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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2010年4月25日（交流文稿）目 录编者的话 …………………………………………………………………… 2特稿：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郭道晖）……………………… 2董时光的“右派言论”摘录……………………………………………… 5重庆难友悼难友诗词挽联选（陈祚璜等）……………………………… 8回首风云泪满襟——故友旧体诗词一束（白永康等）……………………10向光棣遗诗选 ……………………………………………………………… 12清明时节忆故人（郑汉生）…………………………………………………13重“游”长寿湖有感（刘曼若）……………………………………………15这里，没有女人（孙静轩）…………………………………………………16“宫刑“的变种——《这里，没有女人》读后（李国元） …………………17留影（它山）…………………………………………………………………19我们这些小右派 （巫一毛）………………………………………………2三个西南服务团战友的遭遇（彭精一）……………………………………2编者的话巴山听夜雨，剪烛话当年，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境界。人老了，总是爱抚今追昔，话旧忆往。几个历经磨难的重庆老人，在读过一些烙印着往事微痕的诗文之后，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在这曾经诞生过《茶馆小调》的雾重庆，开设一个小小的纸面“茶座”，让老友们来聚一聚、聊一聊，既可追寻被遮掩的历史真相，抢救被岁月剥蚀的记忆，又便于以文会友，交流信息，积累资料，既为撰写回忆的朋友提供方便，也帮助后生晚辈了解前人走过的路。这是一个友情交流的电子通讯，不定期，不定篇幅。不发稿费，也不收“版面费”。既不为宣传而出版，也不为赢利而发行。如果你喜欢，就请推荐给亲友。如果你不喜欢，也不必大惊小怪，只当是几个白发渔樵在浊酒闲歌罢。欢迎老友们都来关心这个小小的园地，把你们的往事琐忆、旧闻杂记、亲友追思、人生感悟等等写给我们，也可提供那些字行间回荡着历史风云的故纸残篇，如曾被视为“毒草”的昨日言论，曾被藏进箱底的日记书信，以及影响了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一纸判决书、平反改正通知书等等。事情刚开头。今后会做得怎样，既靠我们自己努力，也得靠大家的支持帮助。在此，先向大家道谢了！赐稿请发至电子邮箱：bsyy1957@qq.com【特稿】 还原历史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郭道晖“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5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韩国勇敢地回首过去》的开头警语。 该文表示高度赞赏韩国“真相与调查委员会”对50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数万名左翼人士遭屠杀的细致调查。该委员会最近宣布已找到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朝鲜战争（我们称为“美国侵朝战争”或我国“抗美援朝战争”）最初几个月被军方处死的4834名平民的证据（这个数字可能只占全体遇害者总数的10%）。这些平民先是被勒令参加由韩国政府安排的“再教育培训”，而后予以杀害的。据有关证人指称，屠杀的命令是来自“最高层”。最近解密的美国电报也显示，当时美国军官对这些屠杀知情，而且至少在其中一场屠杀中露面（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7日第三版《一切战争罪行必须曝光》）。 据报道，数十年来，讨论这些杀戮在韩国是禁止的（这大概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保持沉默，担心遭报复。历史学家是依靠相关的口述和书面纪录，才得明真相。近几十年来，已有超过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表现最好的有秘鲁、东帝汶、摩洛哥和南非的委员会。 美报社论指出：“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韩国人已经勇敢地迈出。” 我在《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中（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曾列举过国际社会近年来的一种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并进行政治道歉和经济赔偿。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3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即使在我国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国民党主席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传统、责任感和勇气。人们很难寄希望于当局的道歉和赔偿。 我曾参观过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是以记载希特勒法西斯暴行为内容的。其中就有许多当时留下的电影和照片及其他实物，令人见了触目惊心。当看到成百万群众高举右手，狂热地欢呼拥护希特勒时，不禁联系我国文革时天丨安门广场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三呼万岁的情景，如出一辙！才知人类的疯狂愚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马克思说过，人民也可以被腐化。在长期的愚民政策教育下，人民群众既是专制统治下的顺民、奴隶，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无知愚昧的帮凶。文革中红卫兵虐待、杀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暴行就是如此。法西斯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得到其工人群众的狂热拥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也曾得到其民众的强烈支持。近读某山寨历史刊物所载，上世纪50年代曾任职中丨共昭通地委党校支部书记的一位同志的长篇实录，揭露了1957年云南省昭通地区有关当局迫害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的两千多名干部和教师以及近千名在校高中生，不少人被残害致死。并溯及解放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宗派集团，忠实执行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通过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对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加以整肃，打击迫害当地地下党干部，导致许多革命干部或自杀，或被冤杀、暗杀的惨剧。1957—1958年整风反右时期，昭通全专区共划右派614名，而其中云南地下党员、边纵干部就被划610名，占99.38%。这一情况，揭示出反右运动在有些地区被借用来成为排挤打丨压异己力量的手段，露骨地暴露了他们反动的宗派恶行。 更令人发指的是昭通地区的反右受害者被发配大坪劳教所劳改，在1959至1961年底短短三年内，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百分比达30%—50%。作者就其所知，一一列出了死者的姓名和惨死情况。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名单和铁的证据。 反右运动在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一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固然归根于始作俑者及主其事者的罪错，而各4地具体执行者也难辞其咎。特别是那些借运动谋私、排除异己、大施法外迫害者，各地各单位也是不乏其人的。近读一篇有关判例，值得借鉴：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两年东德一个守墙的卫兵，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违反人类良知的法律最突出的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被控人犯辩称他们的告密行为是根据当时政权的法律的行为，并不是非法的。“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一名妇女，1944年为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后者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1949年该妇女被控犯有1872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联邦德国班贝格上诉法院最终判决其有罪，纵然其丈夫是按纳粹政府的法令判刑的，但该法令“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是无效的。这一判例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是二次大战后自然法学与人权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重要法理原则：对恶法、恶行的抵制，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不容推卸的义务。这警示人们：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波逐流，助纣为虐。 在昭通专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的人、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的负责人，就明显地属于故意违反“最高良知原则”的罪人，何况反右本身只是执政党的决定而于法无据。 就近取喻，只要看看地方上那些官僚，面对反抗野蛮拆迁而英勇自焚的居民，不但无动于衷，继续野蛮摧毁他们的住房，而且还给他/她们泼上“暴力抗法”的污水，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灭绝良知和人性！ 我们深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总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天下；也相信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推促下，未来明智的执政者会作出历史的交代。希望终有一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才可望把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暴行永远关进历史博物馆，从而可望不再有这样悲惨的历史！ 2009年12月22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二期）5董时光的“右派言论”摘录【辑录者按】董时光（1918—？），四川垫江人。他是当年西南师范学院同时也是重庆市最有名的“大右派”，他的这些言论是选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里首篇第一个右派的言论。原选辑编者按说：“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大地主家庭出身，在美国混过五年，参加过反动地主政党‘农民党’。其兄董时进，‘农民党’党魁，现是美国‘自由中国协会’负责人，搞着反革命勾当，与董时光有密切联系。” “董是西师罗(罗容梓)董(董时光)右派集团的主将和急先锋，一贯散播反动谬论。鸣放开始，董时光‘觉得时代要剧变’，‘突然乐观起来’，于是和其他右派成员暗商密谋，写文章、作讲演、四出大量放毒，一度把西师弄得乌烟瘴气。”董时光后来在劳改地病饿而死。到全国对所谓被“扩大化”的“右派”进行“改正”时，当局曾考虑对他不予“改正”以留下作为“扩大化”一说的依据，但因其兄董时进（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从美国返回故乡垫江探访，考虑到“统战需要”，当局才勉强将董时光也作了“改正”。据说当时有领导人叹道：“董时光都改正了，重庆就没有人算得上右派了。”现在重读这些所谓的“右派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董时光哪里是在“反党”，分明是在一片诚心帮党整风，助党治病。然而善良的“右派”们都没想到这“病人”会像曹操对待华佗一样对待他们，认定为其诊病治病者是存心要他的命，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请你们先不要怪群众不喜欢你们，请先分析一下为什么群众不喜欢接近你们。你们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还是只在表面上作出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当“组织”“纪律”同人民利益违背时，你是宁可牺牲人民的利益去取得组织上的表扬呢，还是不顾领导上的打击，其他党员的批评，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呢？——《我看高等学校的党群关系》(原载西师“学习简报”第二期)在历史上，有了某种改革运动时，凡是努力参加者，我们称之为“进步”。凡是死守着腐朽的旧东西不热心改革者，我们称之为“落后”。凡是坚决同要求改革的作斗争，我们称之为“反动”，凡是同反动者作斗争者，我们称之为“革命”，革命倒不一定要流血不可，也不一定要推翻某一个政府。共产党员们，在过去你们已经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解放了中国，在那时候，你们是革命的，你们在进步的事业中走在人民前边，因此你们是进步的。在今天，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大家都在积极的为党诊察病源，你们之中竟有一些说党没有病，你说党有病这是侮辱党，是反党，反革命。更有一些人手拿凶器，杀气腾腾地准备打死一切给党看病的人，那么你们自己不再是进步和革命了。是什么呢？在上述那四个范畴内属于那一种范畴，你们自己去想吧！——《“进步”“落后”“反动”与“革命”》(原载西师“白丁报”，黑板报)在今天凡是袒护党的缺点，和不积极给党治病，甚至为党讳疾忌医的分子才是真正的落后分子；一切倡言改革的都是进步，一切阻挡改良的都是反动。这种人虽然在表面上好像站稳拥护党的立场，但事实上他的立场并不是党，而只是党的阴暗的一面。如果这一类人在这次运动中击败了热心给党看病的人们，那么，党便可指日而亡!我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三反”、“五反”、“肃反”就是为了要屠杀人民，这些运动的6实质是清除旧社会的余毒；但不幸有很多人利用这些运动大量的屠杀人民，使运动完全变了质。这些运动是必要的，但我敢大胆的说，这些运动都作得很坏。拿我们这个学校来说，“三反”中打了十几只老虎，但结果一个也不是真的；“肃反”中我们被斗争的对象有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结果也并没有一个是真的。我们学校如此，别的地方也不会好得太多，因为农村里，小机关里那些领导的水平比西师更差，那些群众文化水平更低，更好欺负，几次运动中情况可能比西师更糟。党员们常为自己作错了的事辩护，他们说：成绩是肯定的。但是我以为打了一只老虎而连累十只无辜的羔羊，应该肯定错误，而不是成绩！纵使斗争，一百个人中斗错了十个人，就应当是极严重的错误(人命关天)，何况他们斗的一百人中，尚有八、九十个是斗争错了的呢？这些领导运动的人因为自己不肯虚心调查与研究，去找那一个真该打击的，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在100个人中打到一个真的，他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有功。我昨天所说在过去的几次运动中攻击人身，甚致杀害人身的正是指这些人。今天出来“卫道”，反对攻击人身的人们，在当时可挺身出来为无辜者的人权说过话么？我要向你们请教，什么是阶级斗争？像思想改造难道也是阶级斗争吗？必须要残酷的肉体伤害吗？什么“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这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写坦白书、逼得人家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贪污本来是刑事案件，同反革命不同，为什么也算在阶级斗争的账里？而且请特别注意，当时斗争的程序，并非是先证实了罪行后施以处分，而是在毫无根据地先施行残酷的肉刑，使人屈打成招。如果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话，那么，我可以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我反对阶级斗争。对于共产主义我是绝对赞成，对于共产党，我只能相对拥护。所谓相对是说有的时候拥护，有的时候不拥护，它作对了便拥护它，它背叛了共产主义便不拥护它，如果党只是表面拥护共产主义，实际上在建立封建王朝，我不但要反对它，而且一定拼老命去打倒它！这一点，我不但对你们说，而且还要告诉毛主席本人。……总之，党并不是宗教，并不是上帝启示的，党是人组织成的，党的政策是人作出来的，人既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因而党也是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党我是不能无条件拥护的。过去几次运动中，三令五申，不许肉刑逼供，但是可曾有几个党员遵守呢？这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受到惩罚吗？这一点便可见得党是偏私的，有宗派主义的，偏心自己党员，掩饰他们的错误。而且那几个运动是否一定要采取斗争的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不赞成这种办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反党，而且反对党的某些政策，并不等于就要打倒党。你们自称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是你竟说党是绝对正确的，当年斯大林何尝不是绝对正确的，而今又怎样了呢？我先告诉你们，今天的许多事情，正确与否，同将来的历史书上所论一定有很多不同。如果大家肯仔细观察，也可以发现许多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认为正确的，明天却不一定正确。要把眼光放远些，只看到鼻子尖是不会明白任何事情的，这里我要奉劝青年们，无论你是学什么的都必须读点历史，这可以帮助扩大你们的眼界。“鸣”、“放”是征求大家对党的批评，而不是征求对党的歌颂，今天企图以大帽子来压服“鸣”、“放”的人，我认为是党的叛徒，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反党，但当党患了重病在生死关头，毛主席给党发起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运动时，这些人却打击给党治病的人，反对给党看病，请问你们是不是反党的？——《我的答辩 》 (原载西师“鸣放园地”十三期)有很多人申请入党，我不能说申请入党的人都不好，这里有许多人是真正要求进步要求7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我很敬仰，但是不幸有很多不是这样的人，我举西师的一、二个例子，这种人很多，不过我交游不广，一天关在屋里头只晓得一、二个。西南师范学院去年有一位讲师申请入党，很快就批准了，在入党征求意见时，群众没有一个人对他无意见，没有哪一个意见不是尖锐的，都涉及到品质问题，但是这个人入党了，是怎么入党的，请听听党对他的考语五个大字：“一贯靠拢党”，就凭这点就入了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某些党员自认为我就是党，只要靠拢我就是靠拢党，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事情到现在，还在议论纷纷，有的先生谈得好说：党批准了他，但是群众并没批准他。党是一个介绍一个，如果一个坏蛋作了党员，再介绍十个这样的坏蛋入党，十个坏蛋再介绍100个坏蛋入党，这样发展下去党还有什么前途呢？我这番话难道还不是对党关心的吗？还不是苦口良药吗？这些人偏偏说是反党反人民的，所以我要呼吁在选择党员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是我对党最忠诚的劝告，希望党的成员都是好人，像人的每个细胞都是好的才会健康，如果一个人身上长满了一片毒瘤子还能说健康吗？这般道理我们还不是对党忠心耿耿的表示吗？我主张党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口号，到现在这个口号是空的，要重新提出来大家必须重视这个口号，那就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具体说来我希望同样水平两个人的情况下，党员比非党员的薪水要低一些，同学分配工作，要把那些党员们分配在边远的地方，无人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自认为水平高，不抱怨，如果真的作到这样，相信现在那些要求入党的人决不入党，那阵要求入党的人才是真正抱定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党会永远健康，永远存在下去，永远为人民所爱戴。这是我的建议。党员不舒服，我也管不了。是不是全国大小机构上上下下都要个党委领导才能体现出党的领导呢，我觉得不然，如照这说法每个家庭都要有个党委，不然你这个家庭就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党的。我们晓得在过去三反、五反、肃反几个大运动中，冤枉了很多好人，在别地方我不清楚，西师也打了十几只老虎，把人关了几个月，后来放出来说他们不是老虎。这并不是一个学校，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提出对这些受冤的人政府要赔偿他们的损失，我知道有的案件是赔了，有的案件没有赔，即或赔了也非常的不够，完全是一种意思，表面，没有作到真正赔偿地步。如像打老虎时说你贪污了几千几万，打我一下说贪污了二千，他说不够再打一下说三千，不够我说五千，还不够，我说我贪污了一万，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来的，于是很多人就关起来了，赃款也退给国家了。大家知道这是怎么退出来的呢？绝大多数人是把家里的东西当尽卖光甚至还借了很多债，连饭都没有吃的，来赔偿，所谓的赃款大家知道要卖多少东西，在卖东西时买东西的人又拼命的煞价，一万块钱的东西只卖两千，到后来说某人不是老虎，把两千块钱还给他，这两千块钱是不是赔偿了损失？实际上就只赔了你两千，还有八千政府没有赔。这只光是谈经济上的赔偿，只是表面的事情，还有名誉上的赔偿作得很差，没有赔。我们要求政府对这些人登大字报慎重声明，我所说的并不是你们那个大字报，而是在报上登大字声明，说某人是冤枉的，并没有犯罪，而且要在当初斗争时那样的场合下公开道歉，(如像当初到的这样多人出席，现在也要这多人出席)恢复人家的名誉，并且由当时的主犯应该检讨，第二、我还主张要惩办凶首（恐怕是我第一次提凶首的）。我觉得凡是没有证据诬赖别人，使别人遭受打击的这种人，应当当成凶首看待，按罪的轻重对这些人定罪。这是否就毁掉了党的威信呢？不会的，而更会加强共产党的威信，这会叫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决不偏袒自己的党员，共产党作错了事必定纠正，而更会加强党的威信，拥护共产党。现在最不合理的情形是当初被诬赖为老虎的人，后来证明他不是老虎，但是领导8上还一直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历史污点。这种人的薪水比人低几等，政治地位也比别人低，这一点必须纠正，既然人家没有罪你就应当把别人当成无罪的人看待，这些人没有污点，污点是你加上去的应当取消。另外是与此相反的事情，当时运动中打击别人的人，许多打虎将，大家都很熟悉的，后来证明这些打虎将是胡作非为，但是现在他的历史上还添上光荣的一条，说他曾经打过虎，待遇比别人高，入党条件比别人好，在入党上还要加上这一条打过虎，我不知道这是甚么公理？打错了人的人，不受惩罚已经是万分宽大，但是居然还要优待他，我真不知道这是甚么道理？我首先要说明用政治来改造人的思想是没有用处的，我觉得共产党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唯物论者，但是我看见他们作的许多事情好像是比资产阶级还要唯心些。他们以为口号、标语、什么政治课就能改造人的思想，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表现，这个说法是违反唯物论，是唯心的看法。……大家还是学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学到东西，学到的什么呢？只是学到些名词，不是学到名词的意义，是学到名词字眼，如像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都不懂得，这是学的结果，学了后用处还是有的，就是用来骂人，他看你不顺眼说，你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分析问题不同了便说你是形而上学，试问耽误了那么多时间来学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主张取销政治学习。——《在重庆大学的讲演》难友悼难友诗词挽联选辑录者按：我们在下面辑录了一些右派难友悼念先逝难友的部分悼诗、悼词、挽联，请大家读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撰写悼诗词联的朋友中，又有好多位相继离去，他们是张文澄、陈祚璜、王致中、阎淑群、梅吾、范广受、李引安、伊宗祥、张慧光等。让我们至今尚还幸存的人们，向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早行远去的难友，致以深深地怀忆和悼念。七律二首 痛悼谭芝萍老友① 陈祚璜桃花开罢菜花开②，又可弹冠上讲台。世历时艰增旷达，诗从律细显奇才。辨经岂苟杂真伪，传道何须问去来。师道文章千古事，斯人一去八方哀。桃花谢罢菜花香，又可弹冠上讲堂。纵许余生图寸效，能忘廿载已深伤。退居就适殊非易，签杜谈诗亦大忙③。人去永留佳句在，临风一读一回肠。注：①谭芝萍同志多年在大中学校讲授古典文学，尤工于诗，为市内著名女诗人之一。曾于五七年被划为“右派”，遭受廿余载的不公正待遇，此挽诗作于1993年11月28日。 ②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中有：“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等句。“桃花”指曾权倾一时的保守派，业已垮台了；“菜花”指又被起用的革新派。此处借喻左氛清除后，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有才能的人又先后恢复了工作。 ③谭年来为校订杜工部诗集的注解，发表了大量深有卓见的文章。何满子 痛悼老友卢光特① 陈祚璜来奠多年挚友，不忘患难深交。底事诤言获重咎，堪嘲左氛尘嚣。坚信能还真象，长湖廿载渔樵。小负一支史笔，遍传烈士清操。竭力以求枉者直②，奔波卓著辛劳。由此贤良难得，临风一恸魂销。注：①光特同志早年投身革命，为川东地下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热心关怀同志，交游极广。不幸于五七年被划成“右派”，9被遣送到长寿湖渔场，经过了廿余年繁重劳动的折磨，平反后，主持烈士纪念馆及撰写党史的工作，积劳成疾，逝于1994年2月18日。 ②在主持烈士纪念馆工作期间，为从历史上落实尚未被列入烈士的同志的遗留问题，几乎跑遍全国以获取可靠的证明材料，使这类问题都一一获得如实的解决。这说明他对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志也是一样负责的。…………………………………………………………………………………………悼贾唯英同志 张文澄丁丑相逢汉水边。渝州劫难误华年。故人西去知己少，强睁泪眼望云天。悼贾唯英姊 杨钟岫（牛翁）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贾唯英同志，早年就学成都，奔走革命，素为同学敬重。五十年代主持《重庆日报》，同行所钦。五七年受枉屈，志不稍馁。七九年改正以来，虽体弱多病，而笔耕不辍。今闻逝世，会友痛悼，挥泪成律，以述哀思。一呼奋臂动黉门，发聩辛勤走五津。锦里弦歌听抗敌，山城舆论看传真。蹶颠廿载情难昧，重振斑毫日已曛。编审席前空怅望，新征恸失识途人。…………………………………………………………………………………………………………挽聂云岚李引安 龙培云 阎淑群 何子超龙虎成书行文惊世珠玑未尽惜飞魂湖岛同难苦乐与共哪堪回首忆当年挽聂云岚 张慧光 刘曼若身处逆境留正气无私无畏真勇士直面人生写世态亦诗亦文大手笔挽聂云岚 王致中湖畔几千日风风雨雨先生勤不言苦山城数十年是是非非著逝行其所知挽聂云岚 范广受 郑汉生风雨同舟二十载痛哉痛哉君登极乐名犹在哀哉哀哉…………………………………………………………………………………………………………挽龙培云 梅 吾历史沉疴今已矣榆下骁将痛失之挽龙培云 杜众明书店骁将死而后已五七右派荣偌大焉五古 悼龙培云老友 李引安龙裔龙培云 聪敏精明闻 五七大难中 在劫悲沉沦强加罪何大 成囚立阶下 撤职复降薪 子散妻他嫁寒暑十易更 长湖叹伶仃 再婚正当年 贤妻李玉琼前夫两儿女 爱之如己生 资儿建房屋 育女茁长成龙父三龙子 欣慰难自已 父慈子孝敬 天伦乐中喜待人厚切诚 亲友咸知名 每逢故人至 款待必殷勤生平律己严 唯恐添麻烦 托词谢叨扰 抽身把家还退休忙而奔 积妻养老金 再苦两三年 酬彼知遇心不愁近黄昏 畅游沪穗京 偿愿须及时 沉疴徒唤呻言犹在耳穴 忽闻脑栓血 天公何无情 怅望水中月美食无美味 欲行腿若废 辗转床褥上 空使亲人累10猪年塗山别 京渝思未歇 音讯虽常有 谁知成永诀电传噩耗来 惊讶口难开 执意求解脱 由衷我心哀呜呼我龙兄 此去太匆匆 昔辱犹活命 今何悲途穷渝粤千山隔 临风老泪泣 龙公您慢走 天国您安息一九九八年七月末于广东珠海市………………………………………………………………………………………………………………………挽王致中① 张慧光 刘曼若 石琼生等致力为人民彩耀文山史海辑古达今成大猷中心争善美汗洒艰路险程敦品守廉扬高风①辑者注：王致中先生，辽宁绥中人，1932年生，15岁参军，17岁入党的一位老革命，56年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地方机关工作，在五七年亦遭右祸。从挽联即可见其人品文采，1993年离休前，系重庆出版社副编审，文艺编辑室主任。1997年2月12日逝世。挽王致中 伊宗祥 范广受 郑汉生革命五十载刚直不阿鞠躬尽瘁迭遭冤屈终不悔年华六五秋书文并茂死而后已同仁齐怨惜英灵挽张慧光 长寿湖五七难友苍天无眼英才早逝 青山有怀志士永安…………………………………………………………………………………………………………回首风云泪满襟——故友旧体诗词一束白云囚歌 白永康身囚白云学鲁班，杰士志难效补天。石破天惊大厦倾，神州生灵堪涂怜。霸君一纸万民劫，沽名钓誉胜三山。十二铜人回头笑，孤魂欲强嬴政权。全民炼钢枉费心，人民公社众难平。妇孺老幼俱疲命，披星戴月苦黎群。拔苗助长气逞强，回光返照智已昏。神州重见光明日，暴君无处再容身。作者自注：此诗成于1958年冬。1958年初，重庆市工业系统和劳动局系统的右派分子集中到南川县的乐村山区劳动改造，余被分配到基建队。1958年大跃进，土法炼钢蔚然成风，农民砸破自家的锅灶，办起了大食堂。农场也响应号召，大办炼钢。白云乡是由南川到武隆县公路上的一个小乡，盛产适用于建炉的耐高温的白泡石，乐村农场场部立即组成白云采石大队，调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右派分子学习开山取石的技术，余被调至白云采石队劳动，直至乐村农场解散，重回城内再分配的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在学石工期间，亲眼目睹了白云乡的农民们，不分男女老幼都投入了大办钢铁的行列，不分黑夜白天都在运石料修建高炉，以致在秋收到来无法分出人力抢收土内的红苕，以致大量红苕烂在土内，余见之有感，故有此诗之成。1959年转入长寿湖农场，曾记于《百泉诗集》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出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罪证之一，被判为死缓送到四川省第三监狱劳动改造。11小令即兴口占 张晓三两 粗粮 麦粑 菜多 饭少 碗大苕叶 藤菜 荒瓜 失蹄 落马 汪家辑录者注：此小令，乃右派难友、作家张晓六十年代的作品，据说是他在伙食团门前排队等候打饭时即兴之作。“汪家”，长寿湖孤岛汪家庙的略称，后改名称同兴岛，是长寿湖集中右派所在地。七 律 谭芝萍得函邀参与长寿湖渔场建场三十年茶话会，一時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即兴写此小律一章。湖滨历劫倖存身，回首风云泪满襟。人生少壮几千日？胁迫从农二十春！硕果树根埋白骨，名花枝畔葬冤魂。世间尚有晚晴好，纵是夕阳愿共珍。1988.3.20于江北鹞子丘永遇乐离休书感 陈祚璜一度簪花，廿年逐放①，往事如雾。已老冯唐，半条剩命，拼搏到垂暮②。自慨残烛，犹炽余穗，差可照人前路。秋意渐，西园叶落，暮经几番风雨。一声离退，遽辞教席，归抱孙儿孙女。教授微薪，甘贫素养，节约能过去。挑灯偶读，老妻呵责，枉费膏油几许。耽心是，闲生旧病，最难调处。88年10月原注：①指56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中学校长，戴大红花，57年即被划为“右派”，时间仅隔一年，政治上变化如此之大，是意想不到的。②79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时，我已63岁了，既老且病，又为创办高师班筹划兼授课，奋力干了十年，到88年离休时74岁了。七律 为诗人湛卢兄题扇 聂云岚已是春寒应尽时，温凉毁誉两由之。心如明月羞常满，性是清泉乐就低。身世十年悲索寞，乡关千里梦依稀。东风吹度巴山晚，泽畔诗人老鬓丝。一九七五年夏辑录者注：湛卢，乃难友王文琛之笔名，早逝于1987年，终年六十五岁。七律 七十自况 聂云岚壬申冬月，余年七十，叹岁月之蹉跎，愧于世之无济，嗟道途之坎坷，悲朋辈之早逝，乃成此律聊以自况。 （辑录者注：壬申，是1992年。）该糊涂处未糊涂，落得亲朋怨匹夫。换骨无方容眼冷，脱胎乏术任心孤。月圆故里三更梦，人老江湖两部书，身后是非随说去，所行从不悔当初。七 律① 梅 吾一夜寒风起玉门②，可怜天下尽萧森。千山宿鸟齐噤口，万壑红梅半委尘。淡淡幽香飘野漠，戚戚暮雨冷芳魂。莫道严冬能常驻，万紫千红又一春。12梅吾原注：①是咏梅，记卅年前右派生涯。②“玉门”古帝宫正门。 辑录者注：此诗写于九十年代中期。………………………………………………………………………………………………………………向光棣遺诗选甘为右派五八年，得知丁玲等先后被打成右派而作此。人以右派为耻，我以右派为荣。不信诸君请看，雪峰艾青丁玲。窝棚夜雨某年初夏，于长寿湖豌豆寨看守庄稼，一夕独卧窝棚，夜雨未眠，念及妻女，倍感凄怆，赋此以歌代哭。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日与山作伴，夜同鬼为邻。有家归未得，无人问死生。安得中山酒，窝棚强自斟。除夕有感某年春节前，得妻来书云：学校两派斗争甚剧，嘱勿回家，免遭不测。是年除夕，与难友蔡容于同兴岛对饮大醉，酒后作此。世乱于今又一年，别妻抛女有谁怜？排愁无奈新诗写，买醉只缘旧恨牵。寒士无辜坠阿地①，小人得志上青天，楚囚除夕半壶酒，醉后酡颜一笑眠。注①：阿地，指阴间之阿鼻地狱也。五十自叹六六夏于桃子荡修筑堤坝，寄宿附近敬老院，一日收工回至住处，与一老人闲聊中得知那天为农历五月廿一，乃我降临人世五十周年之日，想到自己身为右派，受尽凌辱，不禁悲从中来，一杯下肚，口占此“打油”诗。政治错误犯不得，八年辛酸向谁说①，一失足成千古恨，干酒一杯度半百。注①：说，读湘音：shuai，诗虽“打油”似也应押韵。参加斗争会有感某年，一连好几晚由疗养所至同兴参加对欧某之批斗，感此而作。今日我斗人，他日人斗我。为人宜忠厚，何苦太过火。遣 愁某年，由郑某负责，暂住狮子滩二工区积粪肥，一日休息，独至邻封镇小饮，酒后作。只为遣愁爱土瓯，三杯下肚复何求？他乡且作醉乡客，醉后更添一段愁。忆江南 记梦①别离恨，恨到几时休？梦魂昨夜妻和女，无言相对泪长流，怎不教人愁。注①：某年，于同兴思念亲人入梦，醒后填“忆江南”于桌上，为同室X某所见，交与（改右）学习班负责人胡某，余因此被批斗三晚，并命写出深刻检查。我的检查①无端认得几个字，夜梦妻女又闯祸。批判斗争理应当，检查检讨承认错。注①：这首打油诗，作为对“忆江南”的深刻检查，谁也不会同意，出乎意料的是胡某看后，并未命我重写。我至今对胡某犹心存感激之情，近闻胡某已成为植物人，为之惋惜者再。以上几首歪诗，是我在长寿湖渔场监督劳动中时所作。老实说，这些东西是不配称之为诗的，因为我既不管诗句的平仄，押韵恐也与“诗韵集存”有违，让个人十余年改造之苦难岁月，于字里行间，不无可寻，雪泥鸿爪，志以不忘，殆此之谓欤！ 向光棣 1995年4月28日于兼善中学13清明时节忆故人——我亲自掩埋过的两个右派难友郑汉生今年，我们的政府又开始了一项“亲民”政策，确定增加一个国家法定假日——清明节，是日还放假一天，说是为了广大人民继承传统，祭奠祖先和离世亲人，缅怀纪念逝去的故人。在重庆，清明节当天，就有市民自发祭拜东周巴蔓子将军墓，在北碚有96岁的抗日老兵亲赴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墓前献花祭奠。我觉得还应加上祭奠冤死的亡灵。于是，想起了我曾亲自掩埋过已逝去整半个世纪（五十年）的两位右派难友——张樾、帅左尧。可是，至今他们逝去的具体时间都已无法查询，当年墓碑没有立过，也没有标记，埋葬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了，我怎么去祭奠他们呢？张樾，我对他知道稍多一些。他，1930.年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第二野战军组成西南服务团，中学生的他，自愿报名参加，编入职工大队，随着部队长途跋涉走了几千里，在途中步入了新中国。最后来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市总工会所属的财经工会（后改名商业工会）作了一名21级（月薪57元）的普通干部，如果他一生顺当，而今尚“健在”的话，至少享有我们国家特有的“离休干部”待遇，说不定还混得一官半职，生活必定比一般人好得多。可是，他在五七年却被“亲爱的母亲”——党妈妈，打成右派和敌人。1958年3月15日，他是和我及其他总工会的右派共13人，同一天被押送发配到长寿湖农场接受“脱胎换骨”劳动改造的，我的这位机关同事、团员同志、右派难友真正地在长寿湖彻底地“脱了胎，换（遗）了骨”，年纪轻轻就痛苦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张樾个子较为高大，体力还可以，到长寿湖先被分配到劳动强度大的基建队干重活，开始还勉强承受得住。可到了59、60年时，由于“大跃进”，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当时，每人每月口粮只30斤，却被当局狂言：“支援比我们还苦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猛的扣了一半，只发15斤，人们累够了，饿瘦了，病垮了，普遍得了水肿病。像张樾这样个大，体力消耗大又吃得的人，一下子垮病下来，就更遭不住了。60年初，他从基建队调到我所在的瓦银坳生产队（后来的红旗生产队）时，已经病得不轻，管理干部仍要他完成任务（如一天要给厨房挑若干担水等并不轻的活），完不成要遭扣饭——这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对右派惩罚的损人恶招。一扣饭，就更饿，更完不成。张樾饿得来人都变了形，皮包骨，两眼向外鼓起凸出很吓人。他为了生存，不顾一切地找东西吃，猪圈里的猪食，潲水里的残渣、剩菜，乃至地里的还有粪迹的生菜等，都往嘴里塞，肚里吞，他要活，他无法控制。我实在看不下去，不忍心，也曾少有几次把自己的碗里的饭，擀了些给他，可我也只有那点不多的口粮呀。终于，在60年夏季的一天，他挑着担子，慢拖着脚出工，没走几步，突然倒在地坝上站不起来。已经这样了，却被队上原教养院来的少年舒XX，一边骂他“偷懒装死”、“烂右派”……，一边拖着他的双脚，在院坝里几乎倒拖了一圈。（当时，重庆教养院的孤儿们长大了，不好管教，也送到长寿湖来劳动。却被灌输“右派不是好人”，用不着把他们当人看，要“监管”他们，不懂事的少年随意打骂右派，就不觉为怪了）。我实在看不下去，立即喊队长李XX出来制止，才将他抬上床，我一直守着他，只见他嘴巴张着，难受得一口口的喘着大气，说不出话来，不到两小时就断气了，临死两眼都还鼓着。张樾就这样死了，死时还不到30岁。死后，是我力争，队长发了“善心”，买了一口薄木棺材，要我与秦开端（市电影公司右派）和几个农民把他埋葬了。我现在仅记得是埋在瓦银坳岛湖边退水地的一个坡上，还垒了一个坟包。长寿14湖的湖水每年都有涨落，年年湖水的冲击，退水地的土逐渐冲塌了，若干年后，李宁熙（与张樾和我三人，我们是同单位，同级别，同受一类处分的右派）先后去寻过，再也找不到埋葬张樾的地方，更不要说他的遗骨和棺木了。就这样，张樾在长寿湖受折磨至死，还弄得尸骨无存，无处可寻了。另一位，帅左尧，很遗憾至今对他仍知之太少。虽在长寿湖瓦银坳见到过他，但没在一起劳动过，印象不深。只记得他个儿较高瘦，年岁比我大一些，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不爱说话，常拗着头看天。后来才听说一些情况，他是四川乐山人，解放前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未曾参加进步组织（地下党或外围社团），解放后在团市委工作过，对长期没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不满，后调到重庆日报社作编辑工作，57年被划为右派后，发配到长寿湖来劳改了（这些点滴情况不一定准确）。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亲自参加埋葬帅左尧的情景。也是在60年酷热的夏天，（同样是记不得具体时日），一天，队里领导，令我和另两个右派——市废品公司的罗治才、汪福生（此二位后来调回原单位，听说都在“改正”前就过世了，在这里，我们一起悼念罗汪二君），和另外一个市公安局的“下放干部”，四人一起去埋葬已死的帅左尧。当时，我们都不知这干部的姓名。记得是在瓦银坳岛的一个山垭口，我们走拢时，见到一床草席裹着一个死人。那个干部说，就是埋这个人，就在附近挖个坑埋了算了。而且就是拿那床席子裹着埋，——这在民间称之为“软埋”。动手挖坑的当然是我们三个右派，在移动尸体时，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出现在我们眼前，看来帅左尧逝去已有一段时间，至少一天以上，因天气太热，死后可能是被随便扔在什么地方，更说不上妥善安放。以致遭苍蝇等虫物叮啮，他的一只眼睛已被无数蛆虫“吃”空了，而且还在爬进爬出。我们三人一边挖坑，一边叹气，太惨了。而却在此时，那个站在旁边袖手不干事的“下放干部”，居然阴森地提出一件事：“你们去搜他衣服的包包，看里面有没有粮票。”右派们是正义之士，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吼说：“你去搜，看你去搜！”在我们四川，对搜刮死人的衣物钱财的行为，俗称“刮鬼皮”，是很缺德，遭谴责的大坏事。这个“下放干部”为了多吃几斤几两粮食，不顾做人的起码道义，居然在此时此刻出此缺德下策。当然，在我们三个右派呵斥下，他没有做成这事。可这位我很不熟悉了解的右派难友帅左尧君，就被浅浅地“软埋”在长寿湖的一个孤岛上，以后他的遗骨同样无跡可寻。当写到我曾掩埋过张、帅二位的经过时，我的手在抖，心在颤，泪在流。难道我们这些被划为右派的人，就该如此了结一生，而且落得尸骨无存的境地吗？这些血泪的史实，应该公诸于世，再也不能让其重演！更不能让那些企图掩盖罪恶历史的人得逞。仅以此不像祭文悼词的诉状诔语，祭奠张樾、帅左尧二君以及众多先我们离去难友们的在天之灵，聊表一个右派幸存者的悼忆之情。我坚信真理，正义，公道，终会得到彰显，你们的冤屈定会彻底昭雪。庚寅清明后之某日泣写于重庆*** *** ***本刊编者附言：下面是从网上下载的一封信的摘录，请知情的朋友尽可能给予帮助，这是幸存者对难友最好的告慰。博老师：我的一位同事说，他的叔叔帅左尧参加革命尚早，也是当年《重庆日报》社的右派，后也在长寿湖农场劳改，也是死于病饿之中，终生未婚。曾有上级来人到家中谈有关落实政策事宜，那时他（同事）还尚小，家人也未谈更多的情况，于是没有下文。现在他很想了解叔叔当年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尽可能给予帮助。这里告诉你们这个名字——帅左尧，不知能否得到一点线索。拜托。致礼！黄光祖2010/03/17 地址：重庆市巴蜀小学邮编：400013 手机：1517870717315重“游”长寿湖有感 刘曼若1983年5月，长寿湖工会来信邀聂云岚、余薇野、慧光和傅天琳去长寿湖参加“碧波雪涛”诗会，老余约我也“回去看看”。我想旧地重游，却“不堪回首话当年”，人未去，心已去，感慨万千，但觉心中涌塞，闷不住就吐出来吧！管它叫啥。我又踏上了这块土地这土地牵动了我的好多，好多回忆在这里，我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在这里，我们吞下了屈辱的眼泪在这里，我们埋葬了冤死的同伴在这里，我们送走了离异的妻子，儿女……·清晨，朝露从果树梢上升起那红霞编织着我们天真的夢翼傍晚，落日从马鞍山后退去我们的梦啊，一个个梦沉湖底真枪实弹对杀的死敌有特赦抢劫杀人放火的罪犯有刑期唯有这“帮党整风”的分子啊期望自由却渺无边际廿二个春夏秋冬，八千多日日夜夜我们播种 我们耕耘我们植树 我们打鱼我们筑荡 我们修堤我们的手，布满了一个个硬茧我们的肩，磨起了一层层厚皮那一天，果香鱼肥时细皮嫩肉的“革命职工”却对着我们吼：“建设社会主义没你们狗东西的份！”我们欲说无言，欲哭无泪若要讲理，加你一个“右派翻天”的罪长寿湖啊我爱你，我恨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汗水、泪水、血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我恨你，因为你留给我们太多的被歧视、被侮辱、被摧残、被毁灭的记忆记不起这是83年5月4日或5日写的，今天在一张撕碎了的烂纸片上翻到了它，重抄以记下我当时的心情 1989.12.15这里，没有女人 孙静轩不是我的诗荒唐生活本来就荒唐荒唐，荒唐荒唐的世界，荒唐的年代曾发生过一个荒唐的故事竟然有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没有令人颤栗的爱的抚摸没有女人的长发散发的气味没有浪漫，也没有缠绵只有男人，粗野的男人脸上烙有金印的男人他们一半是人另一半是魔鬼16上帝也许太仁慈了竟没有把他们打入地狱只是驱逐出伊甸园囚禁在一个孤岛上囚禁在一个没有女人只有石头和死水的世界这孤岛这死地早已被上帝遗忘连死神也不屑一顾它没有名字它不配也不需要有个名字这鬼也不愿呆的地方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被太阳的火焰烤焦的被月亮的死光冷却的被沉默的大山窒息了的世界在山与山的对峙中在岩与岩的夹缝里在着了火的沙滩上在密密麻麻落满了蚊虫与牛虻的芦苇丛中生命却顽强得发野野得疯狂竹叶蛇穿梭于苇叶已有一千个世纪这个讨厌的软体家族却始终没有绝迹狼颓丧地徘徊在夜色中徒自望着半弯月亮嗥叫难得捕获一次猎物饥肠辘辘却不曾绝种悬岩上饥火烧红了眼的兀鹰竟等待不到一个倒霉的男囚在它之前更早地死去真他妈的怪事这些男人，这些犯了罪的男人这些头发蓬松得像杂草衣着褴褛得像乞丐命贱得如铁蒺藜如狗尾巴草的男人这些露出锋利的牙齿一半是人一半是狼的男人只须嚼几条草根只须嚼几团叫作“观音土”的白泥巴或者吞一口乌鞘蛇的冷血却活得撒野，野得发疯饥饿折磨不死疾病纠缠不死真他妈怪连死神也怕他们三分这些男人，这些半人半兽的男人这些被钉上十字架的男人怎么也想不起触犯了哪一条戒律他们曾自由自在地嬉戏于伊甸园的丛林沉醉于维纳斯酥软的胸怀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罗曼史每个人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今这一切没剩下一点记忆的碎片是的，连梦也忘却了剩下的只是人的外壳——一具活尸即使天塌地陷，世界末日来临也跟他们毫不相干要紧的是在草丛与蛇同眠时不被咬伤与狼为邻而不被吃掉在同别的囚犯交往中保持缄默不被告密在人与兽的界线上不被兽性同化而最要紧的是在没有女人的地方别像个白痴，别蜕化成中性人别忘了男人的本性男人的伟岸别让那一团男人的火熄灭然而，在这孤岛保持一个男人的本性可真不易没有女人，男人会渐渐迟钝，变得愚蠢会失去对性别的敏感像灼热的沙滩上一条被干渴而死的鱼尽管也有暖烘烘的太阳尽管也有弹性的沙滩和柔软的草地但却没有女人，没有羞耻，也没有文明这些男人像原始人一丝不挂赤条条地直挺挺地仰卧让那阳物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却怎么也唤不起清晰的性别的记忆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妻子是个什么模样朦胧的月光是最能思乡怀旧的再试试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吧然而徒自具有男人的标志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把棕色的伞17啊，一把失去弹性的伞于是恐惧和悲哀笼罩着整个孤岛于是全体男囚都在月光下围坐一面用大碗喝着劣等的烧酒一面用猥亵的语言大谈女人再一次点燃火种试一试男人的本性然而，旗杆突然被飓风折断始终也悬挂不起那面男人的旗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这些半人半兽的男人这些饿不死病不死生命野得发疯的男人第一次被悲哀压垮一滴滴淌着男人的无声的眼泪…………………………………………………………………………………………………………………………“宫刑”的变种——《这里，没有女人》读后李国元我23岁被打成右派，45岁受泽于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谈婚论嫁”。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我“守身如玉”，把持住了我的“金童”之身，那是由于我的耳闻目睹使然。每当我快要把持不住时，就有一个声音告诫我：“不可造次，千万不可造次。你听见幼儿园的儿歌吗？‘右派右派，是个妖怪。’明白吗？你是长的青面獠牙外加一身浓硝酸。不要自以为是1米73 的敦实小伙子，人家看你，是披着羊皮的狼。”以下事例就是我的“前车之鉴”。郑XX，煤矿设计院的右派，其妻因此与他离婚。在长寿湖改造期间，写信给某女职工表示爱慕之意。其实，信很含蓄，仅仅有“你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之类的赞美语句，表达爱慕之意，在“阶级斗争教育”中，女方将信上交，以示划清界限。在我们这个“改造右派学习班”里，则作为“腐蚀青少年”的典型，各组通报，进行批判。陈X，重庆工业学校右派，妻亡故，某年春节回渝探望母亲，携同一熟识的农村姑娘，一同赴渝，并住在陈X家中。虽然男女皆为单身，但门第不相匹配，陈X遭到大会连续几天的批斗，其罪名是“腐蚀贫下中农”。朱XX，煤建公司右派，负责粉碎饲料，单独住在粉碎机房。农妇某某，因丈夫患阳痿，无法房事众人皆知，遂来与朱某搭讪，干柴遇见烈火，构成奸情。事发，朱XX遭批判斗争，罪名是勾引腐蚀良家妇女。由是，我明白了，右派的性质除政治性，还有化学性：具有强烈的腐蚀性，犹如硝镪水。更有甚者：欧XX，因坚持“右派也可想女人，也可恋爱结婚”的观点。想入非非，神魂颠倒，心理变态，因给女职工写信、追求、骚扰，导致犯“流氓罪”被处管制三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应领导号召“暴露活思想”：“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怎么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想不通。”这被上纲为“为刘少奇司令部鸣冤叫屈”，加上有“流氓罪”的前科，逮捕法办，判刑10年。如此等等，这岂能不令人恐惧？！一天，重庆日报社的右派詹X看见外边来人带了一个3岁的小孩子，不禁感叹地说：“汪家庙（改右学习班所在地）今天看到了一点人间烟火气” 。灯泡厂的右派雷XX说：“汪家庙的耗子都是公的。”桐君阁药厂的右派顾XX有丰富的药物知识，他说：“有一种药酒叫‘冯了性药酒’，了18性酒，了性之酒，喝了这个酒，‘性’就了却了。把持不住的，请喝了性酒。”树人中学的右派吴XX说：“结了婚的又怎样？一年15天探亲假，犹如牲口配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右派就中止了探亲假，形同囚禁，直到6年之后，林彪摔死两年之后的1973年，才又准许探亲。电信局的右派徐XX获准回云南探亲，高兴非常。话剧团的肖XX关心的提醒他：“宝刀很久没用了，生锈没有？去找医生开点‘磨刀药’（壮阳药别称），早点磨刀。”徐XX提前二十天就开始“磨刀”。探亲回来，垂头丧气地说：“这刀锈得太厉害，磨不快了”。南开中学的右派余XX北京探亲回来说：“那玩意儿几年不用，全忘了，真他妈见鬼，怎么会全忘了呢？”供电局的右派蔡X的老伴，从几百里外的三台来看望他。代领代发工资的老赵特地将他独住的小屋，让他俩牛郎织女相会。第二天人们问道：“老蔡，相会得如何？”老蔡叹道：“惭愧呀！惭愧。她大老远跑来，我却不争气。我没得办法争气呀！”这些中了“帮助党整风”阳谋的分子们，除了接受劳役进行惩戒；叫你“妻离子散”也是惩罚的手段之一。夫妻只有一方是右派的，以“站稳立场，划清界限”相逼，迫使其离婚；夫妻双双打成右派的，无需划清界限，则将二人发配至不同的劳改单位，造成事实上的“妻离子散”；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劳改单位，也是住各自的集体宿舍，虽然“近在咫尺”，也有如“牛郎织女”，恩准“鹊桥相会”，则成为对“被驯服者”悬赏的奖品。LPY和lZQ这对摘了帽的右派夫妻，由于长期分居集体宿舍，不得不利用休息天到集镇上的旅馆去开房间。LY和LCY这对摘帽右派夫妻，也是因为分别住在男女集体宿舍，无法过夫妻生活，只得在半夜偷偷摸摸跑到坝上或野地里“做爱”。此事被班主任知道了，不但不同情，反而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是“乱搞男女关系”。这叫什么话？是人话吗？何其荒谬乃尔！1957年第一次见到报上登出“把XXX 右派搞臭”。由此知道中共对敌斗争还有一个“高招”，名曰“搞臭”。其“杀手锏”就是捕风捉影的挖掘一点男女隐私，给你扣上一顶“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于是就“搞臭”了。其实，上述那位班主任，仅仅是怀疑LCY议论了他。就连夫妻生活也指斥为“乱搞男女关系”，甚至还发明了“精神上乱搞”的罪名，以便将参与议论者一齐“搞臭”。1975年我回家乡合肥探望母亲。邻居老大妈来请我帮她写信，写毕，老大妈问：“二先生（我排行老二）成家了吗？”我答：“没有，结了婚就没有探望母亲的探亲假了。”大妈说：“我给你在家乡介绍一个，是师范毕业的，这样，以后探亲，爱人、老母亲都照顾到了。”我想：以我的右派身份，成功率几乎为零。忙说：“不，不忙。”大妈说：“还不忙，你也四十挂零了吧，还说什么不忙。”母亲见状，赶忙说：“他在重庆已经有女朋友了。”事后，母亲对我说：“他们都不晓得你是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处抄家，打听我是不是逃亡地主婆。邻居都说，‘老奶奶三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太原，都是国家干部。’如果19知道你是右派，恐怕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命了。如果答应她给你介绍对象，你这右派身份就再也瞒不住了。”“右派”这个烙印使我年过四十不能“谈婚论嫁”；年已耄耋的老母亲，也为儿子的贱民身份而长期处于惊恐之中。三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届耄耋，回首往事，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年复一年的思想改造，就是要你彻底丢弃‘恢复失去了的天堂’的梦想，记住：你是贱民，是这个“新社会”的种性制度——成分论、血统论铁定的贱民。别看你是敦敦笃笃的小伙子，在人们眼里，只是一个健壮的奴隶，一头膘肥体壮的牲口。如若恩准你配种，也只准许去找一个某类分子，也许还会送你一副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它不仅要使你产生希特勒统治下犹太人才有的那种恐惧，而且要将你打上中国特色种姓制度的贱民烙印。22年的劳动改造，所谓改造思想，所谓“脱胎换骨”，无非是绞杀人性，使你脱去自由人的胎，换成奴隶的骨。今天，那个令人恐惧的时代还会再来吗？“四大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距我们还有多远？留 影 它山弥留的眼神痛苦的挣扎示意他深恶痛绝头上的挥之不去的帽子终于，我们读懂了他无法表达的遗嘱轻轻地帮他摘下`那顶象征含冤饮恨的咒符他走光着一颗高昂的头颅风雨抽泣星辰闪烁历史终于下达一纸公文叫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说，不———我至死不屈的心愿是守望真理的日出他的身影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他的誓言回响在苍山翠谷2010，清明我们这些小右派巫一毛● 原编者按：巫一毛呱呱坠地时父亲已当右派送北大荒劳改，她遭到十分残酷的迫害。估计在中国这样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万人，他们何辜？又该向谁讨还公道？巫一毛有自传详述其痛苦经历，洛阳纸贵，广受欢迎。 ● 巫一毛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真情感人，已译成多种文本在全球发行。20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这个月初，我重访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医院，在“娘家”过了四十九岁生日。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权术，导演了反右这出悲剧，由此带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迟到了五十年的呐喊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为他们公开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进行了平反。根据丁抒所著《阳谋》（第十七页），全国实际上有“约一百五十万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 由于反右运动前台打手邓小平是最高决策者，当局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误仅仅是扩大化。为此官方还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没有平反。这是多么荒谬的独裁逻辑：五十五万人与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坚持定论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来，发出呐喊要求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并对当年的受害者给予道歉与赔偿。让我想起父母亲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虽然还未出生，我仍然成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详细讲述了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侥倖生存成长的惨痛经历，余英时教授称“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这本书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经出版，法文和丹麦文版即将问世，得到主流媒体多方好评并荣获加州图书馆协会二○○六年最佳作品奖。 父亲巫宁坤报效祖国却打成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父母亲正在为中共政权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周恩来亲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为培养外交人员的高等学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亲巫宁坤放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西语系副教授。当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伯父在台湾，姑妈在香港，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个人牵挂。他回国完全是为了爱国，可是等着他的，是当右派，多年无妄的牢狱之灾，监外的无期徒刑，并且始终累及妻儿。 当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他不听，结果一九五七年，父亲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桂冠。 父亲的极右言论和定罪依据包括： 1、肃反运动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肃反运动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2、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知识份子之口甚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份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份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无价的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4、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注：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免受恐惧自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21重读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为女儿，仍然为他骄傲自豪。父亲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强调，使他无愧于极少数的先知先觉. 哭着出世时父亲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号我哭着出世时，父亲已经在七个星期前被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劳改。等在海淀医院产床边的，不是父亲的双臂，而是那顶紧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几乎失去工作、行乞街头.几个月后，母亲在漫天大雪中抱着繈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踏上长达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万右派中，除了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一百五十万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个孩子计算，全国也有一百五十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亲受迫害，我们跟着倒楣。他们是冤枉的，是专制制度、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可能某些话冒犯了官方定调，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领导同事，甚至仅仅是某个亲朋好友邻居告密揭发，就被定为政治贱民。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体心灵迫害，种种凌辱和磨难给我留下终身难愈的创伤。我们在上学、就业、提职、分房、找对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议的歧视，被贬低为社会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关爱呵护.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刚刚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残忍，远未成熟就必须面对连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血雨腥风.如果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是野蛮的，一个不保护孩子的社会就是加倍地野蛮，那么，一个非但不保护孩子、反而还迫害孩子的社会，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难 毕竟父亲当右派是他选择爱国的结果。可我对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么选择，有什么选择呢？没有！一百五十万小右派，我们别无选择地出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无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含屈忍辱咬牙活着。 幼稚园阿姨是成年人，她们的职责是照顾好孩子们。文革初期，这些阿姨却歧视和虐待带有政治贱民标记的孩子。她们每天把三岁的弟弟往墙角的小马桶一放了事，不许别的孩子和小右派玩。从此，弟弟变得沉默寡言。 几年后，一位经常来家里做客的医生问，“巫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不在意。因为我是医生，或许我能帮上忙。”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就问。周医生，怎么突然这么客气？”父亲说. “我想知道，”周医生还是吞吞吐吐地问，“你的小儿子，嗯，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先天的很难治，后天的我可能有办法。” 在政治歧视的环境下，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沉默盲从说谎，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不当一个专制政府的驯服工具，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份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九岁时，目睹父亲在台上挂大牌子挨斗，我在台下簌簌发抖。一个多年经常来我们家，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张定鑫看见了。他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毛毛，这里不好玩，跟我来。”22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给我糖吃，跟我玩“争上游”扑克牌游戏，然后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仅是我娇弱的身体，更是我稚嫩的心灵.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万小右派，又何尝不曾被强大的专制制度凌辱。 在学校里，我背诵革命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每天上学放学，我不能和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从学校大门进出。如果红小兵发现我，他们轻则辱骂嘲讽吐唾沫，重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我只能从学校围墙上挖一个狗洞进出，还给它取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月亮门. 一个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与此同时，父母亲都被关进了牛棚，成了比狗还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岁时，爸爸还关在牛棚，妈妈带着哥哥弟弟下放到农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个房间里自己过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烧昏迷。等到我被偶然发现，已经病危。因为父母不在，别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进医院。 医生说，“没救，通知家属办后事。” 我独自面对死亡，平静安详地告诉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经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死就死吧。”这种本应是饱经沧桑后才能说出的话，该是出自十岁孩子的口吗？ 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独占话语权来伪造历史，通过强制灌输来制造遗忘，制造为我所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空白，使那些死于暴政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国人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历史原地踏步，恶性循环.再过五十年，别说当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们也都将作古。如果幸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来为历史存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道歉赔偿了，对那些风烛残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幸存者，对那几十万、上百万逝去的冤魂，有什么意义？对那些失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补？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幸运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当初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要活在过去，而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瞭解真实的历史，为了汲取教训、争取民主自由的未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喜欢把祖国比作父亲或母亲.但甚么样的祖国，甚么样的社会，甚么样的政府，甚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五十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五十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 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用什么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六月二十二日加州家中（此文为在洛杉矶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摘要）23三个西南服务团战友的遭遇（节选自《战友》）彭精一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结束后精简机构时，我被精简到南岸区鸡冠石小学当了一名教师，离开了宣传部，离开了西南服务团的战友。教师工作是繁忙的、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和学生个别交谈，对家长进行访问……常常忙得不亦乐乎，难得见到西南服务团的战友。直到有一年被调到重庆四中工作的时候，我和西南服务团三位战友，才有一段短暂的交往。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调到重庆四中教语文当班主任。重庆四中位于南岸黄桷垭群山之中，与风景秀丽的南山毗连。学校有不少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教学经验一流的教师，培养过不少成绩优秀学生，是一所名闻遐迩的名校。我到四中不久，恰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闭幕后，公布了一些重大政策。于是，教师们在繁忙工作之余，常常三五成群地议论落实政策的问题。这时，我才知道，重庆四中在“反右”运动中有三位西南服务团的战友被打成“右派”，他们是刘贝子、沙青和董延安。刘贝子原来是重庆四中的校长，因为工作出色，在北京开会时，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不但当不成校长，也不能当教师，被迫留在校内监督劳动改造，每天给花园苗圃锄草施肥，给操场院坝打扫清洁，给厕所餐厅冲洗拖抹，给校办工厂担挑抬扛。刘贝子被监督劳动时，我见他神态平静，表情安详，没有垂头丧气的心态；平反后官复原职也亦如往昔。落实政策后，刘贝子在重庆四中又当了几年校长，才按照政策办了离休。不知何故，离休不久，刘贝子疾病缠身，卧床不起，没坚持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刘贝子病重期间，我们十几位在南岸区教育工作岗位上的西南服务团的战友，曾专程去了一趟黄桷垭看望他，并在他的病房里拍下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曾在南岸区教委收发室门前的公布栏内展览了一段时间。至于战友们保留的合影，至今仍各自收藏着。沙青被打成右派后，没有像刘贝子那样留在学校，而是送到江津农村一个生产队监督劳动。在江津，沙青与当地一位女青年结婚，生育了儿女。平反后，沙青带着妻子儿女回到重庆四中，恢复了教师工作，教书育人，重新走上讲台。不过和刘贝子一样，沙青也无怨无悔地工作了几年，因病离开了人世。我是在重庆四中工作时才认识刘贝子和沙青的，董延安却不同。重庆解放后，西南服务团到达重庆，我和董延安在市委宣传部同事两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我离开宣传部。董延安何时离开宣传部的，我不清楚，只听到教师议论，他曾在四中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并且送回老家监督劳动改造。然而，当刘贝子和沙青都落实了政策，平了反，重新回到四中工作时，董延安却杳无音信，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事后，从董延安的追述中，我才弄明白其中缘由。当年，董延安被打成“右派”后，重庆四中派专人将他送回老家，交给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董延安的老家是江西农村还是湖北农村，我已无法肯定，只知道他和老家的“五类”分子一道，老老实实参加劳动接受监督十来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如火如荼燃烧的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正揪斗牛鬼蛇神批判走资派。有一天，春光明媚，正是农村播种插秧的季节，董延安挽起裤腿，一双赤脚，和社员一道在水田里劳动。忽然，一位过路的年轻文化人走近水田把董延安喊上岸，悄悄告诉他：24“快跑，他们要斗争你。”他们是谁，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董延安没有打听，没有追问，慌慌忙忙爬上田坎，赤着脚向村外跑去，没有回头，永远永远离开了他的老家，一去不返。董延安一双赤脚，身无分文逃到武汉，找不到安身之所，只好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有一次，他们流浪到武汉长江大桥上时，董延安见到镌刻在桥头毛主席的词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不知哪来的勇气，他鼓动流浪汉们说：“走，我们去吃武昌鱼。”董延安的鼓动立即得到又饥又饿的流浪汉们响应，前呼后拥地走进一家规模不小的餐馆，围坐在餐桌旁，齐声吆喝要吃武昌鱼。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餐馆都是国营的。国营餐馆的负责人见到如此多的流浪汉如此嚣张，一边假心假意地接待，一边悄悄地给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不难推测，很快，董延安和流浪汉们被警察带走了，审问之后送进收容所。在收容所里，经过无数的审问，董延安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包括参加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和重庆市委宣传部工作等经历。收容所的负责人无计可施，只好征得董延安的同意，把他安置在武汉郊区农村一个生产队里。董延安在武汉郊区农村生产队里，每天和社员一起下田上山参加劳动，不受监督，日子倒过得平静安详；有空时，还可以读读书看看报。有一天，他从报上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报道，惊喜万分。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董延安立即向生产队向各级领导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份和遭遇。大势所趋，各级领导也毫不迟疑地给他办好相关手续，让董延安从武汉乘船经宜昌过三峡，回到重庆，迈上新的人生之路。回到重庆，董延安先去市委宣传部。因为是在四中打成右派的，宣传部没有收留他，叫他回四中。董延安当然无话可说，乖乖地乘车到了南岸，爬上黄桷垭，回到四中。寻找多日杳无音信的董延安终于自己回来了，四中当然松了一口气，立即将他在一栋小楼房的一个房间里安顿下来。董延安回到四中的当天，我就听说了，只不知道他人在哪里。直到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夹着教材和备课本往教室走，途经那栋小楼房时，才见到董延安独自一人坐在楼房大门前的门坎上，静静地观望过路的教师和学生。从外表看，董延安仍是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一身蓝布中山装，与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没有观望，我几步走过去，叫了一声：“董延安。”听到有人呼唤，董延安立即站立起来，紧紧凝视着；停留片刻，惊愕地望着我，问道：“你怎么也在这里？”上课铃声响了，简要交谈几句后，我向教室走去。从此，我们经常见面，特别是后来同在语文教研组，除了谈工作以外，免不了吐露各自的人生旅程。本文记叙的董延安的遭遇，我就是那段时间从他嘴里听来的。在小楼房里，董延安居住了几周，交代当年被送回老家、流浪武汉和居住武汉郊区农村生产队里的经历，让领导调查核实。老家和生产队的经历当然可以核实，但调查武汉那段流浪生涯谈何容易。拖延了几周时间，领导也感到为难，放弃了调查核实，给董延安落实了政策。政策落实了，“右派”帽子摘掉了，董延安恢复了“反右”前的教师待遇，教一个班的语文课，发了工资，分了住房，平平安安过了几年。离休后，在西南服务团战友赵观贞的帮助下，他还在渝州大学干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不过，就在这时，董延安发现自己的胸前有一25硬块，疼痛不止，经医生诊断为癌症，住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董延安一生未娶，没有留下后人。董延安的遗体是在南岸四公里火葬场火化的，我和四中十几位教师一起参加了葬礼。当遗体被火葬场的工人推向焚尸炉时，想到在宣传部同事的岁月，我控制不住泪如泉涌。此时，我身边还有一位中年女同志，也是泪流满面。她不是别人，是董延安的学生，是“反右”前董延安在四中教过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师生情感深厚，一直延续到董延安被打成右派送回老家为止。此后，女学生当然参加了工作，结了婚，生育了儿女。这次董延安重回重庆后，我亲眼见到过女学生多次到四中看望董延安。（摘自作者《战友》一文。题目是本刊另拟的）“出洞”两天多，灾难二十年曾国一作者简介：曾国一，男，1931年出生于曾氏世家（第79代孙；曾国藩是第70代孙）。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进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1957年在校被打成右派分子，1961年被判劳动教养，1963年遣返原籍四川省自贡市……现居自贡。在《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前三天，亦即下令“收网”的前夕。我被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孟汀“引出洞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极右分子”。由此而踏入了这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最底层，两次入狱，九死一生，尝尽了这人间苦难。二十年啊二十年！！最最美好灿烂的人生二十年啊！！1957年6月5日下午，陈孟汀（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派驻沙坪坝工作组组长）到学校来作报告。任何人不能缺席。班长周鸣旦把宿舍里的每个人都赶了去。我没法逃脱，去了那当时权作“礼堂”的大食堂，八个人围坐一桌，去享受台上陈部长的侃侃而谈。陈部长那三寸不烂之舌，真会“煽风点火”。他一再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提到林希翎时他说：“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女同学，真是一代新人！”我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被他点燃得有点蠢蠢欲动……陈孟汀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是“张文澄（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反党集团”的“骨干”……。听过报告之后。为了响应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情不能平静。这时候数学科正准备全体集会联合签名请愿，请求延长学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学科学生的心愿，也是全校学生的心愿。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大字报，连标点符号只有二十个字：“要求学生会领导全校同学请求进行学制改革！”此大字报于当天晚饭前贴在大食堂外边。谁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半小时里，晚饭后一眨眼之间，百十章响应、支持的大字报雪片般贴满大食堂外边。以后陈孟汀称我这篇大字报掀起了全校的“大鸣大放高潮”。为什么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呢？当时调干学生很多，大多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不能容忍。渴望改变现状。而这种不满的心情久已经闷积于心无处发泄，这么一篇大字报道出了心声，激起了同感，有如导火线一点就着！故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此意想不到的快速剧烈反应之中，“刺激'我立即写了一篇《矛头指向哪里？》的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从苏联去“先搬后化，全盘苏化”是教条主义；全校广大学生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官僚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改正的具体行动是形式主义。“矛头”应该指向教条主义、指向官僚主义、指向形式主义……当时上面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而我这篇文章正是针对提出来的这样三方面的内容去“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有理论有事实有煽动性。当天26晚上我这篇文章在校广播站连续广播，引起了陈孟汀的注意。此文以后被称为是“反党集团的纲领”。当时钱伟长也因为“反对硬搬苏联那些不值得学的东西”而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当时的口号是“一边倒”，宣扬苏联一切都好，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不，就是反苏,反苏等同予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罪过就大了……第二天，在我们的“督促之下”，学生会主席王文哲（以后担任过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召集了一个“兴趣者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与会者四、五十人都要求王文哲兼任组长，王文哲不干，指定学生会文娱部长钟文江为组长，我被大家推举为副组长。“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宣传联络组、后勤组……每个小班都有联络员，网络遍及校内外。参加各个小组工作的大多是久经操练的调干学生。有的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钟文江任过泸州市的区长，邓镇河任过中共县委秘书……）而且在过去机关工作中训练有素，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学制改革”满怀热情、忠心耿耿、一个个废寝忘食，能量极大。把校广播室作为了“学制改革”的宣传鼓动阵地，许多写手，白天、夜晚大广播里都是鼓吹“学制改革”的文章，“学制改革”立即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关注这件事，一时成为了全校的热点。领导小组开会决定：以领导小组名义召开大会。大家推举我在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许多教师围绕“学制改革”发表演讲、献计献策、情绪高昂,非常非常的热烈……会上通过成立“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大会快要结束时候，受学校党组织指使的几个学生跳上台来呼喊斥责我们“反党”……在全校大多数都热烈关注“学制改革”之际,竟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唱对台戏斥责我们反党!当然我敏感到情势不妙。我估计他们背后一定有硬的后台指使。午饭之后我紧急召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十多人（大多是“调干学生”）开会。我提出味道不对，必须立即停止“小组”的一切活动，退出“小组”，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声明退出“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并提出从此以后“小组”的一切活动都与我们无关……十多个人都签名，然后在校广播站广播了几次。从贴出那张二十个字的大字报到发表“公开声明”，一共也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公开声明”弄出去之后，陈孟汀部长却一再要“召见”我，我避而不见，钟文江也躲了……第二天，陈部长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上陈部长说：“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有成绩的，因为掀起了全校的“鸣放”高潮。打破了自“鸣放”以来的沉默局面。看来小组还是“有水平”的。只是有些提法上还可以商榷。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有正义就有非正义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正当的。当然，这是缺点而已，无伤大雅……希望“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工作，再一次掀起“鸣放”高潮！……这位陈部长依然很有煽动性，但我已经敏感到了“风向”在转，觉得自己已经上当，赶快缩脚，坚决“洗手不干”了。却偏偏还有一伙“不醒事”者,李万元、钟家原等人又去掀起“第二次鸣放高潮”，当然只不过是再次被引出洞来的“牛鬼蛇神”而已……我既已“出洞”，便再无有退路了！我采取的“紧急退却”果断措施。完全无济于事。已经被当局紧紧揪着不放，脚已经无法缩回来了……下一步便进而成为了重庆师专反右斗争运动中的重点。“出洞”两天多竟换来了灾难二十年！！！……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反右斗争”便随之展开。然而此时对于是否在大学生中进行反“右派”斗争。上头还没有发话，下面也不得擅自行动……因为在“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召集重庆市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开会交底说：“这一回主要是想看看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有些什么不满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对党有什么不满的？所以没你们什么事（有叫大家“知趣”、“识相”的“先打招呼”的意思）……”殊不知不听招呼的大学生竟也要凑热闹，也要关心政治，而且不醒事地闹得不亦乐乎……于是不久说了一句：“大学生中也有右派分27子。”学校得此“上方宝剑”，立即忙不迭地行动起来。组织了几十个人，收集整理了二十多页一份材料，名之曰：“关于学制改革小组的活动情况”，并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讨论中许多人反对，斥问当局：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哪一点反党？”就这些材料“凭什么说反党？”我自己当然更不认为我干了什么反党的事情。这不明明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么。怎么会说是反党呢？此份材料尽管观点不同然而事实俱在。材料把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说都记录在案。而在此材料中，确实找不出一言、一字、一行、一动能够称得上是反党的，有感于此，既是“官方”的“证据”且尚有某种“客观性”存在，我便把这份材料“偷”了两份收藏起来，保存了二十多年，一直到邓小平、胡耀邦来“挖”我们出“坑”的时候，这份“证据”都还在我手中……以后学校当局下令全部收回去，因为材料内容不能把我们打成反党，于是把它全部烧掉了。因此我偷藏起来的那两份便成为这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文件”了！反右派斗争很快在各地展开，学校当局立即重新另搞了一份关于我的个人材料，发放给全校讨论。这份材料当然上纲上线，因为不无限上纲是无法把这个“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打成反党集团的。当然也就打不出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来了。这份材料发给全校反复讨论，而且同时首先向我集中“开炮”。大会、小会向我斗争。我当然据理反驳，岿然不动。第一次全校斗争我的大会竟邀请了重庆市各个大学派代表前来参加。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我家里有那么多的“杀，关，管对象”（被镇压、关押、管制的“专政对象”）——就凭“出身”这一点，此以后相继在全国就打出了不少没有“言论”的“哑巴右派分子”。学校当局把我内定为反党集团，作为重庆市的大学生中的重点斗争对象。对于我的那斗争会真是声势浩大。口号声震天。我都是干这行的行家，我主持过的斗争会，大至万人，我站在那台上，谈笑风生，视若无物，绝对的对着干！！实实在在的冥顽不灵……“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一个个相继被斗争，以后凡参与了的，以及支持、同情过这一活动的，都跑不脱。无论教师、学生，都以此“划线”，一时成了重庆师专的反右派“标准”。但是什么是右派？于全国而言，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行其是。“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在全国已经把几十万右派分子打出来之后，才“马后炮”地制订出来，反右派运动已到尾声才下发给全国的。可见其滑稽程度了。没有标准打出了五十万右派分子（现有资料认为是一百三十多万），上头规定打右派分子要完成百分之一、二、三的任务。之类任务当然都得超额完成，至少要打出个百分之三以上。而大多单位都打出了近百分之十！！所以最先说，全国大概有四百名右派分子，很快变成了两、三千名右派分子，以后飞涨成几万，一直膨胀到五十万，一百多万。可见其随意性之大……1957年8月1日《重庆日报》以很大版面刊登了“曾、钟反党小集团”的材料，不久《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有报道。于是“反党集团”之说似乎成了“铁案”……我知道绝对不会斗一斗就了事的，其实那时候对于右派分子到底如何“打整”，上头没有发话，下面自然也就不知怎么办……1957年8月我还从重庆回自贡市去住了一个月，因为那时候老娘已经提前三年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自感对于未来的岁月难以预料，赶快去看看老娘，此次“自由行动”之后，一切的行动自由在以后好多年间都被剥夺了……不过那时候还不知道以后的右派分子会遭到那样严酷的专政！会有那么恐怖的命运！会被整得那样惨！……我们被打出来之后，依然在学校里继续上课。怎么处理要等待上面发话……最后钟文江被处以“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一类处分，受到此一类处分的还有马列主义课的教师任达远，因为他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我则因“在机关一直表现较好”等理由给以从轻处理，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二类处分。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说是上头的决定，在每个高等学校里，都要留下一、二个右派分子作为“样板”，去当“反面教员”，在后来者中去起“警示作用”。颇有点像动物园把猛兽关在笼子里面去供人参观同时吓唬胆小鬼一个样。据说最高发话：“把林希翎给人民大学留下来作反面教员”。又据说，重庆师28专当局认为我也还可以当个“反面教员”……后来，又据说，这种做法被认为似乎吓唬不了谁，说不定这些“反面教员”又臭又硬蜕变成了“正面教员”，适得其反，弄巧反拙……1958年春，受“二类处理”的十多个右派被遣送到重庆九龙坡区茄子溪农村去“劳动察看”。不久，各地建立起“集训大队”，我们那二十多个人里李宗林是教师，调到“集训大队”去当队长。任景光原是学校的团委干部，调到“集训大队”去搞伙食。而我呢，“反党集团”头子，调到“集训大队”成了唯一的“加速改造对象”，只有我一个人“升级”了……（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末代贵族追思录》系列之三《右派生涯》）说一说十五元生活费与一元五角粮贴李宁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已从“弱冠”到了“而立”之年。“弱冠”刚过，一个工人当上了干部，当干部就是参加了革命，颇有“春风得意”之感。然而在“而立”之年却是痛不欲生！在革命队伍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在官场中）感到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东西与宣传的不一样，心存狐疑。1957年毛泽东共产党发动全民整风运动，宣称是要使其党“马列”水平提高一步，以便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各级共产党组织召开各种座谈会之类的形式，动员鸣放提意见“整风”。全国报刊刊登各种“整风”言论，有很多针砭时弊的好意见。我当时是在市总工会所属的第一机械工会工作。第一机械工会也于是年夏初召开“整风”会。在会上我听了别人的发言，综合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从帮党“整风”出发，在会议将结束时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供“整风”参考。肺腑之言，耿耿忠心。可是却不知怎的，被划成“极右派”，跌进了陷阱深渊。真是云里雾里，瞬间由干部演化成了“阶级敌人”，比戏里“变脸”还要快。使人感到掌权者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威力。进而被贬谪到长寿湖农场作苦役改造。不知凭什么法律法规把工资降成生活费，每月五十七元降为十五元。天哪！这叫人怎么活？除妻儿外，老母胞弟靠我养活。奈何，奈何！到农场后，见其他单位的“同类项”每月生活费是十八元，我申诉请求，自然以毫无结果而告终。好在没有给我再加上不“服罪”的罪名，加重惩处。我实在无法，下农场后只好把十五元的生活费每月寄五元回去，聊表寸心。那时妻子每月只有三十来元工资，拖着孩子，加上政治上的压力实在无法过，最后离婚了事。寄回去的五元钱，犹如杯水车薪。老母为了生存被逼得去给人当保姆作佣人，但也难以维持她和弟弟的最低生活。我在市工会住的是公房，贬谪下农场后，房租自然无钱缴纳，最后被撵出。在那种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年月里，一切物质紧缺，又无经济，弟弟成了饿殍，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蓬头垢面，悲惨凄凉！在农场的我也是万分的穷困艰难。1961年弟弟初中读完，无依无靠，东游西荡，幸得增芬贤侄女指引，到南桐煤矿工作，才有寄口之处，免去了饥饿而殁之灾。老母年迈，在重庆给人当佣人都无人要了，只有来我“改造圣地”长寿湖。每月15元生活费母子两人怎么过啊？幸得简队长照顾去宰猪草，能有几元收入，勉强够买饭票，其他就别奢望了。1962年秋，在各路右派到同兴岛集中时，不知怎么，我的生活费陡升了一倍即三十元。这是不是因为物价上涨或是掌权者“感化敌人”的一种策略，不得而知。当时粮价上涨，实行粮食补贴，每户月补二元五角，单身人补一元五角。而我每月只有光秃秃的三十元，不给粮贴。我不甘心，向原单位写信，要求发给，当时我真有点“狗胆包29天”。记不清过了多久，终于发给我粮贴，但只有一元五角，明明我和母亲是一户，却只按单身人发。每月又少给一元，那时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米，一元钱对我是多么有价值啊！但是，我又能怎样？只好自我调侃：在工资上每月为国家节省了四十二元，现在又省粮贴一元，本人每月为国家节省四十三元多。二十多年来，总计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省了一万多元开支。本人在“劳改”中出了苦力而又省了活命钱，可以说，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无愧于“国”。 2008年10月3日杂记 陈 英20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场服劳役的人，尽管生活压肩、生活枯涩、精神压力尤大，但他们毕竟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现，要表现就要说话，任你再严厉也休想钳制得了他们。——统一思想！蠢话，谁能统一思想？汪精卫昔日曾发表统一思想的言论，当即被罗隆基批驳得体无完肤。斯大林也想统一思想，为此整死的革命者不计其数，据说比所有沙皇杀害的革命者的总和还要多。结果不但没有统一思想，反倒酿成亡党亡国的悲剧。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思想是无法统一的吗？所以，不管环境有多恶劣，“右派”们还是要说话、要议论。而且，他们议论得出的结论，事后一一被证实是何等的正确、何等的准确。如：右派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彻底解决，等等。只有一个问题拖了几十年没有解决，就是鲁迅如果长寿，1957年也会被打成右派。这个问题在议论的时侯意见小有分歧。有人说鲁迅是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要是把鲁迅打成右派，毛泽东何以自圆其说。有人则认为这是腐儒之见，毛泽东虽然高度评价了鲁迅，他还说过鲁迅是一等圣人呢，但他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鲁迅，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打击排挤时，冯雪峰告诉他，鲁迅反对王明的做法，于是感到自己的心和鲁迅相通。其实，中共了解鲁迅的惟有瞿秋白一人，鲁迅也把瞿秋白看做自己的知己，曾书写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么瞿秋白是怎样评价鲁迅的呢？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读了全文连载《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套五册，经过深刻思考，在1907年写下了《文化偏至论》这篇思想力作，瞿秋白对这篇文章和《摩罗诗力说》等几篇鲁迅早期著作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革命意义”。瞿秋白考察鲁迅毕生奋斗，都没有离开过为求得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做人的尊严，试问，鲁迅的这一核心思想，能为毛泽东所容吗？解放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自由是被批判和斗争的对象，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早已受到批判，说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那么，到了反右斗争的时候，鲁迅焉能避免被打成右派的厄运？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根据来证明它的正确性，而今终于找到了，鲁迅的爱子周海婴先生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有一段记载：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30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问题，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资料】 有关重庆右派的一组数字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刘文权，在他怀念其妻尹佑学的文章《老伴情》中，披露了有关重庆“右派”的一组数字。他老伴于1978年9月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调市纪委，任纪委审理处副处长。在她一个笔记本上记有：全市共划右派10905人，改正10887人，未改18人；符合安置工作的4238人，已经安置3913人，退职退休未安置325人。《老伴情》原发表于2008年1月27日《重庆日报》，同时发表于重庆市《老同志生活》杂志。（详见刘文权自选文集《学与思》，重庆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重庆部分右派名录【说明】这是一个极不完备的名录，是从网络上传播的全国右派名录中，将其中重庆市的右派摘取出来，并根据一些零星资料，作了少量的补充。与当年重庆划了一万多右派相比（见本期登载的资料：《有关重庆右派的一组数字》），显然缺失很多很多。辑录者所搜集、查找的有关资料（如人名，单位名称等）都可能存在错讹。也有的是反右运动后期“审干”、“清洗”的受难者。即令如此，成千上万的反右斗争受难者，今天还幸存者已不多了，至少应该把受难者的姓名尽可能的记录下来，这也是记录历史，是对受难者的尊重。我们登载这个名录，仅仅是开始。希望各方知情者提供缺失的难友姓名、单位或线索，或纠正错讹，争取把这件事一步步做好。为了方便检索，我们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以及按工作单位排列，分别整理出一份名单附后：重庆部分右派名录（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白永康 ·教育系统·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包万江 ·教育系统·重庆市煤矿学校蔡素心 ·教育系统·江北区唐家沱小学蔡容 ·教育系统·重庆市水利学校蔡寿田 ·教育系统·重庆市石油学校蔡小平 ·教育系统·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蔡炎 ·文化系统·重庆市文工团曹慕樊 ·教育系统·西南师范学院曹岳霖 ·文化系统·重庆日报社曹遂志 ·文化系统·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曹贞干 ·市属系统·共青团重庆市委岑学恭 ·文化系统·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常承道 ·教育系统·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常青 ·教育系统·重庆市第三十二中学常素珍 ·工商业系统·中铁二局蔡治奎 ·市属系统·重庆市体委车声 ·教育系统·重庆市解放碑中学车玉生·医卫系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车智良·教育系统·西南师范学院沉世宜 ·教育系统·西南师范学院陈本华 ·市属系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陈本礼 ·教育系统·西南师范学院陈伯秋 ·工商业系统·重庆空压机器厂陈昌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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