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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四

卷地风来

——右派小人物纪事

峁家升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四》是峁家升专辑：《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23万字。

底层右派，即便在反右运动资料的掘发和研究进入高潮的时刻，仍然是几乎湮没无闻的群体；作者则一直注视、注重着这个群体，为之搜集资料，为之著文，为之不平，为之呐喊。《卷地风来》就是作者努力的结集，副标题“右派小人物纪事”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着力处、着眼点；缘其本人就是底层右派，最了解他们。

《卷地风来》目录，别具一格，每一章节用百余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位右派，未读全文，已大致了解其人其事。

是书曾于2004年在远方出版社出版。本丛书一般将已出版的著作书名、作者、出处收录在“参阅卷”，以备查阅，但这部书稿是写右派小人物少见的篇章、是研究反右运动中底层右派重要的原始资料，而2004年的出版未引起大的反响。今承作者惠赐书稿，并说明、承担与远方出版社不构成版权冲突，故破例予以收录在“纪实卷”。我们不拥有此书的版权。

峁家升，安徽全椒人，1937年生，15岁入读合肥医校，17岁评为一等人民功臣，18岁任职黃山疗养院，19岁曾任沈钧儒保健医生，21岁遭整肃为右派，25岁摘帽；是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观念的信奉者；从医五十余年，祛病回春、救死扶伤之余，有医学论文和文学作品传世。

2009年12月14日于马德里

目录

主编的话……………………………………………………………………………………… 3

邵燕祥序……………………………………………………………………………………… 8

前言……………………………………………………………………………………………12

一、一个小右派的传奇人生一一陈炳南其人其事………………………………………  15

陈炳南，男，23岁（划右时年龄，下同），地区党校干事，因提了一条

历史证明是正确意见而划极右。夫妻罹难，家庭遭几近灭门之灾。新时

期比“报春第一燕”温济泽平反更早，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加了

编者按，影响巨大，当时收到了三千多封来信。

江秋云，女，22岁，地区党校办事员，受丈夫陈炳南问题牵连划极右。

二、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22

陈炳南著《赤子吟—— 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读后感

这是一部血泪史，29万字大著，记述了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最不忍

卒读的是陈夫妇罹难后，所有亲属都受到牵连，五位老人都死无葬身之

地，任狗啃狼拖，陈父母饿死时，都才四十几岁。他们可都是老实巴脚

的农民啊！

三、张景影忧郁而终…………………………………………………………………………25

张景影，男，21岁，地委办公室打字员，57年以初中二年级学历，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全省第二名高中。报到前破例参加了一次鸣放会，

（是那张名校名系的报到证害了他，不然一个打字员，是没资格与会的）

会上一句近似玩笑的话，误了一生，学籍取消，划为极右，身心受尽摧残，

直至忧郁而终。

四、软埋………………………………………………………………………………………29

陈卫华，男，27岁，某基层供销社送货员，半文盲，不知整风反右为何物，

稀里糊涂戴上了一顶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陈人高马大，饭量大力

气大，为人厚道，专干重活。最后一条床单换小麦吃完后，被雷打死。死

后被软埋的，大半截腿都在芦席外面。

五、泣…………………………………………………………………………………………32

一对患难与共的小夫妻，男J女Z，皆二十挂零。初中文化，农村小学教师。

教师暑期学习班答错考题双双罹难。60年大饥馑时， 以尊严与屈辱换活命，

相拥而泣，以泪洗面。一双苦人儿，承受的是民族的苦难。

六、宽容………………………………………………………………………………………34

吕公，男，27岁，外科医生，某医院副院长。烈士遗孤，8岁穿军装，抗美援

朝功臣。如此红彤彤的老革命，竟也为几句无错的话划右。62年曾甄别，为了

得到检举人的证明，已经下跪求情了，检举人居然拂袖而去。未想到的是，廿

年后检举人居然求他“宽容”。

七、箫声咽…………………………………………………………………………………  36

丁祖杰，男，24岁，外科医生。勤奋好学. 执着于事业，县医院一把好刀，

泽被故里。平日谨言慎行，待人宽厚。因木秀于林，57年划右后妻离子散，

文革初期，惨遭迫害，自杀身亡，年仅33岁。是我敬重的学长，盛年早夭，

每思之涕下。

八、湛蓝的天空一一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39

杜某，男，中学教师，25岁（1982年生），说是右派之子，其实生父是响

当当的左派，多次政治运动的既得利益者。并非传奇的故事里， 记述了两

代人的辛酸。实际上真实比故事更悲惨，只是为了给这本小书， 增加一点

暖色，重新设计了一种结局， 也是寄希望于下一代吧。

九、倏忽之间………………………………………………………………………………  44

莫兄，男，25岁，地委党校教员。1958年5、6月间，反右高潮已过，作为

地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从省委讲师团要回来的人才， 还正红着呢。倏忽之间，

铁帽盖顶。灰头土脑忍辱负重二十多年， 一次忍无可忍对一小人抗争之后，

又是倏忽之间， 成为百万人口大县的正县长。历史的玩笑开得大了点。

十、一粒浮尘——反思程秋帆之死……………………………………………………    47

程秋帆，男，约30岁，税务员。右派群体中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代表了一

部分为了自己能苟活下去，不惜叫他人不要活的人；而别人要活命，当然

也不能束手待毙。所以所谓难友之间的争斗，有时争斗也是极残酷的，因

为都要活命，什么情义人性乃至道德，也顾不上了。

十一、天谴…………………………………………………………………………………  52

一个中等城市医院里的一群小右派，比例已近10%。他们和医院里左派们，

其实大都是一起召来的同班学员，同学之间，怎么会有如此仇恨？一整几

十年，整得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依然不松手不松口，新时期大规模改

正工作开始了， 居然螳臂挡车拒不执行，终于输得干净，直至子妻皆惨死。

奇怪的是许多整人急先锋们，均无好下场，报应乎！天谴乎？！

十二、一个女右派的抗争…………………………………………………………………  59

盛明华，女，25岁，公安机关办事员。右派苦难深，妇女在最低层。这家

农场的女右派们，是受苦难最深的一群人。大部分人沦为性奴！不屈服如

盛明华江秋云者，差一点埋骨荒山。有意义的是，二十年后公安战士盛明

华，上下奔走，终于斗垮企图翻案的那只色狼。

十三、清凌凌的襄河水一一 忆蒙师……………………………………………………   64

盛老师，男，58岁，私塾老师。一生教书育人，只因见过同乡国民党中

将军长，多次受审查。57年戴帽，79年80高龄逝世前改正。

戴老师，女，30岁，小学教师。本人未划右派， 但作为右派之妻也受尽磨

难，连已经11岁的孩子，还不能读小学1年级。但戴老师儒雅娴静，尽职

尽责， 深受乡人敬重。她像家乡那条穿城而过的襄河水，滋润了无数幼苗

的心田。

十四、放逐到伊甸园一一 徐校长和刘老师的故事…………………………………… ……67

徐校长，男，近40岁。某地级市完中校长，划右派后降职放逐到家乡初级

中学任副职。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赢得了多年待字闺中，才貌出众，毕业

于南京大学某英语教师的芳心，从而演绎出一段该属于另类的故事。生活原

来是五彩纷呈的。

十五、我们经历的肃反运动………………………………………………………………… 69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我们这一群55届中专毕业生，不到20岁

的学生娃，家乡解放时也就十三、四岁吧，能够上啥杠子？却派来了省

三康医院秦政委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运动搞的如火如荼，取得了“辉煌”

战果，还抓到了一个年不满二十的多国女“特务”。虽说是空塘捉鱼子虚

乌有，但他们大多数一年多之后，都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也改变了我的一

生。

十六、十七字点名误终身——胡风一案的边缘人物………………………………… … 76

程肇钧，男，32岁，银行职员。一辈子未发表过任何文艺作品，也未在文

艺单位任过职，只是抗战期间热血一回，而灾难连年， 直至反右时被人民

日报点名，成了“钦犯”，悲惨孤独地过了一生。

十七、乌以风情系天柱山一一兼致余秋雨先生……………………………………………80

乌以风，男，56岁，教育家，文史专家，诗人。我未见过乌以风先生，但

我到天柱山访问时，了解到乌先生以所谓＂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戴

罪之身，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历经磨难，终于编成了学术性文学性都极

高的，我国第一部《天柱山志》。乌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治学谨严，执著

于事业， 不求闻达，和浮浪于尘世的文化明星们，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八、计算机时代的弄潮儿一一访数学药物学家孙瑞元教授……………………………85

孙瑞元 男 30岁 药物学家。中国数学药理学执牛耳者， 国家新药开发研

究常务专家， 中国药学界重臣，本不属于右派小人物系列。但孙老师划

右时还是大学里一名普通教师， 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完全是他身陷逆

境时， 对科学的执迷， 蔑视种种压力， 矢志不渝， 顽强进取取得的。

先生的行止是我奉行的楷模。

十九、五位大学青年教师……………………………………………………………………88

我们这家只关基层右派的农场，到了60年，却来了五名大学青年右派教师，

全是当年反右补课补出来的倒霉蛋。我们是从58年开始熬起，才熬出一些

不可言传的生活本领的：而他们一来就面临大饥馑生死考验， 居然也活下

来了，也是难为他们了。五人风貌各异，本质上还皆是善良百姓，个别人

某些事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文盲“右派”方庆余…………………………………………………………………92

方庆余，男，约30岁，文盲，基层粮站工人。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基层粮

站，也分配到一名右派或反社会分子指标。站长一拖再拖，拖到要自己去顶

时，才抓了家里有兄弟三人的方老三，从此老三成了“老五”。这位只认得

自己姓的文盲，大饥馑时期给过我许多帮助。

廿一、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我的右派经历…………………………………………95

我是门口塘农场里年龄最小的右派，初来农场也曾虔诚地“改造”过，只是

后来面对全场近1500名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几乎全不是来自知识界，我

犯惑了，弄不清一场运动为何要伤及众多无辜百姓。尤其是60年大饥馑时，

直面大批农民在一个叫新杭的水库工地上饿死，更弄不清谁是谁非了，唯一

的信念是要活下去，并利用我亦医亦农的身分，帮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活下

去，后一点我部分做到了，是我行医近五十年仅有的两个亮点之一（另一亮

点是当了十年乡村医生，活人多矣）。从此，我虽然一直浮游挣扎在希望和

绝望之间，尽管苦难连年，满身疮痍，心力交瘁，依然按自己固有信念活下

去，未改初衷。

廿二、生命几何…………………………………………………………………………… 136

是记实也是小说，当我这个摘帽右派，以待罪之身下放农村时，我发现在阶

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阶级压迫无处不在，农村的“老四”们，早已非人

化了，人命什么都不是。时至今日，有谁了解过他们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吗？

有什么作品反映过他们的现实吗？

廿三、一个死刑犯的独白——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143

在我工作的那家医院里，右派抓的多，所谓反标案件发生的也多，社会上也

大体是这样的。文革期间为此关、杀了一批批人。这位“斩监候”的死刑犯，

侥幸获释后，成了我的“棚友”，从而得知无辜获罪的不仅是我们右派。

廿四、从小说《风雷》说到“安学江”、“皖敬青”——怀念陈登科先生………… 151

本文似与反右无关，但正如一位智者所言，正是反右封了人的口，才有疯狂的

大跃进，才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本文只是提供一个标本而已。但可以由此推想，

如果运动不断运动下去，中国、你我会怎样？陈登科可是老新四军，手刃过数

名日本鬼子的抗日英雄。

廿五、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读后……………… 155

我们这群小右派，知识浅薄，眼界狭窄，弄不清国家的大事情。只知道我们

是曾希圣肆虐安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曾霸王的残暴， 致使安徽数百万百

姓饿死的幸存者。所以当数十年后，有人颠倒黑白，为曾希圣评功摆好时，

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以求澄清历史真相，还百姓一点公道。

廿六、改造………………………………………………………………………………… 158

某农村中学教师，男，25岁，为人刻板,，循规蹈矩，大饥馑时，先浮肿后干

瘦，已倒地成饿殍，经抢救及难友援手活下来。后成了“快乐”的养鸭人，

常以“死”鸭回报难友。

后记………………………………………………………………………………………… 160

邵燕祥序

茆家升兄写的这本书，其特点是写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惨命运。“右派分子”，一经定性，即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划归“右派”群体的五十五万分之一，又何分什么大小呢？这里的“小”，是说他们不属于毛泽东指控的“头面人物”（如所谓“章罗同〔联〕盟”，以及参加政协各党派、团体的重要成员和各界闻人），不属于“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不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师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层群众，他们于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也缺少对全国大局的关心，平时自己不订报，也未必认真看单位里订的报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为“党天下”的意思，犹如共产党经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天经地义，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题”的“党天下”边上画了“+”号，不料这就无异肯定了储安平有关“党天下”的右派言论，也就等于在右派判决书上签字画押，铁案难翻了。如果说，划为右派的各类知识分子，好歹还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话，这样的一群从来无意于干政的人，则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这作为极端的例子，似乎事属偶然，但各种各样懵懵懂懂成为右派的人，不是一个小数，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们"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什么叫"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呢？在"章罗"等参与各级政权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职无权"，意欲"分庭抗礼"，"轮流坐庄"，也就是"篡党夺权"；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卫各界中的知识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领导内行"，意欲分享权力，也是与党争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而像茆家升笔下的这些基层小角色，他们哪里有那般的雄心壮志或狼子野心，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上，以为自己有理，便跟党支部顶撞，不仅不听话，还口出不驯，然而须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党组织逐级贯彻的；你不听话，就是跟党支部作对，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基层领导，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在安徽省纳入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固然是曾希圣的决定，但这一条的发明权并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经中共中央文件重申，并且在全国各地全都执行不误的。

与基层单位的党组织或其干部（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等）有了矛盾，发生口角，提出些批评或仅仅是不同意见，怎么就是"反对"呢？--谁若是这样提问，只能说他对中国的国情太不了解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上皇权专制，社会上等级森严，互相隶属，下对上，民对官，官对皇帝，只能伏首贴耳，服服帖帖，而上对下的要求，无非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句话，是毛泽东1949年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的对国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政策，后来，经过反右派斗争，推而广之施之于"人民内部"了。这就是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多年来经常说的"反右扩大化"也罢，"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罢，准确地说，应该是"对敌斗争扩大化"，也就是"扩大打击面"；对已在应予打击之列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按既定的"游戏规则"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在强调斗争、反对右倾的气氛中很难局限于此，被视为不守"规矩"、"乱说乱动"的人，在平常已不顺眼，一有政治运动的机会，便可划为敌人。所以敌人总是越来越多，一个支部书记的私敌，便很容易经过运动的中介，化为整个共产党的"公敌"，又由于共产党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们也就是"人民公敌"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样，是一种政治标签，虽然可以写上法律文书，却不是真正规范的现代法律用语。什么叫"反党"，什么叫"反社会主义"，什么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再说，据以做出上述认定的"罪行"标准，什么叫"规规矩矩"，什么叫"乱说乱动"？这种种罪名的伸缩性实在太大，给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随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惯了，叫顺嘴了，许多人忘记了而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的全称，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请大家看看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个能跟"资产阶级"挂上钩？当年一些划为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知识者，曾以脑力劳动者的身份，提过这样的问题；权威的解答是：你们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当资产阶级拥有的经济上的资本被剥夺以后，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能以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为资本，来跟共产党较量，而右派分子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不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要亡党亡国了。本书作者在承认这一命题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识界是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小人物与知识分子不搭界，却也被当作右派打了，许多人后来的下场比知识界的右派悲惨得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质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说前者算是搞错了的话，后者被划为右派则是错中之错了。

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中扣下来的政治帽子，不止于上述"右派"和"反党"以及"右派集团"、"反党集团"；如书中所述，就还有"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犯错误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来多是反右过程中领导层内部排队时所定（把群众按政治态度分为左、中、右三档，中间偏右的则称中右），是所谓"推一推就推过去，拉一拉就拉过来"，右派是敌我矛盾，中右在敌我之间；事后说得好听，似乎着眼于"挽救"，其实则是"候补"，全看本单位本系统划右派分子的指标达到没达到，没达到就算上，够数了就网开一面，视为"内（部）控（制）"对象，对本人一般并不宣布；有的在运动高潮中跟铁定的右派一起批斗过，后来没有正式划右派，"内控"吧，但下放时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赶下去了，下面就当"正式"的一样接收，"一视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后改正右派结论时，查档案说根本没把他划为右派，这样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头来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运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迹在革命群众当中，到后来档案公开，才知道自己长期被"控制使用"，终于找到这么多年不提职不升级"不得烟儿抽"的真正原因。

要说当时没有政策指导，是不对的。按当时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学生里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说省里有积极性时，不但会层层加码，在数量上超标，而且一旦发挥创造性，就会弄出新花样，再经上面批示推广，原先的政策便从而"发展"了。如后来在工厂也依照抓右派的办法，定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具体数字不详，谁开的头也不详，所谓"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也不详，以我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度之，也无非是批评过领导，提过些意见，顶多是发过几句牢骚罢了，至于简称"反社会分子"也不妥，只是证明这样叫的人对何谓社会、何谓社会主义全都闹不清。中学里，一般只抓教师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1958年按省委书记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批斗之后，取消他们考大学的资格，这些人被简称为"这那生"，如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农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时代的坎坷遭遇有没有关系。此后到60年代初在大中学校又流行过抓"反动学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儿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学由公安局抓起来"法（？）办"，看在他老子份上，对他从宽，下放河南的农场"劳动锻炼"去了。

书中说还有"犯错误的"一类。过来人都知道，"犯错误"好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政治气候回暖一点时，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错误的"（"犯'右派错误'"嘛），管理者这样说表示怀柔，当事人自己也可以这样检查；气候一变，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说是"犯了错误"，管理者和帮腔的人就会斥之为避重就轻，企图翻案："你难道仅仅是'犯错误'吗？你是反党，反人民，对党和人民犯罪！"也许只为说了句什么话，做错件什么事，历史上有个什么疑点没弄清，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友的什么问题你没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诬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坚持了事实，说出了真理，但一来二去，在领导眼里便成了"有问题"的人，进一步变成"犯错误"的人，而混编之后，只有共名，什么政策界限，什么区别对待，都成空话，一锅烩，从此与"正确"无缘，动辄得咎。

事后诸葛亮回头看，在当时的各种"分子"当中，各种所谓"犯错误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犯正确"而非"犯错误"的。

无论革命时期或和平时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卷首文章，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敌人当作朋友的事情，机率极微，而把朋友当作敌人，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万。打错了个别的人，应属在政治上犯错误--混淆敌我的错误吧，而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打错了以至杀错了并非个别的人，自然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错，而这样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岂不是至少跟"贪污和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甚至尤有过之--这不是对革命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对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吗？谁该为这些罪行"埋单"？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不是没有总结，经过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数以亿计的公众反思了文革以至历次政治运动的祸国殃民，连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而饱受折腾的当权派，也身受政治运动之苦，于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让文革悲剧重演"的共识，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运动"的保证。一时在部分报刊和出版物上也有过一些对政治运动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验倾向，"有罪推定"，"一阵风"、"一刀切"的习惯作风，加上以军事斗争的方式进行指导，一开始就"大兵团作战"运动群众，大轰大嗡，继之"向纵深发展"即所谓"深挖"，层层推进，上面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就逐级抓"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处抓"小三家村"、"小邓拓"等等；毛泽东估计某些大学里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后来文件提出的控制数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指标是要控制不要超过，那时下面领会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则是必须打足这个数来，诸如此类，似乎荒谬绝伦，其实司空见惯。

但这些导致草菅"政治人命"后果的一套，并不是灾难的根源。不搞运动了，还可发生不叫运动的运动，不搞"隔离反省"即私设公堂，却可借法律程序制造新的冤案，在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1982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对过去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之后，二十年来，新的冤假错案又在不断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看来，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决策和执行的层面上都缺少民主的制度制约。如社会批评家鄢烈山尖锐指出的，"一元化领导"成为"一人化领导"，即毛泽东常常批评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诺诺，不敢说句"二话"；这不只是风气，几乎成为体制病，毛泽东自己也不能免。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大开杀戒时，说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国家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正是因为在那里，谁也不可能一人说了算，经由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如发现有错，还可经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销和改变。而在我们这里，在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在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刘、任是毛的助手，毛泽东则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一切最终是毛说了算，这个党内的"规矩"经过"七大""八大"一直传衍下来，毛泽东又传授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口诀式领导艺术，所以这种独断专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胫而走。这是从权力运作方面看，而从治党治国方略来说，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两者是"五个统一"的核心）的强调，视任何不同意见为异己，必然舆论一律，言路不开，自己说一不二，不许别人怀疑，如有怀疑，便是犯罪；绝对正确，自然拒绝批评，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绝不会承认错误，1955年春夏毛泽东在为胡风及其友人来往信件加写的按语中，浮想联翩，说这个是反动军人，那个是美蒋特务，警方据此把一大批人逮捕；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经过调查，已经把这些诬指加以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议论的结果，小组成员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决定，此事不向毛泽东报告，压了下来；纵然报告也未必会改变已成之局，但不敢上达，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领导，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这样构成的权力核心圈治下，倒霉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干部，更不用说底层的普通公民了。

"殷鉴不远"，是一句好话，却是不好听的话，当时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曾几何时，殷又为周所灭，殷的败亡又足为后人之鉴了。这个历史的沧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末了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最近人们常常谈到执政能力，从能力这个视角看去，毛泽东不能说不是一代杰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维能力和组织实践能力不可谓不强，且在建国前的武装斗争和党内斗争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但1949年后由他主导执政二十八年的结果，竟导致国内党内离心离德，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把一个烂摊子留给"第二代"以至更后的后人来收拾，毕竟不能认为是执政成功的范例。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一人的错误，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归之于他一人；毛泽东有时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个人的意志夸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后不能不受制于他亲手参与的制度设定。

人们叹息毛泽东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吧。而他这个个人悲剧的沉重后果的承担者，则是十亿中国人，是几代群众和干部，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长远看最大的受害者是无数的底层沦于物质、精神、人格多重弱势的群体。就如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他们仅仅被反右派斗争这场龙卷风的偏锋扫了一下，便已是遍体鳞伤，家破人亡，每个人作为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只是"五十五万……"分之一，但作为一个个体所受的打击则是百分之百。惯于军事斗争，把伤亡人数只是当作数字看的常胜将军，是不会体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斗争如此，还有针对广大农民的合作化运动，针对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以至颠覆了全国人民正常生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呢。作为计划经济和普遍贫困的畸形反弹，新富新贵又同旧的权力者一道，圈地放逐农民，强制拆迁住户，在歌舞升平背后制造成千上万诉告无门的上访者、纠缠不清的新冤案，所有这些，追根溯源，许多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难以言说的时代的后遗症，历次政治运动的远期效应，更是体制性弊端的衍生现象。

毛泽东熟读旧史，他深谙赵匡胤说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之理。赵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图的统一，政权的在握，毛泽东则进而要实现思想的统一，精神的规范，这样一来，卧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嘱为序，拉杂写来，聊当闲话吧。
2004年7月28日

前言

1958年5月我戴上右派铁帽，告别风景如画的黄山，来到那荒山野地一个叫门口塘农场的地方监督劳动，那年我21岁。

这家农场全称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称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 有点像文革时的干校。其实主要任务是管制改造右派，虽说也有一些机关裁减下来的冗员， 和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包括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主要还是定了案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人数最多时有近1500名，以后知道全专区类似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

和全国右派40%---50%被送去劳教和劳改相比， 这家农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 都还保留了干部或职工的身分， 还有不低于月薪13元的工资， 还有一定的口粮供应， 比起被送去劳教劳改的右派们， 要幸运一些， 事实也是这家农场饿死人要少一些。宏观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恶果， 这里右派们遭的罪，客观点说不算是太深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里的右派们可能又是最不该被扩大的， 或是说受冤曲最深的一群人。因为一提起右派， 总会使人想那至今也是权威的概括，即＂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斗出来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但却又是很不全面的， 起码我们这家农场， 乃至我们这个专区和安徽省许多这样的农场， 就不是这样的。

先具体说说我们这家农场吧，全盛时期关了近1500名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 先在生产队劳动了两个多月， 以后被废物利用， 抽调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 以后又说我和右派划不清界限（都是右派划什么呀！），又第二次发配到另一个小作业区半医半农。这样全场三个作业区我全呆过了，又当着半个医生， 所以四年下来， 我对全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成了我终身好友。 和绝大多数难友们心都是通的， 不说都能坦诚相待了， 沟通还是容易的， 所以我可以说对门口塘农场的右派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一旦了解了他们被错划了的实情以后， 我内心惊异的程度是难以表述的， 并且这种惊异与迷惑是随着了解人数的增多， 日益加重的。

先说说我们的专区， 现在叫地区，那时全地区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没有一家正式的科研机构， 也没有民主党派组织，更没有文联作协等专业文艺团体，所以整风鸣放期间， 地方小报上几乎未见到有什么知名人士参加鸣放的报道， 别说和中央及其他大城市的整风鸣放活动有什么联系， 就是和省会合肥也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这家农场里的右派， 没有一位大学教授讲师（1960年以后， 才来了五位大学普通的年青教师）， 连一位在校大学生也没有，没有一位科研人员， 没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 也没有一位那怕是不入流的作家和演员， 也没有什么编辑记者，更没有当时一些什么事件的参与者， 也未听说谁和某大右派有什么瓜葛。一句话， 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那么这近1500名右派， 都是些什么人呢？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基本上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 公司的业务员， 供销社的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称得上知识分子的， 要算少数中学教师和多数小学教师了， 不过小学教师中除少数正规中师毕业生之外， 多数是简易师范， 即小学毕业读三年的初中水平教师， 还有小学毕业只读半年速成班的教师， 也就小学生程度。 他们大都是当年教师暑期学习班考出来的右派。多数人是这一道题答错了， 即是非题中有一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 你认为对就画＂十″号， 错就画＂一″号。这些乡里娃们， 还有人敢说现在不是共产党天下的吗？都纷纷画了个＂十″号， 这一划就像在卖身契上画押一样， 把自己卖了， 都名正言顺的成了大右派储安平的应声虫， 成了右派的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供销社的工人们， 不够资格戴右派帽子， 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分子杂牌军的帽子。我就在罗家冲作业区， 见到过一个刚刚19岁的小右派， 又瘦又小， 地道的一个孩子， 整天哭， 哭来哭去就一句话， 就像祥林嫂唠叨的那样， 说我不就画错了一个符号吗， 怎么就犯了大罪呢？听了真叫人肝肠寸断！我在赵家岗作业区还见到过一个姓方的＂反社会″分子， 是粮站扛大包的， 是个只认识自己的姓的真正文盲， 半文盲的人就更多了。天晓得反右派怎么会反到这些人头上， 他们和什么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大决战，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极普通的基层群众， 怎么会和什么所谓关系国家命运大决战扯到一起呢？如果当时真的有什么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或者真如邹诗人那首长诗题目所说的：<<中国在进行一场大辩论>>，那么和这些基层百姓乃至文盲半文盲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草芥小民参加到那一方， 对大局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之中有人意识到过要参加那一方吗？据我和他们数年的广泛接触， 尚未发现任何一位有这样的＂远大抱负″，为什么要把这些极普通的人， 拉到那样的大角斗里去呢？不是太高抬他们了吗？

这些都是空议论， 问题是这些来自基层的普通人， 怎么会戴上只该给真正知识分子才该戴的帽子， 或者说这些远离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通人， 怎么会搅到只有知识群体才会有的什么思想立场，乃至什么路线道路之争里去呢？， 他们平日所想的可只是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之类的琐事。记得当时脑海里一直就存在着这样的疑问， 因为它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宣传差异太大。那时就想不通， 想了几十年一直想到现在也未想通， 想不通一个国家为何要和基层百姓过不去， 年年都要打倒一大批本来是拥护这个国家的普通人， 国家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即使有一些暂时的利益， 比如廉价乃至无报酬的劳动力， 和一时表面上思想的高度统一， 可以为所欲为， 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民心的离散， 远期的后果又会怎样？这些都是我几十年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尽管一直也未思索出什么结果， 就是悟出了一点浅显的道理， 也是毫无用处， 也改变不了现实， 只是我也总还在思索着。

问题是农场里这一群的普通人， 为什么会搅进政治运动的漩涡里去， 戴上他们不该戴的帽子？就安徽来说，此事不久就有了答案， 一是中央有部署， 反右运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向纵深发展， 纵在哪里？深在哪里？当然是要深入到基层单位了。二是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搞运动历来是宁左勿右， 反右派时他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 又加了两条， 即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 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 所谓反领导就是反党， 多了这两条， 特别是反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 安徽的右派还不是一抓一大批吗？不大办我们门口塘这样的改造右派大农场， 那么多右派何处去？

我们农场这一大批右派， 基本上是1958年春季之后， 才陆续戴上帽子的， 其中一部分和我一样，57年受批判，一拖半年多之后才处理的； 还有一大批是58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层层＂深挖″才挖出来的。前一部分人因为挨斗过多次了， 有了些思想准备， 情绪要平静一些；后一批人大体上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的， 都是些基层的普通员工， 犯的几乎都是反单位领导即是反党这一条，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特别是一些不够划右派的什么反社会分子， 这些人情绪波动极大，说起单位领导都是非常气愤的， 甚至满腔仇恨， 这可以理解。只是我后来了解的多了， 发现这里面情况也很复杂，固然有很多基层领导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乘运动机会排斥异己， 把不顺眼不顺耳的人打倒搞走。有的基层领导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整风反右， 倒觉得是一次精减冗员的机会， 把一些多余的人戴个帽子送走了事， 机关还能少些负担。还有一些基层单位领导， 个人品质不错， 主观愿望上也不想整人，有些小单位就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 天天在一起， 真的没什么大矛盾，真不想看到很亲近的人之间， 突然有谁无辜被打倒， 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样对家属和亲友， 都无法交待， 会几代人都结下仇。但是当运动一天紧似一天，特别是右派或＂反社会″分子指标己经下达到基层， 再不积极行动， 就要自己去顶时， 就只好狠狠心了。我就听一个基层领导诉过苦， 问我要是我遇上这事该怎么办？他说这事办起来比国民党派壮丁还难， 那时还能和多男丁户协商， 或是拈阄， 或是出钱买个光棍汉抵数， 可是在搞运动时这些办法全用不上。既然抓谁也是冤，那只有运气不好关系不好的人认倒霉了， 你们说我哪里错了？你们要找我算账， 我找谁算去？还怪我那么凶那么狠， 还说我编了他那么多假话怪话反党的话， 他怎不也替我想想， 不编些瞎话， 他能够上杠子吗？不凶不狠怎么叫搞运动？怎么向上级交差？就是演戏也得假戏真做， 而且演长了也就成了真的了， 连被斗的人自己最后不也承认了！谁想到二十多年后还会改正呢？唉！

在农场时， 虽然已经感觉到这种状况是很荒唐的， 但总还想这些荒唐事只是某些基层领导， 政策水平不高， 运动精神理解不透， 犯下的局部性错误， 全国那么大， 一场大运动出现一些局部性偏差， 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摊到我们头上只能哀叹自己命苦而已， 哪里敢对运动的正确性有什么怀疑！可是农场解散后， 我们回到了社会上， 接触的人更多了， 了解到类似我们那样的农场， 全专区就有好几处， 全省就更多了。特别是我调到一家地市级医院后， 发现在这种所谓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情况还是差不多。这家医院只有500多名职工， 反右时却抓了近40名右派和中右分子， 都是些什么人呢？依然是和运动不搭界的人， 这才想到这次涉及到亿万群众的大运动， 得到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应该怎样评述它， 才算不带个人偏见， 才算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总之从反右起， 我所接触到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 除少数人外， 基本上都是些基层普通群众。普通百姓平日思考的不过只是些日常琐事， 虽说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也不过是读读报， 受点思想教育而己， 一个小职员办事员售货员保管员农村中小学教师， 有谁会想到有关政党政府国家方针路线的事？那不是瞎掰吗？不是脑子有病吗？大城市大机关高等学府科研机关所谓精英们之中的知名右派们想的什么， 做了些什么， 对与否，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接触到的可都是些小人物，没有人想过那些国家大事， 也无从想起。所以从反右起， 特别是接触到无数基层小右派和反社会分子后， 一直在想， 一场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辩论， 为什么要株连那些普通百姓， 他们又是怎样被株连的？为的是哪些破事遭此灭顶之灾？遭罪后在农场境况如何？摘帽后又在干什么？有多少人熬到了改正这一天， 多少人未熬过去？熬过来的人现在日子过的咋样？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一本叫做政治运动史这样的书出版， 里面一定少不了反右派这一章， 而写这一章的人， 不要只看到右派群体里那些著名的人物， 千万不要忘了还有无数的小人物， 忽略了他们就是忽略了罹难者的大多数。不要相信什么权威性的结论， 要眼睛向下， 一直下到最贫苦的受难人群中去，那才能反映出一场运动造成什么样后果的真正面目。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底层， 再一受难， 就成了一群最弱势的人了。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话， 说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右派们， 几乎没有能用笔发言的人， 是一群无声的人。所以从在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就想过有一天我要为这一群无声的人说几句真实的话， 所以才有这本小书。

当然， 我只是一个基层的普通科技人员， 既不是专业作家， 也不是新闻从业人员， 不可能对已定性的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 和不在编的所谓反社会分子等杂牌军， 作一次广泛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我只能叙述从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只能是一鳞一爪， 视野极窄。我期待有更多的人， 写出视野更广更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来， 让我们能更全面更真实的看清那场运动的全貌。正所谓关心历史，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茆家升

2003/5/29于广州

一、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陈炳南其人其事

─、谁是报春第一燕

错划右派的大规模改正工作，是从1978年9月17日中央55号文件下达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大约是1978年5、6月间，已经有人经过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得到了改正。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就是那个姓名三个字都有三点水偏旁的人。时称报春第一燕。

其实早在1978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就已经刊登了一个刚刚平反的右派，为自己孩子升大学一事，写给《人民日报》的信。报纸还为此发了短评。而这封信在《安徽日报》的刊登日期为1978年3月29日。比温济泽同志改正时间要早上两个多月。可以说陈炳南的右派平反才真正是报春第一燕。

温济泽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在中央机关任要职。他的改正确实在中央机关引起了巨大反响，给很多受冤曲的同志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他的改正当时未见诸媒体。他又毕竟是大干部，一般人总会认为只有大人物才可能得到总书记的直接批准。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而陈炳南同志只是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既没有特殊的革命资历，又不是那一方面的专门人材，也没有传奇事迹。正是这样一位普通人的平反，并能在中央党报上刊登文章。可想而知，带来的震撼是极其巨大的。文章见报后陈炳南收到了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数千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教师、学生、下放知青和机关干部向他表示祝贺，并对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表示赞叹外，绝大部分是关心自己各种冤案如何能平反。比如广西环江县那位反对放十三万水稻卫星而遭难的县委书记王定同志儿子的来信。这几千封来信，在芜湖引起了轰动。当时的地委某负责人赶紧找陈炳南谈话，指示他一封信也不能回，特别不能说是右派问题，免得刮起翻案风。

因为陈炳南这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信有史料价值，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全文录此：

      党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实了

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

     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

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复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是一九五零年入团，一九五一年十六岁时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前，祖父、父亲都给人帮工，受尽压迫和剥削。我这个苦孩子，对党对毛主席有诉不尽的恩情。但是因为我一九五八年说了几句“错话”，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受到了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严重处分。从此，我就成了挨整的对象。

我一直抱着“心正不怕邪”的思想，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接受党的考验。一九六九年，基层党组织根据我的一贯表现，经过反复调查，重新作了全部平反、恢复党籍的结论，上报地委批准。然而七、八年过去了还不见批下来，为此我感到苦恼。

   我心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好好把孩子扶养大，看孩子们的吧！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的不幸已影响到孩子们了。

    霹雳一声震天响，华主席、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全家人的高兴，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考试结束了，初选录取了，体检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但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

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华主席啊！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进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学习。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华主席的英明。你们得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中午，我拿着盖有红彤彤大印的录取通知书，指着其中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是党和人民所赋予你的历史使命。希望你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树雄心，立壮志，不畏艰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勇攀科学高峰！”我激动地对孩子说：“小桃呵，你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华主席，永远不忘党的恩情。”

编辑同志，写到这里，你们大概知道了我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了吧！我激动，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我激动，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不会受‘四人帮’的迫害；我激动，不拘一格选人材的英明措施将会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我激动，我们有了以英明领袖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勇往直前，造福万代；我激动……。此时此刻，晨曦初照，彩霞满天，遥望窗外，积雪初晴，一片银装素裹，这是多么光明灿烂的景色啊！

安徽省芜湖地区水产公司

陈炳南  78．2．14．凌晨

编者附记 

   地委已正式批准为陈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复党籍。

今天50岁以下的人大概读不懂这封信了。或许还会认为太矫情、煽情。甚至感到这里还有些个人崇拜及人治的味道。会怀疑这位家长为啥要这么激动呢？你的孩子学习成绩这么好，本人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被录取入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麻烦呢？他说的是事实吗？还有这位家长本人早年参加革命入了党，仅仅提了条意见，说了几句带引号的错话，以后事实又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错话”一点也未错，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右派不都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嘛！辩论的不都是些国家大政方针及思想文化科技阵线上的大事吗？与他这样一个基层年轻小干部有什么关系呢？更叫人想不通的是明明各层领导都知道划他右派是确确实实搞错了。而党的政策又一贯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他们手上都有做出平反结论的权力，为什么要一拖二十多年不解决呢？是基层工作失职吗？是有个别领导与他有私怨吗？陈炳南的冤案是个别问题呢？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更关心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那个敏感时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位基层人员的来信并加了短评。特别是在附记里表明他已经平反而又不明确提出是右派平反。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对陈炳南一家人的关心吗？还是中央有什么重大决策而发出的信号！

反右派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右派改正工作结束也已二十多年了。但是一场反右派运动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伤害远远没有结束。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1957年是国家重要的转折点，好好认真总结这场运动的教训，对今后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和其他工作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而总结反右派的教训，只注意一些著名人物是不够的。55万多名右派绝大部分是普通人。而研究这些普通右派经历时、陈炳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了。所以本文想详细的介绍这只真正的报春第一燕的经历，给反右历史留下一分真实的材料供后人研究总结。

二、 倔强的夫妇苦难的家庭

我和陈炳南一家人1958年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相识，尔后40多年都相处得很近。介绍他的情况我是责无旁贷的。其实最理想的还是应该由他本人出来现身说法，他完全有这个能耐，我们是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同学。他早年即发表过小说、散文，退休前是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的关于农业政策调查研究的文章上过《农民日报》头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是安徽省地市农经委系统因敢说真话而出名的三陈之一。他自己也说过，他一家的经历也是九死一生，他正在写关于自己的长篇记事文章。出于本系列文章体例的需要，我只能先简要的写个概况。

还是先从那封信谈起吧，看看他究竟提了一条什么样意见？弄得全家受难，半世不得翻身，以致连累子女不能升大学。这条意见祸国殃民了吗？大逆不道吗？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和大右派们遥相呼应了吗？全都是不沾边的事！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只是不同意学校搬家而己！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芜湖地委辖属整个皖南和长江以北的无为、巢县、和县、含山等县。地委行署设在芜湖，地委党校当然也在芜湖。有一天地委某领导只是为了占用巢县空出来的一片空房子，决定把党校从芜湖搬到巢县去、就是说要从地区中心搬到边边上去。那样岂止是劳民伤财，对贯彻党的政策和培养干部都不利，而后者则是党校的基本任务。当然提意见的这群人，也有人有私心，不愿离开城市和家庭分散。这本来很正常，但是当这条意见惹出了祸时、人群马上分化，也包括本来是提意见的人。陈炳南等少数坚信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并表明是出于公心的人，成了斗争的对象，最后右派加冕。而那些反戈一击、造谣中伤、颠倒黑白、乃至蓄意诬陷的人，不仅免于罹难，而且能官升一级。现在人们常说的价值取向，功利主义，以及漂亮言词后面掩饰的极度自私和卑劣，不能说开始于57年，但却是从那时起得到了恶性膨胀，起到的是惩善扬恶的效应。并且以后每经历一次运动，这些恶习都变本加厉地发展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好人受难，恶人猖狂，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国家元气大伤。

按说像陈炳南这样出身工人家庭，十六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即参加共产党，工作中又一贯兢兢业业的年青干部，不问按什么标准，都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人材。即使有什么差错，也应是关怀教育为主，不能不教而诛。何况他本来就没有错。而当时有个别领导也确曾这么做了。该校李校长当时从中央学习回来，见到满院子陈的大字报，第二天就把陈炳南叫去，恨铁不成钢式的狠狠批评一通，说陈年幼无知。激烈言词的背后，还是一颗呵护关怀的心，在当时的急风暴雨之中是十分难得，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结果怎样呢？一位姓毕的整人急先锋，凭他特有的嗅觉，知道立功的机会到了，趁陈炳南不在家时溜到陈家，向陈的妻子江秋云同志打听李校长和陈炳南说了些什么。江秋云是个直性子的人，就把李校长的话和盘托出，说陈炳南只是年幼无知。这可惹了大祸了。姓毕的马上刷出满墙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用词之凶狠，用心之险恶，必欲致人于死地而后快。谁看了都不寒而栗。大字报还点名说李校长纵容包庇，并强烈要求李校长出面对质。这样就使陈炳南一家陷入绝境、连李校长也惶惶不安、处境艰难。姓毕的这种小人伎俩，给陈炳南刺激太大了。本来像他们这样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是十分听话的。运动整到自己头上，都在实心实意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挖自己思想根源。经姓毕的这么恶劣表演，还有其他类似人黄口白牙的栽脏诬陷，倒打一耙，无限上纲等等。二十二岁的陈炳南疑惑了，弄不清这场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难道阴谋陷害别人的人、文过饰非的人、心狠手辣的人、出卖别人的人就是左派，就是革命的动力？相反老老实实有啥说啥的人、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即使可能提错了或坚持错了的人、或已认识到自己有某些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的人，为什么就是革命的对象，就该被打翻在地？什么是是非曲直？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哪去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哪去了？陈炳南反躬自问：迁校本来就不对，我提了意见有什么错？李校长那样说又有什么错？难道姓毕的这类人的小人伎俩倒是对的！陈炳南从此态度强硬起来，不是自己的错决不承认，不愿违心地低头认罪。结果被划为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半世受难。而那位姓毕的却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为什么说反右扩大化搞乱了干部队伍，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党的形象，这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炳南等人因为反对迁校划了右派，发配农场劳动不久，因为种种不便，党校又迁回芜湖了。陈炳南他们咋办呢？帽子照旧戴着，改造继续改造。错误决策者永远有理。这类事已屡见不鲜了。

陈炳南一家的苦难刚开始。下一步就是打倒陈的妻子江秋云。她有什么过错呢？也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意见了吗？都没有！没有也莫须有！欲加以罪、何患无词！江秋云也是出身贫苦15周岁就参加革命，20岁就当法官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刚调进党校不久，一句也未鸣放。凭什么划她右派呢？说来真是天方夜谈！那时陈炳南是党员，江秋云是团员。陈炳南有时带一些文件回来、江秋云随手翻翻，陈炳南马上大声呵斥她！说党的文件你不能碰！陈只是个党校普通干部，又不掌管国家机密。再说江也是党校干部，碰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五十年代的人就这么认真。江秋云对丈夫有意见了，就在会上提意见说个别党员态度不好，盛气凌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她丈夫陈炳南！这件事现在要当笑话看，怎么闺阁之中的事弄到会上谈。可那时就成了整人的宝贝材料了。陈那时是党员，你江秋云提陈的意见不就是反党吗？那么陈炳南以后划右派了，怎么不说反对右派就是左派呢？运动时有讲理的地方吗？

江秋云可是个烈性女子，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不会看风向、不会看脸色、甚至可以不讲方式不计后果。只认准一条，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对那些造谣诬陷，胡说八道的什么大批判，她都当场大声驳斥，兵来将挡决不示弱，更不会什么低头认罪了。后果可想而知，也划了个极右，也只发月生活费13元。江秋云有话说了、说她还有个老母亲，中年单身抚养她长大，现在靠她生活。13块钱怎能养活两个人？经她多次力争，才把生活费提高到17元。

就这样一家三口月生活费30元、来农场劳动改造了。不久陈炳南的父母饿死了，一个不足8岁的小妹妹又来依附他们生活。紧接着他们的大女儿小桃出世了，雪上加霜。个人月生活费只有6元了，再怎么刻苦也生活不下去。今天的贪官巨贾们，在夜总会─掷万金、可曾想过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月生活费人均6元是什么概念？

为了争取生存权，他们多次写信找领导讲道理，终于给孩子争取到月生活费9元的权利。39元养活一家5口人、好难好难啊！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不是对他们有贴近了解的人，是很难想象这一家人是怎样熬过那艰难岁月的。夫妻俩头上戴着千斤重的铁帽，白天繁重劳动之后，夜晚还得接受训斥批判。尽管一家人只能吃个糠菜半饱，也得安排好免得饿死。老母亲已年过半百半头白发了，每天见亮即起身、挖草根、拣树叶、洗衣服忙个不停。老人家每天背着外孙女要洗好多好多的衣服，大部分是给别人洗的。给别人洗衣服一个月才收1元。给我们这些很亲近的难友洗衣还是免费的。有时烧一点什么小秋收的食品，还叫上我们去共享。老人家是我们难友的共同江妈。在那炼狱一般的日子里，有一位老人家呵护着我们、就多了一分亲情。至今我们也还在怀念老人家。陈炳南的八岁小妹妹秀兰、也天天跟在江妈后面忙个不停。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嗷嗷待哺，也只能低标准瓜菜代。2岁时即患了一场重病、差点夭折了。一家人就这么在饥饿线上煎熬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挣扎着。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右派在那时可算是“贱”到底了。盘石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随时都会把这苦难的一家人压碎。比如江秋云产后只有29天，就逼她到猪场劳动，她到场人事科讲理，说按规定产假有56天。人事科那个没有人性的干事王福根，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鼻子里哼一声，不屑一顾撂出一句脏话：“哼，56天那是革命干部，你个吊右派，还想56天假，真是恬不知耻。还不快滚回猪场去好好劳动，难道你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流氓场长陈殿邦要她每天挑30担水。还派个男劳力监督着，不挑完水不准回家。一担水一百多斤，还未挑三担水、下身就大出血，发生了产后血崩，生命危在旦夕。陈炳南清楚，如果再去找那个干事必定死路一条。就去找作业区主任陶同义，陶主任可真是好人，马上从工地上调回了八个壮劳力，抬起江秋云直奔几十里路外的县医院。陈炳南问陶主任准他几个小时假？陶主任拍着陈的肩膀说：“不要问假了，什么时候你爱人病好了，你们就一起回来。”陶主任这样的好人，在那时非常难得。到了县医院时江秋云已经奄奄一息了，多方抢救才保了命。可是一点奶水没有了，陈炳南身上分文没有，只能给29天的小孩吮指头，小生命饿得直哭不止，陈束手无策，心想这条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来到人间的小生命，大概就要饿死了。后来多亏好心的护士给了他们一点葡萄糖水，以后难友陈平又送了一些米糊母子俩才活下来。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他俩从被人羡慕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一下子坠落到社会最底层，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他们想过些什么？他们失望过吗？是怎样经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怎样顶住大山一般的压力？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我们等待着陈炳南夫妇自己说出这一切，一对小人物的遭遇也是一个时代的折射点，也是一份历史的见证。也会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三、     漫漫平反路，终有尽头

那些年“分子”很多，但注了册的只有五类：地、富、反、坏、右。右派原来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大学生一入学即有了国家干部编制，即使戴了帽子之后，许多人还有干部身分。为什么原先只说是思想政治阵线上的斗争，以后突然成为阶级敌人？至今我也未搞懂。这一变就掉进了社会底层，这是每一个右派都不能接受的。为了生存、为了讨还公道，每一个基层右派都千方百计，耗尽心血要恢复一个自由之身，做一个不受欺凌与侮辱的普通人。这点基本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却是不能达到的。这里不讨论反右派运动是对是错，就基层小右派而言，可以说是百分百的错案了。还有被错案加身， 面临绝境，不想平反的人吗？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论定，从反右定案那一天起，全国有数十万人都在通过不同渠道，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在诉说自己的冤情要求平反。这条路走了漫漫二十余年，有人中途倒下了、有人退缩了、有些人麻木了，但总体来看这支队伍一直在顽强前进着。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陈炳南江秋云夫妇可以说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他们是幸运的，也可以说对这场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的人。记述一下他们为争取平反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也是记述那些年基层政治生活和各类人员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侧影。

江秋云的事比较简单。因为安徽省委前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毛主席点名的曾霸王，一贯极左。1958年初他有个重要讲话，说安徽反右对党团员的右派手太软。要坚决打击。有他这句话、一大批年轻的党团员们都右派加冕了。以后大跃进的破坏、60年大饥馑，安徽都是重中之重。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倒台了，安徽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给少数右派平了反。主要是县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少数年轻党团员。我们农场那一批人大都做了平反结论。最后批下来的只有少数人，原因是有了最高指示，平反戛然而止了。江秋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她的事也确实太简单，说丈夫态度不好也算右派吗？不过宏观反右斗争史，安徽62年部分平反，只能算个别现象，不影响全局。

陈炳南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虽说他的案卷是经来芜湖检查工作的中纪委付书记钱瑛同志看过，并明确指示要平反的。还是挡不住最高指示一句话，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做好了的平反结论也没用了。

很多人都被这一棍子再次打懵了，认为永无出头之日了。只有像陈炳南这样为数不甚多的人，出于对党和政府无限信任，出于改变极度贫苦生活的迫切愿望，依然在争取平反的道路上顽强地跋涉着。虽然每一次都失败了，但屡败屡战。每经历一次申诉、调查、讨论的过程，都会使更多一些人对反右派这场运动有了深入一层的了解：原来列为阶级敌人的右派们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什么所谓罪行，只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很优秀的，有些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批评一下或是给一点处分是可以的。说他们是什么阶级敌人可全都是被冤枉了，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这就为以后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打下了一些社会基础。从这一点看陈炳南这二十多年的漫漫平反路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他能第一个到达终点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陈炳南的平反过程中，支持的反对的都有，有一些事很感人，有些事叫人沮丧。挑几件说一说也可以了解那时政治生活面貌一二。

陈所在的水产局局长李轩，是38式老新四军，为人正直。为陈的平反多方奔走。多次去找地委成书记未见着，有一天下大雪他又去了，书记又不在，保姆对他说书记下乡了晚上会回来。李老局长居然成门立雪，一直在书记家门前站到深夜十一点多。书记回来了，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雪人吓了一跳，连忙请进屋。向他解释陈的问题主要是上面没精神，没有先例，掌实权的部队干部意见不一致，难是难了点，书记说总会解决的，等待时机吧。

说起部队干部陈炳南至今也非常感激军代表靳根源同志。在文化革命极左思潮盛行时，他接到了下面关于要求给陈炳南平反的材料，他经过认真的研究与了解，认定这是一宗冤案、同意平反。他为了陈的问题能顺利解决，会议前曾分别找每一个常委协商，都表示同意。但到开会时没有一个人敢先发言表态。这事能怨谁呢？

在陈炳南二十多年要求平反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同情与关注。陈炳南都一一表示感谢。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做了多种努力，他能吃千般苦、是个孜孜克克努力进取的人，工作中极端负责任、有很强的工作实力与一定的理论水平，是位干才。在各单位都得到一致好评。这些一是他本人的素质，再也是他争取问题能得到解决的措施。果然每次在讨论陈炳南问题时，这些都成了重要的参数。都说陈是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根据党考察干部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干部整个工作的原则，应该给他解决问题。结果他真的在全国五十多万右派之中首先解决了。

但是，如果另一个人不是像陈炳南这样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个普通人，甚至表现很差，还有不少错误，而反右时又确是冤案，又该怎样对待呢？所谓考察全部工作适用于个案的甄别吗？符合法治的原则吗？据我所知许多人就是被这样那样的事卡住的。后来还是以胡耀邦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后话了。

在陈争取平反的二十多年中，遇到更多的是推诿、冷漠、阻挠和踢皮球。也看够了别人的冷眼与嘲笑。更不要说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了。一有风吹草动、他都是活靶子死老虎，任何人都可以来欺侮他一番。甚至难友中也不乏其人。陈炳南是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考虑，不计较个人行为。比如那个害了他全家遭难的那个姓毕的，三十年后陈炳南作为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姓毕的任市委书记的市里去开会。陈已做好思想准备，见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同在一个会议圆桌上开会，同在一个餐厅吃饭，这位姓毕的作为东道主，始终不和陈照面，形同陌路。他是自惭呢？还是对党中央给右派改正的决定抵触呢？从他对别的右派下手也那么凶狠阴险来看，他只能是后者。这样的人也决非姓毕的一个，有一位当时的党校副校长，以后任某县县委书记的人。本来他妻子也是反对党校迁校，并积极拉人署名的。风向一变马上反戈一击成了左派，对这样的人陈并未计较，是运动中常见现象。问题是到陈炳南已经临近平反，有关人员最后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并说现在改变观点还来的及。他居然还坚持不同意平反，并说“悉听尊便”。这两位身居要职的父母官，是多年极左路线形成的思维定势呢？还是要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前途考虑过吗？为人民利益、为几十年蒙冤受屈的人的处境考虑过吗？改革开放之后各级领导还能依赖这些说轻点是思想僵化的人吗？

还是地委那位成书记说的现实些、等待时机吧！等待！等待！好难等啊！时间在等待中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小伙子等得白了头、中老年人在等待中离开人世。依然前程渺茫，无边无岸。记得我们这些走得很近的难友，一次春节期间小聚、我即席背了两句套改了的陆游诗句：遗民泪尽等待里，北望京都又一年。满座泫然泪下。

漫漫长夜终有尽头，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垮台，极左路线收敛，终于等到了高考制度恢复。我们都得感谢陈炳南大女儿、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是她在一家八口人挤一间半屋、姊妹三挤一张床，全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极度艰难的日子里、矢志不渝、奋发努力，在高考中一举高中。从而引起诸如中国科技大学和招生办的高度重视，再度把陈炳南搁置已久的右派平反问题重新提出讨论；也感谢《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做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感谢中共芜湖地委敢为人先，率先给陈炳南做出平反结论。从而推动了右派改正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都该载入反右史册的。

2001年元月于广州

附记：本文原用题为《一个改正的小右派与中国农业大政策》，在叙述了陈炳南历经艰辛终获平反之后， 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写出过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受到省乃至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章曾发<<农民日报>>头版头条， 并加了编者按， 当日中央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 还全文播发了， 可以说对中央农业大政策的制定与推广起了积极作用。可是陈炳南此举则触犯了某些基层领导， 妨碍了他们搞新浮夸风和假大空， 因此又受到许多新的压制和打击， 陈炳南依然和反右以前一样， 不顾个人安危， 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他们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此我也曾写了一节：<<心系三农， 为中央农业大政策献计献策>>。可是因为我对农业完全外行， 虽勉力为之， 仍不得要领， 所以建议他， 为何不亲自动笔直抒胸臆岂不更好。陈兄在经过积极准备之后，勤奋笔耕一年余，终于写成了洋洋二十九万言的长篇记实文章来，<<赤子吟一一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 己由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

陈兄此书完稿后， 曾邀我作序， 我哪里敢当， 但还是写了一篇读后感：《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我真实的感受，作为此文附件附录于后。

2003/4/24又及

二、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一一《赤子吟》读后感

读完了炳南兄二十余万言的大著《赤子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面对这些泪浸过的血煮过的文字，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炳南兄嘱我作序，可不敢当，不问论资历论水平论社会贡献，他都是远远高出于我的，但是，作为四十余年来气息相通艰难与共的难友，特别是在陷入右派陷阱之中那些以沫相濡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人”字的两笔，是相互支撑着才没有扑地而灭的。在我们行将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回首我们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时，我们不能不说说我们的心里话。说这些话时我们再也不必瞻前顾后，也毋须察颜观色，更不会为名利所驱使，也不再有什么顾忌，这是发自心底的声音，所以是真实的声音。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说的：“唯有真，才美，才感人，才有历史意义。”作者在人生的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正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才遭到灭顶之灾，以后厄运连年的，直到晚年依然为说真话而不断受到打压。纵观陈炳南一生可以说都是在为说真话而奋斗，他要说的真话可以说句句都是民间疾苦声。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标榜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国度里，为何处处时时都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呢，要视其为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铲除之呢？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他们心中究竟占多少位置？陈炳南几十年也没有想清楚，他只能按自己的理想去说话去做事，他来自社会底层，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底层的劳动者，胼手胝足日夜辛劳，养活了这个国家，自己却受尽剥削过着最贫苦的日子，还日夜不得安宁。陈炳南人生的目的说白了也很单纯，就是要改变那不合理的现实，使像祖辈父辈那样老实巴交的穷苦人能过上好一点安宁一点的日子。所以他一听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时候，就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终身。可以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说高一点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党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个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说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他应该是能如鱼得水般活的自由自在，并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符合道理。

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尽管陈炳南处处以党的章程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对党在各个时期的号令与政策，都一丝不苟一步一趋地坚决奉行，而且成绩卓著，这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时期，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应受到重视关怀和呵护。可是，不知为什么，即使像陈炳南这样对共产党赤胆忠心的人，（遑论其他有这样那样所谓问题的人）一旦他们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说了几句真话，最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点与顶头上司不同意见时，厄运马上就临头了。那种厄运可是挟了运动之风，借了运动之势，雷霆万钧般的重重一击的，而且从此之后，你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异类，永远处于被歧视受奴役遭白眼的地位，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即使现实很快就证明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也依然得不到社会的公正待遇，依然还是这个社会的异类，而且在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你必然是受打击的重点，任何人都可以作践你欺凌你，人生几何，铁打的汉子在几十年的蒙冤受屈惨遭迫害的境况中，也会意志消沉精神崩溃的。事实上也是有很多人在历次运动中倒下了，或是身心具损被社会淘汰了，或是学“乖”了，学会见风使舵了，学会明哲保身了，甚至学会先发制人乃至昧着良心坑害他人了。即使是这些已经蜕变了的人，也还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人要生存嘛，特别是在那种运动连年的非常环境下，做出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伤害，还是应该有所谅解与宽宥，他们和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蓄意害人的人，毕竟有所区别，当然他们也只能得到原谅而不会再受到敬重。人们敬重的是那些连遭挫折乃至迫害，灾难重重，依然信念坚定，品格高尚，虽九死犹未悔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社会的中坚，才是社会的希望所在，只是经过无数次运动的反复淘洗，这样的人已经太少太少了，不过正因为太少了，才尤为可贵。

陈炳南应该算是这稀少人群中最为突出的人，一是他受的苦难可以说是最深最重，二是他在这深重的苦难面前，从没有丧失过信念，依然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人生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奋斗，虽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也决不后悔，终于在自己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得到社会的敬重。这两件事都应该真实记录下来的，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也可以说是一宗宝贵的社会档案，它在告诫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只有记取既往的教训，才能把握好未来。

我写过一组文章，里面有一章是写陈炳南江秋云这一对患难夫妻，双双在反右罹难后悲惨遭遇的，那篇短文我也是含着泪写的，我自诩我们相处四十余年，我对他们是了解的，那篇文章记述他们的种种苦难，已经够怵目惊心的了。但是，当我读完这满纸血泪的真实文字之后，我更震惊了，很多时候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几至不忍卒读。是的，陈炳南江秋云这一对患难夫妻，所谓的右派一案够冤够冤的了，但是比起那些来自最底层的文盲半文盲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很多人可是什么话也未说过，甚至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你陈炳南毕竟还向地委书记这样的大人物提了意见，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虽说这话不合党章也不合宪法，但合“反右法”，合“阳谋法”，中阳谋圈套的又不是你一家子，你们一家子的苦难是够深重的了，不过比起那些在运动中身陷囹圄，在劳教劳改农场被摧残半生，乃至抛骨荒郊的人，还算是活了下来。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是所谓的公家人，端公家碗，就得受公家管，公家最大的头儿决定要搞运动，还玩了个阳谋法，你能躲得掉吗？左想想右想想前想想后想想吧，从那“抢救失足者”一直想到“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你就什么都能想得通了，就算你一时想不通，不是还有个国宝叫“阿Q精神胜利法”嘛，你也阿Q一回吧。

我这么说决没有宽恕那些在漂亮言词掩饰下，实际上是造成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患国殃民的各种政治运动，更不会宽恕那些靠运动起家，发运动财的政治暴发户，他们是漫漫几十年不正常政治生活的渊薮，他们挟运动之威残害他人谋一己之利，几十年过的风风光光就给社会做出了一个个恶榜样，改变了正常理性思维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前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源头之一，为了国家的进步，老百姓能平安过日子，有必要对这些人作持久的揭露，使他们和他们极端损人利己的价值观不再毒害这个社会。不过这样的话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暂放一边吧。

以下重点还是说一说陈炳南江秋云夫妻罹难后，双方家庭遭受到什么样的苦难，这是我读了陈炳南的大著《悲忆录》之后最受震撼之处，因为双方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本来他们应该是新社会的最早受惠者，即使生活一时还未得到很多改善，他们也从无怨言，依然胼手胝足日夜辛劳着，他们几十年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过着简朴的生活，也为子女做出好榜样，子女们也学着先辈的样子，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做任何伤害国家伤害集体和伤害他人的事。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千千万万，虽说普通却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一项政策一项政府行为对这样极普通家庭是利是害，应该是该项政策和行为的试金石，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里，离开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所谓服务岂非是骗人的空话。同样的道理，一场运动对他们那样的家庭是福是祸，也是验证运动是非最可靠的标准。

那么那场所谓的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的反右派，究竟给这两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呢？请读读陈炳南这部用血泪写成的著作《梦醒录》吧！我真的不忍心复述了，那景象太悲惨，感情太沉重，是真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陈炳南家祖祖辈辈务农，宣城山区山坡地土地贫瘠，加上时局动乱民不聊生，祖父一辈开始学会了补伞制伞手艺，父母边种田边修伞，更劳累了，但生活也多少有了点改善。以后儿子参加了工作，虽说工资不高，对家庭没有多少贴补，但听说儿子工作很出色，全家人都高兴。父亲由于工作认真为人正直，还入了党，当上了监事会主席，比起解放前的日子，要好了很多。全家人从心眼里都感谢共产党，他们自己和所有熟悉他们家的人，都不会相信，一场政治运动的灾难会突然降临到这样善良忠厚人家的头上，而且很快使这个本来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也与世无争的家庭一下子就坠入了无底深渊，五位老人都惨死在60年大饥馑之中，而且都被抛尸荒野，任狗啃狼拖，白骨也无人收！这些善良的农民，究竟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弄得死无葬身之地呢？陈炳南父母惨死时都才四十几岁，他这样描述母亲的死：“我从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时，见母亲全身肿的完全变了形，像个水菩萨，头往左偏，整个上身就往左倒，头往右偏，人就往右倒，眼睛肿的不见缝，鼻子肿的不见孔，连声音都变了……这时我就跪在母亲身边，扒在母亲身上，从头摸到脚，连声喊妈妈，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没有悲泣，只有全身颤抖，妈妈那水袋似的巨手，也是从头上摸到我的脚下，妈妈一边摸一边以粗哑的噪子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陈炳南明知母亲活不了几天了，但场规不敢违，不得不在作一番尽力安排之后按时回场了，他知道这一别是生离也是死别，果然几天之后，他母亲趁妹妹不在家，坐在大澡盆里，用缝被子的大长针在自己身上戳了几百针，放了半澡盆水，水流尽了，人也轻松了，她也悄悄的离开了人间，年仅48岁。人孰无父母兄弟姐妹，一个人如果一时蒙冤受屈，身处逆境，那已经是一个重大打击了，再要连累到父母及家人，逼得他们悲惨地死去，可以想见陈炳南的悲哀会是怎样的刻骨铭心，所谓大悲无言，他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尔后漫长的岁月里，他能有一时一刻忘掉父母的惨死吗？！陈炳南江秋云所有亲属都受到株连，大妹妹被逼得精神失常，二妹妹曾被骗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小妹妹未进过一天学校。人们不竟要问，陈炳南夫妻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遭到这几近灭门的大祸呢？我要告诉你他仅仅是提了一条正确的意见，说了几句不是错话的错话，你一定会疑虑重重，那么请你读读这本血和泪的真实纪录吧！当你读完它后，再掩卷深思时，你还会相信反右只是错划了几个知识分子，不是群众性的灾难吗？！

陈炳南是条硬汉，天大的苦难压下来，一个人顶着，牙齿打碎了往自己肚里吞，任何时候都按自己固有的信念，迈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是的，即使在他冤案获得改正之后，虚假浮夸之风远没有绝迹，可以说一直在神州大地肆虐，陈炳南想踏踏实实给老百姓办点事，一直步屡维艰，尽管如此，他一天也未妥协过，一直在为社会走向公正化理性化而不懈努力，陈炳南也许是位理想主义者，在弥散着虚假的空气里只能到处碰壁，办不成他认为他应该能办成的事，最后他只能扛着理性的长枪，往浮饰的虚妄处刺上一刺……

我再次声明，为此书作序，实不敢当，只是谈了一点读后感，随附宏篇，一起请各方批评指正。

2001年11月17日于广州

三、张景影忧郁而终

张景影和我都是一所改造右派农场里最年轻的右派。1958年补划右派时，都刚21岁。21年后，1979年一起获得改正。当时他说：冤枉当了21年右派，不想别的补偿，我只想再活21年，那也可以见见下个世纪是什么样子了。那年他四十岁多一点，这该不是奢求，也不过说说而已，反映一点无可奈何的意绪。

可惜他这一点基本愿望也未能实现。1996年他病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终。

他要是活到现在，也就是个普通的退休干部吧，和千千万万个退休者一样。

也许他可以是一个有些建树的人。

划张景影右派是一场残酷的儿戏。他生长在徽州农村，那是个学风很盛的地方。他自幼酷爱读书，可惜家境贫寒，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到地委机关当一名打字员。他平日话不多，一个人住在三平米的小阁楼上，没事很少下楼，机关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打字员。突然有一天小张在全地委机关出名了。原来这一年（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省招收五名学员，公开报考。这可是名校名系啊，出来就是新华社等中央机关的大记者了，那可是无冕之王呀！机关里很多年轻人围着这张报纸议论不休，都在叹息数字太少，几千万人口的大省才五名！要不然……突然一个人们不能接受也未能想到的事实发生了，二十岁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小小打字员张景影以同等学历身分报名了。这下机关里可热闹了，说啥的都有，无外乎冷嘲热讽，什么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见到小张免不了挖苦几句什么大记者下凡有何公干之类的。人们就这个德性，他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张景影对这些都一笑置之，工作之余躲在那蒸笼似的小阁楼上挥汗如雨彻夜苦读。终于天道酬勤，他考取了，而且高居全省第二名。这下子冷嘲的热讽的人一齐哑口了。小张本来就内向，接到通知书尽管内心很激动，表面仍很平静，再说还有一个多月大学就要开学了，要做的事很多，根本顾不上别人的议论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灿烂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二十岁的孩子有点踌躇满志了。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政治气候更是说变就变。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来他一个打字员，只能算勤杂人员，完全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会议。要不是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平常的时候这种关系到所谓国家大事的会议，他是没资格与会的，更没资格发言了，发言了也是人微言轻没人听。现在不同了，即将是名牌大学大学生了，要远走高飞了，还能不发表一番高论，让人们领略一下未来名人的风采。张景影也许是经受不住好事者的窜掇，也许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一点表现欲，也可能他感到机关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他鸣放了，而且真的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他直接批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们，说我们的书记是舞台书记，我们的专员是剧场专员。那意思是说书记专员们有官僚主义，平日见不到，只有到舞台剧场做报告时才能见到，仅此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日作个玩笑开一下也没什么嘛。领导不是人民的公仆吗，主人开仆人一句玩笑有什么了不起，不顺耳了，触犯了龙颜了？对！就是犯了龙颜！冒犯了最高领导了吗？不！小民们哪有这个胆量！想也未想过的事。那龙颜是什么？就是顶头上司！在曾希圣的王国里，顶头上司就有不可冒犯之龙威。因为反右时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条是反对所谓农业“三改”，一条就是反对本单位领导。可以想见各单位大大小小头儿有了反单位领导就是右派这柄上方宝剑，机关政治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需细说吗。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安徽青年右派占全国之冠，不会是空穴来风。

书归正传，再说说那个倒霉蛋张景影就因为这屁大的事，把锦绣前程给毁了。划了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划他右派的地委杨书记，那年已有四十大几了，孩子可能也和小张差不多岁数吧。如果是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事，你能不教而诛，一巴掌把他打死？孔老夫子还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哩，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襟怀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到农场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杨书记果然是心狠手辣，仅我们那一个农场就关过近1500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皖南地区这样的农场还有多处，都是杨书记的战利品。杨书记政绩斐然，不久就升到省里做官去了。

到农场后我们很快就相识了，惺惺相惜嘛。认识小张有点传奇性：一次总场集会，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小青年手上握着一本旧书，读得正起劲，我上前一看他正读着唐·吉诃德战风车那一段，怪不得这么全神贯注旁若无人哩。凭直觉我上前一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张景影！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右派医生茆家升！就这样我们结识了。从此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直到文革前。

在农场时我们共同经历了无休止的批判训斥，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大限临头似的大饥馑。说是少年识尽了愁滋味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都是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那时虽说他在生产队我在卫生所，依然经常在一起。一是想方设法弄吃的，再就是说一些读书的事了。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郎当岁，还未到心死的时候，总对未来还有些幻想，也算是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吧，总比一个人向隅而泣好。在那种非常时期有这种友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也十分珍惜它。记得他只给我一个人看了他试写的部分小说初稿，看得出他有很好的文学悟性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驾驭文字的功力也很强。最难得的是他心灵深处有一股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总盼望着有一天……

这一天也曾海市唇楼一样出现过，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极左思潮有一点收敛。农场解散了，我和小张等人回到了芜湖。一度我和小张同住一个小阁楼上，真正是耳鬓厮磨了。那是我们陷入反右泥淖，吃尽千辛万苦之后，难得的一段平静时期。那时正忙着两件大事：一是对我们反右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有什么好甄别的呢，不就是那么几句听起来不顺耳的话吗，四年劳役九死一生，还不够吗？所以农场回来的人，几乎都很快的做出了平反结论，只等批复了。第二件大事是时不我待，尽快把荒废了的学业补上来，工作之余小张和我及其他几位摘帽右派，奋发努力，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一切从头开始。从此我们又多了一层同学之谊，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二十多岁的老童生也像莘莘学子一样孜孜以求。小张又拿起了笔，记得他有一首写采茶姑娘的诗，里面有一句意象很美：“半个笑脸绿中藏”。我们戏称他为绿中藏歌者。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赠他：“第一次相见/就成了知己。四年风高浪险/更亲如兄弟。我饥肠辘辘/你搜出最后一粒米。你饿病奄奄/我弄来‘状元红’为你治病疗饥。我们在窒息中呼唤清风/在混沌中等待朝暾升起。……‘黄河若不断/白首常相忆’”。（所谓状元红乃民间对红糖煮黄豆的昵称）

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幻景很快成为泡影。最高指示下达了，右派平反戛然而止，我们再一次坠入深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接踵而来，我们都在滔天巨浪里苦苦挣扎。本来张景影是我们这群难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一直受大家的呵护。这些生死与共的难友，也曾是他生命所依。天大的苦难压下来，只要我们大家还能记住门口塘农场苦难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依然相互支撑，我们还是能活下来的，那怕是苟延残喘。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很小很小自慰和互相慰藉的小天地里，一齐厮守着等待海清河晏这一天。

再也未能想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张景影首先叛离出去了。他伙同另一位姓方的难友，突然对一起患难与共的难友们发起攻击。这在当时几乎是爆炸性事件。那时我们这批农场回来的难友为数很多，分散在地直财贸系统各单位，因为素质好能力强，又想表现一番争取解决历史问题，所以在各单位大都受重用。要不是张方二人跳出来自相戕害，是可以平安过一段日子的。这下子好了，各单位都有活靶子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张方这么一跳，也正中运动领导者下怀，推波助澜，斗争之火越烧越旺。既保住了自己又取得了辉煌战果。头头们笑了，向地委写了一份总结报告，说了他们是如何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把他们—网打尽的。听说地委正准备批转这份报告向各地介绍经验哩，可是运动又有了新部署，斗走资派了，我们这些人又被放到一边去了。那份什么报告也真是无聊透顶，什么叫一网打尽？不是早已尽入彀中，什么地富反坏右，我们不是全坠落到连盗贼都不如的境地了吗，只为了那几句所谓错话，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埋骨荒山了，还不够吗？再扫一遍又能扫出什么新花样？不就是反右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吗？要说这些人发过牢骚乃至要翻案，可说对了。受了这么大冤曲，还不能背后发发牢骚吗？要翻冤案的人，是对生活依然有信心的人，是对党和政府还是无限信任的人，有什么不好！

张方合谋在地直财贸系统演出这场闹剧时，我已经调到地区医院。乍一听说是小张挑起这个事端，而且攻击矛头主要是我时，我心情极其复杂，长时期理不清那繁杂的思绪。这是怎么啦？这就是那个早年受尽迫害的小张？就是那个勤学苦读文学悟性很好的小张？就是那个与我朝夕相处我曾赠诗的小张？就是那个在困境中我们相互支撑依然壮心不已的小张？我茫然了，不知如何面对这严峻的事实。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反复告诫自己，不问压力多大，不问处境如何险恶，决不写任何一位难友一张大字报，包括张方二人的。否则只能互相伤害和被人利用，也决保不了自己。当时急想知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那一批难友们都咋样了，二是我非常想知道小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背景，受什么人唆使，仅仅因为保全自己吗？因为当时人人自危，早已互不来往。不过不久这两件事都搞清楚了，一是大难当头，除了张方二人，大家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再没人干那种蠢事。至于小张为何出此下策，确也是运动的牺牲品。原来早在他参加四清时，把一位难友的母亲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这位难友，可是这位难友却把这封信交给了她所在的单位领导。为此小张挨了批，算是立场问题，他已经害怕了。文革一开始他出差到合肥，看到省里正万炮齐轰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可把他吓坏了。他原想昧着良心孤注一掷保自己过关，未想到弄了个众叛亲离，被难友们遗弃的下场。

我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曾认真想过，承认运动可以扭曲人的灵魂，大限临头时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大有人在。可我们是已经经过了生与死考验的呀，彼此应该是很了解的，再说我们不是已经落入社会最底层了吗，还要互相践踏，不是自寻绝路吗？小张呀小张，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究竟是一时鬼迷心窍，还是本性如此，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小张从此再也不是我们这个难友圈子里受呵护的小弟弟了。不过也没人报复他，只是把他忘记了。他大概也觉得活的无趣，文革后期请求调回原籍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过他托人带来的一斤黄山新茶，没有信，只在包裹外有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清香的黄山茶，我只喝出苦涩，别的无话可说。

张某1996年死于结核性胸膜炎，一种不该致死的疾病。也有人说他是忧郁而终。临终前他有一封长信给那位方某，方某给我们看了。他在信上说愧对大家，信上列了一长串的名字，第一个是我。我看信后心灵上还是受到重重一击，面对他的伤逝我依然悲痛莫名，这一切究竟是谁之罪，谁残害了他的青春，谁给他百般凌辱，谁摧毁了他本是一颗单纯的心灵？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反右派，张景影早已读完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一位资深的记者了，也许还是个有成就的作家。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心灵摧残这一幕，以他的文学悟性和刻苦追求精神，也许也加入了右派改正后的作家群体，如果……也许……

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这三个21年我算是活满了，回首六十多年漫漫人生路，我想到些什么呢？近日套用辛弃疾的《采桑子》填了一首词，算是挽张景影也是自挽吧：

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而今何处诉秋心，天荒地老，恩怨皆忘，无诗无梦也无愁

2001年6月27日二稿

四、软埋

陈卫华是我在农场里见到的第一个死人， 应该说他不是直接饿死的，他是被雷电殛毙的。那几天连日下雨不出工，难得的清闲。食堂根据＂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最高指示， 那几天的糊糊汤特别稀， 一个个饿得直叫， 都在想尽办法填肚子。陈卫华卖掉最后一件可卖的床单，换来了几斤小麦，用石片磨磨压压，就成了连麸捣，现在叫皇室麦片了。那晚他吃完最后一块饼，一道强光闪过后，一声炸雷，房屋在大雨中烧着了。他宿舍里8个人，就他一个人死了，我去抢救时，身上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只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死相安详，和他平日一样。

死后未见家属来，也许未通知，是软埋的。软埋这个词很不好，在我们家乡，只有人人怨恨的泼皮无赖才软埋。就是叫花子死了，也有人捐点钱，给他凑四块板的。所谓软埋，就是用几张芦席裹裹，挖个坑埋掉算了。陈卫华个大，芦席裹不严，两只脚还在外面，大陈是一等壮汉，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背后都说不该软埋的。

60年代大饥荒时，右派的难友们，靠场里食堂每天几两稀糊是不行的，除了家里有点接济的人外，基本上靠“偷”自己种的山芋得以维生。那个叫杨家冲的作业区主任姓董，是个懂点道理的人，那里的难友日子就好过一点；我们这个赵家岗的作业区主任姓赵，是个十分凶残的人，心肠歹毒不算，手段也凶。他防人偷吃山芋有绝招，就是验大便，他种田出身，内行，知道吃生山芋拉什么样屎，熟山芋、山芋糊又拉什么样屎。他每天到各个队的厕所转悠，看到拉的屎不对，能把全队的人骂个狗血喷头。难友们也有办法，知道自己肚里货不对路时，就跑远一点的地方拉，拉过后用脚踢几脚土盖上，像灵巧的波斯猫一样。不过一定不能被发现了，因为吃家饭屙野屎的罪名更重，好在那时大便不太臭，不易发现。

姓赵的坑人最毒的绝招是抗旱，赵家岗全是山丘荒坡，三天不下雨就得抗旱。他备的水桶是特大的，我们称过，两桶水足足有152斤，一担水从岗底水塘挑到岗顶上，常常要换三四个人，肩上换挑子，要体力还要技巧，一不小心不是摔坏了水桶就是闪了腰，两件事都不得了，所以一般只敢舀半担多一点的水，就那也有百八十斤。

常常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难友们最累最饿的时候，姓赵的出场了，他可真是身先士卒，捋起裤脚到水塘里，他来舀水，一对大水桶，他双手一按到底，肩膀一挺，满满荡荡的一担水就起来了，他臂大腰圆，吃的饱睡得足，又只舀不挑，这时接第一担水的人就苦了，要当他的面把一百伍十多斤的水挑起来，踩着滑溜溜的塘泥，一直挑到塘埂上，再不歇肩的传给第二人，这活特重特危险，全作业区只有陈卫华和周策两名壮汉能挑下来。

开始时大陈自恃力大，常常挑上塘埂后还多挑一段路，那挑第二肩的人就省力多了。有什么打桩上房这类重活，也大都是他挑头，所以人缘很好。

我那时虽然头上也戴着右派帽子，但还在当医生，先在总场卫生所，还是以医生为主，以后说我太关照右派了，就第二次发配到赵家岗来了，医务事不多，要经常参加劳动。如遇到大陈，对我总是很关照。他常说一个人在世上只能干一样事，让你们当医生的种田，不是活受罪吗，我手脚勤一点，你一天的活就有了；还对我说你还年轻，千万不能把身子拖垮了，日子还长着哩。能吃饱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的，觉得和在家干活也差不多。

大陈对我说他本是个小学未读完的农民，因为当地供销社要在山里设一个点，点上不通公路，全靠人挑，大陈个大力大，就被选中了。大陈说他这一生吃亏就吃在大肚汉上，定量不够吃，路上饿了，就顺手吃货担里的糕点，为此挨过几次批斗，他也未在意。以后点上通了公路，大陈成了多余的人。本来再下放回家也没事了，偏偏赶上反右派深入开展，每个单位都有了任务，供销社的一位主任说，反正大陈留下来也没用了，给他戴个右派帽子送走算了。大陈是工人，按政策工人是不能划右派的，不过我们安徽省那位姓曾的头儿搞左的一套特有办法，另设了一个叫反社会主义的新帽子，就给大陈戴上了，还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同等待遇。大陈问我右派有什么待遇？我笑着说有，有！批斗、降级、开除、劳改，你要哪样？大陈憨憨地笑了。

随着劳动强度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姓赵的为了邀功请赏，谎报产量，队里生产的粮食几乎全调走了。这正是60年底，这个作业区和全国一样正忍受着大饥馑的煎熬，姓赵的又管得特别紧，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很多难友已患上了饥饿性浮肿。大陈食量大更难熬，他有时到我这间卫生站来，我们只能弄一点菜根菜叶填填肚子。我曾问他，反右派是反知识分子的，你一个农民出身的工人，搞到你头上亏不亏冤不冤？他说什么亏呀冤呀的，他本来就知道干活吃饭，只要有活干有饭吃那怕是半饱也行，说着说着他低声告诉我，你别看这里这么苦和累，比起他们家乡来还要好些，他们家乡无为县农村已经饿死许多人了，像他这样的大肚汉，要是在家乡也许早就饿死了，不过这姓赵的也太狠了，他是种田好把式，他应该知道，今年这么好的收成，怎会吃不饱呢？山芋好藏得很，又不像稻子不能见潮气，多挖几个洞，有多少山芋藏不了？现在才是冬天就没粮食吃了，明年春荒咋办？青黄不接时咋办？人都饿得不能动了，谁给你干活呢？

大陈这些话是40多年前对我说的，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大道理，是最朴实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真理。作为一个农民，他说的是最实际的事，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是任何人都懂得的常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台上的领导不敢直说呢？难道你们的乌纱帽，真的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更重要吗？

大陈所说的农村情况是实情，60年非正常死亡，安徽是重中之重。据《戴厚英随笔》一书披露的材料，安徽总共饿死了五百万人，其中无为县仅在册的就饿死了二十四万人，宣城县饿死了十七万人。听说是小平同志和董老亲自蹲点才揭开盖子的。值得深思的是，当时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被免了职，但过后不久无为县那位姚书记当上了一家大造船厂的头头，宣城的田书记当上了一个地级市的副书记。

大陈担心的事，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姓赵的越管越紧，口粮越来越少，难友们奄奄待毙。大陈开始卖东西换吃的，最后一件可卖的东西卖掉后，他死了。大陈是个朴实的人，本该朴朴实实而去的，未想到死的那么惊天动地，那是我平生见到的最闪亮的一道闪电、听到的最响的一声炸雷，死后又被软埋了，真是天道不公，地道也不公。

大陈死后不久，另一位叫周志艮的难友，只因为“偷”吃了地里的自己种的山芋，被姓赵的发现了，连日开全作业区大会批斗，姓赵的对他拳打脚踢，小周当场就被斗死了。人都死了，姓赵的还补上一脚，还说他装死。一个右派的死去，就像死了一只蚂蚁，从作业区到总场，没有谁当一回事。

大陈小周先后惨死，姓赵的不但不收敛，而且变本加厉，拼命封锁言论，不准议论。他在大会上恶声恶气地说，闲了你们就会说牢骚怪话，非叫你们一个个天天累得不能动了，看你们谁还敢再说怪话！

这时难友们真正的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了，第二张也倒下了，那下一张，下下一张会是谁？未想到那黑色的沉重的死亡多米诺骨牌紧接着就向我猛扑过来：又是一个急风暴雨之夜，又是一声天崩地裂似的炸雷响声之后，我卧室的后墙轰然一声倒了，不是坍塌，而是整方墙向内直扑我的床，后窗的窗框正沿着我的帐门砸下来，一阵灰雾蒙头盖脸而来。当时我还算清醒，掀起帐子另一边，飞快地跑到屋外大雨中去，就在我跑出的那一刹那间，后窗顶上那一排厚厚的干打垒土块，哗啦一声砸下来了，把后窗的玻璃和窗框都砸的粉碎，我若不是跑得快，就正好砸在我的头上身上，非死即残，那我也要被软埋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想想还十分后怕，人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眨眼的功夫就会死的，那年我才23岁啊！

惊魂甫定之后，我写过一首小诗，哪里能称得上是诗，只是几句大白话，但却是我真实的心灵写照，诗名就叫《死亡》：

死亡

死亡，就像从这一间房

搬到另一间房

这间房里有太阳光

阳光太烈，禾苗枯了

150斤重水桶抗旱

一等的汉子腿肚也打颤

那间房里没有阳光

只有永久的冰冷和黑暗

我害怕这间房里强烈的阳光

也害怕那间房里的冰冷与黑暗

这间房里有食堂

食堂里只有糊糊汤

一吸一道沟，一吹三条浪

喝一肚子还饿的慌

那间房里没有食堂

六面是泥土，身下是泥浆

我不要这间房里的糊糊汤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泥浆

这间房里声音太响

叮叮当当吵吵嚷嚷

批判会连着批斗会

无处躲无处藏

那间房里死一样寂静

只有蛐蛐儿低声吟唱

我厌恶这间房里吵吵嚷嚷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蛐蛐低唱

这首小诗写好后从未示人，那时要拿出来，就凭害怕阳光这一句，就要坐牢。四十多年过去了，写诗的激情早已没有了，就任它这样吧。

我这一难逃过去了，那么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又会砸向谁呢？天才的预言家也不会想到，死的第三个人竟会是姓赵的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这个农场死的，猜想死的一定很惨。

当时全国形势虽说都很严峻，具体到这个作业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继续听任姓赵的胡作非为，我们全作业区一百多口人还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大陈小周同样下场，不过我们能搬得动他吗？未想到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姓赵的胡作非为，终于也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他不仅盘剥我们难友，大把大把贪污作业区的钱物，居然霸占民女，并迫害民女之夫，最后东窗事发，一付手铐铐走了他的升官发财梦。他和大陈一样个大饭量大，听说到劳改农场不久就饿死了，妻子改嫁了，孩子也送了人。

姓赵的被逮走后，来了个姓徐的主任，要开明一些，以后总的形势也好转了，直到农场解散。

反右斗争过去四十多年了，大陈小周姓赵的也死去四十多年了，比起55万错划右派和60年大饥馑饿死的人，这几位普通人的死，似乎不值得再谈。但我总觉得这里有些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分析探讨一下。

大陈和姓赵的本来就是地道的农民，而且都是一等的农业好手，是真正强壮的庄稼汉，都才三十来岁正值盛年，本来应该在农业方面一显身手的，他们怎么会死于反右呢？那本来是与他们不搭界的事嘛 ，是一次偶然现象吗，还有没有什么必然性？比如从本质上看，大陈朴实，姓赵的奸诈；大陈恪守本分，姓赵的想入非非，想升官发财——不过这种差别，人群中也比比皆是，不至于死于非命呀！

我看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都错了位，大陈错在和右派享受同等待遇，不是他的事，他只是反右斗争深入持久必然会有的众多牺牲品之一；姓赵的当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他没有这个机会， 或者有了机会， 他能头脑清醒一点， 或是能受到一些约束， 使他不能任意作恶， 那他总还不至于家破人亡吧！

2001年/8月/1日二稿于广州

五、泣

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各种解释，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种说法，说初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以后又听说那标准就太低了。权威的解释应该是《辞海》。里面有“知识分子”这一条目，条目很长，关键是前面几句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医生等.”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教师而言，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嘛，还不是正宗的知识分子！

但是，在我们那所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见到了不少初中程度以下的知识分子，是一批被错划右派的农村小学教师。这些人情况复杂，有一部分是正规中级师范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简师毕业的，所谓简师就是小学毕业读三年，也就初中程度；还有为数不少是简师速成班的，所谓速成班，就是小学毕业读半年就上岗当教师，实际也就小学程度，这批人是为响应当时号召建立百万人民教师而特设的，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我接触过一些偏远地区来的速成教师，其文化程度也就刚脱盲而己。

这批人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呢？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这几种类型的小学教师，57年夏季都参加了教师暑期学习班，学整风反右文件，学习结束时要考试，有一道是非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就划（十）号，不对就划（一）号。大部分人认为，说是共产党天下还能不对吗，就纷纷打了个（十）号，结果白纸黑字都成了储安平爪牙，包括速成班在内的那一批人都速成了右派，而且是右派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人员，不够右派资格，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杂牌军的帽子.

这批人基本上是农家子弟，大都家境贫寒。绝大部分来自安徽无为县，无为县60年又是饿死人最多的县之一，有资料统计在册人员， 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万！所以他们是农场里受苦难最重的一群人.，

本文要讲述的一对小夫妻，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都才二十出头，男T，女Z。他们是什么学历，因答错那道题被划右派的，我未打听过，因为这与他俩所受的苦难无关.

原先出于对他们的照顾，在一间大单身宿舍里，用芦席隔出一小间不到3平米的小屋，给他俩住。外间还住着十几名男右派，实际上是一个大家，谁也避不开谁，好在那时不是劳动就是开思想批判会，已谈不上什么男女私情。

60年大饥馑开始了，大家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各种找吃的办法都想尽了，依然饥饿难忍，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了。常常是在连日劳累，比如双抢，体力极度消耗后，或是连日阴雨，食堂里的糊糊汤特稀的时候，或是到了月底饭票已经吃完之后，那时人们特别感到饥饿，个个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填肚子。这时小屋里那悲惨的故事就又开始了。

照例先是他俩关起门谁也不说一句话，要过了很久，还是男的先开口，声音很低，但外间也能听到，叫女的小Z去借饭票。借饭票！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借饭票不就是借命吗？谁会把饭票借给你！也有人肯借，谁？炊事员！不过男人借不到，非得女人去借，非得年轻一些，最好有点姿色的年轻的女人去借。小Z终日劳累，蓬头垢面，那里还谈得上姿色二字，不过总还是年轻女人。小Z清楚地知道叫她去借饭票意味着什么，一听这话就只是哭，那是一种极悲痛的哭泣，几乎哭不出声，只听到一阵阵痛心的哽咽.这时全大屋的人都屏声敛息，他们决不是要刺探别人的隐私，更不是耻笑他们夫妻。他们大都是来自同一区乡的教师和基层人员，都是患难与共的难友，谁会笑话谁呀，只是物伤其类罢了。常常又是小Z哽咽了一阵之后，只听到“啪啪”地几声轻响，大家知道那是小T在打自己的耳光，这时就会听到小Z低声哽咽地说了声，我去，就再没有声音了。又要过很长时间，那间小屋的门开了，小Z像一个幽灵一样的溜了出去，这时大家会全都背向着她，怕她难堪.又要过很长时间，小Z又像幽灵一样溜了回来，同样没有一个人看着她，更不会有人问她一声。接下来便会听到小屋里有低低的吃东西的声音，这时大家尽管是饥肠辘辘了，但没有人会耻笑他们，也不会妒忌他们，更多的只是同情与悲伤.他们可以想象得出，这是和着泪在下咽啊，一齐咽下的还有尊严人格人性与羞耻。

这以后很多天，这一对小夫妻都低着头弯着腰默默做事，不和任何人搭话，全屋的人全队的人也没有一个会冷笑他们羞辱他们。大家只希望这种伤心事不再重演。

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乞求、沉默、哽咽、哭泣、自责、像幽灵一样的溜出溜进的事，又会重演。每演一次，大家跟着一起伤心。时间久了，这悲痛的事就渐渐地传开了。我乍听说这件事，首先是彻骨地悲哀，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女子的贞洁，一个家庭的荣誉，竟只值几两饭票。我忽然想起了元曲里的两句话：“先为天下忧，后为天下羞″。我们能不能认为这对普通小家庭蒙受的羞耻与屈辱，是那个时代的羞耻与屈辱！同时我也对那班以饭票辱人的无耻炊事员无比愤恨。这批家伙我都认识，尤其是那个叫刘麻子的炊事班长，那张麻脸整天喝的醉醺醺的，满嘴脏话。这批人都带有家属，平日短斤少两，盘剥我们难友。当时难友之间流传一句话：“这也怕，那也怕，最怕炊事员斗瓢把.”就是这些丑类，不仅吸我们的血，还摧残我们的人性，侮辱我们的人格。或许天大的苦难和饿死比，都是小事，所谓衣食足，才知荣辱。为了活命，迫使贵为人师的人，走上这耻辱之路。

那对小夫妻我只是远远地看过他们几眼，不忍上前和他们对视，怕的是伤害了他们。实际上我是一直等待他们上我们这个小诊所来看病的，因为那时我们诊所里还控制了一点点治病的粮食.当时农场难友大批人得了饥饿性浮肿，有人已经饿死了！地区领导也怕人饿死多了不好交待，问到我们卫生所几位医生，经我们医生的极力争取，上面拨下了一点红糖与黄豆，因为食堂炊事员太坏了，大家一致要求由我们几位都是单身的医生煎煮。然后凭我们的病假证明，每位病人每天从我们手里领取三两这种民间称之为“状元红”的食品。这批“状元红”真是天物，多数浮肿病人都从我们手里领过，也确实挽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难友。我每天都在等这一对小夫妻，可惜直到这批食品发完，也未见他俩来领过。当然这么点点食品，也不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困难，但起码总可以使他们暂时脱离耻辱之海吧，为什么他们不来呢，是不愿意和难友分争吗？还是有别的隐衷，至今我也未想通，但他们的悲惨经历使我永世难忘，使我的灵魂总也不得安宁！

本来我不该重述他们悲惨往事的，怕的是他们受到再一次的伤害。但它毕竟真实存在过，重述它为的是这样的事尔后永远不再发生，不要再使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2001年8月4日二稿

六、宽容

“咚！咚！”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章护士长。奇怪的是拎了一篮子鸡蛋。怎么？护士长给我送鸡蛋啦， 肯定不是好事！这位胖大姐我可惹不起， 大姐快人快语， 敢做敢当， 一如乃母。乃母57年错划右派， 受难二十余年， 刚改正就逝世了。可乃女一点也不接受乃母教训， 还是一张利嘴， 又专打抱不平包揽百事。这不， 又为谁当说客了， 我们一个科室呆了几十年， 又多着1957年那层关系， 找我办事还得送鸡蛋吗？再说这送鸡送蛋的事也早过时了， 现在行情可不是这个。我啥也未说， 直盯着那篮鸡蛋发笑。她觉察了， 哈哈一笑道， 你想的美！还未到我给你送东西的时候， 走走， 到老吕家跑一趟， 叫他宽容一点， 抬抬手算了， 一个快成家的孩子， 已经关了好几天了， 还想怎么样， 积点阴德吧！

这事全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吕公与那位姓傅的，57年结下的冤仇， 不巧分房子又分到一起， 还能有好事。几天前吕公与傅公子在楼梯口顶撞几句， 傅公子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手一推吕公栽倒了。这事说小就小， 未伤筋动骨， 骂他几句就可以了；说大也真有点事， 吕公可是38式老干部了， 烈士遗孤，8岁就穿军装， 抗美援朝又丢了半个肺，57年被错划右派（划右派时怎么不想到这硬梆梆的革命经历，62年拒绝给他平反时， 又怎么不想到这些）， 文革时又被造反派在头上砸了一棍子， 脑挫伤在床上躺了三年， 一身是病， 他要是往病床一躺， 冤家对头老傅一家可有好戏看了。这不， 他一个电话， 傅公子就被治安拘留了， 又听说吕公要起诉了，那迫害老干部的罪名可不轻， 这下子可真的要冤冤相报了。傅家首先想到的是找人疏通， 找谁呢？他未想到他一家在医院里工作几十年， 到需要找人时， 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说来话长， 这家医院别看就四、五百人，57年就抓了近四十名右派， 还不算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和受过批判的， 远远的超过了老人家制定5%的指标。医院老人之间不是整人的， 就是挨整的， 相互之间积怨很深。所以医院里有个怪现象， 有很长时间， 他们的子女很少有通婚的， 不仅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之间， 即使是同类人之间， 也鲜有能推心置腹的， 相互防备太深。你们说姓傅的这时能找谁呢？医院里为这点小事闹得沸沸扬扬， 正是几十年积怨的一次小小暴发。

事情的最后转机， 还是在傅公子身上， 这小伙子别看是傅家的， 为人还算仗义， 不像乃父， 人缘不错， 又临近婚期， 所以章护士长为他奔忙。

我决定出面周旋， 不为老傅也不为小傅， 我总感到这事太荒唐， 把那场给共和国背上沉重包袱的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尽管这场运动起码在基层本来就庸俗化了，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整人的一次机会与借口。）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难道上辈的仇恨与怨怼， 还得遗传下去吗？那么冤冤相报， 何时能了呢？我虽然也荣忝右派之末，但不在这里打的， 和谁也没有恩怨，和吕公更是40多年前在一家大医院进修时就相识了， 他几次病危我都在场， 和他家阿洪大姐也很熟， 我不想为一个小孩子的事， 影响吕公一家的形象。

＂走！我去试试吧， 老吕怎可能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呢？这不给人看笑话吗？不过这鸡蛋就不要带了吧， 这不小看人吗！″

＂带着！带着！″又低声对我说：＂篮子底还有个小红包， 是一点心意， 千万请他宽容宽容， 放小傅一把！″

＂就不知道吕公给不给我面子了？″

果然， 我一敲门吕公就发话了：“老M就你嘴巴大些会说话，走走走，你们把我老吕看成什么人了。”话虽这么说，门还是开了，是阿洪大姐开的，吕公躲在房里不出来，阿洪大姐和我唠叨：

“别听外人瞎说，老吕是那种人吗，老子是老子的事，儿子是儿子的事，老吕都是快散架的人了，经得起他一推吗，给他治安拘留是依法行事，谁说要算旧账的，算旧账！他家能赔偿得起吗！”说到这里阿洪大姐眼红了。

“洪大姐别说了，你们家的事大家都清楚，这几十年我们大家都难过，这不，总算熬出头了……″

＂大家清楚？清楚什么？老M， 别看我们这么熟， 有一件事我连你也未告诉， 老吕文革那年要是一棍子被打死了， 我打算到死也不开口的。这事说起来伤心不算， 也丢人。再说姓傅的也太狠心了， 还说要我们家宽容， 真是良心给狗吃了！″

＂洪大姐，能不说就不说吧， 这几十年， 我们这些难友，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啊！″

“不！不！既然医院里议论纷纷了，有些话我就得说说清楚。一场运动来了，就说反右派吧，我们医院全搞错了，全国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搞错了，但怎么给反右下最后的结论，那是党和政府的事。我家老吕革命几十年了，经过了多少运动，怎么可能计较个人恩怨？如果一定要说个人的责任，拿我们医院来说，主要还是姓鲍的姓史的姓许的姓黄的作的孽，他姓傅的不过是个小伙计，而且也未捞到多少油水，但是，老吕和我们全家却都栽在他手里了！

“你是知道的，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曾经搞过一阵子给右派甄别平反。老吕有什么事呢，不就那么两句话嘛，一是他说了四害没有国界，这是事实嘛。再就是姓傅的检举的， 说我家老吕说了， 说中央也有派系， 其实这话也没错， 毛主席不也说了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嘛， 老吕那位烈士父亲的战友， 都是高干， 平日对老吕很好， 常常来看望这位遗孤， 也许闲聊过什么， 老吕也不过是道听途说， 闲聊聊而己， 又未写过什么文章， 也未在会上发过言， 那有什么错呢！开始我们对平反信心十足。我那时正怀小二子， 本来不想要的， 老吕说， 留着吧， 可能这孩子会给我们家庭带来转机。果然不久有消息说， 老吕问题已经通过了， 通知会很快到医院的， 那个高兴劲哟， 真是无法形容， 一家子当了那么多年贱民， 一下子和大家一样了， 能不高兴吗。我真想在毛主席像前烧炷香。老吕说不， 我们共产党人不迷信， 只相信实事求是这句话，真金不怕火来炼的

“谁知道晴空一声霹雳，事情搞错了， 获准平反的是另一位同名同姓的吕公（此人也是我们门口塘的难友）， 我家老吕未通过。听说关键就是什么中央也有派系的那句话，只要检举人写个证明材料，那怕是含糊其词也行，事情还有转机。老吕为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为了家庭， 特别是我怀中即将出生的孩子， 他硬着头皮， 趁天黑敲开了老傅家的门，怎么说呢， 其实这时老傅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老吕一个革命几十年了的汉子， 一个受到很多病人尊敬的外科医生， 一个领导这家医院艰难前进的副院长， 当着老傅的面，玉山倾倒，卟咚一声跪在老傅面前，同时低下了他本来高贵的头颅……″

说到这里阿洪大姐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我的灵魂也受到了猛烈的一击， 只感到胸口作闷，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阿洪大姐才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男儿有泪还不轻弹呢， 岂能屈膝于人， 一个人不是到了绝路， 怎会出此下策！

“快别说了， 快别说了！这些事毕竟都过去了， 我们总算熬过来了……”

“为什么不让我说？只想听好听的， 不敢面对现实了！我说的可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猜那姓傅的怎么样了？老吕都跪下了， 他居然不伸手拉一下， 别说说几句客气话了， 竟然头一掉就走了， 证明材料当然未写， 老吕又多戴了17年帽子。我那小二子生下来就送给了人， 一是养不起， 二是不想叫他也当黑五类， 一辈子受人欺侮。老吕那年被造反派一棍子砸瘫了， 许多人都来看过他， 包括那些整过他的人， 我都一个个表示感谢， 可是姓傅的依然和我们作对到底。他还好意思说什么宽容， 什么抬抬手！’’

＂…… ……”我无言以对， 一时不知怎么说是好， 一个医院共事几十年的人，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大仇恨， 只是名利之争吗， 也不尽然， 两人又不在一个科室， 交往不多， 谈不上什么恩怨。老傅一辈子也只是个普通业务人员， 连个副科长也未当过， 业务水平还可以， 其他个人品质也还说得过去， 那他为何要对老吕赶尽杀绝呢， 真是永远也说不清的事。

阿洪大姐见我愣在那里， 脸色平和地对我说：＂这些事说过也就算了， 这种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吧！老吕这几天很烦， 小傅本来要拘留14天的， 听说他要办婚事了， 刚才打电话到看守所， 叫他们放掉算了。外人也太看轻老吕了， 他会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吗？″说着他看了看地上那篮子鸡蛋， 对我说：＂这些鸡蛋是金子做的我也不能收， 那样别的不说， 我能对得起我那送走的小二子吗？″

2001年5月3日于广州

七、箫声咽──怀念丁祖杰医生

1963年夏季的一个早晨，在芜湖长江边，我送走了5年来与我朝夕与共的难友丁祖杰医生。望着渡船远远地离去，我在心里说：江护士长，我总算把你苦命的丈夫给你送回来了，从此你们又可以阖家团聚，开始新的生活了。丁医生又可以拿起他心爱的手术刀，当他名重一方的外科医生了。

那一年丁医生28岁、正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黄金岁月。虽说我们还是待罪之身，毕竟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从事的是医生职业。丁医生又一贯寡言少语，应该说过几年平安日子是没问题的。怎能想到江边挥手一为别，此别茫茫竟成永诀。

记得回到人去声杳的宿舍，看到他赠我的那支名贵的玉屏箫还挂在墙上，回忆五年来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感慨万端。我虽不解宫商，但那支箫音质特好，信口吹来，那舒缓清朗的曲调即在室内回荡。睹物思人，我经常怀念隔江的兄长与难友。

分别后只收到过他一封信，是他在一家大医院进修时写来的。他说医学虽然广博，但一个人只要在自己专业里认真读一年书，则可以掌握这个专业的要领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说明他这一年是读了很多书的。

以后有友人过江来说，丁医生现在名声比反右之前更响了。每天不知有多少病人找他，手术一台接一台，忙的不得了。真是大名鼎鼎，成一方救星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县以下医院是认人的，不像大城市主要是认医院。何况无为县又是百万人口大县，又交通闭塞，出个好医生真是一方福音。但是高兴之余、我又忐忑不安。为什么要大名鼎鼎呢？未听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吗？57年不就是因为这个遭的难吗？为何要重蹈复辙呢？我知道这也不是你愿意的，只是你诚实工作，成功的事业得来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可能就是灾难。是福是祸只能由时代决定了。一个正常的年代，是应该养育呵护奖赏一切有才能人的。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的来了。越是闭塞落后的地方，伤害越重。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那支挂在墙上的玉屏箫，突然在狂风中发出呜呜之声，极其哀伤。我立刻猜想到箫的主人丁医生可能出事了。我是当医生的，不迷信。但是患了多年运动恐惧症，遇事总要往坏处想。这次又不幸猜中了。

果然，几天后传来噩耗，丁医生文革中首当其难，经历了多次惨无人道的残酷批斗之后，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了。丢下了当时只有30岁，以后抚孤成长，艰苦备尝的伴侣，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那时虽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斗个七死八活。还是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取出我俩的合照，下面放着那支玉屏箫，再往地上洒下三杯薄酒，以示悼念。然后拿起那支箫反复吹奏一支哀伤的曲调。箫声呜咽，我心在哭泣，为挚友哭泣，为自己也为其他难友哭泣。

痛定之余、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要是我不反对他和那个女人结合，不催促他复婚，不动员他回到原先的县医院去，他能不能逃过一死？

丁医生和我是同学，他高我一届。在校成绩都很好。到农场后未劳动几天就抽调到场卫生所当医生了。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迄今我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医院当了45年医生，可以说丁祖杰是我见过的最好外科医生之一。我常在想当医生很像写文章，秉赋是第一位的。像丁祖杰这样，有壮实的身体，聪明的头脑，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稍一接触就知道是个难得的外科人材。这样的医生在各地都是名重一时的，现在更都是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可惜丁祖杰生不逢时，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未争取到，刚过30岁就死于非命。

我对丁医生的进一步的了解，是从两件事开始的。

一次我诊视一个2岁的小女孩，连续多日高烧，全身皮疹，很容易使人想到麻疹的诊断。可是多方医疗，皆未见疗效。丁医生来看了，仔细一查，发现右上臂比左上臂略粗，外观并无明显变化。他马上做出深部脓疡致全身败血症的诊断，并立即切开排脓，小女孩得救了。小儿突发性深部脓疡，是个极少见的疾病，他能立刻做出明确诊断，并立即手术，表明了他基础理论的扎实，和处理病人的敏捷与果断。

值得一提的是，小女孩是个苦命的孩子。父母都被冤划右派了，都只发给月生活费13元 ，决没有条件去城市医院就医，再耽误下去，就可能夭折了。小女孩现在是一位学有成就的旅美学者。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60年底我们已挨饿多日，某晚我有幸弄到不少山芋，已经吃得很饱了。难友戴兆贵妻子小凤来看他了，蒸了一锅咸鸭子糯米饭，拉我去共享。那时这真是天物，我忍不住又吃了一大碗。那可受了大罪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时时有绞痛。坐不是，站不是，睡不是，走也不是，又口渴难忍。我也知道这时再饮水，会胀得更厉害。打止痛针缓解肠蠕动，更是饮鸩止渴。因为这时只有靠胃肠自身的蠕动，把食物排出体外，人才能活下来。话虽这么说，可那胀、痛、渴都难忍受。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崩溃，我想我真的就这样饫死了吗？心里十分悲伤。我能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无限地感激丁医生。他一分钟也未离开我，尽管他也知道那时我很危险，但装着没事一样，和我东扯西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最难过时，他总鼓励我，说挺一挺就过去了。我口渴难忍时、他递上清茶，叫我润润口，少喝一点帮助肠蠕动，适时地拿开茶杯，怕我控制不住多喝了误事。我最悲观时，他虽不善言辞，也要找出几个蹩脚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使我感到有这么好的人，就在你身边，你没有理由不坚强地活下去。那一夜我不能睡不要说了，丁医生岂只是一夜未合眼，而是费尽心事帮我渡过难关。在这之前除了我父母家人，再没有一个人像丁医生这样对我悉心的关照了。从此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所以后来丁医生惨遭迫害，盛年早夭，我怎能不极度悲愤刻骨铭心。

丁医生平日少言寡语。一是性格使然，再就是受到了极重的伤害，以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医疗以外的事从不发言。我们难友之间有个默契，就是相互之间，从不问“案”情。说到“案”一字，至今也令人丧气。我们都是良民百姓，从未触动任何国家法律，也未和公、检、法打过交道，为什么会有“案”在身呢？所以丁医生究竟为什么划右派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只听说他是县医院的第一把刀，名声大了，就成了惹祸根苗。

他受的伤害很重，我知道一些。父母早亡，妻子离婚了，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都归妻子了，一个13岁的弟弟流离失所。他是个坚强的人，从不在人前说自己的事。再说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呢？越说只会越丧气，先过好眼前日子最要紧。

那个女人正是这个时候来到丁医生身边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女人，但她首先是一位难友，一个女右派。身世也很惨，结了一次婚，丈夫不知因为什么死了，身边带着一个女儿，老家还有丈夫前妻留下的一个孩子。拿着极低的生活费，应该说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会更凄惨的。可是由于她的干练，和其会计职业精于计算，以及人们猜测的其他原因，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们好过一些：有自己的单房、炉灶、和比别人多一点的食品。这就成为人们，尤其是女右派们议论的中心了。因为其他女右派们日子过得太苦太苦了。

说起农场女右派们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右派苦难深，她们是最低层。这需要专章叙述的。我先说一件事，说说养猪场女右派们住的宿舍：先是一位姓黄的当场长，他住哪里？他住在女右派大宿舍的中间！他房门外就是无遮无掩的十余位女右派的床铺。女人们想方便一下都避不开他。简直拿女右派们不当人！以后一个叫陈殿邦的流氓当场长，做法更无耻下流！他在一排猪笼前盖一间小房，给一个女右派住，然后每晚一个去凌辱这些女右派。最最无耻的是他下令，猪交配时饲养员们必须在场，他肯定也到场，边看边卑鄙地挑逗侮辱女右派们，然后晚上再去作恶。最后他摸到了一个干部亲属头上，才犯的案。被送到劳改队去了。

再来说说那个女人。那时她也在猪场，不过未干多少重活，也未住进集中营式的房子。这点尽管议论不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吃一样苦，毕竟她还带着一个孩子嘛，困难更大些。只是突然听说她和丁医生好上了。开始不相信，以后想想也可能。像丁医生这样实在的人，有人爱他是很正常的。何况两个人都遭受了家庭解体的大苦难，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患难知已。但是作为丁医生挚友，我一直认为不合适。并不因为外界那些议论。只是感到丁医生太本分，而那个女人能量太大了点，对丁医生将来的事业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我也只是表示一点看法而己，我还能阻止他们吗？

但是，情况突变，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了。丁医生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刚传到原单位，他前妻马上带两个孩子赶到了农场，要求复婚。事也凑巧，这时猪场那个流氓陈殿邦正好犯案被抓起来了，交待罪行时说了一些有关那个女人的一些事。她当然是受害者，这伤害也包括以后遭到别人的冷眼，还伤害了丁医生。这时我抓紧时机力促他们复婚，全家团聚。这一对患难之交终于忍痛分离了，我知道这对丁医生，尤其是对那个女人，都是又一次重重的伤害。但当时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另一位挚友熊大瀛医生也是力主复婚的。我们能怎么做呢？让这一家人永远失散，让孩子们失去父亲！再说政治压力像磨盘一样压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被迫离婚，能是江大姐错吗？如果她对丁医生没感情，丁医生一摘帽就赶来复婚吗？大家都没错，都是运动造的孽。一场运动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运动的始作俑者，到离开人世之前，有过一点自省与醒悟吗？

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农场解散了。我和丁医生及那个女人等一干人，回到了芜湖。江大姐带孩子还在江北，也非长久之计。不如归去。谁想到回家竟也是一条不归路。

自从那次悼念丁医生之后，我就把那支玉屏箫重重包裹，置之柜底了。再也没有碰过它，免得睹物伤情。这以后又经历了多次运动，每次运动一来，夜深人静时，我都似乎听到了那支箫发出的咽咽哀声。我知道那是幻觉。这种状况79年改正后才消失。

八、湛蓝的天空──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我的生父并不是右派，而是响当当的左派，至今还住在省城大都市里，官居高位，退休之后也还过着优裕的生活。听人说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憾事，是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不认他，甚至不随他姓。而我心甘情愿地守着我的养父，一个戴着二十多年右派帽子的老教师，如今疾病缠身，需要我日夜伺奉的人。有人说我是在做傻事、是旧道德观念的牺牲品。对此我从不辩白、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只是你要写右派小人物系列文章采访到我，我也感到我爸爸也就是我养父虽说也是一个右派小人物，一生受尽磨难，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样崇高伟岸，是我人生的道德坐标。所以我还是把这一切都真实地说出来，使人们对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各种人物的命运和精神面貌有一点了解，或许也会加深对今天社会现实的认识。

事情要从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说起。本来我是要填报A省大学中文系的，我的想法很现实、就是毕业后接爸爸的班，当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爸爸不同意。说几十年的荒废首先是基础学科大大滞后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遵从爸爸的意愿，我改报了物理系被录取了。在乡亲们眼里就是中状元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片热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

这里本来有一条晴通雨阻的公路，但要到县里转车。爸爸和我决定，翻过举山步行到二十里以外的榔桥镇去，从那里乘长途车直达省城。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举山脚下的密林里，有我母亲的墓穴。妈妈在那儿已经静静地躺了十几年了。如果今日她九泉有知，将要说些什么呢？

云淡风轻，秋高气朗。第一线曙光刚刚划破夜空，我和爸爸己经行走在晨光熹微的山道上了。爸爸拎着小书箱喀噔喀噔在前走着；我挑着行李卷紧跟在后。望着爸爸已经佝偻的身影，听着他上坡时粗重的喘息声，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惆怅。爸爸真的老了，我这一走，他形单影只，晨风暮雨，暑往寒来，谁和他厮守呢？谁帮他劈柴挑水呢？……那些年如果没有爸爸的照料，没有爸爸的呕心沥血，我会有今天吗？而爸爸如果没有我的拖累，他的境况可能要好一些。本来他是不该有这个累赘的。

我们在曲折的山道上默默地走着，山路崎岖，就像我们的身世。转过这个小山嘴，就到妈妈的墓地了。十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感到脚下步履的沉重……

听别人说我出生在省城，就生在妈妈工作的那个大医院里。可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记事起就在这山区公社小医院里，一间小屋除了一堆书空空荡荡。母子俩相依为命。妈妈因为是省城下来的大医生，技术好、态度好，找他的病人很多。很少有时间带我，我就一个人瞎玩。周围的孩子对我很不好，作弄我、取笑我。大概主要是笑我没有爸爸，以后又听说妈妈是犯了错误才下放到这里的。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犯错误，只知道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自己要快快长大，保护好妈妈。

每天晚上，是我最快活的时候。妈妈搂着我，给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女孩》、《丑小鸭》等等。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了海面上的泡沫变成了小人，卖火柴的女孩住进了大房子，丑小鸭飞上了天……

可是未想到这年冬天，妈妈就永远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我才5岁，妈妈刚刚30岁。

妈妈的死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临死前的一切点点滴滴我都永远记在心头。先是妈妈连日咳嗽，夜间咳得更厉害。我常常在妈妈咳嗽声中惊醒，就爬起来给妈妈倒杯热开水，问妈妈要吃什么药。结果全没有用。以后妈妈咳得更凶了，而且痰里带了血。妈妈尽量不让我看到，不让我和她一头睡。我还是发现了，心里很怕，嘴上不敢说。再也不出去玩了，每天在家守着妈妈。

一天晚上，我看到卫生院护士小叶端个大盘子进来了，要给妈妈挂吊针。打这么大的针，小叶阿姨有这个能耐吗？我马上爬起来，紧紧盯着她们。小叶阿姨是妈妈的学生，妈妈常常拿自己的身体给她试针。平日她待我最好了，就这我也不放心她。小叶阿姨真有两下子，一针就扎进去了。药水一滴滴往妈妈身上流，可是不起作用。妈妈还是咳个不停。小叶阿姨劝妈妈到省城去看看，妈妈直摇头。

长大了我才知道妈妈其实害的是肺癌，区医院透视报告是肺结核，误诊了。到地区医院确诊以后已是晚期了。

最忘不了的事，是一个隆冬之夜：四九中心腊，大地冰封雪裹，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呼啸而过。小医院在严冬里战栗，窗户上的塑料纸全老化了，裂开一道道缝，冷风直往里灌，病房冻成一块冰。

妈妈瘦得皮包骨了，呼吸已很困难。我不敢哭，也不肯跟叶阿姨回家，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妈妈呢。叶阿姨给我做了一个小口罩，在妈妈脚边另铺了一床小被子。妈妈一定很感激，几次望着叶阿姨和我直流泪。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阿芬、还是到省里去吧，地区的诊断靠不住！”谁在喊妈妈的名字呢？这里的人都是喊妈妈赵医生的。我抬眼一看是公社小学杜老师。听人说他是学校里最有本事的老师，还有人说他和妈妈原来是一家人。我要有这个爸爸该多好。

他来干什么呢？他先是劝妈妈到省里去看病，妈妈不去说就让她死在这里。我一听说妈妈会死吓坏了，妈妈还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妈妈死了我咋办呢？停了一会杜老师说万一那样他就带我走。妈妈急的连声说不行不行！说一个单身男人带个孩子算什么，还说孩子的户口还扣在那个人那里。说到那个人妈妈恨的不得了，又说了孩子户口什么的，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看妈妈恨的那个样子，我想那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妈妈不说，我也不问，我只认定妈妈说是好人一定是好人，妈妈说是坏人一定是坏人。不过万一妈妈死了，我不是只有到那个人那里去吗？去了日子咋过呢？

又过了一会杜老师又轻声说，那个人又换了一任妻子，新妻子又年轻又娇惯，是什么干部子女，要是浩浩去了，怕日子不好过。妈妈一听这话更气了，连声骂那个人是恶棍、害人精，妈妈一贯文静静的，这么恶狠狠地骂一个人，我是第一次听到。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了。

几天之后妈妈死了。家里来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大都是骂那个人的。说什么五岁的亲骨血成了孤儿，拍几次电报都不来，真是猪狗不如。有人要带我到省城去找那个人，我坚决不去！小叶阿姨要带我回家我也不去。我眼睛四处找，终于看到了杜老师站在一边，就一直朝他走去，走到他面前我说：“爸爸，我跟你回家。”

就这样我失去了妈妈，但有了爸爸。

太阳升起来了，举山顶上已是一抹金黄。崖畔上几支野菊在悄悄开放，丛林在晨风中摇曳，落叶铺满山径。路边的湿土开始在滋滋地冒着热气，脚下暖烘烘的。

妈妈的墓地到了，她在一片密林幽谷之中，环翠挹秀，一条潺潺的小溪，流过她的身旁，汩汩淙淙，像在倾诉妈妈心中的期待。墓穴虽然离家不到十里地，但每年只是清明节，爸爸才带我来一次，来了也不多话，只默默地培上几锹土，献一束山花，并且照例要栽一棵小松树。如今，那次第成长的青松，已是绿荫掩映，那挺拔的树干、茁壮的枝条、蓊郁的翠色，都是一篇篇无声的告诫。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爱的妈妈，你虽然不能为我织补征衣了，但你和爸爸的苦心孤诣，我是铭记在心的。今天，我就要离您远去了，我多想跪在你的墓前，亲吻这片热土，倾诉心中的积愫啊！

爸爸那日的神态比往日尤为庄重，久久地默立在妈妈墓前，似乎要说什么又深沉不语。爸爸，你不要说了，我只在一日之程的省内，一放假就会回来的。其实即使我到天涯海角，我能忘掉爸爸的辛劳和妈妈的墓穴吗？

岁月悠悠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快乐与忧伤，挣扎与追求，抚慰与纷扰，组成我们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岁月的长河在弯弯的河道里流淌着，清清的河水唱出一支支难忘的歌。

妈妈死后，不知什么原因，爸爸调到公社最边远的星潭大队民办小学去了。这算什么学校呵！全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二、三年级混堂，就爸爸一个老师。每节课都要给三个班轮流都讲到。四、五十人叽叽喳喳。亏得爸爸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耐心。

又是些什么样学生呵！带猪草篮子的、带牛屎筐子的、还有背小娃娃的；迟到的、早退的、来三天歇两天的、整天乱哄哄的。爸爸很焦急，但不厌烦，有时还帮娃娃们擦屁股。

我坐在一年级那边，也算个学生了。爸爸没有很多时间关照我，他够忙的了。

放学之后，爸爸依然没有多少时间陪我。学生旷课和中途不读的人很多，爸爸要一家一家地跑，动员他们回来读书。有时去的地方很远，天黑了还未回来。我一个人在屋里孤零零的，我把大门关起来，端一张小凳子放在窗子下面，我站在凳子上，望着通向村口的小路，望着望着爸爸还未回来，我又冷又饿，心里怕极了……第二天爸爸还是去家访了，不过把我交给了隔壁李奶奶。李奶奶的孙子小豆豆和我一样大。

经过爸爸的日夜操劳，学校的秩序渐渐好起来。不带小娃娃了，

不随地大小便了，许多停学在家的孩子都陆续回校上课了。

爸爸人好书教得更好。可是家务事却是外行。他自己的衣服破了，就用伤湿止痛膏里外贴贴；我的衣服破了，他总要竭力补的齐齐整整的。有时一块补钉，补了又拆、拆了又补。一双大手管不住一根小针，左不是右不是。我看在眼里心里酸酸的，心想要是妈妈活着多好。

一天李奶奶来我家，一边帮助收拾，一边对爸爸说：“看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为了浩浩，你也应该成个家。”说着还抹了一把眼泪。爸爸感激地点点头，只是说真亏得浩浩来了，他学会了很多本领，烧烧煮煮、缝缝补补也挺有意思的。

来这里读书的，大都是贫苦社员的孩子。条件好一点的，都去公社公办小学了。这里校舍简陋、设施残缺。但天地是宽广的、空气是洁净的、心灵是纯真的，充满了友爱与野趣。我有一大批好朋友，几个班级的同学都呵护着我。我天天玩得很开心，爸爸也高兴。

冬天雨雪泥泞，我经常玩得一身泥水。可是第二天一早，泥湿的衣服又变成乾爽爽暖和和的了。有时我夜里醒来，还看到爸爸在翻烘我的湿衣服，我心想明天一定不能再弄脏了。可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唉！这些年我给爸爸带来多少麻烦呵！

经过爸爸的一再努力，小学扩大了，聘了一位民办教师，两间教室，分了班，像个学校样子了。村里人对爸爸很尊敬，也都喜欢我。我就在这恬静质朴的山村中长大，我是深山中的一棵小草，长得碧绿鲜嫩。

忘不了的是一年端午节，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都带来了粽子和鸡蛋。爸爸知道乡亲们很困难，当然不能都收下，可一份也不收就对不住乡亲们的盛情了。收谁的呢？后来还是爸爸想出来用数学比赛的方式，收下了前面几位。以后爸爸又以游戏的方式送给了每人一块花手绢。

谁知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孔不入。小学校里有了外面造反派送来的大字报，说爸爸过去戴过什么帽子，现在又怎么怎么。爸爸很冷静，依然认真地给学生上课。只是家访不去了，一放学就呆在家里，不是伏在台子上写些什么，就是缝缝补补，每夜都睡得很迟，满地都是烟蒂。

有一天刚下课，学校里就来了两个戴笆斗帽、拿水火棍的造反派，把爸爸押走了。乡下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污染，先是陪着我一起号啕大哭，然后根本不听那两个人的呵斥，和我一起送爸爸送到远远的举山顶上。实在是爸爸不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才在一棵大枫树下停住脚。大枫树的叶子完全被霜雪冻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爸爸走远了，再拐一个弯就见不着了。这时他蓦然地回过头来，忽然看见那棵快要枯死的枫树复活了，不仅有满树红叶，而且还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原来是我们全班二十多个学生，一个也不少的，一齐爬到大枫树上，又一齐抖开了爸爸送给我们的花手绢。这一团团的火焰把天地都烧红了，在冰雪严寒要冻杀一切生机时，它显示了生命的活力，让人们看到生的希望。以后我读到美国作家彼得·哈米尔的小说《回家》，曾经为那个老囚犯回家时见到妻子为他挂的满树黄手绢激动不已。这黄手绢又怎能和我们满树鲜艳的花朵相比。

记得爸爸在那儿伫立了很久，连那两个凶狠的造反派，也不敢催促爸爸了。以后听说爸爸被关进民兵指挥部后曾遭到了毒打，他所以能熬过来了，一定有满树烈火给他的力量。

爸爸被押走后，没有再来教师，民师也辞退了。好端端一个学校就这么散了，很多孩子又失学了。

爸爸走后第二天，小叶阿姨来到我家。她是收到爸爸的信后来的，很熟悉地从爸爸床头拎出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够我穿几年的单棉衣鞋袜，虽然很破旧，但都补裰得很整齐，还有一点钱和粮票。小叶阿姨伏在包袱上低声啜泣。我竭力噙住泪水，我长大了。

几年之后，四人帮垮了台，爸爸回来了。这些年爸爸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学校和学生、失去了我，又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明显地老了。这时我已在叶阿姨的照料下进了中学。叶阿姨送我回来时，和爸爸谈了很久，以后是流着眼泪走的。她至今还是一个人，为什么她不能做我的妈妈呢？大人间的事真复杂。

爸爸不在的时候，我整理他的衣物，发现爸爸五十年代就发表过许多文艺作品。许多文章现在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比如那篇受批判最重的小说《明镜亦非台》吧，能说是反党吗？不幸的是被言中了，从而酿成种种失误……如今历史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许多和爸爸同时受错误处理的作家，现在正重新崛起驰骋在当今文坛上。爸爸的文学功底好，思想敏锐，经历阅历都非常丰富，本来亦应大显身手的，但他却再也未动笔了。平反改正后唯一的变化，是调到乡中学教数学了。听叶阿姨说，他大学读的就是数学系。那他为何那时要迷上写小说呢？是和某些青年人害文学病一样偶尔客串一下，或确是有感而发呢？如果爸爸一直在教数学，会不会逃过这一劫？现在教学就是他人生的支点，他在默默地燃烧自己。

告别了妈妈的墓地，我们向举山顶上登攀，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山颠，蓝天湛湛，一片澄澈。山下不远的地方，就是车站榔桥镇，那里已经是平畴沃野。

我们终于又到了那棵大枫树下了，这棵拔地撑天的七角枫，经过多次的雷殛火烧，半边枝干都枯焦了。现在另一半又透出了新的枝叶，一片勃勃生机。它给我们的感慨太深了，以致我们都不敢轻易谈论那段往事，唯恐触动心灵深处那一点点神圣的东西。我们坐下了，一时相对无言，我有点局促不安。

爸爸习惯地点燃一支烟，但一口未吸，听任那青白色的烟雾在眼前缭绕。停了好一会他平静地说：“浩浩：你一个人走吧！学校十点钟还有个会……”爸爸不注意我的反应，接着又说：“你省城的父亲、母亲、妹妹今天都要到车站接你……这件事本来应该和你细说的，听小叶说你都知道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时间是个雕塑家，人也不会一成不变的。上一代的重负，不应该由你们承袭下去。你们的肩上只应该挑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重担。”说完这些话，未等我反应过来，爸爸转身就下山了。步履匆匆，一次也未回过头来。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过去爸爸妈妈曾是受人羡慕也被人嫉妒的一对，是那个“黑良心”的拆散了他们。那个人那时还是个小办事员，在运动中心狠手辣整人立了功升了官。先整倒爸爸，以后又利用妈妈一时的软弱霸占了妈妈，妈妈生下我之后，他又攀上了一个大干部女儿，遗弃了妈妈。我本是一颗罪恶的种子，只是在爸爸博大的胸怀里成长，我才没有让那罪恶的DNA主宰我的一切。今天，历史的车轮恶作剧式的，又将把我带到我的出生之地。有人又已撒出贪婪之网了，等待新的捕获。妈妈已经死了，爸爸也已病残了，能继续被他占有和榨取的只有我了，我仿佛已经看到那个人的血盆大口与滴滴馋液了……可是，你别忘了，我已经是大人了，我也经历过了许多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我心中自有一杆称。我能忘了爸爸的含辛茹苦，忘了妈妈的含愤忍辱而死？我能把一个给我们全家制造灾难的人视为父亲，而让亲爱的爸爸老境惨然吗？是的，上一代的不幸、怨怼、伤痕不能遗传，但是上一代的教训能忘记吗？是非善恶能不分清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要说我做出这个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问题有点荒唐，在亲情、在爱与恨之间，不存在什么价值取向的。要说思想认识上有什么变化，感情上受到什么冲击那是有的。我毕竟走出了山窝窝，来到了大城市，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里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由于我的特殊身世，我对各种思潮都比较敏感，尤其是关系到右派方面的。当然我毕竟是新时期的大学生了，思想不再那么狭隘，不能把那一场悲剧的责任都记在那一个人的头上，那是个制造悲剧的时代。尤其是我遵照爸爸的嘱咐，不得不走进那个人的家时，思想上曾受到过很大的冲击。首先是我发现这个人虽说是身居高位，生活优裕，但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是颓唐的衰落的，不像一个得志小人那样炫耀自己，更比不上爸爸那样宁静坦荡和一股的浩然正气。这最多只能说明他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活生生人时，他不能不想到我早逝的母亲和为我耗尽心血的爸爸。他当然想完完全全地得到我，首先是得到我的宽恕，不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品貌端庄成绩优秀思想活跃的新一代大学生，也不仅因为他也即将步入老年，爱子之心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他要修补他那段缺陷或是罪过的人生。他当然知道我爸爸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先是淡淡地说，省教委办的《中学数学》杂志需要一位资深的编审，杜老师是位合适的人选，如果杜老师同意他可以向有关人员打个招呼，他能调来了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还说我将来毕业了留在省城或留校都不成问题。我乍一听说那好呀，还说回去就写信问爸爸。可是回到学校一想不对头，爸爸固然已经老了，教学已不适应了，能到省城办刊物也是件好事。但是这件所谓好事并不是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的，而是沾了别人的便宜，尤其是那样一个关系到他和妈妈终身命运的人的所谓引荐，那算怎么一回事呢？这和爸爸一生恪守的信念和做人的道德标准相吻合吗？这和他要我去见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我要写这样的信是不是对爸爸也是对妈妈的一种侮辱。记得以后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时，爸爸只是微笑着淡淡地说，他当然是不会去的，还亲切地摸着我的脑袋说我人小鬼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那个人家里去了。我想的确实很多，如果我继续到那里去，我想到我将会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面前和所谓亲情的氛围中迷失自己，而且都有官冕堂皇的理由。我会渐渐地淡忘了过去，宽恕了那个人人生一段中的缺陷和罪过。最后淡忘了举山丛林里妈妈的墓穴和老境惨然的爸爸。那样我到老了的时候会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呢？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之后，我心境也就平静下来了。当然也有不平静的时候，就是我那异母的妹妹曾经多次到校园里来找过我。她一口一声哥哥叫得我心酸。我自幼孤单，对亲情看得很重。可是在我失去妈妈和爸爸被押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时，这些亲人们那时你们都在哪里？当然这些都与这个小女孩无关。所以我和她啥也未说，只说学校功课忙，不忍心伤害她。至今我们也偶尔见见面，她也终于知道了一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九、倏忽之间

基层单位反右派闹得轰轰烈烈时，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积极分子和右派分子中间只差一张纸。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很荒唐，觉得不可理喻。一般人想像之中一定认为，所谓反击右派者必左派也。正如那时报纸上所宣传的，是两个阶级两种立场两种人生观乃至两个阵营之差。是所谓思想政治阵线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如果我要告诉你基层单位的所谓反右派只是一场大闹剧开场，大悲剧结局。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原来只是倏忽之间，今天的积极分子就可能成为明天的右派分子，一个科室同事之间， 工作能力理论水平政治表现基本相同的两个人，也可以在倏忽之间两个人的命运出现霄壤之差，一个人可以平步青云，另一个人则可能一下子坠入社会最底层。你可能说我是信口雌黄，或是说只是个别现象不足为凭。但是如果我再说那时的右派分子和积极分子，都是一些活跃分子，都是当时积极响应运动的号召，积极发表意见的人，大概会得到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者的认同。直到今天一提到右派，人们首先的印象还不是祸从口出吗？大人物的事，中央机关的事，大知识分子之间的事我们不了解，不好评论。基层的事则简单多了，大体上是这种模式：整风运动一开始，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于是积极分子们带头发言表态了；以后风向一转，这些积极发言的人群马上分化，一部分知情者、投机者、告密者、心怀叵测者迅速靠拢巴结领导，充当整人急先锋，并妄图从运动中捞一票子，而且确实有很多人捞到了实惠，这群人就是那时的左派；剩下来也曾积极过的一些人，尤其是基层领导不顺眼不顺耳的人咋办呢？对不起只好请你们当当右派喽。有左就有右嘛，不然运动不就是瞎忙乎了？怎能体现运动的辉煌战果呢？如果有人不同意我这样简单的概括，希望他们能举出一些实例来，看看全国有多少基层单位当时是在辩论两条道路两种立场，以及所谓涉及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的，看看有几个基层小右派是提出过反对共产党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逆不道的人。我敢肯定一个也没有，因为基层小右派百分百都改正了。

但是在很大一批基层右派的档案里，却确确实实都记载着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咋回事呢？让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场波及全国的大闹剧是怎样闹起来的。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这些定了性的右派已经在农场里劳动几个月了。这时本文传主莫先生还在地委党校校园里踌躇满志地踱着方步哩。他是运动中的左派捞到了什么好处了吗？还是妄自尊大在那里自我陶醉呢？都不是！原来他是作为稀有人材被保护在这里。这事说来话长：莫同志虽然学历不高，革命资历不长，但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刻苦钻营精神，和良好的悟性，在解放初期人材匮乏时，就脱颖而出了，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地委宣传部学习室主任，也算个县处级吧。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他在分管理论教育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本人的课也讲得很好。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导言部分讲得特别好，好到偌大的芜湖地委没有第二个人能讲，好到地委领导即中心组那些老革命和地直单位中级组大大小小头头们都来听他这个小青年讲的课。莫同志那高高的个条，挺直的腰板，白白的面孔，儒雅的风度和他那一口地道的合肥话，确实令很多人仰慕。至于他讲课的内容有什么独特的见解，理论上有什么建树，就说不清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现在也听不到人说了，有人说那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四不像的东西，既非钱端升他们研究的政治学，也非马寅初孙冶方他们研究的经济学，也非社会学。怪不得前言部分难学难懂，好像中国至今也未听说过谁是所谓政治经济学家。现在我这么说决没有任何贬低莫同志的意思，相反的至今我也十分佩服我这位难友老友，就是这样一分教材，他也能融会贯通，讲得那么有声有色，首先得到地区各级领导和从事理论工作者的认可，可见他个人主观上做出过多大的努力。今天我重提此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说明像莫同志这样生活工作在地委领导机关，又经常和领导直接交流的人，领导们对他应该有很深的了解，他小小的年纪能这么备受敬重，除了他个人的努力，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给他带来的机遇。他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倏忽之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这不是闹剧又是什么？说他备受敬重不是一句空话，有一次莫去省委党校学习，不知怎么被省委宣传部看上了，直接留下来进了讲师团。这可急坏了地委领导，地委书记副书记亲自轮番到省里要人，总算把莫同志这个宝贝疙瘩要回来了。放哪里呢？还放在地委迟早一天还要被省里调走，最后决定放在地委党校吧。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就这样他到党校来了。

1958年6、7月间，党校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高潮已过，许多定了性的右派都送出去劳动改造了。忽然上级又有新精神，说反右派还要补课，不能让一个右派漏网了。这时党校里有了莫某的大字报，主要是他原工作单位地委宣传部送来的。这不奇怪，那时运动中号召的就是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或者叫横扫。何况他原来和一位部长关系不好，趁补课时整他一下完全有可能的。他未想到的是党校里一位姓毕的这时也贴出了大字报，说莫某是鼓吹大右派葛佩琦反党言论的急先锋。莫某想不通了，为什么去年反右高潮时，这姓毕的不贴大字报，现在倒贴出来了。大概这就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了。

莫某经过认真的回忆，终于想起了去年他和姓毕的一次闲谈。是姓毕的先向莫某请教：“有人说，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政党当它刚诞生时，往往是进步的、先进的，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它就走向没落、走向反动，直到最后消亡。你说这话对吗？”莫说：“这话对了一半，不包括现今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执政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政党，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毕问：“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莫说：“是马克思说的。”毕说：“不对！是葛佩琦说的！前几天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莫说：“我未看到。”莫某搞的就是理论教育，对这些基本概念已经烂熟于心，根本就未把姓毕的无知胡扯放在心里 。不过他还是把有关反击葛佩琦的报纸找来看了，虽然那时他还看不出报纸是对葛的发言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但和他谈的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完全是不搭界的两码事。心想这个姓毕的怎么这么无知这么愚蠢又这么恶毒，好在那时他还是响当当的左派，姓毕的审时度势还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害怕他不是这位地委大红人的对手，所以这件事当时就不了了之了。五八年风向一转，他看到比莫更高的官员反莫了，认为时机到了，可以稳操胜券了，就迫不急待地跳出来了。果然莫某就成了鼓吹葛佩琦反党言论的急先锋，成了划右派的主要罪状之一。所以有人说那时的积极分子是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什么出于公心，我是运动亲历者，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未见到，倒是像姓毕的这样心存歹毒蓄意害人的人见的太多了。就拿这件事说吧，如果出于阶级感情，是革命者就该无私无畏，为什么和莫谈话当时不站出来，要趁莫某失势时加上一锤，这个人是什么品质，是什么样用心还要多说吗？还有，许多基层右派定案材料里都莫名其妙地有反党这一条，除了绝大多数把对本单位领导提意见列为反党之外，就是类似莫某人这样荒唐的事了。我至今也想不通：一种信念、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任何时候总是相信的人越多拥护的人越多越好，那怕一个普通老百姓，多一个人信仰总是多一份力量；反对派多了有什么好处？把拥护自己的人打成反对派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前几十年我们不都是在这些问题上兜圈子吗？兜出了什么样结果呢？

我见到莫某人时他已经是地道的农业劳动者了。时间长了接触也多了些，但还不能说有了很深的了解，他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戴帽子之前也不算什么大干部，大家相处时他也总是低调，从未见他发脾气，很少听到他对当时不合理现实有过什么批评表态。对那些实在看不顺眼的事，最多就说一句很重的合肥话：“哄东西呀！”他性格内向，头脑冷静，他比那些看起来很坚强，实际上缺乏韧性的人更能抗得住那时恶劣的处境，他的理想信念一直还在心灵深处燃烧，可以想见一旦去掉他头上身上的无形枷锁，他是能够迅速成为一位佼佼者的。

可惜这样的人才在最年富力强时，许多光阴都白白流失了。先是四年的繁重劳动摧残了他的身体，摘帽之后十几年困在基层供销单位当办事员，搞什么购销调存等因奉此。这些年我们也偶尔相聚，他一直都是那么冷静淡泊。不像我们有些人那么急躁焦虑，尽管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几十年都在作不懈的努力。

文革前夕芜湖巢湖分家，他全家都到巢湖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文革时的处境大家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倒是文革后期突然听到有关他的一个意外消息，使我们这些长期与他艰苦与共的难友们先为他担忧后又为他振奋不已。说的是他在巢湖地区一家土产公司长期当他的灰头土脑的办事员，一直勤勤恳恳也与世无争，更说不上锋芒毕露了。可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小科长，老是和他过不去，认为一个摘帽右派就像一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其实此人劣迹多多，是个品质很差的人。莫某平日并不和这类小人计较，只是有一天他更肆无忌惮地欺侮到莫某头上，莫某忍无可忍，当众回了他一句：“你少放肆一点！我屁股比你脸都干净！”这下麻烦可大了，这位恶劣的小科长，被一个摘帽右派当众羞辱了，岂肯善罢干休，虽说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文革时极左思潮还未得到纠正。小科长于是四处告状，说什么右派翻天了要坚决镇压，首先要莫某停职检查。莫某呢敢做敢当，任凭风浪起，依然和往日一样，不急不徐地过他的日子。心想大不了再去劳动几年。他在静静地等着厄运的来临。可是等呀等呀啥也未等到，倒等到了满机关的窃窃私语：“看不出吧，这姓莫的二十来岁就是县处级呵！”“这家伙一肚子理论、还是地委书记和专员们的老师哩！”“当时省里要留他，是地委书记叮着要才把他要回来的！”“怪不得他写的一笔好字，办事说话都水平那么高！”“这个二五科长和姓莫的比，连一个小指头也比不上！”事后听说这件事当时的确闹得沸沸扬扬，一直闹到地委领导那里，头儿们心想那有摘帽右派敢这么猖狂的，把他档案调出来看看他是什么货色！谁知一看档案他们自己先惊奇了，这位摘帽右派原来屁股确确实实是干干净净的，不仅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且思想成熟，个人品质也极好，是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至于档案里那些栽脏诬陷无限上纲的东西，他们看了也只是一笑。因为他们自己很多都是“解放”不久的干部，这类材料都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就那么回事。四人帮垮台了，百废待兴，正需要一批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干部，未想到人才就在眼前。恰好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了，地委领导迅速给莫儒棠就是莫某人做出改正决定，并且很快通过正常手续，当选百万人口大县无为县正县长。从一个任人欺侮的摘帽右派到大县的县长，也可以说是在倏忽之间。和他青年时代从一个众人仰慕的响当当的革命派，倏忽之间就成了右派。其过程何其相似乃尔。中国有句古话叫“少年得志大不幸也。”还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未想到莫某一个人都占了。历史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无为这个大县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县紧靠长江，长江无为大堤绵绵百里，境内水网纵横一片沃土，是安徽产粮大县。有句民谣说：“家住无为州，锅粑盖墙头”。老百姓生活一直是较富裕的。五十年代中后期，一个叫姚什么甲的人当书记。此人紧跟曾希圣推行极左路线，结果一是打的右派最多，我们那个改造右派的农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为县的。还有像方庆余那样的文盲右派。一是无为饿死人最多，60年在那一片沃土上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在册的就有二十多万。在这样一个受左倾路线荼毒最深的县里，选出了一个也是受左倾路线迫害二十多年的人当一县之长，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听说莫县长在治理无为期间政绩斐然，迅速完成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农民们都开始了新生活。当然莫县长也是一位清官。以后他在地委付秘书长的位子上退休颐养天年。但愿他也健康长寿。

2001年2月3日于广州

十、一粒浮尘──反思程秋帆之死

我当了四十多年临床医生，二十一岁即被错划右派，在一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度过了大饥馑的最困难时期，可以说见过无数次死亡。所有死亡无外乎两种：该死的和不该死的。就医院而言，大多数应属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有少部分被医疗上的失误枉死的。而大饥馑时的死亡，都应算是非正常死亡了。不过就是这些非正常死亡者之间，情况也是有别的：除了挨饿受迫害致死之外，也还有一些自取其咎自我毁灭的死亡（不包括在种种压力下的自杀）。面对各种死亡我悲伤过、愤恨过、难以忘怀过、也无可奈何过、无动于衷过、甚至也庆幸过，如听说一个恶人的弃世。但也有时面对个别人的死亡，说不准自己是怎样的心情。

比如普通右派程秋帆之死，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说不准我该如何面对他的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程秋帆只是五十多万右派里的一粒浮尘，受尽磨难，早已随风飘逝。有多少比他更有才华更富青春活力的人，都在那个非常年代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人们在对他们惋惜之后也渐渐地忘记了，为何还要重提这么一个小右派之死呢？熟悉他的人都还记得，他的死有一定因素是自取其咎的，但他毕竟是受迫害在先，即使以后有什么过错，人早已经死了，难道四十多年后还要翻老帐追究他不成吗？不！不！不是这个用意，作为门口塘农场同时受难的难友，我对每一位难友的伤逝，都无限哀伤无比悲痛，所谓物伤其类吧。我怎会做出伤害难友们的事呢。但是为了正视历史，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还是要把这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

五九年底六零年初，大饥馑像一只无所不在的大恶魔，正向全国人首先是我们这批受难者凶猛地扑来。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多弄到一些能果腹的东西，免得饿死。仅仅在几个月前，即国庆十周年前一段时期，风闻十年大庆时要大赦，许多人还梦想到那时可以去掉处分回原机关工作。未想到所谓大赦农场里也就摘掉几个右派的帽子，摘帽后还是以摘帽右派身份留场继续劳动。而且场里生产的粮食正一大批一大批往外调，口粮标准越来越少，大跃进号角越吹越响，劳动负荷越来越重。所有难友们在政治上完全失望之后，体力上也正一天天衰弱下去，有的难友已经饿死了，四周农民每天都有一批批人在饥饿中死去。这时难友们还能有什么值得思考的？不问你戴帽子之前是什么身分，有什么样成就与贡献，曾经是那一方面的人才，现在都成了只顾活命的低等生物，每天所想的所做的就一件事，怎样想尽办法弄吃的不致饿死，挨饿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没有挨过饿的人，是决体会不到的。饥饿可以摧垮人的一切。为了不挨饿或少挨一点饿也可以不顾一切。很多潜意识里自私贪婪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甚至恶性膨胀，做出正常情况下做不出的事，在另一种意义上把自己毁了。

程秋帆之死可以说是个典型。

程秋帆本是徽州某县税务系统一位普通干部，对他反右之前的情况知之甚少，也只知道他是和本单位某领导关系不好，就被按比例划入另类，发配到这家农场来了。按说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本来并不相识，又都是受了冤曲的，本该相互同情，相互关怀，共同渡过难关才是。可是程秋帆这个人总是和难友们格格不入，在这个作业区里已经换过几个生产队了，都不是别的难友为难他，而是他到处树敌混不下去主动要求转队的。本来他转到五队之后情况理应有个根本性变化的，因为这个队里许多难友诸如陈兄夏兄赵兄许兄彭兄都是我终身好友，他们都是品质优秀心地善良的好心人，而且在那种大限临头似的最困难时期，是真正相濡以沫的。更难得的是这个队的队长也还算个好人。程秋帆如果脑子清楚一点或是坏秉性收敛一点，他是可以和难友们一起渡过难关的。怎能想到他本性难移，依然打着自以为聪明的小算盘，继续和全体难友作对要把大家往绝路上推，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或是境况好一点，不惜伤害他人，甚至干出诬谄别人打小报告的蠢事。结果是众怒难犯毁了自己。

我们那家农场虽说主要任务是收容改造右派的，但对外还是打着干部劳动锻炼的牌子。送到这儿来的右派也还有干部身分。除右派外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情况也很复杂：有机关精简下来的冗员，有犯了其他错误送来改造的，也有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这批人稂莠不齐，好人不多。大部分人在农场有点小职务，差一些的也能混个生产队长当当。我们这些难友的处境与这些人关系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比如这个五队队长就不算坏人。不然的话，队里的难友们遭的罪还要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