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铁·编动态·当民兵
1958年7月，我到新单位中央政治研究室报到。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办公地址在北京万寿路十三号，新建的几栋办公楼都是低层小楼，单独的庭院，环境安静，适于读书和科研。由于政治研究室一部分工作人员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劳动锻炼，机关的人员很少，没有食堂，我们都在对过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食堂搭伙。
到机关不久，上级就决定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迁到城里沙滩，和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合署办公。据说因为政研室和《红旗》杂志领导是互兼的，方便于领导管理，才迁到中宣部大楼和《红旗》杂志在一起办公，实际上《红旗》杂志和政研室是两块牌子一个单位。我们新调来的三个研究生和在机关的一、二十位工作人员很快就投入搬家的准备工作，在图书馆捆书打包，搬运办公用具。8月，搬到了沙滩，正赶上全民大炼钢铁，中宣部大院也在食堂前面的篮球场搭建起几个小炼钢炉，我们工作人员轮流参加炼钢劳动。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日常业务还坚持正常运作。编辑每半个月一期的《思想界动态》，我们几个新调来的人都感到工作紧张，吃力，可是当自己编写的稿件登在刊物上，感到心情愉悦，有成就感。
9月中旬，我被派到首都机关民兵师参加民兵训练，以迎接国庆节，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首都机关民兵师是1958年国庆节前响应毛主席“全民皆兵”的号召成立的，民兵都来自在京的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三十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中央派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任首都民兵师的政委，民政部长郭××任师长，中央办公厅的李质忠为副师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任参谋长。并在西城区府右街中直管理局设立了首都民兵师师部，师部机关由高登榜筹建和管理。首都民兵师实行集中、封闭式的突击训练。我刚刚被编入国务院机关事务团的连队接受了两天训练就被抽调到师部当秘书，参与师部的筹建工作。在高登榜领导下作些文件起草和收发工作，筹办首都机关民兵师的临时小报——《首都民兵师报》，师部固定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个人。工作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夜以继日。我负责小报的编辑工作，其他同志负责出版印刷，发行。小报印刷约百份左右，发至民兵师的师、团、营、连各级领导和基层连队。小报的内容主要围绕着首都民兵训练，传达有关领导对首都机关民兵训练的指示，交流民兵训练的经验，报道训练的信息等等。小报是四开铅印，不定期，9月中旬、下旬共出版了三期，直到1958年国庆节首都民兵师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检阅后才停刊。
国庆节后接受检阅的首都民兵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本来我也准备回原单位的，高登榜却要我留下来起草民兵师训练总结，并处理些遗留问题。我起草的首都民兵师受阅训练总结初稿，征求各团代表意见后，将修改稿送齐燕铭审阅，齐燕铭主持民兵师师部的几位主要领导集体讨论后，再次修改，经齐燕铭签字后印发给派出民兵的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单位。与此同时。高登榜还告诉我，打算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搞个常设首都机关民兵的管理机构，配一名秘书以处理日常有关机关民兵的事宜。他知道我刚调到中央政研室才一个多月，就征求我的意见，要我留下做管理民兵的秘书。我表示只要政研室领导同意，我服从组织调动。高登榜给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秘书李洪林打了电话，提出要把我调到国务院管理局工作，李洪林代表政研室组织，没有同意。于是我把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后就回了政研室。这是1958年10月上旬的事。如果真的把我调离了政研室，到首都民兵常设机构当秘书，我的人生道路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反右倾
1958年秋至1959年春，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的业务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开展着，领导抓得也紧，动态组的编辑小组李洪林、丁伟志等理论水平高，编辑业务熟练，组里的年轻人虽然感到紧张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融洽。我个人在这个阶段学了很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业务知识。
1959年春，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关锋调到《红旗》杂志担任编委，由下放农村锻炼回机关的一位同志任组长。这时，《思想界动态》还正常出刊，原编辑小组仍然在业务上发挥主要作用。到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政研室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红旗》杂志社、中央政治研究室当时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是总支委员会，受中宣部党委领导，实际上是由《红旗》编委会来领导反右倾运动。当时政研室只有三个组。即《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历史组。思想界动态组和逻辑组成立一个支部。反右倾运动由思想界动态组行政领导主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原中央政治究室办公室主任汪浩已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因他在下放安徽无为县期间带队，被认为有反对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的问题，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运动开始不久，就从北京西城区调回政研室交代问题，接受揭发批判。思想界动态组则把编辑领导小组成员李洪林、丁伟志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李洪林、丁伟志是政治研究室的笔杆子，他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经常在学术理论刊物，通俗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在理论宣传界有一定的名气。
这次运动和已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采用了逼供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上挂下联，株连家属的方法。批汪浩的主要问题是在下放无为期间，对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大跃进中的急躁冒进、虚夸发表了些不满言论，批丁伟志在无为下放期间怀疑过姚奎甲，写文章有修正主义观点，批李洪林发表的文章中有右倾观点，还说他和被划为“右派”的妻子没划清界限等等。在揭发的大字报中，把这几位重点对象的家庭出身、成份、个人历史一起端了出来，以证明他们的右倾思想的阶级根源。有些人为了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对被批判对象进行诬陷，无中生有，又不许本人辩解。对丁伟志抓不住多少右倾言论，就强迫他交代内心深处是否有怀疑“三面红旗”的思想，把这些尚未形成言论的“一闪念”，定为右倾思想，给他戴上了个似是而非的帽子。丁伟志在批判会上暴露思想时宣读了一首打油诗，倾诉了对批判右倾运动的无奈。他说：“真真假假假假真，孰真孰假势难分；二十年后辨真假，俯首贴耳拜马恩。”这首打油诗读出后，又遭到了一通批判，说他想“秋后算账”，二十年后要翻案。我在批判会上跟着喊口号，时不时地敲敲边鼓，帮助分析上纲，但我绝不说瞎话。在批判丁伟志“错误”时，因为由我执笔写的一篇三千字的小书评，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使他受到牵连。这篇书评是《读书》杂志邀丁伟志写的，是评论王铁的《怎样发展个性？》的小册子。丁伟志为了帮助新同志提高写作能力，把这篇书评交给了徐国喜和我，我和徐国喜翻阅了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形成了观点，商量出提纲由我执笔写成初稿，丁伟志帮助修改，他只作了一些画龙点睛的修改。批判他时，有人把这篇书评的所谓“错误”，栽到他头上，说是他授意的观点，以证明他一贯右倾。其实，丁伟志对这篇书评事前并没有给定调，也没有详细看王铁《怎样发展个性？》的原书。书评的观点是徐国喜和我经过反复研究后才形成的，文章的内容“错误”不是丁伟志的意思，我虽在会上不断检讨，并表示责任主要在我，但有的人却硬说，丁伟志修改的几处都是要害，问题最大，以加重他的“错误”。这篇文章，是我到政研室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从此再也没写过文章。
反右倾运动后，在报刊上很少看到丁伟志、李洪林的文章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是永恒的箴言。
历史证明，丁伟志的那首打油诗的预言应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那些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昭雪。谁真谁假，整整二十年见分晓了。
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红旗杂志社和政研室打出了几个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红旗》杂志打出了一个刘爱芝，政研室历史组打出了一个“阶级异已分了”王士豪，被开除党籍，发配新疆，含冤逝世。原政研室办公室主任汪浩被定为严重右倾，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思想界动态组把李洪林、丁伟志定成严重右倾思想，运动结束后把他们下放到北京房山县农村劳动锻炼。在宣布对汪浩和王士豪处分决定的党员大会上。《红旗》杂志的一位领导最后讲话说；“请在座的同志注意！汪浩态度一直不老实，不服处分，日后他是要翻案的，到那时在场的同志都要出来证明，他的案是永远翻不了的。”这段话我印象最深，即使原话不准确，但原意是非常明确，就是使汪浩永世不得翻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浩获得平反。
顺便说一下，汪浩、丁伟志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下放无为期间，对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冒进、浮夸、不顾人民死活，表示了不同看法或腹非。后来查明，大跃进时期姚奎甲任无为县委书记期间，给无为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大饥荒。据调查；“1957年底无为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61年饿死人数未统计。据此推算，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数应在300000人以上”。“姚奎甲为完成上级高征购任务，亲自下乡逼命催粮……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吧等刑罚，威逼催粮……该公社（红庙公社）13天即饿死7600多人。”“文革”时期，要不是电厂工人用钢筋焊一个铁笼子，将姚奎甲保护起来，他定会被向他要儿子、要丈夫的愤怒农民用木棍、石块活活打死。（以上均引自扬金声《亲历无为大饥荒》）
上述数字无需作任何解释，姚奎甲是怎样一个县委书记？那些当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认为姚奎甲是“正确路线”代表，拼命维护他光辉形象的人，那些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那些专以整人为快的整人“专业户”，该不该有点愧疚呢？
编资料
1960年后，思想界动态组出版的《思想界动态》已无法定期（半个月）出版了，原来组里的业务骨干编辑组的负责人李洪林、丁伟志被定为严重“右倾”思想，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在家坚持工作的，我们这些新来不久的大学生由于水平有限，心中无数，抓不住报道中心，使思想界动态常常拖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改变编辑方针，从原来向中央反映思想理论动态的新情况，变成编辑资料和马恩列斯语录。恰在这时，中央正抓批判南斯拉夫修主义和铁托，后来又批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借此机会，把思想界动态组的工作重心从编动态到编资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翻马恩列斯全集，和有关南斯拉夫的资料，把当时政治需要的观点言论摘录下来，用来作反对修正主义的炮弹。在出版《思想界动态》时加上“特刊”两字，就成了资料汇编。这种状况一直到1961年夏天，政研室内部机构调整、撤销了思想界动态组为止。
调整后的政研室下属机构变成了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历史组。我被分配到工业组，工业组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我国有关工业方面的资料，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1961年至1962年先后到天津、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作了工厂、矿山、人民公社、农村基层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1962年1月下旬，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我被临时抽调到大会作记录，搞简报，分配到广西组。在会上我见到了原《红旗》杂志初建时的编委李友九（当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和1945年我在辽东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时的第二任指导员龙腾（当时任柳州钢铁厂党委书记）并和他们叙旧。
1963年内部机构再次调整，政研室又分成哲学、经济学、文艺、经典著作组和历史组；我被分配到经典著作组。1964年春，我参加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一书的编写工作。
同年夏天，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院，我被分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
劳动模范变成“阶级异己分子”
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不久，1964年秋，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当时，我作为共运组党支部代表参加了由中直党委组织的国内形势报告会，由公安部副部长吕展作关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吕展在报告中谈到农村阶级斗争和城市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尖锐，并说阶级敌人钻到了工人阶级队伍，窃取了领导权，当了劳动模范等情况，其中举了一个城市工厂的例子，点了我的岳父魏文采的名。吕展说：魏文采家住通县马驹桥公社，解放前是那一带的有名大地主，有土地，骡马等若干，解放后钻进了工厂当了工人，伪装积极，五六十年代年年被评为先进，模范，还当上了车间的治保委员。吕展说的关于我岳父的阶级出身情况，我从未听说。我的岳父就住在北京，在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车间当工人，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的奖状挂了半面墙，说他解放后钻进工人阶级队伍和我了解的不一样。据我所知岳父的老家家庭成份，解放初土改时定为地主。可岳父从1936年就脱离了农村，自己到北京谋生，后来进工厂当了工人。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已经是工厂的老工人了，怎么能说，解放后钻进工人队伍呢？
吕展的报告内容，我回来后向支部作了汇报，其中谈的有关我岳父的情况也如实作了汇报。支部把情况反映给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领导。1964年秋，正是农村第二批“四清”开始，党中央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有文件的，一种说法是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另一种说法，“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三分之二的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就是在这样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下开始了第二批“四清”。
关于我岳父当时情况，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从未同我岳父谈过他的阶级成份，因为他不是党员，党组织也没同他谈过，他仍然担任车间治保委员，照常工作。怎么在吕展报告中把一个有近三十年工龄的工人，一夜之间竟变成“阶级异已分子”了？后来我了解到，1964年上半年陈伯达曾到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城市工厂找典型，这和他在天津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挖出“阶级异已分子”——小站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是姊妹篇；他又来北京第一汽车厂挖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中的“阶级异已分子”，他根据通县农村“四清”的检举材料，把我岳父内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吕展的报告可能就是根据陈伯达的“调查”。对陈伯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抓“阶级异已分子”的做法，当时的北京市委有不同的看法，彭真就指示：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调查和处理要慎重”。因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从1964年“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前两年的时间，没有对我岳父作任何结论，他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受到审查，照样积极工作。直到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贫下中农”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把我岳父强行带回农村，进行劳动管制，并给戴上“富农成份”的帽子，在农村劳动十二年。1978年，北京市委、第一汽车制造厂对我岳父的案件进行复查，认定原处理是错案，给以平反，调回北京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作和工资待遇，不久退休。
我岳父的案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和包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个别领导，对我这个社会关系也很重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暗示我不适于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他的试探是组织意见还是个人意见我不得而知。不过就因为给岳父戴上“大地主出身”的帽子，我去通县“四清”前，“四清”工作组组长关锋，严令我必须改名，生怕通县“著名大地主”的女婿当“四清”工作队队员对工作不便。在通县翟里“四清”时，我只好改成曾经用过的名字王克。
我顶着政治压力，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参加了翟里“四清”。
在翟里参加“四清”
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是以《红旗》杂志社的人员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少数工作人员组成，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组除个别同志外都参加了翟里“四清”。翟里大队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配一个工作组，进村的时间是1964年国庆节后。“四清”工作队带队的是邓力群，到翟里后对群众宣布他叫“老董”，他化名是为了工作方便。工作队成立了队委会，由各队工作组长兼队委。工作队长是陈茂仪（兼），支部书记海波，副书记郭冲，一队工作组长是关锋，二队组长苏星，三队组长陈茂仪，四队组长郭冲，五队组长戚本禹，六队组长海波。
工作队进村后，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央的“双十条”开展工作的，也是搞扎根串连。各组开始摸底，了解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我们第一生产队在关锋的领导下，都紧绷阶级斗争在农村十分激烈的这根弦，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清查生产队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四不清干部”。进村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第一生产队经过排查确定了两个斗争对象，一个是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他家住第一生产队，另一个是“漏划富农”。第一生产队率先在全大队揭开了翟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批斗漏划反动富农邓庆福。组长关锋带头揭开翟里阶级斗争盖子，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邓力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第一生产队蹲点，参加一队工作组会议和社员大会。关锋的做法大多都得到邓力群的赞赏，认为关锋雷厉风行，适时地把翟里“四清”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确定斗争对象等问题上，在第一队工作组内部，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在对敌斗争告一段落，工作组总结前一段工作时，有一两位工作队员，对前段工作提出了意见，认为批斗邓庆福大会开得太仓促，有些证据材料还没有落实，在依靠贫下中农问题上，把两个有犯罪前科的贫下中农吸收为积极分子，不大合适等等。关锋对这种意见是不能容忍的，他并不认为揭盖子仓促，他说：证据铁案如山，如在抄邓庆福家时，搜出了用烟头（或香火）烧瞎了双眼的毛主席像，和邓庆福在群众中散布的咒骂共产党的言论，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关锋发动在工作组内部批评那种“右倾思想”。这时我的心境很复杂，生怕一不小心就跌进了“右倾”的泥坑，但我这个人又左不起来，只能跟着领导走。在小组会上，我主要是检查自己对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有些跟不上，有些问题拿不准，需要努力提高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认识，但我没有正面去批评那两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我的表现关锋大为不满。会后，关锋专门找我谈话，批评我对错误意见“旗帜不鲜明”，“和稀泥”，要害是“政治上不坚定”，并含沙射影地提出我这种思想同我和岳父没有划清界限有关。他还透露在斗争邓庆福和用两个有前科的积极分子时，都得到邓力群的支持，否则他也下不了决心。关锋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政治压力，我表示接受批评，努力在实践中改正。从此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觉得自己的确在阶级斗争中不够坚定，要紧跟领导意图，坚信“四清”中关锋做法是正确的，是有来头的。
邓庆福被戴上反动富农帽子后被逮捕送通县公安局。工作队要求按反革命案件处理。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是北京市委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接到翟里工作队要求法办邓庆福的报告后，提审了邓庆福，邓庆福否认一切罪行，特别是“反动言论”都是群众揭发的，没有物证。“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要求翟里工作队重新复查邓庆福案件。与此同时，翟里工作队也加紧补充邓庆福有罪的证据。我们一组工作队员几乎大部分人都投入搜集证据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关锋和邓力群研究重新起草关于反动富农邓庆福罪行报告，关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十万字的报告，邓力群写了报告结论部分。报告写成后，铅印二十份左右，分别报送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以及相关单位。报告发出后，通县公安局仍没有起诉邓庆福的消息，关锋为此事很焦急。关锋派我去通县“四清”工作总团送补充邓庆福的罪证的材料，并嘱我顺便了解一下总团政法组、县公安局对邓庆福案件处理的态度。在我同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谈邓庆福案件时，总团政法组和县公安局对处理邓庆福案件态度消极，认为证据仍然不足，甚至说，邓庆福羁押时间已过，现在的证据材料不能定案，准备把邓庆福放回生产队。我回来向关锋汇报后，他非常紧张。他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回来，哪怕判他几个月徒刑再放，仍然证明他是有罪的。关锋说，邓庆福烧毁毛主席像的眼睛是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证据是确凿的（邓庆福否认毛主席像是他烧的，说可能是他父亲烧的，邓庆福的父亲在他被捕后就去世了），这样罪行放出来不是宽大无边了吗？关锋还说，希望“四清”工作总团派人来复查邓庆福的案件。
两次复查邓庆福案
不久，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派总团政法组的段德旺来翟里复查邓庆福案件。段德旺是门头沟公安分局的干部。他到翟里后，要求翟里工作队配合他对邓庆福案件的复查工作。关锋派我和滕文生参加复查组，主要是配合、帮助他找证人或调查对象，作记录。关锋明确表示复查组以段德旺为主，我和滕文生协助他工作。关锋还嘱咐我们，一定要配合好段德旺的复查，原证据不实或不清楚的要坚决剔出，并向段德旺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争取段德旺在复查中持公正态度。
复查组在翟里大约复查了不到一个月。主要是核实证据，找当事人对他的证言真伪进行甄别，不实的证言推翻；发现新的证人，补充一些新证据。在复查工作中，我们非常尊重段德旺，按他的要求进行复查，因此，段德旺对工作组在复查工作中的配合表示满意。最后我们共同研究，以段德旺名义向总团写了简要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肯定了原工作组对邓庆福的罪行的结论，确认了邓庆福是漏划富农，加上他有反动言行，定为“反动富农”是正确的。
段德旺回“四清”工作总团后，通县公安局没有释放邓庆福，也没有听说同意段德旺复查报告。邓庆福一案一直拖着，既不判，也不放，一直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旧北京市委被打倒，通县公安局才匆忙将邓庆福案件移送通县法院，判处了邓庆福有期徒刑十年。
顺便说一下，在翟里“四清”工作队队委会中，对邓庆福案件，对“四清”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特别是对关锋的“左”，明里暗里都有些议论，但关锋的这一套做法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
1965年6月，结束了翟里的“四清”，工作组大部分撤出，回原单位。但留下了一个“巩固组”，全大队共留下七、八名工作队员，每个生产队都留下一个“巩固组”的成员，大队巩固组长是《红旗》杂志社的苏思本。
本来，“四清”结束后，我该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了。可是，刚回研究院没几天，关锋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起因是翟里“四清”结束，工作队撤出后，北京市委又派了一个复查组进驻翟里，这个复查组是由北京市委政法部组织的，并由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指挥。复查组由精干的北京市政法干部组成，组长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克明，组员有市公安局的刘长春和北京高级法院书记员季学全。经邓力群、关锋同北京市政法部协商，原翟里工作队派一名工作队员参加北京市复查组工作，关锋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
很显然，北京市委派了复查组到翟里大队复查，意味着他们认为翟里的“四清”工作有问题，虽然名义上是复查邓庆福案件，实际上是检查翟里“四清”中的问题。我以一个原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复查组，这种角色的尴尬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在“四清”中我管过一段邓庆福案件，派我参加复查组也顺理成章。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复查组。复查组组长提出复查方法，即把邓庆福罪证材料分成若干部分，分给每个人一部分，各自为战，各查各的，这样每个人复查情况和结果，就很难相互了解，分给我的大部分是不能定性的材料，让我再重新找证人核实，这种复查方法实际上把我排除在外。在复查期间，北京政法部一位副部长，坐小轿车亲自来翟里指导复查组工作，不过没有通知我参加。
北京市委复查组经过一段工作后，许多证人推翻了原证词，已经定了案的一些“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我及时把复查情况向关锋汇了报。关锋找邓力群研究后，决定听取复查组汇报前一段复查情况。汇报会在《红旗》杂志社小会议室召开，由邓力群主持，北京市政法部的一位副部长参加听汇报。复查组组长汇报了前一段复查情况，认为邓庆福一案的疑点很多，有些情况证据不足，需要深入进行复查，他也提到许多原证人推翻了原证词。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内容是对北京市委复查组进村后，原来“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四清”后新选出的贫下中农干部工作遇到了困难。复查组没有依靠基层干部，单独复查，只听被打击的“四不清”干部反映片面情况，很难调查出真实情况。邓力群总结发言，除肯定了复查组工作外，着重批评复查的工作方法，不依靠“四清”后的新干部，抛开贫下中农，只找有问题的当事人，这种秘密工作方法很难公正，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北京市政法部那位副部长在会上表示同意邓力群的意见，复查组回去后好好总结前一段复查工作，转变工作方法。会上没有着重谈邓庆福案件复查进展情况。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委复查组又回翟里搞了几天复查，按照邓力群、关锋的指示，我没有再回翟里继续参加复查工作。北京市委复查组在翟里三进三出，复查了一个月左右，是否写出复查报告，我不得而知，但《红旗》杂志社原翟里工作队，没有收到复查报告。邓庆福一案搁置下来，邓庆福没有被释放也没认定有罪。
马列主义研究院政治组
大约是1965年初秋，我结束了“四清”复查组的工作，回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时，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中央党校等单位调来些中层干部，和从共运组分过来的大学生、研究生组成了政治组，全组有二十人左右。新组建的政治组，原来在中央政研究室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成员都是刚调入的，政治组由原中央政法干校调来的刘枫渔任“召集人”兼党支部书记（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后，各业务组的负责人一直没有正式任命官衔，通称“召集人”，直到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撤销），谢平仄和我任党支部委员。
政治组成立后不久，刘枫渔就带领政治组大部分人到天津市参加城市“四清”，留下谢平仄和我还有一个大学生在家做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搜集有关政治学的书籍、资料，草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编写提纲。从1965年秋，到1966年5月，在约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搞出来一个自已也不太满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编写提纲，《提纲》除送院领导审批外，还发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被调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换来了七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
回顾在政研究室和研究院工作的十年，我永远怀念已故的张楠、高禹两位老领导，虽然，我同这二位不在一个组工作，接触不多，但他们的作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善良，正直，廉洁自律，对上不谄不媚，对下平等相待，公道正派，实在是难得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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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我的自白和反思
王炼利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 “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作“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待）；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都随时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份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 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这是一个“比傻”的社会。傻了，说不定还可以指使别人，支配别人。表现越傻，在别人看来你还越革命。
这时的中国，除了人体进食和排泄的部位没有颠倒，一切都颠倒了。在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只能迅速适应颠倒——不适应颠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扫帚在头顶上挥舞，人，就是一堆随时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垃圾。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没有一点文明根基的蛮荒社会才会这样丧尽天良！1966年的那场革命，是让中华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见惯的是无法无天，四十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是丧尽天良，是宿命？是报应？反正，报应是远没有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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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一个河南人眼中的万里
沙 林
一
中原河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人们的最大乐趣还是谈黑老包（包公）和花木兰，人们庸常的生活中弥漫着那在全国很著名、带有拐弯的口音，空气在这里似乎都既纯厚又滞塞。
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更是这样，这里的人们模模糊糊知道北京乱了，全国乱了，当然河南也是令人紧张得不一样了。当时一些捧着大碗在街头巷尾蹲喝的普通百姓恐怕就知道中央的四五个人，毛主席、林彪（样子有点像奸臣）、刘少奇、还有陈毅——大忠臣呐！
河南的文革总有一些新的东西，河南是传统中的传统，河南紧跟“朝廷”走是有传统的，河南是执行上面政策最积极、最忠诚、最有创意的一块地方。比如我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没听说，有单位或者百姓在街头巷尾自发地塑建一种动物泥塑，脸是极度丑化的刘邓陶（陶铸）的脸，身子全塑成老鳖、兔子，暗合了“鳖孙”、“兔孙”这一当地最厉害的骂人话。
那时候街道上都没什么人，老远就看见一个个人脸鳖身的泥塑趴在路边。
其实，河南人表面上有许多花活，内里还是挺厚道的（一个河南人要是真心待见你，那你就情等着享福吧，享那传统式的、绝不是现代都市冷冰冰、假惺惺的福）。因而他们绝不会跟着江青。他们很有指向、很“阳谋阴谋”地冲来打去，他们感念忠臣，忠臣文化在河南最盛行了。他们丑化“刘邓陶”就是以为他们不是忠臣了。
因而对他们有恩的他们不忘。有一个人是大忠臣，万里，他们不忘。
万里在河南是大将军、大儒臣的混合形象。他的出现很有背景。
背景是河南很乱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更深的东西，满目所见都是混乱愚蛮的景象：游街、非理性的人、电影新闻简报里江青的嘶喊、农民兄弟动辙扛着锄头上城里来革命、隔三叉五就开公审大会枪毙人——在新乡市这个小城市里，枪毙人照例是要在市体育场进行公审宣判的，单位、学校都要去人，几万人看着前面几个或十几个挂着大牌子的“倒霉蛋”在那“等死”，有说不出的感觉。审判会开完，看众们照例跟着故弄玄虚的刑车一会儿跑到共产主义大河边，一会儿跑到铁路西，五六里路下来终于跟到了刑场。这时，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们照例持着长长的五九式步枪对着已经瘫软的犯人的后脑，枪响人倒，脑盖掀崩。人们既兴奋又习以为常地看着这些“写反标”者、通奸杀人者喋血旷野——似乎人们需要这种冷血的刺激。
这里跟上层政治是隔膜的，但像以往朝代或民国任何一个时代一样，外省州府、普通百姓中也常出些豪强，他们不像大城市的造反派那样还包着一层薄薄的政治外衣，所表现出的几乎全是乱七八糟的私欲（当然比起现在大陆犯罪的大罪大恶又不算什么），比如给自己亲友家属谋个好差事，跟哥们儿一起吃喝，占点什么公家的便宜……京广铁路正好经过这里，这条国家最重要的大干线在这里可吃了苦头，这里的造反派不像大城市一些学校和文化研究单位的红卫兵，滔滔不绝讲些什么理论，或顶多抡个铜头皮带打个人，这里的豪强不尚言谈重行动，砸铁路、劫列车，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就叫国家大动脉瘫痪，货物堆积如山，风吹雨打，没人在乎——有很多是援越战略物资，那边正跟美国打呢，毛泽东一挥大手，就要把中国的大米和武器送过去。话又说回来了，幸好河南的造反派阻碍了一下，要不然，1979年那边更狂了。
这些土造反派中的一个领头人物叫邢介江，铁路工人出身，机警狡猾，会笼络人心，在文革初期揭竿而起，打倒了旧党委，摇身成了新乡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在郑州局和河南省委一些领导的支持下，养着一帮打手和保镖，公然拒不执行铁道部的调度，甚至敢扣下煤运货列车，卖给当地，坐享赃钱。
这个邢某基本不怎么把那些“坐机关”的铁道部官员放在眼里。中央对这些豪强没少动脑筋，曾有铁道部头头来过好几位，但一顿酒肉招待，再上来几个樊哙式的人物敬酒，那些文员们自对这些又土又野的家伙心生怵意，兀自没着了。这样，这个邢某愈发厉害，和徐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等一些北方的铁路造反派联起手来，把整个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弄得七断八折，全国遭殃。
1975年，邓小平开始搞整顿，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铁路。铁路的危局最碍眼，那时铁路比现在重要得多，那时没航运，基本没汽运，全国工农业和百姓生活全靠铁路。造反派在铁路闹事，等于卡了中国经济的血脉，毛泽东虽然最怕否定文革，但在这事上也是没话说。于是小平想一举拿下铁路。但他老人家左右为难，没有得力人选可以担当大任啊！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万里。
这不容易啊！小平在自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七天夜里，就召见了万里。邓小平在打仗的年代里就与万里关系特殊。抗战时，万里在冀鲁豫边区的运西，也就是现在靠近河南新乡的那块地方任地委书记，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打出了一个“小延安”。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被军队护送这里考察工作，对万里的工作十分满意，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接触，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五十多年的友谊。
在解放战争中，小平直接领导万里工作，他很赏识万里，认为他是有知识有头脑的斯文人，同时又是有气魄有胆量武将，这在当时党的高层中并不多见。
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各省后，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万里则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在重庆，两家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处，关系更加密切。
相传文革中，万里被打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密切。其实万里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关系也不错，五十年代他主管北京城市建设，搞十大建筑，得到了周总理的欣赏。十几年后邓小平点万里的将，自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力支持。
毛泽东对万里也有好感。1959年国庆前夕，万里陪同他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他夸奖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啊！”这是使万里在文革中少受好多苦的一句话，也是使他日后能顺利成为铁道部长的关键一句话——中共高级领导虽说是信唯物主义，但具体行事中又藏着许多中国老祖宗神秘主义的那些东西，万里，一个好名字，毛泽东当然喜欢了。
在1975年那个危难关头，邓小平选择了万里做他全面整顿的急先锋，在万里刚当上铁道部长的20天里，两次召见。长时密谈。在全国上下到处是空谈和阴谋的环境中，两个人拯救中国的大事业开始了。
二
万里当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河南的铁路问题，扳倒那个姓邢的草莽豪强。这个邢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竟也“名满京师”，让中央头疼。小平和万里都知道，河南中原，一子不活，全局皆僵。
去河南那个是非之地，人们不由为万里捏一把汗，劝他多带点人。地方势力扣押中央要员之事在文革中多次发生，比如据说是大将陈再道做后盾的武汉“百万雄师”围攻“中央代表”谢富治、绑架王力，以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那些天都没敢在武汉停留；比如兰州铁路局造反派扣押铁道部副部长两个月之久……种种险情预兆面前，万里竟举重若轻，轻车简从就来到京广线上的小城新乡。他可能这样表达过：当年打游击就在这一块，什么捣蛋的人物没见过？
果然斗争十分激烈，各方势力交织。万里遇到了重重阻力。万里的意思是罢免邢某，但河南地方势力拼命保护他。在新乡开的会僵持了一天一夜，当时的河南省委以及郑州铁路局的头头们，从中百般作梗，最后，万里不耐烦了，行使最后的权力，一位部长的权力。撇开那些作梗的各级官员，直接召开万人大会。
这个大会在新乡的体育场举行。这个破烂简陋的体育场曾是新乡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在这，开公审大会枪毙人在这，省足球队偶尔露一面也在这，巨人穆铁柱也是在这发迹的……
当时天降大雨，万名群众浑身湿透，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万里与造反派斗法。万里历数邢介江的罪状，台底下邢的同伙嘶嚎捣乱……最后，万里顾不得擦脸上滴下的雨水，用尽力气宣布：撤销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反省……顿时全场沸腾，老百姓七八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正面的东西，非常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邢某已经坐大，老百姓平常大气不敢出。他们突然一下子什么都不顾了。中国百姓中隐藏着一种天然的正气，这是什么虚假的宣传也覆盖和污染不了的。像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全国人民的诗和泪，一下子就把当权者十几年精心搭建的谎言帝国冲垮了。
从此以后，万里的名字在新乡，在河南，甚至在全国，家喻户晓，邢某的名字也远扬，都知道他与万里斗法，最后败落下来。
中原的百姓提起这位行事不一般的万里，口气有种抑止不住的钦敬：“万里，中！万里可不得了！”
我就是那个时候知道万里的，当时，“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整顿恨之入骨，但一时又无可奈何，那种铿锵作响的空气，连我们小孩子都能感受到，觉得有什么事情肯定要发生。
三
邢某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唐歧山，人称“唐师傅”，这个人物当时在河南也是家喻户晓，甚至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在那个破烂的小学里就听过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他原是一名货车司机，造反起家，是河南乃至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当上了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曾与毛主席握过手……这人职务虽高，还没去掉草莽气息。一次，国家计委调运给湖北青山电厂、武钢和武汉市的七列车共三百多车皮急用煤，全被他扣下留用，险些造成武钢和青山电厂停产。他与邢某是好哥们，吃喝不分，气味相投。
就这种奸雄，这种草莽，在铁道部门，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你想万里的处境有多难？你想中国经济能不到了崩溃的边缘？果然，这个唐师傅竟敢当面顶撞万里，他对撤掉邢某怀恨在心，指着万里的鼻子骂道：“你铁道部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一次他到北京告状，与万里相遇，两人激烈争吵，最后还是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出来调解。
万里在河南时，这伙人阳奉阴违，表面讲好话，背后做动作，对万里的铁路整顿按兵不动，能拖就拖。
还有一个曾在解放战争与万里共过事的老干部。身为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又是万里的老搭档，竟也公开与万里叫阵。万里好言相劝：“我们是老伙计了……”那位书记竟气势汹汹回敬：“路线斗争，什么老伙计不老伙计的……”
万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措施，重演新乡分局那一幕。他召开郑州铁路局全体干部会议，当场宣布免去他那位老战友的一切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
唐师傅等人不服，串联多人，又数次进京告状。1975年7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人在京西宾馆召集双方开会，会上，唐师傅出语激烈，说万里对无产阶级有感情问题，对邢某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李先念、华国锋出面肯定了万里的做法，唐等人悻悻而去。
四
中国的改革，一般说来是从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实际上1975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进行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先河，而铁路整顿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而可以说万里是中国改革最早上阵的大将。或者说是“中国改革第一将”。
铁路整顿的核心就是“批派性”，当时各个路局的大权都被所谓造反派掌握，这些人手眼通天，背靠大树，目无法纪，为非作歹，对中央的决策命令置若罔闻，各级政府和过去的铁道部领导或者对这些“铁老大”惧怕三分，或者与他们沆瀣一气，于是这些人渐渐坐大，狂妄至极。其中徐州、兰州、郑州这三大铁路枢纽地区闹得最凶。
万里上任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心搬掉各路豪强，他上任伊始，两个月走了上万公里，明查暗访，摸清各路山头的底数。
实际万里最早是在徐州铁路局下的手。
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又是铁路的一个大枢纽，必然争斗激烈。据当时资料，因造反派猖獗，市委大楼被武装占领，徐州市委被迫转入地下。文革都快结束的1976年2月，“踢派”人众气势汹汹闯进全体市委成员秘密开会的会场，市委书记汪冰石一看不妙，扔下话筒，乘乱外逃，潜身远郊煤矿藏匿。造反派抓不到第一书记，就捕捉二把手，果然几天之后抓到了市委副书记王铁民……
就这个地方，万里竟然只带两三随从，深入虎穴。他首先召开万人动员大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接着马不停蹄出入各种场合，苦口婆心做工作。这时人心向背渐渐明显，最后他宣布逮捕煽动派性、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然后建立规章制度……一个月后徐州铁路局就提前完成任务，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令许多了解情况的人称奇不已。
万里一个路局一个路局跑，哪里堵塞他就去哪里，解决完一个再去下一个。先是徐州，后是南昌、昆明、长沙……当时有句老百姓的话在全国流传很广：“万里不到，火车不跑”。
万里办法多，根据各个路局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法，比如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当地部队负责人介入，最头疼是这个军队头是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1975年4月，万里去南昌捅那个马蜂窝，途经南京时得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于是决定“拉大旗做虎皮”。据知情人回忆：万里和彭冲连夜来到邓小平下榻处，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邓小平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当得知万里来了，立即从床上起身会见。小平听了万里汇报后立即指示不管是谁，只要支持派性都不行，该调的调。现在想想，小平真是果敢，动毛的亲信，要有大勇气，那帮人正愁找不着茬呢！小平当晚决定，把曾任毛主席警卫员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调出南昌。小平自圆其说：“这样做不仅对解决派性有利，对他本人也好，换个环境比较超脱，不降低职务，照样做官，照样干革命嘛！”
全国铁路的问题解决了，清爽了，只剩下一个郑州铁路局。陇海和京广这两条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在这交汇，因而郑州铁路局的地位在全国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但问题也最多，万里等全国铁路都清爽了，最后才动手解决，想集中优势兵力最后全歼。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万里到铁道部大刀阔斧整顿，才短短三个月，全国所有路局的堵塞问题就基本解决，这成了邓小平整顿的最重要成绩之一。但几个月后，风云突变，形势逆转，万里同邓小平一起再遭批判。他们下台后，全国人民的心一下黯然了，那种心理变化我极清楚感受到了，就好像皮球一下漏气了。不到一个月，铁路又开始全线瘫痪，以致当时有句顺口溜：万里一倒，火车不跑。
人说万里是福将，再次被打倒后，他躲过了三次可能要遭受大苦头的批判。一次会场已布置好了，第二天要召开万人批判大会，结果当晚唐山大地震，会没开成。几个月后，又要召开巨型批判大会，当天早上，毛泽东去世。事不过三，造反派们不好好体会天意，又决定10月7日召开“批万”大会，结果当晚“四人帮”倒台……
万里再次出山，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
他对民生疾苦天然易感，对百姓具有真正人的那种同情，这使他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事实上解散了人民公社。随后爆发了全国从未见过的大丰收，以致后来胡耀邦说：“要吃米，找万里。”1992年春，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也讲到：“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中国改革最早春声，正式改革的第一炮，都与万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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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重庆北碚东阳镇815公墓遗址调查
陈晓文
2010年4月10日，退休后居住在重庆北碚的黄顺义（文革时期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和几位北碚的退休老人，领着笔者和四川美术学院李一凡、卢军，到北碚东阳镇石子山调查文革中八一五派的“烈士墓”（武斗死难者公墓）。虽然得知公墓已被拆除、毁弃，我们还是决定亲临现场一探究竟。事先通过黄顺义、蒲在国，联系好当地向导诸君。几位退休老人中，蒲在国、李光荣、张泽明均为原八一五派北碚捍红总部成员，蒋蒲勋是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捍红总部”的来历是：1967年5月下旬，因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未承认重庆八一五派“一月夺权”时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面对反对派“砸烂革联会”的冲击，已失去存在合法性的重庆各区县革联会改名为“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简称捍红总部或捍红指挥部，在两派冲突中实际成为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在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区，它因得到支左部队及武装部的支持,又带有权力机构色彩。这一处墓地，就是当时由北碚捍红总部主持修建的北碚八一五派武斗死难者公墓。
从市中心往北偏西，距离41.7公里，车程约52分钟，就到了北碚东阳镇石子山四川仪表十五厂。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给出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42′07.40″，东经106°30′16.60″。
现场踏勘
由川仪十五厂厂门进去，经一缓坡上行四五分钟，在路左大金工车间和路右成品库房相邻的地方，一个山坡上就是原八一五派公墓所在地。原公墓的中轴线和起坡梯地，被横亘的成品库房占去，硬生生嵌进了第一级台地。我们只能从墓地左侧靠路边的小路拾级而上。昔日的墓地早就被挖得坑洼不平，长满灌木杂草。在早春二月阴霾欲雨的微风清寒里，荒草簌簌颤栗。隐约看得见一处焚烧纸钱祭奠的痕迹。
与当年留下来的有关照片比对，我们还是能从眼前景象中依稀捕捉到当年墓地的模样。墓地前三级台地，起坡处原有一左一右石刻“弹穿胸膛志不移，刀砍头颅豪气在”的对联，早已荡然无存。第四级台地上中轴线处，有一略显宽阔的平台，那里曾经矗立高可10米的纪念碑，连基座也不见了。昔日墓碑墓裙正面是吴国武（时为北碚捍红总部后勤部长，银行职员）撰写的祭文，两侧是死难者名录。
第五级台地中轴线两侧各有10个墓茔（据蒋蒲勋回忆，墓茔右侧从左到右依次为：胡明富、潘万森、龚安模、陈世刚、曾道华、逯明渊、谢淑萍、唐明清、孙成明、邓树荣）；向后延伸共有七级台地（第七级墓位不满员）。当年负责后勤工作的张泽明说，这里共埋有125位死难者，一人一墓（这是该墓群与沙坪公园墓群最大的不同），共有125座坟墓。经步测，墓茔区左右宽约40步，前后长30步，大致呈26×34米、884平方米的矩形。加上与墓地面积基本相当的墓前空地，整个墓区占地1768平方米
，再把高低落差形成的斜面积考虑进去，实际应该合3.5亩左右。
李一凡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了踏勘调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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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残碑
走在向上的小路上，发现了有的铺路条石是原公墓残碑。在前后10米的不同路段上时有所见。由于年久风化，泥土遮掩，难以辨认。黄顺义用树枝刮去残碑表面藓苔、泥土，用抹布沾水清洗，终于现出它的本来面目。
这些条石，有的是当年单座墓茔的石碑，记录了死者所属单位、组织，死者姓名，立碑单位、时间；有的集中记录了某单位某组织死者的姓名（只有姓名而无生平介绍）；有原主碑的大字碑文残片，有选录毛泽东诗词作为联语的石刻。抄写、记录后按序编排，计有16块残碑——
1号残碑：何培根同志之墓
2号残碑：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3号残碑：东阳中学32111冲杀队王全忠同志之墓
4号残碑：朝阳民中无产者/夏惠荣同志之墓
5号残碑：黄锡坤; 龙泉兴/俞春宝; 冷忠和/杨兴伯; 祝光（先？）觉/唐荣; 顾兴度/王荣杰; 许秋林/唐联芳; 吴明华
6号残碑：宗明福/范名友/万维华/黄（夏、费？）怀利; 唐天伦/郭良全; 唐诺天/黄忠发; 曹邦友/周光润; 何培根/邓忠孝; 彭军伟/冯志国; 夏惠云/曹洪发; 陈文军/荣廷环; 周尚陵
7号残碑：陈明隆同志之墓
8号残碑：（敢教日）月换新（天）
9号残碑：（为有牺牲）多壮（志）
10号残碑：董朝福同志之墓/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11号残碑：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曹邦友同志之墓
12号残碑：左开文同志之墓
13号残碑：北碚林场重庆园林八一五兵团/刘成贵同志之墓
14号残碑：□□友同志之墓
15号残碑：□□（八）一五派/烈士（“士”字不全）
16号残碑：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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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墓记忆
据老人们回忆，该墓建于1967年12月—1968年3月。
选择此地建墓是因为它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视野开阔，当年在北碚城里就能看到墓地。传统的说法就是风水好。
墓地的总体布局、纪念碑、墓群排列和样式，是西师美术系教师李××设计、交北碚建筑公司实施的。因此它比沙坪公园文革墓群规整、统一、对称。单人墓碑文格式统一，都是：××××（某单位某群众组织名称）/×××同志之墓/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造墓经费由北碚捍红总部筹集支用，没有让每个单位支付。
墓地堡坎使用的鹅卵石是组织附近居民淘选运送义务提供的。
一些死者安葬时，身着流行军装，左胸前别有毛泽东像章。西师美术系学生林勇为没有遗照的死者现场写生画像，提供给追悼会瞻仰使用。
这里掩埋的死者最早死于1967年7月1日，最晚1968年7、8月。最小的年仅13岁，是西师附中初二学生谢淑萍。此外，访谈采集到的其他死者名单还有：八一五工总部纺织兵团重纺五厂战斗团周芳英、邓寿华、陈玉厚、曹伦清，朝阳高中高67级王雷（一班）、李明生（二班）等。
在这些死者中，影响较大的，一是武斗初起时最早死难的重纺五厂工人邓树荣、周芳英（死于7月1日该厂武斗）等，因当时作为最早的武斗死难者，曾在大字报、小报、传单上大造舆论，进行控诉和悼念；一是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附中“无产者”的勤务员（即负责人）胡明富，1967年8月死于攻打北碚蔡家场845厂的武斗，时年18岁左右；还有就是唐天伦，时为北碚红岩公社公安特派员、八一五派北碚公安“压不倒”勤务员，在1967年8月2日北碚澄江镇武斗中被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俘虏，8月13日
被猛虎团抓到“烈士追悼会”上枪毙“祭灵”（猛虎团团长邱开全后来为此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在北碚的军事院校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302部队（机要学校）的八一五派死者没有埋到此地。据说424部队死者埋在后属北碚区五七干校的晒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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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殁经过
1974年，有死者亲友上坟时发现，墓碑姓名、组织名称被泥灰涂抹遮盖。
1976年10月，北碚区文化馆对面墙上贴出大字报形式《公告》：因建设需要，东阳镇群众公墓迁移。
1977年3月份左右召开了死者家属会，告知迁移事宜。遭到家属一致反对。
同年4、5月，《重庆日报》刊登启事，称，经北碚区人代会讨论决定，因建设需要，东阳镇群众公墓迁移。唐明清、邓树荣等60人的遗属循例迁出了亲人遗骨。
同年夏，无主未迁的65具遗骨被取出，装在蛇皮口袋里，送北碚火葬场火化。一具一具递次焚烧，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由迁出厂缴纳了三年骨灰管理费。
北碚东阳镇石子山八一五派公墓建设时，周边环境还是沃土良田、山清水秀。1970年代中后期建起了四川仪表十五厂。主要生产温度控制仪。后由于经营不善破产，被私营企业收购。互联网上能搜索到它的信息很少。
实际上，当时工厂建设基本没有损伤到墓地。所以它的拆除、毁弃，还是围绕大力清除派性影响的政治需要来进行的。
因四川仪表十五厂建设期间和建成后，工厂保卫始终不让亲友祭奠者进入。关于墓地的消息就一直处于隔绝状态。部分死者遗属多年以后才辗转得知公墓已废殁、遗骨被处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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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在京召开
韦 陀
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美国）和沈迈克（瑞典）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2006年在哈佛大学出版后，受到了欧美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2009年4月，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简体版，同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中文繁体版。此两版皆由大陆翻译家关心翻译，清华大学教授、文革史专家唐少杰
先生审定。
此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文革史和国史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鉴此，2010年6月26日
，《记忆》与《往事》共同联手，邀请国内党史、国史专家在北京举办了该书的研讨会。该书作者之一沈迈克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此书的写作情况和域外的评价，审校者唐少杰介绍了此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会议分别由清华大学 教授唐少杰和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主持。与会者有卜伟华、丁东、范世涛、李宇锋、唐少杰、印红标、萧冬连、徐海亮、王海光、王东成、阎长贵、吴迪、郑仲兵等人。丁东、范世涛、唐少杰、王东成、阎长贵、吴迪等人提交了论文。与会者认为，此书是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之后，最具权威性和可读性的文革通史，且在部分史实的考订方面超过了王著。同时，与会者也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此书的缺点和不足。
史云、何蜀虽因故未能与会，但会前将所著论文提交会议主办方，并由主办者在会上宣读。法国高级社会科学院教授，《失落的一代》的作者潘鸣啸先生本拟参加此会，亦因故未克践行，潘
教授深以为憾。
与会者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将在《记忆》上陆续发表，《记忆》拟俟作者授权后，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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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北京六中老三届读者来信
我是北京六中的老三届。文革初期，我们学校打人最凶。我校的老工友被拖到男厕所的小便池内，让他喝尿。他不喝就用脚踹他的头。我当时正在解手，红卫兵命令我一定要尿到他的头上。我本来就害怕，一紧张，更尿不出来。他们就骂我是胆小鬼。这个老工友当天就死在那里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到那个厕所去了。王祖锷是我深为敬重的人，他在文革中成立四三派，为出身不好的说话，这需要正义感和极大的勇气。但是，他提到的六中的情况，只是九牛之一毛。希望六中的老三届像四中那样，记下历史，留给后人。
2．戴为伟来信
《记忆》五十二期刊登了两篇高中学生写的文章，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让人惊讶，也令人高兴。希望《记忆》能够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关心文革，关心中国近现代史。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3．陈静谈感想并推荐刘东的博文
我是女六中的老三届，我是从“女附中文革专辑”才知道《记忆》的。作为同龄女性，我很敬佩冯敬兰、刘进、叶维丽、鲍国芳这些姐妹们。她们没有被平庸的生活淹没。我向同学推荐她们的文章，希望女六中的校友也拿出这种责任感来。写一写女六中的文革。
我们学校跟四中只隔一条街，上学的时候，我不喜欢四中学生。觉得他们狂，看不起人。看了四中文革专辑，我很感动，也受到启发。尤其是刘东和王祖锷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岁月。我在网上还发现了刘东的博客。他的勇气和文笔都令我钦佩。我把刘东的博文给你们发过去。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记忆服务未来
----写在《我亲历的四中文革》登载之后的话
刘 东
网络杂志《记忆》如期登载了我写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一文。这原是我个人为了避免淡忘而把关于文革十年的经历写下来留作回顾历史用的。现在公开发表出来，可以使更多的人增加对那段不幸历史的了解。而我这些纯属私人的回忆文字也有了更深的意义。我不知道，看过这篇“记忆”的共同亲历者是否认可，也不知道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看过之后作何感想，我想自己只要做到忠于历史，实是求是，就问心无愧。
十年文革，距离今天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如今还把这些令人痛心的历史重新翻腾出来，有无必要？我的想法是，那十年的历史不仅属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更属于我们国家，属于中华民族，甚至可以说属于世界。当这段历史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时候，保存在我们这代人头脑中的记忆不再是我们个人羞于面世的隐私，也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足迹。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把它奉献出来，使这段历史的记录更加完整，更加丰满。记忆，可以私有，也可以共有，重要的是记忆保留的价值。对我们这些亲历者而言，至少文革的经历是不应该随意遗忘的，不仅不能忘，还要各尽所知，各尽所能让它们不至于丢失。这样做的目有很明确，十年文革运动既然号称是史无前例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它后无来者，让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仅演一次，让类似的历史不再重演。而这样的担忧早已被证明不是杞人忧天。至于我们个人在那场浩劫中曾扮演过何种角色，对历时十年的民族大灾难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做的是在公开这些记忆的同时，也不忘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赎。
让文革的记忆为更美好的未来提出警示，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2010年7月6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