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第 44 期

2010年4月5日

（交流文稿  免費贈閱）

目  錄

宋永毅：喚醒和激活一個沉默的群體 ……………………………………  2

後永年：實踐“實事求是”理念的代價 …………………………………  3

王亘堅：“右派”其實是左派 …………………………………………… 12

劉孟懿：血淚斑斑訴窮奇 ………………………………………………… 16

黃河清：右派底層列傳（一） …………………………………………… 31

鐵  流： 將軍學徒獄中情………………………………………………… 74

黑  牛： 那恐怖的一幕——至今憶之仍不寒而慄……………………… 86

丁振海：尋訪老右派、大右派彭瑞林 …………………………………… 88

姚永年：為“右派”身份被“改正”三十年作 ………………………… 92

陳仁德：好想好想去勞改 ………………………………………………… 93

任彥芳：由渣滓洞到提籃橋的思考 ……………………………………… 96

高鴻凡：林希翎追思會在北京召開有感……………………………………98

沉重哀悼57難友、著名油畫家張欽若先生在京逝世

鐵流難友與張欽若愛女笑蕊的通信……………………………………… 103

友誼回聲 ……………………………………………………………………104

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方便寄信，特為大家提供如下通訊地址 ………… 107

編者提示：

喚醒和激活一個沉默的群體

讀丁抒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有感

                                宋永毅

發生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發動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它有着一個極有意義的開端，但不幸以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迫害的悲劇告終。它在中國當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

說它有着一個極有意義的開端，是因為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國際上蘇聯開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蘭發生人民起義事件的鼓勵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勇敢地發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吶喊。就對執政的中共的批評而論，其涉及的範圍之廣，深度之大，都是當代中國思想史上所罕見的。除了中國各民主黨派的著名知識分子對中共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出了有理有據的批評，要求中共實踐它執政前的民主承諾外，青年學生更是熱血沸騰，群情激昂，抨擊時弊不遺餘力。學生們的言論不受黨派關係和社會地位的約束，廣泛涉及前輩們尚未問津或不敢直道的領域，例如民主政體、學術自由、新聞自由等等，這些便是後來被毛澤東和中共冠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的實質所在。今天我們重讀這些文章和言論，常常驚嘆於它們的系統性和前衛性。在我看來，它們在整體上遠遠超越了這35年以來中共改革開放的全部政策和理論。
    眾所周知，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鳴放”以中共對他們的大迫害的悲劇告終。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消滅了他們的批評聲音，更給這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數十萬的“右派”分子從此成為一個沉默的社會群體， 再也沒有過50年前的轟轟烈烈的集體參政風光。
     2007年，“反右”50周年的祭日改變了這一切。
    幾乎沉默了50年的右派，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竟然被神奇地喚醒和激活，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不容忽視的一支特殊的維權群體。他們以耄耄之年不屈的身軀，向中共執政者發出了無數次的徹底平反和索賠的要求。他們甚至衝破警察的阻攔。率先在北京召開了反右50周年的討論會。他們的回憶、上告、請願乃至索賠，至今在海內外方興未艾。他們中的代表人物--許良英、邵燕祥、方勵之、陳奉孝等等和一批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葉永烈、戴晴、郭羅基、吳國光、錢理群等一起，組織和參加在美國的兩個大型的學術討論會。丁抒教授主編的這本百萬字的專着，就是這一社會群體被激活和喚醒，成為中國社會維權力量的重要的前鋒的明證。
    當然，研究和探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還有着它其他的當代意義和迫切性。從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1957年對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吶喊，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和推動的公民維權運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民主自由思想的發展軌跡，一個值得我們總結歷史經驗，進一步推進中國民主的當代研究課題。如果任何人有興趣對這些問題稍作探討，我都認為丁抒

實踐“實事求是”理念的代價

後永年

上篇；實踐“實事求是” 的理念，我被錄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一、我的家庭情況及簡歷

後永年，男，1935年7月14日生，漢族，祖藉雲南省思茅市，岀生地：雲南省昆明市。祖父後雨蒼是思茅市區裡的一位私塾教師，生活中等偏下。父親後晉修畢業於上海東南醫科大學本科。無黨派。解放前任雲南大學醫學院教授，雲南軍醫學校教官，雲南虐疾防治研究所秘書長，雲南防空司令部救護大隊大隊長、李根源（雲貴綏靖公署專員）赴保山前線視察時的隨行醫生。1942年因保山地區被日機轟炸，父親率隊赴保山救護。在保山接省民政廳廳長李培天｛賓川藉｝電令：

1944年至1949年任私立大理喜洲醫院院長。解放後任雲南虐疾防治研究所所長。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因提了個“外行在業務上不要干擾內行” 的意見，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降職降薪留単位使用。文革中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批判。1970年戴着右派帽子逝世，享年65歲。

1950年7月我初中畢業於昆明天南中學，同年8月為支援大理地區征糧工作，參加大理地委征糧工作隊任隊員，1951年3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6月調蒙化（現今巍山）縣公安局任偵査員，其間參加土改、鎮反運動，任蒙化縣第六區鎮反工作隊隊長。1954年調大理專員公署公安處（現大理州公安局）任偵查員。1957年被劃為資產階汲右派分子。1958年至1979年在太和農場任被監督生產分子，1965年被定為新生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平反）。1979年8月至1983年12月任大理州林業局林政科員。1984年1月至1992年10月任大理醫學院保衛科長1985年至1989年兼任本院法制課教師、大理州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2年至2003年任蒼洱律師事務所律師。2004年乞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二、“不迷信、實事求是”理念的形成

（一）農民的淚使我從儒家和宗教給我的價值觀中走出來，樹立了階級鬥爭、聽黨（書記）的話、熱愛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價值觀。

我從小接受家庭“已所不欲，無施於人” 的教育。小學畢業於一個基督教會學校，初中的最後一個學期也是在一個基督教會學校畢業。儒家和宗教的教育，給我在少時的思想上注入了善良、誠實、守信、正直、愛一切人和自然的價值觀。

雲南1949年12月和平解放，我於1950年8月，唱着“走！跟着毛澤東走！……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頭”的歌，參加了革命，從昆明來到大理。革命給我上的第一課是參加巍山縣第一屆農代會。會上聽了代表們對地主惡霸的控訴，會議期間又觀看了歌劇《白毛女》。“舊社會把人逼成鬼，”農民的眼淚，使我原來愛一切的價值觀變為恨地主階級及一切壓迫、剝削人的人； “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我把愛一切變為只愛共產黨，毛主席，聽話要聽黨（書記）的話的價值觀。帶着這個價值觀，我在征糧、減退、淸匪反霸的運動中，對地主施加了種種酷刑，酷刑下，繳獲了許多浮財及一支雲南河西土造的“拉七” 手槍，六粒子彈。得到了“立場堅定，組織紀律性強，工作極枳” 的鑑定。1951年3日入團，6月調巍山縣公安局任偵査員。

（二）冤者的血，使我從聽話要聽黨的話的迷伩中走出來，樹立了不迷伩、實亊求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我參加了巍山縣的三批土改，沒有學過《土地改革法》，我身為鎮反工作隊隊長，沒有學過《鎮壓反革命條例》，都是按領導人的講話和會議精神去工作。帶着對敵對階級的恨和對共產黨的愛，秉着按領導講話、會議精神辦事的習慣，在運動結束後我回局機關做正常的公安偵查工作。

在此期間，我曾親自參與辦的和我領銜辦的兩起錯案，兩個錯案都冤死了人。是冤者的血使我的價值觀發生變化。

一起是我曾參與了現場勘査的楊應龍被殺案。

楊應龍、男、約30歲、巍山縣第二區土改工作組組長。1952年5月×日夜，被殺於巍山縣西城牆上的一個掩體坑中。身中13刀，現場有搏鬥痕跡、血跡、和一枚小學教師常佩帶的；市場能買到的“學習” 胸徽。經現場分析，把犯罪嫌疑人圈定在兩個條件上：1、身份是小學教師，2、衣服上有血跡。在偵查過程中，發現小學教師趙舉於案發次日清晨在溝邊洗衣服，衣服在一棵桐子樹上曬乾後，發現衣服上有類似血被洗後留下的痕跡。此情向縣委匯報後縣委確認趙是兇手，即將衣服提取為據，逮捕、科死刑報批。當時公安局長郭漢忠提出將血衣送公安廳鑑定，縣委認為多餘而未採納，案經地委批准執行。在執行時趙喊冤，無效，三聲槍響剝奪了趙舉的生命。而後復査，將血衣送省公安廳鑑定，結論是非動物血跡，是植物桐子果分泌的液體。趙舉死得冤枉。

另一起是我領銜主辦的侯樹才自殺案。

侯樹才、男、36歲、山東省人、轉業軍人、巍山縣第七區武裝部長、區人民代表。1954年3月，侯參加巍山縣召開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日夜，接第七區公安特派員王琪報案稱：夜熟睡中聞遠處槍聲數響，全宿舍的人先後起床問究竟，唯侯樹才不起，呼之不應，估計己死亡。接報案後，公安局長郭漢忠指定我承辦此案。我即率預審員舒焜、偵查員李熙同趕赴現場。經四個小時的勘査，筆錄記載：現場位於城內地主趙和俺家的東廂樓上，七區代表二十餘人均地舖分兩行宿於此樓。現場樓梯、窗戶、過道及候地舖周圍無可疑痕跡。侯舖側壁釘上，掛着侯的外上衣及侯佩帶的駁殼槍的槍殼。侯平躺在地鋪上，被子蒙頭平蓋，被面上無任何可疑痕跡。當我掀開侯的被子時，聞到了一股強烈的火藥味。侯上身着軍用淺草綠色長袖棉絨衫，下身着軍褲，皮褲帶系之正常，衣着整齊。侯身左側有侯佩帶的駁殼槍，槍身斜靠在侯屍左腹部邊上，發射鈕撥在快發鍵，槍把握於侯的左手中，姆指貼於發射板機上，身側有四粒駁殼槍的子彈殼。侯的胸骨末端軟組織處有一彈孔，周圍有三個彈孔，身下有大灘血泊。再查，樓下的門坎側發現一駁殼槍彈的彈頭，弾頭落處與侯胸骨末端的槍孔呈90度垂直線。

現場勘査完畢，郭局長和我向縣委匯報。我明確表示：現場證明，侯之死純屬自殺，若果是他殺，絕對不可能呈現出這樣的現場狀況。我的意見當即受到縣委書記林澤民的批評：1、批評我不懂什麼叫因果關係。候樹才，赤貧出身，1948年參軍，累建戰功，火線入黨，現任區武裝部長，人民代表，不存在自殺的原因，何來自殺的結果？2、批評我沒有政治警惕性。土改剛結束，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有意破壞本次人代會。縣委決定不許再提“自殺” ，按他殺的方向繼續偵査，限期在人代會結束前破案。在我和郭局長從縣委會回來的路上，我向郭表示對縣委的決定有異議，但郭局長說：意見可以保留，必須按縣委的決定辦。我當即聲明保留意見。

全案置於縣委直接領導下進行。在續繼偵查中得知七區區委書記李如岑，組織干亊向德全歷史上參加過三青團，民政幹事王嘉晉參加過黑殺隊。報到當天是向和王約侯睡在一起，向睡於侯的左側，王睡於侯的右側，李睡在侯的對面。當晚最先聽見槍聲的是睡在西北角的一位54歲的老鄉長，據其陳述：聽到槍聲後不久就聽到油布磨擦樓板的聲音，起身看，見向德全俯身睡下去，緊接着大家紛紛起來問究竟，公安特派員王琪點亮了油燈。此時唯侯不動，李大呼侯名，仍不動，就起身欲掀侯的被子被王琪一把抓住說：“保護現場，”並警告：“誰也不許破壞現場，”即到公安局報案。

當我把上述情況向縣委匯報後，縣委認定李、向、王是一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李是主謀，向是兇手，王是幫凶，殺害侯的目的是破壞人代會，即決定將該三人逮捕。經審訊，該三人均“供認不諱” ，所供內容與縣委分析完全一致。

該三人口供令我十分驚異，我一不刑、二不誘、三不逼，只是像和尚唸“阿彌陀佛” 一樣唸了幾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為什麼不是他們幹的他們要承認？但我又不能不按程序如實記錄，核對，簽字，手印、如實匯報。以口供為據，縣委決定偵査終結報批。擬處李、向死刑，王處死緩。一個月後，州公安局批示：“證據不足，發回再偵。”接批示後，我再提審三人，一一翻供，案件陷入僵局。

同年7月，州公安局政保科長張洪，大理軍分區保衛科長鍾明到巍山縣挿手此案，我向張、鍾二人重申了我的保留意見，9月省公安廳作出自殺結論，李、向、王三人無罪釋放。但王在釋放前夕死於獄中。李、向補發了工資，給王的家屬500元的撫恤費。10月我調州公安局政保科。

兩起案子，兩條人命，兩灘冤血。誠然，區區二命對戰爭中從成千上萬的屍體裡走過來的軍人來說，真不是回事。但對我這個曾經受過基督教育，從未見過戰爭的人來說，自感有一份不可推缷的責任，在這兩灘血的面前，我刻骨銘心。我自覺地意識到，作為一名公安偵查員，打擊犯罪是手段，其目的是在於保護人民。在履職的過程中，稍有大意，就有可能變成屠殺人民的劊子手，關鍵就在兩個字：真、假。公安偵査員啊，擔重千鈞。是這個想法，使我清醒地從對縣委的迷信中走出來。是的，在此案結束後我確實說過“縣委書記的屁不一定是香的，偵査員在求未知的時候，一定要從己知的事實出發，不迷伩，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兩灘冤血中，我樹立了不迷信、實事求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念。

三、不迷信、實事求是助我成功

實踐不迷信、實事求是的理念，1956年我參與做了三件事。

（一）、在副局長張洪的領導下，頂住州委常委、州政法黨組書記、副州長兼州公安局長張茂林“不要大驚小怪” 的錯誤思想，成功地偵破了大理、洱源、漾濞三縣結合部彝族頭人魯扁達、傈粟族頭人海金龍聯合武裝暴動案。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案破後我也的確說過：“老處長（張茂林）的屁也不一定是香的”。

（二）、在政保科長陳開榜的領導下，頂住祥雲縣委書記楊化的錯誤決定，頂住州公安局局長張茂林對我們“不服從縣委領導” 的批評，在公安廳的鼓勵和支持下，在祥雲縣劉廠鄉大波那村一貫道泛濫的案子上，成功地爭取了廣大的一貫道徒，挖出了潛伏很深的道首（前人）陳積善，從此，一貫道活動在劉廠鄉絕跡。擴大戰果，偵破了巍山縣的兩起一貫道案。案破後我也的確說過“楊化只會作報告，在公安業務上臭水平。”

(三）、在副局長張洪的領導下，頂着鄧川縣公安局長牛青海“有根有據” 的“擔保” ，否定和撤銷了鄧川縣14起美、蔣特務案。這些案都是根據海外通信郵檢立案。其中一案的案情是：海外來信中有“兄弟鬩牆” 一詞。立案人把“鬩” 字誤看作“閱” 字，又把“閱” 字解釋為“越” 字，當然“牆” 字就成了“國境” 。於是就以海外特務暗示接信人倆兄弟偷越國境之嫌，立案偵査。卷宗閱完，我啼笑皆非，大筆一揮：“撤銷” ！ 不容商量 。（註：按公安廳的要求，各州局要成立 “專案指導組”，負責全州大案要案的立案、破案的審批，大理州公安局的指導組由分管政保、刑偵工作的副局長張洪、政俁科長陳開榜和我等三人組成，我具有撤銷權。）

1957年4月，我被評為大理州州級機關的先進工作者。

四、不迷信、實事求是，使我淪為毛澤東的敵人

不迷信，實事求是的理念適用於辦案，領導人一般不持異議。但適用於政治生活，就沒有一個不碰壁。

緣於我們國家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政幹部當然是要工農成份。所以解放初期，基層組織（含縣級）的一把手的成份，絕大多數是工農參軍後，經戰爭的考驗，勝利後轉業的軍人。這個階層的人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鋼鐵般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一二是文化素質低，不具有洞察和處理地方諸多矛盾的水平和能力。這兩個特點相結合就形成了一條雷打不動的潛規則：他們對上絕對服從，無（也提不出）任何異議；對下也要求對他絕對服從，不許有異議。這條潛規則又形成了一條無形的、但又是鐵鑄的的幹部路線，按這條路線的要求，提拔和重用的都是成份好，沒主見，只會規規矩矩、唯唯諾諾、唯上是從的人。至於有沒有解決工作中的問題的能力，可以不納入考慮。這條路線的執行結果，閹割了人的個性、獨立人格、獨立思考能力，造就了一大批沒有靈魂、沒有尊嚴、只會俯首貼耳、唯命是從、溜須拍馬、阿諛奉承、“領導放個屁都有麝香味”的奴才。這樣的潛規則，這條無形的幹部路線，這樣的領導，這樣的奴才就必然和持“不迷信、實事求是” 理念者發生矛盾。但客觀現實是這些奴才的奴才手中有權，另一方則是毛之焉附的知識人，註定敗北。我的悲劇的根源就在這裡。根據是：

我多年申請入黨，支部從來不過問，整風前恰恰發展了兩個黨員，一個是局機關的收發員李正剛，一個是勞改科的打字員朱遠芳，二人都是1955年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她倆最聽書記的話，從來沒有自已的主見，什麼叫公安工作都不知道。我認為發展這樣的人入黨，對我這個曾寫好遺書潛入敵內作武裝行動的內應的人來說，是迷惘，是打擊，我憤僨不平。與我持同觀點的陳瑛、楊銘偉、楊光明等，曾相約於1957年3月的一個星期天，就黨員八項標準和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在大理州公安局的異化的冋題，直接對局黨支部書記、副局長張克讓提出批評。張表示意見正確，但僅說在嘴上，山河依舊，鬢顏都不改。

1957年7月下旬，州級機關的整風運動開始了。聽了整風的動員報告後，我很興奮，認為局機關存在的問題只有通過運動才可能解決，只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可能調動廣大公安幹部的極枳性，有效地打擊敵人，保護人民，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於是在鳴放會上，我針對局黨支部副書記、政治處副主任汪小淼的奴才行為提出批評。我說：“汪副主任的缺點是不動腦筋，唯張副局長（張克讓）的命是從。例如去年局務會上討論張副局長起草的《大理州公安局1957年工作計劃》時，稿擬以淸案為主，我提出異議，我認為要以破案為主，打擊現行，保護人民。公安局不破案還叫什麼公安局？肅反遺留的幾個死老虎，擺上十年八年也翻不起浪，抽幾個人去搞就行了，何必擺在主要的位置上，財力、物力、精力都向它傾斜。我還沒有說完，汪小淼就批評我說：‘公安廳都叫以淸案為主，你後永年標新立異，為什麼不聽公安廳的，要以破案為主？’我說：‘你把公安廳的文件讀完了沒有？後面還有一句話：各地根據各地的實際決定。’此時老處長（張茂林）說：‘小後的意見是對的，應當以破案為主。’這時張克讓說：‘對對對，應當以破案為主，把槁子重改。’汪小淼緊跟着皮笑肉不笑，既點頭又哈腰地說：‘對對對，應當以破案為主。’其實，為什麼要以清案為主你不知道，為什麼又要以破案為主你也不知道，他除了只知道看領導的瞼色行事外，什麼都不知道。若果把你擺在第一線去搞案子，准要出錯案。”說了不過癮，以《草》為題把上述這番話寫成大字報貼在牆上。還不過癮，又畫了一隻題為《應聲蟲》 的賴哈螞的謾畫，上書“汪小淼，汪小淼，你是張克讓的大寶寶”15個大字貼到牆上。同科的曾文學、姚子勝在漫畫上簽了名。

這一文一畫在州級機關還算新鮮，看的人很多，州黨委、州人委、州委黨校的都來看，看的人中大多是笑笑不表態，與我臭味相投的誇我寫得好，重量型，罵得痛快，我還自以為得意。

奇怪的是汪小淼本人對此未提出異議，一個星期後倒是勞改科的傅季濤和韋敏麟倆位女士聯名貼出了一張題為《不容醜化黨的領導》 的大字報對我批評，其內容對《草》所列舉的事實隻字不提，僅針對漫畫說我把黨支部副書記喻為動物是醜化黨的領導。（當時還沒有上升到反黨）。

看了後我的勁來了，和姚子勝一道（曾文字表示退出）馬上回來寫反駁文章。此時，剛從北京公安學院學習歸來的副局長張洪到我辦公室來了。他明確表示支持我們，和我們一道起草了《答傅、韋二同志》。內容有三：1、“醜化” 不成立，“俯首甘為孺子牛”，難道魯迅在醜化自已？2、汪小淼是黨支部副書記是事實，只有當他履行副書記職責時才能稱黨的領導，當他有缺點時，汪小淼就是汪小淼，不能把人和職務混為一談；3、漫畫是《草》的抽像，辯論的聚焦點應當是汪小淼本人有沒有《草》文所述的不動腦筋，唯上是從的行為表現？這種行為是對？還是錯？若是對的，根據是什麼？若是錯的，該不該改？怎麼改？離開具體事實說抽象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我的《答》文貼出後，沒有看到一篇像樣或不像樣的駁斥我的文章，州公安局的牆上非常平靜。使我發生了錯覺，認為對方無力接招，又得意起來了。正當我在自我得意的時候，我漸漸感到大家都不敢和我接近了，我有被孤立感。7天后批判我的大大小小的會開始了。此時我才意識到這種平靜不是我後永年的文章了不起，人家不敢接招，而是激戰前的可怕的平靜。

批判根本不提汪的品行，集中於什麼是黨的領導、怎麼服從黨的領導、支部書記是否代表黨的領導、德才兼備的“德”的標準究竟是什麼等四個觀點的論戰。

我的觀點：黨的領導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服從黨的領導；支部書記是帶領黨員和幹部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至於他個人的人品、道德，只能代表他自己；“德”的標準是忠於黨的事業，而不是忠於黨的哪一個領導人。結論是：我是批評汪小淼不動腦筋，不實事求是，唯上是從的個人品行，和黨的領導沒有任何關係。漫畫並非醜化，是用這個抽象的形象讓他和人們記得深刻一點。

批我的觀點是：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是具體的組織領導，抽象領導的觀點是右派觀點，其目的是把黨架空取而代之，架空黨就是反黨。既然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汪是這個組織的領導人，丒化汪就是醜化黨，醜化黨就是反黨。服從黨的領導就是“德” 的標準。要忠於黨無疑，問題是怎麼才叫“忠” ？“忠” 的標準就是服從、聽話才是忠，和黨對着幹不是忠？是反黨。批的同時，羅列了一大堆我和祥雲、劍川、鄧川乃至州委張茂林頂着干的和平時對某書記、某黨員的牢騷話。

苦於我當時的水平太低，不知道有一個叫“實踐是撿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的真理，心中雖然不服，但拿不出理論來駁斥，啞了。批我的聲浪越來越高，使我非常被動。

正當我想求助於張洪拿出一套理論來解圍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我根本沒有想到的事件。即：張洪的女友趙劍琴（局機關打字員）在整風前曾把局裡存在的問題寫信告訴在北京學習的張洪，張洪回信說：“看來要等我回來收垥這個殘局。”趙把張洪的原信交出來。於是張洪被揪出來了，批判的鋒芒從我轉向了張洪。

別人怎麼批張我不在乎，我是集中精力到報紙上去撈“稻草” ，結果一根也撈不到，相反看到：1、《人民日報》所有批右的文章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右派否定黨的成績，妄圖取而代之；2、我的偶像：《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來的青年人》的作者劉賓雁被劃為右派，這兩部小說被批判。這兩篇小說的主人公和具體情節我現在記不起了，但都是《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中的娜斯嘉一樣的人物，我曾把他們當作我做人和做事的榜樣，現在《人民日報》說他們是右派，那我當然也是右派了；3、《中國靑年報》長篇累牘地肯定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號召青年要做黨的馴服工具。於是我就把張洪信中的“殘局” 和“收垥” 這兩個詞，把平時我們共同對娜斯嘉讚賞的言論聯起來思考，七聯八聯，使我對張洪我們之間關係的正確性發生了動搖，產生了“難道我們錯了”的想法。到後來我才發現，我的“不迷信” 是局限的，只限於對縣委、州委的不迷伩，對毛澤東、黨中央、團中央我迷信得不得了。我把毛的話、《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的文章當作“聖經” 。毛說：“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破壞了黨的統一” 這七個字對我來說是一枚原子彈，把我原來的理念炸得血肉橫飛。劉賓雁寫了兩個不服從黨的領導的小說主人公，成了反黨的右派分子，這是黨中央定的，我能懷疑嗎？《中國青年報》要求青年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這是團中央的聲音。在這些具有絕對權威的理論和事實面前，我垮了，我自已也認為我和張洪就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

此時，州委整風辦公室的蘇子才找我談話，向我了解張洪和我的關係。錯了就錯了，漢子人，擔着。講真話，是父親和基督教給予我的本能，對黨忠誠，是七年來黨對我教育的結果。據此，我自覺地、心甘情願地扮演了“牛虻”的角色，我把三年來和張洪之間的言行，毫無保留也無任何添油加醋地向黨如實陳述。蘇要求我在州級機關批判張洪的大會上就這些事實作個發言，我承諾了，也登台發言了。結果，根據我的發言，州委在大理州公安局揪出了一個“以張洪為首，陳開榜（註：政保科長）為骨幹，後永年為急先鋒的右派反黨小集團”（註：批判陳的會我從來也沒有參加，怎麼列入一個集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陳和縣委因案子頂着干比我還厲害，很多場合都是他唱主角，我搖旗訥喊。）。張、陳二人受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開除黨藉撤銷職務監督生產的處分。我因檢舉張洪有功，將功折罪從寬處理：劃為右派不戴右派帽子開除團藉免予行政處分下放勞動緞煉。以上處理的結論，都是張克讓以黨的名義在全局大會上宣布的。

當時我對“檢舉” 二字有意見，我認為我是在組織向我了解情況的時候被動地陳述，不具備主觀上為追求從寬處理才在客觀上實施主動“檢舉” 的行為，我對我的行為沒有內疚。就我的“檢舉”，後來張洪對我說：“我絲毫都不埋怨你，你大會的發言都是事實，我們的共同點是對黨忠城，若是我處在你的位置上，我也會這樣做的。”諾大的反右鬥爭，並沒有破壞了我們共同曾在偵破工作中結下的情誼。我們兩人就在一個農場，後來就在一個生產隊，我們在一起讀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聯共布黨史》、《國家與革命》。聯繫“反右”、“三面紅旗” 、“文化大革命”作過諸多的探討，1963年的“龔集雲”事件，就是他從理論上、精神上支持我，1967年我平反的控訴材料就是他為我修改的，是他制止我介入文化大革命，給我後來省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我們的情誼比過去更深。他不幸在1968年1月17日，雲南炮派血洗下關屠殺人民的1·16事件中，被原州公安局民警大隊的幹事翟茂盛點水：“他是右派分子”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下關炮派的武裝戰士，——汔車運輸總站九車隊的萬代松扣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機，張洪付出了年青的生命，時年38歲。

處分宣布後至1958年2月16日，州級機關有34名右派要送到太和農場監督生產，就向州公安局要人押送。正好我被下放到該場勞動緞煉，張克讓說不專門派人了，後永年要去，就叫後永年帶下去就是了。但是在州委整風辦公室的介紹信上，竟寫成“後永年等三十五名右派分子” 。一個“等‘字，就把我“等” 成了戴帽右派。政保工作的經驗告訴我，我本來就是右派，明的暗的都是一樣，認了，不申訴，當就當唄。於是，我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這個這個農場呆了22年。和其他右派一樣，享受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改正了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過來倒過去都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政治待遇。

細思之，就我來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頂帽子不戴反而不好，若是不戴，九泉之下見到我的爺爺，他會責罵我：“路見不平不敢吼，叫什麼後氏子孫，孬種！”屆時我將羞對祖宗。所以，這頂帽子戴在我的頭上我不後悔。我還要謙誠地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說一聲：“謝塮！”

（上篇完）

中篇；實踐“實事求是” 的理念，使我淪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待續）

下篇：實踐“實事求是” 的理念，九死不悔（待續）

                    “右派”其實是左派

                                王亘堅

1789至1791年間，法國國民大會分裂為三個有明顯標誌的派別。第一個派別代表了要求皇室具有絕對否決權的意願；第二個派別代表了要求皇室中止否決權的人們；第三個派別則代表了堅決要求完全廢除皇室否決權的人們。這三個派別的分歧甚至可以在國民代表大會的座位安排上看到。要求國王具有絕對否決權的那一派正好坐在立法席位的右邊；而那些要求完全廢除國王否決權的人們，則坐在立法席位的左側；而代表那些僅僅要求國王中止使用否決權的人們以及其他人都坐在大會中間。從那以後，幾乎在全世界，“右派”這一名詞，就一直與保守派等同；“左派|這一詞就一直被認為是激進的、革命的。

塔爾蒙在他所著的《專制民主的淵源》一書中認為，左派宣揚的是人性的盡善盡美，右派則宣布人是虛弱的，骯髒的。郎西曼在他的著作《社會科學與政治理論》中指出，對於左派來說，人天生的美德都是絕對平等地賦予的；而對右派來說，事情並非如此。卡爾在他的名為《二十年危機—1919—1939》一書中認為，知識分子，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們，常常會傾向於左派，正如那些官僚會自然地傾向於右派。

右派與左派這兩個詞在全世界成為通用的政治術語，人們的理解也都大體一致。但是，在中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兩個政治術語卻被人顛倒了，歪曲了，毛澤東和他的跟隨者硬是把那些反對專制，要求民主，反對保守，要求進步，反對官場腐敗，要求政治革新的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打成“右派”，把那些要求實事求是，反對唯心主義地胡吹和蠻幹的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把那些歌功頌德、口是心非、緊跟胡來的人說成“左派”，並且封官晉爵，甚至定為他的接班人。實際上，他是把擁護他的絕對權力並甘當奴僕和馴服工具的人叫做“左派”，把反對他的獨斷專行，不願做他的奴僕，有頭腦，有尊嚴，有獨立人格的人都打成“右派”。經他這樣一顛倒，右派和左派原來的含義就全都變味了。

 翻翻 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有關資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被打成“右派”者的“右派言論”，可以說都是針對共產黨內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腐化墮落、特權思想、擺老資格、獨斷專行、缺德少才等現象提出的，他們都是主張民主、自由、平等、公開、公平、團結、進步的。這些都應歸入左派言論的，但是，由於已經執政的領袖人物不願意聽批評意見，不願意揭露共產黨內的陰暗面，甚至擔心大家紛紛批評共產黨的缺點和錯誤，會危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危及他的皇帝寶座。加上1956年在波蘭 、匈牙利因反對獨裁專制而掀起的政治風波，更加使中共的領袖驚恐萬狀，於是，剛剛開始不久的，本來由他發動的整風運動，就改變成了“反右派運動”，人們感到困惑不解：你不是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嗎？怎麼大家一提出批評意見，你就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難道反對黨的缺點錯誤就是反黨嗎？你這不明明是耍陰謀、設圈套，為整人才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為了捉反對派才提出整風運動嗎？他狡辯說，他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叫做“引蛇出洞”！

他耍的“陽謀”引出多少“蛇”呢！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人，這還不包括不拿國家工資的，如工商界、自由職業者等人。後來大家才看到這五十五萬多“右派，“應當說大部分是中國的精英，幾乎全部是愛國愛民、憂國憂民之士，例如，在社會科學界，有費孝通、錢端升、吳景超、李景漢、陶大鏞、沈志遠、王造時、孫大雨、陳仁炳徐鑄成、吳文藻、馬哲民、還有陳振漢、羅志如、谷春帆、巫寶三、寧嘉風、顧准、李慎之、施蟄存等：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界，有錢偉長、黃萬里、葉篤義、徐璋本、吳仲華等；在文學藝術界，有丁玲、陳啟霞、馮雪峰、啟功、吳祖光、姚雪垠、劉賓雁、劉紹棠、王蒙、曾彥修、蕭乾、流沙河、藍翎、張賢亮、叢維熙、李濱聲等；在政治界和新聞界有章伯鈞、羅隆基、龍雲、黃紹竑、陳銘樞、章乃器、譚惕吾、羅翼群、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王中等；在工商界有張雲川、顧執中、畢鳴歧、李庚年、董少臣、榮子正、鄧季惺等。從五十五萬多“右派分子”中列舉出這些人，只是把眾所周知的人簡單提提，但是，應當特別指出，在被打成“右派”的眾多人中，有救國會的七君子中的人物，如章乃器、王造時等人；有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漢、吳文藻等人；有著名經濟學家巫三寶、陳振漢、谷春帆、顧准等人；有著名飛機製造專家吳仲華、水利專家黃萬里等人；有著名作家丁玲、劉賓雁、劉紹棠、王蒙、蕭乾、流沙河、張賢亮、叢維熙等人;有革命家,魯迅先生的朋友,文藝理論家馮雪峰；有許多愛國的工商界人士，如鄧季惺等。還應着重指出，被打成“右派’的許多人中多是在國統區與共產黨並肩戰鬥、反對蔣介石專制統治、爭取民主的愛國民主人士，他們是在戰勝國民黨統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巨大變革中有有着豐功偉績的人們。粉碎“四人幫”並“改正”了冤假錯案之後，被折磨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大部分都重振精神，施展才智，為祖國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還有人當了共和國總理。

 1957年被“引蛇出洞”的五十五萬多“右派”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究竟是右派還是左派？我看應該明確地肯定是左派！

當然，在五十五萬多“右派”中，也有少數人夠不上左派，可能屬於中間派或是中間偏左派，他們只是由於當時給領導提了些意見而被劃為“右派“的，有的可能是由於出身不好，或是由於和“右派”劃不清界限、同情“右派”而被打入的，也有一些是由於他所處的單位未完成“右派“數量指標而被划進去的，還有一些是用抓鬮的辦法倒霉而成為“右派”的。還有用自報公議辦法而成為“右派”的。如此說來，我說“右派”其實是左派這個命題，似乎有點擴大化了，正如鄧小平、薄一波等人說“反右派運動還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一樣。但是，反右派運動擴大化擴大了十萬倍，而我說“右派”其實是左派這個說法充其量只不過擴大了幾萬分之一。

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冰心曾說，我家出了三個“右派”，一個是我的丈夫（吳文藻），一個是我的弟弟，一個是我的兒子，他們都是好人，他們都被打成“右派”,說明“右派”大概都是好人！蕭乾先生是冰心先生的好朋友，他本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早年作過戰地記者，寫過大量報道和文學作品，他也被打成右派，冰心還不明白“右派”是什麼人嗎？

著名愛國法官梅汝璈在抗日戰爭後被任命為中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律代表團團長兼首席法官，在審判日本戰犯中力排眾議，堅持原則，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新中國成立後拒絕台灣的邀請而留在大陸，並擔任了中國外交顧問等重要職務。但是，1957年，他也被打成“右派”，並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折磨之後含恨去世。

用堅毅精神和非凡的努力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成長為著名作家的張海迪，是由她的母親用頑強意志和高尚情操，千辛萬苦地培養和塑造成功的。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母親也被打成“右派”。

葛佩琦要算是最“反動”的“右派”了，被判入獄二十年，然而，他卻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後來被共產黨派遣打入國民黨取得很多重要情報，是建立了重大功勞的人。

毛澤東曾以五個“偉大”，五個“最”歌頌魯迅，但到了1957年夏天，毛卻說：“如果魯迅還活着，他可能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除非他識大體不做聲”。既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怎能眼看着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種種劣跡而不作聲呢？那結果被打成右派是肯定無疑的！

夠了，僅僅舉出這些例子，就足以說明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什麼人了。

總的來說，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大致有這樣幾類人：

一是民主黨派的主要成員。他們在抗日戰爭中，曾經積極參加抗日；抗戰勝利後，與共產黨並肩戰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爭取民主，積極配合共產黨，在推翻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出了大力。

二是從海外留學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在西方國家受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薰陶，回國後卻遇到共產黨所執行的專制、封閉、特權、鬥爭哲學等，他們感到很不適應。

三是國內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他們懂得文化知識的重要性，對共產黨所執行的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尤其是毛澤東所說的“外行領導內行是規律”很不以為然。

四是建國前從國統區到共統區的一大批青年學生，他們曾積極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等學生運動，後來組織介紹到共統區，他們大部分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有的還入了黨。

五是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學生，他們經過七八年共產黨的宣傳教育，擁護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當毛主席號召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時，就熱情地、積極地投入到運動中去，他們根本不知道共產黨的歷史，更想不到毛澤東會設下陷阱和圈套！

六是參加革命多年，立場堅定、性格直爽、原則性強又從不隱瞞自己觀點的老幹部，他們對黨內的不正之風早懷不滿，正好遇到中央號召參加整風，於是就不顧一切的參加進去，提了很多意見。

至於那些年齡較大，老於世故，在國民黨政府里幹過一段的人，卻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多年的經驗告訴他們政治生活的複雜性，何況自己又背着“歷史問題”的包袱，平時還小心翼翼，唯恐犯錯誤，又經過1957年以前的“鎮反”“肅反”等運動，所以共產黨號召參加整風，他們還是左思右想，慎之又慎，不敢發言，因之躲過了一場災難。

與“右派”命運類似的是1959年被打成的大量“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人都是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胡鬧、反對他所說的“三面紅旗”的，都是些實事求是、堅持原則的人。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這些人，只是由於關心人民疾苦，反對胡吹造假、不顧人民死活的那些勾當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彭德懷在大量調查研究、占有充分資料的基礎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建議他不要再搞那些勞民傷財、浮誇造假歪風的大躍進運動。這就激怒了暴君，一怒之下，把彭德懷以及同情他的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好幹部打成“反黨集團”，並殘酷折磨，無情打擊，使這些人都成了“罪犯”而無法申訴。應當指出，在廬山會議上，有那麼多“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竟然無一人敢於為彭德懷等同志說一句公道話，有的人還見風使舵，跟着毛澤東一起批判彭德懷等人，尤其惡劣的是林彪這個野心家，他充當了毛澤東的打手，最積極的擁護毛澤東的野蠻專制，因而被毛封為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就是說，在毛澤東封建專制統治下，說實話的好人倒霉，說假話、歌功頌德、獻媚取寵的壞人升官，社會風氣每況愈下。

我最熟悉的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一些人是以鄒魯風為首的一批人。1959年剛從人民大學調到北大的副校長鄒魯風，奉北京市委之命（當時北京市委書記是彭真），率人大和北大一批中層幹部赴河南調查人民公社，調查結果是人民公社、辦食堂、大煉鋼鐵等勞民傷財嚴重，損失重大，是造成死人和生活困難的主要原因，回來寫了一份調查報告給北京市委，如實地說出了河南的困難情況，結果所有參加調查的人無一例外地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嚴厲的批判和鬥爭。在這些人中，有許多我熟悉的同事，如李震中、方曉丘、韓銘立、張騰霄等人，鄒魯風作為團長，更是“罪責”難逃，他在極端悲憤中用四片進口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這位書生型的老革命知識分子，他曾與魯迅先生接觸過，並曾參與左翼作家聯盟，來人民大學前是黑龍江省副省長。1957年“反右派”時，他曾在大會上點名批判了我。1958年一批學生赴十三陵修水庫時，他曾在大會上動員，我因是“右派’也參加了，他曾目送我背着背包走出校門。真沒想到，一年多之後，他就因為說實話而離開了人世。1957年他還曾以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身份寫文章批判過吳景超，他的這些活動在當時有認識問題，也有形勢所迫而不得已的問題，但是，他作為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剛剛批判了別人的“右”，不久自己也成了“右”，其實，都是因為實事求是而成為“右”的。他感到良心上受到譴責，感到中國官場難以弄清是非，感到活着無意義，於是採取了最後的也是最悲慘的結束生命的辦法，嗚呼哀哉！種種事實證明，我說“右派”其實是左派是千真萬確的。

本文曾於2006年5月15日在外網《民主論壇》發表，此次發表又作了微小的修改。

血淚斑斑訴窮奇

                               劉孟懿

我原是一個沐浴着“新中國”灼人的陽光而成長起來的學生，胸腔里長着既不是狗心也不是狼心，更不是魔心，而是一顆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真正的人心，不信，我可以掏出來給你看看！我讀書時說“但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飢餓屋”。為什麼就認定思想反動呢？童年我目睹家鄉百姓經常被貪官污吏蹂躪，所遭受的苦難又無處申訴，真是“啞巴吃黃連”啊！這些不公之事深深的刺痛我幼小的心靈並蒙上了抹不去的陰影。對此我表示深惡痛絕！

我天生愚笨，不會看風使舵，更不識時務，還養成一個逆向思維的怪個性，對洗腦奴化教育一點沒興趣。我曾想：大救星就是大災星；“光偉正”就是“恥渺錯（謬）”；解放就是奴役束縛……一是一，二是二。面對不要政治倫理的G，大搞階級鬥爭而大殺天下，運動人民走向飢餓死亡的事實，我總不能抹起良心，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為它歌功頌德，搖旗吶喊。這必然要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子彈射擊。我痛苦迷茫，失望甚至絕望，為什麼我生在這個窮奇時代！為什麼老百姓要遭受如此大的災難，是誰造成的？！……時至今日，最高當局還把這滔天罪惡封起來而成“禁區”，誰敢越雷池半步？“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不給57受害者徹底平反，不進行經濟和精神賠償是何道理？我們被坑害了幾十年，用自己舌頭舔拭自己身上的血漬，還犯了王法嗎？！如此，未免有點太那個了！蒼天睜開眼吧，看看這個“謊言滿天”的世界！也為這些死裡逃生的人說幾句公道話吧！遂寫《大災星》訴之。詩云：

窮奇時代謊言，運動人民山河腥。民主自由風飄絮，道德良知“馬”踏平。地獄人生罪受盡，飢餓苦累加酷刑。罪惡滔天大災星， 萬年恥辱釘。

一、心靈飲“彈”

1934年臘月，我出生於四川蓬安一個中農家庭里。祖祖輩輩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的父母老實厚道，純樸善良，一年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拼命幹活，可全家六口人還是在半飢餓狀態下過日子。父母為了能培養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使我擺脫受苦受難的命運，拼命幹活，省吃儉用，7歲時就送我到本村盧家讀私塾，11歲時又轉入中興鄉小學讀書。艱苦的生活與充滿欺壓的環境，使我早早懂得上學不易和改變環境的決心。刻苦學習就成了我的第一需要。大有“一日不讀書，胸臆無佳想；一月不讀書，耳目失精爽”之感受。不管饑寒交迫，風雨交加，都改變不了我的初中。

由於我刻苦攻讀，不管在私塾或小學，每次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老師要求要背誦的課文，我總是通背如流。老師誇獎，父母高興。遂寫自勉之：“背書進學堂，立志成棟梁。常讀詩書香，莫負好時光。”

1949年10月1日

我讀初二時，女班主任夏崇義，對陳蓮青同學錯哼一句“解放區的天是黑暗的天”進行了批評教育並勒令她寫書面檢討認識，沒給處分，是看在她年輕不懂事的份上原諒了她。我非常感激夏老師的寬容，認為她是一個好老師。但是，我班的青年團團員卻把此事告到校長哪兒去了。校長還主動請公安來逮捕了陳蓮青，被判刑12年。她的青春年華因此而被葬送。這顆“馬列子彈”第一次射入我幼稚的心靈：為什麼哼錯一名歌詞，到底犯了哪條“王法”？這與“維民所止”，“雍正殺頭”的文字獄有何區別？什麼“解放”？豈不是封建專制主義復活了嗎？！我進一步想：這完全是做賊心虛的表現，光明和黑暗還得用事實來說話，唱得好聽又有什麼用呢？國民黨時代，學生不僅什麼歌都可以唱，而且還可以示威遊行。如果學生被捕，校方還出面交涉，要求放人或保釋。而今世道變了……

1951年在鎮反運動中，我家雖無人被鎮壓，但我大姑父祝明逼得自殺了。大姑父為人忠厚老實，在南充給奚老闆當過掌柜先生。五反時被懷疑奚家有偷稅漏稅等五毒行為，但又查不出個名堂來，於是就把我姑父抓起來當“老虎”打，想從他口中找到一些線索來。打虎隊心狠手毒，捆打吊跪無所不用其極。但我姑父非常膽小怕事，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交待被嚇得服毒自盡了。姑父家有七口人，全靠他掙錢糊口過日子。他一死就象塌了天，上頓不知下頓在何方，我同班的祝繼成老表退學了。他剛滿16歲就去當學徒工了，不久，姑母也氣疾而死。從此他挑起了家庭重擔，過着找一碗吃一碗的痛苦生活。

土改是中共成功利用農民想得到土地耕種的心理，以殘暴的手段，從擁有土地的地主手中掠奪過來，無償地分給無土地的貧僱農。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其實，這是歷史上“均貧富”落後的小農經濟再現。同時，也是對農民的大欺騙，貧僱農分得的土地又獨自種幾年？！合作化不是強迫農民（G口稱說自願的）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嗎？公社化又不是徹底被共產了嗎？正是“共產共產，勾起腰杆；共產共產，大家都慘”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表明：農民真正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奴隸！

鬥地主殘酷得很，用酷刑。歷史上更沒有哪個朝代能與之相比。地主的土地、房屋財產被掠奪不說，還要戴上帽子，打翻在地進行肉體消滅，永世不得翻身。農村無產者在工作隊教唆下，人性喪失，獸性大發，盡幹些令人髮指的惡事：如用細麻繩栓住男地主的生殖器來使勁拉扯；用火鉗燒紅去烙地主婆的陰道；用竹籤扎十指；用辣椒水灌鼻孔；吊金木腦殼等酷刑。被整地主都呼天叫地，大汗淋漓直至死去。只要稍稍有點良心的人見了不禁熱淚潸潸，悄悄地說這些人太狠毒了，太不把人當人對待了。

本村地主成澤甫，有土地60畝。出租20畝，其餘的自己請長工經營。開他的鬥爭會時，土積極分子先是把他痛打一頓，這叫“倒威風“，後叫他跪着交待“剝削佃農”的罪惡事實，再逼他趕快交出來“隱藏的金銀”他回答說：“我實在沒有金銀，把我殺了也是交不出來的。”積極分子舉起短棒追着問：“交不交”。答道：“我沒有拿什麼交。”打手們聽了這話，又是一陣毒打，打得不能動了，還把他“吊金木腦殼”，成澤甫疼得大呼大叫，屎尿失禁。他哀求工作隊說“我有我有，明天就交來。”他們都信以為真，就把他放下，叫他回去，明天定送來，否則，罪加一等！第二天，沒見成澤甫一家行動，撞開門一看，一家七口全都自殺了。

在這段時間裡，只要開鬥爭地主或宣判大會，學校就要停課，學生還必須參加，不去不行，我想：為什麼非要學生去不可呢？在《毛－鮮為人知的故事》裡，我找到了答案：“毛對梭鏢的由喜好，現場親眼看着梭鏢殺人，組織大家看殺人，不去不行。這樣地使用恐怖，連土匪都望塵莫及”（P66）。

我家近鄰張高人，開了一家酢房，沒過個好日子，冬天腳上還穿雙草鞋，苦死苦活，到頭來掙來一頂“地主”帽子，被斗得死去活來。他想不通，上吊自殺了。我不明白，他苦心經營，買了30畝地，為什麼也遭此厄運？今後誰敢去勤勞發家致富？！大家都來“坐地等花開”！

土改殺人，堪稱世界之最。我親眼看見一天殺地主陳松喬等100多人，創吉尼斯世界紀錄。我想：土改殺人太隨便了。只要書記說聲“XXX該殺”，不問青紅皂白，拉去就敲了，如殺雞一樣。我疑惑起來了：他們說是“聖旨”，會不會是錯殺？站在台上的那些人（除工作隊外）都是跟鄉保長“跑龍套”的，而今搖身一變卻成了“無產階級”。他們能幹好事嗎？

我讀高一時，副校長康成帶着公安闖進我們正在上物理課的教室，一句話不說，就把周天福老師銬起走了。大家愕然：他犯了什麼法？怎麼隨便抓人？學校處於風聲鶴唳的恐怖中。

進入高中學習，我一直在思索人際關係問題：同學間、師生間的關係正常嗎？融洽嗎？特別是出身不好的最愛出風頭、好表現；來自農村家庭沒問題的，平常不顯示自己，不愛與老師套近乎。青年團在發展團員時，只發展要求所謂進步，積極靠攏組織愛顯示自己的同學。他們都要天天向團組織匯報，先說要與家庭清界線，努力學習，效忠共產黨，然後表明態度:發現壞人壞事，積極向組織報告，以得到領導信任。我十分厭惡這種人，也學不會這一手。無形中就築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牆”。

讀高三下學期，班主任楊春薇老師把我叫到他的屋裡，深情的問：“劉孟懿，你為什麼不追求進步－入團呢？”我毫不隱諱地回答：“楊

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像顆顆子彈射進我的胸膛，隨時都反問自己的良心：“為什麼對G的政治運動如此反感？它人性泯滅，不要政治倫理，人治代替了法治，無中生有亂整人，壞人整好人，反說好人有罪，真是天大的怪事！如此顛倒是非，誰個心裡滿意。這些都是讀中學時的想法認識，肯定膚淺幼稚，甚至反動。但正是因為我的這些想法認識，這後來被打成“右派”奠定了思想基礎。

另外，我從小就愛讀一些古典小說，如《水滸》、《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受此薰陶就養成了愛說愛打抱不平的思想，見不公事非要說幾句，心裡才好過。這樣我得罪不少人。讀書期間，我看了不少外國文學：英國狄更斯、法國巴爾扎克、雨果等人的作品，但我就是不愛學俄語和它的文藝作品，因為它是用謊言編寫成的。這些書中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義精神對我感染特深，受益匪淺。

以上文字就是對我思想的積存和發展的反思，是真實的赤裸裸的，毫無半點隱瞞，只想把一個真實的我徹底暴露展現在世人面前，讓大家都來玩味品評：一個右派血淚斑斑的人生軌跡。遂寫下《臘梅》詩：

嚴冬沉沉秋去了，臘梅抖擻膽不小。含雹欲發傲霜雪，等待春天霧環繞。

二、泣血含冤

1955年我參加了第一屆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被西南師範學院（以下簡稱西師）地理系錄取，成為我家鄉第一個大學生。父母笑了，親友都來祝賀。我也笑了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父母的生養培育大恩必報。楊班主任特寫信來慶賀。恩師教育培養大恩必報，都銘記於心。

臨行前，我父母語重心長地說：兒呀，你要刻苦讀書，別任性要聽師長話，當個好學生，要行端坐正，莫做傷天害理事……父母的教誨牢記在心，並終生奉行不輟！

背着父母希望、親友囑託，恩師期待，告別故里，於同年8月下旬，我躊躇滿志踏進西師校園，決心讀好書，做好人，將來當個好老師。“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西師為我的理想插上了翅膀，在無塵、無彈、無臭的藍天下自由翱翔。

正當我心裡對未來充滿憧憬之時，準備甩開臂膀大幹一場之際，恰恰撞上了“肅反”運動。我雖然沒受到任何衝擊，但看到一些人平白無故的被人整，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滋味，都是人，為什麼這些人要遭這罪呢？到底把人當人不？學校十分恐怖，整天開會學習，逮捕人要開大會，在校的不准離校，通信和互往。人人失去自由，這是學校嗎？他們把我們新生弄來“陪太子讀書”，“殺雞敬猴”！

我進校不久，與一位“沒有參加高考且帶薪學習”的眼鏡（復員軍人黨員，暫不提名）相識，是合得來的同學。有一次，上《聯共（布）黨史》的老師，忽然點名批評我說：“我們共產黨人歷來是不說謊的，是實事求是的。劉孟懿竟敢說‘黨史’是謊言編撰成的。錯誤嚴重，應予批判。”聽了我心裡十分難受，很不服氣就站起來問：“老師，此話是你聽到的或是有人向你匯報？學生的學習是從疑開始的，不該質疑嗎？相信：墨寫的謊言是掩不住血寫的事實。掩蓋就是糊弄人民。你不是叫學生提出問題來討論嗎？怎麼又好像犯了法似的，我還不知錯在哪兒，如何批判，誰該批判……”老師急忙說:“好了好了……不說了講課！”全年級同學都沉默無語。這為後來反右提供了原始材料。

事後細細一想：課堂上點名批評我不是眼鏡去匯報還有誰？我只給他說過：基洛夫遇刺是蘇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斯大林又當婊子又立牌坊，這一史料是臆造的。為此，我對眼鏡只得敬神而遠之。

有一次，同學們都圍着王鐘山教授談論我國疆域變化的問題，眼鏡在我後面作“閒談記錄”。我掉頭過去說：“眼鏡，你在幹啥子？不光彩吧!”他哼了一句就走了。從此地理系克格勃就是他的代稱。不但同學怕他，連

我在西師讀書一直夢想着成名成家，所以刻苦攻讀。但我總想着：思想自由，打破禁錮均以失敗而告終。受到政治老師打擊之後，我就想轉系了。此目的沒達到，又產生了想逃出國到自由世界去。這些想法真可謂四處碰壁。

1956年，蘇共“20大”發生了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事件，當時中共政府矢口否認。東歐相繼發生波茲南和匈牙利事件，蘇聯直接出兵鎮壓，中共卻為之叫好。我說：蘇是向外擴張侵略，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是對人民民主運動的鎮壓行徑。

同年11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劉少奇補充發言說“毛XX的講話是他個人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

中共八大決議墨跡未乾，毛在天安門城樓對劉公然批評“八大決議不正確。”毛無法無天，大搞無中生有的階級鬥爭。明明白白告訴人們：他要把新老反革命斬盡殺絕，割草除根，用大殺天下的恐怖來贏得毛王朝的永遠勝利，他還警告黨內不搞階級鬥爭的人也要挨整。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誰能制止惡魔的胡作非為呢?

1957年，重慶的五月，天氣悶熱，烏雲滾滾，閃電雷鳴，暴風驟雨將來臨。西師開始整風了。黨委書記張永青在大會上號召我們幫助黨整風，實行“三不”方針，遵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大家能不能積極向黨提意見是考驗師生對黨有無深厚的思想感情。清除三害是在座每一個人應盡的職責……”

要知道：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畫了一個“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框框，誰敢突破，否則就是“雙反”分子，而今，整風機會到了，知識分子要把壓抑在心頭的話說出來，也是在情理之中。給黨提意見如大旱逢甘霖。他們深感百花齊放的春天已來臨。喚起了由聞到問的政治熱情。這種熱情正中毛的圈套。

毛號召人民進行鳴放清除三害，多推心置腹，令人肅然起敬。但時間沒過20天，他那張川戲《變臉》說變就變，把陰謀變成陽謀，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對提不同意見者進行打擊報復，實施國家犯罪，任意剝奪無辜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迫害和毫無人性的野蠻摧殘折磨，長達22年之久。就是法西斯草菅人命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也大為遜色，無法相提並論。

1957年6月8日

不要政治倫理的西師黨委，鳴放時說得比百靈鳥唱的還好聽，反右時比猛虎下山還兇殘。還謊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我們必須予以反擊，西師反右之所以搞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原因就在董時光把從美國友人寄來的《秘密報告》譯成中文，在全院師生中散發。它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以強大的衝擊波震撼着我們的心靈。斯大林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吃人不吐骨的魔王。暴力社會主義就是一部貨真價實的“絞肉機”，毛正步其後塵。

董時光（四川墊江人，其兄時恆：西師體育系教授。之前何處工作不知。弟兄三人都被打成右派，痛心。）於1953年9月由美國歸國，周恩來接見留學人員之一，被分配到西師教育系作教。他頭帶鴨舌帽，着西裝革履，身挎相機，在校園裡東拍西照，十分瀟灑，怡然自得。我見到他感覺新奇但不知是何人？一天，我從圖書館出來，他遞份《秘》文給我。於是我謹慎問道：“你是董老師嗎？”他微微一笑說：“本人便是。”自我介紹：“董

我把《秘》文一氣讀完，眼界大開，終於把謊言戳穿了，我馬上又想到新中國對知識人的思想改造等系列的政治運動，是不是它的復製品，可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中國人完全被欺騙愚弄了。這種體制的國家還有什麼前途呢？相信什麼？世界上有救世主、大救星嗎？

西師“反右”盛況空前，大字報，標語、口號鋪天蓋地，直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右派不投降，定叫它滅亡”……批鬥會之猛烈，莫過於“董羅聯盟”。實為《拉郎配》也。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斗董羅都是分開進行。我只就斗董時光的實況敘述如下：

6月下旬，在西師大禮堂批鬥董時光，主持人馬嫻華嚴肅地向董說：“前幾次，你態度惡劣，拒不交待反黨事實，能過關嗎？今天，你必須老實交待，爭取……”董老師點點頭說：“好！”

董

這下你們又說我反黨了？說我有罪，有什麼罪？提意見聽不聽由你們，又犯了什麼法？把法律拿來我看看？同學們,誰個有罪，有待求證！我所說的都是為了清除三害，為大家好，為國家好呀！好!原國民黨說我是親共分子；留學美國，調查局說我是赤色分子；而今你們又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我真不明白，我應該怎麼來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了？！！這樣的罪惡日子又叫我怎麼過？蒼天呀……

台下“反右英雄”們高喊口號：“決不允許右派分子董時光表功放毒！”“打倒董時光”，“不鬥垮董時光，我們決不收兵。”

但他鎮定自若，毫無懼色，淡淡一笑，清清嗓子，又繼續交待，他說：“人即使說錯了話，是無罪的。說話有罪就是漠視生命！漠視生命那才是真正犯罪了！斗人、打人、整人就是漠視生命的具體表現。你們原先不是說“言者無罪”嗎？現在說我有罪，豈不是你們就成了教唆犯？！捉鬼是你們，放鬼也是你們，這樣有失體面和尊嚴！今後誰個敢相信你們說的話。相信了就是受騙！說直點，不是我有罪而是你們有罪----侵犯人權罪，請認罪吧！早認罪好收場，遲認罪或不認罪其下場……自己去想。凡是與你們觀點不一致的人，都有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古今中外，歷代帝王哪一個像你們？何談去解放全人類”？

馬嫻華不准董老師“交待下”下去，氣勢洶洶地問道：“董時光，你是美國派遣特務來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她覺悟極高，怎麼又扯到特務問題上來了？

董

董

爭當“反右勇士”正準備上台動手動腳，口號也震天動地，會場秩序大亂。狡猾的馬嫻華，用陳辭濫調對董時光說:你堅持反動立場，頑抗到底，是沒有好下場，你回去繼續反省交待，寫認罪書交來。在話筒邊宣布：批鬥大會到此結束。

在台下“陪殺場”的我，悲喜交加，喜知識分子的浩然正氣尚在。董老師臨危不懼，口若懸河，對為虎作倀、助毛為虐的謙謙君子的批駁，高興！對把恥辱當光榮勢利小人無恥之徒的數落高興。他蔑視與人斗其樂無窮的階級鬥爭，高興！他寧折不彎的性格，正是中華民族的脊梁，高興！但他無法溶入“只准說好不准說壞”的封建集權專制社會，痛心！我悲，是高台走着狸，國家人民正步入萬丈深淵，“反右”就是拐點。

現在，我來訴說自己是怎樣墮入右派泥潭的。

1957年5月，西師開始整風，黨委號召大家鳴放，心想：“又玩啥花樣了，我不黨不團干我甚事，故鳴放不參加，大字報也不寫，怕我的讀書夢化成泡影。全院鳴放如火如荼，我寫打油詩讚之：“西師鳴放真熱鬧，我們天天聽報告，大報告呀小報告，嚴防陷阱中圈套。”

6月初，我們59級學生，剛從成都實習回來，氣沒喘過，一張“右派分子劉孟懿是反蘇罪人”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圍觀同學都驚愕嘖嘖：“他沒鳴放，無反黨言行，怎麼也定成右派，怪事？”

走到大字報前一看，像癱了似的，羞辱感猛襲心頭，我讀書夢破滅了怎麼對得起我的父母呢？回想民國時代，為改變貧困和被壓迫的命運，我奮發讀書；而今又遭到窮奇的誣陷欺凌，活着還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但回心一想：父母生養我，大恩未報怎能死？心中子彈還未摳出，死了豈不負人生抱負？死了還要背負自絕於人民的罪名，豈不冤上加冤。故我決心要堅強活下去，達觀活人，無奈生活，還要活個人樣來。我要用吹火筒做眼鏡－長看“與人斗”的下場。我平時愛與好友談論《聯共黨史》掩蓋事實，粉飾皇權的謊言杜撰問題，與御用文人的良心喪失息息相關，完全是舔屁股的結果，遂寫《舔屁股》詩：“御用文人秀，你舔屁股臭，舔肥不舔瘦，逗得老子咒。”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質疑是無可厚非的，但為什麼還要遭狙擊呢？質疑竟變成了政治問題，真不可思議，思想禁錮到家了。我當一個“人云亦云”不就得了，為什麼要提問題？這不是自找罪受。學生談書中問題，有罪的話，最好把人的嘴巴封起來，一舉多得：一不吃飯，二不說話，三不准思維，以好當工具使用。殊不知：我們的思維活躍，能按照“馬列模式”來塑造行嗎？強迫他人按自己的思想來進行思維，就是不把人當人了，孔子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過我自己要把自己當人。不把自己當人的只有奴才和走狗才是。

在地理教學樓，我找到了眼鏡，毫不客氣地問道：“因讀書你我才相識，何必相煎？今日無仇，往日無怨，為啥要誣陷我是反蘇罪人？光憑嘴說證據何在？我說你是反革命，你有何感想，不說清楚我饒不了你！1939年蘇芬和蘇波戰爭斯大林肢解、割裂我外蒙，強占我國東北和西北領土至今不歸還，蘇軍出兵東北一周搶走價值20億美元的機器設備……你作何解釋？你的良心遭狗吃了嗎？我即使說了蘇是侵略者又犯了什麼法？說我反蘇，那你就是賣國。愛國有罪，賣國有功是不是…..

眼鏡呼地站起來，狠狠地反問：“你到底想要干啥?”

我把袖一挽，拳頭一握，毫不示弱地說：“你不說清楚我跟你拚了！”

他大聲喊道：“來人呀，右派分子要進行階級報復。”

我也高聲喊道：“你我同是學生，我是什麼階級？如何報復？同學們都來看這個賣國賊對愛國者實施誣陷報復打擊……你的品質這麼低劣，打你莫把我的手打髒了，收拾惡人自有時，走着瞧！”

在同學們勸解下，吵架停下來了，眼鏡急忙抽身到院黨委匯報去了，忽然聽到喊侮辱人的口號：右派右派，是個妖怪，大家都說好，你偏偏要說壞。

我也解嘲譏諷幾句：“得到低能兒的讚許，我很榮幸。妖怪就妖怪，妖怪還在後面它一現身就要吃人。

如果不是好友告密出賣我，構陷反蘇罪人純屬子虛烏有。我一直要求是誰聽到的或記錄的，請站出來對質。但至今仍無這條漢子!此罪名還是個謎！

我在想:反右把聊天胡謅當成定罪依據，真是荒唐至極。大字報就成為判決書，這是國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我本無罪還是定了個莫須有罪，厚顏無恥之徒還叫我認罪，認什麼罪？故我從不寫什麼交待書，認罪書，我也沒有看見過什麼右派結論，更沒有簽過字，眼鏡寫的劉孟懿是反蘇罪人就是我當右派的依據了。西師學生科科長找我談話時說：“由於你不認罪，這就是罪。共產黨怎麼會冤枉好人呢？你就低頭認罪吧！爭取寬大處理”……這真是奇談怪論，荒謬絕倫！

1957年12月西師以思想反動不低頭認罪抗拒改造把我開除了，遣送回原籍監督改造。從此我跌入19層地獄，當奴隸的奴隸，泣血含冤長達22年之久。在反右運動中，反右英雄眼鏡，正是一位春風得意威風八面不可一世的幹將，他組織觀念強，政治覺悟高，階級立場堅定，為西師超額完成15%的反右指標立下了汗馬功勞，比如我班35位同學，被打成右派就有8個，他是踏着同學的血淚而得到加冕的，不過他的奴才相卻表現得淋漓盡致：對上如綿羊，對下似虎狼。他突出表現是掩蓋自己的私慾，1958年就原形畢露了。他因戀愛過度而被打成壞分子，弄到昌都勞教去了。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正是：揮毫落紙記憶新，提起反右淚濕巾。讀書成名夢難真，泣血含冤向誰申。愛國反被奸臣咬，罵賊賣國罪加身，窮奇時代緊閉唇，受盡苦難失青春。

三、地獄人生

1958年1月，我懷着恥辱悲憤的心情戴頂為推進民主進程的“右派”的帽子回到故里。人們都以驚奇的眼光來看我這個“珍稀動物”。有的嘆息說：是我們看着長大的孩子光讀書怎麼會成“敵人”；有的說那他是犯了“毛阻起”的“法”，該倒霉了。。不管別人如何看待，我都一笑了之。正是“來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

我的一切理想抱負都付之東流了。現在，我只想當個讀為本的農民了此一生。天啊，連這點最基本的要求也成為奢望，是何等悲哀！我一回到家就悲切地向父母說：“兒未盡孝道反而連累你們，痛心！有什麼法呢？我被人陷是反蘇罪人，被學校開除，玷污我家門戶真該死！親友為我的前途擔憂。母親整天以淚洗面。父親愁緊鎖，憤憤地責罵我：“你到底犯了什麼罪？還想當農民，他們能放過你？”

我痛楚地說：“兒讀書刻苦，壞事一點沒做，更沒犯法。只因兒學的專業直接涉及國域領大問題，蘇聯是侵占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是侵略者，至今還一邊倒，那真是倒向虎口啊！搞階級鬥爭人陷我反蘇，被打成右派，不認罪處分，兒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想死，又辜負二老的期望，所以，我只得回家當農民算了。。”

母親哭天喊地，大哭一場，喃喃自語說蒼天無眼。父親痛心深沉地說：“在農村也反右，叫的反社會主義清查運動，鬥爭殘酷得很：動輒就是捆打吊跪，戴壞分子帽子。殺氣騰騰十分恐怖，隨便亂整人，誰個敢哼氣？誰說不能打人則必成壞分子無疑。那真是壞人整好人啊，你么叔平時愛說公道話，得罪了一些人，這次綁去鬥了一天，你媽送飯去都不准吃，被打得不能走路了。幸好，沒給他戴壞分子帽，戴上更慘。帽子戴上的就要被打得吐血，然後弄去勞改…唉什麼世道！”

聽了父親一席話，我恍然大悟，窮奇搞政治運動就是鎮壓迫害，恐嚇正直善良的無辜者，壞人當道好人被整。平白無故的我就是因政治需要而成為“右派”的。

同年3月，村治保主任沈賴殼，押我去鄉上開五類分子會。去遲一步，鄉黨委書記張明大發雷霆，氣沖沖地叫我站好，走來就給我一陣耳光，打得我七竅出血，眼冒金花並大聲嚷道：“劉孟懿，你是什麼人？”心想：你哪來這麼大權力？竟敢無故隨便打人，打人犯法。。。我壓不住心頭怒火，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中國人！此話更惹怒了吃人的張書記。他說：“你是分子，哪是中國人！我搶着回答：”我不是中國人，難道還是外國人嗎？“

“還敢頂嘴。。“他一打來我頭一偏沒打中，緊接着又一拳，恰好打中我的面部，鼻血長淌，面部青腫，疼痛難當。

心想：死神到了我還有什麼可怕的？一個對一個，哪個怕哪個！心一橫，一揮，我也回敬了書記一拳，把他打了個四腳朝天。這總算出了一口惡氣。正是“初出牛不畏虎！這一是自衛，也是捍衛人的尊嚴！更是我怪個性的彰顯。正好跳出這黑暗地獄。

張書記爬起來怒吼：“給我打，往死里打…“民兵一齊湧來，把我按倒在地上拳打腳踢，直打得不能動彈，死過去，毫無人性的張書記還把滿身血淋淋失去知覺的我於柱上。等我甦醒過來時，已是下午六點多鐘了。

第二天，縣公安局來了，先把我審訊一番，然後對張書記說：劉孟懿是右派，原是學生，家庭中農又無前科，不送縣，在當地監督勞動就行了。

我當着書記鄉長的面，對公安員說出心裡話：我是被人陷害而成右派，不認罪被開除，回到故里，誰知農村比監獄更兇殘、野蠻，動輒就是棍棒，受盡了欺凌，我不想活了，他們把我當豬狗不如。請你們放我一條生路，弄去勞改算了。

公安員回答乾脆：已請示縣委，想勞改還不夠格，安心農村改造吧！學校黨沒有把你教育好，你就來領受農村黨的教育吧！這次死神與我肩而過。

就在我回鄉不幾月，大躍退在全國轟轟烈烈的開展了，掀起了以興水利，大積肥料創高產為主要內容的要勁（躍進）高潮。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和”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不管幹什麼，一律高定額高指標。比如，我勻村要求四天割完小（結果十多天都沒收完）種玉三天完，插五天完。又提出水稻畝產十萬斤，紅薯畝產百萬斤，小三萬斤等等，任憑各地長官發瘋亂吹，一級糊弄一級。大家都做大話假話大師，大躍退就是這樣瞎吹起來的，可老百姓卻被整慘了。白天黑夜的幹活，不但不得休息，還要遭批鬥打罵，食物一天天減少，草根樹皮吃光，水腫病比比皆是。這還不算兇狠，最兇狠的就是把水腫病人強迫去變牛犁冬水田了。

“大躍退”已進入餓殍露於野，村里無雞鳴的階段，我也得了水腫病，走路拄棍了。但長官為今年放更大“衛星“－畝產達三萬斤，遂下令：在沒有牛可使的情況下。為做好備耕工作，決定改牛力為人力犁冬水田，每把犁每天要完成六畝。完成有獎，完不成要懲。

社員都知道：“定額高完不成。”但又不敢說，只有做假來敷衍了事，弄虛作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我有病又不敢做假，社員就不願與我一組犁田，成了人。隊長豈肯放過我，他選了三民兵掌着犁把，犁田開始了，我走快了，民兵還說悠着點，走慢了又說我不出力。我們苦幹一天只完成任務的2/3的面積。

隊長氣勢洶洶的說：“劉右派犁田出工不出力，抗拒改造，破壞生產，進而搞垮公社，給我捆起來”累死累活的變了牛還遭雷打，世間還有公理嗎？“隊長，四人同犁犁田通過努力實在完不成任務，是定額大高了。”我說着。三民兵點頭說是，隊長不聽進人言，反而說你敢攻擊公社定額，抬高板凳來。民兵抬來板凳叫我跪上我不從。他們接着把我亂揍一通才把我按到凳跪着。我憤怒吼道：天哪，四人犁田，我能破壞生產嗎？太霸道了.

隊長狡黠地說：還得了，你是什麼人？不整你整誰，給我打。

打手們又把我推倒在地棍棒飛舞像打鑼鼓似的，打得遍身血淋淋的，直到昏死過去，死神又一次與我擦肩而過。門打掉四顆，留下痛心記憶。我想隊長能麼設公堂，隨便打人，是從何處得到的這樣大的權力？為什麼如此野蠻，人性何在？

在暗無天日的地獄裡,我逃也逃過,死也死過,就是命長無奈地生活着掙扎着,農村的階級鬥爭是書記說了算的個人專政,打着旗號叫群專政他們不受任何法律約束,更無道德約束,想整誰就整誰,整死人如捏死螞蟻一般.我就是這樣來接受群氓專政和監督改造的.比勞改犯要慘烈千萬倍!

從此我得了兩種”挨症”,一是”干挨”。讀書讀出罪。在農村受到隆烈的“禮遇”如迥鑼鼓，想打就打想捶就捶。長官以打“右派”來取樂，來享受。我平白無故挨整，干挨也，二是長挨。犯人判刑有期，右派犯罪無期限也無判決書。在22年地獄人生中，我是功勳卓著的老運動，在群氓專政的運動上，沒有我的精彩表演，是沒趣的，也是無法收場的，長期挨整，長挨也。

在階級鬥爭的鋼絲繩上，我競走了22年，就差粉身碎骨，何等悲壯！22年啦，人生有幾個22年！我的青春年華，事業幸福，一切都被窮奇斷送了。若不是“7699”天睜眼，我的挨症，還不知要挨到何時才是革命到底！

1976年窮奇嗚呼，全民要披麻戴孝，守靈致哀，還要組織專門人員來哭靈。若有打酒喝，娛樂微笑者必處死無疑，可算是“中華絕妙奇觀”的一道風景。窮奇死了，有人還想把我置之於死地，昧起良心去公社報告：說我又笑又跳，高興極了，縣公安局來人調查，批鬥我五天，最後不了了之，所幸的是：這次批鬥，他們沒獸性大發，也沒用刑，在我22年被批鬥中算是第一次得到的“優待”。他死了還陰魂不散，繼續荼毒生靈，真是咄咄怪事！

我脖上長的一個“花崗石腦袋，從來是不按照搞階級鬥爭人的指示去思考:什麼靠攏組織，什麼立功贖罪，什麼早日摘帽。。所以，這頂帽子伴我走過22個春秋，算是我的一個特色戴帽，摘帽一個樣，是陽謀受害者，都是在蒙欺騙籠絡人心！

1978年，中央55號文件下達，戴在我頭上的緊箍咒終於去掉了，我昂首挺胸走出“19“層地獄，呼吸到一點點新鮮空氣，血腥味還是濃濃的。一天我碰到了上述那位張書記，便譏諷幾句：“餵老張，官運亨通吧，你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又怎麼把身翻過來了。他紅漲着臉無言以對。”

同年11月，又宣布地富反壞一律摘帽。鬥了幾十年，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標誌着：階級鬥爭的滅亡，黑五類的解放，從此揭開了都是人的新篇章。毛仍未逃出人亡政息的怪圈。害人的他是帽子公司總經理，害人終害已，結果自己還是戴上了反革命家屬帽，真是蒼天有眼。有詩為證：

一、餓掏腸老夫吼，指天怒罵禍首，若要百姓過好日是，除非 賊快些走。

二、窮奇棍棒點滴篇，血淚斑斑復斑斑，學生笑談拋頭顱，憤筆誓投 域間

三、讀書遭天地蒙，坦坦蕩蕩心無弓，誓死不做應聲，地獄眾生惡夢中。興無滅資痴人夢，竹籃打水一場空，人面而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四、結束語

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後九死一生，功德圓滿，我又重返人的行列。西師又改正了我的右派，但我的反蘇罪名本來就不能成立該平反，西師卻一直拖至毛死後才給個“改正“，不知是何道理，它改什么正，我行端正，反蘇有什罪，這本來就是愛國的表現，有什麼可改正的？這不是自欺欺人嗎？！明明是自己完全搞錯了，還死不承認，反把責任推給別人。這就是窮奇時代的潛規則。

反右搞得轟轟烈烈，摘帽卻冷冷清清，令人心寒，不徹底平反，還留個改正尾巴，這到底為什麼？22年惡夢還會做嗎？巴金在《隨想錄》中寫到“還會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

在地獄受苦難的22年，我正是身強體壯，頭腦靈活，富有活力。為國出力的時候。可是我一直處於“超負荷勞動，精神被折磨摧殘，餓得昏昏倒倒奄奄一息的狀態中，渾渾噩噩，過極痛苦的日子。在做奴隸的奴隸的歲月里，我失去的東西太多太多，改正後的我，決心活個人樣，奮起直追，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剛從地獄出來的我，一看天堂也不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風景，心裡真不是滋味！與窮奇時代相比，只少了一些”亂馬列棍棒“的政治狂人，雖無階級鬥爭的氛圍，但經濟剝削也不亞於政治壓迫。反正是苛政猛於虎！

瘋狂年代瘋狂人，瘋狂崇魔神。爹親娘親不如毛阻起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瘋狂得連倫理道德都不要了，親與不親能顛倒嗎？不能不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和悲哀？！死四千多萬人，這不是窮奇時代的傷痕？反右大躍退和文革的罪惡歷史，誰能去。清算自有時！

世界潮流滾滾向前。新中國也隨這股潮流前進發展了。但她是踏着用百姓的血淚和無辜體鋪就的路前進發展的，無辜冤魂野鬼在六關高喊：窮奇君，還我命來！

沉冤22年，算我命長過來了。殘存一條老命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在漆黑的地獄裡，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際關係，驀然回首使人難以想象。我有權控拆，也有權探索。為子孫後代留下座歷史金山

我們再也不能讓超級大馬戲重演。誰要再想演這場戲，必將是亡黨亡國的，人人奮起而誅之。惟有不忘反右的血淚史，才能做未來的真正主人。

我說了一些世人不愛聽的話，但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誰個想否認也是否認不了的。墨寫的謊言是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歷史欺騙終究欺騙不了歷史，若不把毛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那才是中華民族的大悲哀！

最後，用《赤子悲歌》來作我的結束語：

讀書蒙難遭魔狂，南北東西當故鄉。腥風血雨成往事，回首坎坷非尋常。日批月斗“罪加罪”，戲語閒聊盡上“綱”。赤子悲歌血淚史，“真空罩下”是國殤。

右派底層列傳

（一）

黃河清

【九曲澄曰】

右派高層的劃分標準大致以中共黨內省級以上、各民主黨派中央一級的以及名聞全國的社會賢達、學界先彥者；其他基本上為底層，尤其是學生、縣市知識人、工農兵者。

高層右派數量有限，幾已全數作古。底層右派數難勝數，幾十萬以至上百萬。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殘存的已逾古稀臻耄耋的右派，公開署名上書中共要求徹底平反、賠償損失者兩千餘人，全部是底層右派以及幾位高層右派的遺屬。

高層右派身上集聚着許多目光，無論是當時的中共還是現在的研究者；底層右派其苦難之深重其才華之摧折其湮沒無聞更烈更慘更徹底，至今亦然。中華民族一代精英最匯聚在這些底層右派中間，無論是個人道德修為，還是專業知識以及才氣，他們大多是出類拔萃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底層右派在1957年的整風反右鬥爭陽謀中，多以其傳統信義的常識、善良正直的秉性，不理解毛澤東黨中央“陰謀、陽謀”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流氓習氣無賴手段而慘遭整肅。

五十年風雨飄搖、霜雪刀劍，高層右派幾已無存，底層右派被摧折的八八九九，遺留的多在風燭殘年中苟延殘喘。他們中有16歲的右派，有12歲的“右童份子”，有上訪途中死猶呼號平反的耄耋老者。五十年後，還原其真其實，已難恢復其萬一，已刻不容緩；這一切，即便一鱗半爪，都是文化的、民族的、歷史的積聚和財富。茲擇其要者顯者，簡作小傳。限於見識、篇幅，萬難周全。

張克錦  李曰垓  汪  崗  苟文純  徐香圃  曾清揚  黃宗羲  顧文選  張錫錕

陸魯山  姚祖彝  王桐竹  孫本喬  毛應星  劉鳳翔  沈  元  劉文輝  周居正

楊應森  朱守忠  朱  希  蔡鐵根  石天河  紀  由  彭慕陶  袁伯誠  黎  力

周永珍  徐鵬章  孫傳儀  何濟翔  劉  冰  沈澤宜  張元勛  譚天榮  陳奉孝

王書瑤  博繩武  紀增善  燕遯符  俞慶水  宋林書  管正和  石  揮  時昭涵

梅汝璈  楊世元  費宇鳴  鐵  流  朱鎔基  張思之  葉思九  張成覺  黃紹甫

馮志軒  陳瑞金  方後高  馬禮海  陳衍余  姚曉光  陶謂熊  戴傳熹、楊春譜

林憲

王培津  李遠禹  王志勇  劉浩宇  吳永良  王忠福  李澤衡  王鐵生、羅慕騫

鄭  興  劉孟懿  蔣文揚  徐海峪  劉瑤章   張澤厚  劉  衡  陳華英、馬懷麟

趙維光  陳愉林  俞彪文  陳  影（附：陳煥文）

張克錦（1945－）

“反右運動初期，各單位號召大鳴大放，給黨員提意見。當時，四川達縣（現已改為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一家帽鞋生產合作社的職工冉某，給縣城關鎮的某領導提了意見，並請人畫了一幅漫畫。冉某因此被劃為右派，不久跳大橋自殺身亡。至於漫畫，最後查出是小學5年級學生、年僅12歲的張克錦所畫。

“當時，12歲的張克錦對於“大鳴大放”之類，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張並不認識這位鎮領導，他的家人也與該領導沒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現出了繪畫天賦，曾獲得過少兒繪畫大獎，有了一些名氣，鄰居冉某就請他幫忙畫了一幅題為《一手遮天的×××》的漫畫，諷刺該領導，這就闖了大禍。不過張克錦畢竟只是個12歲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於他似不合適。有關領導經過認真研究，最後確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據《龍門陣》2009年第2期·總230期·《中國最小的“右派”》作者：李可剛。四川出版集團編輯出版）。

張克錦被抓關押7年的事實經過如下：

“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張克錦正在教室里上課，突然看見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員會分管治保工作的一個阿姨，很熟的。老師看見了，就讓張克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對張克錦說：‘你跟我一起到城關鎮去一下。’

“‘我在上課，到那裡去做啥子？’張克錦不解地問。

“阿姨說：‘領啥子獎嘛。’

“‘領吆麻雀的獎。’1958年春天，全國人民響應毛主席‘除四害’的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包括消滅麻雀在內的運動。人們在街頭巷尾、田間地角各個地方，或拼命揮動竹竿，或使勁敲擊臉盆，聲嘶力竭地吶喊着四處追攆，讓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從空中掉落下來，毀滅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張克錦疑惑地對阿姨說：‘那幾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們在山上東奔西跑地跑了一天，連一隻麻雀也沒有吆下來！’

“阿姨有些生氣地說：‘娃娃家哪來那麼多的話，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張克錦只好閉上嘴巴埋着頭跟阿姨來到城關鎮。一到那裡，便見禮堂里人山人海，還沒有等張克錦回過神來，已經被人雙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張克錦嚇得大哭起來。“一個12歲的孩子，就這樣被抓進了監獄！當時既沒有向他出示逮捕證，也沒有讓他簽字畫押。”（所據同上）。

張克錦現居達州，退休前為達州市通川區總工會工人文化宮美術專業幹部。

【九曲澄曰】

一個制度，一個政黨，處心積慮、正經堂皇地整蠱、欺負、鎮壓一個稚齡兒童，其本質懦怯、脆弱、卑下和殘暴的程度是空前絕後的。

一個民族，社會全體對此噤聲，甚或幫凶對孩子下手而心安理得、引以為榮，這個民族，這個社會是無恥的。

當年的劊子手不認罪不懺悔，現在的社會不尋問不追究，那麼，這個民族、這個社會就墮落到無可藥救了。

2008年發生的黨和政府幫凶生產三鹿毒奶哺養嬰兒正是1957年黨和領袖整蠱欺負鎮壓稚童張克錦的翻版、繼續、變本加厲。

李曰垓（1941、12、23－）

李曰垓，雲南昭通人，1958年在昭通專署任機要員，時年16歲，2月，被打為右派，送彝良縣大坪農場勞教；6月，判刑6年，勞改；文革期間羈獄；1978年底出獄。李曰垓被打右派、判刑關押的原因是：

1955年肅反運動中，已是昭通專署機要員的14歲的李曰垓在11月某夜奉命作審訊筆錄。被審者是中共地下幹部、大學生，曾任昭通縣工委常委，主持過全城迎軍大會，後遭南下大軍謝富治系統排斥，降任某單位的支書，其新婚不久的妻子被人姦污霸占。審訊者就是奪其妻的南下幹部。審者對被審者說這是他交代“特務身份”的最後機會，“不交代也可以認定、定罪”。由於歷經兩個月連續批鬥折磨凌辱，被審者已完全絕望，憤慨指斥審者的淫邪本質和害人意圖後衝出房間，跳下三樓，腦漿迸出慘死。審者下樓看了屍體，又急忙趕到樓上，叫記錄員李曰垓撕去剛記下的筆錄，另按其口述寫下一段他如何交代政策啟發被審者坦白從寬之類文字，並告誡李曰垓：“該犯自絕於黨和人民，臨死前那些向党進攻的話，永遠不准對任何人透露，否則按政治問題追究責任。”審訊者肅反後升任專署秘書主任、黨組負責人，不久又升為副專員。

李曰垓雖然不敢聲張，副專員則一直視此為大心病，視李為定時炸彈。反右運動一來，副專員即藉機滅口，將李曰垓打為右派勞教，判刑勞改，長期羈獄。

公安局1981年出版《春風化雨》報告文學集，其中“石板下的一棵小草”敘寫李曰垓的冤案故事。

李曰垓妻子曾樹美與李患難與共，相濡以沫，是李歷經煉獄九死一生而活下來的信心、依賴、支撐；其情其事，感天地而泣鬼神。李曰垓在獄中，自學完成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全部課程。李聆劉天華《良宵》名曲，依樂填詞，可窺其品其學：

淚眼問梅花：寒夜裡可曾夢朝霞？啊，瑞雪輕霜瀟瀟下，風裂長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撫劍長咨嗟，萬千心事惜年華！何屑彈鋏，有心試馬。惟見雲兒迢迢、星兒寥寥、風兒淒淒、景兒寂寂，遙想倦鳥依林，遊子念家。  盈盈仙子隱約雲紗，曾記別時清淚飛灑；想分飛後，怎禁那霜欺雪壓？聽吶聽吶，小笛兒搖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發，宛如笑語情話，滿眼盪玉飄花。人憐溫馨、魚驚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風光在眼，搖曳煙霞。問那春風春雨春月春花待幾時重回天涯？

汪崗（1927－）

汪崗，1943年參加抗日遠征軍赴印緬作戰，1945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參與創辦《西南工人日報》任編輯室主任。1957年整風運動中，《西南工人日報》刊發了許多鳴放文章，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對該報主編李超說：“汪崗如不劃成右派，你就是右派。”一句話定了罪，汪崗被送勞教。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汪又遭整肅，以反革命罪罹刑5年。1978年後汪崗的右派和被枉判的反革命罪相繼改正平反，但有關部門予其改正平反的具體措施以種種藉口不予落實。30餘年來，汪崗奔走呼號，無濟於事。這位16歲參加抗日的老戰士，成為無業、無養老金、無保障的“三無”人員，成為新的完全徹底的無產者。從1957年至今，其承受的苦難51年了。2009年1月27日（己丑年正月初二

苟文純（1918－1960？）

苟文純，四川綦江人，曾任某銀行行長、副行長。1952年三反運動中遭行長誣貪污，查實清白，然副行長已撤。苟憤而辭職。1956年苟36歲考入西南師院外語系，對年青同學促他一起向黨獻紅心表決心，回答曰：“有必要嗎？何必呢，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苟因此答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留校勞動改造。

苟在勞動改造時衣衫破舊而頭顱高貴，濃眉大眼，黑髮粗密，永遠梳理得光亮整潔，無論環境如何，舉手投足，應對談吐，無不大方得宜。苟勞動技能極差，挖土鋤草，總出洋相，挑糞時破皮鞋踩不穩步子，肩上擔搖搖晃晃，桶中物濺灑一路。看他那狼狽相，難友們都說“夠了，夠了！”從此大家就叫他“苟老”。苟老會朗誦莎士比亞劇作台詞和唱歌。他經常用英語唱羅伯遜的“老人河”，唱完後泥塑似地坐在那裡，兩眼掛着淚花。他的男中音十分優美，同室的人靜靜地聽着，心也隨着歌聲搏動。1959年後，饑荒威脅着每個人，西南師院勞動隊員右派們食不果腹，個個浮腫，苟文純的身體徹底垮掉了，臥床不起。領導怕他死在學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謀生路”，但是不發給一分錢路費。他慢慢地爬起來，修面、梳頭，雖然形銷骨立，依然修飾整潔，不失頭顱的高貴。苟文純背着破爛的行李，浮腫的雙腿拖着病餓之軀，一步步地掙扎前行……兩天后他餓斃在回家的路上。

徐香圃（1932－1966）

徐香圃，四川西南師院歷史系1956級女右派，已婚有子，在學校勞動隊寡言憂鬱，被管教幹部視為思想改造不積極。1964年終得畢業分配江北縣，旋即讓其參加“四清”工作隊。右派原是“四清”對象，豈能去清別人？徐香圃未知此系幸抑或不幸，遂向四清團團長請示匯報。團長曰：“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現嘛，你就大膽工作吧。”於是徐香圃釋了疑團，竊喜不已，為自己在政治上得到黨的信任而高興和感激。精神的力量轉化為物質的行動。徐香圃在四清工作中捨身忘我，表現上佳，卻招來嫉恨，團長也遭到“重用階級敵人”的批評。文化革命一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四清團長把徐香圃推出來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幾千名四清工作隊員集中火力橫掃她一個，是怎樣一種災難！“隱瞞罪惡歷史”，“右派分子翻天”，“混進四清工作隊”，“對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所有能想到的反革命罪名都加到了她的頭上。徐香圃本想立功表現，卻落得如此下場，一時驚恐萬狀，既而萬念俱灰——怎麼都不是都不行啊！徐香圃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刀子割斷喉管，倒在血泊之中，香消玉碎。

曾清經（1932？－1961）

曾清經，四川西南師院學生右派，1960年在學校勞動隊勞動中餓死摔死，1961年被追認摘帽，1979年宣布不予改正平反，是四川省明文規定不予平反的21個右派之一。

曾清經力氣大，勞動中最賣力，可挑200斤，以求領導儘早認可自己改造好了。1959年後饑荒來臨，每人每日逐漸減至6兩麥麩。曾清經干的活是從嘉陵江邊的草街煤礦擔着重擔，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兩次往返，每次挑的擔子不得少於100斤。本已餓得頭暈眼花，重擔上肩，眼冒金星，攀登一級，虛汗如雨，喘氣如牛。曾清經終於眼前一黑，一個倒栽蔥連人帶擔子摔下去……大家發現時他已經在另一個世界了。沒有通知親人，挖個土坑把他埋了。

曾清經的右派罪行是“要殺共產黨”。至今不明為什麼在他死後的1961年為他追認摘帽，又為什麼在1979年不予他改正平反。

黃宗羲（？－1958）

黃宗羲，北大哲學系調干生，中共黨員，右派，1958年被槍斃。

黃宗羲有8年中共黨齡，貧僱農出身，根紅苗正，1957年反右時是北大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因反對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被認為立場不穩，同情右派，讓其在一間屋裡反省。黃因事與監視者口角繼而動手互毆。黃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右派殺人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黃赴刑場前，法院讓其見了妻兒。黃對妻子說：“我死後你不要守着，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黨、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黃的這番話被法院作了記錄。1979年，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查看了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黃宗羲的同學了解情況，證實了他倆確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對黃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給了他兒子2000元錢。

顧文選（？－1970）

顧文選，北大西語系學生，1970年3月5日被槍斃。

顧文選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風運動時因親見株連無辜諸殘忍內幕而不平，受到嚴刑拷打。1957年鳴放整風時顧文選在北大對此作了披露控訴，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滿留場。1970年3月5日被槍斃，罪名是叛國投敵——逃跑到了北朝鮮後被引渡回國。

張錫琨

張錫錕，北大化學系學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槍斃。

張錫琨在1957年鳴放整風時貼出“衛道者邏輯大綱”大字報，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團河農場勞動教養；1969年被遣送四川繼續勞教；1976年，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槍斃了；遺體由其妹掩埋在當地。張至今未平反。1980年張妹曾要求為兄平反，勞教隊的幹部不答應。張遺有一女，隨母改嫁改姓。

張錫琨為之送命的大字報：

衛道者的邏輯大綱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 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 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 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 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 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 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9. 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陸魯山

陸魯山，北京農機學院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光如是回憶陸魯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們在清河農場的一個叫“584”的分場勞動，每到接待親人的日子，總可以看見一個戴紅圍巾的姑娘從遠處走來。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里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後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勞動教養後，陸魯山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視日，她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淀農場，帶着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着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也就沒有機會看清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麗的。姑娘的故事強烈地感動着我們這些被社會鄙棄的右派分子們的心。”

姚祖彝

姚祖彝，外貿部英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光如是回憶姚祖彝：“在當時的右派隊裡，他算得上是一個衣着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雙長統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廁所打掃完了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有一天上午，風和日麗，大隊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曬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了，靠在牆邊上休息，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

王桐竹

王桐竹，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俄文翻譯，1957年被打成右派，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光如是回憶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養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我們在麥田裡鋤草時，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養，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9點，他將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在草叢中果然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把它們吃掉了。這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真從心裡感激他。”

孫本喬

孫本喬，北京工業大學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處以勞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的罪名槍斃。中央黨校右派杜高如是回憶孫本喬：

“孫本喬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青年，遵守紀律，積極勞動。他寧願忍受飢餓，從不偷吃地里的農作物，幹活時也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保持着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中，看着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着，身後插着一塊牌子，垂着頭，在短短的幾秒鐘里，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

毛應星

毛應星，女，1955年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分配蘭州農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勞教；1961年摘帽回蘭州農校教書；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5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對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應星被押往靜寧縣城西八里橋畔，槍斃了。臨刑前，毛應星讓人們從她褲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記的全是關於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文字，沒有一個字是關於自己的。

劉鳳翔

沈元

沈元，北大歷史系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國罪被槍斃。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羅基如是回憶沈元：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聲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拉了起來。20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槍膛里的子彈，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這個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曾轟動一時。受刑而死時才32歲。“那時，我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敘述沈元臨刑的故事，驚嘆他在死神面前的鎮靜。

“我們雖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屬於北京市的單位。之前不久，農場裡討論過一份北京市判處“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這個長長的名單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國投敵”，判決是死刑。據這個材料說，他化裝成黑人，夾帶機密文件，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企圖請求政治避難。門口的警衛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事實無從核對。討論中，誰都沒有發表意見。農場是軍事編制，我們哲學系和歷史系混編合成第8連。歷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們竊竊私議。聽說，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鬥，一定是處境惡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鋌而走險。在那個年代，即使私下議論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發。我們之間，眼神多於言語，嘆息淹沒論說。有人講：‘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講：‘可惜呀，可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里有多少歷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劉文輝

劉文輝，上海滬東造船廠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槍斃。

劉文輝是極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劉文輝寫成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分寄北大、清華、復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23日被判死刑公審槍決。劉文輝帶着手銬書寫的遺書曰：“如今就義正是最高的歸宿。這正是你們有我而自豪之處，所以，我要求你們不要難過”。 “我相信死後，我國的民主主義者、共產黨中的現實主義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駛，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其弟，同案犯劉文忠有書《風雨人生路》敘述乃兄行跡，2004年澳門崇適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級黨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勞教，1964年被槍斃。

周居正，中共老黨員，國民黨重慶白公館監獄的倖存者，家喻戶曉的革命故事江姐繡紅旗的原型人物是周居正。1949年國民黨集體屠殺關押在白公館的中共人士時，周居正虎口餘生逃出前還救了一個4歲孩子。1961年周居正勞教留場後，被誣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判處死刑，留給妻子曾昭英遺言：“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至今未平反。他的兩個兒子因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會壓力而自盡，他的妻子重慶市小龍坎小學退休教師曾昭英，現年73歲，孑然一人，形影相弔，猶在不斷地申訴，要求為夫君平反。

被救4歲孩子的父親郭德賢回憶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機關工作時，不幸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到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白公館監獄，獄中看到一個學生模樣比較活躍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的槍炮聲震撼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劊子手急忙向白公館求援，於是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殺革命者，白公館未遭殺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帶着兩個孩子仍被關押在樓上，平時獄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員楊欽典和李育生，經羅廣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義一邊，他打開牢房叫大家趕快衝出去，並告訴羅廣斌樓上還有郭德賢和兩個孩子時，羅廣斌便派李蔭楓和周居正到樓上幫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着闖出封鎖線的。”

楊應森

楊應森，解放軍滬州步兵學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槍斃，罪名是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與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

朱守忠，194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50年2月參加中共，1958年在寧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認為：“劉少奇是政治家和優秀的共產黨員”，“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語錄’，大中學校的基礎課、專業課不可缺少”……。1969年11月，朱因上述言論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寧夏被槍決。

朱希

朱希，1938年入黨，1957年被劃為右派。

文革中，硃批評林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拷打折磨，後被秘密判處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執行。1979年朱的右派身份平反時，檔案中發現死刑之判，而無任何其他說明糾正文字。

蔡鐵根（1911－1970）

蔡鐵根，原名委心、澤生，別名鐵根，以蔡鐵根行世，河北省蔚縣人。蔡曾就讀廈門大學，1936年參加紅軍，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蔡任參訓部條令處處長，條令局副局長等職，授大校軍銜。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劉伯承元帥遭批判，蔡鐵根在批判會上為劉伯承發言辯護：“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學習蘇聯建軍經驗是毛主席提出來的，……”，主持會議的彭德懷下令把蔡揪上台來，當場撕去領章帽徽，讓人對他拳打腳踢，撕爛軍服。其時，軍內反右補課尚未結束，蔡遂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藉軍籍，下放到江蘇省常州市工業局當巡視員。蔡妻與其離婚，留下三個孩子。蔡前往常州時懷抱6個月的小兒子、手挽2歲女兒、背跟3歲大兒子扯着他的衣服，景況淒涼。

文化革命中，蔡遭抄家，40余本日記和一把日本軍刀被抄走。日記中有蔡對黨內軍內不正常情況的不滿以及對毛澤東的批評。與蔡多有交往的一個宵小將平時有意套蔡酒後牢騷話

向當局告密，遂致當局成立“蔡鐵根專案辦公室”，拘捕接近蔡者一百餘人，誘供逼供，坐實蔡進行“反革命串聯組織活動”、“ 要成立反革命游擊隊，察看地形，陰謀推翻毛澤東

和共產黨”。1970年3月7日凌晨，常州革委會政法組向蔡宣讀了事後補發的逮捕證和未經審判的死刑判決書，將蔡拉到常州西門外槍決。蔡臨刑從容鎮定，向同案判死緩的吳翼說：“

蔡被槍決後，警察到蔡家索取子彈費。蔡的三個孩子最大的才十多歲，沒有錢。警察讓照顧孩子的鄰居老太太書具文字證明，證明蔡家付不出子彈費。

1978年，蔡鐵根右派獲改正平反。1979年7月25日，

【九曲澄曰】

已死的右派有幾十萬。如苟文純、徐香圃、曾清經似地餓死的、病死的、愁死的、怕死的、嚇死的、折磨死的、自殺死的諸不自然死亡者無可勝計；還有被槍斃死的，黃宗羲、顧文選、張錫錕、陸魯山、姚祖彝、王桐竹、孫本喬、毛應星、劉鳳翔、沈元、劉文輝、周居正、楊應森、朱守忠、蔡鐵根，這些被槍斃的右派不是因私刑因武鬥因群眾被煽動的狂熱情緒而殺死，而全然是中共以法律、公理、正義的名義殺死的，是國家用納稅人的錢豢養的劊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合法地殺死的！一個社會，如此殺人，絕非僅是執政黨的思想理論方針政策的問題，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和文化！這是一個噬人的制度，這是一種鬥爭仇恨你死我活的文化，不顛覆這個制度，不改變這種文化，無論如何換湯換藥，都無法改變這噬人的本質。昨天是地主，今天是右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

逝者長已，願九泉安息！存者要活，應三思徹悟。

石天河（1924－）

紀由（1929－）

紀由，原名南鴻祿。1959年紀在北京市豐臺區工會被打成右派，送勞動教養；1969年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0年；1979年獲改正平反，不補發工資。紀由堅持上告，數百次寫信申訴上訪，迫使原

彭慕陶

彭慕陶，成都人。1957年彭在成都輕工業局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監督勞動；文革中被判刑20年；1979年改正平反。堅持上訪、上訴、上告近10年，要求補發工資。2008年成都市政府答應補發兩萬元，條件是就此了結，不能再上訪上告。彭慕陶拒絕領此兩萬元，堅持上告到底，不排除上北京找國務院。他說我是死了幾次的人，還有什麼怕的？如不解決，會隨全國“五七”老人集體上北京請願。現居成都。

袁伯誠（1933－）

袁伯誠，青島人，1950年就讀於軍事幹部學校，1956年考入北師大中文系，1958年被打成右派。袁伯誠在1957年整風鳴放中，沒有寫過大字報，沒有向黨提過半句半字意見，沒有任何反黨言行。因為他在入北師大前，從事高級幹部的警衛工作，親身經歷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長）、彭柏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潘漢年（上海副市長）諸人從高位突然淪為階下囚的過程，深悉“革命陣營內部的鬥爭太殘酷，太可怕了”而時時警惕自己謹言慎行。領導編造了許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強行將袁伯誠定為成極右分子，送往北京清河農場勞動教養。袁伯誠事後檢討曰：1950年參軍的前夜，父親囑咐我三句話：“爵祿可能性辭也，白刃可蹈也，氣節不可奪也。”或許就是這三句害得我當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黎力（1935－）

黎力，本名許力心，四川人。1957年黎被西南師院定為右派至1979年，其間反反覆覆：右派、摘帽右派、重新戴帽、現行反革命分子、右傾翻案分子，送去勞改蹲監獄牛棚22年。1979年獲改正，加入九三學社。此後，曾任黔江地區僑聯主席、省政協委員。現已退休，居重慶。

周永珍

周永珍，女，四川安富人。1951年在四川省原峨嵋交通機械廠任辦事員，偕丈夫和同事向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反映廠長成倫元弄虛作假、謊報成績、生活作風不正等問題，又在整風會上發言提意見，遂被打成反黨集團，劃為右派。周在車間懲罰性勞動時正值懷孕不適，被機器絞傷；調運輸公司工作，被誣破壞發動機；送人飯票，其人吃後肚脹而未完成生產任務，歸罪於周破壞生產。周被送進監獄，孩子才幾個月大。1982年周獲平反改正。現居四川。

徐鵬章（1924－）

徐鵬章，四川丹稜人，曾在川大和北大進修畢業。1957 年徐被劃為右派，緣其寫了小品文“組長的調查竅門”，又堅持思想鬥爭是兩種世界觀鬥爭的哲學觀點。徐以家傳醫術懸壺濟世，為群眾治癒當時國家醫院未能醫治的疾病——淋疤結核及特殊牙科疾病，深受歡迎。徐屢屢申請開業行醫，皆被以沒有醫科大學畢業證書為由拒絕，至以非法行醫將徐逮捕關押近10年。徐現已獲改正平反，獲聘為北京管理科學院特約研究員、成都博物院研究員，獲評為四川高級專家、國家級科技成果研製功臣。徐的著作有：《四川礦石志》、《 四川歷史考古文集》、《 可愛的中國人》等。徐工詩、書、畫，其作品被北京、成都大型書冊刊載。徐現84歲高齡，居四川，身體硬朗，耄耋之年，每日仍咬食硬胡豆、核桃。

何濟翔，江蘇江陰人，曾與李公朴一起主辦《全民抗戰》雜誌。1949年何任上海市中級法院審判員，1954年前往北京參加刑事訴訟法起草工作，同年“五一”節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1957年何在上海市中級法院庭長任上被打成右派。“把我打成右派主要有兩個理由，一個是我贊成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楊兆龍先生發表的，建議國家設立懲治反革命條例、貪污條例和婚姻法條例的文章；再一個說我積極組織司法人員進行鳴放是向党進攻。”

劉冰（1932－）

劉冰，祖藉安徽廬江，生於蕪湖。1957年整風鳴放時劉任《四川青年》和《四川青年報》編輯兼記者，提出新聞改革、政治民主、任人唯賢等建議，遂被打成右派，送農村監督勞動。監督勞動中被誣為“縱火犯”、“投毒犯”，備受折磨摧殘。“投毒犯”之誣系某年除夕夜，開恩“敞開吃飽一頓飯”之日，劉走近村幹部桌邊的湯鍋欲討一點熱湯未得，被隊長指為右派分子居心不良，想投毒謀害幹部。

劉冰在農村勞動期間，改進拌桶創新製作“汽油機打穀機”，成了縣農機廠的定型產品。1979年劉獲改正，1982年調《渡口日報》，1985年調《德陽日報》，寫有隨筆、報告文學、評論等百餘萬字。1992年離休。

劉冰45歲結婚，有二子，分別從事電腦維修和機械設計工作。

劉冰曾祖父劉秉璋系抗法名將。1885年，其曾祖作為浙江海防最高統帥指揮的鎮海保衛戰擊敗法國艦隊，威名遠揚，朝野震動；先後任浙江巡撫、四川總督，從政數十年，深知官場腐敗、政治險惡，凡飽學正直之士難有報國之門。據此，遺訓五子從商、研技、治學、習文皆可，唯不要從政。劉冰經歷50年右派生涯後，以曾祖遺訓為念，慶幸二子遠離政治，踐履乃祖之囑。

沈澤宜

沈澤宜有《詩的真實世界》、《夢州詩論》、《詩經新解》以及詩集《西塞娜十四行》等專著傳世；創作新詩千餘首，入選《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等選本。現退休居浙江湖州，是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浙江文學院特約研究員。

【九曲澄曰】

右派在1989年“6·4”運動中自費從江南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靜坐演說，聲援學生，呼號吶喊民主自由再度入獄者，唯沈澤宜一人也！

張元勛（1933－）

譚天榮（1935－）

陳奉孝，山東濰坊人，1954年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1957年北大“5·19”風雲中偕同學寫大字報“自由論壇宣言”，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一、取消黨委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二、取消政治課科必修制度，改為選修；三、取消留學生委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四、開辦自由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繼而組織“百花學社”、出版刊物《廣場》；遂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集團”首犯，判刑15年。1972年刑滿，強迫留場7年。在勞改期間因為一直不認罪，受過吊打、老虎凳、陪斃、強迫與死人睡覺等各種酷刑折磨，12次從死神手中逃生。1979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年右派獲改正，是全國大學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後一人。2007年參與右派上書維權活動。現居山東濰坊，著有回憶錄《夢斷未名湖》傳世。

王書瑤（1936－）

博繩武（1939－）

博繩武看到凡戴着右派帽子的畢業生都給轟到大西北去勞動，其境況比“勞動考察”和“勞動教養”更慘，於是逃離了學校。在社會底層，為一日三餐，什麼苦活，累活都干。期間，結識了一位右派范老師，長他十歲。范給他講“政治”：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人權、什麼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對逆境……。范愛唱歌，唱“老人河”，渾厚的聲音如泣如訴，悲傷中顯出剛毅。博原對當前的一切滿頭霧水，在范的點撥下開始清醒了。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每逢遇到難以逾越的逆境時，博耳邊就響起范那渾厚剛毅的歌聲 “……老人河呵，老人河，你總是自由的流過”。1979年博得知范慘死在文革中。博視范為一生中永遠的老師。

1966年8月28日

【九曲澄曰】 “逃離學校”，是博繩武迥異常人處，雖脫天羅未免地網，然捨棄“讀書人——人上人”的虛名而甘就底層下里巴人，是其灼見與大器。去皮之毛融入塵世，無論如何苦累，“你總是自由地流過”。

紀增善

【九曲澄曰】

燕遯符（1940－）

俞慶水（1937－）

俞慶水，江西廣豐人，幼承庭訓，熟讀《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大學》、《中庸》段落，然喜好物理，1953年考入北大地理系。1957年準備有關泥石流研究的畢業論文，曾請教清華黃萬里教授，有書信往還。北大“5·19”後，寫了“衛道者的邏輯”和“消除三害（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大字報，前者的主旨是：不要把學生的意見看得太嚴重，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辯論，但要講邏輯，不能上綱上線，扣大帽子。遂被打成右派。其劃為右派的理由還有：與其書信往還的清華黃萬里

宋林松（1936－）

宋林松，蘇州人，父母種田而打工，可謂根正苗紅，一直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依靠對象。1954年宋考入北大物理系，1957年任北大學生團總支書記，於風雲突變間安然無恙。1958年1月底，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以後，即被遠謫西北蘭州；北大則進行“反右補課”的再補課，於是為了湊數，宋林松成了北大補劃的最後一個右派份子，容其隨班讀書；同年分配中科院物理所。1960年摘帽。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再次在劫難逃，歷經磨難，險死還生，僥倖活命。九十年代初，宋念老母倚閭思兒，望穿秋水，孝心拳拳，調回故鄉，贍養慈親。宋現從蘇州大學退休，居蘇州筆耕不輟。

管正和（1931－）

管正和，四川富順人。1956年管寫作《糞的風波》小文，揭露諷刺官僚主義，1957年被整肅為右派，1960年被送農村監督勞動，遭誣謀害幹部未遂罪，送勞動教養20餘年。1979年管獲改正平反。管撰寫《來自死亡族群的報告》，記錄歷史，部分章節在海外網站刊發。

石揮 （1915－1957）

石揮，原名石毓濤，天津人，演員、導演。石曾有“話劇皇帝”之譽，戲劇大師黃左臨稱他為“稀有的表演藝術家”。1950年石根據老舍小說自編自導自演影片《我這一輩子》，獲好評；此後，演、導《宋景詩》、《雞毛信》、《劉胡蘭》、《情長誼深》諸迎合時代潮流、配合黨的中心任務的影片，皆得到肯定和表揚。1955年石導演的《天仙配》傾倒全國民眾。1957年由石導演並任主角的電影《霧海夜航》以及《關連長》受到批判，同時他的一篇短文《東吳大將——賈化（假話）》也被指為諷刺黨的領導，遂被整肅為右派，遭到大批判，指其“政治上反黨，思想上反動，生活上腐化”云云。同年12月某日，在從上海到寧波的“民主三號”輪船上，石揮萬念俱灰，投海自盡。這艘船，恰是他拍攝《霧海夜航》電影的輪船。石揮跳海，屍骸17個月後在南匯海灘上發現，已腐爛不堪。

石揮妻子童葆苓回憶說：“石揮的自尊心很強，他跟我說，一個人如果打成了右派，那連蹬三輪的都不如，要被人看不起的。”“那次從電影系統批判石揮的專題會回來，石揮連連對我說：‘結棍！結棍！’就說了這一句，以後就一直悶悶不樂，不說話。”“那一天批判會過後，我也沒意識到他會走絕路。……，我正好要出去，……他聽說我要走，一下子就把我抱住，拼命地上下吻我，那種失態我後來想想，就是一種訣別的表示。自那個下午之後石揮就離家出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九曲澄曰】

黨文化宣揚“勞動光榮”、“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石揮卻以“蹬三輪”為恥，其上海灘十里洋場的舊時觀念根深蒂固，與黨的教化格格不入，其被整肅為右派，似乎有以也。

時昭涵（1898—1979）

時昭涵，湖北枝江人，化學家。1913年時考入清華學校，1922年赴美留學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1949年後，先後任職華東工業部、瀋陽化工研究所、遼寧省政協常委。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應邀參加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時說：人事科的幹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還是半文盲，勉強能閱讀人事材料，對科學技術更是一竅不通；可是他們做的，卻是調配技術人員的工作；有些單位把人事科室，當作安置老幹部愛人和眷屬的場所。遂被整肅為右派。1970年被以現行反革命罪拘捕入獄，罪狀是在他的住室發現糊窗戶的一張報紙上印有毛澤東像。

1979年5月，當一頁平反文書跚跚而來的時候，時昭涵淚流滿面，無語凝咽，當夜死去。終年81歲。

時昭涵系辛亥元勛時象晉之孫，文武雙全，1920年第8屆華北運動會上一人獨奪100碼跑、220碼

梅汝璈（1904——1973）

梅汝璈，字亞軒，南昌人，法學家。梅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赴美留學獲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返國任教於多所大學、任職於國民政府立法院，曾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助手。1946年，梅受任為中國法官代表，出席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梅汝璈正氣凜然，憑藉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學知識，讓28名日本戰犯受到正義的審判，得到應有的懲罰，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聲譽。其傳奇式的故事贏得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激賞敬重和傳揚。梅汝璈不滿蔣介石將日本戰犯岡村寧次無罪釋放，拒不就任國民政

1957年，梅汝璈被整肅為右派分子；1966年文化革命中遭批判抄家，抄出他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時穿的法袍，幾被燒毀，經巧妙應對周旋，終得保存這一珍貴歷史文物；許多東京審判日記則被抄走，至今不知下落。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後，懷着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69歲。在梅汝璈身後，家屬遵其遺囑，將梅保存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捐獻給國家收藏。

梅汝璈1945年娶妻，育有一女一子。妻賢淑，明大義。其子梅小璈說：“我母親也從不見記者，從不和記者講起父親，父親只在她自己的心裡。”“有一些紀錄片的工作人員找到我，請我提供一些資料，還希望對我母親進行採訪等等。但我母親就常對我講，她和父親都是那一代人中遭遇侵略戰爭後的倖存者，真正為抗日戰爭立下汗馬功勞的是那些上戰場的戰士，他們沒有青史留名，甚至沒有活着回來，但他們是真正的英雄。父親只是得到政府委派去做一項審判工作，並沒有什麼值得炫耀之處。母親常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父母都是行事很低調的人，倒不是說他們如何超然，而是內心有自己的某種追求吧。”梅小璈回憶父親：“父親晚年心境是頗有些孤獨的。記得六十年代初有一次家裡停電，黑暗中，父親坐在藤椅上輕輕地哼起了清華早年的校歌：‘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立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他意識到那個中西文化薈萃一堂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有些留戀，但也知道不變革也是不行的，內心有一些掙扎。”

【九曲澄曰】

梅汝璈南昌青雲譜故居，高聳巍峨的騎牆尚在，屋頂已全部坍塌，只剩幾根梁柱靜默無語，孤零零地站在殘垣斷壁間，庭院內則早已是一片廢墟。一代國士，身後蕭索，幸有妻、子知心知己！

楊世元（1937－）

楊世元，原名楊世炫，浙江雲和人。1957年楊在雲和縣當教師，被大會點名批判：偽裝積極騙取領導信任，混進共青團，為首組織右派集團，到處煽風點火。楊世元一條都不承認。有左派積極分子上台對楊採取“強硬”措施，楊不服吼叫：“領導上宣布是辯論會，不是批鬥會，為什麼動手打人？”邊說邊反抗自衛，一個小學校長被楊一掌從台上推了下去。一時眾人大嘩，高喊“打人啦！打人啦！”。幸虧會議主持者尚存天良，於混亂中突然吹哨，會場肅靜一片，主持者開口：今天是辯論會，要他自己撿查交代，看他認罪態度再做結論，今天會議暫時開到這裡，散會。1958年3月8號，楊世元被送勞動教養，在浙南的龍泉訶村農場關了四年、浙北的長興農場關了八年。1969年11月楊被清理返回老家，家破人亡，一貧如洗，求職無門。楊世元返躬求己，求自己頭腦里的文化知識，那是再怎麼運動也奪不走的。楊憑一張選民證，闖蕩江湖，十年間走遍浙南閩北。楊發現民間普遍缺乏科學知識，閩北那麼大就沒有幾家象樣的建築設汁院。楊自學函授繪製建築施工圖。功夫不負有心人，有關單位批准錄用了楊設計繪製的圖紙。楊世元終於完全靠自身的努力成了浙江駐閩工程處的總工程師。1979年右派改正時，楊己經是工程專業的萬元戶了。此後，楊世元被安排在雲和縣教育局，負責校舍修建工作。1995年楊提前退休，參與了杭州宋城人造旅遊景點的建設，還參與過蕭山湘湖的杭州樂園、台州東方太陽城等旅遊景點的建沒，直到2007年才正式退下來，入住杭州第二社會福利院，頤養天年。楊世元說：“如今我孤身一人，……我是斷子絕孫的人，心中只有一個願望：留下我們那段血和淚的遭遇，討個說法，讓歷史後人去評述。”

【九曲澄曰】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毛澤東嘲弄欺負知識分子到傲骨的不二之論，從沒錯過，沒能否定過，無論是理論還是實際。楊世元向它挑戰了，且贏了。自養，自立，自強、自主、自由，互相遞進，相倚相成。楊世元做到了！如果再有反右，現當今紅得發紫的文人們會成為癩皮狗、可憐蟲，而楊世元則會在一開始就能自養得自立臻自強可自主有自由，昂藏於天地間。將楊世元的歷史升華總結為理論，可以翻天覆地、滄海桑田。

費宇鳴（1931－）

鐵流（1935－）

【九曲澄曰】

費宇鳴、鐵流與楊世元，未曾同謀，而有齊動，異曲同工；其異曲於所事或工或商不一，其同工於能自養得自立臻自強可自主有自由之境也！准此，無須哀嘆，不會凍餒，不用求告，不必乞恩，肉身得保，妻室得安，子女得教，靈魂得安，家國得報，俯仰得不愧於天地。

朱鎔基（1928－）

張思之（1927－）

張思之，生於鄭州，16歲時參加學生志願軍遠赴印緬抗日前線，20歲考入北京朝陽學院法律系。從此與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1949年至1957年先後任北京市法院法官和北京市法律顧問處主任。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張思之對領導大字報內外有別的講話詢問道：“既然院子裡可以貼，要是有人貼到外面去，甚至貼到天安門去了，你怎麼辦呢？” 這個詢問被轉換為：“張思之說要把大字報貼到天安門！”張思之遂成為右派，送昌平縣山區勞動15年後轉任中學教師。1979年張思之獲改正平反，他說：“開什麼平反座談會，我不去。”“我一不喊萬歲，二不罵娘。”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勞教，而是受愚弄。”1980年後張思之從事律師工作，擔任過林彪反革命案和江青反革命案兩案的辯護律師組組長以及《中國律師》雜誌主編。張思之有《中國律師制度》、《律師實務》、《我的辨詞與夢想》等專著。

葉思九（1921－）

葉思九，江蘇靖江人。1957年葉為上海動力學校副教授，整風鳴放期間貼出大字報“官僚主義害死了何乃祺”，為同仁因夫妻分居兩地長期得不到解決憤而自殺鳴不平，同聲相應者有三千多張大字報。時恰毛澤東視察上海，聽上海書記柯慶施報告此事後，接見該校校長書記仇啟琴，親加指點。柯慶施秉承毛澤東旨意，發動上海三大報紙：解放、文匯、新聞，對該校展開報道批判圍剿，釀成一大事件，轟動全國。葉思九和另5位教師、12名學生被整肅為右派，數百人受株連，3位學生當時自殺身亡，多位學生在勞教中自殺身亡或失蹤。他們中現在能了解到姓名資料的是：曹立生（17歲，學生，自殺）、倪維熊（教師右派，在葉思九大字報上簽名）、張家齊（教師右派，勞教2年，掃廁所20年）、李家驥（教師右派）、施蕊初（教師右派）、陳基礎（教師右派）、賀步陶（學生右派，送青海勞教，下落不明）、胡繼宏（學生，文革中自殺身亡）、蔡新益（學生，17歲，黑材料陪伴終生）。校長仇啟琴因給葉思九寫了為去報社澄清事實真相的介紹信被整肅為“包庇右派”、“右傾”，遭“警告”處分，逐離學校。繼任校長徐振聲被定為“嚴重右傾”、“為右派翻案”，停止職務，文革中成為“漏網右派”遭斗辱，肋骨四根被打斷。葉思九送勞教至1962年解除摘帽，繼遣送原籍農村種地15年，歷經磨難。現居上海，著書《生死沉浮》傳世。

張成覺（1939－）

張成覺，祖籍東莞，生於香港。1957年張就讀上海交大，整風中提意見希望改變對黨外人士冷落的態度和糾正肅反運動的偏差，同時支持交大西遷西安的反對派，因此被劃為右派。1960年發配新疆，大漠孤煙，風刀霜劍22年。1988年因有香港出生證得以移居香港至今。張善文，有大量回憶和時論文字問世。

黃紹甫（1925－）

黃紹甫，成都人；幼受母親、姑姑耳濡，喜好音樂，拜名師學小提琴；及長，目染軍人父執輩勃勃英姿，於抗戰期間生馳騁疆場報效祖國之心，雖為獨生子，然三次離家，投筆從戎，編入國民政府駐印度遠征軍新一軍諜報隊任中士隊員。1949年後，被招聘為西藏軍區後政文工團擔任首席小提琴。黃於填寫幹部登記表時因新一軍履歷，遭指導員嘲諷：“你參加的遠征軍是那個領導的呀？”“那國民黨反不反動呀？”“遠征軍”前面也必須加上“反動”。此後，歷次運動，黃紹甫皆遭整肅，1957年劃為右派，下獄勞改34年。這34年中，音樂、小提琴伴隨他熬過了非人的歲月。難友中知音者時隔半世紀，見面第一句是：“嗨，我還記得你拉的《追尋》（劉雪庵作曲）。”“到現在我還記得你自編自拉的那首楊白勞變奏曲，那低音硬是拉得人心碎”。黃紹甫至今未得徹底平反，落實政策，以85歲高齡，繼續維權申訴，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維持生存。

馮志軒（1932－）

馮志軒，長春人，祖行醫，父教書，幼承庭訓，詩書傳家。1955年馮在大連工作，被疑為“敵特”，不堪連續批鬥逼供三個月而招認“推翻共和國”罪，始獲停斗。最後結論“非敵特”。1956年調北京一機部二局工作，工作成績顯著，頗獲領導賞識好評，提升工資兩級。1957年整風鳴放中馮提意見曰：希望黨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要搞運動。土改形成亂打亂殺，侵犯中農利益，肅反亂批亂鬥，侵犯人權。運動傷及無數無辜的人。這不是治國安民的辦法……幹部政策應該“招賢納士，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黨”。只要不反對現政權，就應大膽使用……云云。由此招禍，劃為極右，警車押送，投入半步橋監獄，判刑8年，監禁、勞改22年，輾轉11個勞改場所，歷盡磨難，煉獄餘生。1979年張從保定省一監釋放，右派改正，判刑撤銷，工作恢復，回到一機部，任職部屬研究所總經濟師。馮通日文，五十年代始就翻譯文章，發表論文。馮生性率直，淡薄名利，知足少欲，1993年退休，有詩概述生平：亦夢亦醒八十年，歲月悠然客南冠。平生豪氣消磨盡，醉臥清風閒看天!

陳瑞金（1927－）

陳瑞金，原名陳國淦，1947年秋就讀北大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1951年整黨時，陳說“階級社會的存在曾經是合理的”，受到嚴厲批判，說與黨唱反調；1957年整風運動時，陳是解放軍某師政治部幹部，提了一些意見，遭整肅為右派。據其定案材料，反黨言論主要有三：污衊師領導是家長制領導作風，污衊歷次政治運動“過火”，公然反對 “思想服從”。陳獲平反後，下商海7年，白手起家，為國家辦了一個公司，掙了數百萬資產，然後兩袖清風，飄然隱退，頤養天年。現居青島。

方後高（1933－）

方後高，安徽無為人，世代書香門第，仁義傳家，曾祖方六岳所撰山海關楹聯馳譽天下。

1954年方畢業於蕪湖農校。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方對當時安徽盲目推行“農業三改”說了幾句不同意見，被劃為右派。緣安徽書記曾希聖所定右派標準在中央的六條外，另加反對“農業三改”就是右派。方被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方的中學老師李信鵬同在農場改造。李不堪勞累凍餓，一次挑糞途中不幸倒斃。方遵古訓，執弟子禮，為李老師備置棺木，親自裝殮安葬。後又立石碑於老師墓前，上書：“李信鵬老師之墓  學生方後高立”。為此被多次批鬥。二十年後，方陪同師母千里尋墓，撿還李

【九曲澄曰】

方後高於風霜刀劍中為乃師所立之石碑遠勝金碑，乃心碑、義碑、千古仁碑！

馬禮海（1928－）

馬禮海，安徽無為縣人，賣布小商。1954年黨號召公私合營，馬積極響應，第一個報名參加，被選為全鎮16人聯營布店小組長。1957年整風期間，馬響應提意見的號召，所提意見是：為什麼國營商店賣布的人口糧標準每月32斤，而聯營店賣布的每月只28斤？被指為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言論，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後來全國工商聯文件規定，基層聯營單位小組長以上者，可劃為右派分子，馬小組長即被劃為右派分子，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當時馬已30歲，上老下小，四個孩子中長子9歲，賣布的手握不慣鋤把，生活自然困苦不堪。1960年，父親和妹妹餓死了。1979年馬獲改正平反。現退休在家，子女孝順，生活安定。

陳衍余（1932－）

陳衍余，南京人。1957年整風鳴放時，陳作為縣宣傳部幹事，因寫的一手好字，總被上級指派為鳴放會上的記錄員。聽得多了，陳有時會繪聲繪色鸚鵡學舌地複述鳴放者的發言。聯繫肅反運動中，陳力主將一些集體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教師不送司法機關處理，而讓他們歸隊任教的“前科”，“陳衍余做右派的傳聲筒還能不是右派！” 1962年陳獲改正，緣中央監察部長錢瑛“微服私訪”，了解了陳的案情，指示處理。陳現退休居無為，晚年安樂。

姚曉光（1927－1998）

姚曉光，安徽東至人，世代貧農。1947年姚被抓壯丁當兵，後隨部隊起義，當了解放軍。1950年陳入朝鮮作戰受傷，歸國後作為“榮軍”被安排在省民政廳工作。1956年，組織出面為其娶得一富農女兒管秀珍為妻。1957年整風運動，姚沒有參加鳴放會提意見，也因只讀過三年私塾，不會寫文章發表、寫大字報張貼，然平時對領導偶有不滿，提過意見，就被劃為右派。姚妻管秀珍沒有拋棄成婚一年的殘廢右派丈夫，不顧壓力，死心塌地與姚一起生活，與姚養育了三女一子。1962年姚獲改正，恢復原工作，直至離休，1998年故世。

陶渭熊（1938－）

陶謂熊，四川納溪人，幼惡政治，最喜體育，自小學至大學西南師院，不團不黨。1957年陶被劃為右派。有人謂其墮落為右派，正是不參加政治活動所致；陶自笑謂曰：“我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就遭了右派。”緣其被領袖盛情相邀信誓旦旦幫助黨整風的偉大胸懷所感動，擋不住黨組織的再三動員，提筆寫信揭發了家鄉一生產隊長期霸占某女地主姦污的腐敗行為。經核查，該隊長惡行屬實，受到開除黨籍處分。陶以“誣告幹部、反攻倒算、攻擊農業合作化運動，誣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諸罪劃為右派。原來，陶系地主成分，揭發信中行文在揭該隊長霸占姦污女性後自然順筆指其只顧荒淫作樂不領導生產，使生產下降社員生活困難云云，故有後3條罪名。陶時年19歲，尚帶稚氣，在勞動中賣力改造，感動領導，於1959年10月30日下午5時

戴傳熹（1933－）

楊春譜（1936－2008）

楊春譜，四川南充人，1955年考入西南師院。楊性格開朗，熱心公務，樂於助人，被同學選為伙食委員，負責搜集對伙食的意見並與伙食團聯繫。1957年6月初，西南師院停課鳴放，楊辦油印小報《剌》，出了一期，刊載同學對伙食的意見和建議。因刊頭畫有一杆矛，被認定是剌向第一伙食團團長李某的，而李某是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員就是反對共產黨！”於是楊被劃為右派分子。其實那杆矛不是楊畫的，是同班同學吳毓民所畫。楊沒有把吳毓民供出，代人受過當了右派分子。

林憲

林憲

李泰倫（1936－）

李泰倫，成都人，1955年從北京師院畢業，分配北京九中工作。1957年李被劃為右派，其言論有:“城市有設計院，政治上為什麼不能搞個設計院呢？”“儲安平說黨天下說得對。”“傅作義上天安門是做給台灣看的，這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手腕。”“為什麼說蘇聯科學發達就政治民主，美國科學發達就政治不民主？”“我父親是起義將領，在成都戰役中立了功,後來又說他是反革命給鎮壓了，共產黨太不講信用，騙人！”1960年，李被送勞教19年至1979年改正平反。李泰倫現從北京九中退休，仍舊吶喊：“還我人生金色歲月！”

傅萬碧（1938－）

傅萬碧，生於貴州黔江，1955年考入重慶大學。1958年春，傅被補進極右分子隊伍， 開除學藉，送四川省勞改局築路二支隊勞教，先後修過內昆、成昆、廣旺鐵路。1961年摘帽。1962年返家做臨時工。1969年文革中，“右派分子不搞反革命誰搞反革命？”遭毒打，只好逃跑，四處流浪，在貴州、雲南、山東、遼寧等地做工，修過房屋、架過橋；當過領工、繪過圖；修理鐘錶、壓面機、爛銑頭。1978年傅獲改正平反，任黔江師範學校教師、教導主任、工會主席。1998年傅退休，現居黔江。

白竹筠

【九曲澄曰】

右派平反缺乏反思。“權奴”幫同打造專制制度。憲法要在黨的頭上。白竹筠見道之言，大徹大悟。然辯論之說，未免天真，總還停留在“有什麼值得說的”階段而未臻“應該如何去做”的境界。

曹德謙（1923－）

曹德謙，江蘇松江人，1949年10月放棄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位返國。1957年曹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時劃為右派。緣其在毛澤東英文秘書林克妻子的說服下，“解除了顧慮”，寫了一系列文章，發表在內部牆報上。這些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一、列寧黨是一個地下黨，採取黑箱作業，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在執政後繼續這樣做是不對的，執政後的黨應當是馬爾托夫黨而不應當是黑箱作業黨。二、美國的民主不是吹牛的。美國工人階級代表可以參加政府。即使不能參加政府，它仍然是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國人人可以罵總統。三、共產黨在教科書中所說的，或是在憲法中所說的，與實際表現完全不同，共產黨言行不一，中國根本沒有言論自由。自由必須靠我們自己去爭取，不能靠共產黨的恩賜。

事隔五十多年，曹德謙對當年所論仍然，然對當年所行懺悔：“我不過是一個為了保命而向共產黨屈膝下跪的投降分子。我曾一系列進了三個新聞系：上海聖約翰大學新聞系，成都燕京大學新聞系，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我一生篤信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為了活命，我卻出賣良心，在認罪書中一再批判言論自由，其實言論自由一直是我心中的寶貝、心肝、蜜糖、DARLING和女皇，而我卻加以詆毀，這是我的良心債。最後，我受洗為基督徒，我需要懺悔。我永遠向林昭表示敬意。謝謝上帝，中國還有人敢拒絕‘檢討’”

陳禎祥（1937－）

陳禎祥，安慶人，其祖陳獨秀。1949年其父陳鶴年將她從香港送返大陸生活。1950年13歲的陳禎祥瞞着家人報名參加志願軍，要去朝鮮打倒美帝，不被批准，轉而要求入團，以劉胡蘭入黨年齡也不夠為理據力爭，感動團組織，匯報黨組織同意，破格允其入團。此後，中學大學，陳禎祥都是學生幹部。1957年五一勞動節，陳禎祥作為遊行隊伍的儀仗隊隊員，站在天安門東側的華表下，看到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她揮舞着鮮花．盡情地歡呼：“萬歲！萬萬歲！”此時，她激動得熱淚盈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整風鳴放開始，在北師院讀書的陳禎祥鳴放了一條意見：學校圖書資料少，新老師多，教學質量不高，建議院領導採取措施，邊整邊改。陳禎祥因此被劃為右派，其理據是：“陳禎祥給教學質量提意見是假，否定黨的教育事業是真。”“陳禎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企圖在教育戰線上打開向党進攻的缺口。”“陳禎祥，你必須老實承認，你是中國最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獨秀的孫女．你父在香港，你反黨是有意識的，你是天生的右派。”“陳禎祥對黨不滿，對黨怨恨是有階級根源的，你爺爺陳獨秀不開除出黨，你父親至小是中央的一個部長，你想上哪個學校就上哪個學校，不會來師範學院的，所以，你早就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 

陳母許桂馨，愁腸寸斷，痛心疾首，思前想後，忍淚與在香港的丈夫陳鶴年離婚，意欲徹底斬斷與陳獨秀的瓜葛，以利子女。未料毫無用處，文革中，陳獨秀在北京的兒孫全遭厄運。陳禎祥任教的中學，群眾大會上宣布她是陳獨秀的孫女，勒令她檢舉揭發陳獨秀並交出陳獨秀的照片。陳禎祥從來沒見過爺爺陳獨秀，也沒見過陳獨秀的照片，她哪裡交得出！於是對她關押、抄家、批鬥毆辱，實行專政。陳禎祥丈夫劉邵與她同校，一樣認真教學，深得校長賞識，夫婦二人與校長被打成“三家村”。劉劭不堪凌辱，自殺身亡。陳母亦遭整肅批鬥毆辱，勞動改造，受罪無窮。陳禎祥劫後餘生，l992年自費去了陳獨秀晚年生活的江津縣，探尋爺爺足跡。當她走到陳獨秀石場院簡陋破敗的老屋故居時，不禁哇地—聲哭了。足不旋踵，陳禎祥趕赴故鄉安慶，參加北京黨史學會在這裡舉行的第二屆陳獨秀研討會，會上，她聲淚俱下，傾訴種種切切。

高作純（1936－）

高作純，河北撫寧人，1957年考入北京師院中文系，寫了一篇《“整風爭鳴”隨感》，被打成右派。文章內容：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主張先發展輕工業；反對以強迫命令推動合作化運動，主張在自願的原則下推進合作化運動；反對向蘇聯“一邊倒”，主張在美蘇之間“騎牆”。高被發配到北京香山，臥佛寺一帶農村勞動改造，恰與同校同學右派陳禎祥一起。陳是陳獨秀孫女。鄭、陳原系朋友，現同處困境，相濡以沫，愛憫倍增。校領導視此為大逆不道，多次談話，屢發警告。黨棒嚴打，鴛鴦不散。1959年，鄭興被以抗拒改造的罪名送去勞教，1970年釋放。1978年高獲改正，在中學任教職，與陳禎祥重逢，然時過境遷，人事皆非，唯相對唏噓。1996年高退休，現居北京。

張宗保（1937－）

張宗保，河北承德人，1954年畢業於承德師範學校，分配在赤峰市哈拉道口區學校任教師。1957年張宗保被劃為右派，劃為右派的原因是被開除公職，開除公職的原因是在鳴放會上對校長提意見，對校長提意見的原因是：一、1955年，語文課教學中，“宿舍”的“宿”字讀音張宗保認為應讀“SU”，校長魏冠亞認為應按當地方言音讀“XU”。一番爭執，最後，依魏校長的意見辦。此時上報教育局，區校長林宗堯批評張宗保：不服從領導，驕傲自大，目空一切，不虛心從事教育工作，自以為是。二、1956年，教師集中開會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教育入鄉隨俗化的新方針。會場中許多人吸煙，煙霧騰騰，張宗保受不了，把自己座位邊的窗戶開了一絲縫。時值春寒料峭，有人怕冷提意見。區校長林宗堯批評張宗保脫離群眾，反對社會主義教育入鄉隨俗化。

1957年整風鳴放中，張宗保將這兩粒陳年舊芝麻拿來當事向校長提意見，遂被劃為右派。張宗保不服，遂被開除公職。張宗保更不服，咄咄逼問校長：劃我右派根據何在？答曰：你被開除了！再問：開除根據何在？答曰：你是右派！如此糾纏反覆，反覆糾纏，張宗保與領導都忍無可忍，以張宗保被關押禁閉着人看管後再勞教3年了結。

1978年全國右派改正平反，張宗保沒份。至2008年北京奧運前，張宗保還在上訴呼號，不惜以死抗爭，在奧運開幕時濺血當場，只要求調查核實曾是教師右派的身份，要求恢復名譽公職、補發工資。

李斌（1931－）

李斌，原名李國仆，雲南屏邊人，父李忠邦系國民黨武裝起義人員，幫助共產黨完成剿匪任務後遭鎮壓（已獲平反）。李斌原在解放軍13軍文工團工作，才華出眾，被列為青年作家培養對象，欲選送北京學習，因李父被鎮壓而取消，且轉業回鄉，安排在“一師一校”的村小學教書。李斌努力工作，四年間，將村小發展為完全小學，任校長。1955年肅反運動，撤校長職。1957年整風鳴放中，李斌提了意見，遂被打成右派。

王培津（1936－）

王培津，山東濰坊人，1951年至1953年在中央軍委工程學院學習情報，結業後，分配到北京軍委三部二局任科員。由於關心領導工作，將學院與二局作對比，提了政治學習沒有軍校組織得好的意見。1957年整風反右，領導翻出記錄，指責王自高自大、驕傲。王不服，予以反駁，與之頂撞。領導遂以不聽組織批評，驕傲自大，不承認錯誤為由，開除王的團籍和軍籍，定為右派分子。1958年王被遣送東北850農場區山畜牧場監督勞動，1961年調新疆，1979年獲改正，1996年退休，現居新疆哈密，安度晚年。

李遠禹（1933－）

李遠禹，1950年參軍，先入13軍文工團，後歸12軍文工團。1957年李成為右派，1958年被武裝押送到彌勒東風農場監督勞動21年。文革中被誣“有三部電台裡通外國，要調五千人來踏平東風農場”，受盡批鬥折磨，僥倖活命。1979年獲改正平反，參與國家十大文化集成《民舞集成·彌勒卷》的編撰。有《煉獄祭》一書傳世。開卷語：蒼天作證，歷史永記，生死莫忘，死者安息。僅以此書獻給歷史的冤死者和倖存者！扉頁印但丁《神曲·地獄篇》詩句：就在我們人生旅途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而血腥的森林中醒悟過來，因為我在裡面被誘騙入邪惡之路，唉，要說出那是多麼荒涼、多麼崎嶇、多麼幸酸恐怖之所在該是多難的一件事啊！我一想起它，心中就會顫慄、驚恐，死亦不過如此！

王志勇（1932－）

王志勇，湖南邵陽人。1956年王任邵陽祁劇團團長。1957年王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向文教科領導提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見，在劃所謂漏網右派時，被湊數補劃為右派，上報市委未被批准，但文教科仍然宣布王為右派分子，給予三降處分，放電影院勞動改造；妻子受株連被趕出繡花廠，只好去拖板車，勉強維持一家五口人最低的生活。從此全家受人歧視凌辱，小孩讀書受欺侮，不能入團，不能考大學，不能參軍，不能招工。王連年上訴，要求平反,文化革命中被以翻案罪批鬥抄家，遊街掛牌示眾。1979年獲改正，1986年因病退休。現據邵陽，兒孫滿堂。

劉浩宇（1931－）

劉浩宇，湖南平江人。1949年後劉考入新湖南報新聞幹部訓練班，分配到新湖南報擔任編輯、記者。1956年劉入黨。1957年整風鳴放中劉提了許多意見，都是針對如何辦好報紙的工作上的意見，卻被打成右派。147人的編輯部打了54個右派，編委會12個編委打了8個右派。劉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送農村勞動改造；文革中被作為小鄧拓批鬥。1979年劉獲改正，恢復黨藉、職務，調任湖南科技出版社，再調嶽麓出版社任副社長；先後組稿、編輯了《白話四書》、《白話資治通鑑》、《白話管子》、《白話荀子》、《白話戰國策》等11本書。

吳永良（1935－）

吳永良，別名麻花。1950年吳參加革命，當了警察。1957年9月，50多名警察一連三天把吳永良圍在中央拳打腳踢，迫其承認：一、罵秘書股長就是罵共產黨，因為他是黨組成員；二、批評團支部書記“貓鼠不分，竹筍不辨”，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三、看《水滸》的動機目的是圖謀仿效宋江造共產黨的反。吳不堪折磨，承認了以上罪狀，遂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1979年吳獲改正，回公安分局繼續當警察5年，在三家報社、一家雜誌社充編輯23年，至2007年退休。1997年吳退黨。1998年吳退出省作協。

吳永良著《一個退休警察的懺悔錄》一書，以“麻花”署名。吳自謂曰：“我的化名比真名更切貼：本是一棵麥穗，碾成一撮麵粉，揉成一條麵筋，炸成一根麻花。小人物的歷史亦即社會歷史，無可否認。小人物的歷史最具普遍性、真實性和研究價值。”吳書翔實生動，文字甚佳，無由出版。

王忠福（1929－）

王忠福，雲南開遠人。1957年王在人民銀行文山縣支行德厚營業所工作，因發放口糧貸款問題與區領導及糧管所產生矛盾。恰值整風反右，王忠福被打成反對黨的領導，攻擊黨的糧食三定政策的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王在勞教中乾重體力活，因飢餓不支，多次受傷病重瀕死。王所在的水圍寺有勞教人員1300多人，到62年時，死剩400餘人。王賴難友何廷忠（遵義人）、張光宗（廣東人）和場部陳醫生（宣威人）每天省下自己的一口稀飯給他於九死一生中續命。王妻王桂英賢德忠貞，撫幼贍老，歷盡磨折苦楚，不離不棄，於危難中給王忠福以活下來的力量。王忠福現子孫滿堂，居開遠，安度晚年。

李澤衡（1936－）

李澤衡，祖籍廣東，生于越南河內，三歲返回香港，後遷居昆明，就讀教會學校。1950年李求學藝術師範，學習繪畫。畢業後，分配雲南人民出版社任美術編輯。1957年，出版社以“單純技術觀點”、“不問政治”、“與黨離心離德”為由劃李為右派。1958年李被遣送至彌勒東風農場。放牛、牧馬、撐船、趕車、割草、砍樹、搭棚、開荒、辟路、除廄、漚肥、挖水井、刨糞坑、挖魚塘、抹土基、沖土牆、打炮眼、炸石頭、修水壩、挖垡子、犁爛田、翻曬場、扛大糧……腳板戳滿枯苦刺、腳跟開大裂口，用納鞋底的針挑、用麻線縫合，肩膀化膿用破布墊，滿肚子的蛔蟲，不時從屁股眼裡鑽出半截，爛衣破褲里的虱子肥肥壯。每月要寫自我認罪的“查評”。文化革命中，李受掛牌、遊街、抹黑臉、戴尖帽、披麻布、架噴氣式等污辱、摧殘，九死一生。1978年底王獲改正，原單位當年劃李為右派者當權，藉故拒絕李回出版社。彌勒縣接收李在縣文化館工作。李努力工作，於文物考證，頗多成績。李曾任彌勒縣政協副主席、雲南省越南歸國華僑聯誼會會長，現為攝影家、美術家協會會員。1997年李退休。歷盡滄桑後的李澤衡曰：“好在人世間尚存正氣，倡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的精神不會消亡。”

王鐵生（1927－）

王鐵生，上海人，1948年畢業於上海交大，1952年起執教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被打成了極右分子，主要罪狀是：污衊肅反擴大化，攻擊人民代表大會體制，讚賞林希翎以及同意儲安平、葛佩琦的反動言論。杜被判送勞教5年半，強制留場6年，期間，曾與一名餓死的勞教犯一起被拋入墓穴而奇蹟般生還。1979年獲改正，回人民大學。1992年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任上退休。王發表、出版經濟學專著、譯文300多萬字，另著有《血淚交響曲——我的“右派”生涯記實》一書。現居杭州。

羅慕騫（1928－）

羅慕騫，原名慶傑，因敬慕張騫而更名，四川綦江人。1949年羅參與剿匪支前，立有戰功；1950年入團，1953年入黨，任綦江縣糧食局股長兼一倉庫主任，深悉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之過火弊端。1957年整風鳴放中，羅以具體事實和數據批評縣長在糧食統購中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給農民造成損失，希望改正。遂被以“替農民叫囂，反對國家統購統銷政策”的罪名劃為右派。1979年羅獲改正。羅急公好義，屢為右派和其他人的冤屈奔走呼號。2008年羅80壽，得壽聯賀：

一身正氣斗邪惡，無憂無慮無悔無怨無敵於天下；

兩袖清風助善良，有興有趣有樂有歡有朋至全球。

鄭興

鄭興，雲南開遠人，祖孫三代揀煤渣、做炭巴賣錢為生，遠近皆知“炭巴老倌”鄭瞎子家。鄭興曾拜師學裁縫，1949年後參加店員工會，為新政權依靠對象，遂被安排到縣公安局工作，負責街面社會治安、不准亂擺攤之類。鄭生性善良軟心腸，難能適應，遂找了個藉口辭去公職，在縣人事科辦了正式退職手續，回到縫紉社上班。1958年縫紉社開展鳴放，鄭興提了意見，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帽子，且宣布鄭是被公安局開除的，以助實戴其壞分子帽子的正確。鄭被送農場監督勞動。1983年鄭獲改正，現退休，居綦江。

劉孟懿（1934－）

劉孟懿，四川蓬安人，1955年考入西南師院地理系。土改鎮反運動時劉孟懿曾在家鄉目睹幹部說一句“此人該殺”，就拉去殺了的事，心存疑慮不滿，故在1957年整風鳴放中一言不發，不寫大字報。未料一張匿名大字報“右派分子劉孟懿是反蘇的罪人”貼出，內容是劉平時與好友的談話，有劉對《聯共（布）黨史》“掩蓋事實、粉飾皇權”的批評。劉孟懿堅不承認，要求匿名者出來對質，匿名者龜縮不出。領導仍以劉孟懿思想反動，抗拒改造，將其劃為右派，開除學籍，遣返原籍監督勞動改造。鄉張書記在社員大會上，將劉五花大綁，迫其跪地，向社員宣布：“右派破壞我們美好生活，我們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邊說邊打用腳踩踏。1978年劉獲改正平反，在中學教書。

蔣文揚（1934－）

蔣文揚，四川長壽人。1957年蔣在重慶市紡織品公司工作時被劃為右派，送勞教，歷盡磨難，僥倖活命；1978年摘帽，回原單位；1992年退休；2007年領銜上書要求中共賠償右派損失。

蔣文揚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當年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編發的內部文件《重慶市右派言論選輯》作了記錄。該選輯以“我恨共產黨”為題，羅列未由蔣文揚本人核實承認的語錄：

“很多問題看法苦悶，有時是恨得要死，我認為共產黨搞不好事，沒有真正為人民服務，那就該打倒，共產黨亡了，中國決不會亡。”“黨只相信黨團員，我現在認為應該調一下，群眾與黨有矛盾，應該相信群眾，放棄黨的利益。”“領導上相信的人，實質上是便衣警察。”“我認為人民日報寫得太過火了，社論說有一部分人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這對‘放’是一種阻礙。今天說話的人都是有選舉權的人，口裡說要打共產黨，要殺共產黨正如母親對兒女一樣，他雖說要打、殺，實際上還是愛他的兒女。” “人民日報提出‘黨天下’不承認，應該承認，只要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嗎，不是聯合專政，毛主席他提過無產階級專政，承認嗎？不承認黨天下就是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為啥不承認這個事實呢？” “毛主席為什麼不來個‘文王訪友’，現在是鄉幹部聽村幹部的反映，區幹部聽鄉幹部的反映，縣幹部聽區幹部的反映，省委聽市委的反映，中央又聽省委的反映……。” “農民生活很苦，工人與農民相差懸殊，去年說增產，實際上農民土改時隱瞞了土地面積。去年豐收了來一個增加統購，今年不增加了，因農民反映（應）太大了。”

徐海峪（1932－）

徐海峪，曾名徐澤江、徐林，四川渠縣人。1952年徐加入中共，供職達縣政府監察委員會。1956年，徐寫信給中央監察部，舉報批評達縣某處長嚴重的官僚主義，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混世典範”之語。中央派員樂小平來調查了解，作了和風細雨的處理。1958年初，徐因此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降職降薪；1960年摘帽，1979年獲改正，1992年退休。徐善文、擅氣功辟穀，發表了大量文章，著有《農業稅收概論》、《正義在胸筆在手》二書傳世，獲“優秀公僕”、“ 全國自學成才人物”諸多種榮譽稱號，其業績被眾多大型文獻典籍收錄。徐為多家研究單位聘為特約研究員、高級研究員。徐海峪說：“人生不朽是精神”。

劉瑤章

劉瑤章，原為北平市長，隨傅作義投共；1949年後，經水利部長傅作義提議，任水利部辦公廳主任。1957年劉被劃為右派。1959年，中共中央機關和民主黨派中央機關摘帽右派142人，劉瑤章是之一。

張澤厚（1906－1989）

張澤厚，四川岳池人。張曾任左翼作家聯盟組織幹事，1939年曾加入中共，後失去聯繫；1948年在萬縣一帶為中共工作，支持華鎣山武裝起義，與其弟張澤浩等人被捕，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監獄，受盡摧殘與折磨。1949年，逃出渣滓洞的17人有張；逃出時，張身中數彈，鋸了一條腿和幾個手指。此後任川北大學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聯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委員。1957年任四川師院副教授時，由四川民盟支部劃為右派分子，還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入獄勞改20餘年。1982年獲改正，任岳池縣政協常委。1989年病故。

劉衡（1921－2009）

劉衡，女，原名胡宗瑜，湖北鄂州人。1941年劉進入陝甘寧邊區，參加中共革命，歷任宣傳幹事、文協秘書、報社編輯、師範教員；1945年後，從事新聞工作，在延安解放日報、新華總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當編輯、記者。1957年劉在人民日報記者任上被劃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認為反右派有問題, 一直被專政；1978年獲改正，恢復記者工作；1981年當選為人民日報社好黨員，1982年當選為中央直屬機關先進工作者，1983年當選為全國婦聯第5屆執委，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2009年在北京病故。劉衡有大量文章和《我的自傳》一書傳世。

陳華英（1936－）

陳華英，女，黑彝族，雲南瀘西人，1951年考入教導隊，參加土改工作，次年調彌勒縣供銷社工作。1958年陳響應黨的號召鳴放，批評黨內一些幹部官官相衛，壓製出身不好的同志，被劃為右派分子，武裝押送去開遠臥龍谷農場，再轉彌勒東風農場。勞動強度大，吃不飽，不久患上水腫病，時腫時消，消消腫腫至骨瘦如柴，無力出工，被鬥打罵。1979年獲改正，分在開遠市食品公司工作，工資低得不夠醫藥費，住房寒酸簡陋陳舊，窮困至今無處訴說。

趙維光（1931－）

趙維光，雲南人。1950年趙在開遠縣當小學教師，1957年被借調至縣委參加農村工作隊，分到高寒山區柒布底村。村民聽說工作組下鄉好似鬼子進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其它全跑到深山老林挖野菜去了。趙去村民家裡，掀開鍋蓋都是野菜。看見下農民生活如此，趙心裡打了一個疙瘩，產生了測隱之心。1958年整風中趙就說了栽田人沒飯吃，村供銷幹部不栽田可以吃飽飯，還把白米飯餵守門的大狼犬。就這一句話，趙當上了右派，月薪42元減為12元，發配農場監督勞動改造。1979年趙收到一張改正通知書。趙說：“這張改正通知書是什麼樣的政治入場券不清楚，只知道短命的死在農場有好多好多的難友啊！而今媒體天天叫喊“特色理論”，“三個代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可那20多年的悲慘歷史全成為禁區。誰敢去揭露？……歷史讓我回憶起孫中山先生說的那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陳愉林（1936－）

陳愉林，上海人。1955年陳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被打成右派、階級異己分子，送內蒙古烏素海農牧場勞動改造。陳被打成右派的理由是：傳達北京書記市長彭真的講話時煽動反黨；在向《光明日報》反映院黨委領導整風不力的人民來信上簽名。陳原系三好學生，學生幹部，優秀黨員，是真正的左派，深為黨所信任。對黨的忠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上海解放後，我當了中學學生會主席，團總支書記，後來還參軍，抗美援朝。我母親喜歡打麻將，我就到派出所舉報。三反五反，我把資本家伯父一家都舉報了。我這個人，應該說從小喝狼奶長大的。” 在肅反、反胡風、反右諸項運動中都是衝鋒在前。1957年6月5日，北外黨委派他去聽彭真的報告，回來傳達是政治任務。陳愉林完成得很好。1958年初，北大反右運動需要“補課”，以完成右派指標，遂將出身不好的陳愉林補為右派。當陳愉林拿着

俞彪文（1926－1957）

1979年，俞獲改正平反，補發撫恤金360元，其長子俞梅蓀提出應按現行標準補發，被拒絕。俞彪文有遺作《郵票上的莫斯科》傳世。

陳影（附：陳煥文）

陳影，筆名陳華東，江西泰和人，1955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機械工程系，1958年在河南省開封機械廠，因為匯報工作時與廠黨委書記意見相左，辯了幾句，書記說：“我一見到你們這些念書人就惱火！”遂被劃為右派。該廠舉凡學校出身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管文秘人員，幾乎無一倖免而被視為異類打入另冊。1965年“摘帽”。1979年獲改正，任總工程師。1984年任開封市人大副主任。1985年入黨。1988年調任開封大學副校長，領教授銜。1994年退休後終日與電腦為伍、與文字交遊。新世紀伊始接觸網絡。2008年開始在網絡上發表文章，鼓呼民主憲政。其文“我的‘五七’情結”中披露同廠工人陳煥文被劃為壞分子的情況：

“還是這家工廠，其中一個有着二百號工人的大型車間，支部書記當然就是至高無上者。他的身上老是揣着一個記事本，但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隨時隨地記錄整人的黑材料。話說1957年盛夏的某日下午，有一位名叫陳煥文的身懷絕技的八級老技工，趁工作之餘作片刻休息時，一邊手持茶杯喝水，一邊疊起一張《河南日報》煽着風去汗取涼，不料被這位書記看見了，於是掏出他那寶貝似的記事本作了記錄。不久在反右運動中，這位曾在國民政府一家兵工廠當過工人的陳師傅難逃厄運，被打成了壞分子。斯時，筆者正好在那個車間裡勞動鍛煉，參加了那次批鬥會。若不是那位書記當場拿出他的記事本宣布陳師傅的‘現行罪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當時毫不隱諱地將他記錄在案的情況說了一遍後，就氣急敗壞地宣布說，陳煥文居然敢把黨報當作扇子來用，這不僅僅是對黨的不尊重，更是典型的反黨行為。此言一出，全場啞然。”

【九曲澄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澤東說：知識分子（念書人）最臭，工人農民雖然腳上有牛屎，但最香云云。基層政工幹部類明東廠、錦衣衛人員而權勢遠大於彼。陳煥文其例或是罕有，其實貽毒全體、流毒久遠：將特務卑鄙無恥下作行徑作正常優秀光榮正確的行為大加褒獎，假作真，惡代善，丑為美，傳統的道德觀念正邪顛倒，一至於此，於今愈烈。始作俑者，毛澤東也！

將軍、學徒獄中情

我和國民黨中將周迅予的故事

鐵 流

此文首發2009年12月號台灣《傳記文學》上，是一篇記實文章。它真實地映了人性的偉大，痛斥了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歪理邪說，揭露了毛共統治下監獄的陰森黑暗，如何用犯人監控犯人與使用慢性飢餓的卑劣手段來撲殺剿滅政治犯生命，以及那些被關押的國民黨高級軍官起義後的悲慘人生……

1950年1月那天，是成都最冷的季節，也是新政伊始的日子。這一天，西門外十二橋白幔飄飛，哀樂動地，哭天震野，上千群眾披麻帶孝肅，立在空曠的田野中，為國民黨轍走時被特務活埋的四十二位烈士致哀。

四十二條生命，四十二口黑色棺材，一字兒整齊排開，停放在初綻嫩芽的草地上。被活埋的了烈士中有教授、商人、學生、民主人士和共產黨職業革命家。其中有位十九歲叫毛英才的女大學生，僅因向同學借來一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去縫裁店做衣服時，不填遺失丟在案桌上，被一個特務發疑為是共產員遭到逮捕，也在此次遇難。

戰爭無人性，政治無善惡，自古如此。

不黯世事的我，在公祭會上淚流滿面，義憤填贗，舉着小拳頭跟着主持人高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誓為死難烈士報仇！

下令坑埋四十二位烈士的是國民黨軍統局高層，執行這一指令的是剛從成都稽查處長晉升為警備司令的周迅予將軍。他是四川滬州人，黃浦四期學員，早年參加共產黨，寧漢分裂，全國清共，他幾乎被殺掉，好在西山會議派鄧演達先生力保，才倖存地活了下來。此後，他追隨蔣介石

在成都市公祭十二橋烈士那天，他正率領國民黨數千官兵，西出灌縣，溯岷江而上，向松（藩）理（縣）茂（汶）一帶深山老林里進發。根據蔣先生旨意，要在那裡堅持開展反共游擊戰爭，新委職務是川甘反共救國軍總令司。

為了支持這場持久的反共游擊戰爭，撤到台灣的蔣介石多次派飛機來空投各種軍用物資和生活用品，因此他成為川西行署執政者最大的心腹之患，威脅着新生的紅色政權。50年代末國產大片《猛河黎明》，就是以此事為背景拍攝而成；90年代20集電視片《雪震》，也說的這件事，片中的方專員就是周迅予模型。

1951年大局初定，川西行署公安廳長白天為化干戈為玉帛，曾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周先生棄暗投明，但皆未成功。時有政訓班學員范伯駒（即解放初期中共為瓦解國民黨殘餘勢力，以既往不究的統戰手段，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此班即為自首人員開辦的），為了立功贖罪，獲得共產黨相信，自告奮勇願去山裡勸降老師歸順天朝。此君原是周迅予學生，曾任成都警察局八分局局長，仗着師徒情誼數次請纓。白廳長自然高興，於是派出公安廳兩位科長帶上簿禮隨行，並有親筆修書一封。

范伯駒爬山涉水，在茫茫原始森中找了五天五夜，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了近兩年不見的老師。老師一身戎裝威風不減當年，高興地接待了這位千里迢迢，遠道而來的學生，宰羊殺雞在帳篷里擺下酒宴。席間，周先生說：伯駒，一路辛苦，先飲酒不談國事，只敘師生情誼。

待酒足飯飽後才問：伯駒，此行有何公幹？范伯駒欠身一笑說：老師，現共產黨天下已定，退守台灣的國民黨被殲滅只是早晚之事。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請老師三思。說着，從懷中取出白天廳長大扎奉上。

周迅予展信看了一遍，笑笑說：白駒，我乃軍人，服從是天職！是否棄暗投明得請示總裁。於是，轉頭吩咐侍衛向台灣發報。不到十分鐘，蔣介石先生電復：范伯駒叛黨叛國，罪不容誅，着令就地正法。

周迅予把電報交給范伯駒，范一看雙膝酥軟，咚地聲跪在地上，渾身抖嗦，不停叫喊：老師，你不能殺我呀，你下能殺我呀！我是為你好才來的啊！

周迅予不動聲色，把手一揮：執行隊給我拉出去。

不一會兒山林中兩聲槍響，完成了范伯駒的勸降任務。

隨行的兩位科長嚇得半死，木呆似地坐在椅上不知所措。周迅予不失大將風度，平靜呷口茶說：兩軍交戰不斬來使，你們回去轉告白廳長，我周迅予是軍人，是有骨氣的國民黨軍人，只能斷頭，不會投降。言畢，向身邊衛隊說：送兩位先生下山，沿途不要難為他們。

兩位科長回到成都，向白廳長報告了事情的經過。白天氣得擂桌子，破口大罵：周迅予，你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反革命分子，老子決不放過你！抓住你不剁成肉醬，也要碎屍萬斷。

接着，公安廳為范伯駒舉行了追悼大會，特設的軍事法庭，對周迅予作了缺席審判，當眾宣布判決：判處周迅予死刑，立即執行！

就是說，抓着就斃，不會再有活命。

孤軍自難成事。兩年後，周迅予部隊被擊潰，還剩下兩三百人皆換成藏裝，潛伏於森山老林之中仍負隅頑抗，死不投降，解放軍大部隊再難清剿。到了1953年夏，身為松、理、茂地區藏族頭人的索觀贏，來成都出席省人代表，有情報顯示他知道周迅予下落。共產黨將索扣押，迫其交待。在軟硬兼施和“又鬥爭又團結”的攻心戰術之下，索說出了周迅予藏身之地。公安廳立即派出一支精幹的騎兵部隊連夜前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生擒了周迅予，同時就擒的還有國軍軍長傅炳勛。

山道崎嶇，行走困難，為怕歸程閃失，兩人被捆在竹筏杆上，由幾十名解放軍輪流換抬。傅炳勛自幼練過武功，不願受俘虜之辱，在過岷江索橋時運足全身力氣一掙，束身之索斷裂成結，縱身跳入岷江殉國。周迅予沒有武功，被押解回成都囚於寧夏安市大監獄。他大義凜然抱定一死，經日復誦文天祥《正氣歌》。共產黨不僅不殺還厚待於他，住在獄中一個大單間，由兩個獄吏專門負責看管，另派兩名在押犯人侍候生活起居。每日食有魚肉，飲有高級茶葉，吸的中華牌香煙，禮遇有加，待如上賓。一月後，又用小車載着他出去參觀成都市容，看新中國巨大變化。攻心戰，厚待情，使他有所動，數月後主動向共產黨低頭認罪，交待二十多年來的“反革命罪行”。後省公安廳政訓班升格為監獄，他轉到了省看守所。自此，成天累月伏案寫坦白交待材料，

我1963年春，因涉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被關押於此，竟和他同押在一個監舍。此時他還在寫坦白交待。記得那天也是個陰風怒號，陰霾壓地黑沉沉的日子。我負銬戴鐐由四個武裝人員從西北解押回蓉，直往梓憧巷省公安看守而來。我是地道成都人，一度還是政工幹部，卻不知這兒有座監獄。因它臨街處是座公館，無武裝也沒門衛看所，只有進得門庭再拐一個彎，才見巍巍高牆，密密電網，穿過高牆一扇小門，才是監區辦公室。我在這裡辦完入監手續，領到“411”囚徒封贈，隨着個手提一大串鑰匙的獄吏，惶恐不安地進入監區。

監區分列三排，均是厚厚地磚嵌砌的平房，其牢固程度可防原子彈波衝擊。第一排監區，關押的是從海中“爬”起來和從空中“掉”下來的國民黨特工人員；第二排監區，關押的是國民黨軍級、省級以上的大員和所謂重大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第三排監區，關押的是共產黨內不知因何事而犯案的高幹，當時關押在此的是中共宜賓地區負責人劉吉挺、張西挺夫婦。

監區和監區之間有近五十平米的草坪地段，光禿禿沒有樹。此時正在放風時間，草坪上有兩個犯人在溜噠散步，他們看着我，我看着他們。須臾，一個身着藏族棉袍，頭戴藏族毛帽，腳穿藏靴的小老頭，雙手端着個馬桶從牆頭廁所處竄出來，篤篤篤小跑似地踩着草坪間那條石板路，走進第二排監區。獄吏送我去的監室就是他所在的監室，監室為16號。

監室約有十二平方米，厚重的木門對着巷道，巷道進深約200公尺

四人各有囚號，我右邊的是“958”，就是那個穿藏袍的小老頭，不言不語坐在自個兒床頭髮楞，似有無限心事；我的左邊的是“410”

這裡監規很嚴，不准講外面事，不准打聽案情，大家謹言慎行，成天默默相視而坐，縱然說話也只是些天氣與吃飯的碎語，稱謂一律叫囚號。

我是匹野馬，悶悶地呆了幾天，快憋死了。一天放風我跟在“410”身後，悄悄問：你叫什麼名字？為啥進來？

他看了下左右前後，才低聲回答：我姓張，叫張興富，張大千侄兒，原是志願軍，54年轉業回來到省運輸公司當調度。吃不飽肚子，餓得受不了，想朝香港跑，在深圳抓住，說我叛國投敵……

我岔斷：你承認了？

怎麼能承認，承認了非斃了我不可。他說，到了這裡要挺得住，讓他關。你呢？

我道：右派，在勞教隊偷米，跑得西北去流竄，混到一家煤窯去挖煤，他們清查了出來。

他聽後，注目看我一眼，沉思片刻說：按你說的，這兒不會關你，肯定有什麼大事情？聽送飯的“228”透露，最近這裡送來好幾個勞教右派，不知你的案子和他們有無關係？我們隔別監舍那個腳鐐就是勞教右派。

我立即打聽：他叫什麼名字？犯的什麼事？

誰知道，他一來就戴有腳鐐，我們便叫他腳鐐。他說到這裡故意提高聲音，向遠處兜圈的“338”喊：338，今天打幾盆水回去？

338回答：打三盆吧！

草坪上有口手壓的機井，專供囚徒放風打水回監室用於每天洗漱。他用嘴示意，叫我端上臉盆，他去壓水，藉此掩人耳目。

他一邊壓水一邊說：958和338都是上面派來監視我們的，他們每月比我們多一斤口糧。958這老頭還好，338最壞，國民黨的特務，經常打小報告，要注意提防他，吃了虧不划算。還有，你決不要去相信他們那一套坦白從寬的鬼話，叫你坦白交待就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掌握到你的情況。提訊了十幾次，每次我都咬定跑深圳是吃不飽，想都沒想過要叛國投敵。氣得他們拍桌子罵我頑固。老子就是頑固，不頑固就會取重（重判意思）。你聽說過沒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我會心一笑：知道！

338似乎發現了什麼破綻，悄悄走過來，我立即拉大嗓門：410，不要再壓了，臉盆裝不下了。他機警地轉頭向338嘿嘿一笑：338，壓這三盆水出了一身大汗，兩瓢稀飯早沒有了。你幫我們向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增加點糧食？

338不知是賣的關子，十分嚴肅認真回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反映了也不會增加。最好的辦法，儘快把問題交待清楚，判了刑去了勞改隊就吃得飽了。

410立即反齒相譏：338，你從政訓班關到現在，十多年了，為什麼還沒把問題交待清楚，還來向我賣耗子藥？

338吃了個閉門羹，嗯嗯地回答不出來，悻悻地走開去。

第二上午410去提訊，338被獄吏叫出去問情況，監舍只剩下我和958。他和往常一樣坐在自已床頭，用毛筆醮着墨認認真真寫交待。那一手蠅頭小楷，落在紙上很是好看，象書法家的字帖。我十刁納悶，伸過頭去偷看。他發現，立即用手蒙着寫在紙上的東西，驚呼地叫：不能看，不能看，這是違反監規的。

我縱聲一笑：958，這屋裡只有我們兩人，違不違犯就看你檢舉不檢舉？

他聽我一說，放眼掃了下空空的屋子，確定只有我兩人後才說：411我不是那種人，410最知道我。說着放開手，你要看就看嘛，都是些陳年老帳，不知寫了幾十遍還叫寫，唉，關了十多年就寫了十多年。寫的全是他經過的歷史事情，諸如哪一年在哪個單位，做些什麼事，上級、下級、同事是些什麼人？再有，就是外面一搞政治運動，揪斗什麼人，像胡風、阿龍、章伯均、羅隆基等，獄吏就要找他寫這些人的材料，是否認識、有無交往、直接間接？

他立馬搜索枯腸，老老實實地寫起來，至於這些材料有何作用，發揮了什麼殺傷力？他是不知道的。410說，他們是活擋案；我則認為，他們是階級鬥爭的炮彈，是共產黨射殺自巳人的炮彈。不論誰只要和他們的材料沾上邊，不坐牢也是打倒的對像。所以中共不殺他們，對他們十分仁慈，是因為需要。

我望着紙上那些與自已不相關的材料沒有興趣，轉頭久久地看着他，愈看愈覺得見過面一樣，便道：958，我好像認識你，不知在哪裡見過？

他問：你是成都人？

我點點頭。

那你認識我。他說得十分肯定。

我想不上來，坐在床沿靜靜地端詳：他，五短身材，大頭、大眼、大鼻梁，外加一雙大腳板，雖年近六十，雙目卻炯炯有神，眉宇間有種軍人的豪氣，言談舉止卻十分文雅，而一招一式快捷利落。初步判斷：此人決非等閒之輩。

他見我不說話，笑着問：認出來沒有？

我無語地搖搖頭。

他起身向風門外看一眼，確定無人監聽後，把聲音壓得極小聲說：411，我注意到你是個講義氣的男子漢。我告訴你，我叫周迅予！

我哦了聲，驚得一怔。他補充一句：聽說過嗎？

我道：何止聽說，我還追殺過你哩！。

於是，我向他講起追捕他的往事：1950年初，我們縣武工隊曾奉命追擊過他，追到灌縣不見蹤影，便撤了回去。1951年我在外西洞子口鄉九里堤村搞土改，這兒原是匪窩窩，公安局偵察科長李志強一次來村里，拿出張半身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個大頭、大鼻、大眼晴的軍官，長相英俊，一身戎裝。科長說：這人叫周迅予，成都稽查處處長，臨解放升為警備司令部司令，是十二橋的活埋四十二烈士的主凶。49年12月帶着隊伍從西邊逃跑了，有人說去了松藩、理縣、茂汶，有人又說他還潛伏在農村，現在整個川西地區都在搜捕他。你們如發現線索，要立即報告……

他聽後笑了笑道：我們到成了梁山弟兄，不打不親然喲！

我們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接着，他向我講了他如何拒不投降，處決范伯駒，以及後來被捕的經過。說得繪聲繪色，扣人心弦，也就是我前面寫的那段。

是夜，我在心潮起伏，兩手不停地在胸壁上划動，劃出了這首忘不掉的詩：

風雷激盪起蒼黃，先生抱殘走岷江。

年少隨軍追喪犬，踏遍青山逐豺狼。

豺狼未盡歸墨瀚，捍衛金甌筆作槍。

焉知十載今日後，將軍學徒聚鐵窗。

410說：“最近這裡送來好幾個勞教右派分子，不知你的案子和他們有無關係？……那個腳鐐就是勞教右派。”

“腳鐐”就住在隔別監室，難道此人與我有關係？並注意到，只要一放風，那個戴腳鐐的人打從我們監室門前經過，獄吏便要關上監室風門，更引起我的疑竇。有天獄吏忘了插風門梢栓，我猛地撲過去推開，一看，那戴腳鐐的人竟是“415”築路支隊難友楊應森。

記得1961年夏，蘇共召開21次黨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垃夫總統鐵托，又重回“國際共運”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眹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國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應將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眹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參加談論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發外逃西北，省公廳視我為案要，發出紅色通緝令被抓捕押回成都囚於比，沒想到此案竟掉了幾個腦殼。

我不但推開風門看個明白，還揮筆在紙上寫下一首放情的詩：初聞鐵鐐感心驚，不知負刑是何人？今日偷窗來窺看，方知故人楊應森。

待放風回來，這首詩不見了，我立即明白是338拿去請功了。我便使出綠林一套手腕，不動聲色把話挑明：這監室里只有四個人，最好不要你報告我，我報告你，大家和平相處為好。都是犯人，案板上的豬，整去整來沒有什麼好處？要惹火了老子，一天寫你十張檢舉，說你半夜做夢都在喊國民黨萬歲！不信政府不找你。

這一招還真靈，338立即向我賠不是：411你不要多心，我不報告也有人會報告的。

958聽後發表聲明：338，我們都是老犯，我可是個和事老，從不管閒事。你也知道，我報告寫得再多，共產黨也不會放我出去。

410知我此舉意思，便話中含刺說：大家同一個監室，何必相互殘殺。我和411都是從共產黨肚子裡爬出來的人，從不會做這些偷雞摸狗的事，要做上面准相信。

俗話說，“戳破的鬼再害不了人”。

自此338主動和我們修好，說是上面叫他這樣做，連我說夢話都要報告，一再表示，今後決不再做這些事。還說他叫賈祥瑞，浙江紹興人，原是國防部二廳一個處長，1949年隨國民政府逃難，廣州、重慶、成都，1950年自首入政訓班，參加過范伯駒的追悼會。

一次，他湖南髮妻送來一卷香煙，有多個牌子。我一看便道：這是不少人送你愛人的香煙，他一根根積下的。他眼圈一紅，幾乎流下淚水說：家裡沒收入，愛人拖着三個小孩，為生計不得不幫人洗衣納鞋，守了十多年活寡。

我聽後泫然，當即口吟一詩相贈：異鄉飄泊無親眷，已守空房十三年；育兒養女擔風險，還蓄溫暖送鐵監；湘女多情愛卻短，一線幻茫盼夫還！國共相鬥民何苦？誰不切齒恨暴殘！

自此，我們成為好友。1966年瀘州長庚宮更為西南警校，四川省看所在押老犯也來此參加修建。我們相見一面，他還保留着那首詩。可悲的是，他生命沒有賴到1973年特赦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不幸瘐死獄中。但較范伯駒為好，保全了一個完體。

經過這個小風波，958私下幾次誇我聰明，會處理事，兩顆心自然貼在一起了，他視我如子，我視他如父，關懷備至，相濡已沫，閒聊的範圍也就更寬更廣了，天文、地理、歷史，思想、人生、哲理。一次我好奇地問：958，要你當年不改變信仰，挺住活下來，現在不是元帥也是大將了？

他不思索地冷淡淡一笑道：曾經也有人和我談起這事，以為我是怕死才改變信仰。其實經過那次清黨後，我發現馬列主義那套歪理邪說在中國行不通。行得通的是孫中山民生、民權、民族的三民主義，不能是窮人打倒富人，應是富人幫助窮人。馬列主義核心是階級鬥爭，這樣社永無寧日。所以我才退出共產黨，宣布加入國民黨，跟着校長走到底，雖死而不悔。

原來他是個有信仰的老人，不是隨波逐流見異思遷的投機家，所以才得到蔣先生的信任，委以川甘反共救國軍司令，不然孤軍何以能堅持戰鬥？如果國民黨將領都有信念，決不會潰不成軍啊！

由於他年歲大，過去的地位高，共產黨又不斷要他寫材料，每月口糧不但多我們一斤，外還有一斤酥油（338沒有）。在那個年代的監獄，犯人生活極其困苦，月囚糧22斤，每天8兩，沒油沒蔬菜，餓得吞口水，這一斤酥油的價值勝過黃金。他把酥油裝在一個布套纏裹的玻璃瓶里，每天早晨吃稀飯時，小心翼翼地從床頭取出來，解脫纏線，拉開布套，扭開瓶蓋，用鐵勻掏出一點點融入稀飯中，然後依次復原。

我想如果沒有這一斤酥油滋潤他的生命，那付老骨頭早敲鼓響了。他在410和338不注意的時候，常常飛快地給我一湯勻，使得我無法拒絕。

監獄每半月打一次牙祭，一次二兩豬肉，用南瓜、紅苕墊底，各人拿自已的碗送廚房去蒸。為不弄錯，碗上貼有一小紙條，寫上囚號。958見我的碗小，裝不上墊底的南瓜、紅苕，主動把他每天早晨裝稀飯的兩個黑陶大碗，借一個給我送到廚房。誰知那貼上囚號的紙條被蒸氣衝掉了，拿回了一個略小於他的黑陶碗。

打牙祭是愉快事，他吃得不開心，邊吃邊說他的大黑碗。飯後他放心不下，老嘮叼：411，黑陶大碗能不能找回來？明早打稀飯這個小碗可能裝不下吧？我笑着，耐心安慰：958，你放心吧！廚房228說了，明天保證給你找回來。

他聽我一說，略微鬆了口氣：找回來就好了，找回來就好了！唉，411，要是找不回來又咋辦哩？那個大黑陶碗跟我四五年了，又大又深，最裝得東西，要是掉了，每天裝稀飯怎麼辦？現在這兩個碗裝不下呀！

我繼續寬他的心：放心吧，958會找得回來的。如果找不回來，我寫信叫我姐姐買個更大的黑陶碗給你。

他聽後高興起來：對對對，寫信給你姐姐，請她買一個，不，多買一個，你留個好用。

晚上睡下，他又念起黑陶碗：找不回來乍辦？天天要裝稀飯呀！411，當時你把條貼好就沒這事了。唉，也不怪你，怪廚房的228，不負責。

我只好又不停安慰：958，放心吧，會找回來的。

監獄睡覺時間長，晚七點上床，早晨五點就醒來。我挨着他睡，醒來時兩人多半聊幾句歷史。這天醒來談的又是碗：411，這大黑陶碗找不回來怎麼辦？今天早晨稀飯可能裝不下？你用個盅盅為我準備着，裝不下的叫228倒在盅盅里。

正說着，監區巷道鐵門嘩啦一聲打開了，這是廚房送飯的信號。他猛的從床上跳起來：411，快，稀飯來了！

他心裡想着大黑碗，忘了還在床上，一個大步竄下去，吧嗒一聲跌在了地上。嚇得我跳下床扶着他：958，跌傷了沒有？

他不顧疼痛，聲嘶力竭地叫喊：411，別管我，快去打稀飯！

唉，叫我哭笑不得，一個國民黨堂堂的中將，當年指揮過千軍萬馬，氣吞萬里如虎，誰知圖圍十幾年後卻會為着這一瓢稀飯，險些跌傷雙腿。是什麼原因使得他變得如此？我終於明白了漢代名將李廣，在面對刀筆吏時寧肯死也不願進監受審。

好在第二天下午，廚房228送開水時送回了那個大黑陶碗，不然我真罪莫大焉了？！一次我突發奇思，問道：958，你當稽查處長和警備司令時有沒有人請你吃飯？

他先愣了下，爾後有點懺愧地說：一天請吃飯的人太多，都由副官為我安排。我只記得有年陰曆初二，一共走了十二家，但沒有吃飽。

我有點糊塗了：席間菜不好是不？

他笑了：411，請我的都是大財東、大商家，那一家不是山珍海味，魚翅燕窩堆滿一大桌。我都得去，都得給人面子。就像趕溜溜場一樣，坐着車滿城跑，這家夾一筷子，那家夾一筷子，有的家連筷子也不動，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趕快就走了。

官場原來如此，又辛苦又吃不飽。我道：所以國民黨要垮台，你們這些當官的都這樣麼？

他對我的批評不但不反駁，還說：千百年官場都這樣，我看共產黨也會這樣。

不信而言中，今日中國不都這樣嗎？

不幾天預審員開始對我無休止的提訊，追查“馬列主義者聯盟”一事的究竟。我沉着應戰，不是言東說西，就是推說不知道。每次歸來，只要338不在場的時候，他總提醒我：411，不要亂說啊！特別不要亂說別人喲，要有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勇氣。

我說：958，你放心，我當過審訊員，知道怎樣應付他們。我是鐵嘴，休想從我口中掏出什麼。

他聽後放心地點點頭：這就對了，關鍵是挺得住，男子漢一定像個男子漢！

天氣漸漸熱起來，轉眼夏至。他見我沒有單衣，主動向我說：411，天熱了，你一件單衣也沒有怎麼辦？

我道：沒有就打光咚咚。

他笑了笑：成什麼話，我給你縫一件怎樣？

我驚了：你會縫衣服？

他道：關了十多年什麼不會？

我遲疑一下：哪裡有布哩？

他早成竹在胸說：把你身上穿的棉衣折了不就是布。

那冬天怎麼辦？

未及開口，338代我作了回答：還怕沒棉衣麼？公家會發的。

於是，我脫下棉衣交給他，他立即戴着老花鏡拆線。我作他下手，把拆下的每一根棉線纏在紙卷上。對那些半條的棉線準備扔去，他立即制止：411不能扔，縫衣服時會全用上。

大約花了兩天時間，才把棉衣線折完，然後將棉花分開收放，再後把折下的布料攤平放在床板上，用他每天裝開水喝的玻璃瓶作熨斗，燙平布料。他井然有序，絲絲入扣，儼然像個地地道道裁縫。

閒談中，我忽然想起十二橋事，由不得問：958，那活埋的四十二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停住手中活兒，老花鏡片後一雙炯炯有神的眼晴，一點也不迴避道：兩軍交戰你死我活，很正常嘛！共產黨殺國民黨，國民黨殺共產黨，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我道：哪些活埋的人有些不是共產黨呀！接着，我列舉出毛英才的例子。

他聽後毫不介意地道：不是共產黨，但她碰上了就得死。411，政治鬥爭歷來殘酷。你知不知道東北的長春戰役？共產黨幾十萬部隊圍住我們大半年，城裡老百姓沒點糧食吃，向城外跑，共產黨不讓老百姓跑，拿着槍把他們趕回來，目的是要我們部隊投降。我們咋會投降，做鬼也要當英雄！一直堅持打。每天校長（他一直稱蔣介石先生為校長）派飛機給我們空投糧食。老百姓就慘了，只能抱着肚皮餓。你知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人？他比了三個指頭：活活餓死了三十多萬老百姓呀！十二橋才死了四十二個人算什麼？我是警備司令，上峰來了命令，叫我把關在將軍衙門的政治犯全部處決，我不可能一個個去提問、去辯別，誰是共產黨，誰不是共產黨？時間也來不允許，解放軍已經打到了重慶，火燒着屁股……

我岔斷：你現在悔不悔？

他望着鐵窗外的血紅的落霞，輕輕地搖搖頭：作為軍人不會面對死屍流淚，我不殺他，他就殺我，悔是婦人之心。為了爭奪天下，秦朝大將白起一次坑趙卒40萬。他不這樣做就不能建功立業。411，一將功臣萬骨枯，自古如此喲！

我哦了聲，政治鬥爭就是你殺我，我殺你，不就為了爭奪紫禁城裡那把龍椅。漢武這樣，宋祖這樣，成吉思汗也是這樣。有人說，革命是為了解放天下受苦人，到底哪一個受苦人得到解放了呢？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興興亡亡都是百姓苦！土地改革消滅地主，把沒收來的土地分給農民，可如今農民誰個擁有土地？城市打倒了資本家，而今哪座工廠和商店又是工人的呢？無論誰打着什麼顏色旗幟，喊着什麼動聽口號，都是在為着那把龍椅。換湯不換藥，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者的痼疾！

他見我沉默不語，笑着問：411，我說得不對嗎？

我道：958你說得很對，我念首詩給你聽：歲月煙波大江東，多少豪傑濟世窮！春花一閃千層浪，人民幾曾幸福中？

他聽後沉思片刻：你寫的？寫得不錯，只是平仄有點不對稱，要是平仄對稱，就是首很好的七言絕句了，故只能算打油。

我嘿嘿一笑：我就是黃打油。

他說：重情不重工整的詩也不錯，只要堅持不懈地寫下去，就能寫出好詩。不過這些詩只能留在腹中，不能留在紙上，要不他們會說你思想反動。

我點頭，認可他的看法。

於是，我們的交往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言詩。

監獄逢星期日吃兩頓，定量標準不變，免去早上稀粥。一次上午9點，一次下午4點，中間相距6個小時。上年歲的人經不住餓，每到周日他便將上午那頓飯分兩次吃，留下一半放在瓦罐中，用毛巾裹上捂在被蓋里保溫，待中午12點後再吃。

那天天氣特別好，陽光從鐵窗里射進監室，光線明亮，日暖風清。吃罷早飯，338照例床酣睡，410仍在監室里屁股大一塊空地上走去走來。958坐在床頭為我縫製單衣，我陪他把棉花搓成條，再從棉條中捻出絲絲細線，然後把捻好的細線放在被蓋上面，用時由我去抽取。戴着老花鏡片的他飛針走線，認真地做着活兒，使我感動至極。這場景不禁想起孟郊的詩：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幼失慈母，少年零落，剛步入青年即淪落囚徒。一生愛少恨多，沒想到此時此刻，一個陌生的老人卻給予我無限的慈愛，能不動情？竟然忘記這兒是冷酷囹圄，關豬仔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不幸之大幸啊！

他一針針地縫，一線線地織，縫下的、織下的，是人間的愛，一種偉大的人性之愛！很難相信他是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更難相信他是十二橋活埋四十二條生命的執行人？

單衣快縫製好了，還差最後幾針。他縫累了，仰起頭，取下老花眼鏡，舉起乾瘦手掌，輕輕柔着疲憊的眼晴，向我吩咐：411，你上床給找條線來，這幾針就完了。

我高興得像個猴孫，一步跳上床，用力抓起被蓋，忽聽他手拍床沿，大呼大叫：天喲，411，我的飯呀！411，我的飯呀！

我立即住手，好在未把飯罐拖翻，即寬慰道：958，還好，飯沒有倒出來，怪我大冒。

怪你什麼喲，沒倒出飯就好。他說：我的針哩？我的針哩？

原來，他一拍床沿，把針拍掉了。東摸西看，費了好一陣工夫也未找上針。他急了說：411，你眼晴好，快來幫我找找針。

一根針，一根比頭髮略粗的針，這一拍竟不知去向。我從床上找到地下，地下找到床上，抱走被蓋，掀開草蓆，爬着找，跪着找，站着找，蹲着找，就是找不着。

我無可奈何道：958，找不着呀，怎麼辦，你換一根行嗎？

411呀！他的聲音好像在哭：這是監獄又不是家裡，哪有換的喲？這根針還是932走時留下的，跟着我三年多的時間了，只要一查房我就緊張得不得了，不是藏在馬桶下，就是沉在水罐里，生怕他們搜去。你怎麼知道喲，411，要補衣服，沒針的時候我只好用筷子磨，要磨幾個月才磨得像根針呀。沒有針好不方便啊！你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你的衣服還沒縫完喲，不能就這樣穿上嘛。

他說得淒切，動情，聞之不忍。我不知一根針在監獄裡是如此寶貴稀罕，正如男人不知女人生孩子的痛苦一樣。為了不使他失望傷心，我不停作保證：958，你別急、別急，我保證找上。

為了找上這根針，我和他折騰了整整三個多小時，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卷草蓆，抖鋪草，最後終於找上了這根失落的針。當我把這根失落復得的針交還他時，他高興得快流出了眼淚，不停地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穿上他縫製好單衣，驟感一身涼爽，馨肺透脾，好不快活。他笑着，戴上老花眼鏡細細地看了半天，右瞧左瞅，前觀後贍，十分歉意說：要是下次再縫，定比這件縫得好。

我樂呵呵地笑着，像個小孩，不停地感謝：很好很好，謝你了958！我永遠會記住你。

不久，“馬盟”一案落幕，難友楊應森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陪場”人，離開了第二排監區第16號監室，自此再未見着他。18年後的1980年歲末，我“改正”回到成都日報社，曾以記者身份打探他的下落，獄吏告訴我1973年他特赦，安排在外西馬家花園養老。我去馬家花園打探，說他三年前就走了……

我沒有見着他，永遠沒有見着他，但留下這難以逝去的記憶。

那恐怖的一幕——至今憶之仍不寒而慄

黑 牛

五十八年前的仲春在這米軌鐵路盡頭接連黔省的Z縣，西門外一條貫通南北的龍華路，米軌火車站就在龍華路的北端。這條路雖在去歲被火攻去近四分之一，失去往日車水馬龍，潰退的國軍散兵游勇，軍官太太，逃亡財主，商賈雲集的景象，但畢竟是西南局由渝入滇的唯一公、鐵路樞紐，仍不失人來車往的繁忙、熱鬧，只不過美式大沿帽、旗袍絕足跡，滿眼是灰、蘭、黑三色，夾雜着頭戴“八一”軍徽黃衣大漢的身影。這一天在火車站北一大片長滿荒草的平壩子，靠西邊朝東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台子，上方橫幅四個大字“反霸大會”，右邊條幅紅布上：“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左邊的條幅：“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台子兩邊貼滿諸如“堅決鎮壓反革命！……”一類紅綠標語。開了好幾天的全縣農民代表大會，這天農民代表們准十二點整隊入場，台下坐滿了黑壓壓的一大片。靠農民代表的南邊坐着駐專區炮十五師的文工隊，身着軍裝的男女隊員們整齊的坐在草地上，接受階級鬥爭的教育。

剛滿十四歲的我一個月前由南區調往縣稅務局工作，我被抽出參加農代會的服務組，今天的大會我負責南邊維持秩序，緊靠會場周圍有縣公安局的公安戰士執勤站崗。外圍有炮五十團的一個排警戒，事前我們就知道今天是全縣鎮壓反革命的第一次公審鎮壓大會，處決四十二名惡霸、特務、一貫道、土匪頭子。領導布置參與大會的人員，一定要把這個大鎮反的頭開好，絕對不能出任何疏漏，嚴防敵人進行破壞。

大會由縣委宣傳部長兼公安局長主持，宣布大會開始在口號聲中由炮十五團的戰士將近七八十名惡霸反革命分子押入分兩排站在台前，接着由開明士紳劉雨蒼向農民代表大會認罪，願把所有家產貢獻給人民。他的話音剛落，主持人即講：“他不是貢獻給人民，而是賠償人民的損失！”緊接着鬥爭全縣惡霸潘子笏，五花大綁地跪在代表們面前，控訴的代表們說不上幾句話，幾個大漢擁上去就是一頓暴打……不知什麼時候幾個人把潘的小老婆也揪出去跪在他的旁邊。突然，幾個代表躍然而起衝到她面前，她的上衣被撕下來，露出了白白的上身，人們還來不及弄清這幾個代表要幹什麼？！只見一個代表亮出明晃晃的的利刀在陽光下一閃，一聲撕裂肺腑悽厲的慘叫震憾着會場上空，一對飽滿的乳房滯着淋漓的鮮血跌落在草地上，她當即昏死過去。空氣好像凝固了，會場上靜得出奇，剎時，會場上就亂起來，驚恐的、慌亂的、悲愴的、尖厲的叫聲不斷迴蕩在會場上空。我呆若木雞，腦子一片空白，對於當時少年的我更是極為恐怕。我下意識地盯着前面坐在草地上兩個女兵白淨的雙手緊握在一起不停地戰抖着……組長走過來問我：“小鬼，你怎麼啦？”我驚恐的望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以後我都處在恍惚迷茫中，不知是那位法官宣判了四十二個，不！是四十三個的死刑，只記得判詞的最後兩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由炮十五團的戰士把這四十三名死刑犯連拖帶拉到離會場百餘米荒壩的北邊邊延，齊射的槍聲過後。不少農民代表蜂擁着向執行現場跑去，我轉頭朝縣稅務局機械的走去。當我回到縣稅局二樓靠街的宿舍坐在床上，面對窗子很久很久……直到街上喧鬧、雜亂的腳步聲、觸動了我站起來朝窗戶走去，使我又一次的震憾了……幾天后我才聽說當活刮突發時，主持人也弄得手足無措，就近電話請示地委、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答覆：“既然是這樣，那就殺吧！”在近一年的剿匪戰鬥中，我也經受過血與火的磨鍊，也從未有膽怯過。難道那個潘的小老婆罪惡比之潘還要大嗎？即便大判死罪就是了，何況小老婆是無辜的拉來陪斗已是無人性了，而在大庭廣眾之下行此絕滅人性的活刮酷刑，我實難找出答案，從此我把這恐怖的一幕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一九九八年經過三災八難活下來老戰友們相聚在專署所在地，談起往事都不禁老淚繞橫，傷心不已。當年主持續反霸大會的老部長已是七十七、八歲的老人，那次大會後不久即調去省黨校學習，不知什麼莫須有的問題被開除黨籍，撤消一切職務。去一所中等學校教書。直到文革後才平反。談起“活刮”之事老部長陷入深沉的追思之中，大家心頭都沉甸甸的……新中國成立後本來有一個好的開端，但都被毛的專制暴政斷送了，前三十年把中華民族推到了危亡的關頭……

“老部長，那次鎮反大會後的事，你可曾知道？”打開藏在心底的閘門，我突然問？

“什麼！小趙，以後還發生了什麼？”他頗為驚異地問，我就將站在窗口親見農民代表返回駐地的行列中；一些代表手中拎着印滿鮮血的白布，白綢包着的人心，那被處決的四十三名犯人的心都被挖出來了，圍坐在老部長周圍的人又陷入極度的沉悶中……此時我想起文革中毛所推崇的“水滸”被譽為最革命的李達，原也不過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痞子，輸打贏要的無賴，殺人不眨眼，食人肉的魔鬼。

                                         2009年11月28日

尋訪老右派、大右派彭瑞林

丁振海

荏苒光陰，生世飄搖，到2007已經反右派五十年，想寫點文字，讓後代人知道殺害和奴役300余萬右派的血腥歷史，因舉國皆一片報喜聲為貪腐分子頌德使之有恃無恐。數次投寄香港《明報》《星島日報》《爭鳴》均杳無音訊。信件稿件肯定特工人員查扣了，幸有《往事微痕》，難友間傳閱很有傳世價值，切身親歷擬錄以供覽。

常思念良師前輩，五十年來相繼作古，有人生前說：“我不久將去見馬克思”，我持懷疑態度並質疑，馬克思能接待你嗎？紅寶書的前言明明寫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的、創造性的、全面的繼承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你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沒有摘帽又沒改邪歸正，上面坐着馬、恩、列、斯、毛五位先賢；馬、恩打算接待，這些人都是他們的學生都是好人；可是列、斯、毛斷然不同意，不承認他也，三人殺的人、害的人、是殺害錯了，即3：2、少數服從多數。你想見，沒有門！

我多次尋訪古人宅屋，人去樓空早已易主，到民主黨派大樓（八個民主黨派的市委機關，還不如一個街道或鄉鎮的辦公大樓）查詢，竟不知他們的先人前輩，更不肯告他們子女何處。但我的印象栩栩如生，宛如章太炎、張蒼水紀念館裡的臘像仍在同我講述：

彭瑞林：浙江省級幹部大右派，沙、楊、彭、孫排列第三位行政老八級，是虔誠的共產主義者，在國民黨監牢坐十八年，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到杭州來劃的右派，農場改造比我年輕右派干的活兒重，每天佝僂着身子——他告訴我是江華（省委第一書記督下來的），在田頭雙手抓的一團團糞撒到一棵棵根上，住的棚屋裡全是糞騷臭味，只有我等難友嗅以為常才能適應。我的胃口奇大，十六兩秤的定量每天有熟食二十兩（包括瓜菜代），只夠一餐吃個半飽，進我肚子叫做老虎舔蝴蝶；於是常常去彭老農場（天目山脈周邊幾個縣辦了幾十個勞改，勞教知青農場），相距在10-20里之間設計得很好。（一）對知青作反面教材，重活髒活由右派干，有小青年不聽話，礦石機收到敵台廣播在悄悄傳聞，亂說亂動者就與右派一樣改造；（二）又分派成份好的知青監督右派名曰三紅保一黑），去求施捨，當然逢天氣好，下班收工後月上柳梢照我夜奔，我在平山農場他在潘畈農場，只需走羊腸小道翻三座小山能近一半路。彭老胃病嚴重吃得很少卻干髒活重活，屋內有很多可吃的東西，這些是他吃剩或從田頭揀回的“小蘿蔔小蕃茹之類，我飢不擇食，凡生的熟的都放進嘴裡盡我吃個飽，還要如拼命三郎石秀一樣打個包裸背在肩帶回，我雖是花崗石腦袋，但還是分一些給摘帽右派姜紹禮吃，那年頭我未患浮腫病能活下來，彭老恩賜永不忘懷。

1977年老祖宗已死了一年多，此時我改變了身份——摘帽右派調在絲織廠干苦力拉板車，常去他住處拜訪（適時住太平洋電影院對面明湖池浴室後的平房又黑又破）彭老常常懷念兒子在黑龍江火災搶險而牲犧，先進事跡不得宣揚，烈士名榜不能上，說到這時，兩行老淚汩汩流下，用衣角擦着破眼鏡片痛恨是自己害了兒子。我卻只顧吃他桌子上從山東拿來的山楂果。 旋即他到裡屋拿出一本小冊子，是中央黨校刊物。

“小丁，給你看一份材料，是耀邦的講話。”彭老欣喜地說。

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的講話，據說“人民日報”新華社不給發表，只能以學術動態名義發表在內部刊物上，內容主要是“人心為上”關於冤假錯案的講述，我被這關繫到自身命運的話吸引住了，清晰地記得原話“我們要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那時沒有複印，彭老的房子又很黑暗不能抄錄。

我興奮地說：“彭老，按這些話若能實施，十年是指文革，二十年是我們老右，三十年不是輪到胡風了嗎。”

“嗯，耀邦有膽識，完全有可能但阻力重重嘍”彭老說。

“那你這老八級幹部補發很多工資呢？”

“如有這一天，我完全繳黨費。”

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的胸懷，已經當了二十年右派，無怨無悔，令我這個小黨員小右派感慨涕零。正在說話間湖濱派出所一位民警盛氣凌人走到他門口，打量我們（三個右派——大右彭瑞林，中右姜紹禮，小右算我），從頭看到腳，到沒有帶走去所里問詢，他整了一下大蓋帽說：“喂，哪位叫彭瑞林。”

“是我，請問你找他作甚？”

“你兒子有支獵槍，今天必須繳到所里來，喲！齊奧塞斯庫要到杭州來聽懂嗎？”虎視眈眈，其架勢在告訴我們不這樣不足以體現人民警察的威嚴以震懾階級敵人。

“是，聽懂了，我一定叫孩子回來就繳獵槍”彎着90º腰唯唯諾諾。啊，二十年的農場改造，一個抗日老八級幹部改造得如此馴服，功歸於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航手毛澤東。

民警在文革時皆如此，我為耋耆之年的老奶奶將我拉扯我成人相依為命生病在床不起，日夜盼望我這個光棍不孝孫子能在她床前為她送杯水餵口粥哭泣得雙眼張不開，我只得在農場董書記面前哭了三天（同期間，醫大兄右任君也是母親病與我同時請假），任他董書記指着鼻子罵：

“我操你姥姥，這事兒，那事兒，你們有什麼樣吊事兒，要請假沒門，最後看我兩哭得傷心打動了他，竟然笑了起來：“看你兩小子，到挺孝順的，誰叫你們當右派來？好好的人不做要當右派，我操你姥姥。”聽完挖苦和謾罵各人准假三天。

我到了家，奶奶見我穿着草鞋立刻哭了起來，淚如雨下，剛剛坐定，還未喝杯水，治保主任帶着民警就進來，先搜查我的挎包（還是部隊發的）然後對我問話：“姓丁的，怎麼隨隨便便回杭州來？”

“自己的家為什麼不能回來，我有請假條！”儘管民警很兇，我可沒有彭老那樣順從，但又無奈，因為假滿了還要他們簽字回去銷假。如倒霉遇到這三天裡出現反標則來取我手印去核對。

民警又惡狠狠說：“你戶口已遷到農場，已不是杭州人了，懂嗎？”

唉，有家難歸，報國無門。

楊思一，付省長，四大右派排列第二，是浙東新四軍縱隊金肖支隊主要領導，其夫人張文君是發展我黨員的政審組織幹部，（四位女幹部中的胡漠、翁惠珍也劃上右派完成50%，）楊在病床上看到浙江日報通欄標題“沙、楊、彭、孫大右派”的偉大勝利大笑而咽了氣，從另一意義上講，他是幸運的，免除了二十二年的磨難。

沙文漢，省長，沙、楊、彭、孫排列第一，病重時宣布摘帽，只點了一下頭就含恨張着眼停止了呼吸。未能當上摘帽右派。妻子陳修良是南京上海地下黨主要領導人與潘漢年（將岳丈的全部財產獻給革命事業）一生為黨戰鬥，到頭來落得悲慘下場的被整者，而一群整人者因整倒了為維護黨紀國法而掃地出門；整人者升官晉級，為自己營造了幸福逍遙環境，成天由美女陪伴打麻將（就是上班辦公），陪洗澡擦身，哪個小女孩敢不依，有的本來就是父母被劃上右派淪後可教育好的子女已感恩不盡。

統戰對象，定為老右派大右派有：

馬文車，國民黨西北馬家軍的高級將領國民黨寧愛省長，起義後為投靠共產黨，將西湖邊玉皇山下萬松嶺小老婆的別墅獻給政府，只給他安排了一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杭州市分會的副主席閒職，苦學馬列主義，特別背熟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相信  肝膽相照而中了“陰謀”，一幢別墅白送落得個大右派；

杜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層人士，與李濟深交厚 ，任中華民國浙江省民政廳廳長，起義後只安排喪葬事業委員會主任，杜老還是佛教協會主任，每天在一個缺德少才不學無術，只顧玩女人斗大字僅識一升的馬培龍〈三八式〉一個名為總幹事的身邊坐冷板凳，也中了陰謀。一天，我在小營巷〈毛主席到過的聖地〉公廁相遇，見四下無人，我尊敬地問地：

“杜主任，你怎麼全家右派——兒子與我同部隊下來考入北大劃右，女兒女婿群眾藝術館全劃上右派。”

他回答：“是的，你是小共產黨，也要當心”他哪裡知道我調到幹校比他。早就在學校劃上第一個右派打翻在地了我記牢這一天是國慶差兩天即九月二十九。只瞞了他罷了。

我再問：“聽說毛主席得了大病，內部健康公報也出了，你可知道？”

造遙造謠，要殺頭的。他連忙向小弄堂跑去。在國民黨官場幾十年，與黃紹雄，沈鴻烈，陳儀，上至將介石、張治中、陳立夫、陳果夫交往多年， 一頂右派帽子把他駭得如此驚惶失措，由此可見反右的威力。

陳石民

以上馬、杜、陳、宋本是好友深交，攝於互相檢舉揭發批判口誅筆伐反目成仇，直到報紙公布都是大右派才知道上當中了陽謀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夥。從此雞犬之聲相聞，過門不入，彼此都破帽遮顏過鬧市，泥菩薩過江。

那時候許多學生揭發老師，唯我一字也不簽，同一時期邰燕祥看看苗頭不對要着災了，連忙寫了長詩“大人先生們……批判率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鄧友梅上台揭露劉紹棠，從維熙反黨罪行。我浙江老前輩陳學昭見大事不好，連續寫了幾篇批右的文章，我特地追到她赤山埠的別墅問她，為什麼提批評建議的文章下轉180º成了歌功頌德。”成了胡風說的“刀子”，她說：小丁，犯怪、犯怪，勿好哉，趕快退，勿好哉。原來，彭柏山向她透了風（彭是華東局宣傳部長）她知道不妙，案頭放滿了自己的文章。

一天，我的校長戈德（三八式少有的知識分子〉叫我看看報紙，指着邵燕祥和陳學昭的長詩和雜文，笑着說“這些人，也是想僥倖過關，逃得掉嗎，名單就定好掌握在如來佛手上。”

這位戈德付校長兼付黨委書記，我打心裡為他不平，劃右前是秘書他告訴我，大學加入地下黨，參加新四軍，一次隊伍打散，他躲在一個山洞裡餓了七天，快不行了，爬在洞口曬太陽，遇見一位貧苦女孩上山砍柴，他用身上帶的銀元與姑娘換煮熟的蠶豆吃，在農民幫助下找到了部隊，這十五天離開部隊的歷史一直是不得重用的理由，雖是行政十四級幹部，其能力都比歷任市委書記強，精通英語、法語，但從未安排正職，黨校副校長，人事局、教育局，凡任職部門都是副職，而他為了表現自己的忠貞苦學毛著，始終續《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將關於改讀如何，六條標準深領神會，全校揪出右派12.4%。

戈德啊！我尊敬的副校長，你背着內控直到壽終瞑目。

啊，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斯主義者毛澤東啊，你真行，叫後代人歷數你的功勞，還是歷數你的罪狀？你上得井崗山，就將王佐、袁文才除掉；亡命到了陝北又將那裡的領導排擠，人家為你有吃有穿有窯洞住，你就奪高崗、習仲勛的權，逼張國燾死在異國，逼陳獨秀含恨而死，李大釗若不是張作霖殺害，也會被你幹掉的，殺彭德懷、賀龍、劉少奇拍馬屁讓你登上帝位，死得活該。重慶談判那回兒戴笠要殺掉你，是民主黨派將你保護得以脫險；起義將領都想斬盡殺絕。如果真如你的接班人林彪呼喊的“萬壽無韁”，三年搞一次整人殺人運動，中國還有精英嗎？中國將退到原始社會洪荒年代，你的第二癖好是玩女人，楊開慧關在長沙牢裡你不救就在井崗上玩上賀子珍；建國後數百名少女讓你糟蹋了。可惜天不從你願，只八十三歲就壽終正寢了，而被你打翻在地倖存的人，九十高齡多的是呢，嗚呼！ 

寫於2009年9月9日

通訊處：杭州市下城區環西新村17-26-502室

電話：0571-85172638 手機：13067858125

為“右派”身份被“改正”三十年作

姚永年                 

查《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書對“右”字的註解（2）：“政治思想上屬於保守的、反動的。如：右傾；右翼。（3）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簡稱。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辭海》一書在五十年前出版，仍然沿用五十年前的政治術語，並不奇怪，因為這時的右派分子尚未得到“改正”（也就是平反），他們在政治上仍屬於“故人”。

由此看來：右傾、右派都是政治術語，都屬於政治學的範疇。而這一術語僅中國所有，而且是近代所有，和外國、古代並不相干，這倒有點特色，並且符合近代國情，也可說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產物。

據我所知，在中國現代史中，首先起用“右派”一詞，源於1924年6月，那是因為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如：鄧澤如、張繼、謝持，他們首先發難，攻擊並反對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

鄧澤如等藉口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設有黨團，主張國民黨內“絕對不宜黨中有黨”。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這些人被稱之為國民黨內的老右派。以後到了1926年，國民黨內又出現以戴季陶為首的新右派。以上這些除了學習過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知識分子外，廣大群眾是不太清楚的。這是“右派”這一名詞開始出現。

過了三十年，在中國共產黨整風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向黨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當時黨中央主席毛澤東認為他們意圖顛覆共產黨執政的權利和權力，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說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派”，說他們和黨和人民是處在敵對地位。因為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是中共黨員，就被定為黨內右派，開除黨籍，並且不准翻案。由於共產黨是掌握政權的黨，有極大的威望和權力。所以全國人民為着保護自己，有的人還想藉機向上爬，群起痛斥右派分子，並把這些人和地、富、反、壞並列稱五類分子。因為有着黨的領導，廣大群眾的響應，這一次所定的右派就為世界和全國人民所熟知。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黨中央為全部右派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作了改正，恢復了他們的政治名譽、恢復了黨內右派的黨籍，在此後的三十年，才漸漸被人們所忘懷。

現在，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我國己經沒有開展什麼大的政治運動，於是人們漸漸淡忘過去流行的一些政治術語，而熱衷於市場經濟的競爭學說，這當然是好事。近百年來，中國處在武力和“文化”的熱斗中，中華民族已被折騰得喘不過氣來，盼望着和平、寧靜。我們除了要忘卻，但又不能忘卻過去那些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心靈創傷之外，還應該總結歷史的教訓，為什麼在中國這片大地，總是不能寧靜、不能給人民帶來安居樂業、人們期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賴以養家活口，並力求社會公正、公平，給人們在競爭時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2009年1月7日

好想好想去勞改

陳仁德

說來好笑，那時在我身邊竟然會有許多人渴望去勞改。你不相信，好，讓我慢慢告訴你。
    先給你講一個張毛子的故事。
    1965年秋，四川忠縣的幾十個知青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離開縣城到農村去幹革命。說是知青，其實文化最高的就是初中，最低的連幼兒園也沒有畢業。張毛子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16 歲，淺平頭，大眼睛，小個子，念兩年小學後就在城裡閒呆着，一下也成了知識青年。
     縣上給這群知青精選了一個最適合幹革命的地方，那就是海拔1600米的精華山，那裡懸崖峭壁險不可言，山上儘是茂密的叢林，方圓數里不見人煙，他們將去那裡創辦一個林場。
    知青們進山的第一天就全部傻了眼，他們都才十六七歲，不知如何去面對那裡的惡劣環境。
    在一座已經廢棄多年的老土屋裡，知青們開始建設自己的家園，他們從山上砍來許多樹枝（反正山上的樹枝多的是），樹幹一頭伸進土牆裡，一頭架在地上，然後把長長短短的樹枝縱橫交錯架成床的樣子，再用篾條綁起來，便有了賴以安寢的床。那些床首尾相連，七彎八翹，樹皮一塊塊暴露着，樹疙瘩凹凸不平，當時被命名為 “革命床”。由於屋小人多，空間不夠，他們還不得不把‘革命床’綁成上下雙層。接下來開始在山上墾荒，把樹砍掉，挖出樹根，清除各種交相纏繞的藤蔓，整理出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這是異常艱苦的勞作，可是年輕人們不敢叫苦，因為他們是在幹革命，是在鍛煉紅心，是非常光榮的事業。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由於伙食越來越差，勞動越來越苦，革命激情便慢慢消退了，最讓他們沮喪的是，他們在精華山山頂上發現了一個勞改營。巍峨的精華山頂上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勞改營，那裡山深林密，道路崎嶇，野獸出沒，是關押犯人的絕好地方，犯人一旦關進去便插翅難逃。大約從五十年代起，這裡便開始了勞改營的建設，先後設了七個勞改中隊，合為一個勞改大隊。勞改犯們從全省各地押解來，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將精華山頂建成了一大片美麗的茶園。
    知青林場的邊緣靠近勞改農場，在一個叫鞍子坪的地方，勞改犯們經常在山上勞動。同樣在山上勞動的知青們有一天忽然發現了另一群也在勞動的人，過慣了荒無人煙的生活，雙方都感到了一絲新鮮。知青們發現另一群人背後站着手執鋼槍的人，刺刀在陽光下閃光，才知道那是勞改犯，而自己是響應領袖號召來幹革命的知青，心裡也就有了一點點光榮感。
    但這種光榮感很快就被打碎了。
    知青們的伙食越來越差，已經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然而他們發現，勞改犯們居然一日三餐有保證，至少有紅苕吃，實在不行也還有糠粑。勞改犯們進食的十分熱烈，他們七八個人蹲在地上圍住一個大木盆，盆里裝滿了熱氣騰騰的紅苕，七八雙筷子你來我往直往盆里伸，隨着一陣陣狼吞虎咽，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音，痛快極了,也讓知青們羨慕極了！
    不久知青們又發現，一部分勞改犯過一段時間要去山下的精華場上挑東西，在場上休息時，那些傢伙居然還要去小食店裡吃小面，知青們站在旁邊看着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只有偷偷咽口水。原來勞改犯每月還有幾塊零用錢，天啦，多麼令人羨慕。
    張毛子看得眼睛發出了綠光，一天，他忽然大叫一聲：“日他媽，我寧肯去勞改！——我——要——去——勞——改！”
    他的家庭出身好，是城市貧民，憶苦思甜時她媽一語驚人：“解放前我受壓迫，18歲還沒有穿過褲子！”這樣的苦大仇深，誰也不敢把他怎麼樣。
     旁人對張毛子說：“你又沒有殺人放火，憑什麼去勞改？”
    這小子就大聲吼叫：“那我就要殺人！——我——要——去——勞——改！”
    沒有多少人敢附和他，雖然很多人心裡也羨慕勞改犯，羨慕紅苕和小面，但是畢竟知道勞改犯是壞人，是階級敵人，不能隨便當的。
    張毛子卻不管這些，一天就叫着“我要殺人！我要去勞改！”
    這事被上級知道了，來人將張毛子狠狠批評了一頓，叫他不要忘本，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在山上好好幹革命。誰知張毛子不聽教育，來人一走就又吼起來：“我要殺人！我——要——去——勞——改！”
    上級怕影響不好，正好雲南鐵路局來招工，就把張毛子推了出去，張毛子意想不到竟一下過上了比勞改犯還吃得飽的日子，這是後話。
    知青張毛子的故事就講到這裡。下面再講一個貧下中農想勞改的故事。
    也是在精華山下，有一個顯周公社，那裡的大雲大隊第四生產隊在1969年7 月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打死知青的事件。知青的名字叫馬紹成，外號馬兒，年僅16歲，是當年從重慶南岸下鄉插隊來到這裡的。
    事件發生時，馬兒和幾個知青一起在大雲四隊知青“雞公”那裡玩，忽然聽見一陣接一陣的吹號筒的聲音，伴隨着號筒聲是貧下中農大喊“捉特務”的吼聲，他們聽說要捉特務就來了激情，全部跑出門去，也想去捉特務——他們是聽着“捉拿美蔣特務”的故事長大的一代人。誰知他們一走出去就被蜂擁而來的手執木棒鋤頭的貧下中農包圍了，原來貧下中農要捉的特務就是這幾個知青。
    這時手執棍棒器械的貧下中農越來越多，附近幾個村甚至旁邊新立公社的人都來了，少說也有幾千人，把幾個山頭都站滿了。幾個知青嚇壞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想躲也躲不了了。貧下中農們舉着棍棒一步步逼近，終於劈頭蓋腦的打了下來，知青們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很快就被打得血肉橫飛，倒下地去。正是火毒的炎夏，知青們的血灑在山嶺上，一會兒就被曬乾成了黑色。
     如果要詳細敘述這場血案的全過程，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今天就不講了。總之，馬兒16歲的生命就在那一天永遠結束了，“雞公”和另外幾個知青被打成重傷，當村里一個姓黃的好心的民辦老師組織人將傷者抬上擔架時，“雞公”的身子被抬了起來，而腳卻留在地上，只有一點皮肉連着。
    這件事情的最後結局是，大雲五隊一個姓黃的隊長（那裡姓黃的特別多）被說成是兇手判了五年徒刑，關進了精華勞改營。誰也想不到，黃隊長從此就擺脫了飢餓，天天可以吃紅苕和糠粑了。
    顯周公社大雲大隊到精華山只有約40里，大雲的貧下中農經常要到精華山上去打柴，他們有機會經常見到黃隊長，令他們驚訝而且羨慕的是，黃隊長比起以前身體明顯長好。特別是看到黃隊長大口大口吞咽紅苕的激動場面，更是令人動心。
    偏有一些“革命群眾”，認為黃隊長是冤枉的，居然去公社張貼標語：“強烈要求黃隊長回來抓革命促生產！”這些消息傳到山上，黃隊長聽說後不禁一陣苦笑，叫打柴的鄉親們帶個口信回去，說“不要提那些了，這裡好得很，在家裡也是幹活，這裡也是幹活，我們本來就是幹活的人，還怕勞累嗎。再說，在家裡再累也吃不飽，這裡累吃得飽啊，勞改犯們在山上開荒種的糧食多得很，又不像我們生產隊要上交公糧，紅苕吃都吃不完，而且這裡的房子比家裡不知好多少,又能避風又能避雨,還很堅固,家裡的房子好破爛哦,風一吹就搖晃。我才不想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呢。五年過了我還可以留場就業，我回家去一輩子也莫想就業。我就安心在山上勞改了。說個老實話，要是早曉得，我寧願早點犯法來勞改。”
    黃隊長的“幸福生活”使山下的不少貧下中農看到了吃飽肚子的希望，真的有人想去勞改，這和幾年前張毛子大叫“我——要——去——勞——改！”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張毛子是知青，而這些是貧下中農，在勞改營里則是另一番景象，一些即將刑滿釋放的人用心良苦，竟然想方設法去違反監規，或者蓄意製造事端，或者有意頂撞管教幹部，總之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加刑，使自己能繼續在勞改營呆下去，從而填飽肚子。事情就是這樣令人不能置信，但是，在那個年代，又有什麼奇蹟不能發生呢？

                          由渣滓洞到提籃橋的思考

任彥芳

在重慶開會的最後一天是紅色旅遊，由一家旅遊公司承擔。兩輛大客車，將我們接上車，導遊是重慶美女。她說的路線是先看大金佛，然後去白公館，渣滓洞；中間去一家重慶火鍋料廠，讓這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去購正宗的東西；去看過重慶老街磁器口之後，去紅岩村，最後看人民大禮堂。一天行程，兩次飯。上了車便聽導遊安排，拉到哪兒看哪兒吧。

    這是我第二次來重慶。第一次是1983年1月10日

    二十七年前，我正在思考，我想到了信念；二十七年後，我因思考而覺醒了。我看到江姐，聽到烈士的聲音，看到他們為迎新中國而根據想象縫製的紅旗，我想到的該更多更深刻了吧。我先想到另一個監獄，上海的提籃橋監獄。我從江姐，想到我的北大同學林昭。江姐是人們都知道的，而林昭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因此對關押她的這個監獄的名字也就無人知曉了。我想到了烈士的理想，他們是為何義無反顧的獻身？他們是為了反對專制獨裁統治，是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富強而死，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他們的理想實現了嗎？他們所進行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嗎？我們真的建立了共和國了嗎？如果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國，還會有1957年將說真話的呼喚民主的五十五萬中華民族的精華打成右派，而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敢說話了嗎？如果黨內還有民主可言，還會有彭老總因說真話真情而打成反黨集團嗎？如果人民當家作主，還會有三千七百萬百姓被活活餓死嗎？如果是民主憲政國家，國家主席會被害而慘死在開封連名字都不能寫出嗎？還會有不知多少開國元勛功臣關到打着共產黨旗號的秦城監獄嗎？如果是民主共和的國家，知識分子還會生活在以言治罪的恐懼中嗎？是誰背叛了烈士的為之獻身的理想？是誰綁架了共產黨，而將它變成個個專制的工具，是誰顛復了共和國，讓千百萬流血犧牲的先烈在地下哭泣！

     我想到了同學林昭。她是為了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而被捕入獄，她和張志新一樣，反對封建專制而在1968年4月29日

    願我們的紅色旅遊成為對烈士理想的思考的地方，想想他們所希望的新中國是新在何處吧！想想這個政權與蔣介石的獨裁有何不同吧？這種思考才是對烈士的真正的紀念。一切真正不忘記烈士的領導人應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從封建的人治的體制中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實現民主共和，實現中國的憲政，這是千百萬烈士的理想，也是世界和時代的潮流；果能下此決心，而不為已得的特權和權貴的利益所左右，則烈士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2010.1.20

林希翎追思會在北京召開有感

高鴻凡

活在當今社會，真是夠累的。林希翎女士仙逝，一些人聚集一起，追思她的一生，緬懷她的貢獻，本是一樁人間常事，一樁凡人小事，那些權力者卻偏偏不以常理論之。他們以特有的思維邏輯判斷這樁平常事，以特有的目光觀察這樁平常事，麻煩就出來了。儘管追思會的籌辦者做得相當低調，據說，“北京當局仍然在追思會舉行前四天得知消息，對組織者嚴加監控，並告知參加者不能前往。原定的開會場所‘天下鹽餐廳’也被迫關門。”權力者如此折騰，使得社會的一角立即緊張起來。籌辦追思會的鐵流先生憤慨地表示：林是右派，我是右派，為一句話一篇文章，毛澤東整了我們一輩子，直到今天當局不向我們道歉，不補發工資，不進行賠償，連我們用眼淚、用哀思來悼念難友都不准許，真是欺人太甚！為了尊嚴與人格，我不後退半步，必須支持參加這個追思會，送林希翎一程！縱坐牢砍頭也不退縮！結果，追思會如期如地舉行，從上午9時開始，到下午2時結束，四周布控的便衣無可奈何，只得悄然而遁，以失敗結束了他們的折騰。靜思之，倘若沒有北京當局的折騰，哪會有鐵流先生破釜沉舟般的誓言：“縱坐牢砍頭也不退縮！”活在這個社會，不管是有權無權，真是夠累的！

追溯既往，林希翎之所以成為不赦的“罪人”，不過是說了些實話，說了些理性的實話。當時震動全國的話題是“胡風事件”。林希翎認為，“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現在在法律上還很難肯定，因為還沒有公審與判決。從法律的觀點看，只有終審法院的判決生效，才能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是什麼罪”。她駁斥從繳獲的私人信件中羅織罪名的行為，認為這是破壞文明標準的隱私權，如此會造成“人人自危，不敢交往，不敢說真話”的惡果。當社會上正驚訝於領袖的英明，能從私人信件中識破一個“叛徒、特務、托派、反動軍官”的“地下王國”，不少人在驚訝之餘還深感慶幸時，這個22歲的大學生卻能從法治觀點指出這種獨裁治國手段的非法性，她的先知先覺不是令人肅然起敬嗎？當領袖的話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作用，胡風等人已經被抓捕、全國已經掀起大規模“肅反”運動、恐怖主義已經席捲神州大地時，這個22歲的大學生卻能勇敢地斥責所謂“地下王國”的虛偽性，她的英雄氣慨不是令人凜然景仰嗎？是的，林希翎的思維空間較之現實的“胡風事件”要廣闊得多，深遠得多。她說：當權者“鎮壓人民，對人民採取愚民政策”，所謂“人民內部矛盾，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是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矛盾”，“現存制度是產生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直接原因，這樣的制度就形成‘特權階級’”，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她的這些觀念產生於上世紀50年代，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知識者不妨同自己當時的認知範圍和認知程度作一比較，有多少人能夠趕得上她、超越於她呢？大部分知識者當時儘管對現實有諸多不滿，但這些不滿大多是以承認正統的、教條的“社會主義”為前提，能夠識別這種“社會主義”的封建性的是少數。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告訴我們：林希翎就是那個率真地指着皇帝說“他身上什麼都沒穿”的孩子，她的話令人吃驚、感嘆、深思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