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叢書-紀實卷3-陳奉孝：夢斷末名湖 |
| | 1
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往事微痕叢書
主編·黃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2
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三
夢斷未名湖
——二十二年勞改生涯記實
陳奉孝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3
主編的話
200 7年7月，北京謝韜動議，盧玉支持，鐵流諸右派老人創辦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兩期，每期十餘萬字，迄已出版了近40期，為1957年遭整肅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個內部交流的園地。全國倖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歡迎和愛護這份刊物，紛紛來稿。這些稿子，有許多是右派老人五十餘年間遭際、生活、思想的記錄，是自傳性的紀實文字，是對1957年“整風運動”與“反右鬥爭”教訓的總結、評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淚，使塵封的歷史最現。在大量來稿中有不少數十萬言的長篇，《往事微痕》期刊難以全部容納。
2009年11月，鐵流決定創辦《往事微痕叢書》，將這些數十萬言的紀實巨著，整理編輯成叢書形式留之後世，委託我主編。此乃善舉，非獨於為國家民族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為歷史存真備忘。區區學識淺薄，難當大任，然義不容辭，勉為其難，承此重責。擬分為：紀實卷、研討卷、詩歌卷、小說卷、劇本卷、散文卷、參閱卷七大部分，以紀實卷、研討卷為主。編輯原則唯以“存真”二字為圭臬，疏漏不當不妥處，謹請指謬，以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三》是陳奉孝專輯：《夢斷未名湖——二十二年勞改生涯記實》，22萬字。
陳奉孝，山東濰坊人，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7年北大“5·19”風雲中寫大字報提出取消黨委負責制諸政治主張，繼而組織“百花學社”、出版刊物《廣場》，遂遭右派之禍，更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首犯，判刑15年，刑滿強迫留場7年。陳奉孝在勞改期間
4
因為一直不認罪，受過吊打、老虎凳、陪斃、與死人睡覺等各種酷刑折磨，12次從死神手中逃生。1979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年右派獲改正，是全國大學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後一人。2007年陳積極參與右派上書維權活動。現居山東濰坊。
緹騎逮將去，夢斷未名湖。廿二年煉獄，百八塊鐵骨。丹心忠國家，奉孝向父母。手寫《廣場》闊，魂畫自由符。山東出右俠，齊魯一真儒。
2009年12月9日於馬德里
5
自序
我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被捕的，依“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刑滿釋放。名義上“釋放”，但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強迫留場，繼續改造。對外講，這些刑滿釋放留場就業人員叫“就業農工”，但就業人員卻給自己起了另外一個“雅號”，叫做“二勞改”。管教人員在公開場合一般不這樣稱呼我們，但他們私下談話或者當他們訓斥某個就業人員時，卻經常把“臭二勞改”掛在嘴邊。從“二勞改”這個“雅號”我想人們不難理解勞改就業人員的處境是怎樣的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十五號文件”公布以後，對錯劃“右派”開始改正，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的犯人也開始平反，但這樣的消息在勞改隊和刑滿就業人員隊伍里是被嚴格封鎖的。我的一個在山東省統計局工作的姐姐，從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九月，前後給我寫了十幾封信，告訴我這一消息，但我一封也沒有收到。就業人員來往的信件必須經管教人員檢查後才能收到或發出，若來信中有“不利於就業人員的改造”的內容或寄出的信中有泄露就業人員隊伍內部情況的內容，則一律不能收到或發出。但按照就業人員的管理條
6
例，就業人員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親假，當然，真正能享受到這一待遇的只有那些所謂“積極靠攏政府”並且探親回來後能給管教幹部帶來禮物的人。
有一位家住北京市的就業人員獲准回家探親，回來後把關於“右派”改正、平反的消息告訴了我，他還帶回來一張刊有這方面內容的報紙給了我。我拿着這張報紙就去找了管教幹部常指導員。我說：“報告常指導員，我要請假回家探親！”他說：“你又沒有父母、老婆孩子，探什麼親！？”我說：“我要回北大要求右派問題改正、平反！”他嘿嘿冷笑兩聲：“你還想平反？！好罷，你先回去，我們研究一下答覆你！”
當天晚上就召開了全中隊二百多就業人員的大會。常指導員在大會上說：“今晚開會沒有別事，陳奉孝要求請假回北大平反。陳奉孝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是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右派頭頭，又是”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的首犯，在出國叛逃時被當場抓獲，在勞改、就業期間，一貫不認罪、不服法，頂撞幹部，抗拒改造，這樣的人還想平反，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忘了你是幹什麼吃的了！”我一聽這話，火立刻就頂到了腦門上。我馬上站起來說：“報告常指導員！根據就業人員的管理條理，每個就業人員都享有二年一次探親假的權利，我就業七年以來，一次也沒有享受過探親假。右派改正、平反是國家的政策，這次我要求請假回北大搞平反，如果我平不了反，那我就趴在鐵軌上讓火車軋死！”我也把話說絕了。他一拍桌子站起來說：“剛才陳奉孝說的話你們大家都聽見了，象他這樣的反改造分子，本來不應該給他假，不過這一次我就破例給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他會不會趴在鐵軌上讓火車軋死！”
第二天一早，他就讓人把我的判決書在黑板報上抄了出來。在他看來象我這樣“罪行嚴重”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平反的，不論我平不了反，灰溜溜地回來，或者真的趴在鐵軌
7
上讓火車軋死，他都可以以此作為一個典型來“教育”其他就業人員。說實在話，究竟能不能平反，我心裡並沒有底。不過粉碎“四人幫”後，我已預感到中國將要發生重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國家今後仍然繼續執行毛澤東在世時的那條極左路線，我平不了反的話，我也就不想活了。二十二年的折磨和屈辱，十多次被死神召喚，我總算僥倖活下來了，如果“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繼續壓在我頭上，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子，再連狗也不如的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當時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實政策的“右派”同學們的意料，我到北大後十九天“反革命”問題就平了反，而且平的特別徹底。我的平反裁定書內容共有三條：
一.撤消原判；
二.宣告無罪；
三.工齡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
此外沒留一個字的尾巴。當時不少“右派”同學的平反裁定書上都留了一條長長的尾巴，因此大家議論，即使我的問題能平反，在平反裁定書上恐怕也要留下比別人更長的尾巴，因為我當年犯的“錯誤”比別的同學要嚴重的多。從裁定書上看，一個字的尾巴也沒有留，乾淨利索。為什麼？我不解，大家也不解。
不管它那些，我拿到平反裁定書第二天就起程返回了農場。我匆匆忙忙回去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我要立即把戶口遷出來，以免時間久了，夜長夢多。要知道，剛開始搞平反，勞改隊的幹部的牴觸情緒是很大的。由於多年來共產黨的政策朝令夕改，一般老百姓都擔心，今天搞平反，明天還不知道怎麼樣。第二，我要回去教訓一下姓常的，你不是當眾說我不可能平反嗎？我不但平了，而且平的徹底。可是當我回到農場時，姓常的躲起來了。
8
為遷戶口，我在農場一共住了三天，一直沒有見到他，可黑板報上抄的我的判決書，雖經日曬雨淋，卻仍然依稀可見。
我拿着戶口返回北大，等待“右派”問題改正，可是一直等到一九八零年七月，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也沒有改正下來。當年凡是“右派”後來升級為“反革命”的，都是“右派”問題先改正，然後“反革命”問題再平反，而我卻恰恰相反，“反革命”問題首先得到了徹底平反，“右派”改正問題卻遲遲解決不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定的調子是反右是“正確”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既然反右是正確的，當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否則就不能說明反“右”運動的“正確性”。當年大學生中，“向黨發起猖狂進攻”的風源是北大，北大應該留下幾個“右派”不予改正。可是北大學生中的“右派”基本上都改正了，就連赫赫有名的譚天榮、龍英華、張元勛等人都改正了，那麼留誰呢？數來數去恐怕就只能留我了。當時我的名氣雖然沒有上述三人大，但我的問題的性質卻是比較“嚴重”的，因為我一直是在北大“右派學生”中間搞組織活動的。
我想留在北大。當時在北大流傳着法律系王鐵崖老教授的一句話：“寧要一個改正右派，不要五個工農兵大學生（因為當年的工農兵大學生都是因為政治條件好被保送的，有的甚至連初中水平都達不到）”。系裡也有這個意思。可是我必須回內蒙取回我的落實政策的指標，因為根據“五十五號文件”的規定，“右派”改正、平反後，應由本人現所在地的縣（區）級人民政府協同統戰部門負責安置。烏蘭農場屬內蒙扎賚特旗管轄，我的落實政策指標在扎賚特旗，我必須回扎賚特旗將我的指標取回來，才能在北大留下。我實在等不下去了，八零年七月，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就給我開了一個既不是改正裁定，也不是證明之類的書面東西，內容是：“陳奉孝同學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確有反黨、反社
9
會主義的錯誤言行，但鑑於他當時年青，又經過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轉變，建議陳奉孝的右派問題給予改正。”並補發了畢業證。我就拿着這樣一個不三不四的東西回了扎賚特旗，想取回我的落實政策指標，想不到這可難了。這倒不是因為我拿的這個東西寫的不好，而是因為邊疆缺人才。扎賚特旗統戰部長得寶（蒙族）對我說：“老陳啊，您不能走，我們這裡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方，粉碎四人幫後急需人才，您是北大畢業的，應該留在這裡為扎旗作點貢獻。”他的態度非常誠懇。我不干，可他說什麼也不把指標給我。就在這時，扎旗教育局長李仁興（漢人）找到我，首先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張淑敏。她原本是北京的一位下放青年，因為北京話講的好，七五年在扎旗二中（蒙族學校）當了教師，她的父親還是北京郵電科學院管後勤的領導。她也辦好了返城的手續，準備回北京。我們認識後，我發現她非常純樸善良，人實在，心眼也好，我很喜歡她。我雖然比她大十四歲，但她對我也很滿意。但她是一名預備黨員，黨員必須服從組織分配。李仁興局長首先做了她的工作，只要她同意先留下，我就走不了拉。就這樣，一半是自由戀愛，一半是拉郎配，我們結了婚。我成了扎賚特旗三中的一名數學教師（扎旗沒有大學）。當時還定了一個“君子協定”：在扎旗貢獻三年後再回北京。我的“右派”問題也就當作已改正處理了，並按照“五十五號文件”的規定，給我補發了二十個月的工資。
婚後第二年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女兒。過去的二十二年，被折磨、受屈辱、沒有半點人的尊嚴，現在終於能夠被當作人來看待了。恢復了人的尊嚴，有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小家庭，我也象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是很容易滿足的。可是時間一久，我感到長期在內蒙呆下去不行，因為扎旗是一個蒙漢混居的地方，人際關係非常複雜，我們兩個在這裡舉目無親，再加上張淑敏又有嚴重的關節炎，內蒙氣候惡劣，我們決定還是回北京去。可是三年後再回北京回不去了，不
10
得已在我原來的一位中學老師晁瑞甫先生的幫助下，於一九八三年調回了我的老家濰坊市。一九八四年我的“右派”問題才得到了改正。
自從我落實政策後，凡是遇到我的同學和朋友，談起我的遭遇，都勸我一定要寫下這段經歷，可是我始終沒有動筆，為什麼呢？第一，我害怕回憶。我不願意再去觸摸自己過去的傷口，再引起心靈上的痛苦；第二，我是學數學的，從未寫過什麼長篇的東西 ，我的文筆不行，怕寫不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怕因為我寫這些東西會給我的老婆孩子帶來麻煩和不幸。說實在話，我並不害怕再次被投入監獄，我有過面對死亡的經歷。我本來早就應該死在勞改隊裡，所以能活着出來，不過是僥倖罷了。我把一切都看開了，包括生與死。我只擔心因為我萬一出了事會傷害到我的妻女和朋友。可朋友們說，現在時代變了，你要寫的是個人的經歷，目的是警示後人，只要不觸犯到現政權，五七年的歷史不會重演了。這次去參加北大百年校慶，不少當年的同學也勸我寫。都說：你的經歷最複雜，經歷的勞改單位也最多，受的磨難也最多，你是從五七年到“文革”結束這二十年有關中國勞改隊的情況留下的一個活檔案。你應該寫下來留給後人，即使目前在國內不能發表，在國外或以後在國內總能發表的。在大家的勸說下，我現在開始寫。我想，等我寫完發表的那一天，妻子也該退休了，女兒也長大成人了，她們能理解我的，如果我真的因此而遭到不幸，她們精神上能承受得了的。
不少人還問過我：“你恨不恨當年那些整你的人？”我說：“我誰也不恨，因為那是一個時代的錯誤。當年整人的人，後來在文革期間被整的更慘，象吳晗是當年反胡風和反右派的急先鋒，在‘文革’時還被整的自殺了呢，他恨誰呢？當年的同學並沒有誰整過我，至於發言批判，那不過是例行公事。那些曾經出賣過我的人，我想也是出於不得已，我恨
11
他們幹什麼呢？至於那些在勞改隊裡折磨過我的人，我只可憐他們的愚昧和無知，不值得恨。”我說這話，許多朋友都可以作證。
願此書的出版能慰慘死在勞改隊裡的顧文選、張錫錕、劉奇弟、賀永增、林召、黃宗羲等同學和任大熊老師以及二十年來被無辜殺害和折磨死的難友們的在天之靈！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目錄
主編的話……………………………………………………4
自序……………………………………………………… 5
1.被捕前後…………………………………………………16
1.1.反右後期，形勢所迫，準備逃跑……………………16
1.2.逃跑、被捕經過………………………………………19
2.草嵐子看守所……………………………………………23
2.1.草嵐子看守所簡介……………………………………23
2.2.草嵐子看守所的審訊方式……………………………27
2.3.前三次提審經過.調入丙監.認識葛佩琦……………31
12
2.4.草嵐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第二次肅反.時間最長的一次提審…………………………………………………38
3.宣判………………………………………………………41
3.1. K字樓.接“起訴書”.所謂的“反革命集團”……41
3.2.宣判………………………………………………… 48
4.北京監獄和通州監獄……………………………………52
4.1.北京監獄“翻譯組”. 認識兩個特殊犯人——王德與孫得高……………………………………………………52
4.2.通州監獄簡介…………………………………………57
4.3.第一次被關小號………………………………………58
4.4.大煉鋼鐵. 撐死的犯人………………………………60
5.監獄、勞改隊的管理方式………………………………61
5.1.對犯人的分類…………………………………………61
5.2.大唱“社會主義好”…………………………………67
5.3.幾個非人所思的“花案”………………………… 69
6.興凱湖勞改農場……………………………………… 74
6.1.建場血淚史………………………………………… 74
6.2.押往興凱湖勞改農場.在密山劇院的一次未遂
逃跑案……………………………………………… 78
6.3.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農場的勞動………………80
6.4.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第一次被關小號……………… 82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風潮中的幾個案例……………… 84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錦泉……………………………… 86
6.7.第一次與死神握手………………………………… 88
6.8.跟死刑犯劉全忠一起關在死刑號里……………… 90
13
7.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興凱湖勞改農場………… 92
7.1.犯人大批被餓死…………………………………… 92
7.2.第一次行兇. 又一次與死神握手. 被關進“三
八”小號…………………………………………… 94
7.3.四分場幾件難忘的事……………………………… 96
7.4.第二次企圖行兇. 第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97
8.六二—六五年的興凱湖勞改農場的黃金時期……… 101
8.1.對“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初步反思………………101
8.2.在勞改隊學習馬、列著作.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產生懷疑……………………… 105
8.3. 一張“黑龍江日報”和林彪的“十六字真言”…112
9.“文革”開始後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的遭遇………… 115
9.1.惡有惡報——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幫……………… 115
9.2.日記事件…………………………………………… 116
10.長水河勞改農場二分場和六分場……………………121
10.1.軍管會主任金參謀的訓話. 我對“文革”發生
的初步思考…………………………………………121
10.2.凶神惡煞黃管教. 一張文革小報引起的風波……124
10.3.“文革”中對犯人的加刑風………………………126
11.長水河勞改農場三分場………………………………130
11.1.三分場“現反隊”……………………………… 130
11.2.一次倒霉的批鬥會…………………………………132
11.3.長水河勞改農場第一大冤案………………………135
11.4.“四挖三查”，在“集訓隊”第五次與死神
親吻…………………………………………………136
11.5.初次接觸下放青年，他們自稱是“三勞改”……143
14
11.6.死神第六次召喚我…………………………………147
12.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151
12.1.由黑龍江押往內蒙…………………………………151
12.2.議論林彪. 第七次僥倖從死神手中逃脫…………152
12.3.脫穀機爆炸案.第八次走近鬼門關……………… 159
12.4.跟吊死鬼睡在一起…………………………………163
12.5.遇到好人相助………………………………………167
12.6.兩個受迫害的案件…………………………………171
12.7.不可思議的奸屍案…………………………………172
12.8.邁出勞改隊大門……………………………………174
13.“文革”中的幾個屈死鬼……………………………176
13.1.陳顯…………………………………………………176
13.2.張敬舜………………………………………………181
13.3.學“毛選”被殺一案………………………………184
14.刑滿釋放——“二勞改”……………………………187
14.1.首次踏入“二勞改”單位——烏蘭農場四中隊…187
14.2.“二勞改”的命運………………………………… 191
14.3.當“二勞改”第一次被毒打……………………… 192
14.4.做了一件好事……………………………………… 194
14.5.龍江縣採石場見聞………………………………… 195
14.6.兩次事故，又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200
15.大興安嶺伐木工.德都縣鳳凰山農場.
上海下放青年………………………………………… 202
15.1.採伐隊的原始勞動. 第十一次死神向我招手…… 202
15.2.烏奴爾見聞.連技術員………………………………206
15
15.3.鳳凰山農場. 第二次接觸下放青年.一個下放女青年黨員………………………………………………… 208
15.4.一件美差事………………………………………… 211
15.5.揭發一件幹部盜竊案,被打擊報復,差點送了命… 213
15.6.毛澤東逝世. 烏奴爾的氣氛.人們的初步覺醒……219
15.7.被攆回農場………………………………………… 222
16.烏蘭農場二中隊……………………………………… 225
16.1.遇到一個有人情味的勞改幹部——李指導員…… 225
16.2.一次人格的考驗…………………………………… 226
16.3.在全體“二勞改”人員大會上公開頂撞幹部…… 231
16.4.黎明前自殺的“右派”張維德…………………… 233
16.5.一種預感——黑暗即將過去……………………… 236
16.6.最後一次拿生命作賭注…………………………… 237
17.“反革命”問題平反………………………………… 240
17.1.二十二年後重回北大. 出人意料的平反裁定書… 240
17.2.賭贏了,昂首挺胸回農場……………………………244
17.3.一件憾事——沒有要回判決書…………………… 249
18.等待“右派”問題改正……………………………… 252
18.1.至死難忘的好人——楊連傑……………………… 252
18.2.被迫害致死的同學和老師………………………… 254
18.3.蕭老的一個比喻.“娘打孩子論”.後繼有人
——西單民主牆…………………………………… 263
19.最後結局……………………………………………… 267
19.1.“右派”問題改正遇到強大阻力………………… 267
19.2.扎賚特旗的挽留. 愛人張淑敏…………………… 268
19.3.“入黨”. 調資. 初識社會……………………… 273
16
19.4.女兒出世. 返回老家. “右派”改正…………… 277
19.5.失落感與自責……………………………………… 285
20.反思…………………………………………………… 287
20.1.對個人的反思……………………………………… 287
20.2.對反右運動的反思………………………………… 294
20.3.對“右派”陣營的分析與再認識………………… 299
20.4.對勞改政策的反思………………………………… 301
20.5.應如何評價毛澤東………………………………… 305
1.被捕前後
1.1. 反右
後期,形勢所迫,準備外逃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我斷定毛澤東號召人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運動恐怕要轉向了。後來各大報紙連篇累牘的發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別是到了七月份，對“右派”的批判變
17
成了圍攻，實際上已剝奪了“右派”的發言權。“右派”陣營迅速土崩瓦解，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紛紛舉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頭認罪”，大會小會作檢查，違心的承認了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扣上了各種各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檢舉揭發，為了自己能過關，不惜出賣朋友。看到這種情況，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本來人們向共產黨提意見是希望它能改正錯誤，發揚民主，並沒有人要求共產黨下台。毛澤東也說過，要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時作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介，有則改之，無則加免”，態度多麼誠懇。可是當人們提的意見稍微激烈一點的時候，他卻違背了自己的諾言，把臉一變，說什麼這是“引蛇出洞”，是“陽謀”，對提意見的人開始大規模的鎮壓。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實在不理解這是為什麼。社會主義消滅了剝削和壓迫，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真是這樣嗎？在我的腦子裡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號。但我仍然認為這有可能是領導人的錯誤，像斯大林殺害幾百萬人一樣，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時候要想通過合法手續出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國外又沒有任何親友，要想出國只能採取非法的辦法。我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外國駐華使館的幫助，於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館。大使館門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想進外國使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僅人進不去，就是向大使館打電話也不可能，因為電話必須通過門口的崗樓往裡轉，一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給大使館打電話，他根本不會給你往裡轉。幸虧我的行動是在八月份，當局還沒有下令抓人，後來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國使館打電話，不等你放下電話，警察就來了，我想可能是因為已有不少人想象我一樣，企圖尋求外國使館的幫助，被當局發覺了。我被捕後遇到了兩個人，一個是人民大學的何鐵生，另一個是北師大的陸正，他們兩個都是因為往外國
18
大使館打電話而被捕的。何鐵生被判十五年，陸正被判十二年。後來陸正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一中隊還跟我在一起勞改過，六零年他瘋了。
我又去了英國代辦處，情況跟印度駐華使館一樣，同樣進不去。我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賀永增，他說，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館試試，並告訴我，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後圓恩寺，不在東郊民巷（那時候大部分外國駐華使館都在東郊民巷）。賀是老北京人，對北京的情況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哪裡，甚至連後圓恩寺這條胡同在哪裡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訴我的路線去了後圓恩寺。這是一條小胡同，兩輛汽車如果相向而行，剛剛能錯開車。使館門前同樣有中國警察把門並設有崗樓。要想從大門進去看來是不可能了，但我發現離使館門口約三十米左右的拐彎處，有一棵大槐樹離使館外牆很近，於是我就爬樹翻牆進了大使館。一位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發現了我，他看到我戴着北京大學的校徽，用中國話問我：“你要幹什麼？你為什麼不從大門進來，爬牆進來是犯法的！”我回答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要請求大使館的幫助，我知道爬牆進來是錯誤的，但從大門是進不來的，中國警察不允許。”於是他把我領進了一間辦公室並叫來了一位官員（可能是大使館的秘書），我對他說：“我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請求貴國大使館的幫助，把我送到貴國或英國去。”他看了我的學生證後對我說：“我從報紙上看到過你的名字，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將你送出去。”我說：“能不能將我裝進一隻大木箱裡，作為外交人員的行李運出去？”他笑了，問我：“你怎麼會想到這種辦法？”我說：“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叫《逃亡者》，二戰期間，北歐國家的一些反抗德國法西斯統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這種辦法瞞過了希特勒黨衛隊的眼睛，上了輪船，最後到了盟國去的。”他笑了，說：“你太天真了！”的確，我當時是太天真了，對於國際關係中的複雜性一點也不懂，
19
他們是不會因為幫助象我這樣一個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的青年學生去擔一定的外交風險的。不過他說：“我可以用我們使館的車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從使館大門走出去，那太危險了！”最後他用使館的車把我和一個南斯拉夫的留學生一起送了出來，到北京動物園門口我就下了車。因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學生一起回北大的話，肯定會被人發現的。
我為什麼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國去呢？斯大林把鐵托開除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後，一直罵鐵托是共產黨的叛徒，中國共產黨當然也跟着蘇聯老大哥學，罵鐵托是叛徒。可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後，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係開始修好，中國自然也跟着蘇聯走，開始修好中南關係。報紙上介紹了不少當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情況，說南斯拉夫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工礦企業都有“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工礦企業的領導人都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當時我想，這樣的社會主義可能比蘇聯式個人獨裁的社會主義要好，既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消滅了剝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這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說實在話，我一點也不嚮往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對國民黨政權，我更沒有好感，因為我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時雖然年齡還小，但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腐敗與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嚮往的是社會公正。新中國成立後，連續搞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鎮反、三五反、肅反等運動。這些運動雖然絲毫沒有牽連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學時代的同學的家長和老師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還有，那時的黨員，總好象高人一等，老師都不敢批評黨員學生，黨群關係一點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見到一個黨員來了，大家都不說話了。這種社會現象，在我一個青少年的心靈上一直蒙上了一層陰影。
我為什麼也想去英國呢？據說英國是一個學術、思想最
20
自由的國家。當年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館裡學習研究，最後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嗎？英國當局並沒有禁止和迫害他。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實際上一方面反映了一個青年人對一個理想社會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識的貧乏。
1.2.逃跑、被捕經過
我從小就有點野性，這可能與我從十歲左右就開始獨立生活有關。看來要想通過合法的辦法出國是不可能了，我就開始籌劃逃跑。反右運動激烈以後，流傳着一種說法，國外`成立一個“大陸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援救會”，這一組織在東京、香港、倫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辦事處，它可以向從大陸逃出去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學生如果想繼續讀書，它也可以提供幫助。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學院的周樂甫（現改名周振禮）先生告訴我的。後來被捕以後才知道，那不過是台灣國民黨搞的一個特務組織，企圖網絡從大陸逃出去的人，這與我想出國的目的完全不一樣。我也幸虧沒有逃出去投奔這個組織，不然的話，我就真成了叛國罪犯了。怎麼逃呢？一開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兩個條件不允許：第一，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了，現有的錢連買一張到廣州的火車票都不夠了，何況這兩天我還要吃飯；第二，我對南方的地理情況一點也不熟悉，也不懂廣東話，因此只好放棄。
正好那時塘沽新港開闢不久，每天有外國船進出港口，我想我可以採取兩個辦法上外國船。一個辦法是我可以找機會混進去，再一個辦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國船上去。那時我國規定的海岸線是十二海里，我會游泳，如果再買一個救生圈帶上，我想十二海里游過去不成問題。於是我就偷偷買了一個學游泳用的救生圈，並把一些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
21
證用臘紙包好帶在身上，準備到時候下海游泳。九月份北京的天氣已經涼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單衣，為了辦“廣場”我把自己的除書以外的全部東西都賣了。劉奇弟給了我一件線衣穿。九月十六日上午大約十點左右，我去了譚天榮的宿舍，那時宿舍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的床鋪周圍貼滿了批判他的小字報和紙條，有些是帶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訴了他，他還替我擔心說：“這樣太危險了！”我說：“沒有辦法，只有這一條路了，不然的話，我們早晚都要被捕！”他也沒有再表示反對意見。最後我把剩下的幾元錢菜票給了他，他那時的經濟情況比我還困難，每天吃的是米飯泡醬油，因為小飯廳的醬油是不要錢的。
我從譚天榮的宿捨出來往南校門走去，有一個細高挑戴眼鏡的人，大約三十歲左右，總跟着我，離我二、三十米遠。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賀永增就告訴了我這一情況，我也早就發現學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着教職工的紅牌校徽，有的戴着學生的白牌校徽。賀告訴我說，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來的人，專門盯“右派”中的活躍分子的。我也沒有細問他是怎麼知道的，反正我斷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為了甩掉他，我先乘三十二路（即現在的332路）公共汽車到了北京動物園，可是他盯得很緊，我左轉右轉總甩不掉他。我從動物園出來就乘101無軌電車直奔前門車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輛車。我買了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上了火車，他也上了火車，而且跟我在同一個車廂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裡有點緊張。
到天津東站我下了火車，出了站就向對面一個飯館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趕。我進了飯館瞧着他快趕過來了，我就從旁門出去又跑向了火車站，這時正好有一輛從北京開往塘沽方向的車過來，沒有買票我就擠了上去。五十年代，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由北京開往東北的火車每隔十五分鐘就有一趟，我慶幸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
22
火車到塘沽大約晚上八點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電。我找一個小飯館吃了一碗麵條，又問了飯館服務員碼頭的方向，就直奔碼頭而去。我在碼頭上轉了好幾個鐘頭，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當中有沒有外國船，轉了半天也沒有發現，晚上沒有電也看不清。再往遠處看，的確有燈光在游動，我想那可能是游動的船，除了看見游動的燈光外，究竟是什麼樣的船，掛的什麼國旗，根本看不見，這時我憂鬱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況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話，實在太危險了 ，因此我就在碼頭上來回的走，走累了我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休息一下。正好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很大的帳篷，好象蓋着什麼東西，外面用一些大石頭壓着，大概是怕風刮起來，於是我就向那個方向走去。走到帳篷跟前，剛想坐下，不知從什麼地方竄出兩個人來，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掙扎着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早就注意你半天了！”我又問：“我究竟幹什麼了，你們抓我？”他們說：“到派出所再說！”就這樣他們把我扭送到了不遠處的派出所。出來一個像頭頭模樣的人，他們指着我向那個頭頭說：“這傢伙在碼頭上轉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幹什麼！”那個頭頭接過話來就問我：“黑燈瞎火你在碼頭上轉悠什麼？”我說：“不幹什麼，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兩聲說：“黑燈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麼大海！？”接着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碼頭上那兩個傢伙抓我時，因為沒有燈光，他們看不清我身上帶着什麼，可是這回到了煤氣燈低下，就看的很清楚了。因為我腰裡繫着用蠟紙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報，還有一份“廣場”、學生證和一個沒有吹氣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這下壞了！他搜出我的東西和學生證一看笑了，說道：“你不是個小偷，原來你就是報紙上登的北京大學右派反動小集團《百花學社》的骨幹分子陳奉孝啊！（那時還沒有將《百花學社》稱為反革命集團）”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夜裡沒有電，我在碼頭上轉悠，那裡有許多露天倉庫，他們可能是懷
23
疑我打算偷東西或搞什麼破壞才抓我的，結果卻抓了北京大學的一個“右派”骨幹分子，對他們來講，這比抓一個小偷之類的當然收穫要大的多。那個頭頭馬上拿起電話跟塘沽公安局通了話，不一會來了一輛吉普車，從上面下來一個人，拿着一張逮捕證（我估計可能是現用打字機打的）叫我簽字，我不簽，那個人說：“你不簽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沒有理他，我知道現在說什麼話都毫無意義了。他們給我戴上手銬塞進了吉普車裡，裡面早已坐着一個人，正是跟蹤我的那條“尾巴”。
因為夜深人靜，吉普車開的飛快，大約在夜裡兩點鐘左右，吉普車開進了“北京市草嵐子看守所”。
2.草嵐子看守所
24
2.1.草嵐子看守所簡介
提起“草嵐子看守所”許多人並不陌生。解放前，這裡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許多老一代共產黨人像彭真、薄一波等都在這裡被關押過。新中國“沒有”政治犯，把政治犯一律叫作“反革命”。這一罪名最初不知道是誰起的，我懷疑起這一罪名的人是否真正學過法律。一個罪名要成立，首先必須要有受侵害的客體，而“革命”這個詞的含義是相當廣泛的，譬如說，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使當年的英國由手工業勞動進入了機械化大生產，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從而使英國最早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這叫作工業革命。可是當時也有許多認識不到機械化生產的優越性的人，反對使用機器，英國的工人也曾反對過使用機器，認為機器搶了他們的飯碗，起來破壞機器，難道也要把英國工人階級打成“反革命”嗎？“反革命”這一詞的確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創造，完全可以與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相媲美。這一罪名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沒有，就連當年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除中國外都沒有。多年來我國也有不少知名的法學家提出過這一罪名定義的不恰當，可是直到一九九八年九屆人大會議上才決定取消這一罪名。當然，換一個名字，譬如換成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罪”，這只不過是換了個商標罷了，絕不會減輕對當事人的懲罰。不過中國的“反革命”罪是有它特定的含義的，那就是指的“反對現政權”。“反革命”罪在我國是最嚴重的罪名，因為它指的是政治上的犯罪（可我們國家至今不承認有政治犯，，當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反革命”罪指的是什麼）它甚至比殺人、放火這樣嚴重的罪行還嚴重。舉例來說，人們大概還都記得，在“文革”期間，有些犯有嚴重的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罪的人，被判了死刑，在槍斃人的布告上寫的都是“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盜竊犯”、“反革命流氓犯”等。這些人的犯罪與當局所指的
25
“反革命”的含義根本挨不上邊，簡直是一大笑話！不知研究法學史的人對此有何感想。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反革命”這一罪名是多麼嚴重。
進了草嵐子看守所第一道大門是公安局預審科的一排審訊室。我們國家審訊犯人主要的不是在法庭，而是在公安局的預審科，法庭上的審訊那不過是走走形式（直到目前也還是如此），真正到了法庭上，那就是最後宣判了。在公安局預審期間，不光是審問你的犯罪經過，甚至連如何判刑基本上也定下來了，因為在預審結束後，公安局預審科向檢察院提供預審報告時，都附有處理意見，一般情況下，檢察院和法院都會採納的。因為在中國，公、檢、法是一家嘛！
通過預審科長長的院子，再往裡走就是第二道大門，進了第二道大門才是關押犯人的地方。當然，兩道大門都有全付武裝的軍警把守。監舍分甲、乙、丙三監，這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已很破舊，監號里的條件十分惡劣。丙監是一幢破舊的二層樓，樓底是監舍，樓上晝夜有武裝人員站崗，時刻監視着院子裡的動靜。穿過丙監，後面又蓋了一幢監舍叫丁監，而犯人管它叫“新號”。
因為是夜裡兩點多了，將我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個人成分以及案由（即逮捕證上的罪名）登記下來後，就把我塞進了丙監的七號牢房。深更半夜管理員一開牢門，監號里的犯人都爬起來了，我一看，監號里有對面兩盤土炕，關着二十多個犯人，每人睡的地方不超過五十公分。監號的大組長叫王正波，聽口音好象是東北人。後來聽說這個人的背景很複雜，當過日本、美蔣和蘇聯特務，五一年就被抓起來了，到現在還沒有結案。管理員告訴王正波：“給新來的犯人擠出個地方！”然後就出去了。王正波讓別的犯人往裡擠了擠，騰出了靠門口放着兩個尿桶的地方，（新來的犯人睡在靠尿桶的地方，這是規矩）我就坐下了。一股刺鼻的尿騷味沖的我直想吐。管理員出去後，犯人們就小聲問我叫什麼
26
名字，因為什麼進來的。我一一都告訴了他們，王正波還說：“你就是在北大搞學運的陳奉孝？”還衝我伸了伸大拇指。其他犯人也以驚奇的眼光看我。
管理員出去後並沒有離開，而是在門外偷聽。門上還有一個大約十五公分見方的觀察孔，通過觀察孔可以監視監號里犯人的動靜。監規上規定犯人是不允許互相交談案情的，他在外面聽到有人問我的案情，馬上開門進來，命令我出去，把我押到丁監去了。
丁監（即犯人們所稱的“新號”）的條件比甲、乙、丙三監要好得多，監號都不大，水泥地面，不像那三個監號都是土地面。犯人都是單獨關押，最多兩個人在一起，因此相對來說比較寬敞。在丁監關押的犯人似乎也比在甲、乙、丙三監關押的犯人“高一等”。我的對面號里關押的是一位大中華橡膠廠的經理（那時候的經理跟現在不一樣，實際上是政府幹部），斜對面號里關的是兩個在抗美援朝期間在長白山的空降特務，美國人。靠近一頭關的好象是一位級別不低的軍官，他的監號門口專門有一個解放軍站崗，每頓飯給他送的都是四菜一湯。另一頭關的是一個小老頭，長年戴着手銬腳鐐，腳鐐後面還拖着一個大鐵球，每次出來解大便，他拖着個大鐵球，在水泥地上咕嚕嚕的響，我通過觀察孔的縫隙看見過。後來聽說這個人會武術，所以腳鐐後面給他加了一個大鐵球，別的犯人每天還可以出來放十到十五分鐘的風，他卻不行。我的隔壁關的是當年鬨動一時的北師大的“女特務”謝忻。每個監號的窗戶上除有鐵欄杆外，在窗戶外面還掛着一塊擋布，防止犯人看到院子裡的情況，但擋的不太嚴，我通過縫隙看到過她被叫去提審。此人細高條，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腳上戴着一付很輕的腳鐐（那時公安部規定，重鐐十八斤，輕鐐八斤），走起路看起來滿不在乎的樣子，我還經常聽到她在監號里唱“囚辭”這首曲子。這首曲子在解放前很流行，舞廳里經常放。據說這首曲子的辭是大
27
漢奸陳壁君寫的，很悽惋傷感，我不僅會唱，而且至今歌詞記得一字不差。
第二天我被叫去提審。犯人被提審，提出監號必須低頭走路，不准東張西望，後面有一個端衝鋒鎗的士兵押着。院子牆上和大門的迎壁牆上到處都寫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我進了第十六審訊室，那個士兵就在審訊室外面等着。審訊員態度對我還算客氣，簡單問了我幾句，就給了我一本“親筆供詞”，叫我回去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
我回監號後發現又進來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張進元，北京市通縣人，五十來歲，過去在偽鄉政府幹過事，罪名是“歷史反革命”，一九五五年肅反時被捕。他預審已結束，等待判刑。這個人是比較“認罪服法”的，屬於思想“積極靠攏政府”的一類。後來我知道，他是被派進來監視我的，因為隔兩天管理員就叫他出去談話，他已經結了案，還談什麼話呢？當然是匯報我在監號里的表現，了解我是否不認罪、是否有“反動言論”、是否有逃跑思想、是否想“畏罪自殺”等等。在炕上已經預備好了一張小炕桌、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筆，這顯然是讓我寫親筆供詞用的。
我用了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寫完了親筆供詞，一共寫了一百一十多頁，從我與張景中、楊路等人貼第一張大字報“自由論壇”到“百花學社”成立的經過和主要活動內容以及我個人寫的四張大字報等都寫了。這些都是公開的，人人都知道，不寫也不行，可是有些東西我沒有寫，像“百花學社”成立前的“花神廟會議”、我跟趙清、林樹國等人開的“長河秘密會議”、賀永增、譚金水跟我的一些談話以及我與北京石油學院和北師大等院校的“右派”的一些活動等我都沒有寫進去，我當時的想法是牽連的人越少越好，我基本上把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了。
我把親筆供詞交上去，第二天又提審我，這一次審訊員
28
的態度大變了，非常嚴肅。他一開口就說：“陳奉孝！你的親筆供詞我們看過了，你的態度極不老實！避重就輕，只交待公開的活動，不交待秘密的活動，你的犯罪動機一個字也沒有交待，我們再次向你交待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果你不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罪行和犯罪動機，後果是很危險的！”我回答說：“北大右派的活動都是公開的，無秘密可言，至於犯罪動機，我們只不過是要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沒有別的動機。”他一拍桌子說：“沒有秘密活動？！我給你提一點，長河會議你交待了嗎？還有你的其他一些秘密活動，我們早就掌握了，你休想矇混過去！你說你們的動機是要求共產黨發揚民主，什麼樣的民主？你們要求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實行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你們犯罪的動機和目的就是想要推翻我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我剛要說話，他就打斷我，警告我說：“你回去好好反省，老老實實交待問題，如果像這樣繼續避重就輕、狡滑抵賴、抗拒到底，那只有死路一條！”第二次提審就這樣結束了。
2.2.草嵐子看守所的審訊方式
公安局、監獄、勞改隊的審訊方式基本上可歸納為“逼”、“誘”、“詐”、“拖”四個字。所謂“逼”，當然就是逼供了。逼供的方式也有兩種，一種是發動同監號的犯人整你，在草嵐子看守所，這種辦法用的最多。在審訊過程中，如果審訊員認為你有問題拒不交待，他會告訴管理員說：“這傢伙態度不老實，好好整整他”。於是當你回到監號以後，管理員就對號里的犯人大組長（即常說的牢頭）說：“×××在提審當中抗拒交待，態度極不老實，你們大夥幫助幫助他，整整他的態度！”一聽這話，犯人大組長立刻就會跳下來對你拳打腳踢，其他那些想表現自己靠攏政府，爭取在判刑時
29
從寬處理的犯人，也會跟着對你發起進攻。國民黨當年曾搜羅過一些地皮流氓充當他們的打手，這些人解放後被抓起來了，可這些傢伙大都是一些沒有頭腦的東西，在犯人整犯人當中表現非常積極。其實這一招是非常陰險的。因為管理員只是說“幫助幫助他”，並沒有明說叫你們揍他，再說管理員也沒有親自動手，因此一旦把人打壞了或打死了，就可以把責任推到犯人身上。不過在一般情況下，當犯人整犯人時，管理員會通過觀察窗注意着裡面的情況，一旦發現可能要出事情了，他也會進來制止，打打圓場，對被打的人說兩句好話，進行攻心戰術。
第二種逼供的方式就是給犯人戴刑具，用小繩綁，這些都是“法律”允許的，不算刑訊逼供。後來我調到丙監遇到一個叫楊百萬的犯人，他在日偽時期當過警察。審訊員說他有人命案，多次提審拒不交待。楊一直說：“我不就是替日本人當過幾天看街狗嗎（老百姓對警察的稱呼）？敲詐老百姓幾個小錢是有的，但我從來沒有殺過人。”於是給他砸上腳鐐、戴上背銬。請注意，在公安局、勞改隊裡，犯人犯了“錯誤”,戴的手銬跟抓人時戴的手銬是大不一樣的。抓人時用的手銬中間有三個環，因此戴上後兩隻手仍有一定的活動餘地，吃飯、拉屎撒尿都不妨礙。犯人管這種手銬叫“洋銬”，而在公安局、勞改隊裡給犯人戴的是“土銬”。所謂“土銬”即兩個大半圓，一隻手腕上戴一隻，然後兩隻手緊緊並起來，中間插上一根穿釘，再鎖起來，這樣你兩隻手只能緊緊並在一起。如果是前銬，那還好些，如果是背銬，那就難受多了。國家規定戴背銬不能超過七天，因為時間長了會致殘，可楊百萬的背銬卻戴了一個多月。吃飯時給他扔在炕上一個窩窩頭，讓他自己像狗一樣趴着啃，不許別人幫他。有一次他把窩窩頭拱的快掉在地下了，我就給他把窩窩頭往裡推了推，結果我還挨了批鬥。拉屎撒尿指定一個犯人幫他解褲帶、系褲帶。他實在受不了啦，就胡亂承認殺過張三、
30
李四，審訊時又對不上號，受的罪太慘了。他的兩隻手腫的像饅頭似的。兩隻手腕子都磨爛了，最後給他摘背銬時，是用鉗子將爛肉撥開才拿下來的，好長時間兩隻胳膊拿不到前面來。
戴手銬除了前銬、背銬外，還有兩種戴法，一種叫“蘇秦背劍”，就是將你的一隻胳膊從肩膀上彎下去，另一隻胳膊從背後彎上來銬在一起。再一種辦法就是將你的兩隻胳膊彎到膝蓋下面銬起來，這樣你便站不起來也蹲不下。這兩種銬法的滋味比起戴前銬和背銬來更難受。腳鐐除輕鐐、重鐐外，還有“寸鐐”。所謂“寸鐐”就是鐐子中間只有三個小環，戴上這種鐐子，你乾脆走不了路，只能扶着牆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所以叫“寸鐐”。除銬、鐐以外，再一種逼供的辦法就是用小繩綁。公安人員從背後照你腿彎處猛的一腳把你踹倒，然後兩個人把你的胳膊擰到背後，先纏肘部，再纏腕子，最後從脖子後的小繩穿過來，用膝蓋頂着你的腰眼猛的往上一拉，把你的手從背後勒到脖子。這種綁法用不了十分鐘就會讓你疼的渾身冒汗。這種逼供辦法都是“法律”所允許的。
第二種辦法就是“誘”。所謂“誘”，即誘供。誘供的對象多半是一些年輕初次入監或是知道你沒有什麼文化，頭腦比較簡單好糊弄的犯人。審訊員會和顏悅色的對你說：“你的問題並不是很嚴重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出來就沒事了，再說你還年輕，還有前途，你犯罪背後肯定有人指使，是這些人把你害了，你應該恨他們 ，把他們檢舉出來等等。”這樣的誘供我多次領教過，但我沒有信他們這一套。
第三種辦法就是“詐”。所謂“詐”，即詐供。犯人一進審訊室，審訊員問不了你三句兩句，就從桌子上拿起一打子“材料”來（裡面究竟寫的什麼誰也不知道）沖你恍恍說：“x x x,你的罪行我們全部掌握了，這是關於你的檢舉材料，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如果你能徹底坦白交待，檢舉揭發，
31
我們會對你從寬處理，否則我們根據這些檢舉材料就可以對你進行嚴懲！”這種辦法很管用。因為被審訊的人不知到裡面寫的是些什麼東西，有些問題他本來不想交待，可又怕“檢舉材料”里萬一有了會受到嚴懲，因此就稀里糊塗把問題交待了，可交待了以後又有點害怕。我認識一個叫宋人起的歷反，山東萊陽人，鎮反時他跑了，沒有逮住他，五五年肅反時被抓住了。他有一條血債，就是這樣被詐出來的。可交待了以後他又嚇哭了。審訊員還對他說，一定會對他從寬處理，可結果還是被押送回原籍槍斃了。這種辦法我不僅領教過，而且被我當場揭穿，為此吃了不少苦頭，這是後話。
第四種辦法是“拖”。“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將你抓起來以後，關進監號里長時間不提審，不理你，讓你摸不着頭腦，這是一種精神戰術。對那些案情比較複雜而又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的人，往往用這種辦法。我調到丙監以後認識一個叫鄭國棟的人就是這種情況。此人一九五五年被捕，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次也沒有提審過他，他沉不住氣了，多次寫條子打報告要求提審、交待問題，可是審訊員就是不理他，最後逼的他咬破手指寫血書要求提審，這次真的提審他了，可是不到十分鐘就回來了。審訊員說他避重就輕，只交待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主要罪行不交待，逼的這傢伙簡直要瘋了。聽說這人歷史比較複雜，在日本侵華期間的漢奸組織“維持會”幹過，後來又在國民黨政權里幹過。據他自己說，干的都是一些混飯吃的差事，從來沒有欺壓過老百姓。可是政府懷疑他與兩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被捕有關。後來這兩個地下工作者被殺害了，被捕前曾與他來往過，懷疑是他告的密，可是又沒有檢舉材料，從檔案里也查不到什麼證據。他說他根本不知到被捕的兩個人是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於是就把他抓起來，用“拖”的精神戰術，逼他自己交待。對他倒是沒有用刑，這傢伙好象喝過幾天墨水，可是精神很脆弱。審訊員對他說，要交待就交待你的“血債”問題，雞毛蒜皮
32
的事少羅嗦。人命關天的事，他又不敢胡說，後來弄的他簡直像瘋了一樣，整天自言自語：“我沒有殺過人哪！我沒有殺過人哪！”管理員還說他裝瘋賣傻。
那時看守所規定，犯人結案前是不允許家屬接見的，有不少人被抓進草嵐子看守所以後，好幾年結不了案，因此便見不到自己的父母妻子，這種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殘酷的，不少人因此而精神失常。
最讓審訊員頭疼的是那些“二進宮”、“三進宮”的犯人。這些傢伙跟公安局多次打過交道，對審訊員的這套審訊辦法他們很門清，你對他講什麼“坦白從寬”，他才不信你那一套呢，只要他認為你沒有掌握他的問題，整死他，他也不會交待，唯一的辦法就是加重判刑。
2.3.前三次提審經過. 調入丙監. 認識葛佩琦
第二次提審完了，我回到監號就琢磨，他提到“長河秘密會議”，肯定是有人交待了，不然他怎麼知道的呢？當時參加會的有我、譚金水、賀永增、趙清、林樹國等人，誰會交待呢？是不是有人嘴不嚴流露出去，被人檢舉了呢？我一直納悶。最後我想，既然他們已經知道了，不講也不行，不如乾脆講出來，反正當時也沒有研究過犯法的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其實所謂“長河秘密會議”不過是在反“右”最激烈的時候，北大的“右派”紛紛遭到了圍攻，“百花學社”已被迫宣布解散，這時賀永增向我建議要研究一下退卻的辦法，不能再頂風上了。於是我就個別通知了少數幾個“百花學社”的骨幹成員，晚上在長河開了一次碰頭會，研究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做一個假檢討，爭取過關（後來證明這根本無濟於事，不要說假檢討，就是真檢討也不管用，有人十遍八遍的檢討，也還被認為是態度不老實）我記得當時我還說過，你們都可以做檢討，越深刻越好，爭取過關，同時設法個別
33
通知其他人也這麼做，但我不能檢討，我再檢討也是沒有用的，他們已經認定我是在搞組織活動，是不會輕易放過我的。第二天我還貼了一張大字報“聲明”（見“原上草”），想把當時北大一些“右派”同學的問題儘量攬到了自己身上，好讓其他人過關。
我把補充交待材料交上去以後，過了兩、三天又提審我。我一進門審訊員就對我說：“陳奉孝，你的態度可不好呵，我們是想挽救你，可你卻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說一點，這對你可非常不利呵！你的問題雖然非常嚴重，但我們並沒有把你和章伯鈞、羅隆基、葛佩琦等社會上的大右派一樣看待。他們是一些野心家、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而你不過是犯了錯誤的青年學生，我們想挽救你，而你卻不跟我們講實話，這樣的話，我們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你。我們知道你跟他們有過接觸，你被人利用了還不知道。我們還知道你跟其它大學的右派也有來往，你們想搞什麼組織，這些你都沒有交待。這樣抗拒下去，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你回去好好考慮考慮，再這樣下去，我們就不能對你這麼客氣了！”我很清楚，這是誘供加威脅。
我回去考慮了一天一夜，覺得並沒有什麼可交待的，就把兩次去“九三學社”和“民盟”的情況寫了寫。其實我去這兩次什麼事情也沒有干成。第一次去是“百花學社”剛成立的第二天，因為我們要辦“廣場”沒有錢，想尋求他們的幫助。他們口頭上表示很同情我們，好象很熱情，但並沒有一點實際表示。章、羅二人我也沒有見着。等我第二次去時，“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運動已經開始，他們都迴避了，我非常失望，從此對民主黨派的印象並不好。特別是到了後來看到許多民主黨派的名人，紛紛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作檢討並互相檢舉揭發，我非常反感，尤其是對像吳晗（他不是右派，而是反右派的急先鋒）這樣的學者寫的攻擊別人的文章，我認為這純粹是想踩着別人的
34
肩膀往上爬，人格太低下了。所以後來吳晗在“文革”中被整死，我一點也不同情他，當時我對民主黨派的印象壞極了。可是要我交待跟他們的關係，他們指示我做過哪些事情，我也實在交待不出來，因為根本就沒有幹什麼，我就只好把我兩次去“九三”和“民盟”的過程寫寫算了。但我跟其他各大學的“右派”學生的聯繫，除跟人大林希翎的聯繫外，一直沒有寫，多次審我，我也沒有談。我當時確實有這樣的想法，應該把“右派”聯合起來用一個聲音說話，這樣才有力量，為此我在北大積極參與組織了“百花學社”，而且是主要組織者。我也去過人大、北師大、北京石油學院等學校跟那裡的“右派”聯繫過，但是不久反右派開始，再想去跟他們聯繫也聯繫不上了，因為他們也都紛紛被看起來了。再說我跟他們聯繫時也只不過是談談對整風運動的看法，互相介紹一下經驗，根本還沒有來得及談什麼成立組織的問題，如果我再把他們扯進來，問題會越來越複雜，越談越談不清楚，本來沒有的事會變成此地無銀三百兩，所以一直到結案，我始終沒有談這方面的事情。但有兩件事我交待了。第一件是組織人去天津大學、南開大學“點火”，當時是“百花學社”成立時大家討論決定的，具體由我負責組織籌劃，但我沒去。第二件是邀請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來演講並要她通過他的男友（胡耀邦的機要秘書）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弄出來，因為在這之前數學系的年輕助教任大熊、陶懋頎和我已從英文版的英國“工人日報”上翻譯了這個報告，打算在“廣場”上發表（後來“廣場”被迫停刊，此事沒有辦成），我們怕翻譯的有誤，想核對一下。這兩件事不交待是不行的。前一件幾乎人人都知道，後一件“百花學社”的大部分成員都知道。
我交上了第三份補充材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提審我。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時間，突然把我從丁監（新號）調到了丙監。要知道，在丁監是受優待的，吃的、住的條件都
35
比甲、乙、丙監好。我有什麼資格享受優待呢？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整風反右期間，北京大學的“百花學社”是經毛澤東點了名的，在全國是一個典型案件，我又是第一個被捕的，他們想給我提供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讓我寫材料；第二，當時我的名字已上過報紙，又是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的第一人。共產黨處理政治犯（當然他們不承認有政治犯）一貫遵從這樣一條原則：越是出了名的，處理的越輕。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特務頭子康澤、沈醉，兩手都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可是他們都受到了優待，而且後來都被特赦了。相反的，那些無人知曉的特務腿子、保甲長、鄉鎮長之類的，在鎮反當中都被槍斃了，沒有死的在鎮反和後來的肅反當中也都被判了無期、死緩的重刑。這條原則直到如今仍然遵循。“六四”期間，大連的供銷員肖斌因為向美國記者說了“天安門死了多少多少人”，結果被判了十二年重刑，而第一號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王丹才被判了四年，即便用中國現行的法律來衡量，肖斌的“罪行”怎麼能與王丹的“罪行”相比呢！
首先介紹一下丙監的情況。監號里有對面兩盤土炕，靠門口摞着兩個大尿桶，兩土炕中間有大約一米寬左右的一塊空地。每盤炕上睡有十個人左右（因為隨時有走、有來的，人員不定）每人占的地方不足五十公分。牆上貼着“監規紀律”：一. 犯人必須認罪服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走坦白從寬的道路；二. 嚴禁對外串通案情，來往信件必須經過管理人員檢查；三. 嚴禁泄露看守所內部情況；四. 禁止同號犯人之間交談案情；五. 犯人不准吸煙、喝酒及吃刺激性食物；六. 不准交頭接耳、小聲嘀咕；七. 晚上睡覺必須頭朝外，白天必須坐好，認真反省；八. 犯人必須認真學習，深挖犯罪根源，不准互相包庀，九. 犯人在結案前不准接見家屬，十. 犯人不准接收家屬送來的食物......等等。各看守所的監規紀律基本上大同小異，最後
36
還有“如有違犯，嚴懲不貸”之類的話。根據記憶，以上幾條與原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不會錯的。監號的大組長叫劉宗漢，此人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是個小特務頭頭。學習組長叫尹風歧，曾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文書，全監號除我一個“現反”外，還有一個叫陳昌岱的也是“現反”，其餘的全是“歷反”。
我到丙監大約三、四天后，又對我進行了一次提審。這次提審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交待“犯罪動機”，而且換了一個審訊室，由原來的第十六審訊室換到了第二十審訊室。審訊員也不是原來的人了。他讓我又把自己的“犯罪過程”大體重述了一遍，最後說：“陳奉孝，你很狡猾，你交待的都是公開的，人人都知道的，你們的秘密活動很多，你只交待了一些次要的，主要的你一點也沒有交待，特別是你們的“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的組織綱領、目的動機卻隻字不談，你這樣抗拒下去，後果是嚴重的，你自己負責！”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百花學社”是“反革命集團”的提法。過去只是說“反動小集團”，我知道問題嚴重了。“反革命集團”那是最嚴重的罪名。胡風問題不也是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嗎？全國抓了那麼多人，而且由此擴大成了全國規模的肅反運動。這次北大肯定會有很多同學被捕的，我在“如此伎倆”（見“原上草”）那張大字報的預言是正確的。
我馬上意識到他讓我交待“犯罪動機”，目的是想引我往套子裡鑽，好加重我的罪名。我稍微一考慮，馬上回答：“除了在長河和香山一家小飯館裡我們少數幾個人開了兩次碰頭會以外，其它活動都是公開的。那兩次碰頭會不過是研究如何做個假檢討好過關，並沒有研究別的問題。《百花學社》沒有什麼組織綱領，參加《百花學社》的人很多，不信你調查好了。至於說犯罪動機，那應該根據犯罪事實來判斷，我和《百花學社》的其他成員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只不過是要求共產黨實行民主，沒有別的，這一點有我們寫的大
37
字報和我們辦的‘廣場’所發表的文章為證。”他一拍桌子說道：“你還狡猾抵賴，錢如平不是你們百花學社的成員嗎？他不是貼出大字報號召你們預備好刀槍準備戰鬥嗎？其目的不是想推翻我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又是什麼？”我說：“錢如平貼那張大字報是他化名寫的，別人誰也不知道，那只是他個人的想法，與《百花學社》其他人無關。”他下令：“回去好好想想，這樣下去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像往常一樣，我低着頭往回走，前幾次拿槍的士兵只是在後面跟着我，這次卻不時地拿槍把子從後面搗我。
進了監號剛坐下，管理員就進來發話：“陳奉孝這傢伙態度不老實，你們大家好好幫助幫助他！”大組長劉宗漢首先跳下炕來，一把把我揪到地上，給了我兩拳，別人也跟着你一把，我一把地對我連推帶打。這差不多已成了每個犯人必經的過程，所以我也並不怪他們。接着就是讓我站在地上低頭彎腰，接受批判幫助。這些傢伙大都沒有多少文化，所謂批判大都是一些驢唇不對馬嘴的話，我連理也不理他們。只有三個人對我既沒有動手，也沒有發言批判。這三個人一個是李延澤，一個是馬逸民，再一個是陳昌岱。
李延澤和馬逸民都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李後來對我講，他最早翻譯過“資本論”。我知道“資本論”最早是王亞南翻譯的，他說他翻譯過，不知真假。不過他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了，犯不着對我吹牛，這一點歷史學家也許能考證出來。馬逸民當時是北京建築設計院的工程師。他們兩個都是“歷反”，具體情況不清楚。不過當時他們兩個都被允許家屬給送吃的，別人不被允許。陳昌岱原來是西歐一家華文報紙的記者，看樣子也有五十來歲。當記者時他思想比較進步（左傾）。一九五五年周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把他帶回來的，任“台盟”主席謝雪紅的秘書。他回國以後看到的情況與他對新中國的想象大不一樣，於是記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滿意發牢騷。他以為還是在西歐呢，記者罵罵政府沒
38
有關係，在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不行的。特別是這人大概過去花錢大手大腳慣了，回國後掙的那點工資不夠花的，就去找周總理，開始幾次周總理還批給他幾百塊錢，老這樣周總理就不理他了。他就發牢騷說受騙了什麼的。特別是在整風反右期間，他又說了些出格的話，結果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了。我就挨着他睡覺，他穿着毛衣毛褲睡（那年代一般人是沒有毛衣毛褲的），整天撓身上，說有小蟲咬。我說你是不是生虱子了？劉宗漢讓他把毛衣毛褲脫下來看看，一看裡面的虱子都滾成蛋了。毛衣里生虱子是沒法拿的，這倒有個好處，虱子有了他這個毛衣毛褲的老窩是不會往外爬的。劉宗漢報告了管理員，把他的毛衣毛褲拿出去用一個破鐵盆煮了煮，這下可好，開水一煮，虱子是煮死了，可毛衣毛褲變成球了，不能穿了。陳昌岱還問我：“虱子是什麼？怎麼這麼咬人？”看來他是沒有見過虱子的。
過了不長時間，葛佩琦調到了我們監號里。葛佩琦是全國家喻戶曉的揚言要“殺共產黨”的大右派，他一進來，全監號的犯人都以驚奇的眼光看着他。葛佩琦的名字雖然我早已知道，但這卻是頭一回見到他。他人看上去很慈善，戴一付高度近視加散光的眼鏡，平時他也不大說話。有一次在放風解手時我問他“你就是人大的葛佩琦先生？”他說：“嗯！你就是北大的學生陳奉孝？我知道你們在北大搞了個《百花學社》”。時間長了，他還對我說：“我愛人也在人大教書，她教數學，我教物理，她經常到北大去旁聽丁石孫先生的課。”我說：“噢！那我早就認識了，我上課常坐在後面，有一位人大的女老師常去聽丁先生的課，她有時缺了課還借過我的聽課筆記，原來她就是您的愛人。我可從來沒有問過她的名字 ，學生問老師的名字是很不禮貌的”。他告訴我說，她的名字叫朱秀玲。葛佩琦雖然是大名頂頂的右派，可被捕的罪名卻是“歷反”（因為他當過國民黨的少將參謀）。關於他的案情，他一個字也沒有透露過。每次提審回來，他
39
也不說話，管理員也從來沒有像對其他犯人那樣，要大家“幫助幫助”他。七九年我回北大落實政策，從李燕生同學那裡得知葛佩琦七五年就放出來了，現住在交道口九十六號。因為有同監號之誼且是老鄉，我去拜訪過他。那時剛恢復高考，他正在輔導鄰居一些準備報考大學的青年的物理課，這時他才跟我講了他過去的歷史。他一方面備課輔導小青年，一方面在寫申訴材料，可他的眼睛高度近視加散光，寫字非常吃力，後來他就口述着，我幫他寫。他的第一批申訴材料就是這樣寫成的。他把我幫他記錄整理的材料交給鄰居的小青年門，用複寫紙寫了許多份（至少有幾十份），看來他心裡有數，他的問題要申訴成功是不容易的。
2.4.草嵐子犯人的生活. 第二次肅反. 時間最長的一次提
審
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提審我。在這一段時間草嵐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犯人吃的雖然是包米麵窩窩頭和沒有油水的白菜湯，但主食並不定量，可以隨便吃。大約從十月中旬開始，突然開始定量，最初是一天兩頓飯只喝稀粥，喝多少都可以，可是由於糧食是定量的（說是每天八兩，實際上遠遠達不到），粥稀的喝過以後連碗都不用涮。現在回憶起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頓能喝十三碗，如果將十三碗水倒在一個中號洗臉盆里，恰好是滿滿的一洗臉盆。當然一口氣是喝不下這十三碗粥的，而是邊喝邊撒尿，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是喝到一半時候就下地撒尿。監號里有兩隻大尿桶，每隻桶能裝下二十公斤水，一半人喝粥，另一半人就下地排隊撒尿。每天中午和下午開飯後要倒兩次尿桶，一天倒出四大尿桶，可想而知喝了多少稀粥了。許多人喝稀粥喝的得了胃下垂，我現在就有點胃下垂，就是那時候得的。管理人員看這樣不行，又改為吃窩頭，早晨十
40
點開飯，每人兩個像牛眼睛大小的窩窩頭，一碗白菜湯，下午四點開飯也是如此。也許有人會說，一天八兩主食可以呀！不至於挨餓。不錯，我現在一天連八兩主食也吃不了，可是別忘了，菜是咸鹽水泡幾片菜葉，肚子裡一點油水沒有！有人餓的受不了啦，就整天給管理員寫條子，要求快點結案判刑到勞改隊去，人們以為到了勞改隊就能吃飽飯，後來真的到了勞改隊，才知道完全不是當初想象的那麼回事。
在十二月下旬，突然抓進來許多新犯人，白天晚上都往監號里塞。我那個監號在正常情況下就是二十個人左右，可是這時突然增加到四十多人，怎麼睡呢？一開始按着炕沿的磚來分地方，一人一磚寬。一磚只有二十四公分，仰着睡根本不可能，側身睡也是你我身貼身擠在一起，被子也只能合着蓋，這樣連翻身都不可能，太難受了。後來大夥就乾脆坐着算了，像排麻袋一樣，兩盤炕都擠的滿滿的，悃了就坐着打個盹，這倒有兩個好處，一是人多不冷了，二是也不用天天“學習”開批鬥會了，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春節。後來我才知道，反右後期搞了第二次肅反，後進來的這些人就是在第二次肅反中被抓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有這麼一個規律：“為了讓人民過好節日”，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節”這四大節日的前夕，都要進行一次大逮捕（打聽一下當年的公安人員，他們能證實這一點）。當年凡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都是全國一個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的晚上被捕的。有一次在甲監後面的夾道里放風，我突然聽到張元勛在監號里講話的聲音，我知道他也被捕了並關在甲監里。同案犯是不允許見面的，這一點可能是共產黨吸取了國民黨監獄的教訓，不僅在預審機關同案犯不允許見面（怕互相串供），就是到了勞改單位，同案犯也不能碰面，為此我不知被轉移過多少個勞改支隊、大隊、中隊和小隊。七九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時，別人才告訴我，當年
41
九月十六日我被捕後，我住的宿舍貼了封條並封鎖了消息。當時學校里謠傳很多，有的說我跑出去了，有的說我被秘密逮捕了，直到聖誕節晚上張元勛他們被捕後，北大才貼出大布告“北京大學破獲了一個以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過了春節以後，加緊了對我的提審，而且對我提審的已經不只是第十六審訊室，還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審訊室等。我的“罪行”已基本交待完了，而且已經有長時間未提審我了，這次怎麼又提審呢？而且各審訊室提審的問題都大同小異，這是為什麼呢？我猜想北大被捕的同學恐怕不止我和張元勛兩人，有可能“百花學社”的其他成員也被捕了，因為屬於不同的審訊室負責，各個審訊室為了核對口供，因此交換着提審，我猜對了。
各個審訊室的審訊員都逼我承認在“百花學社”內部還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當然不承認。說實在的，直到五八年五月去宣判時我才知道，這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除我外還有張元勛、賀永增、趙清、林樹果和譚金水。當時我還想，既然說“百花學社”是“反革命集團”，被捕的人應該不止這六個，至少譚天榮應該是跑不了的，因為他是“社長”；“廣場”的編委大概也掉不下，可正式以“反革命集團”被捕的就我們六個人。當然後來譚天榮等人都被勞動教養了。勞動教養名義上還有半個公民權（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權），實際上跟勞改沒有什麼區別，勞改還有個刑期，而勞動教養在當時等於無期，這一點當年被勞動教養過的人可以證實。
從過了春節到四月底結案，前後對我提審了三十多次，提審的重點有三個：第一個是反覆提審我已經交待過了的問題，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可能是別人的交待跟我的交待對不上號，所以才翻來覆去的審問。時間最長的一次提審大約是五八年四月中旬，從頭一天下午四點開過飯不久，就把我提了去，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開飯前才回來，這中間三個審訊
42
員輪流審我，搞車輪戰，其目的是想從我的回答中找矛盾。其實我寫的親筆供詞的內容我都背過了，不管誰提問，我的回答都是一樣。在夜裡十二點左右，審訊員還到幹部食堂給我拿了一個饅頭吃，這也算是“優待”吧。另外還破例給了我一支恆大牌香煙抽（犯人是不允許抽煙的）。我又不會抽煙，吸了一口，嗆的難受，就掐滅了。審訊員還嘲笑我：“你的精神頭倒是不錯”。
第二個問題是要我承認在“百花學社”內部還成立了一個“反革命小集團”，這一點我當然不承認，因為確實沒有，如果承認有的話，他當然會讓我把成員交待出來，而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誰算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
第三個問題是要我承認是這個“反革命小集團”的“首犯”。我更不能承認。既然不承認有什麼“反革命小集團”，怎麼能承認自己是“首犯”呢？另外我也考慮，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協從不究”，我要承認了自己是首犯，判刑肯定會重的。所以我堅決不承認，為此x x x還跟我對了一次質（我不願提此人的名字，因為我知道當時他也是出於不得已，我能諒解他，現在我們仍然是朋友）。
大約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一次提審，一出監號門我看到四個公安人員把許南亭按在地上，給他砸腳鐐，許南亭要叫喊，一個公安人員用力將他的頭按在地上，嘴巴緊貼着地皮，使他喊不出來，許南亭的衣服都給撕破了。我一邊走、一邊想，許南亭不過就是帖了一張大字報，其內容也很一般（見本人在“沒有情節的故事”中“北大整風反右回顧”），何至於被捕呢？後來我明白了，因為第一張大字報是許南亭貼的（如果“大字報”也可以申請“專利”的話，那這個專利權應該歸許南亭，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誰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過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正是因為有了他的這第一張大字報，才引出了北大“右派向共產黨的猖狂進攻”，因此共產
43
黨是不會輕饒他的。我又聯想到了自己，由於我是搞組織活動的，共產黨恐怕更不會輕饒我，因此我也做好了受刑的思想準備。但直到四月底結案，除了受過幾次同監號犯人的“幫助”外，並沒有對我上刑，既沒有給我戴銬鐐，也沒有用小繩綁我，這真有點慶幸。我受刑罰的折磨是在進監獄和勞改隊以後的事。
3.宣判
3.1.K 字樓. 接“起訴書”。 所謂的“反革命集團”
四月底結的案，結案後不到一星期就押送到了自新路北京監獄看守所K字樓，等待判決。所謂K字樓，據說是國際上通用的標誌，如果遇到戰爭，在飛機轟炸時，看到K字形狀的樓就知道是關押犯人的地方，飛機就不轟炸,這跟醫院的紅十字標誌差不多。在這裡犯人從事粘紙盒、納鞋底、折書頁等勞動，伙食跟草嵐子看守所一樣，上午兩個小窩窩頭，下午兩個小窩窩頭。不過有一點比較好，犯人有錢的可以登記買東西（犯人的錢、貴重物品如手錶之類，統統由管理員統一保管，不允許犯人帶在身上，防止逃跑時作為路費）。我還有一塊多錢，就買了一瓶醬油和幾塊腐乳。在這裡一共
44
呆了十幾天，在這期間，我親眼見到有些犯人不服判決上訴，結果都被加了刑，那些案情確實有較大出入的，上訴的結果最多是維持原判，我沒有聽說有一個是因為上訴後減刑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上訴都加了刑。這一點凡是在五八年被判過刑的人都可以證實。
大約在我到K字樓七、八天后，管理員叫我的名字，我應聲出來，他領我下樓到院子裡，一輛囚車早停在那裡，他這才告訴我是去法院接起訴書。我一上車發現張元勛、賀永增、趙清、林樹國、譚金水都在上面，這時我才明白所謂的“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就是指的這六個人。管理員不許我們說話。到了法院不久即開庭，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員向我們宣讀了起訴書，全文如下：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
起訴書
京檢（58）反起字第454號
被告陳奉孝，男，22歲，山東省濰坊市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3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36齋121號。
被告譚金水，男，24歲，湖北省（應該是湖南省，不知是打字員打錯了，還是他們缺乏起碼的地理常識——陳注），家庭出身小販，捕前系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24齋102號。
被告趙清，男，24歲，河北省清苑縣人，家庭出身富農，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22齋209號。
被告林樹國，男，23歲，福建省福州市人，家庭出身職員，捕前系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生，住北京大學宿舍22齋113號。
45
被告賀永增，男，29歲，家庭出身職員，捕前系北京大學西語系4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27齋430號。
被告張元勛，男，25歲，江蘇省贛榆縣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捕前系北京大學中文系4年級學生，住北京大學宿舍37齋110號。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偵察終結，經我院審查認定被告陳奉孝等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陳奉孝等思想極端反動，一貫仇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1957年5月乘中國共產黨整風之機向黨發起了猖狂的進攻，並先後貼出了“是時候了”、“人之歌”、“數四為什麼不鳴”、“青年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等反動大字報，漫罵積極分子，誇大捏造事實煽動資產階級右派向党進攻。同時被告賀永增、林樹國、譚金水等也先後提出“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新封建比舊封建更嚴重”、“愛國者有罪”、“暴力統治”等，並聲稱要以生命衝破“黑暗”進行煽動。同時被告賀永增、譚金水、張元勛與右派分子沈澤宜又秘謀計劃寫信給全國各高等學校進行煽動，並威脅黨委停課。被告賀永增與反革命分子蔡中一併策劃組織了“控訴會”，使反革命分子顧文選在會上公開製造謠言煽動群眾。
被告陳奉孝、張元勛等為了使右派分子有組織的向党進攻，便於1957年5月分別組織了“自由論壇”、“廣場”等反動璧報。後被告陳奉孝又勾結右派分子譚天榮、楊路等發起組織“百花學社”，隨即由被告趙清等抄錄右派分子貼出的最反動的大字報“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白毛女申冤”等等以“百花學社”的名義油印成反動宣傳品。同時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賀永增、趙清、張元勛等又勾結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右派分子譚天榮等煽動群眾到清華大學、師範大學、石油學院、地質學院、礦業學院、農業機械化學院等高等院校及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等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散發、張貼反動宣傳品，同時在師範大學並與“苦藥
46
社”等反動集團取得聯繫，企圖在中國煽動起“匈牙利事件”。被告陳奉孝、張元勛等為了使其反革命活動長期繼續下去，更有組織的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又勾結了右派分子沈澤宜、崔德甫等人組織了反動刊物“廣場”，並將被告張元勛、反革命分子劉奇弟、顧文選等所寫的反動文章，大字報選集成冊，企圖印刷10000分在全國各地散發。同時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等還將油印和抄寫的反動大字報寄往上海、武漢、西安、山東等地進行煽動，企圖使其反革命活動“蔓延全國”。
上述被告由於有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等反革命的共同目的，在上述反革命活動中，有被告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和顧文選（在押）等便結成了以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隨於1957年6月9日、11日、有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等參加先後在蔚秀園、長河秘密集會，在會上除一致表明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治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外，還計劃學習“理論”、研究策略、發展擴大反革命組織以及利用“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等。
在北京大學開展了反右派鬥爭後，被告等見苗頭不對，為了掩蓋其犯罪活動將反動刊物“廣場”被迫宣布解散。於6月25日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等又秘密集會，研究了當前形勢後，決定“退卻”轉為更隱蔽的活動。並定出聯絡暗號，改為兩、三人的碰頭會活動。同時被告林樹國、譚金水、趙清等還出謀研究陳奉孝“過關”的方法。並由被告譚金水將被告陳奉孝和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右派分子譚天榮等所存的反動信件、日記本轉移給林樹國保管。並互相訂立“攻守同盟”。同時被告譚金水與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又研究準備打入人民解放軍和兵工廠，企圖奪取武裝以達到其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制度的反革命罪惡計劃。
47
1957年7月13日被告陳奉孝、張元勛被批判後又與李亞白（在押）在香山秘密集會。由陳介紹張、李參加其反革命集團。並研究準備逃出國外進行反革命活動及逃出國外的方法。同時被告陳奉孝併到印度、南斯拉夫大使館及英國代辦處聯繫，企圖偷越國境逃往國外。被告張元勛、賀永增被迫交代了部分罪行後，於1957年12月又參加了蔡中一的反革命集團，並將香山集會時研究的出國方法向蔡作了傳達。
綜合上述事實，被告陳奉孝、譚金水、趙清、林樹國、賀永增、張元勛，組織或參加反革命組織，印刷反革命宣傳品，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陰謀顛覆人民民主政權。實屬罪行嚴重，本院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提起公訴，請以法懲處。
此致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檢察員王名昭
1958年5月17日
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我跟楊路和張景中是同一年級，都是四年級學生，由於五七年夏天反右，沒有進行期末考試，下半年開學後才進行的考試，而我已決定出國逃跑，沒有參加考試，所以我仍然算三年級學生；第二，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矢口否認有一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所以關於我跟陶懋頎、任大熊翻譯這個報告的問題在起訴書裡隻字未提，但對我的量刑中已把這一“罪行”考慮在內 。
檢察員讀完了起訴書後，每個人發給了我們一份並問我們要不要律師，我們六人都說不要。因為我們都明白，那時中國根本沒有律師，所謂律師都是官方指定、替官方說話的，對一些典型案件的審判走走形式、裝裝樣子罷了。對於一般案件，連這樣的形式也不走。
聽了檢察員宣讀的起訴書，我思想壓力很大。因為已經
48
認定了我們的目的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而且我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回去後我又仔細的看了起訴書，就起訴書的內容來說，跟我在草嵐子看守所預審時交待的主要內容差不多，根據當時我國的憲法來衡量，這些根本構不成犯罪，而且內容十分混亂，究竟誰算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你都說不清楚。譬如說，起訴書的前面說顧文選是“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後面又變成了張元勛；還說我介紹張元勛和李亞白參加了以我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但後來判刑時又把李亞白的名字去掉了，這真讓人有點莫名其妙。有些內容還是任意捏造的。譬如說譚金水和劉奇弟“研究打入兵工廠，企圖奪取武裝……”，這是他們兩個人的問題，怎麼拿到這個“集團”里來起訴呢？再說，如果真有這麼回事的話，那可是不得了的問題。“企圖奪取武裝”非殺頭不可！而最後判刑時，譚金水卻是教育釋放，要知道，判刑時我們既沒有要什麼律師，也沒有為自己辯護。不錯，譚金水是坦白檢舉“有功”，但如果他真的和劉奇弟研究過什麼“打入兵工廠，奪取武裝”的話，他們二人恐怕都要被槍斃，共產黨再寬大，也不會將譚金水教育釋放！
誰都知道，中國的憲法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在給一個公民定什麼罪名時，根本不考慮憲法不憲法。那時中國也沒有刑法，只有一個所謂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這個“條例”在判刑時也只不過從中選擇一下條款，至於怎麼判，判多少年，完全依當時的政策而定。這個條例里也根本沒有規定犯到什麼程度應判多少年。誰都知道，在我們國家（不僅我們國家，凡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占第一位的是領導人的講話，占第二位的是“黨的紅頭文件”，占第三位的才是憲法和法律。因此既然認定了你是“反革命”，其目的又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那麼不管你有多麼充足的理由和根據，無論怎麼辯駁，都是無濟於事的。現在我們國家雖然好多了，有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49
等等，但仍不能依法辦事。現在不是還經常聽到這樣的“嚴打”，那樣的“嚴打”嗎？所謂“嚴打”，那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嚴打期間犯了某項罪，所受到的懲罰要比在平時犯同樣的罪所受的懲罰要重的多。平時判三年、兩年，碰上“嚴打”，可能會判八年、十年，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這談何法律的嚴肅性呢？
在我拿到起訴書後的兩三天，“人民日報”連續刊登了對當時全國的兩個典型案件的處理，看守所的廣播喇叭也大聲廣播了處理情況（目的當然是為了給犯人施加思想壓力）。一件是武漢市漢陽中學的校長王建國、教導主任楊煥堯因帶領學生上街遊行並衝擊縣委、縣政府，結果被槍斃了，同時還有一名學生被判十五年。另一件是北京醫學院的一名學生因被開除學籍對北醫的黨委書記曲正不滿，自製了一枚土炸彈，企圖炸死曲正。可曲正沒炸着（當晚曲正沒在宿舍里），他卻被槍斃了。同時“人民日報”還登了“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禍首”，當時的匈牙利總理納吉也被處死的消息。結合國內外這些典型案件的處理，特別是漢陽中學案件的處理，我分析北大當時在整風期間“向党進攻”是打了頭陣的，而“百花學社”又是被毛澤東點了名的，現在既然被定為“反革命集團”，處理肯定輕不了，我又被認定為“首犯”，弄不好會被判死刑，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考慮最多的是我的父親和比我大五歲的姐姐，。我從小沒有了母親，兄弟姐妹五人我最小，母親去世時我父親才五十幾歲，為了我他沒有再娶。我在中學讀書時不僅是全校的學習尖子，也是整個濰坊市的學習尖子，這一點當年的同學和仍健在的老師都知道。在我考上大學之前，我住的老家濰坊市撞鐘院前街沒有一個大學生，而我卻考上了名牌大學北大，父親對我的期望是很大的，親友和街坊鄰居都對我另眼看待。現在我成了“反革命”，不久有可能被槍斃，我怕父親他老人家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我姐姐也是一樣，母親死後，姐姐像母親一樣照顧
50
我長大，為了能讓我繼續讀書，她提前參加了工作，他們為我的付出，我是無法報答的，我思想非常苦悶。我寫了好幾封信，但因為還沒有判刑，不知道結果，也不敢發出。
3.2.宣判
宣判的那一天終於到了。臨走前我把剩下的幾塊腐乳都吃了，因為我估計我可能回不來了。當時的情況是，一個犯人一旦被判了死刑，立刻就給砸上腳鐐，戴上手銬，回來關進像棺材一樣的死刑號里，等待召開公判大會，通過鎮壓敵人教育群眾，這一辦法直到如今還實行。但是到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間小屋子裡關了兩、三個小時才叫出去宣判，這兩三個小時簡直把我渴壞了。為什麼等這麼長的時間呢？因為五八年抓起來的人太多了，宣判也要排號。
宣判是在一間地下室進行的，除了檢察院的公訴人和法官外，還有“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此外再沒有別人，記者還給我們照了像。判決書的內容與起訴書的內容幾乎一字不差，宣判的結果是首犯陳奉孝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主犯張元勛判刑八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賀永增判刑五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趙清、林樹國各判處四年，刑滿釋放後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譚金水因能主動坦白交待並檢舉他人，有立功表現，教育釋放。
大多數人恐怕不知道“教育釋放”是什麼意思，它跟“無罪釋放”有什麼區別，實際上區別大的很。所謂“教育釋放”，就是說你仍然有罪，不過罪行較輕並有檢舉立功表現因而從輕處理罷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坦白從寬”吧。“無罪釋放”那是司法機關承認抓錯了人才放的。放了以後要到本人所在單位恢復名譽並恢復原工作，沒有工作的要給予適當的安置（那時根本就沒有經濟賠償這一說）。可是在那個年代
51
根本就沒有“無罪釋放”這回事。公安局明明知道抓錯了人，可總要千方百計找你點小毛病，實在找不着，還會說你態度不好。請想想看，一個人明明知道自己被抓錯了，他態度能好嗎？最後放你時還要教訓你一頓，這就是所謂“有錯抓，沒有錯放”，“抓不着鬍子揪眉毛”。當年幹過公安的人，請你們憑良心說，我說的對不對？是不是“造謠攻擊”？
宣判完了還問我們上不上訴，我們六人都回答說不上訴。也許有人要問，你既然不承認自己有罪，判你十五年的重刑，你怎麼不上訴呢？要知道，正像我前面說過的，在五八年，上訴是毫無意義的，上訴的結果只能加刑，不能減刑。誰都知道，當時對犯人的判刑，特別是對政治犯（共產黨不承認有政治犯，只承認有“反革命”）的判刑，並不是根據事實和法律（何況當時並沒有什么正式的法律），而是根據當時的共產黨的政策，上訴不是自討苦吃嗎？
宣判後我有兩種突出的感覺。第一是“高興”，甚至是有點“喜出望外”，因為臨去前我估計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只判了十五年。當時我想，我雖不能象舊小說里所描寫的，有些綠林人物臨死前說的豪言壯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但我畢竟只有二十二歲，十五年後出來不過三十七歲，還是正當年，還能有所作為。後來的勞改生涯徹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事實上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幫”後，共產黨對當年的“右派”實行了摘帽、改正、平反的政策，我是一輩子也出不了勞改隊的。那麼是什麼原因我（應該說是我們）能受此“寬大處理”呢？後來我琢磨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恐怕是得益於毛澤東定下的對“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當然這並不完全是事實，按“右派”的人數比例，殺的很少，這是事實，因為北大的“右派”就有四人被殺，其它院校和省市的的“右派”後來被殺的也有。至於說“大部不抓”那就根本不是事實。我在勞改期間就遇到過很多被捕的“右派”——當然象我一樣，只不過是換了個“現
52
行反革命”的罪名罷了。另外，大部分“右派”都被送去勞動教養，請問一下當年被教養過的的人，這算不算被抓？勞動教養跟勞改的區別究竟有多大？“勞動教養”這一政策不僅違犯人權、極不人道，而且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百花學社”是有了一定名氣的，被毛澤東親自點了名，不僅中國的報紙登過，香港、台灣和外國的報紙都登過。共產黨處理政治案件一貫遵循這樣一條原則：越是出了名的處理的越輕。勞改當中我就遇到過不少“右派”學生，要論他們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輕的多，但判刑都比我重。
我的第二個感覺是吃驚和氣憤。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是譚金水把我們出賣了！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怪不得在草嵐子看守所預審時，有些問題我不想談，可審訊員卻一再提醒我。原來早就有人作了交待和檢舉揭發。起初我還懷疑是x x x，原來是譚金水！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要論“罪行”，譚金水並不比我輕，因為他也跟我一樣，當年主要是在北大各系的“右派”之間搞串聯，搞“組織活動”，而且是最積極的一個。我雖然是“百花學社”的“秘書長”，但許多主意都是他出的，結果他為了爭取寬大處理，，卻把我和我們大家都出賣了。我能不恨他嗎？由此我聯想到報紙上登的那些社會上的大“右派”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並揭發別人，我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半都是一些“軟骨頭”，是不可靠的，難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如此鄙視！我這樣講也許有點偏頗，也許有人會指責我，但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我不想掩蓋和粉飾。在預審期間我還儘量為譚金水和賀永增等人開脫，想不到他譚金水卻出賣了我和大家，我還被蒙在鼓裡！氣憤之後我感到灰心。當然現在我早已經想開了，平反後，凡是問起過我的遭遇的同學和朋友，我都對他們說過：“對於過去，我誰也不恨，包括在勞改隊裡給我上刑、往死里整我的人，我也不恨。恨他們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是一個時代
53
的錯誤，糾纏個人恩怨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當年反右的積極分子們後來不大都在“文革”中挨了整，像吳晗這樣的反右急先鋒還被整死了呢，他又該恨誰呢？”以上這段話不少人都可以為我作證。至於譚金水，今天我更沒有必要恨他，為當年的事耿耿於懷。我想當年他也是出於不得已，“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從判刑後到現在 ，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包括七九年到北大落實政策和北大的百年校慶，我都沒有見到過他，說實在話，我倒真想見見他。如果他現在不願見我，心中還有某些內疚的話，我倒想勸他把過去的事忘掉，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北大的同學，而且還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呢！”。
4.北京監獄和通州監獄
4.1.北京監獄“翻譯組”.認識兩個特殊犯人——王德與孫得高
54
判刑後大約十幾天，我就被調到了北京監獄的“翻譯組”。中國的監獄、勞改隊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裡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至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共產黨的犯了錯誤的幹部，下至流氓小偷、地痞無賴，有具有真才實學掌握各種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也有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所謂“理論家”和人格低下的文人，有被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應得、貨真價實的罪犯，各色人物應有盡有。它可稱為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也可稱為是一個各色人等的大雜燴。最近又增加了一批由“右派”升級而成的“現行反革命”，真可說是樣樣齊全了。“翻譯組”當然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歷反”，少數幾個是“現反”，刑期都很長，其中無期、死緩的占多數。
在一般犯人眼裡，翻譯組的犯人是“高等犯人”，因為這些人不用參加體力勞動，豈不知這些人是被嚴格監管的，因為這些人都屬於“階級敵人”的行列。至於我為什麼被調到翻譯組去呢？我猜想可能有如下兩個原因。第一，我懂點外語。我雖然不是外語專業的，但在北大讀書時我曾翻譯過兩本數學書，其中一本當時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已經答應給我出版，譯稿也已寄去，但因我被打成“右派”，書沒有出來。另一本譯完了還沒等交出版社，反右就開始了，我被捕後譯稿不知下落。最近我才聽張景中告訴我，我被捕後，這本書的譯稿他曾為我保存過一段時間，後來他也被送去勞教，輾轉二十多年，早弄丟了。不僅如此，因為我還參加過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翻譯（這是我的“罪行”之一），所以也把我調進了翻譯組。第二，翻譯組雖然不參加勞動，但實際上是被嚴格監管的，所以把我調到這裡來。再有什麼原因我就猜不出了。翻譯組的任務是翻譯一些資料，當然譯者的名字是不能出現的。我在這裡謄寫、校稿都幹過，時間都不長，因為我在北京監獄總共不過兩個來月的時間，由於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有罪，就把我從這個不參加體力勞動的“優越
55
環境”調到通州監獄去了。
在北京監獄時間雖短，卻認識了兩個特除犯人，一個叫王德，另一個叫孫得高。
王德是北京市順義縣人，抗美援朝時當過志願軍，轉業後因流氓打架被判刑三年，在北京監獄襪廠勞改。北京監獄襪廠是我國最早生產尼龍產品的地方，我國的第一雙尼龍襪子就是北京監獄襪廠生產的，當時社會上一般見不到，主要出口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監獄關的大部分是被判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少部分是輕刑犯，而且這些輕刑犯都是刑事犯，按當時管教人員的說法，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犯罪人員。毛澤東說過“人民犯了法也要進班房，也有死刑，但這與對階級敵人實行的專政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象小偷、流氓、貪污犯等都屬於“人民內部”的犯罪之列，被看作是“自己人”。監獄襪廠的勞動分白班和夜班，重刑犯上白班，看管很嚴；輕刑犯上夜班，看管較松。那時北京監獄被稱作是“模範監獄”，常有外國人去參觀。
五六年有一天，犯人王德不知從哪裡打聽到說明天要有外國人來參觀，他利用上夜班的機會將一個窩窩頭拿回了宿捨去，他也不睡覺，在監舍里趴在窗子上瞧着外面的動靜。果然快到開飯的時候來了許多外國人，由監獄長領着往犯人食堂走，這時這位王德老兄穿着一個小褲叉，披着一件勞改棉襖，手裡舉着一個窩窩頭就往外國人群里跑，一邊跑一邊喊：“你們看看那，你們來參觀時他們（指監獄管理人員）給我們（犯人）吃好的，你們走了我們吃的是窩窩頭白菜湯！”跟隨這幫外國人的中國保安人員和監獄的管理人員上來攔他，但當着外賓的面又不好把他怎麼樣，許多外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然他們自己也有翻譯，事後不會不清楚）一位監獄的管理人員還對外賓說：“這個人是個瘋子！”這下可好，等外國人走了，立刻給他砸上腳鐐、戴上手銬塞進了小號。三天后就開全體犯人大會宣布加刑十五年，罪名由
56
流氓打架變成了“現行反革命。要知道，這是在一九五六年，這一年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氣氛最寬鬆的一年，對犯人的判刑也是最輕的一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五七年以後，非槍斃不可。另外也因為王德畢竟是當過志願軍，原犯罪是流氓打架，屬“自己人”範圍，如果一個“反革命”犯再來這麼一下，即使在五六年，腦袋也得搬家。後來王德跟我一起調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
北京監獄是中國的模範監獄，犯人的食宿條件比其它地方的勞改單位要好的多，對犯人的管理方式比其它勞改單位也文明的多，即使這樣，這裡面大部分也是充滿着假像。頭一天接到通知，明天外賓要來參觀，那好，一個下午停產打掃衛生，車間、食堂、宿舍打掃的乾乾淨淨，犯人每人發一條新毛巾、新床單，被褥疊的整整齊齊，食堂開飯時是四菜一湯、大饅頭，十人一桌。這樣的勞動、生活環境比一般的工廠、學校要好的多，外國人走了呢？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中國人（應該說是各級領導幹部）喜歡弄虛作假這是一貫的，譬如說為了邀功而虛報產量，為了應付檢查而作假賬，如此等等，中國的老百姓早已是見怪不怪了。有些外國人到中國走馬觀花的轉一圈，回去後就大發議論，中國的真實情況他們看到了嗎？他們能自由的到中國的工廠、農村、監獄、勞改隊去看看嗎？他們能跟中國的下崗工人、農民不受監視的自由交談嗎？中國的老百姓敢向外國人講實情嗎？這些問題用不着誰來回答，每個中國老百姓的心裡都是一清二楚的。小道消息說，江澤民主席到四川視察時曾經訪問過一家農民，問他們缺什麼，還說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說 ，不用顧慮，我們絕不抓辮子、打棍子。一位老農民回答說：“我們現在什麼也不缺，就缺一個陳勝、吳廣了。”江澤民主席聽了以後既感到震驚，心裡又很沉重。此條消息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我倒覺得江澤民主席的確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確聽到了廣大農民的心聲。如果中國的每一位領導人都能像
57
封建時代的清官微服私訪那樣，到廣大下崗工人和農民中間走走，聽聽他們的心裡話，真正體察一下民情，那就好了。用列寧的話說，已經進入“腐朽”、“垂死”階段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對各級政府官員的錯誤，不論什麼問題都能揭露出來，就連堂堂的現任美國總統的一件在中國人看來微不足道的性醜聞都敢揭露（儘管裡面攙雜着兩黨鬥爭的政治目的），可人家的社會並沒有亂，而我們國家卻藉口“穩定”，用什麼“輿論導向”，把一切落後、陰暗的東西包起來，這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作法，長期下去能行嗎？建國五十年來至今還沒有一部“新聞法”，還談什麼“法制國家”、“依法治國”！這種情況還能維持多久，不改變能行嗎？
另一個人叫孫得高，山東萊陽人，父母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過膠東遊擊隊，後來被日本人殺害了。解放後他參加了海軍，是海軍少尉。五十年代初共產黨大力號召學習蘇聯老大哥，跳舞是蘇聯人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於是我國的機關、工廠、學校、部隊等每個星期六晚上都舉辦舞會。孫德高迷上了跳舞並在舞會上交了個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錢的，他掙的那點軍響不夠花就向戰友借，但借了他又沒有錢還人家，人家多次問他要，他還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給他錢的戰友當着他女朋友的面問他要錢，他覺得這傷了他的面子，結果把人家打了，於是被關了禁閉。他又把禁閉室給砸了並打了看禁閉室的戰士。本來關七天禁閉就算了，這下可好，被軍事法院依破壞軍紀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繼續胡鬧，又被加刑到七年並轉到地方，進了北京監獄。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而今天為這麼點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這輩子算完了。於是便破罐子破摔，頂撞幹部、抗拒勞動、罵監獄長，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乾脆就豁出來了，越鬧越厲害，監獄長找他談話，他打了監獄長一個嘴巴。這還了得！犯人打管教幹部那是犯死罪的，
58
要是換一個沒有像他這樣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動手打管教幹部，非槍斃不可。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遺孤，原犯罪也較輕，又不是反革命這樣的階級敵人，因此對他寬大處理，加刑到死緩，塞進了小號，一關就是三個月。在小號里每天給他三兩八錢的苞米麵窩頭（或稀粥）吃。“三兩八”是什麼意思呢？聽一些早進監的犯人說（管教幹部也透露過）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的，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着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這也算是“人道主義”吧。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社會上的人都吃不飽，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你想，勞改隊犯人的生活能好嗎？（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後面我將詳細敘述）犯人當中又犯了錯誤的“犯人中的犯人”，被關起來不勞動，還能讓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樣的待遇？於是便決定只給“三兩八”吃。說來也奇怪，有人被關小號最長達一年多之久，竟然沒有餓死！我本人在興凱湖勞改農場就被關過好幾個月也沒有被餓死。這位發明“三兩八”的法醫我看真“應該得諾貝爾生物獎！”但這種長期飢餓的滋味可真難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時間的，而這種飢餓卻是長時間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勞改單位被關過小號的犯人，一提起“三兩八”沒有不害怕的。
孫得高被關了三個月實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監獄長談話，監獄長問他：“怎麼樣，孫得高？你想談什麼？你服不服？”他說；“報告監獄長（犯人跟幹部談話，前面必須加‘報告’兩個字，過去孫得高從來沒喊過報告），我服了！在敵人的機槍面前我沒有低過頭，現在共產黨把我餓怕了，我服了，我低頭認罪。”監獄長笑了，把他放了出來，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頭了。後來孫得高也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並且跟我在一個中隊。我們在一個中隊呆了四年多，後來他被調走了。他雖然被加刑到“死緩”，但我估計用不了十年
59
他就會被釋放的，因為他畢竟屬於“自己人”。
4.2.通州監獄簡介
大約在五八年八月份，我被調到了北京市通州監獄。通州監獄前後換了好幾個名字，我被調去時叫“通縣新生鞋廠”，因為犯人以生產手工納底的布鞋為主，另外還生產擦屁股用的豆紙（就是草紙，北京人叫豆紙，現在生活提高了，這種東西早就不見了），後來又改名為“新生造紙廠”、“新生小五金廠”等等。那時凡是帶着“新生”兩個字的單位都是監獄或勞改單位。
通州監獄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男、女犯人分兩個院關押。監獄共有納（鞋）底、鞝鞋、制邦、造紙四個車間，女犯都在納底車間和鞝鞋車間，男犯人多半在造紙車間，老弱病殘在制邦車間。男、女犯人嚴禁互相串監，這條紀律非常嚴，如有違犯，輕者戴手銬腳鐐關小號，重者加刑。女犯人幹活的車間與男犯人幹活的車間隔着一個很寬的院子，讓你搞搞什麼“眉目傳情”之類活動也不可能。全監獄只有一個叫李文成的男犯人被允許到女車間去，因為他是個電工，不管哪個車間的電燈壞了他都要去修理。有一天正好是大禮拜休息，他到鍋爐房去修線路，燒鍋爐的是一個女犯，兩個人在一張破床上搞起名堂來了，正搞着聽到外面“咯登！咯登！”有人走路的聲音，那個女犯人說：“壞了！管教來了！”嚇的李文成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就鑽了床底。這位女管教可能是閒的悶的慌了，找這位燒鍋爐的女犯人對她進行“思想教育”，實際是閒聊，一坐就是兩個多鐘頭，李文成在床底下大氣不敢出，簡直憋壞了。說起這位女管教，她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大概跟“水滸傳”里的孫二娘差不多，滿臉橫肉，從來沒見她笑過，非常厲害，犯人沒有不怕她的。這也難說，管理女犯人非有這樣一個人不可，有些女流氓犯，監獄的男
60
管教根本管不了。解放初，我們國家沒有女警察，男警察管女犯人出過不少事，男警察姦污女犯人的有，女犯人勾引男警察的也有。
這幾個車間當中制邦車間和造紙車間是最髒的。制邦車間是從檢破爛的人由垃圾箱裡檢來的破布用水洗洗，然後用糨糊一層層粘起來，最後粘上一層好布，涼干後做鞋邦用。那些破布上屎、尿、血跡等什麼髒東西都有，因為這項勞動比較輕，因此多由一些老、弱、病殘的犯人來干。
造紙車間更髒，原料都是檢來的爛紙，裡面擦屁股紙、婦女的月經紙都有，在一個大池子裡用火鹼水泡爛，再用清水洗洗，打成紙漿，犯人用抄紙的帘子一張張抄出來。我調進來登記完了（犯人每調換一個單位都要登記姓名、年齡、案由、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這是慣例）就分到造紙車間。一進車間我就想吐，這裡完全是最低級的原始勞動，條件比起北京監獄來差的太多了。每個犯人都有勞動定額，完不成定額要受到懲罰，輕的批評教育，重的要關禁閉、記過，如果認為你是“消極怠工”，會依“抗拒勞動”的罪名被加刑。另外還有管生產的幹部和犯人質量檢查員，如果檢查到你的產品質量不合格，象上面寫的一樣，輕者批評教育，重者關禁閉、記過，如果經檢查多次不合格，會依破壞生產的罪名被加刑。每年都召開犯人獎懲大會，在大會上每次都有犯人因“抗拒改造”、“破壞生產”的罪名被加刑的。也有受減刑的，這多半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勞改期間能“積極靠攏政府”（即經常向幹部打小報告）的刑事犯，“現反”受到減刑的幾乎一個沒有。
4.3.第一次被關小號
我來的當天就惹了一個大麻煩。犯人晚上睡覺的監號是上鎖的，每晚都有值夜班的幹部巡迴檢查。這天夜裡大約十
61
二點左右，監號的門突然被打開，一位管教幹部拿着手電筒（其實監號里的電燈是不允許關的，主要是黑夜裡怕犯人搞什麼名堂）滿屋裡一照，問：“哪個是新來的犯人陳奉孝？”我馬上從被窩裡爬起來答道“報告管教，是我！”他命令：“穿上衣服出來！”我趕快穿好衣服出來，心想半夜三更叫我出來幹什麼呢？我剛來半天，又沒犯什麼錯誤，更不可能是調動，我一邊走一邊琢磨。他把我領到管教科，我喊報告進去。像審判台一樣，有一個看來是個頭頭樣的幹部（後來我知道他就是管教科的隋科長）在桌子後面坐着，桌子上有一張寫滿字的紙，他正看着。離桌子大約四、五米遠的地方，地下放着一個小板凳，一看就知道是為我預備的，我朝小板凳走去，剛想坐下，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叫陳奉孝！”。“犯什麼罪？”，“現反”，“什麼文化程度？”，“大學文化程度”，他突然拿出手槍猛的往桌子上一拍大聲訓我：“你登記表怎麼填的？你是北京大學的右派，也是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的頭子，你為什麼填文盲？你態度極不老實，還想欺騙政府？！”我看他拿出槍來唬我，也有點火了，我說：“報告管教，我不就是把文化程度填錯了嗎？就算我故意，這點錯誤也判不了死刑吧？就是我真被判死刑，也要經法院，你也不敢隨便拿槍打死我！你拿槍幹什麼？”我這麼一講不要緊，門外的武裝人員立刻衝進來了，這位管教下令：“把他銬起來！”武裝人員馬上給我戴上背銬，他又下令：“給他砸上腳鐐，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武裝人員馬上出去拿來一付大腳鐐來就給我砸上了，然後就把我塞進了禁閉室。我心裡琢磨“這個地方這麼厲害！我剛來就給我個下馬威，在草嵐子提審過三十多次，可沒對我這樣過。”
我為什麼填個“文盲”呢？因為反右以後，不僅在社會上知識分子受到歧視，在監獄裡受的歧視更厲害，尤其是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的犯人，始終被看成是犯人中的
62
犯人。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登記並瞞不過管教人員，我是想瞞過同監犯人，因為登記表是犯人大組長拿來叫新來的犯人登記的。這回可好，偷雞不着舍把米，全監獄的犯人沒有不知道我這個新來的犯人是北京大學“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了。剛一進來就被戴上銬鐐關了禁閉，這傢伙肯定是個“危險分子”，被嚴管的對象了。
因為戴的是土銬子，一晚上我的兩隻手就被勒的腫的象個小饅頭似的。第二天上午開飯時，扔給我一個小窩頭叫我趴着啃，兩隻胳膊向後捭的象斷了似的痛，哪裡還顧的餓呢！還算不錯，他們可能考慮我初次進監，沒嘗過這種滋味，先這麼教訓我一下，到了下午就給我摘下背銬，換成前銬。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合法的”刑罰的滋味。我又想起了在草嵐子時的楊百萬，他戴了一個多月的背銬，手腕子全都磨爛了，他是怎麼挺過來的！
4.4.大煉鋼鐵. 撐死的犯人
五八年的夏天，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從工廠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都掀起了一場大煉鋼鐵的高潮，監獄、勞改隊也不例外。這倒把我給救了。因為那時要求人人都參加，這不僅是一場經濟活動，而實際上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於是僅蹲了一個星期的禁閉室就把我放出來參加了大煉鋼鐵的運動。女犯人坐在地上用錘子砸運來的破銅爛鐵（其中有不少是從老百姓家裡搜集來的尚能用的鐵炊具），通州監獄裡一天二十四小時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真是一首壯烈的交響樂。壯年的男犯人則管來回運料，而我和另外一個犯人則守着一個用破磚頭壘起來的土高爐，一連幹了一個星期，累了就坐在地上打個盹。儘管累的人悃馬乏，犯人們卻很高興。為什麼呢？在大煉鋼鐵期間，吃飯不定量，可以敞開肚皮吃。由於長時間的飢餓，平時又吃不到多少油水，
63
犯人腸胃的皮都薄了，一下讓你隨便吃，不少人就不知道饑飽了。頭一天就撐壞了十幾個人，這下可把犯人醫務室給忙壞了，忙着給這十幾個犯人灌硫酸銅水，讓這些傢伙把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時間一長非出人命不可。其中有一名叫張典榮的犯人 ，一頓就吃了十三個半窩窩頭（每個大約有半斤左右），因為吃的太多了，疼的在地下打滾，把胃給撐破了，沒有搶救過來，死了。表面上看是吃多了撐死的，實際上是餓死的。第二天就改變措施了，到開飯時，犯人去領窩窩頭，政府幹部在旁邊看着，每人只給兩個，個別大個子身強力壯的犯人給三個，這實際上都能吃飽。一個星期後，因為沒有那麼多原料了，大煉鋼鐵也就結束了，又恢復了原來的定量，這下更覺得餓的慌，因為在這一個星期內，犯人的胃都給撐大了。
造紙車間有兩個犯人大組長，一個叫李振福，一個叫韓榮。李振福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牢頭和打手，韓榮的罪名是“包庀反革命”，人心眼還不壞。因為他家世代開紙坊，懂技術，所以也讓他當大組長，管生產。有一天他偷偷對我說：“你怎麼敢頂撞隋科長呢？要是他一槍把你打死了，說你搶他的槍，又沒有證人，你不白死呵！”這是肺腑之言，我記住了，後來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當中，我跟管教幹部頂起來的時候，都是當着許多犯人的面，我想，他再野蠻也不敢當着這麼多犯人的面把我打死。
64
5.監獄、勞改隊的管理方式
5.1.對犯人的分類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他就是根椐自己的這句名言，再加上對人的階級劃分，把全體中國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進行統治的，對犯人的管理也遵循這一原則。不過犯人畢竟跟社會上的人不同，又加上了另外一句話“人民犯了法也要進班房，也有死刑，但這與對階級敵人實行的專政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根據以上“理論”，勞改隊的管教幹部對犯人進行了分類。
第一大類是“反革命”犯，這當然就屬於“階級敵人”的一類。不過在“反革命”犯當中又分成兩類，一類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反”，這是些在國民黨或日偽時期為偽政權幹過事的人。另一類叫“現行反革命”，即建國後反對現政權的，這類“現反”以青年學生為主。管教人員對“歷反”的看法（實際是共產黨的政策）是這樣的：這些人雖然有歷史罪行，判刑也很重（絕大多數都被判十五年以上，其中被判無期、死緩的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但他們過去賴以生存的國民黨政權已被打敗，跑到台灣一個孤島上去了，雖然那時蔣介石也天天叫喊“反攻大陸”，這不過是痴人說夢罷了，這些歷反心裡也都明白。他們大都不再存有什麼幻想，再加上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絕大多數文化水平很低，沒有什麼政治頭腦，因此比較老實，能夠作到“認罪服法”，故對他們的看管並不是特別嚴。但這些人畢竟是階級敵人，因
65
此也並沒有放鬆對他們的警惕。對於“現反”，管教幹部是最痛恨的，因為這些人的罪名都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尤其是對像我這樣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人，更是恨的咬牙切齒。他們認為這些“現反”年輕、有文化，是最危險的。我遇到好幾個勞改幹部，在對犯人訓話時公開說：“你們是什麼知識分子？吃屎分子！什麼大學生？大畜牲！共產黨培養你們上大學，你們卻反對共產黨，你們的良心讓狗吃了！”那時勞改隊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屬於“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的一類，他們大字不認識幾個，要讓他們到其它行業去當領導，他們幹不了，於是就讓他們來看管犯人。不過這些人都是“苦大仇深”，“階級覺悟特別高”，因此一聽說這些“現反”要“推翻共產黨”，他們怎能不恨呢！所以“現反”在監獄、勞改隊裡始終是被嚴加監視的，尤其是由“右派”升級 為“現反”的犯人，始終是被嚴管的對象，在對犯人的分類中，“現反”被列為最低一層。
第二大類是一般刑事犯。總的原則是認為這些人都是“人民內部”的犯罪分子，跟“反革命”是有原則區別的。不過這幫人的犯罪情況比較複雜，因此類別分的也更多。
1.捕前系共產黨幹部、轉業軍人，犯的是貪污、姦污婦女罪等。這些人因為過去對革命有過功，雖然犯了罪，被送進了監獄、勞改隊，但管教人員仍然把他們看作是自己人，因此對他們特別照顧。他們一般不參加體力勞動，多半讓他們打更、看小號、或在伙房幹活（這是最好的差事，因為可以吃飽）再不然就讓他們干統計員、宣傳員或犯人大組長。這些犯人實際上是犯人中的貴族。
2.一般的盜竊犯、流氓犯。他們認為這些人的犯罪完全是出於經濟目的或流氓惡習，對共產黨的危害並不大，因此對這類犯人管教並不太嚴。要知道，共產黨始終是把政治問題放在首位的。
66
3.殺人犯、慣偷、慣盜、流氓團伙和盜竊團伙。他們認為這幫人犯罪雖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對社會危害較大，因此對這幫人看管也比較嚴。
4.綹竊犯（即偷人錢包的小偷）。這幫人在管教人員看來，犯罪性質雖然並不太嚴重，但惡習難改，二進宮、三進宮的犯人多半是這些人，而且這些傢伙逃跑思想嚴重，因此對這些人的看管很嚴，重點是防止他們逃跑，這與對“現反”的嚴管，性質是不一樣的。根據我二十多年勞改生涯的經歷，共產黨對犯人的分類基本上就是以上六種。依次排列為：
1.原是共產黨幹部或轉業軍人的一般刑事犯；
2.普通的盜竊犯、流氓犯；
3.殺人犯、慣偷慣盜、流氓團伙、盜竊團伙；
4.綹竊犯（偷錢包的小偷）；
5.歷史反革命犯；
6.現行反革命犯。
前四類屬於所謂的“人民內部犯罪”，後兩類是階級敵人。犯人在監獄和勞改隊的地位基本上就是按以上順序排列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個個別情況沒有，也有個別“歷反”和“現反”因為表現認罪服法、積極靠攏政府取得管教幹部的信任從而升為第一類犯人受到優待的，但這是極個別的情況，從總的情況來看，以上的分類是絕對不會錯的。
國民黨統治時期，監獄（那時沒聽說有什麼勞改隊）對犯人的關押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開，因此一些被捕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可以在國民黨的監獄裡組織秘密支部什麼的，搞集體抗議行動，使得監獄管理一方很被動。共產黨吸取了這個教訓，除了將戰犯集中關押並給予優待外（因為這對台灣搞統戰有利），故意將政治犯（反革命）和刑事犯攪在一起，利用刑事犯來監視政治犯。他們在對刑事犯進行教育時總是這樣說：“你們不就是因為偷偷摸摸、耍流氓犯的罪嗎？這屬於人民內部犯罪，跟那些反革命是不一樣的，他
67
們是階級敵人，你們應該幫着政府好好監督他們，發現他們有什麼活動及時向政府匯報，爭取立功減刑。”刑事犯們因此便有一種“優越感”。有些沒有頭腦的傢伙為了爭取立功減刑充當了管教幹部的耳目和打手，在整“反革命”犯的時候表現特別積極。這些傢伙根本不懂得，這只不過是管教幹部對犯人的分化瓦解罷了。這種辦法既有效，又惡毒。
在國民黨監獄裡，犯人有時搞什麼絕食抗議之類的活動，迫使監獄管理方面做出讓步。在共產黨的監獄裡誰要是採取這種辦法，那純粹是自討苦吃。在預審期間，如果他們認為你的問題還沒有交待清楚，是不會讓你死的。開始的幾天，你絕食他們連理你也不理你，並且還對其他犯人講：“我們對你們犯了罪的人，實行的是‘革命人道主義’，我們不是不給你們飯吃，我們不怕誰拿絕食來嚇唬我們，誰不吃飯餓死了，只說明他抗拒到底，自絕於人民”。但是看到你真的快要餓死的時候，他們會捆起你的手腳，從鼻孔里插上一根膠皮管，給你灌苞米麵稀粥，絕不會讓你帶着“問題”死了的，最後還會以“抗拒從嚴”的“理由”加重對你的判刑。對於已經判過刑投入勞改隊的犯人，你要是絕食餓死了，活該！
我舉一個例子。有個叫張伯家的犯人，是山東省淄博市人，解放前是農村的二流子，上無老，下無小，光棍一條，共產黨把這種人叫“流氓無產者”。張在土改時表現非常積極，鬥地主時充當打手，因而被吸收進了農會。解放後參了軍，不久參加了抗美援朝。因為他大字不識，轉業後又回到了老家農村。他自認為參加抗美援朝有功，在村里又不參加勞動，調戲婦女、賭博、耍酒瘋胡做非為，想討個老婆，沒有人願意跟他。復員時發給他的安家費，不久就花光了，他就找村里、鄉里要。起初村里、鄉里考慮到他畢竟是轉業軍人，還給他幾個錢，可老這樣就不行了，再說那時候村里、鄉里也很窮。他老兄就用紙畫了個大王八背在身後到國務院
68
門口去要飯，這還了得！國務院門口經常有外國人進進出出，他這不是破壞國家的形象嗎？於是被抓起來依現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五年，投入了勞改隊。
他在勞改隊裡整天拄着兩個拐裝瘸不幹活。一開始管教幹部也信以為真，因為他說他參加抗美援朝時腿部負過傷，別的犯人下地幹活，只讓他在監號里坐着編編柳條筐，可他也不好好干。管教幹部也沒拿他當回事。可是有犯人向管教幹部匯報，說他根本不瘸，完全是裝的，有人多次看見他夜裡起來解手時根本不拄拐。管教幹部也偷偷觀察他，發現只要周圍沒有人，他走路根本不拄拐，於是就把他的拐沒收了。這位老兄也真有毅力，整天在地下爬，不管下多大的雨，他也在地上爬，弄的滿身是泥。看他這個樣，也就不跟他一般見識，反正他雖然也是“現反”，可並不屬於那種有文化的“危險分子”，他裝瘸只不過是想逃避勞動，就把拐又給了他。要知道，那時勞改隊的幹部都是部隊轉業下來的，他們對那些轉業軍人的犯罪人員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他這一招就不靈了。“文革”期間，勞改隊也實行軍管，軍管會主任金參謀（朝鮮族人）把他的拐沒收了。一開始他還是在地下爬，下雨時弄的滿身是泥，金參謀告訴管教人員，他願爬就讓他爬，堅決不能把拐給他，並警告全體犯人誰也不許扶他，他老兄就用嘴叼着個飯盆每天爬着到犯人食堂去打飯。時間一長，他覺得這一招不靈了，就開始絕食。金參謀召集全體犯人訓話：“罪犯張伯家想用絕食來威脅我們，美帝、蘇修我們都不怕，還怕你們犯人用絕食來嚇唬我們！我們對犯人實行的是‘革命人道主義’，給你們飯吃，有人要用絕食來對付我們，餓死活該！死一個少一個禍害。只要張伯家不開口要求吃飯，任何人不許偷着給他東西吃，誰如果偷着給他東西吃，嚴懲不貸！”
本來大家都討厭這個傢伙 ，誰能偷着給他東西吃，再說人人腸子整天挽着半截，哪有東西給他吃！不過金參謀指
69
定一個表現積極的犯人整天看着他並告訴這個犯人：“可以給他水喝，他想吸煙也可以給他（犯人吸的煙都是用破紙卷的煙葉）但只要他不開口說要吃飯，不許給他任何東西吃。”張伯家一直靠喝水和吸煙堅持了三十九天，最後實在堅持不下去了，開口要飯吃，說話的聲音跟蚊子的聲音差不多。看他的犯人立刻報告了金參謀，金參謀笑了，下令給他飯吃。一開始一頓給他一小碗稀粥喝，怕他一下子吃多了撐破腸胃，因為長時間不吃東西不僅身體成了皮包骨頭，腸胃也成了一層皮了。慢慢增加，十多天后恢復的差不多了，這回他的罪來了。先是讓他跪在一些碎磚頭上接受批鬥，後來又吊起來用麻繩沾涼水抽，打了個半死，渾身抽得沒有一點好地方了，問他還絕食不絕食了？還裝瘸不裝瘸了？這回他告饒了。金參謀宣布這是用毛澤東思想改造犯人的一大勝利。此事發生在黑龍江省北安縣長水河勞改農場（第四十九勞改支隊）三分場四中隊。
5.2.大唱“社會主義好”
五七年共產黨取得反右運動的勝利後，毛澤東頭腦發熱，於五八年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大躍進”的後果如何，海內外人士早已知道，不用我多寫，我只寫一件事。為了宣傳反右運動取得的“偉大勝利”和全國大躍進的“大好形勢”，全民高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曲，監獄、勞改隊也一樣，每天中午開飯時犯人必須站隊唱，這與後來“文革”期間人人必須背“語錄”、唱“語錄歌”的情形差不多。這首歌的歌詞據說是北師大的一位左派學生寫的，共分三段，其中第三段的歌詞是這樣：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江山人民保。
70
人民江山坐的牢，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全國人民大團結，
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建設高潮！！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句歌詞後來改成了“反動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每當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時候，我就不唱。有人向管教幹部打了小報告，管教幹部寇隊長找我，問我為什麼不唱這一句，我說：“右派不過是響應黨的號召，給共產黨提了些意見，又沒有提出推翻政府，更沒有搞什麼武裝暴動，怎麼說是想造反呢？”他說：“你的罪名就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不是想造反是幹什麼？”我說：“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的罪名是強加的，我在整風反右期間的一切活動都沒有違犯憲法。”他說：“你這是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頑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條！”其實在他們腦子裡根本就沒有什麼憲法不憲法的概念，憲法恐怕他們連看都沒看過。他看我態度這麼頑固，就把全車間的犯人召集起來站好隊，要我站到前面面對全體犯人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我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這一句的時候就跳過去唱下一句。他看這個辦法也不行，就發動全體犯人批鬥我，不管你怎麼批鬥，這一句我就是不唱。他看來實在沒有辦法，就對全體犯人所：“陳奉孝是想抗拒到底，打算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反改造分子，今後你們大家要對他嚴格監視！”
通州監獄畢竟是在“天子腳下”的一個勞改單位，他們還顧忌一點政策，再說，不唱歌也不能算違犯監規，因此也沒有把我怎麼樣，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是在邊疆的勞改隊裡或是在後來的“文革”期間，恐怕我就要吃大苦頭了。
我認識一個叫陸山的老人，年紀已經五十多歲，遼寧省
71
人，他原在張學良辦的東北大學讀過一年，後來投奔共產黨參加了抗日聯軍，解放後一直在國務院當參事，不知什麼原因，五八年他也被送進了勞教隊。這老先生性情耿直，脾氣暴燥，在勞教隊裡有人（勞教人員）欺負他，他用鐵鍬把那個傢伙打壞了，以行兇罪被判十三年。從興凱湖勞改農場、長水河勞改農場、烏蘭勞改農場直到刑滿就業，我一直沒跟他沒分開過。六八年“文革”期間，人人都要背“毛主席語錄”，實行“早請示，晚匯報”，早上起來，晚上睡覺以及三頓飯前都必須先背“語錄”，可他就是不背，批鬥他，給他掛大牌子，吊起來，他硬是不背，要是別人早被加刑了，可是他卻沒有，不知什麼原因，他可能有點背景。他七一年刑滿，我七二刑滿，同在烏蘭農場四中隊就業。七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建立了外交關係，管教人員還讓就業人員學習“偉大領袖的這一英明偉大的戰略布署”。陸山他老先生站在院子裡破口大罵，當然他並沒有罵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是罵日本鬼子。平時聊天，一提到日本鬼子，他便氣的咬牙切齒，渾身哆嗦，近乎有點神經質。但這時罵可不行，被認為是“企圖干擾偉大領袖的戰略布署”，於是把他捆起來吊在樹上，他還罵，嘴裡給他塞上臭襪子，他還“嗚！嗚！”的叫。最後把他塞進了小號。過不了多久我就被調走了，從此不知道他的下落。
5.3.幾個非人所思的“花案”
在草嵐子看守所和北京監獄我所接觸到的犯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政治犯），到了通縣“新生鞋廠”（即通州監獄）接觸到的犯人可就五花八門了。過去我認為犯人除了政治犯以外，就是那些殺人放火、貪污盜竊、強姦之類的刑事犯罪了，其實不然，單就男女關係方面的犯罪來說那
72
就複雜的很，有些案例出乎常人的想象，這簡直使我大開眼界。在犯罪方面，封建時代有種說法，叫“十案九花”。所謂“花案”即男女關係方面的犯罪，這說明人類涉及到“性”方面的犯罪是相當多的，我舉幾個例子。
有個叫孫仲秋（他大概是仲秋節生的）的小傢伙，才十七歲，是個中學生，相貌長的很清秀，被捕時還不到十七歲，罪名是“流氓”。這小傢伙沒有父母，跟他姐姐過日子。那年代學校教育學生做好事，幫助孤寡老人擔水，打掃衛生，買糧買煤等。他家隔壁鄰居正好有一位寡婦老太太，已經五十多歲，沒兒沒女，孫仲秋便經常幫她幹活，為此多次受到學校的表揚。有一次夏天老太太要洗澡，他給她倒好水後，老太太不讓他走，叫他給她搓搓背，我想這可能是老太太有意引誘他，結果他跟這位老太太發生了關係。從此後他便經常和這位老太太幹這事，時間一久，被鄰居發現了，報告了派出所，結果孫仲秋被抓起來判了十年徒刑。後來這位老太太還經常到監獄去看他，給他送點吃的東西。老太太每次來接見時，許多犯人還拿他開玩笑說：“孫仲秋！你奶奶給你接見來了。”這位老太太我看見過，還裹着小腳。後來我想，這是怎麼回事呢？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怎麼能與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幹這種事呢？實在令人非解。這位老太太既然沒兒沒女，為什麼不早點嫁人呢？封建禮教對中國婦女的摧殘實在是太殘酷了！
再一個例子是有一個叫鄭月華的女犯，罪名是“盜精殺人”，這種罪名聽起來就有點奇怪。鄭原來是一名舞女，也是國民黨空軍一位軍官的姘頭，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把她扔下了。她又沒有工作，靠過去的一點積蓄為生。到一九五六年她已經四十出頭了。解放初期學習蘇聯老大哥，全國都學跳交際舞，她便在自己家裡教一些小青年跳舞。有一天正是禮拜天，上午她教五六個小青年跳舞，到中午下課了，小青年們回家時，她把其中的一個留下了，讓他陪她吃飯。吃完
73
飯後，因為夏天天熱，她便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脫了躺在了床上，兩隻眼睛直盯着這個小青年。你想這個青年小伙子能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嗎？於是這個小青年就撲上去了，可是就當這個小青年快要射精時，他馬上把他推了起來，用嘴含住他的生殖器吸起來，吸完了以後，臨走她還給了他一個小瓶子，讓他回去以後擼出精來給她拿來。時間一久，這個小伙子便面黃肌瘦。可是過了不久，這個小伙子發現又有一個小伙子跟鄭月華也有這種事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兩人發現還有一個小伙子跟她也有這種事情，過一段時間他們三人發現又有一個小伙子也跟她有着種事情，最後發現有七個小伙子跟她有着種事情，他們七個人便聯合起來把她告了，結果便以“盜精殺人”罪將鄭月華判了十二年徒刑。
鄭已經四十出頭，但看上去只有二十來歲的樣子。我就琢磨，是不是象《聊齋》的故事裡講的，狐狸變成美女盜取男人的精華煉丹之類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根據現代科學的研究，男人的精液只不過是一些蛋白質，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可鄭月華看上去的確很年輕，皮膚也非常皙白，這確實讓人感到奇怪。通縣新生鞋廠因為是男女犯人合監，那時每到過年過節，還組織犯人演戲。有一次演京劇《武家坡》，鄭月華反串演薛平貴，唱腔非常優美，全場叫好，在通縣新生鞋廠，她是個人人皆知的特殊人物。
關於男女關係的犯罪，當時除了“強姦”、“姦污”、“通姦”的罪名外，還有“流氓”罪。“流氓”罪的含蓋面很廣，凡是不能直接定為“強姦”、“姦污”、“通姦”罪的，一律定為“流氓”罪。過去我認為流氓就是專干惡霸、敲詐之類的人物，例如過去所說的上海的黃金榮、杜月笙之類的人物。其實不然，象打架鬥毆、偷看女人洗澡、剪女人辮子、“刷漿”（北京人也叫“老頂”，即專在公共汽車上利用人擠的機會，將精液射到女人的裙褲上）、“露陰霹”、“獸奸”等等犯罪，都歸為流氓罪。過去我根本不知道這些
74
污七八糟的事情，到了通縣新生鞋廠，簡直使我大開眼界，研究人的犯罪心理，的確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還有一個傢伙叫“七號”，其實他有名字，但是由於在“炮局”看守所，犯人（炮局關押的全是刑事犯）是不許叫名字的，只能叫號。提審犯人時也是叫號，久而久之，人們也就習慣了。到了通縣新生鞋廠，同監犯人還管他叫“七號”。這傢伙犯罪有點特別。他原來是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個雜役，不過這小伙子長的挺帥，一米八的大個子，高鼻梁大眼睛，結果被大使館的一秘夫人看上了，兩個人搞名堂被一秘發現了，這還了得！抓起來要判他刑。要是跟一般的中國婦女有這問題，打他個“通姦”或“姦污，判個五年、六年也就算了，可他是跟蘇聯大使館的一秘夫人搞名堂，造成了很壞的“國際影響”，那是要殺頭的。可那位一秘夫人還真不錯，判他刑時，她直接對法官說是她主動找的他，請法官一定要對他從寬處理。法官就讓他徹底坦白交待，爭取從寬處理，結果他坦白出來與一百多名婦女發生過關係，可這一百多婦女沒有一個檢舉控告他的，不但沒有檢舉控告他的，而且當公安人員去了解核對他坦白的問題時，那些婦女還都不承認，最後他被判了死緩。到了監獄以後，管教人員和同監犯人常跟他開玩笑，有位姓楊的管教還說：“你這小子是不是雞巴上帶鈎，怎麼那麼多女的被你玩了，就沒有一個檢舉控告你的？”，你猜他說什麼？他說：“女人這東西，你只要把她干舒服了，喝涼水她都願意跟着你。”當時我聽了他說的話，感到非常噁心，我認為這是對婦女的莫大侮辱，認為這傢伙純粹是流氓惡習不改。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出版了不少有關性學方面的書籍，我也看了一些，又聯想到在就業期間認識的一個婦女，她丈夫是福建人，是個刑事犯，後來又因為偷東西第二次被捕判刑，出於生活所迫，她跟許多就業人員都有關係，而且是不論老少，來者不拒，只要給錢就行。有人問她為什麼不改嫁，她說：“我經過的
75
男人有無數，沒有一個男人的傢伙象我男人的傢伙那麼好使！”這我才明白，他說的話雖然難聽，但恐怕多少也有點道理。因為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中國婦女受封建禮教的影響，性被壓抑的太厲害，一旦遇到一個能滿足自己在這方面的需要的夥伴，自然她會感到心滿意足的。
五、六、七十年代，犯男女關係罪的，被判刑的絕大多數是男方，明明是女方勾引男的，但最後處理時，基本上都是判男的，這我有點不理解。後來遇到了一個叫葉魯的犯人，他原來是黑龍江省密山縣公安局的一個司法科長，因貪污罪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對我說：“在男女關係方面犯罪的，雖然有相當多的情況是女方勾引男的，但到兩人發生關係的最後一刻，必然是男方採取主動，因為如果男方的傢伙不硬起來，是發生不了關係的，因此這類犯罪，十有八、九是判男的。”原來如此！不過在法理上這一點是否成立，我仍然持懷疑態度。
二十多年來，在這方面的犯罪我只遇到一個特例。有一個叫劉坤成的小伙子，哈爾濱道里人，平時因小偷小摸有點劣跡，在街道上受管制。他跟派出所所長住前後院，負責對他進行幫教的就是派出所所長的夫人，一位女民警。
劉坤成小伙子長的很帥，二十多歲，跟派出所所長夫人的年齡差不多，而這位派出所所長已經快五十歲了。這位派出所所長夫人幫教小劉，幫來幫去兩人幫到一個被窩裡去了。這還了得！一個受管制的分子竟敢動派出所長的老婆，先把他抓起來打了個半死，接着當然就要判刑。但是在審訊時，他說這事不是他的主動，是派出所所長夫人的主動。審訊人員當然不相信，找那位夫人對質。這位夫人也一口咬定是她自己主動。審訊員就問她：“你們倆第一次發生關係時，你的衣服是他給你脫的吧？”（這明顯是誘供）她說：“不！是我自己脫的！”，審訊員又問：“他的衣服是他自己脫的吧？”她回答：“不！是我給他脫的！”審訊員還不甘心，
76
繼續問：“他穿的褲衩最後是他自己脫的吧？”她回答：“不！也是我給他脫的！”審訊員還不甘心，接着問：“你把他的褲衩脫下來以後，他的那東西是不是馬上就硬起來了？”她回答“不！是我用手給他弄起來的！”審訊員把桌子一拍說：“你真不要臉！你把民警的臉丟盡了！”最後只把小劉判了勞動教養，不然的話，至少也得判他十年八年的。而這位所長女民警夫人也被開除了公職，自然也就跟那位所長離了婚。小劉被送去勞教時，那位離了婚的所長夫人還對他說：“你不就是三年勞教嗎？我等你出來，就是要飯吃我也跟你！”這件事情都是小劉親自對我說的。
在我國審訊這種花案的審訊員多半都是女審訊員，而且問的特別詳細。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我遇到的這種案子特別多，後面我還要再介紹幾個。
另外一個特殊案例的“犯人”名叫韓春台，罪名是“謾罵蘇聯專家，破壞中蘇友誼”，被判刑十五年。韓春台原是北京市第二建築公司的一名工人，五十年代有蘇聯專家幫助中國搞建設，蘇聯派來的所謂“專家”，實際上不少是蘇聯的技術工人。給這位蘇聯專家開車的是一位女司機，這位“專家”有時經常跟這位女司機摟摟抱抱，親親臉什麼的，這在西方人和蘇聯人來說，可能是很平常的事，可韓春台看見後，就破口大罵，說這位專家和女司機不要臉，結果就以上述罪名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這算什麼法律呢？！
韓春台比我大五、六歲，為人很正直，作風正派，人緣也不錯，平時他也沒講過對共產黨和政府不滿的話，因此也很難將他打成“反革命”或“流氓犯”，因此就給他定了一個“漫罵蘇聯專家，破壞中、蘇友誼”的罪名，後來他跟我一起調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一中隊。
77
6.湖勞改農場
6.1.建場血淚史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
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省東南角的密山縣。那裡有大、小兩個興凱湖，小興凱湖完全在中國境內，大興凱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國境內，三分之二在蘇聯（俄羅斯）境內。兩湖之間有一條不太寬的土崗子將兩湖隔開，這條土崗子叫大湖崗，它是由密山縣城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唯一的陸上通道，長約五十公里。由大湖崗進到裡面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沼澤地，到了雨季，這一片沼澤地跟小興凱湖連成一片。密山縣
78
的北面是虎林縣，那裡有部隊開墾的十個農場：八五零農場至八五九農場。當年的大“右派”丁玲、吳祖光等人就在這裡勞動改造過。據說是在建這十個軍墾農場時發現了這片沼澤地，如果在這裡開墾，條件實在太困難，所以就選擇了虎林縣。這一情況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後，組織人去進行了實地勘察，發現如果圍着小興凱湖修一條堤壩將水攔住，然後將沼澤地的水排掉，開墾出來，那將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於是通過跟黑龍江省協商，徵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這一片沼澤地要了下來，打算組織勞改犯去開墾。
五一年鎮反、五五年肅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間的第二次肅反，全國抓了幾百萬、上千萬的人，這麼多的犯人關里各地方的監獄是絕對容納不下的，怎麼辦？毛澤東決定利用這批無償的勞動力到邊疆去開荒，美其名曰“勞動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關里的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龍江省發配。山西、陝西、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發配。人們常說的“北大荒”（興凱湖農場還不屬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勞改犯開墾出來的。我估計光勞改農場就不下一百個，因為六七年我從興凱湖農場調到北安縣的長水河農場時，長水河農場就叫第四十九勞改支隊。除了幾個大城市的監獄外，基本上一個支隊就是一個大農場，支隊下面又分大隊，每個大隊又是一個分場，因此我估計黑龍江省光勞改農場就絕不止一百個。可能是因為荒地開墾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為黑龍江省的荒地靠蘇聯太近，六十年代中、蘇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從六四年開始，關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龍江省發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發配。聽說一九六四年山東省和黑龍江省還打過一場官司，山東省想把四十萬在黑龍江省勞改刑滿後就業的人員要回去，結果沒有成功，原因是經中央調解說，山東人多地少，黑龍江地廣人稀，還是將這些人留在黑龍江
79
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從這點就可以想象到全國究竟有多少勞改犯發配到了黑龍江省了。
興凱湖勞改農場始建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批發配來的犯人都是青壯年勞動力。椐一個叫王世祿的犯人（回民，原是國民黨兵，他是第一批發配來的）告訴我，他們是冬天發配來的，為什麼選擇冬天來呢？因為冬天沼澤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結了冰，人們可以用鎬頭刨開凍土挖土修堤。他們那一次就來了一萬多犯人，解放軍用機槍押着，經過大湖崗進到裡面。車停下後，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的一位處長下來用喇叭筒子對大家說：“我們到家了！”犯人們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連一間房子都沒有，怎麼說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體槍斃？開始有點騷動。那位處長可能早就料到了這一點，馬上大聲喊話：“你們不要胡思亂想，你們看前面地上的煙筒不是在冒煙嗎？那是地窖，裡面生着爐子，很暖和，鋪着厚厚的草，一點也不潮濕，這是早就給大家預備好了的。目前條件暫時艱苦一點，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們還要蓋磚瓦房，蓋樓房，把興凱湖農場建設成一個魚米之鄉！”
犯人們隨着他指的方嚮往前看，果然在不遠處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豎着一根根煙筒在冒煙，這時大家才放心了。下車後，根據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組，一組一個地窖進到裡面。外面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里的確很暖和。離犯人居住區大約五、六十米遠的另一個高包地上是管教幹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軍住的地方，他們住的也是地窖，條件當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這裡既然沒有圍牆，難道不怕犯人逃跑嗎？不怕。這裡除了大湖崗唯一一條旱路外，周圍全是一片沼澤地，而大湖崗上設了好幾道卡子，連幹部進出興凱湖農場都要有證件，犯人要想從這裡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周圍方圓幾百里沒有人煙，你怎麼跑？這片沼澤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爛泥塘，誰要冒險逃跑，非掉進爛泥塘淹
80
死不可。冬天結了冰也不行，小湖裡有的地方冰凍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車和拖拉機，可有的地方不結冰，湖裡到處是蘆葦，人要進去連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凍死不可。我在興凱湖勞改八年，還沒有聽說有一個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蘇聯跑的話，那很容易，因為興凱湖一分場與蘇聯毗鄰，中間僅有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相隔，可那時中、蘇友好，往蘇聯跑等於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確實有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跑到蘇聯去過，結果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在我被押送去興凱湖農場之前，已經押送去過好幾批犯人，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務有四項。一是圍着小興凱湖修了一條長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導流堤”。導流堤底寬五十多米，高十多米，頂上兩輛汽車對開富富有餘，最初的規劃是修好後在上面鋪鐵軌，直達密山縣城。二是修了一條寬幾十米寬的瀉洪道，因為小興凱湖的水位比大興凱湖的水位高，夏天漲水時可向大興凱湖瀉洪。三是修了兩條大排水渠，取名叫“雙排乾”，直通蘇爾察河，將沼澤地的水排下去後好開墾。四是修了一條七、八十米寬，一百里左右長的大幹渠，好引小興凱湖的水灌溉種水稻。五九年我去時，從興凱湖總場印的一份小報上看到過介紹，僅這四項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來，可以繞地球三圈半！有個叫盧俞飛的犯人是總場的技術員，此人當過國民黨上將衛立煌的秘書，他給犯人作報告時也談過。這樣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鐵鍬和鎬頭一鍬鍬的挖、一鎬鎬的刨，然後用肩膀抬出來的，這跟歷史上秦始皇修長城又有何異！這樣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隊或老百姓干的，報紙、廣播電台早就大量宣傳了，可犯人的勞動是不能宣傳的，外人哪裡知道其中的內情和犯人的苦難！
我去時各個分場已成雛形，我們的任務是種水稻，我只在農閒時參加過這些土方工程的維修工作。
81
6.2.押往興凱湖勞改農場. 在密山劇院的一次未遂逃跑案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號被押送到興凱湖農場的，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還有一部分勞動教養的（後來譚天榮告訴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過因為他是勞動教養，我是犯人，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碰過面）。臨走時一人發了一身勞改棉衣、一兜子饅頭和幾個蘿蔔鹹菜。管教幹部囑咐說“這是路上的口糧，要節約着吃，誰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發了。”悶罐車裡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擠的滿滿的，中間放着一個大尿桶，讓犯人拉屎撒尿用。每個悶罐車頂上有解放軍架着機槍看押，每到一個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時，車站上都布滿了菏槍實彈的解放軍。
四、五月份正是黑龍江省東部的連陰天季節，五九年這一年的雨水又特別多，一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火車到了密山，大雨下個不停，汽車根本走不了，這麼多犯人怎麼辦？車站上有一些破倉庫，就把犯人暫時關在這些破倉庫里，解放軍穿着雨衣日夜持槍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劇院裡。密山劇院是興凱湖農場蓋的，平時給密山縣當電影院、劇院用，當北京押送犯人來時作為臨時落腳的地方，面積很大，樓上樓下能容納兩、三千人。為穩定犯人情緒，預防犯人鬧事，天天演戲，這倒不錯。演戲的是興凱湖農場的一個犯人京劇團。這個犯人京劇團大有來頭。解放初，中國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先生因干涉他兒子尚長春的婚姻（尚長春因此自殺）曾被判過三年勞改，是他在北京監獄創建了這個犯人京劇團。五七年以前，政府對犯人還比較好，北京的各勞改單位為了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每兩個禮拜還演一次電影，過年過節還組織犯人自編自演節目。後來聽說梅葆玖先生也曾參與過這個犯人京劇團的創建工作。
82
勞改隊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這裡面什麼樣的人才都有。北京監獄犯人京劇團的水平還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縣城的劇團的水平要高的多。興凱湖犯人京劇團就是由北京監獄京劇團分出去的。在這裡困了四天，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覺，醒了就看戲，與在悶罐車裡相比，簡直是進了天堂了。解放軍看的非常嚴，每隔五六米遠就有一名解放軍持衝鋒鎗日夜監視，想逃跑比登天還難。
不過在這四天當中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監獄的幾個犯人想組織逃跑，由於解放軍看的太嚴，他們沒敢行動。這幾個犯人的刑期都是無期、死緩，只有兩個年青的，一個叫閆長河，一個叫趙得亮，刑期是十五年。這件事差一點把我牽連上，如果被牽連上，我早就沒命了。趙得亮原是一名中學生，因參加流氓盜竊集團並且是一名小頭頭，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劇院他曾幾次跑到我跟前來跟我聊天，但卻一點也沒有向我透露他們想逃跑的問題。這種事情是極其秘密的，他們絕不會向一個他們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們的計劃，更不可能隨便拉一個不可靠的人加入他們的團伙。他們既然要策劃逃跑，當然免不了要來回串動，這一點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積極靠攏政府的犯人盯上了，匯報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幹部，可是他們沒有付諸行動，幹部也沒有驚動他們，因為怕驚動其他犯人。要知道，幾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險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車向興凱湖農場進發。每兩輛大卡車之間有一輛中吉普，上面有解放軍架着機槍看押，車隊兩邊還有騎兵，這種威嚴的陣勢我是第一次經歷。如果有哪個犯人企圖跳車逃跑，立即擊斃。
到了農場後立即把趙得亮他們抓了起來，經審訊破了案。突破口是從一個叫牛連鄉的犯人打開的。牛連鄉此人大有來頭，他是山東濟寧人，五十歲左右，從小跟着傅作義將軍，當過北京市昌平縣的縣長和傅作義部隊的軍法處處長。
83
一九五一年鎮反時，他被抓起來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個山溝里準備槍斃，可是臨行刑前，一輛吉普車飛速趕到刑場，將他押了回去，後改判無期，是傅作義向中共領導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來，大鐐子往地下一摔說：“牛連鄉！你是一個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這條命是怎麼留下來的。你們在密山劇院策劃的陰謀我們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問題徹底交待清楚，否則後果怎樣，你自己也會知道！”這老傢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後首犯鍾殿馨（此人是國民黨空降特務）、主犯李學謙、王海洲、劉全忠四人被槍斃了，從犯趙得亮、閆長河被加刑到死緩，牛連鄉因為已經是無期，又檢舉有功，沒再加刑。
6.3.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 農場的勞動
到了興凱湖農場後，我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七班（勞改隊對犯人的管理完全是採取軍事化的辦法）。那時興凱湖農場共有總場、八個分場和一個造紙場共十個單位，另外還有一個碼頭監獄（也叫“嚴管隊”），是專門關押重新犯罪準備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編制相當於一個中隊。總場是團級，分場是營級，每個分場又分若干中隊，中隊是連級，中隊下面又分若干小隊，小隊是排級。
我在的四分場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大約二百到二百五十個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隊種水田，四中隊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殘，種旱田和菜園。犯人住的房子是從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壘高一米左右，頂上搭上木杆子，鋪上草，抹上泥，因為是鹼土，下雨一般不漏。監舍里有對面兩盤大土炕，每個監舍住七、八十個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幹活都要站隊點名。勞動是安班分配任務，班長都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刑事犯，實際就是牢頭，專門負責在
84
地里監督本班犯人的勞動。班裡領到任務後再分到每個犯人，如果整個班完不成任務，班長要受批評，如果長年都能超額完成任務，班長首先要受到獎勵，有的給予減刑。這樣一來，有哪個犯人幹活不賣力，完不成任務，不用幹部說話，犯人班長就對你不客氣，回去以後還要開你的批鬥會。有哪個犯人如果長年完不成任務，會以“消極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勞改隊後，首先一條，你必須拚命幹活，這一關如果你過不了，勞動中拉班裡的後腿，不要說會受到加刑處分，犯人這一關你就過不了。知識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勞改隊裡受犯人的欺負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興凱湖農場進入春播大忙季節，我們這批犯人就是為趕春播，勞動力不夠調來的。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種着近一萬畝水田，全是人工勞動，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種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這裡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國南方農民打的那種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擋住水就行。這裡由於是新開荒的地，地勢不平，面積又大，每個池子就有三、五畝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寬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計算的，每個人每天的定額是十方。
黑龍江地處我國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別長，早晨三點鐘左右太陽就出來了，晚上八點鐘左右才落下去。為了搶種搶播，早上三點多鐘就下地，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到了播種時，甚至到晚上九點也收不了工。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打池埂時，我的兩隻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來，腰疼的象斷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後，就慢慢適應了，“勞動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龍江的氣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經化開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凍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裡仍然結冰。早上三點多鐘犯人到了水池子裡，光腳下去將一層薄冰踩碎，腳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凍土上，凍的腳疼的受不了，干一小
85
會趕緊就得跳到池埂上讓腳暖和暖和再下去，這樣來回折騰五六回，腳慢慢適應了（實際是凍麻木了）才能幹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幹部和犯人大組長看到你在池埂上會催你趕快下去。我的腳脖子被冰碴子劃的滿是小血口子。這樣干不行，後來就乾脆穿着鞋下去，這樣好多了，起碼腳不至於直接踩到凍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脫下來曬一曬，晚上收工時再穿。到中午開飯時，犯人伙房把窩窩頭和菜湯送到工地，吃完飯休息一小會，馬上起來再干。每一批新調來的犯人，在來農場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幻想，認為到了農場後就能吃飽飯了，也不至於天天被鎖在監號里了，到農場一看，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農場不但依然吃不飽，而且勞動強度之高、勞動時間之長、氣候條件之惡劣比在北京監獄及北京附近的勞改單位要壞的多。我的情緒更加低沉，懷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6.4.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第一次被關小號
春播過後到中耕除草，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農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較早，吃過晚飯以後，犯人可以在院子裡溜達溜達，下下象棋什麼的。這時有幾個同中隊但不同組的犯人經常來找我聊天，一個是北京鐵道學院的蔣明欣，一個是北師大的閆景旭和清華大學的智淼源，這幾個人都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有人向幹部作了匯報。管教幹部找我說：“監規紀律規定犯人不許串隊、串班組，你知道不知道？”我說：“報告管教，我知道，我沒有串隊、串班組。”“那你為什麼經常和蔣明欣等幾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們打算搞什麼名堂？”我說：“又不是我找的他們，是他們來找的我，不過是閒聊天罷了！”他又說：“陳奉孝，我警告你！我們知道你原本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如果你膽敢在勞改期間繼續搞什麼名堂，絕沒
86
有好下場！”本來我的情緒就很低落，一聽這話我就火了，我說：“監規上沒有規定犯人不許互相聊天呀，國民黨監獄裡關了那麼多共產黨員，還允許互相聊天呢，難道共產黨的監獄裡犯人連聊天都不允許嗎？聊聊天就是企圖搞什麼名堂？”這下把他惹火了，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哪個犯人敢如此頂撞管教幹部的，他下令：“把他關起來！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於是給我戴上手銬，關進了小號。這是我到興凱湖農場後第一次，也是入監後的第二次被關小號。實際上這次我和蔣明欣等人都犯了一個大忌，前面我交待過，在犯人當中，“現行反革命”犯，被認為是犯人中的“危險分子”，因為這些人的罪名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因此是被嚴格監視的。如果幾個“現行反革命”犯經常在一起湊堆子，勢必引起管教幹部的懷疑。
不過這次被關小號並沒有給我施加什麼嚴重的刑罰，只不過戴了付前銬，小號也不是後來幾次被關的那種棺材式的小號。這次被關的小號是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兩八”，而是每天八兩，一共關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吧，在這期間分場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導員（即分場的副場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對我進行教育，他說：“陳奉孝！你本來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人民培養你念了大學是很不容易的，你應該感激才是，而你卻犯了嚴重錯誤，成了右派反革命，你應該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好好接受改造，可以爭取減刑嘛！你還年輕，初入監改造，不能自暴自棄。在改造期間頂撞幹部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你要好好寫個檢查，早點出去參加大幫的勞動。”
此人看來有點文化，說話態度也比較和善，我也沒再講什麼，只答應着就是了。最後我胡亂寫了份檢查承認自己頂撞了幹部，違犯了監規，就把我放出來了。其實我也很清楚，我又沒犯什麼大錯誤，他們也沒抓着我什麼把柄，現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節，將我關着也是白白浪費一個勞動力，
87
所以才決定把我放出來的。
這次關小號認識了一個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歲，跟我關在一起。他有嚴重的抽羊角風病，一天抽好幾次，不能下地幹活，整天關在這裡。一抽起羊角風來就“朴通”倒在地下，滿嘴吐白沫，渾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飯，犯了羊角風，菜湯也撒了，窩窩頭也掉在地上了，我給他檢起來用水洗了洗，等他醒過來再吃，醒來時他還從地上撿菜葉子吃，太可憐了。我出小號後，不久他就死了。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風潮中的幾個案例
拔草這種活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輕勞動，實際不然，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水裡，彎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說，因為頭老衝下，許多人的臉都倥腫了。這還是其次，如果幹部要找哪個犯人的麻煩，利用拔草這個機會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當時又是條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會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來。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許帶下三棵稻苗來，如果拔下稻苗多了會以破壞生產論處，輕者挨批評、關小號、記過，重者加刑。在興凱湖農場各分場年年都有為此而受到加刑處分的。按理說草拔下來應當塞進泥里爛了當肥料，但幹部不讓，必須將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讓幹部和犯人組長檢查。我幹這種活時非常小心，因為我知道管教幹部時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時候，在北京監獄K字樓就知道，那時凡是不服判決上訴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對勞改隊的情況並不了解，現在通過跟一些早來的犯人閒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風在監獄、勞改隊也很厲害。
我舉幾個例子。
有個叫孔慶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陽大學的學生
88
（朝陽大學是專門學法律的，國民黨時期有一種說法，叫“無朝不成法”，意思是說，法院、檢察院如果沒有朝陽大學畢業的，你這法院、檢察院的牌子就掛不出去。當律師的也必須有朝陽大學的文憑，否則你這律師也當不成。解放後五二年北京各大學進行院系調整，原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都取消了，在朝陽大學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北京政法大學）孔慶海在朝陽大學只讀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歲，因為在讀大學時他參加過“三青團”，解放後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鳴、大放”，犯人雖然無權給共產黨提意見，可讀過兩天書的人有個壞毛病，總愛對時政發表言論。他老兄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根本沒有法，判刑多少完全憑審判員當時的心情而定。”他舉了個例子，北京市玄武區法院一位審判員判了一個偷自行車的小偷，因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這位審判員的自行車也被偷了，他火了，說：“偷到我頭上來了，再讓我判偷車賊，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個月又趕上他判一個偷自行車的，這次他一下就給判了十年。就這麼一句話不要緊，他老兄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躍進”，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爭分奪秒，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國）趕美（國）不困難”。有一個叫張亞介的犯人（刑事犯）說怪話：“爭分奪秒，累死拉倒”，結果以“惡毒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個叫蘇振興的老犯人（姦污犯，文盲），在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時，他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就是吃不飽”，結果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糧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個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經六十多歲了，是個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莊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儉用買了二十畝地，解放後被劃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躍進”，農業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
89
種了一輩子的地，種地對他來說當然是行家裡手，他看着村里人這樣翻地，拄着根棍子，一邊搗着地，一邊說；“你們這是種莊稼嗎？你們這是糟蹋這快地！把冷土翻上來，莊稼還能長嗎？”這句話不要緊，以地主分子“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企圖破壞農業生產”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
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讓我詳細列舉的話，憑我現在的記憶，至少可以舉出一百個。五七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報紙上出現了不少“右派分子向黨發動猖狂進攻的反動言論”，有些在押的勞改犯也藉機進行申訴，結果偷雞不着舍把米，不但沒有減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沒有申訴，也無緣無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肅反時，這些人作為歷史反革命被抓起來以後，判刑判的特別重，五六年實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寬鬆政策，對在押犯進行了甄別，不少人被減了刑，甚至被釋放了。可反右後，五八又給減過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還重。那些被甄別後釋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來，無怪乎人們常說，共產黨的政策朝令夕改。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開始拔節揚花，拔草就停止了。從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這段時間是農閒期。所謂農閒是不會讓犯人閒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導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場院和田間道路。
這一個多月興凱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難以想象。每個在興凱湖農場呆過的人，不管是犯人、勞教人員還是幹部都知道這一點。在關里，白天蚊子是不出來叮人的，興凱湖的蚊子可不一樣。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幹活時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變成”黑囚服，犯人幹活必須把袖口、褲腳
90
扎死，用一塊布把臉包起來，光露着眼睛，手因為不停的幹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緊。這年八月份我參加了修場院。場院裡的雜草長的半人多高，裡面的蚊子滾成蛋。用鐵鍬一鏟，蚊子象一窩風一樣向你撲來。有一個叫王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綏遠省人，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董其武等人都作為“功臣”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成了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部隊全部被整編了，而他的中、下級軍官大部分卻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鎮反”、“肅反”運動中被送進了監獄和勞改隊，前面寫的牛連鄉就是一個，王錦泉又是一個，我接觸過的傅作義部隊這樣的下級軍官不下十幾個。王錦泉經常發牢騷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傅作義把我們賣了”等等。在修場院時不知為什麼他跟帶工幹部頂起來了，幹部下令把他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里，蚊子叮的他一邊打滾，一邊象殺豬一樣的叫。等收工時叫幾個犯人把他拖出來，臉上全是血，腫的象個發麵饅頭，白囚衣也成了紅的了，這全是他打滾時壓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進小號，三天后就死了。興凱湖的蚊子能吃人，沒到過這個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過興凱湖的人都了解這一情況。那時晚上犯人都把勞改被子裡的棉絮抽出來，利用被面和被裡做成一個象棺材一樣的小蚊帳，鑽進裡面睡覺，屋地下還用蒿子點起來熏着，就連吃晚飯也要鑽進象棺材一樣的蚊帳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還有兩種咬人的東西最可惡，一種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麼厚，都被這小東西咬出血來，何況人，一叮就是一個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種就是“小咬”。小咬這種東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專門往人的眉毛、頭髮根里鑽，人被他咬以後，腫起來好幾天下不去。過去民間有一種順口溜：“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可興凱湖的犯人也有一個順口溜：“興凱
91
湖有三寶，瞎虻、蚊子和小咬”。
6.7第一次與死神握手
修完了場院我參加了打烏拉草。真正的烏拉草並不長在旱地里，而是長在水泡子裡的草甸子上，草根連着草根織成一層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爛泥塘。用鐮刀割下來後，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來，小把連成大把，然後用草搓一根繩子，趟着水拖出來，最後背回去。老弱病殘犯人再用木棒子將每把烏拉草砸柔軟了，打成烏拉草繩，秋收時發給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墊在棉膠鞋裡，的確很保暖，冬天鞋裡如果不墊烏拉草，非把腳凍壞了不可。打烏拉草這個活按說不算累，可我差一點送了命。烏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爛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圍好幾米的地方都顫動。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草甸子上，一條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來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趴下以減輕壓力，同時用手抓住周圍的烏拉草大聲喊，幸虧組長楊奎離我不遠（實際上是管教幹部叫他時刻盯着我），趕緊過來把我拉上來了，不然的話，再晚一點我就全陷進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號前後開始收割水稻。水稻、穀子這類農作物跟小麥不一樣，小麥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穀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厲害。頭一回割水稻，我一點經驗沒有，拿鐮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個手指頭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訴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對，攥的太死，應當攥活把，後來我學會了，割的還比較快，為此還在黑板報上受過表揚，這是我二十二年勞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過的表揚，其它時間不是挨整，就是關禁閉、戴銬鐐蹲小號了。
收割完了是運輸脫谷，運輸全靠人背，最遠的地方離場
92
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萬畝的水稻背到場院，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脫谷的時間更長，從十月下旬一直干到過了元旦，這種活又髒又累，犯人日夜兩班倒，每班十二小時。拖拉機發動起來帶着十個大脫粒滾子，每個滾子上四個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飛速旋轉的滾子上脫粒。每個滾子前面有一個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亂草挑出去，把脫下的穀粒用刮板刮出來，這項工作不僅又髒有累，而且很危險。按照操作規程，打料的人是不許背朝脫粒滾的，可是有一個犯人背對着脫粒滾往外推脫下來的穀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脫粒滾把腳絞了進去，兩條腿從膝蓋以下全絞爛了。
也是同年，種旱田的三分場在脫黃豆時，一個在脫穀機老虎口前管着餵機子的犯人，因為踩着黃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裡往裡撓豆秸的鐵爪子鈎住了他的包臉布拖了進去，兩邊的兩個犯人趕緊拽住他的兩隻腳，結果整個腦袋被打碎了。犯人脫谷，不論是在脫粒滾上脫水稻，還是在脫穀機上脫黃豆，年年都有傷亡。犯人工傷致殘不能下地幹活了，養好後在監舍里干輕活，例如坐着編筐，打草繩之類，不會讓你白吃飯。工傷死了的，挖個坑埋了拉倒，不論傷還是死都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扶恤金，死傷犯人的家屬沒有一個敢追問的。
黑龍江一年有五、六個月的時間，地里被大雪覆蓋，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場以後基本上沒有多少活可幹了，進入了農閒時期，犯人是沒有什麼農閒的。脫完谷從一月到三月打凍方，每人一把鎬、一把鍬修排灌渠或馬路，零下三、四十度頂着大“湮泡”幹活。所謂“湮泡”就是暴風雪，黑龍江人管它叫“湮泡”。這一年快過春節時，一連幾天刮大湮泡，一天夜裡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監舍都埋起來了，我因為靠進一個窗戶口睡覺，窗戶口上有一條縫子，雪花直往裡鑽，我就把頭蒙起來睡，等睡醒後，被子上落滿了厚厚的一層雪，屋裡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來了，就從裡面往外掏
93
雪洞，一個個象狗一樣爬出來，然後用鍬把堵住監舍的雪挖開。
6.8.跟死刑犯劉全忠一起關在小號里
由於環境的惡劣，又累又餓，冬天又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後回來，吃過飯以後我就往被窩上一靠，開會學習我也不發言，有人向管教幹事匯報說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幹事找我談話，問我：“陳奉孝！你來興凱湖農場已經半年多了，通過半年多的勞動改造，你有什麼收穫和想法？”我心裡說，什麼勞動改造，純粹是拿人當奴隸使喚！於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勞動嗎？有什麼想法？我沒有什麼想法！”他聽我講話帶着不滿情緒，便說：“陳奉孝！我告訴你，我們對你的要求，不僅僅是勞動，而是要通過勞動改造你的反動思想。我們知道你不認罪，你開會學習不發言，你整天在想什麼？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麼名堂，那是死路一條！”
我本來情緒非常低落，思想苦悶的很，聽他這麼一講，立刻就火了。我也沒加“報告”倆字，就說：“王幹事！你根據什麼說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據什麼說我想搞什麼名堂？是那個混蛋向你做的匯報？學習不發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麼名堂？”一個犯人怎麼敢用這種口氣和管教幹部說話？這還了得！他立刻給我戴上了手銬，關進了小號。
這時興凱湖農場還沒有蓋起象棺材一樣的小號（這樣的小號是六零年蓋的）。可是小號里已經關着一個犯人劉全忠，就是在密山劇院參與策劃逃跑的其中一個。他已經被判了死刑，等待開宣判大會槍斃。我一進去他就問我：“怎麼，你也被判死刑了？因為什麼？”我說：“沒有！我是因為頂撞幹部進來的。”他說：“那怎麼跟我關在一起？”我說：“不知道！”實際上我明白，他們是想給我施加思想壓力。我進
94
來的頭幾天，劉全忠好象還跟常人一樣，可是當快鄰近槍斃的時候，這傢伙精神開始崩潰了。劉全忠原來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後來又因為在監獄裡參與犯人打群架，死了一個犯人，結果他被加刑到死緩。象他這樣的流氓犯，在監獄和勞改隊裡，總喜歡表現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殺他的時候，精神就垮了，這就是所說的“假亡命徒”。臨槍斃前大約一個禮拜，這傢伙時哭時笑，我有點害怕，我怕他對我下手，因為這種傢伙臨死前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判了死刑等待槍斃的犯人，關在死刑號里，拉屎撒尿都不許出來。號里有一個破馬桶，專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這傢伙這時卻把屎尿到處拉，拉完屎還用根小木棍往牆上抹，這時我可不趕製止他。你想，跟這樣一個傢伙關在一起是個什麼滋味！
到了槍斃他的那一天，一早給他端來一碗餃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槍斃他了，他一邊吃一邊說：“餓了這麼多日子了，臨死做個飽死鬼！”看他吃完了，門外的看守讓他把手伸出來。他從觀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給他摘了手銬，然後開開小號的門，叫他出來，等他一邁出小號的門，事先藏在小號門口兩邊的看守人員一個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將他的兩隻胳膊擰到背後，五花大綁綁起來，押到汽車上拉走了。後來看小號的犯人告訴我，是在二分場開公判大會槍斃的，同時槍斃的還有鍾殿馨，李學謙和王海洲。
聽早進監的犯人劉玉祥講（槍斃建國初期第一宗貪污案犯劉青山、張子善時，他是劊子手之一，後來也因為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鎮反”及其以前，槍斃犯人時，犯人不戴腳鐐，可鎮反時北京槍斃惡霸“南霸天”，將他拉到刑場，兩邊兩個解放軍押着他，讓他跪下，就在這時，他猛一回頭，一腳將一個押他的解放軍踢死了，這傢伙會武術。從那以後，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戴腳鐐，槍斃後再摘下來。
因為是冬天，農活不緊，我就這樣無故被關了四十五天，
95
這年的春節我就是在小號里度過的。
7.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興凱湖勞改農場
7.1.犯人大批被餓死
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大破壞，我國從一九五九年起進入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點自然科學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在這樣大的面積上，每年局部地區都可能發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這毫不奇怪，但是要說在這樣大的面積上，連續三年都發生全國性的自然災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正如當時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講的。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幾千萬人，比八年抗日戰爭死的人還多！幾千萬人呵，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誰應該對此負責呢？無人負責！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老百姓把樹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腫病，社會上尚且如此，勞改隊犯人的日子能好過嗎？從五九年的上半年，社會上的老百姓就開始挨餓了，興凱湖農場晚了半年多，嚴格的定量是從這年的冬季開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據每個犯人的勞動表現分為若乾等級，少數身強力壯能幹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組長（牢頭）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殘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說，平均三十斤糧食可以了，不至於餓死人，實則不然，請別忘記，犯人每天十小時以上的強體力勞動，肚子裡一點油水沒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時，不少犯人就借着打田埂的機會挖野菜根吃。有兩種野菜根吃起來是甜的，很好吃，一種是野胡蘿蔔，另一種是野芹菜。可偏偏有兩種有劇毒的草根與這
96
兩種菜根十分相似，吃起來也是甜的，一種叫狼毒，跟野胡蘿蔔十分相似，另一種是走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這兩種植物在中藥書裡都有記載。這兩種東西吃了以後，如果在十五分鐘到半小時之內不進行搶救，必死無異。犯人幹活的地方最近離監舍也有四、五里路，遠的地方離監舍一、二十里，就是馬上有人跑回監捨去找犯醫也來不及。這年春天光四分場就有十三個犯人因誤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個叫連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誤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沒等將犯醫找來，他就死了，死時滿臉青紫，面目嚇人極了。
現在正是春播大忙季節，一天勞動十二到十五小時，犯人都餓的幹不了活了怎麼行呢？有個叫李義山的犯人就說，不如給我幾天飽飯吃，槍斃了算了。
分場場部開會決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穰子一起磨成粉，摻在苞米麵里蒸窩窩頭給犯人吃。這回窩窩頭個大了，犯人的肚子撐起來了，可拉不出屎來了。醫務室門前犯人排成隊等待灌腸，疼的捂着肚子亂叫，有的自己用手指頭扣，把肛門都扣流了血。看來這個辦法也不行，後來就決定凡是參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間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過後再慢慢往回扣，並且還採用了“雙蒸法”。什麼叫“雙蒸法”呢？就是把窩窩頭做成發糕的形狀，蒸兩次，發的個特別大，裡面的孔象馬蜂窩一樣，據說這是從社會上學來的，能起到一種精神作用，純粹是糊弄人。
凡是六零年在興凱湖農場勞改過的犯人都知道，這一年是最難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個春播四十多天裡，大雨小雨總下個不停，沒有幾個好天氣。為了搶播，每個犯人發了一塊大約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頂着雨水平地、播種。又冷又餓，早上三點多鐘到地里，晚上八點多鐘才回來。在收工的路上，有的體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幾個身體好點的犯人輪流着連拖帶背的把
97
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實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大病，只不過是象一盞油燈一樣，油都熬幹了。有的犯人夜裡就死在監舍的土炕上，有個叫孫連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縣人，罪名是“歷反”，不到四十歲，個子很高，瘦的象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餓的昏倒在路上，帶工隊長叫幾個體力好一點的犯人連架帶拖將他弄回了監捨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覺，半夜我起來解手，發現他死了，告訴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報告了值班隊長，值班隊長說：“死了死了唄！半夜三更往哪裡弄？等天亮再說。”嚇的我和另外挨他睡覺的犯人後半夜根本沒有睡着覺。天一亮，叫兩個犯人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開始我還有點害怕，這種事情發生的多了，習慣了，也就不怕了。
7.2.第一次行兇. 又一次與死神握手. 被關進“三兩八”小號
我的情緒低落到了極點，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這時收到家裡來信，說我父親去世了，臨死時還喊着我的名字。我簡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時才二十四歲，年紀青青就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裡水平地，一個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煩，這傢伙原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個地痞狗腿子，其壞無比，總想拿別人立功，經常向管教幹部打小報告，犯人沒有不恨他的。他說我這裡平的不好，那裡平的不對，還說我幹活投機取巧，把我氣壞了。我掄起鐵鍬照他腦袋劈去。要知道，因為是新開荒的地，為了切草皮，犯人的鐵鍬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這一鍬如果劈在他腦袋上，非把他腦袋削去半個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沒想到象我這樣一個大學生，身體又瘦又小，竟敢這樣行兇，他嚇的趕緊往前跑，可兩隻腳陷在泥里，挪動不方便，只把身子彎了下去，我的兩隻腳也陷在泥里，
98
往前挪動不了。因為他彎下身去，我的鍬就夠不着他腦袋了，同時當鍬落下去的時候，角度也變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後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鍬把斷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在附近幹活的幾個犯人趕緊把他扶起來，時間長了泥水就把他嗆死了。他穿個棉襖，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誰也沒有想到我會幹出這種事來。帶工幹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來押回監捨去，帶上手銬腳鐐塞進了小號里。
這回的小號跟上次關的小號可就大不一樣了。小號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象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在裡面站不起來，躺下伸不直腿，活象一個棺材。
我這一鍬要是劈死了他，毫無疑問我要償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鐵器行兇，我也要被加刑，可是關了我三個月就把我放出來了，只記了一大過，沒有加刑。這是為什麼呢？管教幹部找其他人了解情況，我們倆是怎麼打起來的，所有的犯人都異口同聲說是他挑起來的，都說這個傢伙壞，說他平時匯報別人也是假的，犯人沒有不恨他的。其實管教幹部也知道這個傢伙壞，他並不屬於“自己人”的範圍，同時又考慮到我剛入監不久，刑期長，思想不穩定，最近父親又死了，心裡難過，因此算是對我從輕發落。不過這三個月的小號也算是閻王爺開恩，好歹活出來了，這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孫得高說的“共產黨把我餓怕了！”這句話的含義。每天三兩八的苞米麵，這個滋味真不好受阿！出來時我真成了皮包骨頭了，腳鐐子摘下來以後，我連十公分高的一根門檻都邁不過去，只能象剛學會走路的小孩子一樣，用手扶着門框才能邁過去。
出來後，那些刑事犯可就對我另眼相看了，這就應了那句話：“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勞改隊有些刑事犯所謂的“亡命徒”，實際上是假的，藉此唬別的犯人，欺侮別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時候，他就縮回去了。而我
99
的這次行兇證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時放出話：“我上無老、下無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沒打算活出去，我不會找別人的麻煩，誰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煩，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從這件事以後，沒有哪個犯人敢隨便找我的麻煩。
經過六零年一年的飢餓勞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飢餓勞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隊的菜園旁的一塊荒地里。一開始死了的犯人還用幾塊薄木板定個棺材，後來死的人多了，乾脆就用一張破席或用一床破勞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讓我和另外兩個犯人去挖坑埋一個剛死去名叫毛繼玉的犯人，挖着挖着發現下面已經埋了一個死了的犯人，因為興凱湖氣溫低，地下很涼，屍體和穿的衣服還沒有爛，怎麼辦？把兩個人埋在一起就是了。這下可好，兩人合葬併骨了！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塊小墳地上，死人都埋不過來了。
7.3.四分場幾件難忘的事
這一年還發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難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隊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輛馬車拉着一車碎豆餅往馬號里送，有一個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塊，別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這一下不要緊，好多人都上去搶豆餅。帶工的幹部立刻鳴槍示警，隊伍就停住了，幹部和犯人大組長挨個檢查，犯人藏在懷裡的豆餅都被翻出來了。當時沒怎麼樣，可是等晚上收工回來，把十幾個搶豆餅的犯人都關了起來，春播過後都加了刑。第一個帶頭拿豆餅的犯人被加刑十年，其他犯人被加刑五年、三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與我同中隊的犯人李潮，他原是北師大的一名講師，因為是高級知識分子，不好意思象別的的犯人那樣
100
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東西吃。一天夜裡他起來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撈東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報告了管教幹部。第二天早上站隊出工時，當着全體犯人的面，管教幹部罵他：“什麼知識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餵豬的，你卻去偷豬食吃，你連豬都不如！”把他羞辱的恨不得鑽進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時，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個叫郭懷玉的犯人（北京市通縣人，鎖匠，精神有點毛病）躡手躡腳走到我背後，當我的大便還未落地的時候，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裡塞，當時把我下了一大跳，我以為是狗或狼什麼的，回頭一看是他，把我噁心的差點吐出來，真是人餓極眼了什麼東西都吃呵，無怪乎歷史上記載着災荒年有人吃人的現象，現在我確信歷史的記載是不假的。不過那時犯人吃不到什麼油水，窩窩頭裡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來的屎確實不很臭，拉在地上風吹乾了，隨風也就刮跑了。
7.4.第二次企圖行兇. 第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這年秋天收割水稻時，犯人普遍偷生稻穀吃。稻穀上有芒和和皮怎麼吃？犯人有辦法。從稻穗上擼下稻粒來，在手裡搓搓，吹去芒帶皮吃，只要在嘴裡細細的嚼，把稻殼嚼的象麵粉一樣細，咽下去就不會得闌尾炎。我也象其他犯人一樣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幹活時偷吃生稻穀，在脫谷時不少犯人用一個象煙荷包大的小口袋裝好了塞在褲檔里往回帶，有的就把褲腳紮起來，塞在褲腳里往回帶，半夜裡藏在被窩裡吃。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減刑的犯人匯報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隊時，讓犯人解開棉襖、褲腰帶檢查。這你還能藏的住嗎？都檢查出來了。被檢查出來的犯人除了挨訓挨罵外，還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帶工隊長，他是山東人，部隊轉業的，屬於“苦大仇深”的貧僱農出身，“階級覺悟”特
101
別高，一提到“現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齒，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他似乎有一種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對“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厲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權的話，非把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帶生稻穀被他檢查出來了，他不但當眾罵我：“你是什麼大學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全都是些黑心狼！”這還不算，把我捆起來示眾，回監舍不僅不讓我吃飯，還讓我在院子裡凍了半宿。我心裡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這條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裡。本來自從我父親去世後我就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現在又遇到這樣一個惡魔，我也不能白白讓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過是一死。於是我便偷偷預備好了一根鎬把，藏在了監舍的風斗里，準備對他下手。因為每天晚上犯人吃過晚飯還要盤腿坐在炕上“學習”。所謂“學習”，大多數時間是開生活檢討會，讓犯人象狗一樣互相亂咬，有時也找人念念報紙，而他每天晚上都來查看。我想等他走時我就跟出去，從風斗里摸起鎬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後我就撲電網。那時監舍院子周圍除了有圍牆，上面有解放軍站崗外，圍牆裡側還有一道十米左右寬的水溝，水溝里側還有一道電網（六三年以後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個管教幹部打死了，他們絕不會簡單的給我一個槍子吃就算了，他們肯定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最後才槍斃我（七二年我刑滿後在內蒙扎賚特旗烏蘭農場就業時，就遇到過這樣一個就業人員，這傢伙是福建人，過去當過海匪，因為多次請假回家探親得不到允許，結果他把一名幹部殺了，臨槍斃以前，不知把他整死過多少回，眼睛、耳朵、舌頭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沒了，最後是被綁在汽車上開宣判大會後拉出去槍斃的，實際上槍斃前他已經被折磨死了，不過是通過開宣判大會來“教育”其他就業人員罷了）。可是說來也奇怪，我一連等了他三個晚上，姓鞠的沒來，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隊時來了一位新隊長，
102
他說鞠隊長調到五分場去了。我心裡忽然一驚，心想我已經是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了，第一次差點掉進烏拉草甸子裡淹死，第二次行兇打郝志祥，差點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沒命了，這一次又這樣過去了，看來我命不該絕，還能活出去。從此以後我就老實了，雖然我仍不認罪，可儘量避免與幹部正面頂撞。這一想法我從來沒有敢向任何人暴露過，如果當時讓管教幹部知道了我有這個思想，非槍斃不可。有不少策劃逃跑的犯人，還沒有付諸行動，被幹部知道後都加了刑，有的象鍾殿馨、李學謙、王海州、劉全忠等人策劃逃跑，沒等付諸行動都給槍斃了，何況是企圖殺幹部呢！今天我把當年的這一想法寫出來，只不過是想說明，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決心咬牙活下去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罷了。
中國官方承認的數字，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其中是否包括犯人，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犯人被餓死，連中國的公安部門恐怕也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因為犯人死了連個死亡報告書都沒有，因此我猜想，餓死的這三千多萬人當中肯定不包括犯人。我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在五九年調往興凱湖農場的犯人當中，跟我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七十五名，到六七年一月因“文革”全國大亂，興凱湖農場因緊靠蘇聯，被編散時，活下來的只有二十九名，其他人絕大多數都死在六零和六一這兩年。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年老體弱，經受不了那種惡劣環境的折磨；第二類是個子高、食量大，營養分配不過來而餓死；第三類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長，思想壓力過大，飢餓、勞累、鬱悶而死。象我這樣個子小、食量小，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光杆一條，無什麼可牽掛的，這樣反而能活下來。
一九六二年共產黨召開了所謂的“七千人大會”，開始糾正“大躍進”所犯的錯誤，劉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四
103
大自由”的政策，全國的形勢慢慢有所好轉，興凱湖農場的犯人的處境也有所好轉，首先表現在勞動上，除了春播、秋收勞動時間仍然在每天十二小時以上外，其它時間一般不超過十小時。其次，犯人的伙食定量也有所增加，雖然仍舊吃不飽，但比起六零、六一年好多了，特別是蔬菜方面，由於蔬菜沒有上交任務，各個農場都種了大量的蔬菜，象茄子、西葫蘆這樣的菜，每頓飯八寸盆一大盆，總算是能把肚子填起來了。
不過這一年因為兩件政治上的大事，使興凱湖農場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一件是加勒比海危機，蘇、美兩國因古巴導彈危機差點發生軍事衝突從而引起世界大戰，第二是蔣介石在台灣叫囂反攻大陸，對於這樣的事，關押犯人的地方是特別敏感的。首先把興凱湖農場各個分場的歷史反革命犯都集中到了二分場，這些歷反雖然年齡都比較大，在勞改當中表現也比較老實，但他們畢竟與國民黨舊政權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點共產黨是不會忘記的。另外各個分場的“現行反革命”犯也都編到了一個中隊裡並按插少數刑事犯（這些人原來多半是轉業軍人、共產黨幹部犯了貪污、流氓罪的，被認為是“自己人”的犯人）協助政府幹部對這些“現反”嚴加監視。原來犯人出工幹活只有幹部帶工（他當然身上有短槍），可這時突然增加了四名拿衝鋒鎗的解放軍進行看押，在路上有一名解放軍在前頭壓着陣，不許走的太快，以免後面的犯人拉開距離，拉在最後面的犯人，解放軍就用槍把搗你，要你跟上。路上有人要解大小便，必須大聲喊：“報告解放軍，犯人某某某要大（小）便”，這時隊伍便停下來等着。到了工地後，工地的現場四角插上小紅旗並有解放軍警戒，幹部警告犯人不許超越紅旗插定的範圍，否則被解放軍打死活該。過去只有出工、收工犯人必須站隊點名，而現在干着活常常集合起來點名。這倒也好，犯人多增加了點休息時間，晚上收工也不象過去那麼晚了，早早就收工。回監舍
104
吃過飯一律在監舍里“學習”，除大小便外，不許到院子裡去。當時我想，如果真的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蔣介石的軍隊大規模反攻大陸，首先遭殃的恐怕就是這些歷反和現反。好在這段時間並不長，大約只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原因可能是：第一，赫魯嘵夫的紙老虎被肯尼迪戳穿了，向美國作出了讓步，達成了妥協，從而解決了加勒比海危機，而蔣介石竄犯大陸的小股武裝很快就被消滅了（關於這一點，我從來就認為那不過是蔣介石的痴心妄想罷了）；第二，怕影響犯人的生產勞動，因為在這兩個月左右的期間內，的確影響了不少勞動時間。
8.六二——六五年的興凱湖農場的黃金時期
8.1.對“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初步反思
六二年以後我的情緒開始慢慢穩定下來，我開始進行反思。對五七年那場所謂的“資產階級向共產黨的猖狂進攻”為什麼在共產黨“反右”的號召下，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迅速垮掉了呢？經過長時間的反思，當時我是這樣認識的（現在看來，這種認識還有些膚淺）。我認為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右派”在當時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當時的情況是，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看到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弊端，而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工人、農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還是建國初期，共產黨剛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政權不久，人們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腐敗記憶猶新，共產黨官員們的專橫跋扈、官僚作風雖然引起了人們的不滿，但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人民還是覺得共產黨比國民黨好。特別是工人，新中國建立後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在共產黨宣傳教育的影響下，大多數工人恐怕是這樣認識的）。因此工人階級作為
105
一個整體，在反右運動中表現特別積極。農民雖然對共產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滿，但從整體上來說，農民的生活水平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是提高了。當時共產黨又不在農村中搞反右運動，因此農民在這場運動中表現比較平靜。由於沒有廣大工人和農民的響應和支持，僅僅少數知識分子站出來說話，共產黨利用它手中掌握的宣傳工具，勿需動用軍隊，很快就把這些敢於起來說話的“右派分子”鎮壓下去了。
第二，從“右派陣營”這方面看，由於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不論是社會上的大“右派”，還是大學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處於一種一盤散沙的狀態，既沒有什麼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各說各的話。特別是社會上的那些“大右派”和文藝界的“大右派”，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多半是針對某個人、某件事提的，有些問題還涉及到個人恩怨和個人利益，對產生“三害”的制度性原因幾乎一點都沒有涉及到。只有北大的青年學生中的“右派”所寫的大字報公開提到了“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因為他們年輕，無私、無畏，敢於講話，問題提的比較深刻。他們提出了“五.一九”運動是繼“五四”運動後的一場民主運動，但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和“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不合理性並沒有觸及。儲安平提到過“黨天下”的問題，似乎涉及到了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不滿，但也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至於所謂的“章、羅聯盟”、“輪流座莊”之類的說法，完全是毛澤東為了整人而憑空臆造出來的罪名罷了。也就是說，當年的“右派”一無組織領導，二無自己的政治綱領，這樣一群人要想向共產黨挑戰，不失敗那才`怪呢。可悲的是這些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向共產黨挑戰，從他們的內心來講，是想幫助共產黨整風，改正缺點，但毛澤東卻把它看作是對共產黨的挑戰。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給人們在思想上留下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天下誰打下來的誰就應該坐天下”。今天的天下既然是共產黨打下來的，當然
106
就應該由共產黨來坐，這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因此“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當時的報紙就是這樣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的），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是不會同意的。
第三，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不是一支真正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封建時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走的都是“仕途”這條道路，“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然後投靠皇權，為帝王效力，靠從皇家那裡拿俸祿為生。由於經濟上的不獨立，因此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獨立。至於歷史上的“竹林七賢”那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極個別的為了逃避現實的現象，對整個社會起不到什麼影響。實際上封建統治者利用科舉制度這一辦法，把廣大知識分子拉到了自己一邊。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的辦法，跟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完全一樣，甚至比封建帝王對知識分子的控制還嚴的多。知識分子是靠共產黨給你提供工作才能生活下去，否則便沒有生活出路。封建時代，那些不願意為帝王效力的知識分子，還可以回家種地，過田園生活，而共產黨掌權以後，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共產黨不用你，或者被某個單位開除了，其它單位便不敢再用你，你就沒有了生活出路。也就是說，共產黨控制了你的經濟，卡住了你的脖子，你怎麼能夠跟共產黨相對抗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附在統治者這張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應該說這些話是對中國知識分子處境十分深刻的寫照，這也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句老話所以能成立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如此，一旦壓力來了，不少人便紛紛倒戈，舉起白旗，自己檢討不算，還檢舉揭發別人以求自保。更有甚者，像吳晗之流，是專門靠在反胡風和反右派運動中充當打手，投機鑽營爬上去的（因此我對後來吳晗之流的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不抱任何同情心）。當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檢舉揭發別人的文章，心裡十分反感，儘管這是在壓
107
力下不得已而為的，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患有“軟骨症”，這恐怕是事實。
第四， 關於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發動這樣一場幫助共產黨的整風運動，至今說法不一。近來看了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說當年毛澤東發動那場運動的最初目的是想聯合民主黨派來整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其根據是在五六年的“八大”決議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並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但是後來意見竟然提到他本人頭上來了，他震怒了，因此才聯合黨內的反對派發動了那場反右運動。李志綏是毛澤東的私人保健醫生，時刻不離毛澤東的左右，因此他對毛澤東的了解當然要比一般人（包括中共的高層領導）深刻的多，他的話有可信之處。
不過按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發動那場運動是為了“引蛇出洞”，是“陽謀”。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也認為當年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設下的一個圈套，可我當時並不這樣認為。我當時認為，毛澤東最初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能包含着一定的善意。理由是，第一，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蘇聯的崇拜者，從來也不願意按斯大林領導的的“第三國際”的指示（實際就是斯大林的指示）行事。斯大林死後，蘇聯的問題暴露出來了，而當年中國的口號是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因此他想利用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辦法避免中國共產黨重犯蘇共當年所犯的錯誤。第二，共產黨執政八年後，黨內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的現象已嚴重出現，干群之間的矛盾，工農之間的矛盾已日趨表面化，這一點他早已覺查到了，因此他想利用動員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辦法，克服這些毛病，以免中國出現“匈牙利事件”。但是後來知識分子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甚至提到了“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問題，這一下觸到了他的痛處，因此他一改自己的初衷，發動了那場反右運動。
108
中蘇兩黨由分歧到決裂，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如何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雖然對斯大林的跋扈和“第三國際”的指手畫腳極為不滿，但因為“個人崇拜”而反對斯大林，這卻觸到了他那根過敏的神經。毛澤東是一個帝王思想非常嚴重的人，這一點從他寫的“沁圓春”那首詞可以完全看的出來。另外，“國際歌”的歌辭里寫的很清楚，“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而“東方紅”的歌辭里，“呼爾嗨喲”就出了個“人民的大救星”，從此人們對他山呼萬歲，他非但不制止，反而在跟斯諾的談話里說“中國是需要有一點個人崇拜的”。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對他有絲毫一點的冒犯。斯大林在世時，由於斯大林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威望，使他無法與之相比，讓他屈居第二，他還勉強可以接受。斯大林死後，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赫魯曉夫要想靠反斯大林樹立自己的威信，當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仍然讓他屈居第二，無論如何他是不甘心的。
以上是我當年的一些看法，究竟那種看法正確，恐怕只有當中國實行了民主政治，共產黨以及毛澤東個人的檔案公開以後，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8.2.在勞改隊學習馬、列著作.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產生懷疑
我想看書學習。監舍里的電燈夜裡是不能關的，這是監獄和勞改隊的規矩。可是我的書全部被沒收了，我被捕時，唯一留下的東西就是一條破線毯子和書，當年是李旺堯同學用這條線毯子包着書，在公安人員的帶領下給我送到草嵐子看守所的。這些書大部分是英、俄文的數學書，另外還有大學的課本和幾部外國古典名著。後來這些書乾脆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全部給燒了，因此我沒有可能在勞改期間繼續鑽研我的數學專業。
109
在勞改隊裡唯一被允許看的是“毛選”和馬、恩、列、斯的著作。說老實話，在學校里這些書我不願意看，現在我倒想好好讀一讀，不過我首先感興趣的是報紙。六二年以後，興凱湖勞改農場，犯人每個組給定了一份“人民日報”，讓犯人通過學習，改造思想。報紙要首先通過管教幹部的檢查才發給犯人，只要報紙上有一點對犯人改造不利的內容，就扣下不發。
從六二年開始，中、蘇兩黨的分歧已經公開化。我記得第一篇這樣的文章是批判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的，題目叫作“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從這篇文章開始，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勞動再累，我每天也要看到深夜一、兩點鐘。在公開發表與意共的分歧以後，緊接着又公開發表了與法共的分歧，然後就進入了與蘇共的公開論戰階段。
勞改隊的犯人每天下午收工以後，晚上也組織犯人學習這些文章，而我成了小組的讀報員，這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好好學習的機會。每天晚上別的犯人睡了以後，我繼續看報並作一些摘要，第二天晚上學習發言時，我也裝模作樣地發言批判“修正主義”，實際上我每天晚上在偷偷寫日記（後來“文革”開始不久，日記在清監時被收去，為此我差一點掉了腦袋）。我不僅每天看報，而且從別的犯人那裡借了一些馬、列著作看。過去讀書時我從沒有認真讀過這些書，為了應付考試，不得不硬着頭皮死記硬背一些東西，考試過後不久就忘了。而現在我卻一字一句認真的讀，認真的思考。像“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文選”以及資本論的一些小冊子等，我都是在六二至六五年之間讀的。通過讀報和閱讀這些書籍，使我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思想變化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我雖然被打成“右派”、“現行反革命”，但我對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產生懷疑。我認為不論怎麼說，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
110
象，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進步，僅就這一點來說，社會主義就比資本主義好。我所反對的是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不少共產黨員的趾高氣揚和跋扈作風。但通過看報和學習這些馬、列著作，卻使我對社會主義本身產生了懷疑。
第一， 通過看報，我首先得出來的一個結論是，報紙上說的大部分是騙人的假話。當時報紙是共產黨的主要輿論工具，共產黨是在利用報紙搞愚民政策。舉例來說，從新中國成立開始，我國的報紙就天天講什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蘇友誼萬古長青”、“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堅如盤石，牢不可破”等等。為什麼現在就一下翻了臉，變成仇人了呢？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民都在挨餓，而報紙上卻整天報道“形勢一片大好”？在反“右”期間，報紙上登的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例如說“葛佩琦揚言要殺共產黨”，“大躍進放衛星，某縣放了一個畝產××萬斤的大衛星”等等。我不相信。葛佩琦是大學教師，又不是瘋子，除非瘋子才能公開喊出要殺共產黨。但究竟葛佩琦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清楚。畝產××萬斤我雖然不相信，但我又沒到實地看過，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民都在挨餓，勞改隊餓死那麼多犯人我可清楚。過去整天宣傳“中、蘇友誼牢不可破”，我可清楚。通過這些事實我得出了以上結論。不過報紙越是說假話，我越是願意看，我學會了用“透視”的眼光看報紙。
第二， 我對“修正主義”一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本來“修正主義”應該是一個褒義詞，因為人類社會就是通過對自身的錯誤進行不斷的修正而前進的，而現在卻恰恰相反，“修正主義”成了一個貶義詞，成了萬惡之源。中國的老百姓雖然也天天跟着喊反對“修正主義”、喊“打倒蘇修和美帝”，其實究竟什麼是“修正主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中國人並不知道，甚至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當時也並不十
111
分清楚。
就其本源來講，修正主義者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只不過他們不贊成當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後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修正主義”，修正的正是這一點。而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晚年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後才加進去的，而且說的很清楚，這只是一個短時期。而列寧卻把無產階級專政強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正應了那句名言“真理再往前推進一步就是謬誤”。斯大林更進一步把無產階級專政發展成了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統治，這一點從赫魯曉夫當年的“秘密報告”中所揭露出來的斯大林殺害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員和五百多萬蘇聯公民就得到了證實。這也正應了後來英國首相邱吉爾說的那句名言“俄國人有兩大悲劇，第一個悲劇是列寧的生，第二個悲劇是列寧的死。”中國的情況與當年蘇聯的情況相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這是當年中共批判蘇共的核心問題，“蘇聯修正主義”這一名詞的來源也在於此。但是當時我想，既然“共產黨宣言”里提出將來要消滅黨、消滅國家，蘇共、中共也都是這樣講的，那時蘇聯建國已四十多年，階級早已被消滅，那麼由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全民黨、全民國家”，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有什麼不對呢？黨和國家的消亡應該是一個逐步弱化的過程，總不能越來越強化，突然有一天宣布取消黨、取消國家吧？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之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生地西歐得不到認同，而在俄國和中國不僅得到了認同，而且得到了強化，其根本原因是在於俄國和中國原來都是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與封建專制主義，就其實質而言是一脈相乘的，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延伸和變種。
第三，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學說
112
的核心內容，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的演變等都是經濟基礎改變的結果，那麼斯大林的法西斯暴政、中共的封建專制以及蘇聯“修正主義”的產生，是不是也應該從其產生的經濟領域中去找呢？對這一點當時我只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號，但還沒有完全否定公有制的優越性，只是近幾年，自從東歐遽變和蘇聯解體後，我才對這一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蘇聯解體後，中共的宣傳，特別是一些內部學習資料（政協委員都有，我本人也是濰坊市政協委員）都把罪責歸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攪亂了人們的思想和葉利欽對共產黨的背叛，實際上這就完全違背了中共自己口口聲聲說仍然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歷史唯物主義，等於自打嘴巴。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要追究誰是促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罪魁禍首的話，恐怕不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而是毛澤東。如果當年毛澤東不公開與蘇共決裂，中蘇兩個大國還像過去所說的那樣“堅如盤石的團結”的話，那麼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也不會那麼快。當然，這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和蘇聯的垮台，其根本原因還應當從它的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中去找。我從分析人與財產的關係，得出如下認識。
人與財產的關係說到底就是人對財產有兩種權力，一種是人對財產的所有權，另一種是人對財產的支配權。支配權是所有權的體現，所有權是支配權的保障，兩種權力必須統一於一體，才有可能使財產最大限度的增值。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恰恰違背了這一點，一個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而全民又不可能都去對這個企業行使支配權，因此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空的，蘇聯之所以垮台，其經濟領域裡的深層次原因恐怕就在這裡。另外，有了支配權，沒有所有權也不行。中國前一階段改革實行的承包製就是如此，企業的廠長經理有了財產支配權和人事權，但沒有財產所有權，因此在他任職期間必然產生短期行為，拼設備、按插親信、貪
113
污揮霍、化公為私等現象迅速曼延，因此中國前一階段實行的經濟改革承包製，只在短時間內起到了刺激經濟發展的作用，它產生的負面影響卻是巨大的，現在已證明是不成功的。
第四，我對馬克思揭示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也產生了懷疑。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要經過五個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實際上除了西歐幾個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按照他揭示的規律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為止）的外，大部分國家的發展道路並非如此，例如俄國和中國基本上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美國根本沒有經過封建主義社會階段，中國的西藏更是由奴隸社會一下子躍到了社會主義階段，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搞不清楚，因為我不是學社會科學的，但對這些重大問題，在我腦子裡卻產生了很大的問號。當時我得出的結論是恐怕馬克思主義並非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要不就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或者兩種情況都有。另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我覺得似乎也有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有四大矛盾自身無法解決，最後必然導至社會變革，進入共產主義。而在這四大矛盾中占首要位置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不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不均，少數人占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多數人貧困，但是一個億萬富翁並不能把他的財產全部用於個人消費，他所消費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財產還是用於擴大再生產。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使他的財富進一步積累，但積累完了幹什麼？還不是用於擴大再生產？這就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就業，這就是說，一個億萬富翁真正能夠占有的財富只是他個人財產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財富，實際上變相的被社會所占有了。
還有，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隨着資本主義
114
的發展，除了極少數人進入大資產階級的行列外，絕大多數人將逐步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階級（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指的是產業工人），無產階級的隊伍將逐步壯大，最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事實並非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隊伍並不是在日益壯大，而是在日益縮小。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白領階級在日益壯大，這就是說，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提高了生產力，而且改變了社會階級結構，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的基礎發生了動搖。通過這三年的看書學習，對於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我雖然並沒有真正弄懂，但對他的“真理性”卻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再加上中、蘇兩黨互相漫罵揭老底以及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對這種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再相信了。
六四年還發生了幾件大事。“九評”結束不久，中國又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彈，正在這時赫魯曉夫下了台，勞改隊的幹部就教育犯人說：“九評把赫禿子評下去了！中國爆炸原子彈使蘇共嚇破了膽”。我聽了後心裡直感到好笑，這些傢伙除了會對犯人橫鼻子豎眼外，簡直無知到了可憐的地步。赫魯曉夫下台是蘇共內部爭權奪利以及他推行的錯誤的農業政策的結果，與“九評”何干？根據當時報紙的介紹，蘇、美兩家的核武器如果全部爆炸的話，可以毀滅地球好幾次，中國的核武器不過剛剛起步，就因為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就把蘇聯嚇壞了，純粹是無稽之談。
不過因為中、蘇關係的緊張，在一部分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當中產生了錯覺。興凱湖農場因為地理環境特殊，除了往蘇聯跑能跑得出去外，從任何地方都跑不出去，但中、蘇友好，跑到蘇聯肯定會被送回來，正因為如此，當初才選擇了這個地方建勞改農場。現在蘇聯成了我們的敵人，有些人就認為現在可以往蘇聯跑了。有位叫王宗友的現反，曾經向我透露過，他想往蘇聯跑。他原是一名中學生，對我很信任
115
而且很欽佩，所以才敢把這種掉腦袋的想法向我透露。我當時就勸阻他：“你千萬不能這麼幹，你不了解，蘇聯是一個不講信義的國家，仍然是共產黨執政，你不過是一名中學生，又不是什麼大人物，你就是跑過去了，他們說不定會把你送了禮！”他聽了我的話，沒敢跑。可是有一名在一分場勞動教養的“右派”王行白，他原是一名俄語講師，跑了過去，因為他是大學講師，又會俄語，蘇聯對他還算“客氣”，把他弄到了莫斯科，交給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結果被引渡回來後判了死緩，後來得了出血熱死在了勞改隊裡。至於後來跑過去的一些犯人和勞改釋放就業人員，被送回來後，絕大多數都被槍斃了。個別被判死緩、無期的，回來後都大罵蘇聯。蘇聯邊防軍做的很絕，凡是從興凱湖農場跑過去的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他們先用一根黑布條把你的眼睛蒙上，用吉普車把你拉到離國境線很遠的邊防站，審完了以後，把你放到一個枯井裡。枯井是用直徑兩米、長四、五米的水泥管子豎着埋在地下，用轆轆把你送下去，你根本無法爬上來。有些傢伙跑過去以後，把中國的情況胡說八道一通，人家根本不相信。至於蘇聯真正感興趣的問題，這寫傢伙根本不可能知道。因此把這些傢伙審訊完了以後，等跟興凱湖農場總場聯繫好了，用一條大麻袋把你裝在裡面送回來。被送回來的人，沒有一個不大罵蘇聯的。
8.3.一張“黑龍江日報”. 林彪的“十六字真言”
另外，在六三年我看到了一張“黑龍江日報”，上面有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兩幅一樣大的照片，下面的文字還寫着劉主席視察伊春林區，林業工人高喊“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我對這種政治問題很敏感，我想，這恐怕要壞事，因為這犯了大忌。中國只允許喊毛澤東一個人萬歲，喊別人萬歲是不允許的，中國的封建傳統叫作“天無二日，
116
民無二王”嘛！（孟子上說的）毛澤東本人又是一個帝王思想很嚴重的人，毛、劉二人之間恐怕早晚要出問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文革”中，毛澤東終於把劉少奇整死。於是我又聯想到了那張報紙。
一九六五年，林彪首先在軍隊裡大力倡導學習毛主席著作，並由軍隊發展到全國，還提出了什麼“四個第一”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十六字真言：“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勞改隊也不例外，每天晚上收工後，吃完飯就盤腿坐在炕上由學習組長領着大家學毛選，主要是學毛主席語錄。念完幾段後要討論。討論時要結合每個犯人自己的思想、勞動等情況進行對照檢查，互相展開批判（在這方面，北京所屬的監獄和勞改單位可能比地方所屬的監獄和勞改單位先行了一步）。
我們組的學習組長叫丁桐，此人原是“人民日報”社的一位編輯，建國前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讀過書並參加了地下黨，後被國民黨逮捕，但不久就被放了出來，其他人沒放。椐他本人說，這可能是國民黨耍的一個花招，在共產黨內製造懷疑情緒。他還說，他被捕後從來沒有出賣過組織，而且一出獄就設法逃到了解放區去。
共產黨內有一條規矩，凡是被捕後釋放出來的黨員，必須經過組織審查，查清他在被捕後有沒有變節行為。但對他的審查一直沒有結論，因此沒有恢復黨籍，雖然仍安排他在報社工作，但也被打入另冊。他心裡總有點耿耿於懷。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他又發了不少牢騷，結果先被打成“右派”，後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歷史加現行反革命。此人平時講話溫文爾雅，一派書生氣，我一直對他很尊重。可他這次在學毛選當中卻非常積極起來，批判起別人來句句上綱上線，與過去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我這人有個大毛病，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林彪自建國後基本上是處於消聲匿跡狀態，為什麼這幾年突然變的這
117
樣活躍？我心裡一直有點懷疑。在學習他提出的學毛選“十六字真言”時，我半開玩笑的說了一句：“立竿見影這個說法好象不太恰當，下雨陰天怎麼辦？立起竿來可見不着影！”我還說：“人的因素只有在客觀條件具備了的情況下才會起到決定作用，如果不考慮客觀條件，片面強調人的因素第一，容易導至主觀唯心主義。”丁桐這位老兄匯報了管教幹部，這下我的麻煩就大了。對我進行了大會小會的批判，而我又不服氣，在大會上我還辯解說：“毛主席著作是指導我國和世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把它降低成為一本字典”。這句話又被丁桐抓住了，說我公開放毒，破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偉大運動。本來我就是一個不認罪的典型，這下管教幹部還能放過我嗎？先是把我捆起來，因為我掙扎反抗，丁桐還向我動了手，把我的嘴給打流了血，然後就把我關進了小號。
在小號里我就想，丁桐為什麼突然變得這樣？平時我跟他半點矛盾也沒有，而且我一直很尊重他，他想在我身上撈稻草爭取立功減刑？他難道不知道他跟我是同類？而且他還是歷史加現行！“右派現行反革命”要想爭取立功減刑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難道這一點他不明白？那他為什麼突然變得這樣？答案恐怕只有一個：他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象他這樣的人雖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受了冤屈，但在心靈深處，這種人是屬於政治投機分子之類，只不過在五七年那場運動中作了錯誤的判斷，投機不着舍把米罷了。這種人在北大的整風反右運動中我遇到過，在監獄、勞改隊裡我也遇到過，儘管這種人是少數，但確實存在。坦白的說，我並不認為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靈全都是高尚的，儘管他們也受了委屈，也應該平反。
在七九年平反了的“右派”當中，流行過一種“娘打孩子論”，對此我不敢苟同。所謂“娘打孩子論”，就是說娘是共產黨，被錯劃為“右派”的人是孩子，既然娘承認把你
118
打錯了，給你改正、平反了也就算了，孩子也不應該回過頭來再打“娘”。
這裡有兩個問題應當弄清楚，第一，據我所知，在被改正、平反的“右派”當中，並沒有誰要求再打“娘”一頓，相反的，都對鄧小平制定這一政策和胡耀邦主持這一工作表示感激。第二，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既然把人搞錯了，就應該向受害人陪禮道歉並作出經濟賠償。當時並沒有這麼做。所給的經濟賠償微乎其微，只從七八年十月份補的工資，那麼從五七年到七八年這一段時間呢？難道說在這一段時間打你“右派”就打對了嗎？這顯然說不通。再與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們比一比，他們被平反後，不僅全額補了工資，官復了原職，連他們的子女的工作也都作了安排。就這樣，這些人當中有的還不依不饒，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被錯劃成“右派”、錯打成“反革命”的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情況在“改正”、“平反”時考慮過嗎？這公平嗎？今天已經被改正、平反了的難友們，你們想過嗎？對那些受折磨慘死在勞改隊裡的人和那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的人，你們還記得他們嗎？“娘打孩子論者”，你們怎麼想呢？中國的知識分子可悲呵！
9.“文革”開始後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的遭遇
9.1.惡有惡報——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幫
自從六四年、六五年報紙上陸續出現批判楊獻珍的“合
119
二而一”、批判鬼戲“李慧娘”，發表毛澤東的談話“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專了我們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罷官”，我預感到一場新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開始了。我還斷言這一次恐怕不單純象五七年那樣，矛頭主要指向黨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黨外人士。這次不僅黨外知識分子，恐怕共產黨的上層也要有人遭殃了。
運動發展速度之快，的確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話”開始，首先就挖出來了“三家村”，進而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幫。坦白的說，當時我有點幸災樂禍。因為我對於吳晗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充當急先鋒一直很有反感，對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當年在我們去北京市委請願時的蠻橫態度更是記憶猶新。我想這回也輪到你們了，真是惡有惡報，不過這種情緒我可不敢流露出來，而是每天在日記里用非常隱晦的詞句記下我每天讀報的感受。當時興凱湖農場的幹部和勞改就業人員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勁，一邊跳，一邊唱：“一根藤上結仨瓜，鄧拓、吳晗、廖沫沙”，我聽了以後感到又好笑，又驚奇，中國的小孩子也會趕政治浪頭呵，誰教給她們的呢？
興凱湖勞改農場直屬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管轄，勞改隊的幹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預測，對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幫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幹活時，我走在後面，就聽到韓指導員和王隊長談話：“怎麼搞的，怎麼整個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幫呢？今後聽誰的？”他們思想上雖然跟不上形勢，但出於他們的職業本能，卻對犯人加強了防範。出工時增加了武裝人員看押，圍牆和大門上都增加了武裝人員，收工後不准犯人到院子裡去，一律在監舍里“學習”，對象我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強了
120
監視。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為六二年時我曾經給他寫過申訴材料，對我不錯，有一天他對我說：“陳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說話要小心，千萬別再頂撞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議論，管教讓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韓指導員把我叫到隊部去談話，問我：“陳奉孝！你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法？你對整個北京市委被打倒怎麼看？”我知道他們思想上是傾向北京市委的，不過我這次談話很小心，我怕他們抓我的辮子。我說：“報告韓指導員，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至於北京市委為什麼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許是犯了錯誤，這是共產黨上層的事，我被關在勞改隊裡，社會上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嗎？”他笑了，說：“你這小子學乖了，你不是整天看報紙嗎？你對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有什麼看法，應該如實向政府匯報，象你這樣的犯人，勞動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強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應一聲就沒再說話。我明白他們找我談話的用意，一是想通過我談看法來驗證一下他們自己的判斷，二是想從我的談話中找把柄，我不會輕易上當的。
9.2.日記事件
監獄、勞改隊有一個規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節等這些重大節日前的一、兩天，都要進行“清監”。所謂“清監”，即等犯人出工後，對犯人的行李進行仔細的檢查，檢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兇器、違禁書刊以及寫過什麼東西（這是重點）。對此我是有所準備的，每到這些重大節日前的一個多禮拜，我就把自己平時寫的日記拿到院子裡找個地方藏起來，可是這一次在六月底來了個突然襲擊，犯人出工後進行了比過去任何一次都仔細的檢查。收工回來進監舍一看，整個監舍被翻的亂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
121
了上面，撕了個大口子，我知道這一下恐怕壞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財產”就是書和一條破線毯子，被捕後，書被沒收了，線毯子給了我，我就用這條破線毯子做了一條很厚的烏拉草褥子。在草褥子頭上我留了一個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寫完了日記後就偷偷塞進褥子裡。從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開始，我差不多天天寫。日記的內容除了記錄了勞改隊裡發生的一寫事情外，還寫了我對中、蘇兩黨分歧的看法、對“九評”文章的個人見解以及對我所讀過的一些馬、列著作中的某些論點的質疑。“文革”開始後，我重點記錄了自己對“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後我的一些幸災樂禍的情緒，還有我讀“燕山夜話”的一些心得體會。報紙上透露說是陳毅元帥首先對毛主席說“燕山夜話”有毒，其實我讀這本書時，也覺得鄧拓寫的一些歷史小故事有借古諷今的意思，我對鄧拓的才華非常佩服。
當然我首先就檢查我的草褥子，從撕開的口子往裡一摸，日記不見了，我知道這下恐怕要大禍臨頭了。當天夜裡我一夜沒睡覺，我只能期望但願他們不能從中發現什麼問題。我知道勞改隊的幹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寫的日記當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寫的特別隱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個字的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代替，我估計他們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計錯了。他們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懷疑我寫的是“反動內容”。
第二天一早站隊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沒有對我多說什麼就給我戴上手銬，用一輛吉普車把我送到了碼頭監獄。
碼頭監獄是整個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監獄，也叫“嚴管隊”，凡是被送到這裡來的犯人或刑滿就業人員，都是因為有“重新犯罪”行為，準備加刑或判刑的。興凱湖勞改農場每年至少要召開兩次公判大會，每次加刑的、槍斃的都有，全是從這裡拉出去的。為了讓我受“教育”，這樣的公判大會，差不多每次都讓我參加。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看見
122
有那麼多人被拉出去槍斃，我心裡還有點害怕，參加的次數多了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碼頭監獄先給我增加了一付腳鐐，然後就把我塞進了小號。我心想，這一次恐怕小命難保了，好在我又沒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無什麼牽掛，早死早“托生”。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我也就豁出來了。
兩天以後從總場來了一位管教幹事（此人是公安幹校畢業的，看來有點文化），跟碼頭監獄的尹指導員一塊提審我，要我承認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機翻案，並讓我交待我的“陰謀詭計”，特別是我寫的那些拼音字的字頭是不是“企圖組織暴動”的計劃等等。我當然不能承認，我承認這是我記下的讀書、讀報的心得體會，也承認了我對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災樂禍，因為我估計這一點問題不大，因為北京市委畢竟被打成了黑幫。至於我記的那些拼音字的字頭，我就堅持說，時間久了，記不得了。別說那根本不是什麼“企圖組織暴動的計劃”，如果真是的話，說什麼我也不能承認。於是他們便讓兩個打手給我上老虎凳。
對於“老虎凳”這種刑罰，過去我只是從小說里知道，日本憲兵隊抓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時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罰，但老虎凳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可不知道。這回我可知道了。原來上老虎凳是把你捆在一條長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蓋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後掀起你的後腳跟墊磚頭。人的腿是只能往後彎，不能往前彎的，這時給你墊了磚頭以後，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斷了似的，疼的渾身直冒汗，不一會就昏了過去。聽說舊社會在東北抓到了“鬍子”（土匪）上刑時，有的墊到三塊磚頭，腿上的筋都繃斷了，仍然咬牙不承認，因為舊社會審犯人時，如果沒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這些傢伙的罪行如何，能挺過這樣的刑罰可真不簡單。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為什麼在重刑之下會出現那麼多屈死鬼。後來看電影“紅燈記”時，我又聯想到了這
123
次受刑，我認為叛徒雖然可恨，但也應該分別情況，對於那些主動叛變投敵的叛徒，抓住應該千刀萬刮，但對於那些因挺刑不過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確還有情有可願之處。王連舉最初並不想當叛徒，如果他一開始就想當叛徒的話，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槍了，只不過他這一招沒有逃過老奸巨滑的鳩山的眼睛，最後在重刑之下實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當了叛徒。好在我這一次只墊了一塊磚就昏了過去，再上刑已沒有什麼意義了，解開繩子等我甦醒過來以後，兩條腿疼的站不起來了，最後他們拖着我重新將我塞進了小號。
塞進小號以後，我用戴着銬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蓋和腿彎處，並試探着彎彎腿，漸漸的覺得恢復過來了，我又扶着牆慢慢的站了起來，知道自己並沒有殘廢。經過這次提審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提審我。我心裡直納悶，我想可不能就這樣拉出去槍斃，我又沒招什麼供。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從小號里放了出來，其他被關在小號里的犯人也放了出來，碼頭監獄的管教人員還經常有時來，有時不來，只是增加了武裝人員看押。這是怎麼回事呢？我還看見原來的管教幹部都戴上了紅衛兵袖標，“紅衛兵”三個字是一樣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還不一樣。後來聽從總場送來的犯人趙寶成說，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幹部們也成立了這個戰鬥隊、那個戰鬥隊，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來了，還說總場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來他們自己跟自己打起來了，顧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給武裝人員嚴格看押，別發生逃跑、暴動之類的事就行了。其實他們也知道，碼頭監獄跟農場不一樣，犯人整天被鎖在監號里，一個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鬧起什麼事來，又有武裝看押，所以他們放心。
進入六七年一月份，“紅衛兵”運動發展到了高潮，全國各地、各單位都在奪權，不可一世的各地黨委紛紛陷入癱瘓狀態，過去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利被各派“紅衛兵”組織奪
124
去，全國亂成一鍋粥，興凱湖農場自然也不例外。這種情況是很危險的，因為興凱湖農場緊靠蘇聯，相隔只有一條大約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後來發生的珍寶島戰役，就離興凱湖不遠。鑑於六二年發生的新疆伊犁地區事件的教訓，公安部決定解散興凱湖勞改農場。但是一、兩萬勞改犯和勞教人員以及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怎麼安置呢？最後決定交給黑龍江省公安廳負責安置。黑龍江省有許多勞改農場，但任何一個勞改單位要一下子接納這麼多的犯人，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辦？最後決定將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犯人“化整為零”，分散到黑龍江省的各個勞改農場去，原興凱湖農場的幹部除了少數人隨犯人一起調到了黑龍江省的勞改單位外，大部分暫時留守。在犯人調走的同時，興凱湖農場進駐了兵團，後來知青下放，興凱湖農場就成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方，因為經過犯人十多年的開墾和建設，這裡的房屋和農田基本建設已經相當不錯了。
碼頭監獄嚴管隊的犯人被調到了黑龍江省北安縣（現在叫市）第四十九勞改支隊，即長水河勞改農場。押送犯人的幹部作完交割後就回去了，就這麼一亂哄，我的問題再也沒有人繼續審問，就這樣不了了之了。謝天謝地！我又撿了一條小命。不僅我撿了一條小命，這些被送到碼頭監獄的犯人，大都是要準備加刑的，這下全倖免了。
一月份是天氣最冷的季節。走的那一天興凱湖正刮着大“湮泡”，氣溫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為了怕犯人凍死在路上，還算不錯，臨走每人發了一頂新的狗皮帽子。這樣也不行，因為坐的是敞蓬汽車，連一點擋風的東西都沒有，犯人就把所有能禦寒的東西都用上了。我就乾脆解開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勞改被子把自己包起來。興凱湖農場離密山縣城大約一百華里左右，汽車開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密山縣城，許多犯人都凍壞了，不少犯人的臉上、手上、腳上都凍起了泡。
125
汽車到了密山縣城，犯人馬上進了悶罐車，一直開到北安縣，先安排進了北安監獄，第二天又用汽車把我們拉到了長水河勞改農場。
126
10.長水河農場二分場和六分場
10.1.軍管會主任金參謀的訓話. 我對“文革”發生的初步思考
我們這個興凱湖勞改農場碼頭監獄嚴管隊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長水河農場二分場。這裡的二分場也和興凱湖農場二分場一樣，關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歷史反革命”，而我們這個嚴管隊，雖然人數僅有百人左右，卻是五花八門，犯什麼罪的都有。為了不讓我們跟原來的犯人混雜，單獨給我們騰出了一排監舍，並嚴令我們不許串監。
兩、三天后，軍管會招集二分場的全體犯人訓話，訓話的是長水河農場軍管會主任金參謀（朝鮮族人）。他開口就說：“反革命們！壞蛋們！文化大革命沒有你們的事，也沒有你們的份！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聽清了沒有？！”全體犯人一致大聲喊：“聽清了！”金參謀這幾句簡短的訓話就象刻在了我腦子裡一樣，我敢保證，以上寫的與他當年講的一字不差。
由於“文化大革命”沒有我們的事，也沒有我們的份，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飯就在監舍里下棋、打撲克，有些刑事犯就圍在一起講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報紙。幹部們偶而來看一看，囑咐一下犯人中的“積極分子”，發現什麼情況及時向政府匯報，不多會就走了。這兩個來月的時間是我自被捕以來感到最輕鬆、最“自由”、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間，既不用出工幹活，也沒有管教幹部整天盯着你，找你的麻煩，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飽以外，那簡直過的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127
因為有了充裕的時間，我對每天的報紙是逐字逐句的細讀，邊讀邊琢磨。我開始思考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經他這麼一號召，全國人民一下子就起來了，而且矛頭直指各地的黨政機關。我的初步結論是，“文革”所以能發動起來，除了毛澤東本人在人民群眾中的巨大威望（這是多年來由他的同輩們宣傳對他的個人崇拜的結果）外，是有兩個矛盾作基礎的。第一個矛盾是共產黨上層派別鬥爭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他與劉少奇的矛盾，這一矛盾在整個“文革”期間始終占着主導地位。第二個矛盾是干群之間的矛盾。就第一個矛盾而言，因為我非常注意看報，從六二年開始我早就覺察到了，特別是在六三年看了有一天的“黑龍江日報”上並排登了毛、劉二人一樣大的照片，下面還有伊春市人民在喊“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我就預感到毛、劉二人的矛盾遲早要激化。事實上，六二年以後，各大局的黨委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劉少奇的人，在政治局裡，劉的人已占了上風，毛知道要想單純利用黨內鬥爭，舉手表決的辦法，恐怕難以將劉少奇整倒，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藉助於發動群眾這種非法手段把劉少奇打垮。至於第二個矛盾，毛澤東在六二年早就說過：“黨內已經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這個說法不一定正確，但自從共產黨掌權以來，各級黨政幹部已慢慢變成了一個欺壓老百姓的官僚特權階層，這恐怕是事實。這個官僚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即干群之間的矛盾在“文革”前只是潛伏着，“文革”一開始，這個矛盾立刻爆發出來，各地的群眾造反運動把矛頭首先指向了各級黨政領導幹部，這一點就是證明。
毛澤東的個人性格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具有濃厚的封建帝王的專制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也很重。他看問題應該說還是比較敏銳和深遠的。對於共產黨最初為窮人打天下，到取得政權後慢慢變成了統治人
128
民的官僚特權階層，這一點恐怕他早就覺察到了，他想利用發動群眾的形式來解決這兩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好象是解決了，劉少奇被打倒了，但第二個矛盾非但沒有解決（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下也不可能解決），卻給整個國家造成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亂。但有一點他卻萬萬沒有料到，那就是正是他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最後徹底摧毀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摧毀了人們過去對共產黨的信任和對任何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崇拜。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達到他自己說的“反修”、“防修”的目的，恰恰相反，卻給我國後來的改革開放（用“文革”時的說法就是全面變修）打下了思想基礎，今後中國誰要想讓人們再回到他那個年代的思想精神狀態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10.2.凶神惡煞黃管教.一張文革小報引起的風波
我們在長水河農場二分場，實際上是一種暫時性寄押，到了三月底，天氣漸漸緩和了，便被調到了總場場部所在地六分場，在這裡就沒有象在二分場那樣自在了。首先，必須每天出工勞動，其次，派了四位幹部來管理我們這個嚴管隊。一位是姓張的指導員，五十來歲，此人還比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鬍子瞪眼。聽六分場的老犯人講，張過去當過劉少奇的警衛員，“文革”一開始他就被下放勞動過，不久又回來了。第二個是黃管教，這個傢伙簡直是一個凶神惡煞，見了犯人就恨的咬牙切齒，尤其是對“現反”，他一開口就先背幾句毛主席語錄，什麼“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許你們（原話應該是‘他們’）規規距距，不許你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願意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無關大局”等等。而且也象那位金參謀一樣，給犯人訓話，一開口就是“反革命們！壞蛋們！”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
129
繩勒過。另外還有一位姓劉的隊長，三十來歲，也很兇，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幹事（勞改幹部子弟，十八、九歲）。
我們這個嚴管隊裡有一個叫馬維智的“現反”，收到他北京家寄來的一些日用品，這些日用品是用一張紅衛兵辦的小報包着寄來的。年輕的杜隊長因為剛參加對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經驗，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開包看一看，沒發現什麼違禁物品，就用原來的那張小報把東西包起來給了馬維智。就因為這張小報，鬧了一場風波。
原來那張小報上登着一條驚人的消息：劉、鄧路線的二號頭子鄧小平刨腹自殺、陶鑄自殺、羅瑞卿跳樓摔斷了腿、王光美跳樓自殺未遂、楊尚昆自殺未遂等等。顯然登的這些東西真假難辯，現在知道只有陶鑄自殺和羅瑞卿跳樓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那時紅衛兵辦的各種各樣的小報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犯人出工幹活有時都能揀到。人被關在監獄、勞改隊裡，對小報登的這些內容的真假，當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興趣，於是犯人們將這張小報紛紛傳着看，結果不知被哪個想爭取“立功減刑”的犯人匯報了黃管教。
黃管教這傢伙他不去批評杜幹事，卻把全隊的犯人召集起來追查都有誰看過這張小報，硬說犯人想借着看這張小報的機會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組織“暴動”，並且要追查“黑後台”。那年頭不論社會上還是勞改隊，只要發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後台”。一追查“黑後台”我就首當其衝，這是由我的那張倒霉的判決書決定的。可是自從我僥倖躲過了因寫日記而可能帶來的殺頭之禍後，我變的非常老實，言行非常謹慎。從報紙上我看到象中央領導那樣的人物說被打倒就被打倒、說被整死就被整死，從陸續進來的犯人那裡也知道，目前社會上武鬥成風，每天被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全國實際上處於一中無政府的瘋狂狀態。在這種時候，整死一個犯人不跟捻死一個螞蟻一樣！所以我特別小心，一天除了吃飯、幹活、看報紙以外，很少說話。別的犯
130
人在幹活休息時或是在飯余之後，經常聚在一起閒聊，我都躲的遠遠的，這張小報也是在別的犯人傳着看時，我從旁邊瞧了幾眼，我並沒有拿到手裡看，也正因為如此，姓黃的這傢伙想藉機把我打成“黑後台”的企圖沒有得逞。不過許多人卻遭了殃，讓他用小繩勒起來、吊起來的犯人有十來個。
黃管教為什麼要這樣干呢？這傢伙原來只是一個小幹事，“文革”一開始他成了一個造反派的小頭頭，為了表現自己“階級覺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的緊”，因此他總想能從犯人當中挖出一個什麼“反革命集團”來，這樣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嗎？有了“功勞”才能往上爬呀！後來還是那位張指導員比較通情達理，從中作了工作，把這件事壓了下去。因為這件本來沒有的事如果鬧大了恐怕連小杜幹事也要受到軍管會的批評和處分，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姓黃的這傢伙看起來很兇，見了犯人咬牙切齒，口口聲聲說什麼“我們共產黨員是不怕死的，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甘願拋頭顱撒熱血”，其實這傢伙是一個說大話的怕死鬼。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天兩個犯人金寶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幹活時打架動了鐵鍬，晚上他主持開這兩個犯人的批鬥會。會開了不一會，他剛講完了一些共產黨員不怕死的大話，突然停電，監舍里一片漆黑，這傢伙“蹭”的一下就從窗戶跳了出去，因為他知道我們這些犯人都是興凱湖勞改農場嚴管隊來的，他怕萬一這裡面有哪個被他收拾過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着斷電看不見的機會對他下黑手。
10.3.“文革”中對犯人的加刑風
六七年在長水河六分場，犯人的勞動主要是修一條戰備公路，因為那時已把“蘇修”當成了頭號敵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131
戰備公路據說是從滿洲里直到南方的廣州。在關內實際上許多主要公路（國道）早已有了，而黑龍江的公路卻非常落後，絕大多數是一些土路。這條戰備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過長水河農場六分場，我們的任務就是修這一小段。路正好穿過一個小山包，因此我們幹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辦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頭炸開，然後用小車推、肩膀抬的辦法將土和碎石頭運出去，墊低洼的地方。活雖然很累，但犯人們卻得益非淺，因為開山時挖出許多黨參，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監舍後用飯盒煮煮吃。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時就揀許多黨參，用一個勞改褂子包起來帶回去煮着吃。落實政策後，談到這一情況，許多同學和朋友都說：怪不得你雖然受了那麼多折磨，但身體依然這麼好，原來是吃黨參吃的。我說“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煉出來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卻看到了不少新聞。因為六分場是總場場部所在地，幹部特別多，經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隊伍遊行，有的打着這個“戰鬥隊”的旗子，有的打着那個“戰鬥隊”的旗子，還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隊伍互相對持、辯論的場面。後來聽說他們之間還爆發過武鬥，但我沒有親眼看見。
這一年對犯人來說有個好處，因為全國亂成一鍋粥，勞改單位也不例外，幹部們都在打“內戰”，沒有更多的精力來管犯人，對犯人只是加強了警戒，以防發生暴動之類的事情，至於犯人內部的一些事情也就無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軍說了算。在野地里站崗看押犯人實際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過去晚，而收工一般比過去早。過去解放軍看押一般都是四個人，拿的都是衝鋒鎗，而現在增加到六至八個人，而且還增加了機槍。
從勞動方面來說，這一年可說是最輕的，但從精神方面來說，壓力卻感到特別大，我要處處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於一般犯人，由於我的判決書的關係，
132
我一直是被管教幹部“另眼看待”的。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別多，因為到處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口號和標語，而且天天要背語錄，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語錄歌），有人因為不小心把標語寫錯了一個字，口號喊錯了一句話而被加刑的人很多。我舉幾個例子 。
有個叫張耀臣的犯人，在站隊喊“打倒劉少奇！擁護毛主席！”的口號時，有人檢舉他說，他喊的是“擁護劉少奇！打倒毛主席！”，這還了得！他不承認，說檢舉人聽錯了，報復他。說實在話，這樣的口號因為要連着喊幾十遍，而且是一句連着一句的喊，究竟是喊錯了還是聽錯了，很難搞清楚，即便是真的喊錯了，恐怕也是無心的。張耀臣是犯人中的一條癩皮狗，人人都討厭他，現在既然有人證着他，他再辯解也不行，用舊社會一句話來說，叫作“好漢死在證人手裡”。幸虧他是一個一般的刑事犯，要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象我這樣的“現反”身上，腦袋非搬家不可，對他只加了十年刑。
再一個就是有個叫羅景玉的犯人，因為鋪板底下有一些大縫子，他就用一張報紙墊在褥子底下，被別的犯人檢舉了，結果被加刑六年。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報紙上有毛澤東的大幅照片，但是在“文革”期間，尤其是在六七年，哪天的報紙上沒有毛澤東的照片？誰能料到會因為這種事情遭到加刑呢？
再一個例子是有一個叫宋英超的犯人，他不是我們嚴管隊的，他是原六分場的老犯人，雲南人，字寫的很好。有一天場部革委會張主任（此人原來也是牡丹江哈達農場的一個小小的管教幹事，在“文革”中靠造反一直爬到了農場革委會主任的位置）叫他用銀粉模仿林彪的筆跡寫一個大宣傳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林彪的語錄），用玻璃框鑲起來掛在一進六分場的大門的牆上。他在用鉛筆打底稿時，不知是一時思想溜號還是什麼別的原因，他把“舵
133
手”的“舵”寫成了華佗的“佗”，在旁邊看他寫字的人發現了，對他說這個字寫錯了，他嚇的夠嗆，趕緊用橡皮擦掉改過來。等他寫好，塗上銀粉，用玻璃框鑲好掛起來，看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好的。可是有人匯報了革委會張主任，說他在打底稿時故意將“舵手”寫成“佗手”。宋英超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因為有好幾個人都看見了。於是立刻將他帶上手銬腳鐐關進了小號，最後被加刑十年。這算怎麼一回事呢？你向誰去伸冤說理呢？幸虧“佗”字與林彪語錄的原意無什麼牴觸的意思，如果是將“舵手”寫成了“他手”，說不定他連腦袋都保不住。在那個年頭，因為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用帶有毛澤東的照片的報紙糊鋪板、糊牆、包東西、裁成紙條捲菸抽、解手擦屁股等被加刑的人舉不勝舉。
作家柏楊先生在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談到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歡內鬥。柏楊先生對中國人人性的弱點的觀察和分析可以說是做到了入骨三分。不僅中國的上層政客們喜歡內鬥（毛澤東就是一個喜歡內鬥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自己說過：“與人斗其樂無窮嘛！”），中國的知識分子喜歡內鬥，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喜歡內鬥，甚至連被關進監獄和勞改隊的犯人也喜歡內鬥。中國人真是可悲啊!
134
11．長水河農場三分場
11.1三分場“現反”隊.
一九六七年底，突然宣布把我們這個由興凱湖勞改農場碼頭監獄調去的嚴管隊解散，包括我在內的七、八個“現反”都調到了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現反隊”，其他那些刑事犯全都編散了，調到哪個分場的都有。可能因為六七年這一年全國的形勢越來越亂，所以又要對犯人實行分類關押。其實這麼一分對我來說是件好事，因為這麼來回一調動，我因為寫日記被關進嚴管隊的事就沒有人知道了。雖然跟我一起調到三分場“現反隊”的還有幾個“現反”，但他們一是對我的事情並不太了解，二是“現反”對“現反”當然是比較相互同情的，再說我雖然一貫不認罪，頂撞幹部，但在犯人當中“人緣”特別好，他們不會向新的管教幹部去揭我的“老底”。
三分場這個“現反”隊，除了我們這七、八個從興凱湖農場調來的犯人外，其他的都是從哈爾濱閆家崗勞改農場和牡丹江哈達勞改農場調過來的，他們過去連認識都不認識我。從閆家崗和哈達農場調來的這些“現反”絕大多數都是“文革”開始後，因為說錯了話，喊錯了口號或是寫錯了標語被打成“現反”的，他們跟我這種由“右派”升級而成的“現行反革命”實際上不是一回事。他們也都比較年輕、幼
135
稚，大多數是一些中學生。當然，依照慣例，在這個“現反隊”里，也塞進了一些所謂“思想積極靠攏政府”的刑事犯來幫着幹部對“現反們”進行監視。這個“現反隊”的管理人員一共只有三人，一個是五十來歲管理生產的尹隊長，大字不識幾個，他只會拿犯人當牲口使喚，摧着你幹活，其它的事情他不大管。除了這個尹隊長外，還有兩個管教幹事，一個姓王，另一個姓潘，這兩個傢伙都不是東西。姓王的大概最多是個小學的文化水平，抗美援朝轉業下來的，姓潘的是公安學校畢業的，這兩個人歲數都在三十多歲，姓王的大一些。
因為這個“現反”隊是新成立的，當然他們就得先翻閱犯人的檔案。他們發現這些“文革”中進來的“現反”大都是一些中學生水平，只有我是北京大學的“反革命集團”的首犯，因此首先就把我盯上了。幸虧我的檔案中沒把被查抄拿走的日記裝進去，不然的話，我這條小命也有可能交待在這兩個傢伙手裡。
管教幹事是抓犯人的思想改造的，從哪裡抓起呢？那時全國都在學“毛選”、背“語錄”，他們也就從讓犯人學“毛選”、背“語錄”開始抓起。根據犯人不同的文化程度，規定必須背多少條，小學文化程度的必須背多少條、中學文化程度的必須背多少條、當然象我這樣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要求背的就更多了。除了要求背“語錄”外，還要求背“老三篇”，早上起床要背、三頓飯吃飯前要背、晚上睡覺前要背，背不過的不讓吃飯、不讓睡覺，早上起來背不過的，要你到零下三十多度的院子裡背。我一看這個形勢，不背是不行的，反正也沒有別的書看，我也背。那時整個一本“語錄”和“老三篇”我能一字不差的背下來。不僅讓我背，還讓我默寫下來。我知道這是個陰謀，一旦寫錯了一個字那就不得了，白紙黑字，你有口難辯，這個隊裡有些小“現反”就是因為這個被抓進來的，所以我特別小心，絕不能讓這兩個傢伙抓着
136
把柄。姓王的這個傢伙因為自己文化水平低，對知識分子有一種忌恨情緒，他有個口頭語：“你別拿我當二百五，你如果拿我當二百五，我就拿你當二百八，多了三十就夠你喝一壺的！”
白天干一天活，收工回到監舍累的渾身象散了架似的，還要學“毛選”、背“語錄”、開“批鬥會”。因為背不過“語錄”挨批鬥、噴氣式大彎腰、被綁起來、吊起來的每天晚上都有好幾個。有個叫陸山的老頭，此人原是張學良將軍辦的東北大學的學生，沒有畢業便參加了抗日聯軍，解放後在國務院戶籍司任職，五七年反右期間不知為什麼也被送去勞動教養。這人脾氣很暴燥，性格倔的很，在教養隊裡有人欺侮他，他用鐵鍬把人打壞了，以“行兇”罪被判十三年，他也跟我一起由興凱湖農場嚴管隊調到這裡。吃飯時叫他背“語錄”，他說自己眼花看不見字，記性也不好，就是不背，為此晚上被綁起來、吊起來多次。
11.2.一次倒霉的批鬥會
這個隊雖然是個“現反”隊，其中有些“現反”實際上是一些流氓犯，因在“文革”中說怪話被打成“現反”的，這樣的“現反”大有人在。
有一天夜裡被值夜班的抓住了三對搞雞姦的傢伙，早晨四點鐘就讓他們在院子裡跑步，晚上就開他們的批鬥會。這六個傢伙在地下彎腰撅屁股噴氣式作檢討，都說“我是反改造分子，沒有學好毛主席著作，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中了劉少奇的毒，我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等等”，全是些驢唇不對馬嘴、胡說八道的話。這六個傢伙檢討完了，就讓大家發言批判。
對這種會我從來不發言，我對這些傢伙非常討厭。通過看書我也知道“雞姦”就是兩個男性之間的所謂的“同性戀”，
137
這種事情從古至今，中外歷史上都有。在北大念書時我看過“宋平話”，知道“龍陽之症，斷袖之癖”這個典故說的是漢武帝后面有一個皇帝，三宮六院他不愛，專門喜歡寵幸一個叫“龍陽”的兔子（男妓），我也知道西方有什麼“同性戀俱樂部”之類的組織，可我對這種事情始終不理解。宇宙間“異性相吸，同性相斥”這是大自然的規律，兩個同性怎麼能幹這種事呢？我覺得叫人噁心。可是王管教看我不發言，點名要我發言，沒辦法，我就發言了：“你們這些傢伙不從自己的流氓本質去挖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說什麼中了劉少奇的毒，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罪該萬死。但劉少奇叫你們去賣屁股、操屁股來？你們幹這種不要臉的事與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劉少奇要是知道有你們這樣的孝子賢孫，非把鼻子氣歪了不可！”我是聽了這些傢伙的檢討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也沒有多加考慮才這麼發言的。
我這麼一發言惹的大家都笑了，這下可被姓王的抓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來說：“你們笑什麼？！陳奉孝他這是批判嗎？他這是放毒！藉機替大叛徒劉少奇翻案！他才是貨真價實的劉少奇的孝子賢孫。”這下可好，這六個傢伙的批鬥會不開了，把我捆起來開起我的批鬥會來了。這六個傢伙這回可高興了，不僅逃過了這次批鬥會，為了表現他們的思想覺悟“提高”了，首先對我拳打腳踢。
我心裡想，這算怎麼回事呢？我成了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劉少奇雖然被毛澤東整倒了，可我從來對劉少奇沒有什麼好感，特別是對他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他要求黨員做黨的“訓服工具”，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對他這種提法，我就很反感。對自己的黨員他都這麼要求，對廣大人民群眾不搞愚民政策那才怪呢！再說，“毛澤東思想”不是他首先提出來的嗎？是他第一個把毛澤東捧上了天，把毛澤東神化了，才導至後來毛澤東在黨內破壞黨內民主原則，實
138
行“一言堂”（毛澤東口頭上反對一言堂，而他本人實行的卻正是一言堂），搞個人獨裁。這一點，不僅劉少奇，包括跟毛澤東一起打天下的老幹部們實際上都有責任。現在毛澤東象歷史上的朱元璋一樣，把一些老幹部們一個個都整垮了，有的被整死了，這埋怨誰呢？劉少奇是始作俑者，所以我對劉少奇並無多少好感，而在這次批鬥會上我卻成了劉少奇的孝子賢孫，這不僅是倒霉，而且簡直是令我哭笑不得。
我的身份是“被專政的對象”，面對這個有執照的流氓，我能說什麼呢？不過我也找機會報復了他一下。有個剛進來的“現反”叫巫春光，他帶進來一些毛澤東著作英文本的單行本，沒有事我就借來看，姓王的給我沒收了，並說：“毛主席著作你不看，專門看帝、修、反的書！”這句話被我抓住了，我說：“報告王管教！你這麼說可不行呵，這是對外發行的毛主席著作單行本，你怎麼說是帝、修反的書呢？你這樣講可是犯嚴重錯誤的！”我也唬了他一下。他也覺得自己講錯了話，要知道，那時候不管你是什麼人，講錯了一句話就不得了，但他絕不會向一個犯人承認錯誤，相反的繼續威脅我：“怎麼？你還想鑽政府幹部的空子？別忘了你的小名叫‘反革命’，是專政的對象，‘只許你規規距距，不許你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他用了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來唬我。
有一天軍管會主任金參謀來三分場，我就向他反迎映：“報告金參謀！王管教不讓我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一聽這話，馬上很嚴肅的問我：“怎麼回事？你詳細談談！”我就把情況詳細對金參謀談了一下，但姓王的說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書這句話我沒有對金參謀說。為什麼呢？我當時有兩個考慮，第一，萬一姓王的不承認他講過這樣的話，我不成了陷害幹部了？我的身份是“反革命”，姓王的身份是管教幹部，較起真來，金參謀只會相信他，不會相信我，那我就要倒大霉了，姓王的絕不會放過我。再說，如果
139
金參謀真的相信了我的話，整了姓王的，那個姓潘的管教也不會放過我。第二，沒有匯報姓王的這句關鍵性的錯話，其目的也是想留下一個迴旋的餘地，只要讓他知道我並不是那麼好對付的就行了。金參謀找了王管教，批評了他並讓他把書還給了我。事后姓王的找我談話：“陳奉孝，真有你的！你竟敢在金參謀面前告我的狀，你膽子不小呀！”，我說：“報告王管教，書是別人的，不是我的，你給我沒收了，我怎麼還人家呢？你說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書’這句話我並沒有向金參謀匯報。”他冷笑了一聲說：“你倒挺聰明！”從此他沒敢輕易找我的麻煩，我也特別加了小心。
這個隊的一些小“現反”原本是一些小流氓，綹竊犯。這些小傢伙的特點一是愛講哥們意氣，二是壞點子特別多。這個隊一組的大組長叫羅振亞，他原是國民黨湯恩伯部隊的一個連長，罪名自然是“歷反”，不過這傢伙是一個牢頭打手，對這幫小“現反”管的非常嚴，誰要是在地里幹活磨蹭，他就對你不客氣，上去就是拳打腳踢。有一天半夜裡，一個挨着他睡覺的名叫夏繼岩的小“現反”（這小傢伙原來是一個小綹竊犯）突然坐起來給了羅振亞好幾個大嘴巴，並且高喊說羅振亞要雞姦他，這一下把羅振亞打懵了。不但如此，這小傢伙還拿出自己穿着睡覺的弄髒了的褲叉斗露着給值夜班的犯人看。這一下全監舍一百多號犯人全起來了。這些小“現反”們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大罵羅振亞是大流氓、老牲口，有的還上去扇他的嘴巴，半夜三更，全監舍亂了套了，搞的羅振亞有口難辯，裂着大嘴直哭。要知道，幹部不在場，半夜三更犯人起鬨鬧事，在勞改隊裡這是犯大忌的。天一亮，管教幹部來了，值夜班的犯人馬上向管教幹部做了匯報，晚上就開羅振亞的批鬥會，一連開了三個晚上，把羅振亞整的夠嗆，最後連他的大組長也撤了。其實我心裡明白，這全是這幫小傢伙搞的鬼。
140
11.3.長水河勞改農場第一大冤案
六七年的奪權運動實際上成了“窩裡鬥”。長水河農場總場的場長、政委以及各分場的場長、教導員統統都靠邊站了。總場管教科的楊科長（犯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他楊黑子）被他手下的一個年輕的張幹事奪了權，他記恨在心。六八年中央（誰知道究竟誰代表中央！）又號召“大聯合”，有些原來被打倒靠邊站的老幹部又出來工作了，恰好在這時那個奪了楊黑子權的年輕張幹事又犯了錯誤，也被打倒了。這回楊黑子抓住機會，他聯合了三分場的孫教導員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幹部、就業人員、勞改犯三結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暴動集團”的大冤案。一聽這罪名就夠嚇人的。這件案子如果成立的話，將不知有多少人，人頭落地！
楊黑子心狠手辣，他首先將那位年輕張幹事關起來毒打，又把六分場的好幾個就業人員關起來毒打，叫他們承認並檢舉那位張幹事，同時他又串通三分場的孫教導員把三分場“現反隊”的犯人朱玉斌、吳振華、姚貴、聶世強、蘇振興、蘇全樹、斯寶年、朱錦堂、於會祖等人關起來毒打，叫他們承認是這個集團的成員。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報復當時奪了他們權的幹部，而是想藉此向軍管會和革委會邀功。要知道，如果真如他們設想的那樣破獲了一個“三結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暴動集團”的話，那功勞可是大大的。但那位張幹事骨頭很硬，楊黑子在他身上什麼刑罰都用盡了，他就是不承認。他也沒法承認，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他怎麼承認呢？後來聽說放出來時都殘廢了。
六分場的那幾個就業人員就不行了，被折磨的受不了啦，就胡說，但那麼多人，口供對不上號呵，因此無法定案。
三分場的這幾名“現反”遭的罪也不輕，其中朱玉斌原是哈爾濱鐵道學院畢業的，吳振華是牡丹江銀行的職員，他兩個文化水平最高，被定為這個集團的骨幹，犯人中的首犯。
141
朱、吳二人光被戴上手銬、腳鐐關小號就達一年多，受的毒打就不用說了，朱玉斌出來時腿都殘廢了。我知道這幾個人除朱錦堂、聶世強、蘇振興三人沒大受罪外，其餘幾個都被折磨的不輕。這件案子是長水河農場第一件特大案子，總場軍管會和革委會當然很重視，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審訊沒有任何結果，直到六九年下半年，不知什麼原因，楊黑子又被打倒了，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那個年代整錯了人根本沒有什麼“經濟賠償”、“精神賠償”那回事，但這麼多人被無辜折磨，有的甚至被整殘廢了，你總得給個說法呀，什麼也沒有！直到七零年長水河農場又被解散。
11.4.“四挖三查”. 在“集訓隊”第五次與死神親吻
六八年全國上下又開展了一場“四挖三查”運動，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個“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隱藏的叛徒、特務、走資派。社會上紛紛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學習班”，長水河農場就成立了“集訓隊”。您可不要誤會，這可不是體育比賽前的什麼集訓隊，勞改隊在犯人當中成立的“集訓隊”是把他們認為有問題的犯人集中起來，通過學習“毛選”，“提高思想覺悟”，再配以各種刑罰，讓你交待“餘罪”。三分場的“集訓隊”由那位和楊黑子串通一氣製造“三結合反革命修正主義暴動集團”冤案的孫教導員一手抓，別的幹部沒有參與。
據三分場的一些老犯人講，三分場原來的一把手叫李義山，二把手才是這位孫教導員，在“文革”前，這二人對犯人還不錯，不輕易訓斥犯人。“文革”一開始，兩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終沒有站起來，孫教導員在六八年大聯合時站起來了，又恢復了工作。還聽說孫教導員是偽滿“國高”畢業。所謂“國高”，即在偽滿洲國時實行的中、小學十年一貫制（學日本的教育體制），東北過去的教育一直比較差，
142
因此“國高”畢業的實際文化水平大概跟現在的初中畢業差不多。可他老兄卻經常在別人面前炫耀這一點。這也難說，在勞改隊的幹部中間，他就算是一個“秀才”了。與“文革”前相比，這位孫教導員站起來以後，簡直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可能是通過學“毛選”，思想覺悟“提高”了吧，對犯人非常狠毒。
“集訓隊”一成立，第一批成員就把我弄進去了，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還有一名叫葉魯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龍江省密山縣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長，六零年因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講，筆桿子也能寫。他本來屬於“自己人”的範圍，可是因為他一直瞧不起勞改隊的這些土包子幹部，頂撞幹部出了名，這次也把他弄進來來了。他向我講述過公安局內部許多駭人聽聞的事情，因為不屬於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在此就不多寫了。除我們兩人以外，其餘的都是一些“歷反”，目的是想通過這些“歷反”交待餘罪，深挖社會上隱藏的叛徒、特務。那時候外調人員全國到處跑，經常有一些外調人員到勞改隊來找在押犯調查了解、核實材料。
進了“集訓隊”後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務、走資派。一，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肯定不是叛徒；二，家鄉解放時我才十一歲，也不可能是特務，哪有十一歲的特務呀！三，共產黨又沒有給過我什麼官噹噹，被捕前我還在念書，更不可能是走資派。那麼把我弄到“集訓隊”來幹什麼呢？後來審我時我才明白，還是我那張倒霉的判決書把我害的。
“集訓隊”的犯人要挨個被提審，第一個就提審了我。
我一進審訊室看到孫教導員坐在審判桌的後面，旁邊站着幾個紅衛兵（勞改幹部子弟），離審判桌三、四米遠的地方放着一個小板凳，我徑直向小板凳走去，沒等他發話我就坐下了。他開口問我：“陳奉孝！你知道為什麼把你弄到集
143
訓隊來嗎？”我說：“報告孫教導員，不知道！”他冷笑一聲說：“陳奉孝！我們當着明白人不說糊塗話，我看過你的判決書，你不是一般犯人，二十一、二歲你就是北京大學的右派頭頭、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的首犯，還想出國叛逃，被當場抓獲。在文革期間你有反革命言論、反革命預謀！”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紙接着說：“這都是對你的檢舉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黨的政策我們用不着對你多說，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兩三分鐘回答說：“報告孫教導員！我判刑十五年，現在已服刑十一年多了，刑期已過了三分之二，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一點我堅信不移，不過這一次我決心走抗拒從嚴的道路了，該加刑加刑，該槍斃槍斃，我認了！請你把檢舉材料拿給我看看！”說完了我就站起來想往前走並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的一下就把那打子紙拿起來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象怕我去搶似的。我笑了，並說：“報告孫教導員，自從我被捕後，由北京草嵐子看守所、北京監獄、通州監獄、興凱湖農場到長水河農場，光大的勞改單位就轉了五、六個，至於勞改大隊、勞改分場、勞改中隊、小隊，究竟轉了多少個，我一時恐怕也說不清楚。可是政府幹部可從來沒有唬過我，你怎麼唬我呢？你那是檢舉材料嗎？你那是一打子白紙！”
任何一個被審訊過的人都知道，一進審訊室的門，一定會首先往審訊員坐的方向看，這一點可以說毫無例外。我一進審訊室的門就看見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約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紙，我想這是作審訊筆錄用的，根本沒在意，沒想到他竟然說這是對我的檢舉材料！一打子紙是整整齊齊的，許多人寫的檢舉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象一打子紙那麼齊。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鏡，弄的他很尷尬，一時說不上話來。我就繼續說：“不錯！你那上面有一張帶字的東西，我敢斷定那也不是對我的檢舉材料！退一步說，就算我有反
144
動言論、反革命預謀，這個中隊能寫檢舉材料的犯人不過十來個，能寫出這麽多檢舉材料嗎？”我為什麼敢這樣對他講話？第一，我心裡有數，“日記”問題根本沒有收進我的檔案里，如果在裡面的話，絕等不到今天才來找我的麻煩。第二，自從在興凱湖農場沒收了我的日記後，在“文革”中我處處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沒有亂說亂動，也沒有頂撞幹部，平時我跟別的犯人都很少講話，給任何人都沒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
他聽我這樣講可惱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綁起來！”這四個紅衛兵立刻就上來扒下我的棉襖，五花大綁把我綁了起來。退路是沒有的。我也豁出來了，寧肯讓皮肉吃點苦，我也要教訓教訓他，讓他知道“馬王爺三隻眼”。我繼續對他冷嘲熱諷：“聽不少犯人講，您水平多麼多麼高，多麼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動刑罰，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他又下令：“給他砸上鐐子！”紅衛兵立刻拿了一付四十八斤重的大鐐子給我砸上了。到了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饒，那是自取其辱，我進一步揭穿他：“孫得才！你被打倒剛站起來，想在我身上撈稻草立功，門也沒有！今天我這一百斤陳就交給你了，有什麼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這麼多人作見證，如果你整不死我，總有一天我要向軍管會告你！”他說“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陳奉孝的骨頭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來！”四個紅衛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連腳鐐子都吊離了地。這還不算，又拿來一塊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給我卦在了脖子上。那時我的體重還不到一百斤，把一百二十斤重的東西加在我身上吊起來，不到五分鐘我就昏了過去。他們還認為我是裝的，一個紅衛兵拿煙頭燙我，見我沒有反應，知道我是真昏過去了，再吊着已沒有什麼意義，就把我放下來，解開繩子，用一桶涼水把我澆過來。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腰部怎麼這麼疼？低頭一看，左肋上起了三個大泡，我看見那四個紅衛兵嘴裡都刁着煙，才
145
知道肯定是他們用煙頭燙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還留下了三個疤。
關於這付四十八斤重的腳鐐和這塊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須交代一下。
公安部規定的重鐐是十八斤，而長水河勞改農場最重的腳鐐是二十四斤。有一個叫劉化國的犯人，他原是黑龍江省雞西市的一名代課教師，因為男女關係問題被判刑三年，在“文革”期間又因為言論問題被加刑十年，成了“現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愛出風頭，“個人英雄主義”很嚴重。有一天他當着眾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幹部頂起來了，管教幹部拿來一付二十四斤重的大鐐子要給他砸上，他說：“這付鐐子太輕，你拿付四十八斤重的來！”管教幹部就說：“好！劉化國，你等着！”到鐵匠爐找了一根鐵棍，讓鐵匠截下一段稱了稱還不夠四十八斤，又找了一小塊鐵加在一起當着劉化國的面稱了稱，整好四十八斤，然後就讓鐵匠打成了中間有三個大粗環的特號腳鐐給他砸上了。一開始他還裝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裡一通收拾，他草雞了，從此便留下了這付特號腳鐐。在我戴這付鐐子之前，朱玉斌、吳振華、姚貴、蘇全樹、葉魯等人都戴過它。戴上它連炕都上不去，必須兩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來。
這塊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場時給一個逃跑的犯人預備的，它是用一些一寸多厚的濕樺木板釘成的，一米二長，一米寬，釘好後稱了稱，七十二斤重，釘這塊牌子時我親眼見過。這個逃跑的犯人（長水河農場原來的犯人，不是我們嚴管隊的）被抓住後，就象美國西部電影裡的鏡頭那樣，栓在拖拉機的後面拖回來的，等拖到院子裡時，他穿的衣褲後面全磨爛了，後腰磨的直流血。回來後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裡一個栓馬的架子上，卦上了這塊大牌子。後來孫教導員為了配合楊黑子破獲那個捏造的“三結合反革命修正主義暴動集團”，將這塊牌子弄到了三分場。
146
對姓孫的來講，他第一個審我真可說是“出師不利”。過了很久以後，有一天我碰上一個參與整我的紅衛兵，他說：“陳奉孝！你這傢伙骨頭可真夠硬的！”言語之中，對我好象還有點佩服。
姓孫的從我嘴裡沒得到任何東西，只好先讓我回“集訓隊”。我披上棉襖，拖着這付重鐐回到了“集訓隊”監舍，那些歷反都嚇壞了，他們害怕輪到審訊自己時也會受到同樣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處被煙頭燙爛了，穿衣服磨的疼的厲害，犯醫給我找了點藥膏抹了抹，又用紗布包了包，過了半個多月才好，但留下了傷疤。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在總場場部召開了一次宣判大會，槍斃了一個叫趙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勞改期間繼續搞反動會道門“一貫道”的活動。為了對我進行“教育”，讓我陪了一次綁。要知道“陪綁”對一個人來說，精神壓力是特別大的，因為你不知道被槍斃的當中是否有你。參加“陪綁”的還有一個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聽說他參加過抗美援朝，當時他所在的一個連隊，準備叛變，沒等形成事實就被破獲了，結果連長、指導員、各排排長都被槍斃了。他是一個班長，根本沒有參與策化這件事，也被判了十五年，因此他一直不認罪。在槍斃趙天震時，姓王的嚇昏了，我卻沒有，因為這樣的宣判大會我參加的次數多了，是否是槍斃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槍斃的人都戴着腳鐐，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沒有戴；第二，綁的方法也不一樣，被槍斃的人綁的特別緊，脖子上還勒着繩子，防止被槍斃的人臨死前喊口號，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綁的都比較松而且沒有脖繩；第三，被槍斃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後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審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這只不過是讓我陪綁，不是槍斃；第四，槍斃一個人事先當然有一個審訊過程，而且並不是一宣判死刑馬上就拉出去槍斃 ，而是宣判死刑後先把你關在死刑號里等待一段時間（那時沒有上訴不上訴這一
147
說），選擇一個適當的時間再召開公判大會，拉出去槍斃 ，以“教育”其他犯人，這些我都很清楚。因為我心裡有底，所以並沒有感到特別恐懼，而姓王的根本不懂這一套（這恐怕與他沒有多少文化有關）所以他被嚇昏了。醒過來以後他瘋了。
過去我們的輿論工具總是宣傳，我們對犯人實行的是“革命人道主義”，對犯人絕不動用刑罰，絕不刑訊逼供，我們是要通過勞動，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象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等都被改造好了。溥儀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從皇帝到公民”，敘述他的改造經過。六二年北京市檢察院的一位馮處長到興凱湖四分場去蹲點，還特意給了我一本溥儀寫的“從皇帝到公民”，要我好好學習，加強思想改造。對於溥儀敘述的他自己的勞改經歷的真實性，我一點也不懷疑。共產黨對那些戰犯管理所的“高等犯人”的確是實行特別優待，這些“高等犯人”的生活待遇比起社會上的工人、農民、一般幹部要高的多。他們的所謂“勞動”，只是象徵性的，因為共產黨根本沒打算利用這些人來創造勞動價值。共產黨為什麼要花錢來養活這些人呢？目的是為了對台灣國民黨搞統戰，在國際上搞宣傳，因為這些人是“有影響的大人物”。象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等人，雖然遭到了批判，但仍然給予他們很高的生活待遇，梁漱溟還保留着全國政協委員的位子，每月還給他一百元的車馬費，共產黨花這點錢是值得的。可是對一般的犯人怎麼樣呢？那就完全是兩碼事了。“文革”中監獄、勞改隊的各種各樣的酷刑，在“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和不少人寫的回憶錄以及報刊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其實，這些酷刑在監獄和勞改隊裡早就存在。
參加完了宣判大會回到“集訓隊”，孫教導員問我：“怎麼樣？你對這次宣判大會有什麼感受？”我說：“受受教育唄！不過這樣的宣判大會我參加過多次了，我又沒犯死罪，
148
怕什麼？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沒有用！”看來姓孫的在我身上是黔驢技窮了，再把我繼續留在“集訓隊”里已毫無意義，只會給其他“集訓隊”的犯人造成“不良影響”，所以關了我兩個多月就把我放了出來，但沒有讓我回“現反隊”，而是單獨把我送到了“歷反隊”（二中隊），因為他們害怕如果再讓我回“現反隊”，那些小“現反”會把我當成“英雄”看待，給他們的改造工作帶來負面影響。我從“集訓隊”出來，可以說是死裡逃生，不過在“集訓隊”這兩個多月雖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卻沒幹活，這也算是一點“收穫”吧！
“欺軟怕硬”可能是中國人的一大毛病，在監獄和勞改隊裡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煩，你如果敢於跟他們硬碰硬，不論是犯人還是幹部反而會對你有幾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則就是“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
11.5.初次接觸下放青年. 他們自稱是“三勞改”
六八年秋天，長水河農場來了第一批上海的下放青年，都是中學生。在他們到來之前，用土坯在場院裡給他們蓋了兩排臨時房子，一排住男青年，一排住女青年。因那年秋天雨水特別多，收割機（蘇聯生產的大型聯合收割機“康拜因”）下不了地，因此他們也參加割小麥。因為過去他們沒有幹過活，不會幹，活沒幹多少，把地里搞的亂七八糟。剛來時農場的幹部對他們很照顧，因為他們都是南方人，吃饅頭不習慣，特意給他們做大米飯吃。但是長水河農場不種水田，不能老給他們大米吃，後來就讓他們吃饅頭，結果他們把饅頭扔的到處都是，犯人出工幹活經常撿來吃。幹部門看他們這樣糟蹋糧食不行，就給他們定量，這一下他們感到受不了啦。
在他們到來之前，幹部們都對他們進行過教育，說這些犯人都是些“殺人犯”、“強姦犯”，如何如何壞等等。因此他們剛一來時對犯人很兇，有些男青年還打罵犯人，而女
149
青年碰到犯人就躲的遠遠的。但時間一長，他們覺得這些犯人都很老實，不象他們來以前幹部們對他們說的那樣，慢慢地他們對犯人的看法就變了。
到了冬天他們的罪就來了。北安地區冬天最冷的時候到零下四十多度，他們都是南方人，哪裡經受過這樣的氣候！躲在屋裡不出來。那怎麼行呢？幹部們就哄着他們出來幹活。有一天刮着小雪花，北風颳到臉上象刀子割一樣的疼，要他們到地里背穀子，讓我跟另外一個犯人在場院裡碼垛，我在下面用叉子向上挑，那個犯人在上面碼。這些青年一人背着一、兩捆穀子到了場院後要摘下棉手套，解開繩子才能把穀子放下來。零下四十度，一摘下棉手套，不一會手就凍僵了，那些男青年就讓我給他們解，沒有辦法，我只好給他們解。那些女青年看見我給男青年解繩子，也想讓我給她們解，可她們又不說話，來了以後往穀子垛上一靠看着你。她們不說話我哪敢去碰她們，要知道，這是犯大忌的。她們看我不動，急了眼，沖我說：“老犯！給我解開繩子！你怎麼只給男同學解，不給女同學解，你是不是也歧視我們？！”我心裡想，同學們，你們哪裡知道，我的“小名”叫勞改犯，你們是女青年，我怎麼敢隨便碰你們！她們既然發了話，我也只好幫她們解，可把我的兩隻手凍壞了。
有一個小姑娘看上去只有十五、六歲，背穀子回來後臉上凍白了一塊，我知道回屋子後，一暖過來馬上就會變成一個大水泡，水泡一破，那地方就黑了，長時間好不了，更不能拿熱水燙或烤火，一拿熱水燙或烤火，那地方非爛不可。在黑龍江住過的人都知道，一旦手腳凍壞了，千萬不能用火烤或用熱水燙，一烤火或用熱水燙非殘廢了不可，凡是那些凍掉了腳或手的人，都是因為不懂得這點常識而用火烤或用熱水燙造成的。六分場有個男青年，藏在拖拉機的拖斗里想逃跑，把兩隻腳凍僵了，棉膠鞋脫不下來就用火烤，結果兩隻腳全爛了，最後鋸掉了，成了殘廢。
150
我看見那個小姑娘臉上凍白了一塊，就跟那些女青年說：“這個女同學的臉凍壞了，回去千萬不能用熱水洗或烤火，一用熱水洗，那個地方就潰爛了”。她們一聽我說都嚇壞了，問我“那怎麼辦？”我說：“你們現在就背着風用雪給她搓一下，用雪搓一下就緩過來了。”她們又怕冷，不敢抓雪，就說：“老犯！你用雪給她搓搓吧。”我憂鬱半天沒動手，那些男青年也說：“不要緊，老犯，你就給她搓搓吧！”這時我才摘下手套抓了一把雪給她搓了搓，並告訴她：“你可別怕疼，搓過來後會感到很疼的。”我給她搓過來後，讓她的同伴用一塊頭巾包了包，光露着兩隻眼睛，我還說，最好先讓她回去吧，並囑咐她回去後一定不要用熱水洗臉，有一個女青年領她回去了。因為我也是還沒等出學校門就被抓起來了，因此對他們非常同情。他們有的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為了響應偉大領袖“上山下鄉”的號召，抱着一個金色的幻想到這裡來的，對於這幫不韻世事的孩子，我感到太可憐了。
這些青年來到農場後，在勞動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的給農場添的麻煩可就大了，因此農場的領導並不願意接受他們，但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他們當然不敢表示不願意接受，但對這些青年的態度，越來越不好。這些孩子也逐步認識到了，這種所謂的下放勞動鍛煉（插隊落戶的叫“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跟他們來以前所想象的根本不是一碼事。因此有些男青年就發牢騷：“這叫什麼勞動鍛煉，純粹是充軍發配！”有的說的更直接了當：“犯人是大勞改，就業人員是二勞改，我們成了三勞改了！”從此以後，下放青年有了“三勞改”這個“雅號”。
背完穀子以後是黃豆拖粒。青年上白班，犯人上夜班（因為夜裡比白天冷得多）我正在出糧口負責接黃豆。這些上海青年喜歡吃炒黃豆，可是白天幹部對他們看的很嚴，他們就給了我一個布口袋，讓我夜班沒人注意時接滿了藏在亂豆秸
151
里，他們自己趁交接班的時候設法帶回宿捨去，就這樣我差不多天天給他們接一小口袋黃豆，他們拿回宿捨去用一個破洗臉盆炒着吃。因為我跟他們混熟了，他們對我也很好。有一天交接班時，一個年齡較大的男青年問我：“你犯什麼罪？我看你不象壞人！”我說：“我原本是北大的學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他說：“噢！你原來是大學生，怪不得看起來你跟別的犯人不大一樣。我父親也是右派，現在還在青海，當年打右派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說：“這一段歷史我一時也對你說不清楚，你們都還年輕，將來你們自己就會慢慢知道的。”我還囑咐他：“回去千萬別跟你們同學亂講，幹部知道了會找我麻煩的。”他點了點頭，以後見了我，對我一直很尊重。
第一批下放的青年多數出身都不太好，是屬於“可教育好”的一類。下放前他們也是抱着滿腔熱情來的，但經過實際體驗才知道自己是受騙了，因此他們是“文革”中第一批覺悟了的青年。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非但沒有達到他自己設想的目的，恰恰相反，卻造就了一批對他的反叛者。
有一天兩個小青年摔交玩，其中一個摔的胳膊肘粉碎性骨折，因為冬天場院裡潑上水一凍，地硬的跟水泥地面差不多。到場部醫院去看醫生，醫生說：“醫院的條件很差，你是肘關節部位粉碎性骨折，即使給你接好了，將來很可能胳膊也伸不直了。”醫生還舉了周總理的例子。
三分場有個犯人叫張玉祥的，哈爾濱人，是世代中醫，專治接骨，有秘方。他曾經對我說過，不論什麼樣的骨折，我保證半個月就能把他治好，跟原來的一樣。他是從哈爾濱閆家崗勞改隊調過來的，閆家崗來的犯人都知道。張玉祥大約有五十歲了，戴“地主分子”帽子，受管制。六七年哈爾濱兩派紅衛兵在大街上發生了武鬥，他老兄在一旁看笑話，還偷偷往裡面扔磚頭，被紅衛兵發現了，將他打了個半死，
152
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三年。要說思想反動的話，他是夠反動的。他曾經對我說過：“那些共產黨當官的摔斷了骨頭，給我多少錢，我也不給他治，一般老百姓摔斷了骨頭，只要找到我，我都給他治。”還說：“我這個方子不過一元錢左右，一般老百姓來找我看病，治好了，我要他三元、五元就算了，實在困難的我連錢也不要。有一位當官的摔斷了腿，因為是我老婆的一個遠房親戚，實在推不過去了，給他治好了，敲了他三百元錢。”
他會治接骨這件事不知怎麼讓這些下放青年也知道了，找到了張玉祥，起初他還不願意管，我就勸他說：“老張！這病你應該給他治，你要知道，這些小青年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他們現在已經慢慢覺悟了，你給他治好了，在他們當中影響會很大的。”張玉祥給配了藥，結果不到半個月那個青年的胳膊就完全好了，沒有留下任何殘疾，這件事在知青當中影響的確很大。他還對我說過，他這個接骨偏方主要是七種菜子，用瓦片烘乾研成末，一部分糊在患處，一部分用黃酒衝着喝，中醫接骨的確有它獨到之處。
11.6.死神第六次召喚我
六九年這一年我在三分場歷反隊總的來說過的還算平靜，沒遇到什麼麻煩。因為這個隊的犯人全是一些年紀大的老歷反，只有我和一個姓侯的是年輕的“現反”，這等於把我給孤立起來了。對我來說，這樣更好。這些老傢伙干一天活回來累的連炕都爬不上去了，無精打采地連話都懶得說，我跟他們也沒有什麼共同語言，這倒省了不少麻煩，只不過在這年冬天出了一次車禍差點送了命。
有一天下大雪，割下的黃豆全讓大雪給埋在地里了。生產隊長要了一輛拖拉機，後面帶着一個拖車，拉着我們十幾個犯人到地里扒黃豆往場院裡拉，可是出了門沒有多遠，因
153
為雪把路兩邊的溝都下滿了，分不出哪是路，哪是溝了，結果拖拉機一下滑到了溝里去，拖車也翻個底朝天，把我們這十幾個犯人全都扣在溝里去了。幸虧拖車就卡在溝的兩梆上，沒有壓着人，不然的話肯定會有人斷胳膊斷腿的，要是砸在腦袋上那就沒命了。我們十幾個犯人象耗子一樣從雪窟窿里鑽出來，誰也沒傷着，可坐在拖拉機架駛室里的生產隊長的臉卻讓碎玻璃給劃了個大口子。我們十幾個犯人爬出來以後，有人還說，咱們這些人當中不知誰的命大。我心裡說，可能就是我命大唄！
六九年三月爆發了“珍寶島戰役”，勞改隊的氣氛立刻緊張起來。象六二年的“加勒比海危機”一樣，犯人出工增加了警衛，收工回來，一律在監舍里“學習”，不許到院子裡去。這時我正好剛從“集訓隊”放出來不久，我心裡想，說不定我又要倒霉了。我曾經想到過逃跑，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本領。犯人逃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冒被打死的危險以外，即使你僥倖逃過了武裝人員的追捕，你在社會上也無法生存。在勞改隊裡逃跑的犯人都是一些綹竊犯和盜竊犯，因為他們會偷。逃出勞改隊後首先你要偷一身衣服，將自己身上的“勞改皮”換下來，然後還要偷點錢和糧票，這樣才能遠離你所在的勞改單位。有些綹竊犯和盜竊犯就是這樣跑出去的，然後跑到另外一個邊遠的地方打零工躲起來。可是我又不會偷，再說，三月分，黑龍江省還是冰天雪地，周圍又沒有人家，我要是僥倖跑出去，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我心裡七上八下，一籌莫展，只有聽天由命。幸虧這次戰役沒有幾天就停了下來，不然的話，如果當時蘇聯真的打了過來，象我這樣的反革命政治犯，肯定是首先被鎮壓的對象。
究竟“珍寶島戰役”是怎麼打起來的，至今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國亂了，蘇聯挑起這次戰爭，想借次試探一下中國政權的穩固性；有的說是中國挑起
154
的，想藉此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因為“文革”中的各個派鬥起來沒個完，毛澤東一再號召大聯合，也聯合不起來，現在蘇修要侵略我們國家了，大家應該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兩種說法，究竟哪種正確，不得而知，因為有關這次戰爭爆發的內幕，至今還沒有公布。不過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珍寶島”是烏蘇里江上的一個小島，烏蘇里江只不過是中、蘇之間的一條界河，向北流入黑龍江，而黑龍江的入海口在蘇聯，因此其經濟價值和航運價值都不大（因為有近半年的結冰期），其最大的經濟價值恐怕是烏蘇里江產大馬哈魚，但產量很低，因此我覺得為這麼一個小島兩國打起來，似乎不太值得。但也許是因為它的戰略價值（這一點我不太懂）重要或是因為它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蘇聯對中國有領土野心，這一點毫無問題，因為那時蘇聯一直想對外擴張。可是我認為蘇聯並不敢輕易發動侵華戰爭，因為西邊有個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旦中、蘇打起來，蘇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取勝，（除非是動用了核武器，而核武器是誰也不敢輕易動用的），這樣蘇聯就可能陷入了兩面受敵的危險境地，這一點當時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不會不知道。一九五零年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謀發動了朝鮮戰爭，一時曾使美國陷入了非常被動的地位，實際上這是斯大林搞的聲東擊西的一場陰謀。因為借着朝鮮戰爭爆發的機會，斯大林下令切斷了西柏林與西德的陸路通道，想以次來迫使美、英、法撤出西柏林。美國迅速做出反應，立即開闢了空中走廊，保住了西柏林，斯大林的陰謀沒有得呈，而中國卻吃了大虧，由於中國出兵朝鮮，美國第七艦隊迅速進駐台灣，使得台灣問題拖至今天仍未能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自認為神機妙算的毛澤東被老奸巨滑的斯大林耍了，上了斯大林的一個大當，等於吃了一個蒼蠅，噁心半天也吐不出來了，這就是所謂的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從那以後，毛澤東再也不相信蘇聯了，所以後來赫魯曉夫提出要跟中國建立聯合艦
155
隊，被毛澤東斷然拒絕了。
12.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
156
12.1.由黑龍江押往內蒙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偉大的戰略部署”實際上是為了緩解城市中的矛盾而採取的，六八年僅僅是個開始，這一政策差不多一直執行到“文革”結束。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表面上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實際上是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採取的一種非法手段。但這場運動如何收場，我認為事先他並沒有考慮好。幾千萬年輕人發動起來了，整天鬧革命、打派仗，造成全國一片混亂怎麼辦？這麼多年輕人就不了業，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因素。於是他想出了讓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一絕招，把矛盾轉嫁給了廣大農村。中國的農村本來就是人多地少，並不缺勞動力，現在又把幾千萬的城市青年下放到農村去，這無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不過他深知中國的農民，其忍耐力是最強的，不到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是不會造反的。
自從第一批上海知識青年下放到長水河農場以後，陸續地又有天津、北京的知識青年湧向了長水河農場。要知道，如果長期讓知青跟犯人在一起，肯定會對知青產生“不良影響”。再說，長水河農場本身已有一、兩萬犯人，更多的知青也容納不下，於是又象興凱湖農場一樣決定把長水河農場解散，把整個農場交給知青。長水河農場的犯人被分散到內蒙其它的各個勞改農場去。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的“現反隊”和我在的“歷反隊”（二中隊）被調到了內幕古扎賚特旗的烏蘭農場。
扎賚特旗是內蒙最東部的興安盟（相當於地區）下屬的一個旗（相當於縣），離齊齊哈爾市很近。“文革”期間，將整個呼倫貝爾盟和興安盟劃歸了黑龍江省（原因可能是因為受外蒙的影響，內蒙有一種潛在的要求獨立的傾向，再加上後來出現的“內人黨”事件，於是決定縮小內蒙的地盤和權限），“文革”後又劃回了內蒙。內蒙勞改單位的編制好
157
象跟黑龍江省的勞改單位的編制不太一樣。說起烏蘭農場很多人不知道，但說起保安沼農場不少人都知道，因為保安沼農場生產的大米很有名。
保安沼農場共有三個分場：保安沼農場（總場）、烏蘭農場和新河農場。這三個農場是平級的，都是縣、團級單位，可這三個農場又不象黑龍江省的勞改農場那樣又分了若干分場，而是各自分了若干大隊和中隊。烏蘭農場就分了兩個犯人大隊，一個就業人員工業大隊（管基建的）和六、七個就業人員中隊，我就被分到烏蘭農場的白土崗犯人大隊，這是七零年二月份的事。
我在的歷反隊調到白土崗大隊後與從哈爾濱閆家崗調來的一個刑事犯隊混編在一起，而原來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的“現反隊”則原封未動，自成一個中隊。七零年一年總的來說平安無事，又象興凱湖農場一樣種水稻。但勞動強度比起長水河農場種旱田強多了，主管生產的王麻子隊長拿犯人當牲口使喚，一天到晚讓你幹活。好在經過十多年的勞動鍛煉，特別是在興凱湖農場我已種過八年多的水稻，勞動這一關我早就過了，因此並沒有感到有太大的壓力。但從七一年到七二年我卻遇到了兩次意想不到的災難，差一點丟了性命。
12.2.議論林彪.第七次僥倖從死神手中逃脫
有一次看電影，正片放映前播放了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鏡頭，其中有林彪的一個背影。我跟一個姓侯的犯人偷偷議論：“你注意看沒有，林彪後腦勺的反骨特別大，你別看他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整天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他實際上是想利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先幫着毛澤東把劉少奇、鄧小平這幫人整倒，將來說不定有一天他會象曹操一樣挾天子以令諸侯。魏延的反骨被諸葛亮看到了，所以一直沒有重用他，最後還用錦囊計把他殺了，毛澤東不知道看
158
沒看到林彪的反骨？”侯XX跟我也有類似的看法。
我為什麼敢跟他談這種掉腦袋的嚴重問題呢？侯是天津人，比我大五、六歲，曾在傅作義部隊當過機要員。北京和平解放後，傅作義部隊被整編，侯參加了抗美援朝，按侯的說法是去當炮灰。在朝鮮時他想叛逃，但一直沒有找到機會，他這種思想苗頭被指導員覺察到了（實際上，這些被整編後參加了抗美援朝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在部隊裡也是受到嚴格監視的），調回國以“歷史加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他跟我在同一個歷反隊裡。歷反隊就我們倆最年輕，平時跟那些老歷反又沒有什麼話好談的，所以漸漸地我們倆就熟悉了。他先向我介紹了自己的歷史情況，我的情況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自從由現反隊調到歷反隊以後，管教幹部也不大找我的麻煩，因此我的思想也就慢慢麻癖大意了。有了這樣一個能相互溝通思想的人，我們倆就經常在一起偷偷交換一下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但管教幹部早就派一個老歷反把我們倆盯上了。他雖然不知道我們倆談什麼，可發現我們倆經常在一起嘀嘀咕咕，於是就向管教作了匯報。
整個歷反隊就我們兩個人是“現反”，而且最年輕，這太顯眼了。突然有一天徐管教和劉教導員把他找了去，大鐐子往地下一摔說：“侯XX！你跟陳奉孝經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你們談了哪些反動言論，有哪些反革命預謀，今天你老老實實交待吧！不然的話，後果是什麼，不用我們說你也清楚，你是雙料的反革命！”並且指了指桌子上寫滿字的幾張紙對他說：“經過集訓隊以後，陳奉孝已經變聰明了，他早已作了坦白交待並檢舉了你，這就是他的坦白檢舉材料，今天你只有徹底坦白交待並反戈一擊這一條路可走，否則你的下場將比陳奉孝更加嚴重！”真沒想到經這麼一唬，他老兄一五一十全交待了，並儘量把事情推到我身上。平時看上去侯XX是很精明的一個人，沒想到他竟然是這樣一個草包！讓他們一詐就詐出來了。他不想想，桌子上的那些所謂的檢舉材料，
159
他們又沒給你看，你怎麼就相信是我寫的檢舉材料呢？象他這種人，平時看起來很聰明，可一到關鍵時候就懵了，這就是所謂的“皮精細”。也怪我自己，“文革”以來我一直處處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可這一回怎麼就看人看走了眼呢！
審完了他，沒動聲色的把他放回了隊裡，而且沒有馬上提審我。他們這樣做的策略一是想讓侯XX相信的確是我首先坦白檢舉了，不然的話為什麼不馬上提審我呢？二是想麻癖我。但我從侯XX提審回來的臉色看，已經覺察到可能出事情了。我問他管教找你談什麼？他說話支支唔唔。過去每天收工回來他總喜歡到我跟前來聊聊天，兩人下下棋，可是自從他提審回來以後總躲着我，我預感到事情恐怕有點不妙。
過了四、五天劉教導員和徐管教突然把我叫去隊部，劉教導員開口就說：“陳奉孝！你這一年來表現的很老實，偽裝的不錯呀？！”我一聽這話就明白了，肯定是侯XX把我們倆平時的談話坦白交待了。我也就裝糊塗說：“報告劉教導員！您講這話我不明白，我沒有偽裝什麼。”他“哼”了一聲說；“陳奉孝！你把我們當傻子嗎？你認為我們這一年都在睡大覺嗎？今天老實告訴你，你跟侯XX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我們早就注意到了，我們看過你的全部檔案，知道你不好對付，因此我們先找了侯XX，他還算聰明，把問題全交待了，我們可以給你看他寫的坦白檢舉材料。不過對他寫的東西，我們也並不全信，現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想得到從寬處理的話，除了徹底坦白、反戈一擊外，沒有別的路可走，你如果仍然抗拒交待，對你這樣的人，用不着羅嗦，後果是什麼，你心裡清楚！”說完他就把侯XX寫的坦白檢舉材料遞給了我。一共七、八頁紙，我從頭看了一遍，上面有侯XX的簽名畫押，他的筆跡我認識，的確是侯XX寫的，一點沒錯。
一般來說，審訊人員是不會輕易將檢舉材料給被檢舉人
160
看的，這一是為了檢舉人的安全，二是你看了對方的檢舉材料，你心裡反而會有了底，最後實在非交待不可的時候，交待的內容也不會超過被檢舉的內容，如果真還有其它問題檢舉材料中未提到，你是不會輕易再多交待的。而他們這次沒等我要求看檢舉材料，就主動給了我，其目的是想激起我對侯XX的仇恨，讓我反戈一擊，只要我交待的和檢舉的材料與侯XX交待的和檢舉的材料有一部分碰上頭，就可以定案，這一招是非常陰險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上這個當。兩個人講的話，只要沒有第三者證明，又沒有文字東西留下，單憑一方的檢舉是定不了案的。要知道，我跟侯XX談的都是有關對“副統帥”和“文革”的看法，這在當時都屬於掉腦袋的問題。六七年公布的“公安六條”，其中有一條就是“誰反對林副統帥誰就是反革命！”當年因為這一罪名被判死刑的不知道有多少！當時我一邊看侯XX寫的材料，一邊琢磨，要想逃過這一關，唯一的辦法就是既不承認自己說過的話，也不對侯XX反戈一擊，如果我當時控制不住自己的憤怒情緒，對他反戈一擊的話，不但我得不到所謂的寬大處理，最後連他也也一塊完蛋，弄不好就要掉腦袋。
看完了材料我便假裝氣的不得了，說：“侯XX純粹是胡說八道，他這是陷害我！”徐管教從中插話說：“陳奉孝，你聰明過頭了吧！？全中隊的犯人都知道你跟侯XX好的跟一個人似的，你說他陷害你，這話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去！”我說：“我們倆早就翻臉了，！”下面我就開始胡編亂造，但就是避開政治問題。他們當然不相信，我也知道他們不相信，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這麼胡說。最後劉教導員對徐管教說：“先把他關起來！”又沖我說：“陳奉孝！你認為你們兩個人講的話，只要你不承認，我們就定不了案是不是？你等着瞧好了，你不承認我們照樣可以定你的罪！”完了就把我關進了小號。
在小號里我想，這回恐怕完了！在興凱湖躲過了一難，
161
在長水河又躲過了一難，這一回恐怕躲不過去了，真是“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躲過了三槍，躲不過一馬叉！”十五年徒刑我已經熬過了十三年多了，還有不到兩年就刑滿了，怎麼才能躲過這次劫難呢？第一，劉教導員說，沒有我的口供照樣可以定案，治我的罪，這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在那個年代根本談不上法律不法律的問題，到處是冤案屈死鬼。但是我如果坦白交待了真的能獲得寬大處理嗎？絕不可能。因為他沒等我要就把檢舉材料給了我，看了檢舉材料就屬於抗拒交待，必然受到嚴懲。我又聯想到張敬舜坦白交待後被槍斃的事件（後面我會詳述），我斷定只要我承認了檢舉材料上說過的話，必死無異。第二，他雖然說沒有我的口供照樣可以定案，但這種情況是極少的，因為屬於兩個人的言論問題，既沒有證人，又沒有留下文字性的物證，定案是很困難的，因此他上面講的話有可能是想唬我，因此我決定準備忍受刑罰的折磨，咬緊牙關不承認，這樣也許能僥倖活下去。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三天后又提審我，要我交待問題，我絕口否認。他們又使出了誘供的手段，說：“你的問題不談，可以先談談侯XX的問題嘛，你可以先反戈一擊嘛！我們說過，對侯XX寫的坦白檢舉材料，我們並不完全相信，你反戈一擊後，我們仍然可以把你當作主動坦白交待，從寬處理嘛，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我心裡說“去你媽的！張敬舜主動坦白交待了，你們大肆表揚他，把他當成了犯人中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讓他到各個犯人分場去作報告，最後怎麼樣？不照樣把他槍斃了！我會相信你們這些鬼話嗎？”再說，只要你一開了口，不論是坦白還是檢舉，那你就無法再收住了，他們會抓住你的一件事、一句話繼續追問下去，最後你不說也得說。因此我回答：“共產黨不是講實事求是嗎？侯XX雖然陷害我，但我不能憑空捏造再陷害他，關於議論林付主席的話，的確我沒說，他也沒說。”劉教導
162
員跟徐管教使了一下眼色說：“陳奉孝！對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不象那些刑事犯，我們從來不願意動刑罰，但現在看來。不動刑罰是撬不開你的嘴巴的！”隨即下令：“把他吊起來！”於是立即上來兩個打手，五花大綁把我綁起來吊在了房梁上。不過這次我腳上只戴着一付十幾斤重的鐐子，脖子上也沒卦牌子，不象在長水河農場集訊隊那一次，腳上戴着四十八斤重的大鐐，脖子上還卦着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所以這次我沒有馬上昏過去。可是正因為沒有昏過去，疼痛的滋味可就更難忍了。這次一吊就是一個多小時，疼的我頭上的汗珠子象黃豆粒似的往下掉，渾身衣服都濕透了，我咬緊牙關不吭聲。
在我被吊起來以後，劉教導員和徐管教都出去了，只留下一個打手看着我。那個傢伙還嘲笑我：“怎麼樣？滋味不好受吧？還是招了吧，免受皮肉之苦！”我不吭聲。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劉、徐二人回來了，那個打手對他們說：“這小子瘦筋巴拉的，還真有尿！一句話也不說。”劉下令：“先把他放下來”。挨過綁的人都有這樣一個體會，剛一解開繩子的那一會，疼的更加厲害，只有疼過這一小會，才能緩過來。劉說：“陳奉孝！你回去再好好反省反省，老實坦白交待了，免受皮肉之苦，如果還這樣繼續頑固下去的話，我們會對你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
回到小號我就想，老虎凳的滋味我嘗過，煙頭燙的滋味我也嘗過，難道還要給我灌辣椒水、讓狼狗咬嗎？隨他的便吧，我能堅持下去就堅持，實在堅持不了就招了算了，最多是一個死，這年頭屈死鬼多着呢，也不差我這一個。但他們給我用刑反而證明了沒有我的口供是難以定案的。十五年徒刑已經熬過十三年多了，現在我的求生欲望特別強，所以我要儘量堅持下去。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經過這次提審以後一直沒再提審我，我在小號里就摸不着壺底了。我開始胡思亂想：是不是
163
象劉教導員說的那樣，用刑搞不到我的口供，沒有口供也照樣可以定案，打算上報等批下來後，說不定哪天就拉出去槍斃呢？是不是侯XX發現自己上了當，良心發現翻了供呢？我偷偷問看小號的犯人，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再提審我，他說：“怎麼？吊起來的那個滋味你還沒受夠呵？該死該活屌朝上，你還是老老實實反省吧！”
關在小號裡面，外面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過去我每天看報紙，總能從字裡行間中判斷出中央的一些動向來，現在是一切都蒙在鼓裡，眼前一片黑暗，我數着天數，等待死期的到來。
過了十月一日國慶節不久的一天，突然把我放出來了，給我推了推頭，因為在小號里關了四、五個月，頭髮長的太長了。我想這回我的死期到了，因為根據以往的規律，一個犯人要槍斃前都是先從這個勞改單位調到另一個勞改單位，然後再開公判大會拉出去槍斃，而在臨死前給犯人推推頭。可是給我推完頭後，又把我的手銬、腳鐐摘下來了，這不象是往別的勞改單位調，如果是往別的勞改單位調，一般是不給摘刑具的，即使摘最多也只能光摘手銬（摘下手銬後，你的破行李可自己拿着），不會手銬、腳鐐一齊摘。給我摘完手銬、腳鐐以後，徐管教對我說：“回中隊去，明天跟大幫一起出工幹活，邊勞動邊反省！”我回到大幫以後就琢磨，看來是死不了啦，但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他們對我發了“善心”不成？
兩天以後召開全白土崗大隊的犯人大會，在會上劉教導員宣布：“林彪是叛徒！賣國賊！把叛徒賣國賊林彪的畫像一律摘下來燒掉，賣國賊的語錄本一律上交，誰再私藏賣國賊林彪的語錄本，以現行反革命論處！”我一聽這話，“噢！”的一聲就跳起來了，我得救了！劉教導員還說：“陳奉孝！你不用翹尾巴！你還有錯誤，你還要繼續反省！如果你不老實，我們照樣會收拾你！”我心裡說，我還有什麼錯誤？我
164
還反省什麼？你們不就是因為我議論林彪才把我關起來的嗎？現在林彪完蛋了，說明當時我對林彪的看法是正確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如果林彪晚出事幾天，說不定我就沒命了。
回到大幫後，侯XX覺得很尷尬，幾次想找我作解釋，我都沒理他。我恨透了他，恨不能一刀子捅死他！但最後我還是諒解了他。七九年落實政策以後，對於過去那些整我的人，我都諒解了他們，因為那是一個時代的錯誤，糾纏個人恩怨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何況他還曾經是在勞改中我交過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之一，因此我寫這篇東西沒有直接點出他的名字。
12.2.脫穀機爆炸案. 第八次走近鬼門關
我出來之後正趕上脫谷的大忙季節。白土崗大隊共分四個中隊，為了加強夜班勞動，從這四個中隊裡又單獨編出了一個“出監隊”。這個出監隊的犯人都是些離刑滿不到一年的犯人，因此不會有人想逃跑。十多年甚至更長的勞改苦難都熬過去了，還剩不到一年的時間，誰還想去冒逃跑被打死或被抓回來加刑的危險呢？因此這個“出監隊”的犯人出工幹活沒有解放軍看押，只有帶工隊長領着，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夜班脫谷。我也被編到了這個隊裡。這個隊的犯人因為都快刑滿了，因此管理相對鬆些，我一下感到好象“自由”了許多。可是我命中注定多災多難，一件意料不到的災難又落在了我的頭上。
七二年一月快過春節了，一天晚上“出監隊”的犯人出去打夜班脫谷，那天晚上特別冷，有零下將近四十度，到場院幹了不到一個小時，突然斷了電。斷了電脫穀機停了，大家都跑到看場院的小屋裡去暖和，等着來了電再開工。幾十號人擠在一間屋子裡，大家都抽煙，太嗆人了，我那時又不
165
會抽煙，於是便跑到場院，鑽進稻草堆里休息。因為這天夜裡太冷，幹活伸不出手來，犯人就向王麻子隊長要求回去吧，王麻子隊長還訓大家說：“你們這些傢伙就恨不能斷電好休息，今晚上不來電也不能回去！”就在他訓完話不多一會，電就來了，大家只好硬着頭皮出去幹活。
我在底下挑叉子。脫穀機口有三個犯人在老虎口管着餵機子。開機後不到一刻鐘，“轟！”的一聲巨響，脫穀機後屁股出亂草的機口裡的一個滾子爆炸了。幸虧在後面負責推亂草的兩個犯人剛剛推着亂草離開出草口，不然的話，非讓飛出來的碎鐵塊砸死不可。這回徹底完了，不能幹了，只好回去。王麻子隊長說：“這回你們高興了，好回去睡大覺，可明天白天必須加班往脫穀機跟前運料，碼草垛。”這傢伙使喚犯人比奴隸主使喚奴隸還狠。
睡了半宿覺，第二天吃完早飯剛要站隊集合點名出工，突然來了四、五個幹部說：“今天不出工了，回去學習。”有些犯人很高興，不幹活當然好，可我感到氣氛不對，可能又有什麼重要事情要發生。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回到監舍大家坐好，常指導員首先念了兩段毛澤東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願意帶這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會有的，那也無關大局”。念完了語錄然後他就說：“昨天晚上脫穀機爆炸，肯定有人在搞破壞，搞破壞的這個傢伙就在你們這些人中間，今天我們一定要把他挖出來！”大家一聽這話，張飛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覬，誰也不敢發言。常指導員就讓每個犯人自己講，昨天晚上斷電的時候你在哪裡來，並要有證明人，都說到場院小屋裡休息抽煙去了。輪到我說，我就說我在場院小屋裡呆了一會，大家抽煙嗆的受不了，我就鑽到場院草堆里休息去了，有木緣芳為證。姓常的拿眼瞅了我一下，“哼”了一聲。又讓大家繼續互相揭發，就這樣搞了一個上午，也
166
沒有把那個“破壞者”挖出來。
中午吃過午飯繼續開會。姓常的照例念完了那兩段語錄後說：“破壞分子就在你們當中，不把他挖出來我們絕不收兵！誰要是知情不報，互相包庀，我們查清以後，跟破壞分子一樣嚴懲！”大家還是沒人發言。要知道，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要真是哪個犯人搞的破壞，非槍斃不可。那個脫穀機是從匈牙利進口的，在當時來說，還算比較先進，聽說值幾萬塊錢，犯人的命值幾個錢？一分錢不值！他看到大家都不發言，就命令輪着說。大部分的發言都是為自己開脫，說明自己與這件事絕對無關，也有少數人在說明了這件事與自己無關後，也附和着姓常的說，一定要把這個破壞分子找出來，不能讓他連累大家。
輪到我發言，我就說：“我認為這件事不大可能是犯人幹的，因為出監隊的犯人都已經過多年的勞改，現在都快到期了，誰還能在快出勞改隊的時候再去幹這種事呢？如果是剛入勞改隊，思想有牴觸情緒，可能會有人幹這事，現在好不容易快熬到頭了，誰還會去幹這種事呢？我希望政府能認真調查，把範圍擴大一些。”謝管教馬上接過話來說：“你怎麼知道政府不認真調查呢？我們沒有證據也不會找你們！”他剛說完，姓常的就從兜里拿出一塊大約二十公分長，五、六公分寬，約半公分厚的鐵板說：“就是這塊鐵板把脫穀機出草滾別壞的，不是你們當中有人放進去的是誰？我們今天非要把這個仇視人民政府、仇視共產黨的反革命破壞分子挖出來不可！”他一邊說着，一邊用眼睛斜楞我。我又說：“脫穀機出草滾爆炸是在開機大約十五分鐘以後發生的，如果有人把這塊鐵板偷偷放在亂稻子裡，叉子一挑就會掉出來，根本挑不到脫穀機餵草口去；如果是在入草口處幹活的人扔進去的，那也根本不可能。一往裡扔就會被打出來，不信可以作個試驗。再說，如果真的是從入草口進去的，首先應當把餵草口的滾子別壞，怎麼能到出草口才把機器別壞
167
呢？另外，如果是有人在休息時偷偷放到機器里去的，機器根本就開動不起來。脫穀機的出草口滾子雖然壞了，但還能開動，不妨可以做個試驗嘛！”
我發言時總場有位賴幹事，個不高，廣東人，聽的很認真，他一直沒說話。應該說，我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姓常的卻說：“陳奉孝！我們知道你很能講，更知道你一貫不認罪、不服法，抗拒改造，仇視共產黨。這件事是誰幹的，我們心裡早就有數，想狡辯也沒有用！”他這樣講，矛頭明顯是指向我，其他犯人也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來。聽他這麼一講，我也有點沉不住氣了，接着說：“報告常指導員！這件事與認罪不認罪有什麼相干？你不能把這兩件事硬扯在一起，亂扣帽子！”這一句話就把他惹火了。他說；“你敢頂撞幹部？！先把他銬起來！”接着謝管教就掏出一付手銬把我銬上了，並把我帶出了監舍，領到醫務室叫一個犯醫看着我，其他人繼續開會。
我想這下壞了，我離開會場後他肯定會發動其他犯人把矛頭指向我，因為其他犯人也恨不能快點找出一個替死鬼來好讓自己不受懷疑，誰都害怕這件事粘到自己身上。
這天夜裡我翻來復去睡不着，值夜班的一直在窗子外面盯着我。我想，我怎麼這麼倒霉，什麼事情都讓我攤上！他們如果把這件事情硬栽在我頭上的話，我這十四年勞改所受的罪，算是白受了，還不如早點死了好。
在這件事發生的前三天正好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在草甸子裡一條大黑狗追着咬我。草甸子裡到處是塔頭墩子，我還直摔跟頭，後來嚇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而姓常的穿的正是一套黑棉製服，這是個不祥之兆。人在危難之際，往往產生迷信思想，雖然我從來不迷信。
姓常的這個傢伙是蒙族人，“文革”一開始被打成了“內人黨”，差一點被整死，腰都被打壞了。後來聽說有四十多萬人在整“內人黨”時受到拷打，其中被折磨至死的就有一、
168
兩萬人。姓常的不知為什麼後來又重新站起來了，為了表示他對毛澤東的“忠心”，把滿腔的仇恨都撒在了犯人身上（實際上也是蒙人恨漢人的一種表現），他也跟長水河農場的孫教導員一樣，急於想破一件大案子立功。
第二天繼續開會，挖“破壞分子”，我也參加了，不過這回不讓我坐在炕上，而是讓我站在地下。姓常的念完了那兩段“語錄”後就發問：“那天晚上都有誰到工具箱那裡去來？”其實不論白班、夜班總有人到工具箱那裡，因為挑草的叉子頭很容易活動，需要釘一釘。那天晚上也有好幾個犯人去過，不過誰都不敢承認。姓常的就問我：“陳奉孝！你去過工具箱那裡沒有？”我本想也不承認，但考慮到有人看見我去過，而且同時還有另外一個犯人跟我一塊去的，如果我不承認的話，被別人檢舉出來，那不成了“作賊心虛”，企圖掩蓋罪行了嗎？於是我回答：“我去過！”，“你去幹什麼？”，我說：“我去釘了釘叉子，因為叉子頭活動了，我怕掉下來混在亂稻子裡。”他又問：“你用什麼釘的？”我說：“找錘子沒找着，我用一塊鐵板釘的。”他又問：“是不是昨天我拿給你們看的那塊？”我說：“黑燈瞎火看不清，我用的那塊鐵板好象比你昨天拿的那塊還大。”他冷笑一聲說：“人證物證都在，你還不承認，這塊鐵板（指昨天他拿的那塊）就在工具箱裡來，不是你干的還是誰？把他押小號里去！”不由我分說就把我送到了小號。可是總場的賴幹事在後面跟着，他對看小號的兩個犯人說：“先別讓他跟小號里那兩個犯人關在一起，先讓他暫時跟你們住一塊，你們要好好看住他！”
12.3.跟吊死鬼睡在一起
小號里關的兩個犯人一個叫陳顯，另一個叫馬福林。陳顯是一條腿，不過還戴着手銬，馬福林手銬、腳鐐都戴着。
169
關於陳顯，我後面再介紹。馬福林是一個盜竊犯，被判刑二十年，飯量特別大，經常因為幹活累，吃不飽發牢騷。有一天他氣急了眼，罵街：“整天說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操他娘的！一天到晚幹活累的象王八蛋似的，連頓飽飯也吃不上！”說着他拿起嘴裡吃的半拉窩頭就向毛澤東像砸去。這還了得！馬上被戴上手銬、砸上腳鐐，塞進了小號。要知道，在當時這是死罪阿！他在小號里得了嚴重的痢疾，一天拉稀無數次。關小好的犯人每天只給六兩苞米麵稀粥喝（三年“自然災害”過去後，關小號的犯人吃的已經不再是“三兩八”，內蒙的小號實沒實行過“三兩八”，不清楚），他又拉稀，人瘦的已經不成人樣了。因為他一天拉稀的次數太多，不能讓他出去解大便，便在小號里放了一個馬桶，因此小號裡面臭的要命。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就到了春節。過春節，犯人放假三天，改膳生活，每組犯人到食堂領回面和餡，集體包餃子吃，關小號的犯人也由犯人伙房給包點餃子吃（當然比大幫的犯人少的多）。為了表示“革命人道主義”，還給馬福林摘了手銬，光戴着腳鐐。
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看小號的兩個犯人在門外打掃衛生，讓我戴着手銬掃掃走廊過道。趁着這個機會，馬福林對着小號門上的觀察窗對我說：“老陳大哥！我活不了啦！我知道自己非被槍斃不可，即使他們不槍斃我，我這個病也活不了幾天了！”說着說着哭了。我還安慰他，叫他不要胡思亂想，事情總會有“好轉”的。
小號門的上門框和土牆之間有一條大縫子透風，用一些亂麻塞着。我偷偷跟看小號的犯人胡廣才說：“老胡！馬福林思想情緒不對頭，你最好將堵縫子的亂麻取下來，用點泥巴堵堵，以免發生意外。現在馬福林的手銬摘下來了，陳顯睡覺象個死豬一樣，可別出事。大過年的出了事可不好。”同時把馬福林對我講的話也對他說了。
170
胡廣才是個轉業兵，三十多歲，黑龍江省呼蘭縣（？）人。六四年搞的“四清”運動，把農民的自留地都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了。過去農民還可以在自留地上種點黃煙，種點菜，養幾隻雞，下了蛋賣了再買點油鹽醬醋什麼的，自從割了“資本主義尾巴”以後，農民連這點微薄的收入也沒有了。胡廣才在自己農家院裡種了點菜，可是總有人去偷，他氣壞了，就私自拉了個電網，沒有電着小偷，結果他老母親在涼衣服時不小心碰着電網給電死了，為此判了三年徒刑。象他這樣的犯人當然是屬於“自己人”範圍之列，所以在勞改隊裡能幹上看小號這樣的美差事。
此人心眼倒不壞，只是有點馬大哈。他聽了我對他講的關於馬福林的情況後說：“不要緊，馬福林病的連站都站不起來了，還能自殺？”但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馬福林真的上吊死了。因為摘了手銬，他是用塞縫子的亂麻搓了一根二尺來長的小繩，掛在穿過牆的瓷管上吊死的。
這個小號原來是一間沒人住的破屋子，屋裡原來有電燈，自從作了小號以後，把電線撤了，但穿過牆的瓷管還在，從牆裡穿出來露着不到十公分。馬福林就是把自己的破被子捲起來踩着掛上繩子吊死的。本來他兩腳還能夠着炕，但象他那樣病的快死的人，小繩多少一勒就沒命了。他為什麼選擇在初三的晚上上吊呢？我猜想也許是因為這三天改膳生活吃的好，臨死以前，他不想當一個餓死鬼！要知道，長期遭受飢餓折磨的人，對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看重的。
他吊死是值夜班的隊長在查夜時發現的。大約是夜裡十二點多鐘，值夜班的隊長突然“砰！”“砰！”地敲看小號的門，胡廣才和我都睡着了，胡廣才趕緊爬起來開門，值班隊長罵他：“胡廣才！你他媽拉個巴子的是怎麼看的小號！小號的犯人都吊死了，你他媽拉個巴子的還在睡大覺！”我也趕緊起來了。不一會，常指導員和一個犯醫也來了。常命令胡廣才和犯醫把馬福林的屍體放下來，摸摸他還有氣沒
171
有，犯醫說早就涼了。姓常的說：“這種反改造分子死一個少一個，省下一顆子彈！”
我過去差不多什麼樣的死人都見過，象槍斃的、服毒的、淹死的、凍死的、餓死的，甚至連砍頭的我都見過。四五年日本投降，濰坊市進住了一個國民黨的雜牌游擊隊（實際上是國民黨收編的一股土匪），就在我家的房子後面砍了三個士兵。我家的房子後面是一個大灣，夏天孩子們都在灣里洗澡嬉戲。有一天傍晚我正和一幫孩子在灣里洗澡，突然來了一些兵把我們趕上來，不一會就綁過來三個兵，在灣崖上用日本指揮刀砍了，那時我才八、九歲，把我嚇壞了。五一年“鎮反”時我已經上初三了，那時槍斃的人太多了，我還追着看過，所以我對死人並不害怕，可是上吊死的人我可是頭一回見。馬福林上吊時還戴着腳鐐子，但破棉褲已褪到了腳脖子上，舌頭伸出了一點點，不象傳說中的吊死鬼舌頭伸的如何如何長。
半夜三更死人往哪裡放呢？姓常的說：“先放在炕上，明天一早找兩個犯人拖出去刨個坑埋了算了”。這麼一折騰陳顯也醒了。他抬頭看了一眼，把被子一蒙頭，又睡了，實際上他早已半瘋了。姓常的臨走回頭向看小號的屋裡看了一眼，發現我在屋裡，馬上命令胡廣才：“把陳奉孝關進去！讓他跟你們睡一個屋，他倒自在！”
我心裡想，你不就是想給我使加點壓力嗎？你還有什麼惡毒的招使出來？死人我見過多了，六零年我也曾挨着餓死的犯人睡過覺，現在我還怕什麼！我怕的不是死人，怕的是小號里太骯髒。我說：“報告常指導員，我不害怕死人，但馬福林有嚴重的痢疾，整天在小號里拉、尿，請你讓犯醫給撒點藥消消毒，我就進去！”他“哼”了一聲沒言語就走了。犯醫還真不錯，過一會真拿來一個噴霧器滿小號里噴了一下，我就進去了。這就是他們口口聲聲說的“革命人道主義”！就這樣，讓我跟一個吊死鬼睡了半宿覺，我能睡的着嗎？
172
第二天一早，讓兩個犯人把馬福林的屍體抬出去，在院子裡卸下鐐子來，姓常的命令立刻就給我砸上了，這就算是馬福林臨死留給我的遺物吧！馬福林走了，小號里就剩下一條腿的瘋子陳顯和我了。這有兩件事使我很擔心，一是陳顯他是個瘋子，誰知道他發作起來會幹出什麼事來！因此我要時時提防着他點；二是我擔心，我被關起來以後，姓常的會給出監隊的其他犯人使加壓力，讓他們寫假證言材料，證明脫穀機是我破壞的。要是真這樣的話，我就必死無異了。到了晚上，前半夜我又沒睡着覺，大約到三、四點鐘的時候，我迷迷糊糊的剛要睡着，陳顯這傢伙戴着手銬子爬到我身邊推我：“快起來！快起來！馬福林來了！馬福林叫你呢！”這一下可把我給嚇着了，我戴着腳鐐子稀里花啦就下了地。看小號的胡廣才聽見小號里有動靜，馬上開開門問：“你們這是幹什麼？”我跟他說了陳顯剛才說過的話，他上去把陳顯揍了一頓。我還說：“別打他，他已經殘廢了、瘋了，我以後多注意他點就是了。”
12.4.遇到好人相助
這次脫穀機爆炸事件對我的思想壓力特別大。已往的多半是一些言論問題，又沒有證人，只要我不承認，要定案是很困難的。這一次不同，脫穀機爆炸了，物證有了，現在就缺一個人指證我了。如果在姓常的壓力下，有哪個壞了良心的傢伙出來指正我，那麼在人證、物證都有的情況下，我再不承認恐怕也逃不過去。令我感到特別窩囊的是，眼看就要刑滿了，怎麼又攤上這麼檔子事！難道我命中注定非死在勞改隊裡不可？過去十四年多的勞改經歷，我曾經數次面對死亡，為什麼那時不死，偏偏在我覺得真的有了希望的時候才死呢？說實在話，對於死我並不怕，剛到興凱湖農場時，我就沒打算活出去，可現在當我有了強烈的求生的欲望的時
173
候，死神又來向我召喚，這太殘酷了。我又想起自己在北大的一些活動，儘管當時我的確對共產黨的一些不民主的做法有些不滿，但並沒有想去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政權什麼的。至少在當時我還是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共產黨儘管不講民主，也總比蔣介石統治時期的腐敗政權好，但最後我卻被投進了監獄、勞改隊，這對我來說，簡直太不公平了。對於過去的事我開始一件件回憶，人覺得自己快死的時候，總是愛胡思亂想的。
在我這次被關小號的期間內，陸陸續續也有犯了“錯誤”的犯人被關進來，不過他們犯的大都是一般性錯誤，因此關個十天、八天也就陸續放出去了，這倒給我提供了一個了解外面情況的機會。我問他們，現在出監隊開始出工幹活了沒有？他們告訴我，自從我被關起來以後總場的賴幹事又組織了出監隊的犯人開了好幾次會，現在開始出工幹活了。後來出監隊有個叫馬得俊的小伙子因為打架也被關進來一個禮拜，我問他是不是常指導員給你們使加壓力，叫你們檢舉我？他說：“常指導員是有那個意思，但賴幹事一直強調一定要實事求是，再說，你平時為人又不錯，大家都快出監了，再爭取減刑也沒有用了，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誰願意再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呢？大家背後議論說，你太倒霉了，十多年都熬過去了，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剩下一哆嗦了，又遇到這事，大家都對你感到可惜。”他還告訴我，聽說外面的脫穀機手也開了好幾天會，是總場洪科長主持的，要他們分析脫穀機爆炸的原因，不知道結果怎樣。他又告訴我，賴幹事還召集了那天白班脫谷的犯人開了會，了解了情況，因為那天白天也很冷，脫穀機壞過幾次，脫穀機手鑽到脫穀機里修理過，因為錘子把斷了，脫穀機手拿一塊鐵板當錘子用過，不少人都看到了。
聽他這麼一說，我心裡塌實了許多。第一，既然沒有人指正我，姓常的就不能把這件事硬栽在我頭上。我平時的為
174
人大家是知道的，除了不認罪、愛跟幹部頂撞外，跟犯人從未鬧過矛盾，從來沒有幹過打小報告壞人的事，所以我人緣還是比較好的，同時也說明，出監隊的犯人雖然大都犯過各種不同的罪行，但人性並未完全泯滅。第二，看來賴幹事這個人還是比較實事求是、比較認真的。我想起了我在會上的發言，分析脫穀機爆炸的原因，他聽的很認真。他是總場的幹事，親自來主持破案，常指導員要想拿我當替死鬼，硬把事情載到我頭上，從而說明他“破案有功”，恐怕也不會那麼容易。
我戴着手銬寫了一份詳細的材料，分析引起脫穀機滾子爆炸的原因。第一，象我在開會發言時一樣，首先排除了犯人搞破壞的可能性。第二，我分析有可能是因為夜間氣溫太低，中間斷電後滾子受凍太厲害，來電開機後，因為滾子轉速太快，滾子的材質承受不了熱漲冷縮的急劇變化，造成爆炸。第三，也有可能是白班脫穀機手鑽進脫穀機修理時，用那塊鐵板當某個損壞了的部件用，經過較長時間的震動脫落了，別到了快速旋轉的滾子上，把滾子別壞了。第四，脫穀機頂部有個口，蓋着蓋，脫穀機手修理脫穀機時，都是從頂部掀開蓋鑽進去修理，修理完再從頂部的口爬出來，有可能脫穀機手爬出來時，將那塊鐵板拉在了脫穀機頂部，由於蓋沒蓋嚴，開機後經過長時間的震動，最後從縫隙里掉進了脫穀機，把滾子別壞了。總之，我寫的很詳細，把各種可能性都分析到了。寫好後我請看小號的胡廣才交給賴幹事，千萬別交給常指導員，他同意了。因為犯人沒有一個不恨姓常的的，他平時對犯人太狠了。我懷疑他可能是因為在整“內人黨”時被漢人整過，因此把一肚子仇恨發泄在犯人身上。
我交上材料後不久，李燕生被關進來了。我跟李燕生是北大的同學，且都是“百花學社”的成員，按照共產黨管理犯人的常規，我們倆是不能見面的。可從興凱湖農場我們倆就同在四分場，不過不在一個中隊。在長水河農場三分場時，
175
曾同在“現反隊”一年。調到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後雖然不在一個中隊，但因院子很小，卻經常見面，對管教人員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忽。造成這一疏忽的原因我想有三個。第一，我們倆雖然都是“百花學社”的成員，但我的判決書上並沒有他的名字，他的判決書上也沒有我的名字，不是同案犯，因此他們也就疏忽了；第二，自從興凱湖農場的犯人編散以後，調動頻繁，“文革”當中又亂，他們可能對我們倆人同屬“百花學社”成員這一點馬虎了；第三，當年北大被抓的同學實在太多了，要把每個人用不同的勞改支隊、勞改大隊隔離開來也實在困難。
李燕生告訴我，他是為了能進來看看我，故意犯了點小錯誤讓他們關進來的。他還告訴我，外面的人都為你擔心，十五年好不容易快熬到頭了，又攤上了這事，實在太可惜了。不過他又告訴我說，聽白土崗原來的老犯人講，總場的賴幹事對犯人的態度一直不錯，不象別的幹部，見了犯人就吹鬍子瞪眼，你要想辦法逃過這一關去。想什麼辦法呢？我對他說，我已經寫了一份詳細的材料，分析引起脫穀機滾子爆炸的原因交給了賴幹事，不知他們能不能認真研究我寫的材料。他問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沒有？你在興凱湖不是因為寫日記被送到碼頭監獄嚴管隊去的嗎？這個辦法你還可以用，你可以用寫日記的辦法記敘這次冤情，寫好了故意藏起來，等我出去後故意向賴幹事匯報，說你偷偷寫什麼東西藏起來，他們肯定會來檢查，等他們看了你的日記，會更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我開始寫日記，一方面用日記的形式記敘自己遇上的這次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記敘自己的悲觀情緒，並寫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槍斃了，有哪位難友檢查我的一遺物時發現了我寫的日記，請保存好，出監後寄給我在濟南的姐姐，好讓她知道我是蒙冤而死的等等。我寫了很多，是用寫材料的紙戴着手銬寫的。
176
一個禮拜後李燕生就出了小號，他真的報告了賴幹事。他上午出去，下午賴幹事、常指導員、還有一個年輕的陳幹事一起到小號把我叫出來，他們檢查了我的破行李，姓常的還直拿眼睛斜愣我。他可能以為我又寫什麼反動的東西，這回可讓他們又抓住了。
隔了三天，賴幹事就找我談話，告訴我說：“陳奉孝！你寫的材料和日記我們都看過了，我們並沒有肯定脫穀機是你破壞的，我們一直在認真調查這件事，你應該相信政府，不會冤枉任何一個人的。不過這件事如果真是你干的，最後你也跑不了。你不要胡思亂想，要好好反省，把問題交待清楚。”從這次談話以後再也沒有找過我，直到六月底春播過後開始拔草，才把我放出來，但什麼話也沒有對我說，只是把手銬、腳鐐給我摘下來，讓我回出監隊幹活。出監隊的犯人告訴我，脫穀機的案子早已破了，是脫穀機手那天白天鑽進脫穀機里修理時，鐵板忘記帶出來造成的。常指導員不許大家再議論這件事，這時壓在我心頭上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從現在到九月十六號出監這一段時間再沒遇到什麼麻煩，算是平安度過了勞改生涯的最後三個月。
12.5.兩個受迫害的案件
在白土崗大隊兩年多，除了我個人的遭遇外，有三件事應該提一提。
第一件事是，七零年夏天拔草期間，參加過“珍寶島戰役”換防下來的一幫解放軍來看押犯人，可能是他們的“階級覺悟特別高吧”，對犯人非常狠。平時押着犯人出工、收工，總愛找犯人的麻煩，用槍把子搗犯人。有一個叫修敏的犯人，他的犯罪是“破壞軍婚”。看押犯人的解放軍知道了他的案情以後老想找他的麻煩。有一天在地里拔草，看押的解放軍叫他過去談話，問他犯什麼罪，他說是因為男女關係犯的罪，不敢說是破壞軍婚。可是這個解放軍早已知道了他的案情，繼續追問他：“跟什麼人搞的男女關係？”他說：
177
“我是男的，當然是跟女人搞的關係唄！”這位解放軍一槍把子就把他搗倒了稻田池子裡，並說：“你小子吃了豹子膽，敢動解放軍的家屬，看我怎麼收拾你！”
果然不假，沒過了幾天，在拔草時，恰好修敏趕在靠稻池子邊上，他的手剛一伸到警戒線以外，被那位解放軍一槍就把他的右手的兩個手指打斷了。犯人幹活時，四角都插上小紅旗，如果有哪個犯人出了兩小紅旗對直的警戒線外，打死活該！那天的小紅旗正好就插在修敏拔草的稻池子埂上，因為稻池子裡的稗子草跟池埂子上的草連成了一片，因此他的手伸到警戒線外面去了。本來國家過去有規定，抓逃跑的犯人時，必須首先鳴槍警告，如果三聲鳴槍警告，逃跑的犯人還不站住，就可以開槍打，還規定開槍時要打下半身，可是在那個時候，打死一個犯人跟捻死一個螞蟻一樣，誰還管什麼規定不規定呢！而修敏根本就不是逃跑。這個解放軍純粹是拿犯人練槍法。
第二件事是有一個哈爾濱的小青年，才十七歲，因綹竊罪被判刑五年。這孩子從小沒有父母，跟他姐姐一塊長大，相依為命。他姐姐二十歲，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在一家街道小廠里幹活，人長的很漂亮。有一天，他姐姐從哈爾濱來跟他接見，因為哈爾濱離烏蘭農場差不多一千里路，接見完了，當天是回不去的，那時勞改農場又沒有旅館，一位姓劉的管教幹事就把她安排在幹部招待所里住。當天晚上，這位幹事到她房間裡去找她談話說：“你弟弟在勞改當中表現可不太好啊！到期恐怕出不去。”她一聽嚇壞了，忙說：“劉幹事！我弟弟年紀小，不懂事，您要好好對他進行教育，千萬別讓他再犯錯誤。自從我父母去世以後，就我們倆相依為命，一起長大，現在他因為犯了錯誤，進了勞改隊，為了他我不知道哭過多少回。劉幹事！您行行好，千萬到期可放他出來。”說着說着，又哭了。這位劉幹事就說：“其實犯人到期能不能釋放，能不能提前釋放，就我一句話的事，不過你可
178
要……”說着他就上去把她強姦了。臨走他還威脅說：“你可要明白，你是犯人家屬，你要是回去亂說，可對你和你弟弟不利。”是啊，犯人家屬被糟蹋了，你如果上告，會說你拉攏腐蝕幹部，因此被糟蹋的人，只有吃個啞巴虧，眼淚往自己肚子裡流。
犯人因犯了“錯誤”要加刑的話，的確就是管教幹部一句話的事，但是要給犯人減刑的話，那可不是管教幹部一個人說了算，要通過隊部指導員和生產隊長等大家討論後才能決定。根據犯人的積極表現，整理好了減刑材料，上報場部管教科審批，然後再往法院呈報。這個小青年犯人在勞改當中的表現又不太好，怎麼可能提前釋放呢？後來這位犯人的姐姐又多次來問劉幹事，她弟弟為什麼還不能提前釋放，劉幹事老拿話支吾她，她就向別的幹部打聽，事情才暴露了，結果劉幹事被調走了。後來她又來打聽她弟弟是否能提前釋放的問題，再也見不到劉幹事了。
12.6.不可思議的奸屍案
第三件事是有一個叫楊金閣的犯人，罪名是“盜墓奸屍”。這傢伙是黑龍江（什麼縣，記不清了）省人，上無老，下無小，是個老光棍子，年紀四十多歲。在他住的那個屯子裡有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得病死了，因為黑龍江省的冬天，地凍的兩米來厚，就用鎬頭刨了一個不太深的坑埋了，打算來年天暖和凍土化開以後再重新埋葬。可是頭一天埋了後，第二天墳就被扒開了，屍體也不見了，這一下全屯子的人都鬨動了。開始人們認為是有人盜墓，偷死人穿的衣服和殉葬品（在興凱湖勞改農場我還遇到個名叫袁澄波的盜墓賊，他說，盜墓時，把墳挖開，把棺材蓋起開，然後用一根繩，一頭套在死人的脖子上，另一頭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臉對臉把死人拽起來，才能將死人的衣服剝下來，膽子小的人是干不
179
了的），可是連屍體也不見了，這一下全屯子連周圍的屯子就謠言四起了。因為那時黑龍江省農村，既落後又迷信，有人就說是“炸屍”了，還有人說叫土地爺弄去做“二房”了，說什麼的都有，搞的人心惶惶。
一個月後案子破了。在那個年代，農民在生產隊幹活，出工時要敲鐘集合。有一天，早上敲鐘集合時楊金閣沒去，生產隊長以為他病了，就去看他，因為他是一個孤老棒子，平時也不跟別人家來往。這傢伙住着兩間破屋，一個裡間，一個外間，生產隊長到他家一看，門沒有鎖，知道他在家，推門進去就喊：“老楊！怎麼了？是不是病了？怎麼沒出工啊？”也沒有人答應，生產隊長就掀門帘進裡屋一看，見有人躺在炕頭上蒙着被子睡覺，他還說：“老楊病的不輕啊！要不要叫人用地排子車拉你到公社醫務所看看？”還沒人答應。他伸手往被子裡一摸，躺着的人身上冰涼，他一掀被子，看見是一個女屍，嚇的“噢！”地一聲就跑出來了。案子就是這樣破的。
楊金閣把那個女屍揹回去以後，開始時，他只要離開家，不論是去出工幹活還是出去買東西，總把門鎖起來。可是時間一長，他可能大意了。這天他就是一早到大隊小賣部去買東西，以為時間不長，就沒鎖門，結果被生產隊長發現了。最後以上述罪名被判了十五年。
在勞改隊裡，楊金閣這傢伙整天泡病號不幹活，幹部也拿他沒有辦法。他覺得自己反正是光棍一條，農村的生活又很苦，不幹活沒有飯吃，在勞改隊裡，不幹活公家也得管飯，因此他也不怕加刑。他又不是反革命犯，還屬於貧下中農之列，別的錯誤他也不犯，就是懶，不願意幹活，對這種人，勞改隊的幹部最感到頭疼。如果是一個反革命犯或是一個出身地主、富農的犯人，象楊金閣那樣，長期泡病號不幹活，那麼會以“思想極端反動，抗拒改造”的罪名被槍斃。可是對象楊金閣這樣的“階級弟兄”可不能這樣。為了羞辱他，
180
把他的判決書抄在了黑板報上。這他也不在乎。有的犯人問他：“一個死屍。你怎麼幹？”他回答說：“怎麼不能幹？在熱炕頭上把她騰熱了，再用熱毛巾把她那地方捂一捂，照樣可以干。”我看了他的判決書，又聽了他講的話，心裡直發怵，身上直起雞皮疙瘩。犯這種罪的人，簡直不可思議！還有人犯“露陰霹”、“喝女人尿”、“吃女人糞便”等稀奇古怪的罪，簡直令人無法理解！真是樹林子大，什麼鳥都有。後來我想，人啊人！也許是動物界中最骯髒的一類!
12.8.邁出勞改隊大門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是我到期刑滿釋放的日子。犯人到期刑滿釋放一般都是頭一天就告訴你，明天不用出工了，等大隊犯人出工後，辦好出監手續，拿着介紹信到某個勞改釋放的就業單位（二勞改單位）去報到。可是九月十五號沒有人通知我明天留下，第二天我只好跟大幫犯人一起出工下地拔草。昨天一夜和今天一上午，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因為我過去在勞改中的表現要給我加刑？是不是他們又發現了我有什麼“新問題”？不少犯人在幹活時也小聲問我：“你今天不是到期了嗎？怎麼沒通知你留下？是不是日子搞錯了？”我說：“沒有！”他們又說：“脫穀機的案子已經破了，他們為什麼不放你？”我說：“不知道！隨便他們愛怎樣就怎樣吧，你們都有老婆孩子，盼着早點出去，我反正光棍一條，出去當二勞改也好不到那裡去。”說是這麼說，這一夜半天對我的壓力可不小。任何人遇到這種情況，心裡都會感到不安的，我擔心他們會又要給我羅織什麼罪名。
中午收工回去吃過午飯，到下午出工時，值班的犯人才告訴我：“陳幹事說下午叫你留下。”我問：“是不是釋放？我今天到期。”他說：“陳幹事沒說別的，只說讓你留下。”過一會陳幹事把我叫到隊部，開口就說：“陳奉孝，你今天
181
到期了，但是根據你在勞改中的一貫表現，你覺得你能按期釋放嗎？”我說：“為什麼不能？我又沒被加刑。”他笑了，說：“你小子頭腦倒很清醒，希望你出去以後別再回來。”說完給了我一張介紹信，叫我到四中隊（二勞改單位）去報到。
我回到宿舍，在陳幹事和一名值班犯人的監督下，用一根草繩捆了捆我的破行李（實際上除了一床破勞改被子、一條破褥子、一個破洗臉盆和一個飯盆外，我什麼東西也沒有。）陳幹事和值班犯人又對我身上進行了仔細的搜查（犯人出監必須經過仔細搜查，一是怕把公家的東西帶出去，更重要的是檢查你出監時，是否給尚未到期的犯人帶什麼信件沒有）最後我扛着破行李邁出了勞改隊的大門。
出了大門我停下來回頭望了望勞改隊的大門，思緒萬千，感慨萬分。十五年哪！一個人一生中最好的十五年！這十五年我是怎麼過來的？！按照判決書上的規定，我還有五年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時期，今後二勞改的生涯又是怎樣的呢？我帶着滿腦子的疑慮，沒有喜悅，也沒有悲傷，孤獨的走上了“新生”之路…….
13.“文革”中的幾個屈死鬼
13.1.陳顯
陳顯，黑龍江省綏賓縣人，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七二年被槍斃。
關於陳顯，一九八七年我曾專門寫過一篇記實，題目叫
182
“這不是故事”，寄給了河南省辦的一個刊物“法制文學”並附給編輯部一封信。信中聲明，我寫的全是真人真事，文中所用的人名全是真實姓名，如果我寫的有任何不實之處，願負法律責任；貴刊如不能登，請將原稿退回，我並附了郵票。結果稿子被退了回來，沒有說明原因。但我知道，我揭露的是中國勞改隊裡黑暗的一角，就是這一角，在當時也是沒有哪家報刊雜誌敢於發表的。
一九九四年林希翎從法國回來，我給她看了，她的看法是陳顯的遭遇雖然值得同情，也能說明中國勞改系統的殘暴，但陳顯畢竟是一個普通的刑事犯，寫他意義不大，不如寫寫你（指我）自己的遭遇更有意義。但我並不這樣認為，我覺得陳顯雖然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刑事犯，但卻非常典型，而且我與他有一段特殊的“緣分”，從他被加刑、與他一起關小號、到他被綁赴刑場槍斃，我都親眼目睹。這次我寫的不僅僅是個人的遭遇，而且也是我二十二年目睹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決定還是把他寫進去。
八七年我寫陳顯的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中國的政治氣候，如果陳顯的遭遇問題能發表，我便開始寫關於我個人的遭遇，如果陳顯的遭遇問題不能發表，關於我個人的遭遇問題寫出來後恐怕就更無處發表了。因此自從“法制文學”將我寫的關於陳顯的稿子退回以後，關於我個人的遭遇問題就一直沒有動筆。現在既然我已開始寫自己的經歷，我覺得還是應該把陳顯的問題寫出來好，以了我的一個心願。
陳顯，黑龍江省綏賓縣人，早年喪母，父親在一家中藥店拉藥匣子（即給來買藥的人抓藥）。他父親又娶了一個老婆，陳顯的這位後母是一個標準的河東吼。她帶來自己的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因此總是處處向着自己的孩子，視陳顯為眼中釘。而陳顯的父親又是一個標準的“懼內”的典型，當後母虐待自己的兒子時，他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幫着後老婆對陳顯進行打罵，經常不給飯吃。陳顯這孩子脾氣非常倔犟，
183
也經常和他後母對打、對罵，當他父親打他時，他就跑到自己生母的墳上去哭，有幾次他就趴在母親墳上整夜不回家。漸漸的他就跟社會上一幫小偷混在了一起，但他又不會偷，只不過象阿Q那樣幫別人干點“了哨”、“上拖”之類的二流活。
有一天這個小偷團伙被抓起來了，同夥們並沒有咬他，可他後母為了除掉這個眼中釘，到派出所檢舉了他，並說他企圖強姦自己的女兒，在屯子裡見人就說陳顯的壞話。派出所審他時，他說這是他後母陷害他，並揚言非把他後母和她帶來的孩子殺了不可。就這樣稀里糊塗被判了六年刑，罪名是流氓盜竊，那時他才十六歲。
他不認罪，在勞改隊裡折騰。一九六七年我調到長水河農場六分場時，他在一中隊（原長水河農場的一個勞改中隊），我在由興凱湖農場碼頭監獄調去的嚴管隊。兩個隊幹活離的很近，都是開山修戰備公路。有一天他在工地拿着一根撬石頭用的鋼釺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對一中隊的犯人喊：“你們大家都把手裡的工具放下！我們憑什麼整天象奴隸一樣幹活？誰再干我就打死誰！”這還了得！這不是號召犯人暴動嗎？帶工的鄭指導員一方面叫他放下鋼扦，一方面使眼色叫兩個身強力壯的犯人悄悄的繞到他背後，猛撲上去將他抱住，鄭指導員立刻下令把他綁起來，押回去關進了小號。過了不久就被加刑八年，變成了“現行反革命”。說實在話，因為陳顯那時還不到十八歲，是個沒有頭腦的傢伙，只不過是不認罪罷了，所以處理的比較輕，要是換成原本就是反革命的犯人再來這麼一下子，那他有兩個腦袋也保不住。
加刑後他反而很高興，他認為自己已經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了。他算什麼“政治犯”呢！
他被調到我所在的嚴管隊，而且在上鋪挨着我睡覺。他把從小受後母虐待、陷害的經歷都對我講了，並且叫我替他寫申訴。他說：“給我加刑八年，我成了政治犯，這一點我
184
不申訴，我申訴的是給我原判的六年徒刑。說我是流氓盜竊，這完全是我後母陷害我。”我聽了後覺得他又可憐、又可笑，他根本不懂得所謂“政治犯”的含義是什麼，他也不清楚，在管教幹部的眼裡，“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嚴重的多。
我沒有給他寫申訴，並且勸他打消這種念頭。因為在“文革”那種混亂局面下，寫申訴除了自找倒霉外，不會有任何好結果。他可不懂，並且罵我：“你是個孬種！膽小鬼！我把你當大哥看待，你連這個忙也不肯幫我，你算什麼政治犯！”
他可能是過去看電影看的，他認為“政治犯”個個都是英雄，不怕死，總是見義勇為，互相幫助。可他根本不明白當前的情況跟他在電影裡看的情況完全是兩碼事。我在六二至六五年期間，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確給不少犯人寫過申訴，為此吃過不少苦頭，申訴人減了刑，我卻被關了小號，而且管教幹部還送了我一個外號，叫作“犯人的黑律師”。現在我不能替他寫，因為在六七年那種混亂局面下，那位凶神惡煞黃管教整天盯着我，恨不能抓住我的一點把柄，將我置於死地。我如果給陳顯寫申訴，自然就會被認定是“教唆犯”、“黑後台”，申訴不僅對陳顯毫無用處，而我非倒大霉不可。在那個年代，什麼事都講究找“黑後台”。但這一點我又不能跟他講明，這孩子脾氣太犟，不但不理解，而且根本聽不進去。如果我說多了，我還怕他反過來咬我一口，因此不管他怎麼說我、罵我，我就是不給他寫。當然，他罵我，我也不往心裡去，因為他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六七年底犯人實行分類關押，我被調到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的“現反隊”，而陳顯卻作為刑事犯調到了四分場。在四分場他繼續胡鬧、折騰，不是被吊起來，就是被戴上刑具關小號。六八年夏天割小麥時，他戴着腳鐐逃跑，想想看，戴着腳鐐怎麼能跑呢？這純粹是胡鬧！跑了沒有多遠，被看押的解放軍追上，二話沒說，照他的兩腿就是一梭子子彈，結
185
果右腿中了九槍，左腿中了三槍。右腿的骨頭全打碎了，一條右腿從大腿根截了肢，一條左腿勉強保住了。本來他戴着腳鐐子又跑不了，解放軍追上他以後把他抓回來就算了，可是卻給了他一梭子子彈，這還真不如一槍把他打死算了。後來他對別人講（七二年在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也跟我講過），那位開槍打他的解放軍跟他後母是一個屯子的，因為聽了他後母說他的壞話，對他特別恨。
殘廢后他徹底絕望了，慢慢的開始精神失常，經北安縣精神病醫院檢查，他已經得了精神病。六九年為了貫徹林彪一號令的精神，勞改隊也開始遣散部分犯人，對那些刑期不長的犯人，遣送回原地交群眾專政，實行監督改造。陳顯已經殘廢，不能勞動了，勞改隊恨不能甩掉這個包袱，可是他的後母說什麼也不答應叫他回去。你想，當他還是一個不少胳膊不少腿的好人時，她還想除掉這個眼中釘，現在陳顯已經殘廢了。她還能讓他再回來白吃飯嗎？沒有辦法，這個包袱勞改隊只好背着。
一九七零年長水河勞改農場解散，陳顯又跟我一起調到了內蒙扎賚特旗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他長期被關在小號里。
一九七二年一月，也就是我離刑滿釋放不到九個月的時間，因脫穀機爆炸案，我又被關進了小號，再次跟陳顯關在一起。馬福林上吊自殺的當天夜裡，就把我關進了小號，與馬福林的屍體和陳顯一塊睡在大約兩米寬的一盤土炕上。天亮後把馬福林的屍體拖出去埋了，從馬福林腳上摘下腳鐐又給我砸上，從此我便一直跟陳顯關在一起，直到六月底我從小號里出來，這段時間我看到陳顯已經完全瘋了。你想，一個好好的孩子，由於受到後母的虐待和陷害進了勞改隊，又因為在勞改期間不認罪（他能認罪嗎？）、胡鬧，被打斷了腿，成了一條腿的殘廢。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他能不瘋嗎？說他全瘋好象也不是，他也有清醒的時候，當他清醒的
186
時候便對我哭：“老陳大哥，我不想活了！我現在只剩下一條腿，什麼事也幹不成了。我想殺我後母報仇也不可能了，現在我只想讓他們早點給我一顆子彈吃，死了算了！”看到他這個樣子，我心裡非常難過，因為我自己因為脫穀機爆炸一案，究竟是死是活還說不定，我沒有半點能力來幫助他，也想不出用什麼適當的話來安慰他。我心裡感到十分壓抑和痛苦。
當他發作起來的時候便胡說八道，有時罵毛澤東，有時罵林禿子（林彪），還罵江青是個大破鞋。有時還說：“我是孫中山的信徒”等等。這完全是因為長期受到迫害、心理上受到壓抑，出於一種逆反心理講出來的瘋子的話，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講這些話的含義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罵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他不知道林彪已死，更不知道孫中山是什麼樣的人物。當然，這些話看小號的胡廣才都一一向管教幹部作了匯報。在“文革”那種年代，誰敢公開罵毛澤東、江青，那是非殺頭不可的，絕不會因為你是一個瘋子就原諒你。（還有一個叫趙貴的犯人，原是一個偽滿的警察，以“歷反”的罪名進了勞改隊，後來經北安精神病院檢查，證明他瘋了。可是因為他發瘋時胡罵亂罵，罵共產黨不講理，罵共產黨是土匪，結果也被槍斃了）瘋大了的時候，他還把尿撒在自己吃飯的破盆子裡喝了，有時連大便都拉在自己的飯盆里。他雖然只有一條腿，但還戴着手銬，我既同情他，又時時提防着他，因為我擔心當他犯病時傷害我。跟這樣一個瘋子長期關在一起，那個滋味簡直比下地獄還難受。
六月底我從小號里被放出來，臨出來的時候他還拽着我，不讓我走，當我出了小號，他便大哭起來，然後就大罵。罵共產黨，罵勞改隊的幹部是土匪，罵我是“怕死鬼”。九月十六號我刑滿釋放到了就業的“二勞改”單位四中隊，在十月初他便被槍斃了。在開宣判大會的那天，為了讓我“受受教育”，四中隊的管教幹部讓我去參加了宣判大會。
187
宣判大會就在白土崗大隊的門前召開的，門裡是白土崗大隊的犯人，一排排坐着，門外是“二勞改”，也一排排坐着，而我就坐在最前排。宣判大會一開始，胡廣才從小號里把他揹了出來，因為他是一條腿，雙手又被綁着，只好由胡廣才把他揹出來。揹到汽車跟前，由兩個解放軍象扔死豬一樣把他扔進了汽車裡。就在這一剎那，因為我坐在最前排，他似乎認出了我，由於嘴裡塞着一團爛布，他沖我“喔！喔！”的喊了兩聲，接着汽車就拉走了。刑場就在離白土崗大隊門口不過一百多米遠的一個破磚窯附近，“砰！砰！”兩聲槍響，一個生命就這樣結束了，年僅二十三歲。
這麼多年來陳顯的陰影一直壓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特別是臨死前回頭看我的那一眼，就象刻在了我的腦子裡一樣，總也抹不掉。陳顯是一個如同草芥一樣無足輕重的人物，在那個年代，象他這樣的人，每年、每月、每日有多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象陳顯這樣的草芥一樣的人物死了，大概除我以外不會再有第二個人記起他，更不會有人去為他伸冤。但這也是一條人命啊，中國人的命就這樣不值錢！
13.2.張敬舜. “坦白從寬”的絕好一例
張敬舜，北京市人，赴朝當過志願軍，多少有點文化，在部隊裡幹過“宣傳幹事”之類的差事，轉業後在一家新華書店的門市部里當過店員。此人的長像非常特殊，從臉面上看，四方大臉，雙眼皮大眼睛，一個標準的男子漢的臉型，可個子只有一米五左右高，手腳也特別大，他穿四十三碼的鞋，簡直是個怪物。轉業後與北京市的一個賣豆汁的寡婦結了婚。這個寡婦還帶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有一天他把寡婦帶來的女兒（當然就是他的養女了）也強姦了，寡婦認為他不是人，把他告了，結果以“姦污”少女罪被判了三年刑，因為他當過志願軍，是“有功之臣”，所以判的特別輕。
188
要是換了別人，那就要以“強姦”幼女罪判刑。要知道，這裡有兩個很大的差別，第一，“姦污”跟“強姦”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比後者的罪名要輕的多。對於這種“花案”定罪時有“強姦”、“姦污”、“通姦”三種罪名，“姦污”是介乎於“強姦”與“通姦”之間的一種罪名（現在已取消了“通姦”罪），處理起來當然比“強姦”輕的多；第二，“少女”與“幼女”也有明確的界定，那時規定十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為之“少女”，十六歲以下為之“幼女”，而寡婦的女兒當時還不到十六歲。如果以強姦幼女罪判刑，十有八、九要槍斃，那時對強姦幼女罪判的特別重，我了解不少這樣的案子。即便是以姦污少女罪判刑，一般情況下也要判個十年八年，因此對張敬舜的判刑是輕了又輕。
張敬舜刑滿後留在興凱湖農場二道崗六分場就業，雖然他也是“二勞改”，但因為是“自己人”犯罪，所以對他特別照顧，讓他在伙房幹活。可這位老兄流氓惡習不改，在蒸饅頭時，他把饅頭做成象男人的生殖器的樣子，賣給就業的女職工和幹部家屬，被這些女職工端着去找了場長，結果他又被判了勞動教養。“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老兄又想投機，在教養隊裡要組織一個造反派，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這一回性質全變了，他再也不能被看作是“自己人”了。
六七年一月，興凱湖農場編散後，他也被調到了長水河農場，六七年底他也被調到了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現反隊”，跟我在一起。“文革”期間全國掀起了學“毛選”、學“語錄”的高潮，大跳“忠字舞”，勞改隊也不例外。六八年長水河農場的犯人掀起了學“毛選”、學“語錄”熱潮。張敬舜表現特別積極，就連吃飯、休息時也拿着“毛選”和“語錄”看，真是達到了“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的地步。在批鬥會上他表現更是積極，總是搶着第一個發言並首先動手打被批鬥的人。他平時拿着一個小本子，一聽到別的犯人
189
講什麼“反動言論”和“反改造”的話，他就記下來向管教幹部匯報，於是他成了犯人中學“毛選”的“積極分子”。
六八年“四挖三查”，號召犯人通過學“毛選”，提高思想覺悟，響應政府號召，大膽交待餘罪。孫教導員並說“只要你們主動交待了餘罪，不管多麼嚴重，政府一律不再追究你們的責任。有檢舉立功表現的，我們還要給予表彰獎勵和減刑”。張敬舜他老兄交待說：“在興凱湖農場教養期間，我曾經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機，企圖在教養隊裡組織一個聯蘇、討毛、伐林大軍，並自任大元帥”。從此以後犯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大元帥”。
“文革”中被打倒剛站起來工作的孫教導員，一聽他這樣交待餘罪，簡直如獲至寶，馬上對他大加表揚，說：“張敬舜通過學習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思想覺悟真正有了極大的提高，象這樣嚴重的餘罪，他都能大膽交待出來，這說明他真正從思想上靠攏了政府，相信了政府，你們大家應當向他學習，通過學習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提高思想覺悟，把自己過去隱瞞的餘罪大膽交待出來，政府不但不會再追究你們的責任，而且還會對你們實行表彰獎勵、記功減刑”。於是張敬舜成了全場學習“毛選”的積極分子和標兵，讓他到各個中隊和分場去給犯人作現身說法的報告，他成了全場的“大紅人”，他老兄便飄飄然起來，盼望着說不定哪天就來個“提前釋放”。可犯人們都知道，這傢伙不過是瞎吹牛，想搞政治投機。可是直到七零年一月份長水河農場解散，他老兄也沒接到“提前釋放”的通知，跟我一起調到了內蒙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
調到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後，大約一個禮拜，有一天早上站隊出工，管教幹部把他叫出來留下了。大幫犯人到了工地後，不少犯人就議論，張敬舜這回可能被“提前釋放”了，可我不這樣認為。我想，如果是釋放他，一定會開個全場的犯人大會，當場對他進行表揚，然後宣布提前釋放，這樣對
190
別的犯人才有教育意義，如果不聲不響的把他放了，能對別的犯人起到什麼教育作用呢？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等收工回來，聽值夜班的犯人講，張敬舜被砸上腳鐐，由兩個解放軍押着上了汽車拉走了，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張敬舜一直是學“毛選”的積極分子，表現一直很積極，沒犯過什麼錯誤呀，怎麼砸上腳鐐帶走了呢？我心裡想，等着瞧吧，不掉腦袋就算便宜了他。
不出我的所料，大約在三月初的一天，在保安昭總場開宣判大會，一次就拉出去槍斃了十八個犯人，罪名全是“現行反革命”，其中就有張敬舜。為了讓我“受受教育”，叫我去參加了那次宣判大會。我看到張敬舜也象其他被槍斃的犯人一樣，五花大綁，嘴裡塞着破布，用鐵絲勒着嘴，背後插着亡命旗。
槍斃人的布告就貼在白土崗大隊的大院裡，其中張敬舜的罪行跟他在學“毛選”中交待的想自己當“聯蘇、討毛、伐林大軍的大元帥”的餘罪一字不差。從這裡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所謂“坦白從寬”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不錯，對於坦白交待的一般刑事問題，確有從寬處理的，但對於政治問題那就另當別論了。在五一年“鎮反”運動中，有不少人主動坦白交待了，當時並沒有抓他們，可到了五五年“肅反”的時候，這些人又被統統抓了起來，而且判刑都很重，這樣的例子我見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所謂“坦白從寬”，當時不處理你，可帳卻給你記下來了，到了“秋後”的那一天，帳總是要算的。第二，人們常說：“吹牛不犯死罪”，這得看你吹的是什麼牛，如果吹牛吹的連偉大領袖、偉大的黨都扯進去了，那話就兩說着了。張敬舜就是因為吹牛把自己的腦袋吹掉了。他死了並沒有哪個犯人同情他，但畢竟這也是一個冤案哪。他死的真是可笑又可悲！
191
13.3.學“毛選”被殺一案
在那次宣判大會上被槍斃的還有一個十九歲的中學生，罪名是“污衊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在“文革”的年代，“毛選”和“毛主席語錄”幾乎達到了人手一套、人手一本，甚至幾套、幾本的程度。“文革”後這些散落在民間的光輝著作大都進了紙漿場或被小販們用作包了花生米、瓜子等東西。這位中學生當時學“毛選”，他認為哪一段話、哪一個論點不對或者認為已經過時，便用筆勾出來並作了眉批，結果被人檢舉了，最後以“污衊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的“現反”罪被槍斃了。
過了不長時間，又開了一次宣判大會，一次又槍斃了十幾個人。更有意思的是，當時槍斃人的布告上還赫然印着偉大領袖的語錄：“對那些罪大惡極的人，應殺他一小批”！聽管教幹部說，當時偉大領袖還批了一個數字：三千。當然，現在這話可能無從考證，不過這“一小批”也好，“三千”也好，到了下面執行起來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個“一小批”、多少個“三千”了。八億中國人就好象他老人家養的一群雞、一群羊，他想殺多少就殺多少，這種情況至今還留有痕跡。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許多高級幹部犯了罪的捕、判、殺並不是由司法部門獨立決定的，而是由更高一級的領導決定的。
在那個年代，因為說錯了一句話、寫錯了一個字被殺、被活活打死的人何止萬千！至於那些被抓進監獄、送到勞改隊的人，全國究竟有多少，又有誰能說的清？就連“文革”後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得到平反，官方也沒有公布過確切數字，更多的事例就無需多舉了。現在當局叫人們“向前看”，忘記過去，對過去執政者所犯下的錯誤（應該說是罪行）要人們“淡忘”、“淡化處理”。我贊成“向前看”的主張，但對過去的歷史，一個人對過去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對受到的折磨和屈辱、對失去親人的痛苦，人們能夠忘記嗎？人們
192
應該忘記嗎？請問當前的領導者，如果事情發生在你們身上，你們又如何想呢？你們叫人們學歷史，難道只要人們記住過去的“豐功偉績”，而對過去的錯誤不敢正視，輕描淡寫的對人們說一聲“淡忘”，這是對歷史、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嗎？
193
14.刑滿釋放──“二勞改”
14.1.首次踏入“二勞改”單位——烏蘭農場四中隊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我最後一次邁出了勞改隊的大門，沒有喜悅，也沒有悲傷，孤獨的一個人，背着一個破行李卷，帶着滿腹的狐疑去了烏蘭農場四中隊──勞改釋放人員就業單位報到，從此開始了“二勞改”的生涯。
我步行走到四中隊已是下午六點多鐘，看到有些就業人員正拿着飯盆去食堂打飯，我問一個就業人員，隊部在哪裡？他向我指了指，我就徑直向隊部走去。敲了敲門，裡面有人喊：“進來！”我就進去了。一個大約三十歲不到的幹部（後來知道他就是主管就業人員思想改造工作的陳幹事。此人原是一名會計，“文革”中造反爬上去的，幹部的級別雖然不高，目前卻是一個說一不二的大紅人），他看我仍然穿着一身勞改服，背着一個破行李卷，就問我：“你是不是剛釋放出來報到的？”我說：“是！”同時把介紹信遞過去，他看了一眼，馬上說：“你進隊部門怎麼不喊‘報告’呢？今後進隊部辦公室必須首先喊‘報告’，跟幹部講話也必須離三米遠首先喊‘報告’，記住了沒有？”我答應：“記住了！”但心裡卻想，這不跟當犯人一樣嗎？（二十二年的勞改和“二勞改”生涯養成了我跟幹部講話首先喊“報告”的習慣，為此在我剛平反留在扎賚特旗三中當了教師以後還鬧了一次大笑話。有一次王承斌校長找我談話，我開口不自覺的就喊了一聲“報告王校長”，惹的他哈哈大笑。他說：“老陳你有什麼話就說好了，喊什麼報告呢？”不久全校老師都知道了，成了我的一大笑柄，他們說，二十多年的勞改把我改造懵了）接着他又對我身上進行了檢查，並命令我打開行
194
李，對行李也進行了檢查，比檢查一個犯人還仔細，最後對我說：“今天你雖然釋放出來了，但別忘了你還有五年的被剝奪政治權利時間，你頭上還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今後你要繼續認罪服法，加強思想改造！”然後他就領我到了三組，並對三組的大組長潘玉林說：“他是剛放出來的，還有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的時間，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們大家今後要好好監督他、幫助他。”
潘玉林叫我靠牆第二個鋪位挨着學習組長高太沖放下行李，可我到現在還沒有吃晚飯呢，這位陳幹事連問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組長高太沖人還不錯，問我吃飯了沒有？身上有沒有錢？我說身上一分錢也沒有。他便主動借給了我幾元錢的飯票，我拿着從勞改隊帶出來的一個破飯盆子去食堂打飯。可開飯時間早已過了，伙房賣飯的人給了我兩個涼窩窩頭和半盆涼白菜湯，我端回去狼吞虎咽的吃了，這就是我勞改釋放後的第一天的生活。
在烏蘭農場四中隊勞改釋放的就業人員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一些年老的“歷反”，以南方人為主，有江蘇的、浙江的、福建的、江西的、廣東的等，北方人很少，少數黑龍江省和內蒙人，多半是一些年輕的刑事犯刑滿就業的。這些南方各省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大約有三分之一都帶家屬，算是在這裡安家落戶了。就業人員的“雅號”叫“二勞改”，她們自然就是“二勞改”家屬了，至於他們的子女，用當時官方的話來講，是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之類，說白了，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四中隊規模不大，大約有二百人左右，種着兩千多畝水田，象勞改隊一樣，全部是原始勞動。就業人員的編制、組織管理跟勞改隊無任何差別，分中隊、小隊、班組。白天出工勞動，晚上回來吃過晚飯後，由大組長、學習組長領着大家盤腿坐在炕上學習報紙、開批鬥會等。
我所在的三組共有就業人員二十人左右，住的房子跟勞
195
改隊也差不多。大組長潘玉林是浙江藍溪縣人，原是國民黨的一個兵痞，大字不識幾個，是個沒有頭腦的傢伙，他的地位和作用如同監獄、勞改隊的牢頭，是專門由政府挑選出來幫着幹部對就業人員進行監督管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打手。學習組長有兩個，一個叫陳錦仕，廣東省人，原來在國民黨縣政府里當過文書，另一個叫高太沖，浙江溫州人，原是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名副官，軍銜還是少校。因為他們兩個都有點文化，所以叫他們倆當學習組長，負責讀報、開批鬥會時作記錄等等。不過這兩個人還都不錯，大概是有點文化的人彼此之間還有點同情心吧，他們二人對我這個“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學生，一直很尊重，特別是高太沖。他們二人都不帶家屬。高太沖還有個女兒叫高文雅，“文革”開始時是高三的學生，六八年下放到黑龍江省伊春地區兵團，因為她老子是反革命，她當然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因為在長水河農場三分場時，我曾經跟下放青年打過一年多的交道，因此他常常向我打聽下放青年的勞動、生活情況，而且還拿出過他女兒的照片給我看過，看來父女情深。其他的就業人員多半是原來國民黨時期的保、甲長之類的下層人員，大都沒有什麼文化，經過多年勞改和“二勞改”生活的改造，他們除了知道幹活、吃飯以外，幾乎都成了“木頭人”。
這個隊的管理人員共有五人，指導員姓張，管教幹事即我前面寫的陳幹事，另外還有兩個管生產的隊長，一個姓朱，湖南人，另一個姓孫，還有一個會計，也是幹部。朱隊長人還不錯，不輕易對就業人員發火，其餘四人都是東北人。那位孫隊長個子不高，講起話來滿口髒話，雞巴、巴子不離口，喜歡講一些下流的歇後語，跟就業人員講話，張口就是“二勞改，二勞改”的叫，什麼也不忌諱。不過他不大注意就業人員的思想言行，只要哪個就業人員能幹活，能超額完成任務，他就認為是好樣的，可他表揚起人來也是滿嘴髒話。姓張的指導員平時還可以，也不輕易打罵就業人員，但此人有
196
點喜怒無常，而且貪心比較大。就業人員被批准回家探親，每次他都讓回來時給他帶東西，象有些邊疆買不到的日用品，讓回家探親的就業人員回來時給他帶，可他從來不給錢。他跟陳幹事似乎有矛盾。陳幹事這傢伙是造反派出身的大紅人，主管思想教育，“原則性”很強，始終視我這樣的“右派現行反革命”出身的就業人員為眼中釘，三天兩頭找我的麻煩。
就業人員與犯人有什麼不同呢？歸納起來大約有這麼幾點：
第一，就業人員每月有三十二元的生活費（不叫工資，因為只有工人和幹部才有工資，勞改就業人員大都帶着五類分子的帽子，當然不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和幹部），個別就業時間比較長，能幹活的，也有每月拿到三十六元的，不過這樣的就業人員為數極少，多半都是就業人員中的“大組長”之類的人物。
第二，因為有了收入，吃飯要自己掏錢買飯票，不象勞改隊那樣吃“皇糧”。
第三，每到大禮拜（一般是兩個禮拜休息一天，叫大禮拜，春播、秋收大忙季節沒有大禮拜），就業人員可以自己到總場的商店裡去買點東西，但不許一個人單獨出門，必須兩個人以上才能出去，而且要向隊部請假，要準時回來消假。象我這樣剛刑滿釋放出來的就業人員，出門必須有大組長和學習組長之類的人陪着，對於“表現不好”或犯了錯誤的就業人員，不許隨便出門。
第四，不帶家屬的就業人員，如果老家還有父母、妻子等直系親屬，按規定每兩年可以享受一次探親假，但真正能享受到這個權利的只有那些就業人員中的“積極分子”和回來後能給幹部帶來禮物的人，一般就業人員很難享受到這個權利。
第五，出工幹活時只有幹部帶工，沒有解放軍看押，這
197
似乎比犯人“自由”了些，但勞動時間一般比犯人還要長，因為犯人出工幹活有解放軍看押，收工晚了，特別是冬天，白天短，收工晚了看押的解放軍不讓，就業人員不受此限制，春播大忙時，趕上月亮天，有時勞動到半夜。
14.2.“二勞改”的命運
到四中隊後不久，正好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建立邦交關係，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偉大領袖的這一偉大戰略布署”，監獄、勞改隊自然也不例外。在小組學習討論發言時，有個叫王其本的老就業人員問了一句：“田中角榮來我國訪問帶不帶糧票？日本的糧票在中國能用嗎？”這一問不要緊，說他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糧食政策”、“破壞偉大領袖的偉大戰略布署”，於是綁起來一連開了他三晚上的批鬥會，差點把這個老傢伙整死。
他問的問題的確有點令人好笑，但完全是出於無知。王其本是江西人，六十多歲，當過偽保長，念過兩年私塾，因“歷反”罪，在五一年“鎮反”時被判刑十年，刑滿後一直在烏蘭農場就業，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的形象活象一個木乃伊，他對政治形勢半點也不懂，對國際關係常識更是一竅不通。“文革”及其以前，我國買什麼東西都要憑票，買糧要糧票，買布、買衣服要布票，買油要油票，買菜要菜票等等。那時出差辦事的人，如果身上沒有糧票，只有錢，飯店也不賣給你飯吃。因此王其本他老先生就認為既然人人出門都要帶糧票，那麼日本人到中國來也應該帶糧票，因此就冒然問了這麼一句，差一點被整死，連老命搭上。
第二件事就是有個叫陸山的老人，在院子裡大罵日本鬼子，被綁起來，嘴裡塞上臭襪子，吊在樹上，最後關進了小號，這件事前面我已經寫過。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個叫張舉元的老就業人員，六十多歲
198
了，江蘇贛榆縣人，解放前在偽縣政府里幹過幾天文差事，並無什麼具體的罪行，“肅反”時被判刑十年，人很和善，象棋下的很好，休息時我常找他下下棋。就業十多年，他省吃簡用攢下了五百多元錢，想請假回家看看，他家中還有老伴和一子一女。人老了總愛思念孩子，陳幹事開恩批了他的假。可是回到家裡他老伴和兩個孩子都不認他，因為怕受牽連，早就跟他劃清了界線，妻子不認他這個反革命丈夫，孩子不認他這個反革命爸爸，連他這五百元錢也沒敢要他的。他傷心極了，找個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回到農場的當天夜裡就跑到馬號里吊死了，兜里還揣着那五百元錢。他死後錢當然是沖公了。這件事對我的思想震動很大。解放後歷年來的政治運動，特別是使人變的發瘋的十年“文革”，把人們的靈魂完全扭曲了，人性泯滅了。屢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多少個家庭破碎，多少個屈死的冤魂，有冤無處伸，特別在“文革”期間，一家幾口人屬於幾個不同的“造反派”，連吃飯、睡覺時都打“派仗”，使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啊人！你們的人性哪裡去了？難道人們都瘋了嗎？怎麼一個人就能把八億中國人都變成瘋子呢？我實在不理解。中國人的命運可悲啊！張舉元的死使我連想到，幸虧我已經沒有了父母妻子，如果我也有父母妻子，他們又會怎麼對待我呢？我不敢繼續往下想了。
第四件事就是七三年拔草時，有個叫范汝愚的剛剛釋放出來不久的就業人員，三十多歲，哈爾濱市人，精神多少有點毛病，因為跟幹部頂撞被吊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種的農藥自殺了。有人看到他躺在炕上吐白沫，報告了陳幹事。陳幹事命令兩個就業人員把他拖到院子裡，醫務室就在大院裡，離就業人員的宿舍不到五十米遠，要搶救的話，完全可以救過來。可是陳幹事命令一個就業人員到廁所里用糞勺子舀了一勺子大糞湯子，撬開他的嘴巴往裡灌，好讓他吐，人沒有救過來，死了，蛆蟲、還在他臉上爬。我看到後身上直
199
起雞皮疙瘩，心揪的難受。這就是我刑滿釋放，重獲“自由”後不到一年親眼目睹的幾件事，這就是在那個年代，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的“二勞改”的命運！簡直連一條狗、一隻雞都不如！
14.3當“二勞改”被毒打
就業人員李子昭（廣東人，大學文化，罪名是歷反，六十多歲，任就業人員統計）發明了一種插秧機，名字雖然叫機器，實際上沒有任何動力，全靠人拉，很笨重。由於四中隊的就業人員大都是一些六十來歲的老人，拉插秧機太吃力，於是決定讓我拉，因為我那時才三十七、八歲，是個壯勞力。但我拒絕，寧願彎腰手工插秧。為什麼呢？因為這台插秧機除了笨重，拉起來太吃力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它下秧不均勻，老有斷壠的現象，我怕管教幹部找我的麻煩。要知道，一旦出現比較嚴重的缺行斷壠的現象，他們就不說是機器的問題，會說你是故意破壞生產。十五年的勞改歲月，我雖然多次犯“錯誤”，被戴上刑具關小號，受刑罰，但這些所謂的“錯誤”都是不認罪、頂撞幹部和言論問題。對不認罪和頂撞幹部我能替自己辯解，而且我沒有理由也不會頂撞他；對於言論問題，譬如說因為議論林彪差點被槍斃，但因為沒有人證、物證，我可以咬牙不承認，他們要想硬給我定罪恐怕也很困難。但在生產勞動中可不一樣，一旦認定你是破壞生產，因為有了物證，你有八張嘴恐怕也無法為自己辯解。管教幹部平時老死死的盯着我，因此不管怎麼說，我就是不拉那個該死的插秧機。
那一天是張指導員帶工，他火了，掄起一把水平地用的二齒子就給了我一下，差點把我的左胳膊打斷，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靠肩膀的地方打的全紫了，腫起來個大包，幸虧我穿着棉襖，不然的話，胳膊非斷不可。這下不能幹活了，他
200
命令大組長潘玉林把我綁起來送回去。說來湊巧，走進隊部恰好遇到總場的管教科洪科長，他問是怎麼回事？我把情況向洪科長匯報了。他叫潘玉林先把繩子給我解開，我脫下一隻袖子給洪科長看，他看了以後沒說什麼，叫潘玉林領我到醫務室去用碘酒擦了擦，回到隊部他批評我說：“有問題可以向幹部說清楚嘛，不應該不聽指揮。”
我胳膊被打成個這樣，不能幹活了，他叫我先回宿舍休息，結果我休息了一個禮拜沒有參加勞動，等胳膊好了，春播基本上完了。
按規定幹部是不允許打人的，他可以給你戴刑具，也可以把你綁起來，吊起來，這些都是“法律”所允許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讓其他的“二勞改”動手，幹部們一般不親自動手，如果他要親自動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隊部或把你弄到一間空屋子裡去，這樣不管怎麼收拾你都沒有人看見，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贏。這一次張指導員當着那麼多就業人員用二齒子打人，影響是很壞的。平時陳幹事就與他有矛盾，借這件事可能向洪科長告了他的狀，過了不久，張就被調走了。而我在七月份也被調去了半拉山。
14.4.做了一件好事
調半拉山的全是從各中隊挑出來的一些平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不好管教的“刺頭”，共有四十多人，任務是修路和維修堤壩，只配備了一名幹部──王幹事。這位王幹事三十多歲，人還不錯，脾氣很好，沒跟我們這幫“二勞改”發過火，而且還常跟我們這幫“二勞改”一起喝酒（要知道，這是違背“原則”的）。他既管生產勞動，也管思想教育，實際上他什麼事也不大管。這一段時間我可真享受到“自由”兩個字的可貴了。
到七四年一月份，路修完了，堤壩也修完了，要把我們
201
這幫人編散，哪個中隊來的還回哪個中隊去，但我們這幫“刺頭”哪個中隊也不願意要，於是就把我們這四十來個人暫時調回三中隊借住，直到三月底、四月初。在這一段時間裡實際上什麼活也沒幹，只是偶而碰上三中隊往外運糧食時，叫我們去幫着裝裝麻袋，裝裝車，倒是很自在。不過在這一段時間裡我卻做了一件大好事。
有一個叫劉金慶的小伙子，在修堤壩時腳被石頭砸了一下，當時他沒在意，後來得了脈管炎（動脈炎），順着五個腳指頭往外冒黃水，到醫院去看，醫院治不了。我們大家給他湊了點路費，由一個外號叫李大麻子的就業人員陪着他去哈爾濱大醫院看，大夫說必須從大腿根截肢，回來後他整天哭。才二十六歲呀，如果成了殘廢那怎麼辦呢？後來我們打聽到新河農場有個老中醫專治脈管炎，是祖傳秘方，於是我們就用一輛底排子車，三個人拉着他走一百多里路去請這位老中醫看病。
這位老中醫也是一個刑滿釋放就業人員，浙江溫州人，看後他說：“這病看晚了，如果早來治的話，我保你三付藥就能治好，現在至少要一百付藥”。既然一百付藥能治好，我們每個禮拜就拉他去看一次病，一次取回一個禮拜的藥，好在中藥不貴，錢都是我們大夥湊的。果然不假，一共吃了一百零三付藥，把他的脈管炎治好了。好了後他又沒有錢答謝，於是他便跪下給大夫和我們幾個湊錢拉他去看病的人磕了幾個頭。我們這些人雖然都是一些不服管教的“刺頭”，但在危難之際，大家還是能夠互相幫助的。
14.5.龍江縣採石場見聞
因為基建需要石頭，四月份便把我們這幫人調到了龍江縣，頭站公社南華大隊一小隊去打石頭。因為山上沒有房子，一開始我們住在老鄉家裡。一間大屋子裡有對面兩盤大土
202
炕，中間有一道一米高的火牆，南炕上睡的是老頭、老太太（說是老頭、老太太，實際上不過四十多歲），往下是十五、六歲的大姑娘、十二、三歲的二姑娘、十歲左右的小兒子，再往下隔着一層布簾，就是剛結婚不久的大兒子和大兒媳婦，共七個人睡在一盤炕上。北炕上就睡着我們這些“二勞改”，也是七個人。過去黑龍江省農村有個習慣，為了取暖節省柴草，一家人都睡在一間屋裡。難怪除了黑龍江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以外，還有三怪：窗戶紙糊在外、公公穿錯了兒媳婦的鞋、養個孩子吊起來。“窗戶紙糊在外”是為了擋風，如果糊在屋裡，外面冷，屋裡熱，夜裡窗子上結滿了冰，白天一化，糊的紙就掉了。“公公穿錯了兒媳婦的鞋”是因為都睡在一個屋裡，那時又沒有電燈，夜裡起來下地解手，難免穿錯了別人的鞋。“養個孩子吊起來”那是因為黑龍江省的小孩，一生下來就讓他睡搖籃，搖籃就用繩子吊在房梁上。
黑龍江省的農民不大講衛生，干一天活，出一身臭汗，回來也不洗洗，連腳也不洗，就那麼上炕睡覺。而我每天幹完活，晚上回來，不論冬天、夏天我都要用毛巾蘸着水擦擦身上，否則一身臭汗睡覺太難受了，沒有熱水，用涼水我也不怕。但現在一間屋裡有好幾個女的，我怎麼能脫掉衣服擦呢？沒有辦法，我就端一盆水到院子裡草垛後面快點擦擦，好在四月份白天天氣已經比較暖和了，我也不怕冷。過去在興凱湖農場時，冬天屋裡零下十幾度，我照樣脫了衣服擦身上。老鄉見我每天收工回來端一盆涼水到院子裡草垛後面不知道幹什麼，就打發他們的十歲左右的小兒子偷偷過去看，這孩子回去告訴他父母、哥哥、姐姐們，我回屋後，他們笑着問我：“你是南方大城市來的吧？怎麼這麼個講衛生法？我們可沒有這習慣，你不怕感冒嗎？”我也笑笑說：“我已經練出來了，不怕！”
在老鄉家住了大約十天，採石場山坡上已蓋好了簡單的
203
工棚房，我們就搬到山上去住了，幹部也害怕我們這幫光棍跟老鄉住在一起，時間長了會出問題，一旦跟老鄉發生什麼糾葛，那麻煩就大了。
看來山高皇帝遠，這裡老鄉的“階級覺悟”也並不高，對我們這幫“二勞改”四類分子並不歧視。這個屯子很特殊，全屯子都姓林，唯獨支部書記姓周，五十來歲，他在屯子裡可是說一不二，就連屯子裡出了人命案，只要他出面說一句話，問題也就擺平了。
他經常到山上找我們這幫“二勞改”一塊喝酒（當然是我們請他），人還不錯。他自己對我們說，一年到頭，他很少在自己家裡吃飯，不是這家請他，就是那家請他。有一天正是禮拜六，周書記正在山上跟我們閒聊，突然從屯子裡跑來一個人對周書記說：“周書記，屯子裡出事了！你快回去看看吧！”他問：“出什麼事？”來人說：“林祥家爺兒倆要拼命，你快回去說說他們吧，不然要出人命呢！”他站起來對我們說：“走！一塊看看去！”出於好奇，我們四、五個人也跟着去了。原來是林祥拿着一把鐵鍬，他爹拿着一把二齒子，爺兒倆要拚命，許多人拉着。
周書記一到，喊了一聲，爺兒倆手裡的傢伙就都放下了。一了解原來是公公“扒灰”，所以兒子要跟老子拚命。你猜周書記說什麼？他說：“我當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捅錯了窟窿眼這麼屁大的一點小事嗎？有什麼了不起的，算了！預備飯！”回頭也沖我們幾個人說：“別走了，吃完飯再回去！”於是婆婆、兒媳婦就趕緊忙活，燉了一大鍋酸菜粉條，一家人圍着炕桌坐在炕上，兒媳婦端着一碗酒，舉過頭頂，跪着先敬周書記，後敬我們幾個“二勞改”（因為是客人），再敬跟自己干那事的公公，最後敬自己的丈夫，一件要出人命的大事，就這樣“和平解決”了，我感到又好笑、又好奇。
在這個隊還遇到一件新鮮事，這個隊的生產隊長有一個
204
傻姑娘，二十多歲了還沒有結婚（那個時候農村里結婚都比較早，好多不到十八歲就結了婚甚至有了孩子了）。因為她有經神病，本屯子的小伙子誰願意要她呢？後來她爹就給她找了個從關里來的盲流，作了倒插門女婿。這個盲流傻大黑粗，有把子力氣。結婚的那天，周書記跟我們說：“今天傻姑娘結婚，走！咱們去看看熱鬧去！”結果我們這幫“二勞改”去了一大幫。當然不能白去，多少得湊點禮金。
農村里結婚非常熱鬧，酒席就擺在院子裡，光喝酒就鬧騰到夜裡十點多。東北農村有個習慣，結婚的當天晚上要鬧洞房，而且鬧的越厲害越好，如果沒有人鬧洞房，那倒不好了。那天晚上屯子裡的小伙子鬧洞房鬧的厲害，有的就往新娘身上亂摸，快十二點了，新娘、新郎要睡覺，老太太把那幫小伙子哄出來，帶上門，這時我們就要回去，周書記說：“再少等回，好戲還在後頭呢，反正你們明天是大禮拜休息”。
一幫小伙子就趴在窗戶上聽新郎、新娘的動靜。不一回傻姑娘象殺豬一樣的喊起來了：“媽呀！他把個什麼東西塞到我×里去了！”這一下大夥笑的簡直直不起腰來了。老太太還在外屋地喊：“傻妮子，不要緊，一回就好了！”這一下全屋子的人笑的更厲害了，那幫爬在窗戶上的小伙子還不想走，老太太出來硬把他們哄走了。
二十多年的勞改和“二勞改”生涯，我遇到過許多有趣的事情和稀奇古怪的案件，因多半涉及下流，就不便多寫了。
時間長了，屯子裡的人也常上山跟我們閒聊，通過閒聊我知道，周書記跟屯子裡不少年輕婦女都睡過覺，可在閒聊中，我發現村民們對他好象並沒有什麼怨恨情緒，相反的，還都說周書記是個“大好人”，這真有點原始部落的味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原來這個一小隊的生產搞的比較好，一個工分能合七、八分錢，一個勞力干一天掙十個工分就合七、八毛錢，多的能掙到一元多錢，一個月就能掙三十元左右。
205
要知道，當時在農村，這的確就算高收入了。可相鄰不遠的南華二小隊可就不行了，一個勞力干一天活，連一毛錢都掙不到，吃糧靠救濟，老百姓有的窮的連褲子都穿不上。
有一天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姑娘，看上去不過十二、三歲，披着大人穿的一件破棉襖，踏拉着大人穿的一雙破鞋，腳指頭都露在外面，到山上向我們要飯。別看我們這些“二勞改”，倒是都有點惻隱之心，這個給她五毛，那個給她一塊，小姑娘跪下給我們磕頭，說：“謝謝大叔們，你們都是大好人哪！”她小小年紀哪裡知道我們都是一些戴着“四類分子”帽子的“二勞改”。我趕緊把她拉起來，出於好奇，我問她：“你是哪個屯子的？”她指指山坡那邊說：“南華二隊的。”我說：“我能不能跟着你到你家看看？”她說：“我家很窮！”我說：“不要緊”，就跟着她翻過一道崗子到了這個孩子的家。
她家住着一間四面透風的破土屋子，屋子裡面一盤土炕，土炕上鋪着一張破席，四十多歲的父母看上去象六十多歲的老頭、老太太，還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和三個半大男孩子，六口人（加上要錢的小姑娘是七口）捲縮在土炕上。老頭、老太太圍個破被靠在牆上，三個半大小子光着腚鑽在一床破被子裡，一家七口一共蓋着兩床破被子。老頭、老太太可能連褲子也沒穿，見我進去也不敢起來，只有他們的大姑娘要下地給我倒水，我趕緊制止了她。一張破桌子上放着幾個帶豁口子的破碗，地下有一個破水缸，半缸涼水上面飄着一個瓢，再也看不到有什麼別的東西了。夏天三個男孩子整天光着腚，兩條褲子老頭、老太太和兩個姑娘出門時輪着穿。看到這種情況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我長這麼大，這還是頭一回接觸到農村的生活，我怎麼也想象不到，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竟然還有這麼落後、這麼窮苦的地方。
臨走我給他們留下了十元錢，告訴老頭、老太太，給小
206
姑娘買件衣服穿。老太太還對我說：“您是大好人哪！現在我們窮的連飯都吃不上，我們大丫頭已經十七、八歲了，您能幫忙給她找個工作，找個人家（婆家）嗎？我們家窮的這樣，什麼條件也不要，只要能找個工作，找個人家能讓孩子吃飽飯就行。”我說：“現在恐怕不行，我也是外地人，在這裡臨時工作，等以後有機會再說吧！”我仔細端相了一下他們的大姑娘，身上雖然穿的破破爛爛，孩子的相貌還不錯。這麼大的女孩子，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一起苦熬日子，命運實在可悲呵！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在回來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是山東人。不論在北京讀書時，還是在黑龍江省、內蒙勞改，人們一提起山東來，都是異口同聲一個“窮”字。的確，山東過去因為人多地少，比較窮，遇到災荒年，聽老人說不少人到東北逃荒，叫作“下關東”。六四年黑龍江省作過一次調查，往上查三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東人逃荒過來的。可是究竟窮到個什麼樣子，我一點也不知道。現在我親眼看到了什麼叫作“窮”了。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的經濟發展很快，山東人現在的生活水平比過去確實是大大提高了，在全國已屬前幾名，社會上不是流傳着“江南看廣東、江北看山東”的說法嗎？許多東北的山東老鄉現在都往回流。可是在山東老根據地沂蒙山區，目前仍然有類似南華二隊那樣貧窮落後的地方，前兩年報紙上報道過。不僅沂蒙山區，凡是過去的革命老根據地，現在都比較窮，這難道僅僅是地理條件的關係嗎？社會學家們應該做出回答。
14.6兩次事故,又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在南華打石頭，發生了兩件事故，我差點送了命。
第一件事是我在一個三米左右高的崖頭上打炮眼，一個叫谷明柱的傢伙在我身後用一根撬槓撬石頭，這傢伙是山東
207
陽穀縣人，原來是逃荒到黑龍江的盲流，因盜竊罪被判三年，刑滿後跟我在一起就業。他有一把子傻力氣，膀大腰圓，頭腦簡單，外號叫二楞子。當時我站在一塊大約一米五長、一米多寬、一米多厚的大石頭上，不知怎麼搞的，他一下就把這塊大石頭和我一起撬了下去。我在下面，石頭在上面，如果砸在我身上，非把我砸成肉漿不可。可我命不該絕，下面正好有一快圓咕嚕的大石頭，我掉在了這塊圓咕嚕的大石頭的左邊，撬下來的那塊大石頭砸在下面那塊大石頭上後，一下彈到了右邊去，把在下面幹活的人臉都嚇黃了。幸好並沒有嚴重受傷，只是腿被戳了一下，骨頭並沒有傷着，許多人都罵他，我說：“算了！算了！他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平時我跟他又沒有什麼意見，而且他對我還很好，又是老鄉，絕沒有害我的意思。不過我卻是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第二件事是打炮眼，我管裝藥，恰好遇到啞炮，等了二十多分種還沒有響，大家不能老等着不幹活，必須有人去排除啞炮，誰去呢？是我裝的炸藥，當然就得由我去排除。
排啞炮的要領是跑過去，迅速把導火線拽出來，火星接觸不到雷管，就不會爆炸了。下一步就是用一根帶小勺頭的鋼筋輕輕的把炸藥掏出來，用力猛了，撞擊雷管也會引起爆炸。我出了掩體向前跑了不到十步遠，“轟！”的一聲就爆炸了，大大小小的石頭從天上落下來，，有一塊大約五、六公斤重的石頭就落在我前面不到一米遠的地方，如果砸在我頭上，非把我砸的腦漿迸裂不可。我雖然沒傷着，可是一個傢伙正在很遠的地方蹲着解大便，他認為離的那麼遠，石頭落不到那裡去，結果一塊核桃大小的石頭落下來正好砸在了他的屁股上，傷的很重，如果砸在頭上，也有生命危險。要知道，石頭雖然不大，但從幾十米的高空落下來，衝擊力也是很大的。
208
15.大興安嶺伐木工.縣鳳凰山農場.上海下放青年
15.1.採伐隊的原始勞動. 第十一次死神向我招手
我們在南華打了半年石頭，到十一月份石頭打的也差不多了，這時黑龍江省勞改局要組織一批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到大興安嶺去伐木。大興安嶺原屬內蒙呼倫貝爾盟，但在“文革”期間，整個呼倫貝爾盟劃歸了黑龍江省，於是從扎賚特旗的各個勞改單位都抽調了一批年青力壯的“二勞改”組成了一個採伐大隊去大興安嶺採伐。正好我們這個採石隊打的石頭也差不多夠用了，於是就把我們這些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傢伙調去了。除我們這些人外，另外還從烏蘭農場各中
209
隊挑選了一些青壯勞力組成了烏蘭農場採伐分隊，大約共有一百號人左右。採伐大隊的領導是黑龍江省勞改局派去的，我們烏蘭農場採伐隊的帶工幹部是姓唐的指導員。姓唐的原在長水河農場三分場當指導員，長水河農場解散後，他隨犯人一起調到了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這回讓他帶領我們這幫“二勞改”到大興安嶺採伐。除姓唐的外，還有兩名幹部和一名會計。姓唐的這傢伙使喚起人來比奴隸主使喚奴隸還狠，簡直拿人當牲口用。
大興安嶺產優質紅松，可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已經採伐的差不多了，凡是好采、好運輸的地方，基本上已經被當地林業局的工人採光了，剩下的都是在比較陡峭的山坡上，既不好采、又不好往下運，林業局工人不願干，於是林業局就和勞改局達成協議，組織我們這些命不值錢的“二勞改”去干。
林業局和勞改局達成的協議是給我們這些人每月四百一拾元。這個工資數目是非常高的，當時恐怕連中央領導的工資也沒有這麼高。為什麼呢？第一，當時大興安嶺林區的工人的工資就很高，連關里去的一些盲流在那裡“打半子”，每立方米就是十元錢。“打半子”是什麼活呢？就是上山把樹伐倒，砍去樹頭，用牛套子拉回來，再用鋸鋸成一米長一段，然後用大斧子劈成五、六瓣，碼成一立方，就可以掙十元錢。那些有力氣能幹的盲流一天能幹兩、三立方。就連那些在呼盟大草原上用大扇刀打草（供海拉爾造紙廠用）的盲流一天也能掙一、二十元。林業局的家屬三鍬挖一個坑栽樹苗，挖一個坑就掙一角錢（不過這活別人是干不上的），何況我們幹的活全是賣命的活。不論是上山伐木、趕牛套子從陡峭的山坡上往下運，還是在火車站抬木頭裝火車，都是非常危險的的活。可是我們每月能拿到多少錢呢？平均不過一百元左右。在火車站抬木頭裝火車的都是些身體特別強壯的三十歲上下的壯勞力，每月也只不過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210
其餘的都作為勞改局的收入拿去了。雖然如此，在農場幹活的人都想去，因為每月一百元比在農場每月三十二元高多了。現在不是有些黨、政機關，甚至學校都流行着搞什麼“創收”嗎？也許當年黑龍江省勞改局搞的這一舉措就是“創收”的開始吧。
我們的採伐隊在博克圖和牙克石之間的烏奴爾，離免渡河很近。免渡河是中國的寒極，最冷時能到零下五十多度。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那一年冬天到過零下五十六度。沒有到過零下五十度的嚴寒地區的人，根本不知道零下五十度的含義是什麼。在這裡人們穿棉襖根本不管用，就是穿再厚的棉襖也不行，甚至穿一般的皮襖也不行，必須穿“老羊皮襖”。一件“老羊皮襖”重三、四十斤。戴上大皮帽子，腳上穿皮烏拉，裡面塞滿烏拉草，手上戴上厚厚的大“手悶子”（除大姆指外，其餘四個指頭不分的棉手套），才敢出門。即便是這樣，早上一出門，由於人呼出的熱氣和身上散發的熱氣，馬上就會變成一層白霜罩在人身上，遠遠看去象是一個雪人。過去關里人謠傳說，到了黑龍江撒尿要用棍敲，否則撒出的尿就會凍成一根冰棍，這有些誇大，但撒在地上的尿，濺起來的尿滴再落到地上，就是一些小冰渣，這卻是事實。早晨出門不敢大口吸氣，因為空氣太冷，大口吸氣，人的鼻腔和肺都受不了，那一帶人得氣管炎的特別多，氣管炎是那一帶的地方病。
在東北林區工作過的都知道，採伐必須在冬天進行，因為冬天樹本里的水分都凍成了冰，伐起來不夾鋸，夏天樹裡面水分很大，鋸起來夾鋸，根本伐不了。再說，夏天是樹木的生長期，也不讓采。因此勞改局組織的採伐隊都是冬天十月份上山，干一冬天，到來年四月份下山，各回各地，到了冬天再上山採伐，也有少數人夏天留下的，在火車站的棱場干裝火車或歸棱的活。
烏蘭農場採伐隊的採伐點在離烏奴爾火車站大約一百
211
里左右的深山裡，住的是帳篷。冬天零下五十度住帳篷怎麼能行呢？全憑燒柴取暖，每個帳篷里都有兩個用汽油桶做的鐵皮爐子，山裡有的是木頭，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火，把爐子燒的通紅。每個帳篷指定一個“思想靠攏政府”的就業人員負責這項工作。
我干的工作是採伐，用一把八十公分長的刀鋸到山上伐樹。伐樹這項工作是很危險的。小樹直徑也有三、四十公分，大樹直徑有一米左右，二、三十米高。一棵樹倒下時砸在鄰近的樹上，由於冬天樹叉很脆，砸的樹叉子滿天飛，這叫作“回頭棒子”，一旦稍微大一點的“回頭棒子”砸在人頭上，人就沒命了，因此每人發一個柳條編的安全帽戴在頭上。第二個危險是有時樹雖然鋸斷了，因為風頂着，它不倒，這叫作“吊死鬼”，不定什麼時候風一停或風向一變，它才倒下去。由於樹倒的方向無法確定，所以伐樹的人要特別小心，萬一讓樹砸在你身上，幾千斤重，非把你砸成肉餅不可，各採伐隊每年都有死、傷的。在山上採伐都是每個人單獨作業，人與人之間相距不能少於五十米，以免張三伐倒的樹砸着李四，李四伐倒的樹砸着張三。
另外林區工人比較迷信，每年冬天進山採伐時，都要先燒香、供豬頭，敬山神。“文革”中破“四舊”破的那麼厲害，這一舊風俗也沒破得了。當然，我們這些“二勞改”進山幹活是不管那一套的。
有一次我在一個陡峭的山坡上伐一棵直徑七、八十公分的大樹，鋸了整整半天才把它鋸斷，但風頂着，它就是不倒，成了“吊死鬼”。遇到這種情況，伐樹人是不能走的，而且要大聲喊，以免別人不知道走過來，樹倒了砸着。我足足等了有半個鐘頭，它就是不倒，忽然風向一變，它迅速橫着山坡倒下來。我正在不遠的下方向山坡上，樹倒下後順着山坡往下滾，因為山坡很陡，樹滾的很快，你想往下跑是躲不了的，非讓大樹把你幹了麵條不可。幸虧我身體比較靈巧，等
212
樹滾到我跟前，我猛的扶着樹來了個前滾翻，翻到了山坡上面，若是動作慢了一秒鐘，我早就被乾麵條了。
在山上伐樹除了自然的危險外，還有人為的危險。伐樹的人,一人一把鋸、一把斧子，樹伐倒後，砍去樹頭，再鋸成六米一節或八米一節，然後由管運輸的人，用撬槓撬上爬犁往下拉。由於伐樹人之間相距五十多米遠，有樹擋着，誰也看不見誰，幹部經常到山上轉悠着檢查，你如果得罪了他，他一槍把你打死，然後在雪地上踩上些亂七八糟的腳印，說你企圖拿斧子行兇，他用槍把你打死，又沒人看見，你死了白死。
趕爬犁從山坡上往下運木頭，看起來這活比較輕，但危險性卻不小，因為山坡陡，在雪地上爬犁順坡往下溜的很快，一不小心，就會把牛和趕爬犁的人撞死，象這種危險的地段、危險的活，林業局的工人是不干的，只有讓我們這些命不值錢的“二勞改”去干。
抬木頭裝火車這種活又累又危險。六個人或八個人，兩人一付卡鈎、一付槓，抬着重達一噸多重的圓木裝火車，走並排的兩行寬僅三十公分的跳板，而且要轉幾個彎，危險極了。如果有一個人失了手，溜了槓，其餘幾個人都有被圓木砸死的危險。
五、六十年代中國演過一部喜劇電影叫“錦上添花”，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大都看過。其中有這麼一個鏡頭，有一個知識分子書呆子，叫他寫一首抬木頭的號子，他用簡譜寫了一首，根本不能用，惹了個大笑話，這實際上是諷刺知識分子的，最後由一個叫“老解決”的鐵路工人，喊着號子把木頭抬走了。但那是在平地上抬，看起來好象沒什麼，很輕鬆，實際上滿不是那麼回事。一旦上了跳板，圓木就放不下了，即便你累得吐了血，也要堅持着直到抬到火車上裝好為止。過去不少老林業工人都知道，幹這種活累得吐了血的不在少數。因此一付槓八個人就象親兄弟一樣，其中有一個槓
213
頭，就是他們的大哥，也是力氣最大的一個，一般他都在二槓上，因為一上跳板，圓木的尾巴一拖地，二槓的分量一下就能增加一倍，一個人如果沒有五百斤以上的力氣，甭想上二槓。過去抬木頭裝火車的工人，他們的行業把頭氣都很嚴重，隨便一個人，就是你再有力氣，要想加入他們的小組都很難。不過裝火車這種活，目前林業工人早就不幹了，他們是用吊車裝，人工抬這種活只有留給我們這些“二勞改”了。
七四年冬至七五年春，我在山上幹了五、六個月的伐木工，每月能掙到一百元左右，這個數目對我們這些“二勞改”來說，不算少了。我也象其他人一樣，自己做了條布腰帶，把錢藏在裡面，不論出去幹活還是晚上睡覺，都扎在腰裡，以防帳篷失火燒掉或被別人偷去，要知道，這點錢是拿命換來的。
15.2.烏奴爾見聞. 連技術員
到七五年四月底，山上的積雪開始融化了，進入了封山育林期，各採伐點都撤了，各回各的勞改單位。由於我們這些從烏蘭農場打石場調來的人都是一些各單位都不願意要的“刺頭”，有幸留了下來，在烏奴爾車站干零活，有的歸棱，有的參加修路，這兩種活我都幹過。我雖然身體瘦小，但在歸棱中鍛煉的也很有力氣，那時我一個人的肩膀就能擔三、四百斤重量。在修路中我認識了當地林業局的一個技術員，他叫連成壁，三十歲左右，人很好。他知道我是大學生，而且是學數學的，因此在道路設計中，凡涉及到轉彎的弧度和行車速度的關係之類的數學問題，他經常向我請教，我們建立了友誼。後來他救過我一命。
在烏奴爾車站幹了四個多月的活，我了解到當地林業局的家屬有不少人作風不好。她們並不是圖錢，而完全是一種生理上的需要。這也難怪她們，建國前後，特別是三年“自
214
然災害”期間，山東、河北、安徽、河南諸省的農村，農民的生活都很苦，很多地方連飯都吃不上，因此不少人闖關東到了林區賣苦大力掙了不少錢，回老家討了個年輕的老婆，夫妻之間多半相差十多歲，甚至二十多歲。男方老了，女方還正當年，因此女方背後有一些不軌行為，從人性的角度來講，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這些上山採伐的“二勞改”，多半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因此有些林業局的職工家屬常與我們當中的某些人（這些人的前科也多半是犯男女關係問題的）眉來眼去。可管教幹部對我們看的很嚴，一發現誰有這種苗頭，立即攆回農場去。前面我寫的曾被我和其他幾個人救過命的劉金慶，就因為和林業局一個姓鞠的婦女胡搞，受了記過處分並被送回了農場。姓鞠的婦女還到農場去找過他。幹部在這方面對我們管的特別嚴，主要是怕跟地方上扯在一起，惹出麻煩不好處理，這跟部隊裡過去一直不允許跟駐軍當地的婦女談戀愛一樣。再一方面，從原則上講，管教幹部也不希望我們這些“二勞改”再成家繁殖一批“四類分子狗崽子”。
在那個年代，象我這樣的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要想到社會上討一個老婆是很難的，原因是第一，受當時政策的影響，一般女人不敢嫁給我們這些“四類分子”；第二，如果真有哪個女的願意嫁給我們這些人當中的某一個，管教幹部會千方百計的加以阻撓，向女方說我們這些人如何如何壞，嫁給我們這樣的人，將來後果如何如何不好，要她們“站穩立場”等等。除非是“黑找黑”，即你也找一個女“四類分子”或“四類分子”的女兒，否則要想建立一個家庭，很難。我寫的這一情況，凡是在那個年代當過“二勞改”的人都很清楚。
15.3.鳳凰山農場. 第二次接觸下放青年. 一個下放女青年
215
黨員
八月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們到黑龍江省德都縣五大蓮池去蓋療養院。我們這些從烏蘭農場打石場來的“二勞改”和從哈爾濱閆家崗刑滿釋放的一批“二勞改”，一共七、八十人，一塊調了去。
所謂“五大蓮池”，就是五個火山口。據當地老百姓講，五大蓮池裡面有一種“倒鱗魚”，有毒。這個地方很特別，附近全是一片火山熔岩，有許多溫泉，零下四十多度不結冰，其中有的泉子是專供飲用的，這種泉水喝起來很特別，喝到嘴裡比汽水還“煞口”，喝不了幾口，就要打嗝，但對治療胃病非常有效。有些有腸胃病的人，在這裡療養，喝這種泉水不到一個月就好了，飯量大增，附近的老百姓都喝這種泉水，沒有喝熱水的。但這種水不能泡茶，因為一加熱到七十度左右，水就變紅而且有大量沉積物出現。據專家介紹，這種水是從五百米以下的地層里冒上來的，含有大量的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黑龍江省打算把這種水加上穩定劑裝瓶出口，不知後來實現了沒有。
除了供人飲用的泉外，還有幾個泉是專供人洗浴用的，對治療各種各樣的皮膚病大有好處。我就見過一個哈爾濱婦女，因為得了出血熱病，把頭髮都掉光了，頭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了。她每天除洗溫泉外，還把溫泉附近的泥巴糊在頭上，一個多月後，長出了一層又黑又粗的頭髮茬子。因此這裡建立了很多療養院，不過那時建的療養院，不象現在建的療養院那麼豪華。每到夏天有很多人到這裡來療養，有的療養者就租住在老鄉家裡，有的還在熔岩上搭個塑料蓬住着。黑龍江省公安廳和勞改局也看好了這塊風水寶地，在這裡建了好幾個療養院，我們來這裡建的這個療養院不知是第幾個了。當然，療養院不是給犯人和“二勞改”預備的，一般的小幹部恐怕也很難享受到這種待遇。
附近有一個鳳凰山農場，也是個勞改就業單位，不過里
216
面住着很多從上海來的下放青年，男、女都有，我們就寄住在這裡，這使我有機會第二次與下放青年打交道。
“文革”期間的下放青年，分兩種形式，一種是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當農民，這些青年的命運最慘，特別是有些女青年被迫嫁給了當地的頭頭或頭頭的孩子，“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返城的文件規定，凡是跟當地人結了婚的就不能回去了。還有不少女青年被當地的農村幹部糟蹋了，有苦說不出，這些情況在“文革”後的傷痕文學裡都有所描述。
另一種形式是兵團。所謂“兵團”，即下放的青年不拆散，按軍事化編制，分團、營、連、排、班，並有軍管會的幹部和軍人領導（實際上是變相的看管）他們。這部分下放青年的命運比起那些插隊落戶的下放青年的命運要好一些。我所接觸過的下放到長水河農場和鳳凰山農場的下放青年都是兵團的形式。兵團的女青年也有不少被兵團的領導幹部糟蹋的，七五年就發生過這樣一件震驚中央領導的大案。下放到黑龍江省伊春地區的知識青年兵團，有幾十個女青年被團長、政委姦污了，她們無處告狀，最後這個兵團的團長竟然把當時中央某位領導的下放的女孩子強姦了，這個女孩子回北京時把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父母，事情才暴露了。最後那位團長以“破壞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的罪名被槍斃了，政委判了二十年。你想，連中央領導下放的女孩子，他們都敢糟蹋，那平民百姓的女孩子在兵團中被頭頭們糟蹋的會少嗎？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聲，有些女青年只好吃個啞巴虧，閉口不談罷了，這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在鳳凰山的下放青年當中，我認識了一個女青年，她是上海人，二十九歲，還是青年的民兵連長，共產黨員。她跟鳳凰山農場的一個就業人員建立了感情，這位就業人員也是上海人，解放前的大學生，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刑滿後因為表現好，在鳳凰山農場當了統計，不過頭上仍然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年齡比那位下放女青年大了將近二十歲。
217
他們打算結婚，但兵團的領導說什麼也不批准。先是做這位女青年的思想工作，說男方是一個“歷史反革命”，你是一位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怎麼能夠嫁給一個“歷史反革命”呢？你的立場站到哪裡去了？又說，男方比你大了將近二十歲，你怎麼能夠嫁給一個老頭子呢？可是這位女青年鐵了心，一定要嫁給他，並說，黨的政策是婚姻自由，還說結婚後可以幫助男方加強思想改造等等。談到年齡的差距，她還說，中央領導的愛人不都是比男的小一、二十歲嗎？兵團的領導三番五次的作她的工作，各種威脅手段都用上了，也沒有使她改變初衷。最後撤了她的民兵連長職務，開除黨籍，她也不在乎。發動青年批鬥她，可這時候的青年跟剛下放時已經大不一樣了，經過多年“三勞改”生活的親身體驗，他們早已經覺悟了，青年們不但不批鬥她，反而對她非常同情，一致反對干涉他們的婚姻自由。兵團領導實在是黔驢技窮了，最後給她開了介紹信，他們登記結了婚，這件事成了鳳凰山農場的一大爆炸性新聞。我從心裡佩服這位女青年的膽識和勇氣，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和來自各方面的閒言碎語，為了自己摯愛的人，她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實在令人感動。她的叛逆行為比起舊話劇“拉娜出走”更具典型意義，可惜沒人把她的故事寫成文學作品公諸於世，實在遺憾！後來聽說他們夫婦二人雙雙回到了上海。
我平反、落實政策後，也是跟一位下放的女青年結了婚。她是北京市人，比我小十四歲，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當時她也是頂着家庭反對的巨大壓力跟我結的婚，婚後我常常跟我愛人談到那位上海下放女青年的事跡，我們感情篤深。
15.4.一件美差事
臨近春節時，鳳凰山農場看鴨號的一位年老的就業人員病了，需要從我們這些蓋療養院的就業人員當中挑一個人臨
218
時去替他幾天。鳳凰山農場的領導提出的人選條件是，一定不要一個犯過流氓、盜竊罪的，而我們這個隊的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是這號人，於是選來選去就把我選上了。在勞改隊和就業人員隊伍里，我也算是個“名人”了，我的問題就是不認罪、頂撞幹部，那些偷雞摸狗、男盜女娼的事從來沾不到我身上，就這一點來說，管教幹部對我很放心，因此才選上了我。臨去時，鳳凰山農場的幹部還對我說：“雞蛋、鴨蛋你可以隨便吃，但不准帶出來給別人。這確實是一件美差事。我的任務是一早、一晚把雞蛋、鴨蛋、鵝蛋撿起來，另外每天把一些大頭菜幫子剁碎了，摻上糠給雞、鴨、鵝糊兩鍋飼料，活也不算累。
臨近春節了，有些青年要回上海探親過春節，半夜裡到鴨號里去偷雞鴨。有一天夜裡，我聽見外面有動靜，出門一看，有三個男青年鑽進籬笆帳里來偷雞鴨，被我逮住了。他們直跟我說好的，“老兄，抬抬手放我們一馬吧！現在上海的副食品供應很緊張，快過年了，回去又沒有什麼好帶的，你讓我們拿兩隻雞算了，你會有好報應的。”我本來就很同情他們，聽他們這樣說，我問他們：“活雞鴨你們怎麼往回拿？萬一拿到宿舍叫別人知道了，匯報了幹部，不僅你們要受處分，我也擔不了責任！”他們說：“不要緊，你放心好了，不會讓別人知道的”，說着有一個青年就抓住一隻雞把脖子一擰別在了翅膀底下，果然雞一點也不動、不叫了。這套偷雞的本事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學來的。最後我讓他們一人拿了兩隻雞，塞在了他們事先預備好了的一個布口袋裡回去了。臨走我囑咐他們：“回去千萬別跟別人說，要是都來偷雞，我可受不了！”其實我心裡有數，鴨號里養着三、四千隻雞、鴨、鵝，究竟有多少，根本沒個數，丟個百把十隻，根本看不出來。
隔了一天，又讓我抓住了兩個偷雞的，這回偷雞的是兩個女青年。我問她們：“你們女孩子怎麼也幹這種事？萬一
219
讓領導或同學們知道了，你們不覺得丟人嗎？”她們有點不好意思，其中一個歲數稍大一點的女孩子說：“大爺！您做做好事，讓我們拿兩隻回去吧，我們保證不讓別人知道，他們男同學有力氣，回去帶黃豆和土豆，我們力氣小，又帶不了多少，您就讓我們帶兩隻回去吧！”最後我也讓她們一人拿了兩隻回去，臨走她們還說：“大爺，您真是大好人哪！”
我也是一名學生。也許是因為同病相憐吧，我對他們這些從幾千里地以外的南方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來的青年是非常同情的。他們自己稱乎自己為“三勞改”，的確，他們的命運是夠苦的。反右運動毀掉了一代人，“文革”又毀掉了一代人。反右毀掉的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而“文革”毀掉的卻是一代十四、五到十八、九歲的中學生，為什麼這種完全喪失人性的事總是在受苦受難的中國人身上發生呢？那時我就預料，毛澤東的這種倒行逆施，總有一天會走向他自己願望的反面的。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我的想法。
“文革”雖然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但它也促使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了。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文革”這場大災難，就不會有後來的思想解放，就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政策。可笑毛澤東自稱精通辯證法，但這一點他卻沒有料到，看來他的辯證法並沒有真正學好。如何評價“文革”，現在恐怕還不是蓋棺論定的時候。“文革”雖然毀了一代人，但這代人當中，也有少數人，面對命運的挑戰，經過血與火的洗禮，自強不息，奮力拼搏，成了今天社會的精英分子，我相信這些人在今後推進我國社會的前進方面，會發揮巨大作用的。
我看了一個禮拜的鴨號，那位生病的原來看鴨號的老就業人員就上班了，我只好回去。不過這一個禮拜卻是我被投入勞改以後，直到刑滿就業所干的一切活中最輕鬆愉快的，今後直到七九年回北大平反，再也沒有幹過這樣的美差事
220
了。
15.5揭發一件幹部盜竊案,被打擊報復,差點送了命
不知什麼原因，七六年五月份黑龍江省勞勞改局突然下令，療養院暫時停建，於是我們這幫“游擊隊”又被調回了烏奴爾林場，暫時就住在火車站搭起的臨時帳篷里。我們幹的活主要是歸棱，就是把冬天採伐後拉下來的圓木，在棱場碼起來，另外，還有人裝火車。當時留在烏奴爾車站上的人，除我們這些原烏蘭農場採石場的人外，各個採伐點身強力壯的人也留下了不少，因為抬大木頭歸棱、裝火車，力氣小的人幹不了。
在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嚴重的盜竊案——勞改局採伐大隊會計室被盜，丟失了三千多元錢和一千多斤糧票。三千多元錢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似乎不算什麼大案子，但在七六年那就算是一件相當大的案子了。那時候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很低，城市居民要想買一輛自行車，需要節衣縮食積攢一年多，才能把錢湊夠數，而那時一輛自行車不過一百多元。
案件發生後，管教幹部立即召集所有留在烏奴爾車站的就業人員訓話，他們一口咬定說，這件事一定是我們這些“二勞改”干的，而且要大家互相檢舉揭發，一定要把這個賊挖出來。我們抬一天大木頭，累的腰都直不起來了，晚上不讓我們早點睡覺，開檢舉揭發會，讓大家互相咬，一直開到夜裡十二點多鐘。沒有任何線索，叫我們檢舉揭發誰呢？就是有人想藉機“立功”，可連點影子也沒有，怎麼檢舉揭發呢？再說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犯人了，用不着靠檢舉揭發別人立功減刑了，因此開會時沒有幾個人發言。
管教幹部看這樣不行，就讓我們每個人把自己的錢都拿出來清點一下，而且對每個人進行了搜身，連行李都作了仔細的檢查。要知道，那時我們掙幾個賣命錢，沒有人往銀行
221
里存，如果把錢存在銀行里，取時很麻煩，取的多了還要單位開證明等等。社會上還有人認為把錢存在銀行里吃利息是“剝削”呢！更有的人怕存錢多了被人認為是“資產階級”。這一招很管用，因為如果檢查出誰一下子多了那麼多錢，完全就可以斷定是他偷的，因為我們每月掙多少錢是有數的，那時除了掙點“工資”以外，又沒有半點其它收入，三千元錢在那時可不是個小數目呵！如果檢查出誰有這麼多錢，不是偷的是哪裡來的？可是檢查了半天，連那些抬木頭裝火車掙錢多的人，所攢的錢也沒有一個人超過兩千元的。一連折騰了我們一個多禮拜，也沒有破了案。
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員向我們宣布，這件事情已經查清了，今後誰也不允許再議論這件事，誰要再議論這件事，一定給於嚴厲的處分，攆回農場去。大家感到非常奇怪，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因為這件案子比較大，案發後採伐大隊的領導在整我們這幫有“前科”的“二勞改”的同時，也向當地公安機關報了案。海拉爾公安局的破案人員一查看案發現場就笑了，這肯定是內部人作的案，不可能是外部人作的案，兩三天的時間案子就破了，是採伐大隊的會計監守自盜做的案，從他住的屋子的炕洞裡找到了髒款。這位會計又是勞改局某位領導的小舅子，這不給這些“教育”人的勞改隊的幹部把臉丟盡了嗎？為了防止影響擴大，他們把海拉爾公安局大小領導和烏奴爾公安派出所的頭頭以及破案人員請了一桌酒席，想把這件事壓下去算了。可是人的口是封不住的，不久傳的烏拉爾車站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在那個年代，不論哪裡發生了什麼案子，當地的“四類分子”首先就是被懷疑的對象，把你整的死去活來，案子最後破了，證明不是你干的，最多把你放了拉倒，哪有向“四類分子”賠禮道謙、給什麼賠償這一說！有的“四類分子”被無故整殘廢了，甚至被無故整死了，願你活該倒霉！全國範圍內都是這樣。
222
採伐隊的幹部對我們的剝削更是殘酷，除了把林業局發給我們的錢扣去絕大部分外（前面寫過，林業局是按照每人每月四百一十元交給勞改局的，可我們只能拿到一百元左右），在生活上也殘酷剝削我們。那時幹部和我們這些“二勞改”是在一個食堂吃飯，我們吃的菜是土豆、凍大頭菜（園白菜），而且賣給我們的價格很貴，因為在寒冷的大興安嶺一帶，只有這兩種菜能生長，別的蔬菜根本種不了。而幹部們吃的是山珍海味。山珍不要說，因為是林區，不難弄到，海產品他們可以用木材到關里去換。那時是計劃經濟，什麼物資都要靠國家調撥。大興安嶺有的是優質紅松，他們跟林業局勾着，用木材什麼東西換不來！他們吃的山珍海味是用不着交什麼伙食費的，最多象徵性的交點錢算了。實際上他們是在喝我們的血，大家看在眼裡，肚子氣的鼓鼓的，可是都敢怒不敢言。
不僅如此，整個保安沼農場（包括烏蘭農場）產的都是優質大米，我們吃的大米就是從農場運來的，採伐隊的幹部就是用我們吃的大米向當地林業局的頭頭送禮，以換取木材往自己家裡運，這實際上是變相盜竊國家財產。以上種種事把我氣壞了，特別是關於那件失竊案，一開始咬定是我們這些人幹的，干一天活不讓我們睡覺，現在案子破了，是你們當幹部的自己干的，還不讓我們議論，我越想越氣，老“毛病”又犯了。我把這件失竊案以及幹部如何變相盜竊國家財產，剝削就業人員等情況，寫了四封信偷偷投進了郵筒，因為郵筒就設在火車站上，晚上收工時路過那裡，我就偷偷把信投了進去，要是在農場，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來往信件都必須經過幹部檢查。我寫的四封信，一封是寄給當時的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劉光濤的，一封是寄給“黑龍江日報”社的，一封是寄給黑龍江省公安廳的，一封是寄給黑龍江省勞改局的（當時我並不知道採伐大隊的會計是勞改局某個頭頭的小舅子，後來才知道的，如果當時我知道的話，最後一封信我
223
就不會寄給勞改局的），為了證實檢舉信內容的真實性，我簽了自己的真實姓名。
我發了這四封信不久，大約過了十天左右，那位會計就不見了，後來聽說判了刑。可是誰也不知道是我寫的信。又過了五、六天的時間，突然接到上面的命令，調我們進山去修戰備公路，我也被調上了山。修路的地方在離烏奴爾車站一百多里的深山裡。進山的當天，指導員唐海森把我叫到了隊部對我說：“好啊！陳奉孝！你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偷偷寫信告幹部，你的膽子不小呀！”說完立刻把我銬了起來。這還不算，他還用一根鐵絲穿過我戴的手銬，把我吊在了醫務室的三角架上，讓我的腳剛剛夠着地。
醫務室的犯醫大夫姓蘆，原是齊齊哈爾一家醫院的醫生，因姦污女病人犯的罪，刑滿後留在“二勞改”隊伍里當了醫生。這傢伙品質很壞，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蘆大雞巴”。唐指導員命令他看着我，反正我被吊在帳篷頂上，想跑也跑不了。到吃飯的時候，唐海森讓姓蘆的把鐵絲摘下來，讓我戴着銬子吃飯，吃完飯馬上吊上，大、小便就在帳篷外面，完了也是立即吊上。晚上睡覺就那麼站着，吊着兩隻手睡覺。因為兩隻手總吊着，血液往上流通困難，我的兩隻胳膊處於麻木狀態，當吃飯或大、小便時，摘下鐵絲後，我的兩隻胳膊落下來，很長時間才恢復知覺。他們想用這種辦法將我慢慢折磨死，這也是對其他就業人員的一種警告。這樣吊了我一個多月，有一天管修路的連技術員到醫務室的帳篷里要藥，看到我被吊在帳篷上，非常吃驚。他問姓蘆的，這是怎麼回事？姓蘆的告訴他說：“這傢伙（指我）找死，告政府幹部！”連技術員再也沒問什麼。姓蘆的又對連技術員說：“你先別走，在這裡替我看一回，我去伙房一趟”。姓蘆的不知道我跟連技術員關係不錯。他到伙房是去吃野雞肉去了。
他出去後，我對連技術員說：“連技術員，您得救我！
224
他們想把我活活折磨死，在大山里又沒有人知道”。他問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簡單地把因為採伐大隊失竊，我揭發上告的事對他說了一便。他說：“你也是，管那些閒事幹什麼？你過去苦頭還沒吃夠呵？我怎麼救你呢？”我說：“你把我放下來，我寫幾個字，你下山給我寄到黑龍江省公安廳就行了，用不了一分鐘”。於是他把我放下來，在一張處方單子的後面，用連技術員的鉛筆寫了這樣一句話：“報告公安廳領導，因為我揭發了採伐大隊的盜竊案，現被吊在深山裡的帳篷里已經一個多月，請求領導派人來救我！”他把我寫的紙條放在口袋裡，又把我再吊上，然後出去看了看，姓蘆的還沒有回來，進來又對我說：“你真傻！凡是檢舉本單位領導的信，最後都要轉回本單位來，連社會上都是如此，何況你們是一些勞改釋放人員，你是不是念書念糊塗了！”連技術員是林業局的人，勞改局的幹部管不着他，不但管不着他，這些勞改幹部還得向林業局的人溜須，好往家弄木材，所以即便他們知道是連技術員把信給我發出去的，也奈何不了他。
不一回姓蘆的回來了，手裡還拿着一隻雞腿給了連技術員。連技術員對他說：“老蘆！你也積點德，一個人兩隻胳膊老舉着時間長了會殘廢的，給他稍微往下放放，胳膊能拿彎就問題不大。”姓蘆的說：“這是唐指導員的命令，也是他（指我）自找的！”連技術員又說：“不要緊！唐指導員要問你，你就說是我叫你給他往下松的。”姓蘆的給我往下鬆了大約十多公分，讓我的手剛剛能舉過頭，這樣就好多了。
大約過了七、八天的時間，黑龍江省勞改局來了兩個人（肯定是公安廳派他們來的）對我什麼也沒說，只是讓姓蘆的把我放下來，並把我帶下了山。這是連技術員救了我一命。八零年我平反後，在扎賚特旗當了一名教師，多次寫信去烏奴爾林業局，感謝連技術員救命之恩，但信卻被退了回來，他可能調走了，從此一直再沒有跟他聯繫上。這是我最後一
225
次從死神手中逃脫，以後的二年多的“二勞改”生涯，雖然也遇到過一些小麻煩，但都沒有什麼生命之虞。
我算了一下，在我二十二年的勞改、“二勞改”生涯里，一共有十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興凱湖農場有四次，第一次是差一點掉進爛泥塘里淹死，第二、三次是行兇打郝志祥和企圖與鞠隊長同歸於盡，第四次是“日記事件”。在長水河農場有兩次，一次是“四挖三查”進了“集訓隊”，戴了四十八斤重的大鐐子和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受了煙頭燙並陪了綁；第二次是拖拉機翻了溝里，差點把我砸死。在烏蘭農場白土崗大隊兩次，一次是因為議論林彪，第二次是脫穀機爆炸事件。刑滿當“二勞改”，在採石場兩次，一次是跟一塊大石頭從崖頭上掉下來，差點被大石頭砸死；一次是排啞炮差點坐了土飛機。在大興安嶺兩次，一次是差點被大木頭幹了麵條，另一次即這回因揭發採伐大隊會計監守自盜，被弄到深山裡吊起來差點被整死。
平反落實政策後跟朋友們談起這些事，他們都說我“命大”，還說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等等。“大難不死”，這是事實，“命大”，也許是吧，可對什麼“必有後福”，我倒不敢報有什麼奢望。我有了一個幸福的小家庭，如果這算是“後福”的話，那就權當朋友們說對了吧。不過我倒時時感到，說不定什麼時候，我還會遇到麻煩，我只希望別禍及我的老婆孩子就行了。
15.6.毛澤東逝世. 烏奴爾的氣氛. 人們的初步覺醒
我下山後並沒有把我立即送回農場去，而是在烏奴爾車站又幹了兩個多月的零活，直到十月底，農場又往採伐隊送人時，幹部才把我帶回了農場。
在這兩個多月里，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毛澤東逝世了。大約是下午三點多鐘，我正在車站上從火車上往
226
下卸水泥袋子，忽然響起了哀樂，我正琢磨，又是中央哪位領導人死了呢？因為不到一年的時間，康生、周恩來、朱德都相繼去世了，這回又是誰呢？我正猜想着，車站喇叭里播出了“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去世了！”空氣好象是一下子凝固了似的，不少人手裡的水泥袋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跟我一起卸水泥的還有林業局的一些女工，她們放聲大哭起來，我也受了感染，差點掉下眼淚來。
說老實話，我對毛澤東建國後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是非常痛恨的，特別是對他發動的反右運動，不僅我本人被投進了監獄、勞改隊，北大有多少同學象我一樣，也被投進了監獄、勞改隊和勞教隊，全國有多少人遭次危難？有多少個家庭破碎，家破人亡？“文革”中遭難的人就更不用說了，可他一死我卻泛起了一股莫可名狀的悲哀。當時我想，自從井岡山起義，二萬五千里長征，直到打敗蔣介石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這一生也真算是轟轟烈烈的了，可到頭來又怎麼樣呢？還不是一死！報紙上整天宣傳他如何紅光滿面、神采奕奕，如何如何健康，有些無知的群眾還說：“毛主席是不會死的！”，好象“死”字永遠跟他沾不上邊似的，可最後還是死了。一個人不管你是多麼偉大或是多麼渺小，到頭來死亡這一關是誰也逃不過去的。通過他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不僅坑害了千百萬知識分子，就連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都被他一個一個的打了下去，“文革”中，連他的最親密的戰友、接班人林彪都想謀害他，自己一成了孤家寡人，一個人晚年這樣活着不感到悲傷嗎？可悲呵！他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折騰了十年，最後連他自己也收拾不了啦，他死了，留下一個爛攤子，今後國家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快收工時，烏奴爾車站的大喇叭又廣播，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不准喝酒，在哀悼日期間，結婚的要改期。烏奴爾連個電影院都沒有，停止娛樂活動這好辦，結婚的改期，這也
227
問題不大，但大興安嶺是高寒地區，人們有喝酒的習慣，有的人晚飯時照常喝，結果被抓起來的不少，有的甚至是在自己家裡喝酒時被抓的。烏奴爾派出所本來就不大，抓的人都容納不下了，有的就關在林業局的一個破倉庫里。第二天烏奴爾就謠言四起了。
去冬今春在吉林省下了一場流星雨，在那以後，康生、周恩來相繼去世，東北老百姓私下議論就很多，連勞改隊的幹部都私下議論，說這不是好兆頭。七月份朱德去世，這次毛澤東又去世，於是人們就說，一顆大星星帶着許多小星星一起落下來了，這不正應了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領導人的去世嗎？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都是我們國家的頂梁柱，這下柱子倒了，天快塌下來了，快天下大亂了。對這種迷信的說法，我並不在意，但是報紙上和廣播裡都大肆宣傳毛澤東的臨終遺言“按既定方針辦”，烏奴爾車站上和大街上也用大字標語貼出了這六個字的遺言。我就琢磨，“按既定方針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繼續搞“文化大革命”？繼續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是給華國鋒、江青等人留下的什麼“錦囊妙計”？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明確說明呢？我猜想這可能是毛澤東死後，中央上層將要展開一場權利鬥爭的信號。當地老百姓凡是多少有點文化的，也都在竊竊私議。自從今年清明節因悼念周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四.五”事件後，許多老百姓都已經開始懷疑“文化大革命”究竟對不對了。更早一點說，自從“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少人就已經開始對“文革”產生懷疑。我就聽林業局的一個頭頭說過：“林彪已經定好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他怎麼也想謀害毛主席呢？當年跟毛主席一起打天下的老幹部，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反對毛主席呢？現在只剩下周總理是忠臣了！”他們知道我是大學生，也知道我曾經被打成過“右派”，有時就想問問我，可是鑑於過去的教訓，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只是笑笑，一概不表態。但這說明，人們已經不再
228
象“文革”剛一開始那樣盲從、只知道喊“萬歲”了，人們已經開始思考問題了。
第二個謠言更厲害。從滿洲里、海拉爾，一直到齊齊哈爾，沿着這條鐵路線，人們都在謠傳蘇聯可能要出兵打過來，烏奴爾當地的老百姓都把自己家裡養的雞、鴨、鵝、豬都殺吃了。那時圍着黑龍江和內蒙，蘇聯的確部署了一百五十多萬軍隊。實際上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以後，東北的形勢一直很緊張。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面有蘇聯的大兵壓境，六九年又在珍寶島打過一仗，蘇聯當時密切注視着中國形勢的發展，東北只要一發生動亂，蘇聯很可能出兵占領。當年抗日戰爭快結束時，蘇聯紅軍就曾經出兵占領過東北。實際上，蘇聯一直把我國的東北看作是它嘴邊的一塊肥肉。二是東北原是四野的根據地，林彪在東北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很高。老百姓們私下議論，都說林彪是一個軍事天才，解放戰爭期間，三大戰役他指揮了兩個，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大半個中國都是林彪指揮的四野解放的。四野的中、下級軍官多半也是東北人，復員後也都留在了東北各省的各個領導崗位上。林彪雖然死了，他在東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被視為英雄，再加上他又在蘇聯參加指揮過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在蘇聯，林彪的威信也很高。現在毛澤東死了，周恩來也死了，劉少奇已被打倒，開除了黨籍（當時還不知道他已死），那些跟毛澤東打天下的老帥們，不是被打倒，就是靠邊站了，中央沒有掌舵的人了。象華國鋒、江青、張春橋等人，我認為一旦中國出現混亂，他們根本控制不了局面。東北如果有人首先跳出來跟北京分庭抗禮的話，蘇聯很可能趁機出兵東北，扶值一個傀儡政權。我心裡有數，不出現混亂局面便罷，一旦出現混亂局面，打起內戰，首先倒霉的就是犯人和我這樣的“二勞改”，尤其是政治犯，因此對第二個謠言我非常重視。
因為是在車站上幹活，接觸到來往流動的人很多，我總
229
是豎起耳朵聽他們講些什麼。不僅如此，我還花高價一元錢一斤買了二百斤全國糧票藏在身上（那時一斤麵粉不過一角八分錢），時刻準備着，一旦出現什麼情況，我就趕緊逃跑，多少次死裡逃生我都熬過去了，絕不能在混亂中不明不白地被人打死。當時我的神經比在勞改隊裡關小號時還緊張。
不久大喇叭里傳出了驚人的消息，王、張、江、姚“四人幫”被抓起來了。當時老百姓並不象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全國一片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裡，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群里，可能是這樣，但在一般老百姓的心裡並不都是這樣想。在烏奴爾林業局，許多幹部、工人在討論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時都說：“江青不是毛主席的夫人嗎？她怎麼能反對毛主席呢？”可我心裡明白，毛澤東時代恐怕從此結束了。他倒行逆施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傷人太多了，最後成了孤家寡人，生前人們奈何不了他，死後人們終於造了他的反，他不是說：“造反有理”嗎？這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人們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不僅敢於開始公開議論“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功過，連毛澤東本人也敢議論起來。
15.7.被攆回農場
過了不久，農場又往山上採伐隊送人，送完人後，幹部把我帶回了農場。在火車上，乘客們都在紛紛議論“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是乘客，誰也不認識誰，誰也不知道誰是哪個單位的，所以大家談的話都很大膽。
坐在我旁邊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工人模樣的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這麼多年，工人、農民都不幹活了，全國亂糟糟的，我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是糊塗了。”如果毛澤東還活着，誰說這話是要坐牢甚至殺頭的，毛澤東剛死了這麼幾天，人們就敢議論起他來了。對面有一位大約三十歲左右穿黃軍
230
棉襖的人，馬上搭腔：“話可不能這麼說，文化大革命鍛煉了人們的思想，防止了中國走修正主義道路，毛主席教導說，象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今後每隔七、八年還要進行一次呢！”我估計這傢伙可能是個造反派。
旁邊一個四十來歲的婦女節着搭腔：“算了罷，別再搞了，再搞人們可受不了！”
有幹部在我身邊坐着，我自然不敢參加他們的議論，也不想參加，我只仔細的聽着，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終於開始覺醒了。
由於我當時是從烏蘭農場四中隊調到採石場的，後來又調到大興安嶺採伐隊，帶我回去的幹部不知道把我交到哪裡好，因此他就只好先把我交回四中隊。
這回四中隊的幹部已經大換班了，原來的張指導員不知調到哪個單位去了，原來的陳幹事調到場部去了，因為他是造反派出身，這回可能是高升了。新調到四中隊的原來在白土崗大隊管犯人的常（蒙族）指導員，調來了四中隊還當指導員，當初就是他想借“脫穀機爆炸事件”置我於死地的。除姓常的外，隨他調四中隊的還有個叫陳立三的管教幹事，他原來也是在白土崗大隊管犯人的。這兩個人我都跟他們打過交道，我臨出監前，姓常的還說：“我等着你回來！”
真是冤家路窄呀！我一進隊部，姓常的就讓陳立三把我銬了起來。我也不怕他，我說：“我剛從山上下來，任何錯誤沒犯，你憑什麼銬我？我要到場部找符政委告你！”他冷笑一聲說：“你有本事去告好了，在山上你不是也告過幹部嗎？忘了你是幹什麼吃的了！”我說：“幹部就不能告嗎？如果哪個幹部違犯了黨紀國法，任何人都可以告，難道告幹部犯法嗎？黨的政策有哪一條不許犯人和就業人員告幹部？”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我能一聯串講出這麼多話來，當時就把姓常的頂的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根據以往的經驗，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哪有敢跟幹部這樣講話的？陳幹事在
231
一旁搭話：“陳奉孝！你覺得你是大學生，有點文化，嘴巴能講是不是？我看你是經過十多年的勞改，反動思想絲毫未變，你是決心帶着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了！”姓常的接着說：“不用跟他磨嘴皮子，先把他弄到宿捨去，叫潘玉林好好看着他，慢慢跟他算帳！”
我回到宿舍一看，還是原來那幫人，大組長還是潘玉林，學習組長還是高太沖和陳錦仕，只不過增加了三個新出監的就業人員，一個叫趙志賢，一個叫劉順，一個叫王文濤。這三個人在白土崗大隊當犯人時都認識我，歲數都比我小。老就業人員看見我戴着銬子，都不敢跟我說話，只有趙志賢開口道：“這不是陳奉孝嗎？怎麼啦？怎麼戴上銬子了？”陳幹事馬上制止他，並對大家說：“誰也不許跟他說話！潘玉林，你看好他！”
可是第二天早上出工時卻把我留下了，我以為姓常的要收拾我，出乎我的預料，卻用一輛馬車把我送到了二中隊。為什麼呢？我想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是出了名的不認罪、不服管教的“刺頭”，姓常的和陳立三在白土崗大隊時，我們就打過兩年多的交道，他們知道我並不好對付，不象大多數犯人和就業人員那樣一唬就怕了，他們給我戴手銬、腳鐐，綁起來、吊起來，也沒有制服我，留下我只能給他們添麻煩，還不如把我象送瘟神一樣送走。再說，不論在勞改隊還是在就業人員隊伍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從哪個單位調出去的，一般不再調回來。第二，毛澤東死了，“四人幫”也抓起來了，這在他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他們也不敢象在“文革”中那樣對犯人和就業人員肆無忌憚了。再說，我畢竟不是犯人了，他們要象過去那樣隨便收拾我，也得考慮考慮，因此不如乾脆把我推出去，省了再給他們添麻煩。原來的那些老就業人員絕大多數是一些老歷反，早已被他們整的象綿羊似的，象我這樣愛“尥蹶子”的傢伙，實際上哪個單位也不願意要。
232
16.烏蘭農場二中隊
16.1遇到一個有人情味的勞改幹部——李指導員
二中隊也是一個就業單位，人數跟四中隊差不多，大多數也是在“鎮反”、“肅反”運動中由南方諸省押送過來的老歷反。不過這個中隊的就業人員帶家屬的特別多，大約有四、五十家。這個中隊有兩個指導員，一個也跟四中隊的常栓柱一樣姓常，叫常江，不過是漢人，另一個姓李。姓李的人還不錯，很少見他跟就業人員發脾氣，姓常的則是轉業軍人出身，作風霸道。除這兩個指導員外，還有一個管生產的岳幹事、一個王隊長，這兩個人對就業人員也比較好，除了管生產以外，其它的事情不大管。此外還有一個管伙食的王管理員。這位王管理員聽口音大概是河北唐山市一帶人，此人有點特別，對就業人員的什麼思想改造、勞動生產，他一概不聞不問。不過他有兩個壞毛病，一是愛貪小便宜，曾因貪污判過三年勞動教養，解教後因為出身好，又讓他在二中隊當了管理員，聽說他是烏蘭農場建場時的元老。另一個毛病就是這傢伙愛搞破鞋。他的老伴是個標準的北方農家婦女，五十多歲了，對他胡搞也不聞不問。二中隊就業人員家屬他搞了好幾個，這實際上是仗勢欺人，就業人員敢怒不敢言。這其中有的家屬本人作風也不好，有一個家屬是浙江人，年紀也有四十多歲了，臉上有幾個淺白麻子，但徐娘半老，
233
十分風騷，她丈夫是一個沒有血性的活王八。冬天他上夜班脫谷時，這位五十多歲的王管理員乾脆就整宿睡在他家裡。這個婦女跟其他就業人員也有一腿，其中有個叫張國華的就業人員，也是浙江人，跟這個女的是同鄉，多年前兩個人就有關係。這個張國華因為跟那位王管理員掙風，鬧的全中隊沒有不知道的。張國華曾揚言要殺王管理員，但只是說說大話而已。王管理員因為資格老，別的幹部也管不了他。
我被送到二中隊後，恰好常指導員不在，只有李指導員在家，我隨送我的人進了隊部以後，李指導員看我戴着銬子，叫我先到外面等一會。我出去後不知道他們嘀咕了些什麼，送我的人出來後，李指導員叫我進去，先給我摘了銬子，然後問我：“你叫什麼名子（其實他知道，這好象是例行公事）”我回答後，他說：“你就是陳奉孝，全烏蘭農場沒有不知道你的了。聽說你是大學生，一個有文化的人，怎麼老犯錯誤？這對你有什麼好處？來二中隊後希望你好好學習，加強思想改造，別再犯錯誤了。你年紀還不大，將來設法成個家不好嗎？聽說你在採伐大隊還告過幹部，別忘了你還有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的時間未滿，即使滿了，幹部的事也不是你們能管得了的，今後別再幹這種傻事了！”這是我自從被捕以來第一次聽到管教人員對我講這種富有人情味的話，象這樣的幹部我當然不會頂撞他。我從小脾氣倔犟，從來是服軟不服硬，越是想壓服我，我越是不服，但卻架不住兩句好話。
16.2.一次人格的考驗
他講完後馬上叫就業人員統計任宜民，告訴他把我送到朱XX小組去（因為後面涉及到一段個人隱私事，朱XX的名字我隱去）。朱XX是浙江上虞人，四九年大陸解放時他十九歲，跑到香港去了，但那時香港並不象現在這樣，日子很不好混，再加上大陸解放時，有大批人湧入香港，那些國
234
民黨官員臨走時帶去大批搜刮的民財，自然生活不成問題。但對於那些盲目湧進來的普通大陸老百姓來說，那時在香港生活是十分艱難的。象朱XX那樣，在香港無親無故，找個賣苦力的活都很難找到，不得已又跑回了大陸，在無錫一家塘瓷廠幹活。因為平時說了一些不滿言論，再加上他曾跑去過香港，結果在五一年“鎮反”時，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發配到這裡，刑滿後留場就了業。後來他跟一個老就業人員的女兒結了婚，算是在農場安家落戶了。女方姓許，叫許XX，年紀比他小十五、六歲，也是浙江人，已有兩個孩子，大的男孩十歲，小的女兒六歲，拉家帶口，日子過的很艱難。
也許是因為都是“現反”，同病相憐罷，我們兩人的關係非常好。不論在勞改隊還是在就業人員隊伍里，那些“反動分子”、“反改造分子”、和“危險分子”都是上了黑名單的。政府幹部都是派一些“思想靠攏政府”的“積極分子”監視他們，要這些“積極分子”隨時向政府匯報他所負責監視的“反改造分子”的一言一行。不論是在勞改隊還是在就業隊伍里，我一直是黑名單上的當然成員。那些在農場成了家的就業人員，拉家帶口，死心塌地打算在農場干一輩子，思想都比較安定，因此這種監視任務一般都落在這些人（或未安家的大組長）身上。朱XX負有監視我的任務，但他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我，有些事他還經常提醒我，我們倆成了好朋友。
我在山上幹了二年，攢了一千多元的賣命錢。七七年一個勞改就業人員有一千多元，就算是“富翁”了。朱XX家生活很艱難，四口人靠他每月三十六元的“工資”過日子，許XX只是在農忙時幫着干點臨時活，掙不了幾個錢。我經常在經濟方面幫助朱XX，他對我很感激。
七七年夏天拔草季節，有一天中午收工回來，我剛要拿着飯盆去打飯，朱XX的大孩子來對我說：“陳叔叔，我爸
235
叫你去有點事。”我猜一定是叫我到他家去吃飯，因為正在開飯的時間，再有什麼事也得等吃完飯再說。平時我也在他們家吃過幾次飯，有些帶家屬的就業人員跟哪個單身的就業人員平時相處的比較好，經常請他去吃頓飯，這事很平常，幹部一般不管這些事。我跟着孩子去了他家，一進門就看見飯桌上已盛好了西紅柿打滷面，我也用不着說什麼客套話，坐下吃就是了。吃完麵條，朱XX站起來對我說：“排水渠里我下着褲兜網，我去看看進去魚了沒有，你先坐一會，X X還要請你給她老家寫封信”。
聽說要去抓魚，大孩子也要去，許XX對她的小女兒說：“XX，你也去跟你哥哥看你爸爸抓魚去。”我也沒在意，卷了支煙低頭抽。可是朱XX領着兩個孩子走了以後，她沒有拿信紙和筆，卻順手把門插上了。我聽見她插門的聲音，便問她：“XX！大白天你插門幹什麼？”因為夏天除草期間中午休息時間比較長，我想趕緊給她寫完信後回去睡個午覺。可她回過身來，笑着把上衣的扣子解開了，一個女人雪白的胸脯，一對尖挺飽滿的乳房露在我的面前。我從六歲上學直到被捕，一直沒有離開過學校門，長大以後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人半裸的身體，更沒有接觸過女人，我覺得自己的臉在發燒，心“咚!咚!”直跳。我趕忙說：“XX！你這是幹什麼？快把衣服扣子扣上！”她笑着說：“我和XX（她丈夫）都知道你是好人，你在經濟上經常幫助我們，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答謝你的，只有我的身子…..”我說：“不！這事不能幹！”說着我就站起來要走。她卻攔着我說：“怎麼？你嫌我不好？看不起我？還是頭一回害怕？你過去一直念書，沒有碰過女人吧？”我就非常嚴肅的對她說：“不！XX，我過去是沒碰過女人，但我跟朱XX是好朋友，我不能幹對不起朋友的事！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這個道理你應該明白！”她還堵着門不讓我走，說：“你放心，XX不會怪你的！”我說：“那也不行！我跟XX犯的都是政治問題，不
236
是那些犯亂七八糟的刑事罪的人，你不應該用這種辦法來謝我！我也從來沒有抱着讓你們謝我的想法！”她看我態度這樣堅決，臉紅了，也不再攔我，我開開門就回到了宿舍，整整一個中午我也沒有睡着覺。
坦白的說，我並不是柳下惠，我雖然沒有結過婚，沒有碰過女人，但我也想過女人。一個四十歲出頭的人，要說沒有想過女人，見了漂亮的女人不動心，那純粹是說假話，偽君子，除非他是一個生理有毛病的人。但這種在一般人眼裡看來求之不得的事，我卻不能做。因為第一，我確實信奉“朋友妻不可欺”的這一信條，我敢說，自己從小長這麼大，沒有幹過一件虧心事，這件事我如果做了，怎麼對的起朋友呢？換成別的女人，我不敢保證自己做不出來，但對朋友的妻子，這事我不能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這種“二勞改”環境裡，這種事我也不敢做。因為我知道，這種事一旦有了第一次，就難免有第二次、第三次….，這樣早晚會被人知道，即使能瞞過管教幹部的眼睛，也瞞不過那些家屬的眼睛。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別的人身上，那沒有什麼，最多挨頓批評，大不了關兩天禁閉，但是一旦發生在我身上，被管教幹部知道了，我就全完了。不認罪、頂撞幹部、“思想反動”、“愛打抱不平”，我是出了名的，這些我全不在乎，但這種偷雞摸狗、男盜女娼的事，從來沒有沾到我身上過。管教幹部雖然時刻拿眼睛盯着我，暗中派人監視着我，但惟獨在這一點上，對我特別放心。平時有些需要跟家屬一起干的活，往往派我和一些爬不動的老傢伙去，有些年輕一點的家屬，也曾向我眉來眼去，但我從來不招惹她們。我知道她們這樣做是為了錢，因為我在林區幹過二年。她們知道，凡是上山採伐過的，回到農場都有點錢。我又是單身漢，她們想打我的主義。我並不是吝惜錢的人。我曾在經濟上幫助過不少一同受過難的朋友。但如果我做了這件事，一但被管教幹部抓住，他們會大做文章，說我是個偽君子、臭流氓，不
237
久就會讓全農場都知道。我要保全自己的名譽。在勞改和就業期間，我所以遇事敢跟幹部頂撞，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判決書上沒有半點見不得人的事。我是堂堂正正的“右派”政治犯，我不能玷污它。
許XX確實長的很漂亮，三十歲剛出頭，一雙勾魂的大眼睛，苗條的身段，一個標準的江南女子，不少就業人員見了她垂涎三尺。我也聽說過，為了生活，她也與好幾個就業人員關係不清楚。坦白的說，儘管我信奉“朋友妻，不可欺”的信條，如果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裡，遇到這種事，我也不敢打保票，一定做不出來。可在這種環境裡，我卻用理智控制住了本能。
我估計這件是朱XX 兩口子倆商量好的，他們可能認為象我這樣一個四十出頭的人，又沒有成家，怎麼能不想女人呢？我又經常在經濟方面幫助他們，他們夫妻二人才出此下策，表達對我的謝意，此外並沒有任何想坑害我的意思。聽一些就業時間長的南方人說，解放前，在浙江有些地方對這種事情，並不認為是多麼丟人的事，相反的，自己的老婆如果沒有幾個情人，作丈夫的臉上還覺得無光呢！這一點與孔孟之鄉的山東可大不一樣。不過究竟是不是這樣，我沒有做過社會調查，更不是社會學家，不敢斷言，只不過聽人說說而已。我拒絕了他們夫妻二人的好意，跟朱XX的關係卻更好了。他進一步了解了我的為人，對我更感激了。我也仍然繼續在經濟方面幫助他們家，我只是不再到他們家吃飯了。有時在院子裡或路上碰上許XX，她顯的有點不好意思。
共產黨教育自己的幹部總是說，要他們站穩立場，跟“四類分子”劃清界限，但在就業人員單位里，凡是年輕漂亮一點的就業人員的家屬，往往成了幹部的獵物。我很同情她們，她們當中雖然也有少數人作風不太好，但多數是因為生活所迫。
有個叫孔繁明的就業人員，山東榮城人，是我的山東老
238
鄉。他因為無證行醫，把病人治死了，被判了三年刑，在白土崗大隊當犯人時我就認識他，他對我這個大學生也很敬重。刑滿後，他在工業大隊就業，沒有戴“四類分子”帽子。但因為畢竟是蹲過勞改，想成家也很困難，後來回老家找了個農村姑娘結了婚。六、七十年代，山東的農村很窮，他就把老婆帶到農場安了家，同時把他的小姨子也帶來了。他知道我為人正派，上山幹了二年，也有點錢，找到我說，打算把他的小姨子介紹給我，被我婉言謝絕了。我說：“老孔！謝謝你的美意，你知道我剝奪政治權利還沒滿，即使滿了，反革命分子的鐵帽子恐怕我也得戴到棺材裡去。我如果結了婚，有了後代，那就是‘反革命狗崽子’，永遠被人歧視，永遠抬不起頭來，孩子也會恨我的。我發誓，這種狀況不改變，我一輩子也不結婚。XX還年輕，人也長的漂亮，你還是跟你老婆商量一下，把XX帶回老家去給她找個對象好，如果在這裡找個二勞改，會影響她一輩子的”。他說：“我從來沒有把你當作壞人看待，那些刑事犯出身的二勞改，找上門來跟我老婆談，我和我老婆還不同意呢！你最好再考慮考慮，你也四十出頭的人了，該成個家了。”但是由於我發誓，現狀不改變，我不結婚成家，這件事情也就算了，不過這並沒有因此影響我跟孔的友誼。
16.3.在全體“二勞改”就業人員大會上公開頂撞幹部
在七八年“五一”前夕，烏蘭農場召開了一次宣判大會，有五、六個就業人員因重新犯罪被判了刑，因為是重新犯罪，判的都特別重。不過這次沒有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都是些流氓、盜竊之類的刑事問題，也沒有被判死刑的。類似的宣判大會我參加過無數次，這是唯一一次沒有被槍斃的。在這次宣判大會之前大約一個禮拜，有兩個幹部也判了刑，不過為了不造成“不良影響”，是單獨判的，幹部犯了
239
罪被判刑，絕不能跟犯人和“二勞改”一起開公判大會。但是紙里包不住火，不久全場的人也都知道了。這兩個幹部一個是因為貪污被判了二年，另一個姓於，他老婆有點經神病，結果他把自己親生女兒的肚子搞大了，被鄰居告發，判了三年。他們的判刑，比起犯人和“二勞改”來那簡直是輕多了，同樣的罪行，如果是犯在犯人或“二勞改”身上，恐怕至少也得判個十年、十五年的。
每次開過宣判大會後，都要犯人和“二勞改”學習討論，通過宣判大會的“教育”，提高認識，加強思想改造。當天晚上二中隊就召開了全體就業人員大會，常江指導員可能是酒喝多了，講了沒有幾句話就說：“勞改就業人員沒有一個好東西，這次重新犯罪的全是你們這道號的人！”我一聽他這樣講就火了。我馬上站起來說：“常指導員你這樣講不對！勞改就業人員怎麼就沒有一個好東西？烏蘭農場勞改就業人員有好幾千人，這次重新犯罪被判刑的不就是五、六個人嗎？前兩天還有兩個政府幹部犯了罪被判刑的，烏蘭農場的幹部不過一百人左右，就有兩個犯罪的，而好幾千就業人員犯罪的不過五、六個害群之馬，請你按百分比算算，是幹部的犯罪率高，還是就業人員的犯罪率高？於幹事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姦污了，這種最可恥的罪行是教育人的政府幹部犯出來的，你怎麼說犯罪的都是我們這些就業人員呢？”
誰也沒料到我能講出這樣的話來，姓常的被我的這幾句話堵的半天說不上話來，於是就把他們的看家本事拿出來了，一拍桌子站起來說：“你敢當眾頂撞幹部，把他捆起來！”要是在平時，我這樣當眾頂撞他，不等他發話，恐怕早就有那些就業人員中的“積極分子”起來制止我，甚至對我動手了。可是這一次競沒有哪個就業人員答話，也沒有人馬上跳起來捆我，因為他這句話太傷眾了。他一看這樣更火了，掏出手槍望桌子上一拍說：“你們想造反？！”他這麼一喊，李指導員、王隊長、岳幹事都來了。李指導員馬上拿一副銬
240
子把我銬起來押到了小號里去。我知道李指導員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給他一個台階下，另一方面也是幫我，因為戴手銬的滋味比起用小繩勒起來好受多了。可是這次僅在小號里關了三天，就把我放了出來，放我時李指導員對我說：“陳奉孝，你剛調來二中隊的那天，我就對你說過，今後不要再犯頂撞幹部的錯誤了，你怎麼又犯了老毛病呢？當眾頂撞幹部，這錯誤是很嚴重的，你為什麼總是不吸取教訓？”我說：“報告李指導員，常指導員的話太傷人了，怎麼說我們這些就業人員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呢？這太侮辱人格了！”他又說：“常指導員那天可能是喝了點酒，說話有點出格，可他又沒有指名說你，你出風頭幹什麼？”我見他態度很誠懇，也就沒再說什麼。我回宿舍後，大家可把我當成“英雄”了，連那些平時表現靠攏政府的就業人員中的“積極分子”也表示對我讚許，有的甚至說：“就你敢這樣公開頂撞他，別人誰敢呢！”連那些就業人員家屬見了我都說：“你給我們大家出了一口氣，不虧是有文化的人！”只有許XX背後對我說：“你何必出那頭呢？到頭來還不是自己吃虧？他要是耍酒瘋一槍把你打死了，你不是白死？今後別再幹這種傻事了！”我當然明白她的好心。自從上次到她家吃飯那件事以後，她見了我總是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我跟她丈夫朱XX關係依然很好，可從那以後我再沒去過她家吃過飯，這次她這樣對我講，我明白完全是出於對我的規勸和愛護，我很感激她。
這是從我被捕後最後一次戴手銬關小號，剩下的一年多，直到七九年九月份回北大平反，再也沒有受到過類似遭遇。
16.4.黎明前自殺的“右派”張維德
毛澤東死後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裡，勞改隊和全國一樣，處於一種思想混亂狀態（這種混亂狀態實
241
際上從毛澤東死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就已經開始了）。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貴”們仍然在繼續高喊“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等等，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更提出了兩個“凡是”的口號。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十年“文革”給全國造成的災難，人們已開始公開議論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二中隊年輕的王隊長，可能是因為“階級覺悟”不太高吧，經常喜歡跟我們這些“二勞改”聊天。有一天居然從他嘴裡說出這樣的話：“毛主席他老人家到了晚年可能是糊塗了，他搞了這麼多年文革，最後連他自己也收拾不了了。”幹部之間私下聊聊對“文革”的看法現在已經是很普遍了，可對犯人和就業人員公開談這樣的話，對於一個管教幹部來說，那是“犯錯誤”的。要是在“文革”當中，誰要是說出這樣的話，那輕者坐牢，重者殺頭。不過從他的談話，我意識到，不久的將來，中國可能要發生大的變化。實際上，從林彪叛逃事件發生以後，我一直就有這麼一種預感，你想，連毛的“最親密的學生和戰友”，他的“法定”的“接班人”都反對他，毛的一系列錯誤政策能長期維持下去嗎？
可是就在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即將來臨的時候，一個叫張維德的“右派”卻上吊自殺了。他上吊自殺後一個月，即七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就下達了五十五號文件，給“右派”摘帽和改正平反。世界上大概沒有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死去更令人惋惜、更令人悲痛的了。張維德原是北京農業學院（即現在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位教師，象我一樣，也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判刑十五年。其實按他的判決書上列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輕的多，但判的刑卻跟我一樣，這正如我前面寫過的那樣，共產黨對那些越是出了名、有影響的人物，處理起來越輕，而對那些不為人所知的人物，處理起來反而加重。五一年鎮反時，槍斃的都是國民黨下層的一些小爪牙，而殺人如麻的特務頭子康澤、沈醉等人卻僅
242
僅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而且最後還被特赦了。反右也是一樣，對那些社會上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六教授”等人，不過是給予戴“右派”帽子，行政降級處分，而對不大為人所知的“右派”，特別是“右派”學生，則是送勞動教養的教養，判刑的判刑。
在興凱湖勞改農場時，我曾經跟張維德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原來在興凱湖農場四分場四中隊，我在一中隊。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機，把“現反”都集中到了一中隊，這時我們倆才認識。後來我調去了碼頭監獄嚴管隊，從此不知他的下落。刑滿後他在新河農場就業，我在半拉山修路時碰到過他。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自殺呢？我想恐怕主要是因為，粉碎“四人幫”後，他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形勢馬上將要變化，自己馬上將要重見光明了。可是華國鋒上台後，仍然繼續堅持毛澤東的那條錯誤路線，提出了堅持兩個“凡是”的口號，而在那一段時間，報紙上、廣播裡又整天象歌頌毛澤東那樣歌頌“英明領袖華主席”，他感到沒有希望了，最後上吊自殺了。他二十多年的勞改、“二勞改”的罪白受了，如期這樣，還不如一進勞改隊就自殺，也免得受二十多年的折磨。在興凱湖農場勞改時，我曾經想過死，行過凶，想臨死找個墊背的，可我卻沒有死，而他本來不想死，但後來還是自殺了，這算不算是命運的安排呢？後來聽人說，在他上吊的歪脖子樹下，丟下了一地煙頭，有人數了數，有四、五十個，這說明在臨死前，他思想鬥爭是很激烈的。
提起上吊自殺，我要插上一小段。在烏蘭農場就業時我認識一個叫任方斌的小伙子，他那年才二十四歲，山東禹城人，犯的罪是綹竊（即掏人錢包的小偷），他向我談過上吊自殺的感受。“文革”當中，他因為偷人錢包被抓住了，讓紅衛兵用三角帶抽的渾身沒有一點好地方了，實在受不了啦，就在小號里上了吊。小號里牆上釘着一個大釘子，他就撕了自己一條破褲子，搓了根小繩掛在這個大釘子上上了
243
吊。他說，剛掛上去的時候，覺得勒的脖子喘不上氣來，後悔了，想抬手卻抬不起來，稍微過後，覺得嗓子眼裡很甜，比吃了糖還甜，再過一會，就看見眼前有一片象火一樣的紅光，然後就什麼事也不知道了。這小子命也大，因為他兩腳亂蹬，那個釘子被撥出來了，他摔到地上後依然昏着，後被看小號的人發現，把他救了過來，撿了一條小命。
16.5.一種預感——黑暗即將過去
鄧小平等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個一個都復出了，給“右派”摘帽、改正的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可這樣的消息在就業隊伍里是被嚴格封鎖的，這是因為勞改隊的幹部中大多數人對這一政策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由於監獄、勞改隊是專政機關，一直是極左思想的大本營，再加上多年來一直不把“五類分子”當人看的工作習慣，他們認為，當年的反右運動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現在要給這些傢伙摘帽、平反，這怎麼可能呢？如果真的這樣做了，非得在犯人和就業人員之間引起思想混亂不可，他們害怕會由此而引起犯人和就業人員的不認罪和申訴的風潮，給他們今後對犯人和就業人員的管理帶來麻煩。因此，從七八年至七九年上半年，發給就業人員的報紙，經常隔三差五就缺一張。一開始我沒大注意，可經常缺頁引起了我的懷疑。我猜想缺頁的報紙上面肯定登着什麼重大消息，管教人員為了不讓我們知道，把報紙扣下了。我試探性的問了一下李指導員：“報告李指導員！最近的報紙怎麼缺這麼多呢？”他笑笑說：“你倒很關心報紙、關心政治時事。”我又說：“每天看報，我已經養成習慣了，是不是缺的報紙上面有不宜讓我們看的內容被扣下了？”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說：“你問這麼多幹什麼？有些報紙連我也沒有看到呢！你只要好好加強學習、加強思想改造，別再犯錯誤就行了。”從他的談話當中，我
244
已經完全可以斷定，黨的政策肯定有了重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肯定也是對就業人員有利的。
他們想完全封鎖消息是不可能的，因為就業人員可以回家探親，回來時就會把社會上的消息帶回來。不少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就業人員回來後都說，現在對過去的一些案子開始平反了，到北京上訪的人多的不得了，有的住不上招待所就睡在馬路上。我聽了這些消息後知道，嚴冬即將過去，春天的到來已經為時不遠了。
終於在七九年七月底，一個家在北京，名叫融章海的就業人員（他也在興凱湖農場碼頭監獄嚴管隊呆過，我們早就認識）回家探親帶回來一張七八年十一月十七號的舊“人民日報”，那上面有一篇重要的社論，標題是“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論述給“右派”摘帽、改正的重大意義。從這篇社論里我才知道，給“右派”摘帽、改正的工作早已經開始了，可一年多來，勞改隊的幹部卻一直對我們封鎖消息（後來我回北大落實政策時，我的一個在山東省統計局工作的姐姐寫信告訴我，從七八年“五十五號文件”下達後，她前後給我寫過十幾封信，告訴我這一消息，卻一直沒有收到我的回信。如果是我已經不在人世了，信應該退回去，可信也沒有退回去，不知為什麼。事實上我姐姐寫給我的信，全被幹部扣下了）。
16.6.最後一次拿生命作賭注
我看到這張報紙後又高興又氣憤，我高興的是我對形勢的猜測終於證實了，氣憤的是象這樣事關犯人和就業人員切身利益的重大消息，作為“教育、改造”我們的勞改隊的幹部為什麼不讓我們知道！我拿着這張報紙就去了隊部。正好常指導員在，我開口就說：“報告常指導員，我要請假回家探親！”他說：“你又沒有父母、老婆孩子，回家探什麼親？”
245
因為前些日子我在大會上公開頂撞過他，他對我是沒有好氣的。我說：“根據就業人員的管理條例，就業人員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親假。我已經就業七年多了，沒有請過一次探親假，這次我要請假回家探親！”他看我手裡拿着一張報紙，便對我說：“你大概不是探親吧？是不是要回去干別的事情？”話說到這一步，我也就用不着跟他繞彎子了，我說：“給右派摘帽、改正、平反，已經開始一年多了，可你們一直對我封鎖消息，這次我要請假回北大落實政策，改正、平反”。說完我就把報紙遞給了他。他連接都沒接，嘿嘿冷笑一聲說：“你又不是右派，你早就成了現行反革命了，你還想改什么正？你還想平反？好罷，你先回去，等我們研究一下答覆你！”
象他這種極左思想嚴重、腦袋僵化的人是不可能正確判斷形勢、不可能正確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的。在他看來，象我這種“罪行嚴重”的“現行犯革命”分子，又是“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是不可能平反的。
當天晚上就召開了全體就業人員大會，在會上常指導員開門見山的說：“今天晚上開會，沒有別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陳奉孝要求請假回北京大學去落實政策平反。陳奉孝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中，貼大字報，發表反動言論，向共產黨猖狂進攻，並組織了反革命集團《百花學社》，而且他是首犯，最後又企圖出國潛逃，被當場抓獲。在勞改和就業期間，一貫不認罪、不服法，不服管教，頂撞幹部。象他這樣的人還想平反，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共產黨的政策再寬大，也寬大不到象他這樣的人頭上！最近一段時間，由社會上傳來了一股要求平反的歪風，象陳奉孝這樣的反改造分子，又想蠢蠢欲動。我勸你們大家放聰明點，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聽着他的講話，火就一步步往腦門子上頂，我想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但怎麼也控制不住。等他話音一落，我馬
246
上站起來說：“報告常指導員！粉碎四人幫後，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給右派改正、平反，這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政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人民日報的社論已講的很清楚。我能不能平反，我自己心裡有數，根據就業人員管理條例，每個就業人員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親假，而我就業七年多，一次也沒有請過假，這次我要求請假，一方面是想回去看看我的姐姐，她是我唯一的親人，另一方面也是想回北大去要求落實政策，改正、平反。如果我平不了反，我就趴在鐵道上讓火車把我軋死！”我把話說絕了，情緒很激動，說話時身上直哆嗦。幹部和就業人員都知道我的性格，我說的出來就做的出來。常指導員聽我這樣講，一拍桌子站起來說：“陳奉孝剛才講的話你們大家都聽見了，象他這種一貫不認罪、不服法的反改造分子，本來不應該給他假，沖他上面講的話，我這次就破例給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能不能趴在鐵道上讓火車把他軋死！散會！”
姓常的這傢伙，雖然平時對就業人員非常專橫跋扈，但這傢伙也是一個大兵性格，說一不二。在他看來，給誰平反也不可能給我這樣的“罪行嚴重”的“反改造分子”平反。因此他認為不管是我平不了反灰溜溜的回來，還是真的趴在鐵道上讓火車軋死，都可以當作一個反面典型，“教育”其他就業人員，壓一壓這股要求平反的“歪風”。
我當時講話的態度雖然十分堅決，但說老實話，究竟能不能平反，我心裡並沒有底。不過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我要搏一下。如果他不給我假，我打算採取逃跑的辦法也要回北大一趟。如果我真的平不了反，我也只好走張維德的道路，結束自己的生命算了。在屈辱和折磨下我已經熬過了二十二年，我不能永遠這樣活下去。
那時勞改釋放後留場就業的人員，請假回家時必須持有本勞改單位的介紹信，回到家後，必須首先向當地派出所報到，接收監督，還要求向當地派出所定時作“思想匯報”。
247
第二天我就到隊部去取介紹信。介紹信是這樣開的：
茲有我場刑滿就業人員陳奉孝（剝奪政治權利未滿，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請假回家探親，假期一個月，假期屆滿，望當地公安機關督促該人按時回場。
我心裡想，介紹信你愛怎麼開就怎麼開，我只要能回去就行。出了隊部後我看見就業人員統計任宜民在黑板報上抄我的判決書，快抄完了。我就站在一邊看，等他抄完了，我問他是誰叫你抄的，任說：“隊部叫我抄的唄！沒有隊部的命令，誰敢在黑板報上抄別人的判決書？”我笑笑說：“很好！讓大家知道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好在我的判決書上沒有半點見不得人的事情。姓常的這傢伙讓人把我的判決書抄在黑板報上，其目的是想讓大家看看，象我這樣“罪行嚴重”的人還想平反！這不就象他在大會上說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
17.平反
17.1.二十二年後重回北大. 出人意料的平反裁定書
當天我就搭了一輛送糧的車去了江橋車站，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回到了北大。
我並不知道北大有個落實政策辦公室，就先到系裡去打個招呼。數學系行政秘書楊連傑並不認識我，我一報姓名，她說：“哎吆！你就是陳奉孝？從去年五十五號文件下來後，我們就一直設法跟你聯繫，一直沒有聯繫上。聽說北京的犯
248
人都在興凱湖農場，我們發去的信都退回來了，大家都認為你不在人世了呢！你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我簡單的把我過去輾轉的情況對她說了一遍。她又問我：“你去過落實政策辦公室沒有？”我說：“沒有！我不知道落實政策辦公室在那裡、誰負責。”她說：“現在快下班了，明天我領你去。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是任寧芬，她人很好，文革當中她也被整的夠嗆。你現在住哪裡呢？北京有親戚嗎？如果北京有親戚，最好先住在親戚家。”我說：“北京我什麼親戚都沒有，山東老家父母也早就沒了，今天剛下火車，還不知道往哪裡住呢！”她想了想說：“我先領你到朗潤園招待所住下吧，那裡已經住下了很多等待落實政策的同學，不過你如果在北京能找到住處，最好到那裡去住，招待所地方有限，容納不了很多人。”
她領我到招待所一看，這裡已經住滿了等待落實政策的同學，其中張元勛、葉於勝、趙清等人都在這裡。還有許多人我叫不上名字來，但他們都知道我的名字。一見面他們都說：“你從哪裡來？都謠傳說你已經死了，是不是我們見鬼了？”我說：“我是從十八層地獄回來的，大家跟見了鬼也差不多。”二十多年未見過面，又都經歷了磨難，今日重逢，彼此之間當然很親切。
這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原來是乒乓球活動室，為了接待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和老師，臨時按了一些雙人床。我一看都住滿了，只有物理系一位姓黃的同學住的上鋪還空着，我就睡在了那上面。這位姓黃的同學原是物理系四年級的，被打成“右派”後，送到一家化工廠去接受監督改造，結果在勞動中被化學毒物弄壞了眼睛，已接近完全失明的狀態。他的“右派”問題已改正，但他要求北大幫助給他治眼睛，可能是因為費用太高，遲遲還沒有解決，因此他還繼續留在這裡。他的情況非常可憐！通過聊天我知道，北大當年的“右派”基本上全都改正了，教師中的“右派”一個沒剩，
249
全改正了，只有學生當中的譚天榮、張元勛和我還沒有改正。我心裡犯了嘀咕，我的“右派”問題可能改不了。
第二天上午，楊連傑領我去了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楊連傑向大家一介紹，任寧芬首先說：“哎喲！你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一年多以來，我們一直跟你聯繫不上，都還以為你不在了呢！怎麼樣？這幾年受了不少苦吧？”我說：“去見了幾次閻王爺，他不收我，我就回來了。”然後我就單刀直入的問任寧芬：“任主任，您覺得我的右派問題能改正嗎？”她稍微沉思了一會說：“陳奉孝，你知道，你和譚天榮、張元勛等人，都是當年右派中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在中央都是掛了號的。現在中央定的調子是反右派擴大化了，但並沒有錯。既然沒有錯，肯定會有人改不了，因此你的右派改正問題肯定會有一定難度，不過我們也積極努力，爭取北大所有的右派都能改正。你先安心住下，耐心等等。另外，你的情況比較特殊，最好先爭取反革命問題平反，只要反革命問題平了反，右派問題改正不改正，那就是次要問題了。”他說話的態度非常誠懇，一點也沒有打官腔。因此我也想先爭取“反革命”問題平反再說。
出了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楊連傑又領我去了北大財務處，給我掛上了號，爭取到了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費，我非常感激她。當時凡是沒有生活來源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的人，北大都發給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費，這一點，北大比其它院校作的都好，這可能與北大當年在反右運動中是“重災戶”有關。
下午我又到系裡去想見見老師和同學，剛走到系辦公室門口，就碰到江澤涵老先生出來。他一下就認出了我，老先生問我：“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說：“我昨天剛到，右派問題和反革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老先生向我建議：“你最好去找一下周培源校長，周校長對當年右派師生的落實政策問題很關心，他也許能幫上你的忙。”
250
晚上我就冒然去了周培源校長的家，把情況簡單的向他匯報了一下。他正準備最近兩天要出國訪問，中國第一個科學家代表團要訪問美國，他是團長，無暇過問我的問題。不過他拿起電話跟當時的北大黨委書記周林通了話。放下電話後對我說：“周書記叫你兩個禮拜以後直接去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你的問題如何處理，法院會給你明確答覆的。”周校長雖然沒有明確暗示我是否能夠平反，但從他講話的口氣，我覺得似乎希望很大，要不他怎麼能說叫我兩個禮拜以後去法院呢？日子定的這麼近？那時不少同學為了爭取平反，都等了很長時間。
回到招待所，我把找周校長的情況跟大夥講了，希望大夥能幫我分析一下我平反的可能性。大家都說：“你的問題可能比較麻煩，因為當年定的你是反革命集團的首犯，而且你還是在企圖出國逃跑時被現場抓住的，能不能平反很難說。即使僥倖平了反，恐怕也要留下一條很長的尾巴。”
大家說的是有道理的。因為李燕生、趙清、錢如平等人平反後都留下了尾巴，相比起來，我的問題嚴重多了。經大家這麼一分析，我心裡非常忐忑不安。不過楊連傑卻安慰我說：“不要緊！你安心等着就是了，你的問題早晚會解決的。”
在這期間我也去了府右街五部委聯合辦公室（統戰部、組織部、宣傳部、公安部、民政部）上訪過。在門口看見上訪的人排成長隊，一打聽有為“右派”改正問題來上訪的、也有為“現反”問題來上訪的，更多的人是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來上訪的。負責接待的人談話都很客氣。我把自己來上訪的目的說了以後，接待人員對我說：“你的問題很典型，我們一定如實向有關單位反映，你最好能耐心等待，你也看到了，目前上訪的人很多，我們處理問題也需要時間。”通過談話，我似乎覺得，我的問題的處理可能等不了太多時間。因為從談話中我已知道，我的問題比較典型，現在已到了處理“右派”和因“右派”升級為“反革命”問題的後期。
251
再說，周林書記已通過周培源校長告訴我，叫我兩個禮拜以後去法院，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一考慮，不論結果如何，我斷定自己的問題處理起來可能比較快。
兩個禮拜後我沒有馬上去法院，因為周校長告訴我叫我兩個禮拜以後去，所以我又耐心等了五天，第十九天上午，我去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接待室里已有幾十個人在等待平反裁決，聽他們議論，現在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了，法院人手不夠，忙不過來，從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北京政法大學）借調了不少人來幫忙。我登上記後等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就叫我進去。一位三十多歲的負責我的問題的人向我宣布平反裁定：
經複查，一九五八年XXX號關於陳奉孝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一案，實屬錯判，現裁定如下：
一，
撤消原判，
二，
宣告無罪，
三，
陳奉孝同志的工齡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
除以上三條外，沒有半個字的尾巴。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高興的半天說不上話來。宣布完了又問我：“你還有什麼意見沒有？有什麼話要說的沒有？如果沒有請簽字。” 我真是喜出望外了，還會有什麼意見呢！我趕緊說：“感謝黨的政策和法院各位領導及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簽完了字，他主動伸出手來和我握手，並對我說：“關於你今後的工作問題，請找北大或內蒙扎賚特旗當地統戰部門和政府協助解決好了，你現在已經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今後應好好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對你的期望！”我答應着，拿了裁定書就回了北大招待所。我一進招待所的門，大家就圍上來問我平反了沒有？葉於勝見我面帶笑容，便說：“看陳奉
252
孝喜形於色，肯定是平反了，不過留了什麼尾巴？”我拿出裁定書給大家一看，都感到很吃驚。誰也沒有料到我平反平的這麼徹底，因為在我以前平反的同學，沒有一個不是留下了尾巴的，有的留下的尾巴不僅很長，而且很難聽。大家都覺得我的問題既然比別的同學的問題嚴重，但平反平的卻比任何人都徹底，真有點不可思議。
17.2.賭贏了. 昂首挺胸回農場
第二天，楊連傑又對我說：“你已經平反了，右派問題雖然還沒有解決，這關係不是很大，最好能爭取留在北京。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在各方面的工作都開始走上了正規，高考也恢復了，各大、中學都缺少合格的教師。文革中培養的那些工農兵大學生根本不能勝任。他們有的在“回爐”，我看這恐怕也不行。現在你們右派又吃香了，北京不少單位都提出來，寧要一個改正右派，不要五個工農兵大學生。”我對她說：“我想留在北大。”她說：“前些日子，張景中、楊路來北大落實政策，北大想留他們，可被科大的陶懋頎挖走了。你的情況比他們倆困難些，因為你還沒有改正，北大能不能為你單撥出一個指標來，我想恐怕很困難。你最好先回內蒙去要回你的落實政策指標，這樣什麼事情都就好辦了。”她還告訴我說：“現在在北京附近的固安縣，正在籌建一所大學，叫華北石油學院，因為原來的北京石油學院遷到山東東營去了，所以準備再建一所華北石油學院。我跟趙清說好了，下午就坐車去，你想不想去看看？”我說：“可以！”她說：“如果華北石油學院願意要你，你拿着華北石油學院的商調函，回內蒙取回你的落實政策指標，那恐怕更容易些。”
下午楊連傑就要了輛吉普車帶着趙清和我去了華北石油學院籌建處。找他們負責人一談，楊連傑把我和趙清的情
253
況一介紹，籌建處的負責人表示非常歡迎我們去，並立即給我們倆開了商調函。
第二天我就拿着平反裁定書和華北石油學院的商調函，起程返回了烏蘭農場。我為什麼這樣急急忙忙趕回去呢？第一，我要馬上把我的戶口從烏蘭農場遷出來，因為我害怕夜長夢多。我知道勞改隊的幹部對給“右派”改正、平反有牴觸情緒，共產黨的政策又常常是朝令夕改，因此我打算趁熱打鐵，趕快把戶口遷出來，我怕時間一久，勞改隊的那幫幹部又會想出什麼花樣來把我扣下，那就麻煩了。第二，我想回去教訓教訓那個姓常的指導員，因為他在全體就業人員大會上說我不可能平反，還把我的判決書抄在了黑板報上，我也在大會上發下了誓言，如果我平不了反，就趴在鐵道上讓火車把我軋死，現在我平反了，看他還能說什麼？
到了烏蘭農場二中隊，我先到隊部去找姓常的。這次進隊部我用不着喊“報告”了。我敲了敲門就進去了。李指導員一個人在隊部，他一看見我就說：“恭喜你平反了！兩天前，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你的平反裁定書已用公函寄來了。”我說：“怎麼這麼快？”他說：“你的平反裁定可能在你去法院之前就已經作出了，作出後就寄來了，剩下的一份裁定書就等你去拿了。”我又把我身上帶的平反裁定書和華北石油學院的商調函拿出來給他看。他看後說：“好啊！不久你就可以到大學去教書了，這麼多年你的學業荒廢了沒有？”我說：“不要緊！我只要稍微一複習，就能夠把過去學的東西撿起來。”他說：“還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有真本事，你抓緊時間到場部去辦手續去吧！”我又問：“怎麼沒見常指導員？”他笑了笑說：“常指導員出差了。你還想跟他鬥氣嗎？你已經平反了還找他斗什麼氣呢？你今晚上打算住在哪裡？別回集體宿捨去了，隊部有接待室，先住接待室算了”。我說：“不用了！宿舍還有我的破行李呢，我還是先回集體宿捨去住好，反正時間也不長”。他又囑咐我：“回
254
去說話注意點影響，別再給隊部添麻煩了！”。我笑笑答應着就出來了。出來隊部首先遇到就業人員統計任宜民，他笑着對我說：“恭喜！恭喜！聽說你平反了，你還記得你在大會上說的話嗎？你對自己平反怎麼那麼有把握？大多數人都認為你平不了反呢！”我笑着說：“這怪你們大家對形勢認識不清，我的問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說完了，我抬頭一看，黑板報上抄的我的判決書，雖經日曬雨淋，有些文字還能依稀可見。我又說：“這不是你抄的我的判決書嗎？真不錯，這麼長時間還沒叫雨全淋掉。”他說：“一會我請示一下李指導員，趕快擦掉算了。”我說：“擦它幹什麼？留着不是很好嗎？”
我們倆正說着，大幫幹活的人收工回來了。一看見我，大家都圍上來問我；“怎麼樣？平反了沒有？”我拿出平反裁定書和華北石油學院的商調函給他們看，他們都說；“你真了不起！不僅平了反，而且還要回北京去教大學，怪不得你敢在大會上跟常指導員叫號呢！”大夥一邊七嘴八舌的議論着，一邊就簇擁着我回到了宿舍。屋裡立刻就擠滿了人，問長問短，我也把回北大的情況向他們大家做了介紹。許多帶家屬的就業人員拉我到他們家去吃飯，正亂哄着，朱XX進來了，他說：“走吧，到我家去住吧，正好XX帶着兩個孩子回浙江老家去了，這兩天你就住我那裡好了。”
朱XX估計一會肯定會有人來看我，所以也沒做飯，他到食堂去買了兩個好菜我們邊吃邊聊。還沒等我們吃完飯，一幫家屬就湧進來了。她們一進來七嘴八舌、嘰嘰喳喳就熱鬧了。有的說：
“我早就看人家老陳跟我們這幫就業人員就是不一樣，人家畢竟是念過大書的人，今天終於熬出頭了！”
有的說：“常指導員也是瞎了眼，平時跟我們這幫人吹鬍子瞪眼慣了，他在大會上說人家平不了反，這回人家不僅平了反，還要回北京去了，這回看他還怎麼說！”
255
有的還說：“你平了反，也給我們大家長了志氣，你應該找常指導員問問他！”
有人說：“他早躲起來了！”我只好笑笑，沒法插話。
有一個外號叫黃大辮的家屬笑着說：“過去有人給你介紹對象，你說在就業隊伍里不成家，現在你平反了，該成個家了吧？我給你介紹個對象怎麼樣？人漂亮着呢！”
我笑着說：“我現在工作沒有安頓下，哪有心思成家呢!”
一個叫陳人美的年輕家屬插話道：“黃大辮！你別沒有個數了，人家現在平反了，要回北京當大官了，當了大官什麼樣的老婆討不到，哪裡還瞧的起我們這些人？”
這個叫陳人美的家屬，平時講話嘴就象刀子似的，不過人長的很漂亮，不少就業人員想找她的便宜，可又不敢招惹她。
我笑着對她說：“陳人美，你瞎說些什麼！我將來最多不過是回北京教書，當什麼大官，你們看我是那塊當官的料嗎？”
這些家屬在這裡鬧哄了一晚上。她們走了以後，我對朱XX說：“老朱！你的問題也應該提出申訴，現在國家正在撥亂反正，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當年你只不過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因為發了幾句牢騷就被打成反革命，這樣的案子，案情不複雜，要爭取平反也容易，這個問題你應該好好考慮一下，不要只知道稀里糊塗過日子，錯過了這樣的大好機會，以後再想平反就難了。”
他說：“自從你回北京去落實政策以後，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我又不會寫，你能幫我寫一下嗎？”
我說：“當然可以，這不成問題。但你必須認真回憶一下，把你當年講的話以及為什麼會講這些話的前因，如實的談清楚，最好能提供證人，這樣寫出來的申訴才有說服力，如果光是一味的否認過去自己講的話，這樣寫出來的申訴材料恐怕不行。”
256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場部直接找了一把手傅政委（他在“文革”中被打倒過，現在恢復了工作，這個傅政委與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符政委不是一個人）。他很客氣，主動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一個勞改隊的幹部主動跟一個勞改釋放人員握手，在過去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沒等我開口，他就說：“你的平反裁定書已經到了好幾天了，祝賀你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我說：“謝謝領導！”然後把裁定書和商調函遞給他看。他只看了商調函，然後就說：“北京有大學要你，這很好。不過農場也缺人才（這是我第一次聽說一個勞改幹部把我稱作人才），我們這裡這所中學，連一個合格的教師都沒有，你不想留下來在這裡當老師嗎？”我一聽他這麼說，嚇了一跳。我心裡說，你還想把我留在勞改單位？這種單位我一分鐘也不想待。有多少勞改幹部把我視為眼中釘，我如果再留在這裡，你們說不定什麼時候又會找茬整我。我趕緊說：“我必須回去，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領導在我臨來時告訴我，把農場的手續辦完後，叫我馬上回去。我雖然平了反，但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處理完（我沒有對他說，我的右派問題還沒有改正），不回去不行！”他笑了笑說：“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回去，我們也不好強留你，你到管教科找管戶籍的小王辦手續去吧！”聽了這句話，我如釋重負，趕緊到管教科去找小王辦調離手續。
一進管教科，首先看到了原來在四中隊由靠造反起家當上了管教的陳幹事（他現在已由四中隊調到了場部管教科）。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沒跟我說話，我也沒理他。我心裡想，你這個靠造反起家的傢伙，好日子恐怕也不會太長了。我直接找到了管戶籍的小王，幾分鐘工夫，她就把我的戶口遷移手續辦好了，我拿着戶口手續臨走前又跟傅政委打了個招呼。他囑咐我：“你既然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應該感謝黨的政策，今後要好好工作，別再犯錯誤了。”他說的話應該說是很誠懇，不過在他的心目中，不僅在他的心目中，在一般
257
人的心目中，當年的“右派”是犯了“錯誤”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還把“右派”叫作“摘帽右派”或“改正右派”，甚至直到如今，有些“老左”們，還持有這種看法。看來“右派”的痕跡在短時間內，是難以從人們的心目中摸掉的。（我回到濰坊老家後，八七年濰城區要選一名四十歲以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男性黨外人士當副區長，有人告訴我說，我是重點考慮的候選人之一，因為我過去曾被打成過“右派”，所以候選人資格被抹去了，讓我當了一名市政協委員，這已經是給“右派”摘帽、改正後近十年的時間了，在人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一些領導幹部的心目中，還把當年的“右派”當作犯過“錯誤”的人，這足見當年反右運動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心理上的負面影響有多深）。
17.3.一件憾事——沒有要回判決書
我又向傅政委要我的判決書（在五九年從通州監獄往興凱湖農場調時，我們那一批犯人的判決書全被管教幹部收上去了，此後我要過多次，都沒給，刑滿釋放時我要也沒給。最近我去訪問張元勛,問他的判決書還有沒有,如果還有的話，請他複印一張給我。他說一進勞改隊就被收走了,我要過多次都沒有給。看來當時把“右派反革命”的判決書收上去是上面的指示，不知為什麼）。傅政委說：“你已經平反了，還要它幹什麼用？我們將把每個平反的人的檔案連同他的判決書一起銷毀。”聽他這麼說，我怕再跟他羅嗦起來又發生什麼枝節，也就沒再堅持，因此至今我只有一份起訴書，而沒有判決書，實是一大憾事。
我回到二中隊後，一些就業人員和家屬又圍上來問這問那，家屬們又離不開給我介紹對象的話題。李指導員的愛人（她是二中隊的會計）看到了，把我叫到隊部去告訴我：“你現在已經平反了，又要回北京工作，找對象的問題已經有了
258
選擇的餘地，在這個問題上你可要慎重考慮，千萬不可匆忙從事，這可是一輩子的大事。”我笑着說：“謝謝劉會計！工作還沒有最後定下來，我現在哪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正說着岳幹事進來找我說有點事，我平時從來沒跟岳幹事打過交道，他找我有什麼事呢？
岳幹事領我到了他家，他女兒和女婿都在。他女婿是一個上海的知識青年，在烏蘭農場當了拖拉機手，因為跟當地人結了婚，回不了上海了。岳幹事對我說：“聽說你馬上就要回北京，小金（他女婿）打算複習一下功課考大學，請你回北京後給他買一點有關複習考大學的參考書寄來行不行？”我說：“這沒有問題，北大的書店裡就有，我回去後馬上買了給小金寄來。”小金馬上就要掏錢給我，我說：“錢你不用給我，買幾本書用不了幾個錢，我保證買來寄給你就是了。”完了他們就要留我吃飯，我實在不願意在幹部家裡吃飯，但他女兒和女婿一定要留我，我只好留下吃了一頓飯。我一邊吃飯一邊想，過去勞改隊的幹部見了我就象見了仇人似的，今天竟然有勞改幹部留我在他家吃飯，這反差太大了，真有意思。
為了給朱XX寫申訴，我在農場多呆了一天，一共呆了三天，第四天我就揣着戶口返回了北大。回北大後不到半年，朱XX給我去信說，他也平反了，準備帶着老婆孩子回浙江老家去。我為他全家高興，也為自己替一個患難中的朋友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感到寬慰。
在回北大的火車上，我浮想聯翩，回想起這二十二年的遭遇似乎就在昨天，想起了我一次次被戴上手銬腳鐐塞進小號，想起了一次次受的折磨，想起了自己一次次跟死神擦肩而過，想起了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批因飢餓和勞累而死去的人，想起了被蚊子活活咬死的王錦泉，想起了被槍斃的一條腿的陳顯，想着想着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淚刷刷的流了下來。在刑罰的折磨和面對死亡的時候，我沒有掉
259
過一滴眼淚，現在我失態了。在火車上為了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我趕緊上了廁所，流完了眼淚，擦了把臉才回到座位上。前途如何雖然還沒有最後定下來，但噩夢是醒了，地獄是逃出來了，可這是二十二年哪！而且是一個人一生當中最珍貴的二十二年！人生有幾個二十二年呢？寫到這裡我幾乎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260
18.等待改正
18.1.至死難忘的好人——楊連傑
我沒有直接到扎賚特旗去要我的落實政策指標，而是直接返回了北大。因為我知道，根據五十五號文件的精神，指標是給改正過的“右派”的，而我還沒有改正，我怕去了白跑一趟，指標要不回來，反而讓扎旗統戰部知道我還沒有改正，會對我今後的落實政策留下後遺症。
什麼叫“指標”呢？現在有些人也許不知道。所謂“指標”就是相當於一個錄用通知，有了這個“指標”，就會給你安置適當的工作，也就有地方給你發工資了。由於“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全國有幾千萬待業青年找不到工作，因此要想搞一個工作指標是非常困難的。全國有五十五萬多“右派”（又說七十萬）改正後需要重新安置工作，也就是說，需要國家從財政收入上撥出款來給這些人發工資，難度是相當大的。當年的“右派”絕大多數都被發配到了邊疆地區，如果讓他們全都回到原工作崗位，這不太可能，因此中央就決定將每個“右派”的落實政策指標（實際就是由財政撥出去的工資）撥到了每個“右派”目前所在的縣（旗或區）去。地方上拿到這些指標後是非常珍視的，一方面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指標來安置“右派”的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有哪個“右派”想離開當地，當地政府是不會輕易把指標讓你帶走的。你走了，他們可以利用你的指標另外安置別人（特別是當地幹部的親屬和子女）。那時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不要說私營企業沒有，就是個體小商販也沒有，一個人要想就業，只有到國家的企、事業單位去，而各地計劃單位（現在叫計劃委員會）如果沒有安置就業人員的指標，或者指標有限，你想就業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文革”剛結束的那幾年，我們國家的失業人數特別多。有些下放青年返城後，連找個掃大
261
街的環衛工人這樣的工作都很難。
我回到北大後先找楊連傑，把情況向她匯報了一下，說戶口起回來了，指標沒有拿回來。她也笑了，說：“我知道指標你肯定拿不回來，不過你先在招待所安心住下，等待右派改正了再說。”
趙清的指標取回來了。因為他勞改時一直在北京附近的團河農場，離固安縣很近，都在北京市管轄範圍內，所以他先去了華北石油學院。不過因為當時國家財力有限，籌建一所大學需要相當多的一筆資金，國家一時拿不出來，所以籌建中的華北石油學院降格成了華北石油學校。
我的努力目標是爭取留在北大，所以我在招待所里抓緊一切時間複習功課。這年的春節，招待所的同學都回家過春節去了，我的在濟南的姐姐也叫我回濟南過春節。我沒有去，而是在抓緊時間複習功課。年除夕的下午，楊連傑到招待所來看看還有沒有人沒回家過春節。她見到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看書，就說：“哎喲！你怎麼不回家過年？年除了還在用功？”我說：“大家都走了更清靜，我要抓緊一切時間複習，把浪費的這二十二年找回來！”她說：“唉！真不容易啊！這樣吧，今天晚上大年五更的，你也別看書了，上我家去吃餃子去吧。”這個除夕晚上，我就在她家過的。這是我二十多年來作為一個人，第一次過中國的最重要的節日。
楊連傑不僅為我的落實政策跑前跑後，幫我每月從北大財務處領生活費，而且主動為我介紹對象。他說：“你如果在北京找個對象安個家，將來戶口落在北京就不成問題了，你想留在北大也就更容易了。”女方是新街口一家縫紉店的女工，三十七歲了沒有結婚。見面後她知道我是大學生，這點她很滿意。可是一聽說我是“右派”，還沒有改正，她害怕了。她怕結婚後萬一我在北京落不下戶，會連她的北京戶口也拐到內蒙去，所以這件事情沒辦成。其實我一點也沒怪對方，因為我知道，對方的顧慮是有道理的。建國以來的屢
262
次政治運動都把人整怕了。由於共產黨政策多變，今天給“右派”平反了、改正了，說不定過兩年政策又反過來，誰願意因為嫁給一個“右派”再遭罪呢！過去的歷次政治運動把多少個家庭整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對方有這些顧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我在北大念書時，楊連傑在俄語系工作，在反右運動中她雖然知道我的名字，但並不認識我，我更不認識她。她是“文革”前夕才調到數學系當行政秘書的。她丈夫原是北京市軍分區的副司令員，但她絲毫沒有官太太的作風，相反的，十分平易近人。一九五九年她丈夫去世，一直守寡至今，帶着三個女兒苦熬日子。她本人還有嚴重的心臟病，住在中關村一幢舊樓的四樓頂西北角的一間半房子裡，生活也是很艱難的。可她為了數學系這些“右派”同學的落實政策，整天東奔西跑，累的好幾次心臟病都犯了。象她這樣的好人，到我死的那一天，到我咽下最後一口氣的那一時刻，我也忘不了她。
今年去北大參加百年校慶，我和趙清又去探望了楊連傑。她早已退休在家，完全變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談起當年落實政策的事來，我和趙清都差點落下淚來。趙清對我說：“象楊連傑這樣的好幹部，在今天共產黨的幹部隊伍里，恐怕連一個也沒有了。”
18.2.被迫害致死的同學和老師
過完了春節，等待落實政策的同學，又陸續都回來了，招待所里又住滿了人。不過，這些同學的“右派”問題都已改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如張元勛、趙清、林樹國、李燕生、錢如平等人也都平了反。他們繼續住在這裡是希望獲得能安置一個較好的工作，其中趙清已去了華北石油學校，李燕生北京有家，沒住招待所。大名鼎鼎的譚天榮的“右
263
派”問題也改正了，活着的“右派”同學，唯一沒有改正的就剩下我一個人了。不過我堅持等待下去，反正北大每月給我發生活費，再說，我在大興安嶺幹了兩年多採伐工，也攢下了點賣命錢。楊連傑也勸我耐心等着，我也經常到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去打聽。任寧芬告訴我：“陳奉孝！你要知道，中央對當年反右運動定的調子是，反右運動並沒有錯，只不過是擴大化了，既然沒有錯，肯定就會有人改正不了。北大是當年鬧的最凶的，連毛主席都親自點了《百花學社》的名，你又是《百花學社》的主要組織者，你的右派問題能不能改正，你自己應當有個思想準備。我們儘量做工作，爭取北大的右派一個不留，全部改正。不過你的問題最後恐怕還要看上級的態度。”
她說的很誠懇，也實事求是，不過既然改與不改尚沒有定案，我想還是等下去。別的同學，凡是由“右派”升級為“現行反革命”的，都是“右派”問題先改正，“反革命”問題再平反，而且他們的“右派”問題和“反革命”問題在改正和平反時都留下了尾巴。而我的問題卻恰恰相反，“反革命”問題十九天就平了反，而且平的十分徹底，一個字的尾巴也沒留，這一點確實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意料之外，可“右派”的改正問題卻卡住了。是不是為了不給我改正，所以才把我的“反革命”問題平的比較徹底？這個問題至今我也沒弄明白。不過我在北大住了近一年的時間，卻了解到了不少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當時在等待落實政策的“右派”當中，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本來中央決定給改正了的“右派”補發全額工資，可是等各地方把“右派”的人數報上去一看，五十多萬！要給五十多萬“右派”每人補發二十多年的工資，這筆錢數額太大了。由於十年“文革”鬧的國庫空虛，國家拿不出這麼多錢來，因此在五十五號文件里規定，改正了的“右派”的工資一律從七八年十月份補起，直到安置工作為
264
止，平均每人也就是補一年的工資，這就少多了，連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都這樣講過。他們還對我說過：“補下來工資，你可要請客呀！”還流傳着一種說法，一位香港的記者曾問過鄧小平，“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後都補發了全工資，為什麼改正了的“右派”只從七八年十月份補起呢？鄧小平回答說，因為這些人時間太長，要全補的話，數額太大，現在國家有困難，拿不出這麼多錢來。那位香港記者又說，錢我們香港可以借給你們嘛！鄧又說，借了債是要還的，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記下來，以後再說。流傳的這一說法不知是真是假，但當時在北京的確流傳的很廣。
第二個情況是，通過大家交談，我知道有不少當年北大的“右派”分子已死在勞改隊裡。
劉奇弟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湖南人，跟譚天榮同級。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會作曲、會指揮，還會拉一手小提琴。一九五五年“肅反”時，因為替胡風鳴不平，就被打成過反革命，在北大隔離反省（實際上是變相關押）三個多月。一九五六年，中央領導也認識到了五五年的“肅反”擴大化了，提出了一項新政策，叫做“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當時估計，這項政策的出台可能與當年二月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關，因為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里揭露了斯大林在蘇聯搞肅反，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錯殺了幾百萬人。中國想複查一下剛剛過去的肅反，有沒有擴大化的現象。結果劉奇弟被“糾偏”，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復了學籍。一九五六年是建國後政治氣氛最寬鬆的一年。可是在五七年的整風反右運動中，劉奇弟又貼出了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那時謠傳胡風已死在天津監獄裡）。這一次被實實在在的打成了“反革命”，判刑十五年。
其實他一貼出那張大字報，我就預感到他非被打成“反革命”不可。因為胡風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他公開為胡風
265
鳴冤叫屈，這不是向毛澤東挑戰嗎？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他本來身體很弱，還有肺結核病，勞改隊那種惡劣的環境，他是絕對活不出來的。結果他在勞改隊被折磨瘋了，最後在興凱湖農場五分場，被塞進了象狗洞子一樣的小號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凍餓加病，死在了裡面。
在北大的“右派”同學之間，我跟劉奇弟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原來我們並不認識，因為都成了“右派”的“頭面人物”，所以才認識的。我很佩服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性格。我從北大逃跑前，因為已是九月中旬，天氣冷了，為了支持辦刊物“廣場”，我已把自己的衣服全賣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單衣。劉奇弟給了我一件線衣穿。這件線衣，勞改十五年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直到七二年我刑滿出勞改隊也穿了出來，已經是補丁摞補丁了。七五年我也穿着它去了大興安嶺採伐隊，七六年我因為揭發採伐大隊的會計監守自盜一案，被弄到深山裡吊起來近兩個月，在清理帳篷時，被別的就業人員看到這樣一件破衣服，以為沒人要了，結果給塞進爐子裡燒掉了。
賀永增，北京市人，北大西語系四年級學生，是我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他和蔡中一曾經在西語系組織了一次“控訴會”，由顧文選控訴“三害”的罪行，在北大影響很大。反右運動開始後，把賀永增說成是幕後的黑手，還給他畫了一張漫畫，人頭蛇身子，嘴裡還吐着蛇信子。他年齡比較大，五七年已經二十八歲，應該屬於老謀深算的一類。按說他不應該走自殺的道路。論刑期，他比我短得多，可是他卻在監獄裡自殺了。我曾經去過他家打聽過這件事，他家裡人說，只知道他在監獄裡自殺了，究竟為什麼自殺，他家裡人也不知道。我剛到興凱湖農場勞改時，一看環境那麼惡劣，刑期十五年，我斷定自己活不出去，也想到過死，可我並不想自殺，我不能白死，臨死我也要拉上個墊背的。一次行兇未成，第二次打算行兇時，那個姓鞠的隊長可巧被調走了，
266
我也僥倖與死神擦肩而過，從此以後我打消了死的念頭。可他五年刑期並不算長呀，他為什麼會自殺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顧文選是“控訴會”的控訴人。解放前他就在杭州警察局工作過，解放後被留用。五五年“肅反”時抓了許多無辜的人進行非刑拷打，他看不慣，結果他也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因為他屬於國民黨時期的留用人員，對他當然更不客氣，受過各種刑罰的折磨。五六年“糾偏”時，他被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上了北大西語系。五七年整風運動中，西語系的賀永增、蔡中一等人搞了一個“三害控訴會”，由顧文選上台控訴杭州市公安局對他的殘酷折磨，許多到會的人聽後都哭了，在北大影響很大。當時江隆基書記說過：“你們給黨提意見可以，搞什麼控訴會是錯誤的”。後來“百花學社”把他在控訴會上的發言稿“一個人的遭遇”發表在“廣場”上。反右後期，他被捕了，被判八年徒刑。刑滿後在當“二勞改”期間，他越境逃跑到了北朝鮮，結果被引渡回來，開公判大會槍斃了。北大女“右派”李雪琴參加了那次公判大會，以上情況就是李雪琴告訴我的。
他為什麼往北朝鮮跑呢？我猜想他可能是犯了判斷上的錯誤。五九年至六二年，中、蘇大論戰前夕，兩國關係已經很緊張。北朝鮮分親華派和親蘇派。金日成是親華派，金昌奉是親蘇派。有那麼一段時間，金日成長期不露面，他可能是錯誤地判斷北朝鮮倒向了蘇聯一邊，因此貿然跑到了北朝鮮，結果白搭上了一條性命。其實別說你跑到了北朝鮮，就是你直接跑到蘇聯去也沒有用。六四年在興凱湖農場就有不少犯人跑到蘇聯去，結果都被引渡回來槍斃了。實際上他對當年那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根本認識不清。這些國家根本不講什麼人權、民主。你跑到這些國家去還不是送死？再說你又不是象王明那樣的有影響的人物，在這一點上，我頭腦一直比較清醒。
267
張錫錕，化學系四年紀學生，成都市人。他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曾貼過一張署名的大字報“三害的根源”，文中明確指出，“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在當年“右派”所貼的大字報當中，能明確提出“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的並不多見，可見他對問題認識之深刻。後來他參加了“百花學社”，給我的印象是，此人敦厚塌實，從不愛出風頭。在苦幹四天四夜油印“廣場”當中，他出力最大，屬於“實幹派”之列。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說，張錫琨已死在勞改隊裡，怎麼死的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在青島市遇見張錫錕的妹妹，她才把張錫錕死的情況詳細告訴了我。張錫錕先是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六九年由於林彪的一號令，勞教人員都被遷送回原籍接受群眾專政，監督改造。四川因為是三線地區，勞教隊照樣存在。張錫錕被送到川北的一個勞教隊去繼續勞教。七六年毛澤東已死，“文革”已結束，可華國鋒仍然堅持兩個“凡是”的極左路線，於本年底，張錫錕在勞教隊被槍斃了，罪名是企圖組織逃跑。一加上“組織”二字，問題就嚴重了。我問張錫錕的妹妹，給“右派”開始改正、平反後，你去問過沒有？她說她去過那個勞教隊問過，勞教隊的幹部說張錫錕的罪行嚴重，已被鎮壓，堅持不給平反。
張錫錕有妻子和一個女兒，因為孩子還小，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為了怕影響孩子，這件事就放下了。當時雖然給“右派”改正、平反，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對此還有顧慮。他又是在勞教期間被槍斃的，因此當時也沒敢繼續追問下去。張錫錕死後，妻子改嫁，女兒也隨母親改姓。現在女兒已近四十歲，已經知道生父的遭遇，但也沒有主動提出為父平反的要求，別人很難再提出為張錫錕平反的問題。因為張錫錕的妹妹是楊路的愛人，楊路又是全國人大代表，我曾經問過楊路，能否為張錫錕爭取平反？楊路說，張錫錕的妻子已改嫁，女兒已改姓，她們從未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因此目前看來，
268
此事有一定的難度。張錫錕的平反問題恐怕只有等給“右派”徹底平反的那一天才能解決。這一天肯定會到來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錯了，難道還叫“擴大化”嗎？
林昭，中文系女同學，蘇州人。我跟林昭從未接觸過，也不認識，也不知道她被打成“右派”的事。關於林昭的情況是張元勛對我講的。林昭與張元勛曾經有過一段戀情。張元勛被打成“右派”後，黨、團組織要林昭與張元勛劃清界限，她不肯，並寫了“組織與良心”的大字報，聲明自己的態度，不能因為組織而出賣自己的良心。這樣一步步由同情“右派”而變為“右派”，最後被打成“現行犯革命”。林昭是才女，張元勛是才子。林昭出身於革命家庭，她被捕後一家人都受到牽連。“文革”開始後，她出自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女性的心，對“文革”中的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十分痛恨，在監獄裡又發表了不少“反動言論”，為此受到了種種非刑折磨，但她堅貞不屈，最後象張志新那樣被折磨瘋了，於一九六九年被殺害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她被殺害後，公安人員還到她家去要“子彈費”（在“文革”期間，凡是被槍斃的人，其家人都要付“子彈費”，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三年），這是何等的殘酷！
林昭臨死前，張元勛已經刑滿當了“二勞改”，他曾經冒充是林昭的未婚夫前去探過監，回到就業的農場後被關了禁閉（小號）。張說他要為林昭寫一部長篇小說以紀念她，但至今還未見張的作品出來。我想他可能在等待時機。
今年參加北大百年校慶時，遇到了同班同學於劭和張元勛，他們告訴我，後來林昭也平了反。北大中文系的同學捐錢為林昭修了一座衣冠冢。衣冠冢就在林昭的父母的墓的旁邊。於邵跟林昭是同鄉，他對我說，每年到清明節，他總要到林昭的墓前看看，並問我不論什麼時候有空，他也領我到林昭的墓前祭奠一下。我發誓，我一定要去的。近來出於商業動機，有不少關於林昭的炒作發表在許多報刊雜誌上，甚
269
至有人冒充是林昭的難友編造故事，這實在沒有意思，有損於林昭的光輝形象。我盼望着有朝一日，有關林昭一生真實遭遇的著作能問世。
任大熊，數學系年輕助教，因為與陶懋頎和我一起翻譯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被捕且被判無期徒刑。除翻譯“秘密報告”外，我估計可能還有別的原因，不然的話不至於被判無期。因為我被捕的早，後一段的情況我就不了解了。我只被判了十五年，而且翻譯“秘密報告”只不過是我的“罪行”之一，而陶懋頎僅僅是被打成“右派”受管制，監督勞動。任大熊何以被判這麼重不得而知，後來他被折磨死在勞改隊裡。
黃宗奇（？），這是一個特殊的典型。在我住北大招待所期間，這是大家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黃是調干生，據說在解放前夕入的黨，到五七年已有八年黨齡。他原是哲學系黨總支成員。反右運動剛開始時叫“辯論會”，“右派”還有發言權，但到了後來變成了“批鬥會”，“右派”完全被剝奪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批鬥會上按腦袋、低頭彎腰（還沒有發明“文革”期間的“噴氣式”，“文革”與反右相比，那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甚至動手動腳，搞人身攻擊，往“右派”身上潑髒水。黃宗奇反對這樣作，他認為反“右派”應當是批判他們的錯誤言行，以理服人，不應該搞人身攻擊，動手打人。結果被認為是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同情“右派”。他自持出身好（貧農），又有多年黨齡，當然不服氣，跟反右領導小組越頂越僵，最後他也被打成“右派”，讓他在一間屋裡反省，並派一個校籃球隊的隊員監視着他。有一天因為一件小事兩人打起來了，他當然不是那位籃球隊員的對手，於是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把那位監視他的籃球隊員的臉劃破了。這一下不得了，最後以“右派殺人罪”判了死刑，還向全國各大學發了通報。黃宗奇臨上刑場前，法院把他的老婆孩子叫來了，問他跟家人還有什麼
270
話要說的。他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着，要早點改嫁，好好教育孩子，永遠跟着黨、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些話當時都被記錄下來了。“文革”期間那麼亂。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檔案保存的完好無損。七九年在給“右派”改正、平反時，複查到黃宗奇的案件，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去查閱了黃的檔案，看了他臨死前的遺言，認為這顯然是一大冤案。因為一個人臨死前是不會說假話的。又找到當年負責監視他的那位同學了解當時的情況，那位同學也如實的把當時打架的情況和原因講了。他的臉上只不過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連疤痕都沒留下。毫無疑問，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經死了，怎麼辦呢？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犯了難。不過他們還是很認真負責的。到唐山市雒廷縣找到了黃原來的妻子，她早已嫁人了。又在唐山市找到了他的兒子，這時他兒子已是唐山市某建築隊的架子工，最後給了他兒子兩千元錢，算是為黃宗奇落實了政策。據我所知，當時不論是被鎮壓的、自殺的、還是病死在勞改隊、勞教隊的“右派”同學，能夠得到平反的僅黃宗奇一人。
還聽說被送到勞教隊的“右派”同學也有不少被折磨至死和自殺的，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當時北大的“右派”同學大都知道我的名字，可有些“右派”同學的名字我可不知道，特別是因為我被捕的早，對後一段的情況不了解，象我同年級的同學洪允楣、於劭、孫傳義、梁世輝、翁方愚、張世林、孫乾、林埜、蔣星耀、樊振環等人，在我被捕後也被打成了“右派”，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當時為了配合給“右派”改正、平反。在全國範圍內放映了一部電影“牧馬人”，鬨動不小。其實“牧馬人”中主人公的遭遇與“右派”的真實遭遇相距甚遠，不要說跟我這樣遭受過種種非刑折磨的人的經歷相距十萬八千里，就是跟那些被送到勞教隊的“右派”的遭遇相比，也相距甚遠。但這部電影在社會上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我的在濟南工作的
271
姐姐對我說，她看了“牧馬人”後哭了，她認為她弟弟的遭遇也跟“牧馬人”的遭遇一樣。等後來我跟她詳述我受到的種種折磨時，她泣不成聲。難道共產黨的監獄裡還有這種事情？一般社會上的善良的人們是無法理解中國勞改隊的黑暗與殘酷的。因為“文革”是被徹底否定了，後來各種報刊雜誌和小說陸續揭露出來“文革”中的種種殘酷暴行，其實這些暴行在反右以後的中國監獄和勞改隊裡早已存在。
電影劇本作家張天民曾到北大招待所採訪過我們這些等待落實政策的“右派”。被採訪的有趙清、張元勛、章亞航、曹天宇（他不是“右派”，是六四年北大哲學系的學生。他是因“現行犯革命”罪被捕的，已經平反，但還沒有安置工作。後來去了英國，現在是英國聖三學院的院士。曹天宇的妹妹曹南薇是自學成才的科學院的女研究生，七九年、八零年，“中國青年報”曾大力宣傳過，現在不知其下落）、葉於勝和我等人。他說他將來要寫一本關於反右運動的小說，不過我至今沒有見到。
當時給“右派”改正、平反並非沒有阻力，實際上在某些單位阻力還是很大的。例如人大黨委當時就不願意給葛佩琦改正，後來在胡耀邦的力主下，葛佩琦的“右派”問題才得以改正，而且拖了三年多，我還幫葛佩琦先生寫過申訴材料。當時北大上演了陳建功編寫的一個話劇“良心”，內容是一位高級幹部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到“五七幹校”，蹲過牛棚等，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文革”後平了反，官復原職。可是當年反“右派”時，被他錯打成“右派”的人，他卻堅決不給予平反，他不願意承認當年自己的錯誤，怕影響自己的“威信”。劇中的主題就是質問這樣的人，你們的良心何在？因此話劇取名為“良心”。這個劇演的很感人，在北大反響很大。有人主張拿到社會上公演，可是被當時的中宣部槍斃了。從這一點看來，當時給“右派”改正、平反，在不少地方和單位阻力還是很大的。多虧胡耀
272
邦冒着風險，衝破層層阻力，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堅持給“右派”改正、平反，這樣才使得五十五萬多“右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能夠重見天日。即使如此，中央對當年反右運動的結論仍然是“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複查結果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錯了，這還能說是擴大化嗎？
18.3.蕭老的一個比喻. “娘打孩子論”. 後繼有人——西單民主牆
李燕生跟老作家蕭軍很熟，過去念書時，李燕生曾給蕭老抄過稿子。有一天李約我去一同拜訪蕭老（蕭老也是作家中知名的“右派”），蕭老對給“右派”改正有一個精闢的比喻。他說：“給右派摘帽、平反好比下棋，我們都是棋盤上的卒子，過去有車、馬、炮在前面拼殺，現在車、馬、炮都拼殺的差不多了，需要用我們這些卒子了，所以又把我們這些卒子搬出來了。”蕭老的這一比喻，寓意很深，至今我記憶猶新。
與給“右派”摘帽、改正所遇到的阻力的同時，在改正了的“右派”中間，又興起了一種“娘打孩子論”。所謂娘，當然指的就是共產黨，孩子自然就是指的“右派”了。意思是說，共產黨既然認識到當年把你打成“右派”是打錯了，現在給你摘掉了“右派”帽子、給你改正了也就算了，你就不應該再抱怨什麼，再提什麼“無理要求”。這就好比娘打孩子，打錯了哄哄你，別再委屈了，難道你還能反過來再打娘一頓嗎？據說這一論調是從曲嘯那裡颳起的。不知為什麼，我聽了以後很反感。說實在話，凡是得到改正、平反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共產黨的這一政策表示感激的，包括我在內。有的人當宣布給他改正、平反時，都感動的哭了，極少有人提出過什麼過分的要求。他們被錯打成“右派”、“反
273
革命”，被打入社會的最底層，家庭受到株連，老婆離婚，孩子改姓，父母兄弟都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苦熬二十多年，總算活出來了。一給他們平反，他們都感激涕零。而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的老幹部們，“文革”後給他們徹底平了反，補了全工資（“右派”改正後補的工資不到應補的二十分之一），官復原職。他們還提出要求安排子女親屬的工作、要求好的住房等等。這跟那些摘帽、平反的“右派”形成多麼大的反差！難道那些被打成“走資派”受迫害的幹部們過去為人民立下功勞都是那麼大嗎？他們當中有多少人只不過是“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有疲勞”的人？難道“右派”就那麼賤嗎？為什麼兩種人同樣是被打錯，同樣得到了平反，所受的對待如此不同？何況當年被錯打成“右派”的人所受的折磨的時間和遭受折磨的程度更長、更殘酷！說心裡話，我並沒有任何抱怨情緒，這一點許多同學和朋友都可以作證。我平反工作後，許多同學和朋友都問過我：“你對過去整你的人恨不恨？”我說：“我誰也不恨，包括那些在勞改隊裡給我上刑，想把我置於死地的人，我也不恨。因為那是一個時代的錯誤，糾纏個人恩怨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說這話如果需要找證人的話，我可以舉出很多來。但我對“娘打孩子論”從一開頭就很反感。對同樣是得到平反，而對待卻如此不同，我認為從道理上說不通。
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的那一段時間，正是西單民主牆搞的最熱鬧的時候，我在抓緊時間複習功課的同時，有時也借進城買書或辦事的機會去看看。我看過魏京生等他們貼的大字報和他們辦的“探索”雜誌。對他們提出的“中國需要防止出現新的個人獨裁”和“五個現代化”的主張（即在鄧小平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加上政治民主化），感到很吃驚。若論文化水平，當年的“右派”大都是一些知名的學者、教授、作家和大學生，而魏京生他們不過是一些中學生（最多是高中生），但他們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比當年的
274
“右派”卻深刻的多。他們提出的政治主張也比當年的“右派”大膽的多。這可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我不能不佩服他們的遠見卓識。這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十年“文革”和他親自製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所造就出來的最先覺悟的一代。這一點恐怕是他老人家始料未及的。中國失去了一次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大好機會。我認為當時中央的領導如果能夠從認真分析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性原因入手，批判毛澤東建國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和罪行，再加以正確的引導，從而將中國引向民主化的道路，是不會引起社會大混亂的。可是他們被“文革”嚇怕了，不敢這樣做。而今天的情況則是貪官污吏多如牛毛，收入分配不公，大批工人下崗失業，苛捐雜稅壓的農民喘不過氣來，人民壓抑的怒火到了忍無可忍即將爆發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激進的民主改革，很可能引起較大的社會震盪，甚至危及既得利益集團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使得當今的領導者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失掉當年推進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大好機會，實在可惜！
葉於勝曾對大家說：“西單民主牆那個地方，大家最好不要去，要是有事路過那裡，看看可以，千萬別發表議論！那裡有不少便衣警察，大家要吸取五七年的教訓”。經他這麼一說，後來也就很少有人再去光顧那個地方，因為我們這些“右派”被二十多年的勞改、勞教都整怕了。這也算是共產黨勞改、勞教政策的偉大成就吧！
275
19.結婚——回到老家
19.1.“右派”問題改正遇到強大阻力
為了爭取留在北大，我一方面抓緊時間複習功課，一方面耐心等待“右派”問題改正。可是一直等到八零年七月，我的“右派”問題也沒有改正下來，這時我已經在北大招待所住了將近一年了。北大的“右派”，不論是教師中的“右派”還是學生中的“右派”，全部都改正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了。招待所里剩下的人已經不多了，大部分人改正完了以後都安置了工作，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崗位了。張元勛去了曲阜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曲阜師範大學），葉於勝去了福建廈門大學，楊路、張景中早已去了科大，趙清去了華北石油學校，龍英華回了新疆，剩下的除了我以外，還有物理系姓黃的同學。因為他在勞教期間讓化學毒物弄瞎了眼睛，要求北大給治，遲遲解決不了，所以他也繼續在這裡等着。生物系的王英超還在攻讀英語，他打算出國。此外還有原來北大校
276
衛隊的一名職工，他不是“右派”，在“文革”期間他是“造反派”，“文革”後被趕下了台，也住在招待所等待安置工作。不過他每天照樣推一輛手推車出去打掃衛生。我實在等不下去了，接連到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去打聽，楊連傑也替我着急。眼看落實政策辦公室就要撤了，到那時我去找誰呢？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任寧芬對我說：“關於你的右派的改正問題的報告，我們早就報上去了，我們的想法是希望將北大的所有的右派全部改正，但北大在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是全國各大學中鬧的最厲害的，《百花學社》又是毛主席親自點了名的，你又是《百花學社》的主要組織者，因此關於你的右派改正問題，上面的阻力肯定很大。你在招待所住了快一年了，長期等下去也不是辦法，我看不如這樣，我們把關於你的右派改正問題的建議報告也給你一份，你拿它回內蒙試試，看能不能要回你的落實政策指標，如果能要回來，當然就能在北京安置工作，如果要不回來，內蒙挽留你，你不妨在那裡暫時站一下腳，以後再設法往回調。”我滿心不願意，可也沒有辦法，因此也就答應了。於是她就給我拿出了這樣一個東西：
陳奉孝同學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期間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但鑑於他當時年輕，又經過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轉變，建議關於他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
這個建議的前提是當年我“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這實際上等於肯定了我不屬於錯化，其結論是“鑑於他當時年輕，經過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轉變”，所以才建議予以改正。實際上這相當於判刑時的“教育釋放”那樣的從寬處理。實事求是的說，這個建議的前提也算附和我當年的情況。因為我和楊路、張景中、錢如平等人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自由論壇宣言”里，第一條就提出了“取消黨委
277
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的主張，按當時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來衡量，說我有反黨言行，我也無法辯解，因此我也沒再多說什麼，就拿着這個不三不四的東西匆匆回了扎賚特旗。
19.2.扎賚特旗的挽留.愛人張淑敏
我先去了扎賚特旗統戰部，統戰部長是蒙族人，叫得寶。我把這個東西遞給他，他看了後說：“既然建議改正，肯定是能改正的，正好我們這裡缺人才，希望你能留在扎旗工作，我們就按改正了對待。”他的態度很熱情。我說：“我想回北大教書，那邊已經聯繫好了，請求您把我的落實政策指標給我。”他說：“我們不能放你走，即使我同意放你走，旗委、旗府也不會同意。現在百廢待興，我們這個地方很落後，急需人才，象你這樣具有北大畢業學歷的人才，我們怎麼能放你走呢？還是留下吧，為邊疆做點貢獻。”我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他就是不把指標給我，但態度卻很好，很誠懇，最後還留我吃了飯。我這個人有個致命的弱點，如果有人給我來橫的，硬壓我，我倒不怕。勞改二十多年，什麼樣的折磨我都受了，也沒使我“低頭認罪”，可是就架不住幾句好話。既然對方這麼熱情，我雖然沒有明確答應願意留下，可心也動了。
整個扎賚特旗只有三所中學，在我來之前，已有四個改正了的大學生“右派”胡解民、何介侯、安世昌和李燕生留在了扎賚特旗三中當了老師。當天晚上我就住在了扎賚特旗三中。李燕生等人也勸我留下，這樣大家今後可以作個伴，遇到什麼事，相互之間也好有個照應，因為我們都是關里人，在這裡都無親無故。
校長王乘斌聽說又來了一個北大的“右派”，馬上找到我，勸我留下。他說：“老陳啊！你無論如何得留下，現在剛恢復了高考，我們這裡正缺乏象你這樣的高水平的教師，
278
高三畢業班的數學課還沒有人教，你就權當幫我一個忙，別走了，留下吧！你的北大同學李燕生都留下了，你還不留下？你問問他們四個人，我們絕不會虧待你的。”他的態度更加熱情。中午還在他的家設了一桌宴席，把我和胡解民、何介侯、安世昌、李燕生以及扎旗三中的付校長、教導主任等人都請了去，席間大家都勸我留下。我從小長這麼大，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人對我如此熱情、如此看重我的人，這使我很感動。王乘斌此人“文革”前只是一名代課教員，“文革”中他是“保皇派的一個頭頭。“文革”後全國都是一派掌權（保皇派掌權），他受到重用，當了扎旗三中的書記兼校長。王此人不僅嘴巴能講，筆桿子也很硬，對人也很熱情，老師們對他都很擁護。
第二天扎旗教育局長（那時不稱教委）李仁興就找我，勸我無論如何也要留下，並勸我在這裡成個家，並說這一切都包在他身上。李仁興已經六十歲出頭，是漢人，還未退休，是個老教育家，過去當語文教師時，課講的特別好，在扎旗很有威信。
在這同時，通過李仁興局長、王乘斌校長和李燕生同學的介紹，我認識了北京下放青年張淑敏。一九六八年張淑敏初中剛畢業，才十六歲，為了響應偉大領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偉大號召，到內蒙扎蘭屯插隊落戶。由於她為人樸實，幹活潑辣，表現好，被保送到扎蘭屯農牧學校學習，畢業後又因為她北京話講的好，被分配到扎賚特旗二中當了一名政治課教師。“文革”後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她也辦好了返回北京的手續，準備返回北京，只是因為她的預備黨員今年到期轉正，所以暫時還沒有走，他想辦好轉正手續後再回北京。她已經三十歲了還沒有結婚。那時候的下放青年，絕大多數到了三十歲左右都沒有結婚。為什麼呢？他們臨下放之前接受的教育是，“農村、邊疆是一片廣闊的新天地，是知識青年發揮自己才華、大有用武之
279
地的地方”。他們都是一些不韻世事的孩子，因此他們是抱着滿腔熱情，帶着滿腦子的金色幻想，下到遙遠的北國邊疆去的。但下放後一接觸現實，他們的金色幻想破滅了。什麼“廣闊的新天地！”，什麼“大有作為”，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完全是充軍發配！他們覺悟了，知道自己上當了，因此下放青年給自己起了個雅號叫“三勞改”。實際上他們幹的活也真跟邊疆的勞改犯差不多，因此他們都想回去。有門路的，特別是那些高乾子女，在“文革”還沒有結束，已經通過各種關係回去了，沒有門路的只好苦熬等着。但是一旦跟當地人結了婚，根據返城文件的規定，就回不去了，因此到了三十歲左右他們絕大多數都還沒有結婚。
張淑敏七五年在扎旗二中當了教師以後，曾有許多人給她介紹對象，她都婉言謝絕了。我們兩個認識以後，雖不說是“一見傾心”，卻彼此產生了好感，至少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吧。她知道我是北大的學生，對我很佩服。我雖然比她大十多歲，但我看上去並不顯老，不象其他那些經過勞改、勞教後的“右派”，四十剛出頭，就駝背彎腰、掉了牙齒、兩鬢染霜，象五、六十歲的樣子。我那時看上去好象只有三十多歲，許多人都說我受過那麼多的折磨，居然還顯得這麼年輕，真是奇蹟。我對她的印象也很好。我發現她為人熱情大方、純樸、心地善良，人也長得漂亮，因此一接觸就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們倆商量，最好能一起回北京去。
李局長、王校長，還有統戰部長德寶，發現我們倆這個苗頭後，就極力做我們倆的工作，叫我們倆先不要走。李仁興局長說的更坦率，他對張淑敏說：“小張！你先不要走，只要你不走，老陳也就走不了啦。我保證只要你們在扎旗干兩、三年，為扎旗做點貢獻，到時候我一定放你們走。”
張淑敏對老局長是很尊重、很信任的，因此她回北京的決心動搖了。王乘斌校長也做我的工作：“老陳，你先別走。
280
小張人年輕漂亮，為人熱情大方，心眼又好，扎旗教育上的領導沒有不喜歡她的。她還是盟一級的勞模，三八紅旗手，這樣的對象你打着燈籠恐怕也找不着。再說你也已經四十多歲了，該早點成個家了。李局長也說了，你們在這裡結婚，工作兩、三年後，一定放你們回去，那多麼好。”這樣三說兩說，把我們倆的心都說活了，於是我們倆決定先留下來結婚，過兩、三年後再回北京。過去在當“二勞改”時，我沒有心思去想女人，坦白說，我現在開始想女人了。
可是我們想結婚的打算卻遭到了張淑敏家庭的強大阻力。第一，她家全家人都認為，好不容易得到了回北京的機會，現在如果在內蒙結婚，留在那裡工作，以後再想回北京恐怕就難了；第二，我們兩個歲數相差太大，我比她大十四、五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曾經被打成過“右派”、“反革命”，今天雖然平了反，但共產黨政策多變，誰知道以後會怎麼樣？萬一過兩年共產黨的政策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說不定我還有被抓進監獄、勞改隊去的危險，這樣張淑敏不就跟着我遭罪了嗎？
張淑敏的父親是北京郵電科學院管後勤的書記，人很正統、保守。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時，他就知道林希翎、譚天榮和我等人的名字。他還知道當年北大的學生搞了個“反革命組織百花學社”，我的名字還上過報紙，為此他還專門到圖書館裡翻閱了五七年的報紙，連續寫了好幾封信給張淑敏，把我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女兒。張淑敏的弟弟也寫信告訴自己的姐姐，叫她千萬先別跟我結婚，先回北京再說。說實在話，他們家的擔心是完全合情合理、百分之百有道理的。誰願意自己的女兒、自己的姐姐（張淑敏姊妹五人，她是老大）嫁給一個剛從勞改隊出來而且歲數還大十多歲的人呢？她家一連來了好幾封信和電報催她回去，可這邊的領導又一再作她的思想工作，叫她留下，我也追着她不放，她受的思想壓力很大，為此病了一場。
281
張淑敏是一個工作非常認真、非常聽領導話的人，要不她為什麼歷年來能被評上旗一級的勞模和盟一級的“三八紅旗手”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後她還是留下來和我結了婚。我們倆從八零年八月份認識，到本年十二月七號就結了婚，也算是閃電式的了。為了我們倆結婚，領導把她從扎旗二中調到了扎旗三中，扎旗三中給我們提供了兩間土房（那裡住的全是土房），禮拜三我們去登的記，我花十六元錢給她買了一件罩衣，別的任何東西都沒買，禮拜六下午，全校老師組織去看電影，我們倆沒去，自己用一點白灰把房子刷了刷，第二天禮拜天就舉行了婚禮。
婚禮舉行的倒是很隆重，扎旗教育局長、二中、三中的領導都參加了。婚禮是在一間教研室里舉行的，我們只買了一些糖果和瓜子給大家分了分，也沒擺什麼宴席。家具基本上沒有買，僅買了一張飯桌、兩把椅子和一個小飯櫃，因為我們又不打算在扎旗長期幹下去，整個婚禮只花了二百元左右，就這樣簡單的結了婚。第二天我們照常上班，沒有給學生耽誤一節課，這可真算得上是“革命化”的婚禮了。當時我們有錢，我在林區採伐掙了一千多元的賣命錢，扎旗按照我的“右派”問題已改正對待，補了我二十個月的工資，她也攢下了幾百元錢，在當時我們算是“有錢人”了，可我們沒在結婚上多花一分錢，我們想把錢留着將來回北京安家時用。
由於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當中經常戴手銬，給我留下了一個後遺症，就是不能仰着睡覺，這一習慣至今沒有改過來。因為戴着手銬，如果仰着睡覺，兩隻手壓着胸口，非做惡夢不可。所以直到如今，只要我睡着了，兩隻手不知不覺的就自動並在了一起。剛結婚時，有時累了仰着睡着了便作起惡夢來，有時甚至一腳把被子蹬掉了，把我愛人嚇的夠嗆。她問我是不是作惡夢了？我告訴她我又夢見了勞改隊的情況，不是夢着跟勞改幹部幹起來又被關了小號，就是夢着被槍
282
斃，醒了以後還下意識的摸摸自己的腦袋出血了沒有？怎麼還活着？我把夢中的情況跟我愛人說，她哭了。說：“你過去受的折磨太多了，今後千萬別再惹事了，咱們好好過日子吧！”
她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女性，我向她發誓，今後我一定好好對待她。從此以後我便象蝸牛一樣躲進了殼裡，過起了安樂的日子。但是我卻依然經常作夢，夢見勞改隊的一些人和事。不過我總算重新獲得了做人的尊嚴，過上了正常人應當過的生活，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經常有朋友對我說：“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對此我一笑置之，我不相信這種迷信色彩的話。說實在的，至今我對什麼是幸福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19.3.“入黨”.調資. 初識社會
在我決定留在扎旗三中後，發生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王乘斌校長讓我寫入黨申請書，他當我的入黨介紹人。我感到非常驚訝，我怎麼能入黨呢？我剛從勞改隊裡出來，什麼工作還沒有做，如果用共產黨的黨章來衡量，我覺得自己離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還相差十萬八千里呢！我是真心這麼想的。我說：“報告王校長，您別拿我開玩笑了，我剛從勞改隊出來，勞改隊吃的窩窩頭還沒有拉乾淨，哪有資格加入共產黨呢！”他聽了哈哈大笑，他說：“老陳，你有什麼話說就是了，喊什麼報告呢？”弄的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說：“在勞改隊跟幹部講話，首先要喊報告，這成了習慣了。”後來這件事傳到老師們的耳朵里，成了我的一大笑柄。他又說：“你可以先寫個申請書嘛，這表示你積極要求進步、靠攏組織，這將來對你會有好處的。”可我始終沒寫，我怕被別的老師知道了，說我勞改皮剛脫下來兩天半就想入黨，
283
想搞政治投機。後來有的老師對我說：“你知道為什麼王校長叫你寫入黨申請書嗎？你如果入了黨，這說明他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落實的好，這不僅對你有利，對他也有好處。”我還是沒寫。我既不想搞什麼政治投機，更不想成為別人議論的對象。我只想後半生象我愛人勸我的那樣，過點安穩日子。
第二件事是遇上調資。七九——八零年那次調資是“文革”後的第一次調資，調資的人數是全體職工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但沒有什麼硬性標準，要大家評，這一下亂了套了。一連開了十幾個晚上的會，校長、主任、老師和職工吵的不亦樂乎。有位總務主任，為了爭取被評上調資，還貼了小字報攻擊別人，有的本來是很要好的朋友，為調資翻了臉，我感到很奇怪，不就是為了五、六元錢的一級工資嗎？為這五、六元錢難道連知識分子的斯文都不要了嗎？這裡面不是還有些領導和黨員嗎？他們的覺悟不是應當比群眾高嗎？怎麼為長一級工資寸步不讓，也跟一般群眾一樣吵，甚至吵的更凶？我意識到，過去整天宣傳叫人學習“老三篇”、學習雷鋒，叫人學習什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完全是一套愚弄人的鬼話，三十多年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沒有半點意義。
胡解民、何介侯、李燕生和我（安世昌落實政策後不久就回到了他愛人在徐州的單位）四個人沒有參加他們的調資，上級專門給了我們兩個指標（實際上是四個指標，我們四個人每人調一級，被學校偷偷扣下了兩個以解決他們調資的矛盾，這事後來我們才知道），學校叫我們四個人自己評。按理說，這四個指標首先應當有我一個。為什麼呢？因為我學的是數學，今天教的仍然是數學，專業知識沒有丟，而他們三人專業知識都拿不起來了，改行教了別的課程。可是我首先聲明，我放棄。接着李燕生也聲明放棄，最後這兩個指標給了胡解民和何介侯。那時胡解民剛結婚，娶了一個蒙族寡婦並且帶着兩個孩子。老婆沒有工作，生活比較困難。何
284
介侯也是剛結婚，兩邊家庭還有老人需要負擔。李燕生還沒有結婚，我剛跟張淑敏談戀愛，我家裡沒有人需要我負擔的，張淑敏家每人都有工作。所以我首先提出放棄這次調資機會。別說我現在經濟條件比較好，就是再困難，我也不會去跟一起遭過難的朋友去掙這五、六元錢的工資。沒用十分鐘我們四個人的調資問題就解決了。為此學校、教育局的領導還多次表揚我們說：“你看還是人家右派的覺悟高！”
事後有的老師對我說：“陳老師，是不是二十多年的勞改把你改造糊塗了？別的能讓，工資怎麼能讓呢？哪怕你領出來以後再幫助別人，也落個人情，這樣別人得了認為是應該的，也不會感激你。”我說：“那又何必呢？不就是五、六塊錢嗎？我也不期望別人感激我什麼。再說我們都是一起受過難的人，我相信如果我的經濟條件困難的話，他們也會讓給我的。”
這次百分之四十的人調資的結果，各級領導一個也沒有拉下，老師被調上資的也大都是與上面各級領導有某種關係的人，真正應該調上的人，大都沒有調上。從這件事情上，我初步認識了社會，也意識到如果我們長期在這裡幹下去是不行的。這裡是一個蒙、漢雜居的地方，人事關係特別複雜，我和我愛人在這裡都無親無故，我脾氣又太耿直，不善於應付各種人事關係，因此我們決心將來無論如何也要回北京去。
這一年寒假我和我愛人回到了北京他們家過年。我們既然已經結了婚，我岳父、岳母、內弟、妹們一家人都對我很熱情。我岳父一家人都是實在人。岳父、岳母只比我大五、六歲。我有時還跟他們說說笑話。我岳母對我們更好，她脾氣比較暴燥，經常跟我岳父和弟、妹們吵架，可從來沒有跟我們兩人吵過，我對這一家人很感激。
在回北京過春節的路上，在泰來車站候車室里遇到了一位天津的下放女青年，她也是回天津過春節。她身上穿着一
285
件帶補丁的黃軍棉襖，身邊帶着三個孩子，都穿的很破爛。談起來才知道她已和扎旗好來堡的一個貧下中農窮光棍結了婚。她跟我愛人同歲，但因長年的勞累，再加上撫養三個孩子，已經使她變的滿臉皺紋，兩鬢已過早的出現了白髮，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村婦女。細一端詳，從眉目間還能看出當年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而今卻變成了這個樣子，她是回不了天津了。當年知識青年下放時，黨報上不是整天宣傳要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急貧下中農所急，想貧下中農所想”嗎？她那位貧下中農丈夫想老婆，於是她就嫁給了他，結局就是這樣。我實在為她感到惋惜，而她對我們兩口子卻羨慕的不得了。後來我經常跟我愛人談起這件事，她也為這個天津下放女青年感到難過，同類人嘛！這都是當年響應偉大領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結果。象這位天津下放女青年一樣的命運的人，全國何止萬千！一代人就毀在了他老人家手裡。這一代人里後來經過自我奮鬥、拼搏也有成才的，也有目前所說的“大款”、“大腕”的，但這不過是鳳毛麟角。這一代人的絕大多數現在正在苦苦掙扎。他們的年齡大都在五十歲上下，上有老、下有小，而他們的文化水平又不高，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目前正面臨下崗的困境，就目前的處境來看，他們連當年的“右派”也不如。
19.4.女兒出世. 返回老家. “右派”改正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九月，我們有了一個小女兒。孩子是在北京我岳母家生的。我愛人生孩子時我並沒有在跟前，我早已回到了內蒙，產前產後都是我岳母一家人照顧我愛人。別人的老婆生孩子，丈夫總是在跟前侍候，可我愛人生孩子時，我卻在相隔兩千里路以外的內蒙，我欠我愛人的
286
太多了。這年冬天寒假我回北京才見到了自己的女兒，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長的白白胖胖，很健康、很可愛，我高興極了。
過完春節我們倆一同返回了內蒙。因為內蒙氣候寒冷，我們倆在內蒙又無親無故，沒人幫着照顧孩子，我岳母一家人都不讓我們把孩子帶走，留在了我岳母家，由我岳母一家人替我們餵養。我岳母一家人又高興又忙活，一家人天天圍着孩子轉，特別是我岳母和我小姨子，對孩子簡直比我們倆對孩子還親。孩子由我岳母帶到四歲才回到我們身邊，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我們倆早已回到了我的老家濰坊。孩子一回到我們身邊就進了幼兒園，因此我們倆並沒有因為撫養孩子而受多少累，因此我對我岳母一家人特別感激。
我們回到內蒙扎旗後，馬上由扎旗三中調到了扎旗一中。扎旗一中是內蒙的一所重點中學，王乘斌校長在八一年寒假之前就調到了扎旗一中，仍然任書記兼校長，因此他把我們倆也要了過去。我教高三畢業班，我愛人教初三畢業班，兩人都很忙。因為教畢業班關繫到升學率問題，因此一點也不敢懈怠。
八二年這一年過的是非常緊張的，但也很充實。我愛人在扎旗因為年年被評為旗、盟一級的勞模、三八紅旗手，所以威信是很高的。我家天天晚上都有學生去串門問問題，我們跟學生的關係處的非常好。
不過我們還是想回北京去，因為這裡除了人事關係複雜外，氣候惡劣，我愛人有嚴重的關節炎，為了我愛人的身體我們也得回去。但北京的情況跟七九年、八零年不同了，再想進北京進不去了，我失去了回北大教書的機會，當然也就失去了在學術上進一步提高的機會，實在可惜，這也就是所謂有得有失吧。
張葆蔚同學是五四年跟我一起考進北大的，在整風反右期間給我抄過幾張大字報，後來我被打成“右派”，他嚇壞
287
了，自己跑回了老家濰坊。我知道他家的地址，於是就給他寫信，問他我還能不能再回濰坊，他與我跟當年的老師晁瑞甫先生聯繫上了。晁老師給我聯繫了昌濰師專，可是扎旗仍然不放我們走。
事有湊巧，八二年冬天又調工資，而且調資文件里規定還有人這次可以一下調兩級。因為我們要求調走，教育局的李仁興局長當着很多人的面對我說：“陳老師你先別走，這次調資，只要有一個調兩級的，就是你的。”我當時也相信了，因為上次調資是我主動讓了一級工資，為此還受到過學校和教育局的表揚，所以我也認為這次調資，如果有人一下調兩級的話，肯定有我的，我決定等一等，等調完了資再說。
時間過了不久，調資名單下來了，普調一級，另外有三十六個人調兩級，但調兩級的名單裡並沒有我，全都被教育局和各學校的大小頭頭們占了。這一下我抓住理了。我徑直跑到教育局找到了李局長，我說：“李局長，你不是說過，扎旗只要有一個調兩級工資的就是我的嗎？這次下來三十六個調兩級工資的指標，怎麼沒有我的？說實在話，我家庭情況並不困難，我不在乎多調一級工資。您放我們走吧，張淑敏還有嚴重的關節炎，這裡氣候太冷。再說當初統戰部長德寶和您也都答應過，叫我們在這裡干二、三年就放我們走，現在時間也到了，多調一級工資我也不要了，請您答應讓我們走吧！”我這麼一說，弄的他有點答不上話來。沉默了半天，最後他說：“唉！我們這裡水淺，養不住大魚呵！你們實在要走，我也只好放你們走了。”
李局長這個人非常愛才，為人也好，而且還是我和張淑敏結婚的大媒人呢，他實在捨不得放我們走。我說了上面那些話，心裡也覺得不好意思。不過他既然已經鬆了口，而且他講這話的時候，教育局管檔案的鮑股長（蒙族人）也在場，於是當天晚上我和我愛人就一起去了鮑股長家，並且給他帶了點禮物。鮑股長和我愛人早就認識。我愛人還教過他的孩
288
子。我說：“鮑股長，李局長已經答應放我們走了，李局長講這話時您也在場，現在我已經聯繫好了我老家山東濰坊昌濰師專，請您儘快把我的檔案發過去。”蒙族人比較實在，他答應馬上辦，結果第二天他也沒通過李局長就把我的檔案給發走了。
過了大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又下來了幾個調兩級工資的指標，這回有我。李局長便找到我說：“陳老師，怎麼樣？這回不是又給你調上兩級工資了嗎？別走了吧！”我笑着說：“李局長，我的檔案已經發到我的老家昌濰師專去了！”他感到很吃驚，說：“你的檔案發走了，我怎麼不知道？小鮑（指鮑股長）這傢伙也不跟我打個招呼就擅自行事，我得找他，讓他把檔案追回來！”我笑着說：“算了吧！李局長，您說答應放我們走的話，當時鮑股長也在場，還有別人也在場，您也不好批評人家鮑股長呀！不如這樣吧，新下來的我的這一級工資我也不要了，現在為調兩級工資有些人鬧的不可開交，矛盾很大，不如您拿我這一級工資去解決矛盾吧。”他說：“那怎麼行呢？這次是戴帽下來的，既然是批給你的，再給別人怎麼能行呢？上面也不讓。”最後這一級工資還是給了我，算是補上了我上次主動讓的那一級工資。
不久就放了寒假。一放寒假，我和我愛人立刻就回了北京，在我岳母家住了一天我就回了我老家濰坊，因為我害怕他們真的把我的檔案追回去，那我們再想離開內蒙就困難了。
我回到濰坊先去拜訪了我的老師晁瑞甫先生。晁老師在山東很有名氣，是一位仁人長者，他的學生在各個崗位上當領導的都有，象宣傳部、組織部、教育局等部門的大小頭頭，好多都是他的學生，可為桃李滿天下。他雖然已經退休在家，但每逢過年過節，學生們都去看他。
拜訪完了晁老師，第二天我就去了昌濰師專。管人事的兩個三十來歲的幹部接待了我，他們說：“我們需要一名黨
289
員系主任”。我一聽這話就有點不高興，我說：“我的檔案已經發過來快一個月了，我不是黨員，也不想當什麼系主任，上次去函已經同意接收了，怎麼這回又說要個黨員系主任呢？”這兩個傢伙顯然對我一點也不了解，而且思想很“左”。這也難怪，管人事部門的幹部有幾個思想不“左”的呢？當時問題沒有定下來。第二天我又去找晁老師，想把情況跟他匯報一下，正好遇到濰坊三中的書記胡德田和校長劉占元。劉占元知道我。他過去也是濰坊一中的學生，比我晚三年。我在濰坊一中讀書時是有名的尖子學生，老師和我前後年級的同學沒有不知道的。後來我被打成“右派”，濰坊市團委還專門印了關於我的材料，作為由走“白專道路”最後變為“右派”、“反革命”的反面典型，發給各個中學學習。劉占元馬上說：“老陳我了解，是當年濰坊市有名的尖子生。你不如先到我們三中來，三中正缺少教高三畢業班的老師。昌濰師專那地方你不了解，內部派系很複雜，勾心鬥角很厲害。你還不如先在我們三中站下，以後你認為有更合適的地方再調也不晚。”胡德田書記馬上接過話來說：“老陳，你哪裡也別去，就來我們三中吧，我們保證把你的工作、生活安排好！”晁老師也說：“奉孝，你覺得怎麼樣？我看先在三中站下也好，只是北大畢業生教中學對你來說，有點大才小用了。不過以後再有更能發揮你的作用的地方，再慢慢想辦法調”。
我滿心不想教中學，可考慮到我已經離家三十年了，對家鄉的人事關係一點也不熟悉，內蒙李局長那邊還說要把我的檔案追回去，我怕萬一這件事情拖的時間長了，檔案真的被追了回去，那就麻煩大了，再想脫離內蒙恐怕就不大可能了。於是我說：“教教中學也可以，我在內蒙扎賚特旗就教中學，談不上什麼大材小用不小用的問題，只是我愛人還在內蒙，我留下的話，也得把她調回來。”胡德田書記馬上說：“這一點你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在最短的時間內
290
把你愛人調回來。”接着又問我：“你愛人叫什麼名字，她在內蒙幹什麼工作？”我說：“她也教書，跟我在同一個學校，她教初三，我教高三。她還是旗、盟一級的模範班主任、三八紅旗手，黨員，比我小十四歲”。胡德田馬上說：“那太好了！我們這裡教初三的老師也缺，歡迎你們兩口子一塊到濰坊三中來！不過要調的話，最好是先把你調回來，然後以夫妻兩地分居的名義再調你愛人，如果兩個人一起調，難度比較大。現在國家有政策，一是不允許夫妻兩地分居，二是象內蒙、新疆、青海、雲南等邊疆省份，一般不允許往回調。現在既然晁老師幫你打通了關節，市教育局同意你回來，檔案又發過來了，這件事你千萬別再猶豫了，以免夜長夢多。”
第二天胡德田就到教育局去給我開了商調函，這時離過春節只有兩、三天的時間了。我拿着商調函匆匆就返回了北京，把情況跟我愛人和我岳父一家人談了。我岳父還有點不放心。他說：“奉孝！你調回濰坊後，淑敏能馬上調回去嗎？”我說：“我已經安排好了，不出半年，我一定把淑敏調回濰坊去。扎旗主要是想留我，既然我回到了濰坊，扎旗那邊不會再強留淑敏的。如果淑敏半年之內調不回濰坊，我就再回內蒙去，我絕不會做出對不起淑敏的事來，絕不會作第二個陳世美！”我小姨子嘴巴很厲害，她說：“你要作了陳世美，別人饒了你，我也不會饒你，我們姊妹五個非把你撕碎了不可，要不是因為你，我姐姐早調回北京了！”我愛人光在一邊笑，也不說話。我岳母說：“我看陳奉孝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如果他做出着種事來，婉茹（我女兒）我也不能給他！”一家人都笑了。
過完了春節，我和我愛人就匆匆趕回了內蒙，臨走我愛人哭了，因為剛跟孩子住了半個月的時間，她舍不的馬上離開孩子。這時婉茹已經一歲半了，一家人拿着她象寶貝疙瘩似的。為了怕孩子哭鬧，臨走時，我小姨子抱着孩子先到鄰
291
居家去玩去了。
回到內蒙我和我愛人先去找了李局長，他看了我的商調函後說：“老陳啊！我實在捨不得放你走，不過你既然一切都辦好了，我如果再刁難你也就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小張的工作怎麼辦？”我說：“淑敏的工作那邊也安排好了，我先回去，那邊馬上就調淑敏。”李局長說：“是啊！總不能象過去對待知識分子這樣，再讓你們當牛郎織女呀！這回可好，不但沒有留住你，叫你連我們一個模範班主任也拐跑了！”我笑着說：“李局長，我們不會忘記您的大恩大德的！”他又說：“你回去以後馬上辦小張的調動，如果感到那邊工作不順心，我歡迎你們隨時再回來！”我說：“謝謝李局長！，如果那邊的工作不順心，我們一定回來！”嘴上這麼說，我心裡想，黑龍江、內蒙這個地方，我的前半生就毀在這裡，現在我既然要離開這裡了，除非是象我被捕時那樣，用小繩把我綁回來，否則我再也不會回到這個令我傷心的地方來了。
臨走學校還為我開了歡送宴會。校長王乘斌，付校長王安以及數學教研室的全體老師，在會上都對我的走一方面表示祝賀我回到了關里老家，另一方面也表示惋惜。王乘斌校長還說：“老陳你這一走，何介侯、胡解民、李燕生他們三個恐怕在這裡也不安心了。”大家都勸我喝酒，我酒量本來很小，那一天可能多喝了一點，心裡突然產生了一種惜別的感情，心裡悵然若失，差點掉下眼淚來。我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有兩個高三的女同學孫香芹和戴克榮跟我們兩口子的感情特別深，因為初中是我愛人教的她們，而且一直是她們的班主任，高中又是我教的她們，對我的走，她們知道我愛人一定也要走的，有點戀戀不捨。我愛人叫孫香芹等我走了以後搬到我們家來住，好跟我愛人作伴，孫香芹當然很願意。後來我愛人告訴我，我走後孫香芹住在我們家，為了讓她集
292
中精力複習功課，做飯、洗衣服等事情全是我愛人做，後來她考上了大學，直到分配了工作，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戴克榮也是一樣。
自從我們結婚以後，除了她生孩子在北京住了三個多月，我們一直沒有分開過。不過那次她是住在自己父母家裡，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她不會感到特別寂寞。這一次我們又要分開一段時間了，把她一個人孤伶伶地留在內蒙，她心裡當然不好受。我也有點戀戀不捨。她對我雖然很信任，相信我絕不會作第二個陳世美，但還是一再囑咐我，回去抓緊時間辦她的調動。臨走兩人嘀嘀咕咕談了一夜。他送我到泰來車站，火車開動後，我看到她在站台上擦眼淚。親人離別的滋味真是攪動肝腸，哪怕是短暫的分離。
一回到濰坊三中，學校馬上給我騰出來一間房子，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那時住房太緊張，許多年輕老師結婚申請要房都解決不了，對我就算是特殊照顧了。我立刻投入了緊張的教學工作，同時問胡書記，我愛人的工作調動辦的怎麼樣了？他說：“你放心！我馬上就辦，我保證下學期開學之前把你愛人調回來，用不着你自己去跑，一切包在我身上，你安心教好書就行了。”
胡書記原來教小學，在“文革”期間是“保皇派”的一個頭頭。不過這個人的能力很強。“文革”後全國一派（保皇派）掌權，他受到了提拔重用，在濰坊市濰城區教育局當了二把手，為了加強學校的領導，又把他調到濰坊三中來當書記。聽別人說，此人神通廣大，市、區兩級教育局、組織部、宣傳部以及市、區兩級黨委、政府的頭頭他都很熟，因此他敢打保票，不出半年就把我愛人調回來，這樣我就放心了。
果然不假，我是三月份調來的，四月份他就把我愛人的商調函發了過去。我愛人來信說，因為她正送着初三畢業班，等送完了這一屆畢業班，一放暑假，扎旗那邊馬上放她走。
293
一放暑假，我馬上返回內蒙去接我愛人。到了內蒙。她已經辦好了手續，我恨不能馬上跟她一起回來，但是不行，因為許多學生家長請我們吃飯。在內蒙學生家長請老師吃飯的風氣很勝，特別對在學生心目中有威信的老師。如果我們急急忙忙抬屁股走了，人家會說我們不近人情。沒有辦法，我們又耽誤了四、五天。走時我們只帶了衣服、被褥和書，家具和鍋、碗、瓢、盆全送了人，反正我們結婚時也沒有置辦很多東西。
七月底我和我愛人雙雙回到了我的老家濰坊市。五四年我考上大學，僅在五五年的寒假回過一次濰坊，其餘寒、暑假期間我都留在北大學習。現在三十年後我終於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我和我愛人的調動算是最順利、最快的。我過去中學的一些同學，有的被分配到了新疆、青海、雲南等地方，也想往回調，辦了兩、三年都沒有辦成，我算是最幸運的。
學校馬上安排我愛人教初三，並當班主任，我還教我的高三，兩個人的工作都很緊張。昌濰師專數學系的書記和主任知道我回來了，又到教育局去要我，可是教育局和三中說什麼也不放我走了。我也覺得人家花那麼大力氣把我們兩口子調來，什麼工作都還沒幹，馬上又要走，這也有點太不近人情了，因此就暫時在濰坊三中穩住了。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突然收到北大寄來的公函，是寄給學校的，還附着楊連傑的一封信，是三中管人事的周艷芬秘書給我的。我的“右派”問題改正了，而且改正的十分徹底，沒留一個字的尾巴。後來才知道，這是胡耀邦總書記提出，既然改正了的“右派”屬於錯劃，那麼在改正裁定書上就不要再給人家留下一條尾巴，這樣他們才能心情舒暢的投入“四化”建設。因此中央決定給已經改正了的“右派”割尾巴，這實際上等於第二次改正。我就占了這次割尾巴的光，也改正了。大概在大學生“右派”當中，我是最後一個被改正的。對於平反冤、假錯案，知識分子沒有一個不感激
294
胡耀邦的。
19.5.失落感與自責
我雖然因為二十多年的勞改，學業荒廢了不少，但我原來的學習基礎比較好，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時又複習了一年，我覺得自己的學業完全撿起來了。我身體又挺好，精力充沛，到大學教書完全勝任。如果去了大學教書，我覺得自己在學術上還能有所成就，於是我就通過各種關係聯繫。山東輕工業學院的院長是我當年的同班同學，他很了解我，希望我去，曲阜師範學院的院長鞏憲文老先生是我中學的老師，他非常了解我，也希望我去。曲阜師範學院建院時，他是元老，現在仍然說了算。八六年楊路通過青島大學的付校長竺苗龍也介紹我去，我還親自去了一趟青島大學，竺校長還領我看了他們新蓋的教師宿舍樓，他還說，如果我去了，也有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譚天榮單身一人就住着那樣一套房子。我很想去，青大都把商調函發過來了，可是濰坊市教育局和濰坊三中說什麼也不放。一些濰坊的老同學也說；“你現在已經很不錯了，娶了一個年輕、賢惠、能幹的愛人，也算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了，還折騰什麼！到大學去教書也未必怎麼好。”我濰坊還有一個老姐姐，也勸我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我愛人也覺得在一個地方混熟了，再換個地方又要再折騰一陣子，她也不願意再動。沒辦法，我也就慢慢打消了這種念頭，但我心裡始終被一種失落感困擾着，直至如今。
晚上睡不着覺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劉奇弟、張錫錕、賀永增、顧文選等那些死去的同學和任大熊老師。我現在雖然九死一生活出來了，而他們卻都死在了勞改隊裡，我現在鑽進了蝸牛殼裡過起了安穩日子，可誰能為他們去伸冤呢？他們的在天之靈能安息嗎？我覺得自己好象當了逃兵一樣。平時我跟自己的老婆孩子有說有笑，但一種內疚的自責和痛苦始終伴隨着我，這種心情我又無法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講，總好象有一塊石頭壓在我的心上。
295
我經常做夢。不是夢見自己好象又回到了勞改隊，就是夢見劉奇弟他們。有時夢見被拉出去槍斃，有時夢見好象又回到了大興安嶺。有一天我夢見跟劉奇弟關在同一間象狗洞子一樣的小號里，他被打的滿臉是血，快死了。一個傢伙又進來拉我，我跟他掙扎，結果一蹬被子嚇醒了。我愛人問我怎麼回事？是不是又作惡夢了？我把夢裡的情況跟她說了，說着說着我流下了眼淚。我愛人安慰我：“過去的苦難給你留下的傷痕太深了，現在已經好了，過去的事情別再想它了！現在我們過的不是很好嗎？他們死了，你又沒有能力去為他們伸冤，老想過去的事情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呢？咱們還是安安穩穩過日子吧！”是啊！我有什麼辦法去為死去的同學伸冤呢？但我能忘記他們嗎？我應該忘記他們嗎？不能！我做不到！我盼望着總有一天，死去的同學，他們的冤案能得到昭雪，到那時如果我離開了這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去見他們，我的內疚和自責才能消失。
296
20.反思
20.1.對個人的反思
回到老家濰坊後，我去拜訪我當年的高三班主任孫其昌老師。一見面，孫老師就說：“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說：“孫老師！您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孫老師家庭出身地主，在上大學時稀里糊塗被國民黨特務學生拉進了“三青團”，但什麼事情也沒幹。解放前夕，大學裡的國民黨、三青團等組織拼命拉學生加入，以便與共產黨在大學裡的地下組織相對抗。當時加入到國民黨、三青團等組織去的學生，大部分是礙於好同學、好朋友的面子，稀里糊塗被拉進去的，並非出於本願，加入進去也只不過是掛個名罷了。孫老師就是其中的一個。解放後號召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登記，孫老師就登記了。他覺得自己又沒幹過什麼壞事，他相信共產黨是講究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他一九五二年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跟李希凡是同班同學。他被分配到濰坊一中教書後，表現一直很積極，還多次申請入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那時他是濰坊市政協委員。政協開會，共產黨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在一個政協小組會上，別人提意見，他作記錄，但他一條意見也沒提。到政協大會發言時，各小組要在大會上匯報本小組學習討論、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情況。他所在的那個小組，大家都說：“孫老師，既然是您作的記錄，您又是教語文的，您就把大家發言的記錄整理一下，代表咱們小組去匯報一下算了。”結果大夥提的那些意見都算在了他頭上，他被打成了“右派”。孫老師還對我說：“奉孝！當時我連一個字的意見都沒提，
297
大家選我當記錄，又選我整理一下記錄代表小組去發言，我推脫不過，只好去。再說那些意見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並沒有對共產黨不滿的言論，我怎麼也沒想到，最後居然把我打成了右派”。
實際上當年象孫老師這樣的“右派”，全國不計其數。其實後來想想，象孫老師那樣，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參加過“三青團”，有這樣的歷史背景的人，在那場政治運動中恐怕是在劫難逃的。你就是一句話不說，為了湊夠那個百分之五，最後也要把你湊上。因此說，孫老師當年表現那麼積極，多次申請入黨，那不過是他自己的一廂情願罷了。
孫老師說，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為什麼呢？被捕後，我自己也作過認真的反思。實際上一個人的命運，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寫的雖然是“資產階級”，
實際上只
不過是小業主。在反右運動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的家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不象有的“右派”同學，其父親或親屬在鎮反、肅反運動中遭到鎮壓、受到迫害，因此對共產黨不滿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緒。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運動之前，沒受
到過任何衝擊，不
象有的同學如劉奇弟在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因為替胡風鳴不平受到過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員和親屬沒有一個在國民黨政權里
幹過事的，因此跟國民黨政權沒有任何瓜葛，不象有的同學，其父兄在國民黨政權里幹過事，大陸解放前跑到了台灣或海外，故此對國民黨政權還存有某種好感。相反的，我對解放前夕的國民黨政權一點好感也沒有。那時我雖然年紀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情況我也看到過。象我家那種在舊社會屬於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計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解放後，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從經濟的利害關係上來講，我跟解放後的共產黨政權沒有任何矛
298
盾。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最後走上了“右派”的道路
呢？實事求是、毫不隱瞞、認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幾種原因。
第一，五一年的“鎮反”運
動對我的思想衝擊很大。在
“鎮反”運動中，我的家庭成員雖然沒有受到過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師和同學的父親卻有很多被鎮壓了。濰坊一中有兩名教課教的最好的老師李百凡和孫耀君被鎮壓了。李百凡是教幾何的，孫耀君是教化學的。李百凡老師教幾何課，教的最好，我又喜歡數學，因此對他很崇拜。他被鎮壓，在我的心裡蒙上了很大的陰影。除他們二人被鎮壓外，還有一個姓黃的老師上吊自殺了。另外，一個教高三數學的於保一老師和一個教地理的謝翔宇老師也被抓起來判了刑。
另外，一個跟我從小學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學李
明娟的父親也被鎮壓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讀初三，還差兩個月就初中畢業了，結果李明娟退了學。她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軍醫，我小時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覺得她父親是一個很和善的人。當然究竟過去她父親有什麼罪惡，我不可能知道，也許是因為對李明娟的同情，對她父親的被鎮壓，我心裡一直很難過。
還有一個叫於宏毅的同學，平時跟我也不錯，他父親也被鎮壓了，罪名是“認賊作父，私放蔣匪將領李彌”。這件事情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父親的名字叫於省初，解放後是濰坊市工商聯付主任。李彌原是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日本投降後第一批進駐濰縣的國民黨軍隊（那時不叫濰坊市），跟於省初有交情。淮海戰役李彌的部隊被消滅了，李彌本人卻隻身化裝逃回了濰坊。於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裡，給他開了個假路條，李彌逃到了青島（那時青島還沒有解放）。李彌逃到青島後，當時青島有一份報紙叫“民言報”，在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大標題消息：“濰縣民心不死，送李將軍
299
還青”，結果被青島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偵察出來了，是於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鎮反”時把於省初槍斃了。
槍斃於省初的刑場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橋南的河灘上，許多人跑去看，我還去看過，因此至今我記得非常紮實。此外，我的同學的父、兄還有很多被殺、被判刑的。當時我想，濰坊剛一解放時，共產黨號召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登記，並且一再宣傳，共產黨絕不實行報復政策，那為什麼一下殺、抓這麼多人呢？特別是於省初，解放戰爭中被俘虜的國民黨將領，一個也沒有殺，那麼私放一個國民黨將領就該被殺嗎？我那時雖然年紀還小，但總覺得共產黨說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第二，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
“五反”中，我
有個最要好的同學李傳湘的父親被逼上吊自殺了。李傳湘跟我住同一條街，我經常到他家去，上學都一塊去、放學一塊回家。我跟他的關係非常密切。他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忠厚老實的人。那時他在一家姓李的資本家裡當帳房先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會計師。“五反”時，懷疑姓李的資本家有偷稅、漏稅等“五毒”行為，可是又查不出什麼來，於是就把李傳湘的父親先抓起來當“老虎”打，企圖從李的父親那裡找到突破口。那時打“老虎”時就用了不少很殘暴的手段，讓跪磚頭、站在高凳子上彎腰、皮帶抽等手段。可李的父親非常老實膽小，他又交待不出什麼東西來，結果嚇的上吊自殺了。李傳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親掙錢養活，父親一死，這一家就象塌了天一樣，生活無法維持了。不得已，李傳湘高二沒念完就退了學，到一家商店當了店員，那時他還不滿十八歲，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親眼看到，當時被整的所謂“不法資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懷疑，為什麼共產黨總是一次一次的運動整人，這應該嗎？
第三，當時學校里同學之間、師生
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
300
融洽。那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後來改名的共青團）在學校里發展團員，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進步”，整天向團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情況、匯報別的同學的思想言論等等的同學才能入團，不象現在學校里那樣（現在中學裡差不多所有的同學都是共青團員）。這無形中在同學之間造成了一種隔閡。更有甚者，我們班裡有個黨員（“文革”後他全變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連老師都怕他。上課時如果有哪個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不滿的話，他就偷偷記下來，向學校黨支部匯報（這可能是黨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張連鍔老師在課堂上講，他在清華大學念書時就有一支手槍，後來抗日戰爭爆發，去了西南聯大，他還保留着這隻手槍。張老師他既不是國民黨員，也不是三青團員，但這人說話太隨便。在他講這些話時，那位黨員同學正在偷偷的記。因為他正坐在我的後排，被我一回頭看見了。我對這些事產生了極大的反感。我覺得這跟國民黨時期，利用一些特務學生盯進步學生的稍沒有什麼區別。
第四，我喜歡理科，尤其
喜歡數學，成績非常突出。初
中畢業時，我是全濰坊市唯一一個不用參加升學考試就進入高中的學生。實際上我在念初中時就自學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數學的內容，上高中時我又自學了不少大學數學的內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嚴重。我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解放後，為了配合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學校三天兩頭組織一些宣傳活動，我不參加，我覺得參加那麼多社會活動浪費我的時間。團支部叫我寫入團申請書，我也不寫。我說，入了團以後整天開會，耽誤學習。因此我成了走“白專道路”的典型。
五四年高中畢業時，學校選拔留蘇預備生，選拔上以後
先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一年俄語，然後直接送到蘇聯各大學去學習。我非常希望能被選上，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個第二名的成績比我差一
301
大截。可是最後選了六名同學，沒有我，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後來在學校最有威信的化學老師鄭忻亭老先生告訴我：“好幾位老師推薦過你，因為你平時不靠攏組織，政治上不要求進步，所以學校黨支部沒有同意。”為了這件事我找過黃道源校長。黃道源校長本來是一位很受學生尊敬的老校長，他對學習好的學生很器重，可是因為上級在選拔留蘇預備生問題上有嚴格的條件（主要是政治條件），他也不敢違背。他對我說：“我知道你學習成績特別突出，但選拔留蘇預備生，除了學習好這一個條件外，還有其它條件。學習好這個條件你當然夠了，但其它條件你都不夠，不過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國內大學學習將來也一樣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願意，學校可以保送你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去學習。哈工大的教師百分之七十是蘇聯專家”。我說：“不用了！我相信憑我的學習成績，在國內我想考哪個大學都能考上！”
學校最後公布的六名留蘇預備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軍烈屬子弟或平時政治思想表現特別進步的同學。這件事對我的刺激特別大，我認為傷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後考大學填報志願時，我就只填了一個大學一個系，即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其餘的志願，包括是否服從分配，讓我全都劃掉了。通過這件事，我認為共產黨是在排除異己，只培養自己的人。從此種下了對共產黨的一種不滿情緒。
第五，進入北大以後，我感
到北大的“左”的氣氛比在
中學裡還嚴重，整天講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麼呢？難道一個人想通過自我奮鬥成名成家不對嗎？難道只要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不允許人有獨立思考的餘地、只能作應聲蟲，這樣才對？我覺得不對。人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級說什麼，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當時在北大，黨員和積極爭取入黨的團員與一般同學之間有着明顯的隔閡。正如後來沈澤宜和張元勛在“是時候了！”那首有名的號角詩里寫的那樣，人們之間存在這一種“藩籬”，
302
好象有一堵牆隔在人們中間，彼此之間不能坦率的交談。
第六，進入北大第一年，我的
“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
嚴重，因此學習也比較努力。但慢慢的我了解到，畢業後凡是被派出國留學深造（當時主要是去蘇聯）或被分配到科學院、名牌大學工作的並不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同學，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現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點心灰意冷。
第七，五五年的“肅反”運
動，我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任
何衝擊，但學校里搞的很恐怖，整個暑假沒讓回家，整天開會學習，還在全校大會上抓人。本班的孫乾同學，家住遼寧省撫順市，因為說了當年蘇聯紅軍進東北的時候強姦中國婦女，結果被批鬥，差點被打成反革命（他說的是事實，後來反右期間翻老帳，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會上文藝界大批抓人，全國的氣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覺得這種氣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產生了想離開這個國家的想法。
第八，五六年發生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
事件。當時中國政府雖然矢口否認這個“秘密報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幾百蘇聯和東歐的留學生，這個“秘密報告”很快就在北大流傳開來。我突然對這件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閱覽室看見任大熊老師在看一張英國的“工人日報”，我湊過去一看，正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為我的英語基礎比較好，基本上能看懂，於是我也借來看（後來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任大熊、陶懋頎和我還一起翻譯了這個報告，想在“廣場”上發表。反右後期，“廣場”被迫停刊，未發表成）。從這個報告裡我了解到斯大林統治的殘暴。我又聯想到中國搞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我覺得中國跟蘇聯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
過去我是不關係政治的，報紙從來不看，一心埋頭讀書，夢想“成名成家”，可現在突然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報紙天天看，而且看了後自己琢磨。我不相信報紙上說的都是真話。十月份又發生了波蘭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
303
事件”，蘇聯出兵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中國政府為蘇聯的出兵叫好。這時我開始認真的思考，我覺得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雖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終沒有懷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我始終認為，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就這一點來說，比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就是一個進步。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為蘇聯和中國過去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封建式的社會主義。過去除了在課堂上學的“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以外，我幾乎沒看過任何政治和經濟學方面的書，因此我當時的這種認識肯定是膚淺的、幼稚的。可是正是這些想法和認識，成了我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礎。也許這就是孫老師所說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對自己思想發展過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實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隱瞞半點什麼，我只想把一個真實的我徹底暴露給世人看。
20.2. 對反右運動的反思
對於那一場反右運動，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是這樣說的：
這一年（指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
304
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對這樣一種定性，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我認為這種定性是不正確的。
第一，說發動這場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
的前提是“有極少數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但是請不要忘記，“大鳴、大放”並不是“極少數右派分子鼓吹”起來的，而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鼓吹起來的。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毛澤東號召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時，開始人們都不提，他便反覆強調要人們大膽向共產黨提意見，並且要求人們在提意見時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免”。但是當人們提的意見比較尖銳的時候，他把臉一翻，說什麼這是他的“引蛇出洞”，是“陽謀”。不僅如此，後來他還說“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好啊，並力主寫進了憲法裡，這一點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上述共產黨的決議裡面怎麼把“大鳴、大放”說成是“極少數右派分子鼓吹起來的呢？這難道不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顛倒黑白嗎？堂堂的共產黨的決議怎麼能這樣不顧歷史事實隨意編造呢？共產黨還想取信於民嗎？實在可悲！
第一，所謂“向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據我的記
憶，當時並沒有哪個右派分子公開發表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也沒有誰公開要求過共產黨下台。這一點是有案可查的。據“文革”後報刊雜誌上揭露出來的材料看，當時所謂的“章、羅聯盟”、“輪流座莊”等罪名，全是毛澤東憑空捏造出來的。
305
第二，所謂“嚴重擴大化”了
，怎麼樣叫“嚴重擴大化”
呢？有沒有個明確的界限？究竟百分之幾的人被打錯了叫“擴大化”，百分之幾的人被打錯了叫“嚴重擴大化”，對此有沒有個明確的規定？難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被打錯了，還叫“擴大化”或“嚴重擴大化”了嗎？拿兩個例子作比方。第一個例子是當年共產黨內打“AB團”時說是“擴大化”了，後來被徹底否定了。難道當年打“AB團”時連一個也沒有打對嗎？恐怕就“擴大化”的程度來看，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比起當年的打“AB團”運動，其“擴大化”的程度要嚴重的多！為什麼那次打“AB團”運動能被徹底否定，而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不能徹底否定呢？第二個例子是盡人皆知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應該徹底否定，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都有共識，這一點毫無問題。“文革”是毛澤東的一大罪行。“文革”中一大批開國有功的老幹部都遭到了迫害，至於中、下級幹部和普通老百姓遭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但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人是不是連一個都沒有一點問題呢？恐怕不見得。那麼“文革”為什麼能被徹底否定呢？
關鍵是看運動過後誰掌權。批判了王明的左傾路線後，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掌了權。在當年第三次左傾路線盛行時，毛澤東是被打入“另冊”的，批判了王明的左傾路線後，毛澤東掌了權，所以才能徹底否定打“AB團”運動。同樣的，“文革”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重新掌了權，所以才能徹底否定“文革”。而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是都負有不同程度的責任的，因此他們不能徹底否定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因為如果徹底否定了反右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否定了他們自己，問題的關鍵恐怕就在這裡。
那麼鄧小平為什麼要給“右派”摘帽、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改正、平反呢？這就是老作家蕭軍在改正、
306
平反後說的那句話：“我們不過是棋盤上的一個卒子，現在用着我們了，所以才把我們搬出來。”
事實上，毛澤東建國後掌權二十七年，他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把一批批知識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毀了一代人，把經濟搞的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周邊的國家如日本、“四小龍”都發展起來了，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用說。中國的確是大大的落後了，再不努力發展經濟、發展科技事業，中國真的要被開除“球籍”了，這一點鄧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後他掌了權，提出了大搞“四個現代化”的主張，這當然是英明正確的。但是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毀了一代人，知識分子出現了“斷代”現象，因此他才決定給當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這幫人又請出來了，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論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蘇聯在打敗德國法西斯當
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了東歐，蘇聯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在東方大國中國，共產黨又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出現。因此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迅速發展。在西方的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共產黨的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從黨員的人數上來講，法共、意共曾一度成為最大的政黨。但在西歐，社會主義始終存在着兩種思潮。一種是以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政黨，它們雖然也主張社會主義，但反對暴力革命，同時也拒絕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是從當年的第二國際繼承下來的。而共產黨則主張通過暴力奪取政權，並主張在取得政權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更明顯，因為毛澤東說過一句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這一點當然是從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繼承下來的。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民主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思想在
307
人民的頭腦里已經扎了根，因此二戰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並未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二戰後由於蘇聯在二戰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不少人開始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因此西方各國的共產黨才能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可是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發表後，西方各國人民一下子看清了斯大林領導的蘇共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本質，特別是當年的“匈牙利事件”，蘇聯的坦克鎮壓了匈牙利人民的起義，這一下使得西方各國人民更進一步認清了蘇共以及他們本國共產黨的真面目。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大批大批的黨員退黨，這對國際共運的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那以後，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的勢力和影響迅速減小，國際上確實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國際共運也從此開始走向低潮。
那麼在中國會不會出現象西方那樣的反社會主義思潮呢？這股思潮會不會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權呢？我認為不會。原因是什麼呢？用現在中國領導人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國情不同”。
第一，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內戰
連年不斷，又加上
八年抗日戰爭，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中國人民的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老百姓生活之困苦，可以說是世界之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人民不再受到戰亂之苦，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從總體上來講，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確實是提高了。儘管共產黨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曾一度引起農民的不滿，但與解放前的國民黨腐敗政權相比，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大前提下，在西方颳起的那股反社會主義思潮，根本不可能危及共產黨的政權。
第二，“匈牙利事件”的爆
發主要是反對蘇聯的軍事占
領，在中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不錯，蘇聯當時也租借
308
了我國的旅大軍港，但這與大批蘇聯紅軍駐紮在東歐各國、直接控制東歐各國的事物相比，根本成不了一個問題。蘇聯租借中國的旅大軍港，並沒有影響到中國的獨立自主，因此在中國不可能爆發“匈牙利事件”。
第三，中國是一個經過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
國家，“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觀念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裡已經扎了根。天下既然是共產黨打下來的，理應由共產黨坐天下，這一點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接受的。除非當時的“右派”能組織起人來跟共產黨搞武裝鬥爭，而當時這樣的條件根本不存在。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延伸和變種，因此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一點與歐洲各國大不相同。
從以上分析來看，儘管在西方和東歐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這股思潮也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了，在當時也不可能發展起來，更不可能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權。因此我認為發動那次全國規模的反右運動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錯誤的，作為反右運動應該被徹底否定。
至於在那次運動中，有人因為其家庭成員在“鎮反”、“肅反”中遭到了殺害，因而對共產黨抱有仇恨情緒，想藉機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種人肯定是有的，但也是極個別的，誰觸犯了法律，個案處理就是了，發動那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全國五、六十萬知識分子遭到迫害，連受到株連的家庭成員在內，全國不下幾百萬，而事實證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錯了，這樣還堅持說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20.3.對“右派”陣營的分析與再認識
當年的“右派”基本上可分為四大類。
309
第一類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等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們。這些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歷史背景，自由主義的思想根基比較深，要這些人完全徹底地放棄已有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百分之百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完全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主張恐怕是很困難的。但他們也並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甚至連“民主選舉”的主張，他們也沒有提出過。因為他們明白，在中國是靠槍桿子說話的，共產黨掌握着槍桿子。他們沒有，也不敢提出自己與共產黨不同的政治主張，與共產黨分庭抗禮。他們沒有自己獨立的政黨或政治組織，甚至連自己獨立的報紙或其它刊物也沒有。不錯，他們有的分屬於“民盟”、“民建”、“九三”等所謂的“民主黨派”，但從政黨的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根本算不了是什麼政黨，因為這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沒有一個有自己完全獨立的政治綱領，都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世界上哪有宣布自己完全接受另外一個政黨的領導的政黨呢？這不成了兒子黨了嗎？
另外，在這些人身上，中國知識分子自以為是、文人相輕、互不團結等劣根性表現的尤為突出。這些人當時都是“右派”陣營中的上層人物，當年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時，他們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在社會上的知名度較高。當年我曾經寄希望於他們把“右派”組織領導起來，但從後來他們在反右運動中的表現來看，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類是以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為代表的文藝界的作家。這些人過去一直是緊跟共產黨的，其中不少人都有“左聯”和“魯藝”的背景，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大都在文化界擔任過不同的領導角色，是所謂“紅色文藝戰士”之類。與第一類人物相比，他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理念。這些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往往與他們彼此之間，特別是他們與他們的頂頭上司之間的個人恩怨有關。
310
第三類是一般的機關幹部、中、小學教師等。這批人的特點是因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而愛對時政發表議論，其中有不少因為給領導提意見，得罪了領導，結果被打成了“右派”。這批人在五十多萬（一說七十萬）“右派”當中，所占的比例最多。
第四類是“右派”大學生。這幫人的特點是年輕（年齡多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個別的也有不滿二十歲的），思想比較活躍、單純而激進。他們對於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他們本人所在學校的不合理現象）敢於提意見，很少顧慮，很少有功利主義的考慮。這其中以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提出的問題比較深刻、尖銳。他們明確地提出了“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應該加強民主和法制。這一點，在五十年代由一批青年學生提出，應該說是很了不起的，至少比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早了三十年。
但從以上四類“右派”的總體來分析，都缺乏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一無組織領導，二無綱領，三無自己的輿論陣地，各說各的話，基本上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面對組織龐大、紀律森嚴，掌握着全部輿論工具（更不要說幾百萬軍隊！）的共產黨，“右派”是不堪一擊的，這一點就毫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當他們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大膽向共產黨提意見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向共產黨發動“進攻”，而偉大領袖卻把它認定了是在向共產黨“進攻”。他們更沒有預感到這是偉大領袖的“陽謀”，先是被欺騙、被愚弄，後是被鎮壓，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至今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和總結，不僅如此，有些改正了的“大右派”，如今又成了一些政府的高官、既得利益者，對過去的事情，三緘其口，韙莫如深，這實在是可悲啊！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至今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哈維爾、薩哈羅夫，這也許是中國人性的弱點吧！
311
20.4.對勞改政策的反思
中國的勞改政策以及監獄、勞改隊的管理制度，大體上是從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以後建立起來的，其模式基本上是仿效蘇聯斯大林專制時期對犯人的流放政策。索爾仁尼琴所寫的“古拉格群島”一書，比較詳細的描述了當年蘇聯把大批的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情況。中國把大批犯人發配到黑龍江、青海、新疆、雲南、內蒙等諸邊疆省份與當年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基本相似，但中國的犯人被發配到邊疆以後所受的迫害，比起“古拉格群島”一書中所描寫的情況更嚴重的多。
五一年的“鎮反”，究竟殺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判刑，這是國家機密。據說五一年“鎮反”一次殺了五百萬（包括在南方的剿匪），這個數字確切不確切很難說。五五年的“肅反”以及反右後期的第二次“肅反”抓的人特別多，但殺的人比起“鎮反”來少多了。在第二次肅反（包括第二次肅反）以前，中國的犯人當中，以“反革命犯”占多數，第二次“肅反”後，一般的刑事犯才慢慢多起來。我正好經歷了從五七年到七九年這一段時間的勞改和“二勞改”生涯，因此我只能從這一段時期對中國的勞改犯人數做一個大概的估計。
先拿北京來說，除草嵐子看守所、土城炮局看守所以外，直屬北京市管轄的監獄和勞改單位還有北京監獄、通州監獄、清河農場、團河農場和興凱湖農場。在五七年底，第二次“肅反”開始大批抓人時，草嵐子看守所甲、乙、丙、丁四個監號的每個牢房裡都擠的滿滿的。以丙監為例，十四間牢房，高潮時按每間牢房三十人計算（實際上還要多），就有四百多。甲監和乙監的情況跟丙監差不多（實際上甲監和乙監都比丙監大，因此在押的犯人肯定比丙監多，但因為我沒在甲、乙二監關押過，因此只能以丙監為基數進行估計），三個監號加在一起，就有一千二百多犯人。丁監關的人數較
312
少，關的多半是一些“高等犯人”。除去丁監不算，再把關的多時和關的少時平均起來，也不下一千人（這是一個最保守的估計）。通州監獄大約有一千五百犯人左右，如果北京監獄算作兩千，炮局看守所算作一千，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各算作五千，興凱湖農場在我五九年被調去時達到兩萬人左右，這樣粗略估計一下，光北京市在五八到六零年之間，在壓犯人就有三萬多人，占當時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
再以黑龍江為例，我在的長水河農場叫黑龍江省第四十九勞改支隊，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勞改支隊，我想肯定有，但我說不上確切的數來。如果按五十個勞改支隊、每個支隊平均按一萬人計算，光黑龍江省就有犯人五十多萬。那時黑龍江省的人口不過兩千萬人左右，犯人就占了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左右。實際數字可能比我估計的要多的多。一九六四年山東省和黑龍江省打官司，山東要把由山東發配到黑龍江勞改刑滿釋放的四十萬（注意：四十萬是已經服滿刑的，仍在服刑的不包括在內）就業人員要回去，沒有成功，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光由山東發配去的犯人就有四十多萬。從以上數字來分析。在六零年前後，全國的在押犯人不少於一千萬，這裡面還不包括已經刑滿釋放的“二勞改”和勞動教養人員。
中國的判刑與世界各國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一個特殊刑期“死緩”，即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據說採取“死緩”這一作法是在五一年“鎮反”時，宋慶齡付主席向毛澤東提出的建議。因為“鎮反”時殺的人太多了，故而對那些可殺可不殺的犯人就判“死緩”，強迫勞動，以觀後效。實際上被判“死緩”的人，二年後被殺的極少，多半是改判無期或二十年。
當時勞改隊的宣傳是這樣的：思想改造第一，勞動第二，通過勞動改造思想，把犯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犯人刑滿時都叫“新生”。那麼，對犯人通過勞動，改造思想
313
的目的達到沒有達到呢？根據我個人的經歷，我認為根本沒有達到。不錯，對於那些老“歷反”來說，通過長期的勞改，他們大都變成了象老綿羊一樣的人，但這並不是通過勞動改造的結果。那些老“歷反”，通過多年的勞改，最後變成象綿羊、甚至象木乃伊一樣的人，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看到新中國日益強大，國民黨逃到台灣一個孤島上以後，要想反攻大陸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他們復辟變天的幻想也就慢慢消失了。再加上年事已高，刑滿後多數人已在五、六十歲甚至七、八十歲以上，因此後來才變成這個樣子，算是改造好了。
對那些刑事犯、“現行犯革命”、“右派”，想通過勞動來改造他們的思想認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至於通過勞動改造學到了一定的技能，將來刑滿後能在社會上安身立命，這只能體現在極個別的犯人身上。這些在勞改期間學到一定技能的犯人，都是在監獄工廠里學到的，而且也只能是其中的少數。至於那些占犯人中絕大多數發配到邊疆去開荒種地的犯人，從事的完全是原始的奴隸勞動，根本談不上學到了什麼技能。事實上，當初制定勞改政策時，說的是通過勞動把犯人改造成新人，而實際上是把犯人當作無償的勞動力來使喚。要不為什麼那些被發配到邊疆去的犯人，刑滿後絕大多數都不讓回原籍呢！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邊疆的開發，幾乎每一塊土地上都有犯人的血和淚。
談到對犯人的管理，全國情況不盡相同。在大城市的監獄和大城市附近的勞改單位，犯人的處境要比被發配到邊疆去的犯人的處境好得多，特別是象北京監獄那樣的所謂“模範監獄”，是專供外國人來參觀的，犯人的生活、勞動環境當然比起被發配到邊疆去的犯人的生活、勞動環境要好的多。因為是在“天子腳下”嘛！監獄、勞改隊的幹部一般還比較注意政策，但邊疆的勞改單位，山高皇帝遠，那可就完全是兩碼事了。我在黑龍江、內蒙的勞改經歷就說明了這一
314
點。
一個人對事物的認識，思想的變化，是隨着事物的變化，隨着社會的變化而改變的，要想通過強迫勞動來改變人的思想認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中國的在押犯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監獄、勞改隊的犯人的處境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不過從報紙，特別是地方報紙和小報最近一段時間所揭露出來的事例看，派出所、公安局、監獄、勞改隊對犯人的人身迫害依然很嚴重。這也可能是個別現象，我相信從總體上來說，比我處的那個年代可能好多了。
自從五七年實行勞動教養政策以來，不經判刑被送去勞動教養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我國被勞動教養的人恐怕比犯人還要多，這是嚴重違犯人權的。中國政府所以採取這一政策，其目的是為了繞過法律條文的約束。因為判一個人勞動教養，不需要通過法院，這樣就剝奪了被勞教人員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按規定勞動教養期最長是三年，實際上，勞教隊的幹部可以藉口你在勞教期間表現不好，而任意延長你的勞教期。當然，根據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指示，某某類型的勞教人員到期不能釋放，這樣的事就更多了，對此，五七年被送去勞教的“右派”都有親身經歷。
在任何國家，一個人如果違犯了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懲罰，這是毫無異議的，問題是這種懲罰是否真有法律依據，是否真的依法辦事。中國現在強調依法治國，但真正做到依法治國恐怕還是相當遙遠的事。目前我國對犯人的處理，特別是對一些敏感案件的處理，並不是“依事實為根據，依法律為準繩”，而是依共產黨的政策為根據，依共產黨高層領導的決策為準繩，這一點，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裡都很清楚。
315
20.5. 應如何評價毛澤東
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根據應該是什麼？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出發點應該在哪裡？我認為主要的根據應該是他所執行的一系列政策，出發點應該是國家、民族和人民。當然你可以從集團利益的角度出發去對他進行評價，也可以從道德情操方面去對他進行評價，但我認為還是應該從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角度去評價一個政治人物。
目前共產黨對毛澤東的正式評價是“功遠遠大於過”。所謂功主要指的是在長征過程中，由於毛澤東的正確指揮，才逃脫了國民黨軍隊的追殺，從而挽救了共產黨被消滅的命運。在抗日戰爭中，在毛澤東的決策領導下，保存並發展壯大了共產黨掌握的軍隊，從而為三年解放戰爭打敗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建立新中國打下了基礎。毛澤東的主要錯誤是發動了“十年文革”。至於毛澤東的其它錯誤，基本上沒有提，即使提，也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對毛的這一評價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定下來的。名義上是中央全會的決議，實則是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定的調子。
在七九至八零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時，還流傳着對毛澤東的另外一個評價：“開國有功，治國無方，文革有罪”。據說這是胡耀邦對毛澤東做出的評價，但被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王震等老一代領導人所否定。
以上對毛澤東的兩個評價都出自共產黨自己，那麼究竟哪一個評價比較實事求是、更切合歷史事實呢？先看第一個評價。
我認為第一個評價完全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做出的。的確，遵義會議以後確立了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在他的正確指揮下，紅軍逃脫了被國民黨追殺消滅的命運，對共產黨來說，當然是功莫大焉！後來毛澤東犯的錯誤再大
316
也蓋不過他挽救了共產黨的命這一功勞大。至於在解放戰爭中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這並非毛澤東一人的功勞。那麼在建國以後，對毛澤東所犯的錯誤（罪行）為什麼只強調他錯誤的發動“文革”，而對毛澤東的其它錯誤如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五八年的大躍進等只是一帶而過呢？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毛澤東所發動的“十年文革”是他建國以來所犯的錯誤中最大的一個，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主要矛頭是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幹部，即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除劉少奇、陶鑄、賀龍、彭德懷等人被迫害致死外，“文革”後鄧小平、陳雲、彭真、楊尚昆等人重新掌了權，因此他們必須徹底否定“文革”，因為如果不徹底否定“文革”，他們便無法重新復出掌權。至於毛澤東所犯的其它錯誤，當初他們也是參與者，如果認真追究起來，他們也有責任。因此他們對毛澤東除發動“文革”這一錯誤以外的其它錯誤，不願或不敢認真進行清算。在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時，鄧小平有句名言：“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9頁）這句話的潛台詞實際上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認為，如果徹底清算毛澤東的錯誤，那麼就不僅很難做出毛澤東“功大於過”的結論，而且整個共產黨過去所犯的一系列錯誤將全部被抖露出來，而這些錯誤當年跟毛澤東打天下的老一代革命家幾乎是人人有份的，這樣以來不僅毛澤東作為共產黨的一面旗幟就倒了，而且共產黨的威信就會一落千丈，這樣就會危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為了確保共產黨的統治地位，絕不能徹底批判毛澤東所犯的錯誤。為此，鄧小平還舉了當年由於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最後導至蘇共的瓦解和蘇聯的崩潰為例子，作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吸取的教訓。實際上蘇共的瓦
317
解和蘇聯的崩潰並不是因為否定斯大林造成的，而是由於蘇共的錯誤政策和實行錯誤的政治經濟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造成的，這一點已經成為歷史定論。事實上，自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徹底否定斯大林到一九九一年蘇共解體和蘇聯瓦解，蘇共和蘇聯不是照樣存在了三十五年嗎？這怎麼能說蘇共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是由於徹底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呢？
實際上鄧小平執政以來所制訂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已經徹底否定了毛澤東。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不妨回憶一下，自從毛澤東一九五四年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五五年的反胡風引起的肅反運動、五六年的私人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躍進、五九年的反右傾、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六六至七六年的“文革”，不是都被否定或基本否定了嗎？這種否定當然是正確的。不過鄧小平強調毛澤東這面旗幟中國共產黨還必須打着，鄧小平高明之處就在這裡。一方面否定了“文革”，為以他為代表的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一代人的復出掌權掃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掩蓋了過去共產黨所犯錯誤中他們應負的責任，維護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顯示了自己的“大度”。用“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話來說，鄧小平真不愧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高手。另據“短暫的春秋”一書中揭露，在“文革”中，毛澤東整劉少奇時，鄧曾出賣過劉少奇，因此鄧雖三次被打倒，但仍然保留了黨籍，今天鄧在否定“文革”的同時，也維護了毛的形象，這也算是一種“以德報怨”吧。
如果從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角度來評價毛澤東，得出的結論恐怕不是“功大於過”，恰恰相反，而是“過大於功”。這要用事實來說話。
毛澤東建國後執政二十七年，究竟犯了哪些主要錯誤？我們只能從他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加以分析。在毛澤東建國後執政二十七年裡，他一共發動了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十一
318
次，即五零年由批判電影“武訓傳”引發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五一年的“鎮反”、五三年的三、五反、五四年的農業合作化、五五年的“肅反”、五六年的私人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躍進、五九年的反右傾、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六六至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那麼他發動的這些全國規模的十一次政治運動，其中有幾次是正確的呢？不帶任何偏見的說，恐怕只有“鎮反”和“三、五反”這兩次。
一個新政權建立以後，在一個非民主的社會裡，為了使自己的政權鞏固下來，一般都要鎮壓舊政權的殘餘勢力。從這個角度來說，五一年的“鎮反”基本上還算是正確的，但也錯殺了不少人（如果從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來考慮，五一年的“鎮反”也是錯誤的。根據國際法，當敵人已被打敗，放下武器後，如果再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殺害，那就犯了屠殺罪）。新政權剛剛建立不久，就出現了腐敗現象。為了遏制腐敗的蔓延，確保新政權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五三年發動的“三、五反”基本上也應該說是正確的，但也冤枉了不少好人，特別是“五反”中對私人資本家的打擊，造成了不少冤案。除了以上兩次運動以外，其餘的九次政治運動則是完全錯誤的。
五四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當時劉少奇是主張先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革命，把新民主主義再適當延長一段時間，以便於利用農民在“土改”後得到勝利果實的喜悅心情，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可毛澤東出於對經濟問題的無知和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心理”，急急忙忙發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
“土改”後，農民分到了勝利果實，本來應該讓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發展生產，勤勞致富。可毛澤東發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卻把農民剛分到的土地又拿走了，極大的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這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可毛澤東不承認這一點，而且把反對馬上搞農業
319
合作化的中共其他領導成員說成是“小腳女人”。五四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實際上是毛澤東在建國以後執行的一條極左路線的開始，也就是他犯錯誤的開始。現在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毛澤東犯錯誤是從五七年的反右運動開始，實際上不是。現在我國在農村實行的政策實際上又回到了五四年以前的情況，這也證明了毛澤東發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完全錯誤的。
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以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為導火線，在全國把幾百萬人投入了監獄、勞改隊。這幾百萬被抓的人當中，除了極少數是在五一年“鎮反”當中漏網的以外，絕大多數是無辜的。而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把一大批文藝界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投入了監獄，不少人慘死在監獄、勞改隊裡，造成建國以來第一大冤案。現在胡風問題已經得到了平反，這也證明那次“肅反”運動是完全錯誤的。
五六年的私人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家經營的工商業統統實行了所謂的“公私合營”，實際上是收歸了國有，結果扼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現在我國對私營經濟的政策又恢復到了五六年以前的狀態。目前我國的私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領域內最具活力的部分。在現階段，國家鼓勵發展私有經濟，並把一些常年虧損的國有企業賣給個人，這也說明毛澤東推行的五六年的私人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完全錯誤的。
五七年的反右運動那就不用說了。
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全國幾千萬人被餓死，使中國的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沿，卻糊弄中國老百姓說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正如當時的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說的，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就不是什麼錯誤的問題，而是毛澤東的一大罪行。
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把敢於仗義執言的彭德懷打成“右
320
傾反黨集團”的頭子，從而在全國又搞了第二次反右運動，使千百萬幹部和知識分子再次受到迫害。
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運動揭開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鬥爭的序幕，推翻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推行的為了恢復被三年“自然災害”破壞的農業生產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使無數農村幹部受到了迫害（在這一點上，劉少奇的錯誤並不比毛澤東小）。
六六至七六的“文化大革命”更進一步把中國人民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此外，五六年把馬寅初老先生提出的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說成是“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加以批判，五九年又把馬老打成“右派”，結果造成我國人口的膨脹，貽害千秋萬代。由於人口的過度膨脹，給中國目前的現代化建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要想使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美、西歐、日本的水平，恐怕永遠也難以做到。
七二年中、日建交時，毛澤東竟然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說“日本侵華有功”，從而慷中國人民之慨，放棄了對日索賠的要求，使目前的中國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處於尷尬的地位。日本侵華戰爭屠殺了兩、三千萬中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而毛澤東卻說“日本侵華有功”！這是什麼言論？！不錯！沒有日本侵華戰爭，共產黨是發展不起來的，從這一點來說，日本侵華是“有功”，不過這只是對共產黨有功罷了。
至於從個人品質和道德情操方面來講，毛澤東就更應該被徹底否定。他的結髮妻子楊開慧，還在敵人的監獄裡受着敵人的嚴刑折磨的時候，他便跟賀子珍睡在了一起。到了延安以後，借賀子珍去蘇聯治病的機會，他又跟江青睡了覺。至於建國後他玩弄過的女人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李志綏醫生所寫的回憶錄里有所記述）。他的人格在哪裡？他的道德觀念在哪裡？他實際上完全以封建皇帝自居，哪個封建皇帝不
321
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偏妃，外加三千粉黛？我毛澤東玩幾個女人算什麼！
整風運動中他一再動員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並反覆強調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免”，可當意見提到他頭上時，他卻把臉一翻，又說什麼這是“引蛇出洞”、是“陽謀”，把五、六十萬知識分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株連幾百萬人，他自己還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才坑了幾個？比我差的遠呢！”
他在共產黨內一再強調，反對“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可他自己實行的卻是不折不扣的“一言堂”，誰要是敢於反對他，他就非把你置於死地不可。堂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開國元勛彭德懷、賀龍等人都被他活活整死。現在人們一般都認為，他跟劉少奇的分歧是從“新民主主義”時期是否應該延長的問題開始，實際上真正的分歧是在共產黨五六年的“八大”會議上。在劉少奇主持制定的“八大”決議中，寫進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內容，觸到了他的痛處，從此他把劉少奇嫉恨在心，最後終於在“文革”中把劉少奇整死。
如果把毛澤東在建國以後執政二十七年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認真總結清算一下，還能得出他“功大於過”的結論嗎？他以封建皇帝自居，把整個國家看作是他的私人領地，把六億中國人民看作是他可以任意擺弄的奴僕，在“文革”中把六、七億中國人民當作“反修、防修”的試驗品，他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難遠遠大於他的所謂“功績”。
再看看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用共產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二、三十年代，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的局面，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地理環境複雜，經濟十分落後的大國，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理環境下，毛澤東發明了所謂的“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革命
322
勝利”戰略方針，這實際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這種思想現在還適用不適用呢？沒有任何用處。他最得意的學生波爾布特，領導紅色高棉利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搞了十幾年的革命，屠殺了幾百萬的柬埔寨人，最後被徹底消滅了；拉丁美洲一些所謂的“毛派”組織，利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在自己國家內搞武裝革命，現在一個一個全都失敗了。實際上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引發的抗日戰爭，僅僅依靠他這一套思想，共產黨要想推翻國民黨政權，也是不可能的，這完全證明了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早就應被放進歷史博物館去了。在軍事高科技的時代，他那套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今天毫無用處。至於他建國後發明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已經被中國人民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今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還繼續打着“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子，並強調要“全面的、準確的”掌握毛澤東思想，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賴以生存的毛澤東這面旗幟罷了。
至於胡耀邦給毛澤東作的“開國有功，治國無方，文革有罪”的十二字評價，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來說，基本上還算是實事求是的。所謂“基本上”的意思，我認為“治國無方”四個字也是不確切的。不錯，因為毛澤東他不懂科學，不懂經濟，怎麼會有治國之方呢？他平時喜歡看的書既不是馬列著作，更不是經濟及科學方面的書籍，而是中國的史書和諸如“水滸傳”之類的中國古典小說。他讀史書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研究歷代帝王統治人民的方法和宮廷鬥爭的權術。他讀“水滸傳”之類的小說，目的是從中吸取農民起義戰爭的經驗教訓，以豐富他的游擊戰的戰略思想方法。在這些方面，他造詣頗深，遠遠超過了中國歷代的封建皇帝。他除了去過三次蘇聯以外，沒有到過任何一個國家訪問過。他對世界潮流的發展方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憑他自己的主觀想
323
像，斷言目前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他把自己的階級分析觀點，錯誤的套用於對世界格局的分析上，把世界硬性劃分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第二世界”。他一方面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另一方面卻拼命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既然原子彈是“紙老虎”，要它又有何用呢？
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幾句名言來概括：“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而令他最感到“其樂無窮”的是“與人斗”。他說過“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嘛！因此根據不同的時期，他硬性製造出一部分人作為“階級敵人”與之鬥爭，以滿足他自己所說的“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嗜好。他還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因此他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軍隊，以確保在“與人斗”的過程中，他總是勝利者。不管黨內、黨外，只要誰跟他有不同的意見，他總要把你打下去，以致整死。他根本不研究如何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農業為例，拿他死去的一九七六年和建國初相比，糧食的人均產量非但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對於他強制推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全國幾千萬人被餓死，他口頭上承認了“大躍進”所犯的錯誤，骨子裡面卻死不認錯，並說“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所謂“成績”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對於他所犯的錯誤和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他連一點罪惡感都沒有。非但沒有罪惡感，為了維護他自己的“威信”，當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挽救被他破壞的農業經濟而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正確方針時，他迅速加以推翻，繼續堅持他那一套極左的路線，在全國硬行推廣所謂的“大寨經驗”，把陳永貴、吳桂賢這樣沒有多少文化的一般農民、工人提到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崗位上，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324
他視人如草芥，在六零年世界共產黨莫斯科會議上，他竟然說出“第三次世界大戰怕什麼？中國有七億人口，死三億五千萬，還有三億五千萬，打完了仗再建設”。這句話把當時參加會議的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嚇的目瞪口呆。按照共產黨的說法，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類，而他把三億五千萬人的生命視同兒戲！從他自己的上述言論來看，這能算是“治國無方”嗎？如果是治國無方，你可以向別人請教嘛！他不是這樣，他根本沒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是整天在考慮一個“斗”字，因此說：“治國無方”這一評價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寬容了。
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來評價毛澤東，的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除香港、澳門和台灣以外，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擺脫了過去一百多年來受資本主義列強的奴役和侵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同時，由於他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頂住了蘇聯想把中國變成它的衛星國的壓力，這一點他的功績是很大的。但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評價一個領導人，首先是要考慮在他執政期間，究竟給人民帶來了哪些實際利益，而不是僅僅滿足於一種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有人說，舊中國是一個連一部自行車都不能造的純農業國，在他的主政下，中國建立起了比較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為今天的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基礎。這實際上是歪曲歷史。事實上，從中外歷史上看，任何一個新政權建立以後，其首要問題必須是發展生產，恢復經濟。如果當時按照劉少奇的主張，不要過早地實行農業合作化、不要過早地將私人企業收歸國有，而讓新民主主義多延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情況恐怕要好的多。再說，在他主政的二十七年當中，中國工業化建設所取得的成績，絕非他一人的功勞，如果是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主政，中國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肯定要大的多。另外要做比較，不能僅做縱的比較，還應該做橫的比較。二戰後的二十多年裡，戰敗國的日本、德國，在一片廢墟上迅速建成了世界第二、
325
第三經濟大國，亞洲更出現了“四小龍”，那時中國的發展又算得了什麼呢？歷史不能假設。如果當年共產黨不起來鬧革命，蔣介石已經打敗了地方軍閥，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敢冒然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嗎？如果從那時開始建設國家至今，情況又會是怎麼樣呢？實際上，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始到他死去，中國人民一步步向災難的深淵邁進。
在他執政期間，因為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搞的人人自危，人們之間互相戒備，不敢說真話，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在生活水平上與解放初期相比，沒有任何提高，對這樣一個執政者難道還應該肯定嗎？毛澤東既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國家領導人，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他的“英明”和“偉大”也僅僅表現在他對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統治方法以及宮廷權術鬥爭的深韻和駕輕就熟上。
也許有人會說，因為你是毛澤東統治時期的受害者，因此你對毛澤東的評價持否定態度。不是的！當毛澤東的錯誤和罪行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會認同我對他的評價的。
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方面也有了某種寬鬆的氣氛，但深層次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仍然是踏步不前，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至今仍然揹着毛澤東的一系列錯誤和罪行這樣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不願放下，這樣就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大業很難有所建樹。只有徹底批判毛澤東的一系列錯誤和罪行，放下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把中國的改革大業推進下去，把中國早日建設成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從而名垂青史，人民在期待着……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