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往事微痕-53期 |
| |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53期） 2010年7月25日 （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目 录 辛子陵： 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 2 杜 光： 何家栋的尊严. 13 俞梅荪: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上）. 20 赵德强: 教育界反右运动三题. 32 陶渭熊： 再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46 彭令范： 我的姐姐林昭. 53 陈初蓉: 流放归来静思痛. 39 铁 流： 狼和羊的一次谈心. 67 吴兴勇： 关于反右斗争的两封通信. 70 邹景宏： 文峰山寻旧. 81 熊鸿贵：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86 郭振乾: 右派份子们的所失与所得. 90 徐海峪: “人生不朽是精神”. 91 高国发: 观看<<我的母亲王佩英>>纪录片感怀. 96 李荫祥: 也谈《那恐怖的一幕》. 96 友谊回声：重庆陈宗培、昆明杨天胤、云南红河阮鸿之、88岁 卢蒙坚、浙江 宁波陈自治、武汉市江汉区 陈世勋、浙江省龙泉市叶尚贤、杭州市沈先生、浙江兰溪市周盛丙、湖北仙桃市王平、云南省弥渡县读者、浙江杭州薛祥骥、北京张永经、北京市西城区张恒、湖南衡阳唐淼清、浙江省苍南县上官诠。 编 者：关于合刊延期的说明 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 ——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辛子陵 为了抗拒民主潮流，抵制政治改革，前几年是说人民素质低，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不具备，现在换了新招，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优越无比，不仅不需要改革，全世界还得向我们学习。2008年10月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署名群的文章，题为《当今中国政体无疑是世界最优越的模式》，说“中国成立59年，已成为影响世界的政体模式之一。”“西方民主制虽然是政体伟大创举之一，但随着全球综合文明的兴起，其多数原则、天赋人权原则、人民利益原则等等，都出现了颠覆性退化。而中国敢于并善于突破西方模式，确实是中国政治智慧的完美体现。” 论述中国“完美”的政体模式，从建国之初算起，强调这个政体是毛泽东创立的，一直“完美”到今天，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真令人目瞪口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这大概是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今天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法理讲起，讲两个历史故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讲刘少奇，一个讲克林顿。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全国的领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接班地位是这样形成的。当1959年4月毛泽东决定不当国家主席时，刘少奇成为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发起个人崇拜被重用，因个人崇拜降温获罪，因纠正毛泽东的饿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 1956年的中共召开“八大”。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 “秘密报告”已传遍世界，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共识的大背景下，中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必须降点温才显得谐调。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会议上，当彭德怀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表态赞成。因而，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一句被删除了。毛泽东表面上赞成，心里记账。对刘少奇、彭德怀的不满由此开始。戏剧性的一幕是他拨动了林彪这颗棋子。当大会选举党的主席时，以毛泽东如日中天的威望，自然会得全票。但检票的结果是少一票。谁敢不投毛主席的票？这是必须查清的。查的结果是毛泽东没投自己的票，他那一票写的是林彪。他把林彪这块石头抛出去，一打刘少奇，二打彭德怀。林彪抗美援朝拒绝挂帅出征，彭总是国际英雄，跟麦克阿瑟打了个平手，历史上就是副总司令，代表们不解毛为何如此重林轻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很快就明白了，一因彭总在朝鲜没保护好毛岸英，二因提了修改党章的那条意见。1958年8月5日，长期养病的林彪被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七常委挂像排在第六位，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这是毛泽东为扳回个人崇拜失势这一局做的战略部署。 为打击刘少奇，散了会他就推翻了“八大”决议。“八大”决议说：消灭阶级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八大”把经济建设提到第一位，毛泽东否定了刘，又把阶级斗争提到第一位。使党的整个路线走偏。 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他应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领导世界革命，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照毛泽东的说法，“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这是他迫不及待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为了迅速把经济搞上去，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又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简称“三面红旗”。空想社会主义加 “左”倾狂热，中国人民的大灾大难来临了。 “三面红旗”使毛泽东遭到了几乎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惨败。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 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1] 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买盐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毛泽东按照列宁的指示，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毛泽东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暴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3年，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2] 毛泽东制造的这场人祸的死亡数字，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人数的总和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 “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 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高扬马列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苛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弥天大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纠正毛的错误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喊着“三面红旗”万万岁去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保住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的盖世功劳立即变成了弥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当“大救星”死去，否定了“三面红旗”，解散了人民公社，邓小平允许农民包产到户，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粮9000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4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口人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新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3] 农村的巨变使我们看到了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看到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政策威力。 说到这里，我们把毛刘的争论说清楚了，把所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说清楚了。毛泽东是错的，是凭话语霸权强词夺理，刘少奇是对的，许多干部、许多百姓心里都明白，但在高压之下不敢说。 本来说好了，毛死后刘接班。但毛出于私心，主要是怕刘少奇清算他饿死3755万人的错误。因为刘少奇当面跟他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并没有推卸责任，是说你我的错误要写进历史。我们得下罪己诏，得彻底改正错误。毛泽东要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要刘少奇把错误担起来。所以毛决心换掉这个接班人，光换掉还不行，必须把他打倒，把他除掉。这个事情办起来就复杂了。毛先造舆论，说刘少奇不行，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要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林彪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实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林彪接班，才能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毛这个决心，这套说辞，干部中的多数，人民中的多数，嘴上不敢反对，但心里不服，不赞成。代表人物就是张志新。她就敢说出来，毛泽东、林彪是错的，刘少奇是对的。35年前她被残酷地杀害了。上个月，张志新的亲属、同学纪念她就义35周年，我去讲了话，发表一篇祭文，题目是《张志新是反对个人崇拜第一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看看美国是如和对待有过失的国家领导人的。 打倒刘少奇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先得让他犯个路线错误，按中共的规矩，只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做了个局。1966年5月16日 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国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发动起来。往哪冲呢？五一六通知说是“三里”“五界”。“三里”是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走资派”，“五界”是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动权威。这样一来，打击面就非常宽了。从本班老师和本校校长揪起，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可以揪。社会就乱了。后来又鼓动革命小将“破四旧”，红卫兵走上街头。那天我作为观察员在王府井巡视，抬头一看，电线杆子上一个“勒令”，禁止下象棋，说象棋这东西，舎车马，保将帅，反动！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一看，化妆品柜台被砸了，说这是“香风臭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四联理发店，一位女士出来，刚烫的头发，波浪式大花，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去，在头发上就是一剪子，这位女士要抗议，又挨了两皮带，也不敢说理了，拔腿就跑。清华园浴池，一个老头围浴巾，抱着脑袋跑出来，后面的红卫兵提着皮带追着打。理由是他们叫工人搓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对这个局面，刘少奇决定要管，不能让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在首都，向各个大专院校派了工作队。我就是工作队一员，我们是派往文化部所属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辩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在场。刘诗昆上台发言被打，是我们工作队给救下来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券，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最初他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江青则积极串联，发动中央大员向刘邓开炮。 在巨大的压力下，刘少奇只好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作出书面检查。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是一种顶牛状态。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最多，达150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7年4月10日 ，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陪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表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春，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中外报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见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闹腾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记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1967年9月13日 ，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凭什么能把国家元首玩弄于股掌之上？凭什么能够颠倒是非，把一个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叛徒、内建、工贼”？这就得研究一下毛泽东创立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党国体制，其特点是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传承规则是党的最高领袖指定接班人。他对接班人能立能废，能贵能贱，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党国体制是有一套理论基础的。1954 年，也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做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会议上，毛泽东换了一副面孔。1954年6月14日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你打开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不论在大陆哪一个城市，都不执行，为什么不执行？因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不把这段话中蕴藏的个人独裁的真相揭穿，中国的宪政无望，民主无望。毛泽东这番“玩宪法”的高论，好像一切是为了党的利益，许多高级领导人觉得信服这些话是党性强的表现，这样他们也被“玩”了，被忽悠了。刘少奇当了多年的委员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主席，他没有把人大的权威建立起来，没有把国家元首的权威建立起来，红卫兵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能揪斗他，让他低头认罪。他举着《宪法》抗议，但《宪法》输给了小红书。所以，毛泽东这一番话，强化的不是党的权威，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是高于《宪法》的皇帝的权威。他不仅践踏了宪法，也践踏了党章，被他玩得不仅差一点亡国，也差一点亡党。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查不到原始出处，但我相信出自毛泽东，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毛泽东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毛泽东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我们的领导人至今没有摆脱毛泽东谬论的束缚，当作不与外人言说的“枕中秘”信奉着。其实，毛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党的高级干部，观之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陶铸、彭德怀、贺龙、邓子恢、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诸人的遭遇而益信。只凭最高领袖个人好恶，说你右倾，你就是右倾；说你修正主义，你就是修正主义；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无理可讲，无处可告，只能检讨，低头认罪。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造就了一批阴谋家、野心家、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毛最后定的接班人名单，不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称为“通房大丫头”的人，也可以跻身常委行列。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毛泽东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买官卖官一兴起，朝有悻进，野有遗贤，就成了普遍现象了。 2004年7月4日 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4]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四川被判死刑的文强，有一段骇人听闻的自述，他说：“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呀！”意思是你要是正人君子，你就成了异类，没人敢相信你。你就会被逆淘汰。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最近又有了“维稳办”，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5] 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大法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顺道看一看美国关总统的“笼子”。 自1998年年 1月白宫丑闻案曝光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绯闻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斯塔尔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他竟然能够在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顿留下的污渍，这一证物后来成为这一性丑闻的关键证据。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司法部官员，是总统的下属，但在他背后有立法和司法两大系统撑腰，克林顿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给他的调查制造障碍，更不敢对他打击报复。 众议院听取了斯塔尔作证陈情后，1998年9月11日向媒体公布斯塔尔的调查报告。10月8日 ，众议院批准对克林顿开展正式弹劾调查。12月19日，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为由弹劾克林顿。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5节， “众议院…专享弹劾权”。决定是否适宜在某时候进行弹劾的权力，只属众议院所有。所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要向众议院报告克林顿总统的案情。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第6节， “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力。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前，全体参议员均须宣誓，如受审者为美国总统，则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审 ”。所以，众议院决定启动弹劾后，需提交参议院审理，但不由参议院议长主持，要把大法官请出来。 对总统是罢是留，是行使国家最高最大的权力。在美国，行使这个权力的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权体系之外的某个超级强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议制的国会。这个权分散到参众两院，众议院决定能不能弹劾，参议院决定弹劾能不能成立。最后由100名参议员票决总统的去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把大法官请出来主持，则是为了避免参议院议长的操纵。这套设计是把神圣权力平凡化、把独断权力分散化的政治杰作。 1999年1月7日 ，克林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理表决程序。克林顿的婚外情是道德问题，民事问题，众议院弹劾的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为此事接受调查时“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率13名众议员来到参议院，向参议员们宣读了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指控。12日中午在大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开始表决。5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5名民主党参议员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及“妨碍司法”两项指控逐一表决，12时40分左右，大法官伦奎斯特宣布，认定克林顿犯有两项指控的人数都没有到达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67人，因此克林顿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克林顿得以继续留任，但丑闻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绩都处在丑闻的阴影之下。 院外公众的呼声对参议员的投票起了舆论导向作用。那几年美国经济状况一直良好。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9%，失业率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工资增长为通货膨胀的 2倍，30多年来首次实现政府预算平衡。虽然不少人对克林顿的品德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主要政绩，反对罢免他。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关非常注意倾听和尊重民意，绝不和民众对着干。 公众对党派斗争非常厌烦，特别是对共和党借克林顿绯闻案大做文章极为不满。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1998年，支持共和党和反对共和党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6%和32%，1999年则为38%和55%。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5年美国黑人就有了投票资格，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 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 [6] 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7]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我们是否就从这里入手。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毛泽东留下的那个“枕中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 上面还有个“最最高”，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毛时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毛泽东，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如果能够接班，国家会少走多少弯路啊。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 [8] 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那样的悲剧，还会出胡耀邦、赵紫阳式悲剧。温家宝是个勤政爱民、具有民主思想的好总理。他受到了“毛左”的疯狂攻击，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个文革余孽张勤德给温总理列了六大罪状，国外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跟着起哄，我们要密切注意，不允许再发生温家宝悲剧。要支持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在他们最后的任期多为人民做些事情，特别是在民生福利方面，他们想做事情，要给他们创造做事情的条件，领导国家平稳地走出经济危机。
[1]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2] 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 [3] 据2006年2月5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4] 于成玉：《缘何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来源：围城杂文网2008年10月30日﹐参见 http://www.zawen.net/html/2008/10/2008-10-30-08-41-19.htm 。 [5]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6] 20世纪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被称为“苏区”，建立的县政权叫“苏维埃”，闹出了农民到县政府找“苏大人”告状的笑话。 [7]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8]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争论时说的话。见辛子陵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410 页。 何家栋的尊严 杜 光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留给社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对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铎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铎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铎（全文5700字） 怎样解读自由 —读杜光文笔记择要 李光远 杜光 教授作《对自由理念、自由权利的误读和自由宪草的真谛》（2010年3月10日），支持人民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有理有据地论证当前争取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正当性和迫切性；驳斥反对者的说辞；介绍西方启蒙学者们的思想；提倡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力图澄清一些对自由的曲解。不过，一些概念和道理还需要再探讨，再澄清。为响应杜光 教授就自由问题展开讨论的倡议，于此，我把自己读杜文的笔记，择要整理发表。 下面，依照杜教授行文的顺序择录一些文字（用楷体字，在一些字句下划了横线），随之记下自己的想法。 自由是一切宪章法规的灵魂，任何宪法和法律的社会意义，就在于保证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这话意在呼吁法治，以保证公民（社会成员）自由。用意是好的。但是，说“一切”或“任何”法律都有这样的“灵魂”和“意义”，有违事实。古今中外反面的例证不胜枚举。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秦始皇 “偶语《诗》、《书》者，弃市” 的法律的灵魂和意义是什么还用说吗？一般地说，法律主要体现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统治阶级主导下社会各种势力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在博弈中，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有时会发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有些法律具有或部分具有保证他们的自由的意义。人民为自由奋斗，要力争废除那些禁锢人民自由的法律，岂能说“一切”法律都有自由的“灵魂”和保证自由的“意义”？ 杜文批评了某学者的说法。某学者说：“自由与法律对抗。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规矩’的同义转换就是‘法律’，‘从心所欲’便是自由。有规矩就不可能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杜文批评说：认为“自由与法律对抗”，把自由同法律对立起来，却与自由的本质特征不符。 某学者错在认为有“规矩”就没有自由。法律和自由是否对抗，要具体分析。 自由释义就是由自己。在自己理智清醒并且知情的情况下，由自己决定和选择，就是自由。由自己，不可能不受“规矩”的限制，因为自己总是面对着客观世界，处于与他人（个体或集体）的关系之中。客观世界的必然性和规律约束着人的行动；他人的自由限定自己自由的界限，越界行为侵犯他人，会遭到抵制，引起冲突，就由不得自己，不得自由。他人与自己自由的界限怎样划，划在哪里，决定于社会历史条件，由当时的法律、道德、纪律等社会行为规范来立“规矩”。自由不可能不受客观必然性和社会行为规范这两类“规矩”的限制。“规矩”排斥不守“规矩”的行为，保护守“规矩”的自由。守“规矩”者得以有“规矩”所允许的自由。某学者认为有规矩就没有自由，完全错了。孔子说的“从心所欲”可以理解为自由，但孔子不否定“规矩”对自由的限制。孔子到七十岁，自认为对天道（客观规律）和礼（社会行为规范）了然于心，因而获得了从心所欲的自由。对于他，守规矩（“不逾矩”）与自由（“从心所欲”）是一致的。 两类“规矩”情形不同。客观的必然性和规律是人不能改变的。人只能认识它，用以指导行动从而得自由；只能加深和扩展对它的认识以扩大自由。而法律等社会行为规范，则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各种社会势力为了各自的自由，经过斗争、妥协、合作来制定、修改或废弃法律。法律为了保护某种自由，要禁止侵犯这种自由的自由。例如，人们盼望出台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是希望有这样的法律来禁止一些人任意查封书报的自由。禁毒法为了保护公民免受毒品危害的自由，不能不禁止贩毒的自由。法律与它所禁止的自由相对抗，与它所保护的自由相一致。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本质。 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个提法的是与非，需要讨论。如果用意在于强调人人都需要、都应该、都能够自由，那么这个意思无可非议。欧洲启蒙学者们这种说法，目的在于反驳为封建等级制辩护的“君权神授”、人分贵贱的旧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和旗帜。但是，把自由权利说成“与生俱来”，即来自天赋、娘胎，没有科学根据。权利和义务是社会性质的范畴，只能来自社会，无所谓“自然”权利。而且自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行为能力和机会。例如，就业，需要有从业的能力和可供选择的岗位；就医，上学，要付得起费用；这些都需要社会提供资源。这些自由哪一项是仅仅有了权利就一定可以得到的呢？一个有钱有势，一个无钱无势，两个人被法律赋予同样的自由权利，并不能够享有同样的自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著《以自由看待发展》对作为“可行能力”的自由freedom as capabilities有详尽深入的讨论，很值得参考。）能力主要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教育培养，受家境贫富制约；机会主要决定于社会和个人的经济条件。 但社会的不平等却使人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发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感叹。 不能笼统地说“人们”无法实现自由，应说，一些人有，另一些人没有或很少有自由的权利、能力和机会。卢梭的话前后矛盾，后半句话所反映的许多事实否定了前半句申述的理念。 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所作的种种理论解读，一直绵延到今天，仍然有它的深刻而丰富的现实意义。 但是，对此应有分析，不宜照单全收。 第一，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者和和反人文主义的托马斯学派，就分别提出了“上帝创造的万民生来自由和平等”，“人生来是自由的”。美国1776年制定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在第一条里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这些思想曾经像初升的太阳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唤醒了一个新世界。这历史的光辉永远不会磨灭，永远值得人们赞颂。但是，这毕竟是几百年年前的老话了。现在人们对世界对社会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特别是有了现代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应该能够看到，把人间的自由与不自由、平等与不平等，归因于遵循不遵循造物主的安排或者自然的秩序，这种议论经不起实践与科学和逻辑的检验。人间的问题出在人间；社会病因在社会。岂能从自然秩序中找答案？这与上帝或老天何干？ “神授（君权）”，当然是迷信；“天赋”，也不足信。历史唯物主义不信神，不信老天；信人。不讲神授、天赋，讲人为。 第二，自由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 英国的启蒙思想家洛克说……“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 这话对。只有理性的选择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意愿和利益，才称得上是自由的选择。不过，还应该加上“不受蒙蔽”这样一个条件。有理性却因受蒙蔽而不知情的选择也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意愿。被蒙蔽者的“自愿”行动算不上自由的选择（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青年的 “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理性”与“知情”同为自由的要件。所以，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和知情权是各种自由的关键，是开启自由大门的钥匙。马克思说的很有道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95页） 第三，每个人的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人权宣言》第四条指出：“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每个人的自由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段话是把自由仅仅当作权利来定义，有很大的局限性。早在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把“不虞匮乏的自由”列为他说的“四大自由”之一的时候，就突破了把自由仅仅看作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传统观念。“匮乏”或者“贫困”问题岂止是法律权利问题？陷于匮乏或贫困境地的人们，有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就能脱贫，获得这种自由吗？争取自由的权利当然是极端重要的。但是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的权利徒具形式，不能带来实质的自由。 第四，自由的范围由法律界定。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也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这说明，法律要保护某种自由，就得禁止侵犯这种自由的自由。但是，问题是，法律应当禁止和保护什么自由？并非一切法律的禁止与保护都符合社会正义。有符合社会正义的良法，也有违背社会正义的恶法。 我们从以上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述里可以了解：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既是普世人所共有的自然权利，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且以无害于他人为原则，由法律加以规范。对自由的这些阐释，描画出了自由的本质特征，并且使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最重要的内涵。 这里概括的四个要点，是人类认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峰，但是如上所说，所见仍然有所局限。山外有山。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的需要和发展，强调劳动生产、强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矛盾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的视野更宽广深远。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根据，不在于“天赋”的“自然”权利，而在于人所共有的生存需要和人的生命特点。人，一要生存，二要活好，三要发展自己。所以人需要自由。每个人都是人，所以对自由的要求具有普遍性。李大钊说：“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244页）这样说，更为实在。 认为“自由与法律对抗”，这显然是由于对自由的误读。……就自由的本质特征来说，只有由法律规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法律保护某些自由，同时禁止另外一些自由。只说保护或只说对抗，都是片面的。 应该区别恶法与良法。违背社会正义的恶法所规范的自由不是人民所要的“真正的自由”。社会正义，不是以无从验证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做标准，而是以符合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进步和符合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这两个“符合”，标准是一致的，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面对恶法，人民宁愿违法抗法也要争取自由，这样“违背法律的自由”就是正义的。这个概念是借用陈独秀的话，他倡导这样的自由以对抗他所面对的恶法。追求社会进步的改革家、革命者呼吁这样的自由，不同于一些人狂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违背和抗拒那些反人民、反历史潮流的恶法，为的是创立人民呼唤的、历史必将推出的新的良法。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一百多年来，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不仅没有重视，而且不少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讲个人自由甚至是反对自由的，有的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抹黑自由，扼杀自由。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研究和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为自由正名，平反。于此，特别寄希望于杜教授这样深谙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学者。 马克思的自由观应是改革和发展的指针、旗帜。每个个人的更大自由应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化的追求，是社会主义、小康、和谐的目的。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本质特征的思想，[不是只有继承，同时还有批判和发展]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并且肯定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他还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应具体分析，不是对一切法典都可以这样说]明确肯定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马克思也特别重视“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这里说的是每个个人，旧版的翻译有误}在他的视野里，自由不是多数人或少数人的自由，也不是哪个阶级或哪一部分人的自由，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 马克思对“每个个人的自由”，不是跟着启蒙学者“也特别重视”而已，这是他对旧社会最深刻的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启蒙学者，是他首倡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要点。他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新社会称为“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83页）资本主义和以前的社会总是一些人的自由以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为代价。启蒙学者说的个人自由，反映资本主义时代的要求，在现实中归结为一部分人的自由，甚至是以“资本的自由”否定人的自由（资本统治人）；马克思说的每个个人的自由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超越和否定，归结为全体社会成员每个个人的自由，这是新社会的理想。 其次，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他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纳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 可见，争自由不仅是争取自由的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发展生产力改善经济关系以扩大劳动人民自由的能力和机会。 再次，马克思主张“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生产条件”，“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而“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马克思为什么把未来的公有制定义为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所有权。{马克思称之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1页）或“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资本论》中最初写的是“个人所有制”，在后出的法文版上马克思亲笔在前边加上“劳动者”一词）。这既不是回到个体私有制，最终重新让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当家作主，也不是由不经劳动者授权不受劳动者监督的官员来冒充代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所谓公有制，而是实行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全社会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每个劳动者都享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的公有制。没有真正的民主化，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实现真正合格的公有制，任重道远，仍需极大努力。顺便说一下，各自“享有一份”的提法是否确切？需要讨论。当家作主的对象是“全部”，不是“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公有”、“社会所有”、“个人所有”及其他》}因为劳动者只有这样才能从雇佣劳动者转变为自由劳动者，才能从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显然，这里说的“真正的自由”比上文用“法律规范”来界定的“真正的自由”意义要宽泛深刻得多。 } 杜 教授用以上三点概括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有独到见地。涵盖或不够周全，论述或不够缜密，但提出这个问题，亮出这面旗帜，意义重大，很值得继续讨论，探究。 言论自由 某学者说：“‘言论自由’之中，我非常赞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不能完全开禁。”看来某学者并不根本反对言论自由，只是主张有限制的言论自由。我在原则上是同意这个意见的。 不完全开禁的有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个意见对吗？ 言论自由不应该由法律加以限制和禁止，因为言论自由一般不侵犯其他人的自由。什么言论谁不喜欢，不听就是了，伤不着他的自由。言论是非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来分辨，不能由法律判定。至于造谣，诽谤，宣扬色情、暴力，诲淫诲盗，这不属于一般的言论自由。法律应该保护公民特别是青少年不受这类恶行的伤害。但不能借此提出“有限制的言论自由”这样的法律原则，拒绝言论“开禁”。实行这样的原则，由法律规定什么话能讲，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且事实上法律很难限制言论自由。人嘴堵不住，人脑的思想抓不着。在利益与思想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舆论”被“一律”，思想被“保持一致”是一时的表面的假象。 2010年4月13日 择要整理 5月5日暂定稿 坚持正义 不忘过去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上） 俞梅荪 题记：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广泛号召社会各界帮助整风，许多人积极响应而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55万优秀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被判刑，被劳教，被送到农村、工厂监督劳动，达20余年；不少人自杀、病死、饿死，有的还被枪杀；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79年均被一纸通知书“改正”，但却未予平反翻案。到如今，反右受难幸存者可能已不足三万人，最年轻者已70岁，他们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0年间的工资并索赔。当年《68社论》发表，北大学生谭天荣、陈奉孝等贴出大字报予以反击，之后800多（也有说是千余）优秀师生成右派分子，北大成为反右重灾区。1995年以来，北大一些反右幸存者依法维权上访，至今求告无门，依然坚持不懈。在这一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论发表53周年之际，发表本文，以期引起各方关注和支持。 “五四”青年节早上，我返校参加112周年校庆活动，骑车进入颐和园路，看到北京大学勺园4号楼——1982年我住的学生宿舍，激动不已。西门进校，至未名湖约300米，遇到3道保安岗哨，最后一道在靠近未名湖的小路上，一个头戴钢盔，骑在警用车上。全副武装警察的开进，令校庆蒙上一层阴影。 8时30分，我来到靠近东门的英杰交流中心，这里举办校友返校聚会。每年这一天，校友们都在这里聚会。 老校友举冤牌42年冤案无人管 陆续到来的有在1957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屡遭劫难，1995年以来致力于反右维权且求告无门的物理系学生：博绳武当年17岁、燕遯符19岁、张效政19岁、王书瑶21岁、沈志庸23岁、刘显生28岁（现为82岁）；87岁的何光荣（原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右派分子）等。（图1） 8时55分，站在大门口的79岁闫桂勋（1953级数学力学系4年级毕业班学生“右派分子”）从包里取出冤牌打开，举在胸前展示，《冤：北大制造42年冤案》：“由于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而造成我42年冤案，劳动改造20多年，毁掉我一生，按照宪法和法律原则应给赔偿。我向北大索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请主持正义的人给予支持。” 这是用厚纸自制的折叠牌，安有绳索，可以挂在脖子上。此牌有些旧，看来经常使用。他说：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班里为凑够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班里的小组长用捏造的材料，把我划为右派分子，虽未经党委批准而无效，但我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后改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按右派分子而被劳动改造20多年。直至1999年，北大校党委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1999年起，闫桂勋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要求发还20多年间的工资和索赔。他坚持每周去一、二次，有时两周一次，风雨无阻，但均被告知因没有上级的精神，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据，无法处理。他求见新任校长周其凤已经一年多，其王秘书一直说是周校长很忙而没有时间。 他在哈尔滨理工大学退休，为到北大上访，多年来住在北京郊外回龙观的女儿家，经济很困难。他说，其实不完全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讨还公道。 他举着冤牌，宣讲冤情并散发党委的《纠正意见》（复印件）。不少校友路过，露出不屑的神情。（图2） 校领导表示理解和同情 9时10分，我进入阳光大厅会场，上百位老校友已经安坐。在主席台前和观众席上，闫桂勋一直举着冤牌，不时控诉冤情。与会者大都以冷漠的目光看着这位颤巍巍的老者，只有个别认识他的校友表示同情。郝斌（原副校长）进入会场时，闫桂勋向其鞠躬，激动地对我说：“他是好人！”郝斌对我说：“在1999年刚担任副校长时，我就努力为闫桂勋经办《纠正意见》。”他很有成就感。 博绳武取出50本《维权历程》，汇集北大反右受难者从1995年以来，分别致许智宏校长、周其凤校长和胡锦涛总书记的10余封上访信及上访纪实文（6万字《往事微痕》北大特刊），由王书瑶和我把其摆放在会场前排贵宾席的每个席位桌上；燕遯符摆放其《哭北大》诗： 北大我本来是，堂堂中国第一学府； 彰显人类良知，提倡科学民主； 施行兼收并蓄，撑起民族脊柱； 忆往昔想而今，真的是不胜悽楚。 那一年我被逼，沦落为专制驯服工具； 把学生一个个，打成右派送进地狱； 五十年过去了，还不给赔偿道歉； 哪一天能洗净，我身上斑斑血污。 背离了“五四”民主传统，愧对先辈； 抛却掉独立自主精神，只问干禄； 似这般如何能，争当世界一流； 忍不住对苍天，我放声大哭！ 部分当年学生“右派分子”替母校陈情，执笔：燕遯符（5402185）；联署：沈志庸（5602133）、纪增善（5603227）、王书瑶（5502152）、博绳武（5602553）、谭天荣（5202201）、陈奉孝（5401。。。）、宋林松（5402125） 三位便衣人员悄然跟踪摄像，他们之间在对话中说是要注意这几位反右受难者，尤其要盯住闫桂勋。（图3） 9时21分，燕遯符（原物理系19岁学生右派分子）站在会场中央，举着“哭北大”纸牌示众，并散发“哭北大”诗。（图4） 9时31分，校长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乔女士和男青年，热情招呼闫桂勋、王书瑶、燕遯符。闫桂勋说，这位男青年是校长办公室负责人。燕遯符问男青年：“2009年1月6日 ，我们反右受难者8人联署，给新任校长周其凤的上访信，杳无音信，严重违反《信访条例》；你们如果一时无法解决，哪怕先写个收条也行，但却程序不作为，可以告你们。”男青年赶紧说自己不是负责人，不管这类事，支支吾吾，未置可否。（图5） 9时35分，燕遯符举着“哭北大”、沈志庸举着“右派索赔”、王书瑶和我举着“右派冤”纸牌，站在主席台。台下是钟南山院士、北大校领导和老校友数百人坐满会场，好奇地看着台上的我们，一些校友和便衣人员摄影。（图6、7） 9时43分，燕遯符到第一排贵宾席，挨个向校领导打招呼。王学珍（原校党委书记1984－1991）、许智宏（原校长1999－2008）、吴志攀（现任常务副校长兼校党委常委）分别表示理解和同情，收起反右维权材料，说是要带回去好好看。郝斌（原副校长）还热情地说：“这个大厅里所有的人对你们都会理解和同情的，今天你们在这里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都可以。”（图8、9） 我对王书瑶说，您也去向校领导们说说吧。他心情沉重，犹豫不决，片刻后长叹道，过去找他们说了多次，没用，不愿再说了。 钟南山的养生之道是忘记过去 10时许，“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开始，吴志攀副校长介绍北大近年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之后，主讲人钟南山院士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他的一位老同学上台献上当年钟南山在校时的照片镜框，并专题介绍1955至1959年钟南山就读“北大医学院”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事迹，还描述其日后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按“北医”校史：始建于民国元年，名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曾合并于北大，名北平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独立建院，名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与北大合并”，为北大医学部。钟南山就读的是“北京医学院”，与北大并无关系。（图10－1） 钟南山在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中，侃侃而谈其在抗非典等各方面取得的成果，反复渲染温总理和卫生部长陈竺对其如何支持的细节，讲演在掌声中结束。主持人提问，为什么70多岁的钟南山具有20岁年轻人的肌肉，要其介绍养生之道。 神采飞扬的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图10－2） 周校长是否逃避成笑谈 10时14分，佩戴“纪念五四”纸牌的王书瑶，在会场外受到校方工作人员的柔性关怀。（图11） 11时44分，散场时，李安模（校友会副主任、原副校长）向王书瑶热情致意，一改过去的严肃与冷漠。王书瑶把他介绍给我，他热情拉着我的手，说是看到我在网上发表的《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文。他笑着说：“那天周校长并没有逃避”以纠正文中的说法。我大笑道：“那天校领导全都无故缺席，这是事实啊！”王书瑶笑道：“通知单上明明是‘由校领导’到会致词，如同今日这样。”（图12） 燕遯符感慨道：为纠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一些史实，在2006年春节校友联谊会上，我把撰写的《神殇——亲历北大1957》文，交给老书记王学珍，他给予肯定和支持，并向校友会办的通讯期刊推荐。大约是“上头”有指示，有关反右的文章一律不准发表，校友会负责人郝斌和李安模以个人名义肯定我的文章，郝斌给我写了条幅：“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书。”在2008年校友联谊会和今天，我两次向许校长谈反右维权事，他均能以礼相待聊几句。在2009年校友联谊会上见到新任周校长，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交到校长办公室的信，他竟说是没收到，我们当即又给他，他竟不看，不交谈，退避三舍，迅即走开。他是我们的晚辈，竟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很不像话。今年春节联谊会竟不敢露面，他也不至于害怕成这样，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反右受难者的维权观念尚需普及 一位老校友好奇的看着王书瑶胸前一直挂着的“右派冤”纸牌。“请问右派还需要解决什么啊？不是早已给我们解决了吗？！”他似乎鼓着勇气问。 我问：你是反右受难者吗？他说是的。还有其他普通校友提出同样问题。 王书瑶把几本《北大反右受难者维权历程》分送给大家，并说“1979年给了一纸‘改正’通知书就算解决了吗？你无端被冤而劳改劳教20多年，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57至1978年为21年未发的工资和各种损失，怎能一笔勾销，要依法索赔啊！”反右受难者之女王小文和轮椅上92岁母亲沈义玲感到有道理。大家对钟南山“要忘记过去”的说法很反感。王书瑶和我举冤牌在主席台上合影。（图13） 王小文的母亲和已故父亲王锡番在1943年一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57年在北京二中任教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全家惨遭劫难，苦不堪言。王小文在黑龙江农村劳动十几年，现为北京的退休工人。大家一起拿着“右派冤”、“反右索赔”、“纪念五四”纸牌，登上主席台合影。 接着，校友们来到农园餐厅午饭，执着的闫桂勋继续举着冤牌在餐厅里走动并说着什么，连同在会场的激动控诉，几百位老校友均很冷漠，偶尔有人问几句。“你是好人吗？你是好人我就跟你说。”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给我解决。我到现在生活都很困难……。”42年的冤屈，11年的依法维权上访，求告无门，尝遍世态炎凉，悲欢离合，苦难持续至今53年，仍无尽头。校长办公室乔女士始终在一旁关注着他，直至他离校，以防他有什么“不当行为”。（图14） 去年校庆王书瑶戴鸣冤牌 午餐之后，74岁满头白发的王书瑶（与钟南山同年龄并同年上大学）因近来糖尿病加剧，很疲惫而回家去了（半月后得知他住院了）。 在去年的今天，王书瑶独自回校，在北大三角地“百年讲堂”把“右派冤”纸牌戴在胸前，在往办公楼的数百米路上，有人好奇地看看他，他未遇麻烦。之后，他坐在办公楼西侧台阶休息，两个保安员盘问王书瑶是怎么进入校园的，要查身份证，要把他带走。王书瑶做好了被带去派出所的准备。在僵持之中，办公楼里的接待处长乔淑芝从窗口看到，把王书瑶带到办公室盘问。王书瑶讲述维权要求，乔答应向上级反映。 韩大钧痛陈苦难而不再心有余悸 下午1时，餐厅已空荡荡，一位老者把我叫住，自报姓名韩大钧，82岁，1949年毕业于北大电机系的反右受难者。 我猛然想起，在2007年4月6日，30多位反右受难者冒着风险，冲破阻力，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首次聚在一起反思与呐喊。那天上午，大家来到海淀南路通慧寺3号“三湘四水”毛家菜馆，由于警方打压，餐馆临时停电停业，只好分头前往5公里 以外的餐馆。韩大钧在骑车出发之前，我问其姓名，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怕招来麻烦而未敢说，后来他没有到那个餐馆。 久别重逢的惊喜，我问，那天您走失了吧？他说，是心有余悸而未敢去。 我把韩大钧介绍给我的两位同伴。韩大钧侃侃而谈：1948年在北大上学时，冒着风险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参军，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负责通讯技术，南下进军打仗；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中俄边境的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九死一生的恐怖场景；在那里劳改的有中央各部门和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其中有谭天荣、陈奉孝等北大人），有的长眠在那里了。我们三人听后感叹唏嘘不已。韩大钧说要写成回忆录。（图15） “忘记过去”是要掩盖血腥历史 回家路上，马文都（反右受难者之子）感慨道：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说“要忘记过去。”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灭绝人性，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的，因为你忘记了，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你忘记了，你就能长寿。可是你想过没有，因为你的长寿，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因为你的忘记，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才使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人更加痛苦，而求告无门；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马文都指出，要不是惨遭20多年的反右劫难，韩大钧、闫桂勋、王书瑶们的社会贡献和名誉地位，并不会比钟南山差多少，可能早于钟南山而成为院士了！ 陈奉孝（75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22岁学生右派分子，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在兴凯湖劳改农场而九死一生；1979年北大不予改正，1984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得以改正）说：我未能前来参加校庆很遗憾。如果我来了，要陈述遭受的各种酷刑，我要脱掉上衣，让钟南山看看我受火刑留下的伤疤，看他还能说什么！许多校友的冷漠，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和犬儒心态，因为他们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张淑芬（72岁，原北京18中学的19岁女教师右派分子）：“忘记过去”是要掩盖血腥的罪恶历史，贻误子孙后代。 北大毕业生袁植芬之死 林其銮（76岁，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反右受难者，1951年回国就读北京育英中学的华侨）介绍其难友袁植芬之死。袁是香港人，因爱国而在1952年考入北大生物系（5年制），1957年6月毕业时24岁，回到香港结婚定居；7月份接到北大的电报通知而返校后无所事事，一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新婚妻子（画家司徒乔之女）离婚。袁在大陆举目无亲，在劳改期间两次逃跑要回家，在深圳边境被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林因涉嫌反革命集团罪也关押此。1960年11月7日草岚子监狱关张，林和袁等全部犯人被转到功德林监狱，1961年底，林和袁分别预审结案，被押解到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宣判。之后，两人患了肺结核，在看守所K字楼三层病号牢房。囚粮少，饥饿难熬，袁加上肺气肿，瘦得皮包骨，其父母从香港寄来炼乳罐头（奶制品），在邮件寄到狱中之前的两天，袁在林旁边的床上去世。后有资料说，袁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该病号牢房的一位瘦小老人，70多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精通几国语言），涉嫌反革命罪，因饥饿和疾病，未等到宣判而去世。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著名大右派分子：葛佩琦教授和林希翎学生；王书瑶和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志华以及清华大学等右派分子也曾关押在此。 林其銮侥幸活下来，历经20年劳改生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孤身一人。 近年来，王书瑶等幸存者辗转收集到，北大反右受难者中被判死刑或死缓而死、劳改劳教时自杀、饿死、病死等非正常死亡23人名单。（见：《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观察网） 不死的北大传统 我遇到北京师范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黄药眠（反右受难者）之子等人，得知北京其他高校的反右受难者老人均很关注北大人的维权抗争，而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只有北大人才能敢作敢为，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但却自愧自叹无人敢问津于此。 路南（79岁，原中共党报记者反右受难者，离休）指出：1957年，具有“五四”传统的北大人以5月19日民主运动为标志，成为1949年以后呼喊“科学、民主”的先行者；而今，仍然是这些北大人——当年的受难者，高举维权旗帜，为彻底推翻反右冤案而呐喊，继续呼唤宪政、民主、法治，仍然是追求社会进步的先行者，值得所有反右受难者学习！ 鲍彤（78岁，原赵紫阳总书记的秘书，作诗于2007年反右派运动50周年）：《右军就是自由神――国魂五十年祭》 六亿神州尽舜尧，舜尧失语独夫嚣。共和国里人权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万魂叩国门。 胆碧汗青照国难，头颅同掷血斑斑。冲冠易水今犹昔，不破焚坑总不还。 （完稿于2010年6月8日） ‘ 图片新闻 俞梅荪、马文都摄影、黄河清配诗 | | | 北大校庆名师演讲，北大右派挂牌喊冤。 北大领导就在台下，北大右派讨要说法。 1）1957年在北大物理系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学生：左起，燕遯符当时19岁、博绳武17岁、沈志庸23岁、刘显生28岁现为82岁，俞梅荪（法律系，右派之子），2010年5月4日，参加“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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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刘燕博俞排排，耄耋古稀笑口开。 春日阳谋明媚好，维权右派不阴来。 2）8时55分，闫桂勋（79岁，1957年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班学生右派分子），1999年纠正，蒙冤42年，10年来坚持每周到校长办公室维权索赔，至今未果。他展示冤牌，宣讲冤情并散发材料，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 | | |
七十九岁每周来，岂因贫困乞钱财。 一生只为尊严活，临老挺胸展冤牌！ 3）1－9时15分，开会之前，王书瑶和俞梅荪把《北大反右受难者维权历程》（6万字小册子），摆放在每个贵宾席上；便衣人员（中）悄然跟踪摄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会场。 | | |
资料摆在贵宾台，阳光映照阴谋摧。 镜头莫在暗中摄，请到前边明处来。 4）9时21分，燕遯符（原物理系19岁学生右派分子）持“哭北大”纸牌和散发“哭北大”诗，她从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每年上访北大校长办公室，依法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和索赔，至今杳无音信。 | | |
泪别荆轲易水寒，又哭北大为哪般？ 先生德赛无寻处，燕氏后裔珠泪弹。 5）时31分，燕遯符对校长办公室人员说：“我们给新任校长周其凤的上访信已一年多，杳无音信，违反《信访条例》，可以告你们。”他赶紧推说自己不管这类事，支支吾吾，未置可否。 | | |
豪气千秋不灭在，信访条文告你来！ 小子呆头莫呆脑，一丝诚信慰老怀。 6）9时35分，1957年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右起：燕遯符当年19岁、沈志庸23岁、王书瑶21岁；俞梅荪（法律系右派之子）在主席台上。台下坐着钟南山、北大校领导和返校者数百人。 | | |
7）9时40分，台下第一排贵宾席，右起：许智宏（前校长）、钟南山院士、钟的北医同学，看着台上举冤牌的反右受害者校友。 | | |
承诺带回好好读，莫将资料视鬼符。 五十万人血与泪，如山凝重如海呼。 8）9时43分，许智宏（右，原校长）收下燕遯符的《哭北大（诗）》和《维权历程》说要带回去好好读。 | | |
9）9时44分，左起吴志攀（北大常务副校长兼党委常委）、王学珍（原校党委书记），郝斌（右1，原副校长）分别收下燕遯符（右2）散发的反右维权材料，均表示理解和同情；左4起，钟南山院士、许智宏原校长。 | | |
大氅披肩飒爽立，英姿更胜当年时。 书记校长收资料，低首下心晚迟迟。 10-0）10时，北大学生向“校庆名师讲座”主讲人钟南山院士（195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献花。（图片太多，备用） | | |
10－1）10时05分，钟南山的老同学（右）专题介绍1955至1959年钟南山就读“北大医学院”（实为北京医学院），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事迹，献上钟南山在校获得体育奖章的相片。 | | |
名师七十肉肌健，脑袋如何生倒颠。 忘记过去是背叛，莫非你比列宁先？ 10－2）主持人问，为什么70多岁的钟南山具有20岁年轻人的肌肉，要其介绍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看到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我的养生之道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的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有听众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 | |
潇洒书瑶右派王，一头白发波微扬。 擎冤何事徘徊走，行健索真美儿郎。 11）10时14分，王书瑶（反右受难者）在会场外受到校方工作人员的柔性关怀。 | | |
12）11时44分，李安模（左，校友会副主任、原副校长）笑着说，看了俞文《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说是那天周校长没有逃避。俞梅荪（右）大笑道，校领导全都无故缺席是事实。王书瑶（中）笑道，通知单是“由校领导”到会致词，如今日这样。 | | |
有无逃避无须争，现在就来最灵清。 何必哓哓口水溅，安抚要作真章行。 13）右起，王书瑶（1957年物理系21岁学生右派分子）、俞梅荪（法律系，右派之子）。 | | |
有人后继是俞郎，媲美书瑶潇洒王。 并立岂因合影故，要将民族魂重光！ 14）12时06分，在农园餐厅午餐时，闫桂勋79岁（1957年北大数学力学系4年级学生右派分子），1999年纠正，蒙冤42年，十分贫困，1999年起坚持向校方索赔如今无果。他展示冤牌，宣讲冤情并散发材料。 | | |
多少一生九死人，皆如耄耋大钧身。 湖边兴凯惨凄景，在目历历桩桩真。 15）13时04分，农园餐厅，韩大钧（82岁，1949年毕业的反右受难者）谈，当年在北大荒兴凯湖劳改时，九死一生的恐怖场景。俞梅荪左。 |
教育界反右运动三题
赵德强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共由左转向极左的开端，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斗争对象的运动，给国家、民族和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灾难和严重后果。这场运动在文化、科技、卫生等各界开展的情况和造成的危害，许多书籍、报刊都有详实的披露。相比之下，在教育界这个重灾区，除已发表过一些个案研究和少数突出人物遭遇的回忆文章外，综合性的评述和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却相对较少。本人不揣浅陋，将十年前撰写及稍后出版的小书《共和国教坛风云（1949—1957）》中的有关部分节选并略加修、补发表于后，衷心希望得到亲历者及专家、学者的批评、补正。
“右派”放“毒”内容试析
被认为是在整风运动中“向党猖狂进攻”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们，究竟放了些什么“毒”，发表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呢？根据当时报刊发表的文章、发言报道、内部的座谈记录，以及后来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澄清文字，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这里分类试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
一、对各级干部、党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作风的批评
被认为是‘毒素、毒草’的这一类批评意见最多。前面已经提到的《解放日报》1957年5月8日发表的22个上海中小学教师的发言，批评就属于这一类。可以看出，这些批评虽然直率、尖锐，有的甚至比较尖刻，但都有根有据，决不是什么‘猖狂进攻’。以下再试举几例。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在校刊《新清华》上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市政建设部门的官僚主义，说他们修马路违反施工程序，不重视工程质量，常常造成道路翻浆，影响交通。并且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的事，纳税人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教育部部长、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教授谈到宗派主义时说：“有不少中共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需要的水平。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自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对非党人士态度是：‘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一切都得照他的意见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知识水平低，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教育部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谈到主观主义时，他还提出，现在有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张在反右后被保护未划为右派，但他的发言则作为右派言论多次受到不指名的批判）。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教授，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谈有职无权问题时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都不知道。教育部通知发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谈到扫盲工作时，他说：“过去做得比较好，1956年就冒进，七年计划要三年五年完成，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在学校整风座谈会上作《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上》为题的发言时，对官僚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官僚主义，不管是有心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党的威信和国家名器，做害党害国的事情。
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对一些党员提出批评说：“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哪一门业务都不去钻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在该校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宗派主义时说：“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屡次政治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大毛病的人，应该相信他，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中国有句民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仅依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党员要和我们推心置腹。”
还有许多人对任用干部、选派留学生等只选党员、团员，对非党群众不一视同仁等宗派主义表现提出尖锐批评。
以上这些发言和文章的观点，后来都被上纲为污蔑党员、干部，否定成绩，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的“右派言论”。
纵观整风中批评“三个坏主义”的发言、文章、大字报等，其内容绝大多数是针对本校、本系、本部门领导干部和党员的。但是，在那个任意上纲的运动中，总是把具体的党员、干部同整个共产党和党中央混同起来，批评某个党员、干部就可以构成“反党”罪名。
二、对前几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挫伤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错误、缺点提出的批评
教育界知识分子解放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自然对运动中的偏差、错误感受很深，因而这方面提出的也不少，有的还相当尖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启贤在北京市民主党派举办的座谈会上，谈到几年来知识分子挨整的情况时，为该校著名教授邱椿鸣不平，提出党委不重视错案的平反工作，既然整错了，在群众中整的，就应当在群众中给他道歉，公开恢复名誉。他说：“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时批评我自称‘老子天下第六’，后来还有人在大字报、校刊上批判我。事后真相大白，也应当在公开场合给我道歉。我在报上看到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委员会，来检查这几年的各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我完全同意。”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在6月5日旅大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说：“肃反运动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我认为这都是教条主义的恶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教授罗翼群在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有人受不了被斗的痛苦，被迫承认；有人为了争取入党、入团，不惜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面作伪证，或非法打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待。建议从速组设专门机构检查处理历次运动中的问题。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授６月６日在民盟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知识分子还是喜欢清议，应该多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尊重他们，但是党不给。”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教授在《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了过去几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说，“每一个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运动一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肉跳。”“我想不起有哪一个兴朝盛世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招来这么大的祸殃。所有报纸杂志、报告会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教授也说：“党委领导上的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评薪问题。党委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
武汉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的发言更为激动。他在历数1952年思想改造中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徐懋庸对教授、教师们的种种打击和羞辱之后，气愤地说：“总说三反、思想改造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我在‘三反’思想改造中的检讨是苦打成招，不承认还要重新写。”“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是捕风捉影，就搜家，结果只道个歉。”“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现在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
那时，谈论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缺点、错误的言论，哪怕是温和的，很有分寸的，反右中也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回忆说，那年的5月17日
，他在教研室工会的一次小组会上说：“清华大学搞‘三反’完全正确，但让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作检查，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老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我也拥护，但王**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交代，后来经调查也没新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再批判？”只是因为说了这么一点很讲究“两点论”的温和意见，也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斗争、处理。
教育界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伤及的人很多，人们在整风中的批评、意见自然也会多些，有的还很激愤，但都有事实根据，出发点仍然是希望共产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1956年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要动摇。但在反右斗争开始后，这些批评、意见，却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
三、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批评、建议
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问题之一，是批判著名教授、民主党派成员提出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民主办校”或被上纲为“教授治校”的建议）。这一建议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企图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大毒草”。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据当事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根据“最可靠的原始记录”回忆：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扩大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缺点的时候，曾经说：“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農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再次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改进的问题。
此话一出，成员多半分布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民盟和九三学社的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等人迅速往下传达。许多地方和学校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座谈，发表意见，提出改进建议。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山东省负责人、著名教授陆侃如在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等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党委制与“三害”互为因果。党委制不改，党政不分，“三害”永远除不掉。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复旦大学教授、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在《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的发言中，提出“高等学校党委制过去也起过好作用，但现在在某些学校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有职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等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这些缺点，我以为可以考虑党委制的改变问题。”
5月13日，民盟中央章伯钧、罗隆基召集民盟中央负责人座谈。会上决定成立研究“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无权”、“监督争鸣”等四个问题的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陶大镛（均为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费孝 通(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景超、候在乾（ 均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褚圣麟（北京大学教授） 、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李酉山（清华大学教授）组成。经他们多次讨论研究后，由黄药眠写成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建议》提出：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苏联改为一长负责制，近年又改为党委负责制。这一体制已暴露出许多毛病，如严重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虽有校务委员会却流于形式，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党外人士有意见很难通过组织系统向上反映并发挥监督作用，等等。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他们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作为全校的领导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外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引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针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管理工作中发扬民主不够等弊端提出的这一建议既肯定共产党在“全校的领导核心作用”及“思想政治领导”地位，明确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贯彻好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学校的政治领导，又推出了党政等各方面的明确分工，并建议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发扬管理民主，达到调动一切力量，做好学校工作的目的。这一建议的主要精神至今仍然显示它的正确性和现实意义，但反右以后，却遭到极端粗暴的抨击。
《建议》中最引人注目，后来被批判为“教授治校”的是提出 “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副教授在校务委员会中应占多数”。其实上面的建议已经说得很清楚，校务委员会的中心任务是管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它是最高的“行政领导机构”。在这样一个负责全校业务领导的机构中，提出要让教授、副教授占多数（并不排斥其他方面人员），这体现了由懂得教学、科研的人来领导业务工作的精神，是有利于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和提高教育质量的。
但是，反右开始后，这一《建议》却引来猛烈的炮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錫奎在北京市人代会的批判发言最具代表性，他说，这个《建议》“是资产阶级在高等学校篡夺领导权的反动纲领”,“意图是要各大学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基地”。这些批判显然是武断的、不实事求是的。可叹的是根据最高领袖的要求提出的建议，竟然成为“右派在教育界抛出的最反动的纲领”。
在提出改进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建议的同时，民盟中央的“科学规划问题研究小组”的几位著名教授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经过研究后也起草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但《光明日报》未经同意就以曾昭抡、钱伟长等人的名义先行发表。反右以后也招来严厉批判，参与这两个文件的研究和起草的人，除华罗庚、童第周、千家驹检讨得好，被最高领导保下来之外，也都被划为右派。
对教育工作提出意见而被批判得最厉害的要数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教授。
1957年年初，钱伟长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曾对高等工科院校改革谈了一些意见。1月31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文章。
钱伟长提出：高等工业学校应当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工程师做好准备。他认为，学习苏联后，学校课程门类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还有专门化课，一学期要学十多门，每周学习在30小时以上。西德的高校每周只上17小时的课，美国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才20小时，同样培养出相当水平的人才。他会认为，专业不宜分得过细，因为人才的需求不可能摸得十分准确。这些，都被批判为“反对学习苏联”，“企图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要照搬英美的通才教育”。
5月底，清华大学也有600多名学生签名贴出大字报，要求理工合校。6月1日，钱伟长在接受该校工程物理系四年级20多个学生访问时说，院系调整时把理工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一开始就反对理工分家。现在有人提议理工合校，我赞成。但这事要同北大商量，最后还要高等教育部来定。这一表态，也成为他煽动学生闹事的罪行。
钱伟长还对青年的教育提出看法。他说，现在对青年的约束和管教太多，这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符合。“我们反对自由主义，而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残余。”这些看法，后来被批成“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效劳；煽动青年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对恢复某些社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建议，以及对教条主义学风的批评
在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最大，有关学科的教授们都感到切肤之痛，因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精神，纷纷发表意见，要求改变教育界、学术界的种种不正常状态。不少人对前几年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等系科表示强烈不满。
由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教授等五人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学科。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应当恢复的应立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
经济学家千家驹教授在一次发言中说：“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教授在《新建设》上发表的《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还提到：旧社会学还有一些部分是有用的，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调查与乡村社会调查）、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有用。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还是有用的。4月10日，在《新建设》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建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主张。6月9日，吴景超和费孝通、陈达、李景汉等社会学教授一起，召开了恢复社会学研究的筹备委员会。反右开始后，这些人都受到极严厉的批判。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出马，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斥责费孝通等人的主张是“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复辟铺平道路”，“好让右派知识分子出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
在经济学方面，为了改变过去几年教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学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振汉、罗志如等六人写成《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发表在《经济学研究》1957年第5期上。文章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可能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四海皆准的规律”；“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指导作用”；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一字一句都是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排校或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他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是否还有某些地方反映了（哪怕是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可供我们批判和利用呢？资产阶级经济学运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泥古不化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他们在文章中还对“非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看不到政府提供的经济资料”、“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由党内同志担任，党外人士只能搞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的教学和研究”等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认为任课以党与非党划分，党内党外看资料的机会不均等，是一种不利于教学和科研的宗派主义的表现。清华大学徐本璋教授在该校座谈会上的发言更大胆、更尖锐，他说“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如以一种固定的学说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
历史学界，也有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的。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在4月14日
天津市教授座谈会上就提出：“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理论上大家都这么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停留在1895年。”“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揣摩他们的结论。他们是掌握62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62年前马克思研究希腊史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
在立法和法学教育方面，复旦大学杨兆龙教授在5月9日
上海《新闻报》发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不颁布？》。文章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形势需要，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至今还没有颁布……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严重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他还建议法学工作者应立即加强法制的研究。
五、对“三害”根源的看法和健全民主与法制的意见
这类言论，在政治上最为敏感，最容易引火烧身。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几乎无例外地被当作“右派猖狂进攻”的力证。就这类问题发表看法的，除民主党派的少数头面人物外，基本上是大学生和年轻教师。他们思想敏锐，敢想敢说，见解“超前”，但政治上单纯，容易轻信（在最高当局的一再动员、号召下，以为什么话都可以说，对谁都可以批评），放言无忌，言论难免刺耳。尽管如此，他们在四五十年前提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如果当时能冷静地、虚心地、科学地对待，擇善而从，对于及早改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有益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程海果（笔名林希翎）到北大发表演说，分析“三害”产生的根源时，她说：“‘三害’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等”。“对斯大林问题，不能全归到个人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所以产生在苏联，有其历史条件。苏联没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基础，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封建制度上建立社会主义，就会产生‘三害’。三害其实是受封建之害。”谈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见书，郭沫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不是宗派主义、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吗？胡风骂人骂党中央是不对的，下流的，但骂人也是反革命吗？张中晓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做了批评，是不是冒犯了毛主席，惹主席大怒了？以至把他们定为反革命抓起来。她又说：“现在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怀疑，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
沈阳师范学院学生张百生、黄振旅发表在《沈阳日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提出：许多错误“根子在北京”；要除“三害”，“就要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就有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他们特别指出，“肃反运动的指导理论显然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又说“解放后这几年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他们因而提出“要扩大民主、革新制度”。《陕西日报》6月12日发表的陕西师范学院讲师王尊一的文章《“三害”应向党中央毛主席去挖》也提了类似的尖锐意见。
北京大学学生严仲强的大字报《疯子的话》里说：“过去几年来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上下的。”“一方面是讲民主、自由、友爱，一方面是实际的不自由、不平等，苦闷在积累，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座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
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如谭天荣（物理）、龙英华（哲学）、徐克学（数学）、岑超南（物理）、钱如平（数学）、张景中（数学）、陈爱文（中文）、江文（中文）等等，也在大字报、文章、演讲、辩论中提出了不少“超前”见解，譬如，“我们国家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没保障，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应主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除‘三害’”；“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分配”等等。这些言论，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可在当时却成了“最恶毒的右派言论”。学子们超前发表的建言，尽管也掺杂了某些偏激的情绪，但他们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提出的许多问题和见解，至今仍值得当政者深思。
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被批判为“右派言论”的一些真知灼见，几十年后终于被采纳。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不颁布？》中提出的论点就是一例。他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法制，那就是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他称赞保加利亚的刑法典，说它“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更合理，表现了更高的立法水平”，特别强调保加利亚刑法典中“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一个民主法制的先例”。可以告慰于杨教授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近年已经被全国人大通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作为指导原则载入法典了。
教育界知识分子以赤诚之心，积极响应“帮助共产党整风”
发表的这些批评建议，既符合事实，又包含了许多有利于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真知灼见，怎么把它们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大毒草”？这种用“钓鱼”的“阳谋”发动反右派运动，打击和摧残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能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吗？
从后来“改正”结果看，99.9%都是冤案错案，仅仅是“扩大化了”问题吗？这是什么数字逻辑？
令人痛心的是，有些人的所谓“右派言论”是经过领导者的歪曲、篡改后罗织的，例如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穷凶极恶的右派言论”,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葛佩琦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骨干之一、老共产党员，竟因此被判无期徒刑。这一冤案直到1982年才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得以澄清和平反，恢复了葛的党籍，但葛的身体已备受摧残，而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更让人痛心的是，数以万计的“右派”，根本就没有发表过涉及政治问题的言论，只是因为整风中对本校、本系、本部门、本单位领导提出过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还有不少人是真诚地要求进步，向党组织“交心”，说出了脑子里曾有过的糊涂的或错误的思想，并要求组织帮助解决后，被揭发而划为“右派”的。
尤其荒唐的是，许多人是在稍后的“反右补课”中，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人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百分比或数字）而被领导硬补进去的。这些人平时多半与领导关系不好，或被认为“骄傲自满”、“思想落后”、“不服从领导”，尽管没有说、写过什么，也被以捏造的罪名戴上帽子的。这类人也因此含冤受苦达20多年。
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有部分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但政治上仍被视为“摘帽右派”，遭到歧视和打击。他们同那些没有摘帽子的人，在以后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身心仍继续备受折磨与摧残，许多人都没有熬到“改正”就含冤死去。
教育界究竟划了多少“右派”
这次反右派运动，教育界（包括大中小学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单位、教育报刊及图书出版部门等等）究竟划了多少“右派”至今仍未有完整、确切的数字。至于运动中受过批判，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处理而未戴“右派”帽子的人，则更难计数。这里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报刊、图书所载的零星材料做些粗略的估算。
就全国而言，据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落实中共中央给“右派”“改正”的政策时有关方面的统计，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为数极少，不到错划“右派”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几）。再说，既然上述总数是指“公职人员”自然没有包括还未进公职人员行列就被划为“右派”的大学生、中学生（为数很少），民办教师和本来就没有公职、不拿工资的工商界人士中的“右派”。那么这部分人究竟有多少，后来“改正”了多少，这些人是否已计入55万的总数内？至今仍然没有答案。此外，还有一部分以“严重右倾”、“中右”、“反动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反苏分子”等诸多名目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理和对待的人（最轻的也只能“内控使用”），为数也不少，更难统计出确切数字。有人估计，这部分人大约有20万，即为戴帽“右派”的三分之一。至于被“右派分子”（或类似右派性质问题的人）牵连，而受到影响、伤害的家属等等，更不计其数。
那么，教育界究竟划了多少“右派”，至今其说不一，我们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提出一个估计的数字。
反右派运动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众所周知，教育界是知识分子人数最多的一个领域，在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约占十分之七，接近350万人。教育界又是运动冲击的重点，因此有人认为，即使按已公开宣布的55万多有公职的“右派”数计算，教育界“右派”至少也有35万左右。此外，未戴帽子而受到批判和不同程度处理的“严重右倾”等名目的人，至少也有5万，多则可达10万。这就是说，教育界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40万人 直接受到伤害。
我们的这一估算，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难以得到官方的证实。
但一些零星记载，似也可以供研究者参证。
——据1979年5月4日教育部编的《教育简报》增刊第10期材料：1957年 错划为右派的教师，仅河南一省就有4.1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7万人的58%。；广东1.3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3.7万的35%。
——据教育部档案记载，反右运动后仅一个多月（8月），就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划了17769名右派。教师中的右派比例，有的学校高达教师总数的18.48%，学生右派比例高达10.98%。
——据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的李新回忆，该校反右开始不久，全校就有400人被打成右派。
——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个班37人，划了7名右派。
【2010年夏作者节选时注：按近年一些专家、学者如清华大学原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运动亲历者郭道晖先生等根据国家有关档案资料，公开撰文透露，当年全国所划右派远不止55万，而是310多万。按此推算，教育界右派数也不止35万至40万。至于较准确的数字，只好留待史学家查证了。】
中共中央原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这一“文化大革命”前称得上是亘古未有的大案，使得多少有益于革除积弊的利国利民的宝贵意见，被当作反动言论受到无理批判；有多少著名教授、专家被勒令停止教学和科研，被迫废弃自己的专长；有多少优秀中青年被送去劳动改造，才华遭到扼杀；有多少人受尽屈辱和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以至家破人亡。这实在是国家的大不幸，民族的大灾难！
据中央及各地报刊报道中的不完全记载，反右运动中，教育部门领导人和教育界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被划为“右派”的就有：
曾昭抡、林汉达、柳湜、张宗麟、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吴景超、李景汉、严景耀、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钟敬文、傅钟孙、穆木天、彭慧、陶大镛、李长之、向达、钱端升、楼邦彦、张岱年、江丰、雷海宗、郑天挺、陈振汉、李酉山、黄万里、陆近仁、叶笃义、袁翰青、顾执中、陈友松、朱启贤、启功、陈梦家、吴组缃、程千帆、马哲民、王造时、陈仁炳、孫大雨、陆侃如、许杰、林焕平、潘大逵、柯召、彭迪先、施蛰存、徐中玉、董每戟、余瑞璜、兪大绂、蒋錫金、张默生、吴奔星、詹安泰、韩德培、高觉敷、康振黄、董渭川……
此外，张奚若、许德珩、马寅初、华罗庚、茅以升、傅鷹、冯友兰、谈家祯、朱光潜等，虽然被批判，但由于检讨得好，或因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保护，得以幸免。但张奚若、马寅初仍被免去了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这些全国最著名教授、专家遭此一劫后，除个别人士如马寅初先生等锐气不减，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外，许多人都不得不顺应形势，变得谨小慎微了。但仍没有逃脱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更严重迫害的命运，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有了转机。
滑向极左的开端
反右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建国以来历次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恶性发展，又埋下了把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深渊的祸根；它是前几年“左”倾错误酿成的苦果，又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开端。说它是文革的序幕或预演并不过分，因为那一场陷亿万人于灾难之中的 “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比反右运动多了一个被斗争的角色—“走资派”罢了。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又是当初主持打“右派”的那些人。
反右派运动的影响极其深远，难以尽述，这里仅试举数则。
一 、中断了整风的进程，执政党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改革时弊、自我完善的机会。
把已经发动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情强压下去，把知识分子的批评、建议统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反击，这就使建国数年来已开始滋长、蔓延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其它种种坏思想、坏作风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因得到庇护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主观主义恶性发作，个人崇拜开始泛滥，独断专行日益发展，打击报复肆无忌惮，特权思想逐渐膨胀，弄虚作假日盛一日，阿谀奉承大行其道，腐化堕落开始抬头，党风和社会风气日渐败坏。这些都为后来的反右倾、整彭德怀、大跃进、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登场创造了条件。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党员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深有感触地说：“从这个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评，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二、在教育领域，反右运动扼杀了教育改革的生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反右以后，教育领域越来越政治化。人为的阶级斗争不断，“教育革命”、|“红专辩论”、“拔白旗”、“社教运动”一个接一个，“文化大革命”更是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50年代中后期有可能起步的教育改革却从此中断。现在，尽管早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些痼疾并没有彻底治好，这就是从反右开始的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
在50多年前的整风运动中，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高校要办好办活，必须改革僵化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试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纠正照搬苏联教育教学模式的教条主义偏差；改革教育教学政治化偏向；恢复一些被废除的社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博采众长，丰富教育教学内容；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思想等等。这些建言献策，后来却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猛烈的批判。在其后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人们就只好噤若寒蝉了。即使改革开放后，重提这些建议，也有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危险。种种迹象表明反右运动留下的后遗症至今并未得到根治。
这些年，我国的教育事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也要看到，今天，教育领导体制的僵化，学校管理制度的行政化，以及教育教学的政治化倾向等等，仍然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高等学校真正成为国家思想库的主要障碍。当前教育领域的种种乱象，如教育官员的贪腐，教学、科研中的学术腐败，一些学校领导与教师热衷于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校风学风败坏，等等，不能不说，大多与学校没有认真进行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彻底改革，从而建立起现代化的民主办学、民主监督机制有关。当然，这是需要整个国家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才能实现的。
三、失信于民、失信于知识分子、失信于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埋下了信任危机的根子。
经历了“思想改造”和历次政治运动之后，教育界知识分子本来对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就心存疑虑。整风突然转为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尤其感到震惊和失望。因此，经过反右运动，不仅没有像整风初期中共中央要求的那样，消除知识分子同党组织、党员干部之间的隔阂，反而加深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发展成为至今仍未根除的“三信”（信任、信仰、信念）危机。
毛泽东1957年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的许多话，居然可以不算数，可以根据后来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正式发表时作重大修改（有的几乎是面目全非的改动），让许多刚刚直接听过讲话或听过录音、传达的知识分子们颇觉诧异和惶惑。“五一”刚过，距中共中央在报上发布《整风指示》仅仅半个月，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绝密文章，开始在高层部署反右斗争。在此以后，仍旧故意百般鼓动人们大鸣大放。要求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话音未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允诺言犹在耳，又突然改口说，“言者无罪对右派不适用”，并紧锣密鼓地布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尽管毛泽东说，这是“阳谋”，并非“钓鱼”、“引蛇出洞”，但人们如果把史实一排列、一对照，事实就清清楚楚。连当年负责组织各种高层人士座谈鸣放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也承认，“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口口声声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用翻云覆雨的政治谋略，对待不久前已经郑重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哪能使他们口服心服，哪能增强他们对执政党的信任？
反右斗争，也损害了多年来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相互信任和亲密合作的关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谔谔之声听不见了，诤友没有了，对共产党的监督更谈不到了；百家争鸣变成一家独鸣，群言堂变成一言堂。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
四、反右运动大大发展了过去几年的“左”倾错误，最终在中国形成一条完整的“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而且越来越“左”，终于发展成为极左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反右开始后的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完全否定了“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坚持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南京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多次否定了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断，提出中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他说：“右派分子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正确论断，完全抛弃了对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文艺事业至关重要的“双百方针”，其结果必然要沿着“左”的方向急速滑下去，而且越滑越远，一次比一次更“左”，更严重，最终导致十年“文革”的浩劫，给国家、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作者说明】
（一）、原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反右”一节的前三部分是：“不平常的春天”、“响应号召”、“风云突变”。
（二）、引文、引语原著均注有出处及参考资料，节选中略。
再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
陶渭熊
拙作《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在《往事微痕》刊载以来，和一些往日难友取得了联系，经过互相交流，又忆起了一些人和事，为使这一历史事件更准确和完善，现再作如下的补充。
一、右派劳动队的人员组成
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在我的记忆中有120人左右，我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有80多人。劳动队的主体是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他们被遣送北碚金刚乡农村劳动改造将近半年之后又被召回学校，在学校勤工俭学生产指挥部（简称生产部）监督下继续劳动改造。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部分学生：
一是五七级右派学生中被认为“情节严重”，不予分配，留校监督劳动的，他们是张静荪、童思高、郭益先、罗荣德、马超俊。
二是五八级受三处分的右派学生中被认为“表现不好”，继续留校劳动改造的，他们是雷崇功、邱茂棣、宋国祥。
还有两个受三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被加重处分，也到生产部劳动改造。是物理系的杨××和中文系的张××，已记不清名字（不久又不知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劳动队本来叫劳动大组，但学校里都称劳动队，设正副大组长各一人，先是张静荪和宋国祥，后是宋国祥和漆成志；下没若干小组。
生产部设有专职管教干部，是刚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郭海水。
二、 两个工农兵右派学生
在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中，有两人是西师附属工农兵速成中学的学生，他们是曾令荣和傅国华。
曾令荣，四川温江人，出身贫苦，土改积极分子，但不识字，送来速中扫盲、读书，准备将来提拔为农村干部。在鸣放时他根据自己家乡农村的实际情况，说农业合作化使农民没有粮食吃；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农民单干。因此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服，据理力争，于是又加上“态度恶劣”，就受二类处分。
其实他为人比较诚实，说话做事都精明强干，也比较固执武断，倒很像一个农村干部的样子。要不是他成为右派，应该是一位得力农村干部。如果他不鸣放，在反右时以自己的苦大仇深去揭发批斗右派，他会轻而易举成为立场坚定的反右英雄。他的吃亏是他太诚实，说了实话；那怕你是苦大仇深，对大救星永远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但只要你说了大救星不喜欢的真话，就整你没商量。反右斗争的恶果之一，就是教人说假话。
曾令荣不堪忍受劳动队的折磨，于1959年6月自愿回乡当农民，以后不知所终。
傅国华，湖南人，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困，与比她大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1946年14岁时经人介绍给一个国军团长当勤务兵混口饭吃。1948年起义投诚共产党，以后经过阶级教育倒“苦水”提高觉悟，作战十分英勇，多次受到嘉奖也多次受伤。他是一位苦大仇深的战斗英雄。这样的人当然是共产党培养的对象，于是被送来速成中学扫盲、读书。他的前途应该是十分美好的。
在他心中，共产党不仅伟大、光荣、正确，而且神圣而圣洁；他把那个在战争年代鼓励战士用身体去堵住敌人枪口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口号视为永恒，以致到了速中以后，他看不惯校长主任没有和他们一同吃饭，以为是高高在上大搞特权；又特别看不惯总务主任多吃多占，大吃大喝，不仅写大字报揭发，还当面指责，差点把总务主任正在吃饭的桌子掀了。这种对“党”如此放肆的行为当然是反党行为，而且态度如此恶劣，当右派受二类处分也就毫不奇怪了。
他的身体很不好，因为多次受伤，伤痛时常复发，肺里还有国民党的弹片，经常咳嗽，后来过度的饥饿和过度的劳累，他终于卧床不起，生产部领导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了，甚至可能死亡，就叫他回湖南老家了，这以后就不知生死。
三、不顾学生死活的劳动改造
右派劳动队几乎包揽西师的一切体力劳动，如耕地、担粪、运煤、运粮、挖地基、抬石头、捅阴沟、掏厕所……还要到校外抢险救灾等等。总之，学校当局是把这批年青人当成可以任意支配的无偿劳动力，就像驱使一群牛马，不顾学生的生命安全。
例如1958年冬（大概是11月中下旬），一个寒冷夜晚，风雨交加，我们已经入睡，突然被紧急召集，要我们到嘉陵江打捞漂木。我们冒着冬雨跑步三公里来到嘉陵江边的毛背沱。此时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冬雨哗哗的下，淋湿了衣服，人人冷得发抖，还要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把一根根漂木拦截到毛背沱的回水沱里。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只能通过江面上的一丝反光，看见急流中许多黑影横冲直撞地冲下来，那便是漂木，我们就游过去把漂木引领到回水沱来。这种作业的危险简直无法形容，因为雨声大涛声更大，说话都听不见，大家不可能通过语言协调一致共同拦截。都是个人行动。如果弄不好很可能被漂木撞到水底，或者被卷入江心葬身鱼腹。这是专业打捞的工作，我们哪有知识和经验。许多人都被撞到水里不知呛了多少回。我更无知无畏，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冲过来，便游过去拦住它，本想骑在漂木上把它划到回水沱里来，殊不知刚爬上去漂木就滚动180度把我压到水里。我冷不防呛了一口水拼命向上浮，不料轰的一声头撞到了另一要漂木上，又沉到水里再次呛水……已经是生死存亡关头了，情急之中我把双手并在头顶用力向上一蹬，才在几根漂木的缝隙中伸出头来……如果自救没有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如此危险的劳动，西师当局想到保护我们吗？
1958年底，右派又一次被派到校外抢险救急，是到西山坪脚下的苏钢厂抢运铁矿石，将山口处一篓篓五六百斤重的铁矿石放在一个木架上，在70度陡坡的滑道上滑行百来公尺，运到山下厂房里。所谓“滑道”，是两条用水淋湿的粘土路，又溜又滑，使拖车滑行；在两条“滑道”之间有30公分的碎石路，是供拖车人行走的。我们在运输时，五六百斤重的矿石直向我们冲下来，我们只能用背死死抵住装矿石的竹篓，减缓它在陡坡上产生的巨大下冲力，使其在滑道上按固定的路线慢慢滑行。如果你的体力不能遏阻矿石产生的巨大冲力，你将被拖车掀倒在地，五六百斤重的矿石压在你身上，将把你碾成肉泥，或者被拖车掀到悬岩下的嘉陵江中喂鱼；如果你一旦踩虚了脚，踩到了溜滑如油的滑道上，那就只能四脚朝天任拖车碾压……而我们，因为无钱买鞋子，破胶鞋早已磨平了鞋底，哪敢在也是被淋湿了的碎石路上去滑？只能打赤脚，用脚趾抓在碎石缝里和泥土中，胆战心惊地把握好方向，其险恶可想而知！如此高强度、高危险的劳动，工厂的工人不愿做，炼钢的农民也不愿做，而让毫无经验的右派学生去做！西南师范学院，我们的母校，你把我们当人还是当牛马？
像这样不顾学生死活的劳动多得难以计数，但更让人终身不忘的是饥饿。劳动量如此之大，学校当局从没有按不同工种来供应口粮，我们仍然和学生一样，每顿三两粮经伙食团克扣恐怕不足二两五。这样少的食物怎能对付巨大的能量消耗？为了“改造”，我们只能透支身体。因此饥饿、浮肿、病卧、死亡也就必然。刘继州、唐锡华、苟文纯、曾清经、黄崇华、胡光伟、傅国华等同学，或因饥饿难忍偷吃猪食、兔食被人发现后自杀，或被饿死，或饥饿休克后抢救幸存，或饿肿后无法劳动而遣送回家……
四、两位“工人阶级”
右派是敌人，是贱民，任何“人民”都可以对我们指手划脚监督改造，工人阶级更不在话下。有两位监督我们改造的“工人阶级”值得一记，以见证那个荒唐年代右派学生的艰难处境。
难友们一定记得，每顿饭后正要离开食堂回寝室休息，一个瘦高微驼、尖脸猴腮，满身油腻的工人走到你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你把桌子抹了哈”，“你把食堂打扫了哈”，“你们把那车大米搬进仓库哈”……
饥饿和疲劳的折磨，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巴不得早些躺上床休息，却要承担这额外的负担，有谁愿意？但是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提调右派，何况是工人？我们不敢不做而又恨死了这个“工人阶级”。
这人姓陈，不知名，厨房里的工人叫他陈疯子。
提起这位陈疯子，却是大名鼎鼎的反右英雄。1957年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大礼堂灯火辉煌，数千名师生聚集在那里批判大右派，外语系二年级学生刘其朗。上台批斗的就有这位陈疯子。他的装束一如前述，大热天还穿着一件邋遢的中山服，敞开衣领；脚穿破胶鞋却不穿袜子，一只裤脚卷到小腿一只笼到脚背。当他走上台时，大家屏住气息等待这位工人阶级的代表对右派分子作义正词严的声讨。殊不知这位“工人阶级”拿着话筒自始至终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刘其朗，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这个东西！你是他妈个什么东西！你不是个东西，你不是个东西！……”一骂就是10多分钟。大家始而哄堂大笑，继而嗤之以鼻：到底谁不是个东西？本想把右派分子批倒批臭的大会，变成了一场闹剧，也算是西南师范学院在反右斗争中“光辉”的一页。一个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竟上演了一场如此等而下之的滑稽丑剧。但第二天学院广播站和《重庆日报》都有“西师工人痛斥右派”的报导。陈疯子从此出名。
其实陈疯子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就是他的职责！这个看似老实的人一贯装疯卖傻，偷奸耍猾，投机取巧。他看准了反击右派的有利时机，不怕自己的形象丑陋上场表演；看准了右派是可以任意欺侮的贱民，竟胆敢命令我们为他私人出力。其卑鄙自私，已不是一般人可及。西师有许多反右英雄，陈疯子大抵是个代表。
还有一位“‘改造”我们的“工人阶级”，是生产部管理农场的赖师傅。他其实是一位农民、文盲，在西师打工时入了党，就“农转非”当了工人。我和他近距离接触是在养鸭组劳动时。1959年，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已成定局，灾荒四起，为了给特权者提供肉食，生产部令我们几个生物系右派学生养鸭子，于是我们就拿着竹竿，打着赤脚，不管酷暑炎夏还是寒冬腊月，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如注，整日奔波在水稻田里吆喝鸭群。晚上几个人挤在三尺高、四尺宽、五尺长，低矮潮湿，暑气难消，蚊子叮咬防不胜防，寒风袭来又无可抵御的鸭棚子里睡觉；在没有丝毫遮盖的露天做饭、吃饭；没有凳子只能坐在泥土上休息；没有开水只能喝井水、田水；在吃糠、咽菜，几乎断绝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劳累一天的我们，早已筋疲力尽，还得在深夜数次起床巡视鸭群，防盗防兽……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在这个“游牧部落”中对我等右派实施改造的，就是这位赖师傅。
他对我们的“改造”，是一不小心就被他辱骂：“狗日的右派，我日你妈哟！”好像他觜里长的不是舌头，而是一根巨大的阴茎，随时可以伸出来“日妈”。虽然我们经常遭受辱骂都习以为常，但还是觉得太剌耳，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人格，竟被他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我们有时也想和他勾通，但这个不识字的大老粗，固执、专横，一脸的不屑，好像和右派说了话就丧失了阶级立场。有时他心情好的时候也说上两句，但多半是训斥式的：“你们要好好劳动，不要光想着复学读书。书读多了反党，你几爷子哪个不是书读多了嘛！”我们说：“赖师傅，你让不让你的子女读书呢？”他说：“读个小学，认得字，算得清工分，不挨别人整就行。”从他嘴里，我们只能感受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罪恶，感受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货真价实的废品。在这个“改造者”面前，我们只能感到全身心的悲凉！
本来他和我们一样都如太空中一粒微尘，不值一提，在此记上一笔，以见证那段以无知整有知，以愚民治智民的荒唐历史。
五、被开除劳教的难友
被开除劳教的难友有十多人，现在记得起的有：历史系的曾祥州、生物系的张福泽、教育系的潘××（忘了名字）、肖坤道、中文系的黄鹏先、陈德成、数学系的杨和贵、梁仕清、外语系的刘树森等。
这些难友被劳教的原因，有的知道，因为在戴上手铐押走之前，开过批斗会，如曾祥州、潘××；有的不知道，戴上手铐就从生产部抓走了，或者悄悄抓走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在受到劳动察看处分之后还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下面以肖坤道被劳教为例，可窥视一斑。
1959年6月中旬的一天，当人们涌进食堂午餐的时候，西南师范学院广播站午间播音也同时开始：“下面播送教育系来稿……”接着一个气势汹汹、横蛮耍泼的声音：“罪犯肖坤道，男，教育系60级学生，右派分子，正在生产部劳动改造……”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肖坤道何时成了罪犯？他犯了什么罪行？这究竟是新闻广播还是宣读判词？……但此后的播音却语无伦次，原来广播稿如此低劣，竟然把通讯稿写成了判决书。当我们洗耳恭听之后，才得知原委：
大约几天前肖坤道正在一个粪坑边舀粪的时候，从女厕所里掉下一只手表，当失主马上到粪坑里寻找时，却不见了手表，问肖，肖说不知道，那女的原是认识肖坤道的，励声说：“右派分子不老实！你必须交出来。”肖坤道说：“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于是那女的报了案，经保卫科审讯，肖坤道交出了手表。
事情就如此简单。就因为这点小事，肖坤道就成了“罪犯”！是谁定的罪？失主吗？广播站吗？他们有权定罪并将其广而播之吗？如果当初那女人不那么盛气凌人辱骂右派，肖坤道看在同学面上也许会将……然而肖坤道倒了大霉，不仅背上“罪犯”的恶名，接下来更是二十年的劳教生涯。
下午，校警就将手铐戴在肖坤道手上把他押走了。从此没有了他的消息。
……2007年，当我从网上得到一丝信息后，经过艰难的联系，终于找到了这个刑余之人。
谈到48年前的情况，他说离开西师后在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然后押往雷马屏劳教农场，一关就是20年！其中所受苦难和身心摧残与折磨，真是一言难尽……到了1979年给右派改正的时候，难友们都从劳教农场拿着档案回原单位讨说法去了，只有他没有档案。他大吃一惊，怎么会没有档案呢？此时劳教农场才告知他，说他并不是劳教犯，当初他的“罪行”只是一般错误，够不上劳教“资格”，因此劳教单位没有接收他，退回了他的档案。但既然把人都送来了，就不能退回去给西师保卫科“抹黑”，于是就以“代管”的名义关在劳教农场劳动改造。他原来是个“代管犯”而不是“劳教犯”！却冤枉“享受”了二十年高级别犯人的“待遇”。
劳教二十年，始知自己非“劳教”！！人世间竟有如此之荒唐！和草菅人命有何区别！
二十年！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肖坤道的全部青春年华就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二十年“代管”之中！我的上帝！阿门……
又如难友黄鹏先，中文系58级学生，在生产部改造一段时间后，突然被戴上手铐押走，说是“抗拒改造”送去劳教，从此下落不明。最近才和他取得联系，得知他在看守所关押一段时间后，狱方认为“不够劳教条件”将其“教育释放”。从此他在贵州各地流浪度过了苦难的20年。
其他受升级处分，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难友，到底犯了什么罪？西南师范学院，你能不能把你的良心曝晒在阳光之下？
六、 心灵之痛
劳动改造最痛苦的，不是超强超时的劳动，不是风吹雨打日晒霜冻，甚至也不是疲劳饥饿，而是无休无止的检讨认罪自我批判自我咒骂自我羞辱，把一顶顶反动帽子往自己头上戴，选择最肮脏最无耻的语言来辱骂自己，直到把自己骂得来比地主资本家国民党蒋介石地痞流氓小偷妓女还要坏一百倍一千倍！这个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是个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猪狗不如的东西。在骂完了自己之后觉得心跳加速热血沸腾脸上发烧，不敢正视别人低着头静静在等待别人的批判……这是每月一小结，半年阶段总结和年终总结时最难熬的日子。虽然坐在一起总结的都右派难友，但是要把自己最痛心的事重新挖出来反复咀嚼，还是心情难受。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怎样来“批判自己，提高认识”，我们以为，大字报也挨了，批斗会也批斗了，右派帽子也戴上了，处分也受了，正在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就等着摘帽复学吧。后来经过一次次的“思想总结”，我们终于明白了党对我们的“挽救”，就是要我们从心灵深处把自己异化成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一群贱民，一群畜牲；就是要使我们自卑自贱低人一等，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从思想灵魂到精神面貌都猥琐萎靡，低眉俯首，规规矩矩，叫人一眼就知道我们是右派分子。
我的“罪行”是写信揭发家乡一生产队长利用权势霸占某年轻地主女人而长期奸污的违法行为，因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有错，就错在过分相信共产党的光荣伟大高尚圣洁，相信他的每一个党员都纯洁磊落；这样的党怎能容忍腐化堕落玩弄女人而又丧失阶级立场的人混进党内！我不知道我怎样来“认识”自己。后来经过一次次“思想总结”，我终于忍着巨痛向自己的心灵开刀，承认写信是一种反党行为，是向党的基层干部猖狂进攻，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是我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一直怀着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在大鸣大放中的总暴发……，我的反党，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因此堕落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痛心疾首，只的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罪行，争取党和人民的原谅，才能重新作人。
这样的“思想总结”，恐怕任何人的心脏都会流血。但是这杯“鸩酒”，不敢不喝。
当一个人无罪的时候，要强迫自己认罪，并承认从娘胎里就种下了罪恶的种子，这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是何等巨大的摧残！
七、皇帝驾到的时候
1959年11月的一天，早饭后正准备上班，生产部通知说今天上午不上班，回寝室休息，但不能随便走动。我们回寝室不久，就发现门外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武装起来的学生把我们包围了。有难友要上厕所，那些学生用枪口对着大吼：“哪里去？不准动！”难友说：“上厕所。”他们大叫：“滚回去！不准上！”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闷头闷脑的坐在寝室里。两三个小时以后，岗哨撤除了，我们才走出寝室，心里都很气愤，自从当了右派以来，受尽了各种屈辱，但还没有像罪犯那样被枪枝押解过。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西师，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自古皇上出游，也不过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大呼回避，并没有用刀枪把人看押起来，也没的听说过不准人屙屎屙尿。
可是“解放”十年了，当今皇上，对几个因言获罪，手无寸铁，正在规规矩矩接受改造的学生，明明知道他们不敢，也不会对党国要人造成任何威胁，竟如此小题大做，是显示他的威武无比，还是胆小如鼠？是显示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强大，还是为政不得人心而心虚胆怯？号称“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带着镣铐的奴隶，竟如此的害怕！竟然在传播科学文明的高等学府，指使一部分学生用枪口对准另一部分学生，这是“民主自由”，还是专横无道？是社会进步，还是专制复辟？
当今皇上驾到的时候，向我们显示了专制、强权、暴力与愚蠢。
未曾想到没过多久，刘少奇也遭遇了同等待遇！真是让后人复哀啊。
八、劳动队的解散
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前夕，终于盼来了给右派摘帽的消息，大家都盼望早日摘帽复学。但劳动队享受此“殊荣”的，只有笔者和中文系59级的漆诚志两人，我们于次年3月复学，其余都在失望与盼望中焦急地等到待。到了60年8月，又有一批右派劳动队员摘帽复学；又过了漫长的一年，即1961年8月，终于盼来了中央的有关指示，右派劳动队员全部摘帽复学，包括57、58级已经毕业的同学，都再复读一年。至此，成立三年的西南师范院右派学生劳动队，这个学校中监禁100多名右派学生的校办监狱，算是寿终正寝了，这些学生所受的处分也一并撤消。但是，他们的头上又戴上了一顶为期更长的“摘帽右派”的帽子。此时，原来120多人的劳动队，除去自杀的、饿死的、开除学藉劳动教养的、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自谋生路离校的、因病丧失劳动能力被学校遣返回原藉的，能够熬到最后摘帽复学的，只有六、七十人。
九、 后记与反思
又过了一年至几年的学习，这批右派学生总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读完了大学。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只能叫人扼腕浩叹！单就读大学所花的时间而言，最短的如笔者，1956—1962，6年；长的如57级学生，1953—1962，9年。金色年华，在屈辱的劳动改造中白白流失。政治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如影随形二十多年，在更为屈辱，更加痛苦中葬送了全部青春；在后来的四清、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中，无一幸免于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捕判刑，100%被批斗、被关进“牛棚”。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连婚恋权也实际上被剥夺，有的人直到79年“改正 ”之后 ，年近50岁才得以成家。
反右运动的功过是非，史家自有评说。可以肯定地说，是封建专制主义铸造的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以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为整治对象的政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况且，学校不但不履行关心爱护学生，和保护学生的神圣职责与教育功能，反而行使专政功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监狱，强迫学生劳动改造，甚至给一些学生载上手铐押去劳教，任意剥夺他们的学习权利、受教育的权利、政治权利，有的还被剥夺了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还是执行者，都难逃历史罪责。
1957年反右之时，共和国成立不到八年。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建设者，大学生何其宝贵。然而一顶右派帽子就把他们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于党于国，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损失。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呢？
我的姐姐林昭
彭令范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有所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呼口号“要人权”，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合理的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对林昭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擦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的诗，怀念她的大舅父许金源。三十七年前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中，许金源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时，被国民党抓去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现在林昭在身陷牢狱中想起舅父时不禁失声痛哭：
……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历史的变化真是如此地不可解，林昭分明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却得到了如此悲惨的摧残！
与姐姐拘于同一室的一位基督徒俞以勒，成了姐姐的好朋友。她俩相约如一旦分开，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码联系，不久真的分开了，幸而正在邻室，她们的密码就用上了，借此经常谈话。
俞以勒出狱后，曾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姐姐在狱中的情况。她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林昭经常写血书，她的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纸笔都没收了，因此她改用血书，起先只是用血写些诗，她用牙刷柄在狱中地上磨尖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被单条上。俞以勒说她是一位勇敢异常的女性，但是她身体显然已每况愈下。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有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当俞以勒告诉我的时候，姐姐的手臂一定是更惨不忍睹的。
1962年8月29日初审开庭时，林昭在日记中回忆说：“法官问：‘你有病吗？’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可能这个年轻人在反右后以及其他许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以后我又到提篮桥监狱，又作了一次监，谁知道这是我与姐姐最后会见的一次，详情已见于前文。除此之外，林昭在北大的同学张元勋，在姐姐就义以前他是最后去探监的一人。张元勋戴着“右派帽子”冒着风险而去，他深知不是直系亲属是规定不准探监的，他机智和勇敢地用着“未婚夫”的身份才获得狱方的准许。但是狱方还仔细地查对，决不听探监者的一面之词，查对的第一对象就是犯人本人，他们问：“张元勋和你是什么关系？”灵敏的林昭所回答的正和张元勋所提的“未婚夫”对上了口径。
张元勋在探望姐姐的谈话中，她已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她告诉他：“他们要枪毙我！”她并不畏惧。她嘱咐张元勋，将来把她的文稿整理出版，诗歌集名为《自由颂》，散文集为《过去的生活》，书信集则为《情书一束》。但是她的文稿由于散失过多，加以时机不合，她的遗嘱至今仍未得实现。
张元勋先生的勇敢精神，除了他和林昭深厚的友谊外，他对正义的崇奉，对是非的严正立场是十分明显的。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她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
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将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象，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的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的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林昭虽在含冤中被镇压，但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外界的接触中，我感觉到社会的正义力量支持着林昭，尽管那些支持并不能改变林昭的命运。
我记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狱后，曾住过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他亲自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粟医师因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和林昭两个病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也划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来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粟医师为此抑郁成疾，不久便逝世。当年在《二医战报》上有粟宗华的专辑，摘录了粟与林昭精神分析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那期专辑中猛烈诋毁粟宗华医师不学无术，包庇反革命。而粟宗华曾对人说，林昭是个难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问题，受理后由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该案。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陈伟斯先生曾去采访，看到有一房间关于林昭的档案。在这期间，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为林昭的事要找我谈话，我在外滩的一间办公室内见到了这位同志，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见我的目的。在谈话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林昭的情况，他对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诉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诉我内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问题上是持反对意见的。
为了要寻求细节，我决定乘案件平反复查之时，前往监狱医院去采访那位姐姐看病的医生。我为了确保访问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医生愿否见我，能否讲一些林昭的情况。托人去了解的结果，他说了一句：“医院是不会让她进来的。”我于是决定直闯监狱医院，到那边我向门卫说明林昭被“四人帮”杀害，现正进行平反，要向医院了解些情况，门卫打通电话后让我进去了。我在一间像护士室的小房间内等候，约十分钟后那位医生进来了，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我说明来意后他有些惊讶。在谈话中知道，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他给她诊治的。他的内心是对林昭持同情态度的，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说，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说，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他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人是很残酷的，他只觉得她太可惜了。他因为“包庇”她，起先他被“靠边站”，后弄去劳动了一年多。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力救她。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他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他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她轻声地回答：“宁为玉碎。”他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无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医师告别。”医生说，其实他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敢出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他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也不想知道，他没有能力去辨别。当她慷慨激昂地在病房传布她的言论时，他总是远远地躲避。他也从不要看她的“万言书”，这样才能与她保持纯粹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曾对领导说，他从来不知道她的政治主张，他只是看她的病。他最后对我说：“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想到你姐姐最后一句话向我告别，或许你姐姐还是希望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实真相。
谈话后我的感情都浸沉于那些阴森的画面中了，脑际呈现出姐姐在最悲惨的日子中的刚强的身影。我正想着，医生已经站起来了，他向我握手道别，我向他道谢，他一言不说，只是摇摇头。当我走出门回头看时，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像一座塑像一样。
我离开提篮桥监狱大门时，我回顾了一下，这道灰暗高墙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余生而难以忘却……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的被平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可是她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评价，恐怕还在遥远的将来了。历史无情，当历史的洪流将千万人卷走时，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林昭或许只是最后升起的一星泡沫，一瞬间也就归于虚无——不过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流放归来静思痛
陈初蓉
谨以此纪实性抒情散文献给那些曾长期蒙冤受屈的同志，共勉。并向那些已忠骨埋青山的同志，敬致哀思。
神州大地，有无数名山大川，更有数不尽的山乡溪流，然而最使我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却是那隐藏在山峦绵亘、峡谷蜿蜒之间的涓涓溪流——重庆长寿的龙溪河。
初到龙溪
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河，但又是一条不平常的溪河，早在1954年，国家就在此开发建起了闻名全国的狮子滩梯级水电站。常年，它的涓涓之水，沿深山峡谷，穿巨岩乱石，欢快不息地流淌，直至注成方圆63平方公里的浩瀚之湖——长寿湖。每到夏季，当暴雨连降时，山洪骤发，汹涌澎湃，震撼山谷，气势万千。所以，凡枯水季节到过这里的，都为它的幽深秀丽而陶醉；要是遇上暴雨季节，就会感到它是那么奔腾无羁，势不可挡，从而要赞美它的粗犷豪放啦！我，这两种感受都有，因为从1958年起，我曾在此度过20个春夏秋冬，既领略过艰苦劳动后的丰收喜悦，也备尝过风雨迷雾难以归航的愁苦。因此，我倍爱这既小又不小的龙溪河。忆当年，在那场猛烈的反右运动中，我和全国几十万命运苦难的知识分子一样，顿时被打人另册，列为右派。随后就被流放于此，一放就是20年有余，20年的不公正待遇，20年的超常劳动和经受的磨难，实一言难尽。那么，这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我等竟是如何熬过来的呢？且请察看以下场景：
流放者纷纷抵场
从1958年春开始，农场的荒野山林里，先后被流放来一大批“牛鬼蛇神”，这个群体至少也有600人，固然从全国范围看，这个数字并不稀奇，但从其成员构成看，是颇有内涵的，因为他们之中，既有原是共产党员的老干部、年青干部，也有原是教授、教师、工程师、医师的人，更有原是导演、演员、作家、诗人、编辑、记者的人；真可谓阵容可观，内容丰富多彩。最初几年，人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皆以为真是一伙“青面獠牙”的“牛鬼”，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都统称之为“右派分子”。既如此，人们自然就要与之划清界限，并严加监督，以防他们继续为非作歹。有关这类防患措施，这里就不必多去说了。单说这个“特殊群体”，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众目睽睽的监督下，自然就不敢有半点乱说乱动的轨外言行，只好终日忍气吞声，夹紧尾巴，老老实实地劳动赎罪。流放荒野山林的头一年，成天忙着劈荆斩棘，开荒挖土，抢种抢收；有的赶去放羊、放鸭；有的赶去喂猪、养牛；有的赶去打鱼、养鱼；一会儿弄去开山、打石头、抬石头；一会儿弄去运砖瓦、盖房屋。唉，简而言之，从此开始过着漫长的流放生涯。
冬水田里的磨炼
1958年冬，一个冬雨连绵的日子，我们一行原系市级党群系统的人，拖着历经春夏秋季的开荒、播种、抗旱、抢收、抢种等苦战后的疲惫身躯，摇船一个整天，来到大湖偏远的飞龙队，接受将几十亩湖区设计水位线以下的水田，改建成养鱼池的任务。数九隆冬，朔风凛冽，阴雨绵绵，通常，即使不外出干活，也会感觉到寒气袭人的，而我们却要顶风冒雨，踏着冻土，下到冬水田里，去干着挖水沟和糊泥窖的工作。这种抓稀泥、敷抹田坎、泥窖的活路，劳动强度大，条件恶劣艰苦：我们常常弄得满脸满身是泥浆，周身衣裤湿漉漉的。每天劳累下来，嘴唇发乌，脚火巴手软，四肢酸痛，真想立即躺下，但我们还得挺住，不能躺下，另有要事须干，这就是忙于燃起各自的煤油炉，自炊一点瓜菜食物，填充肚子，因为单靠伙食团的那点菜饭，是满足不了胃的需要的。当时，从事这类艰苦劳动，对我辈青壮年来讲，尚能勉强承受，但对一些年老体弱者来说，实在经不起这种磨难，有的累得趴下，有的竟累病了。例如原是西南作家的李南力(延安鲁艺出来的)，他本就身患肺病和哮喘，很不适应这种劳动，方上阵一两天，就病倒了，幸经及时治疗、休息，稍好后就派他手握小耙，拎着鸳箕，周游山乡四野，拣牛粪拾狗屎，以便掺青料，入泥窖沤制饵料，备作来年养鱼之用。几十亩渔池修建工程，经月余的苦战，终于完成，随后我们又奔赴新的战场。
险滩捕鱼
1960年春，正是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全国各地都出现粮、油物资奇缺的情况，而我们由于常年从事体力劳动，体能消耗入不敷出，所以开始出现水肿病患者，只是轻重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因此，我等十余人，对于能被调到滩上来捕鱼，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滩上的捕鱼劳动，不像搞农业那么紧张与繁忙。同时听说，1959年夏，这儿鱼跃险滩口的奇景，曾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鱼跃险滩》的纪录片，所以除了心里高兴外，还有点被奇景吸引的缘故。但当时还是早春时季，天气乍暖还寒，水温还不高，尚不是鱼群跳滩的旺季，因此，最初一段时间，我们就边在滩坡上垦荒种菜种瓜，以补口粮之不足；边学织网、编、搭工棚，为即将到来的采滩捕鱼作准备。时至五月底的一天，由于连晴，气温已达25度，水温也上升了，据滩头观察鱼情人报告，大量鱼群已密集下游的石高滩，正浩浩荡荡地逆水上游。
此讯犹如一声号令，全队十余人，立即集合，带着网和各自需穿的草鞋(防滑)，奔赴离石高滩约一里路远的陡滩。细看这个宽约十余公尺，高约五公尺的滩口，自上而下，坡度逐步倾斜，滩壁半腰处，天生一口有两公尺
深的溶洞。上游之水，哗哗漫泻，远处眺望，仿佛水晶垂帘一幅，悬挂滩壁。再近看滩下水花翻滚处，已有少量的鱼群正在逆流梭滩而上，直人溶洞，但阵容壮观的鱼群，尚在中途奋游。据实观察，鱼群由石高滩逆流游至陡滩，约需3个小时。时至上午11点左右，只见陡滩下的水潭颜色由青变黑，原来大量鱼群已纷纷涌进陡滩。说时慢，那时快，突见滩壁水帘下出现万箭竞发的壮观。啊!这万箭竞发，争先恐后梭人溶洞的景象，堪称世界奇观。难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摄成《鱼跃险滩》的纪录片哟。
话说这种奇景，持续出现约莫半小时后，我们就迅速奔赴滩腰处，用双脚踩住线网与竹的半边喇叭口，排成一字形的捕鱼阵线。紧接着，我与老詹等轮流跳进溶洞，潜入洞底，手足乱舞一番，将满洞的鱼群，赶出洞来，让它们梭流入网 ，总共只不过半小时，初战告捷，就捕获了百斤鲜鱼。休战个把小时后，如法炮制地进了二、三、四次，第一天就捕鱼五千斤。如此这般地捕了个多月，最旺盛的一天，竟捕了近五千斤。为此市水产公司曾专门组织人力、物资、到滩口安营扎寨，加工鱼干和五香鱼，畅销山城，传为佳话。
滩上捕鱼，有乐有苦也有险。易涨易退山溪水，龙溪河就有这种性格，每逢暴雨，山洪骤发，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为此，我们早就在陡滩的上游，利用河床上隔水相立的两大礁石，凿洞竖起两根石礅，再在其上架起一座独木桥，以便涨水时，好过河到对岸的浅滩上去捕鱼。哪知浅滩上的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如市报老记者文履平一举足投步，跋涉艰难，几摇几晃，就滑倒了，幸好水流不深，未遭灭顶之灾。可万万没有料到，另一位长航的张万经，在过独木桥时，不慎失足落入中心急流，竟被洪水夺去了性命，事到次日洪水退去，方在下游崖缝发现其罹难遗体。呜呼!张君的殉职，实属悲哀!它惊醒了我们应注意安全生产。
“老延安”与人谈心
记得，一到石高滩，我就和詹光结成联手，一起打鱼种菜。他是重庆人，勤劳朴实、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并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1938年投奔延安，次年入党，曾进鲁艺学习过，又随王震、李先念部队，转战南北。蒙冤前是市报的编委。未来农场前，由于投稿、编稿事宜，我们有过一般的联系；到了捕鱼队后，由于性格相投，就自然常好在一起，如一段时间，每日凌晨，当曙光唤醒群山，峡谷溪流尚处于朦胧状时，我俩便背起旋网、笆蒌，脚蹬草鞋，迎着晨雾露珠，踏过清凉光滑的河畔石滩，走向前夕就撒有诱饵的水域撒网捕鱼；傍晚，或放绳钩，或泛舟河岔港湾捕鱼。多数时间，总是十斤、八斤的鲜鱼，满载而归。鲜鱼肉嫩味美，实在令人馋涎垂滴，但我们从没有私吃过，全部交队腌制加工，供应市场。白天，我们就忙着种菜、编织网，紧张而有节奏的生活，使我和老詹的友谊日益加深，并且由于常到滩下渡口洗衣、洗澡或假日闲逛，结识了70多岁高龄的划渡船的罗大爷，这个勤劳憨厚的老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和老詹来到渡口石坝的古黄桷树下，以三个石头架个灶，找罗大爷借了口锅，边烹瓜以果饥腹，边闲聊心事以解苦闷。
“怎么样?强劳动，苦生活，能适应吗?思想上不平静吧!”老詹向我关切地探问。
“噢，亦渔亦农，边学边干，乐在其中。虽是苦点，累点，我还能适应；至于思想嘛，坦率地讲：我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
“哦，劳动、生活上能适应，那就好。至于思想上的要想通，那确实不易!”接着，他满怀深情地诉说起：延安整风、审干时，也曾出现过很左的偏差，当时，他因是从国统区的陪都，跑到延安去的，怀疑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所以对他进行过隔离审查。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经过审查，没有问题，所以很快就没事了。相信党吧，问题终将要解决的。老詹似乎在开导着我，但又像是在自勉似的诉说着。接着，我俩便痴呆呆地凝望着烹瓜锅底下的灶膛余火，好一阵子都沉默不语。
“嗨，依我看呀!你们八成是嘴快，说错了话吧，以后嘛，你们还是会回去的。”不料，渡船老头罗大爷，竟在旁边开腔打破了沉寂。
“呵!大爷，我们不说这个吧。近来您的身体好？日子好过点了吗?”老詹以感激和关注的神情答问着。
“这阵还勉强。多谢你们。把拣的团鱼送给我，炖起吃了，硬是香得很呀!生活嘛，唉!我这个老头儿，苦惯了。”罗大爷边抚摸身旁黄桷树的根筋，边诉说起：“大清皇帝那阵，我的爹妈帮地主当长工，结尾，灾荒年就病饿死在这大黄桷树下。以后，我又为地主当长工，直到花甲年岁，总算交运，等来了共产党，过了几年好日子。老伙计呀!如今说公社化好，大跃进强，胡吹亩产粮食上万斤等等，可我们农二哥为啥子，手捧金饭碗(士地)，却要饿肚皮呢?”面对老农的质疑，我们尴尬无言。老詹也只好 重复那句老话：“相信党吧，老大爷，问题总会要解决的。”接着，我们都沉默不语了。但这时，我却独自在心中暗语：喝过延河浆的，饮过龙溪水的，正在老黄桷树下促膝谈心。黄桷呀，黄桷!你是历史的见证，旧时代的悲惨苦难，你见过不少，新时代的成败利钝，你也目睹亲闻，但愿能将这忧国忧民的心声，这盼路线政策对路的意愿，都一并深深地铭刻于你的躯干，昭示后世来者，引为镜鉴。
在饥饿与疾病中挣扎
1959年到1961年，是我们国家处于天灾人祸连绵、人民生活苦楚难言的年代。想必国人记忆犹存。三年自然灾害，苏联的背信毁约，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致使农业粮油奇缺；工业疮痍满目；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人民饥饿、疾病交加，嗷嗷待哺。处此境况下的右派，自然更是雪上加霜，政治上长期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劳动上长期承受着超负荷的劳动磨难；生活上每餐二两、三两粮，入不敷出：因而人们多身患水肿，有的如我原单位一起被流放来的老干部恭平，就患重度水肿，幸经家属敢冒风险接回医治，方免死难；另一理论教员童铸（上海来的大学生)，却因延误疗机，于1959年底夭折；还有一青干李受之，因疾病、饥饿，惨死于工棚，几天之后方被发现。至于其他的，因饥饿难忍，而大吃马桑中毒身亡者，有之；因承受不了种种压力，投河、悬梁自尽者，更是有之啊!悲哉，痛哉!当年死于非命者多矣，这里就不用多去数落了。
希望一闪而过
1962年初，农场宣布成立改右“学习班”。显然，这是上级组织领导察觉到饥饿与疾病，已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啦!所以指示各地采取措施，把右派分别集中起来进行休整。果然，一到同心岛“学习班”就听到管理干部训话：“从现在起，对你们将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休整。”对此，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尤其是继后不久，市委组织部的梁处长亲临僻岛，他提醒我们：“应好好学习，既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学习各自原专业的知识。”最令人鼓舞的，是他勉励我们：“应重新燃起革命的火焰”，“应相信党给出路的政策”。凡此种种迹象，形势看好，我们那块本已干枯的心田，确曾一度燃起了希望之火，满以为可望大面积摘帽，可望恢复工作，可望成家、复婚，或是能与家人团聚啦。如此这般美好憧憬，怎不令人兴奋!例如原市报的一名工业记者颜君，就满以为鸿鹄将至，工作、复婚等等，立马可待啦!那知后来，1962年下半年，神州大地又刮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狂风。至此我们心田刚刚燃起的那丁点希望之火，就被吹熄了。唉，希望成了梦幻!而那位记者，由于希望成为失望，先是疯癫，后竟绝望自缢。此情此景，实令人悲观之至，随后，我们的休整生活即告终结，迎面而来的，仍旧是与天斗、与地斗和受人斗的改造折磨。
工地苦战
“一碗一筷，一铺一盖，扁、锄、锤、钎随身带。”漫长岁月，辗转苦战。我们就凭着这轻骑兵精神，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硬仗。60年代中期，我们全班百余人，开赴岛外新渔村及场部附近，展开了修建标准养鱼池的战斗。夏天，我们顶着烈日酷暑，成天挥锄取土、挑土、打夯，硬把成千上万方的泥土，筑成一方方美观的鱼池。新渔村的百余亩鱼池，就是这么苦干出来的。冬天，我们迎着寒风，大战场部鱼池工地，直把这块原是水电站加工石料及运料车辆来往装卸的场地造翻，因为这儿全是大量片石、碎石层层铺垫起来的，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十字镐、砂钎和铁撬干，方能撬松运走。当时正值隆冬，常人已身着棉衣厚裤，可我们全都只穿一身单衣薄裤，奔忙于工地，尤其是甩锤、弄钢钎的，仅穿一条短裤，光着古铜色的身躯，在甩臂大干着。此情此景，堪称热火朝天。就是这番景象，竟引起了来往路人的注目，一天，一群电站职工路此，就深为激动地赞叹：这些人哪是什么右派，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劳模群体”。
以后，我们又卷起铺盖，背起工具奔赴湖区内的龙荡、桃花荡等工地，进行更为艰苦的劳动。记得1966年夏，我们在修桐子沱外荡肘，每天每人平均要完成挖、运、填、夯综合土方10个立方以上的任务。尤其为了抢时间、争速度，确保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完成修荡任务，工地指挥部命令我们连续苦战24小时、36小时、48小时，不准下火线。夜里，工地上灯火通明，气温较低点，所以无论挖土、挑运或打夯，都还好承受点，可是白天，气温高达40度，仅穿一条内裤，也是热得难受。头顶烈日，脚踏灼土，有的人挖着土、挑着土，昏倒了；有的人拉着拉着车，车翻了。我们全班近两百号人，始终持久地苦战着，老詹比我年长近十岁，但百多斤的重担，他坚持着挑；几百斤重载的车子，他坚持着拉；一步一撑，艰难迈进。当时，农场不少职工都称赞我们的苦战精神为“老绵绵”。的确，此言极是，绵者，韧劲也。因为我们唯有依靠绵劲，才能持久作战呵!经过近百天的苦战，终于把这个水面约250亩的外荡，修好交付使用，可我们真不知流淌了多少汗水，也不知晒脱、磨破了多少层皮哟。
唉，回想当年那种不把“右派”当人看，强制他们几天几夜地干重活，实在令人发指，因为它是在折磨人，摧残人呀!世人皆知：劳动是神圣的，是人人应尽的天职。但如何使用劳动力，有个方法问题，科学嘛?愚蠢嘛?科学者，就是有劳有逸，劳逸结合，这方利于发展生产。愚蠢者，就是拼劳力，毁坏劳动能量。所以说，当时的那种强制右派无休止的干重活，是极端愚蠢的错误行径。
不平静的山乡
1966年的深秋，我们撤回大本营的同心岛。日常劳动除按农时抢收、抢种秋季作物外，以及对原已定植的柑桔进行中耕、锄草、施肥等活外，主要就是改造山地。劈荆斩棘，打眼放炮，直把周围所有山峦、石坡地，都改造成梯级台地，处处果树坑成行成线。次年初春就又种植下近两万株夏橙。一个星期天，我与老詹等散步山野，目睹郁郁葱葱的果林，进而由此及彼地联想到千百亩鱼池、外荡的建成，他深有感慨地笑道：“这总该可以说是，为子孙后代造了点福吧!”然而，当年我们的处境，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相反，更是每况逾下。如有人指责我们，单凭：“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言论，就表明我们“桀骜不驯”、“拒不认罪”。于是揪斗、罚跪、捆绑等等，屡屡纷至沓来。至于，那些玩刀弄枪者的“造反派”，对我们的伤害，就更是防不胜防了。记得，一天老詹被从工地喊回，说是有外会。可万万没料到，等待他的，竟是暴徒的一阵皮鞭毒打和臀部几处刀伤。又一天我们正在果园劳动。忽闻营地传来急骤的当、当、当的钟声，紧急集合令，赶回班部，只见路口已站有持刀荷枪的“造反派”，待我们全部到齐站立好，一造反小头目，凶神恶煞的吼骂着：“他妈的，你们不老实，敢闹翻案，给我站出来!”接着，指名道姓地将老詹、老李和我等，一一揪了出来，先是强行跪下，后又给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黑牌子，并勒令手敲脸盆，嘴里喊着：我是什么、什么分子。押向荒野、山乡游斗示众。在那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上，有的人跑着跑着，鞋子跑落了；有的人如原新华社的老记者王华东，跑着跑着，眼镜跑掉了；有的人因年老体弱，跌跌跄跄，摔到于荆刺丛中。唉!什么人的尊严，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人性全都被扭曲了，……此乃我国人的莫大悲哀呀!好不容易被屈辱到下午两点，才放起回来，一个个呆若木鸡似的，坐在床沿，饭不吃、水不喝的六神难定。忽然，当!当!当的钟声又响起，原来下午该出工了。
难忘之夜
1976年夏，一个酷暑之夜，我们在白天十分劳累之后，集体露宿纳凉于晒坝，但闷热之夜，地热难散，人卧躺席翻身一摸都是汗水，我辗转反侧，总难入睡。仰视星空，深邃莫测。然我脑海却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如想到漫长岁月，既蒙受着有口难辩的冤屈，又承受着非常人所能承担的劳役；晚上经常还要挨批斗，更痛苦的是，在漫长流放中，既无个人思想言论自由，又无人的尊严可谈；甚至连个人起码的人身权益，诸如恋爱、婚姻、家庭乃至社交情谊，均被践踏与扭曲。一言以蔽之，精神上、肉体上所遭受的创伤与磨难，实一言难尽啊!特别是想到，动乱年间，终日斗争，人心惶惶，度日如年。固然，个人的蒙冤受屈，诚属不幸之事，但终究只限于个人。可从全国、全党的大范围看，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红黑不分，是非不辨，人妖颠倒。简言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其恶果是：斗得国已不像国，党已不像党，栋梁被斗倒，英才被斗光，这可不是小事呵!长此下去，将如何了之?为什么、为什么……?真是令人百思不解，愁苦至极。那时，我也曾朦胧地意识到：从“反右”、“三面红旗”、“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路线、政策上的极左思潮——左祸所酿成。呵，左祸真如洪水猛兽，它吞灭了党国忠良，害苦了国家百姓，祸及万物生灵，其危害之深，实无与伦比!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前进的，历史的法则是既严厉又公允的，谁违背了它，就要受到惩罚；谁能顺应它，就将取得成功。可是，老天呀!这样的历史教训，何时才能成为举国上下所深刻反思和深切认同哟!?愁苦呀，愁苦……!寂静的夜空，悠然飘起了《二月里来好春光》、《纺线线》以及《解放区啦吆嗬嗨!大生产啦吆嗬嗨!》……的歌声，呵，原是老八路的老詹等等，带头哼出来的，这充满着民族意志，充满着人民愿望的歌声，把我从惆怅和迷茫中拉回清醒与平静，随之，才慢慢进入梦乡。
又一个冬夜，1975年的一天傍暮，我由外省老家治病回场，正在湖滨苦于无船进岛而发愁，巧遇老詹掉舟夜航，于是结伴同行。航行中，我们议论到：当年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城乡生产形势，本已大有好转，市场物资供应渐好，但不料全国又掀起了批“右倾翻案风”，好端端的势头，就被压得无影无踪了。我俩的心情，大有说不尽的失落感。航行中，我俩轮流奋臂推船，但总觉得船速缓慢，夜色越来越黑，渐渐地伸手不见五指了。夜茫茫，水漫漫，港湾多，道难辨，一叶扁舟竟漂泊迷航了，尽管我俩荡起双浆奋进，可多次都碰撞人死湾，无法驶出迷阵。又饥又累呀，真叫急煞人也。我不禁苦叹：唉，茫茫征途，不知何处是归宿?!然而老詹却一再提醒：“沉着点，莫慌张”。
经过一番任意飘流，我们反倒清醒镇静了，最后终于辨明了山势、岛形与方向，闯出漆黑之夜。回到营地已快天亮了。
归来后的萦思
岁月流逝，世事更新，“四人帮”一除，国事渐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教训，正本清源，拔乱反正，实行重大转折，锐意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全国面貌迅速焕然一新。凡过去被颠倒了的人与事，皆重新颠倒过来。……“臭老九”的处境变了，我们于1978年相继回到山城，回到各自正常岗位。原是共产党员的也都恢复了党籍。以后几年，我先后亲见耳闻聂云岚的《玉姣龙》(民间传说故事)、孙静轩的《黄河的儿子》(长诗)出版了，尤其在市报上读到老詹为纪念毛主席的《延安讲话》发表40周年的文章。透过这些书、诗、文章作品，我仿佛看到了一群勤奋笔耕者，正在伏案疾书的模样。真是：老牛自知夕阳晚，勿用扬鞭自奋蹄。回忆那年市委机关派车接我们回城的日子，正好是“七一”，这虽属偶然的巧合，但也算是顺应了时势吧。所以每到忆起回城事，我总不免要升起缕缕情思：既有对深藏心底往事的忆念，也有对未来展望的遐思；更多的还是怀念同在长寿湖劳动的伙伴，诸如老詹、老李等等。我常寻思：他们长期蒙冤受屈，忍辱负重，且屡遭横祸，但都无怨无悔，默默地奉献着，这种种表现，为啥竟那么令人难忘呵!
是否就因为他们都深怀一颗爱国、爱党、爱人民之心?!
是否就因为他们都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是否就因为他们都具有勤劳、朴实、善良的品德呢?!
不错，正是如此，这才是他们最令人难忘的原因所在。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具有这些高尚思想品德的呢?追根溯源，这便是我们民族美德熏陶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培养的结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呀，是呀!但我还认为这美德，这传统，恰似那源远流长的江河，它浸润万物，滋补生灵。呵，可爱的龙溪河，你永不停息地流淌，穿过深山峡谷，绕过村庄、城镇，流向大江、流向大海，也仿佛时刻流淌在我的心上。
（本文作者陈初蓉，1930年出生，湖南邵阳市人，高中文化程度，57年在重庆市宣传部，被划为“右派”，现为市新闻出版局离休干部，副厅级）
狼和羊的一次谈心
铁 流
编者按：
这是铁流先生长篇著作《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三部《黑牢岁月》中第一章的一个段落，他从历史说到现在很有反省价值。
1964年4月周居正处决了，杨应森枪毙了，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终算落下了帷幕。面对我这个没有车成螺蛳钉的“废品”，四川省公安厅七处王牌预审员李永林自不甘心，总得有所获呀！不然怎么向上司交差？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对“阶级敌人愈左愈革命”，正如今日坐车的挡次愈高愈是大款，愈有权势愈可为非作歹，大权在握的判官治个贱民还不容易？我滚案滚脱了死罪，活罪自难免除，他终于以“反革命抗拒改造罪”，起诉到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想不到审判我的法官竟是当年中共市委干训班一位女同学。我们不同中队，交往不深，但她记得我“黄牛”的绰号。那时她们是资产阶级小姐，我是响当当工人，而今工人成了“革命叛徒”，资产阶级小姐当上无产阶级法官，这是多么有趣的故事。
她大义凛然，装着不认识我，可在审讯中常常走神，数次调整位置，惟恐丧失阶级立场。不过从她一招一式以及那充满疑虑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一次当着书记员她这样问我：黄泽荣，对你所犯罪行是怎么认识的？
我淡淡一笑说：审判员，我没有罪行，我只有悔恨。
她问：你悔恨什幺？
我道：悔恨当初不该出来追党参加革命，应该呆在茶厂里当工人；悔恨参加革命后不该发愤学习文化知识，有了文化知识对事物就有了自已的见解……
她静静地听着，咀嚼每个字里的含意，忽然插一句：你有了什么见解？我道：一个人的上升沉浮不在于出身和阶级，而是不是听党和领导的话，愿不愿意做驯服工具……
她沉默不言，若有所思地再问一句：还悔恨什么？
我笑笑说：不该去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揭示生活阴暗面的东西”，唉，就该永远当歌德派、歌功派……
她不愿我再继续说些对我判刑不利的话，做出一付很严肃的样子：别说了，你要吸取教训，转变立场观点，今后不要再瞎说瞎写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谁都不讲情面的。
我默然地一笑。
十天后她把判决书送到我手里，仅以我“抗拒改造，数次逃跑”加判了两年有刑徒刑，合并原刑为十二年。她不自然地叹了口气，低低说：十二年也够长的，人生有几个十二年？
我一语双关道：要是生命能活到一万岁，那到很短。
她不解我话中意思，插一句问：谁能活到一万岁？
我道：我们不是天天在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她装做未听见，收拾好我的签字文本大步离开。在出门的时候回头望我一眼，那一眼没有恶意，到有无奈与同情。
接着是妻子提出离婚，我立即同意，在判决书上飞快地签了字，财产啊、女儿啊，全都不要。我没有什么惋惜，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反感到解脱与轻松。自划为右派后家庭早已破碎，这非个人悲剧，是时代的整体悲剧，人民群众怎么能和阶级敌人睡在一起？自此没有负疚，没有包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纵一颗子弹穿胸而过，也坦然安详……
加刑、离婚十天后，李永林把我叫到审讯室去作了次长时间语重心长的谈话，不知是出于关怀还是劝慰？目的是希望我再勿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垒。他坐在一张藤圈椅上，一付胜利者表情。他洋洋得意地叼着烟，不停地抽不停地吐，一圈一圈的烟雾不断聚集和消散。我囚衣百结，傲气不倒，语言仍锋利如刀。他长长看着我，我微笑以对，僵持了六七分钟，那冒烟圈的口说话了：晓枫，这次没杀你，是你出身成份保了你这条命，下次再若犯到我手里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毫不畏惧地回道：李预审员，感谢你手下留情。不过，不是你不杀我，是你杀不了我，我还没有犯下杀头之罪。看来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做事没有做绝。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的后颈窝都是摸得着看不见的。
他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你所说的河东河西，大慨指的将来吧？难道是国民党反攻大陆，中国再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么？
我纵声一笑，一语双关道：预审员，你真会联想，要有那一天悼脑袋的是我。
他懵了，不解我话意，多半天后才说：难道国民党会杀你？
我道：难道会放过我？你是知道的，为忠于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我干了多少坏事？抓反革命杀反革命，没收地主财产分地主土地……
他耸耸肩头说：照你说来，我们把你抓错了判错了？看来你还是不认罪？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你说说你今后的打算？
我很平静地道：打算？过去是想当作家，留名于世，现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在这世界上能带走的是影子，能留下的是脚印。我还有什么顾虑的？继续跑呗！
他进逼地再问：天罗地网何处容身，除非去投靠苏修或者美帝？
我冷冷回击道：你是审我案子的人，难道还不知道我的打算吗？投靠苏修、美帝我早去了，今天还坐在这里吗？
他紧盯不放：那你想干什么？
我斩钉断铁一字一版说：官逼民反，占山为王，沟死沟埋，路死路葬，当—江—洋—大—盗！
他怔了，久久地端详着我说：难道你不怕死？
我不回避，全盘托出心里积怨说：死，谁都怕可谁都不怕！当一个不公正的权力剥夺了一个无辜者的自由与幸福，毁了他美好的希望与追求，留下的只是个躯壳，死与活予他都一样，哪还有怕的问题？
他长长地吐着烟雾，沉默了多一会才说：晓枫，我十分惋惜你的才华，今天仍劝你一句，活着总比死好。我希望你能活出来，不希望你撞死在枪口上，更希望今后有一天看到你，但不再是对立面。
我仰天大笑，笑声使他发悚。
谈话结束后的三天，由四个武装押着我经成渝铁路隆昌站转乘汽车去到了泸州所在地的省第四监狱。
世界的变化谁也难预料？
16年后的1980年末，我“改正”回到成都日报社重操记者旧业，突然一天心血来潮带上水果骑着单车，专程去梓潼巷省公厅预审处看望他。
那天恰好是隆冬回暖，街上阳光灿灿，时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正大刀阔斧地把毛泽东时代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几乎推倒尽净，所见来往行人一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脸带欢笑面呈笑容。我一路春风一路流淌，来到了省公安厅七处亮出记者证。不一会儿穿着一身棉衣的他出现在视线里，他显得没有精神一脸晦气，两个眼珠浑浊无光再无当年威风。当他看见来访者是我，一下惊呆了，语无伦次地行喃喃说：晓枫，没想是你……
我玩弄着手中单车钥匙链，平静地一笑说：你不是说希望今后有一天能看见我吗？现在不就来了！不过我们不再是对立面了，所以来看望你……我的话是报复、是讥刺、是嘲弄、也是发泄。他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感慨？忏悔？不平？
他轻轻地叹口气说：白云苍狗，万事转烛，人生真难预料？正如你说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几十年我们似乎都在混战啊！判的自已人、杀的自已人、关的自已人，到底谁是阶级敌人呢？
我插断道：谁也不是阶级敌人，全是政治斗争所制造出的假想之敌！他无语，沉默片刻说：不知是上帝在惩罚我，还是我自作自受，我患上了肝癌……说到这里他用手紧压肝区，大概是疼痛吧？待有缓解后他继续有气无力说：晓枫，过去事希望你能原谅，杀人判人是我的职业，因我要吃饭，要养家活口……
他语带伤感，声含凄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反不停地安慰他道：李预审员，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你现在静心养病，没事多看点书，把一切忘记！其实你所做的和过去我当政工干部所做的，都是党指示，不过这指示都出自一人之口，你和我仅是杀人的机器而已。我希望你今后在审理案件时，为当事人想想，不要再制造新的冤案。说着取出一纸展示给他，这是我“平反”出狱重返兴文县新华劳改硫磺厂，写给作恶多端狱吏蔡伟的一首劝导诗：
披日着艳驭彩虹，一片腑语留仙峰。
人在公门好行善，身净佛门忌逞凶。
助纣为虐千秋罪，积德施仁万世功。
世事迁变宜记取，三十河西又河东。
他看后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可他又能说什么呢？与我当年一样，当了和尚只能念那本经，这是一本杀人的歪经，再有良知的人也会变成魔鬼。
在历史长河中悲剧总是反复重演，就以眼下情况而言，自1989年“64”风波到而今，气死胡耀邦，圈禁赵紫阳，中共政策急剧左转，又制造了许多新的政治冤案？不但重判刘晓波，关押谭作人，还强折民房、霸占农民土地，而国家公器的公检法司部门却不主张正义，偏坦权贵和利益集团，正义颠倒，禁杀言论，社会矛盾重重，谁处不是积薪？身在公门的大小官吏不做好事，仍助纣为虐逞凶施威，我想他们和当年审判“马盟”的李永林预审员一样绝无好下场！
关于反右斗争的两封通信
吴兴勇
（一）
冯惠彬同学：
您近来好吗？身体情况如何？自从上次接到你的信以后，我一直没有回信给你，可是您不要以为我把您忘了，我始终记得您的友谊。但关于姓氏问题，我爱莫能助，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2007年长沙举办了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由Qin First King主办，来了十余个同学。丙班同学来参加的有：张文辉、戴永玲、蒋家樟、汤惠兰等人，甲班同学参加的有饶展雄夫妇、罗婉华、黄萼辉、蔡书兴、周中坚等，乙班同学参加的有杨经琦夫妇。聚会开了两天，第一天，同学们参观了岳麓山、岳麓书院、湖南省博物馆，在湖南的著名餐馆“西湖楼”和“火宫殿”举行了会餐。还参观了Qin First King的儿子办的学校（名字叫湖南工商行政管理学院），在那儿举行了一个聚会仪式。第二天同学们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和刘少奇的故居。第三天，广东的同学罗婉华、黄萼辉、蔡书兴在长沙自由活动，蒋家樟、汤惠兰和杨经琦夫妇去了张家界，两天后，蒋家樟、汤惠兰两位同学返回长沙，住了一晚，第二天各自回家。这次聚会由于是Qin First King主办，经济问题全由他负责。
这次聚会，可喜的是，广东的同学来了不少，您因为有足疾，行动不方便，没有来，颇为令人遗憾。
那一次参加广州聚会，我第一个遇见的同学就是您，散会后，我离开广州，回到长沙后，即接到您的来信。在我的记忆中，您似乎当过班长，但王贵民同学和傅举有同学说您没有当过，究竟如何，无法查考，我想您至少当过劳动委员，你不是干部生，同情应届毕业生，在劳动中你对我很照顾。在您的这一封来信中，您发了一些感慨，信很长，讲述了许多经历的往事，言辞十分恳切，话语十分诚挚，一片故人的心意。其中表述了您对参加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反思，您的许多看法是对的。但我一直没有回信给您，这样很对不起您老同学。
历史系一年级丙班的同学中,和我常交往的除周济旺外，要数刘益安了。刘是我的好友，忘年交，在学校中我们经常就一些事情交换意见，我被打成右派临近处理时，他冒险将班上讨论的处理结果告诉我。后来我离开了学校,我们长久没有联系,新时期到来后,他主动写信给我,说他在某杂志上看到我的名字,很有感触。他的书法很好,我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信。我们通过信后，我出差到郑州去看他，这是我们多年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他见了我，显得十分欣喜和感动，连忙邀请一些朋友们来和我们一道吃饭，其情景，完全是一对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的重逢。他说了许多话，谈了许多过去的事，感慨甚多。这里不能尽述。但他曾向我解释说: 历史系56级丙班的同学们对我没有恶感，本来没有想到要送我劳动教养,有保护我过关从轻处理的打算,是我自己的姐姐将我的家信交给她所属的湖南省邵阳市教育局反右负责人,然后再由邵阳市教育局反右负责人将这些信寄给了中山大学党委,所以中山大学党委才决定对我进行严惩。他一再十分惋惜地说：使你受到最严重的处分的是你自己的姐姐，而不是丙班的同学。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这事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张文辉同学通知我，说我的助学金已由甲等被降低为丙等。在此以前，我一直没有将自己在反右中挨整的情况告诉家中,我将此事瞒着他们。瞒了很久，我早已预料到家里的人都很胆小怕事,会经受不起这样的坏消息。可现在助学金被降低,我必须将此事向家中解释。于是我向父母亲写了一些信,信中对反右运动有些看法。谁知我的一位sister把这些信交给了领导（她因此只被划为中右，得以过关），所以这事的起因是张文辉同学将助学金降低的事通知我。
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遇到刘益安大约是在1990年左右，那一次我们曾进行深谈，他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作了有益的劝告，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领我和他的同事们见面，将河南社科院的学者们一一介绍给我。他一直送我到招待所，临别时约我第二天一定再到他那里去，可惜第二天我没有前往。谁知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以后我听到了他逝世的消息。
刘宜安同学从不参加同学们的聚会。9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一次在广州举行的同学聚会，会上遇见了王贵民同学。聚会结束后，王贵民同学从北京写了一封长信给我，陈述他的感触，他说我完全没有变样，还是当年的旧神态。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对参加整人的遗憾，我觉得他的感想是真挚的，出自内心的，尽管他是班上仅有的五个党员之一，他的参与多半是被迫的。特别是他能深刻地自省，并且能够拿出实际行动来补赎。例如，我曾请他审阅我写的《炎黄源流图说》的原稿，他欣然接受了，审读十分认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且将我寄给他的100元审稿费也退回给我。付出了劳动又分文不取。他后来多次和我通信，有一次，他约我前往武汉，和他一道参加一次同学们的聚会，遗憾的是，那次聚会我没有去，辜负了他的邀约。
我记得，我和何丽儿同学的重逢是在80年代初期的北京，我到中国社科院苏联所寻找一份资料，无意中遇见了何丽儿同学。何丽儿同学领我上她家中做客，把她的许多旧衣物送给我的小孩穿，她的小孩比我的一个小孩稍大。但对她的一片补赎之诚心，我却吐出了一句颇刺耳的话：“您现在再热心帮助我也弥补不了你们给我造成的损害。”我这是给她的热心泼冷水。但她是个有涵养的人，有亲身受害的经历，也受过痛苦的煎熬。所以她原谅了我。后来，她继续寄了不少衣物给我，有一次是托彭慈世同学带给我的。由彭慈世同学亲自送到我家。乐于助人是她的优点。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或中期）和她重逢是一种幸运，因为那时我还不太老，我们的阔别只有20多年，容貌中还留有青年时代的影子。所以我想，我当时给她的印象应该还是不错的，同时我一看到她，我的心中真有一点激动，因为那时终究还是壮年。
常参加聚会的有何丽儿和韦武等。我是在广州的同学会上遇见韦武的，此后我和韦武交往甚多，因为韦武曾在长沙经营一点生意，韦武为了帮助我，将我介绍给一位他认识的书商。这是一位有实力的书商，绰号杨百万。为了促成我和该书商的合作，韦武曾出钱宴请杨百万全家。后来，该书商约我写历史小说，终于推出和出版了我写的《韩信大传》。韦武在我家吃过饭，韦武的父亲刘老先生是我一位在香港的表哥（名叫邓宏逖）的上司。韦武受我所托，曾到过我在香港的表哥家访问，也到过我在贵州的长兄吴兴智家探望（和宗绍新同学一起去的）。韦武为人慷慨，凡是答应的事，他一定做到。多年来，韦武对我的帮助一言难尽。这也是参加同学会给我带来的好处。
对甲班和乙班的同学，我的记忆更加模糊。例如，对蒋炳光同学我就没有印象，在同学聚会上通过介绍，我才认识他。原来他是乙班的班长，也曾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了特级教师和广西桂林地区高级中学的校长。我对甲班的罗婉华同学只有一点点模糊的记忆。而对于黄萼辉同学则完全没有印象。其他的同学更不用提。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北京来了一位乙班的同学，从名片上来看，他似乎在某军事部门工作。我从不认识他，对我来说，他和陌生人差不多。他还真有点架子，要我陪他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我遵命陪他去了，还通过关系，让他免费参观了博物馆。我对这位同学的过去全无记忆和印象。那次陪他去博物馆，完全是一种义务性的服务。别说乙班的同学，就是丙班的Light Wang descendant of calligrapher同学和那位当过书记的陈同学，我也是重新认得的。
即使那些曾参加整人的左派同学，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也从不拒绝他们。例如，前次周年昌夫妇赴广州参加同学聚会，在长沙逗留，提出要上我家吃饭，我亲自动手，花了一天，作了一桌饭菜，招待他们。来我家吃饭的有周年昌夫妇，dragon同学和傅举有同学四人。我的热情款待使他们十分感动。dragon同学曾多次来我家吃饭，有一次是因为周济旺同学夫妇来长沙，他来我家看望，便一起吃饭。
反右以前，我对班上的几个党员同学，都是十分尊敬的，一直把他们当作学长看待，对他们没有一点防备和顾忌，天真地认为，既然他们在年龄上比我大，见识比我多，我就应该相信他们，把他们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对Bear同学和dragon同学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俩和我都是湖南同乡。有段时期，我和Bear同学十分接近。大鸣大放时我在这位党员同学的宿舍房间中说了一句话：“听说有人鸣放为胡风叫屈，说他不算反革命。”当时没有录音机，我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不知为什么这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右派言论之一。正是“话语会不胫而走并且会变形。”直到右派改正时，中大派一位姓林的同志（听说这位林同志后来升为某高校的领导人）来访问我。林同志对我说：“你的情节最轻，应该首先改正，但其中有一条，还是错误的，这就是你曾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我听了他的话，真有点哭笑不得，因为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根本不是如此说的。我听了林同志的话，只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辩解毫无意义。
我和dragon同学，不但是大同乡，而且是小同乡，我是湖南省邵阳市的人，而dragon同学的家族在邵阳很有影响，他的大哥dragon zhong曾是邵阳地区的老地下党员，建国初期任过重要职务（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改革开放后曾被安排当Hunan社科院院长，他推辞掉了）。他的堂哥dragon Qiu-chu是Hunan社科院的科研人员。因此我对dragon同学始终十分敬重，记得1957年暑假回家时，我和他结伴同行，毫无隔阂（近来我向他提起这件往事，遗憾的是，他早已忘记了，真是贵人易忘事）。但我被处理离开中大时，dragon和Female of Descendant of Confucius二位同学是执行者。他们成了严酷无情的专政的代表者。我记得我的确在一次白日做梦中看见他。那是在三水农场的事，我在三水农场得了严重的肠炎，严重腹泻直到大量便血不止。这种病的后遗症至今影响着我。有一次，我发这种要命的病的时候（这是三水农场最猖獗的传染病之一，有人在三水农场就死于这种病），身体十分虚弱，蹲在粪池边，头昏眼花。我仿佛看见dragon朝我走来，其实这是另一个人，不是dragon，但我左看右看，总觉得是他。dragon的形象不知怎的竟在别人的脸上出现，可见他在我头脑中印象的深刻。
这封信写得很长，与我以往的习惯不同。我平素很少执笔写信。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写信，也有历史根源。写信往往是灾祸的原因，上文已经提到，不再重复。自从去三水农场后，真所谓脱胎换骨，对少年求学时代的回忆恍如隔世，觉得那是何等遥远。平反改正后，对落难时期的经历的回忆又如隔世，而求学时代的事又如隔世之隔世了。
中山大学是我一生的“滑铁卢”。我一生有多次失败的经历，中山大学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我始终相信，事物总在不断的变化中，坏事可变成好事，好事也可变成坏事。
我因得到家乡的亲朋戚友的帮助，反右后尚有学习条件，才能挣扎出来，谋得一席地位。我想起周济旺同学，就心中有愧，是我连累了他，那张惹祸的大字报是我写的，他只签了一个名。如果他没有签名，最多定为中右。但他平反后见到我毫无怨言。我今天仍旧要为周济旺同学鸣不平。周济旺仅仅因为在我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因而被打成右派，现在仍有人说他有作风问题。其实他不过常找女同学谈话而已，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在反右运动中，他是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即使有什么政治立场，也只是因为他的家庭是农村的小地主，因而对土改有点不满。在鸣放过程中,他跟着我行动,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胡里胡涂当了右派,因此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并且始终不肯在文件上签字。 表现得十分坚决和顽强,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教养后，不久，他就逃跑了，他逃跑前曾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劝阻他，我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对朋友不负责任的态度。我没有和他一起逃跑，也是不够朋友的义气，既然是朋友，就应当有难同当。周济旺逃跑后，又被抓回，被判了12年徒刑，后来在清远劳改，再次逃跑，又被判刑20年，他父亲在家闻讯，气愤而死。（周来中大读书时，母亲已经去世）周在家是长子，家庭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呢，结果在青海劳改了二十年。最近我看见了他的妹妹，一个十分朴实的农村妇女，说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妹妹（现在长沙居住，她的女儿在长沙地质中学任教，女婿在著名的长沙雅礼中学任教）向我诉说反右斗争对她的家庭造成的损害。她的家庭在偏远的农村（湖南临湘县），周济旺是长子和独子，他的同胞只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因此周济旺是家庭的倚靠和希望，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家庭盼望他光耀门庭，不想碰上反右，在一场建国后唯一将大学生作为敌人打击的政治运动中，在中大历史系一年级丙班成了替罪羊，自己吃了20年苦不说，还连累了家庭，老父也因而气死。
乙班刘法生的事情更是悲剧。他家庭出身中农，与新政权无恩怨，又没有写大字报，只不过平日能独立思考，具有向往自由的独立思想，爱好文学。但怎么也不够右派条件，更不应该为此而丧失生命。如果按唯成份论，他出身中农，应该是团结对象。据我所知，乙班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干部生，在反右运动中却是左派。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地区一所著名的重点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工作，现已成为研究近代史的名教授。而刘法生却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当了替罪羊，被年龄比他大许多的一些“政治打手”打成右派，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被一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打成反对面，最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中，右派属于黑五类，会遭到红五类和当时得势者的追捕和斩杀。我虽然万分侥幸，逃脱了斩杀，九死一生，但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却没有逃脱。例如我的父母亲，就死于当时得势者的棍棒之下。而刘法生也是遇难者之一，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被诬蔑为反革命，死在湖南临湘县白洋田公社的书记和民兵的拳脚之下。他的坟墓在堤边，早已被洪水推入大湖之中，尸骨无存。在学校中，刘法生可以说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他的思维敏捷，本人有文学天赋，他的外语学的是英文，他有用英语写作的志向。反右和文革之摧毁人才，由刘法生可见一斑。
我也有愧于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他们中许多已经离开了人世。最近我梦见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学——甲班的蔡全照。在我的梦中，他的样子十分年轻。因此我写诗一首：“依稀枕中寻旧梦，未卜梦中复见君。四十四年阔别后，不料君貌更年轻，飒爽风华仍依旧，执着稳重面貌新，或许此形显来世，脱胎换骨重做人。”某些和我一道落水的右派同学，未能等到遇救的一天，已离开人世，他们是李宗武、何征清、刘法生、蔡全照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难能可贵的一面，可惜他们不但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连生存的机会都丧失了。李宗武（绰号老武爷）同学有点神经质，在一次大批判会上，他耐不住了，表了一下态，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想这样的不谨慎的行为给他带来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恶果。第二天他就被抓走了。他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右派言论，如果他能小心应付，或许不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也不会后来永远消失在改造场所中。我对李宗武同学也有愧，我曾将他和我说的话和Female of Descendant of woman of eight Gods 同学说过，结果，这成了甲班批判他的材料。有一个曾和李宗武交往密切的同学，后来划为中右，新时期中飞黄腾达，成为一个地级市政协主席。正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何征清同学有才华，结果死于文革的黑色恐怖中。太可惜了。前年我在贵州遇见宗绍新同学，他诉说自己被划为中右后蒙受的苦难，但是中右比起右派来，有天渊之别，中右不公开宣布，尚留在干部的队伍中，只是得不到重用而已，右派是打入另册的人，和二战时德国的犹太人差不多，大都被清洗出干部队伍，不再安排工作，在社会上当作对立面看待，其政治地位，连普通民众都不如。
我怎么也没想到蒋家樟和宗绍新同学也被划为中右，因为凭他们的政治警觉和生活经验，理应可以逃此一难。我原来估计我们班上划为的中右只有罗秉英和刘宜安两人，没有蒋、宗二人的份。没想到政治迫害是没有目标和止境的，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今天的迫害者也许是明天的被迫害者。但事隔多年以后，蒋家樟和宗绍新仍然保持自己原有的人格立场，对不公正的现象始终保持正义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值得学习。儒家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佛家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说：“反右是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后，整个自由知识分子阶层被消灭了。”我并不是说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没有成为右派的则不是。我是说，反右运动一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好像坐在一艘泰坦尼克船上，这艘船已经撞上冰山（极左势力），必然有人搭不上救生艇，有些人靠检举他人，侥幸逃生。右派就是搭不上救生艇的人，他们虽然牺牲了或者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历史将记住他们。而某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却伪装左派（当时没有真正的左派，全是伪装），安富尊荣，获得上寿，享受一生。子孙满堂，却逃不脱历史的耻辱柱。祝您全家好，就此搁笔。
吴兴勇敬上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此信寄至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东路251号环宇大厦1001号
（二）
蒋家璋同学：
别来无恙否？大翰捧读，深感君之笔力的深厚，思想力的充足，入木三分，鞭辟近里，剖析入微，佩服佩服，但我一直没有回信给你，让你两年之后才读到我的回信，深表歉意。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写信，也有历史根源。我记得反右运动开始后，我把自己的看法写在家信上，向家中的父母倾诉。谁知我的一位sister把这些信交给了领导，她的领导又将这些信交给了中山大学的党领导，因此我‘荣获’最严厉的处分。这事许多同学都清楚。上封信已提到，刘宜安同学在80年代初次和我见面时，就谈起此事。这事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张文辉班长通知我,说准备取消我的甲等助学金（后来我不同意，被改为降低到丙等），我本来没有将自己在反右中挨整的情况告诉家中,我一直将此事瞒着他们。我早已预料到家里的人都很胆小怕事,会经受不起这样的坏消息。可现在助学金有被全部取消的可能，必须让家中多寄钱来接济我。家长们素来把钱看得很重。怎么办呢？我必须将此事向家中解释。于是我向父母亲写了一些信,信中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和解释，同时说了一些对反右运动的看法。这是一些十分平常的信。谁知我的一位sister“大义灭亲”，跑到家中，以抄家的方式，把我写给父母的信全部交给了领导（她本是三青团分队长，又是党外的拿高薪的名校的领导，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无疑已成为划右对象，但因大义灭亲有功，因此只被划为中右，但仍得到三降处理：降职，降级，降薪。几年后，她向领导申诉，说自己有大义灭亲的立功情节，得到平反，但她的丈夫仍被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她自己又挨整，因此又向领导申诉，说自己在反右运动中有大义灭亲的立功情节，可惜这次那些极左的掌权者不买她的账了，将她下放农村劳动了几年）。所以这事的起因是张文辉同学将助学金降低的事通知我。这事是对我的突然打击。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blood sister会将我写给父母的信交给自己的单位，因而成为湖南省邵阳市的一件大奇闻，举城皆知。至今仍有人提起。但是根据私人信件定罪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是私人的信件啊！我没有对外发布任何言论，这是一家人私自交流。绝对不能构成撒布右派言论的罪证。可是我们班上那些整人的先生们却将其当成了好材料。我还记得那位党支部副书记Qin First King在班上念我的家信的时候的那副洋洋得意的神态。他认为，这可找到了我思想上反对当局的铁证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通讯自由受到保护，通讯的内容是个人的机密，任何人不能私拆公民的信件。天理昭昭。他们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他们永远无法洗刷的。那位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凭借出身好（其实如果按他的生父划成分，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又是党员，在班上高人一等。人人不敢小看他。可是不到一年后，他自己却因为右倾言论被罚到清远劳动半年。后来在文革初期又被打成小邓拓、何长工的小爬虫，批斗中差点丧命。后来他的后台保护他，将他送到西康附近的一个军事单位躲藏起来，才免遭灭顶之灾。但身体受到摧残，使他英年早逝。但是他晚年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深刻的反思。
今年五月底，北京的王贵民同学接受我院吕芳文同志的邀请，来到了湖南，参加虞舜九嶷山纪念地（在湖南永州宁远县境）的一项学术活动。活动完毕，在长沙停留，傅举有同学在烈士公园门口一个名叫“雅景隆苑”的餐馆请客，宴请他，在长沙的1960届中大历史系的同学如Gragon、Qin First King等都参加了，我也有幸与会。我在宴席上向Gragon询问当年反右的情况，Gragon答复说，他在中大反右运动中，曾被领导批评指责，说他领导反右不力，甚至右倾。他还说，反右处理阶段，他已不在历史系56年级丙班当学生，已经被调离到某某系当干部去了，因此，他对处理的情况一概不知，这就是说，他把责任全部推卸掉了。可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当时整理我和周济旺的材料的是Gragon，在班会上预先当众宣布处理我和周济旺的决定的是Gragon（唯独对我和周济旺保密，但刘益安同学含含糊糊向我透露了一点风声，我没有告诉周济旺，不然的话，他会跑掉的），送我和周济旺劳动教养的也是Gragon。这位大权在握，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党支部书记就睡在我的铺位下面，1958年4月14日早晨，杀气腾腾的Gragon将我唤醒，命令陈代光同学帮我捆行李，宣布送我和周济旺劳动教养，他一直将我和周济旺送到集中的地方，在小礼堂前面的草坪里，那儿有中大党委会的几个干部在等候，前来集中的还有甲班的汪剑鸣（送他来的是已故的Female of Descendant of Confucius，当时她任甲班的党支部书记）、西语系的杨宗琨和另一个同学（其名字我忘了）、化学系的锺炎吾、物理系的冯启礼，可能还有55年级的程万里，一共八个学生。这是铁的事实经过，即使Female of Descendant of Confucius、陈代光已故，可汪剑鸣、周济旺等仍在世。即使Gragon现在能对于过去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但总不能抹煞过去的事实。即使Gragon今天功利心全消，老于世故，巧言掩饰，可不能抵消他当年凶相毕露，具体执行反右扩大化的责任。Gragon等人（包括那个英年早逝的Female of Descendant of Confucius,她领导的甲班反右，打出7-8个右派，她应该为何征清、李宗武、蔡全照等的死亡负责）运用社会上权力斗争的手腕来对付携手南来共读圣贤书的同学，其手段的残忍已经达到了极点，如此手段，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在这次宴席上，我并没有盘问他的意思，我只是问他是否记得反右时我的哥哥有没有检举我。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尽量推卸自己的责任。对他的圆滑的伎俩，王贵民同学也十分不满，他当即在席上提出反驳。事后，我和王贵民同学在傅举有家中就此事讨论了半天。今年10月份，Light Wang descendant of calligrapher同学来到长沙，我们又在该宾馆聚会，席间，Light Wang descendant of calligrapher同学提到已经辞世的彭大雍同学，Gragon立即插言说：“彭大雍同学作为班长，制止鸣放有功。”因为，据他说，假使没有彭大雍同学的阻挠，班上不知会有多少人成为右派。我当时没有反驳，但我心里想，反右是有指标的，是引蛇出洞，像彭大雍同学这样的态度，压得人人不敢鸣放，那么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无法实现的。Gragon同学随即又说，历史系丙班的第一张大字报以激进的口号开头：“民主，民主，我们要民主；自由，自由，我们要自由。”所以被彭大雍同学指责为对向国民党的口号。为了澄清事实，我对这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解释：那天，我偶尔到宿舍隔壁的房间去，那儿住着罗秉英和刘益安等，我看见了那张以“民主，民主，我们要民主；自由，自由，我们要自由”口号开头的大字报，上面已经有两个人的签名，即罗秉英和刘益安。刘益安同学说，此大字报出于罗秉英同学之手，大字报文字极其简短，除了空洞的口号外，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此，我在上面签了名。随即，周济旺同学也签了名。可是呢？事后我和周济旺同学被划为右派，刘益安同学被定为中右，可唯独罗秉英同学安然无恙，即使他在班上遭受过一次批判，可既没有被划为右派，又没有定为中右，被保护过关。因此事隔40-50年后，罗秉英同学每次出书，仍无例外地给Gragon、Qin First King二位同学奉寄一本，扉页上署上二位的大名，以感谢二位的庇护。Gragon同学还说，批评彭大雍同学的大字报是吴兴勇写的，但出点子的是韦武。由这一点可知，Gragon的记忆力是多么好。他对每张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记忆犹新，熟如指掌,讲述时如数家珍,这也难怪,因为那是他人生的得意阶段，而韦武既然被党支部视为是出点子的人，可又平稳过关，也是他的幸运。Gragon又说，现在看来，右派言论都是对的。今天他能说这样的话，说明他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我也相信他的反思有真实的成分。但他从未因自己的极左的做法向受害者道歉。当时，我立即表示不同意Gragon所谓的“右派言论都是对的”这一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任何观点只适用于某个时代，经我一说，龙伶就不作声了。
您的两次大函,言及57年的反右过程,十分深刻。您说，您和宗绍新君等险些遭到Gragon的打击报复，有被划为右派的危险。我原先对这事一点也不知情，甚至错误地一直认为您是左派。但我始终认为您很有领导才能，所以我40年后初次见面就称您为“政治家”。后来联想起甲班的班长何征清和乙班的班主席蒋炳光都被划为右派，看来打击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也是掌握反右权柄者的既定方针之一。由此推之，当时您的确有这样的危险。幸而上级领导明察，Gragon的意图没有得逞——其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丙班已经划了两个右派，不需要再划右派也可以过关了——但中右的定性也使您在工作岗位上受歧视，长期得不到提拔。但由于您才能超群,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工作岗位还是作出相当的成绩,因而站稳了脚跟。等到改革开放时期一到，您就得到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的机会，成为了省科协的领导人之一。老天爷不会埋没真才。您的官职级别（厅级）已经超过了当年掌握反右大权的那些左派（应读为极左派,如Gragon、Qin First King、Bear等）后来在行政职务上能达到的级别。他们最多达到处一级，更不用说他们领导的部门无足轻重，无法与省科协相比。但是，如果按他们当年的心愿，身为反右功臣，应该飞黄腾达。从此是他们的天下，可是，风水轮流转，天意也要照应一下那些受委屈的人，不会万事皆遂他们的心愿。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最后他们自己也得尝一尝。Gragon当年在历史系56年级丙班可以发号施令，大权在握，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但他一被调到别的部门，他头上的光环就不明显了，甚至成了被整的对象。以致40年后，他一见到我和Qin First King，就诉说他自己在文革十年一直被怀疑为特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Bear同学有生性温良的一面，他英年早逝，一生少有建树，令人惋惜。刘宜安同学生前一再为Bear辩护，说Bear是个好人。似乎他很同情我。可是，他在反右时是Gragon的得力助手，以后一直戴着反右积极分子的光环，从事极左的政治工作，为极左的政治贡献了一生。1662年，我回到中大，见到他正在做学生工作，用极左的教条灌输入学生的头脑。他考入中大以前，和他在衡阳共事的有吕芳文同志和李楚凡同志等，这两人后来调入我们单位，而且都健在，儿孙满堂，生活优裕。似乎他们虽未读大学，可生活道路和人生业绩反而略胜Bear一筹。这么说来，Bear读大学是否读错了？不，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王贵民同学，他走的就是正道。
当时在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中分成好几个等级。第一等级:华侨和港澳生，他们不在学校食堂内吃饭，挥金如土，并且能享受内地学生享受不到的许多待遇。第二等级：调干生，这些学生年龄较长，以生活、政治经验丰富见长，在经济上，调干生虽然比不上华侨和港澳生，但比起应届生来，他们还是高出许多。第三等级：应届生，这些学生年龄较小，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极为欠缺，在经济上，靠父母的工资接济。可当时工资水平都不高，接济一个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在应届生中又可分为两个小等级：广东省的应届生和内地的应届生，前者家庭经济情况略胜后者，并且因为地域关系，容易为学校领导（多为广东人）所保护。反右运动一来，人人要过关，每个单位都要划几个右派，那么政治经验极为欠缺的应届生很容易被作为替罪羊，特别是内地的应届生更容易遭殃。因此我们所在的历史系一年级丙班和乙班划的三个右派都是内地应届生：吴兴勇，周济旺和刘法生。这三人中，周和刘都来自偏远的农村，生活更加艰苦，而我这个来自内地城市的应届生，在周和刘的眼中，又是天之骄子。所以我对周和刘有影响力，他们愿意为我而冒风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不料反右时多少受了我的连累。周济旺因为在我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而被打成右派，现在仍有人说他有作风问题。其实他不过常找女同学谈话而已，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在反右运动中，他是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即使有什么政治立场，也只是因为他的家庭是农村的小地主，因而对土改有点不满。在鸣放过程中,他跟着我行动,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胡里胡涂当了右派,因此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并且始终不肯在文件上签字， 表现得十分顽强。被送到三水农场劳动教养后，不久，他就逃跑了。他逃跑前曾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劝阻他。我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对朋友不负责任的态度。我没有和他一起逃跑，也是不够朋友的义气，既然是朋友，就应当有难同当。周济旺逃跑后，又被抓回，被判了12年徒刑，后来在清远劳改，再次逃跑，又被判刑20年，他父亲在家闻讯，气愤而死。（周来中大读书时，母亲已经去世）周在家是长子，家庭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呢，结果在青海劳改了二十年。最近我看见了他的妹妹，一个十分朴实的农村妇女，说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刘法生的事情更是悲剧。他家庭出身中农，又没有写大字报，只不过平日能独立思考，具有向往自由的独立思想，爱好文学，但怎么也不够右派条件，更不应该为此而丧失生命。如果按唯成份论，他出身中农，应该是团结对象。据我所知，乙班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干部生，在反右运动中却是左派。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地区一所著名的重点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工作，现已成为研究近代史的名教授。而刘法生却因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当了替罪羊，被年龄比他大许多的一些“政治打手”打成右派。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被一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打成反对面，最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中，右派属于黑五类，会遭到红五类和当时得势者的追捕和斩杀。，我虽然万分侥幸，逃脱了斩杀，九死一生，但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却没有逃脱。例如我的父母亲，就死于当时得势者的棍棒之下。而刘法生也是遇难者之一，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被诬蔑为反革命，死在湖南临湘县白洋田公社的书记和民兵的拳脚之下，他的坟墓在堤边，早已被洪水推入大湖之中，尸骨无存。他是中山大学的“林昭”。在学校中，刘法生可以说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他曾对我说过：“士为知己者死”。不幸的是，这话成了谶语。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多少受我的影响，但他在思维敏捷和文学天赋方面远远强于我，他的外语学的是英文，他有用英语写作的志向。反右和文革之摧毁人才，由刘法生可见一斑。
我说：“反右是针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后，整个自由知识分子阶层被消灭了。”我并不是说凡是被打成右派的都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没有成为右派的则不是。我是说，反右运动一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好像坐在一艘泰坦尼克船上，这艘船已经撞上冰山（极左势力），必然有人搭不上救生艇，有些人靠检举他人，侥幸逃生。右派就是搭不上救生艇的人，他们虽然牺牲了（如中山大学的林昭式的烈士何征清、李宗武、刘法生等）或者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历史将记住他们。而某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却伪装左派（当时没有真正的左派，全是伪装），安富尊荣，获得上寿，享受一生，子孙满堂，却逃不脱历史的耻辱柱。
祝您全家好，就此搁笔。
郑州市东明路45号佳亿花园2号楼2单元402号吴兴勇敬上
2008年9月11日
文峰山寻旧
邹景宏
二00二年四月巫山
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正视历史,才能明是非，知兴衰；人类才能进步,社会才能与人和谐。
---题记
山高路亦遥, 不见故旧貌。
君祈万岁寿, 峭壁刻信条。
尸骨嵌笔画, 血泪和灰膏。
呜呼何所得? 但闻冤魂号!
惊世大标语背后的悲惨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和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成千上万的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悲惨死去。 长江三峡南岸巫山境内的"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超长标语和巫峡之颠"毛主席万岁!"惊世大标语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横空出世"的。
前一幅标语横跨15公里, 13个字刻凿在13座山峰上；后一幅标语虽仅有5个字, 但每个字长宽各33.33米
, 每笔宽3.33米, 每个字占地约1000平方米, 5个字和一个感叹号,外加字间距, 超过了6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两个巨幅标语!今天, 这两幅标语已经湮没在萋萋荒草中。 而在标语的背后，潜藏的却是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悲惨往事。
宣传"大跃进"一幅标语横跨三十里
1958 年3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个人崇拜是正确的, 必须崇拜。 当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宣称中国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刻, 之后大跃进狂澜席卷全国。
当时的四川省巫山县委为了配合革命形势, 决定在面对县城的长江南岸, 制作一条"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大型标语。
1959年10月, 巫山县的140多名右派分子集中在县人委招待所进行评查摘帽工作, 首批摘掉了廖希富、彭会志、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王瑞全等7人的"右派"帽子,这在右派分子中引起强烈震动, 他们看到了摘帽的希望。 随后, 有关方面宣布了参与制作大型标语"光荣任务"的70多名右派分子名单。
10月下旬,这些右派们在接受组织的"谈话"和写了好好"改造"的决心书后, 经简单的分工, 分头登上了长江南岸东至杨柳坪, 西至下马滩长约30里的13个山峰上, 用石灰制作标语。 他们先是将作字的山包铲平, 将绿树青草清除干净, 然后再浇上石灰浆。 每个字长宽各约10米。 时值秋高气爽, 右派们又在评查中刚刚表示了"改造"的决心, 个个起早贪黑, 埋头苦干,尽管每天定量4两粮食, 但也忍着饥饿, 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任务。 可是,由于这条标语拉得太长, 字间距太远(每个字相距二三里), 即使专门看它,乘上水船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看完,何况字在山坡上,稍不注意就一晃而过。若乘下水船,这条标语的内容就只能反着念,事先不知道内容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幅标语。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条标语还是以闹剧收场了。
绝壁上作字；百名右派开赴巫山中
横跨30里的大标语制作失败后,巫山县有关方面考虑寻找一种新的宣传方式。这时有人建议在文峰山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标语,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 下水轮船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获得批准,并又把制作任务交给了右派分子们。文峰山为著名的巫山十二峰之一,山峰尖峭如巨笔插天,山形巍峨突兀,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悬岩绝壁,堪称巫峡之标志山峰。而临江一面(此处制作"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山体更如同刀劈斧削,人若徒手攀上去都难上加难,更何况要在上面制作标语,难度可想而知。
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在那个创造了一幕幕人间奇迹的时代,一切不可思议的事都发生了。
巫山县委组织部专门就标语制作召集近100名右派进行了动员,要求右派们听从指挥,战胜困难,在完成这一光荣政治任务的同时认真改造思想。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等。各组分工明确,每天定额到人。为了鼓励士气,组织者还专门将当初摘掉右派帽子的7人安排进队伍,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激励其他右派好好"改造",早日摘帽。
1959年12月初,这支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伍背起背包扛看钢钎、铁锄,挑着撮箕、粪桶,向文峰山半山腰昀梨子坪进发。
梨子坪是文峰山南面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村。梨子坪并不平,此处住着的十来户农民都是在一些稍宽的山凹上建的土房,整个村子苍凉而贫瘠。农民乡亲仍迎来了这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世世代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去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当下小山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争,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了下来。
标新又立异；书法大师再创世界奇迹
这幅标语的设计者是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而此前,他还设计了那幅跨越15公里的超长标语。这次,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得气势磅礴。每个字长宽各10丈(约33.33米
),每笔宽1丈(约3.33米),每个字占地约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 可及山腰,过往行人仰视时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这实在堪称开天劈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原名吕启超,长大后酷爱书法的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吕炎林,其改名的理由很简单:吕为双口,炎为双火,林为双木,从书法角度讲,这样协调好看。
施工尚未开始,吕炎林先带人爬上山,初步确定地段,然后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这时,吕炎林的美术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想想看,每个字1000平方米,要怎样才能把间架结构摆布匀称。吕炎林创造了插旗的方法,先铲除树木杂草,再用石灰涂写。吕炎林在对岸南陵用"旗语" 指挥。当时无任何通讯工具,他常常在文峰观、南陵、长江两岸山上来回奔跑,先后磨破了18双草鞋。几个月后,硕大的"毛主席万岁!"终于镶嵌在了文峰观上,而吕炎林的书法水平和设计能力也受到了全国同行普遍好评。
巫山皆云雨；凄风冷雨摧残文弱作字人
施工时,正值隆冬天气。长江上朔风怒号,巫峡口波涛汹涌,天地之间气象萧森。"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 来,这有些像在雕刻一座山体,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锄头。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劈地以来从来没有人迹,那些盘根错节的草木深 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铲字组"的人们很费了些劲，流了些汗才将山壁清理出来,硬是用锄头在6000平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毛主席万岁!"
而最辛苦的要数"背浆组"。高高的文峰山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当年为制作标语,专门在江东嘴建了一座石灰窑烧石灰供作字之用),而惟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 一定数量后再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已是数九寒冬的文峰山上,风雪交加,寒气凛冽。这些文弱右派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是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减少。"背浆组"的人在一阵紧接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石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谁也吃罪不起,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万丈悬崖之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生命顷刻间会"付诸东流"。
据巫山文史馆等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3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山共计4000人次。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石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石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约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
的面积泼浇完。这种极其艰难惊险的工作,现在就是用重金请那些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来恐怕也难以完成啊!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白天忙了一天后,管理人员还要晚上召集各组组长开会,进行总结评查,安排第二天的任务,总之是一点也不能松懈。
文峰山含悲；5个字夺走了9条鲜活生命
在这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原定的每天200克口粮加牛皮菜的生活渐渐也难以为继。但是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能说肚子饿,那是对总路线的"诬蔑。"后勤组"的人们便出去满山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能坚持攀登上山崖去完成那个重大政治任务。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一种化工佐料)"橘精酒"等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颠的右派分子也未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陈文清、向明谣、谢会鑫、谭明生、陈文轩张玉贵、周敬清、谭敬三、杨玉云等9名右派分子悲惨死去。陈文清，一个劳动态度非常端正的右派分子,他是"兑浆组"的成员,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苦的日子,也硬挺着。有一天,他对同伴们说:"加油干,争取早摘帽!"谁知这竟成了他的遗言。就在笫二天晚上,他因饥饿死去了。向明瑶身强力壮,可以背着100 多斤重的石灰登上陡峭的文峰山,可是由于饥饿难耐,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开始还有野菜充饥,后来野菜没有了,就找细腻一些的树叶吃,到最后只能吃又粗又硬 的野草了,在饿了数日后,也终于离开了人间。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威胁,那就是监管干部和摘帽右派的肆意打骂、扣饭。县卫生科右派谢会鑫(人称谢胖子) 因为不堪饥饿,全身水肿,倒于大街上,无力爬起来。摘帽右派罗春玉(个矮小,人称小日本)竟用皮鞋踢其全身,致小便失禁。群众愤怒吼道："你才摘帽几天,就这么残暴!他已经死了……"当晚深夜,谢会鑫、谭敬三、周敬清三人被悄悄埋于西门外。公安局右派杨玉云(地下党员)想吃晚饭后将石灰浆背上山,摘帽右派说他未完成任务,不给晚饭吃,第二天在文峰山半山腰发现他冰凉的尸体。
在9个死者中,估计要数谭明生死得最"幸福"。谭患夜盲症,一天夜里,管理人员罚他与另一右派到江东嘴背石灰,由于看不到路,加之白天体力消耗太大,谭好不容易抹到江东嘴后,就再也设有力气背石灰往山上赶了,同伴背着石灰走后,谭就倒在路边"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谭已僵死路边(年仅22岁), 其手里捏着一把碎纸片,打开一看,原来是施工队里管教干部制定的<守法公约>。可以想像,谭明生在临死前对施工队里的种种恶行和条条款款是多么憎恨啊!当时,驻江东大队女干部沈发梅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找来一些木头做了一具简易的棺材将其安葬。9位死者中,谭明生是唯一一个装进棺材的,其余8人都是用帆布口袋装着就地挖坑掩埋的。
最让右派分子心寒的是,所有参与制作标语的右派分子在标语制作完工后,没有一个得到当初的承诺, 没有一个被摘掉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这些人才先后得到"改正"。
标语设计师；文革中也难逃厄运
当时,制作标语人员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渐渐传了出来,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共万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恒茂到巫山检查工作,发现问题严重,忙给巫山县提出,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制标语的右派分子每人每天增加供应二两(十六两制)黄豆,三钱食油。1960年夏初,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 之颠,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毛主席万岁!"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挺立于耸入云霄的青青山壁上,用20万斤雪白石灰浆写出来的标语异常醒目,轮船顺江而 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惊世大标语。巫山县委领导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虽然那时饥荒正在夺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命。
在那个赤贫却到处充满着狂热追求的年代,"毛主席万岁!"大标语一出,当地许多报刊就刊发了大幅照片或图画。1961年9月16日,诗人郭沫若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当轮船行径巫山峡口，看见文峰之颠书写着硕大无比的"毛主席万岁!"时,大发感慨,当即写下五律<过巫峡>: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他所说的"领袖万斯年"就是指的这幅"毛主席万岁!"的超巨型标语。
当时,巫山的超大型标语成了巫山的骄傲，中国的骄傲。然而,"总设计师"吕炎林却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1961年秋,吕炎林陪同著名作家徐迟到长江三峡采风。后耒,他以采风中的神女峰上见到了明末清初的一尊木质镀金神女像为题,写了一篇<我们找到了神女>的散文。正是这篇文章,为吕炎林"文革"期间挨批斗埋下了祸根。
1966年,巫山县城内的大字报在吕炎林的名字上划了个大红"x",旁批"狼子野心"。大字报上还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是<吕炎林一伙找到了蒋介 石>。造反派们的证据是吕炎林的散文<我们找到了神女>。这些人居然把吕炎林和徐迟找到了神女塑像渲染成找到了蒋介石,神女竟等于蒋介石,这何等荒诞。就这样,吕炎林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直到1974年,吕炎林才被平反,此后不久,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
后记
巫山峡口文峰山上的"毛主席万岁!"的巨型大标语,虽几次维修,终难修复。在风雨的剥蚀下,已很快消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见不到任何痕迹。但是, 它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故事,广为流传，诉说那个时期巫山县140多名"右派"的悲惨岁月……
(王君国推荐，原载<新州报>)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退休教师熊鸿贵
中国现代化应包括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
幸存者申请了三十年，困难补助不给一分钱，全国罕见，弱者只有喊青天。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缩写经历，依法维权，讨回公道，百折不挠，不平则鸣，人之常情。
1984年8月中共黎川县委文件称：“熊鸿贵同志被划右派分子，属错划。”这一结论令我感动得痛哭流泪，终生难忘。
(一)无视党的政策，迫害无辜公民：1957年黎川中学和黎川县文教局，无视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把政治上清清白白的我莫明其妙地划为黎川县教育界的极右分子，并判处我劳动教养6年，致使我遭受灭顶之灾，死里逃生。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同样又无视党的英明政策，无视法律，对错判6年劳教，错扣10年工资，造成极其不幸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不给分文补偿，妄想把责任全推给共产党。黎川的贪官灭绝人性，丧尽天良。
(二)短暂的幸福：我半岁时，做裁缝的父亲便因病无钱医治而死亡，在饥寒交迫中读完小学。小学毕业后，立即考入简师，公费吃饭读书，有吃缺穿，泪水为伴，专心苦读了六年。1951年我在江西省临川师范中师毕业。当时南下的党员校长和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说我是全面发展的高材生，决定把我留在母校任教。20岁左右的我多次在抚州地区(11个县)的田径运动会上获奖，身强力壮，多么风光。1954年党把我保送到湖南师范学院去学习物理专业，1956年调任南城师范共青团团委书记兼教中师物理，这年工改我的工资评为55.50元/月。许多同事都说我家庭出身好，身体好，年轻好学，前程似锦，同年被漂亮女孩看中，我有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有双职工的幸福家庭，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当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1957年8月江西省黎川初级中学开始创办高中，急需高中物理老师，党把我调去协助创办高中，我高高兴兴来到黎川，因为我爱好实用物理，喜欢做物理实验，所以我很想在黎川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干出我的事业，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
(三)我在黎川遭遇晴天霹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因忙于调动，未参加任何大鸣大放会，没说什么更没做什么，年轻单纯，涉世不深，但晴天霹雳，祸从天降。来校不久，1957年冬黎川中学的校长章治华与黎川县文教局长郭开曙，互相勾结，为了保自己过关，为了完成5%的划右派任务，无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昧着良心，搞政治抹黑，居然把我这个家庭和本人都无任何劣迹，毫无右派言行的外县人上报抵任务，捉我去做替死鬼，划我为黎川县教育界的极右分子，经过半年日日夜夜残酷的批判斗争，兼挑水扫厕所以后，于1958年4月押送我去黎川华山垦殖场长期劳动教养，把我推向痛苦的深渊，推向死亡的边缘。刚到垦殖场时，教养队尚未成立，领导把我暂时放在下放干部里一起监督劳动，我就像哑巴没说话，叫干啥就干啥。一天傍晚，休工回来，大家都较累，没想到有一身材高大，非常陌生的下放干部对我突然袭击，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用脚狂踢，我不敢自卫反击，只有喊“救命”，但无人救，最后把我打成重伤，不能动弹，肋骨剧痛，无医无药，活受折磨。打完以后他对人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推翻共产党，连累了我们，坑我们到这里来劳动。”当晚我决定割脉自杀，但又丢不下辛辛苦苦守寡把我拉扯大的母亲，丢不下20岁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只有伤心流泪。我向领导反映情况，领导也不吭声，我的生存权在此无保障。后因吐血住院，胸透时才确诊是他打断了我四根肋骨。休息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勉强下地走动。教养队成立以后，我被押往教养队，这里由极左的工农干部监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年剥夺人身自由，6年停发工资；正遇三年粮荒，天灾加人祸，日子太难过，度日如年；强迫我与开放型肺结核病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曾被打伤。年仅20几岁的我，不但被强迫干重活脏活，而且饿得遍身浮肿，最后被传染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而大吐血，奄奄一息，无医无药，濒临死亡。教养队正准备将我埋葬在这荒山野岭之中，草菅人命，但求生是人的本能，待病情稍微稳定，吐血转为咳血之时，经准假后，我便柱着拐杖挣扎着独自步行到县医院去求救，边走边咳血，刚到医院，实在支持不住，便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呼吸困难，嘴角流血，眼角流泪，许多群众围观，看看这个年轻人很快就会死亡。医护人员将我抬到抢救室去抢救，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无亲人及任何陪伴，医师说是被血块堵住了气管，很危险，叫我拼命把血块咳出来，否则就会死亡，……住了两个月的院，免于一死。归队后，饿得难过，肚子里像在断肠，借上山砍柴之机，经常被迫到深山老林中去摘野果充饥。野果太酸，吃多了，又得胃出血，常解柏油样大便。无医无药，身体日渐虚弱，真是雪上加霜，逼使我一步步走向死亡。我心里明白在这次大饥馑中，我必死无疑，这里的劳教人员都是本县人，离家近，可以得到亲人的救助，唯独我是抚州人，离家数百里，哥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与我划清界限，母亲因我的事而得重病，妻子又坚决要离婚，确实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于是我开口向领导请两天假去看看病重的母亲，去与妻子谈判，领导不准假，我只有请半天假去场部看病。领导批准后，为了生存，我被迫逃跑回抚州，我身无分文，无钱买票坐车，碰巧司机与旅客去饭店吃饭，我只有偷上汽车，坐在最后面，混入旅客中，回到抚州，见到病倒在床的母亲，母子俩抱头痛哭了许久。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点钱，全给我理发买车票，把节余的5斤粮票和半斤咸肉全给我带去。找到妻子我说要与她谈判，她说了一句：“没有谈判的余地，你劳动教养遥遥无期。”便离我而去，并叫我莫走，不一会儿，她叫来警察把我赶走。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低声哭泣到天亮，精神彻底崩溃，我生不如死，我很想割脉或触电自杀，一了百了，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最后我又想到，如果我自杀，母亲立即会死，也会惹来别人说我畏罪自杀。其实我比陷害我的人清白得多，同时我坚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党，总有一天我的冤案会真相大白，所以我决定不自杀。第二天，我赶紧买车票回黎川，上车前我在抚州买了许多鱼钩和鱼线，下午回到教养队，被领导大骂了一顿，并写检讨写保证。极左分子还想把我推下河去淹死我，我说我善于游泳，他才罢休。此后，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坐在附近的河边钓得许多鱼来，河水煮河鱼，放点盐，味道鲜美，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因多次精神崩溃，多次悲痛欲绝，长期忧伤和失眠，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和心绞病。长期劳动教养，造成极其不幸的后果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患重病，死里逃生，麻木迟钝，满头白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贫如洗，孑然一身，无家可归。男人有泪不轻弹，我却泪水滴不完。直到1963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又称是“摘帽右派”，恢复工作，工资定为最低的34.50元/月。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我又成了牛鬼蛇神，经常戴高帽游街，开宣判会陪斗，无休止的监督劳动，很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1968年11月被下放去黎川山沟里插队劳动改造，当时我重病缠身，急需治疗，于是我要求回老家去插队，急寻熟识医师治病。回到老家以后，许多亲朋好友、许多同事同学和学生都说：他们早已听说我被黎川的干部折磨死在山沟里，现在又回来了，真是幸运，真是奇迹。回家乡后，再也没有人会公开歧视、侮辱和虐待我，许多中学都要我去教物理，只是拿最低工资挑重担。强迫离婚后，贫病交迫，正值青春期的我，打了十多年的光棍，连老婆都找不到，最后年近40，只得找一个没有文化，更没有工作的农村妇女为妻，长期护理我的疾病。1979年中共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经复查，黎川县文教局来文件称：“熊鸿贵的言论不是右派言论”，改正结论是撤销原各种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中教7级。当时我带病亲自到黎川要求困难补助，无人理睬。1984年8月中共黎川县委文件又称：“熊鸿贵同志被划右派分子，属错划。”改正后，我仍经常住院，在病床上呻吟，公医卡得很紧，我每年医药费的开支是生活费开支的许多倍，处境非常困难。此后我年年去信黎川，申请困难补助，让我拿这笔钱去治病去重建家庭，但从未见回音。2008年8月，我携带三级党委文件及困难补助申请书亲自交给教育局长武小龙，经长时间研究，仍被婉言拒绝，令我伤心难过。“属错划”一错就百错，我无任何劣迹，斗得我死去活来，斗的是自己的同志，判处我劳动教养6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毁了我的青春，毁了我的健康，坑我一辈子忍受疾病的折磨。6年停发工资，15年工资降为34.5元/月，折算起来，总共是扣发10年的工资。贫和病伴将伴随我度过今生。不过伟大的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党，是认真负责的党，是依法执政的党，对冤假错案也做了许多善后工作。根据我多年的调查访问，我得知黎川、崇仁、临川、南昌等地像我这种被划错了，又被判处劳动教养或劳改的人员，经复查，由县或县级以上党委审批，都得到补发工资；非两劳人员一般未补发。但黎川县对我这个无辜的外县人一贯歧视，有法不依，一毛不拔，分文不给，非常缺德。哪怕我申请了三十年，创造了写申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枉然。这种做法符合党的政策吗？符合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吗？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吗？符合人道主义吗？而且获得工资补发者，都是组织上主动上门，找到被错判的两劳人员，根据证据，核实金额，实事求是，补发工资。例如黎川的李根生在1979年就补发工资9700元，崇仁的詹求贤老师补发7仟余元，临川的徐
老师补发6仟余元，南昌的马老师也得9仟余元。这都是铁的事实，有名有姓有地址，可以去调查，。79年我应得6696元，但黎川分文不给。同在一片蓝天下，黎川把我当傻瓜，黎川的个别领导特别歧视我这个外县人，去信总无回音，一贯无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四)腐败透顶，百姓震惊，贪官自绝于人民：另一方面，在黎川任职多年的县委书记曾志勇，经核实他有数千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他身边美女如云，玩了一百多个情妇，写有100多篇玩情妇日记，勾魂情妇还被剪几根阴毛夹在日记本中留作纪念，每根阴毛补偿1千元。去年黎川教育局也补偿我6千元，对于缺钱住院买药的我来说，这笔钱很可贵，也来之不易，但在贪官眼里，这点钱只是6根阴毛的补偿费。曾现已坐牢。后来的县委书记谢昌贵也有五千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他在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各买了两套豪宅共8套豪宅养情妇，为保巨额赃款，又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谢已自杀。像这样的县委书记，他们怎么会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呢？他们怎么会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呢？在三公消费方面，在包养情妇方面，黎川的贪官比美国首富比尔盖茨还富有、还阔气。在落实党的政策，向严重冤案的幸存者提供补偿时，黎川的官员却比中国的乞丐还贫穷，还吝啬，还耍赖。
(五)求助：如果能由我选择的话，即使黎川补偿我一亿元，我也绝对不愿接受上述的灾难和悲剧。我不稀罕一亿元，我只要夫妻团圆，母亲平安，我只要健康的肋骨、健康的肺、健康的胃、健康的心脏。健康是无价的，健康的乞丐比重病的王子更快乐。对于上述一切强加在我身上的灾难和悲剧，理应作出精神损害赔偿，因错判劳教而错误扣发10年的工资，更应依法退回。我坚持申请了三十年，坚决要求黎川中学和黎川教育局帮我向劳动教养单位追讨这10年的工资，让我拿这笔钱去治疗折磨了我21年的各种疾病。到目前为止，黎川县教育局在省信访局的再三督促下2009年8月已退回6千元。按照政策和法律，这笔钱应在三十年前的1979年就给我。三十年前这笔钱刚好是我九年的工资，今天这6千元钱只是我三个月的工资。1979年詹求贤只用6千余元就在抚州市内牛角湾建了一栋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楼房，现在的6千元在抚州市内只能买2平方米的住房。今天只用三个月的工资来了结错扣的十年工资(120个月)，既不合法，又不合情，也不合理，是霸王行为。仍然是愚弄、欺压老百姓，只是3/120=1/40，这是象征性的举措，是居高临下，不是平等待人。象征性的举措体现不出依法执政，实事求是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我被迫长期写出这样的申请，也是黎川在精神上折磨我的继续，这到底是我无理取闹，还是黎川的官员耍地方霸道。老天爷，天底下的弱者在大声呼唤您，您听到了没有，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中国现代化应包括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盼上级和媒体给予政策和法律上的宝贵支持，盼网民给予人道主义上的宝贵支持。盼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听父老乡亲的话，将人比己，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听党的话，依法执政。盼黎川妥善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不要逼我到处发送电子邮件，不要逼我到中外互联网上去喊青天，我实在不愿这样做，影响很不好。黎川以前的领导一贯不把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对我太不公平，不平则鸣，这是人的常情。
结束语：热爱共产党，痛恨贪腐官。
说经历写经历都要有证据：
1、黎川文教局的文件和中共黎川县委文件是重要的证据。
2、我身上的陈旧性肋骨骨折、肺结核病灶、术后剩下的一点点大的残胃和严重的心脏病，都是历史留下的证据。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一中退休教师熊鸿贵写于2010年4月6日
电话：(0794)8441976
1957年8月调往黎川时，我是一个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思维敏捷、满头黑发的青年教师，也是体育运动员，有双职工的幸福家庭。
1968年11月离开黎川时，我是一个身患重病、面黄肌瘦、麻木迟钝、满头白发、孑然一身、无家可归的“摘帽右派”，何其悲惨。
右派份子们的所失与所得
郭振乾
一.所失:
1.他们失去了一个大好的青春时光；
2.他们失去了一个最好的获取爱情,组建一个幸福家庭的时机；
3.他们失去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为人民更好工作的权利；
4.他们长期失去了应得的报酬, 长期过着清贫,甚至贫困的生活；
5.他们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长期经受着一种社会性的寂寞，失去了所应该享有的做人的尊严；
6.最后,他们又失去了申诉和平反的权利。
二.所得:
1.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与工农兵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往往能够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考虑问题。 他们始终能够保持着一颗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
2.由于他们是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是代表着未来的,所以他们始终都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和乐观的情绪；
3.长时间的特殊环境促使他们要少说话,多思考,所以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比一般人要强,他们一般都能解决比较复杂的难题;
4.他们长期过着极其艰苦甚至是非人的生活,所以他们一般都极其能够吃苦耐劳；
5.他们在极权政治的重压下长期经受着污蔑和委屈,所以他们练就了极其能够忍耐,极其不会生气的本领；
6.他们为说真话而受苦,为了维护公平正义而受难,在他们临死的时候,他们会说: " 我没有为了攫取个人的私利而说假话,我没有伤害过无辜，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已经无懈地做过努力,我可以问心无愧，平静地走了."
人生不朽是精神
徐海裕
人生，正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一只船。她既得益于上苍惠顾的阳光普照，让你醇享着航程中的海天美景，但又必须时时警戒着拔地而起的惊涛骇浪。航海需要雷达的探路导航，一个短暂得可怜的人生，面对茫茫无际的人生大海，又何尝不可借助于古圣先贤的前车之鉴，跨过人生道路的盲区呢？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然而就笔者七十余年浪迹人世的生涯，却大多数是你最需要人们扶助一把越过一个坎儿的时候，却难以遇上“三个帮”的。那么，当你不慎陷入一种旋涡而不能得人救助时，应当怎么办呢？是怨天尤人的望洋兴叹，止于险滩的横挡去路而却步，听任惊涛骇浪的拍击而沉没，还是直面难题，不畏艰险，探寻自己的新路？这时，就不能不借助于你那坚定的人生信念，自我扬鞭奋蹄了。
跌宕起伏的人生
1932年笔者出生在四川省渠县平安乡玉皇坪的一户人家。在1944年12岁时，我那在清未时曾毕业于四川省绥定联立中学（即达州市高级中学的前身），主持生计的父亲徐家麟先生，即因贫病交加，抛下一双小脚的妻子和他们尚未成年的三个小儿女，撒手人寰西去。在我的记忆里，在此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天灾人祸，家中一贫如洗。全家唯一的生计，就是为近邻的小康之家们打些猪牛草，以换取半勺一碗的碎米头子和采集野菜，谋求每日能有一餐稀糊活命。在这样一种境遇下，哪能有我读书的份儿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是在先父去世那年的秋季，我所在的平安乡开办了一所不需要交纳学费的中心小学，给我提供了一个走读拼搏的机遇，从而得以在1946年上半年被挑选到县上参加县教育部门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举办的，全县中小学生毕业班学业成绩考试竞赛，获得亚军锦旗。这在当时的封闭社会里，在我们那个地处边远之乡、鲜有在县上亮相出名机会的小天地里，我和教我的老师们，都由此风光了好一阵子。尤其对我这个家徒四壁的穷小子来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可算是第一次的扬眉吐气了一回。接下来又一个决定我生活道路的机遇是：当1946年冬季渠县唯一提供公费读书的学校——渠县师范学校在招收1947年春季简师三班新生的时候，在有300多人应考、只收50名新生的关口上，我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取录入校。由此在我当时的那个小脑袋里，深深地扎下了一个“只要你有心，毛铁也能磨出锈花针”的信念。1949年冬，在解放渠县城的炮声中，在蒋氏政权逃出大陆的同时，我结束了三年简师学业。在此改朝换代的当口，我那不曾与蒋家政权有任何瓜葛的出身，我那辛酸的童年，反而给我带来了幸运。在解放初期社会混乱民生凋敝的当口，我首先获得了工作的机会，稍后即入团入党。一路顺风顺水，不禁有点趾高气扬!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的人生道路正验证了这句哲言。当然，这是后话。
我是家中的独子。由此父母把我当成了翻身的唯一希望，唯一的心肝宝贝。比如说，即使我家沦到每日只能喝到一顿野菜糊的地步，父母也要先让我喝够，然后才有姐妹们的份儿。这就是说，我在我的家庭中，实际上是一个“小皇帝”。解放以后，我又多了个“历史清白”、“根正苗直”的“资本”。在我入党后，我特别欣赏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段“名言“，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人们不难想像，在一个嘴上无毛初涉人世社会的少年身上，小家庭和大社会都先后对这个人提供了这么一个“养尊处优”、自我欣赏的环境，他能有一个平常人的涉世心态吗？当其进入五颜六色的人世大社会时，他能够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身份吗？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吗？他能够分清社会上的是是非非吗？当我在1955年从一个县的行政监察机关，被遴选上调到一个地区的行政监察机关工作之后，初先怎么也不理解我的顶头上司，那位一直倾心培养我的处长身上为何还有那么多误人误事的官僚作风。继而更不理解这位曾经执教中学的正县级老党员老干部，为何还听不进他亲手选定栽培的下属的诚挚进言。在反右派运动前的1956年，我不假思索的以尖刻的语言，撰文向上级监察机关揭发其官僚主义的诸多问题。稍后，即逢毛老人家“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出世，反右派运动斗争遍及全国。自然在这个运动中，我也在劫难逃。1958年初，我被正式划为右派，受到了开除党籍、连降四级工资的处分。交由下放干部“带下”农村劳动改造。顷刻之间，我就一下由“红人”变成了“黑人”。由革命变成了“反革命”。由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身份，“堕落”成为了没有做人身份的“下九流”。只能“认罪服罚”，由别人像猫狗一样带走，做那“谁都可以叫你做啥你就得做啥”的一个“驯服工具”了。昨是今非，天上地下两重天。昔日的趾高气扬，而今是已是荡然无存。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昏头转向，怎么也弄不懂，道不明，想不通。也曾发心要与那位刻意批斗我的“高手”同归于尽。但因有人跟我太紧未果。环顾昨日我的一些同事，他们当初不也面对那位处长的官僚作风，意见多多吗？不过他们不愿当面进言，更没有像我那样斗胆包天，向上级书面反映自己的上司，写下尖锐的文字，授人以柄罢了。我能理解：他们或因为不是党员，或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或因为多少有点历史“污点”，或因为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等等，没有像我这样做。然而，他们怎么却由此倒反成为了这次运动中的左派或积极分子了呢？再说，即使算我千错万错，反了处长领导个人的行为是大逆不道，应当赔礼道歉，收回认罚，但也不能说就是在我的身上长了反党的反骨，反了党的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呀！怎么也不能使我心服口服。但是人之常情，总是愿意找出自己需要的理由，以平衡自己的心态。所以想来想去，我终于明白了，那位处长在力主把我送进“右派深渊”批斗时，为什么指责我“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他批我的这句话，不正打中了我那懵懵懂懂，不会立身处世的致命要害了吗？这下我全然醒悟了：共产党员怎么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我不也是从娘肚子里生出的吗？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嘛！怎么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尘不染呢？原来我招“罪”，正是由于我自以为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直”，又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盲目心态！虽然“歪打”了我的“反党”问题，但却“正着”了我立身处世的致命要害问题。这种“歪打正着”切中着我立身处世的要害之处，难道不当由我自己来消化吗？不是还有个“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古训和毛老人家“事物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归大道理管着”的教导吗？谁叫我在那反右派运动斗争的前夕，自作聪明地向上级写信，批评党派来领导自己的上司，授人以柄呢？这倒霉的“右派”帽子，难道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吗？当时我就是这样把问题“想通”了。
是是非非谁予评说？
可能现在的青年朋友，谁也搞不明白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以为不就是个站在左边或右边说话的问题吗。如果上面喜欢左边的，你从右边转到左边去说话，不就得了吗！如要这样说，也不为错。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时我自己也很搞不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不是以占不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厂房等）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依据吗？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不也是以占不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其劳动状况，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吗？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以一个人的思想文章观点，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了呢？像我们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多都是全靠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发工薪来养家糊口的，又占有个什么生产资料呢？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这类耍笔杆子的人，比干体力劳动的工人多喝了半瓶子或一两瓶墨水，不是也应该叫个小有点知识的小知识分子或者是大有知识的大知识分子吗？但那时即使你是满身长了嘴巴，也说不清。反正是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说了算。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的王朝，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所以谁都相信他个人的“最高指示”是绝对正确的，是能够扭转乾坤的，是不可质疑的。什么国家大事小事，老百姓的栽秧打谷、生儿育女、红白喜事等等，老人家都是给我们想好了的。我们只要做一个“驯服工具”，照着去做就行了，还需要我们长个脑袋干什么？所以那时老人家手里出的政策点子，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封你为左派，你就成为了左派。即使“右派”还有个自己的“小道理”想说出来，也不能说。因为你这个“小道理”也应当服从他那个“大道理”嘛！比如当时在开过批斗我这个“右派毒草”的一次会后，地区检察院参加批斗会的两个县级检察员（官）在私下议论时，姓段的检察员在心底里认为我不是右派，于是他假借着以我的口吻说：“徐林（我当时的用名）说他自己不是右派”。姓刘的检察员随即接下话茬说：“他说他不是右派！我们大家都说他是右派才对嘛！”其意味是何等深长啊！所以那时“任命”你为右派，并不是现在一些青年人想的那么无足轻重！那时对“右派分子”常说的一句话是“只准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你只能“认罪服罚，重新作人”，叫做啥就做啥，老老实实的接受劳动改造，否则就是“露出狐狸尾巴”“翘尾巴”。这里笔者举出一个实例：老人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右派运动后，又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红旗遍地”“语录林立”“人人挑灯夜战”“主义第一”；全国鸦雀无声，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继而又是揭发批斗以国防部长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反右倾运动等等。搞得民穷财尽，全国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一些尸体无人收殓，被人割切，偷运到山林岔道背静之处，假冒猪肉骗人，换粮、换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那时拿21级工薪的政府科长级干部，月工资就50多元，在黑市上只能买到10斤白糖，或10斤油类，或10斤肉类，或10斤盐巴。这些在公开的市场都买不到。达县地专机关揪出来的几十名“带下”万源县花萼山劳动改造的所谓右派分子，大多数都已遍身浮肿，有的已经饿死。人人濒临死亡边缘。地区通川报社一位被划为右派的原地下党员蒋德刚，见别人给他汇来100多元，以及此前他卖了一只英纳格手表所得的救命钱已经买不了多少东西时，随口说了句“现在票子贬值了”，被人揭发汇报给当局领导人，就被指控为诬蔑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因不认“罪”，将他反绑于农场队部外坝的树桩上，交由“带下”劳动改造。争取“立功赎罪”的一些反、坏、右“三类分子”现场打得他嘴鼻歪斜出血。可见其时的人性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前面已经说过，因我是最怕事的，故早已下定决心，接受了那位处长对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批评，不想多管这类“闲事”，只知自己“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一生既没出手去打过别人，也未遭到别人打过。所以在较早的1960年时，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调回了当时的达县专署办公室做“勤杂”工作。但“梦想复辟之心，总是不死的”。所以我在“文革”后期，又因书面向其时的工作单位达县地区财税建革委会党组织正式申请甄别我的“右派”问题，导致了全机关的关门停工停业，集中力量批斗了我一个多月；之后，于1973年时，又受到了行政上“记大过”的处分。直到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3月，上级党委“改正”了我的错划右派问题，恢复了党籍和原政治待遇、工资级别，同时撤销了1973年的记大过处分后，才可算能坐下来，真的做点业务工作上的事情了。
现在的青年朋友可能又搞不懂了：既然1960年就已摘掉了你的右派帽子，帽子早已不存在了，不就可以过个安安稳稳的日子了吗？何必又要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再去申请甄别那个本已早就不存在的右派“帽子”问题呢？朋友，笔者在这里可以告诉你：形式上的右派帽子虽然已经摘掉了，此后也有一个名义上的“同志”雅称，但你却永远都还是有一个“摘帽右派分子”身份呀！即使把你调回了机关工作，名为“干部”，还得由别人叫你做啥你就得做啥。只有你包做机关的拉菜、下乡劳动、打杂这类事务的份儿。在哪里都还是个见人低一头的身份。不能“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哟！并在此后毛老人家所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你都得当“死老虎”，作为培训教练政治运动中积极分子的“活靶子”。你想能像现在刑满释放了的劳改人员那样，只要不犯新罪，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工作，与常人一样，也有机会坐下来认真搞点什么业务工作，做出点什么成绩出来吗？那叫痴心妄想！
“歪打正着”的教益
我从25岁起当右派，到47岁终被改正。其间这22年，正是一生的黄金时段，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屈原不也早有所警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成为萧艾也？岂有它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我们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了近百年来西方世界加诸的奇耻大辱，今天不也站起来了吗？我个人作为这个民族中的一分子，只不过是碰到了22年的磨难。并且这个磨难已经结束了。我为何又不可以把这个曾经有过的磨难，变为求做一个正正派派的真人的动力呢？人的一生，短暂得实在可怜。我不分假节星期昼夜，只管自己扎紧脚跟，广集博览业务书刊；亦工亦学、亦教（为青年同行授业务课）亦学；钻研本职业务工作，直面基层工作实际，针对新情况，求索新观点，找出新方案，解决新问题。工作中取得不少成绩，并获得不少荣誉。如前后在国家级出版社、中央部级和省厅级书刊杂志上发表了理论创新、新闻评稿、财税业务和养生保健等论文40余篇。个人出版了《农业税收学概论》一书。参与合作出版了《实用农税管理》和《税法基本知识》等书。其中的10篇（本），先后分别获得了该三级评定的特等及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等等。
回顾我的已过去的大半辈子，如果说是可算有一点业绩，履行了人类长河接力运程中自己应有的一分职责，不算枉此一生的话，那我除了应当感戴党和国家以及父老乡亲对我的抚育外，还应当不忘感谢使我成为“右派”和“摘帽右派”的人们。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提供的的种种“无偿奉献”，才迫使我早年彻底放下了那自以为是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臭架子。使我不得不进入到人世社会底层的生活中去磨砺。从而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享受到了生活的真实。能在此生不断有所进取，有点作为。故我把那个荒唐时代赋予我的这种右派和摘帽右派的身份，以及在其后政治运动中被作为训练打手的“活靶子”的经历，都看成是对我的无偿赠与，使我获得很多教益，从而在客观上，促使我不须扬鞭自奋蹄，履行了我人生之路的应有之责。可算是歪打正着。这大概就是“祸福相倚，相反相成”，是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则在运作的吧？故笔者一直很欣赏先哲苏轼的如下教言：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定风波
抚今思昔，回味人生，在此特地凭借罗贯中《三国演义》导读词的风韵，记下笔者的一些思索：
滚滚长江东流水，/送走人间多少奸雄、枭雄、真英雄。/机关算尽强弄是非总成空/放眼青山仍栩栩， /最是夕阳晚霞情独钟， /乌江楚项霸鞭皆笑料,唯见时间老人秋月春风嬉戏笑谈中。/真是小楼昨夜听风雨，/今朝映日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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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发
铁道部门一女工, “左”倾路线识分明.
破除崇拜批毛罪,正气浩然立史功.
专政害民手毒辣,英雄巾帼蔑绞刑.
从来信史良心著,天道炎黄赞佩英.
2010年6月30日
也谈《那恐怖的一幕……》
李荫祥
《往事微痕》提出的“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的原则，我衷心赞成和拥护。前一久，我写给铁流难友的信中（见《往事微痕》2010年新年特刊47页）曾提出过建议：希望刊在《往事微痕》上的文章，都是如实反映历史真实，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经得住事实检验的文章。
在当年，反右运动迫害五七难友时，都不敢正视事实、实事求是。他们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掩盖真相。在群众的批评声中，他们不敢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反而自食其言，厚着脸皮、利用权力，“阳谋”阴谋交替使用，搞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反右派运动”，以“思想罪”、“言论罪”迫害了近百万知识份子。所以，五七难友都是当年当权者“不敢实事求是”的受害人。时至今日，历史真相还在被掩盖、被淡化，把历史的真相如实告诉后人，就是健在的五七难友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认为，正视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对我们亲历的历史事实，应尽量弄清真相，不能“斜视” “偏视”，搞“瞎子摸象”，否则写出的“事”必然是片面的，与历史真相不相符，经不住检验分析。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就没有资格对别人不实事求是说三道四。
最近，我在《往事微痕》44期上，看到黑牛难友写的文章《那恐怖的一幕——至今忆之仍不寒而栗》。细看文中讲的事，是在1951年云南省、曲靖专区沾益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开始，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上发生的事。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在我离休后，曾在2002年写一本回忆录《苦旅纪实》赠给亲友，我在书中的139页——141页就对此事作过如下记述：
1951年沾益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开始的万人群众大会上……在斗争大恶霸潘子笏要他‘交出浮财’时，他一直不吭声。一些人想从他的小老婆身上找出浮财，就鼓动群众提出，把潘的小老婆从家属群中抓到主席台前进行斗争，要她说出潘家的钱藏在哪里？她说：“他家不让我管家，我不知道他家的钱藏在哪里”。这时几个把持会场的所谓“民兵”（实际上是几个流氓、地痞）见她几次都说这句话，就说她“不老实”，而把她捆了吊起来，要她“老实交代”。她再三说“我的确不知道他家把钱藏在哪里；你们问他（潘子笏）嘛！”后来就有个人拨出匕首，挑烂她的上衣，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逼她：
“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有人喊。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人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呀”地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部淌下来，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前的地上……
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下了她的一支奶。
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直到这时，主持大会的县农会主席余福礼才上前制止：“谁叫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个“民兵”和吊她的人相互望了一下，一个也不回答。
“赶快放下来，抬到一边去。”农会主席下了命令，人才被放下来，抬到会场一边去了。
这时台下的人群中，什么表情都有；有站起来看热闹的，有低声议论的，还有人不忍看低下了头，有的人还悄悄地揩着眼泪。
女的抬走了，会场上的斗争对象换成另一个，斗争会还在继续。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县委书记甘文忠轻声对我说：“你赶快回县委会去，打个电话到地委会给杨承明政委，把这里发生的突然事件告诉他，就说我请他务必来一趟，帮助我们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个女的原来没有报请批准枪毙，现在昏死了，处理不好会造成不良影响，请他来一趟。”
我接受县委书记的指派，立即离开会场跑回县委会去打电话，向地委书记杨承明报告。电话接通后我如实地汇报了发生的事。甘文忠书记请他“务必来一趟”。可是杨承明一听就发火了“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我一听，他是对着我发火，也很不高兴，就说“杨书记你别发我的火，事情不是我干的，我只是奉命打电话给你，你来不来请说一声，我好向甘文忠同志讲”。
他听我驳他，停了下才说“好，半小时后我到”。
放下电话，我跑回会场，向甘文忠同志说了“半小时后杨政委到，不过他在电话上发火了”。
曲靖地委会的住地曲靖离沾益才15公里，有公路相通，半小时后，杨承明书记乘吉普车来到会场，直接到大会主席台上和甘文忠低声讲了一阵话，两人又到会场边去看那个被割了奶还昏迷不醒的女人。后来回到主席台上，听他对甘文忠同志讲：“算了，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一起枪毙了，这样议论少一些。”
万人大会结束了，人民法庭宣判死刑的人数，由42人临时加上潘子笏的小老婆，共枪决了43人。（注：当时上级把批准杀人的权力交给地委掌握，所以杀潘子笏的小老婆要请示地委书记批准。）
此事已过去59年，我写的回忆录2002年印出赠给亲友也近8年。在赠送亲友时，对黑牛难友以及他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宣传部长兼公安局长（名叫段季远），我都赠送了一本。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听到哪一个人对我书中叙述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我也问过当时兼公安局长的段季远：“看了苦旅议实，有什么意见”？他回答：“写得很真实没有意见”。还夸我：“你的记忆力真好”。只有到今年，在《往事微痕》44期上看到黑牛文章《那恐怖的一幕……》对此事披露有出入，才第一次看到不同的说法。
1951年沾益县城关镇（后改西平镇）召开那个万人大会，除城关镇各街道的农会人员外，还有城郊的大营乡、玉光乡、龙泉乡、太平乡、黑桥乡等乡农民参加，总人数在四万人左右。会上出现了对潘子笏的小老婆用匕首割乳房，昏死后不但没有施救，还被批准枪杀，这事本身就太残忍、太不人道了。只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才会出现这种草菅人命，丧失人性的事。（后来才知道这个被割了奶、又被枪杀的女人，是因他父母欠潘子笏的钱，潘家要她做小老婆去抵债的。）
此事的残忍性，我与黑牛难友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对此事必须以当年发生的真实情况来叙述，要真正地还原历史，不夸大、不缩小。因此，我不赞成他文章中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说法。他在文中说：
“不知什么时候，几个人把潘的小老婆揪去跪在他的旁边。突然，几个代表跃起来冲到她的面前，她的上衣被撕下来，露出白白的上身。人们来不及弄清这个代表要做什么？只见一个代表亮出明晃的利刀在阳光下一闪，一声撕裂肺腑凄厉的惨叫震憾会场上空，一对饱满的乳房带着淋漓的鲜血跌落在草地上，她当即昏死了过去……”这样的叙述，似乎说出了当时会场上的恐怖气氛，但仔细一读，不大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经不住置疑。
如前所述，那天我是作为群众团体之一（青年团）的领导人也坐在主席台上，斗争地主恶霸就在我们前面四、五公尺的地方进行。因此，对斗争的情况我比黑牛难友看得更清楚。而黑牛难友自己说的，“把潘子笏的小老婆也揪出去跪在他身边”都“不知什么时候”！那么，对于斗争潘的小老婆时逼交浮财，持刀威胁的情节他无从知道也就不奇怪了。他只知道“割乳房”这个情况和最后被“枪决”这个结果。
还有，黑牛难友说“利刀在阳光下一闪，一声撕裂肺腑凄厉的惨叫震撼着会场上空，一对饱满的乳房带着淋漓的鲜血跌落在草地上……”。这样写，是否属实呢？一刀一下子能割下两个乳房吗？除非是比较长而锋利的刀或宝剑，否则怎能一刀就割下两个乳房呢？即使用匕首割是先割一支后又割一支，才能割下“一对乳房来”。那么割一支后她就昏死了，行凶的人还割第二支？主持会议的人还不制止吗？当然，割一支乳房与割两支乳房都是残忍的、野蛮的、无人性的，但在写成文字给人看，就必须反映出客观真实，应该实事求是。
黑牛的文章中还说，“几天后我才听说活剐时，主持人也弄得手足无措，就近电话请示地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答复“既然是这样，那就杀吧？”这是他听说的，道听途说不等于事实。黑牛的文章中说主持人是“县委宣传部长兼公安局长”，我知道他没有打电话向地委请示。我在2002年写的回忆录中说“大会由县农协主席余福礼主持”，他也没有打电话向地委请示。出了这样的事，县委书记甘文忠就亲眼看着，他才叫我跑回县委会去打电话向地委书记杨承明报告，还“务必请他（杨）来一趟”。当时初解放，连县委会这个全县的领导机关，也只有一个各部、委、办共用的电话室，中间只有一部手摇电话（不像现在许多人都有手机、居民家中大都有座机）。当时会场旁不远处虽有沾益汽车总站，站办公室也装有电话，但是要向地委报告、请示这样的问题，在未最后决定之前，还不宜到外面的电话上去讲，这也是甘文忠书记派我跑回县委打电话的原因。所以，黑牛文章中说的“就近打电话”不是事实。
地委书记杨承明在接到电话后半小时左右，乘吉普车到了沾益，到了会场，在主席台和甘文忠县委书记商量后才同意将这个女人枪毙，所以那天处死刑的人，由42人变成了43人。
黑牛的文章还说，“那被处决的四十三名犯人的心都被挖出来了……”是他回到税务局，“站在窗口，亲见农民代表返回驻地的行列中，一些代表手中拎着印满鲜血的白布、白绸包着的人心……”。这种写看起来很恐怖，但经不住推敲。你又没有到执行死刑的现场，又没亲眼看到挖心的情况，你“在窗口”看到的是代表们拎着被鲜血印满的“白布、白绸包着人心”，既然有布包着，怎么知道是人心？又怎么数出来是43个？（包括那个被割了乳房、又被枪毙的女人、也被挖心）？我们可以分析，如果那天枪决43个人后，几个流氓地痞去挖43个人的心，几个人挖43个人的心，要多长时间？如果是有几十个人去挖被枪决的43个人的心，那么刑场将是怎么样的恐怖？
可是，挖43个人的心并不是历史事实。
在1951年沾益召开的万人大会，枪决43个人以后，大会散场。在主席台上的县委书记和在场的县委领导，还有农会和青年团的负责人，都跟着县委书记到了执行死刑的现场。的确发现少数几个人的心被挖走，（如潘子笏就被挖了心）还有的人犯家属在用白布、红布收尸。这些有人收尸的尸体，是绝不会让人去把心挖走的。当时有的领导还向了一句“哪几个被挖了心？”记得有人回答“潘子笏等四五个。”这事怎么变成了“43个人的心都被挖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黑牛难友要这么写？
冷静客观地想一想，对一件发生在五十九年前的事，回忆起来会有出入，有疏漏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尽量的求真求实，切忌把看到的一点说成全部，更不能把道听途说当成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此事的真实情况，不是要和黑牛难友争论。“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话人人赞成，要真正做到并不那么容易。不仅要求写历史的人客观、全面地占有材料，还要真正地不带私心，才能写出真实、公正的史料来，起码要尽量减少疏漏，否则，要讲实事求是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是历史资料的生命，一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必定是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真实的。如果历史资料不真实，是虚假的，就失去了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
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早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记载。颜师古注：“务得真实，每求真是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左祸肆虐，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实事求是被践踏，“莫须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冤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平反了几百万件冤假错案，实施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这些就是实事求是。虽然，有很多历史事实，至今仍被当权者采取淡化、掩盖、粉饰的办法对待，作为曾经被不实事求是迫害了几十年的五七难友，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一工程中，尽自己能尽的力。
2010年4月30日
完稿于云南曲靖
友谊回声
重庆陈宗培：
博老：我已读完《往事微痕》“四川特辑”。詹大风写的《五十年后话当年》一文中，提到肃反运动中涪陵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太侯被镇压一事。作者对陈太侯的冤案写得不很准确。
陈太侯不是涪陵人，是我们奉节人。他1947年入党，曾任川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奉（节）大（今巫溪县，原名大宁县）巫（山）支队司令员（彭咏梧为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兼奉大巫支队政委）。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想除掉陈太侯这个“共匪头子”，没能如愿。解放后，陈太侯任奉节县公安局侦察股长。1952年清匪反霸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法庭将其领导的武装起义定为“土匪抢劫”，将陈太侯定为“恶霸”，于1952年12月判处死刑杀害了！中共奉节县委1984年才为其平反。（详见我的习作《功臣何以蒙冤？》，已用电邮给你发过。）
另外，有一篇文章提到，当了几十年右派，却没被载入右派名册，后来找不到档案材料，无法“改正”。我们奉节县也有这样的案例。县供销社的生资部经理李宝文和小学教师鲍伯威就是例子。（详见我的习作《噩梦何时能驱散？》也已用电邮给你发过。）6月21日
昆明杨天胤
铁流并转《往事微痕》各位同志
记得去年九月曾给你一信，提及我向县法院及昆明中院申请索赔事，得到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孙律师的支持，第二次写给中院的索赔申请就是他帮助写的，谁知中院去年11月28日给我一个通知，不予立案。
12月9日
我又根据宪法及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一号文件精神，向省高院提出申请，由于久不答复，今年3月27号亲自到省高院催问，答复是等开会研究后与我联系。
4月27日
，魏和我到昆明与赵汉科、绍世祥、王华彩等人商议，向李曰垓老友家属发了一份唁电，回去一点奠仪，28号妹妹陪我又到高院，行政庭陈路接见了我，说申请由他经办，今后和他联系，我又给了他一份原来给高院的申请，最近给高院写了一封信，他们可以作为研究时的参考，现将原件寄给你们看一下，今后不管他们赔不赔，我都要把这次多陪经过写成文章作为稿件发给您们，让世人知道，党和政府对欠我们的“血汗身”采取什么态度。其实我们的损失又何止这点血汗钱！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人的价值，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和试金石，国家为此草菅人命，不把人当人，甚至牛马猪狗不如，恐怕只有斯大林、波尔布特可与之相比。
不断听到当局对《往事微痕》的打压，你们能把这一小块言论阵地坚持下来，真不容易，最近我们想约几个老友到武空狮山休闲，还没有发出邀请就有人来劝阻。电视上看到中小学生中设了“信息员”中高考也要安检，“稳定”不是釜底抽薪，化解矛盾，而是扬汤止沸，不断加压，激化矛盾，真不知今后的中国被引向什么方向，他们想把下一代培养成什么人？！祝《往事微痕》越办越好！
云南红河阮鸿之：
读雄文《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令我神往，那细腻详实使我身历其境。我边看边哭，我也如你的悲哀和你的荣辱，年幼无知的我被毛的欺骗，毛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我受骗去打不该打的抗美援朝战争，立功受伤致残，几乎成了炮灰。我是几十万炎黄子孙在美国的绞肉机里逃脱的幸存者，回国后被阳 樊笼囚禁21年，读了你的大作很是欣慰，我恨我才疏学浅，苦水像茶壶煮饺子无法倒出。我自幼缀学当佣工，后来从戎，解放后编入38师军医，未毕业又去抗美（到重庆编入15军- 打上甘岭的那个军，全军覆没）。回国后，专业到地方，听从党的分配到石屏把身安。在医院内科后组建防疫站。58年整风，我心直口快衷心提建议，被打成右派到农场劳役似牛马一样！21年中女儿女婿惨死车祸，孙子成孤儿无人抚养，只好两老担起。我的一生历经坎坷，无休止的畸形运动，把中国几百万人打入冤狱。
我能活到今天与您们相识，能和张兴发、李曰垓等聚会，我从不犹豫。希望今后还能读到更好的大作！
广西88岁 卢蒙坚
自从铁流兄在全国知名的《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后，《往事微痕》已经公开化，为全国大众所知，这是铁流兄的重大功劳，谨向铁流兄和《往事微痕》的全体义工致敬！
《往事微痕》读者不仅在难友中进一步拓宽，而且也开始在各个阶层群众中逐步扩大并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国外大学的著名图书馆还收藏了《往事微痕》。这个影响更大。
家兄陋见是《往事微痕》的文章除了一部分之外，大都比较粗糙，诚如，语法不规范，文句欠通畅（似通非通）大量错别字，至于标点符号不当则不胜枚举。问题还在于长期如此，期期都有这的确是个严重的大问题。据说日本的书刊是没有错漏子的。对照上面这些情况委实令我十分不安，知识分子的刊物在文字上理应有水平。为此，谨建议增设一名义工专职审阅大样。前苏联《真理报》设一头脑清醒者，一切都不管，就只做一件事，从头到尾最后审阅报纸，签名后才开印。
最后，我始终力倡“万人签名万言书”但至今无响应，不知何故。
因两手都抖，握笔艰难，两张纸花了两个钟头。
浙江宁波陈自治：
我了解《往事微痕》是在你们千辛万苦的努力，特别是遭受到当局种种的百般刁难、封堵，虽经铁流先生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抗议，我想他们是不会接受的，但也不敢公然反对和干涉。因为往的宗旨是“抗拒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法理否定反右，正义在我们一边。所以，他们是卑鄙的小人行为。就如一个愚蠢人做着掐着公鸡喉咙还是阻止不了太阳上升那样的蠢事。
谨此，我衷心的祝愿拟合辛勤为《往事微痕》而工作的右派和义工的老人们健康长寿，工作顺利。
重庆沙坪坝杨俊杰
我叫杨俊杰字学学笔名文敏。1935年1月生于四川省岳池县，1955年重庆市公安学校毕业，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重庆市x云山农场监督劳动改造。1966面又以叛国投敌罪被狱炼12年。历经磨难，九死一生。1979年9月改正平反。1996年退休后常在老家岳池小住。由于我不会电脑，因而信息闭塞。去年10月，在友处获得《往事微痕》刊多期，并且后来陆续收到复印件，喜不自胜。挑灯夜读，历历往事涌向心头，写下了一点感想和经历的记述文字，敬请斧正。谢谢！
手机：13060221027
武汉市江汉区 陈世勋：
从难友处借阅了《往事微痕》42期，读后不愿释手。有久逢甘露之感。真觉得相见恨晚！不知道国内尚有“拒绝遗忘，正视历史”的精英！我已将届挂八，自以为庸庸过此残生，不料《往事微痕》勾起我以前的22年痛苦的回忆。我要振作起来，我也要呐喊！我要将五七年的冤狱写出来，告诉国人，告诉子孙后代，历史不能重演，悲剧不能再现，历史应该由人民来写。我们是拥护共产党改革的，只反对毛主席，让独裁专制见鬼吧。
浙江省龙泉市叶尚贤：
我于3月连续两次给您们去信，第一信给您们赞助200元，第二信是投稿《我这大半辈子》，第三信是你们邀请我去北京参加聚会，1、我因为每天打胰岛素两针，行动不便，无人陪伴，老伴又无业，无退休工资。2、我今年80岁，行动很困难，特别是无人陪同下更困难。3、虽然我未参加聚会，预祝你们聚会成功。请给我一份会议资料。
你们和铁流辛苦了！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五七受苦受难老年人获得政治和经济赔偿，10年后我们大多数五七老人谢世了，中共可以赖账了。你们的辛苦和精神，我们作为五七老人万分感谢。
杭州市沈先生：
铁流先生，一周前获大作《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一部《天翻地覆》。一口气读完，知道还有下面四部，我觉得你制造了一个系统的工程，把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方方面面都用文字把它真实的反映出来了，真实功德无量。60年一个甲子不算长，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还能记得起来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在如果把它收集起来也可以编成一部大书，但现在还无人做这样一个大工程，而你从自己的角度把它写出来了，这就非常可贵，过去的60年“正史”许多事情真相都被隐瞒了，这类正史有的正被揭穿，有的还有待于揭穿，你的书像一颗大彗星，不能不使人眼球一亮，欣喜不已！
都说忘记历史的民族前景是暗淡的，或说是可悲的，但我所知道的60年来正史里出现的执政当局都不想把真实的历史完整的告诉小民，不是为“尊者讳”就是用所谓“宜粗不宜细”“再过50年让后人去评”等等来搪塞。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今天你把它兑现了。但后面的几部不知何日能见，迫切想读。在《往事微痕》、《炎黄子孙》里不断读到你的大作，使我大有所悟，于身心有益，精神可以变物质，斯之谓也。
浙江兰溪市周盛丙：
我的难友从苏州寄来一本《往事微痕》第45期，看过大有启发，交流文摘，免费赠阅，如有可能寄来我看看，以使我对国家政策的了解。
我生于1936年，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土地改革只有60多人的山村，祖祖辈辈没有个认字的，解放后我读了3年小学，2年半初中，由金华二中考入清华，可以说什么不懂，特别是政治。他们把我推上政治舞台，划为极右，处分二类，留校察看，监督劳动。60年6月，反右倾学习，一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为由，又送劳动教养。61年5月宣布教养三年。到64年5月到期，不解除劳教政策，落实五年以后到69年9月才解除劳教摘帽。这样无缘无故多关押了五年，10底，根据林彪一号令离开北京遣送回老家当社员十年。以后改正当农中教师。现退休在家。身体不好，心脏病，请原谅。我一起北京有的如杜高等知名人士，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把我推上右派，实质上我什么都不懂，弄得我家破人亡。五七年后双亲双双气死，我又是在教养所，60年得爆发肺病，没有吃药，硬是活下来了，现在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不说了，苦不堪言！
湖北仙桃市王平:
《往事微痕》第47期所载铁流上书胡锦涛主席、周永康书记的两封信，实乃绝顶的铮铮忠言，感人之至，字字句句，至情至理，至善至法，至忠至义。如果这次还感动不了上帝（中共当局）的话，就只能证明中共确实蜕变成彻底的邪教组织和世界上最大的毫无人性的恶魔集团了，并甘愿钉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世人千古唾骂。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伪善和伪装，将被剥的一干二净，而露出恶魔吃人的狰狞面目。但愿，但愿，一千个，一万个但愿，但愿铁牛的照妖镜中照出的不是恶魔，而是我中共（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也是中共党员呀）早期的善良人性和正义凛然！
另，上次信里说了两件事，一是说46、47期都已经收到了，还说了快递公司很好，三天就把京城内寄出的东西送到了我手中。
二是说上月我在信中夹寄了两百元是作为1-26期合订本的资助的，我要一套合订本，因为我手中的一些单行本又不全，并且多送几道本市和外省市的难友们传阅了。为了扩大《往事微痕》的传阅范围，我便经常送书上门或邮寄到外地难友，后又跑到九公里，几十公里，二百公里
外去上门收书，再送其他难友传阅，并同时做口头宣传，再就是将《往事微痕》上的一些好文章大量复印和放大复印（为视力不好的难友看）散发给左、中、右派们看并收集他们的反映。在这方面的经济开支对我这个只有1300元退休金还要供养下岗儿孙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难处。现又将47期上的铁流老弟给胡、周的两信和我的拙作复印了50份，分发寄给了许多难友，也同时寄给您们一份过目。
云南省弥渡县读者：
《往事微痕》所有的义工辛苦了！实际上为《往事微痕》当义工的不单单是你们，我和我身边的几位五七老人，每收到《往事微痕》都立即去复印若干份，分送到其他五七难友手里。送达地域可达几个省和县。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为了迎接“宪政大开张”之日早些到来。
而铁流老、杜老等老师，那就是新的“五四”运动的启蒙者了，是黑暗里的明灯。我们还要三本合订本，费用我会随后寄来的。读《往事微痕》有感往事深深刻在心/
千秋万世骂荒淫/子孙三代遭冤枉/妻族母姨亦受侵/暴政军威猛如虎/兴亡大业苦沉吟/坚守记忆淡忘拒/敢把良知担
浙江杭州薛祥骥：
前些日子，我去友人董则恭家里，他给我看了一本《往事微痕》，我读后觉得好极了！今天写信给你们，我还希望你能邮寄给我两本，时候有两种不同大小的版本？我还是想看小的那种。谢谢！
我今年77岁了，是浙江大学药学院的退休教师，尚未退休之前，我是浙大药学院生药教研室主任。1961年8月，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1977年11月14日下午2点，我突然被激进分子抓进土牢，关了3个月，然后放出来强迫劳动达10个月，直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决议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我才正式被释放回家。其实，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我犯罪的根据便是说我说了几句话：1、江青是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是反革命家属；2、四人帮的总根子是毛泽东；3、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不是爱新觉罗，而是毛泽东；4、江青是姬旦，不该死的却死了，不公平…一共7句话，就定了我的罪。当时华国锋在台上执政，他完全是贯彻“两个凡是”。当时浙江高教系统有了个特大的“现反”，浙大有一个就是本人。我一向不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是封建皇朝的君主，是最暴虐的暴
君吗，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犯。
我有两个哥哥，文革中均被打成“现反”，下载都已经作古了。林彪说的话十分有水平：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却，在人类中极少能出来这样的狂人。1965年，我在北京郊区怀柔县参加“四清”工作，农村里就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
北京张永经：
收到你们寄来的《往事微痕》。你们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即使是当前这个形势下，能出这样的小册子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先说说我自己，我今年83岁，1949年就学新闻系毕业，解放初，在北京团市委工作，1953—57年任北京青年报总编，57年反右，被划为右派，监督劳动，下乡劳动4年，（那时和王蒙他们一起劳动的），原来工资100元改为只发每月18元生活费。1968年摘掉帽子后，调北京十一中任教员，工资没有恢复原来的，降了三级，每月70元。1978年三中全会后，改正过来恢复了原来的工资，调北京日报社工作，任理论部主任和评论部主任。1989年调北京广播局离休时任党组书记兼局长。以后又担任些闲职，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七届政协委员等等，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待遇，离休后，一共在报刊上发表了100万字的文章，出过5本小册子。给你们写信的目的：
1、向你们致敬！谢韬和铁流的文章我有，在《炎黄春秋》上看到的。
2、希望你们选几本《往事微痕》赠我，谢谢。
3、如果你们是自费出小册子，我收到后会寄点小钱，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北京市西城区张恒：
最近从好友处借阅了一本《往事微痕》小册子，是辛子陵的一篇长篇文章，系统地揭露了毛泽东的罪行，读后获益匪浅。现在市面上除了《炎黄春秋》外，再也找不到敢于面对历史，坚持真理的刊物了。《往事微痕》比之《炎黄春秋》更尖锐，更真实地剖析了历史的真面目，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你们允诺可以赠送，不知我今后能否有幸获得一份贵刊，如蒙馈赠，不胜感激！
湖南衡阳 唐淼清：
从友人处得到《往事微痕》数期，读后感慨良多，正视历史，拒绝遗忘，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这是亿万有良知的中国百姓的心声。不论他们曾经如何的风云际会，也不论是地道的草很，只希望活个明白的都会想知道真实。老百姓被伟、光、正的假、大、空哄骗了几十年，被歪曲了的历史骗了半个多世纪。当红太阳高悬华夏大地的时候，欲是中国百姓最黑暗的岁月。当人们每日高唱大救星的时候，几千万无辜生灵却因饥饿悲惨的死去。我们以前的大半辈子实在活的不轻松（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是头顶各式各样的政治高压，就是被个人崇拜，邪教熏得晕晕乎乎，
现今有了这样一份能体现中国式民主特色的山寨版《往事微痕》和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知们创办的《炎黄春秋》，犹如黑暗中的火炬，给人以探寻方向，启迪心智，指点迷津，振聋发聩，终觉能活明白了。
浙江省苍南县上官诠：
由于阅读难友人数的增加，最好是每个月寄来八份《往事微痕》来，我当义工才能按时送达他们手中。这是我生命中干的最高兴的事情。另外告诉你们，不是右派的人们也想捐赠乐助。当我回答他们这是五七难友学习的资料时，可是他们个个面带笑容地对我说：《往事微痕》是一本好书，所刊载的文章全是真实的，也是完全符合当今胡温政权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科学发展观，没有任何相悖之处。你们可以传阅，难道我们不能看吗？可否允许同样对待？以便回答他们的要求，敬请回信。附编者话：完全可以！如份数不足，我们再多寄。
编者的话：《往事微痕》合刊面临难产，只能推迟
《往事微痕》自2008年7月面世，先后编辑出刊了54期，近五百余万言，把尘封半个世纪的“反右斗争”血腥史实，真实、鲜活地让国内外千千万万公众知道此一反人性、反进步、反法律、反宪政的、残害知识人的政治灾难。
为了“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我们从2009年下年起，就极积进行1至27期合刊的编辑、校对、排版等准备工作，并得到全国难友的支持与关注，有的难友还给予捐赠和赞助，但在印制上却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往事微痕”是山寨版，没有刊号和准印证，印刷厂不敢接印。于是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求人求助，先后三次付出两万伍千元印制订金，结果均被有关部门从印刷厂收缴（因为我们的一切通讯全被监控），还追查当事人的责任，并强行罚款，理由是“违反国家管理规定”。按照中共现行政策，凡铅印文本都得有“刊号”和“准印证”，这两个东西都由国家统管，纵然花钱也买不到，除非内容是歌功颂德或说假话的东西。而“往事微痕”是矫正历史错误写实的山寨版，当然无法取得“刊号”和“准印证”，看来只能“非法”下去。
为了逾越障碍只能复印，因为复印不是印刷品。在这之前我们曾复印了一百套合刊赠送给北京地区部份难友，但复印本成本高，容易变色，难以保存。为此，我们仍想办法铅印，这得时间与机会。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宽松，也许1至27期250万字的四卷本合刊本能顺利面世，送到大家手中。
面对各种难以言表的困难和打压，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做下去，纵坐监杀头也无悔无恕。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于利于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在帮助中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改弦易辙，不再走毛泽东专横独裁、戕杀民意“阶级斗争”的老路，重新回到“三人合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饿殍盈道的苦难岁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利国家，下安万民，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提出的“以人为本”、“构进和谐社会”、
“建立科学发展观”，是完全是一致的。
正如党史学者、著名作家辛子陵先生为“合刊”所写前言中说的：“
《往事微痕》执行邓小平、胡锦涛指示，开启了重新评毛的伟大工程。中央想做没有做起来的事情，胡锦涛同志想做没有做起来的事情，这些“右派”老人，用微薄的退休金做起来了。这是为党分忧，为中央分忧，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复辟倒退的正义事业。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奖励。令人遗憾的是，下面有些部门和工作人员，不知道邓、胡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给中央帮了一些倒忙。这些忧国忧民的“右派”老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反而受到了刁难、打压和查禁。在某些官员心里，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是依靠对像，还是社会的危险分子。这是大错特错。恕我直言，如果真出现复辟倒退的危机，邓、江、胡被打倒，改革开放这一套被搞掉，“五人帮”（江青在法庭的定义）的余孽重新上台，那些鄙视“右派”老人的官员，可能最先喊着“打倒邓、江、胡！”去为复辟了的毛氏王朝“维稳”，而这些九死一生当过“右派”的老人，一定属于保卫改革开放事业、与“五人帮”余孽搏战的最后一批战士。”
宋代通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一代五七人的历史使命！
希望中共当局特别是党内的开明派，关注《往事微痕》的发展与命运，责令有关部门尽快终止打压这册讲真话，言历史的民刊；尽快发还从印厂收缴去的二万五仟元人民币，这是我们老人的血汗工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