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 44 期

2010年4月5日

（交流文稿  免费赠阅）

目  录

宋永毅：唤醒和激活一个沉默的群体 ……………………………………  2

后永年：实践“实事求是”理念的代价 …………………………………  3

王亘坚：“右派”其实是左派 …………………………………………… 12

刘孟懿：血泪斑斑诉穷奇 ………………………………………………… 16

黄河清：右派底层列传（一） …………………………………………… 31

铁  流： 将军学徒狱中情………………………………………………… 74

黑  牛： 那恐怖的一幕——至今忆之仍不寒而栗……………………… 86

丁振海：寻访老右派、大右派彭瑞林 …………………………………… 88

姚永年：为“右派”身份被“改正”三十年作 ………………………… 92

陈仁德：好想好想去劳改 ………………………………………………… 93

任彦芳：由渣滓洞到提篮桥的思考 ……………………………………… 96

高鸿凡：林希翎追思会在北京召开有感……………………………………98

沉重哀悼57难友、著名油画家张钦若先生在京逝世

铁流难友与张钦若爱女笑蕊的通信……………………………………… 103

友谊回声 ……………………………………………………………………104

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方便寄信，特为大家提供如下通讯地址 ………… 107

编者提示：

唤醒和激活一个沉默的群体

读丁抒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感

                                宋永毅

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它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它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说它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是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罕见的。除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著名知识分子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求中共实践它执政前的民主承诺外，青年学生更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抨击时弊不遗余力。学生们的言论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例如民主政体、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等等，这些便是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共冠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实质所在。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文章和言论，常常惊叹于它们的系统性和前卫性。在我看来，它们在整体上远远超越了这35年以来中共改革开放的全部政策和理论。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鸣放”以中共对他们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消灭了他们的批评声音，更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数十万的“右派”分子从此成为一个沉默的社会群体， 再也没有过50年前的轰轰烈烈的集体参政风光。
     2007年，“反右”50周年的祭日改变了这一切。
    几乎沉默了50年的右派，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竟然被神奇地唤醒和激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一支特殊的维权群体。他们以耄耄之年不屈的身躯，向中共执政者发出了无数次的彻底平反和索赔的要求。他们甚至冲破警察的阻拦。率先在北京召开了反右50周年的讨论会。他们的回忆、上告、请愿乃至索赔，至今在海内外方兴未艾。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许良英、邵燕祥、方励之、陈奉孝等等和一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叶永烈、戴晴、郭罗基、吴国光、钱理群等一起，组织和参加在美国的两个大型的学术讨论会。丁抒教授主编的这本百万字的专着，就是这一社会群体被激活和唤醒，成为中国社会维权力量的重要的前锋的明证。
    当然，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着它其他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1957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一个值得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的当代研究课题。如果任何人有兴趣对这些问题稍作探讨，我都认为丁抒

实践“实事求是”理念的代价

后永年

上篇；实践“实事求是” 的理念，我被录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一、我的家庭情况及简历

后永年，男，1935年7月14日生，汉族，祖藉云南省思茅市，岀生地：云南省昆明市。祖父后雨苍是思茅市区里的一位私塾教师，生活中等偏下。父亲后晋修毕业于上海东南医科大学本科。无党派。解放前任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云南军医学校教官，云南虐疾防治研究所秘书长，云南防空司令部救护大队大队长、李根源（云贵绥靖公署专员）赴保山前线视察时的随行医生。1942年因保山地区被日机轰炸，父亲率队赴保山救护。在保山接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天｛宾川藉｝电令：

1944年至1949年任私立大理喜洲医院院长。解放后任云南虐疾防治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因提了个“外行在业务上不要干扰内行” 的意见，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降职降薪留単位使用。文革中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1970年戴着右派帽子逝世，享年65岁。

1950年7月我初中毕业于昆明天南中学，同年8月为支援大理地区征粮工作，参加大理地委征粮工作队任队员，1951年3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月调蒙化（现今巍山）县公安局任侦査员，其间参加土改、镇反运动，任蒙化县第六区镇反工作队队长。1954年调大理专员公署公安处（现大理州公安局）任侦查员。1957年被划为资产阶汲右派分子。1958年至1979年在太和农场任被监督生产分子，1965年被定为新生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平反）。1979年8月至1983年12月任大理州林业局林政科员。1984年1月至1992年10月任大理医学院保卫科长1985年至1989年兼任本院法制课教师、大理州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至2003年任苍洱律师事务所律师。2004年乞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不迷信、实事求是”理念的形成

（一）农民的泪使我从儒家和宗教给我的价值观中走出來，树立了阶级斗争、听党（书记）的话、热爱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价值观。

我从小接受家庭“已所不欲，无施于人” 的教育。小学毕业于一个基督教会学校，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在一个基督教会学校毕业。儒家和宗教的教育，给我在少时的思想上注入了善良、诚实、守信、正直、爱一切人和自然的价值观。

云南1949年12月和平解放，我于1950年8月，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光明就在我们的前头”的歌，参加了革命，从昆明來到大理。革命给我上的第一课是参加巍山县第一届农代会。会上听了代表们对地主恶霸的控诉，会议期间又观看了歌剧《白毛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农民的眼泪，使我原來爱一切的价值观变为恨地主阶级及一切压迫、剥削人的人；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我把爱一切变为只爱共产党，毛主席，听话要听党（书记）的话的价值观。带着这个价值观，我在征粮、減退、淸匪反霸的运动中，对地主施加了种种酷刑，酷刑下，缴获了许多浮财及一支云南河西土造的“拉七” 手枪，六粒子弹。得到了“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工作极枳” 的鉴定。1951年3日入团，6月调巍山县公安局任侦査员。

（二）冤者的血，使我从听话要听党的话的迷伩中走出來，树立了不迷伩、实亊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参加了巍山县的三批土改，没有学过《土地改革法》，我身为镇反工作队队长，没有学过《镇压反革命条例》，都是按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去工作。带着对敌对阶级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秉着按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办事的习惯，在运动结束后我回局机关做正常的公安侦查工作。

在此期间，我曾亲自参与办的和我领衔办的两起错案，两个错案都冤死了人。是冤者的血使我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一起是我曾参与了现场勘査的杨应龙被杀案。

杨应龙、男、约30岁、巍山县第二区土改工作组组长。1952年5月×日夜，被杀于巍山县西城墙上的一个掩体坑中。身中13刀，现场有搏斗痕迹、血迹、和一枚小学教师常佩带的；市场能买到的“学习” 胸徽。经现场分析，把犯罪嫌疑人圈定在两个条件上：1、身份是小学教师，2、衣服上有血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小学教师赵举于案发次日清晨在沟边洗衣服，衣服在一棵桐子树上晒干后，发现衣服上有类似血被洗后留下的痕迹。此情向县委汇报后县委确认赵是凶手，即将衣服提取为据，逮捕、科死刑报批。当时公安局长郭汉忠提出将血衣送公安厅鉴定，县委认为多余而未采纳，案经地委批准执行。在执行时赵喊冤，无效，三声枪响剥夺了赵举的生命。而后复査，将血衣送省公安厅鉴定，结论是非动物血迹，是植物桐子果分泌的液体。赵举死得冤枉。

另一起是我领衔主办的侯树才自杀案。

侯树才、男、36岁、山东省人、转业军人、巍山县第七区武装部长、区人民代表。1954年3月，侯参加巍山县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日夜，接第七区公安特派员王琪报案称：夜熟睡中闻远处枪声数响，全宿舍的人先后起床问究竟，唯侯树才不起，呼之不应，估计己死亡。接报案后，公安局长郭汉忠指定我承办此案。我即率预审员舒焜、侦查员李熙同赶赴现场。经四个小时的勘査，笔录记载：现场位于城内地主赵和俺家的东厢楼上，七区代表二十余人均地舖分两行宿于此楼。现场楼梯、窗户、过道及候地舖周围无可疑痕迹。侯舖侧壁钉上，挂着侯的外上衣及侯佩带的驳壳枪的枪壳。侯平躺在地铺上，被子蒙头平盖，被面上无任何可疑痕迹。当我掀开侯的被子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火药味。侯上身着军用浅草绿色长袖棉绒衫，下身着军裤，皮裤带系之正常，衣着整齐。侯身左侧有侯佩带的驳壳枪，枪身斜靠在侯尸左腹部边上，发射钮拨在快发键，枪把握于侯的左手中，姆指贴于发射板机上，身侧有四粒驳壳枪的子弹壳。侯的胸骨末端软组织处有一弹孔，周围有三个弹孔，身下有大滩血泊。再查，楼下的门坎侧发现一驳壳枪弹的弹头，弾头落处与侯胸骨末端的枪孔呈90度垂直线。

现场勘査完毕，郭局长和我向县委汇报。我明确表示：现场证明，侯之死纯属自杀，若果是他杀，绝对不可能呈现出这样的现场状况。我的意见当即受到县委书记林泽民的批评：1、批评我不懂什么叫因果关系。候树才，赤贫出身，1948年参军，累建战功，火线入党，现任区武装部长，人民代表，不存在自杀的原因，何來自杀的结果？2、批评我没有政治警惕性。土改刚结束，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有意破坏本次人代会。县委决定不许再提“自杀” ，按他杀的方向继续侦査，限期在人代会结束前破案。在我和郭局长从县委会回來的路上，我向郭表示对县委的决定有异议，但郭局长说：意见可以保留，必须按县委的决定办。我当即声明保留意见。

全案置于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在续继侦查中得知七区区委书记李如岑，组织干亊向德全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民政干事王嘉晋参加过黑杀队。报到当天是向和王约侯睡在一起，向睡于侯的左侧，王睡于侯的右侧，李睡在侯的对面。当晚最先听见枪声的是睡在西北角的一位54岁的老乡长，据其陈述：听到枪声后不久就听到油布磨擦楼板的声音，起身看，见向德全俯身睡下去，紧接着大家纷纷起來问究竟，公安特派员王琪点亮了油灯。此时唯侯不动，李大呼侯名，仍不动，就起身欲掀侯的被子被王琪一把抓住说：“保护现场，”并警告：“谁也不许破坏现场，”即到公安局报案。

当我把上述情况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认定李、向、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李是主谋，向是凶手，王是帮凶，杀害侯的目的是破坏人代会，即决定将该三人逮捕。经审讯，该三人均“供认不讳” ，所供内容与县委分析完全一致。

该三人口供令我十分惊异，我一不刑、二不诱、三不逼，只是像和尚唸“阿弥陀佛” 一样唸了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为什么不是他们干的他们要承认？但我又不能不按程序如实记录，核对，签字，手印、如实汇报。以口供为据，县委决定侦査终结报批。拟处李、向死刑，王处死缓。一个月后，州公安局批示：“证据不足，发回再侦。”接批示后，我再提审三人，一一翻供，案件陷入僵局。

同年7月，州公安局政保科长张洪，大理军分区保卫科长钟明到巍山县挿手此案，我向张、钟二人重申了我的保留意见，9月省公安厅作出自杀结论，李、向、王三人无罪释放。但王在释放前夕死于狱中。李、向补发了工资，给王的家属500元的抚恤费。10月我调州公安局政保科。

两起案子，两条人命，两滩冤血。诚然，区区二命对战争中从成千上万的尸体里走过來的军人來说，真不是回事。但对我这个曾经受过基督教育，从未见过战争的人來说，自感有一份不可推缷的责任，在这两滩血的面前，我刻骨铭心。我自觉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公安侦查员，打击犯罪是手段，其目的是在于保护人民。在履职的过程中，稍有大意，就有可能变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关键就在两个字：真、假。公安侦査员啊，担重千钧。是这个想法，使我清醒地从对县委的迷信中走出來。是的，在此案结束后我确实说过“县委书记的屁不一定是香的，侦査员在求未知的时候，一定要从己知的事实出发，不迷伩，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两滩冤血中，我树立了不迷信、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念。

三、不迷信、实事求是助我成功

实践不迷信、实事求是的理念，1956年我参与做了三件事。

（一）、在副局长张洪的领导下，顶住州委常委、州政法党组书记、副州长兼州公安局长张茂林“不要大惊小怪” 的错误思想，成功地侦破了大理、洱源、漾濞三县结合部彝族头人魯扁达、傈粟族头人海金龙联合武装暴动案。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案破后我也的确说过：“老处长（张茂林）的屁也不一定是香的”。

（二）、在政保科长陈开榜的领导下，顶住祥云县委书记杨化的错误决定，顶住州公安局局长张茂林对我们“不服从县委领导” 的批评，在公安厅的鼓励和支持下，在祥云县刘厂乡大波那村一贯道泛滥的案子上，成功地争取了广大的一贯道徒，挖出了潜伏很深的道首（前人）陈积善，从此，一贯道活动在刘厂乡絕迹。扩大战果，侦破了巍山县的两起一贯道案。案破后我也的确说过“杨化只会作报告，在公安业务上臭水平。”

(三）、在副局长张洪的领导下，顶着邓川县公安局长牛青海“有根有据” 的“担保” ，否定和撤销了邓川县14起美、蒋特务案。这些案都是根据海外通信邮检立案。其中一案的案情是：海外來信中有“兄弟阋墙” 一词。立案人把“阋” 字误看作“阅” 字，又把“阅” 字解释为“越” 字，当然“墙” 字就成了“国境” 。于是就以海外特务暗示接信人俩兄弟偷越国境之嫌，立案侦査。卷宗阅完，我啼笑皆非，大笔一挥：“撤销” ！ 不容商量 。（注：按公安厅的要求，各州局要成立 “专案指导组”，负责全州大案要案的立案、破案的审批，大理州公安局的指导组由分管政保、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张洪、政俣科长陈开榜和我等三人组成，我具有撤销权。）

1957年4月，我被评为大理州州级机关的先进工作者。

四、不迷信、实事求是，使我沦为毛泽东的敌人

不迷信，实事求是的理念适用于办案，领导人一般不持异议。但适用于政治生活，就没有一个不碰壁。

缘于我们国家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干部当然是要工农成份。所以解放初期，基层组织（含县级）的一把手的成份，绝大多数是工农参军后，经战争的考验，胜利后转业的军人。这个阶层的人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钢铁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二是文化素质低，不具有洞察和处理地方诸多矛盾的水平和能力。这两个特点相结合就形成了一条雷打不动的潜规则：他们对上绝对服从，无（也提不出）任何异议；对下也要求对他绝对服从，不许有异议。这条潜规则又形成了一条无形的、但又是铁铸的的干部路线，按这条路线的要求，提拔和重用的都是成份好，没主见，只会规规矩矩、唯唯诺诺、唯上是从的人。至于有没有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的能力，可以不纳入考虑。这条路线的执行结果，阉割了人的个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能力，造就了一大批没有灵魂、没有尊严、只会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领导放个屁都有麝香味”的奴才。这样的潜规则，这条无形的干部路线，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奴才就必然和持“不迷信、实事求是” 理念者发生矛盾。但客观现实是这些奴才的奴才手中有权，另一方则是毛之焉附的知识人，注定败北。我的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根据是：

我多年申请入党，支部从來不过问，整风前恰恰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局机关的收发员李正刚，一个是劳改科的打字员朱远芳，二人都是1955年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她俩最听书记的话，从來没有自已的主见，什么叫公安工作都不知道。我认为发展这样的人入党，对我这个曾写好遗书潜入敌内作武装行动的内应的人來说，是迷惘，是打击，我愤偾不平。与我持同观点的陈瑛、杨铭伟、杨光明等，曾相约于1957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就党员八项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大理州公安局的异化的冋题，直接对局党支部书记、副局长张克让提出批评。张表示意见正确，但仅说在嘴上，山河依旧，鬓颜都不改。

1957年7月下旬，州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听了整风的动员报告后，我很兴奋，认为局机关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运动才可能解决，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调动广大公安干部的极枳性，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在鸣放会上，我针对局党支部副书记、政治处副主任汪小淼的奴才行为提出批评。我说：“汪副主任的缺点是不动脑筋，唯张副局长（张克让）的命是从。例如去年局务会上讨论张副局长起草的《大理州公安局1957年工作计划》时，稿拟以淸案为主，我提出异议，我认为要以破案为主，打击现行，保护人民。公安局不破案还叫什么公安局？肃反遗留的几个死老虎，摆上十年八年也翻不起浪，抽几个人去搞就行了，何必摆在主要的位置上，财力、物力、精力都向它倾斜。我还没有说完，汪小淼就批评我说：‘公安厅都叫以淸案为主，你后永年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听公安厅的，要以破案为主？’我说：‘你把公安厅的文件读完了没有？后面还有一句话：各地根据各地的实际决定。’此时老处长（张茂林）说：‘小后的意见是对的，应当以破案为主。’这时张克让说：‘对对对，应当以破案为主，把槁子重改。’汪小淼紧跟着皮笑肉不笑，既点头又哈腰地说：‘对对对，应当以破案为主。’其实，为什么要以清案为主你不知道，为什么又要以破案为主你也不知道，他除了只知道看领导的睑色行事外，什么都不知道。若果把你摆在第一线去搞案子，准要出错案。”说了不过瘾，以《草》为题把上述这番话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还不过瘾，又画了一只题为《应声虫》 的赖哈蚂的谩画，上书“汪小淼，汪小淼，你是张克让的大宝宝”15个大字贴到墙上。同科的曾文学、姚子胜在漫画上签了名。

这一文一画在州级机关还算新鮮，看的人很多，州党委、州人委、州委党校的都來看，看的人中大多是笑笑不表态，与我臭味相投的夸我写得好，重量型，骂得痛快，我还自以为得意。

奇怪的是汪小淼本人对此未提出异议，一个星期后倒是劳改科的傅季涛和韦敏麟俩位女士联名贴出了一张题为《不容丑化党的领导》 的大字报对我批评，其内容对《草》所列举的事实只字不提，仅针对漫画说我把党支部副书记喻为动物是丑化党的领导。（当时还没有上升到反党）。

看了后我的劲來了，和姚子胜一道（曾文字表示退出）马上回來写反驳文章。此时，刚从北京公安学院学习归來的副局长张洪到我办公室來了。他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道起草了《答傅、韦二同志》。内容有三：1、“丑化” 不成立，“俯首甘为孺子牛”，难道鲁迅在丑化自已？2、汪小淼是党支部副书记是事实，只有当他履行副书记职责时才能称党的领导，当他有缺点时，汪小淼就是汪小淼，不能把人和职务混为一谈；3、漫画是《草》的抽像，辩论的聚焦点应当是汪小淼本人有没有《草》文所述的不动脑筋，唯上是从的行为表现？这种行为是对？还是错？若是对的，根据是什么？若是错的，该不该改？怎么改？离开具体事实说抽象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答》文贴出后，没有看到一篇像样或不像样的驳斥我的文章，州公安局的墙上非常平静。使我发生了错觉，认为对方无力接招，又得意起來了。正当我在自我得意的时候，我渐渐感到大家都不敢和我接近了，我有被孤立感。7天后批判我的大大小小的会开始了。此时我才意识到这种平静不是我后永年的文章了不起，人家不敢接招，而是激战前的可怕的平静。

批判根本不提汪的品行，集中于什么是党的领导、怎么服从党的领导、支部书记是否代表党的领导、德才兼备的“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等四个观点的论战。

我的观点：党的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服从党的领导；支部书记是带领党员和干部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他个人的人品、道德，只能代表他自己；“德”的标准是忠于党的事业，而不是忠于党的哪一个领导人。结论是：我是批评汪小淼不动脑筋，不实事求是，唯上是从的个人品行，和党的领导没有任何关系。漫画并非丑化，是用这个抽象的形象让他和人们记得深刻一点。

批我的观点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具体的组织领导，抽象领导的观点是右派观点，其目的是把党架空取而代之，架空党就是反党。既然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汪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丒化汪就是丑化党，丑化党就是反党。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德” 的标准。要忠于党无疑，问题是怎么才叫“忠” ？“忠” 的标准就是服从、听话才是忠，和党对着干不是忠？是反党。批的同时，罗列了一大堆我和祥云、剑川、邓川乃至州委张茂林顶着干的和平时对某书记、某党员的牢骚话。

苦于我当时的水平太低，不知道有一个叫“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真理，心中虽然不服，但拿不出理论來驳斥，哑了。批我的声浪越來越高，使我非常被动。

正当我想求助于张洪拿出一套理论來解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事件。即：张洪的女友赵剑琴（局机关打字员）在整风前曾把局里存在的问题写信告诉在北京学习的张洪，张洪回信说：“看來要等我回來收垥这个残局。”赵把张洪的原信交出來。于是张洪被揪出來了，批判的锋芒从我转向了张洪。

别人怎么批张我不在乎，我是集中精力到报纸上去捞“稻草” ，结果一根也捞不到，相反看到：1、《人民日报》所有批右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右派否定党的成绩，妄图取而代之；2、我的偶像：《在桥樑工地上》、《组织部來的青年人》的作者刘宾雁被划为右派，这两部小说被批判。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和具体情节我现在记不起了，但都是《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娜斯嘉一样的人物，我曾把他们当作我做人和做事的榜样，现在《人民日报》说他们是右派，那我当然也是右派了；3、《中国靑年报》长篇累牍地肯定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号召青年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于是我就把张洪信中的“残局” 和“收垥” 这两个词，把平时我们共同对娜斯嘉赞赏的言论联起来思考，七联八联，使我对张洪我们之间关系的正确性发生了动摇，产生了“难道我们错了”的想法。到后來我才发现，我的“不迷信” 是局限的，只限于对县委、州委的不迷伩，对毛泽东、党中央、团中央我迷信得不得了。我把毛的话、《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当作“圣经” 。毛说：“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破坏了党的统一” 这七个字对我來说是一枚原子弹，把我原來的理念炸得血肉横飞。刘宾雁写了两个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小说主人公，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这是党中央定的，我能怀疑吗？《中国青年报》要求青年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团中央的声音。在这些具有绝对权威的理论和事实面前，我垮了，我自已也认为我和张洪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此时，州委整风办公室的苏子才找我谈话，向我了解张洪和我的关系。错了就错了，汉子人，担着。讲真话，是父亲和基督教给予我的本能，对党忠诚，是七年来党对我教育的结果。据此，我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扮演了“牛虻”的角色，我把三年來和张洪之间的言行，毫无保留也无任何添油加醋地向党如实陈述。苏要求我在州级机关批判张洪的大会上就这些事实作个发言，我承诺了，也登台发言了。结果，根据我的发言，州委在大理州公安局揪出了一个“以张洪为首，陈开榜（注：政保科长）为骨干，后永年为急先锋的右派反党小集团”（注：批判陈的会我从來也没有参加，怎么列入一个集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陈和县委因案子顶着干比我还厉害，很多场合都是他唱主角，我摇旗讷喊。）。张、陈二人受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藉撤销职务监督生产的处分。我因检举张洪有功，将功折罪从宽处理：划为右派不戴右派帽子开除团藉免予行政处分下放劳动缎炼。以上处理的结论，都是张克让以党的名义在全局大会上宣布的。

当时我对“检举” 二字有意见，我认为我是在组织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被动地陈述，不具备主观上为追求从宽处理才在客观上实施主动“检举” 的行为，我对我的行为没有内疚。就我的“检举”，后來张洪对我说：“我絲毫都不埋怨你，你大会的发言都是事实，我们的共同点是对党忠城，若是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的。”诺大的反右斗争，并没有破坏了我们共同曾在侦破工作中结下的情谊。我们两人就在一个农场，后來就在一个生产队，我们在一起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联系“反右”、“三面红旗” 、“文化大革命”作过诸多的探讨，1963年的“龚集云”事件，就是他从理论上、精神上支持我，1967年我平反的控诉材料就是他为我修改的，是他制止我介入文化大革命，给我后来省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的情谊比过去更深。他不幸在1968年1月17日，云南炮派血洗下关屠杀人民的1·16事件中，被原州公安局民警大队的干事翟茂盛点水：“他是右派分子”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下关炮派的武装战士，——汔车运输总站九车队的万代松扣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机，张洪付出了年青的生命，时年38岁。

处分宣布后至1958年2月16日，州级机关有34名右派要送到太和农场监督生产，就向州公安局要人押送。正好我被下放到该场劳动缎炼，张克让说不专门派人了，后永年要去，就叫后永年带下去就是了。但是在州委整风办公室的介绍信上，竟写成“后永年等三十五名右派分子” 。一个“等‘字，就把我“等” 成了戴帽右派。政保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我本來就是右派，明的暗的都是一样，认了，不申诉，当就当呗。于是，我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这个这个农场呆了22年。和其他右派一样，享受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改正了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过來倒过去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待遇。

细思之，就我來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不戴反而不好，若是不戴，九泉之下见到我的爷爷，他会责骂我：“路见不平不敢吼，叫什么后氏子孙，孬种！”届时我将羞对祖宗。所以，这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我不后悔。我还要谦诚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声：“谢塮！”

（上篇完）

中篇；实践“实事求是” 的理念，使我沦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待续）

下篇：实践“实事求是” 的理念，九死不悔（待续）

                    “右派”其实是左派

                                王亘坚

1789至1791年间，法国国民大会分裂为三个有明显标志的派别。第一个派别代表了要求皇室具有绝对否决权的意愿；第二个派别代表了要求皇室中止否决权的人们；第三个派别则代表了坚决要求完全废除皇室否决权的人们。这三个派别的分歧甚至可以在国民代表大会的座位安排上看到。要求国王具有绝对否决权的那一派正好坐在立法席位的右边；而那些要求完全废除国王否决权的人们，则坐在立法席位的左侧；而代表那些仅仅要求国王中止使用否决权的人们以及其他人都坐在大会中间。从那以后，几乎在全世界，“右派”这一名词，就一直与保守派等同；“左派|这一词就一直被认为是激进的、革命的。

塔尔蒙在他所著的《专制民主的渊源》一书中认为，左派宣扬的是人性的尽善尽美，右派则宣布人是虚弱的，肮脏的。郎西曼在他的著作《社会科学与政治理论》中指出，对于左派来说，人天生的美德都是绝对平等地赋予的；而对右派来说，事情并非如此。卡尔在他的名为《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那些明白事理的人们，常常会倾向于左派，正如那些官僚会自然地倾向于右派。

右派与左派这两个词在全世界成为通用的政治术语，人们的理解也都大体一致。但是，在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个政治术语却被人颠倒了，歪曲了，毛泽东和他的跟随者硬是把那些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保守，要求进步，反对官场腐败，要求政治革新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那些要求实事求是，反对唯心主义地胡吹和蛮干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把那些歌功颂德、口是心非、紧跟胡来的人说成“左派”，并且封官晋爵，甚至定为他的接班人。实际上，他是把拥护他的绝对权力并甘当奴仆和驯服工具的人叫做“左派”，把反对他的独断专行，不愿做他的奴仆，有头脑，有尊严，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打成“右派”。经他这样一颠倒，右派和左派原来的含义就全都变味了。

 翻翻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有关资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被打成“右派”者的“右派言论”，可以说都是针对共产党内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腐化堕落、特权思想、摆老资格、独断专行、缺德少才等现象提出的，他们都是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公开、公平、团结、进步的。这些都应归入左派言论的，但是，由于已经执政的领袖人物不愿意听批评意见，不愿意揭露共产党内的阴暗面，甚至担心大家纷纷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会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危及他的皇帝宝座。加上1956年在波兰 、匈牙利因反对独裁专制而掀起的政治风波，更加使中共的领袖惊恐万状，于是，刚刚开始不久的，本来由他发动的整风运动，就改变成了“反右派运动”，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你不是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吗？怎么大家一提出批评意见，你就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难道反对党的缺点错误就是反党吗？你这不明明是耍阴谋、设圈套，为整人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为了捉反对派才提出整风运动吗？他狡辩说，他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叫做“引蛇出洞”！

他耍的“阳谋”引出多少“蛇”呢！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这还不包括不拿国家工资的，如工商界、自由职业者等人。后来大家才看到这五十五万多“右派，“应当说大部分是中国的精英，几乎全部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士，例如，在社会科学界，有费孝通、钱端升、吴景超、李景汉、陶大镛、沈志远、王造时、孙大雨、陈仁炳徐铸成、吴文藻、马哲民、还有陈振汉、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顾准、李慎之、施蛰存等：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界，有钱伟长、黄万里、叶笃义、徐璋本、吴仲华等；在文学艺术界，有丁玲、陈启霞、冯雪峰、启功、吴祖光、姚雪垠、刘宾雁、刘绍棠、王蒙、曾彦修、萧乾、流沙河、蓝翎、张贤亮、丛维熙、李滨声等；在政治界和新闻界有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章乃器、谭惕吾、罗翼群、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王中等；在工商界有张云川、顾执中、毕鸣歧、李庚年、董少臣、荣子正、邓季惺等。从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列举出这些人，只是把众所周知的人简单提提，但是，应当特别指出，在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人中，有救国会的七君子中的人物，如章乃器、王造时等人；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等人；有著名经济学家巫三宝、陈振汉、谷春帆、顾准等人；有著名飞机制造专家吴仲华、水利专家黄万里等人；有著名作家丁玲、刘宾雁、刘绍棠、王蒙、萧乾、流沙河、张贤亮、丛维熙等人;有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朋友,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有许多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如邓季惺等。还应着重指出，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中多是在国统区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是在战胜国民党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巨大变革中有有着丰功伟绩的人们。粉碎“四人帮”并“改正”了冤假错案之后，被折磨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大部分都重振精神，施展才智，为祖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还有人当了共和国总理。

 1957年被“引蛇出洞”的五十五万多“右派”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究竟是右派还是左派？我看应该明确地肯定是左派！

当然，在五十五万多“右派”中，也有少数人够不上左派，可能属于中间派或是中间偏左派，他们只是由于当时给领导提了些意见而被划为“右派“的，有的可能是由于出身不好，或是由于和“右派”划不清界限、同情“右派”而被打入的，也有一些是由于他所处的单位未完成“右派“数量指标而被划进去的，还有一些是用抓阄的办法倒霉而成为“右派”的。还有用自报公议办法而成为“右派”的。如此说来，我说“右派”其实是左派这个命题，似乎有点扩大化了，正如邓小平、薄一波等人说“反右派运动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样。但是，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扩大了十万倍，而我说“右派”其实是左派这个说法充其量只不过扩大了几万分之一。

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冰心曾说，我家出了三个“右派”，一个是我的丈夫（吴文藻），一个是我的弟弟，一个是我的儿子，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被打成“右派”,说明“右派”大概都是好人！萧乾先生是冰心先生的好朋友，他本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早年作过战地记者，写过大量报道和文学作品，他也被打成右派，冰心还不明白“右派”是什么人吗？

著名爱国法官梅汝璈在抗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律代表团团长兼首席法官，在审判日本战犯中力排众议，坚持原则，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拒绝台湾的邀请而留在大陆，并担任了中国外交顾问等重要职务。但是，1957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并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折磨之后含恨去世。

用坚毅精神和非凡的努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成长为著名作家的张海迪，是由她的母亲用顽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千辛万苦地培养和塑造成功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母亲也被打成“右派”。

葛佩琦要算是最“反动”的“右派”了，被判入狱二十年，然而，他却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被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取得很多重要情报，是建立了重大功劳的人。

毛泽东曾以五个“伟大”，五个“最”歌颂鲁迅，但到了1957年夏天，毛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可能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除非他识大体不做声”。既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怎能眼看着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种种劣迹而不作声呢？那结果被打成右派是肯定无疑的！

够了，仅仅举出这些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什么人了。

总的来说，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大致有这样几类人：

一是民主党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积极参加抗日；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积极配合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出了大力。

二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方国家受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熏陶，回国后却遇到共产党所执行的专制、封闭、特权、斗争哲学等，他们感到很不适应。

三是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共产党所执行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尤其是毛泽东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很不以为然。

四是建国前从国统区到共统区的一大批青年学生，他们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后来组织介绍到共统区，他们大部分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有的还入了党。

五是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他们经过七八年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当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就热情地、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他们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历史，更想不到毛泽东会设下陷阱和圈套！

六是参加革命多年，立场坚定、性格直爽、原则性强又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老干部，他们对党内的不正之风早怀不满，正好遇到中央号召参加整风，于是就不顾一切的参加进去，提了很多意见。

至于那些年龄较大，老于世故，在国民党政府里干过一段的人，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何况自己又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平时还小心翼翼，唯恐犯错误，又经过1957年以前的“镇反”“肃反”等运动，所以共产党号召参加整风，他们还是左思右想，慎之又慎，不敢发言，因之躲过了一场灾难。

与“右派”命运类似的是1959年被打成的大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都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胡闹、反对他所说的“三面红旗”的，都是些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这些人，只是由于关心人民疾苦，反对胡吹造假、不顾人民死活的那些勾当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大量调查研究、占有充分资料的基础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他不要再搞那些劳民伤财、浮夸造假歪风的大跃进运动。这就激怒了暴君，一怒之下，把彭德怀以及同情他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好干部打成“反党集团”，并残酷折磨，无情打击，使这些人都成了“罪犯”而无法申诉。应当指出，在庐山会议上，有那么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竟然无一人敢于为彭德怀等同志说一句公道话，有的人还见风使舵，跟着毛泽东一起批判彭德怀等人，尤其恶劣的是林彪这个野心家，他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最积极的拥护毛泽东的野蛮专制，因而被毛封为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封建专制统治下，说实话的好人倒霉，说假话、歌功颂德、献媚取宠的坏人升官，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我最熟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些人是以邹鲁风为首的一批人。1959年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大的副校长邹鲁风，奉北京市委之命（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率人大和北大一批中层干部赴河南调查人民公社，调查结果是人民公社、办食堂、大炼钢铁等劳民伤财严重，损失重大，是造成死人和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回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给北京市委，如实地说出了河南的困难情况，结果所有参加调查的人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我熟悉的同事，如李震中、方晓丘、韩铭立、张腾霄等人，邹鲁风作为团长，更是“罪责”难逃，他在极端悲愤中用四片进口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位书生型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他曾与鲁迅先生接触过，并曾参与左翼作家联盟，来人民大学前是黑龙江省副省长。1957年“反右派”时，他曾在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我。1958年一批学生赴十三陵修水库时，他曾在大会上动员，我因是“右派’也参加了，他曾目送我背着背包走出校门。真没想到，一年多之后，他就因为说实话而离开了人世。1957年他还曾以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写文章批判过吴景超，他的这些活动在当时有认识问题，也有形势所迫而不得已的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刚刚批判了别人的“右”，不久自己也成了“右”，其实，都是因为实事求是而成为“右”的。他感到良心上受到谴责，感到中国官场难以弄清是非，感到活着无意义，于是采取了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结束生命的办法，呜呼哀哉！种种事实证明，我说“右派”其实是左派是千真万确的。

本文曾于2006年5月15日在外网《民主论坛》发表，此次发表又作了微小的修改。

血泪斑斑诉穷奇

                               刘孟懿

我原是一个沐浴着“新中国”灼人的阳光而成长起来的学生，胸腔里长着既不是狗心也不是狼心，更不是魔心，而是一颗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真正的人心，不信，我可以掏出来给你看看！我读书时说“但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饥饿屋”。为什么就认定思想反动呢？童年我目睹家乡百姓经常被贪官污吏蹂躏，所遭受的苦难又无处申诉，真是“哑巴吃黄连”啊！这些不公之事深深的刺痛我幼小的心灵并蒙上了抹不去的阴影。对此我表示深恶痛绝！

我天生愚笨，不会看风使舵，更不识时务，还养成一个逆向思维的怪个性，对洗脑奴化教育一点没兴趣。我曾想：大救星就是大灾星；“光伟正”就是“耻渺错（谬）”；解放就是奴役束缚……一是一，二是二。面对不要政治伦理的G，大搞阶级斗争而大杀天下，运动人民走向饥饿死亡的事实，我总不能抹起良心，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为它歌功颂德，摇旗呐喊。这必然要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子弹射击。我痛苦迷茫，失望甚至绝望，为什么我生在这个穷奇时代！为什么老百姓要遭受如此大的灾难，是谁造成的？！……时至今日，最高当局还把这滔天罪恶封起来而成“禁区”，谁敢越雷池半步？“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不给57受害者彻底平反，不进行经济和精神赔偿是何道理？我们被坑害了几十年，用自己舌头舔拭自己身上的血渍，还犯了王法吗？！如此，未免有点太那个了！苍天睁开眼吧，看看这个“谎言满天”的世界！也为这些死里逃生的人说几句公道话吧！遂写《大灾星》诉之。诗云：

穷奇时代谎言，运动人民山河腥。民主自由风飘絮，道德良知“马”踏平。地狱人生罪受尽，饥饿苦累加酷刑。罪恶滔天大灾星， 万年耻辱钉。

一、心灵饮“弹”

1934年腊月，我出生于四川蓬安一个中农家庭里。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母老实厚道，纯朴善良，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活，可全家六口人还是在半饥饿状态下过日子。父母为了能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使我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拼命干活，省吃俭用，7岁时就送我到本村卢家读私塾，11岁时又转入中兴乡小学读书。艰苦的生活与充满欺压的环境，使我早早懂得上学不易和改变环境的决心。刻苦学习就成了我的第一需要。大有“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之感受。不管饥寒交迫，风雨交加，都改变不了我的初中。

由于我刻苦攻读，不管在私塾或小学，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要求要背诵的课文，我总是通背如流。老师夸奖，父母高兴。遂写自勉之：“背书进学堂，立志成栋梁。常读诗书香，莫负好时光。”

1949年10月1日

我读初二时，女班主任夏崇义，对陈莲青同学错哼一句“解放区的天是黑暗的天”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勒令她写书面检讨认识，没给处分，是看在她年轻不懂事的份上原谅了她。我非常感激夏老师的宽容，认为她是一个好老师。但是，我班的青年团团员却把此事告到校长哪儿去了。校长还主动请公安来逮捕了陈莲青，被判刑12年。她的青春年华因此而被葬送。这颗“马列子弹”第一次射入我幼稚的心灵：为什么哼错一名歌词，到底犯了哪条“王法”？这与“维民所止”，“雍正杀头”的文字狱有何区别？什么“解放”？岂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复活了吗？！我进一步想：这完全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光明和黑暗还得用事实来说话，唱得好听又有什么用呢？国民党时代，学生不仅什么歌都可以唱，而且还可以示威游行。如果学生被捕，校方还出面交涉，要求放人或保释。而今世道变了……

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我家虽无人被镇压，但我大姑父祝明逼得自杀了。大姑父为人忠厚老实，在南充给奚老板当过掌柜先生。五反时被怀疑奚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但又查不出个名堂来，于是就把我姑父抓起来当“老虎”打，想从他口中找到一些线索来。打虎队心狠手毒，捆打吊跪无所不用其极。但我姑父非常胆小怕事，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交待被吓得服毒自尽了。姑父家有七口人，全靠他挣钱糊口过日子。他一死就象塌了天，上顿不知下顿在何方，我同班的祝继成老表退学了。他刚满16岁就去当学徒工了，不久，姑母也气疾而死。从此他挑起了家庭重担，过着找一碗吃一碗的痛苦生活。

土改是中共成功利用农民想得到土地耕种的心理，以残暴的手段，从拥有土地的地主手中掠夺过来，无偿地分给无土地的贫雇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其实，这是历史上“均贫富”落后的小农经济再现。同时，也是对农民的大欺骗，贫雇农分得的土地又独自种几年？！合作化不是强迫农民（G口称说自愿的）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公社化又不是彻底被共产了吗？正是“共产共产，勾起腰杆；共产共产，大家都惨”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表明：农民真正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奴隶！

斗地主残酷得很，用酷刑。历史上更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相比。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被掠夺不说，还要戴上帽子，打翻在地进行肉体消灭，永世不得翻身。农村无产者在工作队教唆下，人性丧失，兽性大发，尽干些令人发指的恶事：如用细麻绳栓住男地主的生殖器来使劲拉扯；用火钳烧红去烙地主婆的阴道；用竹签扎十指；用辣椒水灌鼻孔；吊金木脑壳等酷刑。被整地主都呼天叫地，大汗淋漓直至死去。只要稍稍有点良心的人见了不禁热泪潸潸，悄悄地说这些人太狠毒了，太不把人当人对待了。

本村地主成泽甫，有土地60亩。出租20亩，其余的自己请长工经营。开他的斗争会时，土积极分子先是把他痛打一顿，这叫“倒威风“，后叫他跪着交待“剥削佃农”的罪恶事实，再逼他赶快交出来“隐藏的金银”他回答说：“我实在没有金银，把我杀了也是交不出来的。”积极分子举起短棒追着问：“交不交”。答道：“我没有拿什么交。”打手们听了这话，又是一阵毒打，打得不能动了，还把他“吊金木脑壳”，成泽甫疼得大呼大叫，屎尿失禁。他哀求工作队说“我有我有，明天就交来。”他们都信以为真，就把他放下，叫他回去，明天定送来，否则，罪加一等！第二天，没见成泽甫一家行动，撞开门一看，一家七口全都自杀了。

在这段时间里，只要开斗争地主或宣判大会，学校就要停课，学生还必须参加，不去不行，我想：为什么非要学生去不可呢？在《毛－鲜为人知的故事》里，我找到了答案：“毛对梭镖的由喜好，现场亲眼看着梭镖杀人，组织大家看杀人，不去不行。这样地使用恐怖，连土匪都望尘莫及”（P66）。

我家近邻张高人，开了一家酢房，没过个好日子，冬天脚上还穿双草鞋，苦死苦活，到头来挣来一顶“地主”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他想不通，上吊自杀了。我不明白，他苦心经营，买了30亩地，为什么也遭此厄运？今后谁敢去勤劳发家致富？！大家都来“坐地等花开”！

土改杀人，堪称世界之最。我亲眼看见一天杀地主陈松乔等100多人，创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想：土改杀人太随便了。只要书记说声“XXX该杀”，不问青红皂白，拉去就敲了，如杀鸡一样。我疑惑起来了：他们说是“圣旨”，会不会是错杀？站在台上的那些人（除工作队外）都是跟乡保长“跑龙套”的，而今摇身一变却成了“无产阶级”。他们能干好事吗？

我读高一时，副校长康成带着公安闯进我们正在上物理课的教室，一句话不说，就把周天福老师铐起走了。大家愕然：他犯了什么法？怎么随便抓人？学校处于风声鹤唳的恐怖中。

进入高中学习，我一直在思索人际关系问题：同学间、师生间的关系正常吗？融洽吗？特别是出身不好的最爱出风头、好表现；来自农村家庭没问题的，平常不显示自己，不爱与老师套近乎。青年团在发展团员时，只发展要求所谓进步，积极靠拢组织爱显示自己的同学。他们都要天天向团组织汇报，先说要与家庭清界线，努力学习，效忠共产党，然后表明态度:发现坏人坏事，积极向组织报告，以得到领导信任。我十分厌恶这种人，也学不会这一手。无形中就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

读高三下学期，班主任杨春薇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屋里，深情的问：“刘孟懿，你为什么不追求进步－入团呢？”我毫不隐讳地回答：“杨

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像颗颗子弹射进我的胸膛，随时都反问自己的良心：“为什么对G的政治运动如此反感？它人性泯灭，不要政治伦理，人治代替了法治，无中生有乱整人，坏人整好人，反说好人有罪，真是天大的怪事！如此颠倒是非，谁个心里满意。这些都是读中学时的想法认识，肯定肤浅幼稚，甚至反动。但正是因为我的这些想法认识，这后来被打成“右派”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外，我从小就爱读一些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受此熏陶就养成了爱说爱打抱不平的思想，见不公事非要说几句，心里才好过。这样我得罪不少人。读书期间，我看了不少外国文学：英国狄更斯、法国巴尔扎克、雨果等人的作品，但我就是不爱学俄语和它的文艺作品，因为它是用谎言编写成的。这些书中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我感染特深，受益匪浅。

以上文字就是对我思想的积存和发展的反思，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毫无半点隐瞒，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展现在世人面前，让大家都来玩味品评：一个右派血泪斑斑的人生轨迹。遂写下《腊梅》诗：

严冬沉沉秋去了，腊梅抖擞胆不小。含雹欲发傲霜雪，等待春天雾环绕。

二、泣血含冤

1955年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被西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地理系录取，成为我家乡第一个大学生。父母笑了，亲友都来祝贺。我也笑了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父母的生养培育大恩必报。杨班主任特写信来庆贺。恩师教育培养大恩必报，都铭记于心。

临行前，我父母语重心长地说：儿呀，你要刻苦读书，别任性要听师长话，当个好学生，要行端坐正，莫做伤天害理事……父母的教诲牢记在心，并终生奉行不辍！

背着父母希望、亲友嘱托，恩师期待，告别故里，于同年8月下旬，我踌躇满志踏进西师校园，决心读好书，做好人，将来当个好老师。“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西师为我的理想插上了翅膀，在无尘、无弹、无臭的蓝天下自由翱翔。

正当我心里对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准备甩开臂膀大干一场之际，恰恰撞上了“肃反”运动。我虽然没受到任何冲击，但看到一些人平白无故的被人整，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滋味，都是人，为什么这些人要遭这罪呢？到底把人当人不？学校十分恐怖，整天开会学习，逮捕人要开大会，在校的不准离校，通信和互往。人人失去自由，这是学校吗？他们把我们新生弄来“陪太子读书”，“杀鸡敬猴”！

我进校不久，与一位“没有参加高考且带薪学习”的眼镜（复员军人党员，暂不提名）相识，是合得来的同学。有一次，上《联共（布）党史》的老师，忽然点名批评我说：“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不说谎的，是实事求是的。刘孟懿竟敢说‘党史’是谎言编撰成的。错误严重，应予批判。”听了我心里十分难受，很不服气就站起来问：“老师，此话是你听到的或是有人向你汇报？学生的学习是从疑开始的，不该质疑吗？相信：墨写的谎言是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掩盖就是糊弄人民。你不是叫学生提出问题来讨论吗？怎么又好像犯了法似的，我还不知错在哪儿，如何批判，谁该批判……”老师急忙说:“好了好了……不说了讲课！”全年级同学都沉默无语。这为后来反右提供了原始材料。

事后细细一想：课堂上点名批评我不是眼镜去汇报还有谁？我只给他说过：基洛夫遇刺是苏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斯大林又当婊子又立牌坊，这一史料是臆造的。为此，我对眼镜只得敬神而远之。

有一次，同学们都围着王钟山教授谈论我国疆域变化的问题，眼镜在我后面作“闲谈记录”。我掉头过去说：“眼镜，你在干啥子？不光彩吧!”他哼了一句就走了。从此地理系克格勃就是他的代称。不但同学怕他，连

我在西师读书一直梦想着成名成家，所以刻苦攻读。但我总想着：思想自由，打破禁锢均以失败而告终。受到政治老师打击之后，我就想转系了。此目的没达到，又产生了想逃出国到自由世界去。这些想法真可谓四处碰壁。

1956年，苏共“20大”发生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共政府矢口否认。东欧相继发生波兹南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直接出兵镇压，中共却为之叫好。我说：苏是向外扩张侵略，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行径。

同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补充发言说“毛XX的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中共八大决议墨迹未干，毛在天安门城楼对刘公然批评“八大决议不正确。”毛无法无天，大搞无中生有的阶级斗争。明明白白告诉人们：他要把新老反革命斩尽杀绝，割草除根，用大杀天下的恐怖来赢得毛王朝的永远胜利，他还警告党内不搞阶级斗争的人也要挨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谁能制止恶魔的胡作非为呢?

1957年，重庆的五月，天气闷热，乌云滚滚，闪电雷鸣，暴风骤雨将来临。西师开始整风了。党委书记张永青在大会上号召我们帮助党整风，实行“三不”方针，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大家能不能积极向党提意见是考验师生对党有无深厚的思想感情。清除三害是在座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

要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画了一个“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框框，谁敢突破，否则就是“双反”分子，而今，整风机会到了，知识分子要把压抑在心头的话说出来，也是在情理之中。给党提意见如大旱逢甘霖。他们深感百花齐放的春天已来临。唤起了由闻到问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正中毛的圈套。

毛号召人民进行鸣放清除三害，多推心置腹，令人肃然起敬。但时间没过20天，他那张川戏《变脸》说变就变，把阴谋变成阳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对提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实施国家犯罪，任意剥夺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迫害和毫无人性的野蛮摧残折磨，长达22年之久。就是法西斯草菅人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大为逊色，无法相提并论。

1957年6月8日

不要政治伦理的西师党委，鸣放时说得比百灵鸟唱的还好听，反右时比猛虎下山还凶残。还谎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西师反右之所以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原因就在董时光把从美国友人寄来的《秘密报告》译成中文，在全院师生中散发。它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以强大的冲击波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斯大林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的魔王。暴力社会主义就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绞肉机”，毛正步其后尘。

董时光（四川垫江人，其兄时恒：西师体育系教授。之前何处工作不知。弟兄三人都被打成右派，痛心。）于1953年9月由美国归国，周恩来接见留学人员之一，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作教。他头带鸭舌帽，着西装革履，身挎相机，在校园里东拍西照，十分潇洒，怡然自得。我见到他感觉新奇但不知是何人？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他递份《秘》文给我。于是我谨慎问道：“你是董老师吗？”他微微一笑说：“本人便是。”自我介绍：“董

我把《秘》文一气读完，眼界大开，终于把谎言戳穿了，我马上又想到新中国对知识人的思想改造等系列的政治运动，是不是它的复制品，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中国人完全被欺骗愚弄了。这种体制的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呢？相信什么？世界上有救世主、大救星吗？

西师“反右”盛况空前，大字报，标语、口号铺天盖地，直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派不投降，定叫它灭亡”……批斗会之猛烈，莫过于“董罗联盟”。实为《拉郎配》也。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斗董罗都是分开进行。我只就斗董时光的实况叙述如下：

6月下旬，在西师大礼堂批斗董时光，主持人马娴华严肃地向董说：“前几次，你态度恶劣，拒不交待反党事实，能过关吗？今天，你必须老实交待，争取……”董老师点点头说：“好！”

董

这下你们又说我反党了？说我有罪，有什么罪？提意见听不听由你们，又犯了什么法？把法律拿来我看看？同学们,谁个有罪，有待求证！我所说的都是为了清除三害，为大家好，为国家好呀！好!原国民党说我是亲共分子；留学美国，调查局说我是赤色分子；而今你们又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真不明白，我应该怎么来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这样的罪恶日子又叫我怎么过？苍天呀……

台下“反右英雄”们高喊口号：“决不允许右派分子董时光表功放毒！”“打倒董时光”，“不斗垮董时光，我们决不收兵。”

但他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淡淡一笑，清清嗓子，又继续交待，他说：“人即使说错了话，是无罪的。说话有罪就是漠视生命！漠视生命那才是真正犯罪了！斗人、打人、整人就是漠视生命的具体表现。你们原先不是说“言者无罪”吗？现在说我有罪，岂不是你们就成了教唆犯？！捉鬼是你们，放鬼也是你们，这样有失体面和尊严！今后谁个敢相信你们说的话。相信了就是受骗！说直点，不是我有罪而是你们有罪----侵犯人权罪，请认罪吧！早认罪好收场，迟认罪或不认罪其下场……自己去想。凡是与你们观点不一致的人，都有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古今中外，历代帝王哪一个像你们？何谈去解放全人类”？

马娴华不准董老师“交待下”下去，气势汹汹地问道：“董时光，你是美国派遣特务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她觉悟极高，怎么又扯到特务问题上来了？

董

董

争当“反右勇士”正准备上台动手动脚，口号也震天动地，会场秩序大乱。狡猾的马娴华，用陈辞滥调对董时光说:你坚持反动立场，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你回去继续反省交待，写认罪书交来。在话筒边宣布：批斗大会到此结束。

在台下“陪杀场”的我，悲喜交加，喜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尚在。董老师临危不惧，口若悬河，对为虎作伥、助毛为虐的谦谦君子的批驳，高兴！对把耻辱当光荣势利小人无耻之徒的数落高兴。他蔑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高兴！他宁折不弯的性格，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高兴！但他无法溶入“只准说好不准说坏”的封建集权专制社会，痛心！我悲，是高台走着狸，国家人民正步入万丈深渊，“反右”就是拐点。

现在，我来诉说自己是怎样堕入右派泥潭的。

1957年5月，西师开始整风，党委号召大家鸣放，心想：“又玩啥花样了，我不党不团干我甚事，故鸣放不参加，大字报也不写，怕我的读书梦化成泡影。全院鸣放如火如荼，我写打油诗赞之：“西师鸣放真热闹，我们天天听报告，大报告呀小报告，严防陷阱中圈套。”

6月初，我们59级学生，刚从成都实习回来，气没喘过，一张“右派分子刘孟懿是反苏罪人”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围观同学都惊愕啧啧：“他没鸣放，无反党言行，怎么也定成右派，怪事？”

走到大字报前一看，像瘫了似的，羞辱感猛袭心头，我读书梦破灭了怎么对得起我的父母呢？回想民国时代，为改变贫困和被压迫的命运，我奋发读书；而今又遭到穷奇的诬陷欺凌，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但回心一想：父母生养我，大恩未报怎能死？心中子弹还未抠出，死了岂不负人生抱负？死了还要背负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岂不冤上加冤。故我决心要坚强活下去，达观活人，无奈生活，还要活个人样来。我要用吹火筒做眼镜－长看“与人斗”的下场。我平时爱与好友谈论《联共党史》掩盖事实，粉饰皇权的谎言杜撰问题，与御用文人的良心丧失息息相关，完全是舔屁股的结果，遂写《舔屁股》诗：“御用文人秀，你舔屁股臭，舔肥不舔瘦，逗得老子咒。”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质疑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什么还要遭狙击呢？质疑竟变成了政治问题，真不可思议，思想禁锢到家了。我当一个“人云亦云”不就得了，为什么要提问题？这不是自找罪受。学生谈书中问题，有罪的话，最好把人的嘴巴封起来，一举多得：一不吃饭，二不说话，三不准思维，以好当工具使用。殊不知：我们的思维活跃，能按照“马列模式”来塑造行吗？强迫他人按自己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就是不把人当人了，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我自己要把自己当人。不把自己当人的只有奴才和走狗才是。

在地理教学楼，我找到了眼镜，毫不客气地问道：“因读书你我才相识，何必相煎？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为啥要诬陷我是反苏罪人？光凭嘴说证据何在？我说你是反革命，你有何感想，不说清楚我饶不了你！1939年苏芬和苏波战争斯大林肢解、割裂我外蒙，强占我国东北和西北领土至今不归还，苏军出兵东北一周抢走价值20亿美元的机器设备……你作何解释？你的良心遭狗吃了吗？我即使说了苏是侵略者又犯了什么法？说我反苏，那你就是卖国。爱国有罪，卖国有功是不是…..

眼镜呼地站起来，狠狠地反问：“你到底想要干啥?”

我把袖一挽，拳头一握，毫不示弱地说：“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拚了！”

他大声喊道：“来人呀，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报复。”

我也高声喊道：“你我同是学生，我是什么阶级？如何报复？同学们都来看这个卖国贼对爱国者实施诬陷报复打击……你的品质这么低劣，打你莫把我的手打脏了，收拾恶人自有时，走着瞧！”

在同学们劝解下，吵架停下来了，眼镜急忙抽身到院党委汇报去了，忽然听到喊侮辱人的口号：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大家都说好，你偏偏要说坏。

我也解嘲讥讽几句：“得到低能儿的赞许，我很荣幸。妖怪就妖怪，妖怪还在后面它一现身就要吃人。

如果不是好友告密出卖我，构陷反苏罪人纯属子虚乌有。我一直要求是谁听到的或记录的，请站出来对质。但至今仍无这条汉子!此罪名还是个谜！

我在想:反右把聊天胡诌当成定罪依据，真是荒唐至极。大字报就成为判决书，这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我本无罪还是定了个莫须有罪，厚颜无耻之徒还叫我认罪，认什么罪？故我从不写什么交待书，认罪书，我也没有看见过什么右派结论，更没有签过字，眼镜写的刘孟懿是反苏罪人就是我当右派的依据了。西师学生科科长找我谈话时说：“由于你不认罪，这就是罪。共产党怎么会冤枉好人呢？你就低头认罪吧！争取宽大处理”……这真是奇谈怪论，荒谬绝伦！

1957年12月西师以思想反动不低头认罪抗拒改造把我开除了，遣送回原籍监督改造。从此我跌入19层地狱，当奴隶的奴隶，泣血含冤长达22年之久。在反右运动中，反右英雄眼镜，正是一位春风得意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干将，他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为西师超额完成15%的反右指标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我班35位同学，被打成右派就有8个，他是踏着同学的血泪而得到加冕的，不过他的奴才相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上如绵羊，对下似虎狼。他突出表现是掩盖自己的私欲，1958年就原形毕露了。他因恋爱过度而被打成坏分子，弄到昌都劳教去了。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正是：挥毫落纸记忆新，提起反右泪湿巾。读书成名梦难真，泣血含冤向谁申。爱国反被奸臣咬，骂贼卖国罪加身，穷奇时代紧闭唇，受尽苦难失青春。

三、地狱人生

1958年1月，我怀着耻辱悲愤的心情戴顶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右派”的帽子回到故里。人们都以惊奇的眼光来看我这个“珍稀动物”。有的叹息说：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光读书怎么会成“敌人”；有的说那他是犯了“毛阻起”的“法”，该倒霉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都一笑了之。正是“来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我的一切理想抱负都付之东流了。现在，我只想当个读为本的农民了此一生。天啊，连这点最基本的要求也成为奢望，是何等悲哀！我一回到家就悲切地向父母说：“儿未尽孝道反而连累你们，痛心！有什么法呢？我被人陷是反苏罪人，被学校开除，玷污我家门户真该死！亲友为我的前途担忧。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父亲愁紧锁，愤愤地责骂我：“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还想当农民，他们能放过你？”

我痛楚地说：“儿读书刻苦，坏事一点没做，更没犯法。只因儿学的专业直接涉及国域领大问题，苏联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侵略者，至今还一边倒，那真是倒向虎口啊！搞阶级斗争人陷我反苏，被打成右派，不认罪处分，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死，又辜负二老的期望，所以，我只得回家当农民算了。。”

母亲哭天喊地，大哭一场，喃喃自语说苍天无眼。父亲痛心深沉地说：“在农村也反右，叫的反社会主义清查运动，斗争残酷得很：动辄就是捆打吊跪，戴坏分子帽子。杀气腾腾十分恐怖，随便乱整人，谁个敢哼气？谁说不能打人则必成坏分子无疑。那真是坏人整好人啊，你么叔平时爱说公道话，得罪了一些人，这次绑去斗了一天，你妈送饭去都不准吃，被打得不能走路了。幸好，没给他戴坏分子帽，戴上更惨。帽子戴上的就要被打得吐血，然后弄去劳改…唉什么世道！”

听了父亲一席话，我恍然大悟，穷奇搞政治运动就是镇压迫害，恐吓正直善良的无辜者，坏人当道好人被整。平白无故的我就是因政治需要而成为“右派”的。

同年3月，村治保主任沈赖壳，押我去乡上开五类分子会。去迟一步，乡党委书记张明大发雷霆，气冲冲地叫我站好，走来就给我一阵耳光，打得我七窍出血，眼冒金花并大声嚷道：“刘孟懿，你是什么人？”心想：你哪来这么大权力？竟敢无故随便打人，打人犯法。。。我压不住心头怒火，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此话更惹怒了吃人的张书记。他说：“你是分子，哪是中国人！我抢着回答：”我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外国人吗？“

“还敢顶嘴。。“他一打来我头一偏没打中，紧接着又一拳，恰好打中我的面部，鼻血长淌，面部青肿，疼痛难当。

心想：死神到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一个对一个，哪个怕哪个！心一横，一挥，我也回敬了书记一拳，把他打了个四脚朝天。这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正是“初出牛不畏虎！这一是自卫，也是捍卫人的尊严！更是我怪个性的彰显。正好跳出这黑暗地狱。

张书记爬起来怒吼：“给我打，往死里打…“民兵一齐涌来，把我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直打得不能动弹，死过去，毫无人性的张书记还把满身血淋淋失去知觉的我于柱上。等我苏醒过来时，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

第二天，县公安局来了，先把我审讯一番，然后对张书记说：刘孟懿是右派，原是学生，家庭中农又无前科，不送县，在当地监督劳动就行了。

我当着书记乡长的面，对公安员说出心里话：我是被人陷害而成右派，不认罪被开除，回到故里，谁知农村比监狱更凶残、野蛮，动辄就是棍棒，受尽了欺凌，我不想活了，他们把我当猪狗不如。请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弄去劳改算了。

公安员回答干脆：已请示县委，想劳改还不够格，安心农村改造吧！学校党没有把你教育好，你就来领受农村党的教育吧！这次死神与我肩而过。

就在我回乡不几月，大跃退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掀起了以兴水利，大积肥料创高产为主要内容的要劲（跃进）高潮。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和”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不管干什么，一律高定额高指标。比如，我匀村要求四天割完小（结果十多天都没收完）种玉三天完，插五天完。又提出水稻亩产十万斤，红薯亩产百万斤，小三万斤等等，任凭各地长官发疯乱吹，一级糊弄一级。大家都做大话假话大师，大跃退就是这样瞎吹起来的，可老百姓却被整惨了。白天黑夜的干活，不但不得休息，还要遭批斗打骂，食物一天天减少，草根树皮吃光，水肿病比比皆是。这还不算凶狠，最凶狠的就是把水肿病人强迫去变牛犁冬水田了。

“大跃退”已进入饿殍露于野，村里无鸡鸣的阶段，我也得了水肿病，走路拄棍了。但长官为今年放更大“卫星“－亩产达三万斤，遂下令：在没有牛可使的情况下。为做好备耕工作，决定改牛力为人力犁冬水田，每把犁每天要完成六亩。完成有奖，完不成要惩。

社员都知道：“定额高完不成。”但又不敢说，只有做假来敷衍了事，弄虚作假就是这样逼出来的，我有病又不敢做假，社员就不愿与我一组犁田，成了人。队长岂肯放过我，他选了三民兵掌着犁把，犁田开始了，我走快了，民兵还说悠着点，走慢了又说我不出力。我们苦干一天只完成任务的2/3的面积。

队长气势汹汹的说：“刘右派犁田出工不出力，抗拒改造，破坏生产，进而搞垮公社，给我捆起来”累死累活的变了牛还遭雷打，世间还有公理吗？“队长，四人同犁犁田通过努力实在完不成任务，是定额大高了。”我说着。三民兵点头说是，队长不听进人言，反而说你敢攻击公社定额，抬高板凳来。民兵抬来板凳叫我跪上我不从。他们接着把我乱揍一通才把我按到凳跪着。我愤怒吼道：天哪，四人犁田，我能破坏生产吗？太霸道了.

队长狡黠地说：还得了，你是什么人？不整你整谁，给我打。

打手们又把我推倒在地棍棒飞舞像打锣鼓似的，打得遍身血淋淋的，直到昏死过去，死神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门打掉四颗，留下痛心记忆。我想队长能么设公堂，随便打人，是从何处得到的这样大的权力？为什么如此野蛮，人性何在？

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我逃也逃过,死也死过,就是命长无奈地生活着挣扎着,农村的阶级斗争是书记说了算的个人专政,打着旗号叫群专政他们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更无道德约束,想整谁就整谁,整死人如捏死蚂蚁一般.我就是这样来接受群氓专政和监督改造的.比劳改犯要惨烈千万倍!

从此我得了两种”挨症”,一是”干挨”。读书读出罪。在农村受到隆烈的“礼遇”如迥锣鼓，想打就打想捶就捶。长官以打“右派”来取乐，来享受。我平白无故挨整，干挨也，二是长挨。犯人判刑有期，右派犯罪无期限也无判决书。在22年地狱人生中，我是功勋卓著的老运动，在群氓专政的运动上，没有我的精彩表演，是没趣的，也是无法收场的，长期挨整，长挨也。

在阶级斗争的钢丝绳上，我竞走了22年，就差粉身碎骨，何等悲壮！22年啦，人生有几个22年！我的青春年华，事业幸福，一切都被穷奇断送了。若不是“7699”天睁眼，我的挨症，还不知要挨到何时才是革命到底！

1976年穷奇呜呼，全民要披麻戴孝，守灵致哀，还要组织专门人员来哭灵。若有打酒喝，娱乐微笑者必处死无疑，可算是“中华绝妙奇观”的一道风景。穷奇死了，有人还想把我置之于死地，昧起良心去公社报告：说我又笑又跳，高兴极了，县公安局来人调查，批斗我五天，最后不了了之，所幸的是：这次批斗，他们没兽性大发，也没用刑，在我22年被批斗中算是第一次得到的“优待”。他死了还阴魂不散，继续荼毒生灵，真是咄咄怪事！

我脖上长的一个“花岗石脑袋，从来是不按照搞阶级斗争人的指示去思考:什么靠拢组织，什么立功赎罪，什么早日摘帽。。所以，这顶帽子伴我走过22个春秋，算是我的一个特色戴帽，摘帽一个样，是阳谋受害者，都是在蒙欺骗笼络人心！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下达，戴在我头上的紧箍咒终于去掉了，我昂首挺胸走出“19“层地狱，呼吸到一点点新鲜空气，血腥味还是浓浓的。一天我碰到了上述那位张书记，便讥讽几句：“喂老张，官运亨通吧，你说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又怎么把身翻过来了。他红涨着脸无言以对。”

同年11月，又宣布地富反坏一律摘帽。斗了几十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标志着：阶级斗争的灭亡，黑五类的解放，从此揭开了都是人的新篇章。毛仍未逃出人亡政息的怪圈。害人的他是帽子公司总经理，害人终害已，结果自己还是戴上了反革命家属帽，真是苍天有眼。有诗为证：

一、饿掏肠老夫吼，指天怒骂祸首，若要百姓过好日是，除非 贼快些走。

二、穷奇棍棒点滴篇，血泪斑斑复斑斑，学生笑谈抛头颅，愤笔誓投 域间

三、读书遭天地蒙，坦坦荡荡心无弓，誓死不做应声，地狱众生恶梦中。兴无灭资痴人梦，竹篮打水一场空，人面而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四、结束语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后九死一生，功德圆满，我又重返人的行列。西师又改正了我的右派，但我的反苏罪名本来就不能成立该平反，西师却一直拖至毛死后才给个“改正“，不知是何道理，它改什么正，我行端正，反苏有什罪，这本来就是爱国的表现，有什么可改正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明明是自己完全搞错了，还死不承认，反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是穷奇时代的潜规则。

反右搞得轰轰烈烈，摘帽却冷冷清清，令人心寒，不彻底平反，还留个改正尾巴，这到底为什么？22年恶梦还会做吗？巴金在《随想录》中写到“还会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

在地狱受苦难的22年，我正是身强体壮，头脑灵活，富有活力。为国出力的时候。可是我一直处于“超负荷劳动，精神被折磨摧残，饿得昏昏倒倒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浑浑噩噩，过极痛苦的日子。在做奴隶的奴隶的岁月里，我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改正后的我，决心活个人样，奋起直追，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刚从地狱出来的我，一看天堂也不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风景，心里真不是滋味！与穷奇时代相比，只少了一些”乱马列棍棒“的政治狂人，虽无阶级斗争的氛围，但经济剥削也不亚于政治压迫。反正是苛政猛于虎！

疯狂年代疯狂人，疯狂崇魔神。爹亲娘亲不如毛阻起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疯狂得连伦理道德都不要了，亲与不亲能颠倒吗？不能不说，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和悲哀？！死四千多万人，这不是穷奇时代的伤痕？反右大跃退和文革的罪恶历史，谁能去。清算自有时！

世界潮流滚滚向前。新中国也随这股潮流前进发展了。但她是踏着用百姓的血泪和无辜体铺就的路前进发展的，无辜冤魂野鬼在六关高喊：穷奇君，还我命来！

沉冤22年，算我命长过来了。残存一条老命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漆黑的地狱里，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际关系，蓦然回首使人难以想象。我有权控拆，也有权探索。为子孙后代留下座历史金山

我们再也不能让超级大马戏重演。谁要再想演这场戏，必将是亡党亡国的，人人奋起而诛之。惟有不忘反右的血泪史，才能做未来的真正主人。

我说了一些世人不爱听的话，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谁个想否认也是否认不了的。墨写的谎言是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历史欺骗终究欺骗不了历史，若不把毛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哀！

最后，用《赤子悲歌》来作我的结束语：

读书蒙难遭魔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腥风血雨成往事，回首坎坷非寻常。日批月斗“罪加罪”，戏语闲聊尽上“纲”。赤子悲歌血泪史，“真空罩下”是国殇。

右派底层列传

（一）

黄河清

【九曲澄曰】

右派高层的划分标准大致以中共党内省级以上、各民主党派中央一级的以及名闻全国的社会贤达、学界先彦者；其他基本上为底层，尤其是学生、县市知识人、工农兵者。

高层右派数量有限，几已全数作古。底层右派数难胜数，几十万以至上百万。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残存的已逾古稀臻耄耋的右派，公开署名上书中共要求彻底平反、赔偿损失者两千余人，全部是底层右派以及几位高层右派的遗属。

高层右派身上集聚着许多目光，无论是当时的中共还是现在的研究者；底层右派其苦难之深重其才华之摧折其湮没无闻更烈更惨更彻底，至今亦然。中华民族一代精英最汇聚在这些底层右派中间，无论是个人道德修为，还是专业知识以及才气，他们大多是出类拔萃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底层右派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阳谋中，多以其传统信义的常识、善良正直的秉性，不理解毛泽东党中央“阴谋、阳谋”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习气无赖手段而惨遭整肃。

五十年风雨飘摇、霜雪刀剑，高层右派几已无存，底层右派被摧折的八八九九，遗留的多在风烛残年中苟延残喘。他们中有16岁的右派，有12岁的“右童份子”，有上访途中死犹呼号平反的耄耋老者。五十年后，还原其真其实，已难恢复其万一，已刻不容缓；这一切，即便一鳞半爪，都是文化的、民族的、历史的积聚和财富。兹择其要者显者，简作小传。限于见识、篇幅，万难周全。

张克锦  李曰垓  汪  岗  苟文纯  徐香圃  曾清扬  黄宗羲  顾文选  张锡锟

陆鲁山  姚祖彝  王桐竹  孙本乔  毛应星  刘凤翔  沈  元  刘文辉  周居正

杨应森  朱守忠  朱  希  蔡铁根  石天河  纪  由  彭慕陶  袁伯诚  黎  力

周永珍  徐鹏章  孙传仪  何济翔  刘  冰  沈泽宜  张元勋  谭天荣  陈奉孝

王书瑶  博绳武  纪增善  燕遯符  俞庆水  宋林书  管正和  石  挥  时昭涵

梅汝璈  杨世元  费宇鸣  铁  流  朱镕基  张思之  叶思九  张成觉  黄绍甫

冯志轩  陈瑞金  方后高  马礼海  陈衍余  姚晓光  陶谓熊  戴传熹、杨春谱

林宪

王培津  李远禹  王志勇  刘浩宇  吴永良  王忠福  李泽衡  王铁生、罗慕骞

郑  兴  刘孟懿  蒋文扬  徐海峪  刘瑶章   张泽厚  刘  衡  陈华英、马怀麟

赵维光  陈愉林  俞彪文  陈  影（附：陈焕文）

张克锦（1945－）

“反右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现已改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当时，12岁的张克锦对于“大鸣大放”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12岁的孩子，右派分子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右童分子’之名。”（据《龙门阵》2009年第2期·总230期·《中国最小的“右派”》作者：李可刚。四川出版集团编辑出版）。

张克锦被抓关押7年的事实经过如下：

“那是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看见窗外有人向他招手。他一看，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个阿姨，很熟的。老师看见了，就让张克锦到教室外面去。

“在教室外面，阿姨对张克锦说：‘你跟我一起到城关镇去一下。’

“‘我在上课，到那里去做啥子？’张克锦不解地问。

“阿姨说：‘领啥子奖嘛。’

“‘领吆麻雀的奖。’1958年春天，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除四害’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运动。人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角各个地方，或拼命挥动竹竿，或使劲敲击脸盆，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四处追撵，让麻雀得不到片刻停歇而累得从空中掉落下来，毁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张克锦疑惑地对阿姨说：‘那几天吆麻雀，我只是跟着大人们在山上东奔西跑地跑了一天，连一只麻雀也没有吆下来！’

“阿姨有些生气地说：‘娃娃家哪来那么多的话，叫你去你就跟着一起走嘛！’

“张克锦只好闭上嘴巴埋着头跟阿姨来到城关镇。一到那里，便见礼堂里人山人海，还没有等张克锦回过神来，已经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一个12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当时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所据同上）。

张克锦现居达州，退休前为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

【九曲澄曰】

一个制度，一个政党，处心积虑、正经堂皇地整蛊、欺负、镇压一个稚龄儿童，其本质懦怯、脆弱、卑下和残暴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民族，社会全体对此噤声，甚或帮凶对孩子下手而心安理得、引以为荣，这个民族，这个社会是无耻的。

当年的刽子手不认罪不忏悔，现在的社会不寻问不追究，那么，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就堕落到无可药救了。

2008年发生的党和政府帮凶生产三鹿毒奶哺养婴儿正是1957年党和领袖整蛊欺负镇压稚童张克锦的翻版、继续、变本加厉。

李曰垓（1941、12、23－）

李曰垓，云南昭通人，1958年在昭通专署任机要员，时年16岁，2月，被打为右派，送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6月，判刑6年，劳改；文革期间羁狱；1978年底出狱。李曰垓被打右派、判刑关押的原因是：

1955年肃反运动中，已是昭通专署机要员的14岁的李曰垓在11月某夜奉命作审讯笔录。被审者是中共地下干部、大学生，曾任昭通县工委常委，主持过全城迎军大会，后遭南下大军謝富治系统排斥，降任某单位的支书，其新婚不久的妻子被人奸污霸占。审讯者就是夺其妻的南下干部。审者对被审者说这是他交代“特务身份”的最后机会，“不交代也可以认定、定罪”。由于历经两个月连续批斗折磨凌辱，被审者已完全绝望，愤慨指斥审者的淫邪本质和害人意图后冲出房间，跳下三楼，脑浆迸出惨死。审者下楼看了尸体，又急忙赶到楼上，叫记录员李曰垓撕去刚记下的笔录，另按其口述写下一段他如何交代政策启发被审者坦白从宽之类文字，并告诫李曰垓：“该犯自绝于党和人民，临死前那些向党进攻的话，永远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否则按政治问题追究责任。”审讯者肃反后升任专署秘书主任、党组负责人，不久又升为副专员。

李曰垓虽然不敢声张，副专员则一直视此为大心病，视李为定时炸弹。反右运动一来，副专员即藉机灭口，将李曰垓打为右派劳教，判刑劳改，长期羁狱。

公安局1981年出版《春风化雨》报告文学集，其中“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叙写李曰垓的冤案故事。

李曰垓妻子曾树美与李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是李历经炼狱九死一生而活下来的信心、依赖、支撑；其情其事，感天地而泣鬼神。李曰垓在狱中，自学完成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课程。李聆刘天华《良宵》名曲，依乐填词，可窥其品其学：

泪眼问梅花：寒夜里可曾梦朝霞？啊，瑞雪轻霜潇潇下，风裂长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抚剑长咨嗟，万千心事惜年华！何屑弹铗，有心试马。惟见云儿迢迢、星儿寥寥、风儿凄凄、景儿寂寂，遥想倦鸟依林，游子念家。  盈盈仙子隐约云纱，曾记别时清泪飞洒；想分飞后，怎禁那霜欺雪压？听呐听呐，小笛儿摇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发，宛如笑语情话，满眼荡玉飘花。人怜温馨、鱼惊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风光在眼，摇曳烟霞。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

汪岗（1927－）

汪岗，1943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作战，1945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参与创办《西南工人日报》任编辑室主任。1957年整风运动中，《西南工人日报》刊发了许多鸣放文章，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对该报主编李超说：“汪岗如不划成右派，你就是右派。”一句话定了罪，汪岗被送劳教。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汪又遭整肃，以反革命罪罹刑5年。1978年后汪岗的右派和被枉判的反革命罪相继改正平反，但有关部门予其改正平反的具体措施以种种借口不予落实。30余年来，汪岗奔走呼号，无济于事。这位16岁参加抗日的老战士，成为无业、无养老金、无保障的“三无”人员，成为新的完全彻底的无产者。从1957年至今，其承受的苦难51年了。2009年1月27日（己丑年正月初二

苟文纯（1918－1960？）

苟文纯，四川綦江人，曾任某银行行长、副行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遭行长诬贪污，查实清白，然副行长已撤。苟愤而辞职。1956年苟36岁考入西南师院外语系，对年青同学促他一起向党献红心表决心，回答曰：“有必要吗？何必呢，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苟因此答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留校劳动改造。

苟在劳动改造时衣衫破旧而头颅高贵，浓眉大眼，黑发粗密，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无论环境如何，举手投足，应对谈吐，无不大方得宜。苟劳动技能极差，挖土锄草，总出洋相，挑粪时破皮鞋踩不稳步子，肩上担摇摇晃晃，桶中物溅洒一路。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苟老会朗诵莎士比亚剧作台词和唱歌。他经常用英语唱罗伯逊的“老人河”，唱完后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掛着泪花。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同室的人静静地听着，心也随着歌声搏动。1959年后，饥荒威胁着每个人，西南师院劳动队员右派们食不果腹，个个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领导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谋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依然修饰整洁，不失头颅的高贵。苟文纯背着破烂的行李，浮肿的双腿拖着病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前行……两天后他饿毙在回家的路上。

徐香圃（1932－1966）

徐香圃，四川西南师院历史系1956级女右派，已婚有子，在学校劳动队寡言忧郁，被管教干部视为思想改造不积极。1964年终得毕业分配江北县，旋即让其参加“四清”工作队。右派原是“四清”对象，岂能去清别人？徐香圃未知此系幸抑或不幸，遂向四清团团长请示汇报。团长曰：“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于是徐香圃释了疑团，窃喜不已，为自己在政治上得到党的信任而高兴和感激。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行动。徐香圃在四清工作中舍身忘我，表现上佳，却招来嫉恨，团长也遭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批评。文化革命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四清团长把徐香圃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所有能想到的反革命罪名都加到了她的头上。徐香圃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灰——怎么都不是都不行啊！徐香圃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香消玉碎。

曾清经（1932？－1961）

曾清经，四川西南师院学生右派，1960年在学校劳动队劳动中饿死摔死，1961年被追认摘帽，1979年宣布不予改正平反，是四川省明文规定不予平反的21个右派之一。

曾清经力气大，劳动中最卖力，可挑200斤，以求领导尽早认可自己改造好了。1959年后饥荒来临，每人每日逐渐减至6两麦麸。曾清经干的活是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每次挑的担子不得少于100斤。本已饿得头晕眼花，重担上肩，眼冒金星，攀登一级，虚汗如雨，喘气如牛。曾清经终于眼前一黑，一个倒栽葱连人带担子摔下去……大家发现时他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没有通知亲人，挖个土坑把他埋了。

曾清经的右派罪行是“要杀共产党”。至今不明为什么在他死后的1961年为他追认摘帽，又为什么在1979年不予他改正平反。

黄宗羲（？－1958）

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中共党员，右派，1958年被枪毙。

黄宗羲有8年中共党龄，贫雇农出身，根红苗正，1957年反右时是北大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因反对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被认为立场不稳，同情右派，让其在一间屋里反省。黄因事与监视者口角继而动手互殴。黄立即被捕，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右派杀人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黄赴刑场前，法院让其见了妻儿。黄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黄的这番话被法院作了记录。1979年，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查看了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黄宗羲的同学了解情况，证实了他俩确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北大对黄宗羲的平反措施是：给了他儿子2000元钱。

顾文选（？－1970）

顾文选，北大西语系学生，1970年3月5日被枪毙。

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时因亲见株连无辜诸残忍内幕而不平，受到严刑拷打。1957年鸣放整风时顾文选在北大对此作了披露控诉，被打成右派，且判刑五年，刑满留场。1970年3月5日被枪毙，罪名是叛国投敌——逃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国。

张锡琨

张锡锟，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

张锡琨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四川继续劳教；1976年，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死刑枪毙了；遗体由其妹掩埋在当地。张至今未平反。1980年张妹曾要求为兄平反，劳教队的干部不答应。张遗有一女，随母改嫁改姓。

张锡琨为之送命的大字报：

卫道者的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 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 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 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 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 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 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 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 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 "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陆鲁山

陆鲁山，北京农机学院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中央党校右派杜光如是回忆陆鲁山：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姚祖彝

姚祖彝，外贸部英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中央党校右派杜光如是回忆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

王桐竹

王桐竹，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中央党校右派杜光如是回忆王桐竹：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王桐竹1963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孙本乔

孙本乔，北京工业大学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处以劳教，1970年在南京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枪毙。中央党校右派杜高如是回忆孙本乔：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毛应星

毛应星，女，1955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兰州农校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1961年摘帽回兰州农校教书；1968年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1969年被判5年徒刑；1970年被判死刑，罪名是反对林彪。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应星被押往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枪毙了。临刑前，毛应星让人们从她裤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记的全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文字，没有一个字是关于自己的。

刘凤翔

沈元

沈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0年以叛国罪被枪毙。曾是北大教授的郭罗基如是回忆沈元：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拉了起来。20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32岁。“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8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铤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刘文辉

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被枪毙。

刘文辉是极少的工人右派。1966年9月年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分寄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高校，11月被捕，1967年3月23日被判死刑公审枪决。刘文辉带着手铐书写的遗书曰：“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 “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其弟，同案犯刘文忠有书《风雨人生路》叙述乃兄行迹，2004年澳门崇适文化公司出版。

周居正

周居正，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劳教，1964年被枪毙。

周居正，中共老党员，国民党重庆白公馆监狱的幸存者，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江姐绣红旗的原型人物是周居正。1949年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4岁孩子。1961年周居正劳教留场后，被诬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判处死刑，留给妻子曾昭英遗言：“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至今未平反。他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自尽，他的妻子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教师曾昭英，现年73岁，孑然一人，形影相吊，犹在不断地申诉，要求为夫君平反。

被救4岁孩子的父亲郭德贤回忆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监狱，狱中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晚，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声震撼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刽子手急忙向白公馆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全部集中到渣滓洞屠杀革命者，白公馆未遭杀的同志全部集中到平二室，我带着两个孩子仍被关押在楼上，平时狱中革命者教育的看守员杨钦典和李育生，经罗广斌等同志指明出路，毅然反戈，站到了正义一边，他打开牢房叫大家赶快冲出去，并告诉罗广斌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孩子时，罗广斌便派李荫枫和周居正到楼上帮我背小孩，我的小波就是他背着闯出封锁线的。”

杨应森

杨应森，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枪毙，罪名是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与周居正同案。至今未平反。

朱守忠

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0年2月参加中共，1958年在宁夏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认为：“刘少奇是政治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语录’，大中学校的基础课、专业课不可缺少”……。1969年11月，朱因上述言论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

朱希

朱希，1938年入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

文革中，朱批评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拷打折磨，后被秘密判处死刑；因林彪叛逃，死刑未执行。1979年朱的右派身份平反时，档案中发现死刑之判，而无任何其他说明纠正文字。

蔡铁根（1911－1970）

蔡铁根，原名委心、泽生，别名铁根，以蔡铁根行世，河北省蔚县人。蔡曾就读厦门大学，1936年参加红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蔡任参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等职，授大校军衔。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刘伯承元帅遭批判，蔡铁根在批判会上为刘伯承发言辩护：“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持会议的彭德怀下令把蔡揪上台来，当场撕去领章帽徽，让人对他拳打脚踢，撕烂军服。其时，军内反右补课尚未结束，蔡遂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藉军籍，下放到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局当巡视员。蔡妻与其离婚，留下三个孩子。蔡前往常州时怀抱6个月的小儿子、手挽2岁女儿、背跟3岁大儿子扯着他的衣服，景况凄凉。

文化革命中，蔡遭抄家，40余本日记和一把日本军刀被抄走。日记中有蔡对党内军内不正常情况的不满以及对毛泽东的批评。与蔡多有交往的一个宵小将平时有意套蔡酒后牢骚话

向当局告密，遂致当局成立“蔡铁根专案办公室”，拘捕接近蔡者一百余人，诱供逼供，坐实蔡进行“反革命串联组织活动”、“ 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察看地形，阴谋推翻毛泽东

和共产党”。1970年3月7日凌晨，常州革委会政法组向蔡宣读了事后补发的逮捕证和未经审判的死刑判决书，将蔡拉到常州西门外枪决。蔡临刑从容镇定，向同案判死缓的吴翼说：“

蔡被枪决后，警察到蔡家索取子弹费。蔡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多岁，没有钱。警察让照顾孩子的邻居老太太书具文字证明，证明蔡家付不出子弹费。

1978年，蔡铁根右派获改正平反。1979年7月25日，

【九曲澄曰】

已死的右派有几十万。如苟文纯、徐香圃、曾清经似地饿死的、病死的、愁死的、怕死的、吓死的、折磨死的、自杀死的诸不自然死亡者无可胜计；还有被枪毙死的，黄宗羲、顾文选、张锡锟、陆鲁山、姚祖彝、王桐竹、孙本乔、毛应星、刘凤翔、沈元、刘文辉、周居正、杨应森、朱守忠、蔡铁根，这些被枪毙的右派不是因私刑因武斗因群众被煽动的狂热情绪而杀死，而全然是中共以法律、公理、正义的名义杀死的，是国家用纳税人的钱豢养的刽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合法地杀死的！一个社会，如此杀人，绝非仅是执政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和文化！这是一个噬人的制度，这是一种斗争仇恨你死我活的文化，不颠覆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文化，无论如何换汤换药，都无法改变这噬人的本质。昨天是地主，今天是右派；昨天是造反派，今天是暴徒；昨天是你，今天就可能是我！

逝者长已，愿九泉安息！存者要活，应三思彻悟。

石天河（1924－）

纪由（1929－）

纪由，原名南鸿禄。1959年纪在北京市丰台区工会被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1969年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0年；1979年获改正平反，不补发工资。纪由坚持上告，数百次写信申诉上访，迫使原

彭慕陶

彭慕陶，成都人。1957年彭在成都轻工业局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文革中被判刑20年；1979年改正平反。坚持上访、上诉、上告近10年，要求补发工资。2008年成都市政府答应补发两万元，条件是就此了结，不能再上访上告。彭慕陶拒绝领此两万元，坚持上告到底，不排除上北京找国务院。他说我是死了几次的人，还有什么怕的？如不解决，会随全国“五七”老人集体上北京请愿。现居成都。

袁伯诚（1933－）

袁伯诚，青岛人，1950年就读于军事干部学校，1956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1958年被打成右派。袁伯诚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写过大字报，没有向党提过半句半字意见，没有任何反党言行。因为他在入北师大前，从事高级干部的警卫工作，亲身经历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长）、彭柏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潘汉年（上海副市长）诸人从高位突然沦为阶下囚的过程，深悉“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太残酷，太可怕了”而时时警惕自己谨言慎行。领导编造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强行将袁伯诚定为成极右分子，送往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教养。袁伯诚事后检讨曰：1950年参军的前夜，父亲嘱咐我三句话：“爵禄可能性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黎力（1935－）

黎力，本名许力心，四川人。1957年黎被西南师院定为右派至1979年，其间反反复复：右派、摘帽右派、重新戴帽、现行反革命分子、右倾翻案分子，送去劳改蹲监狱牛棚22年。1979年获改正，加入九三学社。此后，曾任黔江地区侨联主席、省政协委员。现已退休，居重庆。

周永珍

周永珍，女，四川安富人。1951年在四川省原峨嵋交通机械厂任办事员，偕丈夫和同事向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反映厂长成伦元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生活作风不正等问题，又在整风会上发言提意见，遂被打成反党集团，划为右派。周在车间惩罚性劳动时正值怀孕不适，被机器绞伤；调运输公司工作，被诬破坏发动机；送人饭票，其人吃后肚胀而未完成生产任务，归罪于周破坏生产。周被送进监狱，孩子才几个月大。1982年周获平反改正。现居四川。

徐鹏章（1924－）

徐鹏章，四川丹棱人，曾在川大和北大进修毕业。1957 年徐被划为右派，缘其写了小品文“组长的调查窍门”，又坚持思想斗争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哲学观点。徐以家传医术悬壶济世，为群众治愈当时国家医院未能医治的疾病——淋疤结核及特殊牙科疾病，深受欢迎。徐屡屡申请开业行医，皆被以没有医科大学毕业证书为由拒绝，至以非法行医将徐逮捕关押近10年。徐现已获改正平反，获聘为北京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成都博物院研究员，获评为四川高级专家、国家级科技成果研制功臣。徐的著作有：《四川矿石志》、《 四川历史考古文集》、《 可爱的中国人》等。徐工诗、书、画，其作品被北京、成都大型书册刊载。徐现84岁高龄，居四川，身体硬朗，耄耋之年，每日仍咬食硬胡豆、核桃。

何济翔，江苏江阴人，曾与李公朴一起主办《全民抗战》杂志。1949年何任上海市中级法院审判员，1954年前往北京参加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同年“五一”节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957年何在上海市中级法院庭长任上被打成右派。“把我打成右派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我赞成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杨兆龙先生发表的，建议国家设立惩治反革命条例、贪污条例和婚姻法条例的文章；再一个说我积极组织司法人员进行鸣放是向党进攻。”

刘冰（1932－）

刘冰，祖藉安徽庐江，生于芜湖。1957年整风鸣放时刘任《四川青年》和《四川青年报》编辑兼记者，提出新闻改革、政治民主、任人唯贤等建议，遂被打成右派，送农村監督劳动。监督劳动中被诬为“纵火犯”、“投毒犯”，备受折磨摧残。“投毒犯”之诬系某年除夕夜，开恩“敞开吃饱一顿饭”之日，刘走近村干部桌边的汤锅欲讨一点热汤未得，被队长指为右派分子居心不良，想投毒谋害干部。

刘冰在农村劳动期间，改进拌桶创新制作“汽油机打谷机”，成了县农机厂的定型产品。1979年刘获改正，1982年调《渡口日报》，1985年调《德阳日报》，写有随笔、报告文学、评论等百余万字。1992年离休。

刘冰45岁结婚，有二子，分别从事电脑维修和机械设计工作。

刘冰曾祖父刘秉璋系抗法名将。1885年，其曾祖作为浙江海防最高统帅指挥的镇海保卫战击败法国舰队，威名远扬，朝野震动；先后任浙江巡抚、四川总督，从政数十年，深知官场腐败、政治险恶，凡饱学正直之士难有报国之门。据此，遗训五子从商、研技、治学、习文皆可，唯不要从政。刘冰经历50年右派生涯后，以曾祖遗训为念，庆幸二子远离政治，践履乃祖之嘱。

沈泽宜

沈泽宜有《诗的真实世界》、《梦州诗论》、《诗经新解》以及诗集《西塞娜十四行》等专著传世；创作新诗千余首，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等选本。现退休居浙江湖州，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

【九曲澄曰】

右派在1989年“6·4”运动中自费从江南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演说，声援学生，呼号呐喊民主自由再度入狱者，唯沈泽宜一人也！

张元勋（1933－）

谭天荣（1935－）

陈奉孝，山东潍坊人，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7年北大“5·19”风云中偕同学写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一、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科必修制度，改为选修；三、取消留学生委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四、开办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继而组织“百花学社”、出版刊物《广场》；遂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1972年刑满，强迫留场7年。在劳改期间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吊打、老虎凳、陪毙、强迫与死人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12次从死神手中逃生。1979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年右派获改正，是全国大学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后一人。2007年参与右派上书维权活动。现居山东潍坊，著有回忆录《梦断未名湖》传世。

王书瑶（1936－）

博绳武（1939－）

博绳武看到凡戴着右派帽子的毕业生都给轰到大西北去劳动，其境况比“劳动考察”和“劳动教养”更惨，于是逃离了学校。在社会底层，为一日三餐，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期间，结识了一位右派范老师，长他十岁。范给他讲“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人权、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对逆境……。范爱唱歌，唱“老人河”，浑厚的声音如泣如诉，悲伤中显出刚毅。博原对当前的一切满头雾水，在范的点拨下开始清醒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遇到难以逾越的逆境时，博耳边就响起范那浑厚刚毅的歌声 “……老人河呵，老人河，你总是自由的流过”。1979年博得知范惨死在文革中。博视范为一生中永远的老师。

1966年8月28日

【九曲澄曰】 “逃离学校”，是博绳武迥异常人处，虽脱天罗未免地网，然舍弃“读书人——人上人”的虚名而甘就底层下里巴人，是其灼见与大器。去皮之毛融入尘世，无论如何苦累，“你总是自由地流过”。

纪增善

【九曲澄曰】

燕遯符（1940－）

俞庆水（1937－）

俞庆水，江西广丰人，幼承庭训，熟读《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大学》、《中庸》段落，然喜好物理，1953年考入北大地理系。1957年准备有关泥石流研究的毕业论文，曾请教清华黄万里教授，有书信往还。北大“5·19”后，写了“卫道者的逻辑”和“消除三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大字报，前者的主旨是：不要把学生的意见看得太严重，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辩论，但要讲逻辑，不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遂被打成右派。其划为右派的理由还有：与其书信往还的清华黄万里

宋林松（1936－）

宋林松，苏州人，父母种田而打工，可谓根正苗红，一直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依靠对象。1954年宋考入北大物理系，1957年任北大学生团总支书记，于风云突变间安然无恙。1958年1月底，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以后，即被远谪西北兰州；北大则进行“反右补课”的再补课，于是为了凑数，宋林松成了北大补划的最后一个右派份子，容其随班读书；同年分配中科院物理所。1960年摘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再次在劫难逃，历经磨难，险死还生，侥幸活命。九十年代初，宋念老母倚闾思儿，望穿秋水，孝心拳拳，调回故乡，赡养慈亲。宋现从苏州大学退休，居苏州笔耕不辍。

管正和（1931－）

管正和，四川富顺人。1956年管写作《粪的风波》小文，揭露讽刺官僚主义，1957年被整肃为右派，1960年被送农村监督劳动，遭诬谋害干部未遂罪，送劳动教养20余年。1979年管获改正平反。管撰写《来自死亡族群的报告》，记录历史，部分章节在海外网站刊发。

石挥 （1915－1957）

石挥，原名石毓涛，天津人，演员、导演。石曾有“话剧皇帝”之誉，戏剧大师黄左临称他为“稀有的表演艺术家”。1950年石根据老舍小说自编自导自演影片《我这一辈子》，获好评；此后，演、导《宋景诗》、《鸡毛信》、《刘胡兰》、《情长谊深》诸迎合时代潮流、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影片，皆得到肯定和表扬。1955年石导演的《天仙配》倾倒全国民众。1957年由石导演并任主角的电影《雾海夜航》以及《关连长》受到批判，同时他的一篇短文《东吴大将——贾化（假话）》也被指为讽刺党的领导，遂被整肃为右派，遭到大批判，指其“政治上反党，思想上反动，生活上腐化”云云。同年12月某日，在从上海到宁波的“民主三号”轮船上，石挥万念俱灰，投海自尽。这艘船，恰是他拍摄《雾海夜航》电影的轮船。石挥跳海，尸骸17个月后在南汇海滩上发现，已腐烂不堪。

石挥妻子童葆苓回忆说：“石挥的自尊心很强，他跟我说，一个人如果打成了右派，那连蹬三轮的都不如，要被人看不起的。”“那次从电影系统批判石挥的专题会回来，石挥连连对我说：‘结棍！结棍！’就说了这一句，以后就一直闷闷不乐，不说话。”“那一天批判会过后，我也没意识到他会走绝路。……，我正好要出去，……他听说我要走，一下子就把我抱住，拼命地上下吻我，那种失态我后来想想，就是一种诀别的表示。自那个下午之后石挥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九曲澄曰】

党文化宣扬“劳动光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石挥却以“蹬三轮”为耻，其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旧时观念根深蒂固，与党的教化格格不入，其被整肃为右派，似乎有以也。

时昭涵（1898—1979）

时昭涵，湖北枝江人，化学家。1913年时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先后任职华东工业部、沈阳化工研究所、辽宁省政协常委。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应邀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时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配技术人员的工作；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爱人和眷属的场所。遂被整肃为右派。1970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拘捕入狱，罪状是在他的住室发现糊窗户的一张报纸上印有毛泽东像。

1979年5月，当一页平反文书跚跚而来的时候，时昭涵泪流满面，无语凝咽，当夜死去。终年81岁。

时昭涵系辛亥元勋时象晋之孙，文武双全，1920年第8届华北运动会上一人独夺100码跑、220码

梅汝璈（1904——1973）

梅汝璈，字亚轩，南昌人，法学家。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返国任教于多所大学、任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曾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助手。1946年，梅受任为中国法官代表，出席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梅汝璈正气凛然，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学知识，让28名日本战犯受到正义的审判，得到应有的惩罚，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其传奇式的故事赢得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激赏敬重和传扬。梅汝璈不满蒋介石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拒不就任国民政

1957年，梅汝璈被整肃为右派分子；1966年文化革命中遭批判抄家，抄出他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穿的法袍，几被烧毁，经巧妙应对周旋，终得保存这一珍贵历史文物；许多东京审判日记则被抄走，至今不知下落。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9岁。在梅汝璈身后，家属遵其遗嘱，将梅保存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捐献给国家收藏。

梅汝璈1945年娶妻，育有一女一子。妻贤淑，明大义。其子梅小璈说：“我母亲也从不见记者，从不和记者讲起父亲，父亲只在她自己的心里。”“有一些纪录片的工作人员找到我，请我提供一些资料，还希望对我母亲进行采访等等。但我母亲就常对我讲，她和父亲都是那一代人中遭遇侵略战争后的幸存者，真正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那些上战场的战士，他们没有青史留名，甚至没有活着回来，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父亲只是得到政府委派去做一项审判工作，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母亲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父母都是行事很低调的人，倒不是说他们如何超然，而是内心有自己的某种追求吧。”梅小璈回忆父亲：“父亲晚年心境是颇有些孤独的。记得六十年代初有一次家里停电，黑暗中，父亲坐在藤椅上轻轻地哼起了清华早年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他意识到那个中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些留恋，但也知道不变革也是不行的，内心有一些挣扎。”

【九曲澄曰】

梅汝璈南昌青云谱故居，高耸巍峨的骑墙尚在，屋顶已全部坍塌，只剩几根梁柱静默无语，孤零零地站在残垣断壁间，庭院内则早已是一片废墟。一代国士，身后萧索，幸有妻、子知心知己！

杨世元（1937－）

杨世元，原名杨世炫，浙江云和人。1957年杨在云和县当教师，被大会点名批判：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混进共青团，为首组织右派集团，到处煽风点火。杨世元一条都不承认。有左派积极分子上台对杨采取“强硬”措施，杨不服吼叫：“领导上宣布是辯论会，不是批斗会，为什么动手打人？”边说边反抗自卫，一个小学校长被杨一掌从台上推了下去。一时众人大哗，高喊“打人啦！打人啦！”。幸亏会议主持者尚存天良，于混乱中突然吹哨，会场肃静一片，主持者开口：今天是辯论会，要他自己捡查交代，看他认罪态度再做结论，今天会议暂时开到这里，散会。1958年3月8号，杨世元被送劳动教养，在浙南的龙泉诃村农场关了四年、浙北的长兴农场关了八年。1969年11月杨被清理返回老家，家破人亡，一贫如洗，求职无门。杨世元返躬求己，求自己头脑里的文化知识，那是再怎么运动也夺不走的。杨凭一张选民证，闯荡江湖，十年间走遍浙南闽北。杨发現民间普遍缺乏科学知识，闽北那么大就没有几家象样的建筑设汁院。杨自学函授绘制建筑施工图。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关单位批准录用了杨设计绘制的图纸。杨世元终于完全靠自身的努力成了浙江驻闽工程处的总工程师。1979年右派改正时，杨己经是工程专业的万元户了。此后，杨世元被安排在云和县教育局，负责校舍修建工作。1995年杨提前退休，参与了杭州宋城人造旅游景点的建设，还参与过萧山湘湖的杭州乐园、台州东方太阳城等旅游景点的建没，直到2007年才正式退下来，入住杭州第二社会福利院，颐养天年。杨世元说：“如今我孤身一人，……我是断子绝孫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留下我们那段血和泪的遭遇，讨个说法，让历史后人去评述。”

【九曲澄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嘲弄欺负知识分子到傲骨的不二之论，从没错过，没能否定过，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杨世元向它挑战了，且赢了。自养，自立，自强、自主、自由，互相递进，相倚相成。杨世元做到了！如果再有反右，现当今红得发紫的文人们会成为癞皮狗、可怜虫，而杨世元则会在一开始就能自养得自立臻自强可自主有自由，昂藏于天地间。将杨世元的历史升华总结为理论，可以翻天覆地、沧海桑田。

费宇鸣（1931－）

铁流（1935－）

【九曲澄曰】

费宇鸣、铁流与杨世元，未曾同谋，而有齐动，异曲同工；其异曲于所事或工或商不一，其同工于能自养得自立臻自强可自主有自由之境也！准此，无须哀叹，不会冻馁，不用求告，不必乞恩，肉身得保，妻室得安，子女得教，灵魂得安，家国得报，俯仰得不愧于天地。

朱镕基（1928－）

张思之（1927－）

张思之，生于郑州，16岁时参加学生志愿军远赴印缅抗日前线，20岁考入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从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至1957年先后任北京市法院法官和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张思之对领导大字报内外有别的讲话询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 这个询问被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张思之遂成为右派，送昌平县山区劳动15年后转任中学教师。1979年张思之获改正平反，他说：“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教，而是受愚弄。”1980年后张思之从事律师工作，担任过林彪反革命案和江青反革命案两案的辩护律师组组长以及《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张思之有《中国律师制度》、《律师实务》、《我的辨词与梦想》等专著。

叶思九（1921－）

叶思九，江苏靖江人。1957年叶为上海动力学校副教授，整风鸣放期间贴出大字报“官僚主义害死了何乃祺”，为同仁因夫妻分居两地长期得不到解决愤而自杀鸣不平，同声相应者有三千多张大字报。时恰毛泽东视察上海，听上海书记柯庆施报告此事后，接见该校校长书记仇启琴，亲加指点。柯庆施秉承毛泽东旨意，发动上海三大报纸：解放、文汇、新闻，对该校展开报道批判围剿，酿成一大事件，轰动全国。叶思九和另5位教师、12名学生被整肃为右派，数百人受株连，3位学生当时自杀身亡，多位学生在劳教中自杀身亡或失踪。他们中现在能了解到姓名资料的是：曹立生（17岁，学生，自杀）、倪维熊（教师右派，在叶思九大字报上签名）、张家齐（教师右派，劳教2年，扫厕所20年）、李家骥（教师右派）、施蕊初（教师右派）、陈基础（教师右派）、贺步陶（学生右派，送青海劳教，下落不明）、胡继宏（学生，文革中自杀身亡）、蔡新益（学生，17岁，黑材料陪伴终生）。校长仇启琴因给叶思九写了为去报社澄清事实真相的介绍信被整肃为“包庇右派”、“右倾”，遭“警告”处分，逐离学校。继任校长徐振声被定为“严重右倾”、“为右派翻案”，停止职务，文革中成为“漏网右派”遭斗辱，肋骨四根被打断。叶思九送劳教至1962年解除摘帽，继遣送原籍农村种地15年，历经磨难。现居上海，著書《生死沉浮》传世。

张成觉（1939－）

张成觉，祖籍东莞，生于香港。1957年张就读上海交大，整风中提意见希望改变对党外人士冷落的态度和纠正肃反运动的偏差，同时支持交大西迁西安的反对派，因此被划为右派。1960年发配新疆，大漠孤烟，风刀霜剑22年。1988年因有香港出生证得以移居香港至今。张善文，有大量回忆和时论文字问世。

黄绍甫（1925－）

黄绍甫，成都人；幼受母亲、姑姑耳濡，喜好音乐，拜名师学小提琴；及长，目染军人父执辈勃勃英姿，于抗战期间生驰骋疆场报效祖国之心，虽为独生子，然三次离家，投笔从戎，编入国民政府驻印度远征军新一军谍报队任中士队员。1949年后，被招聘为西藏军区后政文工团担任首席小提琴。黄于填写干部登记表时因新一军履历，遭指导员嘲讽：“你参加的远征军是那个领导的呀？”“那国民党反不反动呀？”“远征军”前面也必须加上“反动”。此后，历次运动，黄绍甫皆遭整肃，1957年划为右派，下狱劳改34年。这34年中，音乐、小提琴伴随他熬过了非人的岁月。难友中知音者时隔半世纪，见面第一句是：“嗨，我还记得你拉的《追寻》（刘雪庵作曲）。”“到现在我还记得你自编自拉的那首杨白劳变奏曲，那低音硬是拉得人心碎”。黄绍甫至今未得彻底平反，落实政策，以85岁高龄，继续维权申诉，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维持生存。

冯志轩（1932－）

冯志轩，长春人，祖行医，父教书，幼承庭训，诗书传家。1955年冯在大连工作，被疑为“敌特”，不堪连续批斗逼供三个月而招认“推翻共和国”罪，始获停斗。最后结论“非敌特”。1956年调北京一机部二局工作，工作成绩显著，颇获领导赏识好评，提升工资两级。1957年整风鸣放中冯提意见曰：希望党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要搞运动。土改形成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肃反乱批乱斗，侵犯人权。运动伤及无数无辜的人。这不是治国安民的办法……干部政策应该“招贤纳士，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党”。只要不反对现政权，就应大胆使用……云云。由此招祸，划为极右，警车押送，投入半步桥监狱，判刑8年，监禁、劳改22年，辗转11个劳改场所，历尽磨难，炼狱余生。1979年张从保定省一监释放，右派改正，判刑撤销，工作恢复，回到一机部，任职部属研究所总经济师。冯通日文，五十年代始就翻译文章，发表论文。冯生性率直，淡薄名利，知足少欲，1993年退休，有诗概述生平：亦梦亦醒八十年，岁月悠然客南冠。平生豪气消磨尽，醉卧清风闲看天!

陈瑞金（1927－）

陈瑞金，原名陈国淦，1947年秋就读北大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51年整党时，陈说“阶级社会的存在曾经是合理的”，受到严厉批判，说与党唱反调；1957年整风运动时，陈是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干部，提了一些意见，遭整肃为右派。据其定案材料，反党言论主要有三：污蔑师领导是家长制领导作风，污蔑历次政治运动“过火”，公然反对 “思想服从”。陈获平反后，下商海7年，白手起家，为国家办了一个公司，挣了数百万资产，然后两袖清风，飘然隐退，颐养天年。现居青岛。

方后高（1933－）

方后高，安徽无为人，世代书香门第，仁义传家，曾祖方六岳所撰山海关楹联驰誉天下。

1954年方毕业于芜湖农校。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方对当时安徽盲目推行“农业三改”说了几句不同意见，被划为右派。缘安徽书记曾希圣所定右派标准在中央的六条外，另加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方被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方的中学老师李信鹏同在农场改造。李不堪劳累冻饿，一次挑粪途中不幸倒毙。方遵古训，执弟子礼，为李老师备置棺木，亲自装殓安葬。后又立石碑于老师墓前，上书：“李信鹏老师之墓  学生方后高立”。为此被多次批斗。二十年后，方陪同师母千里寻墓，捡还李

【九曲澄曰】

方后高于风霜刀剑中为乃师所立之石碑远胜金碑，乃心碑、义碑、千古仁碑！

马礼海（1928－）

马礼海，安徽无为县人，卖布小商。1954年党号召公私合营，马积极响应，第一个报名参加，被选为全镇16人联营布店小组长。1957年整风期间，马响应提意见的号召，所提意见是：为什么国营商店卖布的人口粮标准每月32斤，而联营店卖布的每月只28斤？被指为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言论，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后来全国工商联文件规定，基层联营单位小组长以上者，可划为右派分子，马小组长即被划为右派分子，送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当时马已30岁，上老下小，四个孩子中长子9岁，卖布的手握不惯锄把，生活自然困苦不堪。1960年，父亲和妹妹饿死了。1979年马获改正平反。现退休在家，子女孝顺，生活安定。

陈衍余（1932－）

陈衍余，南京人。1957年整风鸣放时，陈作为县宣传部干事，因写的一手好字，总被上级指派为鸣放会上的记录员。听得多了，陈有时会绘声绘色鹦鹉学舌地复述鸣放者的发言。联系肃反运动中，陈力主将一些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教师不送司法机关处理，而让他们归队任教的“前科”，“陈衍余做右派的传声筒还能不是右派！” 1962年陈获改正，缘中央监察部长钱瑛“微服私访”，了解了陈的案情，指示处理。陈现退休居无为，晚年安乐。

姚晓光（1927－1998）

姚晓光，安徽东至人，世代贫农。1947年姚被抓壮丁当兵，后随部队起义，当了解放军。1950年陈入朝鲜作战受伤，归国后作为“荣军”被安排在省民政厅工作。1956年，组织出面为其娶得一富农女儿管秀珍为妻。1957年整风运动，姚没有参加鸣放会提意见，也因只读过三年私塾，不会写文章发表、写大字报张贴，然平时对领导偶有不满，提过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姚妻管秀珍没有抛弃成婚一年的残废右派丈夫，不顾压力，死心塌地与姚一起生活，与姚养育了三女一子。1962年姚获改正，恢复原工作，直至离休，1998年故世。

陶渭熊（1938－）

陶谓熊，四川纳溪人，幼恶政治，最喜体育，自小学至大学西南师院，不团不党。1957年陶被划为右派。有人谓其堕落为右派，正是不参加政治活动所致；陶自笑谓曰：“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就遭了右派。”缘其被领袖盛情相邀信誓旦旦帮助党整风的伟大胸怀所感动，挡不住党组织的再三动员，提笔写信揭发了家乡一生产队长期霸占某女地主奸污的腐败行为。经核查，该队长恶行属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陶以“诬告干部、反攻倒算、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诸罪划为右派。原来，陶系地主成分，揭发信中行文在揭该队长霸占奸污女性后自然顺笔指其只顾荒淫作乐不领导生产，使生产下降社员生活困难云云，故有后3条罪名。陶时年19岁，尚带稚气，在劳动中卖力改造，感动领导，于1959年10月30日下午5时

戴传熹（1933－）

杨春谱（1936－2008）

杨春谱，四川南充人，1955年考入西南师院。杨性格开朗，热心公务，乐于助人，被同学选为伙食委员，负责搜集对伙食的意见并与伙食团联系。1957年6月初，西南师院停课鸣放，杨办油印小报《剌》，出了一期，刊载同学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因刊头画有一杆矛，被认定是剌向第一伙食团团长李某的，而李某是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于是杨被划为右派分子。其实那杆矛不是杨画的，是同班同学吴毓民所画。杨没有把吴毓民供出，代人受过当了右派分子。

林宪

林宪

李泰伦（1936－）

李泰伦，成都人，1955年从北京师院毕业，分配北京九中工作。1957年李被划为右派，其言论有:“城市有设计院，政治上为什么不能搞个设计院呢？”“储安平说党天下说得对。”“傅作义上天安门是做给台湾看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手腕。”“为什么说苏联科学发达就政治民主，美国科学发达就政治不民主？”“我父亲是起义将领，在成都战役中立了功,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给镇压了，共产党太不讲信用，骗人！”1960年，李被送劳教19年至1979年改正平反。李泰伦现从北京九中退休，仍旧呐喊：“还我人生金色岁月！”

傅万碧（1938－）

傅万碧，生于贵州黔江，1955年考入重庆大学。1958年春，傅被补进极右分子队伍， 开除学藉，送四川省劳改局筑路二支队劳教，先后修过内昆、成昆、广旺铁路。1961年摘帽。1962年返家做临时工。1969年文革中，“右派分子不搞反革命谁搞反革命？”遭毒打，只好逃跑，四处流浪，在贵州、云南、山东、辽宁等地做工，修过房屋、架过桥；当过领工、绘过图；修理钟表、压面机、烂铣头。1978年傅获改正平反，任黔江师范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工会主席。1998年傅退休，现居黔江。

白竹筠

【九曲澄曰】

右派平反缺乏反思。“权奴”帮同打造专制制度。宪法要在党的头上。白竹筠见道之言，大彻大悟。然辩论之说，未免天真，总还停留在“有什么值得说的”阶段而未臻“应该如何去做”的境界。

曹德谦（1923－）

曹德谦，江苏松江人，1949年10月放弃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位返国。1957年曹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时划为右派。缘其在毛泽东英文秘书林克妻子的说服下，“解除了顾虑”，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内部墙报上。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列宁党是一个地下党，采取黑箱作业，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在执政后继续这样做是不对的，执政后的党应当是马尔托夫党而不应当是黑箱作业党。二、美国的民主不是吹牛的。美国工人阶级代表可以参加政府。即使不能参加政府，它仍然是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国人人可以骂总统。三、共产党在教科书中所说的，或是在宪法中所说的，与实际表现完全不同，共产党言行不一，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自由必须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不能靠共产党的恩赐。

事隔五十多年，曹德谦对当年所论仍然，然对当年所行忏悔：“我不过是一个为了保命而向共产党屈膝下跪的投降分子。我曾一系列进了三个新闻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我一生笃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为了活命，我却出卖良心，在认罪书中一再批判言论自由，其实言论自由一直是我心中的宝贝、心肝、蜜糖、DARLING和女皇，而我却加以诋毁，这是我的良心债。最后，我受洗为基督徒，我需要忏悔。我永远向林昭表示敬意。谢谢上帝，中国还有人敢拒绝‘检讨’”

陈祯祥（1937－）

陈祯祥，安庆人，其祖陈独秀。1949年其父陈鹤年将她从香港送返大陆生活。1950年13岁的陈祯祥瞒着家人报名参加志愿军，要去朝鲜打倒美帝，不被批准，转而要求入团，以刘胡兰入党年龄也不够为理据力争，感动团组织，汇报党组织同意，破格允其入团。此后，中学大学，陈祯祥都是学生干部。1957年五一劳动节，陈祯祥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队员，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看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她挥舞着鲜花．尽情地欢呼：“万岁！万万岁！”此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整风鸣放开始，在北师院读书的陈祯祥鸣放了一条意见：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陈祯祥因此被划为右派，其理据是：“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不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小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陈母许桂馨，愁肠寸断，痛心疾首，思前想后，忍泪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离婚，意欲彻底斩断与陈独秀的瓜葛，以利子女。未料毫无用处，文革中，陈独秀在北京的儿孙全遭厄运。陈祯祥任教的中学，群众大会上宣布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勒令她检举揭发陈独秀并交出陈独秀的照片。陈祯祥从来没见过爷爷陈独秀，也没见过陈独秀的照片，她哪里交得出！于是对她关押、抄家、批斗殴辱，实行专政。陈祯祥丈夫刘邵与她同校，一样认真教学，深得校长赏识，夫妇二人与校长被打成“三家村”。刘劭不堪凌辱，自杀身亡。陈母亦遭整肃批斗殴辱，劳动改造，受罪无穷。陈祯祥劫后余生，l992年自费去了陈独秀晚年生活的江津县，探寻爷爷足迹。当她走到陈独秀石场院简陋破败的老屋故居时，不禁哇地—声哭了。足不旋踵，陈祯祥赶赴故乡安庆，参加北京党史学会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会上，她声泪俱下，倾诉种种切切。

高作纯（1936－）

高作纯，河北抚宁人，1957年考入北京师院中文系，写了一篇《“整风争鸣”随感》，被打成右派。文章内容：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先发展轻工业；反对以强迫命令推动合作化运动，主张在自愿的原则下推进合作化运动；反对向苏联“一边倒”，主张在美苏之间“骑墙”。高被发配到北京香山，卧佛寺一带农村劳动改造，恰与同校同学右派陈祯祥一起。陈是陈独秀孙女。郑、陈原系朋友，现同处困境，相濡以沫，爱悯倍增。校领导视此为大逆不道，多次谈话，屡发警告。党棒严打，鸳鸯不散。1959年，郑兴被以抗拒改造的罪名送去劳教，1970年释放。1978年高获改正，在中学任教职，与陈祯祥重逢，然时过境迁，人事皆非，唯相对唏嘘。1996年高退休，现居北京。

张宗保（1937－）

张宗保，河北承德人，1954年毕业于承德师范学校，分配在赤峰市哈拉道口区学校任教师。1957年张宗保被划为右派，划为右派的原因是被开除公职，开除公职的原因是在鸣放会上对校长提意见，对校长提意见的原因是：一、1955年，语文课教学中，“宿舍”的“宿”字读音张宗保认为应读“SU”，校长魏冠亚认为应按当地方言音读“XU”。一番争执，最后，依魏校长的意见办。此时上报教育局，区校长林宗尧批评张宗保：不服从领导，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不虚心从事教育工作，自以为是。二、1956年，教师集中开会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教育入乡随俗化的新方针。会场中许多人吸烟，烟雾腾腾，张宗保受不了，把自己座位边的窗户开了一丝缝。时值春寒料峭，有人怕冷提意见。区校长林宗尧批评张宗保脱离群众，反对社会主义教育入乡随俗化。

1957年整风鸣放中，张宗保将这两粒陈年旧芝麻拿来当事向校长提意见，遂被划为右派。张宗保不服，遂被开除公职。张宗保更不服，咄咄逼问校长：划我右派根据何在？答曰：你被开除了！再问：开除根据何在？答曰：你是右派！如此纠缠反复，反复纠缠，张宗保与领导都忍无可忍，以张宗保被关押禁闭着人看管后再劳教3年了结。

1978年全国右派改正平反，张宗保没份。至2008年北京奥运前，张宗保还在上诉呼号，不惜以死抗争，在奥运开幕时溅血当场，只要求调查核实曾是教师右派的身份，要求恢复名誉公职、补发工资。

李斌（1931－）

李斌，原名李国仆，云南屏边人，父李忠邦系国民党武装起义人员，帮助共产党完成剿匪任务后遭镇压（已获平反）。李斌原在解放军13军文工团工作，才华出众，被列为青年作家培养对象，欲选送北京学习，因李父被镇压而取消，且转业回乡，安排在“一师一校”的村小学教书。李斌努力工作，四年间，将村小发展为完全小学，任校长。1955年肃反运动，撤校长职。1957年整风鸣放中，李斌提了意见，遂被打成右派。

王培津（1936－）

王培津，山东潍坊人，1951年至1953年在中央军委工程学院学习情报，结业后，分配到北京军委三部二局任科员。由于关心领导工作，将学院与二局作对比，提了政治学习没有军校组织得好的意见。1957年整风反右，领导翻出记录，指责王自高自大、骄傲。王不服，予以反驳，与之顶撞。领导遂以不听组织批评，骄傲自大，不承认错误为由，开除王的团籍和军籍，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王被遣送东北850农场区山畜牧场监督劳动，1961年调新疆，1979年获改正，1996年退休，现居新疆哈密，安度晚年。

李远禹（1933－）

李远禹，1950年参军，先入13军文工团，后归12军文工团。1957年李成为右派，1958年被武装押送到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文革中被诬“有三部电台里通外国，要调五千人来踏平东风农场”，受尽批斗折磨，侥幸活命。1979年获改正平反，参与国家十大文化集成《民舞集成·弥勒卷》的编撰。有《炼狱祭》一书传世。开卷语：苍天作证，历史永记，生死莫忘，死者安息。仅以此书献给历史的冤死者和幸存者！扉页印但丁《神曲·地狱篇》诗句：就在我们人生旅途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而血腥的森林中醒悟过来，因为我在里面被诱骗入邪恶之路，唉，要说出那是多么荒凉、多么崎岖、多么幸酸恐怖之所在该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一想起它，心中就会颤栗、惊恐，死亦不过如此！

王志勇（1932－）

王志勇，湖南邵阳人。1956年王任邵阳祁剧团团长。1957年王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向文教科领导提了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在划所谓漏网右派时，被凑数补划为右派，上报市委未被批准，但文教科仍然宣布王为右派分子，给予三降处分，放电影院劳动改造；妻子受株连被赶出绣花厂，只好去拖板车，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最低的生活。从此全家受人歧视凌辱，小孩读书受欺侮，不能入团，不能考大学，不能参军，不能招工。王连年上诉，要求平反,文化革命中被以翻案罪批斗抄家，游街挂牌示众。1979年获改正，1986年因病退休。现据邵阳，儿孙满堂。

刘浩宇（1931－）

刘浩宇，湖南平江人。1949年后刘考入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分配到新湖南报担任编辑、记者。1956年刘入党。1957年整风鸣放中刘提了许多意见，都是针对如何办好报纸的工作上的意见，却被打成右派。147人的编辑部打了54个右派，编委会12个编委打了8个右派。刘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送农村劳动改造；文革中被作为小邓拓批斗。1979年刘获改正，恢复党藉、职务，调任湖南科技出版社，再调岳麓出版社任副社长；先后组稿、编辑了《白话四书》、《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管子》、《白话荀子》、《白话战国策》等11本书。

吴永良（1935－）

吴永良，别名麻花。1950年吴参加革命，当了警察。1957年9月，50多名警察一连三天把吴永良围在中央拳打脚踢，迫其承认：一、骂秘书股长就是骂共产党，因为他是党组成员；二、批评团支部书记“猫鼠不分，竹笋不辨”，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三、看《水浒》的动机目的是图谋仿效宋江造共产党的反。吴不堪折磨，承认了以上罪状，遂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1979年吴获改正，回公安分局继续当警察5年，在三家报社、一家杂志社充编辑23年，至2007年退休。1997年吴退党。1998年吴退出省作协。

吴永良著《一个退休警察的忏悔录》一书，以“麻花”署名。吴自谓曰：“我的化名比真名更切贴：本是一棵麦穗，碾成一撮面粉，揉成一条面筋，炸成一根麻花。小人物的历史亦即社会历史，无可否认。小人物的历史最具普遍性、真实性和研究价值。”吴书翔实生动，文字甚佳，无由出版。

王忠福（1929－）

王忠福，云南开远人。1957年王在人民银行文山县支行德厚营业所工作，因发放口粮贷款问题与区领导及粮管所产生矛盾。恰值整风反右，王忠福被打成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粮食三定政策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王在劳教中干重体力活，因饥饿不支，多次受伤病重濒死。王所在的水围寺有劳教人员1300多人，到62年时，死剩400余人。王赖难友何廷忠（遵义人）、张光宗（广东人）和场部陈医生（宣威人）每天省下自己的一口稀饭给他于九死一生中续命。王妻王桂英贤德忠贞，抚幼赡老，历尽磨折苦楚，不离不弃，于危难中给王忠福以活下来的力量。王忠福现子孙满堂，居开远，安度晚年。

李泽衡（1936－）

李泽衡，祖籍广东，生于越南河内，三岁返回香港，后迁居昆明，就读教会学校。1950年李求学艺术师范，学习绘画。毕业后，分配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1957年，出版社以“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与党离心离德”为由划李为右派。1958年李被遣送至弥勒东风农场。放牛、牧马、撑船、赶车、割草、砍树、搭棚、开荒、辟路、除厩、沤肥、挖水井、刨粪坑、挖鱼塘、抹土基、冲土墙、打炮眼、炸石头、修水坝、挖垡子、犁烂田、翻晒场、扛大粮……脚板戳满枯苦刺、脚跟开大裂口，用纳鞋底的针挑、用麻线缝合，肩膀化脓用破布垫，满肚子的蛔虫，不时从屁股眼里钻出半截，烂衣破裤里的虱子肥肥壮。每月要写自我认罪的“查评”。文化革命中，李受挂牌、游街、抹黑脸、戴尖帽、披麻布、架喷气式等污辱、摧残，九死一生。1978年底王获改正，原单位当年划李为右派者当权，借故拒绝李回出版社。弥勒县接收李在县文化馆工作。李努力工作，于文物考证，颇多成绩。李曾任弥勒县政协副主席、云南省越南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现为摄影家、美术家协会会员。1997年李退休。历尽沧桑后的李泽衡曰：“好在人世间尚存正气，倡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精神不会消亡。”

王铁生（1927－）

王铁生，上海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大，1952年起执教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被打成了极右分子，主要罪状是：污蔑肃反扩大化，攻击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赞赏林希翎以及同意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杜被判送劳教5年半，强制留场6年，期间，曾与一名饿死的劳教犯一起被抛入墓穴而奇迹般生还。1979年获改正，回人民大学。1992年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上退休。王发表、出版经济学专著、译文300多万字，另著有《血泪交响曲——我的“右派”生涯记实》一书。现居杭州。

罗慕骞（1928－）

罗慕骞，原名庆杰，因敬慕张骞而更名，四川綦江人。1949年罗参与剿匪支前，立有战功；1950年入团，1953年入党，任綦江县粮食局股长兼一仓库主任，深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过火弊端。1957年整风鸣放中，罗以具体事实和数据批评县长在粮食统购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给农民造成损失，希望改正。遂被以“替农民叫嚣，反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罪名划为右派。1979年罗获改正。罗急公好义，屡为右派和其他人的冤屈奔走呼号。2008年罗80寿，得寿联贺：

一身正气斗邪恶，无忧无虑无悔无怨无敌于天下；

两袖清风助善良，有兴有趣有乐有欢有朋至全球。

郑兴

郑兴，云南开远人，祖孙三代拣煤渣、做炭巴卖钱为生，远近皆知“炭巴老倌”郑瞎子家。郑兴曾拜师学裁缝，1949年后参加店员工会，为新政权依靠对象，遂被安排到县公安局工作，负责街面社会治安、不准乱摆摊之类。郑生性善良软心肠，难能适应，遂找了个借口辞去公职，在县人事科办了正式退职手续，回到缝纫社上班。1958年缝纫社开展鸣放，郑兴提了意见，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帽子，且宣布郑是被公安局开除的，以助实戴其坏分子帽子的正确。郑被送农场监督劳动。1983年郑获改正，现退休，居綦江。

刘孟懿（1934－）

刘孟懿，四川蓬安人，1955年考入西南师院地理系。土改镇反运动时刘孟懿曾在家乡目睹干部说一句“此人该杀”，就拉去杀了的事，心存疑虑不满，故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一言不发，不写大字报。未料一张匿名大字报“右派分子刘孟懿是反苏的罪人”贴出，内容是刘平时与好友的谈话，有刘对《联共（布）党史》“掩盖事实、粉饰皇权”的批评。刘孟懿坚不承认，要求匿名者出来对质，匿名者龟缩不出。领导仍以刘孟懿思想反动，抗拒改造，将其划为右派，开除学籍，遣返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乡张书记在社员大会上，将刘五花大绑，迫其跪地，向社员宣布：“右派破坏我们美好生活，我们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边说边打用脚踩踏。1978年刘获改正平反，在中学教书。

蒋文扬（1934－）

蒋文扬，四川长寿人。1957年蒋在重庆市纺织品公司工作时被划为右派，送劳教，历尽磨难，侥幸活命；1978年摘帽，回原单位；1992年退休；2007年领衔上书要求中共赔偿右派损失。

蒋文扬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当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发的内部文件《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作了记录。该选辑以“我恨共产党”为题，罗列未由蒋文扬本人核实承认的语录：

“很多问题看法苦闷，有时是恨得要死，我认为共产党搞不好事，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那就该打倒，共产党亡了，中国决不会亡。”“党只相信党团员，我现在认为应该调一下，群众与党有矛盾，应该相信群众，放弃党的利益。”“领导上相信的人，实质上是便衣警察。”“我认为人民日报写得太过火了，社论说有一部分人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对‘放’是一种阻碍。今天说话的人都是有选举权的人，口里说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正如母亲对儿女一样，他虽说要打、杀，实际上还是爱他的儿女。” “人民日报提出‘党天下’不承认，应该承认，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吗，不是联合专政，毛主席他提过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吗？不承认党天下就是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为啥不承认这个事实呢？” “毛主席为什么不来个‘文王访友’，现在是乡干部听村干部的反映，区干部听乡干部的反映，县干部听区干部的反映，省委听市委的反映，中央又听省委的反映……。” “农民生活很苦，工人与农民相差悬殊，去年说增产，实际上农民土改时隐瞒了土地面积。去年丰收了来一个增加统购，今年不增加了，因农民反映（应）太大了。”

徐海峪（1932－）

徐海峪，曾名徐泽江、徐林，四川渠县人。1952年徐加入中共，供职达县政府监察委员会。1956年，徐写信给中央监察部，举报批评达县某处长严重的官僚主义，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混世典范”之语。中央派员乐小平来调查了解，作了和风细雨的处理。1958年初，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薪；1960年摘帽，1979年获改正，1992年退休。徐善文、擅气功辟谷，发表了大量文章，著有《农业税收概论》、《正义在胸笔在手》二书传世，获“优秀公仆”、“ 全国自学成才人物”诸多种荣誉称号，其业绩被众多大型文献典籍收录。徐为多家研究单位聘为特约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徐海峪说：“人生不朽是精神”。

刘瑶章

刘瑶章，原为北平市长，随傅作义投共；1949年后，经水利部长傅作义提议，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1957年刘被划为右派。1959年，中共中央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帽右派142人，刘瑶章是之一。

张泽厚（1906－1989）

张泽厚，四川岳池人。张曾任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干事，1939年曾加入中共，后失去联系；1948年在万县一带为中共工作，支持华蓥山武装起义，与其弟张泽浩等人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摧残与折磨。1949年，逃出渣滓洞的17人有张；逃出时，张身中数弹，锯了一条腿和几个手指。此后任川北大学副教授兼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南充市文联主席、民盟南充市委委员。1957年任四川师院副教授时，由四川民盟支部划为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入狱劳改20余年。1982年获改正，任岳池县政协常委。1989年病故。

刘衡（1921－2009）

刘衡，女，原名胡宗瑜，湖北鄂州人。1941年刘进入陕甘宁边区，参加中共革命，历任宣传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后，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刘在人民日报记者任上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 一直被专政；1978年获改正，恢复记者工作；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委，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9年在北京病故。刘衡有大量文章和《我的自传》一书传世。

陈华英（1936－）

陈华英，女，黑彝族，云南泸西人，1951年考入教导队，参加土改工作，次年调弥勒县供销社工作。1958年陈响应党的号召鸣放，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官官相卫，压制出身不好的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武装押送去开远卧龙谷农场，再转弥勒东风农场。劳动强度大，吃不饱，不久患上水肿病，时肿时消，消消肿肿至骨瘦如柴，无力出工，被斗打骂。1979年获改正，分在开远市食品公司工作，工资低得不够医药费，住房寒酸简陋陈旧，穷困至今无处诉说。

赵维光（1931－）

赵维光，云南人。1950年赵在开远县当小学教师，1957年被借调至县委参加农村工作队，分到高寒山区柒布底村。村民听说工作组下乡好似鬼子进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其它全跑到深山老林挖野菜去了。赵去村民家里，掀开锅盖都是野菜。看见下农民生活如此，赵心里打了一个疙瘩，产生了测隐之心。1958年整风中赵就说了栽田人没饭吃，村供销干部不栽田可以吃饱饭，还把白米饭喂守门的大狼犬。就这一句话，赵当上了右派，月薪42元减为12元，发配农场监督劳动改造。1979年赵收到一张改正通知书。赵说：“这张改正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政治入场券不清楚，只知道短命的死在农场有好多好多的难友啊！而今媒体天天叫喊“特色理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可那20多年的悲惨历史全成为禁区。谁敢去揭露？……历史让我回忆起孙中山先生说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陈愉林（1936－）

陈愉林，上海人。1955年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被打成右派、阶级异己分子，送内蒙古乌素海农牧场劳动改造。陈被打成右派的理由是：传达北京书记市长彭真的讲话时煽动反党；在向《光明日报》反映院党委领导整风不力的人民来信上签名。陈原系三好学生，学生干部，优秀党员，是真正的左派，深为党所信任。对党的忠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上海解放后，我当了中学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后来还参军，抗美援朝。我母亲喜欢打麻将，我就到派出所举报。三反五反，我把资本家伯父一家都举报了。我这个人，应该说从小喝狼奶长大的。” 在肃反、反胡风、反右诸项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1957年6月5日，北外党委派他去听彭真的报告，回来传达是政治任务。陈愉林完成得很好。1958年初，北大反右运动需要“补课”，以完成右派指标，遂将出身不好的陈愉林补为右派。当陈愉林拿着

俞彪文（1926－1957）

1979年，俞获改正平反，补发抚恤金360元，其长子俞梅荪提出应按现行标准补发，被拒绝。俞彪文有遗作《邮票上的莫斯科》传世。

陈影（附：陈焕文）

陈影，笔名陈华东，江西泰和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1958年在河南省开封机械厂，因为汇报工作时与厂党委书记意见相左，辩了几句，书记说：“我一见到你们这些念书人就恼火！”遂被划为右派。该厂举凡学校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管文秘人员，几乎无一幸免而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1965年“摘帽”。1979年获改正，任总工程师。1984年任开封市人大副主任。1985年入党。1988年调任开封大学副校长，领教授衔。1994年退休后终日与电脑为伍、与文字交游。新世纪伊始接触网络。2008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文章，鼓呼民主宪政。其文“我的‘五七’情结”中披露同厂工人陈焕文被划为坏分子的情况：

“还是这家工厂，其中一个有着二百号工人的大型车间，支部书记当然就是至高无上者。他的身上老是揣着一个记事本，但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随时随地记录整人的黑材料。话说1957年盛夏的某日下午，有一位名叫陈焕文的身怀绝技的八级老技工，趁工作之余作片刻休息时，一边手持茶杯喝水，一边叠起一张《河南日报》煽着风去汗取凉，不料被这位书记看见了，于是掏出他那宝贝似的记事本作了记录。不久在反右运动中，这位曾在国民政府一家兵工厂当过工人的陈师傅难逃厄运，被打成了坏分子。斯时，笔者正好在那个车间里劳动锻炼，参加了那次批斗会。若不是那位书记当场拿出他的记事本宣布陈师傅的‘现行罪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当时毫不隐讳地将他记录在案的情况说了一遍后，就气急败坏地宣布说，陈焕文居然敢把党报当作扇子来用，这不仅仅是对党的不尊重，更是典型的反党行为。此言一出，全场哑然。”

【九曲澄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念书人）最臭，工人农民虽然脚上有牛屎，但最香云云。基层政工干部类明东厂、锦衣卫人员而权势远大于彼。陈焕文其例或是罕有，其实贻毒全体、流毒久远：将特务卑鄙无耻下作行径作正常优秀光荣正确的行为大加褒奖，假作真，恶代善，丑为美，传统的道德观念正邪颠倒，一至于此，于今愈烈。始作俑者，毛泽东也！

将军、学徒狱中情

我和国民党中将周迅予的故事

铁 流

此文首发2009年12月号台湾《传记文学》上，是一篇记实文章。它真实地映了人性的伟大，痛斥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揭露了毛共统治下监狱的阴森黑暗，如何用犯人监控犯人与使用慢性饥饿的卑劣手段来扑杀剿灭政治犯生命，以及那些被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起义后的悲惨人生……

1950年1月那天，是成都最冷的季节，也是新政伊始的日子。这一天，西门外十二桥白幔飘飞，哀乐动地，哭天震野，上千群众披麻带孝肃，立在空旷的田野中，为国民党辙走时被特务活埋的四十二位烈士致哀。

四十二条生命，四十二口黑色棺材，一字儿整齐排开，停放在初绽嫩芽的草地上。被活埋的了烈士中有教授、商人、学生、民主人士和共产党职业革命家。其中有位十九岁叫毛英才的女大学生，仅因向同学借来一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去缝裁店做衣服时，不填遗失丢在案桌上，被一个特务发疑为是共产员遭到逮捕，也在此次遇难。

战争无人性，政治无善恶，自古如此。

不黯世事的我，在公祭会上泪流满面，义愤填赝，举着小拳头跟着主持人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誓为死难烈士报仇！

下令坑埋四十二位烈士的是国民党军统局高层，执行这一指令的是刚从成都稽查处长晋升为警备司令的周迅予将军。他是四川沪州人，黄浦四期学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宁汉分裂，全国清共，他几乎被杀掉，好在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先生力保，才幸存地活了下来。此后，他追随蒋介石

在成都市公祭十二桥烈士那天，他正率领国民党数千官兵，西出灌县，溯岷江而上，向松（藩）理（县）茂（汶）一带深山老林里进发。根据蒋先生旨意，要在那里坚持开展反共游击战争，新委职务是川甘反共救国军总令司。

为了支持这场持久的反共游击战争，撤到台湾的蒋介石多次派飞机来空投各种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因此他成为川西行署执政者最大的心腹之患，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50年代末国产大片《猛河黎明》，就是以此事为背景拍摄而成；90年代20集电视片《雪震》，也说的这件事，片中的方专员就是周迅予模型。

1951年大局初定，川西行署公安厅长白天为化干戈为玉帛，曾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周先生弃暗投明，但皆未成功。时有政训班学员范伯驹（即解放初期中共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以既往不究的统战手段，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此班即为自首人员开办的），为了立功赎罪，获得共产党相信，自告奋勇愿去山里劝降老师归顺天朝。此君原是周迅予学生，曾任成都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仗着师徒情谊数次请缨。白厅长自然高兴，于是派出公安厅两位科长带上簿礼随行，并有亲笔修书一封。

范伯驹爬山涉水，在茫茫原始森中找了五天五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近两年不见的老师。老师一身戎装威风不减当年，高兴地接待了这位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学生，宰羊杀鸡在帐篷里摆下酒宴。席间，周先生说：伯驹，一路辛苦，先饮酒不谈国事，只叙师生情谊。

待酒足饭饱后才问：伯驹，此行有何公干？范伯驹欠身一笑说：老师，现共产党天下已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被歼灭只是早晚之事。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请老师三思。说着，从怀中取出白天厅长大扎奉上。

周迅予展信看了一遍，笑笑说：白驹，我乃军人，服从是天职！是否弃暗投明得请示总裁。于是，转头吩咐侍卫向台湾发报。不到十分钟，蒋介石先生电复：范伯驹叛党叛国，罪不容诛，着令就地正法。

周迅予把电报交给范伯驹，范一看双膝酥软，咚地声跪在地上，浑身抖嗦，不停叫喊：老师，你不能杀我呀，你下能杀我呀！我是为你好才来的啊！

周迅予不动声色，把手一挥：执行队给我拉出去。

不一会儿山林中两声枪响，完成了范伯驹的劝降任务。

随行的两位科长吓得半死，木呆似地坐在椅上不知所措。周迅予不失大将风度，平静呷口茶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你们回去转告白厅长，我周迅予是军人，是有骨气的国民党军人，只能断头，不会投降。言毕，向身边卫队说：送两位先生下山，沿途不要难为他们。

两位科长回到成都，向白厅长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白天气得擂桌子，破口大骂：周迅予，你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老子决不放过你！抓住你不剁成肉酱，也要碎尸万断。

接着，公安厅为范伯驹举行了追悼大会，特设的军事法庭，对周迅予作了缺席审判，当众宣布判决：判处周迅予死刑，立即执行！

就是说，抓着就毙，不会再有活命。

孤军自难成事。两年后，周迅予部队被击溃，还剩下两三百人皆换成藏装，潜伏于森山老林之中仍负隅顽抗，死不投降，解放军大部队再难清剿。到了1953年夏，身为松、理、茂地区藏族头人的索观赢，来成都出席省人代表，有情报显示他知道周迅予下落。共产党将索扣押，迫其交待。在软硬兼施和“又斗争又团结”的攻心战术之下，索说出了周迅予藏身之地。公安厅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连夜前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生擒了周迅予，同时就擒的还有国军军长傅炳勋。

山道崎岖，行走困难，为怕归程闪失，两人被捆在竹筏杆上，由几十名解放军轮流换抬。傅炳勋自幼练过武功，不愿受俘虏之辱，在过岷江索桥时运足全身力气一挣，束身之索断裂成结，纵身跳入岷江殉国。周迅予没有武功，被押解回成都囚于宁夏安市大监狱。他大义凛然抱定一死，经日复诵文天祥《正气歌》。共产党不仅不杀还厚待于他，住在狱中一个大单间，由两个狱吏专门负责看管，另派两名在押犯人侍候生活起居。每日食有鱼肉，饮有高级茶叶，吸的中华牌香烟，礼遇有加，待如上宾。一月后，又用小车载着他出去参观成都市容，看新中国巨大变化。攻心战，厚待情，使他有所动，数月后主动向共产党低头认罪，交待二十多年来的“反革命罪行”。后省公安厅政训班升格为监狱，他转到了省看守所。自此，成天累月伏案写坦白交待材料，

我1963年春，因涉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关押于此，竟和他同押在一个监舍。此时他还在写坦白交待。记得那天也是个阴风怒号，阴霾压地黑沉沉的日子。我负铐戴镣由四个武装人员从西北解押回蓉，直往梓憧巷省公安看守而来。我是地道成都人，一度还是政工干部，却不知这儿有座监狱。因它临街处是座公馆，无武装也没门卫看所，只有进得门庭再拐一个弯，才见巍巍高墙，密密电网，穿过高墙一扇小门，才是监区办公室。我在这里办完入监手续，领到“411”囚徒封赠，随着个手提一大串钥匙的狱吏，惶恐不安地进入监区。

监区分列三排，均是厚厚地砖嵌砌的平房，其牢固程度可防原子弹波冲击。第一排监区，关押的是从海中“爬”起来和从空中“掉”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第二排监区，关押的是国民党军级、省级以上的大员和所谓重大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第三排监区，关押的是共产党内不知因何事而犯案的高干，当时关押在此的是中共宜宾地区负责人刘吉挺、张西挺夫妇。

监区和监区之间有近五十平米的草坪地段，光秃秃没有树。此时正在放风时间，草坪上有两个犯人在溜哒散步，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须臾，一个身着藏族棉袍，头戴藏族毛帽，脚穿藏靴的小老头，双手端着个马桶从墙头厕所处窜出来，笃笃笃小跑似地踩着草坪间那条石板路，走进第二排监区。狱吏送我去的监室就是他所在的监室，监室为16号。

监室约有十二平方米，厚重的木门对着巷道，巷道进深约200公尺

四人各有囚号，我右边的是“958”，就是那个穿藏袍的小老头，不言不语坐在自个儿床头发楞，似有无限心事；我的左边的是“410”

这里监规很严，不准讲外面事，不准打听案情，大家谨言慎行，成天默默相视而坐，纵然说话也只是些天气与吃饭的碎语，称谓一律叫囚号。

我是匹野马，闷闷地呆了几天，快憋死了。一天放风我跟在“410”身后，悄悄问：你叫什么名字？为啥进来？

他看了下左右前后，才低声回答：我姓张，叫张兴富，张大千侄儿，原是志愿军，54年转业回来到省运输公司当调度。吃不饱肚子，饿得受不了，想朝香港跑，在深圳抓住，说我叛国投敌……

我岔断：你承认了？

怎么能承认，承认了非毙了我不可。他说，到了这里要挺得住，让他关。你呢？

我道：右派，在劳教队偷米，跑得西北去流窜，混到一家煤窑去挖煤，他们清查了出来。

他听后，注目看我一眼，沉思片刻说：按你说的，这儿不会关你，肯定有什么大事情？听送饭的“228”透露，最近这里送来好几个劳教右派，不知你的案子和他们有无关系？我们隔别监舍那个脚镣就是劳教右派。

我立即打听：他叫什么名字？犯的什么事？

谁知道，他一来就戴有脚镣，我们便叫他脚镣。他说到这里故意提高声音，向远处兜圈的“338”喊：338，今天打几盆水回去？

338回答：打三盆吧！

草坪上有口手压的机井，专供囚徒放风打水回监室用于每天洗漱。他用嘴示意，叫我端上脸盆，他去压水，借此掩人耳目。

他一边压水一边说：958和338都是上面派来监视我们的，他们每月比我们多一斤口粮。958这老头还好，338最坏，国民党的特务，经常打小报告，要注意提防他，吃了亏不划算。还有，你决不要去相信他们那一套坦白从宽的鬼话，叫你坦白交待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掌握到你的情况。提讯了十几次，每次我都咬定跑深圳是吃不饱，想都没想过要叛国投敌。气得他们拍桌子骂我顽固。老子就是顽固，不顽固就会取重（重判意思）。你听说过没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我会心一笑：知道！

338似乎发现了什么破绽，悄悄走过来，我立即拉大嗓门：410，不要再压了，脸盆装不下了。他机警地转头向338嘿嘿一笑：338，压这三盆水出了一身大汗，两瓢稀饭早没有了。你帮我们向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增加点粮食？

338不知是卖的关子，十分严肃认真回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反映了也不会增加。最好的办法，尽快把问题交待清楚，判了刑去了劳改队就吃得饱了。

410立即反齿相讥：338，你从政训班关到现在，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把问题交待清楚，还来向我卖耗子药？

338吃了个闭门羹，嗯嗯地回答不出来，悻悻地走开去。

第二上午410去提讯，338被狱吏叫出去问情况，监舍只剩下我和958。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自已床头，用毛笔醮着墨认认真真写交待。那一手蝇头小楷，落在纸上很是好看，象书法家的字帖。我十刁纳闷，伸过头去偷看。他发现，立即用手蒙着写在纸上的东西，惊呼地叫：不能看，不能看，这是违反监规的。

我纵声一笑：958，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人，违不违犯就看你检举不检举？

他听我一说，放眼扫了下空空的屋子，确定只有我两人后才说：411我不是那种人，410最知道我。说着放开手，你要看就看嘛，都是些陈年老帐，不知写了几十遍还叫写，唉，关了十多年就写了十多年。写的全是他经过的历史事情，诸如哪一年在哪个单位，做些什么事，上级、下级、同事是些什么人？再有，就是外面一搞政治运动，揪斗什么人，像胡风、阿龙、章伯均、罗隆基等，狱吏就要找他写这些人的材料，是否认识、有无交往、直接间接？

他立马搜索枯肠，老老实实地写起来，至于这些材料有何作用，发挥了什么杀伤力？他是不知道的。410说，他们是活挡案；我则认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炮弹，是共产党射杀自巳人的炮弹。不论谁只要和他们的材料沾上边，不坐牢也是打倒的对像。所以中共不杀他们，对他们十分仁慈，是因为需要。

我望着纸上那些与自已不相关的材料没有兴趣，转头久久地看着他，愈看愈觉得见过面一样，便道：958，我好像认识你，不知在哪里见过？

他问：你是成都人？

我点点头。

那你认识我。他说得十分肯定。

我想不上来，坐在床沿静静地端详：他，五短身材，大头、大眼、大鼻梁，外加一双大脚板，虽年近六十，双目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有种军人的豪气，言谈举止却十分文雅，而一招一式快捷利落。初步判断：此人决非等闲之辈。

他见我不说话，笑着问：认出来没有？

我无语地摇摇头。

他起身向风门外看一眼，确定无人监听后，把声音压得极小声说：411，我注意到你是个讲义气的男子汉。我告诉你，我叫周迅予！

我哦了声，惊得一怔。他补充一句：听说过吗？

我道：何止听说，我还追杀过你哩！。

于是，我向他讲起追捕他的往事：1950年初，我们县武工队曾奉命追击过他，追到灌县不见踪影，便撤了回去。1951年我在外西洞子口乡九里堤村搞土改，这儿原是匪窝窝，公安局侦察科长李志强一次来村里，拿出张半身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个大头、大鼻、大眼晴的军官，长相英俊，一身戎装。科长说：这人叫周迅予，成都稽查处处长，临解放升为警备司令部司令，是十二桥的活埋四十二烈士的主凶。49年12月带着队伍从西边逃跑了，有人说去了松藩、理县、茂汶，有人又说他还潜伏在农村，现在整个川西地区都在搜捕他。你们如发现线索，要立即报告……

他听后笑了笑道：我们到成了梁山弟兄，不打不亲然哟！

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他向我讲了他如何拒不投降，处决范伯驹，以及后来被捕的经过。说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也就是我前面写的那段。

是夜，我在心潮起伏，两手不停地在胸壁上划动，划出了这首忘不掉的诗：

风雷激荡起苍黄，先生抱残走岷江。

年少随军追丧犬，踏遍青山逐豺狼。

豺狼未尽归墨瀚，捍卫金瓯笔作枪。

焉知十载今日后，将军学徒聚铁窗。

410说：“最近这里送来好几个劳教右派分子，不知你的案子和他们有无关系？……那个脚镣就是劳教右派。”

“脚镣”就住在隔别监室，难道此人与我有关系？并注意到，只要一放风，那个戴脚镣的人打从我们监室门前经过，狱吏便要关上监室风门，更引起我的疑窦。有天狱吏忘了插风门梢栓，我猛地扑过去推开，一看，那戴脚镣的人竟是“415”筑路支队难友杨应森。

记得1961年夏，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垃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眹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眹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参加谈论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发外逃西北，省公厅视我为案要，发出红色通缉令被抓捕押回成都囚于比，没想到此案竟掉了几个脑壳。

我不但推开风门看个明白，还挥笔在纸上写下一首放情的诗：初闻铁镣感心惊，不知负刑是何人？今日偷窗来窥看，方知故人杨应森。

待放风回来，这首诗不见了，我立即明白是338拿去请功了。我便使出绿林一套手腕，不动声色把话挑明：这监室里只有四个人，最好不要你报告我，我报告你，大家和平相处为好。都是犯人，案板上的猪，整去整来没有什么好处？要惹火了老子，一天写你十张检举，说你半夜做梦都在喊国民党万岁！不信政府不找你。

这一招还真灵，338立即向我赔不是：411你不要多心，我不报告也有人会报告的。

958听后发表声明：338，我们都是老犯，我可是个和事老，从不管闲事。你也知道，我报告写得再多，共产党也不会放我出去。

410知我此举意思，便话中含刺说：大家同一个监室，何必相互残杀。我和411都是从共产党肚子里爬出来的人，从不会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要做上面准相信。

俗话说，“戳破的鬼再害不了人”。

自此338主动和我们修好，说是上面叫他这样做，连我说梦话都要报告，一再表示，今后决不再做这些事。还说他叫贾祥瑞，浙江绍兴人，原是国防部二厅一个处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逃难，广州、重庆、成都，1950年自首入政训班，参加过范伯驹的追悼会。

一次，他湖南发妻送来一卷香烟，有多个牌子。我一看便道：这是不少人送你爱人的香烟，他一根根积下的。他眼圈一红，几乎流下泪水说：家里没收入，爱人拖着三个小孩，为生计不得不帮人洗衣纳鞋，守了十多年活寡。

我听后泫然，当即口吟一诗相赠：异乡飘泊无亲眷，已守空房十三年；育儿养女担风险，还蓄温暖送铁监；湘女多情爱却短，一线幻茫盼夫还！国共相斗民何苦？谁不切齿恨暴残！

自此，我们成为好友。1966年泸州长庚宫更为西南警校，四川省看所在押老犯也来此参加修建。我们相见一面，他还保留着那首诗。可悲的是，他生命没有赖到1973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不幸瘐死狱中。但较范伯驹为好，保全了一个完体。

经过这个小风波，958私下几次夸我聪明，会处理事，两颗心自然贴在一起了，他视我如子，我视他如父，关怀备至，相濡已沫，闲聊的范围也就更宽更广了，天文、地理、历史，思想、人生、哲理。一次我好奇地问：958，要你当年不改变信仰，挺住活下来，现在不是元帅也是大将了？

他不思索地冷淡淡一笑道：曾经也有人和我谈起这事，以为我是怕死才改变信仰。其实经过那次清党后，我发现马列主义那套歪理邪说在中国行不通。行得通的是孙中山民生、民权、民族的三民主义，不能是穷人打倒富人，应是富人帮助穷人。马列主义核心是阶级斗争，这样社永无宁日。所以我才退出共产党，宣布加入国民党，跟着校长走到底，虽死而不悔。

原来他是个有信仰的老人，不是随波逐流见异思迁的投机家，所以才得到蒋先生的信任，委以川甘反共救国军司令，不然孤军何以能坚持战斗？如果国民党将领都有信念，决不会溃不成军啊！

由于他年岁大，过去的地位高，共产党又不断要他写材料，每月口粮不但多我们一斤，外还有一斤酥油（338没有）。在那个年代的监狱，犯人生活极其困苦，月囚粮22斤，每天8两，没油没蔬菜，饿得吞口水，这一斤酥油的价值胜过黄金。他把酥油装在一个布套缠裹的玻璃瓶里，每天早晨吃稀饭时，小心翼翼地从床头取出来，解脱缠线，拉开布套，扭开瓶盖，用铁匀掏出一点点融入稀饭中，然后依次复原。

我想如果没有这一斤酥油滋润他的生命，那付老骨头早敲鼓响了。他在410和338不注意的时候，常常飞快地给我一汤匀，使得我无法拒绝。

监狱每半月打一次牙祭，一次二两猪肉，用南瓜、红苕垫底，各人拿自已的碗送厨房去蒸。为不弄错，碗上贴有一小纸条，写上囚号。958见我的碗小，装不上垫底的南瓜、红苕，主动把他每天早晨装稀饭的两个黑陶大碗，借一个给我送到厨房。谁知那贴上囚号的纸条被蒸气冲掉了，拿回了一个略小于他的黑陶碗。

打牙祭是愉快事，他吃得不开心，边吃边说他的大黑碗。饭后他放心不下，老唠叼：411，黑陶大碗能不能找回来？明早打稀饭这个小碗可能装不下吧？我笑着，耐心安慰：958，你放心吧！厨房228说了，明天保证给你找回来。

他听我一说，略微松了口气：找回来就好了，找回来就好了！唉，411，要是找不回来又咋办哩？那个大黑陶碗跟我四五年了，又大又深，最装得东西，要是掉了，每天装稀饭怎么办？现在这两个碗装不下呀！

我继续宽他的心：放心吧，958会找得回来的。如果找不回来，我写信叫我姐姐买个更大的黑陶碗给你。

他听后高兴起来：对对对，写信给你姐姐，请她买一个，不，多买一个，你留个好用。

晚上睡下，他又念起黑陶碗：找不回来乍办？天天要装稀饭呀！411，当时你把条贴好就没这事了。唉，也不怪你，怪厨房的228，不负责。

我只好又不停安慰：958，放心吧，会找回来的。

监狱睡觉时间长，晚七点上床，早晨五点就醒来。我挨着他睡，醒来时两人多半聊几句历史。这天醒来谈的又是碗：411，这大黑陶碗找不回来怎么办？今天早晨稀饭可能装不下？你用个盅盅为我准备着，装不下的叫228倒在盅盅里。

正说着，监区巷道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了，这是厨房送饭的信号。他猛的从床上跳起来：411，快，稀饭来了！

他心里想着大黑碗，忘了还在床上，一个大步窜下去，吧嗒一声跌在了地上。吓得我跳下床扶着他：958，跌伤了没有？

他不顾疼痛，声嘶力竭地叫喊：411，别管我，快去打稀饭！

唉，叫我哭笑不得，一个国民党堂堂的中将，当年指挥过千军万马，气吞万里如虎，谁知图围十几年后却会为着这一瓢稀饭，险些跌伤双腿。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变得如此？我终于明白了汉代名将李广，在面对刀笔吏时宁肯死也不愿进监受审。

好在第二天下午，厨房228送开水时送回了那个大黑陶碗，不然我真罪莫大焉了？！一次我突发奇思，问道：958，你当稽查处长和警备司令时有没有人请你吃饭？

他先愣了下，尔后有点忏愧地说：一天请吃饭的人太多，都由副官为我安排。我只记得有年阴历初二，一共走了十二家，但没有吃饱。

我有点糊涂了：席间菜不好是不？

他笑了：411，请我的都是大财东、大商家，那一家不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堆满一大桌。我都得去，都得给人面子。就像赶溜溜场一样，坐着车满城跑，这家夹一筷子，那家夹一筷子，有的家连筷子也不动，拱拱手，说声恭喜发财赶快就走了。

官场原来如此，又辛苦又吃不饱。我道：所以国民党要垮台，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这样么？

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反驳，还说：千百年官场都这样，我看共产党也会这样。

不信而言中，今日中国不都这样吗？

不几天预审员开始对我无休止的提讯，追查“马列主义者联盟”一事的究竟。我沉着应战，不是言东说西，就是推说不知道。每次归来，只要338不在场的时候，他总提醒我：411，不要乱说啊！特别不要乱说别人哟，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

我说：958，你放心，我当过审讯员，知道怎样应付他们。我是铁嘴，休想从我口中掏出什么。

他听后放心地点点头：这就对了，关键是挺得住，男子汉一定像个男子汉！

天气渐渐热起来，转眼夏至。他见我没有单衣，主动向我说：411，天热了，你一件单衣也没有怎么办？

我道：没有就打光咚咚。

他笑了笑：成什么话，我给你缝一件怎样？

我惊了：你会缝衣服？

他道：关了十多年什么不会？

我迟疑一下：哪里有布哩？

他早成竹在胸说：把你身上穿的棉衣折了不就是布。

那冬天怎么办？

未及开口，338代我作了回答：还怕没棉衣么？公家会发的。

于是，我脱下棉衣交给他，他立即戴着老花镜拆线。我作他下手，把拆下的每一根棉线缠在纸卷上。对那些半条的棉线准备扔去，他立即制止：411不能扔，缝衣服时会全用上。

大约花了两天时间，才把棉衣线折完，然后将棉花分开收放，再后把折下的布料摊平放在床板上，用他每天装开水喝的玻璃瓶作熨斗，烫平布料。他井然有序，丝丝入扣，俨然像个地地道道裁缝。

闲谈中，我忽然想起十二桥事，由不得问：958，那活埋的四十二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停住手中活儿，老花镜片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晴，一点也不回避道：两军交战你死我活，很正常嘛！共产党杀国民党，国民党杀共产党，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我道：哪些活埋的人有些不是共产党呀！接着，我列举出毛英才的例子。

他听后毫不介意地道：不是共产党，但她碰上了就得死。411，政治斗争历来残酷。你知不知道东北的长春战役？共产党几十万部队围住我们大半年，城里老百姓没点粮食吃，向城外跑，共产党不让老百姓跑，拿着枪把他们赶回来，目的是要我们部队投降。我们咋会投降，做鬼也要当英雄！一直坚持打。每天校长（他一直称蒋介石先生为校长）派飞机给我们空投粮食。老百姓就惨了，只能抱着肚皮饿。你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他比了三个指头：活活饿死了三十多万老百姓呀！十二桥才死了四十二个人算什么？我是警备司令，上峰来了命令，叫我把关在将军衙门的政治犯全部处决，我不可能一个个去提问、去辩别，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时间也来不允许，解放军已经打到了重庆，火烧着屁股……

我岔断：你现在悔不悔？

他望着铁窗外的血红的落霞，轻轻地摇摇头：作为军人不会面对死尸流泪，我不杀他，他就杀我，悔是妇人之心。为了争夺天下，秦朝大将白起一次坑赵卒40万。他不这样做就不能建功立业。411，一将功臣万骨枯，自古如此哟！

我哦了声，政治斗争就是你杀我，我杀你，不就为了争夺紫禁城里那把龙椅。汉武这样，宋祖这样，成吉思汗也是这样。有人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人，到底哪一个受苦人得到解放了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兴亡亡都是百姓苦！土地改革消灭地主，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可如今农民谁个拥有土地？城市打倒了资本家，而今哪座工厂和商店又是工人的呢？无论谁打着什么颜色旗帜，喊着什么动听口号，都是在为着那把龙椅。换汤不换药，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的痼疾！

他见我沉默不语，笑着问：411，我说得不对吗？

我道：958你说得很对，我念首诗给你听：岁月烟波大江东，多少豪杰济世穷！春花一闪千层浪，人民几曾幸福中？

他听后沉思片刻：你写的？写得不错，只是平仄有点不对称，要是平仄对称，就是首很好的七言绝句了，故只能算打油。

我嘿嘿一笑：我就是黄打油。

他说：重情不重工整的诗也不错，只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能写出好诗。不过这些诗只能留在腹中，不能留在纸上，要不他们会说你思想反动。

我点头，认可他的看法。

于是，我们的交往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言诗。

监狱逢星期日吃两顿，定量标准不变，免去早上稀粥。一次上午9点，一次下午4点，中间相距6个小时。上年岁的人经不住饿，每到周日他便将上午那顿饭分两次吃，留下一半放在瓦罐中，用毛巾裹上捂在被盖里保温，待中午12点后再吃。

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从铁窗里射进监室，光线明亮，日暖风清。吃罢早饭，338照例床酣睡，410仍在监室里屁股大一块空地上走去走来。958坐在床头为我缝制单衣，我陪他把棉花搓成条，再从棉条中捻出丝丝细线，然后把捻好的细线放在被盖上面，用时由我去抽取。戴着老花镜片的他飞针走线，认真地做着活儿，使我感动至极。这场景不禁想起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幼失慈母，少年零落，刚步入青年即沦落囚徒。一生爱少恨多，没想到此时此刻，一个陌生的老人却给予我无限的慈爱，能不动情？竟然忘记这儿是冷酷囹圄，关猪仔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不幸之大幸啊！

他一针针地缝，一线线地织，缝下的、织下的，是人间的爱，一种伟大的人性之爱！很难相信他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更难相信他是十二桥活埋四十二条生命的执行人？

单衣快缝制好了，还差最后几针。他缝累了，仰起头，取下老花眼镜，举起干瘦手掌，轻轻柔着疲惫的眼晴，向我吩咐：411，你上床给找条线来，这几针就完了。

我高兴得像个猴孙，一步跳上床，用力抓起被盖，忽听他手拍床沿，大呼大叫：天哟，411，我的饭呀！411，我的饭呀！

我立即住手，好在未把饭罐拖翻，即宽慰道：958，还好，饭没有倒出来，怪我大冒。

怪你什么哟，没倒出饭就好。他说：我的针哩？我的针哩？

原来，他一拍床沿，把针拍掉了。东摸西看，费了好一阵工夫也未找上针。他急了说：411，你眼晴好，快来帮我找找针。

一根针，一根比头发略粗的针，这一拍竟不知去向。我从床上找到地下，地下找到床上，抱走被盖，掀开草席，爬着找，跪着找，站着找，蹲着找，就是找不着。

我无可奈何道：958，找不着呀，怎么办，你换一根行吗？

411呀！他的声音好像在哭：这是监狱又不是家里，哪有换的哟？这根针还是932走时留下的，跟着我三年多的时间了，只要一查房我就紧张得不得了，不是藏在马桶下，就是沉在水罐里，生怕他们搜去。你怎么知道哟，411，要补衣服，没针的时候我只好用筷子磨，要磨几个月才磨得像根针呀。没有针好不方便啊！你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你的衣服还没缝完哟，不能就这样穿上嘛。

他说得凄切，动情，闻之不忍。我不知一根针在监狱里是如此宝贵稀罕，正如男人不知女人生孩子的痛苦一样。为了不使他失望伤心，我不停作保证：958，你别急、别急，我保证找上。

为了找上这根针，我和他折腾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卷草席，抖铺草，最后终于找上了这根失落的针。当我把这根失落复得的针交还他时，他高兴得快流出了眼泪，不停地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穿上他缝制好单衣，骤感一身凉爽，馨肺透脾，好不快活。他笑着，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看了半天，右瞧左瞅，前观后赡，十分歉意说：要是下次再缝，定比这件缝得好。

我乐呵呵地笑着，像个小孩，不停地感谢：很好很好，谢你了958！我永远会记住你。

不久，“马盟”一案落幕，难友杨应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陪场”人，离开了第二排监区第16号监室，自此再未见着他。18年后的1980年岁末，我“改正”回到成都日报社，曾以记者身份打探他的下落，狱吏告诉我1973年他特赦，安排在外西马家花园养老。我去马家花园打探，说他三年前就走了……

我没有见着他，永远没有见着他，但留下这难以逝去的记忆。

那恐怖的一幕——至今忆之仍不寒而慄

黑 牛

五十八年前的仲春在这米轨铁路尽头接连黔省的Z县，西门外一条贯通南北的龙华路，米轨火车站就在龙华路的北端。这条路虽在去岁被火攻去近四分之一，失去往日车水马龙，溃退的国军散兵游勇，军官太太，逃亡财主，商贾云集的景象，但毕竟是西南局由渝入滇的唯一公、铁路枢纽，仍不失人来车往的繁忙、热闹，只不过美式大沿帽、旗袍绝足迹，满眼是灰、兰、黑三色，夹杂着头戴“八一”军徽黄衣大汉的身影。这一天在火车站北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平坝子，靠西边朝东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上方横幅四个大字“反霸大会”，右边条幅红布上：“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左边的条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台子两边贴满诸如“坚决镇压反革命！……”一类红绿标语。开了好几天的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这天农民代表们准十二点整队入场，台下坐满了黑压压的一大片。靠农民代表的南边坐着驻专区炮十五师的文工队，身着军装的男女队员们整齐的坐在草地上，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刚满十四岁的我一个月前由南区调往县税务局工作，我被抽出参加农代会的服务组，今天的大会我负责南边维持秩序，紧靠会场周围有县公安局的公安战士执勤站岗。外围有炮五十团的一个排警戒，事前我们就知道今天是全县镇压反革命的第一次公审镇压大会，处决四十二名恶霸、特务、一贯道、土匪头子。领导布置参与大会的人员，一定要把这个大镇反的头开好，绝对不能出任何疏漏，严防敌人进行破坏。

大会由县委宣传部长兼公安局长主持，宣布大会开始在口号声中由炮十五团的战士将近七八十名恶霸反革命分子押入分两排站在台前，接着由开明士绅刘雨苍向农民代表大会认罪，愿把所有家产贡献给人民。他的话音刚落，主持人即讲：“他不是贡献给人民，而是赔偿人民的损失！”紧接着斗争全县恶霸潘子笏，五花大绑地跪在代表们面前，控诉的代表们说不上几句话，几个大汉拥上去就是一顿暴打……不知什么时候几个人把潘的小老婆也揪出去跪在他的旁边。突然，几个代表跃然而起冲到她面前，她的上衣被撕下来，露出了白白的上身，人们还来不及弄清这几个代表要干什么？！只见一个代表亮出明晃晃的的利刀在阳光下一闪，一声撕裂肺腑凄厉的惨叫震憾着会场上空，一对饱满的乳房滞着淋漓的鲜血跌落在草地上，她当即昏死过去。空气好像凝固了，会场上静得出奇，刹时，会场上就乱起来，惊恐的、慌乱的、悲怆的、尖厉的叫声不断回荡在会场上空。我呆若木鸡，脑子一片空白，对于当时少年的我更是极为恐怕。我下意识地盯着前面坐在草地上两个女兵白净的双手紧握在一起不停地战抖着……组长走过来问我：“小鬼，你怎么啦？”我惊恐的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后我都处在恍惚迷茫中，不知是那位法官宣判了四十二个，不！是四十三个的死刑，只记得判词的最后两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炮十五团的战士把这四十三名死刑犯连拖带拉到离会场百余米荒坝的北边边延，齐射的枪声过后。不少农民代表蜂拥着向执行现场跑去，我转头朝县税务局机械的走去。当我回到县税局二楼靠街的宿舍坐在床上，面对窗子很久很久……直到街上喧闹、杂乱的脚步声、触动了我站起来朝窗户走去，使我又一次的震憾了……几天后我才听说当活刮突发时，主持人也弄得手足无措，就近电话请示地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答复：“既然是这样，那就杀吧！”在近一年的剿匪战斗中，我也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也从未有胆怯过。难道那个潘的小老婆罪恶比之潘还要大吗？即便大判死罪就是了，何况小老婆是无辜的拉来陪斗已是无人性了，而在大庭广众之下行此绝灭人性的活刮酷刑，我实难找出答案，从此我把这恐怖的一幕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九九八年经过三灾八难活下来老战友们相聚在专署所在地，谈起往事都不禁老泪绕横，伤心不已。当年主持续反霸大会的老部长已是七十七、八岁的老人，那次大会后不久即调去省党校学习，不知什么莫须有的问题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去一所中等学校教书。直到文革后才平反。谈起“活刮”之事老部长陷入深沉的追思之中，大家心头都沉甸甸的……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有一个好的开端，但都被毛的专制暴政断送了，前三十年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

“老部长，那次镇反大会后的事，你可曾知道？”打开藏在心底的闸门，我突然问？

“什么！小赵，以后还发生了什么？”他颇为惊异地问，我就将站在窗口亲见农民代表返回驻地的行列中；一些代表手中拎着印满鲜血的白布，白绸包着的人心，那被处决的四十三名犯人的心都被挖出来了，围坐在老部长周围的人又陷入极度的沉闷中……此时我想起文革中毛所推崇的“水浒”被誉为最革命的李达，原也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痞子，输打赢要的无赖，杀人不眨眼，食人肉的魔鬼。

                                         2009年11月28日

寻访老右派、大右派彭瑞林

丁振海

荏苒光阴，生世飘摇，到2007已经反右派五十年，想写点文字，让后代人知道杀害和奴役300余万右派的血腥历史，因举国皆一片报喜声为贪腐分子颂德使之有恃无恐。数次投寄香港《明报》《星岛日报》《争鸣》均杳无音讯。信件稿件肯定特工人员查扣了，幸有《往事微痕》，难友间传阅很有传世价值，切身亲历拟录以供览。

常思念良师前辈，五十年来相继作古，有人生前说：“我不久将去见马克思”，我持怀疑态度并质疑，马克思能接待你吗？红宝书的前言明明写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你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没有摘帽又没改邪归正，上面坐着马、恩、列、斯、毛五位先贤；马、恩打算接待，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好人；可是列、斯、毛断然不同意，不承认他也，三人杀的人、害的人、是杀害错了，即3：2、少数服从多数。你想见，没有门！

我多次寻访古人宅屋，人去楼空早已易主，到民主党派大楼（八个民主党派的市委机关，还不如一个街道或乡镇的办公大楼）查询，竟不知他们的先人前辈，更不肯告他们子女何处。但我的印象栩栩如生，宛如章太炎、张苍水纪念馆里的腊像仍在同我讲述：

彭瑞林：浙江省级干部大右派，沙、杨、彭、孙排列第三位行政老八级，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监牢坐十八年，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到杭州来划的右派，农场改造比我年轻右派干的活儿重，每天佝偻着身子——他告诉我是江华（省委第一书记督下来的），在田头双手抓的一团团粪撒到一棵棵根上，住的棚屋里全是粪骚臭味，只有我等难友嗅以为常才能适应。我的胃口奇大，十六两秤的定量每天有熟食二十两（包括瓜菜代），只够一餐吃个半饱，进我肚子叫做老虎舔蝴蝶；于是常常去彭老农场（天目山脉周边几个县办了几十个劳改，劳教知青农场），相距在10-20里之间设计得很好。（一）对知青作反面教材，重活脏活由右派干，有小青年不听话，矿石机收到敌台广播在悄悄传闻，乱说乱动者就与右派一样改造；（二）又分派成份好的知青监督右派名曰三红保一黑），去求施舍，当然逢天气好，下班收工后月上柳梢照我夜奔，我在平山农场他在潘畈农场，只需走羊肠小道翻三座小山能近一半路。彭老胃病严重吃得很少却干脏活重活，屋内有很多可吃的东西，这些是他吃剩或从田头拣回的“小萝卜小蕃茹之类，我饥不择食，凡生的熟的都放进嘴里尽我吃个饱，还要如拼命三郎石秀一样打个包裸背在肩带回，我虽是花岗石脑袋，但还是分一些给摘帽右派姜绍礼吃，那年头我未患浮肿病能活下来，彭老恩赐永不忘怀。

1977年老祖宗已死了一年多，此时我改变了身份——摘帽右派调在丝织厂干苦力拉板车，常去他住处拜访（适时住太平洋电影院对面明湖池浴室后的平房又黑又破）彭老常常怀念儿子在黑龙江火灾抢险而牲牺，先进事迹不得宣扬，烈士名榜不能上，说到这时，两行老泪汩汩流下，用衣角擦着破眼镜片痛恨是自己害了儿子。我却只顾吃他桌子上从山东拿来的山楂果。 旋即他到里屋拿出一本小册子，是中央党校刊物。

“小丁，给你看一份材料，是耀邦的讲话。”彭老欣喜地说。

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的讲话，据说“人民日报”新华社不给发表，只能以学术动态名义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内容主要是“人心为上”关于冤假错案的讲述，我被这关系到自身命运的话吸引住了，清晰地记得原话“我们要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那时没有复印，彭老的房子又很黑暗不能抄录。

我兴奋地说：“彭老，按这些话若能实施，十年是指文革，二十年是我们老右，三十年不是轮到胡风了吗。”

“嗯，耀邦有胆识，完全有可能但阻力重重喽”彭老说。

“那你这老八级干部补发很多工资呢？”

“如有这一天，我完全缴党费。”

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胸怀，已经当了二十年右派，无怨无悔，令我这个小党员小右派感慨涕零。正在说话间湖滨派出所一位民警盛气凌人走到他门口，打量我们（三个右派——大右彭瑞林，中右姜绍礼，小右算我），从头看到脚，到没有带走去所里问询，他整了一下大盖帽说：“喂，哪位叫彭瑞林。”

“是我，请问你找他作甚？”

“你儿子有支猎枪，今天必须缴到所里来，哟！齐奥塞斯库要到杭州来听懂吗？”虎视眈眈，其架势在告诉我们不这样不足以体现人民警察的威严以震慑阶级敌人。

“是，听懂了，我一定叫孩子回来就缴猎枪”弯着90º腰唯唯诺诺。啊，二十年的农场改造，一个抗日老八级干部改造得如此驯服，功归于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航手毛泽东。

民警在文革时皆如此，我为耋耆之年的老奶奶将我拉扯我成人相依为命生病在床不起，日夜盼望我这个光棍不孝孙子能在她床前为她送杯水喂口粥哭泣得双眼张不开，我只得在农场董书记面前哭了三天（同期间，医大兄右任君也是母亲病与我同时请假），任他董书记指着鼻子骂：

“我操你姥姥，这事儿，那事儿，你们有什么样吊事儿，要请假没门，最后看我两哭得伤心打动了他，竟然笑了起来：“看你两小子，到挺孝顺的，谁叫你们当右派来？好好的人不做要当右派，我操你姥姥。”听完挖苦和谩骂各人准假三天。

我到了家，奶奶见我穿着草鞋立刻哭了起来，泪如雨下，刚刚坐定，还未喝杯水，治保主任带着民警就进来，先搜查我的挎包（还是部队发的）然后对我问话：“姓丁的，怎么随随便便回杭州来？”

“自己的家为什么不能回来，我有请假条！”尽管民警很凶，我可没有彭老那样顺从，但又无奈，因为假满了还要他们签字回去销假。如倒霉遇到这三天里出现反标则来取我手印去核对。

民警又恶狠狠说：“你户口已迁到农场，已不是杭州人了，懂吗？”

唉，有家难归，报国无门。

杨思一，付省长，四大右派排列第二，是浙东新四军纵队金肖支队主要领导，其夫人张文君是发展我党员的政审组织干部，（四位女干部中的胡漠、翁惠珍也划上右派完成50%，）杨在病床上看到浙江日报通栏标题“沙、杨、彭、孙大右派”的伟大胜利大笑而咽了气，从另一意义上讲，他是幸运的，免除了二十二年的磨难。

沙文汉，省长，沙、杨、彭、孙排列第一，病重时宣布摘帽，只点了一下头就含恨张着眼停止了呼吸。未能当上摘帽右派。妻子陈修良是南京上海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与潘汉年（将岳丈的全部财产献给革命事业）一生为党战斗，到头来落得悲惨下场的被整者，而一群整人者因整倒了为维护党纪国法而扫地出门；整人者升官晋级，为自己营造了幸福逍遥环境，成天由美女陪伴打麻将（就是上班办公），陪洗澡擦身，哪个小女孩敢不依，有的本来就是父母被划上右派沦后可教育好的子女已感恩不尽。

统战对象，定为老右派大右派有：

马文车，国民党西北马家军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宁爱省长，起义后为投靠共产党，将西湖边玉皇山下万松岭小老婆的别墅献给政府，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市分会的副主席闲职，苦学马列主义，特别背熟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相信  肝胆相照而中了“阴谋”，一幢别墅白送落得个大右派；

杜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层人士，与李济深交厚 ，任中华民国浙江省民政厅厅长，起义后只安排丧葬事业委员会主任，杜老还是佛教协会主任，每天在一个缺德少才不学无术，只顾玩女人斗大字仅识一升的马培龙〈三八式〉一个名为总干事的身边坐冷板凳，也中了阴谋。一天，我在小营巷〈毛主席到过的圣地〉公厕相遇，见四下无人，我尊敬地问地：

“杜主任，你怎么全家右派——儿子与我同部队下来考入北大划右，女儿女婿群众艺术馆全划上右派。”

他回答：“是的，你是小共产党，也要当心”他哪里知道我调到干校比他。早就在学校划上第一个右派打翻在地了我记牢这一天是国庆差两天即九月二十九。只瞒了他罢了。

我再问：“听说毛主席得了大病，内部健康公报也出了，你可知道？”

造遥造谣，要杀头的。他连忙向小弄堂跑去。在国民党官场几十年，与黄绍雄，沈鸿烈，陈仪，上至将介石、张治中、陈立夫、陈果夫交往多年， 一顶右派帽子把他骇得如此惊惶失措，由此可见反右的威力。

陈石民

以上马、杜、陈、宋本是好友深交，摄于互相检举揭发批判口诛笔伐反目成仇，直到报纸公布都是大右派才知道上当中了阳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大伙。从此鸡犬之声相闻，过门不入，彼此都破帽遮颜过闹市，泥菩萨过江。

那时候许多学生揭发老师，唯我一字也不签，同一时期邰燕祥看看苗头不对要着灾了，连忙写了长诗“大人先生们……批判率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邓友梅上台揭露刘绍棠，从维熙反党罪行。我浙江老前辈陈学昭见大事不好，连续写了几篇批右的文章，我特地追到她赤山埠的别墅问她，为什么提批评建议的文章下转180º成了歌功颂德。”成了胡风说的“刀子”，她说：小丁，犯怪、犯怪，勿好哉，赶快退，勿好哉。原来，彭柏山向她透了风（彭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她知道不妙，案头放满了自己的文章。

一天，我的校长戈德（三八式少有的知识分子〉叫我看看报纸，指着邵燕祥和陈学昭的长诗和杂文，笑着说“这些人，也是想侥幸过关，逃得掉吗，名单就定好掌握在如来佛手上。”

这位戈德付校长兼付党委书记，我打心里为他不平，划右前是秘书他告诉我，大学加入地下党，参加新四军，一次队伍打散，他躲在一个山洞里饿了七天，快不行了，爬在洞口晒太阳，遇见一位贫苦女孩上山砍柴，他用身上带的银元与姑娘换煮熟的蚕豆吃，在农民帮助下找到了部队，这十五天离开部队的历史一直是不得重用的理由，虽是行政十四级干部，其能力都比历任市委书记强，精通英语、法语，但从未安排正职，党校副校长，人事局、教育局，凡任职部门都是副职，而他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贞苦学毛著，始终续《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关于改读如何，六条标准深领神会，全校揪出右派12.4%。

戈德啊！我尊敬的副校长，你背着内控直到寿终瞑目。

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主义者毛泽东啊，你真行，叫后代人历数你的功劳，还是历数你的罪状？你上得井岗山，就将王佐、袁文才除掉；亡命到了陕北又将那里的领导排挤，人家为你有吃有穿有窑洞住，你就夺高岗、习仲勋的权，逼张国焘死在异国，逼陈独秀含恨而死，李大钊若不是张作霖杀害，也会被你干掉的，杀彭德怀、贺龙、刘少奇拍马屁让你登上帝位，死得活该。重庆谈判那回儿戴笠要杀掉你，是民主党派将你保护得以脱险；起义将领都想斩尽杀绝。如果真如你的接班人林彪呼喊的“万寿无缰”，三年搞一次整人杀人运动，中国还有精英吗？中国将退到原始社会洪荒年代，你的第二癖好是玩女人，杨开慧关在长沙牢里你不救就在井岗上玩上贺子珍；建国后数百名少女让你糟蹋了。可惜天不从你愿，只八十三岁就寿终正寝了，而被你打翻在地幸存的人，九十高龄多的是呢，呜呼！ 

写于2009年9月9日

通讯处：杭州市下城区环西新村17-26-502室

电话：0571-85172638 手机：13067858125

为“右派”身份被“改正”三十年作

姚永年                 

查《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一月）一书对“右”字的注解（2）：“政治思想上属于保守的、反动的。如：右倾；右翼。（3）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简称。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辞海》一书在五十年前出版，仍然沿用五十年前的政治术语，并不奇怪，因为这时的右派分子尚未得到“改正”（也就是平反），他们在政治上仍属于“故人”。

由此看来：右倾、右派都是政治术语，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这一术语仅中国所有，而且是近代所有，和外国、古代并不相干，这倒有点特色，并且符合近代国情，也可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物。

据我所知，在中国现代史中，首先起用“右派”一词，源于1924年6月，那是因为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如：邓泽如、张继、谢持，他们首先发难，攻击并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

邓泽如等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这些人被称之为国民党内的老右派。以后到了1926年，国民党内又出现以戴季陶为首的新右派。以上这些除了学习过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外，广大群众是不太清楚的。这是“右派”这一名词开始出现。

过了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向党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当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认为他们意图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权利和权力，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说他们和党和人民是处在敌对地位。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中共党员，就被定为党内右派，开除党籍，并且不准翻案。由于共产党是掌握政权的党，有极大的威望和权力。所以全国人民为着保护自己，有的人还想借机向上爬，群起痛斥右派分子，并把这些人和地、富、反、坏并列称五类分子。因为有着党的领导，广大群众的响应，这一次所定的右派就为世界和全国人民所熟知。这种情况直到1980年，党中央为全部右派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作了改正，恢复了他们的政治名誉、恢复了党内右派的党籍，在此后的三十年，才渐渐被人们所忘怀。

现在，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己经没有开展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于是人们渐渐淡忘过去流行的一些政治术语，而热衷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学说，这当然是好事。近百年来，中国处在武力和“文化”的热斗中，中华民族已被折腾得喘不过气来，盼望着和平、宁静。我们除了要忘却，但又不能忘却过去那些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之外，还应该总结历史的教训，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大地，总是不能宁静、不能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人们期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赖以养家活口，并力求社会公正、公平，给人们在竞争时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9年1月7日

好想好想去劳改

陈仁德

说来好笑，那时在我身边竟然会有许多人渴望去劳改。你不相信，好，让我慢慢告诉你。
    先给你讲一个张毛子的故事。
    1965年秋，四川忠县的几十个知青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离开县城到农村去干革命。说是知青，其实文化最高的就是初中，最低的连幼儿园也没有毕业。张毛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16 岁，浅平头，大眼睛，小个子，念两年小学后就在城里闲呆着，一下也成了知识青年。
     县上给这群知青精选了一个最适合干革命的地方，那就是海拔1600米的精华山，那里悬崖峭壁险不可言，山上尽是茂密的丛林，方圆数里不见人烟，他们将去那里创办一个林场。
    知青们进山的第一天就全部傻了眼，他们都才十六七岁，不知如何去面对那里的恶劣环境。
    在一座已经废弃多年的老土屋里，知青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从山上砍来许多树枝（反正山上的树枝多的是），树干一头伸进土墙里，一头架在地上，然后把长长短短的树枝纵横交错架成床的样子，再用篾条绑起来，便有了赖以安寝的床。那些床首尾相连，七弯八翘，树皮一块块暴露着，树疙瘩凹凸不平，当时被命名为 “革命床”。由于屋小人多，空间不够，他们还不得不把‘革命床’绑成上下双层。接下来开始在山上垦荒，把树砍掉，挖出树根，清除各种交相缠绕的藤蔓，整理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这是异常艰苦的劳作，可是年轻人们不敢叫苦，因为他们是在干革命，是在锻炼红心，是非常光荣的事业。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伙食越来越差，劳动越来越苦，革命激情便慢慢消退了，最让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在精华山山顶上发现了一个劳改营。巍峨的精华山顶上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劳改营，那里山深林密，道路崎岖，野兽出没，是关押犯人的绝好地方，犯人一旦关进去便插翅难逃。大约从五十年代起，这里便开始了劳改营的建设，先后设了七个劳改中队，合为一个劳改大队。劳改犯们从全省各地押解来，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将精华山顶建成了一大片美丽的茶园。
    知青林场的边缘靠近劳改农场，在一个叫鞍子坪的地方，劳改犯们经常在山上劳动。同样在山上劳动的知青们有一天忽然发现了另一群也在劳动的人，过惯了荒无人烟的生活，双方都感到了一丝新鲜。知青们发现另一群人背后站着手执钢枪的人，刺刀在阳光下闪光，才知道那是劳改犯，而自己是响应领袖号召来干革命的知青，心里也就有了一点点光荣感。
    但这种光荣感很快就被打碎了。
    知青们的伙食越来越差，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然而他们发现，劳改犯们居然一日三餐有保证，至少有红苕吃，实在不行也还有糠粑。劳改犯们进食的十分热烈，他们七八个人蹲在地上围住一个大木盆，盆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红苕，七八双筷子你来我往直往盆里伸，随着一阵阵狼吞虎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痛快极了,也让知青们羡慕极了！
    不久知青们又发现，一部分劳改犯过一段时间要去山下的精华场上挑东西，在场上休息时，那些家伙居然还要去小食店里吃小面，知青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只有偷偷咽口水。原来劳改犯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天啦，多么令人羡慕。
    张毛子看得眼睛发出了绿光，一天，他忽然大叫一声：“日他妈，我宁肯去劳改！——我——要——去——劳——改！”
    他的家庭出身好，是城市贫民，忆苦思甜时她妈一语惊人：“解放前我受压迫，18岁还没有穿过裤子！”这样的苦大仇深，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旁人对张毛子说：“你又没有杀人放火，凭什么去劳改？”
    这小子就大声吼叫：“那我就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没有多少人敢附和他，虽然很多人心里也羡慕劳改犯，羡慕红苕和小面，但是毕竟知道劳改犯是坏人，是阶级敌人，不能随便当的。
    张毛子却不管这些，一天就叫着“我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来人将张毛子狠狠批评了一顿，叫他不要忘本，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山上好好干革命。谁知张毛子不听教育，来人一走就又吼起来：“我要杀人！我——要——去——劳——改！”
    上级怕影响不好，正好云南铁路局来招工，就把张毛子推了出去，张毛子意想不到竟一下过上了比劳改犯还吃得饱的日子，这是后话。
    知青张毛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面再讲一个贫下中农想劳改的故事。
    也是在精华山下，有一个显周公社，那里的大云大队第四生产队在1969年7 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打死知青的事件。知青的名字叫马绍成，外号马儿，年仅16岁，是当年从重庆南岸下乡插队来到这里的。
    事件发生时，马儿和几个知青一起在大云四队知青“鸡公”那里玩，忽然听见一阵接一阵的吹号筒的声音，伴随着号筒声是贫下中农大喊“捉特务”的吼声，他们听说要捉特务就来了激情，全部跑出门去，也想去捉特务——他们是听着“捉拿美蒋特务”的故事长大的一代人。谁知他们一走出去就被蜂拥而来的手执木棒锄头的贫下中农包围了，原来贫下中农要捉的特务就是这几个知青。
    这时手执棍棒器械的贫下中农越来越多，附近几个村甚至旁边新立公社的人都来了，少说也有几千人，把几个山头都站满了。几个知青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躲也躲不了了。贫下中农们举着棍棒一步步逼近，终于劈头盖脑的打了下来，知青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很快就被打得血肉横飞，倒下地去。正是火毒的炎夏，知青们的血洒在山岭上，一会儿就被晒干成了黑色。
     如果要详细叙述这场血案的全过程，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今天就不讲了。总之，马儿16岁的生命就在那一天永远结束了，“鸡公”和另外几个知青被打成重伤，当村里一个姓黄的好心的民办老师组织人将伤者抬上担架时，“鸡公”的身子被抬了起来，而脚却留在地上，只有一点皮肉连着。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大云五队一个姓黄的队长（那里姓黄的特别多）被说成是凶手判了五年徒刑，关进了精华劳改营。谁也想不到，黄队长从此就摆脱了饥饿，天天可以吃红苕和糠粑了。
    显周公社大云大队到精华山只有约40里，大云的贫下中农经常要到精华山上去打柴，他们有机会经常见到黄队长，令他们惊讶而且羡慕的是，黄队长比起以前身体明显长好。特别是看到黄队长大口大口吞咽红苕的激动场面，更是令人动心。
    偏有一些“革命群众”，认为黄队长是冤枉的，居然去公社张贴标语：“强烈要求黄队长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些消息传到山上，黄队长听说后不禁一阵苦笑，叫打柴的乡亲们带个口信回去，说“不要提那些了，这里好得很，在家里也是干活，这里也是干活，我们本来就是干活的人，还怕劳累吗。再说，在家里再累也吃不饱，这里累吃得饱啊，劳改犯们在山上开荒种的粮食多得很，又不像我们生产队要上交公粮，红苕吃都吃不完，而且这里的房子比家里不知好多少,又能避风又能避雨,还很坚固,家里的房子好破烂哦,风一吹就摇晃。我才不想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呢。五年过了我还可以留场就业，我回家去一辈子也莫想就业。我就安心在山上劳改了。说个老实话，要是早晓得，我宁愿早点犯法来劳改。”
    黄队长的“幸福生活”使山下的不少贫下中农看到了吃饱肚子的希望，真的有人想去劳改，这和几年前张毛子大叫“我——要——去——劳——改！”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张毛子是知青，而这些是贫下中农，在劳改营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一些即将刑满释放的人用心良苦，竟然想方设法去违反监规，或者蓄意制造事端，或者有意顶撞管教干部，总之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加刑，使自己能继续在劳改营呆下去，从而填饱肚子。事情就是这样令人不能置信，但是，在那个年代，又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呢？

                          由渣滓洞到提篮桥的思考

任彦芳

在重庆开会的最后一天是红色旅游，由一家旅游公司承担。两辆大客车，将我们接上车，导游是重庆美女。她说的路线是先看大金佛，然后去白公馆，渣滓洞；中间去一家重庆火锅料厂，让这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去购正宗的东西；去看过重庆老街磁器口之后，去红岩村，最后看人民大礼堂。一天行程，两次饭。上了车便听导游安排，拉到哪儿看哪儿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重庆。第一次是1983年1月10日

    二十七年前，我正在思考，我想到了信念；二十七年后，我因思考而觉醒了。我看到江姐，听到烈士的声音，看到他们为迎新中国而根据想象缝制的红旗，我想到的该更多更深刻了吧。我先想到另一个监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从江姐，想到我的北大同学林昭。江姐是人们都知道的，而林昭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因此对关押她的这个监狱的名字也就无人知晓了。我想到了烈士的理想，他们是为何义无反顾的献身？他们是为了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富强而死，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他们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吗？我们真的建立了共和国了吗？如果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还会有1957年将说真话的呼唤民主的五十五万中华民族的精华打成右派，而让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吗？如果党内还有民主可言，还会有彭老总因说真话真情而打成反党集团吗？如果人民当家作主，还会有三千七百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吗？如果是民主宪政国家，国家主席会被害而惨死在开封连名字都不能写出吗？还会有不知多少开国元勋功臣关到打着共产党旗号的秦城监狱吗？如果是民主共和的国家，知识分子还会生活在以言治罪的恐惧中吗？是谁背叛了烈士的为之献身的理想？是谁绑架了共产党，而将它变成个个专制的工具，是谁颠复了共和国，让千百万流血牺牲的先烈在地下哭泣！

     我想到了同学林昭。她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而被捕入狱，她和张志新一样，反对封建专制而在1968年4月29日

    愿我们的红色旅游成为对烈士理想的思考的地方，想想他们所希望的新中国是新在何处吧！想想这个政权与蒋介石的独裁有何不同吧？这种思考才是对烈士的真正的纪念。一切真正不忘记烈士的领导人应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封建的人治的体制中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民主共和，实现中国的宪政，这是千百万烈士的理想，也是世界和时代的潮流；果能下此决心，而不为已得的特权和权贵的利益所左右，则烈士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2010.1.20

林希翎追思会在北京召开有感

高鸿凡

活在当今社会，真是够累的。林希翎女士仙逝，一些人聚集一起，追思她的一生，缅怀她的贡献，本是一桩人间常事，一桩凡人小事，那些权力者却偏偏不以常理论之。他们以特有的思维逻辑判断这桩平常事，以特有的目光观察这桩平常事，麻烦就出来了。尽管追思会的筹办者做得相当低调，据说，“北京当局仍然在追思会举行前四天得知消息，对组织者严加监控，并告知参加者不能前往。原定的开会场所‘天下盐餐厅’也被迫关门。”权力者如此折腾，使得社会的一角立即紧张起来。筹办追思会的铁流先生愤慨地表示：林是右派，我是右派，为一句话一篇文章，毛泽东整了我们一辈子，直到今天当局不向我们道歉，不补发工资，不进行赔偿，连我们用眼泪、用哀思来悼念难友都不准许，真是欺人太甚！为了尊严与人格，我不后退半步，必须支持参加这个追思会，送林希翎一程！纵坐牢砍头也不退缩！结果，追思会如期如地举行，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2时结束，四周布控的便衣无可奈何，只得悄然而遁，以失败结束了他们的折腾。静思之，倘若没有北京当局的折腾，哪会有铁流先生破釜沉舟般的誓言：“纵坐牢砍头也不退缩！”活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有权无权，真是够累的！

追溯既往，林希翎之所以成为不赦的“罪人”，不过是说了些实话，说了些理性的实话。当时震动全国的话题是“胡风事件”。林希翎认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很难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与判决。从法律的观点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是什么罪”。她驳斥从缴获的私人信件中罗织罪名的行为，认为这是破坏文明标准的隐私权，如此会造成“人人自危，不敢交往，不敢说真话”的恶果。当社会上正惊讶于领袖的英明，能从私人信件中识破一个“叛徒、特务、托派、反动军官”的“地下王国”，不少人在惊讶之余还深感庆幸时，这个22岁的大学生却能从法治观点指出这种独裁治国手段的非法性，她的先知先觉不是令人肃然起敬吗？当领袖的话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作用，胡风等人已经被抓捕、全国已经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恐怖主义已经席卷神州大地时，这个22岁的大学生却能勇敢地斥责所谓“地下王国”的虚伪性，她的英雄气慨不是令人凛然景仰吗？是的，林希翎的思维空间较之现实的“胡风事件”要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她说：当权者“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形成‘特权阶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她的这些观念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者不妨同自己当时的认知范围和认知程度作一比较，有多少人能够赶得上她、超越于她呢？大部分知识者当时尽管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这些不满大多是以承认正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为前提，能够识别这种“社会主义”的封建性的是少数。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告诉我们：林希翎就是那个率真地指着皇帝说“他身上什么都没穿”的孩子，她的话令人吃惊、感叹、深思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