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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叢書

主編·黃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四

捲地風來

——右派小人物紀事

峁家升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編的話

2007年7月，北京謝韜動議，盧玉支持，鐵流諸右派老人創辦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兩期，每期十餘萬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為1957年遭整肅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個內部交流的園地。全國倖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歡迎和愛護這份刊物，紛紛來稿。這些稿子，有許多是右派老人五十餘年間遭際、生活、思想的記錄，是自傳性的紀實文字，是對1957年“整風運動”與“反右鬥爭”教訓的總結、評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淚，使塵封的歷史最現。在大量來稿中有不少數十萬言的長篇，《往事微痕》期刊難以全部容納。

2009年11月，鐵流決定創辦《往事微痕叢書》，將這些數十萬言的紀實巨著，整理編輯成叢書形式留之後世，委託我主編。此乃善舉，非獨於為國家民族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為歷史存真備忘。區區學識淺薄，難當大任，然義不容辭，勉為其難，承此重責。擬分為：紀實卷、研討卷、詩歌卷、小說卷、劇本卷、散文卷、參閱卷七大部分，以紀實卷、研討卷為主。編輯原則唯以“存真”二字為圭臬，疏漏不當不妥處，謹請指謬，以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叢書·紀實卷·之四》是峁家升專輯：《捲地風來——右派小人物紀事》，23萬字。

底層右派，即便在反右運動資料的掘發和研究進入高潮的時刻，仍然是幾乎湮沒無聞的群體；作者則一直注視、注重着這個群體，為之搜集資料，為之著文，為之不平，為之吶喊。《捲地風來》就是作者努力的結集，副標題“右派小人物紀事”準確地表達了作者的着力處、着眼點；緣其本人就是底層右派，最了解他們。

《捲地風來》目錄，別具一格，每一章節用百餘字簡明扼要地介紹一位右派，未讀全文，已大致了解其人其事。

是書曾於2004年在遠方出版社出版。本叢書一般將已出版的著作書名、作者、出處收錄在“參閱卷”，以備查閱，但這部書稿是寫右派小人物少見的篇章、是研究反右運動中底層右派重要的原始資料，而2004年的出版未引起大的反響。今承作者惠賜書稿，並說明、承擔與遠方出版社不構成版權衝突，故破例予以收錄在“紀實卷”。我們不擁有此書的版權。

峁家升，安徽全椒人，1937年生，15歲入讀合肥醫校，17歲評為一等人民功臣，18歲任職黃山療養院，19歲曾任沈鈞儒保健醫生，21歲遭整肅為右派，25歲摘帽；是胡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觀念的信奉者；從醫五十餘年，祛病回春、救死扶傷之餘，有醫學論文和文學作品傳世。

2009年12月14日於馬德里

目錄

主編的話……………………………………………………………………………………… 3

邵燕祥序……………………………………………………………………………………… 8

前言……………………………………………………………………………………………12

一、一個小右派的傳奇人生一一陳炳南其人其事………………………………………  15

陳炳南，男，23歲（劃右時年齡，下同），地區黨校幹事，因提了一條

歷史證明是正確意見而劃極右。夫妻罹難，家庭遭幾近滅門之災。新時

期比“報春第一燕”溫濟澤平反更早，人民日報刊登了他的來信，加了

編者按，影響巨大，當時收到了三千多封來信。

江秋雲，女，22歲，地區黨校辦事員，受丈夫陳炳南問題牽連劃極右。

二、一場運動與一個人及一家人的遭遇……………………………………………………22

陳炳南著《赤子吟—— 一個小右派的坎坷人生》讀後感

這是一部血淚史，29萬字大著，記述了一個小右派的坎坷人生。最不忍

卒讀的是陳夫婦罹難後，所有親屬都受到牽連，五位老人都死無葬身之

地，任狗啃狼拖，陳父母餓死時，都才四十幾歲。他們可都是老實巴腳

的農民啊！

三、張景影憂鬱而終…………………………………………………………………………25

張景影，男，21歲，地委辦公室打字員，57年以初中二年級學歷，報考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以全省第二名高中。報到前破例參加了一次鳴放會，

（是那張名校名系的報到證害了他，不然一個打字員，是沒資格與會的）

會上一句近似玩笑的話，誤了一生，學籍取消，劃為極右，身心受盡摧殘，

直至憂鬱而終。

四、軟埋………………………………………………………………………………………29

陳衛華，男，27歲，某基層供銷社送貨員，半文盲，不知整風反右為何物，

稀里糊塗戴上了一頂什麼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大陳人高馬大，飯量大力

氣大，為人厚道，專乾重活。最後一條床單換小麥吃完後，被雷打死。死

後被軟埋的，大半截腿都在蘆席外面。

五、泣…………………………………………………………………………………………32

一對患難與共的小夫妻，男J女Z，皆二十掛零。初中文化，農村小學教師。

教師暑期學習班答錯考題雙雙罹難。60年大饑饉時， 以尊嚴與屈辱換活命，

相擁而泣，以淚洗面。一雙苦人兒，承受的是民族的苦難。

六、寬容………………………………………………………………………………………34

呂公，男，27歲，外科醫生，某醫院副院長。烈士遺孤，8歲穿軍裝，抗美援

朝功臣。如此紅彤彤的老革命，竟也為幾句無錯的話劃右。62年曾甄別，為了

得到檢舉人的證明，已經下跪求情了，檢舉人居然拂袖而去。未想到的是，廿

年後檢舉人居然求他“寬容”。

七、簫聲咽…………………………………………………………………………………  36

丁祖傑，男，24歲，外科醫生。勤奮好學. 執着於事業，縣醫院一把好刀，

澤被故里。平日謹言慎行，待人寬厚。因木秀於林，57年劃右後妻離子散，

文革初期，慘遭迫害，自殺身亡，年僅33歲。是我敬重的學長，盛年早夭，

每思之涕下。

八、湛藍的天空一一 一個右派之子的自述……………………………………………   39

杜某，男，中學教師，25歲（1982年生），說是右派之子，其實生父是響

噹噹的左派，多次政治運動的既得利益者。並非傳奇的故事裡， 記述了兩

代人的辛酸。實際上真實比故事更悲慘，只是為了給這本小書， 增加一點

暖色，重新設計了一種結局， 也是寄希望於下一代吧。

九、倏忽之間………………………………………………………………………………  44

莫兄，男，25歲，地委黨校教員。1958年5、6月間，反右高潮已過，作為

地委書記副書記輪流從省委講師團要回來的人才， 還正紅着呢。倏忽之間，

鐵帽蓋頂。灰頭土腦忍辱負重二十多年， 一次忍無可忍對一小人抗爭之後，

又是倏忽之間， 成為百萬人口大縣的正縣長。歷史的玩笑開得大了點。

十、一粒浮塵——反思程秋帆之死……………………………………………………    47

程秋帆，男，約30歲，稅務員。右派群體中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代表了一

部分為了自己能苟活下去，不惜叫他人不要活的人；而別人要活命，當然

也不能束手待斃。所以所謂難友之間的爭鬥，有時爭鬥也是極殘酷的，因

為都要活命，什麼情義人性乃至道德，也顧不上了。

十一、天譴…………………………………………………………………………………  52

一個中等城市醫院裡的一群小右派，比例已近10%。他們和醫院裡左派們，

其實大都是一起召來的同班學員，同學之間，怎麼會有如此仇恨？一整幾

十年，整得別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依然不鬆手不鬆口，新時期大規模改

正工作開始了， 居然螳臂擋車拒不執行，終於輸得乾淨，直至子妻皆慘死。

奇怪的是許多整人急先鋒們，均無好下場，報應乎！天譴乎？！

十二、一個女右派的抗爭…………………………………………………………………  59

盛明華，女，25歲，公安機關辦事員。右派苦難深，婦女在最低層。這家

農場的女右派們，是受苦難最深的一群人。大部分人淪為性奴！不屈服如

盛明華江秋雲者，差一點埋骨荒山。有意義的是，二十年後公安戰士盛明

華，上下奔走，終於鬥垮企圖翻案的那隻色狼。

十三、清凌凌的襄河水一一 憶蒙師……………………………………………………   64

盛老師，男，58歲，私塾老師。一生教書育人，只因見過同鄉國民黨中

將軍長，多次受審查。57年戴帽，79年80高齡逝世前改正。

戴老師，女，30歲，小學教師。本人未劃右派， 但作為右派之妻也受盡磨

難，連已經11歲的孩子，還不能讀小學1年級。但戴老師儒雅嫻靜，盡職

盡責， 深受鄉人敬重。她像家鄉那條穿城而過的襄河水，滋潤了無數幼苗

的心田。

十四、放逐到伊甸園一一 徐校長和劉老師的故事…………………………………… ……67

徐校長，男，近40歲。某地級市完中校長，劃右派後降職放逐到家鄉初級

中學任副職。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贏得了多年待字閨中，才貌出眾，畢業

於南京大學某英語教師的芳心，從而演繹出一段該屬於另類的故事。生活原

來是五彩紛呈的。

十五、我們經歷的肅反運動………………………………………………………………… 69

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政治運動。我們這一群55屆中專畢業生，不到20歲

的學生娃，家鄉解放時也就十三、四歲吧，能夠上啥槓子？卻派來了省

三康醫院秦政委為首的龐大工作組，運動搞的如火如荼，取得了“輝煌”

戰果，還抓到了一個年不滿二十的多國女“特務”。雖說是空塘捉魚子虛

烏有，但他們大多數一年多之後，都成了右派。這次運動也改變了我的一

生。

十六、十七字點名誤終身——胡風一案的邊緣人物………………………………… … 76

程肇鈞，男，32歲，銀行職員。一輩子未發表過任何文藝作品，也未在文

藝單位任過職，只是抗戰期間熱血一回，而災難連年， 直至反右時被人民

日報點名，成了“欽犯”，悲慘孤獨地過了一生。

十七、烏以風情系天柱山一一兼致余秋雨先生……………………………………………80

烏以風，男，56歲，教育家，文史專家，詩人。我未見過烏以風先生，但

我到天柱山訪問時，了解到烏先生以所謂＂右派″加＂歷史反革命″的戴

罪之身，篳路藍縷，獨闢蹊徑，歷經磨難，終於編成了學術性文學性都極

高的，我國第一部《天柱山志》。烏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治學謹嚴，執著

於事業， 不求聞達，和浮浪於塵世的文化明星們，成了鮮明的對照。

十八、計算機時代的弄潮兒一一訪數學藥物學家孫瑞元教授……………………………85

孫瑞元 男 30歲 藥物學家。中國數學藥理學執牛耳者， 國家新藥開發研

究常務專家， 中國藥學界重臣，本不屬於右派小人物系列。但孫老師劃

右時還是大學裡一名普通教師， 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完全是他身陷逆

境時， 對科學的執迷， 蔑視種種壓力， 矢志不渝， 頑強進取取得的。

先生的行止是我奉行的楷模。

十九、五位大學青年教師……………………………………………………………………88

我們這家只關基層右派的農場，到了60年，卻來了五名大學青年右派教師，

全是當年反右補課補出來的倒霉蛋。我們是從58年開始熬起，才熬出一些

不可言傳的生活本領的：而他們一來就面臨大饑饉生死考驗， 居然也活下

來了，也是難為他們了。五人風貌各異，本質上還皆是善良百姓，個別人

某些事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文盲“右派”方慶余…………………………………………………………………92

方慶余，男，約30歲，文盲，基層糧站工人。一個只有十幾個人的基層糧

站，也分配到一名右派或反社會分子指標。站長一拖再拖，拖到要自己去頂

時，才抓了家裡有兄弟三人的方老三，從此老三成了“老五”。這位只認得

自己姓的文盲，大饑饉時期給過我許多幫助。

廿一、浮游在希望和絕望之間——我的右派經歷…………………………………………95

我是門口塘農場裡年齡最小的右派，初來農場也曾虔誠地“改造”過，只是

後來面對全場近1500名右派和什麼反社會分子，幾乎全不是來自知識界，我

犯惑了，弄不清一場運動為何要傷及眾多無辜百姓。尤其是60年大饑饉時，

直面大批農民在一個叫新杭的水庫工地上餓死，更弄不清誰是誰非了，唯一

的信念是要活下去，並利用我亦醫亦農的身分，幫助素昧平生的難友們活下

去，後一點我部分做到了，是我行醫近五十年僅有的兩個亮點之一（另一亮

點是當了十年鄉村醫生，活人多矣）。從此，我雖然一直浮游掙扎在希望和

絕望之間，儘管苦難連年，滿身瘡痍，心力交瘁，依然按自己固有信念活下

去，未改初衷。

廿二、生命幾何…………………………………………………………………………… 136

是記實也是小說，當我這個摘帽右派，以待罪之身下放農村時，我發現在階

級鬥爭天天講的日子裡，階級壓迫無處不在，農村的“老四”們，早已非人

化了，人命什麼都不是。時至今日，有誰了解過他們幾十年的心路歷程嗎？

有什麼作品反映過他們的現實嗎？

廿三、一個死刑犯的獨白——在有“反標”的日子裡………………………………   143

在我工作的那家醫院裡，右派抓的多，所謂反標案件發生的也多，社會上也

大體是這樣的。文革期間為此關、殺了一批批人。這位“斬監候”的死刑犯，

僥倖獲釋後，成了我的“棚友”，從而得知無辜獲罪的不僅是我們右派。

廿四、從小說《風雷》說到“安學江”、“皖敬青”——懷念陳登科先生………… 151

本文似與反右無關，但正如一位智者所言，正是反右封了人的口，才有瘋狂的

大躍進，才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本文只是提供一個標本而已。但可以由此推想，

如果運動不斷運動下去，中國、你我會怎樣？陳登科可是老新四軍，手刃過數

名日本鬼子的抗日英雄。

廿五、曾希聖的功過是非要分清——《曾希聖和包產到戶》一文讀後……………… 155

我們這群小右派，知識淺薄，眼界狹窄，弄不清國家的大事情。只知道我們

是曾希聖肆虐安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曾霸王的殘暴， 致使安徽數百萬百

姓餓死的倖存者。所以當數十年後，有人顛倒黑白，為曾希聖評功擺好時，

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話，以求澄清歷史真相，還百姓一點公道。

廿六、改造………………………………………………………………………………… 158

某農村中學教師，男，25歲，為人刻板,，循規蹈矩，大饑饉時，先浮腫後干

瘦，已倒地成餓殍，經搶救及難友援手活下來。後成了“快樂”的養鴨人，

常以“死”鴨回報難友。

後記………………………………………………………………………………………… 160

邵燕祥序

茆家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劃歸“右派”群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麼大小呢？這裡的“小”，是說他們不屬於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於“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里具有一定級別的幹部，也不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於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里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為“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產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號，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於在右派判決書上簽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劃為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於干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為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為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們"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什麼叫"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呢？在"章羅"等參與各級政權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職無權"，意欲"分庭抗禮"，"輪流坐莊"，也就是"篡黨奪權"；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衛各界中的知識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領導內行"，意欲分享權力，也是與黨爭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而像茆家升筆下的這些基層小角色，他們哪裡有那般的雄心壯志或狼子野心，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上，以為自己有理，便跟黨支部頂撞，不僅不聽話，還口出不馴，然而須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通過黨組織逐級貫徹的；你不聽話，就是跟黨支部作對，就是"反對"黨支部，反對基層領導，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在安徽省納入了劃分右派的標準，固然是曾希聖的決定，但這一條的發明權並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又經中共中央文件重申，並且在全國各地全都執行不誤的。

與基層單位的黨組織或其幹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等等）有了矛盾，發生口角，提出些批評或僅僅是不同意見，怎麼就是"反對"呢？--誰若是這樣提問，只能說他對中國的國情太不了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上皇權專制，社會上等級森嚴，互相隸屬，下對上，民對官，官對皇帝，只能伏首貼耳，服服帖帖，而上對下的要求，無非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是毛澤東1949年建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布的對國內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政策，後來，經過反右派鬥爭，推而廣之施之於"人民內部"了。這就是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多年來經常說的"反右擴大化"也罷，"階級鬥爭擴大化"也罷，準確地說，應該是"對敵鬥爭擴大化"，也就是"擴大打擊面"；對已在應予打擊之列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按既定的"遊戲規則"來說是合法的；然而，在強調鬥爭、反對右傾的氣氛中很難局限於此，被視為不守"規矩"、"亂說亂動"的人，在平常已不順眼，一有政治運動的機會，便可劃為敵人。所以敵人總是越來越多，一個支部書記的私敵，便很容易經過運動的中介，化為整個共產黨的"公敵"，又由於共產黨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們也就是"人民公敵"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樣，是一種政治標籤，雖然可以寫上法律文書，卻不是真正規範的現代法律用語。什麼叫"反黨"，什麼叫"反社會主義"，什麼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再說，據以做出上述認定的"罪行"標準，什麼叫"規規矩矩"，什麼叫"亂說亂動"？這種種罪名的伸縮性實在太大，給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隨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慣了，叫順嘴了，許多人忘記了而有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它的全稱，乃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請大家看看這本書裡寫到的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個能跟"資產階級"掛上鈎？當年一些劃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者，曾以腦力勞動者的身份，提過這樣的問題；權威的解答是：你們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當資產階級擁有的經濟上的資本被剝奪以後，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能以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為資本，來跟共產黨較量，而右派分子則是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不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要亡黨亡國了。本書作者在承認這一命題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識界是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這些小人物與知識分子不搭界，卻也被當作右派打了，許多人後來的下場比知識界的右派悲慘得多，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質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前者算是搞錯了的話，後者被劃為右派則是錯中之錯了。

事實上，在反右派鬥爭這場運動中扣下來的政治帽子，不止於上述"右派"和"反黨"以及"右派集團"、"反黨集團"；如書中所述，就還有"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犯錯誤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來多是反右過程中領導層內部排隊時所定（把群眾按政治態度分為左、中、右三檔，中間偏右的則稱中右），是所謂"推一推就推過去，拉一拉就拉過來"，右派是敵我矛盾，中右在敵我之間；事後說得好聽，似乎着眼於"挽救"，其實則是"候補"，全看本單位本系統劃右派分子的指標達到沒達到，沒達到就算上，夠數了就網開一面，視為"內（部）控（制）"對象，對本人一般並不宣布；有的在運動高潮中跟鐵定的右派一起批鬥過，後來沒有正式劃右派，"內控"吧，但下放時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趕下去了，下面就當"正式"的一樣接收，"一視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後改正右派結論時，查檔案說根本沒把他劃為右派，這樣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頭來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運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跡在革命群眾當中，到後來檔案公開，才知道自己長期被"控制使用"，終於找到這麼多年不提職不升級"不得煙兒抽"的真正原因。

要說當時沒有政策指導，是不對的。按當時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學生里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說省里有積極性時，不但會層層加碼，在數量上超標，而且一旦發揮創造性，就會弄出新花樣，再經上面批示推廣，原先的政策便從而"發展"了。如後來在工廠也依照抓右派的辦法，定了一批"反社會主義分子"，具體數字不詳，誰開的頭也不詳，所謂"反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詳，以我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度之，也無非是批評過領導，提過些意見，頂多是發過幾句牢騷罷了，至於簡稱"反社會分子"也不妥，只是證明這樣叫的人對何謂社會、何謂社會主義全都鬧不清。中學裡，一般只抓教師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1958年按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學生，批鬥之後，取消他們考大學的資格，這些人被簡稱為"這那生"，如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農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時代的坎坷遭遇有沒有關係。此後到60年代初在大中學校又流行過抓"反動學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兒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學由公安局抓起來"法（？）辦"，看在他老子份上，對他從寬，下放河南的農場"勞動鍛煉"去了。

書中說還有"犯錯誤的"一類。過來人都知道，"犯錯誤"好像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面裝。政治氣候回暖一點時，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錯誤的"（"犯'右派錯誤'"嘛），管理者這樣說表示懷柔，當事人自己也可以這樣檢查；氣候一變，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說是"犯了錯誤"，管理者和幫腔的人就會斥之為避重就輕，企圖翻案："你難道僅僅是'犯錯誤'嗎？你是反黨，反人民，對黨和人民犯罪！"也許只為說了句什麼話，做錯件什麼事，歷史上有個什麼疑點沒弄清，有個八竿子打不着的親友的什麼問題你沒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誣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堅持了事實，說出了真理，但一來二去，在領導眼裡便成了"有問題"的人，進一步變成"犯錯誤"的人，而混編之後，只有共名，什麼政策界限，什麼區別對待，都成空話，一鍋燴，從此與"正確"無緣，動輒得咎。

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在當時的各種"分子"當中，各種所謂"犯錯誤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犯正確"而非"犯錯誤"的。

無論革命時期或和平時期，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卷首文章，開篇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把敵人當作朋友的事情，機率極微，而把朋友當作敵人，把人民群眾當作敵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萬。打錯了個別的人，應屬在政治上犯錯誤--混淆敵我的錯誤吧，而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打錯了以至殺錯了並非個別的人，自然是做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不錯，而這樣的令親者痛而仇者快，豈不是至少跟"貪污和浪費"同樣是"極大的犯罪"，甚至尤有過之--這不是對革命的犯罪，對人民的犯罪，對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嗎？誰該為這些罪行"埋單"？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不是沒有總結，經過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數以億計的公眾反思了文革以至歷次政治運動的禍國殃民，連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而飽受折騰的當權派，也身受政治運動之苦，於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的共識，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運動"的保證。一時在部分報刊和出版物上也有過一些對政治運動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驗傾向，"有罪推定"，"一陣風"、"一刀切"的習慣作風，加上以軍事鬥爭的方式進行指導，一開始就"大兵團作戰"運動群眾，大轟大嗡，繼之"向縱深發展"即所謂"深挖"，層層推進，上面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就逐級抓"小胡風"、"小（反革命）集團"，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處抓"小三家村"、"小鄧拓"等等；毛澤東估計某些大學裡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後來文件提出的控制數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規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指標是要控制不要超過，那時下面領會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則是必須打足這個數來，諸如此類，似乎荒謬絕倫，其實司空見慣。

但這些導致草菅"政治人命"後果的一套，並不是災難的根源。不搞運動了，還可發生不叫運動的運動，不搞"隔離反省"即私設公堂，卻可借法律程序製造新的冤案，在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1982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對過去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之後，二十年來，新的冤假錯案又在不斷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看來，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在決策和執行的層面上都缺少民主的制度制約。如社會批評家鄢烈山尖銳指出的，"一元化領導"成為"一人化領導"，即毛澤東常常批評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諾諾，不敢說句"二話"；這不只是風氣，幾乎成為體制病，毛澤東自己也不能免。毛澤東在分析斯大林大開殺戒時，說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國家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正是因為在那裡，誰也不可能一人說了算，經由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如發現有錯，還可經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銷和改變。而在我們這裡，在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在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書記處，劉、任是毛的助手，毛澤東則有"最後決定權"，也就是一切最終是毛說了算，這個黨內的"規矩"經過"七大""八大"一直傳衍下來，毛澤東又傳授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口訣式領導藝術，所以這種獨斷專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脛而走。這是從權力運作方面看，而從治黨治國方略來說，對"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兩者是"五個統一"的核心）的強調，視任何不同意見為異己，必然輿論一律，言路不開，自己說一不二，不許別人懷疑，如有懷疑，便是犯罪；絕對正確，自然拒絕批評，文過飾非，諉過於人，絕不會承認錯誤，1955年春夏毛澤東在為胡風及其友人來往信件加寫的按語中，浮想聯翩，說這個是反動軍人，那個是美蔣特務，警方據此把一大批人逮捕；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經過調查，已經把這些誣指加以澄清，匯報到中央領導肅反的十人小組，議論的結果，小組成員羅瑞卿（公安部長）、陸定一（中宣部長）決定，此事不向毛澤東報告，壓了下來；縱然報告也未必會改變已成之局，但不敢上達，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領導，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屬，在這樣構成的權力核心圈治下，倒霉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幹部，更不用說底層的普通公民了。

"殷鑑不遠"，是一句好話，卻是不好聽的話，當時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意思是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的滅亡為鑑戒；曾幾何時，殷又為周所滅，殷的敗亡又足為後人之鑑了。這個歷史的滄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末了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最近人們常常談到執政能力，從能力這個視角看去，毛澤東不能說不是一代傑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維能力和組織實踐能力不可謂不強，且在建國前的武裝鬥爭和黨內鬥爭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但1949年後由他主導執政二十八年的結果，竟導致國內黨內離心離德，國民經濟瀕於崩潰，把一個爛攤子留給"第二代"以至更後的後人來收拾，畢竟不能認為是執政成功的範例。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一人的錯誤，錯誤的責任也不能歸之於他一人；毛澤東有時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個人的意志誇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後不能不受制於他親手參與的制度設定。

人們嘆息毛澤東自己導演了自己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麼說吧。而他這個個人悲劇的沉重後果的承擔者，則是十億中國人，是幾代群眾和幹部，是歷次運動的受害者；長遠看最大的受害者是無數的底層淪於物質、精神、人格多重弱勢的群體。就如這本書中的主人公們，他們僅僅被反右派鬥爭這場龍捲風的偏鋒掃了一下，便已是遍體鱗傷，家破人亡，每個人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五十五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慣於軍事鬥爭，把傷亡人數只是當作數字看的常勝將軍，是不會體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鬥爭如此，還有針對廣大農民的合作化運動，針對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以至顛覆了全國人民正常生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呢。作為計劃經濟和普遍貧困的畸形反彈，新富新貴又同舊的權力者一道，圈地放逐農民，強制拆遷住戶，在歌舞昇平背後製造成千上萬訴告無門的上訪者、糾纏不清的新冤案，所有這些，追根溯源，許多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難以言說的時代的後遺症，歷次政治運動的遠期效應，更是體制性弊端的衍生現象。

毛澤東熟讀舊史，他深諳趙匡胤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之理。趙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圖的統一，政權的在握，毛澤東則進而要實現思想的統一，精神的規範，這樣一來，臥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囑為序，拉雜寫來，聊當閒話吧。
2004年7月28日

前言

1958年5月我戴上右派鐵帽，告別風景如畫的黃山，來到那荒山野地一個叫門口塘農場的地方監督勞動，那年我21歲。

這家農場全稱為：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對外稱是下放幹部勞動鍛煉的場所， 有點像文革時的幹校。其實主要任務是管制改造右派，雖說也有一些機關裁減下來的冗員， 和犯有這樣那樣錯誤的人，包括未戴帽子的所謂中右分子。主要還是定了案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謂反社會主義分子，人數最多時有近1500名，以後知道全專區類似這樣的農場就有好幾處，全省就更多了。

和全國右派40%---50%被送去勞教和勞改相比， 這家農場的右派和反社會分子， 都還保留了幹部或職工的身分， 還有不低於月薪13元的工資， 還有一定的口糧供應， 比起被送去勞教勞改的右派們， 要幸運一些， 事實也是這家農場餓死人要少一些。宏觀反右擴大化帶來的惡果， 這裡右派們遭的罪，客觀點說不算是太深的。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裡的右派們可能又是最不該被擴大的， 或是說受冤曲最深的一群人。因為一提起右派， 總會使人想那至今也是權威的概括，即＂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斗出來的″。這句話應該說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 但卻又是很不全面的， 起碼我們這家農場， 乃至我們這個專區和安徽省許多這樣的農場， 就不是這樣的。

先具體說說我們這家農場吧，全盛時期關了近1500名右派和反社會分子，我算是去的比較早的， 先在生產隊勞動了兩個多月， 以後被廢物利用， 抽調到總場衛生所當右派醫生， 以後又說我和右派劃不清界限（都是右派劃什麼呀！），又第二次發配到另一個小作業區半醫半農。這樣全場三個作業區我全呆過了，又當着半個醫生， 所以四年下來， 我對全場的右派和反社會分子們都有了較多的接觸，有的成了我終身好友。 和絕大多數難友們心都是通的， 不說都能坦誠相待了， 溝通還是容易的， 所以我可以說對門口塘農場的右派們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而一旦了解了他們被錯劃了的實情以後， 我內心驚異的程度是難以表述的， 並且這種驚異與迷惑是隨着了解人數的增多， 日益加重的。

先說說我們的專區， 現在叫地區，那時全地區還沒有一所高等學校，沒有一家正式的科研機構， 也沒有民主黨派組織，更沒有文聯作協等專業文藝團體，所以整風鳴放期間， 地方小報上幾乎未見到有什麼知名人士參加鳴放的報道， 別說和中央及其他大城市的整風鳴放活動有什麼聯繫， 就是和省會合肥也沒有什麼關聯。所以我們這家農場裡的右派， 沒有一位大學教授講師（1960年以後， 才來了五位大學普通的年青教師）， 連一位在校大學生也沒有，沒有一位科研人員， 沒有一位民主黨派成員， 也沒有一位那怕是不入流的作家和演員， 也沒有什麼編輯記者，更沒有當時一些什麼事件的參與者， 也未聽說誰和某大右派有什麼瓜葛。一句話， 全都不是來自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

那麼這近1500名右派， 都是些什麼人呢？說來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基本上是各基層單位的辦事員、小職員， 公司的業務員， 供銷社的營業員、保管員、送貨員。他們中很多人不知道整風反右是怎麼回事。稱得上知識分子的， 要算少數中學教師和多數小學教師了， 不過小學教師中除少數正規中師畢業生之外， 多數是簡易師範， 即小學畢業讀三年的初中水平教師， 還有小學畢業只讀半年速成班的教師， 也就小學生程度。 他們大都是當年教師暑期學習班考出來的右派。多數人是這一道題答錯了， 即是非題中有一題是：有人說現在是＂黨天下″， 你認為對就畫＂十″號， 錯就畫＂一″號。這些鄉里娃們， 還有人敢說現在不是共產黨天下的嗎？都紛紛畫了個＂十″號， 這一划就像在賣身契上畫押一樣， 把自己賣了， 都名正言順的成了大右派儲安平的應聲蟲， 成了右派的正規軍。不像某些基層供銷社的工人們， 不夠資格戴右派帽子， 只能戴個什麼反社會分子雜牌軍的帽子。我就在羅家沖作業區， 見到過一個剛剛19歲的小右派， 又瘦又小， 地道的一個孩子， 整天哭， 哭來哭去就一句話， 就像祥林嫂嘮叨的那樣， 說我不就畫錯了一個符號嗎， 怎麼就犯了大罪呢？聽了真叫人肝腸寸斷！我在趙家崗作業區還見到過一個姓方的＂反社會″分子， 是糧站扛大包的， 是個只認識自己的姓的真正文盲， 半文盲的人就更多了。天曉得反右派怎麼會反到這些人頭上， 他們和什麼兩條道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大決戰，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極普通的基層群眾， 怎麼會和什麼所謂關係國家命運大決戰扯到一起呢？如果當時真的有什麼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 或者真如鄒詩人那首長詩題目所說的：<<中國在進行一場大辯論>>，那麼和這些基層百姓乃至文盲半文盲的人， 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些草芥小民參加到那一方， 對大局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 他們之中有人意識到過要參加那一方嗎？據我和他們數年的廣泛接觸， 尚未發現任何一位有這樣的＂遠大抱負″，為什麼要把這些極普通的人， 拉到那樣的大角斗里去呢？不是太高抬他們了嗎？

這些都是空議論， 問題是這些來自基層的普通人， 怎麼會戴上只該給真正知識分子才該戴的帽子， 或者說這些遠離知識分子群體的普通人， 怎麼會攪到只有知識群體才會有的什麼思想立場，乃至什麼路線道路之爭里去呢？， 他們平日所想的可只是柴米油鹽老婆孩子之類的瑣事。記得當時腦海里一直就存在着這樣的疑問， 因為它和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宣傳差異太大。那時就想不通， 想了幾十年一直想到現在也未想通， 想不通一個國家為何要和基層百姓過不去， 年年都要打倒一大批本來是擁護這個國家的普通人， 國家又能得到多少好處， 即使有一些暫時的利益， 比如廉價乃至無報酬的勞動力， 和一時表面上思想的高度統一， 可以為所欲為， 而付出的代價卻是民心的離散， 遠期的後果又會怎樣？這些都是我幾十年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儘管一直也未思索出什麼結果， 就是悟出了一點淺顯的道理， 也是毫無用處， 也改變不了現實， 只是我也總還在思索着。

問題是農場裡這一群的普通人， 為什麼會攪進政治運動的漩渦里去， 戴上他們不該戴的帽子？就安徽來說，此事不久就有了答案， 一是中央有部署， 反右運動要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要向縱深發展， 縱在哪裡？深在哪裡？當然是要深入到基層單位了。二是安徽省一把手曾希聖搞運動歷來是寧左勿右， 反右派時他在中央關於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之外， 又加了兩條， 即反對他強制推行的所謂農業＂三改″， 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 所謂反領導就是反黨， 多了這兩條， 特別是反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 安徽的右派還不是一抓一大批嗎？不大辦我們門口塘這樣的改造右派大農場， 那麼多右派何處去？

我們農場這一大批右派， 基本上是1958年春季之後， 才陸續戴上帽子的， 其中一部分和我一樣，57年受批判，一拖半年多之後才處理的； 還有一大批是58年運動向縱深發展， 一層層＂深挖″才挖出來的。前一部分人因為挨斗過多次了， 有了些思想準備， 情緒要平靜一些；後一批人大體上是突如其來禍從天降的， 都是些基層的普通員工， 犯的幾乎都是反單位領導即是反黨這一條， 別的什麼也不知道， 特別是一些不夠劃右派的什麼反社會分子， 這些人情緒波動極大，說起單位領導都是非常氣憤的， 甚至滿腔仇恨， 這可以理解。只是我後來了解的多了， 發現這裡面情況也很複雜，固然有很多基層領導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乘運動機會排斥異己， 把不順眼不順耳的人打倒搞走。有的基層領導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整風反右， 倒覺得是一次精減冗員的機會， 把一些多餘的人戴個帽子送走了事， 機關還能少些負擔。還有一些基層單位領導， 個人品質不錯， 主觀願望上也不想整人，有些小單位就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 天天在一起， 真的沒什麼大矛盾，真不想看到很親近的人之間， 突然有誰無辜被打倒， 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那樣對家屬和親友， 都無法交待， 會幾代人都結下仇。但是當運動一天緊似一天，特別是右派或＂反社會″分子指標己經下達到基層， 再不積極行動， 就要自己去頂時， 就只好狠狠心了。我就聽一個基層領導訴過苦， 問我要是我遇上這事該怎麼辦？他說這事辦起來比國民黨派壯丁還難， 那時還能和多男丁戶協商， 或是拈鬮， 或是出錢買個光棍漢抵數， 可是在搞運動時這些辦法全用不上。既然抓誰也是冤，那只有運氣不好關係不好的人認倒霉了， 你們說我哪裡錯了？你們要找我算賬， 我找誰算去？還怪我那麼凶那麼狠， 還說我編了他那麼多假話怪話反黨的話， 他怎不也替我想想， 不編些瞎話， 他能夠上槓子嗎？不凶不狠怎麼叫搞運動？怎麼向上級交差？就是演戲也得假戲真做， 而且演長了也就成了真的了， 連被斗的人自己最後不也承認了！誰想到二十多年後還會改正呢？唉！

在農場時， 雖然已經感覺到這種狀況是很荒唐的， 但總還想這些荒唐事只是某些基層領導， 政策水平不高， 運動精神理解不透， 犯下的局部性錯誤， 全國那麼大， 一場大運動出現一些局部性偏差， 應該是不足為奇的。攤到我們頭上只能哀嘆自己命苦而已， 哪裡敢對運動的正確性有什麼懷疑！可是農場解散後， 我們回到了社會上， 接觸的人更多了， 了解到類似我們那樣的農場， 全專區就有好幾處， 全省就更多了。特別是我調到一家地市級醫院後， 發現在這種所謂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情況還是差不多。這家醫院只有500多名職工， 反右時卻抓了近40名右派和中右分子， 都是些什麼人呢？依然是和運動不搭界的人， 這才想到這次涉及到億萬群眾的大運動， 得到的後果究竟是什麼， 應該怎樣評述它， 才算不帶個人偏見， 才算符合歷史真實情況！

總之從反右起， 我所接觸到的右派和什麼反社會分子， 除少數人外， 基本上都是些基層普通群眾。普通百姓平日思考的不過只是些日常瑣事， 雖說也要關心國家大事， 也不過是讀讀報， 受點思想教育而己， 一個小職員辦事員售貨員保管員農村中小學教師， 有誰會想到有關政黨政府國家方針路線的事？那不是瞎掰嗎？不是腦子有病嗎？大城市大機關高等學府科研機關所謂精英們之中的知名右派們想的什麼， 做了些什麼， 對與否，我不知道也不關心。我接觸到的可都是些小人物，沒有人想過那些國家大事， 也無從想起。所以從反右起， 特別是接觸到無數基層小右派和反社會分子後， 一直在想， 一場主要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辯論， 為什麼要株連那些普通百姓， 他們又是怎樣被株連的？為的是哪些破事遭此滅頂之災？遭罪後在農場境況如何？摘帽後又在幹什麼？有多少人熬到了改正這一天， 多少人未熬過去？熬過來的人現在日子過的咋樣？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一本叫做政治運動史這樣的書出版， 裡面一定少不了反右派這一章， 而寫這一章的人， 不要只看到右派群體裡那些著名的人物， 千萬不要忘了還有無數的小人物， 忽略了他們就是忽略了罹難者的大多數。不要相信什麼權威性的結論， 要眼睛向下， 一直下到最貧苦的受難人群中去，那才能反映出一場運動造成什麼樣後果的真正面目。他們本來就是社會的底層， 再一受難， 就成了一群最弱勢的人了。魯迅先生曾說過一句話， 說地獄裡最苦的鬼是無聲的。我所接觸到的基層右派們， 幾乎沒有能用筆發言的人， 是一群無聲的人。所以從在那家右派農場起， 我就想過有一天我要為這一群無聲的人說幾句真實的話， 所以才有這本小書。

當然， 我只是一個基層的普通科技人員， 既不是專業作家， 也不是新聞從業人員， 不可能對已定性的五十五萬多名右派分子， 和不在編的所謂反社會分子等雜牌軍， 作一次廣泛有深度的調查分析。我只能敘述從那家右派農場起， 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只能是一鱗一爪， 視野極窄。我期待有更多的人， 寫出視野更廣更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來， 讓我們能更全面更真實的看清那場運動的全貌。正所謂關心歷史， 就是關心我們自己。

茆家升

2003/5/29於廣州

一、一個小右派的坎坷人生──陳炳南其人其事

─、誰是報春第一燕

錯劃右派的大規模改正工作，是從1978年9月17日中央55號文件下達之後開始的。在這之前，大約是1978年5、6月間，已經有人經過胡耀邦總書記親自批准得到了改正。他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溫濟澤同志。就是那個姓名三個字都有三點水偏旁的人。時稱報春第一燕。

其實早在1978年4月的《人民日報》上就已經刊登了一個剛剛平反的右派，為自己孩子升大學一事，寫給《人民日報》的信。報紙還為此發了短評。而這封信在《安徽日報》的刊登日期為1978年3月29日。比溫濟澤同志改正時間要早上兩個多月。可以說陳炳南的右派平反才真正是報春第一燕。

溫濟澤同志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又在中央機關任要職。他的改正確實在中央機關引起了巨大反響，給很多受冤曲的同志帶來了希望。但是，由於他的改正當時未見諸媒體。他又畢竟是大幹部，一般人總會認為只有大人物才可能得到總書記的直接批准。普通人是沒有這個福分的。

而陳炳南同志只是個極普通的基層幹部，既沒有特殊的革命資歷，又不是那一方面的專門人材，也沒有傳奇事跡。正是這樣一位普通人的平反，並能在中央黨報上刊登文章。可想而知，帶來的震撼是極其巨大的。文章見報後陳炳南收到了全國除台灣、西藏以外數千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除了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教師、學生、下放知青和機關幹部向他表示祝賀，並對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得到恢復和發揚表示讚嘆外，絕大部分是關心自己各種冤案如何能平反。比如廣西環江縣那位反對放十三萬水稻衛星而遭難的縣委書記王定同志兒子的來信。這幾千封來信，在蕪湖引起了轟動。當時的地委某負責人趕緊找陳炳南談話，指示他一封信也不能回，特別不能說是右派問題，免得颳起翻案風。

因為陳炳南這封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信有史料價值，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全文錄此：

      黨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實了

感謝黨，感謝華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

     做夢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學！

編輯同志：在這大雪覆地，寒風凜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給你們寫信。我的思緒像波濤一樣翻滾，翻來復去怎麼也不能入睡。為什麼？因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錄取通知書。不，絕不單純是這層意思。更重要的是因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關於認真落實幹部政策和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體落實了。

事情得從頭說起：

我是一九五零年入團，一九五一年十六歲時參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前，祖父、父親都給人幫工，受盡壓迫和剝削。我這個苦孩子，對黨對毛主席有訴不盡的恩情。但是因為我一九五八年說了幾句“錯話”，向上級有關部門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結果受到了撤職、降級、開除黨籍的嚴重處分。從此，我就成了挨整的對象。

我一直抱着“心正不怕邪”的思想，兢兢業業為黨為人民工作，接受黨的考驗。一九六九年，基層黨組織根據我的一貫表現，經過反覆調查，重新作了全部平反、恢復黨籍的結論，上報地委批准。然而七、八年過去了還不見批下來，為此我感到苦惱。

   我心想，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好好把孩子扶養大，看孩子們的吧！但萬萬沒有想到，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我的不幸已影響到孩子們了。

    霹靂一聲震天響，華主席、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我們全家人的高興，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華主席、黨中央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訊傳來了。我的大女兒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寫信來要孩子抓緊複習，準備報考；好多朋友爭相報信，鼓勵孩子準備應試。我的孩子也夜以繼日刻苦鑽研，準備讓祖國挑選。

    文化考試結束了，初選錄取了，體檢合格了，我們全家人該是多麼高興啊！但是，政審開始了，全家都為我的問題沒有最後解決捏了一把汗。政審結束了，但沒有一點音訊。過了一段時間，聽說又來搞我的外調。這時我的心啊，真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愛人說“完了，又叫你的問題給‘卡‘住了。”我翻閱《人民日報》

上一篇篇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文章，把《幹部工作者應有的品質和作風》那篇文章，讀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熱淚盈眶，暗暗地想：“華主席啊！黨報上的句句話，都說到咱們心眼裡去了，可是下面會不會這樣做呢！”我焦急！我擔心。昨天晚上，我們全家度過了一個難以忍受的漫漫長夜。

   今天一早，我愛人去市招生辦公室查詢。招生辦公室的負責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的愛人，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孩子文化考試成績優秀，我們又進行了認真負責的政審，發現你愛人過去犯過錯誤，後來單位黨組織又作了平反結論，但是至今上級黨委未批。大學黨委和省招生辦公室又責成我們重新了解。我們找了你愛人單位黨組織，了解了你愛人的全部歷史和一貫表現，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致使你愛人的問題長期拖下來，未能解決。後來我們又打長途電話請學校來人詳細匯報了情況。經學校錄取和省招生辦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錄取進中國科技大學微波技術專業學習。從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黨的政策的正確和華主席的英明。你們得感謝黨，感謝華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恐怕你們連做夢也想不到吧！”我愛人激動得淚如泉湧，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中午，我拿着蓋有紅彤彤大印的錄取通知書，指着其中的這樣一段話：“這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青年一代的親切關懷，是黨和人民所賦予你的歷史使命。希望你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樹雄心，立壯志，不畏艱苦，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而勇攀科學高峰！”我激動地對孩子說：“小桃呵，你要以實際行動來回答。我們要世世代代銘記華主席，永遠不忘黨的恩情。”

編輯同志，寫到這裡，你們大概知道了我如此興奮激動的原因了吧！我激動，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又得到了恢復和發揚；我激動，我們的子孫後代再不會受‘四人幫’的迫害；我激動，不拘一格選人材的英明措施將會加速祖國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我激動，我們有了以英明領袖為首的黨中央率領全國人民勇往直前，造福萬代；我激動……。此時此刻，晨曦初照，彩霞滿天，遙望窗外，積雪初晴，一片銀裝素裹，這是多麼光明燦爛的景色啊！

安徽省蕪湖地區水產公司

陳炳南  78．2．14．凌晨

編者附記 

   地委已正式批准為陳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復黨籍。

今天50歲以下的人大概讀不懂這封信了。或許還會認為太矯情、煽情。甚至感到這裡還有些個人崇拜及人治的味道。會懷疑這位家長為啥要這麼激動呢？你的孩子學習成績這麼好，本人各方面都那麼優秀，被錄取入大學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麻煩呢？他說的是事實嗎？還有這位家長本人早年參加革命入了黨，僅僅提了條意見，說了幾句帶引號的錯話，以後事實又證明他的意見是對的、“錯話”一點也未錯，怎麼會被劃成右派呢？右派不都是出了名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嘛！辯論的不都是些國家大政方針及思想文化科技陣線上的大事嗎？與他這樣一個基層年輕小幹部有什麼關係呢？更叫人想不通的是明明各層領導都知道劃他右派是確確實實搞錯了。而黨的政策又一貫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他們手上都有做出平反結論的權力，為什麼要一拖二十多年不解決呢？是基層工作失職嗎？是有個別領導與他有私怨嗎？陳炳南的冤案是個別問題呢？還是一個普遍現象！人們更關心的是，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在那個敏感時期，為什麼要發表這樣一位基層人員的來信並加了短評。特別是在附記里表明他已經平反而又不明確提出是右派平反。這意味着什麼？只是對陳炳南一家人的關心嗎？還是中央有什麼重大決策而發出的信號！

反右派過去快半個世紀了，右派改正工作結束也已二十多年了。但是一場反右派運動給國家和老百姓帶來的傷害遠遠沒有結束。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1957年是國家重要的轉折點，好好認真總結這場運動的教訓，對今後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和其他工作是有重要借鑑意義的。

而總結反右派的教訓，只注意一些著名人物是不夠的。55萬多名右派絕大部分是普通人。而研究這些普通右派經歷時、陳炳南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了。所以本文想詳細的介紹這隻真正的報春第一燕的經歷，給反右歷史留下一分真實的材料供後人研究總結。

二、 倔強的夫婦苦難的家庭

我和陳炳南一家人1958年在那家改造右派的農場相識，爾後40多年都相處得很近。介紹他的情況我是責無旁貸的。其實最理想的還是應該由他本人出來現身說法，他完全有這個能耐，我們是安徽師範大學夜大學中文系同學。他早年即發表過小說、散文，退休前是蕪湖市農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的關於農業政策調查研究的文章上過《農民日報》頭條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是安徽省地市農經委系統因敢說真話而出名的三陳之一。他自己也說過，他一家的經歷也是九死一生，他正在寫關於自己的長篇記事文章。出於本系列文章體例的需要，我只能先簡要的寫個概況。

還是先從那封信談起吧，看看他究竟提了一條什麼樣意見？弄得全家受難，半世不得翻身，以致連累子女不能升大學。這條意見禍國殃民了嗎？大逆不道嗎？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嗎？和大右派們遙相呼應了嗎？全都是不沾邊的事！他們這一群年輕人、只是不同意學校搬家而己！情況是這樣的：當時蕪湖地委轄屬整個皖南和長江以北的無為、巢縣、和縣、含山等縣。地委行署設在蕪湖，地委黨校當然也在蕪湖。有一天地委某領導只是為了占用巢縣空出來的一片空房子，決定把黨校從蕪湖搬到巢縣去、就是說要從地區中心搬到邊邊上去。那樣豈止是勞民傷財，對貫徹黨的政策和培養幹部都不利，而後者則是黨校的基本任務。當然提意見的這群人，也有人有私心，不願離開城市和家庭分散。這本來很正常，但是當這條意見惹出了禍時、人群馬上分化，也包括本來是提意見的人。陳炳南等少數堅信自己有提意見的權利，並表明是出於公心的人，成了鬥爭的對象，最後右派加冕。而那些反戈一擊、造謠中傷、顛倒黑白、乃至蓄意誣陷的人，不僅免於罹難，而且能官升一級。現在人們常說的價值取向，功利主義，以及漂亮言詞後面掩飾的極度自私和卑劣，不能說開始於57年，但卻是從那時起得到了惡性膨脹，起到的是懲善揚惡的效應。並且以後每經歷一次運動，這些惡習都變本加厲地發展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好人受難，惡人猖狂，人性泯滅，道德淪喪。國家元氣大傷。

按說像陳炳南這樣出身工人家庭，十六歲參加革命，二十歲即參加共產黨，工作中又一貫兢兢業業的年青幹部，不問按什麼標準，都是建國初期難得的人材。即使有什麼差錯，也應是關懷教育為主，不能不教而誅。何況他本來就沒有錯。而當時有個別領導也確曾這麼做了。該校李校長當時從中央學習回來，見到滿院子陳的大字報，第二天就把陳炳南叫去，恨鐵不成鋼式的狠狠批評一通，說陳年幼無知。激烈言詞的背後，還是一顆呵護關懷的心，在當時的急風暴雨之中是十分難得，應該說也是很正常的。結果怎樣呢？一位姓畢的整人急先鋒，憑他特有的嗅覺，知道立功的機會到了，趁陳炳南不在家時溜到陳家，向陳的妻子江秋雲同志打聽李校長和陳炳南說了些什麼。江秋雲是個直性子的人，就把李校長的話和盤托出，說陳炳南只是年幼無知。這可惹了大禍了。姓畢的馬上刷出滿牆大字報，其火力之猛烈，用詞之兇狠，用心之險惡，必欲致人於死地而後快。誰看了都不寒而慄。大字報還點名說李校長縱容包庇，並強烈要求李校長出面對質。這樣就使陳炳南一家陷入絕境、連李校長也惶惶不安、處境艱難。姓畢的這種小人伎倆，給陳炳南刺激太大了。本來像他們這樣由黨一手培養起來的幹部是十分聽話的。運動整到自己頭上，都在實心實意地檢查自己的錯誤，接受批判，挖自己思想根源。經姓畢的這麼惡劣表演，還有其他類似人黃口白牙的栽髒誣陷，倒打一耙，無限上綱等等。二十二歲的陳炳南疑惑了，弄不清這場所謂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究竟是怎麼回事了。難道陰謀陷害別人的人、文過飾非的人、心狠手辣的人、出賣別人的人就是左派，就是革命的動力？相反老老實實有啥說啥的人、敢於提不同意見的人、敢于堅持自己意見即使可能提錯了或堅持錯了的人、或已認識到自己有某些錯誤並表示願意改正的人，為什麼就是革命的對象，就該被打翻在地？什麼是是非曲直？黨的實事求是傳統哪去了？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哪去了？陳炳南反躬自問：遷校本來就不對，我提了意見有什麼錯？李校長那樣說又有什麼錯？難道姓畢的這類人的小人伎倆倒是對的！陳炳南從此態度強硬起來，不是自己的錯決不承認，不願違心地低頭認罪。結果被劃為極右、只發月生活費13元、半世受難。而那位姓畢的卻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一個縣級市的市委書記。為什麼說反右擴大化搞亂了幹部隊伍，改變了人們的價值取向，影響了黨的形象，這也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陳炳南等人因為反對遷校劃了右派，發配農場勞動不久，因為種種不便，黨校又遷回蕪湖了。陳炳南他們咋辦呢？帽子照舊戴着，改造繼續改造。錯誤決策者永遠有理。這類事已屢見不鮮了。

陳炳南一家的苦難剛開始。下一步就是打倒陳的妻子江秋雲。她有什麼過錯呢？也提了什麼驚天動地的意見了嗎？都沒有！沒有也莫須有！欲加以罪、何患無詞！江秋雲也是出身貧苦15周歲就參加革命，20歲就當法官的年輕有為的幹部 。剛調進黨校不久，一句也未鳴放。憑什麼劃她右派呢？說來真是天方夜談！那時陳炳南是黨員，江秋雲是團員。陳炳南有時帶一些文件回來、江秋雲隨手翻翻，陳炳南馬上大聲呵斥她！說黨的文件你不能碰！陳只是個黨校普通幹部，又不掌管國家機密。再說江也是黨校幹部，碰一下有什麼大不了的。五十年代的人就這麼認真。江秋雲對丈夫有意見了，就在會上提意見說個別黨員態度不好，盛氣凌人。這個別人是誰呢？就是她丈夫陳炳南！這件事現在要當笑話看，怎麼閨閣之中的事弄到會上談。可那時就成了整人的寶貝材料了。陳那時是黨員，你江秋雲提陳的意見不就是反黨嗎？那麼陳炳南以後劃右派了，怎麼不說反對右派就是左派呢？運動時有講理的地方嗎？

江秋雲可是個烈性女子，不是逆來順受的人。不會看風向、不會看臉色、甚至可以不講方式不計後果。只認準一條，就是要擺事實講道理。對那些造謠誣陷，胡說八道的什麼大批判，她都當場大聲駁斥，兵來將擋決不示弱，更不會什麼低頭認罪了。後果可想而知，也劃了個極右，也只發月生活費13元。江秋雲有話說了、說她還有個老母親，中年單身撫養她長大，現在靠她生活。13塊錢怎能養活兩個人？經她多次力爭，才把生活費提高到17元。

就這樣一家三口月生活費30元、來農場勞動改造了。不久陳炳南的父母餓死了，一個不足8歲的小妹妹又來依附他們生活。緊接着他們的大女兒小桃出世了，雪上加霜。個人月生活費只有6元了，再怎麼刻苦也生活不下去。今天的貪官巨賈們，在夜總會─擲萬金、可曾想過一個靠工資生活的家庭，月生活費人均6元是什麼概念？

為了爭取生存權，他們多次寫信找領導講道理，終於給孩子爭取到月生活費9元的權利。39元養活一家5口人、好難好難啊！不是親身經歷過的人、不是對他們有貼近了解的人，是很難想象這一家人是怎樣熬過那艱難歲月的。夫妻倆頭上戴着千斤重的鐵帽，白天繁重勞動之後，夜晚還得接受訓斥批判。儘管一家人只能吃個糠菜半飽，也得安排好免得餓死。老母親已年過半百半頭白髮了，每天見亮即起身、挖草根、揀樹葉、洗衣服忙個不停。老人家每天背着外孫女要洗好多好多的衣服，大部分是給別人洗的。給別人洗衣服一個月才收1元。給我們這些很親近的難友洗衣還是免費的。有時燒一點什麼小秋收的食品，還叫上我們去共享。老人家是我們難友的共同江媽。在那煉獄一般的日子裡，有一位老人家呵護着我們、就多了一分親情。至今我們也還在懷念老人家。陳炳南的八歲小妹妹秀蘭、也天天跟在江媽後面忙個不停。那朵苦難的小花小桃，嗷嗷待哺，也只能低標準瓜菜代。2歲時即患了一場重病、差點夭折了。一家人就這麼在飢餓線上煎熬着，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掙扎着。古人云“貧賤夫妻百事哀”。夫妻右派在那時可算是“賤”到底了。盤石一般的政治和經濟壓力，隨時都會把這苦難的一家人壓碎。比如江秋雲產後只有29天，就逼她到豬場勞動，她到場人事科講理，說按規定產假有56天。人事科那個沒有人性的幹事王福根，連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鼻子裡哼一聲，不屑一顧撂出一句髒話：“哼，56天那是革命幹部，你個吊右派，還想56天假，真是恬不知恥。還不快滾回豬場去好好勞動，難道你要帶着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流氓場長陳殿邦要她每天挑30擔水。還派個男勞力監督着，不挑完水不准回家。一擔水一百多斤，還未挑三擔水、下身就大出血，發生了產後血崩，生命危在旦夕。陳炳南清楚，如果再去找那個幹事必定死路一條。就去找作業區主任陶同義，陶主任可真是好人，馬上從工地上調回了八個壯勞力，抬起江秋雲直奔幾十里路外的縣醫院。陳炳南問陶主任准他幾個小時假？陶主任拍着陳的肩膀說：“不要問假了，什麼時候你愛人病好了，你們就一起回來。”陶主任這樣的好人，在那時非常難得。到了縣醫院時江秋雲已經奄奄一息了，多方搶救才保了命。可是一點奶水沒有了，陳炳南身上分文沒有，只能給29天的小孩吮指頭，小生命餓得直哭不止，陳束手無策，心想這條在錯誤時間錯誤地點來到人間的小生命，大概就要餓死了。後來多虧好心的護士給了他們一點葡萄糖水，以後難友陳平又送了一些米糊母子倆才活下來。在那個非常時期，這樣的事太多太多了。他們可以說是倖存者。他倆從被人羨慕的革命幹部，蒙冤受屈一下子墜落到社會最底層，受盡磨難九死一生，他們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他們想過些什麼？他們失望過嗎？是怎樣經受住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怎樣頂住大山一般的壓力？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我們等待着陳炳南夫婦自己說出這一切，一對小人物的遭遇也是一個時代的折射點，也是一份歷史的見證。也會有許多發人深省的東西。

三、     漫漫平反路，終有盡頭

那些年“分子”很多，但注了冊的只有五類：地、富、反、壞、右。右派原來都是國家工作人員，那時大學生一入學即有了國家幹部編制，即使戴了帽子之後，許多人還有幹部身分。為什麼原先只說是思想政治陣線上的鬥爭，以後突然成為階級敵人？至今我也未搞懂。這一變就掉進了社會底層，這是每一個右派都不能接受的。為了生存、為了討還公道，每一個基層右派都千方百計，耗盡心血要恢復一個自由之身，做一個不受欺凌與侮辱的普通人。這點基本要求應該是合理的，但卻是不能達到的。這裡不討論反右派運動是對是錯，就基層小右派而言，可以說是百分百的錯案了。還有被錯案加身， 面臨絕境，不想平反的人嗎？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因此可以論定，從反右定案那一天起，全國有數十萬人都在通過不同渠道，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在訴說自己的冤情要求平反。這條路走了漫漫二十餘年，有人中途倒下了、有人退縮了、有些人麻木了，但總體來看這支隊伍一直在頑強前進着。不達目的決不停止。

陳炳南江秋雲夫婦可以說是第一個到達終點的人。他們是幸運的，也可以說對這場大規模右派改正工作起了推動作用的人。記述一下他們為爭取平反所經歷過的艱難曲折，也是記述那些年基層政治生活和各類人員的精神風貌的一個側影。

江秋雲的事比較簡單。因為安徽省委前第一書記曾希聖是毛主席點名的曾霸王，一貫極左。1958年初他有個重要講話，說安徽反右對黨團員的右派手太軟。要堅決打擊。有他這句話、一大批年輕的黨團員們都右派加冕了。以後大躍進的破壞、60年大饑饉，安徽都是重中之重。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他倒台了，安徽在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時，也給少數右派平了反。主要是縣以上的黨員幹部和少數年輕黨團員。我們農場那一批人大都做了平反結論。最後批下來的只有少數人，原因是有了最高指示，平反戛然而止了。江秋雲就是這少數人之一。她的事也確實太簡單，說丈夫態度不好也算右派嗎？不過宏觀反右鬥爭史，安徽62年部分平反，只能算個別現象，不影響全局。

陳炳南可就沒那麼幸運了。雖說他的案卷是經來蕪湖檢查工作的中紀委付書記錢瑛同志看過，並明確指示要平反的。還是擋不住最高指示一句話，和我們許多人一樣、做好了的平反結論也沒用了。

很多人都被這一棍子再次打懵了，認為永無出頭之日了。只有像陳炳南這樣為數不甚多的人，出於對黨和政府無限信任，出於改變極度貧苦生活的迫切願望，依然在爭取平反的道路上頑強地跋涉着。雖然每一次都失敗了，但屢敗屢戰。每經歷一次申訴、調查、討論的過程，都會使更多一些人對反右派這場運動有了深入一層的了解：原來列為階級敵人的右派們並不是洪水猛獸，也沒有什麼所謂罪行，只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很優秀的，有些人也和普通人一樣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批評一下或是給一點處分是可以的。說他們是什麼階級敵人可全都是被冤枉了，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這就為以後大規模右派改正工作打下了一些社會基礎。從這一點看陳炳南這二十多年的漫漫平反路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他能第一個到達終點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陳炳南的平反過程中，支持的反對的都有，有一些事很感人，有些事叫人沮喪。挑幾件說一說也可以了解那時政治生活面貌一二。

陳所在的水產局局長李軒，是38式老新四軍，為人正直。為陳的平反多方奔走。多次去找地委成書記未見着，有一天下大雪他又去了，書記又不在，保姆對他說書記下鄉了晚上會回來。李老局長居然成門立雪，一直在書記家門前站到深夜十一點多。書記回來了，看見門口站着一個雪人嚇了一跳，連忙請進屋。向他解釋陳的問題主要是上面沒精神，沒有先例，掌實權的部隊幹部意見不一致，難是難了點，書記說總會解決的，等待時機吧。

說起部隊幹部陳炳南至今也非常感激軍代表靳根源同志。在文化革命極左思潮盛行時，他接到了下面關於要求給陳炳南平反的材料，他經過認真的研究與了解，認定這是一宗冤案、同意平反。他為了陳的問題能順利解決，會議前曾分別找每一個常委協商，都表示同意。但到開會時沒有一個人敢先發言表態。這事能怨誰呢？

在陳炳南二十多年要求平反的過程中，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同情與關注。陳炳南都一一表示感謝。他為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做了多種努力，他能吃千般苦、是個孜孜克克努力進取的人，工作中極端負責任、有很強的工作實力與一定的理論水平，是位幹才。在各單位都得到一致好評。這些一是他本人的素質，再也是他爭取問題能得到解決的措施。果然每次在討論陳炳南問題時，這些都成了重要的參數。都說陳是位各方面都不錯的人，根據黨考察幹部不能看一時一事，而是要看幹部整個工作的原則，應該給他解決問題。結果他真的在全國五十多萬右派之中首先解決了。

但是，如果另一個人不是像陳炳南這樣各方面都很優秀，只是個普通人，甚至表現很差，還有不少錯誤，而反右時又確是冤案，又該怎樣對待呢？所謂考察全部工作適用於個案的甄別嗎？符合法治的原則嗎？據我所知許多人就是被這樣那樣的事卡住的。後來還是以胡耀邦同志為代表的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問題才得到根本解決。這是後話了。

在陳爭取平反的二十多年中，遇到更多的是推諉、冷漠、阻撓和踢皮球。也看夠了別人的冷眼與嘲笑。更不要說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了。一有風吹草動、他都是活靶子死老虎，任何人都可以來欺侮他一番。甚至難友中也不乏其人。陳炳南是個心胸寬廣的人，總是從當時特殊歷史環境考慮，不計較個人行為。比如那個害了他全家遭難的那個姓畢的，三十年後陳炳南作為蕪湖市農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姓畢的任市委書記的市里去開會。陳已做好思想準備，見面後“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同在一個會議圓桌上開會，同在一個餐廳吃飯，這位姓畢的作為東道主，始終不和陳照面，形同陌路。他是自慚呢？還是對黨中央給右派改正的決定牴觸呢？從他對別的右派下手也那麼兇狠陰險來看，他只能是後者。這樣的人也決非姓畢的一個，有一位當時的黨校副校長，以後任某縣縣委書記的人。本來他妻子也是反對黨校遷校，並積極拉人署名的。風向一變馬上反戈一擊成了左派，對這樣的人陳並未計較，是運動中常見現象。問題是到陳炳南已經臨近平反，有關人員最後一次徵求他的意見時，並說現在改變觀點還來的及。他居然還堅持不同意平反，並說“悉聽尊便”。這兩位身居要職的父母官，是多年極左路線形成的思維定勢呢？還是要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從黨和國家的前途考慮過嗎？為人民利益、為幾十年蒙冤受屈的人的處境考慮過嗎？改革開放之後各級領導還能依賴這些說輕點是思想僵化的人嗎？

還是地委那位成書記說的現實些、等待時機吧！等待！等待！好難等啊！時間在等待中一天天、一年年過去了。小伙子等得白了頭、中老年人在等待中離開人世。依然前程渺茫，無邊無岸。記得我們這些走得很近的難友，一次春節期間小聚、我即席背了兩句套改了的陸游詩句：遺民淚盡等待里，北望京都又一年。滿座泫然淚下。

漫漫長夜終有盡頭，終於等到了“四人幫”垮台，極左路線收斂，終於等到了高考制度恢復。我們都得感謝陳炳南大女兒、那朵苦難的小花小桃，是她在一家八口人擠一間半屋、姊妹三擠一張床，全家吃了上頓愁下頓的極度艱難的日子裡、矢志不渝、奮發努力，在高考中一舉高中。從而引起諸如中國科技大學和招生辦的高度重視，再度把陳炳南擱置已久的右派平反問題重新提出討論；也感謝《安徽日報》，《人民日報》做了正確的輿論導向；也感謝中共蕪湖地委敢為人先，率先給陳炳南做出平反結論。從而推動了右派改正工作的順利進行。這些都該載入反右史冊的。

2001年元月於廣州

附記：本文原用題為《一個改正的小右派與中國農業大政策》，在敘述了陳炳南歷經艱辛終獲平反之後， 在三農問題上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 寫出過極有價值的調查報告， 受到省乃至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 文章曾發<<農民日報>>頭版頭條， 並加了編者按， 當日中央電台新聞聯播節目裡， 還全文播發了， 可以說對中央農業大政策的制定與推廣起了積極作用。可是陳炳南此舉則觸犯了某些基層領導， 妨礙了他們搞新浮誇風和假大空， 因此又受到許多新的壓制和打擊， 陳炳南依然和反右以前一樣， 不顧個人安危， 為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他們作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為此我也曾寫了一節：<<心系三農， 為中央農業大政策獻計獻策>>。可是因為我對農業完全外行， 雖勉力為之， 仍不得要領， 所以建議他， 為何不親自動筆直抒胸臆豈不更好。陳兄在經過積極準備之後，勤奮筆耕一年余，終於寫成了洋洋二十九萬言的長篇記實文章來，<<赤子吟一一一個小右派的坎坷人生>>， 己由中國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陳兄此書完稿後， 曾邀我作序， 我哪裡敢當， 但還是寫了一篇讀後感：《一場運動與一個人及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我真實的感受，作為此文附件附錄於後。

2003/4/24又及

二、一場運動與一個人及一家人的遭遇一一《赤子吟》讀後感

讀完了炳南兄二十餘萬言的大著《赤子吟》，內心久久不能平靜，面對這些淚浸過的血煮過的文字，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炳南兄囑我作序，可不敢當，不問論資歷論水平論社會貢獻，他都是遠遠高出於我的，但是，作為四十餘年來氣息相通艱難與共的難友，特別是在陷入右派陷阱之中那些以沫相濡的日子裡，很多時候我們就像一個“人”字的兩筆，是相互支撐着才沒有撲地而滅的。在我們行將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回首我們經歷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時，我們不能不說說我們的心裡話。說這些話時我們再也不必瞻前顧後，也毋須察顏觀色，更不會為名利所驅使，也不再有什麼顧忌，這是發自心底的聲音，所以是真實的聲音。正如作者在前言裡所說的：“唯有真，才美，才感人，才有歷史意義。”作者在人生的旅途剛開始的時候，正是因為說了幾句真話才遭到滅頂之災，以後厄運連年的，直到晚年依然為說真話而不斷受到打壓。縱觀陳炳南一生可以說都是在為說真話而奮鬥，他要說的真話可以說句句都是民間疾苦聲。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在標榜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奉行“為人民服務”的國度里，為何處處時時都容不得說真話的人呢，要視其為洪水猛獸，必欲徹底剷除之呢？百姓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在他們心中究竟占多少位置？陳炳南幾十年也沒有想清楚，他只能按自己的理想去說話去做事，他來自社會底層，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和手工業者，這些底層的勞動者，胼手胝足日夜辛勞，養活了這個國家，自己卻受盡剝削過着最貧苦的日子，還日夜不得安寧。陳炳南人生的目的說白了也很單純，就是要改變那不合理的現實，使像祖輩父輩那樣老實巴交的窮苦人能過上好一點安寧一點的日子。所以他一聽說共產黨是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時候，就義無返顧地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了，並決心為實現這個崇高目標而奮鬥終身。可以說他是一名虔誠的共產主義信徒，說高一點是一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人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裡，黨的利益勞苦大眾的利益他個人的利益從理論上說本來應該是一致的，他應該是能如魚得水般活的自由自在，並能在這樣的社會裡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才符合道理。

但是，事實偏偏不是這樣，儘管陳炳南處處以黨的章程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對黨在各個時期的號令與政策，都一絲不苟一步一趨地堅決奉行，而且成績卓著，這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人才匱乏時期，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應受到重視關懷和呵護。可是，不知為什麼，即使像陳炳南這樣對共產黨赤膽忠心的人，（遑論其他有這樣那樣所謂問題的人）一旦他們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說了幾句真話，最重要的是表達了一點與頂頭上司不同意見時，厄運馬上就臨頭了。那種厄運可是挾了運動之風，借了運動之勢，雷霆萬鈞般的重重一擊的，而且從此之後，你就成了這個社會的異類，永遠處於被歧視受奴役遭白眼的地位，是社會最底層的賤民，即使現實很快就證明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你也依然得不到社會的公正待遇，依然還是這個社會的異類，而且在以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你必然是受打擊的重點，任何人都可以作踐你欺凌你，人生幾何，鐵打的漢子在幾十年的蒙冤受屈慘遭迫害的境況中，也會意志消沉精神崩潰的。事實上也是有很多人在歷次運動中倒下了，或是身心具損被社會淘汰了，或是學“乖”了，學會見風使舵了，學會明哲保身了，甚至學會先發制人乃至昧着良心坑害他人了。即使是這些已經蛻變了的人，也還不能完全責怪他們，人要生存嘛，特別是在那種運動連年的非常環境下，做出了一些不該做的事，只要沒有造成重大傷害，還是應該有所諒解與寬宥，他們和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蓄意害人的人，畢竟有所區別，當然他們也只能得到原諒而不會再受到敬重。人們敬重的是那些連遭挫折乃至迫害，災難重重，依然信念堅定，品格高尚，雖九死猶未悔的人。這樣的人才是社會的中堅，才是社會的希望所在，只是經過無數次運動的反覆淘洗，這樣的人已經太少太少了，不過正因為太少了，才尤為可貴。

陳炳南應該算是這稀少人群中最為突出的人，一是他受的苦難可以說是最深最重，二是他在這深重的苦難面前，從沒有喪失過信念，依然在儘自己的一切力量，為人生的既定目標而努力奮鬥，雖遍體鱗傷九死一生也決不後悔，終於在自己崗位上做出了傑出的成績，得到社會的敬重。這兩件事都應該真實記錄下來的，它是歷史的一面鏡子，也可以說是一宗寶貴的社會檔案，它在告誡人們，永遠不能忘記過去，只有記取既往的教訓，才能把握好未來。

我寫過一組文章，裡面有一章是寫陳炳南江秋雲這一對患難夫妻，雙雙在反右罹難後悲慘遭遇的，那篇短文我也是含着淚寫的，我自詡我們相處四十餘年，我對他們是了解的，那篇文章記述他們的種種苦難，已經夠怵目驚心的了。但是，當我讀完這滿紙血淚的真實文字之後，我更震驚了，很多時候被淚水模糊了視線，幾至不忍卒讀。是的，陳炳南江秋雲這一對患難夫妻，所謂的右派一案夠冤夠冤的了，但是比起那些來自最底層的文盲半文盲所謂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很多人可是什麼話也未說過，甚至不知道整風反右是怎麼回事。你陳炳南畢竟還向地委書記這樣的大人物提了意見，提意見就是反黨就是右派，雖說這話不合黨章也不合憲法，但合“反右法”，合“陽謀法”，中陽謀圈套的又不是你一家子，你們一家子的苦難是夠深重的了，不過比起那些在運動中身陷囹圄，在勞教勞改農場被摧殘半生，乃至拋骨荒郊的人，還算是活了下來。有什麼辦法呢，既然你是所謂的公家人，端公家碗，就得受公家管，公家最大的頭兒決定要搞運動，還玩了個陽謀法，你能躲得掉嗎？左想想右想想前想想後想想吧，從那“搶救失足者”一直想到“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你就什麼都能想得通了，就算你一時想不通，不是還有個國寶叫“阿Q精神勝利法”嘛，你也阿Q一回吧。

我這麼說決沒有寬恕那些在漂亮言詞掩飾下，實際上是造成無數家庭家破人亡，患國殃民的各種政治運動，更不會寬恕那些靠運動起家，發運動財的政治暴發戶，他們是漫漫幾十年不正常政治生活的淵藪，他們挾運動之威殘害他人謀一己之利，幾十年過的風風光光就給社會做出了一個個惡榜樣，改變了正常理性思維的價值取向和人生奮鬥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當前貪污盛行腐敗成風的源頭之一，為了國家的進步，老百姓能平安過日子，有必要對這些人作持久的揭露，使他們和他們極端損人利己的價值觀不再毒害這個社會。不過這樣的話題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暫放一邊吧。

以下重點還是說一說陳炳南江秋雲夫妻罹難後，雙方家庭遭受到什麼樣的苦難，這是我讀了陳炳南的大著《悲憶錄》之後最受震撼之處，因為雙方家庭都是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本來他們應該是新社會的最早受惠者，即使生活一時還未得到很多改善，他們也從無怨言，依然胼手胝足日夜辛勞着，他們幾十年憑着自己誠實的勞動過着簡樸的生活，也為子女做出好榜樣，子女們也學着先輩的樣子，勤勤懇懇工作，清清白白做人，決不做任何傷害國家傷害集體和傷害他人的事。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千千萬萬，雖說普通卻是一個國家穩定的基石，任何一項政策一項政府行為對這樣極普通家庭是利是害，應該是該項政策和行為的試金石，什麼叫為人民服務，人民在哪裡，離開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所謂服務豈非是騙人的空話。同樣的道理，一場運動對他們那樣的家庭是福是禍，也是驗證運動是非最可靠的標準。

那麼那場所謂的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的反右派，究竟給這兩個普通勞動者的家庭帶來了什麼呢？請讀讀陳炳南這部用血淚寫成的著作《夢醒錄》吧！我真的不忍心複述了，那景象太悲慘，感情太沉重，是真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陳炳南家祖祖輩輩務農，宣城山區山坡地土地貧瘠，加上時局動亂民不聊生，祖父一輩開始學會了補傘制傘手藝，父母邊種田邊修傘，更勞累了，但生活也多少有了點改善。以後兒子參加了工作，雖說工資不高，對家庭沒有多少貼補，但聽說兒子工作很出色，全家人都高興。父親由於工作認真為人正直，還入了黨，當上了監事會主席，比起解放前的日子，要好了很多。全家人從心眼裡都感謝共產黨，他們自己和所有熟悉他們家的人，都不會相信，一場政治運動的災難會突然降臨到這樣善良忠厚人家的頭上，而且很快使這個本來對新社會無限熱愛的也與世無爭的家庭一下子就墜入了無底深淵，五位老人都慘死在60年大饑饉之中，而且都被拋屍荒野，任狗啃狼拖，白骨也無人收！這些善良的農民，究竟犯下了什麼滔天大罪，弄得死無葬身之地呢？陳炳南父母慘死時都才四十幾歲，他這樣描述母親的死：“我從那家改造右派的農場趕回來見母親最後一面時，見母親全身腫的完全變了形，像個水菩薩，頭往左偏，整個上身就往左倒，頭往右偏，人就往右倒，眼睛腫的不見縫，鼻子腫的不見孔，連聲音都變了……這時我就跪在母親身邊，扒在母親身上，從頭摸到腳，連聲喊媽媽，別的什麼也說不出來，沒有悲泣，只有全身顫抖，媽媽那水袋似的巨手，也是從頭上摸到我的腳下，媽媽一邊摸一邊以粗啞的噪子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媽以為今生再也見不到你了……” 。陳炳南明知母親活不了幾天了，但場規不敢違，不得不在作一番盡力安排之後按時回場了，他知道這一別是生離也是死別，果然幾天之後，他母親趁妹妹不在家，坐在大澡盆里，用縫被子的大長針在自己身上戳了幾百針，放了半澡盆水，水流盡了，人也輕鬆了，她也悄悄的離開了人間，年僅48歲。人孰無父母兄弟姐妹，一個人如果一時蒙冤受屈，身處逆境，那已經是一個重大打擊了，再要連累到父母及家人，逼得他們悲慘地死去，可以想見陳炳南的悲哀會是怎樣的刻骨銘心，所謂大悲無言，他還能說什麼呢？但是在爾後漫長的歲月里，他能有一時一刻忘掉父母的慘死嗎？！陳炳南江秋雲所有親屬都受到株連，大妹妹被逼得精神失常，二妹妹曾被騙嫁給一個大她三十多歲的男人，小妹妹未進過一天學校。人們不竟要問，陳炳南夫妻究竟犯了什麼彌天大罪，遭到這幾近滅門的大禍呢？我要告訴你他僅僅是提了一條正確的意見，說了幾句不是錯話的錯話，你一定會疑慮重重，那麼請你讀讀這本血和淚的真實紀錄吧！當你讀完它後，再掩卷深思時，你還會相信反右只是錯劃了幾個知識分子，不是群眾性的災難嗎？！

陳炳南是條硬漢，天大的苦難壓下來，一個人頂着，牙齒打碎了往自己肚裡吞，任何時候都按自己固有的信念，邁開堅實的腳步一步一步往前走。是的，即使在他冤案獲得改正之後，虛假浮誇之風遠沒有絕跡，可以說一直在神州大地肆虐，陳炳南想踏踏實實給老百姓辦點事，一直步屢維艱，儘管如此，他一天也未妥協過，一直在為社會走向公正化理性化而不懈努力，陳炳南也許是位理想主義者，在彌散着虛假的空氣里只能到處碰壁，辦不成他認為他應該能辦成的事，最後他只能扛着理性的長槍，往浮飾的虛妄處刺上一刺……

我再次聲明，為此書作序，實不敢當，只是談了一點讀後感，隨附宏篇，一起請各方批評指正。

2001年11月17日於廣州

三、張景影憂鬱而終

張景影和我都是一所改造右派農場裡最年輕的右派。1958年補劃右派時，都剛21歲。21年後，1979年一起獲得改正。當時他說：冤枉當了21年右派，不想別的補償，我只想再活21年，那也可以見見下個世紀是什麼樣子了。那年他四十歲多一點，這該不是奢求，也不過說說而已，反映一點無可奈何的意緒。

可惜他這一點基本願望也未能實現。1996年他病死了，可以說是憂鬱而終。

他要是活到現在，也就是個普通的退休幹部吧，和千千萬萬個退休者一樣。

也許他可以是一個有些建樹的人。

劃張景影右派是一場殘酷的兒戲。他生長在徽州農村，那是個學風很盛的地方。他自幼酷愛讀書，可惜家境貧寒，初中未讀完就輟學了，到地委機關當一名打字員。他平日話不多，一個人住在三平米的小閣樓上，沒事很少下樓，機關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個小小的打字員。突然有一天小張在全地委機關出名了。原來這一年（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在安徽省招收五名學員，公開報考。這可是名校名系啊，出來就是新華社等中央機關的大記者了，那可是無冕之王呀！機關里很多年輕人圍着這張報紙議論不休，都在嘆息數字太少，幾千萬人口的大省才五名！要不然……突然一個人們不能接受也未能想到的事實發生了，二十歲只有初中二年級學歷的小小打字員張景影以同等學歷身分報名了。這下機關里可熱鬧了，說啥的都有，無外乎冷嘲熱諷，什麼不自量力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之類的。見到小張免不了挖苦幾句什麼大記者下凡有何公幹之類的。人們就這個德性，他得不到的東西你也別想得到。張景影對這些都一笑置之，工作之餘躲在那蒸籠似的小閣樓上揮汗如雨徹夜苦讀。終於天道酬勤，他考取了，而且高居全省第二名。這下子冷嘲的熱諷的人一齊啞口了。小張本來就內向，接到通知書儘管內心很激動，表面仍很平靜，再說還有一個多月大學就要開學了，要做的事很多，根本顧不上別人的議論了。這時他已經是中共預備黨員了，燦爛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二十歲的孩子有點躊躇滿志了。

誰想到天有不測風雲，政治氣候更是說變就變。大鳴大放開始了，本來他一個打字員，只能算勤雜人員，完全可以不參加這樣的會議。要不是他懷裡揣着一張名牌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平常的時候這種關繫到所謂國家大事的會議，他是沒資格與會的，更沒資格發言了，發言了也是人微言輕沒人聽。現在不同了，即將是名牌大學大學生了，要遠走高飛了，還能不發表一番高論，讓人們領略一下未來名人的風采。張景影也許是經受不住好事者的竄掇，也許是每個人都可能有的一點表現欲，也可能他感到機關確實存在着許多有待改進的問題，他鳴放了，而且真的要展現一下自己的文學才華：他直接批評地委書記和行署專員們，說我們的書記是舞台書記，我們的專員是劇場專員。那意思是說書記專員們有官僚主義，平日見不到，只有到舞台劇場做報告時才能見到，僅此而已。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平日作個玩笑開一下也沒什麼嘛。領導不是人民的公僕嗎，主人開僕人一句玩笑有什麼了不起，不順耳了，觸犯了龍顏了？對！就是犯了龍顏！冒犯了最高領導了嗎？不！小民們哪有這個膽量！想也未想過的事。那龍顏是什麼？就是頂頭上司！在曾希聖的王國里，頂頭上司就有不可冒犯之龍威。因為反右時曾希聖在中央關於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之外，另加了兩條：一條是反對所謂農業“三改”，一條就是反對本單位領導。可以想見各單位大大小小頭兒有了反單位領導就是右派這柄上方寶劍，機關政治生活會出現什麼樣的政治局面，還需細說嗎。有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說安徽青年右派占全國之冠，不會是空穴來風。

書歸正傳，再說說那個倒霉蛋張景影就因為這屁大的事，把錦繡前程給毀了。劃了個極右，只發月生活費13元，下放農場勞動改造。劃他右派的地委楊書記，那年已有四十大幾了，孩子可能也和小張差不多歲數吧。如果是你的孩子出現這樣的事，你能不教而誅，一巴掌把他打死？孔老夫子還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哩，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的襟懷還不如幾千年前的封建時代？到農場後我們才知道，這位楊書記果然是心狠手辣，僅我們那一個農場就關過近1500名非知識群體的右派，皖南地區這樣的農場還有多處，都是楊書記的戰利品。楊書記政績斐然，不久就升到省里做官去了。

到農場後我們很快就相識了，惺惺相惜嘛。認識小張有點傳奇性：一次總場集會，我在一個角落裡看到一個小青年手上握着一本舊書，讀得正起勁，我上前一看他正讀着唐·吉訶德戰風車那一段，怪不得這麼全神貫注旁若無人哩。憑直覺我上前一拍他的肩膀，說你是張景影！他抬頭看看我說，你是右派醫生茆家升！就這樣我們結識了。從此我們幾乎是朝夕相處，直到文革前。

在農場時我們共同經歷了無休止的批判訓斥，繁重的體力勞動，特別是大限臨頭似的大饑饉。說是少年識盡了愁滋味一點也不過分的。我們都是涸轍之鮒，只能相濡以沫了。那時雖說他在生產隊我在衛生所，依然經常在一起。一是想方設法弄吃的，再就是說一些讀書的事了。那時我們都只有二十郎當歲，還未到心死的時候，總對未來還有些幻想，也算是相互支撐相互鼓勵吧，總比一個人向隅而泣好。在那種非常時期有這種友誼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我們也十分珍惜它。記得他只給我一個人看了他試寫的部分小說初稿，看得出他有很好的文學悟性和對事物的觀察能力，駕馭文字的功力也很強。最難得的是他心靈深處有一股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燒，總盼望着有一天……

這一天也曾海市唇樓一樣出現過，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極左思潮有一點收斂。農場解散了，我和小張等人回到了蕪湖。一度我和小張同住一個小閣樓上，真正是耳鬢廝磨了。那是我們陷入反右泥淖，吃盡千辛萬苦之後，難得的一段平靜時期。那時正忙着兩件大事：一是對我們反右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有什麼好甄別的呢，不就是那麼幾句聽起來不順耳的話嗎，四年勞役九死一生，還不夠嗎？所以農場回來的人，幾乎都很快的做出了平反結論，只等批覆了。第二件大事是時不我待，儘快把荒廢了的學業補上來，工作之餘小張和我及其他幾位摘帽右派，奮發努力，考上了安徽師範大學夜大學中文系，一切從頭開始。從此我們又多了一層同學之誼，相互切磋相互砥礪，二十多歲的老童生也像莘莘學子一樣孜孜以求。小張又拿起了筆，記得他有一首寫採茶姑娘的詩，裡面有一句意象很美：“半個笑臉綠中藏”。我們戲稱他為綠中藏歌者。記得我曾寫過一首小詩贈他：“第一次相見/就成了知己。四年風高浪險/更親如兄弟。我飢腸轆轆/你搜出最後一粒米。你餓病奄奄/我弄來‘狀元紅’為你治病療飢。我們在窒息中呼喚清風/在混沌中等待朝暾升起。……‘黃河若不斷/白首常相憶’”。（所謂狀元紅乃民間對紅糖煮黃豆的暱稱）

政治風雲真是瞬息萬變。幻景很快成為泡影。最高指示下達了，右派平反戛然而止，我們再一次墜入深淵。

文化大革命風暴接踵而來，我們都在滔天巨浪里苦苦掙扎。本來張景影是我們這群難友里年齡最小的一位，因而一直受大家的呵護。這些生死與共的難友，也曾是他生命所依。天大的苦難壓下來，只要我們大家還能記住門口塘農場苦難的日子是怎樣熬過來的，依然相互支撐，我們還是能活下來的，那怕是苟延殘喘。我們還可以在這個很小很小自慰和互相慰藉的小天地里，一齊廝守着等待海清河晏這一天。

再也未能想到在這樣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張景影首先叛離出去了。他夥同另一位姓方的難友，突然對一起患難與共的難友們發起攻擊。這在當時幾乎是爆炸性事件。那時我們這批農場回來的難友為數很多，分散在地直財貿系統各單位，因為素質好能力強，又想表現一番爭取解決歷史問題，所以在各單位大都受重用。要不是張方二人跳出來自相戕害，是可以平安過一段日子的。這下子好了，各單位都有活靶子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張方這麼一跳，也正中運動領導者下懷，推波助瀾，鬥爭之火越燒越旺。既保住了自己又取得了輝煌戰果。頭頭們笑了，向地委寫了一份總結報告，說了他們是如何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從而把他們—網打盡的。聽說地委正準備批轉這份報告向各地介紹經驗哩，可是運動又有了新部署，斗走資派了，我們這些人又被放到一邊去了。那份什麼報告也真是無聊透頂，什麼叫一網打盡？不是早已盡入彀中，什麼地富反壞右，我們不是全墜落到連盜賊都不如的境地了嗎，只為了那幾句所謂錯話，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多少人埋骨荒山了，還不夠嗎？再掃一遍又能掃出什麼新花樣？不就是反右時那些陳芝麻爛穀子嗎？要說這些人發過牢騷乃至要翻案，可說對了。受了這麼大冤曲，還不能背後發發牢騷嗎？要翻冤案的人，是對生活依然有信心的人，是對黨和政府還是無限信任的人，有什麼不好！

張方合謀在地直財貿系統演出這場鬧劇時，我已經調到地區醫院。乍一聽說是小張挑起這個事端，而且攻擊矛頭主要是我時，我心情極其複雜，長時期理不清那繁雜的思緒。這是怎麼啦？這就是那個早年受盡迫害的小張？就是那個勤學苦讀文學悟性很好的小張？就是那個與我朝夕相處我曾贈詩的小張？就是那個在困境中我們相互支撐依然壯心不已的小張？我茫然了，不知如何面對這嚴峻的事實。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反覆告誡自己，不問壓力多大，不問處境如何險惡，決不寫任何一位難友一張大字報，包括張方二人的。否則只能互相傷害和被人利用，也決保不了自己。當時急想知道的有兩件事，一是我們那一批難友們都咋樣了，二是我非常想知道小張為什麼要這樣做？有什麼背景，受什麼人唆使，僅僅因為保全自己嗎？因為當時人人自危，早已互不來往。不過不久這兩件事都搞清楚了，一是大難當頭，除了張方二人，大家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線，再沒人干那種蠢事。至於小張為何出此下策，確也是運動的犧牲品。原來早在他參加四清時，把一位難友的母親在運動中受到傷害的情況寫信告訴了這位難友，可是這位難友卻把這封信交給了她所在的單位領導。為此小張挨了批，算是立場問題，他已經害怕了。文革一開始他出差到合肥，看到省里正萬炮齊轟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可把他嚇壞了。他原想昧着良心孤注一擲保自己過關，未想到弄了個眾叛親離，被難友們遺棄的下場。

我得知這一事實之後，曾認真想過，承認運動可以扭曲人的靈魂，大限臨頭時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大有人在。可我們是已經經過了生與死考驗的呀，彼此應該是很了解的，再說我們不是已經落入社會最底層了嗎，還要互相踐踏，不是自尋絕路嗎？小張呀小張，你究竟是怎麼想的呢？你究竟是一時鬼迷心竅，還是本性如此，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小張從此再也不是我們這個難友圈子裡受呵護的小弟弟了。不過也沒人報復他，只是把他忘記了。他大概也覺得活的無趣，文革後期請求調回原籍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過他托人帶來的一斤黃山新茶，沒有信，只在包裹外有兩句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清香的黃山茶，我只喝出苦澀，別的無話可說。

張某1996年死於結核性胸膜炎，一種不該致死的疾病。也有人說他是憂鬱而終。臨終前他有一封長信給那位方某，方某給我們看了。他在信上說愧對大家，信上列了一長串的名字，第一個是我。我看信後心靈上還是受到重重一擊，面對他的傷逝我依然悲痛莫名，這一切究竟是誰之罪，誰殘害了他的青春，誰給他百般凌辱，誰摧毀了他本是一顆單純的心靈？

我經常在想，如果沒有反右派，張景影早已讀完人民大學新聞系，是一位資深的記者了，也許還是個有成就的作家。如果不經過文化大革命心靈摧殘這一幕，以他的文學悟性和刻苦追求精神，也許也加入了右派改正後的作家群體，如果……也許……

新的世紀已經來到了，這三個21年我算是活滿了，回首六十多年漫漫人生路，我想到些什麼呢？近日套用辛棄疾的《採桑子》填了一首詞，算是挽張景影也是自挽吧：

少年識盡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勞役度春秋。

而今何處訴秋心，天荒地老，恩怨皆忘，無詩無夢也無愁

2001年6月27日二稿

四、軟埋

陳衛華是我在農場裡見到的第一個死人， 應該說他不是直接餓死的，他是被雷電殛斃的。那幾天連日下雨不出工，難得的清閒。食堂根據＂忙時吃干，閒時吃稀″的最高指示， 那幾天的糊糊湯特別稀， 一個個餓得直叫， 都在想盡辦法填肚子。陳衛華賣掉最後一件可賣的床單，換來了幾斤小麥，用石片磨磨壓壓，就成了連麩搗，現在叫皇室麥片了。那晚他吃完最後一塊餅，一道強光閃過後，一聲炸雷，房屋在大雨中燒着了。他宿舍里8個人，就他一個人死了，我去搶救時，身上一點受傷的痕跡都沒有，只是心臟停止了跳動。死相安詳，和他平日一樣。

死後未見家屬來，也許未通知，是軟埋的。軟埋這個詞很不好，在我們家鄉，只有人人怨恨的潑皮無賴才軟埋。就是叫花子死了，也有人捐點錢，給他湊四塊板的。所謂軟埋，就是用幾張蘆席裹裹，挖個坑埋掉算了。陳衛華個大，蘆席裹不嚴，兩隻腳還在外面，大陳是一等壯漢，眨眼的功夫就沒了，大家心裡都很難過，背後都說不該軟埋的。

60年代大饑荒時，右派的難友們，靠場裡食堂每天幾兩稀糊是不行的，除了家裡有點接濟的人外，基本上靠“偷”自己種的山芋得以維生。那個叫楊家沖的作業區主任姓董，是個懂點道理的人，那裡的難友日子就好過一點；我們這個趙家崗的作業區主任姓趙，是個十分兇殘的人，心腸歹毒不算，手段也凶。他防人偷吃山芋有絕招，就是驗大便，他種田出身，內行，知道吃生山芋拉什麼樣屎，熟山芋、山芋糊又拉什麼樣屎。他每天到各個隊的廁所轉悠，看到拉的屎不對，能把全隊的人罵個狗血噴頭。難友們也有辦法，知道自己肚裡貨不對路時，就跑遠一點的地方拉，拉過後用腳踢幾腳土蓋上，像靈巧的波斯貓一樣。不過一定不能被發現了，因為吃家飯屙野屎的罪名更重，好在那時大便不太臭，不易發現。

姓趙的坑人最毒的絕招是抗旱，趙家崗全是山丘荒坡，三天不下雨就得抗旱。他備的水桶是特大的，我們稱過，兩桶水足足有152斤，一擔水從崗底水塘挑到崗頂上，常常要換三四個人，肩上換挑子，要體力還要技巧，一不小心不是摔壞了水桶就是閃了腰，兩件事都不得了，所以一般只敢舀半擔多一點的水，就那也有百八十斤。

常常是每天下午四五點鐘，難友們最累最餓的時候，姓趙的出場了，他可真是身先士卒，捋起褲腳到水塘里，他來舀水，一對大水桶，他雙手一按到底，肩膀一挺，滿滿蕩蕩的一擔水就起來了，他臂大腰圓，吃的飽睡得足，又只舀不挑，這時接第一擔水的人就苦了，要當他的面把一百伍十多斤的水挑起來，踩着滑溜溜的塘泥，一直挑到塘埂上，再不歇肩的傳給第二人，這活特重特危險，全作業區只有陳衛華和周策兩名壯漢能挑下來。

開始時大陳自恃力大，常常挑上塘埂後還多挑一段路，那挑第二肩的人就省力多了。有什麼打樁上房這類重活，也大都是他挑頭，所以人緣很好。

我那時雖然頭上也戴着右派帽子，但還在當醫生，先在總場衛生所，還是以醫生為主，以後說我太關照右派了，就第二次發配到趙家崗來了，醫務事不多，要經常參加勞動。如遇到大陳，對我總是很關照。他常說一個人在世上只能幹一樣事，讓你們當醫生的種田，不是活受罪嗎，我手腳勤一點，你一天的活就有了；還對我說你還年輕，千萬不能把身子拖垮了，日子還長着哩。能吃飽的時候，他總是笑呵呵的，覺得和在家幹活也差不多。

大陳對我說他本是個小學未讀完的農民，因為當地供銷社要在山裡設一個點，點上不通公路，全靠人挑，大陳個大力大，就被選中了。大陳說他這一生吃虧就吃在大肚漢上，定量不夠吃，路上餓了，就順手吃貨擔里的糕點，為此挨過幾次批鬥，他也未在意。以後點上通了公路，大陳成了多餘的人。本來再下放回家也沒事了，偏偏趕上反右派深入開展，每個單位都有了任務，供銷社的一位主任說，反正大陳留下來也沒用了，給他戴個右派帽子送走算了。大陳是工人，按政策工人是不能劃右派的，不過我們安徽省那位姓曾的頭兒搞左的一套特有辦法，另設了一個叫反社會主義的新帽子，就給大陳戴上了，還對他說這帽子和右派帽子同等待遇。大陳問我右派有什麼待遇？我笑着說有，有！批鬥、降級、開除、勞改，你要哪樣？大陳憨憨地笑了。

隨着勞動強度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姓趙的為了邀功請賞，謊報產量，隊裡生產的糧食幾乎全調走了。這正是60年底，這個作業區和全國一樣正忍受着大饑饉的煎熬，姓趙的又管得特別緊，日子一天天艱難起來，很多難友已患上了飢餓性浮腫。大陳食量大更難熬，他有時到我這間衛生站來，我們只能弄一點菜根菜葉填填肚子。我曾問他，反右派是反知識分子的，你一個農民出身的工人，搞到你頭上虧不虧冤不冤？他說什麼虧呀冤呀的，他本來就知道幹活吃飯，只要有活干有飯吃那怕是半飽也行，說着說着他低聲告訴我，你別看這裡這麼苦和累，比起他們家鄉來還要好些，他們家鄉無為縣農村已經餓死許多人了，像他這樣的大肚漢，要是在家鄉也許早就餓死了，不過這姓趙的也太狠了，他是種田好把式，他應該知道，今年這麼好的收成，怎會吃不飽呢？山芋好藏得很，又不像稻子不能見潮氣，多挖幾個洞，有多少山芋藏不了？現在才是冬天就沒糧食吃了，明年春荒咋辦？青黃不接時咋辦？人都餓得不能動了，誰給你幹活呢？

大陳這些話是40多年前對我說的，沒有一句空話，沒有一句大道理，是最樸實最簡單也是最深刻的真理。作為一個農民，他說的是最實際的事，這個簡單的道理可是任何人都懂得的常識。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台上的領導不敢直說呢？難道你們的烏紗帽，真的比千千萬萬百姓的生命更重要嗎？

大陳所說的農村情況是實情，60年非正常死亡，安徽是重中之重。據《戴厚英隨筆》一書披露的材料，安徽總共餓死了五百萬人，其中無為縣僅在冊的就餓死了二十四萬人，宣城縣餓死了十七萬人。聽說是小平同志和董老親自蹲點才揭開蓋子的。值得深思的是，當時兩個縣的縣委書記都被免了職，但過後不久無為縣那位姚書記當上了一家大造船廠的頭頭，宣城的田書記當上了一個地級市的副書記。

大陳擔心的事，正一步步向我們逼近，姓趙的越管越緊，口糧越來越少，難友們奄奄待斃。大陳開始賣東西換吃的，最後一件可賣的東西賣掉後，他死了。大陳是個樸實的人，本該朴樸實實而去的，未想到死的那麼驚天動地，那是我平生見到的最閃亮的一道閃電、聽到的最響的一聲炸雷，死後又被軟埋了，真是天道不公，地道也不公。

大陳死後不久，另一位叫周志艮的難友，只因為“偷”吃了地里的自己種的山芋，被姓趙的發現了，連日開全作業區大會批鬥，姓趙的對他拳打腳踢，小周當場就被斗死了。人都死了，姓趙的還補上一腳，還說他裝死。一個右派的死去，就像死了一隻螞蟻，從作業區到總場，沒有誰當一回事。

大陳小周先後慘死，姓趙的不但不收斂，而且變本加厲，拼命封鎖言論，不准議論。他在大會上惡聲惡氣地說，閒了你們就會說牢騷怪話，非叫你們一個個天天累得不能動了，看你們誰還敢再說怪話！

這時難友們真正的是惶惶不可終日了，多米諾骨牌第一張倒下了，第二張也倒下了，那下一張，下下一張會是誰？未想到那黑色的沉重的死亡多米諾骨牌緊接着就向我猛撲過來：又是一個急風暴雨之夜，又是一聲天崩地裂似的炸雷響聲之後，我臥室的後牆轟然一聲倒了，不是坍塌，而是整方牆向內直撲我的床，後窗的窗框正沿着我的帳門砸下來，一陣灰霧蒙頭蓋臉而來。當時我還算清醒，掀起帳子另一邊，飛快地跑到屋外大雨中去，就在我跑出的那一剎那間，後窗頂上那一排厚厚的干打壘土塊，嘩啦一聲砸下來了，把後窗的玻璃和窗框都砸的粉碎，我若不是跑得快，就正好砸在我的頭上身上，非死即殘，那我也要被軟埋了。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現在想想還十分後怕，人的生命是這麼的脆弱，眨眼的功夫就會死的，那年我才23歲啊！

驚魂甫定之後，我寫過一首小詩，哪裡能稱得上是詩，只是幾句大白話，但卻是我真實的心靈寫照，詩名就叫《死亡》：

死亡

死亡，就像從這一間房

搬到另一間房

這間房裡有太陽光

陽光太烈，禾苗枯了

150斤重水桶抗旱

一等的漢子腿肚也打顫

那間房裡沒有陽光

只有永久的冰冷和黑暗

我害怕這間房裡強烈的陽光

也害怕那間房裡的冰冷與黑暗

這間房裡有食堂

食堂里只有糊糊湯

一吸一道溝，一吹三條浪

喝一肚子還餓的慌

那間房裡沒有食堂

六面是泥土，身下是泥漿

我不要這間房裡的糊糊湯

也不要那間房裡的泥漿

這間房裡聲音太響

叮叮噹噹吵吵嚷嚷

批判會連着批鬥會

無處躲無處藏

那間房裡死一樣寂靜

只有蛐蛐兒低聲吟唱

我厭惡這間房裡吵吵嚷嚷

也不要那間房裡的蛐蛐低唱

這首小詩寫好後從未示人，那時要拿出來，就憑害怕陽光這一句，就要坐牢。四十多年過去了，寫詩的激情早已沒有了，就任它這樣吧。

我這一難逃過去了，那麼下一張多米諾骨牌又會砸向誰呢？天才的預言家也不會想到，死的第三個人竟會是姓趙的自己，儘管他不是在這個農場死的，猜想死的一定很慘。

當時全國形勢雖說都很嚴峻，具體到這個作業區，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繼續聽任姓趙的胡作非為，我們全作業區一百多口人還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大陳小周同樣下場，不過我們能搬得動他嗎？未想到畢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姓趙的胡作非為，終於也把自己送上了黃泉路。他不僅盤剝我們難友，大把大把貪污作業區的錢物，居然霸占民女，並迫害民女之夫，最後東窗事發，一付手銬銬走了他的升官發財夢。他和大陳一樣個大飯量大，聽說到勞改農場不久就餓死了，妻子改嫁了，孩子也送了人。

姓趙的被逮走後，來了個姓徐的主任，要開明一些，以後總的形勢也好轉了，直到農場解散。

反右鬥爭過去四十多年了，大陳小周姓趙的也死去四十多年了，比起55萬錯劃右派和60年大饑饉餓死的人，這幾位普通人的死，似乎不值得再談。但我總覺得這裡有些什麼值得思考的問題，需要分析探討一下。

大陳和姓趙的本來就是地道的農民，而且都是一等的農業好手，是真正強壯的莊稼漢，都才三十來歲正值盛年，本來應該在農業方面一顯身手的，他們怎麼會死於反右呢？那本來是與他們不搭界的事嘛 ，是一次偶然現象嗎，還有沒有什麼必然性？比如從本質上看，大陳樸實，姓趙的奸詐；大陳恪守本分，姓趙的想入非非，想升官發財——不過這種差別，人群中也比比皆是，不至於死於非命呀！

我看關鍵的問題是他們都錯了位，大陳錯在和右派享受同等待遇，不是他的事，他只是反右鬥爭深入持久必然會有的眾多犧牲品之一；姓趙的當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他沒有這個機會， 或者有了機會， 他能頭腦清醒一點， 或是能受到一些約束， 使他不能任意作惡， 那他總還不至於家破人亡吧！

2001年/8月/1日二稿於廣州

五、泣

什麼是知識分子？有過各種解釋，記得五十年代初有一種說法，說初中畢業就是知識分子了，以後又聽說那標準就太低了。權威的解釋應該是《辭海》。裡面有“知識分子”這一條目，條目很長，關鍵是前面幾句話：“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教師、醫生等.”這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就教師而言，學高為師，為人師表嘛，還不是正宗的知識分子！

但是，在我們那所改造右派的農場裡，我見到了不少初中程度以下的知識分子，是一批被錯劃右派的農村小學教師。這些人情況複雜，有一部分是正規中級師範畢業的；還有一部分是簡師畢業的，所謂簡師就是小學畢業讀三年，也就初中程度；還有為數不少是簡師速成班的，所謂速成班，就是小學畢業讀半年就上崗當教師，實際也就小學程度，這批人是為響應當時號召建立百萬人民教師而特設的，大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我接觸過一些偏遠地區來的速成教師，其文化程度也就剛脫盲而己。

這批人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呢？說來令人難以置信。

這幾種類型的小學教師，57年夏季都參加了教師暑期學習班，學整風反右文件，學習結束時要考試，有一道是非題是：有人說現在是“黨天下”，你認為對就劃（十）號，不對就劃（一）號。大部分人認為，說是共產黨天下還能不對嗎，就紛紛打了個（十）號，結果白紙黑字都成了儲安平爪牙，包括速成班在內的那一批人都速成了右派，而且是右派正規軍，不像某些基層人員，不夠右派資格，只能戴個什麼反社會主義分子雜牌軍的帽子.

這批人基本上是農家子弟，大都家境貧寒。絕大部分來自安徽無為縣，無為縣60年又是餓死人最多的縣之一，有資料統計在冊人員， 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4萬！所以他們是農場裡受苦難最重的一群人.，

本文要講述的一對小夫妻，便是其中的一員。他們都才二十出頭，男T，女Z。他們是什麼學歷，因答錯那道題被劃右派的，我未打聽過，因為這與他倆所受的苦難無關.

原先出於對他們的照顧，在一間大單身宿舍里，用蘆席隔出一小間不到3平米的小屋，給他倆住。外間還住着十幾名男右派，實際上是一個大家，誰也避不開誰，好在那時不是勞動就是開思想批判會，已談不上什麼男女私情。

60年大饑饉開始了，大家都在飢餓線上掙扎，各種找吃的辦法都想盡了，依然飢餓難忍，就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了。常常是在連日勞累，比如雙搶，體力極度消耗後，或是連日陰雨，食堂里的糊糊湯特稀的時候，或是到了月底飯票已經吃完之後，那時人們特別感到飢餓，個個都在想盡一切辦法填肚子。這時小屋裡那悲慘的故事就又開始了。

照例先是他倆關起門誰也不說一句話，要過了很久，還是男的先開口，聲音很低，但外間也能聽到，叫女的小Z去借飯票。借飯票！這不是天方夜譚嗎？誰不知道借飯票不就是借命嗎？誰會把飯票借給你！也有人肯借，誰？炊事員！不過男人借不到，非得女人去借，非得年輕一些，最好有點姿色的年輕的女人去借。小Z終日勞累，蓬頭垢面，那裡還談得上姿色二字，不過總還是年輕女人。小Z清楚地知道叫她去借飯票意味着什麼，一聽這話就只是哭，那是一種極悲痛的哭泣，幾乎哭不出聲，只聽到一陣陣痛心的哽咽.這時全大屋的人都屏聲斂息，他們決不是要刺探別人的隱私，更不是恥笑他們夫妻。他們大都是來自同一區鄉的教師和基層人員，都是患難與共的難友，誰會笑話誰呀，只是物傷其類罷了。常常又是小Z哽咽了一陣之後，只聽到“啪啪”地幾聲輕響，大家知道那是小T在打自己的耳光，這時就會聽到小Z低聲哽咽地說了聲，我去，就再沒有聲音了。又要過很長時間，那間小屋的門開了，小Z像一個幽靈一樣的溜了出去，這時大家會全都背向着她，怕她難堪.又要過很長時間，小Z又像幽靈一樣溜了回來，同樣沒有一個人看着她，更不會有人問她一聲。接下來便會聽到小屋裡有低低的吃東西的聲音，這時大家儘管是飢腸轆轆了，但沒有人會恥笑他們，也不會妒忌他們，更多的只是同情與悲傷.他們可以想象得出，這是和着淚在下咽啊，一齊咽下的還有尊嚴人格人性與羞恥。

這以後很多天，這一對小夫妻都低着頭彎着腰默默做事，不和任何人搭話，全屋的人全隊的人也沒有一個會冷笑他們羞辱他們。大家只希望這種傷心事不再重演。

但是，過不了多久，這種乞求、沉默、哽咽、哭泣、自責、像幽靈一樣的溜出溜進的事，又會重演。每演一次，大家跟着一起傷心。時間久了，這悲痛的事就漸漸地傳開了。我乍聽說這件事，首先是徹骨地悲哀，一個人的尊嚴，一個女子的貞潔，一個家庭的榮譽，竟只值幾兩飯票。我忽然想起了元曲里的兩句話：“先為天下憂，後為天下羞″。我們能不能認為這對普通小家庭蒙受的羞恥與屈辱，是那個時代的羞恥與屈辱！同時我也對那班以飯票辱人的無恥炊事員無比憤恨。這批傢伙我都認識，尤其是那個叫劉麻子的炊事班長，那張麻臉整天喝的醉醺醺的，滿嘴髒話。這批人都帶有家屬，平日短斤少兩，盤剝我們難友。當時難友之間流傳一句話：“這也怕，那也怕，最怕炊事員斗瓢把.”就是這些醜類，不僅吸我們的血，還摧殘我們的人性，侮辱我們的人格。或許天大的苦難和餓死比，都是小事，所謂衣食足，才知榮辱。為了活命，迫使貴為人師的人，走上這恥辱之路。

那對小夫妻我只是遠遠地看過他們幾眼，不忍上前和他們對視，怕的是傷害了他們。實際上我是一直等待他們上我們這個小診所來看病的，因為那時我們診所里還控制了一點點治病的糧食.當時農場難友大批人得了飢餓性浮腫，有人已經餓死了！地區領導也怕人餓死多了不好交待，問到我們衛生所幾位醫生，經我們醫生的極力爭取，上面撥下了一點紅糖與黃豆，因為食堂炊事員太壞了，大家一致要求由我們幾位都是單身的醫生煎煮。然後憑我們的病假證明，每位病人每天從我們手裡領取三兩這種民間稱之為“狀元紅”的食品。這批“狀元紅”真是天物，多數浮腫病人都從我們手裡領過，也確實挽救了不少頻臨死亡的難友。我每天都在等這一對小夫妻，可惜直到這批食品發完，也未見他倆來領過。當然這麼點點食品，也不能根本解決他們的困難，但起碼總可以使他們暫時脫離恥辱之海吧，為什麼他們不來呢，是不願意和難友分爭嗎？還是有別的隱衷，至今我也未想通，但他們的悲慘經歷使我永世難忘，使我的靈魂總也不得安寧！

本來我不該重述他們悲慘往事的，怕的是他們受到再一次的傷害。但它畢竟真實存在過，重述它為的是這樣的事爾後永遠不再發生，不要再使那些無辜的人受到傷害.

2001年8月4日二稿

六、寬容

“咚！咚！”有人敲門， 開門一看是章護士長。奇怪的是拎了一籃子雞蛋。怎麼？護士長給我送雞蛋啦， 肯定不是好事！這位胖大姐我可惹不起， 大姐快人快語， 敢做敢當， 一如乃母。乃母57年錯劃右派， 受難二十餘年， 剛改正就逝世了。可乃女一點也不接受乃母教訓， 還是一張利嘴， 又專打抱不平包攬百事。這不， 又為誰當說客了， 我們一個科室呆了幾十年， 又多着1957年那層關係， 找我辦事還得送雞蛋嗎？再說這送雞送蛋的事也早過時了， 現在行情可不是這個。我啥也未說， 直盯着那籃雞蛋發笑。她覺察了， 哈哈一笑道， 你想的美！還未到我給你送東西的時候， 走走， 到老呂家跑一趟， 叫他寬容一點， 抬抬手算了， 一個快成家的孩子， 已經關了好幾天了， 還想怎麼樣， 積點陰德吧！

這事全院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 呂公與那位姓傅的，57年結下的冤讎， 不巧分房子又分到一起， 還能有好事。幾天前呂公與傅公子在樓梯口頂撞幾句， 傅公子不知有意還是無意， 手一推呂公栽倒了。這事說小就小， 未傷筋動骨， 罵他幾句就可以了；說大也真有點事， 呂公可是38式老幹部了， 烈士遺孤，8歲就穿軍裝， 抗美援朝又丟了半個肺，57年被錯劃右派（劃右派時怎麼不想到這硬梆梆的革命經歷，62年拒絕給他平反時， 又怎麼不想到這些）， 文革時又被造反派在頭上砸了一棍子， 腦挫傷在床上躺了三年， 一身是病， 他要是往病床一躺， 冤家對頭老傅一家可有好戲看了。這不， 他一個電話， 傅公子就被治安拘留了， 又聽說呂公要起訴了，那迫害老幹部的罪名可不輕， 這下子可真的要冤冤相報了。傅家首先想到的是找人疏通， 找誰呢？他未想到他一家在醫院裡工作幾十年， 到需要找人時， 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

說來話長， 這家醫院別看就四、五百人，57年就抓了近四十名右派， 還不算未戴帽子的所謂中右和受過批判的， 遠遠的超過了老人家制定5%的指標。醫院老人之間不是整人的， 就是挨整的， 相互之間積怨很深。所以醫院裡有個怪現象， 有很長時間， 他們的子女很少有通婚的， 不僅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之間， 即使是同類人之間， 也鮮有能推心置腹的， 相互防備太深。你們說姓傅的這時能找誰呢？醫院裡為這點小事鬧得沸沸揚揚， 正是幾十年積怨的一次小小暴發。

事情的最後轉機， 還是在傅公子身上， 這小伙子別看是傅家的， 為人還算仗義， 不像乃父， 人緣不錯， 又臨近婚期， 所以章護士長為他奔忙。

我決定出面周旋， 不為老傅也不為小傅， 我總感到這事太荒唐， 把那場給共和國背上沉重包袱的政治運動庸俗化了， （儘管這場運動起碼在基層本來就庸俗化了，成了某些領導幹部整人的一次機會與藉口。）反右運動已經過去四十年了， 難道上輩的仇恨與怨懟， 還得遺傳下去嗎？那麼冤冤相報， 何時能了呢？我雖然也榮忝右派之末，但不在這裡打的， 和誰也沒有恩怨，和呂公更是40多年前在一家大醫院進修時就相識了， 他幾次病危我都在場， 和他家阿洪大姐也很熟， 我不想為一個小孩子的事， 影響呂公一家的形象。

＂走！我去試試吧， 老呂怎可能和一個小孩子過不去呢？這不給人看笑話嗎？不過這雞蛋就不要帶了吧， 這不小看人嗎！″

＂帶着！帶着！″又低聲對我說：＂籃子底還有個小紅包， 是一點心意， 千萬請他寬容寬容， 放小傅一把！″

＂就不知道呂公給不給我面子了？″

果然， 我一敲門呂公就發話了：“老M就你嘴巴大些會說話，走走走，你們把我老呂看成什麼人了。”話雖這麼說，門還是開了，是阿洪大姐開的，呂公躲在房裡不出來，阿洪大姐和我嘮叨：

“別聽外人瞎說，老呂是那種人嗎，老子是老子的事，兒子是兒子的事，老呂都是快散架的人了，經得起他一推嗎，給他治安拘留是依法行事，誰說要算舊賬的，算舊賬！他家能賠償得起嗎！”說到這裡阿洪大姐眼紅了。

“洪大姐別說了，你們家的事大家都清楚，這幾十年我們大家都難過，這不，總算熬出頭了……″

＂大家清楚？清楚什麼？老M， 別看我們這麼熟， 有一件事我連你也未告訴， 老呂文革那年要是一棍子被打死了， 我打算到死也不開口的。這事說起來傷心不算， 也丟人。再說姓傅的也太狠心了， 還說要我們家寬容， 真是良心給狗吃了！″

＂洪大姐，能不說就不說吧， 這幾十年， 我們這些難友，誰沒有一肚子苦水啊！″

“不！不！既然醫院裡議論紛紛了，有些話我就得說說清楚。一場運動來了，就說反右派吧，我們醫院全搞錯了，全國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搞錯了，但怎麼給反右下最後的結論，那是黨和政府的事。我家老呂革命幾十年了，經過了多少運動，怎麼可能計較個人恩怨？如果一定要說個人的責任，拿我們醫院來說，主要還是姓鮑的姓史的姓許的姓黃的作的孽，他姓傅的不過是個小夥計，而且也未撈到多少油水，但是，老呂和我們全家卻都栽在他手裡了！

“你是知道的，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安徽曾經搞過一陣子給右派甄別平反。老呂有什麼事呢，不就那麼兩句話嘛，一是他說了四害沒有國界，這是事實嘛。再就是姓傅的檢舉的， 說我家老呂說了， 說中央也有派系， 其實這話也沒錯， 毛主席不也說了黨內有黨黨外有派嘛， 老呂那位烈士父親的戰友， 都是高幹， 平日對老呂很好， 常常來看望這位遺孤， 也許閒聊過什麼， 老呂也不過是道聽途說， 閒聊聊而己， 又未寫過什麼文章， 也未在會上發過言， 那有什麼錯呢！開始我們對平反信心十足。我那時正懷小二子， 本來不想要的， 老呂說， 留着吧， 可能這孩子會給我們家庭帶來轉機。果然不久有消息說， 老呂問題已經通過了， 通知會很快到醫院的， 那個高興勁喲， 真是無法形容， 一家子當了那麼多年賤民， 一下子和大家一樣了， 能不高興嗎。我真想在毛主席像前燒炷香。老呂說不， 我們共產黨人不迷信， 只相信實事求是這句話，真金不怕火來煉的

“誰知道晴空一聲霹靂，事情搞錯了， 獲准平反的是另一位同名同姓的呂公（此人也是我們門口塘的難友）， 我家老呂未通過。聽說關鍵就是什麼中央也有派系的那句話，只要檢舉人寫個證明材料，那怕是含糊其詞也行，事情還有轉機。老呂為了自己的政治命運， 為了家庭， 特別是我懷中即將出生的孩子， 他硬着頭皮， 趁天黑敲開了老傅家的門，怎麼說呢， 其實這時老傅已經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老呂一個革命幾十年了的漢子， 一個受到很多病人尊敬的外科醫生， 一個領導這家醫院艱難前進的副院長， 當着老傅的面，玉山傾倒，卟咚一聲跪在老傅面前，同時低下了他本來高貴的頭顱……″

說到這裡阿洪大姐已經是泣不成聲了， 我的靈魂也受到了猛烈的一擊， 只感到胸口作悶，一時不知道如何安慰阿洪大姐才好，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男兒有淚還不輕彈呢， 豈能屈膝於人， 一個人不是到了絕路， 怎會出此下策！

“快別說了， 快別說了！這些事畢竟都過去了， 我們總算熬過來了……”

“為什麼不讓我說？只想聽好聽的， 不敢面對現實了！我說的可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你猜那姓傅的怎麼樣了？老呂都跪下了， 他居然不伸手拉一下， 別說說幾句客氣話了， 竟然頭一掉就走了， 證明材料當然未寫， 老呂又多戴了17年帽子。我那小二子生下來就送給了人， 一是養不起， 二是不想叫他也當黑五類， 一輩子受人欺侮。老呂那年被造反派一棍子砸癱了， 許多人都來看過他， 包括那些整過他的人， 我都一個個表示感謝， 可是姓傅的依然和我們作對到底。他還好意思說什麼寬容， 什麼抬抬手！’’

＂…… ……”我無言以對， 一時不知怎麼說是好， 一個醫院共事幾十年的人， 為什麼會生出這麼大仇恨， 只是名利之爭嗎， 也不盡然， 兩人又不在一個科室， 交往不多， 談不上什麼恩怨。老傅一輩子也只是個普通業務人員， 連個副科長也未當過， 業務水平還可以， 其他個人品質也還說得過去， 那他為何要對老呂趕盡殺絕呢， 真是永遠也說不清的事。

阿洪大姐見我愣在那裡， 臉色平和地對我說：＂這些事說過也就算了， 這種日子應該是一去不復返了吧！老呂這幾天很煩， 小傅本來要拘留14天的， 聽說他要辦婚事了， 剛才打電話到看守所， 叫他們放掉算了。外人也太看輕老呂了， 他會和一個小孩子過不去嗎？″說着他看了看地上那籃子雞蛋， 對我說：＂這些雞蛋是金子做的我也不能收， 那樣別的不說， 我能對得起我那送走的小二子嗎？″

2001年5月3日於廣州

七、簫聲咽──懷念丁祖傑醫生

1963年夏季的一個早晨，在蕪湖長江邊，我送走了5年來與我朝夕與共的難友丁祖傑醫生。望着渡船遠遠地離去，我在心裡說：江護士長，我總算把你苦命的丈夫給你送回來了，從此你們又可以闔家團聚，開始新的生活了。丁醫生又可以拿起他心愛的手術刀，當他名重一方的外科醫生了。

那一年丁醫生28歲、正是一個外科醫生的黃金歲月。雖說我們還是待罪之身，畢竟已經摘掉了右派帽子，從事的是醫生職業。丁醫生又一貫寡言少語，應該說過幾年平安日子是沒問題的。怎能想到江邊揮手一為別，此別茫茫竟成永訣。

記得回到人去聲杳的宿舍，看到他贈我的那支名貴的玉屏簫還掛在牆上，回憶五年來我們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感慨萬端。我雖不解宮商，但那支簫音質特好，信口吹來，那舒緩清朗的曲調即在室內迴蕩。睹物思人，我經常懷念隔江的兄長與難友。

分別後只收到過他一封信，是他在一家大醫院進修時寫來的。他說醫學雖然廣博，但一個人只要在自己專業里認真讀一年書，則可以掌握這個專業的要領了。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說明他這一年是讀了很多書的。

以後有友人過江來說，丁醫生現在名聲比反右之前更響了。每天不知有多少病人找他，手術一台接一台，忙的不得了。真是大名鼎鼎，成一方救星了。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縣以下醫院是認人的，不像大城市主要是認醫院。何況無為縣又是百萬人口大縣，又交通閉塞，出個好醫生真是一方福音。但是高興之餘、我又忐忑不安。為什麼要大名鼎鼎呢？未聽說過“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句話嗎？57年不就是因為這個遭的難嗎？為何要重蹈復轍呢？我知道這也不是你願意的，只是你誠實工作，成功的事業得來的回報。但這種回報可能就是災難。是福是禍只能由時代決定了。一個正常的年代，是應該養育呵護獎賞一切有才能人的。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鋪天蓋地的來了。越是閉塞落後的地方，傷害越重。在一個暴風雨之夜，那支掛在牆上的玉屏簫，突然在狂風中發出嗚嗚之聲，極其哀傷。我立刻猜想到簫的主人丁醫生可能出事了。我是當醫生的，不迷信。但是患了多年運動恐懼症，遇事總要往壞處想。這次又不幸猜中了。

果然，幾天后傳來噩耗，丁醫生文革中首當其難，經歷了多次慘無人道的殘酷批鬥之後，不堪凌辱自殺身亡了。丟下了當時只有30歲，以後撫孤成長，艱苦備嘗的伴侶，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

我那時雖也惶惶不可終日，不知哪一天，會被拉出去斗個七死八活。還是在一個更深人靜的夜晚，取出我倆的合照，下面放着那支玉屏簫，再往地上灑下三杯薄酒，以示悼念。然後拿起那支簫反覆吹奏一支哀傷的曲調。簫聲嗚咽，我心在哭泣，為摯友哭泣，為自己也為其他難友哭泣。

痛定之餘、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要是我不反對他和那個女人結合，不催促他復婚，不動員他回到原先的縣醫院去，他能不能逃過一死？

丁醫生和我是同學，他高我一屆。在校成績都很好。到農場後未勞動幾天就抽調到場衛生所當醫生了。從此我們就在一起了。迄今我已經在大大小小的醫院當了45年醫生，可以說丁祖傑是我見過的最好外科醫生之一。我常在想當醫生很像寫文章，秉賦是第一位的。像丁祖傑這樣，有壯實的身體，聰明的頭腦，敏捷的反應能力，和對事業的執著的追求，稍一接觸就知道是個難得的外科人材。這樣的醫生在各地都是名重一時的，現在更都是先富起來的一群人。可惜丁祖傑生不逢時，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未爭取到，剛過30歲就死於非命。

我對丁醫生的進一步的了解，是從兩件事開始的。

一次我診視一個2歲的小女孩，連續多日高燒，全身皮疹，很容易使人想到麻疹的診斷。可是多方醫療，皆未見療效。丁醫生來看了，仔細一查，發現右上臂比左上臂略粗，外觀並無明顯變化。他馬上做出深部膿瘍致全身敗血症的診斷，並立即切開排膿，小女孩得救了。小兒突發性深部膿瘍，是個極少見的疾病，他能立刻做出明確診斷，並立即手術，表明了他基礎理論的紮實，和處理病人的敏捷與果斷。

值得一提的是，小女孩是個苦命的孩子。父母都被冤劃右派了，都只發給月生活費13元 ，決沒有條件去城市醫院就醫，再耽誤下去，就可能夭折了。小女孩現在是一位學有成就的旅美學者。

另一件事是關於我自己的。60年底我們已挨餓多日，某晚我有幸弄到不少山芋，已經吃得很飽了。難友戴兆貴妻子小鳳來看他了，蒸了一鍋咸鴨子糯米飯，拉我去共享。那時這真是天物，我忍不住又吃了一大碗。那可受了大罪了，肚子脹得像鼓一樣，時時有絞痛。坐不是，站不是，睡不是，走也不是，又口渴難忍。我也知道這時再飲水，會脹得更厲害。打止痛針緩解腸蠕動，更是飲鴆止渴。因為這時只有靠胃腸自身的蠕動，把食物排出體外，人才能活下來。話雖這麼說，可那脹、痛、渴都難忍受。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崩潰，我想我真的就這樣飫死了嗎？心裡十分悲傷。我能活下來，直到今天還無限地感激丁醫生。他一分鐘也未離開我，儘管他也知道那時我很危險，但裝着沒事一樣，和我東扯西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最難過時，他總鼓勵我，說挺一挺就過去了。我口渴難忍時、他遞上清茶，叫我潤潤口，少喝一點幫助腸蠕動，適時地拿開茶杯，怕我控制不住多喝了誤事。我最悲觀時，他雖不善言辭，也要找出幾個蹩腳的笑話，來逗我開心。使我感到有這麼好的人，就在你身邊，你沒有理由不堅強地活下去。那一夜我不能睡不要說了，丁醫生豈只是一夜未合眼，而是費盡心事幫我渡過難關。在這之前除了我父母家人，再沒有一個人像丁醫生這樣對我悉心的關照了。從此我們就成了莫逆之交。所以後來丁醫生慘遭迫害，盛年早夭，我怎能不極度悲憤刻骨銘心。

丁醫生平日少言寡語。一是性格使然，再就是受到了極重的傷害，以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醫療以外的事從不發言。我們難友之間有個默契，就是相互之間，從不問“案”情。說到“案”一字，至今也令人喪氣。我們都是良民百姓，從未觸動任何國家法律，也未和公、檢、法打過交道，為什麼會有“案”在身呢？所以丁醫生究竟為什麼劃右派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只聽說他是縣醫院的第一把刀，名聲大了，就成了惹禍根苗。

他受的傷害很重，我知道一些。父母早亡，妻子離婚了，兩個剛會走路的孩子，都歸妻子了，一個13歲的弟弟流離失所。他是個堅強的人，從不在人前說自己的事。再說誰沒有一肚子苦水呢？越說只會越喪氣，先過好眼前日子最要緊。

那個女人正是這個時候來到丁醫生身邊的。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女人，但她首先是一位難友，一個女右派。身世也很慘，結了一次婚，丈夫不知因為什麼死了，身邊帶着一個女兒，老家還有丈夫前妻留下的一個孩子。拿着極低的生活費，應該說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會更悽慘的。可是由於她的幹練，和其會計職業精於計算，以及人們猜測的其他原因，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們好過一些：有自己的單房、爐灶、和比別人多一點的食品。這就成為人們，尤其是女右派們議論的中心了。因為其他女右派們日子過得太苦太苦了。

說起農場女右派們受的苦難，真是一言難盡。右派苦難深，她們是最低層。這需要專章敘述的。我先說一件事，說說養豬場女右派們住的宿舍：先是一位姓黃的當場長，他住哪裡？他住在女右派大宿舍的中間！他房門外就是無遮無掩的十餘位女右派的床鋪。女人們想方便一下都避不開他。簡直拿女右派們不當人！以後一個叫陳殿邦的流氓當場長，做法更無恥下流！他在一排豬籠前蓋一間小房，給一個女右派住，然後每晚一個去凌辱這些女右派。最最無恥的是他下令，豬交配時飼養員們必須在場，他肯定也到場，邊看邊卑鄙地挑逗侮辱女右派們，然後晚上再去作惡。最後他摸到了一個幹部親屬頭上，才犯的案。被送到勞改隊去了。

再來說說那個女人。那時她也在豬場，不過未乾多少重活，也未住進集中營式的房子。這點儘管議論不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吃一樣苦，畢竟她還帶着一個孩子嘛，困難更大些。只是突然聽說她和丁醫生好上了。開始不相信，以後想想也可能。像丁醫生這樣實在的人，有人愛他是很正常的。何況兩個人都遭受了家庭解體的大苦難，惺惺相惜，也可以說是患難知已。但是作為丁醫生摯友，我一直認為不合適。並不因為外界那些議論。只是感到丁醫生太本分，而那個女人能量太大了點，對丁醫生將來的事業不會有什麼幫助。不過我也只是表示一點看法而己，我還能阻止他們嗎？

但是，情況突變，我的態度也堅決起來了。丁醫生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剛傳到原單位，他前妻馬上帶兩個孩子趕到了農場，要求復婚。事也湊巧，這時豬場那個流氓陳殿邦正好犯案被抓起來了，交待罪行時說了一些有關那個女人的一些事。她當然是受害者，這傷害也包括以後遭到別人的冷眼，還傷害了丁醫生。這時我抓緊時機力促他們復婚，全家團聚。這一對患難之交終於忍痛分離了，我知道這對丁醫生，尤其是對那個女人，都是又一次重重的傷害。但當時我並不認為我做錯了什麼，我們另一位摯友熊大瀛醫生也是力主復婚的。我們能怎麼做呢？讓這一家人永遠失散，讓孩子們失去父親！再說政治壓力像磨盤一樣壓在一個弱女子身上，被迫離婚，能是江大姐錯嗎？如果她對丁醫生沒感情，丁醫生一摘帽就趕來復婚嗎？大家都沒錯，都是運動造的孽。一場運動造成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運動的始作俑者，到離開人世之前，有過一點自省與醒悟嗎？

中央七千人大會之後，農場解散了。我和丁醫生及那個女人等一干人，回到了蕪湖。江大姐帶孩子還在江北，也非長久之計。不如歸去。誰想到回家竟也是一條不歸路。

自從那次悼念丁醫生之後，我就把那支玉屏簫重重包裹，置之櫃底了。再也沒有碰過它，免得睹物傷情。這以後又經歷了多次運動，每次運動一來，夜深人靜時，我都似乎聽到了那支簫發出的咽咽哀聲。我知道那是幻覺。這種狀況79年改正後才消失。

八、湛藍的天空── 一個右派之子的自述

我的生父並不是右派，而是響噹噹的左派，至今還住在省城大都市裡，官居高位，退休之後也還過着優裕的生活。聽人說他認為自己一生最大的憾事，是唯一的兒子就是我不認他，甚至不隨他姓。而我心甘情願地守着我的養父，一個戴着二十多年右派帽子的老教師，如今疾病纏身，需要我日夜伺奉的人。有人說我是在做傻事、是舊道德觀念的犧牲品。對此我從不辯白、這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只是你要寫右派小人物系列文章採訪到我，我也感到我爸爸也就是我養父雖說也是一個右派小人物，一生受盡磨難，事業上沒什麼成就。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遠是那樣崇高偉岸，是我人生的道德坐標。所以我還是把這一切都真實地說出來，使人們對那一段特殊歷史時期各種人物的命運和精神面貌有一點了解，或許也會加深對今天社會現實的認識。

事情要從接到高考錄取通知書那天說起。本來我是要填報A省大學中文系的，我的想法很現實、就是畢業後接爸爸的班，當一個合格的鄉村教師。爸爸不同意。說幾十年的荒廢首先是基礎學科大大滯後了，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遵從爸爸的意願，我改報了物理系被錄取了。在鄉親們眼裡就是中狀元了。馬上我就要離開這片熱土，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了。

這裡本來有一條晴通雨阻的公路，但要到縣裡轉車。爸爸和我決定，翻過舉山步行到二十里以外的榔橋鎮去，從那裡乘長途車直達省城。做這個決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舉山腳下的密林里，有我母親的墓穴。媽媽在那兒已經靜靜地躺了十幾年了。如果今日她九泉有知，將要說些什麼呢？

雲淡風輕，秋高氣朗。第一線曙光剛剛劃破夜空，我和爸爸己經行走在晨光熹微的山道上了。爸爸拎着小書箱喀噔喀噔在前走着；我挑着行李卷緊跟在後。望着爸爸已經佝僂的身影，聽着他上坡時粗重的喘息聲，我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惆悵。爸爸真的老了，我這一走，他形單影隻，晨風暮雨，暑往寒來，誰和他廝守呢？誰幫他劈柴挑水呢？……那些年如果沒有爸爸的照料，沒有爸爸的嘔心瀝血，我會有今天嗎？而爸爸如果沒有我的拖累，他的境況可能要好一些。本來他是不該有這個累贅的。

我們在曲折的山道上默默地走着，山路崎嶇，就像我們的身世。轉過這個小山嘴，就到媽媽的墓地了。十幾年的往事湧上心頭，我感到腳下步履的沉重……

聽別人說我出生在省城，就生在媽媽工作的那個大醫院裡。可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我記事起就在這山區公社小醫院裡，一間小屋除了一堆書空空蕩蕩。母子倆相依為命。媽媽因為是省城下來的大醫生，技術好、態度好，找他的病人很多。很少有時間帶我，我就一個人瞎玩。周圍的孩子對我很不好，作弄我、取笑我。大概主要是笑我沒有爸爸，以後又聽說媽媽是犯了錯誤才下放到這裡的。我那時還不懂什麼叫犯錯誤，只知道媽媽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自己要快快長大，保護好媽媽。

每天晚上，是我最快活的時候。媽媽摟着我，給我一個接一個地講故事：《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女孩》、《醜小鴨》等等。聽着聽着我就睡着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夢：夢見了海面上的泡沫變成了小人，賣火柴的女孩住進了大房子，醜小鴨飛上了天……

可是未想到這年冬天，媽媽就永遠離開了我。記得那時我才5歲，媽媽剛剛30歲。

媽媽的死對我的刺激太大了。所以臨死前的一切點點滴滴我都永遠記在心頭。先是媽媽連日咳嗽，夜間咳得更厲害。我常常在媽媽咳嗽聲中驚醒，就爬起來給媽媽倒杯熱開水，問媽媽要吃什麼藥。結果全沒有用。以後媽媽咳得更凶了，而且痰裡帶了血。媽媽儘量不讓我看到，不讓我和她一頭睡。我還是發現了，心裡很怕，嘴上不敢說。再也不出去玩了，每天在家守着媽媽。

一天晚上，我看到衛生院護士小葉端個大盤子進來了，要給媽媽掛吊針。打這麼大的針，小葉阿姨有這個能耐嗎？我馬上爬起來，緊緊盯着她們。小葉阿姨是媽媽的學生，媽媽常常拿自己的身體給她試針。平日她待我最好了，就這我也不放心她。小葉阿姨真有兩下子，一針就扎進去了。藥水一滴滴往媽媽身上流，可是不起作用。媽媽還是咳個不停。小葉阿姨勸媽媽到省城去看看，媽媽直搖頭。

長大了我才知道媽媽其實害的是肺癌，區醫院透視報告是肺結核，誤診了。到地區醫院確診以後已是晚期了。

最忘不了的事，是一個隆冬之夜：四九中心臘，大地冰封雪裹，刺骨的寒風一陣陣呼嘯而過。小醫院在嚴冬里戰慄，窗戶上的塑料紙全老化了，裂開一道道縫，冷風直往裡灌，病房凍成一塊冰。

媽媽瘦得皮包骨了，呼吸已很困難。我不敢哭，也不肯跟葉阿姨回家，我怎能在這時候離開媽媽呢。葉阿姨給我做了一個小口罩，在媽媽腳邊另鋪了一床小被子。媽媽一定很感激，幾次望着葉阿姨和我直流淚。

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忽然聽到有人在說話：

“阿芬、還是到省里去吧，地區的診斷靠不住！”誰在喊媽媽的名字呢？這裡的人都是喊媽媽趙醫生的。我抬眼一看是公社小學杜老師。聽人說他是學校里最有本事的老師，還有人說他和媽媽原來是一家人。我要有這個爸爸該多好。

他來幹什麼呢？他先是勸媽媽到省里去看病，媽媽不去說就讓她死在這裡。我一聽說媽媽會死嚇壞了，媽媽還這麼年輕，怎麼會死呢？媽媽死了我咋辦呢？停了一會杜老師說萬一那樣他就帶我走。媽媽急的連聲說不行不行！說一個單身男人帶個孩子算什麼，還說孩子的戶口還扣在那個人那裡。說到那個人媽媽恨的不得了，又說了孩子戶口什麼的，我知道那個人是誰了。看媽媽恨的那個樣子，我想那個人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我這個家究竟是怎麼回事，媽媽不說，我也不問，我只認定媽媽說是好人一定是好人，媽媽說是壞人一定是壞人。不過萬一媽媽死了，我不是只有到那個人那裡去嗎？去了日子咋過呢？

又過了一會杜老師又輕聲說，那個人又換了一任妻子，新妻子又年輕又嬌慣，是什麼幹部子女，要是浩浩去了，怕日子不好過。媽媽一聽這話更氣了，連聲罵那個人是惡棍、害人精，媽媽一貫文靜靜的，這麼惡狠狠地罵一個人，我是第一次聽到。那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心裡有數了。

幾天之後媽媽死了。家裡來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大都是罵那個人的。說什麼五歲的親骨血成了孤兒，拍幾次電報都不來，真是豬狗不如。有人要帶我到省城去找那個人，我堅決不去！小葉阿姨要帶我回家我也不去。我眼睛四處找，終於看到了杜老師站在一邊，就一直朝他走去，走到他面前我說：“爸爸，我跟你回家。”

就這樣我失去了媽媽，但有了爸爸。

太陽升起來了，舉山頂上已是一抹金黃。崖畔上幾支野菊在悄悄開放，叢林在晨風中搖曳，落葉鋪滿山徑。路邊的濕土開始在滋滋地冒着熱氣，腳下暖烘烘的。

媽媽的墓地到了，她在一片密林幽谷之中，環翠挹秀，一條潺潺的小溪，流過她的身旁，汩汩淙淙，像在傾訴媽媽心中的期待。墓穴雖然離家不到十里地，但每年只是清明節，爸爸才帶我來一次，來了也不多話，只默默地培上幾鍬土，獻一束山花，並且照例要栽一棵小松樹。如今，那次第成長的青松，已是綠蔭掩映，那挺拔的樹幹、茁壯的枝條、蓊鬱的翠色，都是一篇篇無聲的告誡。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親愛的媽媽，你雖然不能為我織補征衣了，但你和爸爸的苦心孤詣，我是銘記在心的。今天，我就要離您遠去了，我多想跪在你的墓前，親吻這片熱土，傾訴心中的積愫啊！

爸爸那日的神態比往日尤為莊重，久久地默立在媽媽墓前，似乎要說什麼又深沉不語。爸爸，你不要說了，我只在一日之程的省內，一放假就會回來的。其實即使我到天涯海角，我能忘掉爸爸的辛勞和媽媽的墓穴嗎？

歲月悠悠轉眼十幾年過去了。快樂與憂傷，掙扎與追求，撫慰與紛擾，組成我們相依為命的艱難歲月。歲月的長河在彎彎的河道里流淌着，清清的河水唱出一支支難忘的歌。

媽媽死後，不知什麼原因，爸爸調到公社最邊遠的星潭大隊民辦小學去了。這算什麼學校呵！全校只有一間教室，一、二、三年級混堂，就爸爸一個老師。每節課都要給三個班輪流都講到。四、五十人嘰嘰喳喳。虧得爸爸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耐心。

又是些什麼樣學生呵！帶豬草籃子的、帶牛屎筐子的、還有背小娃娃的；遲到的、早退的、來三天歇兩天的、整天亂鬨鬨的。爸爸很焦急，但不厭煩，有時還幫娃娃們擦屁股。

我坐在一年級那邊，也算個學生了。爸爸沒有很多時間關照我，他夠忙的了。

放學之後，爸爸依然沒有多少時間陪我。學生曠課和中途不讀的人很多，爸爸要一家一家地跑，動員他們回來讀書。有時去的地方很遠，天黑了還未回來。我一個人在屋裡孤零零的，我把大門關起來，端一張小凳子放在窗子下面，我站在凳子上，望着通向村口的小路，望着望着爸爸還未回來，我又冷又餓，心裡怕極了……第二天爸爸還是去家訪了，不過把我交給了隔壁李奶奶。李奶奶的孫子小豆豆和我一樣大。

經過爸爸的日夜操勞，學校的秩序漸漸好起來。不帶小娃娃了，

不隨地大小便了，許多停學在家的孩子都陸續回校上課了。

爸爸人好書教得更好。可是家務事卻是外行。他自己的衣服破了，就用傷濕止痛膏里外貼貼；我的衣服破了，他總要竭力補的齊齊整整的。有時一塊補釘，補了又拆、拆了又補。一雙大手管不住一根小針，左不是右不是。我看在眼裡心裡酸酸的，心想要是媽媽活着多好。

一天李奶奶來我家，一邊幫助收拾，一邊對爸爸說：“看你這又當爹又當媽的，為了浩浩，你也應該成個家。”說着還抹了一把眼淚。爸爸感激地點點頭，只是說真虧得浩浩來了，他學會了很多本領，燒燒煮煮、縫縫補補也挺有意思的。

來這裡讀書的，大都是貧苦社員的孩子。條件好一點的，都去公社公辦小學了。這裡校舍簡陋、設施殘缺。但天地是寬廣的、空氣是潔淨的、心靈是純真的，充滿了友愛與野趣。我有一大批好朋友，幾個班級的同學都呵護着我。我天天玩得很開心，爸爸也高興。

冬天雨雪泥濘，我經常玩得一身泥水。可是第二天一早，泥濕的衣服又變成乾爽爽暖和和的了。有時我夜裡醒來，還看到爸爸在翻烘我的濕衣服，我心想明天一定不能再弄髒了。可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唉！這些年我給爸爸帶來多少麻煩呵！

經過爸爸的一再努力，小學擴大了，聘了一位民辦教師，兩間教室，分了班，像個學校樣子了。村里人對爸爸很尊敬，也都喜歡我。我就在這恬靜質樸的山村中長大，我是深山中的一棵小草，長得碧綠鮮嫩。

忘不了的是一年端午節，全班四十多個同學，都帶來了粽子和雞蛋。爸爸知道鄉親們很困難，當然不能都收下，可一份也不收就對不住鄉親們的盛情了。收誰的呢？後來還是爸爸想出來用數學比賽的方式，收下了前面幾位。以後爸爸又以遊戲的方式送給了每人一塊花手絹。

誰知道，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運動。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無孔不入。小學校里有了外面造反派送來的大字報，說爸爸過去戴過什麼帽子，現在又怎麼怎麼。爸爸很冷靜，依然認真地給學生上課。只是家訪不去了，一放學就呆在家裡，不是伏在台子上寫些什麼，就是縫縫補補，每夜都睡得很遲，滿地都是煙蒂。

有一天剛下課，學校里就來了兩個戴笆斗帽、拿水火棍的造反派，把爸爸押走了。鄉下的孩子還沒有被什麼階級鬥爭、劃清界限污染，先是陪着我一起號啕大哭，然後根本不聽那兩個人的呵斥，和我一起送爸爸送到遠遠的舉山頂上。實在是爸爸不准我們往前走了，我們才在一棵大楓樹下停住腳。大楓樹的葉子完全被霜雪凍落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椏。

爸爸走遠了，再拐一個彎就見不着了。這時他驀然地回過頭來，忽然看見那棵快要枯死的楓樹復活了，不僅有滿樹紅葉，而且還開出了艷麗的花朵。原來是我們全班二十多個學生，一個也不少的，一齊爬到大楓樹上，又一齊抖開了爸爸送給我們的花手絹。這一團團的火焰把天地都燒紅了，在冰雪嚴寒要凍殺一切生機時，它顯示了生命的活力，讓人們看到生的希望。以後我讀到美國作家彼得·哈米爾的小說《回家》，曾經為那個老囚犯回家時見到妻子為他掛的滿樹黃手絹激動不已。這黃手絹又怎能和我們滿樹鮮艷的花朵相比。

記得爸爸在那兒佇立了很久，連那兩個兇狠的造反派，也不敢催促爸爸了。以後聽說爸爸被關進民兵指揮部後曾遭到了毒打，他所以能熬過來了，一定有滿樹烈火給他的力量。

爸爸被押走後，沒有再來教師，民師也辭退了。好端端一個學校就這麼散了，很多孩子又失學了。

爸爸走後第二天，小葉阿姨來到我家。她是收到爸爸的信後來的，很熟悉地從爸爸床頭拎出一個大包。打開一看，裡面有夠我穿幾年的單棉衣鞋襪，雖然很破舊，但都補裰得很整齊，還有一點錢和糧票。小葉阿姨伏在包袱上低聲啜泣。我竭力噙住淚水，我長大了。

幾年之後，四人幫垮了台，爸爸回來了。這些年爸爸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學校和學生、失去了我，又受到了殘酷的虐待，明顯地老了。這時我已在葉阿姨的照料下進了中學。葉阿姨送我回來時，和爸爸談了很久，以後是流着眼淚走的。她至今還是一個人，為什麼她不能做我的媽媽呢？大人間的事真複雜。

爸爸不在的時候，我整理他的衣物，發現爸爸五十年代就發表過許多文藝作品。許多文章現在看來，仍然很有意義。比如那篇受批判最重的小說《明鏡亦非台》吧，能說是反黨嗎？不幸的是被言中了，從而釀成種種失誤……如今歷史已開始了新的一頁，許多和爸爸同時受錯誤處理的作家，現在正重新崛起馳騁在當今文壇上。爸爸的文學功底好，思想敏銳，經歷閱歷都非常豐富，本來亦應大顯身手的，但他卻再也未動筆了。平反改正後唯一的變化，是調到鄉中學教數學了。聽葉阿姨說，他大學讀的就是數學系。那他為何那時要迷上寫小說呢？是和某些青年人害文學病一樣偶爾客串一下，或確是有感而發呢？如果爸爸一直在教數學，會不會逃過這一劫？現在教學就是他人生的支點，他在默默地燃燒自己。

告別了媽媽的墓地，我們向舉山頂上登攀，太陽升到天頂的時候，我們登上了山顛，藍天湛湛，一片澄澈。山下不遠的地方，就是車站榔橋鎮，那裡已經是平疇沃野。

我們終於又到了那棵大楓樹下了，這棵拔地撐天的七角楓，經過多次的雷殛火燒，半邊枝幹都枯焦了。現在另一半又透出了新的枝葉，一片勃勃生機。它給我們的感慨太深了，以致我們都不敢輕易談論那段往事，唯恐觸動心靈深處那一點點神聖的東西。我們坐下了，一時相對無言，我有點局促不安。

爸爸習慣地點燃一支煙，但一口未吸，聽任那青白色的煙霧在眼前繚繞。停了好一會他平靜地說：“浩浩：你一個人走吧！學校十點鐘還有個會……”爸爸不注意我的反應，接着又說：“你省城的父親、母親、妹妹今天都要到車站接你……這件事本來應該和你細說的，聽小葉說你都知道了……過去的事都過去了，時間是個雕塑家，人也不會一成不變的。上一代的重負，不應該由你們承襲下去。你們的肩上只應該挑着報效祖國振興中華的重擔。”說完這些話，未等我反應過來，爸爸轉身就下山了。步履匆匆，一次也未回過頭來。

過去的事都過去了？……過去爸爸媽媽曾是受人羨慕也被人嫉妒的一對，是那個“黑良心”的拆散了他們。那個人那時還是個小辦事員，在運動中心狠手辣整人立了功升了官。先整倒爸爸，以後又利用媽媽一時的軟弱霸占了媽媽，媽媽生下我之後，他又攀上了一個大幹部女兒，遺棄了媽媽。我本是一顆罪惡的種子，只是在爸爸博大的胸懷裡成長，我才沒有讓那罪惡的DNA主宰我的一切。今天，歷史的車輪惡作劇式的，又將把我帶到我的出生之地。有人又已撒出貪婪之網了，等待新的捕獲。媽媽已經死了，爸爸也已病殘了，能繼續被他占有和榨取的只有我了，我仿佛已經看到那個人的血盆大口與滴滴饞液了……可是，你別忘了，我已經是大人了，我也經歷過了許多人世間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我心中自有一杆稱。我能忘了爸爸的含辛茹苦，忘了媽媽的含憤忍辱而死？我能把一個給我們全家製造災難的人視為父親，而讓親愛的爸爸老境慘然嗎？是的，上一代的不幸、怨懟、傷痕不能遺傳，但是上一代的教訓能忘記嗎？是非善惡能不分清嗎？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話說清楚了，要說我做出這個決定付出了什麼代價，這個問題有點荒唐，在親情、在愛與恨之間，不存在什麼價值取向的。要說思想認識上有什麼變化，感情上受到什麼衝擊那是有的。我畢竟走出了山窩窩，來到了大城市，80年代初期大學校園裡是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地方，由於我的特殊身世，我對各種思潮都比較敏感，尤其是關繫到右派方面的。當然我畢竟是新時期的大學生了，思想不再那麼狹隘，不能把那一場悲劇的責任都記在那一個人的頭上，那是個製造悲劇的時代。尤其是我遵照爸爸的囑咐，不得不走進那個人的家時，思想上曾受到過很大的衝擊。首先是我發現這個人雖說是身居高位，生活優裕，但從思想上到心理上都是頹唐的衰落的，不像一個得志小人那樣炫耀自己，更比不上爸爸那樣寧靜坦蕩和一股的浩然正氣。這最多只能說明他良心還沒有完全泯滅，特別是面對我這個活生生人時，他不能不想到我早逝的母親和為我耗盡心血的爸爸。他當然想完完全全地得到我，首先是得到我的寬恕，不僅因為我已經是一個品貌端莊成績優秀思想活躍的新一代大學生，也不僅因為他也即將步入老年，愛子之心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他要修補他那段缺陷或是罪過的人生。他當然知道我爸爸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先是淡淡地說，省教委辦的《中學數學》雜誌需要一位資深的編審，杜老師是位合適的人選，如果杜老師同意他可以向有關人員打個招呼，他能調來了你們互相也有個照應。還說我將來畢業了留在省城或留校都不成問題。我乍一聽說那好呀，還說回去就寫信問爸爸。可是回到學校一想不對頭，爸爸固然已經老了，教學已不適應了，能到省城辦刊物也是件好事。但是這件所謂好事並不是他憑自己的力量得到的，而是沾了別人的便宜，尤其是那樣一個關繫到他和媽媽終身命運的人的所謂引薦，那算怎麼一回事呢？這和爸爸一生恪守的信念和做人的道德標準相吻合嗎？這和他要我去見那個人完全是兩碼事。我要寫這樣的信是不是對爸爸也是對媽媽的一種侮辱。記得以後我和爸爸說起這件事時，爸爸只是微笑着淡淡地說，他當然是不會去的，還親切地摸着我的腦袋說我人小鬼大。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到那個人家裡去了。我想的確實很多，如果我繼續到那裡去，我想到我將會在一個個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面前和所謂親情的氛圍中迷失自己，而且都有官冕堂皇的理由。我會漸漸地淡忘了過去，寬恕了那個人人生一段中的缺陷和罪過。最後淡忘了舉山叢林裡媽媽的墓穴和老境慘然的爸爸。那樣我到老了的時候會怎樣回顧自己的一生呢？

這個決定一旦做出之後，我心境也就平靜下來了。當然也有不平靜的時候，就是我那異母的妹妹曾經多次到校園裡來找過我。她一口一聲哥哥叫得我心酸。我自幼孤單，對親情看得很重。可是在我失去媽媽和爸爸被押走，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孤兒時，這些親人們那時你們都在哪裡？當然這些都與這個小女孩無關。所以我和她啥也未說，只說學校功課忙，不忍心傷害她。至今我們也偶爾見見面，她也終於知道了一切，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九、倏忽之間

基層單位反右派鬧得轟轟烈烈時，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句話：積極分子和右派分子中間只差一張紙。這句話現在看起來很荒唐，覺得不可理喻。一般人想像之中一定認為，所謂反擊右派者必左派也。正如那時報紙上所宣傳的，是兩個階級兩種立場兩種人生觀乃至兩個陣營之差。是所謂思想政治陣線上你死我活的鬥爭，關繫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決戰。如果我要告訴你基層單位的所謂反右派只是一場大鬧劇開場，大悲劇結局。所謂的左右派之分原來只是倏忽之間，今天的積極分子就可能成為明天的右派分子，一個科室同事之間， 工作能力理論水平政治表現基本相同的兩個人，也可以在倏忽之間兩個人的命運出現霄壤之差，一個人可以平步青雲，另一個人則可能一下子墜入社會最底層。你可能說我是信口雌黃，或是說只是個別現象不足為憑。但是如果我再說那時的右派分子和積極分子，都是一些活躍分子，都是當時積極響應運動的號召，積極發表意見的人，大概會得到絕大多數親身經歷者的認同。直到今天一提到右派，人們首先的印象還不是禍從口出嗎？大人物的事，中央機關的事，大知識分子之間的事我們不了解，不好評論。基層的事則簡單多了，大體上是這種模式：整風運動一開始，領導號召大家提意見，於是積極分子們帶頭髮言表態了；以後風向一轉，這些積極發言的人群馬上分化，一部分知情者、投機者、告密者、心懷叵測者迅速靠攏巴結領導，充當整人急先鋒，並妄圖從運動中撈一票子，而且確實有很多人撈到了實惠，這群人就是那時的左派；剩下來也曾積極過的一些人，尤其是基層領導不順眼不順耳的人咋辦呢？對不起只好請你們噹噹右派嘍。有左就有右嘛，不然運動不就是瞎忙乎了？怎能體現運動的輝煌戰果呢？如果有人不同意我這樣簡單的概括，希望他們能舉出一些實例來，看看全國有多少基層單位當時是在辯論兩條道路兩種立場，以及所謂涉及國家命運的大是大非問題的，看看有幾個基層小右派是提出過反對共產黨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逆不道的人。我敢肯定一個也沒有，因為基層小右派百分百都改正了。

但是在很大一批基層右派的檔案里，卻確確實實都記載着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這是咋回事呢？讓我們舉個例子看看這場波及全國的大鬧劇是怎樣鬧起來的。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間，反右鬥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這些定了性的右派已經在農場裡勞動幾個月了。這時本文傳主莫先生還在地委黨校校園裡躊躇滿志地踱着方步哩。他是運動中的左派撈到了什麼好處了嗎？還是妄自尊大在那裡自我陶醉呢？都不是！原來他是作為稀有人材被保護在這裡。這事說來話長：莫同志雖然學歷不高，革命資歷不長，但由於他鍥而不捨的刻苦鑽營精神，和良好的悟性，在解放初期人材匱乏時，就脫穎而出了，二十郎當歲就當上了地委宣傳部學習室主任，也算個縣處級吧。這還不算，最難得的是他在分管理論教育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績，本人的課也講得很好。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這本書的導言部分講得特別好，好到偌大的蕪湖地委沒有第二個人能講，好到地委領導即中心組那些老革命和地直單位中級組大大小小頭頭們都來聽他這個小青年講的課。莫同志那高高的個條，挺直的腰板，白白的面孔，儒雅的風度和他那一口地道的合肥話，確實令很多人仰慕。至於他講課的內容有什麼獨特的見解，理論上有什麼建樹，就說不清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現在也聽不到人說了，有人說那是從蘇聯搬過來的四不像的東西，既非錢端升他們研究的政治學，也非馬寅初孫冶方他們研究的經濟學，也非社會學。怪不得前言部分難學難懂，好像中國至今也未聽說過誰是所謂政治經濟學家。現在我這麼說決沒有任何貶低莫同志的意思，相反的至今我也十分佩服我這位難友老友，就是這樣一分教材，他也能融會貫通，講得那麼有聲有色，首先得到地區各級領導和從事理論工作者的認可，可見他個人主觀上做出過多大的努力。今天我重提此事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想說明像莫同志這樣生活工作在地委領導機關，又經常和領導直接交流的人，領導們對他應該有很深的了解，他小小的年紀能這麼備受敬重，除了他個人的努力，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給他帶來的機遇。他感激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倏忽之間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呢？這不是鬧劇又是什麼？說他備受敬重不是一句空話，有一次莫去省委黨校學習，不知怎麼被省委宣傳部看上了，直接留下來進了講師團。這可急壞了地委領導，地委書記副書記親自輪番到省里要人，總算把莫同志這個寶貝疙瘩要回來了。放哪裡呢？還放在地委遲早一天還要被省里調走，最後決定放在地委黨校吧。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副主任。就這樣他到黨校來了。

1958年6、7月間，黨校急風暴雨般的反右鬥爭高潮已過，許多定了性的右派都送出去勞動改造了。忽然上級又有新精神，說反右派還要補課，不能讓一個右派漏網了。這時黨校里有了莫某的大字報，主要是他原工作單位地委宣傳部送來的。這不奇怪，那時運動中號召的就是要互相揭發、互相批判，或者叫橫掃。何況他原來和一位部長關係不好，趁補課時整他一下完全有可能的。他未想到的是黨校里一位姓畢的這時也貼出了大字報，說莫某是鼓吹大右派葛佩琦反黨言論的急先鋒。莫某想不通了，為什麼去年反右高潮時，這姓畢的不貼大字報，現在倒貼出來了。大概這就是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了。

莫某經過認真的回憶，終於想起了去年他和姓畢的一次閒談。是姓畢的先向莫某請教：“有人說，在階級社會裡一個政黨當它剛誕生時，往往是進步的、先進的，一旦掌握政權以後，它就走向沒落、走向反動，直到最後消亡。你說這話對嗎？”莫說：“這話對了一半，不包括現今的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執政的最終目的，是要消滅政黨，實現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畢問：“你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嗎？”莫說：“是馬克思說的。”畢說：“不對！是葛佩琦說的！前幾天報紙上都登出來了。”莫說：“我未看到。”莫某搞的就是理論教育，對這些基本概念已經爛熟於心，根本就未把姓畢的無知胡扯放在心裡 。不過他還是把有關反擊葛佩琦的報紙找來看了，雖然那時他還看不出報紙是對葛的發言斷章取義無限上綱，但和他談的有關共產主義革命的最終目的完全是不搭界的兩碼事。心想這個姓畢的怎麼這麼無知這麼愚蠢又這麼惡毒，好在那時他還是響噹噹的左派，姓畢的審時度勢還不敢輕易發動進攻，害怕他不是這位地委大紅人的對手，所以這件事當時就不了了之了。五八年風向一轉，他看到比莫更高的官員反莫了，認為時機到了，可以穩操勝券了，就迫不急待地跳出來了。果然莫某就成了鼓吹葛佩琦反黨言論的急先鋒，成了劃右派的主要罪狀之一。所以有人說那時的積極分子是什麼樸素的階級感情，是什麼出於公心，我是運動親歷者，這樣的人我一個也未見到，倒是像姓畢的這樣心存歹毒蓄意害人的人見的太多了。就拿這件事說吧，如果出於階級感情，是革命者就該無私無畏，為什麼和莫談話當時不站出來，要趁莫某失勢時加上一錘，這個人是什麼品質，是什麼樣用心還要多說嗎？還有，許多基層右派定案材料里都莫名其妙地有反黨這一條，除了絕大多數把對本單位領導提意見列為反黨之外，就是類似莫某人這樣荒唐的事了。我至今也想不通：一種信念、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任何時候總是相信的人越多擁護的人越多越好，那怕一個普通老百姓，多一個人信仰總是多一份力量；反對派多了有什麼好處？把擁護自己的人打成反對派又能達到什麼目的？前幾十年我們不都是在這些問題上兜圈子嗎？兜出了什麼樣結果呢？

我見到莫某人時他已經是地道的農業勞動者了。時間長了接觸也多了些，但還不能說有了很深的了解，他雖然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戴帽子之前也不算什麼大幹部，大家相處時他也總是低調，從未見他發脾氣，很少聽到他對當時不合理現實有過什麼批評表態。對那些實在看不順眼的事，最多就說一句很重的合肥話：“哄東西呀！”他性格內向，頭腦冷靜，他比那些看起來很堅強，實際上缺乏韌性的人更能抗得住那時惡劣的處境，他的理想信念一直還在心靈深處燃燒，可以想見一旦去掉他頭上身上的無形枷鎖，他是能夠迅速成為一位佼佼者的。

可惜這樣的人才在最年富力強時，許多光陰都白白流失了。先是四年的繁重勞動摧殘了他的身體，摘帽之後十幾年困在基層供銷單位當辦事員，搞什麼購銷調存等因奉此。這些年我們也偶爾相聚，他一直都是那麼冷靜淡泊。不像我們有些人那麼急躁焦慮，儘管他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幾十年都在作不懈的努力。

文革前夕蕪湖巢湖分家，他全家都到巢湖去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他。文革時的處境大家差不多，沒什麼好說的。倒是文革後期突然聽到有關他的一個意外消息，使我們這些長期與他艱苦與共的難友們先為他擔憂後又為他振奮不已。說的是他在巢湖地區一家土產公司長期當他的灰頭土腦的辦事員，一直勤勤懇懇也與世無爭，更說不上鋒芒畢露了。可是他的頂頭上司一位小科長，老是和他過不去，認為一個摘帽右派就像一隻軟柿子，想怎麼捏就怎麼捏。其實此人劣跡多多，是個品質很差的人。莫某平日並不和這類小人計較，只是有一天他更肆無忌憚地欺侮到莫某頭上，莫某忍無可忍，當眾回了他一句：“你少放肆一點！我屁股比你臉都乾淨！”這下麻煩可大了，這位惡劣的小科長，被一個摘帽右派當眾羞辱了，豈肯善罷干休，雖說那時四人幫已經垮台了，但文革時極左思潮還未得到糾正。小科長於是四處告狀，說什麼右派翻天了要堅決鎮壓，首先要莫某停職檢查。莫某呢敢做敢當，任憑風浪起，依然和往日一樣，不急不徐地過他的日子。心想大不了再去勞動幾年。他在靜靜地等着厄運的來臨。可是等呀等呀啥也未等到，倒等到了滿機關的竊竊私語：“看不出吧，這姓莫的二十來歲就是縣處級呵！”“這傢伙一肚子理論、還是地委書記和專員們的老師哩！”“當時省里要留他，是地委書記叮着要才把他要回來的！”“怪不得他寫的一筆好字，辦事說話都水平那麼高！”“這個二五科長和姓莫的比，連一個小指頭也比不上！”事後聽說這件事當時的確鬧得沸沸揚揚，一直鬧到地委領導那裡，頭兒們心想那有摘帽右派敢這麼猖狂的，把他檔案調出來看看他是什麼貨色！誰知一看檔案他們自己先驚奇了，這位摘帽右派原來屁股確確實實是乾乾淨淨的，不僅年輕時才華橫溢，而且思想成熟，個人品質也極好，是個不可多得的幹才。至於檔案里那些栽髒誣陷無限上綱的東西，他們看了也只是一笑。因為他們自己很多都是“解放”不久的幹部，這類材料都是一籮筐一籮筐的，就那麼回事。四人幫垮台了，百廢待興，正需要一批經過長期考驗的好幹部，未想到人才就在眼前。恰好中央關於右派改正的55號文件下達了，地委領導迅速給莫儒棠就是莫某人做出改正決定，並且很快通過正常手續，當選百萬人口大縣無為縣正縣長。從一個任人欺侮的摘帽右派到大縣的縣長，也可以說是在倏忽之間。和他青年時代從一個眾人仰慕的響噹噹的革命派，倏忽之間就成了右派。其過程何其相似乃爾。中國有句古話叫“少年得志大不幸也。”還有句古話叫“大器晚成。”未想到莫某一個人都占了。歷史這個玩笑開得也太大了。

無為這個大縣是值得說一說的。這個縣緊靠長江，長江無為大堤綿綿百里，境內水網縱橫一片沃土，是安徽產糧大縣。有句民謠說：“家住無為州，鍋粑蓋牆頭”。老百姓生活一直是較富裕的。五十年代中後期，一個叫姚什麼甲的人當書記。此人緊跟曾希聖推行極左路線，結果一是打的右派最多，我們那個改造右派的農場，絕大多數人都是無為縣的。還有像方慶余那樣的文盲右派。一是無為餓死人最多，60年在那一片沃土上哀鴻遍野餓殍遍地，在冊的就有二十多萬。在這樣一個受左傾路線荼毒最深的縣裡，選出了一個也是受左傾路線迫害二十多年的人當一縣之長，也算是知人善任了。聽說莫縣長在治理無為期間政績斐然，迅速完成了家庭聯產責任制，農民們都開始了新生活。當然莫縣長也是一位清官。以後他在地委付秘書長的位子上退休頤養天年。但願他也健康長壽。

2001年2月3日於廣州

十、一粒浮塵──反思程秋帆之死

我當了四十多年臨床醫生，二十一歲即被錯劃右派，在一家改造右派的農場度過了大饑饉的最困難時期，可以說見過無數次死亡。所有死亡無外乎兩種：該死的和不該死的。就醫院而言，大多數應屬於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有少部分被醫療上的失誤枉死的。而大饑饉時的死亡，都應算是非正常死亡了。不過就是這些非正常死亡者之間，情況也是有別的：除了挨餓受迫害致死之外，也還有一些自取其咎自我毀滅的死亡（不包括在種種壓力下的自殺）。面對各種死亡我悲傷過、憤恨過、難以忘懷過、也無可奈何過、無動於衷過、甚至也慶幸過，如聽說一個惡人的棄世。但也有時面對個別人的死亡，說不準自己是怎樣的心情。

比如普通右派程秋帆之死，幾十年過去了我依然說不準我該如何面對他的這樣的非正常死亡。程秋帆只是五十多萬右派里的一粒浮塵，受盡磨難，早已隨風飄逝。有多少比他更有才華更富青春活力的人，都在那個非常年代過早地離我們而去了，人們在對他們惋惜之後也漸漸地忘記了，為何還要重提這麼一個小右派之死呢？熟悉他的人都還記得，他的死有一定因素是自取其咎的，但他畢竟是受迫害在先，即使以後有什麼過錯，人早已經死了，難道四十多年後還要翻老帳追究他不成嗎？不！不！不是這個用意，作為門口塘農場同時受難的難友，我對每一位難友的傷逝，都無限哀傷無比悲痛，所謂物傷其類吧。我怎會做出傷害難友們的事呢。但是為了正視歷史，還歷史一個本來面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還是要把這件事真實地記錄下來。

五九年底六零年初，大饑饉像一隻無所不在的大惡魔，正向全國人首先是我們這批受難者兇猛地撲來。當時大家最關心的是如何能多弄到一些能果腹的東西，免得餓死。僅僅在幾個月前，即國慶十周年前一段時期，風聞十年大慶時要大赦，許多人還夢想到那時可以去掉處分回原機關工作。未想到所謂大赦農場裡也就摘掉幾個右派的帽子，摘帽後還是以摘帽右派身份留場繼續勞動。而且場裡生產的糧食正一大批一大批往外調，口糧標準越來越少，大躍進號角越吹越響，勞動負荷越來越重。所有難友們在政治上完全失望之後，體力上也正一天天衰弱下去，有的難友已經餓死了，四周農民每天都有一批批人在飢餓中死去。這時難友們還能有什麼值得思考的？不問你戴帽子之前是什麼身分，有什麼樣成就與貢獻，曾經是那一方面的人才，現在都成了只顧活命的低等生物，每天所想的所做的就一件事，怎樣想盡辦法弄吃的不致餓死，挨餓是非常非常難受的，沒有挨過餓的人，是決體會不到的。飢餓可以摧垮人的一切。為了不挨餓或少挨一點餓也可以不顧一切。很多潛意識裡自私貪婪的本性就會暴露出來，甚至惡性膨脹，做出正常情況下做不出的事，在另一種意義上把自己毀了。

程秋帆之死可以說是個典型。

程秋帆本是徽州某縣稅務系統一位普通幹部，對他反右之前的情況知之甚少，也只知道他是和本單位某領導關係不好，就被按比例劃入另類，發配到這家農場來了。按說大家來自不同單位，本來並不相識，又都是受了冤曲的，本該相互同情，相互關懷，共同渡過難關才是。可是程秋帆這個人總是和難友們格格不入，在這個作業區里已經換過幾個生產隊了，都不是別的難友為難他，而是他到處樹敵混不下去主動要求轉隊的。本來他轉到五隊之後情況理應有個根本性變化的，因為這個隊裡許多難友諸如陳兄夏兄趙兄許兄彭兄都是我終身好友，他們都是品質優秀心地善良的好心人，而且在那種大限臨頭似的最困難時期，是真正相濡以沫的。更難得的是這個隊的隊長也還算個好人。程秋帆如果腦子清楚一點或是壞秉性收斂一點，他是可以和難友們一起渡過難關的。怎能想到他本性難移，依然打着自以為聰明的小算盤，繼續和全體難友作對要把大家往絕路上推，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或是境況好一點，不惜傷害他人，甚至干出誣諂別人打小報告的蠢事。結果是眾怒難犯毀了自己。

我們那家農場雖說主要任務是收容改造右派的，但對外還是打着幹部勞動鍛煉的牌子。送到這兒來的右派也還有幹部身分。除右派外還有一些基層幹部，這些人情況也很複雜：有機關精簡下來的冗員，有犯了其他錯誤送來改造的，也有未戴帽子的所謂中右分子。這批人稂莠不齊，好人不多。大部分人在農場有點小職務，差一些的也能混個生產隊長噹噹。我們這些難友的處境與這些人關係很大，所謂縣官不如現管。比如這個五隊隊長就不算壞人。不然的話，隊裡的難友們遭的罪還要深些。

那個生產隊長和許多機關精簡下來的冗員的情況差不多，是一無所長級別很低又生活困難的基層勤雜人員，是拖兒帶女全家到農場來的。平日只為一家人生計發愁，只要那些改造的右派，活幹得還能說的過去，是很少找他們麻煩的。那時我們這些來改造的右派都正年輕，還抱有種種幻想，真的想通過勞動來改造自己所謂非無產階級意識，大家勞動都還認真，所以和生產隊長之間基本上相安無事。只是面臨大饑荒，幻想破滅了，才不得不想方設法度命。比如在自己勞動的土地里撿一些碎山芋小蘿蔔頭青菜葉子，或是避免體力消耗太多多休息一會等等，都是一個人要生存下去的本能，是無可指責的。其實早在這之前，那些非右派的隊長們早在撈了，都是為了活命，彼此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