸狙擊手射來的子彈。子彈從阿蔡的左腰射進，從右腰穿出，阿蔡當時就昏迷了。

五

阿蔡回到農場，已經是一年以後了。

阿蔡中彈後，立即送到南疆軍分區醫院。醫生們立即進行搶救，命總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壞，從腰部以下徹底癱瘓了。

然而，這個手術只是控制了傷勢，要真正恢復體力，還必須休養一段時間後，再進行康復治療。這兒只有喀什市人民醫院有條件做這種康復治療，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紅二司封鎖，怎麼把阿蔡送進人民醫院呢？

據說有一位神通廣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內紅二司頭頭掛上鈎。通過這位大仙的安排和協助，紅二司的前線人馬讓運送阿蔡的幾個人過封鎖線，阿蔡終於住進了人民醫院。

在醫護人員的照料下，康復治療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顆要命的子彈徹底打壞，從腰部以下的癱瘓卻是無藥可救了。

回到農場的阿蔡，如果腦袋靈活，說一些領導愛聽的話，也許會受到熱烈歡迎，說不定他的癱瘓還會變成什麼英雄事跡，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呢。

據說，領導開始也確有這樣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夠領會領導的意圖，控訴喀什城內那些暴徒的打砸搶行徑，鼓動一下農場職工的革命熱情，就可以撈個先進模範噹噹。

可是，不識時務的阿蔡，卻偏偏說出了領導最不愛聽的話。阿蔡說，紅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壞人，紅二司和一、三司一樣，都是革命群眾組織。阿蔡還說，雖然他的脊椎是紅二司的人打壞的，他不怨恨紅二司的群眾。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農場，幾乎無人知曉。因為阿蔡的生活已無法自理，他被安排在衛生隊一間病房裡，養着。每天衛生隊開飯有他一份，餓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塊用過的抹布，被扔在牆角里，幾乎被人遺忘了。

然而現在的阿蔡不再是剛從戈壁灘羊圈出來，說什麼都信的阿蔡，他開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對文革的體驗，他遠遠超過了我們。一年多前，在戈壁灘羊圈裡，他傻呆呆地聽我吹文革的消息。現在輪到我張開嘴，傻呆呆地聽他講城裡“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們同一里委出來的一位女知青在衛生隊病故。

這位女知青剛住進衛生隊時，我還去看過她，順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們三個還在阿蔡的病房裡說說笑笑。我們回憶起進疆前夕一起嚮往新疆的心情，還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點點滴滴。分手時，她還關照阿蔡要注意勤換衣服。

誰能想到，這一分手竟成永別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高中畢業時因為這關節炎不能參加高考。像她這樣的身體是不應該到新疆來的，可是她堅決要求，反覆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請求。

真不知道，關節炎竟會這麼致命。

到團部參加這位戰友的追悼會時，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喪，他喃喃地說：

“真想不到，幾天前她還在這兒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為無法參加她的追悼會而沮喪，他讓我代他向這位老戰友告別。

我們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團。還不到四年，現在死的死，傷的傷，瘋的瘋，斗的斗，只剩下兩位能參加她的追悼會。

戈壁灘上一塊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幾十個墳堆。我們的老戰友，長眠在這兒，這一片她立志貢獻青春的土地。

六

文革結束了，“四人幫”倒台了，高考恢復了，上山下鄉不提了，絕大多數在農場農村的知青通過各種政策返回了家鄉。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學習。

阿蔡怎麼樣了？

阿蔡到上海後，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縮，兩條細細的腿，軟軟的。農場是按長病假待遇給他發工資（70%工資）。這點阿蔡無法接受。他並不是生病而癱瘓的，有這樣的病嗎？他要求按工傷待遇（100%工資）。這農工一級可憐巴巴的工資，就是拿100%也沒有多少。阿蔡要的是這個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執行上級布置的任務時受的傷。至於這個任務是不是正當，那是策劃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眾承擔。但是，工傷是要經過有關領導簽字批准才算。哪個領導敢簽字呢？形勢已經變了，我們那次去喀什的行動，已經變成了一隻燙手山芋。現在各級領導躲都來不及，誰還敢去接呢？

一場足球大賽開始了。

新領導把球踢給了老領導。老領導把球踢給了新領導。

阿蔡的問題在團里，師里沒法解決，他決定到兵團上訴。

第一次到兵團還是在冬天。一個從腰部截癱的人從上海趕到烏魯木齊，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別在冰天雪地里，把他從車站背到兵團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滿頭大汗。

兵團機關工作人員很多，卻難以找到一個管阿蔡這件事的。這個部推那個部，這個處推那個處。阿蔡累了，不願像皮球那樣被踢來踢去。哪個處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處辦公室，你們看着辦吧！

兵團也有困難呀，總不能光聽你一面之詞，也得給我們時間調查一下吧。何況，武鬥中受傷怎麼處理，什麼待遇，上級也沒有文件規定，我們也得研究請示呀。你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向領導匯報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這兒還不把身體凍壞了。等我們弄清情況，就會通知你。

說的也蠻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團領導已經知道阿蔡的情況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再一次去兵團，再一次回來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團上訪，多年的交涉，阿蔡終於踢進了一球，他的要求達到了。到底是個什麼政策，到底根據什麼名目，阿蔡沒具體講，我更無從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經歷，相當一部分竟然消耗在這麼一樁小事上，我不禁感嘆噓唏。值嗎？12年的時間，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可以從一年級上到高中畢業，能學到多少東西呀。人生能有幾個12年呢？

然而，對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癱的人，他的後半輩子也許就靠這一點工資生活。他如果不爭取這一點權益，還能指望什麼呢？

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一個當年的三好學生，一個二級運動員，一個充滿朝氣的青年，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

節錄自《無聲的群落》（續編）。

作者簡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學高中畢業。當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誣陷被學校取消學籍。1965年支邊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學習。1982年考取中國科學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國，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宇航局科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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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王百明罹難四十周年祭

鄭文斗

王百明，原長沙三中高中畢業，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長寫詩，素有“知青詩人”之稱。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縣城無辜慘遭槍殺，當時他只有22歲。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應不僅僅只是一個家庭之痛，也不僅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紀念不僅是為了懷念，更是為了記住，為的是觀照生命，使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順利地走向明天。

一

我與百明大哥其實從未謀過面，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難後沒多久的一個酷熱的夏日。當時學校正處於停課鬧革命時期，我們終日無所事事。學校里駐滿了各種派別組織，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學校的大禮堂內，“紅一線”宣傳隊長期在此排練節目。

那天忽聽到一陣人聲喧鬧，還夾雜着哭聲，我們幾個同學聞聲趕到禮堂，原來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繼發生了殺害知青的慘案，一大批從這兩個地區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來了。知青們相擁而泣，群情激憤，地上攤列着一件件已凝結成暗紅色的血衣。不知為什麼，在被害人的當中，我特別記住了王百明這個名字，也許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個遇害者，也許因聽人說他是一個極有才華的人，也許是冥冥中我與他有着一份緣。

（上圖：王百明遺像）

因為我們與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們常去看“紅一線”排節目。那個為紀念王百明而作、曾轟動一時的歌舞“懷抱戰友”，我們是看着排練出來的，甚至我們也能哼上幾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樣，感嘆着這些知青的命運。

沒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結識了一群江永知青，他們是幾經輾轉落戶來到我們公社的。我們那時經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聽他們欽佩地講起王百明，說他書讀得好，中學時就與幾個同學組成了一個“紅雲詩社”，他的詩當時在師生中很有影響；還說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說他當過樂隊指揮，曾是長沙市中學生歌舞團的指揮，還會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積極投入運動。當時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視為“狗崽子”，而江永鄰近的道縣對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進行大屠殺，他卻毅然從長沙趕赴江永，要堅持在鄉村革命。說到王百明之死，這些老知青們總是神色黯然，扼腕長嘆。

從這些零零散散的敘說里，王百明給我留下的是一個複雜的印象，他像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鬥士，一個“男兒國是家，長劍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幾分像是一個缺乏理智的狂熱理想主義者。

回城四年後，命運竟然讓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個成員。岳母是個很熱情且健談的人，但她在世那幾年中，百明大哥總是家中一個不願提及的話題，親人們總是小心地不去碰觸這個隱痛。

二

我只看過他不多的幾首詩，都是一些富有那個時代特色的詩。感覺這些洋溢着激情的文字，與前蘇聯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的詩風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被政治化了的長短句。幾個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給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記的印刷件，斷斷續續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節都經過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幾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開這些日記，內容基本都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那種標準日記，從這一篇篇簡短的文字記錄中，沒看到個性張揚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一個對自己幾近苛刻約束的謹慎青年，一個幾乎處處都在極力使自己能溶入那個時代、虔誠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贖者。

他的一篇日記中這樣寫道：“這次又把我召回輕騎隊，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既然能夠用一年的時間使家庭出身對我的影響降低到這樣的程度，那麼，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時間，用熱汗滌淨我的靈魂、贖清我的罪過。”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於他身上那種深深的原罪感。

所謂家庭出身問題，曾使成績優異的他連續三年考不上大學，曾使他多次應聘工作不被採錄。現實迫使他下了鄉，懷着一種與生俱來的負罪感，他極其希望能脫胎換骨，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即使是被召到輕騎隊這樣的認可，也能使他有一種成就感。

他殫精竭慮追求的所謂認可，就是能讓他享受到一個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於是他處處謹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記中到處都能看到這樣的自我告誡：

“家庭包袱依然是個大問題……歷史註定你的個人遭遇是會很壞的，要正視現實……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惱一輩子了。”

“以後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場合都不唱外國歌，切記，切記。不要以自己會唱外國歌來炫耀。”

“看書，尤其是看理論書時儘量避開人家，寧肯夜裡遲點睡，短幾年壽也行！切記，切記。”

“不要到處鼓吹讀書，講那些文縐縐的俏皮話；不要公開談論國際局勢、文化、科學、藝術方面的任何東西，談的只能是穿衣、吃飯、掙工分。”

“不和人談書，不在人前讀書，不在外面擺農業書和‘毛選’以外的任何書。”

“以後要宣布不買燈油，摸幾個月黑，學會在黑暗中寫作。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農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談就是生產、學習、時事，要多跟他們談生活、談天氣、談吃喝、談村裡的逸事。說古道今，態度隨和，不顯清高。”

“多幹活，多看書，少講話。這就是你今後的行為準則。”

“要明白自己的處境。有的人走上層，三年就會高升，而你卻註定要在這裡過一輩子。所以一切都要從長計議。要把自己深深地埋進泥土裡去。”

……

讀着這些文字，我不禁從心底感到一陣陣的寒慄，在這頻頻不斷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種極端的地步！唱外國歌曲、在別人面前讀書、說文縐縐的俏皮話，這些在今人看來是極其正常的行為，卻令他有着一種深深的犯罪感，於是他只能放棄休息在別人睡了後讀書，只能學會在黑暗中寫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飯、掙工分，只能寫歌功頌德的詩句。表面上他很堅強，他激情澎湃地為新生活寫詞譜曲，不遺餘力地投身勞動刻苦磨鍊自己，對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嚴格。但在內心深處，他卻是那樣痛苦。在那黑色長夜中，他就像是一個艱難的獨行者，踮着腳尖，萬分謹慎地避繞着滿布在前進道路上的荊棘與陷阱。

關於這些文字，我猜想有幾種可能性，一種可能他確實是發自內心認定自己需要贖清罪惡，以至不惜採用幾乎是自虐的方式來改造自我，希望能獲得一種正統的承認，所寫下的都是他真實的內心世界；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檢舉揭發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體環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將給自己和家庭帶來滅頂之災。因此這裡寫下的並非全是他的真實思想，更有可能是這兩種情況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種可能，我從中看到的都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大悲劇！從百明大哥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惶恐和盲目，實際上就是當時我們整個社會生存狀態中的一部分。

雖然環境是如此險惡，我卻從百明哥的日記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對於農村那種仍然貧窮落後的現狀、對於某些神聖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傾向，還隱隱看到了他一些在那個年代被視為不健康的小資情緒。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結，他思念故鄉、嚮往愛情，這些情緒通過文字淡淡的、曲折隱晦地表達出來。儘管對於看書學習他深恐被人非議，卻仍頑強地堅持下來從沒放棄過。怕虛度時光的恐慌感特別強烈地體現在他的字裡行間。有幾天沒看書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緊時間。僅從這些殘缺不全的日記里看，幾年時間裡他已讀完了《政治經濟學》、《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起源論》、《美學原理》等，還涉獵了俄語、農業知識書籍以及不少文學作品，寫了不少的讀書筆記。

那是一個思想禁錮的年代。他像一顆頑強的種子，在苦難的岩縫中謹慎地生根發芽，小心地探出枝葉，在風霜雨雪中苦苦掙扎，心中卻總還懷着一個夢想，他迫切地想要與長在平原上的其他樹木一樣，也成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記中他寫下了這麼一段話：“新的一年開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強音要爆發在明年。”

同年9月，他又寫道：“要加強文學、藝術修養，在這方面為人民作出貢獻來。要快，你的時間不多了！一年之後，將有大的變動發生。”

此刻，他仿佛已隱隱地預感到實現那個夢想的日子快要來臨了。

三

1966年，百明大哥懷着滿腔熱情投入文革。他積極參與開會、寫大字報、與人開展辯論。雖已聽說出身不好的知青會要遭屠殺，已在長沙的他卻決然返回鄉下去“抓革命、促生產”。

從日記上看，他應是一個極其內斂謹慎的人，一個平時連聊天談國際形勢都有顧忌的他，為什麼突然發生了如此大的轉化呢？

我試着將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時空中，去儘量設身處地地分析他的行為，我想主要應該是有以下原因：

長期以來，我們那一代人是在一種革命英雄主義和鬥爭哲學的薰陶下成長的，反覆觀看的《紅岩》、《劉胡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文藝作品，常使我們熱淚盈眶，深感生不逢時。而文革的發生，使一代人的這種渴望找到了一個宣泄口。實際上，那時不管是哪個派別的人，參與文革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以這些英雄為榜樣，都堅信自己的行為是一種無比崇高的壯舉，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義和團、農民運動等榜樣的革命氣概。在這種幾乎是全國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維護真理的鬥爭中，在這種一個儼然英雄輩出的時代裡，有着濃烈詩人氣質和理想主義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進來。

更深層次的是，長期以來迫切希望贖清罪行、滌淨靈魂，希望獲得社會認可的百明哥，將這場運動視為是一場響應領袖召喚、保護神聖政權的鬥爭，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機會，他想通過出生入死的努力，來表達自己的赤膽忠心，成為一名紅色陣營中的紅旗手，一名叛逆反動階級的革命人，以此改變自己以前那種始終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運。

然而，那種不可更改的家庭出身，最終還是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1967年8月17日，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與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縣城的一家飯店吃早餐時，闖進四個農民，手上的鳥銃與大刀一齊對着了他們。來人喝道：“誰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邊應答着，一邊站起來從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這個地主狗崽子！”槍聲砰然響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還在抽搐着的他，手裡正緊握着一條小手帕。

槍聲響過，硝煙四散。此刻，一個冤屈的靈魂，正裊裊飄升在這個貧窮荒涼縣城的上空，飄升在這片他曾激情謳歌過的土地上空。天堂里多了一位知青詩人，天堂里不再會有階級鬥爭。

多年以後，有人向我介紹到掏手帕的這個細節時說，也許就是他這個講究整潔的“小資”習慣，使對方誤以為他是掏武器便搶先開了槍。可我不這樣以為，即使沒有這個動作，百明哥能逃得過這一劫嗎？

王百明的生命樂章猝然中止在22歲的那一年！他沒有戰死在疆場上，他的夢想沒有實現，他的死並不壯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證實了一個荒誕、黑暗的時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會認可，甚至最終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紅色的祭壇上了，卻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給所有的親友們留下了一個永遠的痛。

在他的日記中有過這樣一段話：“要有在這裡一輩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個，留下的一個也是你。”看到這裡時我不禁心中一顫，沒想到，他的這句話竟然是一語成讖！

聽立明姐講，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書他看過了好幾遍，每看一次後都要激動好幾天，他一直以牛虻為自己的榜樣。意味深長的是，那個曾一直把蒙泰里尼作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雖然發現被欺騙之後，一直都在向虛偽的蒙泰里尼發起鬥爭，但在他的精神深處卻仍深深依戀着蒙泰里尼。革命者牛虻被當局殺死了。實際上，蒙泰里尼教父是殺死牛虻的真正兇手。

一直渴望成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嘗不是死於他的精神教父！

四

岳父生前我只見過一次面，那時我還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還一本書，在那昏黃的燈光下，我看到一個癱坐在圍椅上的白髮老者。話題是從蒲生哥還來的那本書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們一起談雨果，談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談歐洲文學，這位老者很平和地與我們侃侃而談，竟然談了一個晚上。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沒想到在這間破舊的小屋內，能有幸與一位有學識、思維敏捷的老人邂逅，更沒想到幾年後我會成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岳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從這裡而來。

岳父是做會計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國民黨政府的官員。1949年前夕，岳父遵百明哥外公囑託，替他買了去台灣的車票，並將其送上火車，沒料到厄運就由此開始了。解放後，正直、年輕的岳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數年。再之後就是歷次運動中都被拉出來批鬥，反覆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變成歷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失去工作，癱瘓在家。

還有我的岳母，一個美麗善良的女人，因為丈夫的牽連，幾十年來一直承受着反革命家屬身份的種種屈辱，整個家庭的生活擔子也全壓在了她身上。她用那瘦弱的肩頭默默而又堅強地承擔起了這一切。而對她人生打擊最大的，莫過於百明哥之死了。家中唯一的男孩，一個聰穎有才華的兒子，一個曾讓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兒子，竟這樣慘然離去。我不敢想象她當時心中的感覺，那該是一種怎樣錐心泣血、肝腸寸斷的痛楚啊！

在我與她相處的幾年中，她極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內心深處那種刻骨銘心的思念與痛苦是永遠無法釋然的。百明哥最小的妹妹的兒子出世後，要外婆給取個名，岳母緩緩地說：“就叫小百吧。”這是一個深受傷害母親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愛與痛，悠悠綿綿，不絕如縷。這種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以至使她憂鬱成疾，還只六十多歲時就溘然逝世了。

記得那次岳父出葬，她追着靈車呼喊着岳父的名字時，滿懷悲愴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帶着百明啊！”

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岳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張紙對我說，是法院送來的。這是一份用打字機打出來的通知，上面寫着岳父的名字，內容大意是，經重新審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錯案，現予以撤銷。只有幾行字，連句致歉的詞語也沒有，其時離岳父去世時間已有四五年了。

錯案可以撤銷得了，可是，一個家庭這幾十年所經歷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銷得了嗎？王百明那鮮活的無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銷得了嗎？這些，該由誰來補償？

──漫長的苦難歷程，所能換回來的僅僅只是一紙薄薄的通知書！

但畢竟，一個荒唐年代的淒涼故事終於落下了帷幕，雖然閉幕時也仍有荒唐。

百明哥，願你在天之靈永遠安寧！

節錄自《無聲的群落》（續編）。

作者簡介：

鄭文斗，湖南長沙人，1949年出生。1968年初中畢業，同年12月下放湖南省沅江，1975年12月招工回城任搬運工，改革開放後從事商業經營管理工作，經多年努力，成為國內一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者，現為該公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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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紅與黑的顛倒

——三十九年前知青點風雲突變回憶

魏寬達

晴天霹靂　禍從天降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徵稿通知，望着窗外的綿綿秋雨，思緒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樣是初秋的9月末，同樣是下着這令人心煩的連陰雨，同樣是一個灰濛濛的傍晚，在陝西省眉縣最西端的一個小村莊——第五村公社余管營大隊的泥濘村路上，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冒雨趕往村小學校。幾分鐘前，一位小學生跑到知青點告訴我，我的同學、一起下鄉的知青德安從縣城回來，叫我趕快去小學校見面。我邊走邊想，我同德安還是兩個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鄉動員會上見了一面。當時我和他都是被邀請回陝師大一附中，給1968年準備上山下鄉的校友作先進事跡匯報和動員的。那以後，我在村上忙於大隊實驗種子農場的生產，他則在縣革委會幫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幾里路趕回來，肯定是出了什麼大事。但能出什麼大事呢？全大隊知青大部分都在隊裡參加生產，還有兩位在寶雞、西安隨團參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宣傳動員，不可能出什麼事呀？

當我忐忑不安地推開德安的房門後，只見他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回過神來問我：“你知道一隊知青的事嗎？”我告訴他也只是知道個大概，怎麼出事啦？！他告訴我：今天下午縣革委會召開大會，吳主任宣布，一隊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為“階級報復打死貧下中農”罪，並命令縣公檢法軍管組立即前往該隊抓捕罪犯。

晴天霹靂啊！我站立不穩，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搖着我的肩膀說：“你要冷靜，要挺住，想一想，這事與你有關嗎？”我對他講了這件事情的大致經過。

年輕的代價

1968年4、5月份，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縣各村都在批鬥走資派和“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我大隊第一生產隊的知青們依據大隊革委會和隊委會的安排，藉此批鬥之風，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隊棉花失竊的積案：一個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隊倉庫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飛，當時縣公安局偵查了很長時間，終因證據不足一無所獲，將此案擱置了下來。明眼人都認為是內盜，矛頭直指當時的隊幹部。

第一生產隊為此成立了專案組，將重點懷疑對象——原生產隊隊長李生榮隔離審查。在審查中，一隊知青自然成了專案組的主角。成為主角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勢使青年學生成了運動的主力軍；二是下鄉知青在隊上無親無故，無牽無掛，沒有戶族矛盾。膨脹的“革命”情緒，導致他們極不慎重地將審查室設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涉世不深、遠離父母親人、缺少正確引導的年輕學生，在審查李生榮的過程中採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榮一隻胳膊因捆綁時間長而發青（原因是譚永寧睡過了頭，沒有及時給李生榮鬆綁），急送縣醫院搶救，後又轉寶雞市中心醫院治療，8月初李生榮死於該院。事情發生後，當時公社革委會委派一名公社幹部和我（我在第二生產隊，是全大隊知青負責人）去寶雞市中心醫院索取死亡證明，醫院開據的死亡證明中註明李生榮死亡原因是：病人長期拒絕飲食，脫水致死。證明拿回公社後，公社革委會認為李生榮抗拒交待，自殺身亡。公社革委會在宣布此定論的同時，對第一生產隊部分知青採取的私設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嚴厲批評。

正因為我受公社革委會委派參與了李生榮死因的調查，從而粗略得知，第一生產隊知青在審查李生榮期間為了保密，沒有跟其他小隊的知青通氣，更沒有同我這個負責人打招呼；也得知審查李生榮過程中有該隊隊委會幹部參與其中。

紅旗變黑旗，先進典型成“小蔣介石”

聽我講述完，德安長出了一口氣，連聲說：這就好，這就好，基本與你無關。至於抓人的事只能看形勢的發展再說了。

同德安見面的第二天，縣公檢法軍管組冒雨進村了。當晚在三小隊馬房召開全大隊貧下中農會，全體下鄉知青被要求參加會議（我們當時下鄉，根據上級有關精神，下鄉知青參加貧下中農會議）。

會議開始不久，縣公檢法軍管組一個紅臉膛的幹部發表了如下講話：我們是根據縣革命委員會吳主任的命令來大隊抓人的，抓捕對象就是一隊的部分知青。這些知青出身反動家庭，實施階級報復，打死貧下中農李生榮。有人說余管營大隊的知青是全國知青的一面紅旗，是什麼紅旗？是黑旗！他們是一夥小蔣介石！就是要鎮壓！

當時在場的知青們無法接受這種攻擊，群情激憤、據理力爭。我公開要求發言，我說：我們全大隊四十多名知青從1964年到村上後，自覺接受貧下中農教育，苦活累活搶着干，訪貧問苦，用少得可憐的生活費接濟生活困苦的貧下中農；我們組織宣傳隊和科研組努力改變農村的精神面貌和生產面貌；完全同貧下中農融為一體戰天鬥地，被共青團中央和陝西省委命名為全國下鄉知青的一面紅旗。你們說是黑旗，用心何在？醫院證明李生榮不是被打死的，這也是公社革委會的定論。你們憑什麼說是被打死的？把你們的證據拿出來給全體貧下中農看看。說我們是小蔣介石，小蔣介石能當先進典型嗎？！

那個紅臉膛的幹部被問怔了，他指着我大喊：你叫什麼名字？醫院的證明不用給你們看，你們這些小蔣介石！就是要鎮壓！

一隊知青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第三天開始，第一生產隊知青林源生、夏偉生、譚永寧等七人被看管、隔離起來，並逐個進行審訊（當時全大隊知青曾組織一部分知青趕往西安到省革委會反映申訴，但無人給伸張正義）。幾天后，譚永寧（時年18歲）在高壓下偷喝農藥自殺了，公檢法小組放言：死一個譚永寧怕啥，還要抓出幕後操縱者和打人兇手！

大概十天后，公檢法小組在大隊召開公捕大會，抓走了“幕後操縱者”林源生（時年22歲，是知青小組長）、打人兇手夏偉生（時年20歲）。其餘凡是參與此事的第一生產隊知青數人除大會陪綁、反覆接受批鬥外，還出資受罰。召開公捕大會時，大標語、大喇叭聲稱我是幕後操縱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會陪綁、接受批鬥，我稱病拒絕到會。終因證據不足，我沒有被定為幕後操縱者，逃過一劫。用那位紅臉膛幹部的話講，只要查出我參加過一次李生榮的審查，就可以按幕後操縱者抓我，他還說我太囂張了，竟敢跟公檢法小組對抗！要求公社、大隊對我進行批鬥。因此，撤銷了我的大隊種子試驗農場場長職務，並多次批鬥。

全國知青的一面紅旗倒下了，余管營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時間用辛苦換來的榮譽掃地了！此後，他們大部分人備受歧視、被打入另冊，挨批鬥成了家常便飯。

20世紀70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駐隊的軍宣隊黃營長聽說這件事後，曾多次召開知青和貧下中農座談會了解真相，並組織駐隊工作組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取證，試圖為該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黃營長突然被調回部隊。全大隊知青的心徹底絕望了。

隨後開始的下鄉知青大招工，我們這些在農村苦苦勞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為“黑旗”、“小蔣介石”的罪名沒人敢推薦，沒人願意接納。我們中的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時年齡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歲左右，返城後的窘況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偉生在公捕一年後公審判刑20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被釋放。夏偉生，這位提筆能作畫、吹拉彈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面手已經神經錯亂，出獄時前妻和女兒不敢相認，幾年後悽慘地死於勞改場。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籲，終因勢單力薄、證據不足，沒人給予平反。

反思那段歷史，李生榮和第一生產隊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犧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質上的損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後者，則為自己的魯莽和殘酷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1964、1965年幾千西安知青抱着改造自我、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理想上山下鄉。當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變成了我們這些親歷者刻骨銘心的記憶。

節錄自《無聲的群落》（續編）。

作者簡介

魏寬達，陝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畢業於陝西省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同年11月25日下鄉到陝西眉縣第五村公社余管營大隊二小隊。1975年招工進寶雞石油鋼管廠工作，曾任該廠技工學校教務主任，現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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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我的偷渡經歷

施　明

1973年這個年頭，因為我的逃亡偷渡經歷而永遠銘刻在心。

但凡重大的人生叛逆之舉，皆事出有因。

日子混到這一年，我在珠江農場已經歷了八個寒暑。

3月的某一天，我在石山上開山炸石。移炮位時出了大意外——當我攀附另一根纜繩時，繩的中段被一塊突出的石尖架住，並沒有直垂下來，我一借它做力，被隔着的部位滑開，繩子長了許多，霎時間沒有了支撐，失去了平衡。我本能地抽出扶着肩上工具的右手，雙手死命拉着繩子，鋼釺鐵錘已飛滾下山。我的身體也吊在空中往下滑，快要力竭鬆手時，也是命不該絕，腳跟蹬住一塊突出的石托，緩衝了下墜的力度，得以拉緊繩索，終於化險為夷。我爬起來往下望，還有十幾丈高，深深倒抽了一口氣。

雖然撿回一條命，但已是遍體鱗傷。最嚴重的是下巴划去一塊肉，而腳跟第二天腫起像豬蹄，脊柱部位淤黑了一大塊，摸摸都痛。這件事轟動了全農場，我養傷養了一個月，因為無法再乾重體力活，於是被調去碎石班，以示照顧。從此與婦孺為伍，工資不到20元，我非常沮喪。雖然不再一瘸一拐走路，但腰部還痛。心想，如果我那天一鬆手掉到山下，肯定肝腦塗地，死無全屍。如斯死法，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我不得而知。《“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林彪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失業”、“幹部下鄉是變相勞改”，如果此話當真，那我的血汗豈不是白流了？

我才二十多歲，正當盛年，難道就在這婦孺工棚過一輩子？曬場上的風櫃把穀子和秕糠分作兩攤，難道我甘願是被淘汰的秕糠？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往往刺激起人的反思、頓悟、求變，有兩首詞記錄下我當時的心路：

《雲》——輕騎西風走萬里，霹血雷鳴驚天地。灑淚洗五湖，沉重心愁苦。無知且潔白，浮名空顯赫。破碎何為早，雲涌逐浪高。

《星》——月色柔和，飛身渡銀河。天庭歡唱自由歌，勝比月里嫦娥。莫道歲月孤清，胸中無限熱情。歷盡悲歡離合，樂在萬里行程。

這大概便是我欲偷渡香港從閃念到行動的宣言吧。

偷渡因為有個“偷”字，似乎有失修為。而香港隸屬英聯邦租借地，去那裡自然有投敵叛國大逆不道之嫌，但窮途末路已顧不到許多了。那時廣東地區的偷渡風潮在知青群體中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廣州珠江大橋下有條白沙河，河面上天天浮動着五顏六色的氣枕，萬頭攢動，都是苦練長游的准偷渡者。越秀山中山紀念碑下的百步梯，亦是人潮洶湧。上下奔跑的晨運者為何樂此不疲？自然心照不宣。那時我便是這兩處操練場的常客，也暗自寫下兩首詞以作勵志：

《長游》——未嘗冬泳，先試夏遊，六月江水清悠悠。暢洗人間跋途累，一腔熱血逐急流。不圖春風，卻惹春愁，煙水茫茫何盡頭。送我漁波八十里，躍過龍門即自由。

《越秀山登高》——越秀瑰奇，登臨早，七彩迷離山色。綻放金波萬道綾，天下朝陽無敵。百步飛馳，石梯眼底，鴻雁初試翼。心旌飛揚，憑欄別有胸臆。

韶華誤了誰惜？童心已逝，鐵肩千斤力。滿城鶯燕頌光明，何堪嗟來之食？大地無邊，海月有期，鵾鵬扶搖直。明朝謝別，雲橫萬里蹤跡！

萬頃沙屬邊境地帶，常有人算好潮汐，偷條木船，乘着月黑風高，順流而下，避哨所，過龍穴，入零丁，越青山，六個鐘頭便可直達香港。但珠江農場政治空氣甚濃，且戒備森嚴，所以農場知青偷渡者大部分都放棄地利之便，而是先撤回廣州，邊操練邊串聯。我第一次從事偷渡也是採取“踩線”（暗語：“較腳”即偷渡；“着屐”即水路；“踩線”即陸路）。

我的偷渡夥伴，一個叫阿新，是初中同學，為人粗豪講義氣，高中畢業去了公社插隊，合作時他已經有了兩次偷渡案底，我想藉助他的經驗（此人1974年第四次偷渡不幸失蹤，之後再無音訊）；另一個是校友兼農場農友道兄，生得唇紅齒白，仙風道骨，酷愛文學，寫一手清秀的柳體字，割禾時小指割斷了上截，出身不好，家境淒涼。總之，與我甚是投緣（此人現在是下崗工人）。我們“埋堆”的地點是東莞塘頭廈，因道兄的姐姐是那裡的知青，答應幫弟弟作內應。

1973年7月21日，我們在廣州火車站出發。所需的物品已由道兄的姐姐偷偷帶入東莞，不外是布鞋、氣枕、藥物之類。乾糧是炒過的麵粉拌上白糖和豬油，體積小而充滿卡路里。指南針在當時廣州已經斷市，我們是自製的。

我們順利上了火車，三人分散找座位坐，假裝不認識。火車飛馳南下，離香港越來越近了，但過樟木頭的時候，車上要逐個檢查行李證明。阿新和道兄的證明露出了破綻，當場被捕了，而我竟然過了關。眼看着他們被帶走，唯有不動聲色，故作鎮靜。下一個站便是塘頭廈，離香港只需六晚路程。但孑然一身，腳踏一雙破涼鞋，手執一柄摺扇，再無長物。我下了火車，隨着人流漫無目的走在路上。如退卻，連買火車票的地方也不知道，肯定會自投羅網。我想既然是漏網之魚，或許老天爺額外開恩，給我一條生路，哪有臨陣退縮之理？人群把我引進一個小鎮，我大喜過望，身上還藏有幾元錢和一些糧票，憑着在石場混了幾年學了幾句東莞話，我大模大樣走進一家小食店，叫了兩碗米粉，先把肚子填飽，再找一間雜貨鋪買了兩斤雞仔餅，我又買了一個魚絲網，把餅裝入網中，重返大路。前面有片小蔗林，眼看四下無人，一閃身鑽進蔗林，在裡面等待天黑。

終於夜幕降臨，我把那珍貴的乾糧系在腰間，像鬼魅一般竄出蔗林，開始了黑夜獨行俠的征程。我背着北斗星，迎向南風，唯此辨認路向。這時探照燈橫掃在原野上，不過我一個人目標太小，何足懼哉！孤身上路真是好處多多，跑也好，歇也好，無須首望相助；餓也好，渴也好，只有冷暖自知。有一次，我穿過一個小村落，驚動了討厭的狗，吠得震天價響，我竟然與打着手電筒的民兵捉迷藏。有時碰上鐵路，為了抄捷徑，乾脆在鐵路上走一兩個鐘頭，然後又消失在山林中。日間就藏在山障的坑溝邊，躺臥在草叢中，哪管它蛇蟲鼠蟻。不知翻過多少座山，涉過多少道水。第四天，我已經斷了糧。第五天我在高高的山巒上終於看到大海，看到對岸一團光氣，興奮莫名的心使我忘卻了飢餓與疲勞。我沿着連綿不斷的山脊踽踽獨行，第六天早晨我終於來到了最後的一座山頂上。那裡隨處可見前人丟下的衣物，我撿到一瓶紅藥水，塗一塗跌傷的膝蓋，還意外拾到一包炒麵粉，有拳頭大小，舔一舔還沒有變質，抓一團放進嘴裡，又香又甜。我找了一個藏身處，一邊品嘗這天賜佳餚，一邊凝視山下那片約四千米寬的滔滔惡水。水的對岸，便是另一個世界，那裡有我的外祖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當女傭，但她老人家答應收留我，給我找工作做。我想我今晚一定能征服這片大水，儘管沒有氣枕，徒手橫渡。我在水鄉生活了八年，民兵訓練參加過二萬米泅渡，在水中泡了七個鐘頭，為此還得過一張獎狀：“在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人生能有幾回搏？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靜靜地在山坑裡歇息了一個白天，天還未入黑，就開始下山，我想趕在巡邏兵尚未上崗時突破防線。一下山便越過國防公路，前面是一片爛泥地，那時天已黑透。為了減少聲響，我甩掉了塑料鞋。離水只有數丈之遙，我俯身向水邊奔去。這時突然右邊傳來人的咳嗽聲，接着還有一聲犬吠。我心中一怔，不妙，於是全速向水邊衝刺。說時遲那時快，一條“大貓”已經惡狠狠地從後邊撲來，一口咬住我的肩膀，但我沒有停步，“沙啦”一聲上衣被撕去一大條。另一隻軍犬從我左方包抄過來，我左閃右避，不肯就範。折騰了好一會，渾身上下衣服差不多被撕光了，最後我一點力氣也沒有，趴在泥塘里，泥水混着鮮血，有如萬箭穿心，疼得發麻。四條巨大的軍犬張牙舞爪圍着我狂吠，幾支槍“咔嚓、咔嚓”上了膛對着我，那些兵大哥用怪怪的北方口音吆喝着：“偷渡？幹過什麼壞事？”“怎麼只有一個，同夥在哪裡？”我一邊爬起來一邊喘着氣作答：“沒有同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個兵扛起槍托，做着向我扎來的姿勢，我連忙將雙手舉起，緊閉雙眼：“解放軍優待俘虜！”接着又說：“我說的是實話，若找到同夥，就馬上槍斃我吧。”

偷渡失敗了。當天晚上，我光着上身戴上手銬腳鐐，被推到營地旁邊一棵大樹下，由一個民兵看守着。背和屁股被狗咬過的傷口淌着血，可恨的大蚊又來叮我，抖動身軀仍驅趕不去，只得在沙地上滾來滾去，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們除開我的腳鐐，押解我走在國防公路上。我一邊瘸着前行，一邊東張西望，默默記住這一帶的地形。灼熱的太陽曬得我的傷口快要裂開了，那民兵還算好心，讓我趴在路邊喝了幾口溝水。

之後，我被輾轉押往深圳收容站、樟木頭收容站。最後到了廣州沙河收容站，那是一個大集中營，一個大倉幾百人接踵比肩打地鋪睡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偷渡的知青。在那裡我與阿新、道兄相遇了，大家並沒有悲傷，既然豁出去了，小小失敗等於激勵。阿新告訴我，我下山的地方位屬240國防公路，叫白石洲，又名“白骨洲”，由北方兵巡邏，對偷渡者無同情心，必要時會開槍，而且水域不止四千米，如果潮汐不對，被大水衝出零丁洋，那就絕無生還的可能。如此看來，那幾條大犬倒是救了我一命。

沙河是個中轉站，兩天后，知青們分別被解往下鄉落籍的各縣收容所，至少要關上一個月。被關的日子，與其說面壁思過，不如說是偷渡知青經驗大交流、大串聯。一些人主動過來結識我，向我打聽水邊的情形。在裡面不會寂寞，我們用蚊香盒做象棋，用破玻璃刮鬍子，勞動時沿途撿香煙屁股，回來分給大家捲菸抽。正是：“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常常在一起講故事，唱粵語流行曲。有首《知青較腳歌》到現在還記得，是用《望穿秋水》的曲譜配詞，當時在廣州非常流行：

窗外東風勁吹百花正吐艷，

田野里的知青遙望遠方有何念？

在它鄉，希望變失望，

就要奮起奔赴前程路。

較腳—求前程—做知青—盡努力—學游泳，

洞察世界那一邊燈光撩人面，

紅男綠女穿梭不止個個笑盈盈。

跌倒不妨決心再來過，

青山過後跨過浪頭K城見！

為了“K城見”，1973年12月我們計劃了另一次偷渡，那次是準備走水路，“堆點”就在我們石場附近，可惜戒備森嚴，落船時被追捕而作鳥獸散，連夜逃出廣州。1974年又醞釀過第三次。

偷渡需要經費，父親和哥哥長期以來周濟我和妹妹（六八屆海南兵團知青），已經不勝負荷，我不能動輒向家裡伸手，沒有很大把握不敢貿然行動。

這樣拖了兩年，知青們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回城，我憑着一張骶椎隱裂的X光照片（並沒假造），1976年1月被批准病退回城。

既然可以逃亡回城，便不再逃亡香港了，事實上除了極少數死硬分子，大多數有過偷渡案底的知青，都就此作罷，打算重新做人了。

節錄自《無聲的群落》續編。原題為《逃亡》，現標題是本刊另擬的。

作者簡介：

施明，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1965年廣州市28中高中畢業，當年9月下鄉到珠江農場務農。1976年病退回城在街道當待業青年，做了一年多的搬運散工。1978年進街道工廠當工人。1982年至1984年為工業公司工會主席。1984年9月隨親屬移民到美國洛杉磯，在餐館當廚師數年。1997年起進入報館工作，現在《南加州僑報》供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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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讀往來】

一、沈仲文四點建言：

我是《往事微痕》和《記憶》的忠實讀者。因為我是當年的右派，所以先接觸的是《往事微痕》。後來才看到《記憶》。最早看到的《記憶》是第二十七期。後來我想辦法湊齊了。為了閱讀方便，我還把《記憶》打印下來。這兩個刊物各有特點，各具春秋。

《記憶》更專業，更有學術性（近來也在注意可讀性）。它的篇幅雖說比不上《往事微痕》，但信息量比較大。這和它的撰稿人有關，我注意到，《記憶》的撰稿人有的很年輕。有六零後，七零後，甚至還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八零後）。估計撰稿人的主力是中壯年。我在大學時辦過校刊，還有一點專業知識。我知道，一個刊物的質量和面貌與編輯的水平直接相關。客觀地說，你們在編刊上是比較專業。比《往事微痕》要專業。我也曾經就這一點給《往事微痕》的編輯們提出建議。

但是你們也有不如《往事微痕》的地方。我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缺乏宣傳。我指的是向外擴展，擴大影響。這方面儘是古稀老人的《往事微痕》反而比你們強得多。他們把《往事微痕》印出來，分贈給哥倫比亞、哈佛、史丹福等美國大學，我看到至少有五六所美國大學給《往事微痕》編輯部寄來了贈書紀念。這無論對於編者還是讀者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提高士氣嘛。

二是沒有集體活動。我指的是召開會議，研討會或者議事會。《往事微痕》都是耄耋之人，按理說，體力有限，活動能力差了。可是刊物牽頭舉辦了多次聚會。不要小看這種集體性活動，這是團結同道，凝聚人氣的好辦法。春節我去上海，朋友們聚會。席間有一位《記憶》的撰稿人。他跟我說，自創刊以來，你們還沒舉辦過一次集體性活動。

三是沒有紙版。《記憶》出了近五十期，始終停留在電子版上，沒有紙版，更沒有印成書。這對於很多讀者，尤其是老年讀者來說是很不方便的。電子版與紙版的讀者群不一樣，有了紙版會擴大影響，會讓更多的人，尤其像我這樣的老年人，了解《記憶》，方便閱讀。

四是沒有更多的社會和歷史的承擔。今年是張志新死難三十五周年，是林昭死難四十二周年，是李九蓮犧牲三十三年周年、鍾海源就義三十二周年。現在林昭像、張志新像都雕成了，我參加了幾次這樣的會，卻沒有見到有《記憶》的人參加。張羅這些事的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為什麼《記憶》不去做這些事呢？它是一個很好很難得的平台，紀念這些英烈責無旁貸呀！

以上四點，談不上意見，只能算是建言。它不是我一個人的建言，而是我們幾個老人在一起議論的結果。我們沒有別的意思，無非是希望《記憶》蒸蒸日上，越辦越好。

編者回覆：沈先生，感謝您慨然賜教。大札中提出的對於《記憶》的四點建言，寄託了您和您的朋友們對《記憶》的希望。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感人肺腑。但是，我們不得不向您說明，《記憶》之所以不印紙版，不搞活動，不做自我宣傳，是因為我們要恪守辦刊的宗旨。這宗旨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學術、低調、安全、長遠。關於您提出的社會和歷史承擔，既然已有熱心人士籌備，鄙刊又何須越位承乏。特此說明，敬請諒察。

二、黃和平來信購書：

上期的《路漫漫》讓我再次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家。我在美國時，看過嚴正學的畫展。知道他寫了一本叫《陰陽陌路》的著作。可惜無緣購得。最近又聽說他出了第二本書，叫《行為藝術下課》。此書還獲得了一個澳大利亞頒發的獎。麻煩貴刊幫我聯繫嚴先生，問問他，我上哪裡買到他的書？

編者回覆：黃先生，大札已轉給嚴正學先生。他會跟你聯繫。

三、石舟稱讚戴為偉的散文：

我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讀到了這一期登載的戴為偉的《快樂琴與爸爸探親》一文。讓我很感動。好久沒看到有如此真性情的散文了。請《記憶》的老師們代我向戴為偉老師致敬，並問候她的可敬的父親戴煌先生。我讀過他的書，打心眼裡敬佩他。

四、呂千岩悼念劉向宏：

劉向宏老師曾經幫過我出書。沒想到她會英年早逝。向宏也給我寫過詩。看到啟之的文章後，我找了好幾天，竟找不到了。向宏是值得敬仰的傑出女性。建議將這篇紀念文章發到網上去，以便徵集到向宏更多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