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广场》的简短的历史。从这段叙述里可知，实际上《广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印刷版，它虽然未能出世，但已经成形；一个是油印版，它虽然改名，但内容未变。

为了让人们记住反右，记住519；为了纪念“百花学社”，纪念《广场》，我们决定在《往事微痕》中建立一个平台《百花广场》，重点发表北大和其他高校反右运动史料。其第一期就是重印《广场》，重印所依据的蓝本是黄河清和朱毅二位先生辗转提供的油印版影印件。

对照油印版和铅印版的目录，可以看到，前者内容比后者少了一些。原因很简单：底稿不全，急切之间难以凑齐，缺失部分只好暂付阙如。为了反映《广场》的全貌和它出世过程的艰难，《百花广场》第一期就包括了两个部分：1，油印版的全部内容；2，油印版缺失的内容。在编辑中我们还发现，谈谈（沈迪克）的《论牧羊者的逻辑》和陈爱文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两篇文章已列入油印版目录，但在正文中被遗漏了。我们也将它们纳入第一部分，排在最后。叶于泩的《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也属油印版缺失内容之一，应该收入第二部分，但至今没有找到原文或任何形式的复制件。它是“重印”中唯一一篇没有找到的文章，甚为遗憾！如哪位读者知道有关它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519运动中，北大校园的大字报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语）。《广场》只能从这片大字报海洋中撷取最精华的部分。由于容量、时间、人力和编者倾向等原因，仍有许多当时就很有影响的，也属最精华部分的大字报未被收入。这些文章历经几十年时间的磨洗后，光芒不但没有暗淡下去，反而更加夺目了。为了使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519运动，《百花广场》第一期中又选录其中一部分，编成第三部分：《广场》编外大字报选。其余部分将在以后各期中陆续刊登。

第一部分主要来自前述影印本，后两部分来自《原上草》和私人收藏。在此我们谨向黄河清先生、朱毅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为《广场》——《北大民主墙选辑》作出贡献的，除了组稿、编辑、筹募资金的王国乡、张元勋、沈泽宜和陈奉孝等编委会重要成员外，还有赵青、孙传仪、肇恒标、杨路、张景中、李浩、徐锦堂、崔德甫、张锡锟、李世荣、贺永增、林树国、敖瑞伯等许多其他同学，他们找油印机、刻蜡板、油印、叠页、装订、发送，全都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反右已经开始，形势危急，《广场》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面世，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创造的奇迹。这些人随后都成了右派，无一幸免。其中许多同学并不是当今知名人物，一些人连姓名都已经被遗忘，他们的功绩却将永世长存。

油印版是匆忙之间刻印而成的，本来就不够清晰，再经影印，清晰度又进一步受损。许多地方字迹不清，难以辨认。录入时如能根据字形和上下文猜出来的字，就以斜体表示；如实在看不清又猜不出来的，就只好以“×”代替。这些不足之处还请读者原谅。为忠实于原文，原件中的错别字一般不做修改，必要时在括号内以斜体注出正字，如与（舆）论。油印版目录未按文章页次排序，也没有页码；重印时，文章顺序保持不变，但将目录改为按文章页次排序，并加上页码，以便读者查阅。

文章后的作者简介，由于资料不全，有些只好暂缺。敬请谅解。

第一部分：油印版《广场》

写在前面的话

问：这个集子能否代表广场的倾向性？

答：能够，但需要说明。我们是本着拥护社会主义和大鸣大放的方针，来办刊物的。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仅要看到现实中基本的光明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它非基本的阴暗的一面。大鸣大放，就要让各种各样的看法鸣出来，放出来。事物的发展有赖于矛盾的克服，而后者又以矛盾的揭露为前提。有鉴于过去阶段现实矛盾的揭露不够，非“正统”意见的鸣放不够，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也仅只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集子，表现了“广场”的倾向性。有人认为我们选用了这些稿子，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这里边全部观点，这是很大的误解。

问：你们选编这个集子的目的何在？

答：这里收集的是我校正（整）风第一次高潮中出现的部分大字报。我们认为，这些东西确实反映了某些现实矛盾，提出了问题，并且在表达形式上是尖锐有力的，有发人猛省的好处。作为运动忠实的记录，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资料，这个集子还

是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当然这

里也掺杂着一种言过其实的情绪，一些脱离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在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的今天，其副作用，即使有，也不会很大。我们愿意和同学们共同批判，文章中的缺点、错误。

答：原名“广场”第一期——“民主墙专辑”，因为两个理由改现名。第一，在运动第一个高潮中出现的文章，本来就有偏激的倾向，再加上廿多天前选稿者的偏激情绪，这就使得本集的内容更加偏激了。我们认为，由于这个缘故，本集和今后的“广场”在风貌上将有相当不同，所以不把它作为“广场”的创刊号。第二，有些误解或歧视“广场”的人是不欢迎“广场”办下去的，为了减少他们反对的理由，故改名。

答：一定要办下去，一定要办得好。我们将贯彻，拥护社会主义和大鸣大放的方针，欢迎读者和校领导监督、批评。我们将克服以往的偏激情绪，使刊物更严谨，更踏实些；并适当加强文艺性；我们将争取老师们写稿；争取介绍民主国家的翻译稿，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从创刊号起，争取铅印，实在不行，继续搞油印；我们愿意和“红楼”“浪淘沙”等进行友谊竞赛；我们要努力工作，以期不负同学们的厚望。

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

潘家威

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说得很对：“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以此来责备北大同学，这却是“无的放矢”。

是什么离开了社会主义？

又是谁离开了社会主义？

我看啊，是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离开了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号召我们向他们开火。

群众、目前的群众运动，却是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大踏步地前进着。可是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慢了。已经几乎停顿了。

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行动言论使群众运动停止了发展。

※ ※ ※

我用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与论点。例子有些是听说来的或是记得的，而所要说明白的问题、论点可不只是从这几个例子中得出的；所以请别与我在这几个例子上面推敲。“听说”、“记得”可能与实际有所出入，但它还是能具体地说明我所想说的，那也就够了。

有人唯恐别人“反对社会主义”，我想声明：对现实的不满不一定反社会主义，有理想的人是把现实与自己的理想相比较的。要注意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是不会来探讨我们为（有）那（哪

）些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今天的敌人是不会以反对党的面貌出现的。很显然，用过左的口号压制群众发言的作法来表示党不支持群众，在党群间建立一道新的墙壁将对敌人有利得多。

我记得先谈到：“当家难”。“难啊……难啊 ……”。书记说：“朝鲜金日成当家，苏联赫鲁晓夫当家，……中国毛主席当家。我看啊，中国这个家最难当——穷，落后，六万万人！”他说：我们要改正错误

第一次，1927，大革命失败，白区损失100%，红区，毛主席所在地国民党叛变后，毛主席一个人夹了一把阳伞就× 井冈山跑。

第二次，1931-1935。党员三十万变成了五万。右倾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毛主席× ×提出整风时遭党绝大多高级干部反对，甚至有人退出会场。大家都听了传达，不必多说。还有传说，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导人中也有不表示赞成的（大概还是会有人要说我造谣，要我指出姓名的。抱歉得很，我将置之不理）。

我们听了西语系两个同学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违法乱纪的控诉。我们从心底里发出无比的愤怒，然而，这绝不是最黑暗的角落。可以设想，有的受害者至今上着手铐脚镣，有的受害者将永远留在疯人院，有的已与世长辞，更多的在心上留下了永恒的创伤。

我们党在革命胜利后不得不提拔大批干部。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低，他们在党号召下可以赴汤蹈火，他们离开党的具体指导，便一无所能：他们不懂得政策，他们不会分析问题，他们的意识形态，离开社会主义还差两个历史时期。

应该承认，就是这一批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摧毁了旧社会的基础。是他们，翻开了我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然而，他们缺乏分析能力，他们无法辨别是非，在党的指示所概括不了的各种问题上，他们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中，首要的，他们打击了我们知识分子所最响（向）往的：人的尊严。“老子二八年参加革命时，你还在吃奶

我们知道，尊重人，人权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难怪我们这些干部是无法理解的。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有这样的干部，便会有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甚至影响到了高级干部，以至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

一个运动，一个地区，没有错误是奇迹；会有一件事，一个案件，丝毫无偏差又是怪事。那么，问题的普遍性便可想而知。这样，碰到特殊例子，即使不少，也不足为奇了。

中央估计到了情况，下了决心整风，要坚决改正错误，又要保护党的好干部；要大放大鸣，让全国人民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又要防止敌人乘机破坏。

党中央比谁都清楚，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的监督下，整风才能整好，三害才能肃清。

我们是迷信于群众的，群众是社会的动力。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违反群众利益的事便不能出现，违反群众利益的领导将不能生存。

于是，党中央采取的是稳步前进的方法：和风细雨，自上而下的放，慢慢来，由上级领导，纠正错误，解决思想问题，在几年之内，达到真正充分发动群众，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目的。

如果我前面的“情况”基本上是对的，那么整风确实能按这样的办法去做。

以上所说的全国的条件在学校中是不成立的。我们有坚强的党委领导，我们的群众也都有足以辨别敌我的分析能力。所以我们认为学校里可以也应该充分地“放”，如下图（“重印”中为右图）：

应先让这部分有条件的人参与我国的政治生活，我们将是有益无损的。

实际上我们学校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同学们跑到了党的前面，也大大超出了党委原来打算的范围。

多少年来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被一扫而光，群众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对也好，不对也好，拿出来给太阳晒晒看，过去那种对也罢，错也罢，只要与“众”不同便得放在阴暗角落中听其发霉、腐烂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看到，由广大同学自发地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将几年来错误的思想教育方法所造成的头脑僵化恶果清除了。我觉得，这意味着群众真正当家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社会将永远向前奔跑；我同意一个同学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比得上。

最初崔副书记做了赎罪的羔羊，江校长出来声明支持大字报。只口上说，然后便看着你们“闹”，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反正不理不采睬，有意见对的就吸取，错的就算数。

沉默，群众会自动地停下来的，群众会有疲倦情绪的。事实果然如此，第一个高潮过去了。

西语系控诉会让天真的同学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角，激起群众对三害的愤恨。大家正要动起来的时候，在群众情绪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高潮中沉默了整整六天又出来了的党委书记江副校长，便冒冒失失地跑来反对控诉会，声称西语系的同学不应该吧校外事拿到校内来讲，是在控诉党，在反对社会主义。第二天一早五点半便又把所有党员叫去，统一思想……

天啊，这是干吗啊！看看江校长发言的效果吧。我听到一位向党控诉的同学声称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多惨痛的事实啊！应该说，这比手铐脚镣更可怕。

江校长的发言是在压制群众，而且由于做了组织准备，群众没有能起来反对。

不一定，对我就不是。它使我了解了情况，懂得了团中央书记的“难啊”，从而体会了党的整风政策。但是，党委有意识地停止了它，才没让它起更大的积极作用。控诉会由27斋前空场改到大礼堂，大概不是为了支持或重视它吧，而是当时就想缩小影响吧？否则为何不接扩音机，为什么说了机子带不动却又能接上两个教室的喇叭？

学生会主席赵震江的发言，不是明明在转移群众的视线？当然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搞得水落石出，但是，主席啊，当真天下就这么两个案件？难道你不知

江校长没有听见控诉，即咬人一口：“控诉党”！“反对社会主义”！我看啊，除了江校长之外没有人认为这两个同志是在控诉党的。除了江校长之外没有人认为党与这些事中间有“必然”联系的。

我们两个同志说得够冷静了，我相信，如果我是他们，我就办不到。

个别问题提得不够恰当，譬如说历史上那（哪）个统治集团上台后杀人最多，像这样的问题便是很容易答复的。我们不了解旧社会情况，以为七十多万就不得了了。实际上国民党就杀得多得多。在“宁可杀一千，不可放一个”的指导政策下，牺牲的真是不计其数——根本无法统计。编号入狱，编号枪决……

控诉会能起两方面的巨大作用。首先，他号召群众向三害斗争，他让一切有正义感的人都来参加斗争。我们许多天真的同学们，受了过去教条主义思想教育的危害，至今天真得可笑，以为报上见得（的）便是一切，他们无法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他们更无法理解三害为什么必须清除，与为什么只得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清除，（虽然，违法乱纪是三害造成的，没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便不会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出现。两个同志不也上过党中央、人代会、公安部等等？）

其次，这样才能消除受害者的顾虑，群众的支持将给他们以无比的勇气。

会有副作用吗？党自己来领导，能够消除的。我们抱了让大家了解事实真像的态度。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让大家觉得党在发动群众，在领导群众除三害，那么只会消除党群中的隔阂，更表明了党整风的决心。

反对控诉会，就是理解为害怕控诉会。你们把自己与人家控诉的东西结合起来，你自己把自己与群众要求相对立起来了，× × 已经做错，出来弥补已造成的损失吧。

我诚心地要求党委会改变目前情况，从 × 党委会召开的会开始，站到群众运动的最前列，带领我们前进。

党是不是在收！不管你承认与不承认，身在群众运动之中的群众都会说“是”。

党委说放，是按中央的指示，中央显然是要坚决放，而且也显然是有决心放到底的。党委是指这个而言。

但是，怎样个放法，确确实实，党自己也还不知道。北大的情况一开始就大大地出乎意料，完全不知道？又不是，全国范围早就有了个这么个理想的模型，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党委，原来也就打算把这理想的模型搬到我们学校里来。谁知道，一开始就脱轨了。北大还算好的，党委总算承认了大字报的合法地位（有些单位则不然）。到了控诉会，虽表示反对，也还是只用了组织力量，而没有公开地宣布非法。

就是说，党委早设想了这么一个理想的模型，并时时刻刻地想把群众运动归入到这个运动中去，对于我们学校，归入这理想模型的轨道便是放弃群众运动，取消群众运动中已取得的一切（只能埋下一批种子）。党委的一切表示，一切实际行动都在为此而“奋斗”。

“支持大字报”是什么呢？马适安副校长说清楚了——我们主张用座谈会的形式（作者注：“我们反对用其它形式”）。但是假如愿意用其他方式也不反对（注：“不能禁止”）。

为什么好久不作声？为什么党不出来领导群众运动？那么多同志要求党领导，党委为什么置之不理？原因就在这里。它不赞成（或说反对，我觉得差不多）这样搞。当然就不可能来领导。它很清楚，群众运动日子一久必有低潮出现，你们会自生自灭的。当控诉会即要兴起第二个高潮时，党委便以组织力量压下去了（组织力量用得对是进步的，用得坏时，可也是破坏力特别强啊！）。

整风学习两不误，校委会通过决议，一切照常就行，还要关起门来考政治……不是很明显么——要把群众运动搞垮。

事实上已经垮了，有些系级考试了，有些系级功课突然重起来了（不管有意无意，至少是无意让同学参加活动），原来要考虑可以不考的科目又要考了……事实上，怎么会不垮呢！

我自己写完这篇也就必须念书了，原来还打算说的一些问题，也只好以后再说了，否则考试怎么办呢？

座谈会，深入……那是骗小孩的，没有群众运动作基础，这些都是废话——请看看实际情况吧！我们班上原来80%以上的同学动起来了，大家要求党支部开会，而现在，党支部想拉人也未必拉得着。

行政的事党管不着……这又在骗谁呢！真正管事的校长不是党委书记？各层行政干部中不都有党员和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上党员委员也不大少吧！有谁会相信，如果党委会建议停课马老会出来反对？

真有道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会理解你的，就是别鬼鬼祟祟地东躲西藏，要，×××,你××××的好青年，你在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扫地，你在给自己树一个害怕群众运动的不大不小××××帽子。要注意，你在×××××××的顾虑，你在你自己与群众之间××了一道不可××的鸿沟（马寅初××，只是因为组织关系，使自己不来发言），要注意，××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反教条主义”，用××××的态度，反官僚主义”用宗派主义去反宗派主义”！

如果像现在这样的下去 (我相信不会，可是， ×又要等毛主席来下命令？) ，那么，终究有一天，群众将按自己的××办事。历史的步伐将永远随着人民的意愿前进，而人民群众，他们是不惜代价的。

我仍旧恳切地希望，××你们醒来，投身到运动中，带领我们前进。

词二首

戴佳珊

红红绿绿满院。

群众呐喊冲锋，

老子稳坐不动。

定要保持镇静，

群众像个毛虫！

教条知多少？

×××……

清平乐

——咏官僚主义者

民主弥漫，

实在是讨厌，

讽刺拷问又批判，

虞美人

官僚主义何是（时）了，

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

曹国臣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把每个人的利益同集体的利益紧紧地结合起来了。人们把自己的前程、青春、名誉、爱情，甚至生命都献给了集体，但是，如果这个集体的领导是一些官僚主义者，他们抓住了领导权，利用现行法制的缺陷，又控制了与（舆）论，那结果会怎样呢？

先说说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在五五年夏天复员的，复员前在解放军第六九速中任语文教员，（正排级，团员）参军六年，大部分在前线，从未受过处分，（立过一些小功，档案和履历可证明），复员以后，有半年没有分配工作（中间只有一次问我当音乐教员怎样？可是我连五线谱也不懂）以后市里又说我的档案转到省转建委员会去了，我就等着，又是三个月过去了，档案从省里转回来了，说是仍然由市里分配工作，这样我大半年的光阴，连同我青春的热力白白消耗了，我的复员金花光了，只好在革命六年之后再向父母要饭吃，我想去拉架子去，可是，由于半年来精神苦闷，得了严重的肠胃病，（精神性过敏症）我拉不动，只好另找出路，自己找工作，可是没有组织关系，又有谁信任你呢？我就跑区政府，跑团委会，跑市民政处找处长，可是这些老爷们有的叫我等着吧，别心急，（我怎能不心急）有的就干脆也不调查研究，就说：你还是找转建委员会去吧，我一听这话，眼泪就掉下来了，转建委员会！我的脚板皮都磨破了，那里的传达看见我都烦了，我还少去了吗？

我只好空自呼唤那失去的青春，那劳动的渴望，呼唤那公平与正义。我的精神受了创伤，虽然我还竭力斗争；我的身体毁坏了，我的婚姻、恋爱也受了阻碍，谁会爱一个光“吹牛”——过去怎样怎样，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的复员军人？我的青春就这么浪费了！这些，官爷们会同情吗？会想得到吗

没有分配工作是这样，分配了就更气人，一个前西北大学经济系三年级读完，参军六年在军事学院教书的同志叫他到郑州市食品公司当会计，一个军乐队张（演剧、歌唱都很有天才）分配到百货公司当书记，还有一些部队速中的教员和文工团员分配当扫盲教员，……这还是有文化的，有相当专长的，至于革命多年，文化不高的成百成千的战士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那就是往农村一塞，去不去由你！它是分配了的！

因此，从亲身的体会出发，我痛恨那些数字！那些报纸上冠冕堂皇的报导，我市 × ×年度复员安置工作完毕，百分之× ×以上都已得到妥善安置。……这是鬼话！不信你找五五年郑州市的随便那（哪）个复员军人问问，我说的是真还是假？是个别人还是许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后来他们叫我帮复员处工作，一天一块钱，这是临时工作。（时间不长）到五六年正月间，我实在无法，要求考学校，要求补习，可是就这也受了许多冷眼，周折！我幸而考上了，要是我没考上呢？亲爱的同学，那结果会怎样？

这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问题也还不光在郑州市转建委员会，我的确知道，他们也曾想过一些办法，可是他们解决不了，到处都有官僚主义，省也好，区也好，工厂也好。

在部队里，有人谈到“恋爱”“自由”“民主”，（光是谈谈）就受到批评，你要稍不同意，那各种各样的帽子就会雨点般的落在你的头上。

一个人的档案（你的功过历史，可能再加上官僚主义的评语，还有一些长期无人查对的问号）带来带去，好像个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可是连与你关系最大的材料，也不让你看。（可是奇怪的是有些普通的党员，他倒可以看别人的档案）

如果你总不说话，或者善于体会“领导意图”，说说上级说过的话，那你就是好同志，你是“忠诚老实”，“靠近组织”。如果你敢于提出领导的缺点，或者说：“现行制度有缺点”，“波兰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值得研究”，那就是有人汇报“这人思想有问题”。“自由主义”，这样，你的后果自然很难想象了。

有一些人，因为一些并不严重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或者干脆是“莫须有”的问题，被当做反动嫌疑，被斗争，被戴上许许多多的帽子，甚至被“软禁”或“硬禁”起来。而更多的则是给你打上几个问号，长期的不信任你，不给你相当的工作，也不提升你。……不信任你！可是你却深信共产主义、党，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而那些坑人的，压制人的，毁坏人的前途与荣誉的官老爷们却高高在上，很少得到应受的征（惩）罚！（事实上也不一定光惩办一二个就完）。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难道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幸福和劳动交付给官僚主义，让自己逐渐萎缩而凋落？

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在适合国家和个人专长的工作和学习吗？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但是，朋友，反官僚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啦！那一天不喊，而坑害人的，折磨人的官僚主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支部没有？请回答我。

官僚主义越泛滥，民主就成了奢望，这难道仅仅是旧社会意识的残余？

你过去总参加过一些运动，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即使和四一年整风一样（或则更好一些）谁又能担保一年（甚至三月）之后，官僚主义就不会大量再现？谁能担保？

官僚主义直接的，最多的受害人是人民，它是人民的敌人，因此，只有当人民切实有了广泛的民主，群众的意见能毫无阻碍地表达出来时，官僚主义才会发抖，才会逃跑，因为：他已经失掉藏身之地！（就像今天北大的官僚主义在党和群众的民主——反官僚运动前面一样）。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光开开会，检讨检讨，应该结合整风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研究为（如）何改进现行法治，政治进行一点民主化！领导进一步民主化，不只要集中，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要治三害的根，不要光治标。

二，让人民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空（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因为党是执政的党，而且永远是执政的党（除非党消失）。而执政的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是会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因此人民群众、民办报纸会敏锐的看到执政党的缺点，提出来和党一起改进。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你不同意，或是临时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实际往往无效，也不被人重视）。应该：让群众多提出意见，多所选择，不要光让他举手，或不举手。（这个选举法可以首先从学校机关改起，然后慢慢改进，推广到广大人民中去）。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我国过去是个封建专制帝国，文化经济落后，家长制的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人民缺乏民主生活的习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客观形势，不能要求无限的民主，一方面也不要不相信人民，要让人民在民主的实践中发展民主。我校—旬来的民主——反三害运动就表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几千同学发挥了最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完全驳斥了过去校党团领导所说的“同学们政治情绪不高”的论调。而北大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也正由于同学们对新的民主形式不够熟悉，运用不当而造成的，事实上, 这些缺点在运动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群众自己的批判，越来越少了。

同学们，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的生活幸福的斗争，让我们携起手来，在光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奋斗。
人民万岁！

是时候了

沈泽宜张元勋

（—）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你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写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快把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作者简介】：

沈泽宜，1953年夏毕业于湖州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翌年转入中文系学习，直至58年秋被流放至陕北榆林地区黄土高原。 1957年5月19日下午6时许，与同年级同学张元勋于大饭厅东墙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诗体），吹响了北大“5

·19”民主运动的号角。

58年春沈泽宜被定为“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受留校察看处分。同年9月被发配至陕北黄土高原一所乡村中学，工资六折。

论人事档案制度

——请教严仁赓校长助理并致国务院

江文

人事档案制度的建立，基于两方面的作用：

一、系统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历史情况、工作经历及受过奖惩等，作为

使用干部的依据之一。

二、审查干部的政治情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内部。

前者是内部问题，属于民主范畴；后者是敌我问题，属于专政范畴；前者对干部本人可以公开，后者必须严格保密。过去几年里，我们大量吸收干部，对干部情况还摸不清楚，敌人也乘机混入；这两个任务紧密联接在一起，所以人事档案必须保密。可是目前国内敌我矛盾基本结束，经过肃反、审干后，干部情况基本摸清，人事档案制度的第二方面任务已成为过去，档案材料可以而且应该对本人公开。

并不是说反革命分子绝对没有了，但那只是极个别的，极隐蔽的。发现怀疑材料，应该由公安部门建立档案进行侦察。这样做的好处有：1，能够迅速证实材料的真伪，及时破案；2，怀疑未经证实以前，不会影响本人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怀疑材料放入人事档案里，由于人事部门没有侦察破案的力量，对于坏人，不能及时查出；对于好人，使他长期蒙受莫须有的嫌疑，因而影响了对干部的正确使用。

在实际工作中，现行的人事档案制度已经产生了下列主要的消极后果：

一、造成人事干部及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这是个普遍的现象，本校也不例外，有诗为证：“情郎名叫档案袋，姑娘倾心好几载。……姑娘啊，只怪你思想与他（指档案袋——本文作者）最近《人民日报》已经揭发了许多

事实。我校也有这种情况，有诗为证：“……情郎名叫档案袋，姑娘倾心好几载，姑娘啊，只怪你思想与他（档案袋——本文作者）有界线，怎怪他不与你结姻缘。”（见16斋东墙下面李丰楷、赵振忠、李林活、蒋镇、王磊，张钟所作“广场漫步”）。诗的语言虽然有点扭扭捏捏，却正道出了某些特权人物的心理。以为那些被认为“思想有界线”的普通人是不配看自己档案材料，而只有那些自命为“思想没有界线”的特殊人人才有权利看别人的档案材料。

二、不与本人校对，容易造成诬告及误会的漏洞。如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有一位“积极分子”（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恕不指名）秘密检举了一个同学，说他曾向自己打听江苏省公安厅派往敌区工作人员的名单。幸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被检举者发觉了，才查明证实是诬告的。试想，如果没有发觉纠正，这诬告材料对他将会产生怎么样可怕的影响。

三、由于某些领导者对干部的片面评语，及一些摘录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曲解的材料，影响了对干部的正确了解与使用。

四、形成干部对领导者的隔膜和怀疑。“到底他们对我的看法如何？”“是否我的档案袋中放进什么材料？”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团结。

校长助理严仁赓同志关于公开人事档案问题的答复说：“这是国务院规定保密材料。以后鉴定材料一定会经过本人同意”连“研究研究，向上级反映”的余地也没有。难道国务院的规定就不可以重新考虑吗？今后的要防止错误，过去材料的错误难道就让它过去吗？我们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形势下沿用旧时期的人事档案制度，正是产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变过时了的制度，正是整风运动的目的。

肃反运动论纲

——与北大党委前书记史梦兰同志商榷

江文

这是笔者向中央提出的意见书的提纲。因大字报篇幅所限，又值考试，不能详述全部论据

北京大学1955年下半年的肃反运动，百分之九十几的斗争都错了，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让我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别“肃反工作”和55年度开始的，以反胡风集团为典型，以广泛开展斗争为形式的“肃反运动”这两个概念。毋庸置疑前者是过去、现、将来都需要的，直至世界的敌我斗争结束之时。因此我们拥护有反必肃的方针。本文专谈后者。时间限于55年下半年。主要论点如下：

一、当时局势：53年朝鲜停战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55年的国际局势也是趋向缓和的[注一] 。国内阶级关系，在总路线提出时，有过朝鲜性的紧张。此后，并不是“日益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注二]”。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消灭了。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力量日薄，工人阶级的领导日益加强，阶级矛盾不可能日益尖锐化。有人以为，直至56年底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那时起，阶级关系才趋向缓和，这是割断历史的看法。在此之前，已经是资产阶级决定性改造的准备阶段，阶级矛盾也无法尖锐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和平改造的客观条件，是其和工人阶级合作的历史渊源，是其阶级的特殊性所决定。

二、肃反的指导理论，张仲纯副教务长的肃反动员报告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深刻化、复杂化。从理论上，苏共党的历史上来讲是如此（？——江文加），目前中国的情况亦是如此（？——江文加）。1956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长罗瑞卿所作“提高警惕，反对麻痹”一文的观点，尤为典型。（该文的基本思想是错误的）。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绝对尖锐化的公式，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翻开人民日报，到处皆是。这种讨论早已破产，本人不予驳斥。

三、肃反方针“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个好人”，以及后来提出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不杀少捕”的政策，是正确的，使错杀和大量错捕可以避免，没有造成斯大林式的悲剧。

四、肃反的敌情估计：开始阶段提出的有“百分之几”[注三]或“百分之五”[注四]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北大当时五千多学生，斗争了二百多人。以百分之五推算（如财政部、电力部[注五] ）固然简便，然为稍有头脑的人所不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情况极为复杂”[注六] 根据主观臆测的数学上的数字开展斗争，实属可笑。有人认为，上级也没有硬性规定反革命分子都是百分之五。但应看到在实际工作中，5%已起了极坏的作用，造成乱开展斗争，形成肃反运动中的某些扩大化。

五、检查肃反运动的主要标准，我们和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不同，他总结成绩说“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斗争二百××次。”（精确数字，党委会有案可查）我们以为主要应从客观效果检查，不能以“斗争次数”来估定成绩。事实上，这个数字在估计错误时引用它，倒反适宜。我们认为，在广泛开展斗争阶段，斗对了多少人，就是成绩；斗错了多少人，就是错误。（肃反运动的全面估计，不拟在此详述）

总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敌情估计下，北京大学百分之九十几的斗争都错了，只少数几个人斗对的。这样，还能说“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注七]吗？还能背“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难免的”这个公式吗[注七] ？固然，我们也不应忘记，肃反后一阶段转入以审查干部，校对材料为主要方式，运动才是基本是健康的。肃反运动的错误根源，不在于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用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8]。

附注： [1] 见周总理在二届政协二次全委会上的政治报告。

[2] 见本文第二点张仲纯的报告。

[3] 55年6月10日社论。

[4] 史梦兰肃反总结报告：“大约有5%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不过你们在班上不要掌握这个比例。”

[5] 见57年5月19、15日人民日报。

[6] 见毛主席七届三中全会报告。

[7] 见史梦兰肃反总结报告。

[8] 见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到《阿Q正传》的话

（“广场”编辑部整理）

回声

——致“人之歌”

孙佑兰

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

谈谈*

在古印度，人们被分为高低贵贱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地利……

在古罗马……

在元朝，人们被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在封建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

在纳粹，有优秀的雅利安人种……

在新的时代，

人们进步了，思想聪明了，等级也就更细致了。

有出身世家的特种材料等级；

有非出身世家的特殊……；

有出身……的应声虫，吹捧等级；

有第一可靠等级；

第二……；

……

第n……。

可惜我没作过人事干部，不能把这种新的“人种论”“新麻衣相法”中的微妙之处，一一向你阐明。

有人要说，你在这里人为地制造分裂，但是亲爱的教条主义先生，客观的存在是不能因为你的否认而消失的！

看看人所共知的事实吧！

1，留学生问题：关于这一点大家谈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2，生产实习的问题：什么样的机密地方分配什么等的人，这方面的事实在我校也有，航院表现得更尖锐，读者如有兴趣，请参考他们的争论。

3，毕业后的工作分配问题：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证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虽然在世界各国都是早已公开的了，甚至我们也帮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设（如印度），但它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是保密的，是要由那些人事专家根据人种相法细细的划清了你的等级后来钦定的，如果你的“级别”不够，那你就今生休想。

4，在运动中，如果你不是某些等级，那你就准备挨打挨斗吧！纵使你没

有任何罪可以证实（请参考墙上贴的那些有关肃反运动的申冤书）。

5，请参考最近各报上所揭露的事实。例如大家就会发现，原来在号称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中，居然也存在四个界限井然的等级。

好！够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周围吧！只要你头脑还不是空虚到一无所有，你总会找得出更多的例证来的。至于那些想否认这些事实的人，他有自己不可告人的隐私，正如资产阶级不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阶级一样，那是由于他的等级本性所决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在思想上，人的类型的这种划分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逐渐的，由于有了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于是“向上爬”的心就鼓励着产生一批钻营吹捧，拍马吹牛，看脸色的“积极分子”，产生了以打击别人来作为自己的登龙资本，在小班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学生虽不见得一定是白痴，但那也只有乖乖听话，正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任人摆布的千娇百媚的姑娘才当得上的。

他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既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眼前又出现了一条按劳取酬之外的捷径，古语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努力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等级去吧！那儿有着许多特权和物质利益在等候着你呀！譬如留学吧，不就更进一步了吗？这种心情不值得“怜悯”和“同情”吗？！

听听那种似乎正经的所谓“争取政治生命”的饭碗的呼声吧！当然，那些真有愿为共产主义建设贡献一生的人，确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在这种呼声的后面，人们常常可以嗅到更多的却是米饭和肉汤的香味！我是学××、××的！我还不是第一或第二等级分子！毕了业，靠什么来保障我的胃并进一步提高我的地位呢？还是不择方式地加入到谋求等级转变者的行列中去吧！千万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将会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发扬“五四”精神，但是当青年们真正拿起火炬的时候却张惶失措了，叫什么不和风细雨了呀！赶快拿出反党反革命帽子来扣呀！以及批评《是时候了》的那首“马雅可夫斯基式”诗的作者们之流。读者们！用上面揭露出的“人种相法”去分析一下，就会找出他们属于什么等级来的。本来嘛，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嘛！

本来我想用“……人的阶级”这个标题，可是鉴于一大批书呆子，人民大学放出来的散毒的雄蜂，正是专门来钻这种缝的，为了不作无味的争论，所以我换了一个名词。至于那批雄蜂的教条主义，大家在政治课上该早已领略够了吧！譬如，大家不就都知道马列主义的一位教师王××，不就是以有名的公式：“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造的原子弹会长翅膀，而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所以造的原子弹长不出翅膀”，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而著名的吗？

好，就到此结束吧！不过我要公开宣布，本文不署名，是不是不负责任呢？不，这里面还有一个微妙之处，古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家还知道我们学校有个人事室吧！那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属于你自己的口袋，专门记录尊座的行为，而且是不许你自己知道的。对于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档案制度，我并不反对。但是，过去已有过数见不鲜的例子，由于尊名上加上黑点，于是你就从第n可靠等级降到了第n+m可等级，将来前面谈到的那一切，也就会跟着你屁股转，够你一生慢慢享用了。

至于“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或者会存在多久的问题，我想可以留给书呆子们去慢慢争论。

反正，“有”不会因为说“没有”而变成没有；而“没有”也不会因为说“有”就“有”了的！

反正，“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有名不具，请恕不周

（广场编辑部整理）

*注：沈迪克的笔名

欧阳艾玲语录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我愿牺牲我的生命，保卫你说话的权利！

（据称这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引用西方人的语录是很犯忌的，因此可能是有人假托欧阳艾玲之口来说出这句话——“重印”编者）

论“铲草除根”

物四岑超南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除三害要从根本出发

    目前整风运动，以（易）于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至多只是从三害者的本人思想意识来追求根源，并没有更深刻的追求目前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深刻的。当错误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时，则我们是从错误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况分析错误根源。但是当错误已经形成社会风气时，我们便要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分析错误的根源，绝不能归结为某些人的意识问题。所以我认为要除三害，首先要分析其社会根源，铲除其根源，才能彻底解决。否则难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任何错误的措施都要在一定的群众中间贯彻，一定要暴露在群众面前。所以如果人民的民主生活正常化，人民的民主积极性没有受到压制，则任何错误都会遭到群众的反对，群起而攻之，则任何错误也无法贯彻，三害即使有，也绝不致成风蔓延。事实证明，在民主发扬的地方，三害便不能成灾。为什么在大学里，三害比社会上× × ×？因为学生爱“闹”敢言。为什么今年毕业时分配会有根本的改革？因为我们不再听话了，我们不允许错误继续贯彻了。所以只要民主化，便能最有效的消除三害。反之，没有人民的监督，任何最好的干部也会变坏，三害也无法根除。

另一方面，任何错误要有一定的社会力量支持才能贯彻，而目前党团员中盛行的不动思考，盲从执行的风气，便是推行三害的社会力量，党团员是国家中坚，一切工作没有党团员的支持都不易通行，而错误的措施更不要说了，而党团员的盲从风气使自己在对三害的斗争中完全被解除了武装，甚至成为三害的间接支持者。例如历年的错误的毕业生秘密分配方式，如果没有党团员的无原则的“绝对服从”的盲从口号，那么这错误绝不会维持到今。所以我说三害的第一根源是党团员的盲从性。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

（1）法制问题：
    从西语系周铎案件、从张顺有事件等等都说明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法制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我国人民解放前处于被封建统治的地位，没有丝毫人身权利，使人民对做官者都畏之如虎，默认其有莫大权势。解放后，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要求高度集中，人民民主受到很大限制，政府人员集中了很大的权利（力），因此当
人民遭受违法行为时，竟习以为常，不敢回击，如肃反中，学校对同学有软禁、监视的权利（力）

，这显然是违法的，而我们竟都熟视无睹。在我入学以前，曾协助税局向工商户催税。当时便有一个税务员把一个欠税的小商贩押到税务所，审讯监禁半天，这是违法的行为，而当时我满以为平常，甚至还做了帮凶，审讯时还记录口供。因此，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

（2）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

由于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了人民监督的可能性，权威化的人事制度使个人利益操纵在领导者手中，轻率的鉴定会使人遗恨终身；所以在这情况下是谈不上人民监督的。

（3）言论自由问题：
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经济的压力下，最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任何的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只言片语都可能列入肃反材料，引来无穷的后患。在这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党团员是三害的间接支持者：盲从与“三害”不可分割

党团员是国家的中坚，是国家政策的贯彻者，祖国的伟大成就与你们的名字分不开。另外一方面，“三害”成灾亦与你们分不开。请勿激动，只听歌颂，不听批评，又是三害的表现。盲从亦有其社会根源：执政党的地位使党团员对反面意见抱有反感。除了“光荣、伟大、正确”外便无其他的教条主义教育使党团员抱有“肯定一切”的成见。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党要求党团员的绝对支持领导，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立场和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也引起了党团员对立场观点的错误理解，把任何对领导不同意都当左“立场不稳”、“党性不纯”。于是完全陷于盲从，完全禁绝了思维，甚至把“扣帽子”视为积极，把“打击”视为英雄。

盲从与“三害”是不可分割的，残留的军队领导方式，使领导人习惯于以行政命令代替细致的群众工作，客观上要求一批盲从的干部来贯彻工作。又因领导者掌权，可以表扬和提拔盲从者，打击敢怒敢言者。便鼓励了盲从风气的发展，盲从发展又转而使领导者陷于“三害”。它又更鼓励盲从，于是互为因果，蔚然成灾矣！

整风应该是全民的大教育。

执政党的地位使整风成为全国人民的事。党员要整风，但更重要的是要启发人民的当家作主精神，敢于斗争和监督的精神，这才是真正整风。我坚决相信，人民起来了，一切三害都会被扫光。

最后我高呼：

人民无敌！人民万岁！

（“广场”编辑部整理）

我们的血写在墙上

上官芙蓉

我把诗行贴到墙上，

墙上的钉子把手指刺破了，

我的血与诗行一起，

高高地贴到墙上！

母亲生下我，

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为了母亲的一切，

我无畏地歌唱！



母亲生下我，

给了我鲜红的热血，

为了母亲的健康，

我愿用血凝成战斗的诗行！

我的血写在墙上，

我的血凝成匕首与投枪

我的歌为了母亲——党

勇敢地高唱！



1957.5.25

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王书瑶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历史时期，决定历史进程的人民群众，都是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水平来取舍一切的，来取舍领导的。任何时期的领导人物，领导路线，都具有时代的特点，都标志了当时人们的觉悟程度。领袖人物决不是一些所谓什么天才，他们一经出现，就会立刻为不论什么样的群众所接受。在中国历次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中国人民过去深受压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无产阶级年轻幼小，所以在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时，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机会主义出现，正因如此，在大革命时中央就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内战期间又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能接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直到经过两次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才在遵义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才表明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已大进一步，以致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因此我们看到，决定一切的不是领导者的思想情况而是人民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领导者如果不愿革命遭受失败和损失，就须要尽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须使他们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远见。但是，由于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没有这样做，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权握在少数人手中，致使斯大林的骄傲自满，错误理论造成对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巨大的损害。

    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任何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不论以何种隐蔽的形式对人民作用的降低，都会妨碍这点。如果使群众觉得有了一个可靠的领导者，有了一个可靠的党，它100％的正确，只要跟着他走就万事大吉了，这就使群众必然日益产生依赖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贬低自己作用的论调，诸如什么“共产党是自己的解放者”，什么“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于是一切功绩都是共产党赐给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鸣大放也是。但是不，决不是这样，人民群众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上明明是写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领导者的作用，也就仅在于他应该进行正确的领导，不然又怎能称作领导者？不论是政党，也不论是个人，决不能说过去正确，以后也正确。看待一个人或政党，首要的不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有过何许伟大的贡献，而是在于他今天正在做什么。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错误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反人民了，就应毫不留情的抛弃掉，正如今天对曾与刘志丹共同领导创建陕北根据地的高岗一样。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要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就变得更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经变成了群盲，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恶性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于是斯大林的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他生前还不能纠正。很难设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大家可以从赫鲁晓夫报告中透视一点吧！即使斯大林迟死几个月，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应该看到有多么危险。应该感谢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苏联得以保存，更惨重的事件在苏联得以幸免，而在波兰、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时不能影响政权，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统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不惜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全国人民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小集团手中的时候，如果小集团尚能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承认他，一旦小集团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地抛弃他，正如拉克西-格罗集团被匈牙利人民抛弃一样。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权，一定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要什么自封的改造者与领导者。匈牙利人民、波兰人民与南斯拉夫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鲜血及别的巨大的代价。这些事件应该敲醒一切睡梦中的人，而把完全它归之于反革命暴乱该是何等的愚蠢！

    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6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一方，就必须要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决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

    但是政权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同探讨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题的范围。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来积极参预国家大事，参预国家生活，拿出中国青年固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物理系王书瑶    1957．6．1．

（广场编辑部整理）

    几句衷肠：运动开展已经两星期了，凡大力参加者无不感学习压力之重大，对于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来讲，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鸣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学校当局对吾辈鸣放之大力支持也！虽然如此，亦不避艰难，敢抒胸中之见，以呈与识者。时间紧迫，精神紧张，文章不当之处故必极多，倘有不敬之处，拜恳鉴谅一二。

                                                      王书瑶谨识

【作者简介】王书瑶，男，沈阳人，
1936年生，1955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7年在“五一九”运动中，写“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又名“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不要高度集权，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58年因此获罪，戴极右派帽子，开除学藉、团藉，送劳动教养。1962年2月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1966年8月，“文革”开始之后，同许多人一起，发配新疆，先后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农二师开发边疆。在这个时期，从事多种劳动。1973年回辽宁农村，又作了公社社员，作各种临时工。1979年5月获“改正”，1980年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建立《无形价值论》。1986年到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与人合著《赋税导论》，60万字，于1994年出版。1997年在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燕遯符*

光荣的北大学生，确实不愧为“五四”父兄的继承人，我们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

[向民主墙发启人历史系一群青年致敬！向先锋沈泽宜、张元勋致敬！]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有好有坏：好在免除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灾难，坏在人们在精神上的要求非常之低，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不相称。

譬如说，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应感恩不已，无亦不关紧要……

故在我们国家里，如果不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特别容易产生三害。

事实恰恰如此，我们这里的确是民主太少了，（同学们可以举出成千上千的实例说明这一点），故三害在全国各地普遍流行起来决非偶然，也决非解决了个别干部的思想作风的问题就能解决得了。

这使广大人民的智慧用不出来，大大妨碍了社会发展，故从根本上铲除“三害”太必要了，故大量好心人苦口婆心地要求：“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这对巩固人民江山当然是有利无害，但某些神经过敏者认为：要民主=认为现在没有民主=心怀叵测。冤哉枉也。）

这次整风，领导上特意教导我们要针对“三害”，“理论”少谈。大概是领导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吧。

             ※                ※               ※

怎么办？

老话，大力发扬民主，大力宣传，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请自命人民恩人者彻底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之谓也，决无他意。）

具体地怎么办呢？

（1）自下而上地行动起来：

在现阶段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个矛盾尚未充分成熟，除部分大学生外，很少有人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

（2）自上而下地行动起来：

要求英明的领导者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

如果领导者不够英明，怎么办呢？

我们的火光可能会暗下去。但是，朋友们，不要紧，矛盾存在着，终有一日会成熟、爆发，等到广大人们觉醒过来的时候，火将更猛烈地燃起，烧遍全中国。

普罗美修斯们，坚持前进！

                        暂不署名，若认为此文有必要

                        送入档案袋，请出布告，本人立

                        即公布学号姓名。

                                    （广场编辑部整理）

注：该文在大字报上和在《广场》发表时均未署名，一如作者文后声明。

【作者简介】燕遯符：女，1938年2月生于湖南郴州。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北大学生开展5.19民主运动。5月下旬写未署名文章《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在随后的反右中被知情人揭发是此文作者，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8日
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被轰到一个纺织厂。纺织工人劳动的艰苦使她受到极大的震撼。随着对工人生存状况的深入了解，她不仅想不出自己过去有什么罪过，反而从经济基础上看出了那是个假社会主义......于是，又被加上个“顽固不化”的罪名。

1979年被“改正”，从车间调出来。1980年之后到纺织局职大，讲物理以及数值分析等课程。1993正式退休。1996年之后参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工作。2000年之后参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1995年依据新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向北大索赔。未见回音，1996年再次索赔，校党委统战部回信称“没有新的精神之前无法个案处理”。于是等待。久久不见下文，遂于2006年初又一次给北大校长写信。要求赔偿道歉，并建议当年在校校友无论“左”“右”都来回忆和反思那段历史。又是一年过去仍不见答复。于是，于2007年初参与幸存反右受害者为纪念反右50周年的联合维权活动。

人之歌

沈泽宜张元勋

应当学会尊重人——高尔基

    序曲

我们唱的不是颂歌，

也许有些人听来

调子不够柔和！

但，我们不顾一切地高唱了，

为什么还顾虑到

会震破某些人的耳朵！

摇落了诬蔑和中伤，

我们又重新歌唱；

今天又伸出自由的手

把诗句贴到墙上！

    党，我向你呼唤

长夜悠悠，

大地黑暗弥漫，

共产党员，

你有这样的特权：

你最先举起光明的火炬，

身上因而中了无数的枪弹。

你像一个痛苦的纤夫，

你衣衫褴褛；

火烫的炎阳照耀当头，

脚下则是更烫的沙滩；

你把一船受苦的人民，

拉向新时代的边岸。

你站在潮湿的监狱里，

铁窗外白云舒卷；

窗外有三春的阳光

树下的孩子却是一张瘦脸；

你爱这土地因而爱得更深，

我看见你痛苦的泪水清澈晶莹。

你去到屠杀正义的断头台，

无畏地走上敌人的绞架，

在一个个阴暗的多雾的夜，

你在慷慨悲歌中倒下。

你出没在烽火纵横的前线，

去到反叛者的红旗下面，

我看到你振臂高呼，

额头的汗水掺和尘土。

你最先跳进城墙的缺口，

最先爬上碉堡的墙垣；

而当那胜利的大旗

终于在城头飘拂，

你手扶旗杆缓缓躺下；

你眼含微笑，

抬头仰望祖国的天空，

黎明已呈现在东方，

火红、火红……

※      ※       ※

大地苏醒，

阳光灿烂。

共产党员，

你有这样的特权：

你打扫城市的街道，

你关起工厂的炉灶

在废墟和坟场上，

修建起公园和学校。

在早春的细雨里，

你犁开江南的田亩，

你走进烟熏的茅舍，

喝上一口家酿的甜酒，

你去到旷无人烟的大漠，

古铜色的脸沐浴风尘；

你率领荒山探宝的勇士，

朔风中回荡你的笑声。

你去到原始林区，

风中的古木，雾×的泉声；

你看惯了篝火与星月，

忙碌的采伐，雨雪的黄昏。

你去到云雀高歌的北大荒，

那儿曾是严寒统治的国度，

也许热病把你折磨得躺在床头，

但这是怎样的收成啊！

金色的田野、金色的欢乐！

你去到最为艰苦的地方，

沿着河道，沿着山岗；

哪儿有你的歌声和脚步，

哪儿就出现城市与农庄！

共产党员，

这才是你真正的特权！

有谁比你用得更好，

有谁能把祖国带到今天？

※      ※      ※

但是，党啊！

在你神圣的机体内，

却有一些这样的党员，

他们是你身上的瘢瘢毒癣，

他们醉心于一种特权，

对这些人我要大喝一声，

请听听一个公民的声音：

把眼光转向生活的深处，

投向人民苦、乐的底层！

在和平，×× 的年代，

不要忘记血泪洗刷的昨天；

不要倾着耳朵光听赞歌，

在献媚声中，喝彩声里倦倦欲眠，

你那志满意得的矜笑，

只会使我双倍的辛酸，

你却因此说我××××，

说我怀念噩梦般的昨天。

不要一身“官气”越爬越高，

离开群众××××

这是一架雪做的梯子，

经受不住太阳的照耀。

不要贪图地位和金钱，

回忆一下悲凉的童年，

为什么妈妈常含泪水？

为什么家家断了炊烟？

不要光想娇妻爱子，

多多想想烈士的寡妻；

还有多少贫困的老者，

还有多少失学的孩子。

不许对教授乱打官腔，

你还没有他那样高尚。

是谁朝朝呕心哺血？

是谁使青年的才智生光？

不许×××一意孤行，

仔细查看你每一个脚印；

是否踩伤了同志的肌体？

是否践踏了少×的真心？

不许用对付敌人的鞭子，

抽在你自己兄弟的身上，

如果你兄弟们的心在哭泣，

你怎么能逼他欢乐地歌唱？！

※          ※

透过泪水和欢笑，

党啊，我向你声声呼唤！

今天，你那二十四岁的儿子，

把这支歌唱到你膝前；

无论昨夜与今朝，

你生根在我的心田！



人民从不把自己的命运

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中，

还有什么更深的痛苦，

甚于受统治者的欺骗、播弄？

但是，党啊，对你，只有对你，

我们献上一颗颗赤子之心，

献上全部的忧虑和希望，

献上全部的信念与柔情；

只有对你，党啊！

我才手按搏动的胸口，

唱出我心上的歌声。

如果这里有逆耳的×,

还请原谅我激情的稚气。

如果这里有过分的忧郁，

是因为我爱你爱得太深！

1957.5.29日上午

    兄弟，听我说

昨天的夜我反转不眠，

走廊下涂出这页诗篇，

如
今我把它双手举起，

献给你，受了委屈的兄弟，

我静候着你对我的发言。

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本不算太长，

但，对于你，钟摆的响声

皆如笨重缓慢的脚步走过身旁！

两年来，你如无母的孩子

    任人嘲骂，也饱尝冷白的眼光；

除了活着的权利之外

    其余的一切对于你似乎已经消亡！

你从此变得沉默像一尊无人过问的石像。

只因为你正直、开朗。

不爱把应该说的话在心底埋藏。

你不会在某些人的耳边日夜轻唱着颂歌

你更不会颠倒是非，忘却了良心，

硬说春天里没有寒冷，

硬说黄连的味道甜得似糖！

有人说眼镜蛇的毒唾能立即毒杀一个

    健康的生命，

鸠鸟的毒羽氰化钾的杀生力

立刻凝结在活力跳动的心脏！

但，这些可怖的毒物看起来还算善良

偏见与恶意，妒忌与诽谤

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的欲望，

把别人的身体当成向上爬的梯子，

把无耻、恶劣的巨足践踏着别人的脊梁步步直上！……

就是这些更可怖的东西会使人们的身体

连同他自己的名字与心灵一起死亡！

因这些人也因此立下大功，吃得肥胖！

而你，我的不幸的正直的兄弟，

两年前，你就受到了这样的中伤！

于是有人把你当作仇敌

还用粗大的手指点着你的脊梁

骂你是“混蛋”“反革命份子”

还有什么“黑帮”！

从此，便有一双恶毒的巨足踏到你的背
    上，

从此，你便俯头无熬度着奴隶式的时光！

而从此你更失掉了人天赋的权利。

你不敢为自己的遭遇哭泣！

你的眼泪只能在深夜里偷落在脸上！

两年来，我每夜听见你在床上睡得不好，

你常常在梦中惊呼，哭着

直到天亮！

哭醒后，你多么惊恐

像又犯了一次罪过，你不敢正视别人的眼
    光！

我和你本来是兄弟般的朋友，

知春亭下我们曾曲膝畅谈到夜色苍茫！

春天里，你和我湖水上轻荡起双桨，

天冷了，你给我送来棉布的衣裳！

我病了，高烧中思念着江南的妈妈。

你坐在床边，守着我直到天亮

秋天里，你带来故乡的石块，

送给我，还说人应像它一样的坚强！



美好的往事如梦地消亡！

两年前我盲从地投给你敌意的目光！

我太痴信那些老爷式的党员了

我与他们一起骂你是“反革（命）份子”与“黑帮”！

斗争会上，你带着多么深沉的悲痛向我凝
    望！

从此，我们不再交谈，

    两年来，像陌生人一样！

两年来，你有时凝望着我，

去年的冬天，你依旧借给我棉布的秋裳。

初秋的夜里你轻轻地为我盖上踢开的棉
    被……

但我觉得你在对我讽刺，

我曾公开地告诉过你：“我不喜欢这样！”

今天，我懂了！

我深悟，我给你留下了多么深的创伤！

我曾经无意地碰伤了弟弟的腿，

如今弟弟长大了，他变成了终生的残废！

我对着残废了的弟弟心里怀着说不出的
    不安。

我知道是我毁坏了他完美的肢体，

给他一生中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我曾经向长大了的弟弟痛哭过

就像我是弟弟，他是哥哥，

我哭着向他祈求最大的宽恕，

也同时要求他给我任何的责罚和折磨！

对于残废了的弟弟

我的一生都自认犯了无法弥补的孽罪！

对于你，我的兄弟，今天我怀着同样的自
    愧！

我正如碰伤了弟弟，使他残废终生，

我也曾多么无情地刺伤了你的心灵！

近来的日子，我夜夜不眠，

随时随地我都看见你微笑的脸！

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向你乞求最严厉
    的责备，

我曾几次鼓足勇气，但我的话都几次逗留
    在唇边！

是时候了，我的正直的受了委屈的兄弟！

把我的诗献到你的面前！

我静待着你的最严厉的谴责

    这样我才得到最大的慰安！

是时候了，我的正直的兄弟！

你不应再如两年来的沉默，

你应大胆地笑，大胆地哭，

向着我的今天

大胆地发言！

             1957.5.29 上午

党，我呼唤……

任锋^

死寂的狰狞的长夜，

窗外有警车疾驰，

在镣铐的阴影底下，

党，我坚定地呼唤着你。

当世纪已经更新，

碧云中飞扬着红旗，

多么巨大的欢乐……

党，我狂喜地呼唤着你。

太阳下我看见黑影，

角落里涌漫着邪气，

我惊骇，迷惑而怀疑，

但是，党，我依旧呼唤着你。

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

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

我要母亲，像渔人要水。

党，我颤动的嘴唇轻轻呼唤。

我曾经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只觉得寒风刺骨长途漫漫，

给我一句，一句亲切的话吧，

党，我呼唤你时有满怀辛酸！

寂静的深夜我独坐水隈，

水里有死神诱惑的笑颜，

来，它说：你生活中只有暗夜，

党，我还想呼唤，心情却已迷乱……

今天我又呼唤我的母亲，

请倾听孩子悲怆的声音，

先别苛责我的眼泪和激动，

多少次打击伤得我那么深……

                   57.5.22日

*注：据钱理群《“五一九文存”序》，任锋即林昭。

我的遭遇

广场编辑部整理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回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恶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叮当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青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再不能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               ※              ※

我今年才23岁，可是在我这短短的历程中，我已经遭受了殴打、监牢、镣铐的折磨。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一岁的那年。

我的成分是城市贫民。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半小学，十四岁时到一家私营被服厂学徒。十五岁——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以后一直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

一个从社会出来的青年人肯定说会有缺点的，像我这样，带着些个人主义，情绪易波动，计较一些待遇，有了成绩就会骄傲自满……，然而这不能抹杀我的一切；我和所有在解放初参加革命的正义的青年人一样，对革命充满了热情。我一九四九年十月就加入了青年团了，在工作中一贯尽力，曾两次立功，领有功劳奖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时常受到团的表扬。我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过分心直口快，以致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开始肃反，先有浙江省委杨副宣传部长作动员报告，他说禁止用斗争的办法，谁有问题可以主动找领导交代。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的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我真是不胜惊讶：难道勇于向领导上提意见的人就应该背上“打击、污蔑”的罪名吗？我们机关里了有一位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协理员，喜欢教育别人，可是自己老犯那些他给别人指出来的毛病，比如他在大会上批评有些同志爱睡懒觉，他自己却时常睡到早饭后起床。我在团小组会上批评了他，并把这些事情写成文章。想不到这成了一条污蔑领导的材料。我反对用汇报的方法作思想工作，认为这和作情报无异；我反对晚上多开会，主张把这些业余时间用到自修上去；我看不起那些因善于拍马而得到提拔的人。我把我的不满告诉个别和我情感比较好的同志，结果这变成了“拉拢同志，组织小集团”。

有一个姓冯的和我同一寝室的家伙，本来什么都对我说，我也像亲兄弟那样对待他，他生病了，我尽力照顾他，关心他；他家里有困难，我就不作衣服，省下钱借给他。我还时常鼓励他利用业余时间求些学问。肃反中他给做政治工作的人拉过去了，以检举人的身份来斗争我，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捏造“材料”——因为这是好机会啊，“聪明的人”都会抓住它当作一个政治资本，当作一条向上爬的阶梯。我想用一点事实来说明这家伙的无耻，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某晚十点后，喷气式飞机还不断在城市上空飞行，吵得我睡不着觉，我随口说了一句：“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到郊区去飞，真是一点和平空气都没有！”这个姓冯的家伙“检举”我说“一江山岛解放时，他就一点和平空气都没有。”还说我关心他的病情和借钱给他是为了拉拢他。这家伙大大激怒了我，因为他侮辱了我纯洁的良心，损害了我的人格。那时我就想，世界上最卑鄙的也是人！像这种丧天害理的事，连狗都做不出来，可是这家伙竟完成了这个“壮举”。我想再交待一下，这个无耻的家伙，去年我考取北大后，有几个朋友来信告诉我说，他在上海出差时偷了别人的钱，结果被关起来了。这说明我为人太单纯，太忠厚，有眼无珠，以致上了坏人的当。也可见那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专家”，收买了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我一心想成为一个翻译家、作家，所以我苦练外文，还抽空练习写作。我写过一篇某农村干部进入城市后遗弃原妻的小说，另一篇是描写解放初期解放军剿匪的情形，可是竟闯了大祸，变成了文艺思想反动。那些斗争者说：“新社会没有黑暗，应当歌颂，你为什么揭露农村干部的事情？”残无人性的土匪当然不会欢呼“共产党万岁”，他们只希望这个政权早日灭亡。倾听这批斗争者说些什么：“你为什么在文章里骂共产党？”“我没有。”我十分惊异。“这上面不是说消灭共产党吗？”这真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说：“那是土匪头子说的呀！难道你想从他嘴里挖出‘共产党万岁’吗？”“可是文章是你写的，这上面明明有‘消灭共产党’这些字句，不是你骂共产党是什么？”他们一定要我承认文艺思想反动，光这个就斗了我一整天。我真可怜这些人的无知和嫌恶他们的不择手段的办法。

光这些就够了。我体会到，如果存心“整”你，什么东西都会变成材料。世界上什么都不值得怕，就怕蛮不讲理。

省宣传部长说不准“斗”，下面作的又是另一套。这算什么？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无缘无故被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拍着桌子骂成“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卑鄙无耻……”，能够令人容忍吗？在这种场合下，一个公民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也被糟蹋了，我不知道六亿人民通过的宪法究竟有什么用？

连续几天下来，八月二十五日晚（五五年）开团小组会，我已经被“斗争”得神经十分衰弱，已经喝了几天药水了，可是还得同这批“肃反勇士”聆教些什么“老实坦白”“承认错误”之类的高调。过九点了，还不散会，最后该轮到那个姓冯的家伙发言了。我真忍受不了，在光荣的青年团里竟有这样卑鄙的人，于是我退出会议，回到宿舍，那位叫做初富泰的副处长（这人一直一帆风顺，非常骄傲）立刻派人把我找去，以行政上的名义要我开会。会上，有些人大拍桌子，骂我反革命分子，要我站起来检讨。我当然不愿意。于是有些人四面围住我，拉我起来，把我推过来推过去，弄得我头昏眼花。我忍耐不住了，恰巧他们把我推到初富泰那边，我就一拍桌子责问他：“这算什么意思？”初富泰立刻跑出去，接着有人动手打我了。（我想初富泰一定暗示他们打，否则谁敢动手打呢）他们先从背后打，我回头一看，正好一个叫李宗黄的，我过去的同学在我背上打了一拳，跟着有人伸手打我的脸了，雨点般的拳头落到头上，我只好伸手隔开打到我面上来的拳头。立刻有人扭住我的手，把我拖翻在地板上，踢我，踩我。我在地板上翻过身老来，恰好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姓苗的家伙一脚踩在我的脸上。我被拉了起来，有人抓我的脚，想再把我扳倒，我只好踢开那些伸过来的手。当时协理员孙友栋、副处长周恒葆站在一旁不做声。一位叫俞友发的科长只是假惺惺地喊了几声：“不要打，不要打。”还有人用绳子鞭打我，直到现在我手臂上还留着一条长长的笞痕。脸上淌着血，手上、膝盖上都皮破血流。

那时我头脑清楚极了，我记起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种暴行，对，在“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里，在许多作家和共产党写的小说里。这是法西斯行为，是盖世太保的拿手把戏！我想不到在一向被称为光荣、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有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我不禁想呼：疯狗！法西斯！是党叫你们这样做的吗？（写到这里，热血又冲上我的脑子，老实说，那时我手里如果有一个能够毁灭一切的东西，我一定愿意和他们同归于尽）。

那批人看看下不了台，就用铐子将我紧紧反铐起来，紧到两手都麻木了。再用麻绳把我的脚捆起来，紧到绳子足以嵌进肉里。他们把我捆成一只猪一样扔在地上。初富泰等人立刻跑去打电话给所谓“五人小组”之一的公安局副局长易成柱，说我“打人”。易成柱也不了解情况，立即命令“逮捕”我。他们把我抬到楼下，放到三轮车上，当晚送到杭州市监狱（现改为浙江省第二监狱）。约十一时，到了监狱后，监狱也不向他们要任何手续，立刻给我换了一副紧的刚刚只能把手腕嵌进去的土铜铐；此外给我钉上一副生了锈的沉重的大脚镣。那时的情景怎样呢？灯光昏暗，四面是阴森森高耸的牢墙，看守员在手忙脚乱地“照顾”我。脚镣是要用铆钉铆起来的，当钉锤碰到脚镣时，那当当的凄厉的声音在寂静的黑夜中散布开来。铁锤猛捶一下，脚便在铁缭上猛地一震，可是我也不再感到疼痛了。我只是冷漠。我想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次我参加了打米店风潮，被一个伪保安士兵抓住了，他也只拦腰打了我一刺刀，可是今天，我却变成了一个死囚徒，满身创伤，还加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我还是冷漠，因为我看穿了我一向推崇的“民主”和“自由”。拖着沉重的脚铐和铁练，叮叮当当地，被一个哨兵带到囚狱中一个单身监室。

戴着手铐、脚镣，我没有办法睡下，只好坐着。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盯着面前的牢墙，想起了很多东西，可是没有敢想起那分别了十年的慈爱的母亲，我不时把她的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因为一想起她，我就会满眶泪水。哪一个母亲会忍心看着自己清白的儿子受着非人的折磨呢？一个人，他什么苦都可以忍受。侮辱他，损害他的人格，却使他终身难忘。我的自尊心受到这样的创伤，肉体上受到这样的折磨，做人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去死了好。只有死才能彻底的解除人的痛苦和怨恨。我决定绝食，用自杀来抗议这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第二天早上我正式向看守员宣布绝食。当晚副监狱长江新发来找我，主要是叫我不要绝食，要我经得起“考验”。他问我打人了没有，我说没有，也不可能。他就问我回手了没有。回手？老实说，当时我恨不得吃了他们，最后他答应给我下一天开镣铐，答应叫人给我送些日用品来。

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他们才把我的镣铐开掉了。我感到虽然还关在这间斗室里，可是已经是太好了。我想按一下胸，但一动就痛得要命。

他们之逮捕我，完全是违法的，因为第一，我是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上未撤职；第二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三十六小时内一直未提审我，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第三，我一个纯洁的青年，即（既）不犯罪也不破坏，为什么逮捕我？为什么私自对我施用刑具？请问杭州市公安局凭什么在宪法和逮捕条例公布之后还这样胡作非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任何时候都生效，难道肃反了，宪法就成了废物吗？

我再揭露一下那时的牢狱生活。本来听说牢狱里是吃大米饭的。在未绝食的那时，到有过两天像稀饭似的大米饭，后来就吃藕饭，一碗饭里绝大部分是大块的生硬的藕，很少看到大米。以后连大米都看不到了。干脆每餐都吃苞米青菜糊，有时稀得像清汤，一下子可以喝四大缸×，不久就肚子饿了。后来改成红薯×烧苞米糊，有时把地瓜红萝卜当午饭吃。本来说是每星期吃一次肉，后来将近两个月没有尝过一点肉味。有时苞米糊里没有菜，就分半小碗菜给你。油水少得可怜，只在碗边沾着一些。为了得些油水，不得不把它舔光。我身体本来不好，这样一来，身体会跨了。抵抗力越来越坏，脸上生起脓疮，背上被打出来的伤痕也久久不愈。现在我身上的伤痕犹在。每次洗澡时看到它，不免要××一下。

监房里蚊子多得要命。早上，那些用血把肚子涨得血红的蚊子停满了墙壁，只消用手去拍好了，弄得墙上血迹斑斑，以致引起看守员的禁止。臭虫大得惊人，因为太热，也爬在墙上，摇摇摆摆地真嚇人。我还得忍受昆虫的折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带镣铐那几天，因环子紧，手腕破了，烂了，脚上也这样。

国民党政府的监牢允许犯人看书，有些目不识丁的犯人进去了，只要肯学，二、三年以后，就会学会很多东西。可是杭州市监狱却有一套特定的规则，犯人整天得笔直地坐着，不准靠墙，不准打瞌睡，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睡觉为止。据说是可以叫犯人考虑坦白的问题，至于看书，连做梦都别想。

这种监牢制度，在现在文明的社会里，可说是绝无仅有，真残酷极了！我呢享受×些“优待”（×××）可以在屁股底下×一块×子，可以靠着墙，但看守员一不高兴，就享受不到了。后来经过数次要求，总算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和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像我××的“犯人”坐在监牢里读“论共产主义教育”真是绝大的讽刺。

这些都是实情，只会漏掉一些，不会一分虚假，可以调查。

我写了多少次报告，要求出狱，要求谈话，可是连一点信息都得不到。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副处长周恒葆、协理员孙友栋才以领导者的名义，提我出监谈话。我被×××……但他们只说我我思想方法不对头，要我继续反省
，认识错误。

每天我在墙上划一道，每五天就凑成一个“正”。每天我都在盼望出狱，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过铁窗，可以看见白云在飞。我××说出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滋味，我只是忧郁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飞翔的白云，我想起了，“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决定要自杀，我在深夜撕下被单上吊，后来我想到我的一个姓聂的朋友，我就改变了主张。他是一个老干部，共产党员，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过，后来调江平分局任南×派出所所长。我和他接触了几年，知道他是个热情的，公正的人。可视不知道为什么，领导干部以审查他的名义，在一九五四年把他关在牢狱里。他不服气，整天吵着要自由，那批家伙就给他戴上镣铐。他受了刺激以后，神经错乱，终于上吊自杀。等到发×送到医院里，几个局长、副局长嚇得轮流到医院去探望，还告诉医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钱都可以。结果人还是死了。这些人就在党内下了个含糊的通报，说他畏罪自杀，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顺便为我的朋友控诉，要求重新审查这个案件，追究责任！）。我之不再自杀，就是这个原因，否则获得一个畏罪自杀的名义，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不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民主、自由的坚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虽然被这批家伙沾污了，终有一天，会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个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这批家伙们现在这样胡作非为，但终有一天会首到正义的裁判。就这样，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那些狱卒的吆喝，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

等到12月初仍无动静，心焦的像火烧一样，随又逐渐产生一种仇恨，我决定等我自由了，我一定要报复。

十二月廿九日
，由副处长周恒葆带我出狱。他既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也不向我解释这坐牢、镣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公安局一处之后，继续被软禁，通信要经过他们检查，同意。上街洗澡、买东西都要请假和被人监视着。四个多月的牢狱把我折磨的不像人，由于整天不见太阳（因为那里不放风），营养极其缺乏，人瘦得成皮包骨头，面色苍白得怕人，头发乱蓬蓬地像一顶帽子。因抵抗力弱，面上生着脓疮，人家都不认识我了，我自己照了照镜子，几乎晕过去！至今我还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和妹妹。谁都有亲人，请想想，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折磨成这样，会感到一种怎样的滋味？

他们补发了四个月的薪金给我。真有意思，坐牢可以拿薪金。

过去我工作“太”积极了，只知拼命。有一次出差到乡下，为了赶火车回杭，不幸从山上摔下来，把膝关节里一块软骨摔坏了，坐了四个多月牢，整天不动，病情转恶，只好住院开刀。这批家伙又通知医院禁止我外出，不准我自由通信，不准别人探望。那时，我非常悲观。过去我胸怀大志，决心为人民多作些事情，可是想不到落到这样的地步，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妈妈，顺便提了一句；“壮志未酬身先卒”，这批家伙就把我这封信扣下不发。我不禁又想，我们还要宪法做什么？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这样的遭遇，加上病痛，我对共产党和这个现实的社会产生一股强烈的仇恨，对一切都反感。

二月份出医院之后，因不便行走，只好修养。这是，我有机会再次接触到一些古诗词。仔细地读过这些诗词之后，我胸襟也广阔起来了，眼光也远了，不幸感、仇恨、被压下了不少。头脑也冷静起来了。我想社会主义还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我出身于被剥削阶级，吃过苦，深恶旧社会的丑恶、残忍。是否还有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呢？没有，至少是现在还找不到。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感消失了。那么共产党领导好不好呢？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好。短短几年，国家在建设上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这是史无前例的。还有土地改革……。我想，如果叫我来领导这个国家，我想一定不会搞出这样的打成绩来吧！

但是我反对共产党许多不民主的专横做作法，把人们的生活限制在铁桶里，使得个性被压抑……。以至使得许多坏分子得逞。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我恢复团籍以后，调到一个派出所做内勤。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公安局一处即（既）不向我道歉，又不向我说明情况就这样把我送走了，真叫人不甘心。五月上旬，因为我实在没有问题，他们就给我下了结论。有些东西否定了，例如“小集团”之类；可是还搞上些“文艺思想反动”“一江山岛解放时……”之类的一张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不同意，就和那个姓马的干事争了起来。那人威胁我：“你态度这样不好，我把你这些也写在结论上。”这家伙盛气凌人，蛮不讲理，真把我气坏了。

这件事情之后，我到处受歧视，连最好的朋友也远远避开我。因为这批家伙在做错了事情之后也不公开道歉，连一点儿安慰也不肯给我，就像把我当成一条狗——打一顿嘛，有什么关系？我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中央也许不知道这些事，我要告发他们，让法律来制裁这批家伙，为了不受任何阻拦，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不告而别，离杭赴京。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到北京后，立刻上国务院控告。国务院接待室的人推三换（阻）四的说：“你是公安部门的人，还是到公安部门去。”他们打电话和公安部联系。我没有办法，只好到公安部去，由公安部政治部组织处刘建忠同志接待。他要我先写材料。我复写了三分。我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待处去，递上了我的控告书，要求公开处理。我感到他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一定不能容忍破坏宪法的行为。谁知那位接待的同志到楼上去和他的领导商量一会之后，下来告诉我：“还是保密的好，说出去了影响不好。你是青年团员，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考虑到这点。”这样重大的事情，连人代会都不支持，我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回到公安部。公安部和人代会电话联系后，决定叫我回杭。他们说通知浙江省委、公安厅联合调查处理。我对浙江省的几个省级机关一点都不相信，因为杨副部长明明说不准斗争，可是竟出了这样严重的违法行为（还有人被逼得自杀）。身为省委负责干部，说了不算数，还有谁相信他呢？因欲诉无门，我只得回杭。

回杭后，因副局长易成柱已经接到公安部电话了，就向我道歉，他说，本来就不应该斗争我，弄错了；但我也是有缺点的。真岂有此理，连道歉都不诚心，难道有缺点的人应该被打、坐牢、戴镣铐吗？他告诉我那几个打我的人已经查明了，但不能都叫他他（们）再坐四个月牢。我说留在公安局精神上吃不消，要求调出做小学教员，再不是可以做杂工。他说可以让我休息一星期再说。我说一星期不能解决问题，他说可以让我休息两星期（当时还有干部科的一个科长在场），我不是个心胸挺狭隘的人，既然向我道歉，我也就心平了些。我告诉他，我时常梦见自己还在监狱里，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哼，这是对你的教训。”从这儿可见这位“三害“分子的道歉是勉强的，假的，说不定将来有机会他还得“整”我。最后他们批准了四十块钱补助我，安安我的心。

到了分局，局长的态度还比较诚恳，但非常不妥当。他说：“不要顾虑，我以后帮助你入党。有位同志三反中犯错误，现在我帮助把他提拔成股长了……”似乎入党、地位，就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他们又重写结论，虽比起第一次结论好多了，但仍有不少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要求写第三次。

因调动工作不能达到要求，我就坚持考大学。结果考进了北大西语系。这件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就此湮灭了。

我到了北大，立刻把这件情况写成书面要求党委处理。但党委一直不闻不问，不知结果如何。

我觉得在这种不讲理的世界里，还是沉默一生好，在沉默中寻求乐趣，再在沉默中死去。再说“三反”以前（我十八岁以前）由于我的无知和过左的行为，也多少在工作中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我的坐牢，就算是一种因果关系吧。所以我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决定除了读书，求些学问之外，什么都不爱。其实我安静不了，老是在梦中回到牢狱；我在机关里工作了七年，在外地出差时也接触了不少东西。我知道这些黑暗现象绝不是个别的，让这些东西糟蹋我们的青春，实在令人气愤。可是我又没法申诉（因为连人代会都不支持我），又没法揭露，唯一的办法就是沉默，抱着看穿一切的人生观去生活。

当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之后，特别是读了“是时候了”这首诗，我激动极了，它重新在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我决定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决定大胆地批评共产党和提出一些建议。当然我也考虑到后果，如果反“三害”反得不彻底。我倒有可能去尝尝北京模范监狱的味道，可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真理，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愿意牺牲！

五月廿五日下午

，我在北大办公楼大礼堂一千多人的集会上，揭露了以上情况，略微谈了一部分我对现实的看法和批评。

本来我以为人的良心都灭绝了，但从听众的泪水里，我看到了善良和同情。屡次热烈的掌声，给了我巨大的希望，对于人我又重新生起热爱之情。

有些教条主义的“卫道者”说，像我这样的事情与“三害”无关，这是胡说！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使得那些家伙胆敢胡作非为。

有人说这是个别现象，不，绝不！从西语系英三周铎同学的惨不忍闻的控诉里，从那天集会后，来找我的不少同学的倾诉里，证明这绝不是个别现象。我见闻了很多事情，可以说出不少的例子来，就拿我最近知道的北大的事情来说吧，肃反时很多无辜的人被斗争，被关押，学校变成了“牢房”，而事后学校党委又不很好交待。在北京——这全国的心脏出了这样的事情，真令人难以想象！请问人权和在？

乌云不止一片，而是很多。解放初，人民对共产党那股热爱，不知降低了多少。革命之所以成功，绝不是单纯依靠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党处处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得到了群众的爱护和信任。我们知道，在白色的恐怖下，多少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党的地下工作者，多少人为了革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革命成功了，有些人开始变质了，他们离弃了在艰苦环境中共同生活的妻子，另觅新欢，整天计较威望、名誉、地位、待遇，在生活水平低下的群众面前显得派头十足，十分奢侈。他们不学无术，什么都不懂，却占着领导地位，整天发号施令，盛气凌人，用他们的主观来代替法律，代替一切，决定别人的命运，弄得没有丝毫民主、自由的气息……我不禁为瞿秋白、方志敏放声痛哭！

可是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但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计较个人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下。他应该在群众有小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衣裳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为什么这些人看了生活艰苦的农民，在城市里住茅房破屋的居民、机关企业中薪金低微而家庭负担沉重的普通职员，而无动于衷？

我可以说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这又何必呢？只要多看看报纸，多听听别人的谈话、牢骚，多看看现实就行了，不要整天把自己蹩（憋）在井底下。

当然，那些变质的人究竟和国民党时代的军阀、贪官、污吏有所不同，他如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别人指出你的缺点之后，就应该冷静思考，改正过错。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可以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老实说，靠劳动吃饭。靠派头吃饭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可耻的。

党在现在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问题来，可以说是很英明的，及时的。但在报纸上鸣的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这就说明党还不能大胆放手。真正的矛盾还是存在于广大的群众中，只有全面的揭露，才能把问题摆出来，应该全面的鸣起来，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因为广大人民还是热爱社会主义的，大家都不愿回到黑暗的过去。

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爱社会主义，我相信共产党，我希望我的祖国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独立的国家，所以我打破沉默，放声鸣了出来。

希望党在整风中整的彻底，把发霉的东西全扔到阳光下面来。我相信整风如整得彻底，全国人民定会空前大团结，将会出现一种民主的、开朗的、沸腾的生活。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广场”编辑部^*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燕园处在往日的宁静里，人们按时从宿舍走向饭厅，从饭厅走向课堂……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然而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北京大学的校史掀开了光辉的一页。

中午，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出现在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质问团委会出席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普通的大字报，揭开了北大民主运动的序幕。

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委崔副书记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这引起同学们很大的不满。

次日清晨，大饭厅附近墙壁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纸张布满。许多大字报对学校及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或建议，并对昨晚崔副书记无可奈何的态度提出抗议。

同学们激动起来了，大家蜂涌着、奔走着、争先围看。其中张元勋、沈泽宜二同学写的“是时候了”一诗，特别引人注意。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的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这首激情的，充满了战斗气息的诗，鼓舞了人们的情绪，也激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应该再举起，并指责作者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申冤。然而绝大多数同学都对诗作了积极正确的理解，认为诗人唱出了年青人心底的声音，刘奇弟同学并和咏一首“白毛女申冤”，用北大确切的事实说明了“我的冤屈像白毛女”。关于诗的争论是运动前两天的中心之一。

当天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作者在这里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的观点。他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一个综合性学术刊物。作者缺乏透澈的说理和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和攻击。“一株毒草”的争论又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增多着，宿舍、饭厅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据“新闻公报”统计，截至20号下午5时20分止，已有大字报162张。

看！年青人畅所欲言了！他们无所顾忌、无所畏惧说出了心中想说的一切。

看！另一些人吓坏了。他们一见到尖锐的批评和新的见解就惊慌失措，看成是“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到处贴标语，喊口号，不考虑别人提出的事实，只从习惯的教条出发，把尖锐的批评说成是“否定一切”，把新的见解说成是“反马列主义”。但是，运动的步伐并没有因为这股逆流而停止，它一直浩荡地前进着！

晚饭后，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大家把饭桌当了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弥补了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

晚上，江书记代表党委宣布支持大字报。

21号，刘奇弟贴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政府释放他”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跟着许多讨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出现了。不少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根据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要求最高法院公开审判。也有些人断定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双方展开了争论。

22日，大字报大量增加，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室区了。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人们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要求停课参加民主运动。

当晚，在廿七斋前的一个数百人的辩论会上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情，一群有组织的“群众”围攻两个昨晚辩论会上说错了话的同学，出现了“肃反斗争会的气氛”，质问这两个同学有何意图，施加压力。然而同学们没有让这种不良现象继续下去，经过几小时的辩论之后，情况好转了。第二天党委会在广播台广播了一封致党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员不要压制群众说话。

23号，法律系三年级同学邀请刘奇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林希翎（程海果）同学上台发言。她谈到胡风问题，认为信（胡风和朋友之间的通信——“重印”编者）中写我们文艺界领导者的话，不过是一种漫骂而已，不足以作为罪证断言是反革命。她还顺便谈到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她表示同意铁托同志的一些看法，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声明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她谈到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说过去生活是机械公式的，见面之后总不外“天气好”之类的应酬话。她认为我们青年应该争取过真正社会主义的人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特长充分发展，个性真正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友爱的生活。她的某些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当即遭到某些人恶意的攻击。会场秩序大乱（详见“林希翎讲演经过”一文）这些观点在第二次来北大参加辩论时，得到了补充和说明。

上面所谈的只是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大事，而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所反映的问题是更加丰富多彩的。

关于教学方面，许多人提出要求改革学制，开放图书馆全部禁书，改变考试制度，取消政治课必修制（这一点引起强烈争论），反对盲目学习苏联，特别反对盲目崇拜苏联的教条主义（例如在苏联历史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关于选派留学生制度，大家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作法，要求公开考试，并提出出国工读希望政府支持，对于学校教学中具体问题，提得很多，这里不详细叙述了。

谈谈同学的“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一文，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有人认为他的一些提法是不够恰当的。但反映出的现象是令人深思的。哲四的同学提出了反对意见。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大家都承认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只是理解上有差异。

有些同学还要求学校向本人公开人事材料，防止错误材料造成不良后果。要求学校党委公开交待过去肃反运动中错斗了的问题。公布某些同学自杀的实际情况和真正原因。

有人对党、团、学生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很多。首先同学们一致质问党委会，为什么对这次运动不管不问不积极领导。对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有人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会主持辩论会的人有意识压制同学鸣放，偏袒卫道者，有人指出学生会不代表学生利益，只是党团的传声筒。

同学们对整个国家和党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现了关心政治生活的热情。有人对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论”不同的看法，有人论证中国同样有个人崇拜存在。对如何根除“三害”问题，讨论特别热烈。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除“三害”是只针对某些领导者个人缺点提出批评，不应讨论全党和国家大事；另一种认为“三害”产生的根源不仅是某些个人思想品质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国政治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后一种见解理由较充足有说服力，掌握了群众，成为运动的主流。

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26日（星期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校学校运动会，北大许多同学去清华宣传，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在这运动中产生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派人到北京各大学进行宣传活动。

26日下午，西语系举行了“三害”控诉会，发言者揭发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慨。晚上电影晚会后，江书记向同学们说：控诉会是对敌人的，不能对党，要求不再举行。第二天许多大字报纷纷向江书记提出质问，认为对待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进行控诉。

29日在“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倡议下成立了“百花学社”。31日发表了宣言，表示在拥护社会主义前提下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并准备创办一学术性刊物，发表同学们的论文，这是这次民主运动中新生的鲜花。

令人兴奋的是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大胆的干预生活，表现了青年人的奔放的热情以及他们的痛苦和希望。形式多种多样，诗词歌赋样样俱全。

此外在运动中出现了八种油印小报，并在“自由论坛”和“百花坛”的基础上，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的同人刊物正在筹办中。

北京各高等学校也行动起来了。北大同学正在积极支援他们。×日天津南开大学同学来信说，他们的民主运动受到压抑，学校的广播台公然说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北大同学为使南开同学明白事实真像，于6月2日组成的访问团到南开去了。

目前，考试在即，同学们忙于准备功课，运动的高潮逐渐过去了，而一些讨论重大问题的论文，以小字报形式仍陆续出现。有些同学正在积极工作，可把运动推广到全国去。

从“五·一九”到现在，仅仅十几天，北大学生生活起了重大变化，过去压抑着青年的一切戒律、禁忌、偶像，教条都被打得粉碎，笼罩在青年生活中的沉滞、呆板、相互不信任、冷漠、唯唯诺诺的风气改变了，一种新的充溢着生命力的生活正在建立，年轻人已经敢于无所顾忌地大放大鸣，畅所欲言了。敢于大胆地唱，大胆地爱，敢于行动，敢于创造。

十几天的生活表明了：在过去缺乏民主空气的情况下，“三害”多么深重地压抑了青年的进取心，束缚了青年的创造力，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表明了，青年人对于“三害”是多么痛恨，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中央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他们积极争取下，才冲破了一切保守势力，得以充分贯彻。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也表明了，群众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

“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还表明了：一旦群众掌握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有力武器，一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都将被群众民主的洪流冲洗干尽。

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

诗一首

李燕生

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民主之日骤至燕园，拙作一首以抒昨日之情

昔人已乘民主去，<注一> 此地空余民主楼。

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注二>

得意洋洋官易做，平庸碌碌学难求。

唯唯诺诺到处是，未名湖畔使人愁。

注一: 昔人指×

民主×之烈士，非反动××。

论牧羊者的逻辑

谈谈*

“五四”晚会，我也到东操场去漫步了一番。只见，营火雄雄（熊熊）！一支美丽的红色火炬悬挂在主席台的正中，但令我惊异的是，看热闹的人比真正参加会的人要多，壁上观看唱“团结就是力量”的人比唱的人要多，而更多的还是那些早已割据地盘，心不在“五四”而在“教育的诗篇”的晚会积极份子。

难到（道）在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青年的热情就是这样“高？”吗？我心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心的读者可想一想，为什么现在的情绪是这种“高法”，而当时是那种“高法”？）

但是敬爱的领导者和他们的歌颂者们，是欣赏这种驯服的群众的，他们之中的一个会在鼓掌声中爬上台去大讲一通什么五四的传统呀！继承呀！火炬呀！之类。

是的！他们也歌颂“五四”，上面绘出的就是他们万分满意的一幅“五四的牧歌”，多么驯服的羊群呀！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大都作过“不关心政治”的检讨或挨过这种批评吧！大家想想看，怎么搞的？难到（道）这许多大字报的作者，这许多牺牲了学习和休息时间，甚至端了饭碗来看大字报的读者，是不关心政治，是不关心国家大事，是只会钻教科书的书虫吗？

稀奇的事无独有偶。除了我们这些“不关心……的人”突然变成了“关心”的人之外，那一批大大小小，成天督促大家批评检讨的牧羊人却也同时突变了、沉默了、大多数都变成了消极分子，变成了“不关心……的人了”。倒底是谁为了真理而关心，又是谁为了别的什么而关心，真理只有一个，大家回答吧！

有人说：“青年是年青的，年青的就是幼稚的，幼稚的就是应当受教育的，作为被教育者就应当无知的。”于是好了。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规规矩矩的，每个星期你就应该死背六小时的政治笔记。既然是无知的！就应当是理解力和记忆力也是不够发达的，所以为了关心你，我们每年把政治课的教材换汤不换药的灌输给你，以锻炼你的记忆力。

既然是无知的！那就不应该有思考力，也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

所以羊儿们呀！我爱护你们，遵照养羊的惯例，我已为你们每个小班都挑好了一批顶乖、顶听话的三好优秀羊。跟着他们走吧！要是跟不上，那你就一定是迷了路了，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应该能认识路的。

羔羊迷了路，我该多伤心呀！

由于篇幅，我就不把这个我们学校青年工作方针的“牧羊者的逻辑——既然是无知，就应当……所以就……”再多说下去。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思想方法，那自己也就会去分析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了。譬如，大家都有过开一种只有主席和小牧羊者发言，会场绝大多数沉默，无聊，磨时间的“灾”会的经验吧！大家不要怨主席，他也是人，也不愿意经常处在这个令人精神愉快的窘迫位置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深刻体会大牧羊者对你们的关心，体贴入微的亲热了！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呀！羊儿们说了话呀！牧羊人大吃惊呀！

牧羊者吃惊了！是的，当第三次“五四”的火炬燃烧得更明亮的时候，你还会更吃惊的！好心的牧羊人呀！我同情怜悯你的倒霉遭遇！

大家说我没有名字，我就取一个，就叫“谈谈”好吗？

*注：沈迪克的笔名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陈爱文

这次运动中，有人好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有人忌谈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交锋之下，前者宣布自己应不反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只是要改进某些“具体的制度”，后者也声明并不反对某些“具体制度”的改变，双方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凭借——然则又何其汹汹滔滔乎！

斥绝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它要有书面条文的根据（宪法根据），更要有社会风气、社会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广大人民生活中间的有生命的东西。因此，一种制度的形成必然经过如下的历程，争取——宪法——再争取（争取立法的实现）。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着这样的历程：1919年革命开始，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是第一步；解放后一系列的法制，特别是1954年社会主义根本大法的订立是第二部（步），紧跟着第二步而来的第三步，正近在眉尖。1954年订立宪法的时候，许多人忙于唱赞美诗，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如何实施的问题，所以有1955年肃反中许多地方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宪法规定有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却由于说了几句不同于习惯教条的话正被指为“反动言论”；有的地方公然检查信件，必然把正当的友谊聚会诬指为“小集团”甚至“反党集团”；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变相审讯，如北大24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这些明知是非法的，但是在当时却到处诉说。这说明了，仅有书面的条文，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说这社会已经有了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有群众的争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今天的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迥异于过去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但是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有了中央的鸣放政策，还必须加上群众的争取，才能够冲破保守力量的阻挠和束缚，才能保证贯彻中央的意图，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民主制度还没有完备，恐作风问题是错误的，（原文如此

）但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也是错误的；三害得以泛滥，是由于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完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

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讲坛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侈谈改革社会制度者可以休矣，假如你们要改变的也不过是人事档案制度，留学生制度等，请注意这些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这并不是社会制度，假如你们要争取的也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请注意，这正是我们要建立而没有建立好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反对人“挟天子以令诸候”，他们把一些离开传统习惯的见解都指斥为“离开社会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否定这个原则的，就不能妄指为“离开社会主义”。

我们同意陆定一的话，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而我们所理解的立场，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狭隘的不顾事实的成见，只有没落阶级的立场才是偏见成见，先进阶级立场水远是代表历史前进发展的要求的。

收起那些“耸听”的“危言”！摆脱那些“规戒”和“禁忌”！拿出主人的态度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部分：油印版《广场》缺失内容

广场发刊词

张元勋

伟大的整风运动以其不可估量的壮阔的波澜，激动了全中国全世界，在此就学。（原文如此）“五·一九”以来已经过了这个伟大运动的第一个浪头！第二个、第三个……难以预计的高潮必然会相继而来！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

大放大鸣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全面正确的运用、阐明与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

一切都进了一步，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栽种下茂密的花木！

一切都只有一个结论：好得很！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我们的“广场”是真正的“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

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王国乡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我们盛赞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它（他）能“顺其时”。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焰也会在这里燃起，反革命乘机混水摸鱼，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将受多大损失！

有头脑的人，也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某个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义务只是“服从领导”体会领导意图，那么“三个主义”在运动中被整掉，还会再起。

也许一位“无头脑的人”来一个条件反射，大呼曰，“怎么！你说社会主义不民主，就是要资产阶级民主”。你否认集中……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反社会主义本身……”。

天哪！别激动，你的思维失掉了联系，要知道，“要民主”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等于“要资产阶级民主”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否认集中”不等于“反社会主义”。我说我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因为它没有使人民免于贫困的自由，我要集中，也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据。但是我要说：如果只集中，没民主（我国只是民主不够）就会变成秦始皇或法西斯；专政是对敌人，如果对人民，人民就会打倒你。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最优越的，因为它铲除了剥削——（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保卫它）。但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领导方法和精神生活，都远不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反转过来破坏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份。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领导者的意志、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作者简介】

王国乡，男，1935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城关镇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

1951年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政府工作

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读书

1957年因参加北大民主运动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

1974年因写《经济优选原理》被捕入狱

1979年改正后在新华社河南分社任记者

1982年入郑州大学经济系任教，主讲西方经济学与国际金融

1987年入中国金融学院任国际金融系主任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导师，91年晋升为正教授，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1998年退休

自由主义者宣言

严仲强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不少人讲必须除三害，又说什么帮助党整风，似乎在共产党中国三害还是相当普遍的。总的看中共有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从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则是先教条的袭用苏联经验，犯了重大错误，然后再动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中国三害产生的外部因素也。（该句号似乎多余）将内部的因素突出起来，考虑一苏联三害根源是比较本质的。为了正确的从理论上分析问题（似乎少了个逗号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认识本身也是存在。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作为二元的相互作用的体系来观查问题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美丽的结论，社会主义内部重大错误的可能性由此可得出初步说明。

斯大林专政时代实际上是奴隶加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识的复旧“人权的丧失，对思想上“异端”“镇压”……”所以一些严重的错误有他的必然性，但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应有一定的条件，我想举出下面几点,

理论上的错误，（1）过低估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多的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作用。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是个最好的证明，因为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是名誉（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地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长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绊脚石。但是过去长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做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犯的错误可以找到他的缩影，我不能对中国的情况做更多的分析了，因为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锐化，人民内部矛盾要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先生们只不过是闭着眼睛没有看到矛盾早就存在罢了。将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十月起义前匈牙利情况相比较，除了会讽刺一下中共的领导外，我看不会说明更多问题了吧！“鸣”，“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谈本质问题，将制度的缺陷和工作的错误归于个别人的工作方法和认识。以在不脾附（原文如此）总的威信的条件下来缓和过去所积累下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错误严重，现在不敢“鸣”“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争论，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从氓（盲

全国范围内的保守势力正在组织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识的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势力而不是人民！

注1.我所以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这篇东西贴出来前未经过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

2.我所指的中国全部是共产党中国，用这个词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

论“阶级”的发展

周大觉^*

谈谈同学提出等级的存在，似阶级分野，然他为免和自称“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者”哓舌，不提“阶级”二字。小区区非神非圣，就十几年来对革命运动所见所闻及亲身领悟发表如下浅见，希大家补充事实，并加理论深究俾使达到改善现况之目的。

一、远在1945年我闻浙东游击队纪律严明，帮助农民抱不平……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尤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目睹善良正义的兄弟壮烈牺牲，深深同情，此外我也知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道理，在年幼的心灵里撒下要翻身，要平等民主自由的种子，我自小学到初中天天幻想着“总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权利“总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视鄙视……。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视……。

二、谈到“阶级”的发展，就要回顾一个什么是“阶级”？根据马列主义，我们知道它是社会上的各种集团，它们间是由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在生产中的地位（指支配或被支配）、产品的分配、社会上的地位等所决定的，从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之后，接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后，旧的阶级关系粉碎了，因此从现有理论上看来，我国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卫道者”们没有想想，1957年的今天理论已大大落后于实践，而你们都却以此为满足，高而躁的干叫“社会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这和佛教徒求菩萨活一千年的唯心愿望有何区别？我们要问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在发展？如果旧的过时了，也就是说死亡了，那么怎么会万岁呢？如果喊马列主义精神万岁，还是对的，因为它主张科学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死保住陈腐的观点去作阻碍社会进一步完善的人。

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

①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少，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点现在一时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

②分配，中央一级干部（或称万岁、九千岁、八千岁……）（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许农民比还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为40～60几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即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他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回生产之中，我们可从讲课中知道，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他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许人们要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高级又复杂……”此话下面再谈。

③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指劳动量相同）交换，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试想象：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毛主席等他们劳动竟如此珍贵？若告知天下农民赞成者我看寥寥。

④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均论等级，显易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至少换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⑤官官相附（护）（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⑥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名曰“通讯员”，实则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势欺人屡见不鲜，（可看报）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监视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凶残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们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纵然枉杀者也有，但试看北大有200余人斗错，被捕者两人，也是早已有交待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见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权，生命安全时时威胁，一触犯上层贵族，就可以被冤杀枉斗关上几个月还以一淡淡的道歉。可见这种也可以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媲美”，“卫道者”们会说我没有“立场”，但我试问：人民不要听娓娓动听平等自由无剥削……美好无比的社会……然而连生命也无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拼死，不愿再存，简直是牛马的生活！！！

⑦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争取群众，与人民一起骗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群众，借故屠杀功臣，（朱元璋所作大家知道的）争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现在，也是伸手找报纸或打听一个儒林内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头皮钻入政党，荣华富贵有势有权，盛气凌人。

⑧也许这个比方过分，但比譬只能相似不等于相等，请看官辨清，这时还在初中一年级，一位国民党军官大叫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国父遗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像煞有介事，事实如何大家都知道，不赘述，今之自命“卫道者”之贵族说“辩证法、唯物论、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的社会……”事实像顾牧丁副教授只不过过去有些和旧政客来往和胡风也有往来，但马列主义中说：事物是发展的，既然如此，过去有“问题”（？！）又怎能推出今天有问题（！？）这叫发展吗？再说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江书记说：对顾有“根据”，有检举“材料”没有调查就宣布他为胡风分子，岂不是含血喷人？就思想方法而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甚至还不如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唯物呢！（可参看毛泽东选集谈到我党应调查研究问题——毛主席所说过）因此使人不禁要问：现在的“真实理论”是什么？因为马列主义只是掌权者的招牌而已，实际行动又是另一种理论指导着。正像辛亥革命流产时一样，现在这样的现实“万岁”下去，我认为革命流产了，假如不急剧地扭转现在歪风的话

三、你们会说现在工农生活不是提高了吗？对，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实际上提高了多少？社会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总是上升的趋势，这点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一般收入总比资本主义社会好……。我国工农收入几年来实际上增加不多，仅过吃饱不饿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说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饱等等，来替现在社会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辩护的话，我要问：你也知道我们的眼向奴隶社会的方向看去还是向更合理的社会望去？

资本主义不合理，我反对，但我认为现在也不足美，要改变。真正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领袖应该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伟大人格；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挂羊头卖狗肉者必须下台。

四、新的阶级矛盾和旧的不同，可以利用群众的压力和平的方法解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暴力——到无可救药时。任何企图以歌功颂德，个人作用，一部分人的作用捧到天上来迷混群众视残的人，在铁的客观现实面前粉碎，丑相毕露无遗。毛主席是伟大的，他知人民疾苦，功劳是大的，但我们更要记住，和他一起搞革命的数以万计的工农知识分子无声无息地流尽了血，党是伟大的，作一个党员是光荣的，但是没有人民也将一事无成，一切功劳应归功于人民（当然也包括党员和领袖），把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划归一个党所有是反历史现实的、唯心的。

五、要彻底改变现在作风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对口是心非，反对对群众的欺骗，宣传，反对唯心主义的传播，反对特权阶级的存在，制止屠杀，监禁无辜的人民！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好的发挥坏的坚决产除，如果有一个集团坚决违反社会的发展违反人民愿望的话，我想人民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万岁！！一切违反历史发展者的怙恶不悛者应下台！正义万岁！真理万岁：民主万岁：人身自由万岁！

六、如果有人要驳请针对论点，希勿牛头不对马嘴乱放炮更勿歪曲原词之义，勿断章取义。

（注）声明：我不写姓名，取作“谈论”继“谈谈”同学之后，有感而作，现在卫道者拿着藤条——教条乱打人，我也得知一切新思想刚出现时，总会有反对者出来，而且也很可能遭到迫害，因为几年来事实教育我即使经过一定考验的人也常常口说一套，做另一套。江书记说过，有争鸣自由，我现在深感可疑，其态度也不很诚恳，对顾牧丁之道歉冷淡淡的说一声，甚至可以说还嘲笑他历史上有过问题。好吧，写到这里请提意见。

第一部分：油印版《广场》

回 声 ——致“人之歌” 孙佑兰

第二部分：油印版《广场》缺失内容

回声

——致“人之歌”

孙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