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廣場》的簡短的歷史。從這段敘述里可知，實際上《廣場》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印刷版，它雖然未能出世，但已經成形；一個是油印版，它雖然改名，但內容未變。

為了讓人們記住反右，記住519；為了紀念“百花學社”，紀念《廣場》，我們決定在《往事微痕》中建立一個平台《百花廣場》，重點發表北大和其他高校反右運動史料。其第一期就是重印《廣場》，重印所依據的藍本是黃河清和朱毅二位先生輾轉提供的油印版影印件。

對照油印版和鉛印版的目錄，可以看到，前者內容比後者少了一些。原因很簡單：底稿不全，急切之間難以湊齊，缺失部分只好暫付闕如。為了反映《廣場》的全貌和它出世過程的艱難，《百花廣場》第一期就包括了兩個部分：1，油印版的全部內容；2，油印版缺失的內容。在編輯中我們還發現，談談（沈迪克）的《論牧羊者的邏輯》和陳愛文的《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兩篇文章已列入油印版目錄，但在正文中被遺漏了。我們也將它們納入第一部分，排在最後。葉於泩的《我的憂慮和呼籲》一文也屬油印版缺失內容之一，應該收入第二部分，但至今沒有找到原文或任何形式的復製件。它是“重印”中唯一一篇沒有找到的文章，甚為遺憾！如哪位讀者知道有關它的信息，請與我們聯繫。

519運動中，北大校園的大字報可謂“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時任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語）。《廣場》只能從這片大字報海洋中擷取最精華的部分。由於容量、時間、人力和編者傾向等原因，仍有許多當時就很有影響的，也屬最精華部分的大字報未被收入。這些文章歷經幾十年時間的磨洗後，光芒不但沒有暗淡下去，反而更加奪目了。為了使讀者更深刻、更全面地認識519運動，《百花廣場》第一期中又選錄其中一部分，編成第三部分：《廣場》編外大字報選。其餘部分將在以後各期中陸續刊登。

第一部分主要來自前述影印本，後兩部分來自《原上草》和私人收藏。在此我們謹向黃河清先生、朱毅

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當年為《廣場》——《北大民主牆選輯》作出貢獻的，除了組稿、編輯、籌募資金的王國鄉、張元勛、沈澤宜和陳奉孝等編委會重要成員外，還有趙青、孫傳儀、肇恆標、楊路、張景中、李浩、徐錦堂、崔德甫、張錫錕、李世榮、賀永增、林樹國、敖瑞伯等許多其他同學，他們找油印機、刻蠟板、油印、疊頁、裝訂、發送，全都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反右已經開始，形勢危急，《廣場》能夠克服重重困難，在極短時間內面世，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創造的奇蹟。這些人隨後都成了右派，無一倖免。其中許多同學並不是當今知名人物，一些人連姓名都已經被遺忘，他們的功績卻將永世長存。

油印版是匆忙之間刻印而成的，本來就不夠清晰，再經影印，清晰度又進一步受損。許多地方字跡不清，難以辨認。錄入時如能根據字形和上下文猜出來的字，就以斜體表示；如實在看不清又猜不出來的，就只好以“×”代替。這些不足之處還請讀者原諒。為忠實於原文，原件中的錯別字一般不做修改，必要時在括號內以斜體注出正字，如與（輿）論。油印版目錄未按文章頁次排序，也沒有頁碼；重印時，文章順序保持不變，但將目錄改為按文章頁次排序，並加上頁碼，以便讀者查閱。

文章後的作者簡介，由於資料不全，有些只好暫缺。敬請諒解。

第一部分：油印版《廣場》

寫在前面的話

問：這個集子能否代表廣場的傾向性？

答：能夠，但需要說明。我們是本着擁護社會主義和大鳴大放的方針，來辦刊物的。擁護社會主義，就不僅要看到現實中基本的光明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它非基本的陰暗的一面。大鳴大放，就要讓各種各樣的看法鳴出來，放出來。事物的發展有賴於矛盾的克服，而後者又以矛盾的揭露為前提。有鑑於過去階段現實矛盾的揭露不夠，非“正統”意見的鳴放不夠，我們的“廣場”將着重發表揭露的和非“正統”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只在這個意義上，這本集子，表現了“廣場”的傾向性。有人認為我們選用了這些稿子，就意味着我們完全同意這裡邊全部觀點，這是很大的誤解。

問：你們選編這個集子的目的何在？

答：這裡收集的是我校正（整）風第一次高潮中出現的部分大字報。我們認為，這些東西確實反映了某些現實矛盾，提出了問題，並且在表達形式上是尖銳有力的，有發人猛省的好處。作為運動忠實的記錄，作為改進工作的參考資料，這個集子還

是有其存在的價值的。當然這

里也摻雜着一種言過其實的情緒，一些脫離社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在同學們提高了認識的今天，其副作用，即使有，也不會很大。我們願意和同學們共同批判，文章中的缺點、錯誤。

答：原名“廣場”第一期——“民主牆專輯”，因為兩個理由改現名。第一，在運動第一個高潮中出現的文章，本來就有偏激的傾向，再加上廿多天前選稿者的偏激情緒，這就使得本集的內容更加偏激了。我們認為，由於這個緣故，本集和今後的“廣場”在風貌上將有相當不同，所以不把它作為“廣場”的創刊號。第二，有些誤解或歧視“廣場”的人是不歡迎“廣場”辦下去的，為了減少他們反對的理由，故改名。

答：一定要辦下去，一定要辦得好。我們將貫徹，擁護社會主義和大鳴大放的方針，歡迎讀者和校領導監督、批評。我們將克服以往的偏激情緒，使刊物更嚴謹，更踏實些；並適當加強文藝性；我們將爭取老師們寫稿；爭取介紹民主國家的翻譯稿，努力提高刊物的質量；從創刊號起，爭取鉛印，實在不行，繼續搞油印；我們願意和“紅樓”“浪淘沙”等進行友誼競賽；我們要努力工作，以期不負同學們的厚望。

整風運動中北大黨委的領導問題

潘家威

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毛主席說得很對：“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有人以此來責備北大同學，這卻是“無的放矢”。

是什麼離開了社會主義？

又是誰離開了社會主義？

我看啊，是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離開了社會主義，所以毛主席號召我們向他們開火。

群眾、目前的群眾運動，卻是沿着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大踏步地前進着。可是前進的腳步越來越慢了。已經幾乎停頓了。

是離開了社會主義的行動言論使群眾運動停止了發展。

※ ※ ※

我用一些例子來說明問題與論點。例子有些是聽說來的或是記得的，而所要說明白的問題、論點可不只是從這幾個例子中得出的；所以請別與我在這幾個例子上面推敲。“聽說”、“記得”可能與實際有所出入，但它還是能具體地說明我所想說的，那也就夠了。

有人唯恐別人“反對社會主義”，我想聲明：對現實的不滿不一定反社會主義，有理想的人是把現實與自己的理想相比較的。要注意的是，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是不會來探討我們為（有）那（哪

）些錯誤及其產生原因的。今天的敵人是不會以反對黨的面貌出現的。很顯然，用過左的口號壓制群眾發言的作法來表示黨不支持群眾，在黨群間建立一道新的牆壁將對敵人有利得多。

我記得先談到：“當家難”。“難啊……難啊 ……”。書記說：“朝鮮金日成當家，蘇聯赫魯曉夫當家，……中國毛主席當家。我看啊，中國這個家最難當——窮，落後，六萬萬人！”他說：我們要改正錯誤

第一次，1927，大革命失敗，白區損失100%，紅區，毛主席所在地國民黨叛變後，毛主席一個人夾了一把陽傘就× 井岡山跑。

第二次，1931-1935。黨員三十萬變成了五萬。右傾帶來了巨大的危險。

毛主席× ×提出整風時遭黨絕大多高級幹部反對，甚至有人退出會場。大家都聽了傳達，不必多說。還有傳說，在我們最熟悉的領導人中也有不表示贊成的（大概還是會有人要說我造謠，要我指出姓名的。抱歉得很，我將置之不理）。

我們聽了西語系兩個同學對官僚主義所造成的違法亂紀的控訴。我們從心底里發出無比的憤怒，然而，這絕不是最黑暗的角落。可以設想，有的受害者至今上着手銬腳鐐，有的受害者將永遠留在瘋人院，有的已與世長辭，更多的在心上留下了永恆的創傷。

我們黨在革命勝利後不得不提拔大批幹部。由於他們文化水平和覺悟水平低，他們在黨號召下可以赴湯蹈火，他們離開黨的具體指導，便一無所能：他們不懂得政策，他們不會分析問題，他們的意識形態，離開社會主義還差兩個歷史時期。

應該承認，就是這一批幹部，在黨的領導下，摧毀了舊社會的基礎。是他們，翻開了我的歷史的新的一頁。

然而，他們缺乏分析能力，他們無法辨別是非，在黨的指示所概括不了的各種問題上，他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其中，首要的，他們打擊了我們知識分子所最響（向）往的：人的尊嚴。“老子二八年參加革命時，你還在吃奶

我們知道，尊重人，人權的思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難怪我們這些幹部是無法理解的。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只要有這樣的幹部，便會有這樣的錯誤。這種錯誤，甚至影響到了高級幹部，以至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

一個運動，一個地區，沒有錯誤是奇蹟；會有一件事，一個案件，絲毫無偏差又是怪事。那麼，問題的普遍性便可想而知。這樣，碰到特殊例子，即使不少，也不足為奇了。

中央估計到了情況，下了決心整風，要堅決改正錯誤，又要保護黨的好幹部；要大放大鳴，讓全國人民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又要防止敵人乘機破壞。

黨中央比誰都清楚，充分發動群眾，在群眾的監督下，整風才能整好，三害才能肅清。

我們是迷信於群眾的，群眾是社會的動力。在群眾充分發動的基礎上，違反群眾利益的事便不能出現，違反群眾利益的領導將不能生存。

於是，黨中央採取的是穩步前進的方法：和風細雨，自上而下的放，慢慢來，由上級領導，糾正錯誤，解決思想問題，在幾年之內，達到真正充分發動群眾，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目的。

如果我前面的“情況”基本上是對的，那麼整風確實能按這樣的辦法去做。

以上所說的全國的條件在學校中是不成立的。我們有堅強的黨委領導，我們的群眾也都有足以辨別敵我的分析能力。所以我們認為學校里可以也應該充分地“放”，如下圖（“重印”中為右圖）：

應先讓這部分有條件的人參與我國的政治生活，我們將是有益無損的。

實際上我們學校中也出現了這樣的事實。同學們跑到了黨的前面，也大大超出了黨委原來打算的範圍。

多少年來的教條主義的束縛被一掃而光，群眾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對也好，不對也好，拿出來給太陽曬曬看，過去那種對也罷，錯也罷，只要與“眾”不同便得放在陰暗角落中聽其發霉、腐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看到，由廣大同學自發地開展起來的群眾運動，將幾年來錯誤的思想教育方法所造成的頭腦僵化惡果清除了。我覺得，這意味着群眾真正當家的開始，這意味着我們社會將永遠向前奔跑；我同意一個同學說的，在某種意義上，這個運動的偉大意義，只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可以比得上。

最初崔副書記做了贖罪的羔羊，江校長出來聲明支持大字報。只口上說，然後便看着你們“鬧”，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反正不理不採睬，有意見對的就吸取，錯的就算數。

沉默，群眾會自動地停下來的，群眾會有疲倦情緒的。事實果然如此，第一個高潮過去了。

西語系控訴會讓天真的同學們看到了社會的黑暗角，激起群眾對三害的憤恨。大家正要動起來的時候，在群眾情緒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高潮中沉默了整整六天又出來了的黨委書記江副校長，便冒冒失失地跑來反對控訴會，聲稱西語系的同學不應該吧校外事拿到校內來講，是在控訴黨，在反對社會主義。第二天一早五點半便又把所有黨員叫去，統一思想……

天啊，這是幹嗎啊！看看江校長發言的效果吧。我聽到一位向黨控訴的同學聲稱他做好了一切準備！多慘痛的事實啊！應該說，這比手銬腳鐐更可怕。

江校長的發言是在壓制群眾，而且由於做了組織準備，群眾沒有能起來反對。

不一定，對我就不是。它使我了解了情況，懂得了團中央書記的“難啊”，從而體會了黨的整風政策。但是，黨委有意識地停止了它，才沒讓它起更大的積極作用。控訴會由27齋前空場改到大禮堂，大概不是為了支持或重視它吧，而是當時就想縮小影響吧？否則為何不接擴音機，為什麼說了機子帶不動卻又能接上兩個教室的喇叭？

學生會主席趙震江的發言，不是明明在轉移群眾的視線？當然我們要把這兩件事搞得水落石出，但是，主席啊，當真天下就這麼兩個案件？難道你不知

江校長沒有聽見控訴，即咬人一口：“控訴黨”！“反對社會主義”！我看啊，除了江校長之外沒有人認為這兩個同志是在控訴黨的。除了江校長之外沒有人認為黨與這些事中間有“必然”聯繫的。

我們兩個同志說得夠冷靜了，我相信，如果我是他們，我就辦不到。

個別問題提得不夠恰當，譬如說歷史上那（哪）個統治集團上台後殺人最多，像這樣的問題便是很容易答覆的。我們不了解舊社會情況，以為七十多萬就不得了了。實際上國民黨就殺得多得多。在“寧可殺一千，不可放一個”的指導政策下，犧牲的真是不計其數——根本無法統計。編號入獄，編號槍決……

控訴會能起兩方面的巨大作用。首先，他號召群眾向三害鬥爭，他讓一切有正義感的人都來參加鬥爭。我們許多天真的同學們，受了過去教條主義思想教育的危害，至今天真得可笑，以為報上見得（的）便是一切，他們無法理解社會現象的複雜，他們更無法理解三害為什麼必須清除，與為什麼只得我們用現在的方式來清除，（雖然，違法亂紀是三害造成的，沒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便不會有違法亂紀的現象出現。兩個同志不也上過黨中央、人代會、公安部等等？）

其次，這樣才能消除受害者的顧慮，群眾的支持將給他們以無比的勇氣。

會有副作用嗎？黨自己來領導，能夠消除的。我們抱了讓大家了解事實真像的態度。我們對一些問題進行解釋說明，讓大家覺得黨在發動群眾，在領導群眾除三害，那麼只會消除黨群中的隔閡，更表明了黨整風的決心。

反對控訴會，就是理解為害怕控訴會。你們把自己與人家控訴的東西結合起來，你自己把自己與群眾要求相對立起來了，× × 已經做錯，出來彌補已造成的損失吧。

我誠心地要求黨委會改變目前情況，從 × 黨委會召開的會開始，站到群眾運動的最前列，帶領我們前進。

黨是不是在收！不管你承認與不承認，身在群眾運動之中的群眾都會說“是”。

黨委說放，是按中央的指示，中央顯然是要堅決放，而且也顯然是有決心放到底的。黨委是指這個而言。

但是，怎樣個放法，確確實實，黨自己也還不知道。北大的情況一開始就大大地出乎意料，完全不知道？又不是，全國範圍早就有了個這麼個理想的模型，如我前面所說的。我們黨委，原來也就打算把這理想的模型搬到我們學校里來。誰知道，一開始就脫軌了。北大還算好的，黨委總算承認了大字報的合法地位（有些單位則不然）。到了控訴會，雖表示反對，也還是只用了組織力量，而沒有公開地宣布非法。

就是說，黨委早設想了這麼一個理想的模型，並時時刻刻地想把群眾運動歸入到這個運動中去，對於我們學校，歸入這理想模型的軌道便是放棄群眾運動，取消群眾運動中已取得的一切（只能埋下一批種子）。黨委的一切表示，一切實際行動都在為此而“奮鬥”。

“支持大字報”是什麼呢？馬適安副校長說清楚了——我們主張用座談會的形式（作者註：“我們反對用其它形式”）。但是假如願意用其他方式也不反對（註：“不能禁止”）。

為什麼好久不作聲？為什麼黨不出來領導群眾運動？那麼多同志要求黨領導，黨委為什麼置之不理？原因就在這裡。它不贊成（或說反對，我覺得差不多）這樣搞。當然就不可能來領導。它很清楚，群眾運動日子一久必有低潮出現，你們會自生自滅的。當控訴會即要興起第二個高潮時，黨委便以組織力量壓下去了（組織力量用得對是進步的，用得壞時，可也是破壞力特別強啊！）。

整風學習兩不誤，校委會通過決議，一切照常就行，還要關起門來考政治……不是很明顯麼——要把群眾運動搞垮。

事實上已經垮了，有些系級考試了，有些系級功課突然重起來了（不管有意無意，至少是無意讓同學參加活動），原來要考慮可以不考的科目又要考了……事實上，怎麼會不垮呢！

我自己寫完這篇也就必須念書了，原來還打算說的一些問題，也只好以後再說了，否則考試怎麼辦呢？

座談會，深入……那是騙小孩的，沒有群眾運動作基礎，這些都是廢話——請看看實際情況吧！我們班上原來80%以上的同學動起來了，大家要求黨支部開會，而現在，黨支部想拉人也未必拉得着。

行政的事黨管不着……這又在騙誰呢！真正管事的校長不是黨委書記？各層行政幹部中不都有黨員和黨委委員？校務委員會上黨員委員也不大少吧！有誰會相信，如果黨委會建議停課馬老會出來反對？

真有道理，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們會理解你的，就是別鬼鬼祟祟地東躲西藏，要，×××,你××××的好青年，你在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威望掃地，你在給自己樹一個害怕群眾運動的不大不小××××帽子。要注意，你在×××××××的顧慮，你在你自己與群眾之間××了一道不可××的鴻溝（馬寅初××，只是因為組織關係，使自己不來發言），要注意，××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反教條主義”，用××××的態度，反官僚主義”用宗派主義去反宗派主義”！

如果像現在這樣的下去 (我相信不會，可是， ×又要等毛主席來下命令？) ，那麼，終究有一天，群眾將按自己的××辦事。歷史的步伐將永遠隨着人民的意願前進，而人民群眾，他們是不惜代價的。

我仍舊懇切地希望，××你們醒來，投身到運動中，帶領我們前進。

詞二首

戴佳珊

紅紅綠綠滿院。

群眾吶喊衝鋒，

老子穩坐不動。

定要保持鎮靜，

群眾像個毛蟲！

教條知多少？

×××……

清平樂

——詠官僚主義者

民主瀰漫，

實在是討厭，

諷刺拷問又批判，

虞美人

官僚主義何是（時）了，

治標還是治本？怎樣根除官僚主義？

曹國臣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把每個人的利益同集體的利益緊緊地結合起來了。人們把自己的前程、青春、名譽、愛情，甚至生命都獻給了集體，但是，如果這個集體的領導是一些官僚主義者，他們抓住了領導權，利用現行法制的缺陷，又控制了與（輿）論，那結果會怎樣呢？

先說說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在五五年夏天復員的，復員前在解放軍第六九速中任語文教員，（正排級，團員）參軍六年，大部分在前線，從未受過處分，（立過一些小功，檔案和履歷可證明），復員以後，有半年沒有分配工作（中間只有一次問我當音樂教員怎樣？可是我連五線譜也不懂）以後市里又說我的檔案轉到省轉建委員會去了，我就等着，又是三個月過去了，檔案從省里轉回來了，說是仍然由市里分配工作，這樣我大半年的光陰，連同我青春的熱力白白消耗了，我的復員金花光了，只好在革命六年之後再向父母要飯吃，我想去拉架子去，可是，由於半年來精神苦悶，得了嚴重的腸胃病，（精神性過敏症）我拉不動，只好另找出路，自己找工作，可是沒有組織關係，又有誰信任你呢？我就跑區政府，跑團委會，跑市民政處找處長，可是這些老爺們有的叫我等着吧，別心急，（我怎能不心急）有的就乾脆也不調查研究，就說：你還是找轉建委員會去吧，我一聽這話，眼淚就掉下來了，轉建委員會！我的腳板皮都磨破了，那裡的傳達看見我都煩了，我還少去了嗎？

我只好空自呼喚那失去的青春，那勞動的渴望，呼喚那公平與正義。我的精神受了創傷，雖然我還竭力鬥爭；我的身體毀壞了，我的婚姻、戀愛也受了阻礙，誰會愛一個光“吹牛”——過去怎樣怎樣，現在連個工作都沒有的復員軍人？我的青春就這麼浪費了！這些，官爺們會同情嗎？會想得到嗎

沒有分配工作是這樣，分配了就更氣人，一個前西北大學經濟系三年級讀完，參軍六年在軍事學院教書的同志叫他到鄭州市食品公司當會計，一個軍樂隊張（演劇、歌唱都很有天才）分配到百貨公司當書記，還有一些部隊速中的教員和文工團員分配當掃盲教員，……這還是有文化的，有相當專長的，至於革命多年，文化不高的成百成千的戰士和下級軍事指揮員，那就是往農村一塞，去不去由你！它是分配了的！

因此，從親身的體會出發，我痛恨那些數字！那些報紙上冠冕堂皇的報導，我市 × ×年度復員安置工作完畢，百分之× ×以上都已得到妥善安置。……這是鬼話！不信你找五五年鄭州市的隨便那（哪）個復員軍人問問，我說的是真還是假？是個別人還是許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後來他們叫我幫復員處工作，一天一塊錢，這是臨時工作。（時間不長）到五六年正月間，我實在無法，要求考學校，要求補習，可是就這也受了許多冷眼，周折！我幸而考上了，要是我沒考上呢？親愛的同學，那結果會怎樣？

這決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而且問題也還不光在鄭州市轉建委員會，我的確知道，他們也曾想過一些辦法，可是他們解決不了，到處都有官僚主義，省也好，區也好，工廠也好。

在部隊裡，有人談到“戀愛”“自由”“民主”，（光是談談）就受到批評，你要稍不同意，那各種各樣的帽子就會雨點般的落在你的頭上。

一個人的檔案（你的功過歷史，可能再加上官僚主義的評語，還有一些長期無人查對的問號）帶來帶去，好像個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可是連與你關係最大的材料，也不讓你看。（可是奇怪的是有些普通的黨員，他倒可以看別人的檔案）

如果你總不說話，或者善於體會“領導意圖”，說說上級說過的話，那你就是好同志，你是“忠誠老實”，“靠近組織”。如果你敢於提出領導的缺點，或者說：“現行制度有缺點”，“波蘭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值得研究”，那就是有人匯報“這人思想有問題”。“自由主義”，這樣，你的後果自然很難想象了。

有一些人，因為一些並不嚴重的歷史問題、思想問題，或者乾脆是“莫須有”的問題，被當做反動嫌疑，被鬥爭，被戴上許許多多的帽子，甚至被“軟禁”或“硬禁”起來。而更多的則是給你打上幾個問號，長期的不信任你，不給你相當的工作，也不提升你。……不信任你！可是你卻深信共產主義、黨，這是多大的悲劇啊！而那些坑人的，壓制人的，毀壞人的前途與榮譽的官老爺們卻高高在上，很少得到應受的征（懲）罰！（事實上也不一定光懲辦一二個就完）。

年輕人，難道你沒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難道你不應該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歷史的創造者？（像社會主義應有的那樣）。難道你願意把你的一生、幸福和勞動交付給官僚主義，讓自己逐漸萎縮而凋落？

難道我們不應該要求在適合國家和個人專長的工作和學習嗎？

難道我們的這些要求與社會主義，與我國政治發展相矛盾的嗎？

怎樣保證這些合理要求實現呢？怎樣保障社會主義的正義與公平，個人與集體的最好結合？

但是，朋友，反官僚的口號喊了幾十年啦！那一天不喊，而坑害人的，折磨人的官僚主義，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支部沒有？請回答我。

官僚主義越泛濫，民主就成了奢望，這難道僅僅是舊社會意識的殘餘？

你過去總參加過一些運動，如果還像過去那樣，即使和四一年整風一樣（或則更好一些）誰又能擔保一年（甚至三月）之後，官僚主義就不會大量再現？誰能擔保？

官僚主義直接的，最多的受害人是人民，它是人民的敵人，因此，只有當人民切實有了廣泛的民主，群眾的意見能毫無阻礙地表達出來時，官僚主義才會發抖，才會逃跑，因為：他已經失掉藏身之地！（就像今天北大的官僚主義在黨和群眾的民主——反官僚運動前面一樣）。

一，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光開開會，檢討檢討，應該結合整風和百家爭鳴進一步研究為（如）何改進現行法治，政治進行一點民主化！領導進一步民主化，不只要集中，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要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今天一個政治口號提出！要治三害的根，不要光治標。

二，讓人民有更多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應該允許人民辦報，自由結社，發行小冊子傳單，（只要不反對社會主義）讓民主黨派有相當獨立的報紙，停止黨一家辦報（或空（控）制報紙、國內新聞）的現象，因為黨是執政的黨，而且永遠是執政的黨（除非黨消失）。而執政的黨與人民群眾之間是會存在一定的矛盾的。因此人民群眾、民辦報紙會敏銳的看到執政黨的缺點，提出來和黨一起改進。

三，改進現行選舉制度，由黨組織少數人議定的，固定候選人名額的選舉法是相當形式主義的。（你不同意，或是臨時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實際往往無效，也不被人重視）。應該：讓群眾多提出意見，多所選擇，不要光讓他舉手，或不舉手。（這個選舉法可以首先從學校機關改起，然後慢慢改進，推廣到廣大人民中去）。

四，養成民主生活的習慣。我國過去是個封建專制帝國，文化經濟落後，家長制的小生產占絕對優勢，人民缺乏民主生活的習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考慮客觀形勢，不能要求無限的民主，一方面也不要不相信人民，要讓人民在民主的實踐中發展民主。我校—旬來的民主——反三害運動就表現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幾千同學發揮了最大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完全駁斥了過去校黨團領導所說的“同學們政治情緒不高”的論調。而北大運動中的某些缺點也正由於同學們對新的民主形式不夠熟悉，運用不當而造成的，事實上, 這些缺點在運動過程中也越來越受到群眾自己的批判，越來越少了。

同學們，民主從來不是誰恩賜的，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是關係你、我今天和明天的生活幸福的鬥爭，讓我們攜起手來，在光榮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共同奮鬥。
人民萬歲！

是時候了

沈澤宜張元勛

（—）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你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寫到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快把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太陽光照耀！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二）

是時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與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團體裡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着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作者簡介】：

沈澤宜，1953年夏畢業於湖州中學高中部，同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翌年轉入中文系學習，直至58年秋被流放至陝北榆林地區黃土高原。 1957年5月19日下午6時許，與同年級同學張元勛於大飯廳東牆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詩體），吹響了北大“5

·19”民主運動的號角。

58年春沈澤宜被定為“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受留校察看處分。同年9月被發配至陝北黃土高原一所鄉村中學，工資六折。

論人事檔案制度

——請教嚴仁賡校長助理並致國務院

江文

人事檔案制度的建立，基於兩方面的作用：

一、系統全面地了解幹部的歷史情況、工作經歷及受過獎懲等，作為

使用幹部的依據之一。

二、審查幹部的政治情況，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內部。

前者是內部問題，屬於民主範疇；後者是敵我問題，屬於專政範疇；前者對幹部本人可以公開，後者必須嚴格保密。過去幾年裡，我們大量吸收幹部，對幹部情況還摸不清楚，敵人也乘機混入；這兩個任務緊密聯接在一起，所以人事檔案必須保密。可是目前國內敵我矛盾基本結束，經過肅反、審幹後，幹部情況基本摸清，人事檔案制度的第二方面任務已成為過去，檔案材料可以而且應該對本人公開。

並不是說反革命分子絕對沒有了，但那只是極個別的，極隱蔽的。發現懷疑材料，應該由公安部門建立檔案進行偵察。這樣做的好處有：1，能夠迅速證實材料的真偽，及時破案；2，懷疑未經證實以前，不會影響本人的工作和政治生活。如果把懷疑材料放入人事檔案里，由於人事部門沒有偵察破案的力量，對於壞人，不能及時查出；對於好人，使他長期蒙受莫須有的嫌疑，因而影響了對幹部的正確使用。

在實際工作中，現行的人事檔案制度已經產生了下列主要的消極後果：

一、造成人事幹部及某些黨員的特權思想。這是個普遍的現象，本校也不例外，有詩為證：“情郎名叫檔案袋，姑娘傾心好幾載。……姑娘啊，只怪你思想與他（指檔案袋——本文作者）最近《人民日報》已經揭發了許多

事實。我校也有這種情況，有詩為證：“……情郎名叫檔案袋，姑娘傾心好幾載，姑娘啊，只怪你思想與他（檔案袋——本文作者）有界線，怎怪他不與你結姻緣。”（見16齋東牆下面李豐楷、趙振忠、李林活、蔣鎮、王磊，張鍾所作“廣場漫步”）。詩的語言雖然有點扭扭捏捏，卻正道出了某些特權人物的心理。以為那些被認為“思想有界線”的普通人是不配看自己檔案材料，而只有那些自命為“思想沒有界線”的特殊人人才有權利看別人的檔案材料。

二、不與本人校對，容易造成誣告及誤會的漏洞。如中文系新聞專業54級有一位“積極分子”（本着和風細雨的精神，恕不指名）秘密檢舉了一個同學，說他曾向自己打聽江蘇省公安廳派往敵區工作人員的名單。幸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讓被檢舉者發覺了，才查明證實是誣告的。試想，如果沒有發覺糾正，這誣告材料對他將會產生怎麼樣可怕的影響。

三、由於某些領導者對幹部的片面評語，及一些摘錄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加以曲解的材料，影響了對幹部的正確了解與使用。

四、形成幹部對領導者的隔膜和懷疑。“到底他們對我的看法如何？”“是否我的檔案袋中放進什麼材料？”影響了上下級之間的團結。

校長助理嚴仁賡同志關於公開人事檔案問題的答覆說：“這是國務院規定保密材料。以後鑑定材料一定會經過本人同意”連“研究研究，向上級反映”的餘地也沒有。難道國務院的規定就不可以重新考慮嗎？今後的要防止錯誤，過去材料的錯誤難道就讓它過去嗎？我們要求以理服人，不要以“令”服人。在新的形勢下沿用舊時期的人事檔案制度，正是產生三害的根源之一；改變過時了的制度，正是整風運動的目的。

肅反運動論綱

——與北大黨委前書記史夢蘭同志商榷

江文

這是筆者向中央提出的意見書的提綱。因大字報篇幅所限，又值考試，不能詳述全部論據

北京大學1955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百分之九十幾的鬥爭都錯了，原因到底在什麼地方呢？讓我來談談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區別“肅反工作”和55年度開始的，以反胡風集團為典型，以廣泛開展鬥爭為形式的“肅反運動”這兩個概念。毋庸置疑前者是過去、現、將來都需要的，直至世界的敵我鬥爭結束之時。因此我們擁護有反必肅的方針。本文專談後者。時間限於55年下半年。主要論點如下：

一、當時局勢：53年朝鮮停戰後，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55年的國際局勢也是趨向緩和的[注一] 。國內階級關係，在總路線提出時，有過朝鮮性的緊張。此後，並不是“日益尖銳化、深刻化、複雜化[注二]”。明顯的反革命分子已經消滅了，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也消滅了。資產階級在改造中，力量日薄，工人階級的領導日益加強，階級矛盾不可能日益尖銳化。有人以為，直至56年底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那時起，階級關係才趨向緩和，這是割斷歷史的看法。在此之前，已經是資產階級決定性改造的準備階段，階級矛盾也無法尖銳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和平改造的客觀條件，是其和工人階級合作的歷史淵源，是其階級的特殊性所決定。

二、肅反的指導理論，張仲純副教務長的肅反動員報告說：“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深刻化、複雜化。從理論上，蘇共黨的歷史上來講是如此（？——江文加），目前中國的情況亦是如此（？——江文加）。1956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公安部長羅瑞卿所作“提高警惕，反對麻痹”一文的觀點，尤為典型。（該文的基本思想是錯誤的）。斯大林的階級鬥爭絕對尖銳化的公式，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翻開人民日報，到處皆是。這種討論早已破產，本人不予駁斥。

三、肅反方針“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不冤枉一個好人”，以及後來提出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和“不殺少捕”的政策，是正確的，使錯殺和大量錯捕可以避免，沒有造成斯大林式的悲劇。

四、肅反的敵情估計：開始階段提出的有“百分之幾”[注三]或“百分之五”[注四]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北大當時五千多學生，鬥爭了二百多人。以百分之五推算（如財政部、電力部[注五] ）固然簡便，然為稍有頭腦的人所不為。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情況極為複雜”[注六] 根據主觀臆測的數學上的數字開展鬥爭，實屬可笑。有人認為，上級也沒有硬性規定反革命分子都是百分之五。但應看到在實際工作中，5%已起了極壞的作用，造成亂開展鬥爭，形成肅反運動中的某些擴大化。

五、檢查肅反運動的主要標準，我們和黨委書記史夢蘭同志不同，他總結成績說“發動了群眾，開展了鬥爭二百××次。”（精確數字，黨委會有案可查）我們以為主要應從客觀效果檢查，不能以“鬥爭次數”來估定成績。事實上，這個數字在估計錯誤時引用它，倒反適宜。我們認為，在廣泛開展鬥爭階段，斗對了多少人，就是成績；斗錯了多少人，就是錯誤。（肅反運動的全面估計，不擬在此詳述）

總之，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之下，在錯誤的敵情估計下，北京大學百分之九十幾的鬥爭都錯了，只少數幾個人斗對的。這樣，還能說“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注七]嗎？還能背“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難免的”這個公式嗎[注七] ？固然，我們也不應忘記，肅反後一階段轉入以審查幹部，校對材料為主要方式，運動才是基本是健康的。肅反運動的錯誤根源，不在於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人權為兒戲的官僚主義；以搬用公式為滿足的教條主義；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義[8]。

附註： [1] 見周總理在二屆政協二次全委會上的政治報告。

[2] 見本文第二點張仲純的報告。

[3] 55年6月10日社論。

[4] 史夢蘭肅反總結報告：“大約有5%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
不過你們在班上不要掌握這個比例。”

[5] 見57年5月19、15日人民日報。

[6] 見毛主席七屆三中全會報告。

[7] 見史夢蘭肅反總結報告。

[8] 見毛主席“關於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到《阿Q正傳》的話

（“廣場”編輯部整理）

回聲

——致“人之歌”

孫佑蘭

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

談談*

在古印度，人們被分為高低貴賤的四個等級，婆羅門、剎地利……

在古羅馬……

在元朝，人們被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

在封建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

在納粹，有優秀的雅利安人種……

在新的時代，

人們進步了，思想聰明了，等級也就更細緻了。

有出身世家的特種材料等級；

有非出身世家的特殊……；

有出身……的應聲蟲，吹捧等級；

有第一可靠等級；

第二……；

……

第n……。

可惜我沒作過人事幹部，不能把這種新的“人種論”“新麻衣相法”中的微妙之處，一一向你闡明。

有人要說，你在這裡人為地製造分裂，但是親愛的教條主義先生，客觀的存在是不能因為你的否認而消失的！

看看人所共知的事實吧！

1，留學生問題：關於這一點大家談得很多，我就不多說了。

2，生產實習的問題：什麼樣的機密地方分配什麼等的人，這方面的事實在我校也有，航院表現得更尖銳，讀者如有興趣，請參考他們的爭論。

3，畢業後的工作分配問題：某些工作某些人是不能去的，例證之一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雖然在世界各國都是早已公開的了，甚至我們也幫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建設（如印度），但它對於中國青年來說是保密的，是要由那些人事專家根據人種相法細細的劃清了你的等級後來欽定的，如果你的“級別”不夠，那你就今生休想。

4，在運動中，如果你不是某些等級，那你就準備挨打挨斗吧！縱使你沒

有任何罪可以證實（請參考牆上貼的那些有關肅反運動的申冤書）。

5，請參考最近各報上所揭露的事實。例如大家就會發現，原來在號稱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中，居然也存在四個界限井然的等級。

好！夠了！大家自己想想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周圍吧！只要你頭腦還不是空虛到一無所有，你總會找得出更多的例證來的。至於那些想否認這些事實的人，他有自己不可告人的隱私，正如資產階級不敢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有階級一樣，那是由於他的等級本性所決定的。

在解放前和解放後初期，在思想上，人的類型的這種劃分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但是逐漸的，由於有了相應的物質經濟基礎，於是“向上爬”的心就鼓勵着產生一批鑽營吹捧，拍馬吹牛，看臉色的“積極分子”，產生了以打擊別人來作為自己的登龍資本，在小班上作威作福的人，三好學生雖不見得一定是白痴，但那也只有乖乖聽話，正如胡適所說的，任人打扮，任人擺布的千嬌百媚的姑娘才當得上的。

他們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既沒有到共產主義社會，眼前又出現了一條按勞取酬之外的捷徑，古語云：“好利之心，人皆有之”。努力呀！上升到一個更高的等級去吧！那兒有着許多特權和物質利益在等候着你呀！譬如留學吧，不就更進一步了嗎？這種心情不值得“憐憫”和“同情”嗎？！

聽聽那種似乎正經的所謂“爭取政治生命”的飯碗的呼聲吧！當然，那些真有願為共產主義建設貢獻一生的人，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在這種呼聲的後面，人們常常可以嗅到更多的卻是米飯和肉湯的香味！我是學××、××的！我還不是第一或第二等級分子！畢了業，靠什麼來保障我的胃並進一步提高我的地位呢？還是不擇方式地加入到謀求等級轉變者的行列中去吧！千萬個為革命犧牲的烈士，將會為此在九泉下哭泣。

有些人平常大叫發揚“五四”精神，但是當青年們真正拿起火炬的時候卻張惶失措了，叫什麼不和風細雨了呀！趕快拿出反黨反革命帽子來扣呀！以及批評《是時候了》的那首“馬雅可夫斯基式”詩的作者們之流。讀者們！用上面揭露出的“人種相法”去分析一下，就會找出他們屬於什麼等級來的。本來嘛，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嘛！

本來我想用“……人的階級”這個標題，可是鑑於一大批書呆子，人民大學放出來的散毒的雄蜂，正是專門來鑽這種縫的，為了不作無味的爭論，所以我換了一個名詞。至於那批雄蜂的教條主義，大家在政治課上該早已領略夠了吧！譬如，大家不就都知道馬列主義的一位教師王××，不就是以有名的公式：“蘇聯由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以造的原子彈會長翅膀，而美國由於資本主義的腐朽性，所以造的原子彈長不出翅膀”，深刻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而著名的嗎？

好，就到此結束吧！不過我要公開宣布，本文不署名，是不是不負責任呢？不，這裡面還有一個微妙之處，古語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大家還知道我們學校有個人事室吧！那裡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小小的屬於你自己的口袋，專門記錄尊座的行為，而且是不許你自己知道的。對於國家安全所必需的檔案制度，我並不反對。但是，過去已有過數見不鮮的例子，由於尊名上加上黑點，於是你就從第n可靠等級降到了第n+m可等級，將來前面談到的那一切，也就會跟着你屁股轉，夠你一生慢慢享用了。

至於“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否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有聯繫，或者會存在多久的問題，我想可以留給書呆子們去慢慢爭論。

反正，“有”不會因為說“沒有”而變成沒有；而“沒有”也不會因為說“有”就“有”了的！

反正，“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有名不具，請恕不周

（廣場編輯部整理）

*註：沈迪克的筆名

歐陽艾玲語錄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見，

但我願犧牲我的生命，保衛你說話的權利！

（據稱這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說的話。在當時的情況下引用西方人的語錄是很犯忌的，因此可能是有人假託歐陽艾玲之口來說出這句話——“重印”編者）

論“鏟草除根”

物四岑超南

社會存在決定意識，除三害要從根本出發

    目前整風運動，以（易）於只停留在表面現象，至多只是從三害者的本人思想意識來追求根源，並沒有更深刻的追求目前三害的社會根源，我認為這是不深刻的。當錯誤只發生在少數人身上時，則我們是從錯誤者的社會環境歷史情況分析錯誤根源。但是當錯誤已經形成社會風氣時，我們便要從目前的社會狀況來分析錯誤的根源，絕不能歸結為某些人的意識問題。所以我認為要除三害，首先要分析其社會根源，剷除其根源，才能徹底解決。否則難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三害”的社會根源是是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和黨團員的盲從成風。

    任何錯誤的措施都要在一定的群眾中間貫徹，一定要暴露在群眾面前。所以如果人民的民主生活正常化，人民的民主積極性沒有受到壓制，則任何錯誤都會遭到群眾的反對，群起而攻之，則任何錯誤也無法貫徹，三害即使有，也絕不致成風蔓延。事實證明，在民主發揚的地方，三害便不能成災。為什麼在大學裡，三害比社會上× × ×？因為學生愛“鬧”敢言。為什麼今年畢業時分配會有根本的改革？因為我們不再聽話了，我們不允許錯誤繼續貫徹了。所以只要民主化，便能最有效的消除三害。反之，沒有人民的監督，任何最好的幹部也會變壞，三害也無法根除。

另一方面，任何錯誤要有一定的社會力量支持才能貫徹，而目前黨團員中盛行的不動思考，盲從執行的風氣，便是推行三害的社會力量，黨團員是國家中堅，一切工作沒有黨團員的支持都不易通行，而錯誤的措施更不要說了，而黨團員的盲從風氣使自己在對三害的鬥爭中完全被解除了武裝，甚至成為三害的間接支持者。例如歷年的錯誤的畢業生秘密分配方式，如果沒有黨團員的無原則的“絕對服從”的盲從口號，那麼這錯誤絕不會維持到今。所以我說三害的第一根源是黨團員的盲從性。

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的原因

（1）法制問題：
    從西語系周鐸案件、從張順有事件等等都說明憲法的人民權利尚未得到絕對保證。法制遭到破壞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歷史原因，我國人民解放前處於被封建統治的地位，沒有絲毫人身權利，使人民對做官者都畏之如虎，默認其有莫大權勢。解放後，由於長期的階級鬥爭，要求高度集中，人民民主受到很大限制，政府人員集中了很大的權利（力），因此當
人民遭受違法行為時，竟習以為常，不敢回擊，如肅反中，學校對同學有軟禁、監視的權利（力）

，這顯然是違法的，而我們竟都熟視無睹。在我入學以前，曾協助稅局向工商戶催稅。當時便有一個稅務員把一個欠稅的小商販押到稅務所，審訊監禁半天，這是違法的行為，而當時我滿以為平常，甚至還做了幫凶，審訊時還記錄口供。因此，發揚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隨意侵犯。

（2）領導與群眾關係問題：

由於尖銳的階級鬥爭而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領導與群眾絕不是真正的被監督與監督的關係,而是絕對服從的關係，無原則的擴大保密更消除了人民監督的可能性，權威化的人事制度使個人利益操縱在領導者手中，輕率的鑑定會使人遺恨終身；所以在這情況下是談不上人民監督的。

（3）言論自由問題：
在人民內部實質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在反動帽子滿天飛的時候，在政治經濟的壓力下，最可怕的是在“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錯誤輿論下，任何的反面意見都遭到毀滅性的圍攻，任何隻言片語都可能列入肅反材料，引來無窮的後患。在這情況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黨團員是三害的間接支持者：盲從與“三害”不可分割

黨團員是國家的中堅，是國家政策的貫徹者，祖國的偉大成就與你們的名字分不開。另外一方面，“三害”成災亦與你們分不開。請勿激動，只聽歌頌，不聽批評，又是三害的表現。盲從亦有其社會根源：執政黨的地位使黨團員對反面意見抱有反感。除了“光榮、偉大、正確”外便無其他的教條主義教育使黨團員抱有“肯定一切”的成見。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黨要求黨團員的絕對支持領導，並以此來衡量他們的立場和黨性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也引起了黨團員對立場觀點的錯誤理解，把任何對領導不同意都當左“立場不穩”、“黨性不純”。於是完全陷於盲從，完全禁絕了思維，甚至把“扣帽子”視為積極，把“打擊”視為英雄。

盲從與“三害”是不可分割的，殘留的軍隊領導方式，使領導人習慣於以行政命令代替細緻的群眾工作，客觀上要求一批盲從的幹部來貫徹工作。又因領導者掌權，可以表揚和提拔盲從者，打擊敢怒敢言者。便鼓勵了盲從風氣的發展，盲從發展又轉而使領導者陷於“三害”。它又更鼓勵盲從，於是互為因果，蔚然成災矣！

整風應該是全民的大教育。

執政黨的地位使整風成為全國人民的事。黨員要整風，但更重要的是要啟發人民的當家作主精神，敢於鬥爭和監督的精神，這才是真正整風。我堅決相信，人民起來了，一切三害都會被掃光。

最後我高呼：

人民無敵！人民萬歲！

（“廣場”編輯部整理）

我們的血寫在牆上

上官芙蓉

我把詩行貼到牆上，

牆上的釘子把手指刺破了，

我的血與詩行一起，

高高地貼到牆上！

母親生下我，

給了我一副好嗓子。

為了母親的一切，

我無畏地歌唱！



母親生下我，

給了我鮮紅的熱血，

為了母親的健康，

我願用血凝成戰鬥的詩行！

我的血寫在牆上，

我的血凝成匕首與投槍

我的歌為了母親——黨

勇敢地高唱！



1957.5.25

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

王書瑤

斯大林的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驕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的屠殺的保證又是什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也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做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為他們都不免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在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如果蘇聯在國內消滅了階級的對立以後實行高度的民主，政權不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則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蘇聯共產黨或者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沒有歸於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卻歸之於“人們的思想情況”，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

    任何歷史時期，決定歷史進程的人民群眾，都是根據其自身的認識水平來取捨一切的，來取捨領導的。任何時期的領導人物，領導路線，都具有時代的特點，都標誌了當時人們的覺悟程度。領袖人物決不是一些所謂什麼天才，他們一經出現，就會立刻為不論什麼樣的群眾所接受。在中國曆次革命中這一點表現得十分明顯。由於中國人民過去深受壓迫而文化低，愚昧加之無產階級年輕幼小，所以在接受馬列主義真理時，就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有大量“左”右的機會主義出現，正因如此，在大革命時中央就不能接受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而能接受陳獨秀的錯誤領導。在十年內戰期間又不能接受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而能接受“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直到經過兩次革命的失敗，以血的教訓才在遵義會議上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此時，才表明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水平已大進一步，以致取得今天這樣的勝利。因此我們看到，決定一切的不是領導者的思想情況而是人民的認識水平。因此一切領導者如果不願革命遭受失敗和損失，就須要儘量提高人民的思想水平。必須使他們具有深刻、明快的洞察力，具有一切政治上的遠見。但是，由於蘇聯在建成社會主義之後，沒有這樣做，反而解除了人民的思想武器，使政權握在少數人手中，致使斯大林的驕傲自滿，錯誤理論造成對國家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巨大的損害。

    為了使人民群眾認識水平提高，必須使他們充分認識到自己是歷史的創造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來決定一切。任何在理論上或在實際上，不論以何種隱蔽的形式對人民作用的降低，都會妨礙這點。如果使群眾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領導者，有了一個可靠的黨，它100％的正確，只要跟着他走就萬事大吉了，這就使群眾必然日益產生依賴思想，日益麻痹。也必然得出貶低自己作用的論調，諸如什麼“共產黨是自己的解放者”，什麼“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什麼“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於是一切功績都是共產黨賜給的，解放是、民主自由是、大鳴大放也是。但是不，決不是這樣，人民群眾才是自己的解放者。在共產黨的指導理論上明明是寫着人民是自己的解放者。一切領導者的作用，也就僅在於他應該進行正確的領導，不然又怎能稱作領導者？不論是政黨，也不論是個人，決不能說過去正確，以後也正確。看待一個人或政黨，首要的不在於他過去做了什麼，有過何許偉大的貢獻，而是在於他今天正在做什麼。對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抱着毫不保留的態度而跟着走是錯誤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違反人民了，就應毫不留情的拋棄掉，正如今天對曾與劉志丹共同領導創建陝北根據地的高崗一樣。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着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群眾既然可能因為體驗到自己有正確的領導而變成群盲，於是黨的領導水平就決定一切。就形成了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極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於是更要加強黨的領導，於是就變得更更重要，於是就更要加強……，如此循環下去就造成了第一個惡性循環，造成了黨對國家的絕對控制，就歪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群眾既經變成了群盲，就又反轉來有利於黨內一切錯誤傾向的發展，——在這種群眾基礎上，它也不能不發展，——同時，任何黨本身的錯誤又必然要來影響群眾。如此，又一個惡性循環。當這兩個惡性循環到了一定程度時，黨內嚴重錯誤就成為不可救藥了。於是斯大林的錯誤就成為不可避免，而且他生前還不能糾正。很難設想，如果斯大林活到今天，世界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大家可以從赫魯曉夫報告中透視一點吧！即使斯大林遲死幾個月，也會造成更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人們！應該看到有多麼危險。應該感謝上帝，斯大林早死了，蘇聯得以保存，更慘重的事件在蘇聯得以倖免，而在波蘭、匈牙利就成了必然，人民在平時不能影響政權，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統治又是狂妄愚蠢，到了一定的階段，他就不惜用暴力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全國人民的命運是掌握在一個小集團手中的時候，如果小集團尚能服務於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可能承認他，一旦小集團不能代表人民而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時候，人民就要毫不留情地拋棄他，正如拉克西-格羅集團被匈牙利人民拋棄一樣。人民一定要自己掌握政權，一定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要什麼自封的改造者與領導者。匈牙利人民、波蘭人民與南斯拉夫人民已經為此付出了鮮血及別的巨大的代價。這些事件應該敲醒一切睡夢中的人，而把完全它歸之於反革命暴亂該是何等的愚蠢！

    6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員占1．6％，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極少數），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蘇聯人民，已經為此付出了自己最優秀兒子的鮮血的代價（勝利者代表大會70％的中央委員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愛的6億人民，如果不願歷史重演，無數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產主義不受毀滅的威脅，就應該及早起來，結束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當家作主，真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更快更好的到來！

    我想順便提一句也許是必要的。在對敵鬥爭中，加強黨的領導是絕對必要的，因為為了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的統一有利於我們一方，就必須要取得內部絕對統一，因此，我這裡決不是全盤否認黨的領導，而是反對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黨對國家一切生活的絕對控制。

    但是政權應該是怎樣的呢？這是我希望大家共同探討的問題，而且這一問題也超出了本題的範圍。作者的希望是大家都來積極參預國家大事，參預國家生活，拿出中國青年固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物理系王書瑤    1957．6．1．

（廣場編輯部整理）

    幾句衷腸：運動開展已經兩星期了，凡大力參加者無不感學習壓力之重大，對於一個物理系的學生來講，尤感其甚，欲放不得，欲鳴不得，不能不令人深思學校當局對吾輩鳴放之大力支持也！雖然如此，亦不避艱難，敢抒胸中之見，以呈與識者。時間緊迫，精神緊張，文章不當之處故必極多，倘有不敬之處，拜懇鑑諒一二。

                                                      王書瑤謹識

【作者簡介】王書瑤，男，瀋陽人，
1936年生，1955年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57年在“五一九”運動中，寫“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又名“高度集權是危險的”）大字報，呼籲不要高度集權，防止斯大林的悲劇在中國重演。1958年因此獲罪，戴極右派帽子，開除學藉、團藉，送勞動教養。1962年2月解除勞教，同時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農場就業。1966年8月，“文革”開始之後，同許多人一起，發配新疆，先後在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工二師、農二師開發邊疆。在這個時期，從事多種勞動。1973年回遼寧農村，又作了公社社員，作各種臨時工。1979年5月獲“改正”，1980年入遼寧社會科學院從事數理經濟學研究，建立《無形價值論》。1986年到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從事賦稅理論研究，與人合著《賦稅導論》，60萬字，於1994年出版。1997年在研究員崗位上退休。

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

燕遯符*

光榮的北大學生，確實不愧為“五四”父兄的繼承人，我們再次舉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幟戰鬥。

[向民主牆發啟人歷史系一群青年致敬！向先鋒沈澤宜、張元勛致敬！]

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就直接跳到社會主義社會了，這有好有壞：好在免除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災難，壞在人們在精神上的要求非常之低，與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不相稱。

譬如說，在英國、法國……工人認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是本分，而在我們這裡，很多人卻認為民主自由是領導者給我們的恩賜，有應感恩不已，無亦不關緊要……

故在我們國家裡，如果不特別強調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特別容易產生三害。

事實恰恰如此，我們這裡的確是民主太少了，（同學們可以舉出成千上千的實例說明這一點），故三害在全國各地普遍流行起來決非偶然，也決非解決了個別幹部的思想作風的問題就能解決得了。

這使廣大人民的智慧用不出來，大大妨礙了社會發展，故從根本上剷除“三害”太必要了，故大量好心人苦口婆心地要求：“給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這對鞏固人民江山當然是有利無害，但某些神經過敏者認為：要民主=認為現在沒有民主=心懷叵測。冤哉枉也。）

這次整風，領導上特意教導我們要針對“三害”，“理論”少談。大概是領導上沒有認識到或者是不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吧。

             ※                ※               ※

怎麼辦？

老話，大力發揚民主，大力宣傳，讓人民確實認識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請自命人民恩人者徹底換一個腦袋（來一番徹底的思想改造之謂也，決無他意。）

具體地怎麼辦呢？

（1）自下而上地行動起來：

在現階段不可能。因為現在這個矛盾尚未充分成熟，除部分大學生外，很少有人深深地“感受到不自由的莫大痛苦”。

（2）自上而下地行動起來：

要求英明的領導者大力宣揚民主、自由、人道，並且從法律上，組織制度上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

如果領導者不夠英明，怎麼辦呢？

我們的火光可能會暗下去。但是，朋友們，不要緊，矛盾存在着，終有一日會成熟、爆發，等到廣大人們覺醒過來的時候，火將更猛烈地燃起，燒遍全中國。

普羅美修斯們，堅持前進！

                        暫不署名，若認為此文有必要

                        送入檔案袋，請出布告，本人立

                        即公布學號姓名。

                                    （廣場編輯部整理）

註：該文在大字報上和在《廣場》發表時均未署名，一如作者文後聲明。

【作者簡介】燕遯符：女，1938年2月生於湖南郴州。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7年北大學生開展5.19民主運動。5月下旬寫未署名文章《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在隨後的反右中被知情人揭發是此文作者，被劃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8日
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被轟到一個紡織廠。紡織工人勞動的艱苦使她受到極大的震撼。隨着對工人生存狀況的深入了解，她不僅想不出自己過去有什麼罪過，反而從經濟基礎上看出了那是個假社會主義......於是，又被加上個“頑固不化”的罪名。

1979年被“改正”，從車間調出來。1980年之後到紡織局職大，講物理以及數值分析等課程。1993正式退休。1996年之後參與《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編輯部工作。2000年之後參與民間文化交流活動。

1995年依據新頒布實施的《國家賠償法》向北大索賠。未見回音，1996年再次索賠，校黨委統戰部回信稱“沒有新的精神之前無法個案處理”。於是等待。久久不見下文，遂於2006年初又一次給北大校長寫信。要求賠償道歉，並建議當年在校校友無論“左”“右”都來回憶和反思那段歷史。又是一年過去仍不見答覆。於是，於2007年初參與倖存反右受害者為紀念反右50周年的聯合維權活動。

人之歌

沈澤宜張元勛

應當學會尊重人——高爾基

    序曲

我們唱的不是頌歌，

也許有些人聽來

調子不夠柔和！

但，我們不顧一切地高唱了，

為什麼還顧慮到

會震破某些人的耳朵！

搖落了誣衊和中傷，

我們又重新歌唱；

今天又伸出自由的手

把詩句貼到牆上！

    黨，我向你呼喚

長夜悠悠，

大地黑暗瀰漫，

共產黨員，

你有這樣的特權：

你最先舉起光明的火炬，

身上因而中了無數的槍彈。

你像一個痛苦的縴夫，

你衣衫襤褸；

火燙的炎陽照耀當頭，

腳下則是更燙的沙灘；

你把一船受苦的人民，

拉向新時代的邊岸。

你站在潮濕的監獄裡，

鐵窗外白雲舒捲；

窗外有三春的陽光

樹下的孩子卻是一張瘦臉；

你愛這土地因而愛得更深，

我看見你痛苦的淚水清澈晶瑩。

你去到屠殺正義的斷頭台，

無畏地走上敵人的絞架，

在一個個陰暗的多霧的夜，

你在慷慨悲歌中倒下。

你出沒在烽火縱橫的前線，

去到反叛者的紅旗下面，

我看到你振臂高呼，

額頭的汗水摻和塵土。

你最先跳進城牆的缺口，

最先爬上碉堡的牆垣；

而當那勝利的大旗

終於在城頭飄拂，

你手扶旗杆緩緩躺下；

你眼含微笑，

抬頭仰望祖國的天空，

黎明已呈現在東方，

火紅、火紅……

※      ※       ※

大地甦醒，

陽光燦爛。

共產黨員，

你有這樣的特權：

你打掃城市的街道，

你關起工廠的爐灶

在廢墟和墳場上，

修建起公園和學校。

在早春的細雨里，

你犁開江南的田畝，

你走進煙熏的茅舍，

喝上一口家釀的甜酒，

你去到曠無人煙的大漠，

古銅色的臉沐浴風塵；

你率領荒山探寶的勇士，

朔風中迴蕩你的笑聲。

你去到原始林區，

風中的古木，霧×的泉聲；

你看慣了篝火與星月，

忙碌的採伐，雨雪的黃昏。

你去到雲雀高歌的北大荒，

那兒曾是嚴寒統治的國度，

也許熱病把你折磨得躺在床頭，

但這是怎樣的收成啊！

金色的田野、金色的歡樂！

你去到最為艱苦的地方，

沿着河道，沿着山崗；

哪兒有你的歌聲和腳步，

哪兒就出現城市與農莊！

共產黨員，

這才是你真正的特權！

有誰比你用得更好，

有誰能把祖國帶到今天？

※      ※      ※

但是，黨啊！

在你神聖的機體內，

卻有一些這樣的黨員，

他們是你身上的瘢瘢毒癬，

他們醉心於一種特權，

對這些人我要大喝一聲，

請聽聽一個公民的聲音：

把眼光轉向生活的深處，

投向人民苦、樂的底層！

在和平，×× 的年代，

不要忘記血淚洗刷的昨天；

不要傾着耳朵光聽讚歌，

在獻媚聲中，喝彩聲里倦倦欲眠，

你那志滿意得的矜笑，

只會使我雙倍的辛酸，

你卻因此說我××××，

說我懷念噩夢般的昨天。

不要一身“官氣”越爬越高，

離開群眾××××

這是一架雪做的梯子，

經受不住太陽的照耀。

不要貪圖地位和金錢，

回憶一下悲涼的童年，

為什麼媽媽常含淚水？

為什麼家家斷了炊煙？

不要光想嬌妻愛子，

多多想想烈士的寡妻；

還有多少貧困的老者，

還有多少失學的孩子。

不許對教授亂打官腔，

你還沒有他那樣高尚。

是誰朝朝嘔心哺血？

是誰使青年的才智生光？

不許×××一意孤行，

仔細查看你每一個腳印；

是否踩傷了同志的肌體？

是否踐踏了少×的真心？

不許用對付敵人的鞭子，

抽在你自己兄弟的身上，

如果你兄弟們的心在哭泣，

你怎麼能逼他歡樂地歌唱？！

※          ※

透過淚水和歡笑，

黨啊，我向你聲聲呼喚！

今天，你那二十四歲的兒子，

把這支歌唱到你膝前；

無論昨夜與今朝，

你生根在我的心田！



人民從不把自己的命運

輕易地交到別人的手中，

還有什麼更深的痛苦，

甚於受統治者的欺騙、播弄？

但是，黨啊，對你，只有對你，

我們獻上一顆顆赤子之心，

獻上全部的憂慮和希望，

獻上全部的信念與柔情；

只有對你，黨啊！

我才手按搏動的胸口，

唱出我心上的歌聲。

如果這裡有逆耳的×,

還請原諒我激情的稚氣。

如果這裡有過分的憂鬱，

是因為我愛你愛得太深！

1957.5.29日上午

    兄弟，聽我說

昨天的夜我反轉不眠，

走廊下塗出這頁詩篇，

如
今我把它雙手舉起，

獻給你，受了委屈的兄弟，

我靜候着你對我的發言。

兩年了，兩年的時間本不算太長，

但，對於你，鐘擺的響聲

皆如笨重緩慢的腳步走過身旁！

兩年來，你如無母的孩子

    任人嘲罵，也飽嘗冷白的眼光；

除了活着的權利之外

    其餘的一切對於你似乎已經消亡！

你從此變得沉默像一尊無人過問的石像。

只因為你正直、開朗。

不愛把應該說的話在心底埋藏。

你不會在某些人的耳邊日夜輕唱着頌歌

你更不會顛倒是非，忘卻了良心，

硬說春天裡沒有寒冷，

硬說黃連的味道甜得似糖！

有人說眼鏡蛇的毒唾能立即毒殺一個

    健康的生命，

鳩鳥的毒羽氰化鉀的殺生力

立刻凝結在活力跳動的心臟！

但，這些可怖的毒物看起來還算善良

偏見與惡意，妒忌與誹謗

懷着不可告人的個人的欲望，

把別人的身體當成向上爬的梯子，

把無恥、惡劣的巨足踐踏着別人的脊梁步步直上！……

就是這些更可怖的東西會使人們的身體

連同他自己的名字與心靈一起死亡！

因這些人也因此立下大功，吃得肥胖！

而你，我的不幸的正直的兄弟，

兩年前，你就受到了這樣的中傷！

於是有人把你當作仇敵

還用粗大的手指點着你的脊梁

罵你是“混蛋”“反革命份子”

還有什麼“黑幫”！

從此，便有一雙惡毒的巨足踏到你的背
    上，

從此，你便俯頭無熬度着奴隸式的時光！

而從此你更失掉了人天賦的權利。

你不敢為自己的遭遇哭泣！

你的眼淚只能在深夜裡偷落在臉上！

兩年來，我每夜聽見你在床上睡得不好，

你常常在夢中驚呼，哭着

直到天亮！

哭醒後，你多麼驚恐

像又犯了一次罪過，你不敢正視別人的眼
    光！

我和你本來是兄弟般的朋友，

知春亭下我們曾曲膝暢談到夜色蒼茫！

春天裡，你和我湖水上輕盪起雙槳，

天冷了，你給我送來棉布的衣裳！

我病了，高燒中思念着江南的媽媽。

你坐在床邊，守着我直到天亮

秋天裡，你帶來故鄉的石塊，

送給我，還說人應像它一樣的堅強！



美好的往事如夢地消亡！

兩年前我盲從地投給你敵意的目光！

我太痴信那些老爺式的黨員了

我與他們一起罵你是“反革（命）份子”與“黑幫”！

鬥爭會上，你帶着多麼深沉的悲痛向我凝
    望！

從此，我們不再交談，

    兩年來，像陌生人一樣！

兩年來，你有時凝望着我，

去年的冬天，你依舊借給我棉布的秋裳。

初秋的夜裡你輕輕地為我蓋上踢開的棉
    被……

但我覺得你在對我諷刺，

我曾公開地告訴過你：“我不喜歡這樣！”

今天，我懂了！

我深悟，我給你留下了多麼深的創傷！

我曾經無意地碰傷了弟弟的腿，

如今弟弟長大了，他變成了終生的殘廢！

我對着殘廢了的弟弟心裡懷着說不出的
    不安。

我知道是我毀壞了他完美的肢體，

給他一生中留下了不可彌補的缺憾！

我曾經向長大了的弟弟痛哭過

就像我是弟弟，他是哥哥，

我哭着向他祈求最大的寬恕，

也同時要求他給我任何的責罰和折磨！

對於殘廢了的弟弟

我的一生都自認犯了無法彌補的孽罪！

對於你，我的兄弟，今天我懷着同樣的自
    愧！

我正如碰傷了弟弟，使他殘廢終生，

我也曾多麼無情地刺傷了你的心靈！

近來的日子，我夜夜不眠，

隨時隨地我都看見你微笑的臉！

我知道，我錯了！我應該向你乞求最嚴厲
    的責備，

我曾幾次鼓足勇氣，但我的話都幾次逗留
    在唇邊！

是時候了，我的正直的受了委屈的兄弟！

把我的詩獻到你的面前！

我靜待着你的最嚴厲的譴責

    這樣我才得到最大的慰安！

是時候了，我的正直的兄弟！

你不應再如兩年來的沉默，

你應大膽地笑，大膽地哭，

向着我的今天

大膽地發言！

             1957.5.29 上午

黨，我呼喚……

任鋒^

死寂的猙獰的長夜，

窗外有警車疾馳，

在鐐銬的陰影底下，

黨，我堅定地呼喚着你。

當世紀已經更新，

碧雲中飛揚着紅旗，

多麼巨大的歡樂……

黨，我狂喜地呼喚着你。

太陽下我看見黑影，

角落裡涌漫着邪氣，

我驚駭，迷惑而懷疑，

但是，黨，我依舊呼喚着你。

奇怪的譴責像馬刀砍來，

我年青的心傷痕斑斑，

我要母親，像漁人要水。

黨，我顫動的嘴唇輕輕呼喚。

我曾經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只覺得寒風刺骨長途漫漫，

給我一句，一句親切的話吧，

黨，我呼喚你時有滿懷辛酸！

寂靜的深夜我獨坐水隈，

水裡有死神誘惑的笑顏，

來，它說：你生活中只有暗夜，

黨，我還想呼喚，心情卻已迷亂……

今天我又呼喚我的母親，

請傾聽孩子悲愴的聲音，

先別苛責我的眼淚和激動，

多少次打擊傷得我那麼深……

                   57.5.22日

*註：據錢理群《“五一九文存”序》，任鋒即林昭。

我的遭遇

廣場編輯部整理

本來我不計較我的不幸，

我以為時間，這浩蕩長流會把它沖洗乾淨，

那時我將和過去沒有創傷時一樣，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靜，

可是我沒有力量擺脫那慘痛的回憶，

時常在寂靜的黑夜中被惡夢驚醒，

受了創傷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安寧，

腦海里不時纏着鐐銬叮噹的聲音。

我們的時代是個明朗的青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雲，

就是這些黑暗的東西，

毀掉了多少人寶貴的青春。

我再不能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這人間的不平。

請人們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燒個乾淨！

※               ※              ※

我今年才23歲，可是在我這短短的歷程中，我已經遭受了毆打、監牢、鐐銬的折磨。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一歲的那年。

我的成分是城市貧民。小時候只上過三年半小學，十四歲時到一家私營被服廠學徒。十五歲——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杭州參加了革命，以後一直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

一個從社會出來的青年人肯定說會有缺點的，像我這樣，帶着些個人主義，情緒易波動，計較一些待遇，有了成績就會驕傲自滿……，然而這不能抹殺我的一切；我和所有在解放初參加革命的正義的青年人一樣，對革命充滿了熱情。我一九四九年十月就加入了青年團了，在工作中一貫盡力，曾兩次立功，領有功勞獎狀，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時常受到團的表揚。我的悲劇在什麼地方呢？在於過分心直口快，以致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開始肅反，先有浙江省委楊副宣傳部長作動員報告，他說禁止用鬥爭的辦法，誰有問題可以主動找領導交代。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的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里的領導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污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我真是不勝驚訝：難道勇於向領導上提意見的人就應該背上“打擊、污衊”的罪名嗎？我們機關里了有一位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協理員，喜歡教育別人，可是自己老犯那些他給別人指出來的毛病，比如他在大會上批評有些同志愛睡懶覺，他自己卻時常睡到早飯後起床。我在團小組會上批評了他，並把這些事情寫成文章。想不到這成了一條污衊領導的材料。我反對用匯報的方法作思想工作，認為這和作情報無異；我反對晚上多開會，主張把這些業餘時間用到自修上去；我看不起那些因善於拍馬而得到提拔的人。我把我的不滿告訴個別和我情感比較好的同志，結果這變成了“拉攏同志，組織小集團”。

有一個姓馮的和我同一寢室的傢伙，本來什麼都對我說，我也像親兄弟那樣對待他，他生病了，我盡力照顧他，關心他；他家裡有困難，我就不作衣服，省下錢借給他。我還時常鼓勵他利用業餘時間求些學問。肅反中他給做政治工作的人拉過去了，以檢舉人的身份來鬥爭我，不惜以最卑鄙的手段捏造“材料”——因為這是好機會啊，“聰明的人”都會抓住它當作一個政治資本，當作一條向上爬的階梯。我想用一點事實來說明這傢伙的無恥，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某晚十點後，噴氣式飛機還不斷在城市上空飛行，吵得我睡不着覺，我隨口說了一句：“這麼晚了，為什麼不到郊區去飛，真是一點和平空氣都沒有！”這個姓馮的傢伙“檢舉”我說“一江山島解放時，他就一點和平空氣都沒有。”還說我關心他的病情和借錢給他是為了拉攏他。這傢伙大大激怒了我，因為他侮辱了我純潔的良心，損害了我的人格。那時我就想，世界上最卑鄙的也是人！像這種喪天害理的事，連狗都做不出來，可是這傢伙竟完成了這個“壯舉”。我想再交待一下，這個無恥的傢伙，去年我考取北大後，有幾個朋友來信告訴我說，他在上海出差時偷了別人的錢，結果被關起來了。這說明我為人太單純，太忠厚，有眼無珠，以致上了壞人的當。也可見那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專家”，收買了一個什麼樣的貨色。

我一心想成為一個翻譯家、作家，所以我苦練外文，還抽空練習寫作。我寫過一篇某農村幹部進入城市後遺棄原妻的小說，另一篇是描寫解放初期解放軍剿匪的情形，可是竟闖了大禍，變成了文藝思想反動。那些鬥爭者說：“新社會沒有黑暗，應當歌頌，你為什麼揭露農村幹部的事情？”殘無人性的土匪當然不會歡呼“共產黨萬歲”，他們只希望這個政權早日滅亡。傾聽這批鬥爭者說些什麼：“你為什麼在文章里罵共產黨？”“我沒有。”我十分驚異。“這上面不是說消滅共產黨嗎？”這真弄得我啼笑皆非。我說：“那是土匪頭子說的呀！難道你想從他嘴裡挖出‘共產黨萬歲’嗎？”“可是文章是你寫的，這上面明明有‘消滅共產黨’這些字句，不是你罵共產黨是什麼？”他們一定要我承認文藝思想反動，光這個就鬥了我一整天。我真可憐這些人的無知和嫌惡他們的不擇手段的辦法。

光這些就夠了。我體會到，如果存心“整”你，什麼東西都會變成材料。世界上什麼都不值得怕，就怕蠻不講理。

省宣傳部長說不準“斗”，下面作的又是另一套。這算什麼？一個清清白白的人，無緣無故被那些蠻不講理的人拍着桌子罵成“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卑鄙無恥……”，能夠令人容忍嗎？在這種場合下，一個公民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人的尊嚴也被糟蹋了，我不知道六億人民通過的憲法究竟有什麼用？

連續幾天下來，八月二十五日晚（五五年）開團小組會，我已經被“鬥爭”得神經十分衰弱，已經喝了幾天藥水了，可是還得同這批“肅反勇士”聆教些什麼“老實坦白”“承認錯誤”之類的高調。過九點了，還不散會，最後該輪到那個姓馮的傢伙發言了。我真忍受不了，在光榮的青年團里竟有這樣卑鄙的人，於是我退出會議，回到宿舍，那位叫做初富泰的副處長（這人一直一帆風順，非常驕傲）立刻派人把我找去，以行政上的名義要我開會。會上，有些人大拍桌子，罵我反革命分子，要我站起來檢討。我當然不願意。於是有些人四面圍住我，拉我起來，把我推過來推過去，弄得我頭昏眼花。我忍耐不住了，恰巧他們把我推到初富泰那邊，我就一拍桌子責問他：“這算什麼意思？”初富泰立刻跑出去，接着有人動手打我了。（我想初富泰一定暗示他們打，否則誰敢動手打呢）他們先從背後打，我回頭一看，正好一個叫李宗黃的，我過去的同學在我背上打了一拳，跟着有人伸手打我的臉了，雨點般的拳頭落到頭上，我只好伸手隔開打到我面上來的拳頭。立刻有人扭住我的手，把我拖翻在地板上，踢我，踩我。我在地板上翻過身老來，恰好一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姓苗的傢伙一腳踩在我的臉上。我被拉了起來，有人抓我的腳，想再把我扳倒，我只好踢開那些伸過來的手。當時協理員孫友棟、副處長周恆葆站在一旁不做聲。一位叫俞友發的科長只是假惺惺地喊了幾聲：“不要打，不要打。”還有人用繩子鞭打我，直到現在我手臂上還留着一條長長的笞痕。臉上淌着血，手上、膝蓋上都皮破血流。

那時我頭腦清楚極了，我記起我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種暴行，對，在“絞索套着脖子時的報告”里，在許多作家和共產黨寫的小說里。這是法西斯行為，是蓋世太保的拿手把戲！我想不到在一向被稱為光榮、偉大的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裡有這樣的“民主”和“自由”。我不禁想呼：瘋狗！法西斯！是黨叫你們這樣做的嗎？（寫到這裡，熱血又衝上我的腦子，老實說，那時我手裡如果有一個能夠毀滅一切的東西，我一定願意和他們同歸於盡）。

那批人看看下不了台，就用銬子將我緊緊反銬起來，緊到兩手都麻木了。再用麻繩把我的腳捆起來，緊到繩子足以嵌進肉里。他們把我捆成一隻豬一樣扔在地上。初富泰等人立刻跑去打電話給所謂“五人小組”之一的公安局副局長易成柱，說我“打人”。易成柱也不了解情況，立即命令“逮捕”我。他們把我抬到樓下，放到三輪車上，當晚送到杭州市監獄（現改為浙江省第二監獄）。約十一時，到了監獄後，監獄也不向他們要任何手續，立刻給我換了一副緊的剛剛只能把手腕嵌進去的土銅銬；此外給我釘上一副生了鏽的沉重的大腳鐐。那時的情景怎樣呢？燈光昏暗，四面是陰森森高聳的牢牆，看守員在手忙腳亂地“照顧”我。腳鐐是要用鉚釘鉚起來的，當釘錘碰到腳鐐時，那噹噹的悽厲的聲音在寂靜的黑夜中散布開來。鐵錘猛捶一下，腳便在鐵繚上猛地一震，可是我也不再感到疼痛了。我只是冷漠。我想起在國民黨統治時，有一次我參加了打米店風潮，被一個偽保安士兵抓住了，他也只攔腰打了我一刺刀，可是今天，我卻變成了一個死囚徒，滿身創傷，還加上沉重的腳鐐和手銬。我還是冷漠，因為我看穿了我一向推崇的“民主”和“自由”。拖着沉重的腳銬和鐵練，叮叮噹噹地，被一個哨兵帶到囚獄中一個單身監室。

戴着手銬、腳鐐，我沒有辦法睡下，只好坐着。在微弱的燈光下，我盯着面前的牢牆，想起了很多東西，可是沒有敢想起那分別了十年的慈愛的母親，我不時把她的形象從腦海中驅逐出去。因為一想起她，我就會滿眶淚水。哪一個母親會忍心看着自己清白的兒子受着非人的折磨呢？一個人，他什麼苦都可以忍受。侮辱他，損害他的人格，卻使他終身難忘。我的自尊心受到這樣的創傷，肉體上受到這樣的折磨，做人還有什麼意思？還不如去死了好。只有死才能徹底的解除人的痛苦和怨恨。我決定絕食，用自殺來抗議這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

第二天早上我正式向看守員宣布絕食。當晚副監獄長江新發來找我，主要是叫我不要絕食，要我經得起“考驗”。他問我打人了沒有，我說沒有，也不可能。他就問我回手了沒有。回手？老實說，當時我恨不得吃了他們，最後他答應給我下一天開鐐銬，答應叫人給我送些日用品來。

一直到第三天的下午，他們才把我的鐐銬開掉了。我感到雖然還關在這間斗室里，可是已經是太好了。我想按一下胸，但一動就痛得要命。

他們之逮捕我，完全是違法的，因為第一，我是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政上未撤職；第二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三十六小時內一直未提審我，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第三，我一個純潔的青年，即（既）不犯罪也不破壞，為什麼逮捕我？為什麼私自對我施用刑具？請問杭州市公安局憑什麼在憲法和逮捕條例公布之後還這樣胡作非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任何時候都生效，難道肅反了，憲法就成了廢物嗎？

我再揭露一下那時的牢獄生活。本來聽說牢獄裡是吃大米飯的。在未絕食的那時，到有過兩天像稀飯似的大米飯，後來就吃藕飯，一碗飯里絕大部分是大塊的生硬的藕，很少看到大米。以後連大米都看不到了。乾脆每餐都吃苞米青菜糊，有時稀得像清湯，一下子可以喝四大缸×，不久就肚子餓了。後來改成紅薯×燒苞米糊，有時把地瓜紅蘿蔔當午飯吃。本來說是每星期吃一次肉，後來將近兩個月沒有嘗過一點肉味。有時苞米糊里沒有菜，就分半小碗菜給你。油水少得可憐，只在碗邊沾着一些。為了得些油水，不得不把它舔光。我身體本來不好，這樣一來，身體會跨了。抵抗力越來越壞，臉上生起膿瘡，背上被打出來的傷痕也久久不愈。現在我身上的傷痕猶在。每次洗澡時看到它，不免要××一下。

監房裡蚊子多得要命。早上，那些用血把肚子漲得血紅的蚊子停滿了牆壁，只消用手去拍好了，弄得牆上血跡斑斑，以致引起看守員的禁止。臭蟲大得驚人，因為太熱，也爬在牆上，搖搖擺擺地真嚇人。我還得忍受昆蟲的折磨，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帶鐐銬那幾天，因環子緊，手腕破了，爛了，腳上也這樣。

國民黨政府的監牢允許犯人看書，有些目不識丁的犯人進去了，只要肯學，二、三年以後，就會學會很多東西。可是杭州市監獄卻有一套特定的規則，犯人整天得筆直地坐着，不准靠牆，不准打瞌睡，一直到晚上九點鐘睡覺為止。據說是可以叫犯人考慮坦白的問題，至於看書，連做夢都別想。

這種監牢制度，在現在文明的社會裡，可說是絕無僅有，真殘酷極了！我呢享受×些“優待”（×××）可以在屁股底下×一塊×子，可以靠着牆，但看守員一不高興，就享受不到了。後來經過數次要求，總算給了一本政治經濟學和加里寧的“論共產主義教育”——像我××的“犯人”坐在監牢裡讀“論共產主義教育”真是絕大的諷刺。

這些都是實情，只會漏掉一些，不會一分虛假，可以調查。

我寫了多少次報告，要求出獄，要求談話，可是連一點信息都得不到。一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副處長周恆葆、協理員孫友棟才以領導者的名義，提我出監談話。我被×××……但他們只說我我思想方法不對頭，要我繼續反省
，認識錯誤。

每天我在牆上劃一道，每五天就湊成一個“正”。每天我都在盼望出獄，可是每天都叫我失望，秋天了，透過鐵窗，可以看見白雲在飛。我××說出那時的心情，那時的滋味，我只是憂鬱地望着那一小片青天和飛翔的白雲，我想起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決定要自殺，我在深夜撕下被單上吊，後來我想到我的一個姓聶的朋友，我就改變了主張。他是一個老幹部，共產黨員，十幾歲的時候就參加革命了，曾在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工作過，後來調江平分局任南×派出所所長。我和他接觸了幾年，知道他是個熱情的，公正的人。可視不知道為什麼，領導幹部以審查他的名義，在一九五四年把他關在牢獄裡。他不服氣，整天吵着要自由，那批傢伙就給他戴上鐐銬。他受了刺激以後，神經錯亂，終於上吊自殺。等到發×送到醫院裡，幾個局長、副局長嚇得輪流到醫院去探望，還告訴醫院，只要救活他，花多少錢都可以。結果人還是死了。這些人就在黨內下了個含糊的通報，說他畏罪自殺，草草了事。（我不知道詳細情況，但我順便為我的朋友控訴，要求重新審查這個案件，追究責任！）。我之不再自殺，就是這個原因，否則獲得一個畏罪自殺的名義，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寧。

不自殺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民主、自由的堅定信念。民主、自由是真理，今天它雖然被這批傢伙沾污了，終有一天，會重放光芒。我一定要活下去，要做一個民主、自由的勇猛戰士。這批傢伙們現在這樣胡作非為，但終有一天會首到正義的裁判。就這樣，我耐心地等待着，忍受那些獄卒的吆喝，忍受這慘無人道的折磨。

等到12月初仍無動靜，心焦的像火燒一樣，隨又逐漸產生一種仇恨，我決定等我自由了，我一定要報復。

十二月廿九日
，由副處長周恆葆帶我出獄。他既不通過任何法律手續，也不向我解釋這坐牢、鐐銬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回到公安局一處之後，繼續被軟禁，通信要經過他們檢查，同意。上街洗澡、買東西都要請假和被人監視着。四個多月的牢獄把我折磨的不像人，由於整天不見太陽（因為那裡不放風），營養極其缺乏，人瘦得成皮包骨頭，面色蒼白得怕人，頭髮亂蓬蓬地像一頂帽子。因抵抗力弱，面上生着膿瘡，人家都不認識我了，我自己照了照鏡子，幾乎暈過去！至今我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媽媽和妹妹。誰都有親人，請想想，看到自己的親人被折磨成這樣，會感到一種怎樣的滋味？

他們補發了四個月的薪金給我。真有意思，坐牢可以拿薪金。

過去我工作“太”積極了，只知拼命。有一次出差到鄉下，為了趕火車回杭，不幸從山上摔下來，把膝關節里一塊軟骨摔壞了，坐了四個多月牢，整天不動，病情轉惡，只好住院開刀。這批傢伙又通知醫院禁止我外出，不准我自由通信，不准別人探望。那時，我非常悲觀。過去我胸懷大志，決心為人民多作些事情，可是想不到落到這樣的地步，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媽媽，順便提了一句；“壯志未酬身先卒”，這批傢伙就把我這封信扣下不發。我不禁又想，我們還要憲法做什麼？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嗎？這樣的遭遇，加上病痛，我對共產黨和這個現實的社會產生一股強烈的仇恨，對一切都反感。

二月份出醫院之後，因不便行走，只好修養。這是，我有機會再次接觸到一些古詩詞。仔細地讀過這些詩詞之後，我胸襟也廣闊起來了，眼光也遠了，不幸感、仇恨、被壓下了不少。頭腦也冷靜起來了。我想社會主義還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裡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我出身於被剝削階級，吃過苦，深惡舊社會的醜惡、殘忍。是否還有更好的制度來代替它呢？沒有，至少是現在還找不到。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感消失了。那麼共產黨領導好不好呢？我自己解決了這個問題，好。短短幾年，國家在建設上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這是史無前例的。還有土地改革……。我想，如果叫我來領導這個國家，我想一定不會搞出這樣的打成績來吧！

但是我反對共產黨許多不民主的專橫做作法，把人們的生活限制在鐵桶里，使得個性被壓抑……。以至使得許多壞分子得逞。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我恢復團籍以後，調到一個派出所做內勤。這對我又是一個打擊。公安局一處即（既）不向我道歉，又不向我說明情況就這樣把我送走了，真叫人不甘心。五月上旬，因為我實在沒有問題，他們就給我下了結論。有些東西否定了，例如“小集團”之類；可是還搞上些“文藝思想反動”“一江山島解放時……”之類的一張胡說八道的東西。我不同意，就和那個姓馬的幹事爭了起來。那人威脅我：“你態度這樣不好，我把你這些也寫在結論上。”這傢伙盛氣凌人，蠻不講理，真把我氣壞了。

這件事情之後，我到處受歧視，連最好的朋友也遠遠避開我。因為這批傢伙在做錯了事情之後也不公開道歉，連一點兒安慰也不肯給我，就像把我當成一條狗——打一頓嘛，有什麼關係？我忍受不下去了。我想中央也許不知道這些事，我要告發他們，讓法律來制裁這批傢伙，為了不受任何阻攔，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不告而別，離杭赴京。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到北京後，立刻上國務院控告。國務院接待室的人推三換（阻）四的說：“你是公安部門的人，還是到公安部門去。”他們打電話和公安部聯繫。我沒有辦法，只好到公安部去，由公安部政治部組織處劉建忠同志接待。他要我先寫材料。我複寫了三分。我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待處去，遞上了我的控告書，要求公開處理。我感到他是全國最高的權力機構，一定不能容忍破壞憲法的行為。誰知那位接待的同志到樓上去和他的領導商量一會之後，下來告訴我：“還是保密的好，說出去了影響不好。你是青年團員，國家工作人員，應該考慮到這點。”這樣重大的事情，連人代會都不支持，我還有什麼辦法？只好回到公安部。公安部和人代會電話聯繫後，決定叫我回杭。他們說通知浙江省委、公安廳聯合調查處理。我對浙江省的幾個省級機關一點都不相信，因為楊副部長明明說不準鬥爭，可是竟出了這樣嚴重的違法行為（還有人被逼得自殺）。身為省委負責幹部，說了不算數，還有誰相信他呢？因欲訴無門，我只得回杭。

回杭後，因副局長易成柱已經接到公安部電話了，就向我道歉，他說，本來就不應該鬥爭我，弄錯了；但我也是有缺點的。真豈有此理，連道歉都不誠心，難道有缺點的人應該被打、坐牢、戴鐐銬嗎？他告訴我那幾個打我的人已經查明了，但不能都叫他他（們）再坐四個月牢。我說留在公安局精神上吃不消，要求調出做小學教員，再不是可以做雜工。他說可以讓我休息一星期再說。我說一星期不能解決問題，他說可以讓我休息兩星期（當時還有幹部科的一個科長在場），我不是個心胸挺狹隘的人，既然向我道歉，我也就心平了些。我告訴他，我時常夢見自己還在監獄裡，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哼，這是對你的教訓。”從這兒可見這位“三害“分子的道歉是勉強的，假的，說不定將來有機會他還得“整”我。最後他們批准了四十塊錢補助我，安安我的心。

到了分局，局長的態度還比較誠懇，但非常不妥當。他說：“不要顧慮，我以後幫助你入黨。有位同志三反中犯錯誤，現在我幫助把他提拔成股長了……”似乎入黨、地位，就能把這件事壓下去。

他們又重寫結論，雖比起第一次結論好多了，但仍有不少胡說八道的東西，我要求寫第三次。

因調動工作不能達到要求，我就堅持考大學。結果考進了北大西語系。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也就此湮滅了。

我到了北大，立刻把這件情況寫成書面要求黨委處理。但黨委一直不聞不問，不知結果如何。

我覺得在這種不講理的世界裡，還是沉默一生好，在沉默中尋求樂趣，再在沉默中死去。再說“三反”以前（我十八歲以前）由於我的無知和過左的行為，也多少在工作中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我的坐牢，就算是一種因果關係吧。所以我徹底改變自己的人生觀，決定除了讀書，求些學問之外，什麼都不愛。其實我安靜不了，老是在夢中回到牢獄；我在機關里工作了七年，在外地出差時也接觸了不少東西。我知道這些黑暗現象絕不是個別的，讓這些東西糟蹋我們的青春，實在令人氣憤。可是我又沒法申訴（因為連人代會都不支持我），又沒法揭露，唯一的辦法就是沉默，抱着看穿一切的人生觀去生活。

當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來之後，特別是讀了“是時候了”這首詩，我激動極了，它重新在我心裡燃起了希望。我決定把這件事揭露出來，決定大膽地批評共產黨和提出一些建議。當然我也考慮到後果，如果反“三害”反得不徹底。我倒有可能去嘗嘗北京模範監獄的味道，可是為了民主、自由，為了真理，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願意犧牲！

五月廿五日下午

，我在北大辦公樓大禮堂一千多人的集會上，揭露了以上情況，略微談了一部分我對現實的看法和批評。

本來我以為人的良心都滅絕了，但從聽眾的淚水裡，我看到了善良和同情。屢次熱烈的掌聲，給了我巨大的希望，對於人我又重新生起熱愛之情。

有些教條主義的“衛道者”說，像我這樣的事情與“三害”無關，這是胡說！就是因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使得那些傢伙膽敢胡作非為。

有人說這是個別現象，不，絕不！從西語系英三周鐸同學的慘不忍聞的控訴里，從那天集會後，來找我的不少同學的傾訴里，證明這絕不是個別現象。我見聞了很多事情，可以說出不少的例子來，就拿我最近知道的北大的事情來說吧，肅反時很多無辜的人被鬥爭，被關押，學校變成了“牢房”，而事後學校黨委又不很好交待。在北京——這全國的心臟出了這樣的事情，真令人難以想象！請問人權和在？

烏雲不止一片，而是很多。解放初，人民對共產黨那股熱愛，不知降低了多少。革命之所以成功，絕不是單純依靠黨的領導，主要是依靠了人民的力量。在艱苦鬥爭的日子裡，黨處處依靠群眾，遇事和群眾商量，得到了群眾的愛護和信任。我們知道，在白色的恐怖下，多少群眾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幫助黨的地下工作者，多少人為了革命在戰場上犧牲了生命。革命成功了，有些人開始變質了，他們離棄了在艱苦環境中共同生活的妻子，另覓新歡，整天計較威望、名譽、地位、待遇，在生活水平低下的群眾面前顯得派頭十足，十分奢侈。他們不學無術，什麼都不懂，卻占着領導地位，整天發號施令，盛氣凌人，用他們的主觀來代替法律，代替一切，決定別人的命運，弄得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的氣息……我不禁為瞿秋白、方志敏放聲痛哭！

可是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但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革命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不計較個人利益，把個人利益放在群眾利益之下。他應該在群眾有小汽車坐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衣裳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為什麼這些人看了生活艱苦的農民，在城市裡住茅房破屋的居民、機關企業中薪金低微而家庭負擔沉重的普通職員，而無動於衷？

我可以說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來，這又何必呢？只要多看看報紙，多聽聽別人的談話、牢騷，多看看現實就行了，不要整天把自己蹩（憋）在井底下。

當然，那些變質的人究竟和國民黨時代的軍閥、貪官、污吏有所不同，他如果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別人指出你的缺點之後，就應該冷靜思考，改正過錯。如果你感到沒有能力做領導工作，就自動下來，回到群眾中來，可以去做工、種田，做不動了人民可以養你的老，千萬別再坐在那裡發號施令，貽誤國家。老實說，靠勞動吃飯。靠派頭吃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可恥的。

黨在現在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問題來，可以說是很英明的，及時的。但在報紙上鳴的儘是些高級知識分子、資本家。這就說明黨還不能大膽放手。真正的矛盾還是存在於廣大的群眾中，只有全面的揭露，才能把問題擺出來，應該全面的鳴起來，沒有什麼可顧慮的，因為廣大人民還是熱愛社會主義的，大家都不願回到黑暗的過去。

我熱愛我的祖國，我愛社會主義，我相信共產黨，我希望我的祖國成為一個民主、富強、獨立的國家，所以我打破沉默，放聲鳴了出來。

希望黨在整風中整的徹底，把發霉的東西全扔到陽光下面來。我相信整風如整得徹底，全國人民定會空前大團結，將會出現一種民主的、開朗的、沸騰的生活。

北大民主運動紀事

“廣場”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燕園處在往日的寧靜里，人們按時從宿舍走向飯廳，從飯廳走向課堂……一切都和往常一樣。

然而在這個平凡的日子裡，北京大學的校史掀開了光輝的一頁。

中午，一張紅色的大字報出現在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質問團委會出席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接着出現了“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闢“民主牆”。要求黨團領導支持，以幫助黨整風。這兩張普通的大字報，揭開了北大民主運動的序幕。

當晚在全校團員大會上，有人問起民主牆問題，黨委崔副書記答覆說：大字報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不提倡也不反對。這引起同學們很大的不滿。

次日清晨，大飯廳附近牆壁上，已經被五顏六色的紙張布滿。許多大字報對學校及黨的工作提出尖銳的批評或建議，並對昨晚崔副書記無可奈何的態度提出抗議。

同學們激動起來了，大家蜂湧着、奔走着、爭先圍看。其中張元勛、沈澤宜二同學寫的“是時候了”一詩，特別引人注意。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

一齊寫到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

見一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的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這首激情的，充滿了戰鬥氣息的詩，鼓舞了人們的情緒，也激起了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說：“五四”的火炬是對敵人的，對人民內部矛盾就不應該再舉起，並指責作者的情調簡直像白毛女申冤。然而絕大多數同學都對詩作了積極正確的理解，認為詩人唱出了年青人心底的聲音，劉奇弟同學並和詠一首“白毛女申冤”，用北大確切的事實說明了“我的冤屈像白毛女”。關於詩的爭論是運動前兩天的中心之一。

當天下午出現了一張署名“一個強壯而懷有惡意的小伙子——譚天榮”所寫的“一株毒草”。作者在這裡吹響了反對教條主義的號角，提出了許多令人驚異的觀點。他並建議北大學生自己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作者缺乏透澈的說理和謙遜的態度，引起了許多同學的不滿和攻擊。“一株毒草”的爭論又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大字報像雨後春筍一樣增多着，宿舍、飯廳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據“新聞公報”統計，截至20號下午5時20分止，已有大字報162張。

看！年青人暢所欲言了！他們無所顧忌、無所畏懼說出了心中想說的一切。

看！另一些人嚇壞了。他們一見到尖銳的批評和新的見解就驚慌失措，看成是“誣衊社會主義”的言論。他們到處貼標語，喊口號，不考慮別人提出的事實，只從習慣的教條出發，把尖銳的批評說成是“否定一切”，把新的見解說成是“反馬列主義”。但是，運動的步伐並沒有因為這股逆流而停止，它一直浩蕩地前進着！

晚飯後，新的辯論會形式出現了，大家把飯桌當了講台，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就彌補了大字報不能充分說理的缺陷。

晚上，江書記代表黨委宣布支持大字報。

21號，劉奇弟貼出了“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政府釋放他”的大字報，轟動了全校。跟着許多討論胡風問題的文章出現了。不少人都抱着懷疑的態度。認為根據三批材料不足以說明胡風是反革命分子，要求最高法院公開審判。也有些人斷定胡風是反革命分子。雙方展開了爭論。

22日，大字報大量增加，由飯廳附近擴展到宿舍和教室區了。到處是辯論會、演講台。人們沸騰起來了，許多同學要求停課參加民主運動。

當晚，在廿七齋前的一個數百人的辯論會上發生了令人遺憾的事情，一群有組織的“群眾”圍攻兩個昨晚辯論會上說錯了話的同學，出現了“肅反鬥爭會的氣氛”，質問這兩個同學有何意圖，施加壓力。然而同學們沒有讓這種不良現象繼續下去，經過幾小時的辯論之後，情況好轉了。第二天黨委會在廣播台廣播了一封致黨員的公開信，要求黨員不要壓制群眾說話。

23號，法律系三年級同學邀請劉奇弟等三人開辯論會，學生會特地搭了一座辯論台，並安上了麥克風。這是個大型辯論會，參加的人很多。在辯論開始不久，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林希翎（程海果）同學上台發言。她談到胡風問題，認為信（胡風和朋友之間的通信——“重印”編者）中寫我們文藝界領導者的話，不過是一種漫罵而已，不足以作為罪證斷言是反革命。她還順便談到了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問題，她表示同意鐵托同志的一些看法，認為“個人崇拜”是由於某些具體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她聲明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後她談到青年人應該怎樣生活，說過去生活是機械公式的，見面之後總不外“天氣好”之類的應酬話。她認為我們青年應該爭取過真正社會主義的人的生活，就是說，人的特長充分發展，個性真正解放，人與人之間真正平等友愛的生活。她的某些觀點是不夠全面的，當即遭到某些人惡意的攻擊。會場秩序大亂（詳見“林希翎講演經過”一文）這些觀點在第二次來北大參加辯論時，得到了補充和說明。

上面所談的只是一些特別引人注意的大事，而琳琅滿目的大字報所反映的問題是更加豐富多彩的。

關於教學方面，許多人提出要求改革學制，開放圖書館全部禁書，改變考試制度，取消政治課必修制（這一點引起強烈爭論），反對盲目學習蘇聯，特別反對盲目崇拜蘇聯的教條主義（例如在蘇聯歷史中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關於選派留學生制度，大家堅決反對宗派主義的作法，要求公開考試，並提出出國工讀希望政府支持，對於學校教學中具體問題，提得很多，這裡不詳細敘述了。

談談同學的“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一文，引起人們極大的注意。有人認為他的一些提法是不夠恰當的。但反映出的現象是令人深思的。哲四的同學提出了反對意見。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筆戰。大家都承認這些現象是存在的，只是理解上有差異。

有些同學還要求學校向本人公開人事材料，防止錯誤材料造成不良後果。要求學校黨委公開交待過去肅反運動中錯鬥了的問題。公布某些同學自殺的實際情況和真正原因。

有人對黨、團、學生會的工作提出批評很多。首先同學們一致質問黨委會，為什麼對這次運動不管不問不積極領導。對青年團和學生會工作不民主，提出了大膽的批評。有人認為在這次運動中學生會主持辯論會的人有意識壓制同學鳴放，偏袒衛道者，有人指出學生會不代表學生利益，只是黨團的傳聲筒。

同學們對整個國家和黨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表現了關心政治生活的熱情。有人對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論”不同的看法，有人論證中國同樣有個人崇拜存在。對如何根除“三害”問題，討論特別熱烈。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認為除“三害”是只針對某些領導者個人缺點提出批評，不應討論全黨和國家大事；另一種認為“三害”產生的根源不僅是某些個人思想品質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國政治制度某些環節的不合理有關。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後一種見解理由較充足有說服力，掌握了群眾，成為運動的主流。

運動已經開展幾天了，北京各報記者天天來北大，而遲遲不敢報導，使同學們極為不滿，紛紛提出質問，有人直接到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談北大情況並要求支持同學們的正義行動。

26日（星期日）在清華大學召開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北大許多同學去清華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在這運動中產生的“黑格爾—恩格斯學派”派人到北京各大學進行宣傳活動。

26日下午，西語系舉行了“三害”控訴會，發言者揭發的令人痛心的事實，引起了同學們的極大憤慨。晚上電影晚會後，江書記向同學們說：控訴會是對敵人的，不能對黨，要求不再舉行。第二天許多大字報紛紛向江書記提出質問，認為對待嚴重的犯罪分子可以進行控訴。

29日在“黑格爾——恩格斯學派”倡議下成立了“百花學社”。31日發表了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準備創辦一學術性刊物，發表同學們的論文，這是這次民主運動中新生的鮮花。

令人興奮的是在運動中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大膽的干預生活，表現了青年人的奔放的熱情以及他們的痛苦和希望。形式多種多樣，詩詞歌賦樣樣俱全。

此外在運動中出現了八種油印小報，並在“自由論壇”和“百花壇”的基礎上，一個面向全國的綜合性的同人刊物正在籌辦中。

北京各高等學校也行動起來了。北大同學正在積極支援他們。×日天津南開大學同學來信說，他們的民主運動受到壓抑，學校的廣播台公然說北大處於“無政府狀態”，“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北大同學為使南開同學明白事實真像，於6月2日組成的訪問團到南開去了。

目前，考試在即，同學們忙於準備功課，運動的高潮逐漸過去了，而一些討論重大問題的論文，以小字報形式仍陸續出現。有些同學正在積極工作，可把運動推廣到全國去。

從“五·一九”到現在，僅僅十幾天，北大學生生活起了重大變化，過去壓抑着青年的一切戒律、禁忌、偶像，教條都被打得粉碎，籠罩在青年生活中的沉滯、呆板、相互不信任、冷漠、唯唯諾諾的風氣改變了，一種新的充溢着生命力的生活正在建立，年輕人已經敢於無所顧忌地大放大鳴，暢所欲言了。敢於大膽地唱，大膽地愛，敢於行動，敢於創造。

十幾天的生活表明了：在過去缺乏民主空氣的情況下，“三害”多麼深重地壓抑了青年的進取心，束縛了青年的創造力，窒息了人們的思想，破壞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

十幾天的實際生活表明了，青年人對於“三害”是多麼痛恨，對於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麼迫切！中央關於“百家爭鳴”的方針正是在他們積極爭取下，才衝破了一切保守勢力，得以充分貫徹。

十幾天的實際生活也表明了，群眾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積極爭取，

“恩賜”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十幾天的實際生活還表明了：一旦群眾掌握了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有力武器，一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都將被群眾民主的洪流沖洗干盡。

這次民主運動，主要的是一次群眾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是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

“五·一九”的重大意義，將為歷史所證明。

詩一首

李燕生

五七年五月十九日

，民主之日驟至燕園，拙作一首以抒昨日之情

昔人已乘民主去，<注一> 此地空餘民主樓。

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見童顏盡白頭。<注二>

得意洋洋官易做，平庸碌碌學難求。

唯唯諾諾到處是，未名湖畔使人愁。

注一: 昔人指×

民主×之烈士，非反動××。

論牧羊者的邏輯

談談*

“五四”晚會，我也到東操場去漫步了一番。只見，營火雄雄（熊熊）！一支美麗的紅色火炬懸掛在主席台的正中，但令我驚異的是，看熱鬧的人比真正參加會的人要多，壁上觀看唱“團結就是力量”的人比唱的人要多，而更多的還是那些早已割據地盤，心不在“五四”而在“教育的詩篇”的晚會積極份子。

難到（道）在具有光榮傳統的北大，青年的熱情就是這樣“高？”嗎？我心中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有心的讀者可想一想，為什麼現在的情緒是這種“高法”，而當時是那種“高法”？）

但是敬愛的領導者和他們的歌頌者們，是欣賞這種馴服的群眾的，他們之中的一個會在鼓掌聲中爬上台去大講一通什麼五四的傳統呀！繼承呀！火炬呀！之類。

是的！他們也歌頌“五四”，上面繪出的就是他們萬分滿意的一幅“五四的牧歌”，多麼馴服的羊群呀！

親愛的讀者們，你們大都作過“不關心政治”的檢討或挨過這種批評吧！大家想想看，怎麼搞的？難到（道）這許多大字報的作者，這許多犧牲了學習和休息時間，甚至端了飯碗來看大字報的讀者，是不關心政治，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是只會鑽教科書的書蟲嗎？

稀奇的事無獨有偶。除了我們這些“不關心……的人”突然變成了“關心”的人之外，那一批大大小小，成天督促大家批評檢討的牧羊人卻也同時突變了、沉默了、大多數都變成了消極分子，變成了“不關心……的人了”。倒底是誰為了真理而關心，又是誰為了別的什麼而關心，真理只有一個，大家回答吧！

有人說：“青年是年青的，年青的就是幼稚的，幼稚的就是應當受教育的，作為被教育者就應當無知的。”於是好了。既然是無知的，就應當是規規矩矩的，每個星期你就應該死背六小時的政治筆記。既然是無知的！就應當是理解力和記憶力也是不夠發達的，所以為了關心你，我們每年把政治課的教材換湯不換藥的灌輸給你，以鍛煉你的記憶力。

既然是無知的！那就不應該有思考力，也不會有辨別是非的能力的。

所以羊兒們呀！我愛護你們，遵照養羊的慣例，我已為你們每個小班都挑好了一批頂乖、頂聽話的三好優秀羊。跟着他們走吧！要是跟不上，那你就一定是迷了路了，因為你自己根本就不應該能認識路的。

羔羊迷了路，我該多傷心呀！

由於篇幅，我就不把這個我們學校青年工作方針的“牧羊者的邏輯——既然是無知，就應當……所以就……”再多說下去。但是親愛的讀者們，你們既然已經掌握了他們的思想方法，那自己也就會去分析許多問題產生的根源了。譬如，大家都有過開一種只有主席和小牧羊者發言，會場絕大多數沉默，無聊，磨時間的“災”會的經驗吧！大家不要怨主席，他也是人，也不願意經常處在這個令人精神愉快的窘迫位置的。在這個時候，大家應該深刻體會大牧羊者對你們的關心，體貼入微的親熱了！

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呀！羊兒們說了話呀！牧羊人大吃驚呀！

牧羊者吃驚了！是的，當第三次“五四”的火炬燃燒得更明亮的時候，你還會更吃驚的！好心的牧羊人呀！我同情憐憫你的倒霉遭遇！

大家說我沒有名字，我就取一個，就叫“談談”好嗎？

*註：沈迪克的筆名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

陳愛文

這次運動中，有人好談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有人忌談社會主義制度問題，交鋒之下，前者宣布自己應不反對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只是要改進某些“具體的制度”，後者也聲明並不反對某些“具體制度”的改變，雙方突然失去了爭執的憑藉——然則又何其洶洶滔滔乎！

斥絕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不是寫在紙上的條文，它要有書麵條文的根據（憲法根據），更要有社會風氣、社會力量的支持，它是活在廣大人民生活中間的有生命的東西。因此，一種制度的形成必然經過如下的歷程，爭取——憲法——再爭取（爭取立法的實現）。中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走着這樣的歷程：1919年革命開始，到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是第一步；解放後一系列的法制，特別是1954年社會主義根本大法的訂立是第二部（步），緊跟着第二步而來的第三步，正近在眉尖。1954年訂立憲法的時候，許多人忙於唱讚美詩，很少有人嚴肅地考慮，如何實施的問題，所以有1955年肅反中許多地方破壞法制現象的出現；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通信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可是有的人卻由於說了幾句不同於習慣教條的話正被指為“反動言論”；有的地方公然檢查信件，必然把正當的友誼聚會誣指為“小集團”甚至“反黨集團”；有的地方甚至非法拘禁，變相審訊，如北大24齋就一度被代用作牢房，這些明知是非法的，但是在當時卻到處訴說。這說明了，僅有書面的條文，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保障，就不能說這社會已經有了某種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須有群眾的爭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今天的領導者和群眾的關係迥異於過去統治者和人民大眾的關係，但是矛盾仍然是存在的。有了中央的鳴放政策，還必須加上群眾的爭取，才能夠衝破保守力量的阻撓和束縛，才能保證貫徹中央的意圖，民主制度和社會制度是部分和全體的關係，民主制度還沒有完備，恐作風問題是錯誤的，（原文如此

）但是把它看作社會主義制度所導致的，也是錯誤的；三害得以泛濫，是由於社會制度還沒有建立完善。我們目前的任務是：

爭取憲法的徹底實現，切實保障民主自由人權，使社會主義制度臻至完善。

如果有人問你們標榜的是哪一種民主，我們答：是從“五·一九”開始的，在民主廣場上自由講壇上出現的，正在繼續形成和發展的這樣一種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我們要把它鞏固下來，並逐步地推廣到全國範圍中去，這就是我們的要求，我們的目的。

侈談改革社會制度者可以休矣，假如你們要改變的也不過是人事檔案制度，留學生制度等，請注意這些並不是社會制度。假如，這並不是社會制度，假如你們要爭取的也不過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請注意，這正是我們要建立而沒有建立好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擁護毛主席的指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錯誤的。

但是我們反對人“挾天子以令諸候”，他們把一些離開傳統習慣的見解都指斥為“離開社會主義”。肯定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是，經濟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否定這個原則的，就不能妄指為“離開社會主義”。

我們同意陸定一的話，要在風浪中站穩立場，而我們所理解的立場，並不是現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凝固的狹隘的不顧事實的成見，只有沒落階級的立場才是偏見成見，先進階級立場水遠是代表歷史前進發展的要求的。

收起那些“聳聽”的“危言”！擺脫那些“規戒”和“禁忌”！拿出主人的態度來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部分：油印版《廣場》缺失內容

廣場發刊詞

張元勛

偉大的整風運動以其不可估量的壯闊的波瀾，激動了全中國全世界，在此就學。（原文如此）“五·一九”以來已經過了這個偉大運動的第一個浪頭！第二個、第三個……難以預計的高潮必然會相繼而來！

這個運動已遠遠超出了黨內整風運動的範圍，而且有了偉大的社會思想意識大變革的巨大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裡——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進行勇敢地再認識。

大放大鳴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將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春秋諸子百家爭鳴，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以少年事業為風骨的、建設文學的再生，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盛（唐）般的詩的創造，會到來社會主義時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偉大的馬列主義的不朽理論會得到更進一步更全面正確的運用、闡明與發揮！黨會因此而更強大更有生命力！人也會因此而返老還童，而具有十分鮮明可愛的社會主義的個性！

一切都進了一步，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栽種下茂密的花木！

一切都只有一個結論：好得很！

北京大學是五四的故鄉，北大兒女是五四的後裔，我們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

我們的刊物——“廣場”便為此而誕生，“廣場”的含義在於：北大民主廣場是五四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們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

我們的“廣場”是真正的“廣”的“場”，是一切不脫離社會主義的言論的講壇。只要為了“真善美”，不論什麼基調的歌都可以到廣場上來對年青人放開嗓子唱！我們的“廣場”為爭鳴而開，我們的“廣場”是百花齊放的地方！我們的“廣場”矛頭指向陽光下的黑暗！我們的“廣場”又是火葬場！

先輩們的廣場已經荒蕪了，我們艱難地把它打掃乾淨，我們願愛講話愛唱歌的人們一起來打掃它。整理它，使它開出一萬朵美麗的花！

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裡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

王國鄉

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如今的民主是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裡面，還攪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我們盛讚共產黨毛主席，因為它（他）能“順其時”。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焰也會在這裡燃起，反革命乘機混水摸魚，我們社會主義事業將受多大損失！

有頭腦的人，也不要那樣想，以為整掉某個共產黨員的三個主義，就會萬事如意，不，不會的，如果缺點只是個別人造成的，為什麼全國普遍各地都如此。關鍵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缺陷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義務只是“服從領導”體會領導意圖，那麼“三個主義”在運動中被整掉，還會再起。

也許一位“無頭腦的人”來一個條件反射，大呼曰，“怎麼！你說社會主義不民主，就是要資產階級民主”。你否認集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反社會主義本身……”。

天哪！別激動，你的思維失掉了聯繫，要知道，“要民主”不等於“說社會主義沒有民主”，不等於“要資產階級民主”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不等於“否認集中”不等於“反社會主義”。我說我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因為它沒有使人民免於貧困的自由，我要集中，也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存在的根據。但是我要說：如果只集中，沒民主（我國只是民主不夠）就會變成秦始皇或法西斯；專政是對敵人，如果對人民，人民就會打倒你。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最優越的，因為它剷除了剝削——（我宣誓：我要用我的生命我的血保衛它）。但是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領導方法和精神生活，都遠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且它反轉過來破壞經濟制度優越性的發揮。

有頭腦的人，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沒有權利什麼事也辦不好，社會主義也會瓦解或出現“斯大林”。

我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份。如果只是方法，那麼建成社會主義後，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民法、刑法——等必要法律。人民的民主只是領導者的意志、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大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我們要作國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

【作者簡介】

王國鄉，男，1935年出生於河南省唐河縣城關鎮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

1951年河南省唐河縣人民政府工作

195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讀書

1957年因參加北大民主運動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

1974年因寫《經濟優選原理》被捕入獄

1979年改正後在新華社河南分社任記者

1982年入鄭州大學經濟系任教，主講西方經濟學與國際金融

1987年入中國金融學院任國際金融系主任併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導師，91年晉升為正教授，9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稱號

1998年退休

自由主義者宣言

嚴仲強

一個怪影在北大遊蕩着。不少人講必須除三害，又說什麼幫助黨整風，似乎在共產黨中國三害還是相當普遍的。總的看中共有教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很多。但從國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則是先教條的襲用蘇聯經驗，犯了重大錯誤，然後再動思想結合中國實際情況以達到“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共產黨中國三害產生的外部因素也。（該句號似乎多餘）將內部的因素突出起來，考慮一蘇聯三害根源是比較本質的。為了正確的從理論上分析問題（似乎少了個逗號

）“存在決定意識”這個論點的正確性就是值得懷疑的，因為認識本身也是存在。將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和思想意識作為二元的相互作用的體系來觀查問題是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所以不能簡單的由蘇聯生產資料公有製得出人民生活中所應當有的一系列美麗的結論，社會主義內部重大錯誤的可能性由此可得出初步說明。

斯大林專政時代實際上是奴隸加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識的復舊“人權的喪失，對思想上“異端”“鎮壓”……”所以一些嚴重的錯誤有他的必然性，但要實現這種必然性應有一定的條件，我想舉出下面幾點,

理論上的錯誤，（1）過低估計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將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過多的歸於黨的領導，歸於個別領導人物的作用。在決定政策路線時實際上是少數人的專斷，因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斯大林的錯誤長期被掩飾是個最好的證明，因為實際上無法參與國家的領導。這樣就是名譽（義）上是全民的工廠，土改（地

實際工作上的錯誤；最突出的是長期培養個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實際上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塊絆腳石。但是過去長期有那樣高的威信。難道蘇聯在過去沒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嗎？上帝對宗教須是具有最大號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個木偶也好，但歷史會使這種做法遺臭萬年的！

蘇聯犯的錯誤可以找到他的縮影，我不能對中國的情況做更多的分析了，因為現在被揭發出來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銳化，人民內部矛盾要轉化為敵我矛盾的先生們只不過是閉着眼睛沒有看到矛盾早就存在罷了。將中國現在的情況和十月起義前匈牙利情況相比較，除了會諷刺一下中共的領導外，我看不會說明更多問題了吧！“鳴”，“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談本質問題，將制度的缺陷和工作的錯誤歸於個別人的工作方法和認識。以在不脾附（原文如此）總的威信的條件下來緩和過去所積累下的矛盾，（蘇聯由於過去錯誤嚴重，現在不敢“鳴”“放”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廣泛展開自由爭論，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從氓（盲

全國範圍內的保守勢力正在組織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識的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團結起來。最後倒下的將是保守勢力而不是人民！

注1.我所以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因為這篇東西貼出來前未經過黨的批准。這種脫離黨的領導的行為難道不是自由主義嗎！

2.我所指的中國全部是共產黨中國，用這個詞是為了突出黨的領導。

論“階級”的發展

周大覺^*

談談同學提出等級的存在，似階級分野，然他為免和自稱“衛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道者”嘵舌，不提“階級”二字。小區區非神非聖，就十幾年來對革命運動所見所聞及親身領悟發表如下淺見，希大家補充事實，並加理論深究俾使達到改善現況之目的。

一、遠在1945年我聞浙東遊擊隊紀律嚴明，幫助農民抱不平……我出身貧農之家，深惡痛絕階級壓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熱望，尤如大火在心中燃燒，目睹善良正義的兄弟壯烈犧牲，深深同情，此外我也知一些關於社會主義未來的道理，在年幼的心靈里撒下要翻身，要平等民主自由的種子，我自小學到初中天天幻想着“總有一天”我有民主自由的權利“總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歧視鄙視……。然而七年的經歷證明了不是那麼美麗的，新的階級壓迫，正在開始形成，慘狀目不忍視……。

二、談到“階級”的發展，就要回顧一個什麼是“階級”？根據馬列主義，我們知道它是社會上的各種集團，它們間是由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否、在生產中的地位（指支配或被支配）、產品的分配、社會上的地位等所決定的，從土地改革徹底勝利之後，接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等後，舊的階級關係粉碎了，因此從現有理論上看來，我國已基本上消滅了階級，“衛道者”們沒有想想，1957年的今天理論已大大落後於實踐，而你們都卻以此為滿足，高而躁的干叫“社會主義萬歲”“馬列主義萬歲”這和佛教徒求菩薩活一千年的唯心願望有何區別？我們要問社會科學理論是否在發展？如果舊的過時了，也就是說死亡了，那麼怎麼會萬歲呢？如果喊馬列主義精神萬歲，還是對的，因為它主張科學地研究問題，而不是死保住陳腐的觀點去作阻礙社會進一步完善的人。

隨着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自然這與舊的不同，它有獨特的特點，粗略想來有以下幾點：

①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現在的占有已不同於資產階級，他們是比較分散的，現在掌握政權的各黨政軍要人占全國人數比例很少，集體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這點現在一時不易看清楚的，如果看一看分配關係就更鮮明。

②分配，中央一級幹部（或稱萬歲、九千歲、八千歲……）（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許農民比還恰當，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較一般為40～60幾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據我所知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即使中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如此大的純收入，因為資本家他極大部分利潤必須投回生產之中，我們可從講課中知道，中國許多中等資產階級他的總資本不過兩千元左右，因此，縱然形式上不是剝削關係，但實質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許人們要說：“他們是腦力勞動者高級又複雜……”此話下面再談。

③我們要問，如此懸殊難道是符合社會勞動等價交換嗎？我看不是，只不過利用政權——領導者自己對物質享受的感興趣，自己規定的。在整個社會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下，如果不是不等價（指勞動量相同）交換，不可能相差800倍，因為試想象：你周圍很落後的生產力，你一個人能創造如此多財富？毛主席等他們勞動竟如此珍貴？若告知天下農民贊成者我看寥寥。

④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至少換了一個名義和方式罷了！

⑤官官相附（護）（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⑥變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過美名曰“通訊員”，實則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勢欺人屢見不鮮，（可看報）此外對公民的不信任，猶如特務監視甚至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因為最兇殘的國民黨中美合作所，他們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實為依據，縱然枉殺者也有，但試看北大有200餘人斗錯，被捕者兩人，也是早已有交待過反革命罪行的。可見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人權，生命安全時時威脅，一觸犯上層貴族，就可以被冤殺枉斗關上幾個月還以一淡淡的道歉。可見這種也可以和剝削階級的統治，“媲美”，“衛道者”們會說我沒有“立場”，但我試問：人民不要聽娓娓動聽平等自由無剝削……美好無比的社會……然而連生命也無保障，人的尊嚴隨時可被侮辱，這算什麼“美好幸福”的社會呀！如果這樣的“社會主義”萬歲，我寧願拼死，不願再存，簡直是牛馬的生活！！！

⑦歷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總是為了爭取群眾，與人民一起騙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腳踢開群眾，藉故屠殺功臣，（朱元璋所作大家知道的）爭奪地位名利。在我國現在，也是伸手找報紙或打聽一個儒林內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許多政客投機分子，削尖頭皮鑽入政黨，榮華富貴有勢有權，盛氣凌人。

⑧也許這個比方過分，但比譬只能相似不等於相等，請看官辨清，這時還在初中一年級，一位國民黨軍官大叫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國父遺囑”“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像煞有介事，事實如何大家都知道，不贅述，今之自命“衛道者”之貴族說“辯證法、唯物論、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的社會……”事實像顧牧丁副教授只不過過去有些和舊政客來往和胡風也有往來，但馬列主義中說：事物是發展的，既然如此，過去有“問題”（？！）又怎能推出今天有問題（！？）這叫發展嗎？再說毛主席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然江書記說：對顧有“根據”，有檢舉“材料”沒有調查就宣布他為胡風分子，豈不是含血噴人？就思想方法而論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甚至還不如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唯物呢！（可參看毛澤東選集談到我黨應調查研究問題——毛主席所說過）因此使人不禁要問：現在的“真實理論”是什麼？因為馬列主義只是掌權者的招牌而已，實際行動又是另一種理論指導着。正像辛亥革命流產時一樣，現在這樣的現實“萬歲”下去，我認為革命流產了，假如不急劇地扭轉現在歪風的話

三、你們會說現在工農生活不是提高了嗎？對，我看到的，但提高了多少？實際上提高了多少？社會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總是上升的趨勢，這點從歷史上看封建社會一般收入總比資本主義社會好……。我國工農收入幾年來實際上增加不多，僅過吃飽不餓死的程度，倘使有人說以往半年吃糠吃不飽等等，來替現在社會分配、政治等不平等辯護的話，我要問：你也知道我們的眼向奴隸社會的方向看去還是向更合理的社會望去？

資本主義不合理，我反對，但我認為現在也不足美，要改變。真正的勞動人民的代表真正的人民領袖應該是和人民共甘苦，尊重人民的偉大人格；他們是歷史的主人，掛羊頭賣狗肉者必須下台。

四、新的階級矛盾和舊的不同，可以利用群眾的壓力和平的方法解決，必要時也可以通過暴力——到無可救藥時。任何企圖以歌功頌德，個人作用，一部分人的作用捧到天上來迷混群眾視殘的人，在鐵的客觀現實面前粉碎，丑相畢露無遺。毛主席是偉大的，他知人民疾苦，功勞是大的，但我們更要記住，和他一起搞革命的數以萬計的工農知識分子無聲無息地流盡了血，黨是偉大的，作一個黨員是光榮的，但是沒有人民也將一事無成，一切功勞應歸功於人民（當然也包括黨員和領袖），把締造歷史的豐功偉績劃歸一個黨所有是反歷史現實的、唯心的。

五、要徹底改變現在作風建立起足以保障人民自由民主的法制，反對口是心非，反對對群眾的欺騙，宣傳，反對唯心主義的傳播，反對特權階級的存在，制止屠殺，監禁無辜的人民！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人們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現實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聽聽人民群眾的歡悲哭泣，好的發揮壞的堅決產除，如果有一個集團堅決違反社會的發展違反人民願望的話，我想人民一定會群起而攻之，真正的歷史創造者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萬歲！！一切違反歷史發展者的怙惡不悛者應下台！正義萬歲！真理萬歲：民主萬歲：人身自由萬歲！

六、如果有人要駁請針對論點，希勿牛頭不對馬嘴亂放炮更勿歪曲原詞之義，勿斷章取義。

（注）聲明：我不寫姓名，取作“談論”繼“談談”同學之後，有感而作，現在衛道者拿着藤條——教條亂打人，我也得知一切新思想剛出現時，總會有反對者出來，而且也很可能遭到迫害，因為幾年來事實教育我即使經過一定考驗的人也常常口說一套，做另一套。江書記說過，有爭鳴自由，我現在深感可疑，其態度也不很誠懇，對顧牧丁之道歉冷淡淡的說一聲，甚至可以說還嘲笑他歷史上有過問題。好吧，寫到這裡請提意見。

第一部分：油印版《廣場》

回 聲 ——致“人之歌” 孫佑蘭

第二部分：油印版《廣場》缺失內容

回聲

——致“人之歌”

孫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