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語】

我們收到眾多讀者來信，要求提供巫寧坤所著《一滴淚》閱讀。茲自博訊網站（BOXUN.COM）《巫寧坤文集》上下載此書，對照台灣初版原書，重新編輯，補余英時2006年為之作的序言。以饗讀者。

上世紀四十年代，巫寧坤在美國求學，與李政道、楊振寧諸同學相友善。1949年後，巫寧坤選擇了返回大陸報效祖國的路。未料前路多舛，巫寧坤在大陸燕京大學、安徽大學諸高校歷次政治運動的鬼門關內外逡巡、鍛磨，幸有賢妻陪伴照顧、乃岳母愛心慈蔭福佑，得度劫難。《一滴淚》就是這些故事的記錄。先以英文面世，繼自譯為中文，在台灣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巫寧坤是英歐文學專家，善英文。《一滴淚》的不凡處在用西方的文化意象和西方人的眼光來敘寫描述大陸的文化景況、社會生態；不只是高級知識人在大陸苦難的記錄，更折射了深刻的思考；傳統的春秋筆法信手拈來，了無痕跡；絕不類慣見的傷痕文學作品。《一滴淚》一問世，即在英文世界引起轟動，被譯為日、韓、瑞典諸多國文字。

巫寧坤現居美國華盛頓郊外維吉尼亞州，與“不願被洗腦”的老同學故交李政道上下樓鄰居，時相往還。殊途汲汲同歸，靈犀息息相通。

《往事微痕》編輯部

2009、12、6

一滴淚

巫寧坤

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二零零二年七月·台北

獻詞

先岳母李王慈蔭的一生是愛和受難的化身

我從她的身教言教懂得了愛和受難的意蘊

謹以這部小書紀念這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



目次

獻詞……………………………………………………… 3

前言……………………………………………………… 5

余英時：序……………………………………………… 7

第一章、        遊子還鄉（01951—52）……………………17

第二章、        反革命分子（1953—55）………………… 24

第三章、        百花與毒草（1956—58）………………… 31

第四章、        半步橋（1958）…………………………… 38

第五章、        生於憂患（1958）………………………… 44

第六章、        風雪北大荒（1958—60）………………… 55

第七章、        株連（1958—60）………………………… 76

第八章、        餓殍（1960—61）………………………… 95

第九章、        探監（1961）……………………………… 108

第十章、        暫回人間（1961—66）…………………… 147

第十一章、 牛棚內外（196668）……………………… 167

第十二章、 紅與黑（1968—70）……………………… 204

第十三章、 再教育（196970）………………………… 240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1970—73）…………………… 279

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1973）………………………… 302

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1974—78）…………………… 315

第十七章、 二十餘年如一夢（1979—80）…………… 337

尾聲      生者與死者………………………………… 364

代跋……………………………………………………… 366

前言

我用英文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自傳體小說，A Single Tear (《一滴淚》），於1993年初在紐約出版。同年六月英國版在倫敦發行。稍後，日、韓、瑞典文版相繼在東京、漢城、斯德哥爾摩問世。多年來，眾多親友一再敦促我為世界各地的華人讀者撰寫一個中文本，盛情可感。但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未能應命，深感歉疚。

1986年春，我在英國劍橋大學作客期間，應主人之囑寫了一篇自傳性長文，《從半步橋到劍橋》，在《劍橋評論》上發表。在這篇文章里，我簡略地歸納了我的坎坷平生：“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難，又虛度短暫的餘年？這是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為了不辜負苦難餘生，不辜負千千萬萬同命運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們一家三代人在中國大陸數十年的親身經歷忠實地記錄下來，其中的悲歡離合和眾多知識分子家庭大同小異，滄海一淚而已，只不過我們的故事涵蓋了整個新中國的歷史時期。這樣一部紀實作品，儘管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不僅可為當代中國生活提供獨特的見證，而且對於以悲憫情懷理解人和歷史或有所裨益。

本書英文原版問世後，英、美、和其它英語國家的媒體發表了不少評論。日、韓、瑞典、法國、哥倫比亞等國和香港、台灣的報刊也有專文評介。在中國大陸，北京的《英語世界》獨家刊載了片段摘錄，並發表了編者按，《讀書》等書刊也有所評論。中外各家評論褒貶不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本是健康的文學評論的的正常情況。無論是褒是貶，本書作者都受益匪淺。至於有人又祭起老祖宗 “焚書坑儒” 的法寶，那就超出文學評論的範疇，又當別論。

全書由我一人執筆，其中有幾章是根據怡楷多年來口述整理。英文原著於1991年在母校、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駐訪時完成，寫作過程中全憑記憶，又不可能有日記之類資料可供查考，加以年堙日久，記憶日益衰退，不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差錯，在中文版中盡力加以修正。不足之處，請予海涵。

巫寧坤
2001年於美國維州獵人森林客中

余英時：《一滴淚》序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西澤（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

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注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承巫先生寄贈《一滴淚》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將此書重寫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綱領雖與英文本不殊，但在敘事方面則詳細多了，使中國讀者能由語境而深入情境，盡其曲折。所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斷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價值。本書有五章是根據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寫成，其中事實都在作者的聞見之外。作者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難的經歷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兩束蘆葦，互倚不倒’。這不但是文學的技巧，而且有象徵意義。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倖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中所寫清河農場的情況恰可印證。）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難時期，也一直是‘兩束蘆葦，互倚不倒’。

但是本書的最高價值並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難’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最黑暗期間的‘心史’。在毛澤東‘乾坤獨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識人都在煉獄中受煎熬。大致說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五、六十歲的屬於老一代，三四十歲的屬於中年一代，二十歲前後的則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陸思想氣氛開始鬆動的時候，老一代知識人或死或衰，已發不出什麼聲音；中年一代則已進入晚景，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保持着剛剛得到的‘皇恩浩蕩’，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時正進入中年，精力雖然旺盛，但成長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社會中，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精神與思想的資源，作為反思三十年劫難的憑藉。巫先生獨能在一九八六年寫成〈從半步橋到康橋〉自傳初稿，五年以後又擴大成《一滴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從客觀條件說，作者的‘劫後餘生錄’不但是在英國和美國撰寫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由於具有這一客觀的優勢，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寫出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來。這裡必須重視的是作者的主觀條件。

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這是我斷定《一滴淚》是知識人‘心史’的主要根據。能寫出這樣‘心史’的作者，必須具備一項最重要的主觀條件：即在精神和肉體都被踐踏了三十年之後，還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復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來，我曾會見過不少老一代的知識人，而且還包括過去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談，我便發現他們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狀態（disoriented）。在幾十年以暴力為後盾的不斷‘思想改造’下，他們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徹底散滅了。就我所見到的文字記錄而言，似乎也只有陳寅格、吳宓等極少數的人還能至死不失其故我。這使我不能不五體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堅韌的精神抗力，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頂得住鋪天蓋地而來的胡言亂語。他並不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寫自傳時才神定氣足：早在‘右派’尚未徹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態復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國外國文學會議’上，他語驚四座，發出了獅子吼——‘選取自由的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事實證明，他說出了人人心中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所以會後許多同行紛紛向他致敬，有的還含着眼淚。正因如此，我才毫不遲疑地認定他的《一滴淚》寫出了整整一代知識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國之前，已具備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他的價值意識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已大致定型。但難能可貴的是：他經過無數劫難而始終保持住原有的價值系統。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樣，‘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他也像莊子所描繪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他和大多數同難知識人的分別便在於此。我當然不是說，巫先生是唯一經得起‘黨天下’煉獄考驗的知識人。僅僅就五十五萬‘右派’而言（事實上遠不止此數），其中不肯向‘黨天下’屈服的人必然占有一個很高的比例，但他們卻不像巫先生那樣，能夠‘倖存’下來或留下文字的記錄。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視的北大‘右派’學生林昭，她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寫回憶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

但是我寫這篇序文，卻時時聯想到今年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篇》（共十冊，北京，三聯，二○○六年）。這部晚年日記始於一九四九，終於一九七四，中間雖有殘缺，但大體上延續了二十六年，恰好涵蓋了毛澤東的當權時期。吳先生記述了每一次所謂‘運動’的實況，包括‘思想改造’和‘檢討’中的種種胡言亂語；他也巨細不遺地寫下了他自己和其它同事備受凌辱的經過。以個案而言，這是我見到的內容最豐富的一部記錄，把中國知識人在這一時期的苦難鏡頭一一攝取了下來，使讀者如身臨其境。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終都抱着‘殉道’的精神與征服了中國的斯大林體制——‘黨天下’——相抗爭。他所謂‘道’即建立在對中西古典文化的體認之上的價值信仰。在《吳宓日記》前十冊（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屢屢自誓‘殉道’的決心，而《續編》則充滿了實踐的事跡，兩相對照，他的‘知行合一’是無可懷疑的。在暴力威脅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黨天下’低頭。但是在日記中他則一再為此自責，而且自比於‘身降心不降’的吳梅村。限於篇幅，讓我舉兩三個實例來說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寫道：

宓4-6至柑園赴三組學習會，續研《實踐論》。念古今東西哲學之偉大而奉此一冊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競事讚頌發揮，可笑尤可恥也。（《續編》第  一冊，頁200）

能在日記中對毛的〈實踐論〉作此大不敬之語，他非具有強大的自信力不可，而當時哲學名家如金岳霖、馮友蘭則無不奉此文為‘不易之真理、無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與觀念遊戲之辨已無所遁形。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記》中說：

2:30-5:00大禮堂聆（1）郭豫才北碚市人民代表會議傳達報告；（2）周西卜宣布‘中蘇友好月’慶祝辦法；（3）張伯華‘中蘇友好’之意義，解釋（i）花布傾銷（ii）旅大占領（iii）長春鐵路經營皆為助中國而非利蘇俄之舉動。末言慶祝及歡迎蘇聯文藝團辦法，極詳盡。嗚呼，古今亡國之速且易，又其國人之甘心亡國，惟恐人之不我取，未有如今中國之亡於蘇俄者也！（同上，頁462-463）

當時毛澤東正在全力推行‘一邊倒’政策，從體制到作風，沒有一處不是奉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為楷模；至於蘇聯侵奪中國權益的種種舉動，如日記所列的事實，中共則一概為之文過飾非。吳先生對此表現了最大的憤怒；他認定中共是心甘情願地使‘中國亡於蘇俄’。以後幾年他在日記中反覆論述這一觀點。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國古典文化已徹底毀滅，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復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國’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來的中國’或將成為‘蘇維埃聯邦之一部分’，或‘蘇聯之羽翼’。（見同書，第二冊，頁148-149；第三冊，頁138-139）‘反右’運動展開之後，他寫了一首〈記學習所得〉詩： 

階級為邦賴鬥爭，是非從此記分明。

層層制度休言改，處處服從莫妄評。

政治課先新理足，工農身貴老師輕。

中華文史原當廢，仰首蘇聯百事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將曉作（同上第三冊，頁131）

中國的現況和知識人的處境都濃縮在這一首詩中。吳先生與‘黨天下’抗爭從未停止過。文革時期，他屢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記中自不敢暢所欲言。但即使在這種極端恐怖氣氛之下，他仍然堅持以曲折方式傳達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宓讀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參考消息》。台灣駐美大使沈劍虹在Detroit宣言：聞知國內‘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冊，頁511）

這顯然是借《參考消息》的報導來表示他反對當時的‘批孔’運動；自己未着一字，但滿腔孤憤已藉此宣泄出來了。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鄭重介紹《吳宓日記續編》呢？這有三重理由：第一、吳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師。我曾向巫先生求證過，他說他在西南聯大時選過吳先生‘歐洲文學史’的課程。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澤東雖能恃其‘黨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數中國知識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獨行的豪傑之士，自始至終不為威勢所屈。巫先生屬於中年一代而吳先生則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這部新出的《吳宓日記續編》正好與《一滴淚》互相印證。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寫出一部知識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於他原有的精神價值從未為政治上的狂風暴雨所撼動。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吳先生晚年只要有機會便閉戶讀中西古典文學或重讀早年師友以至自己的詩文集。這正說明，他必須不斷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頭，去汲取和增強與暴力抗爭的動力。

巫先生在《一滴淚》中沒有明確點出他的精神抗力從何而來。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個很嚴肅的請求，希望他能再寫一本劫難中的心路歷程，與《一滴淚》互為表里。我盼望他不會讓我失望。但是細心的讀者並不難在《一滴淚》中找到線索。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橋勞教所報到的時候，行囊中便帶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詩選》。這兩本書便是支持他渡過半步橋、北大荒、清河農場三處艱苦歲月的精神伴侶。他把女兒取名為‘一毛’，即出於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之句。在北大荒，他又從難友那裡借到一些沈從文的小說，他的精神世界也更豐富了。從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憶，他在勞改營里，一直是‘與《哈姆雷特》、杜甫的詩篇、和沈從文小說相依為命’的。（第十章〈暫回人間〉）這和吳宓先生的精神奮鬥豈不如出一轍？

最後，我要借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對巫先生的訪問，作為這篇序文的結束。但這必須從何偉的新書談起。何偉是《紐約客》（New Yorker）駐北京的記者，他的第一本報導文學《江城》（River Town），通過許多小故事，寫變動中的中國，十分生動深刻。其中單篇文字在《紐約客》上刊出時，早已膾炙人口，集結成書後更是好評如雲。今年他又把最近的散篇集成《甲骨》一書（Oracle Bones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吳宓記道：

午飯時，接張天授剪寄(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陳夢家撰〈慎重一點改革漢字〉文，(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匯報》專電〈首都學術界激烈爭論‘漢字要不要改革？’記〉。即復函申謝。宓讀此剪報，始知宓一向太過慎重，太為畏怯，愧對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致唐蘭、陳夢家一函，述感佩之意。寫示‘不死驚看漢字亡’一詩。（第三冊，頁88-89）

吳先生是誓死捍衛漢字的，陳的文章和唐的發言給他陡然增添了無限的勇氣，竟寫信去支持。但八月十六日他在日記中說：北京有陳夢家，以反對文字改革為其罪。按宓於五月二十日致唐蘭、陳夢家一函，似因漿糊潮濕，郵票脫落，該函竟以‘欠資無人收領’退回，宓倖免牽連矣。然宓自愧不如夢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同上頁，152-153）

吳先生因‘郵票脫落’而倖免打成‘右派’的可能，這種事實在太巧了。但他並不‘自幸’，而是‘自愧’，這又是他‘殉道’精神的充分體現。巫先生便是和陳夢家同時落入‘陽謀’的陷阱的。

何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尚不止此。由於甲骨的發現地是安陽，他親到安陽考古站訪問，希望找到和陳夢家相識的考古人員。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在那裡找到了一位已退休的老楊，老楊是當時看守陳夢家的人員之一，他向何偉回憶了陳自殺前後的一些事跡。但是何偉並不照單全收，他要和其它的採訪數據互相比勘，才試作推斷或存疑。更不可思議的是，為了進一步理解安陽發掘，他竟於二○○一年十二月親至台北中央研究院訪問了百齡老人石璋如先生，因為他是當年參加發掘的僅存人證了。只有介紹了《甲骨》一書是怎樣寫成的，我們才能認真對待何偉對巫先生的專訪。巫先生初到燕京大學時，暫時寄居在陳夢家、趙蘿蕤的家中，直接和陳先生交往過，並且親身聽到他說：‘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這一切何偉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有備而來的。但何偉此書並不是專寫陳夢家一人；他不過是借陳的個案為線索，來探索在黨天下的蹂躪下，幾代中國知識人是怎樣活下來的。因此他每訪一位與陳有關的人，除了搜集資料之外，筆鋒一轉，便以被採訪者為主體；對於巫先生，他也是如此。被採訪者對於中共一浪高於一浪的‘運動’，特別是‘文革’，反應各有不同。他只作現象學的描述，不下任何道德判斷。但對於巫先生，他顯然另眼看待。他說他特別尊敬巫先生的寧靜。正是由於內心的寧靜，他才能在回憶錄中把自己的經歷清理出來，並循此而尋求其苦難人生的意義所在。在這一方面《一滴淚》體現了極高的價值。何偉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樣在監獄和勞改營中還能保持住堅韌的精神。巫先生說，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亞和迪倫．托瑪斯。他特別引了托瑪斯〈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的詩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淚》中譯出的幾句：

當筋疲腱松時在拉肢刑架上掙扎，

雖然綁在刑車上，他們卻一定不會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見第三章）

這又再一次證實了上面關於他的精神世界源頭的推測。

巫先生對於‘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的人生並不悔恨，他對何偉說：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運動，我也許會是一個更有成就的學者，也許我會寫出幾部有關英、美文學的專著。但是那又怎麼樣呢？關於這一方面的專書早已汗牛充棟了。《一滴淚》也許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p.456）

我完全同意巫先生的看法。王國維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人間詞話》卷上）《一滴淚》便是‘以血書者’，巫先生以‘受難’的全部人生為中國史上最黑暗時代作見證，這是他個人的不朽的盛業，然而整個中華民族所付出的集體代價則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趙翼的兩句詩，引之以為序文的結語：

國家不幸詩家幸，吟到滄桑句便工！

二○○六年耶誕日

第一章 遊子還鄉（1951-52）

1943年10月，在昆明度過二十三歲的生日後不久，我搭乘美國空軍運輸機，前往印度。下旬，在孟買登上美國陸軍運輸艦「喬治•華盛頓」號，取道好望角，前往美國。一艘運兵船，沒有武裝，沒有軍艦護航，冒着隨時會被德國潛艇擊沉的風險，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後，終於駛入紐約港。我從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紛紛揚揚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巋然高聳入雲，儼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吶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化身。十年前，國難當頭，我在揚州中學的英文課上第一次聽到這個激動人心的呼號，不禁熱血沸騰。在當前人類反抗法西斯的偉大鬥爭中，我又聽到羅斯福總統激勵世界人民為爭取「四大自由」而奮戰。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我就中斷了在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的學習，志願為飛虎隊擔任譯員，現在又飄洋過海為一批來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人員擔任譯員。我很高興自己能在這場偉大鬥爭中略盡棉薄，可再也沒料到爭取「四大自由」的鬥爭竟然會決定我今後的生活歷程。

這批飛行人員結業不久，戰爭就結束了。我輟學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學繼續攻讀英美文學。1946年9月秋季學期開學時，我成為美國印第安納州小小的曼徹斯特學院唯一的外國學生。學校的生活幾乎是清教徒式的，與軍營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聖經》和莎士比亞則使我對人類的崇高理想感到無限嚮往。言簡意賅的校訓，「信仰、學識、服務」，則成為我追求知識為祖國服務的指南。兩年後，我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當時已有數十名中國研究生在那裡深造。校園裡濃厚的學術氣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學派文學理論又為我提供了文學研究的金鑰匙。前後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從這所著名的學府獲得博士學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開始寫博士論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我的指導老師是傑出的羅斯•克萊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圖書館的書庫里埋頭苦讀，夢想着攀登學術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讀之前，便傳來國共內戰烽火復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難以平靜。災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正在進行一場殊死的大決戰。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和大多數中國同學一樣，我是在國難和內戰的陰影下成長的，渴望出現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現在，一個新時代、一個嶄新的社會，似乎隨着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雖然我對國共鬥爭知之甚少，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竅不通，我卻從來沒懷疑過我遲早要回國，用我的專長為一個新中國服務。不過，我還有博士論文要寫，大可不必着急。

哪裡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急電，請我去接替一位由於朝鮮戰事而回國的美籍教授。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在隨後的幾天裡，我翻來復去考慮其中得失，也和朋友們商量。有人祝賀我在新中國首都一所著名教會大學獲得教職，前程似錦；我放棄在一個最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事業，回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服務，一定會受到對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也有人懷疑新政權是否會因為我曾在國民黨政府空軍工作過而找我麻煩。我認為那不合乎情理，因為我是在國共聯合抗日時期志願參加抗戰的，其實我心裡也沒把握。可是，一別七、八年，我對故土的懷念與日俱增。那倒不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的個人牽掛才要回去。我的雙親早已過世，我沒有結婚也沒訂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個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沒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憶可去追尋。先母飽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經失常，後來在我八歲那年自縊身亡。先父兩耳板聾，從來沒親近過我。後來，當我遠在昆明上聯大一年級時，他在家鄉死在日寇手裡。可是，我總感到有一根割不斷的紐帶將我和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雖然那是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

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回國任教。熱情洋溢的歡迎信不僅來自燕京大學，而且來自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卻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他們的迫切告誡並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兩年裡，我受到「進步」教授和左派同學親共思想的影響。事實上，我已成為「進步的」學生文藝團體「冬青文藝社」的積極分子，從而開始閱讀高爾基的小說和共產黨的秘密傳單。眼下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美共出版的《群眾與主流》雜誌，在書店裡到處搜羅「進步」書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幾個裝滿了左派書刊的鐵皮箱和紙板箱。

我訂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國際公寓同房間的美國同學比爾•伯頓和安•賴特訂在6月29日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舉行婚禮，非要我當伴郎不可，我只得推遲起程了。婚禮過後，我獨自遊覽了大峽谷，然後前往舊金山，在伯頓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頓夫婦和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一起來幫我整頓行裝，政道還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寫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親自來前門火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回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系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里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蘿蕤為我雇了一輛古色古香的馬車，車頂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

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絳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制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感到仿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着，一眼望去只見園內樹木成蔭，掩映着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里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系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着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着眉頭，走起路來弓着背，仿佛背負着什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里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後來，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的西式小樓上層，樓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興華比我還小一歲，身材瘦長，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面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流傳的中國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二八，而主編在編者按里卻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詩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面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里有個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爐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無不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周末，陸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復返了。

我利用上課前的幾天時間忙裡偷閒趕到市內去看望一些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和老師。當年朝夕過從、談詩論文的幾個同學竟都在市內工作，趙全章在北大外語系任教、詩人杜運燮在新華社搞英文翻譯、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聯編《說說唱唱》，久別重逢自然不亦樂乎。他們顯然心情舒暢，意氣風發，讓我感到欣慰。在老師中，我最惦念的是沈從文先生。我雖然沒上過他的課，但從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難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聽到他遭逢不幸的傳說，我懷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去看望沈公和師母。他們住的幾間小平房，和當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不過當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這「長安居」雖在盛夏卻蕭瑟如三秋。先生和師母依然談笑自若，問長問短，言談之中，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艾。我從未忘過他那獨特的聲音，如今時隔十年，重新面對着他的童顏，傾聽他那平靜如流水行雲的聲音，聽他含笑說到「門可羅雀」，真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位門生故舊遍天下的大師，難道在新中國從此就只能這樣塵封土埋了嗎？

二

到校後不到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我從未教過書，只有十來天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還有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只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鬥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進步」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帶回來的美國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歷，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儘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還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麼後患。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55）

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親分乘兩部三輪車，穿過這座工商業大城市骯髒雜亂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開大學。離開燕園前，負責人事調動的幹部告訴我南開會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報到之後，我被分配到位於毗鄰的天津大學校園內一溜新蓋的平房，兩間小屋，水泥地面，門牌是「南臨八號」。我和母親各占一間，我的臥室兼作書房、客廳，她的臥室兼作餐廳。當天老人家就在新買的小煤球爐上做起飯來了。

我被分配教三門課：英國文學史、美國文學選讀、中譯英。教材供應成問題。我到圖書館塵封的書庫里尋尋覓覓，找到十幾本老掉了牙的美國出版的英國文學史導論，勉強可供英四學生人手一冊。至於英三的選讀課，學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說《自由之路》，因為圖書館恰好有幾十本蘇聯翻印的書。英四的翻譯課作業，我只得用從當前報刊上選來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並無怨言，因為我是唯一年紀在四十歲以下的教授。雖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卻十分樂於滿足青年學生求知的渴望，因為我也曾和他們一樣如饑似渴地追求知識和真理。在文學史課上，我丟掉了一年前從考德威爾那裡剽竊來的馬克思主義裝潢，集中講授英國文學從喬叟和莎士比亞到狄更斯和薩克利的人文主義傳統，標榜密爾頓和拜倫作為普羅米修斯式的為爭取自由獻身的戰士。看到有些學生受到我的熱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講授《自由之路》時，我應用亞里斯多德學派的結構分析法，論證這本小說是一部宣傳品，而不是藝術作品，但並不對它作出價值判斷。可是，我引述了魯迅的名言：所有文學都是宣傳，但並非所有宣傳都是藝術，從而間接地對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欽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確與否決定文藝作品的優劣的教條提出質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給學生至少一種客觀地研讀文學作品的途徑，引導他們進行獨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經進入新中國文藝理論的禁區了。
    除了要面對無形又無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壓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無味的。物質條件差，我倒不太計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溫暖、性靈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緊緊地抱成一團，在他們中間我感到格格不入。他們每人教一門已經教過多年的課，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聾，面容枯槁，一有機會就要大唱黨的讚歌，因為他根本不上課，而偉大的黨卻准許他保留「鐵飯碗」。他們恪守古老的明訓：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語教授中唯一在國外學習過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歲了，還是單身。她出生在美國，父母是廣東移民，國內也沒什麼親人。三十多年前，大學一畢業，她就懷着滿腔熱情，飄洋過海，來為「祖國」效力了。儘管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她講的漢語還是遠不如她的英語。她的宿舍是一棟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廳，門口有一堵半塌的圍牆，仿佛把她和周圍的同胞隔開。她喝咖啡，彈鋼琴，愛上市內唯一的西餐館，對表面客氣的同事們的非議懵然不覺。每逢上午一連上兩三節課後，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豎鋼琴，像主人一樣久經風霜，占了小半間屋子。有時候，應我的請求，她會為我彈一兩支諸如蕭邦的《序曲》之類熟悉的樂曲。我們倆用英語交談，談各自的生活經歷、談文學、談音樂、談那些跟她特別親近的學生。可是我們從來不談政治，因為司徒教授奇蹟般地和周圍發生的政治事件絕緣，她也不看報紙。雖然我和她都同樣被目為「異己」，她的處境可比我強，因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還無法超脫。
    第二年，情況有所好轉。當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的同學、詩人查良錚，和夫人周與良、芝大植物學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慫恿下，他們夫婦都接受了南開的聘請，分別到外語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時，李天生、我在燕京教過的一個男生，也經我推薦被調來任英語助教。他們一來，我的孤獨生活有了緩解。我們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隨時可以互相串門兒聊天。為了調劑單調的生活，周末往往相聚小飲，放言無忌。良錚常領我們一道騎自行車去逛舊城的南市，欣賞與當前政治宣傳無關的民間藝人表演，那是他當年上南開中學時的舊遊之地。
    良錚在大學時代就以寫新詩聞名，回國後卻停止創作。教學之餘，他集中精力從事文學翻譯。他的專業是英語，但也精通俄羅斯語言文學。為了介紹蘇聯的「先進」文藝理論，他首先趕譯了一部蘇聯出版的《文學概論》，出版之後立即風行全國，成為大學文藝理論課的基本教材。然後，一本接一本翻譯普希金的詩作。
    我自己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我從芝加哥帶回來的《莎士比亞在蘇聯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蘇聯的莎士比亞專家。莎劇演出在蘇聯如此風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我翻譯了巴金推薦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兩位加拿大人。這位國際友人捨身忘死、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獻身的精神令我感動不已，也鼓舞我繼續為新中國效力。
    生活中最頭痛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周兩三個下午。規定的學習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仿佛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大兵。接着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錯誤，提高覺悟。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都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輕的男教師每周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大多數人忙於記筆記，也有些人顯得無聊，不停地抽煙，或是乾脆打磕睡。我從不記筆記，煙又薰得我無法入睡。有一次，我隨便對年長的同事們說：「這簡直是對教授先生們智能的侮辱！裝模作樣記筆記還不如打磕睡。」有人聽了一笑了之，有人悶聲不響，也有人在背後甚至當面說我思想落後。我越來越公開地對缺少思想言論自由表示不滿。只有良錚和天生與我有同感。我發覺有些教師跟我越來越疏遠了。他們的冷淡我並不太在乎，讓我憂心的是他們在權勢面前卑恭屈膝對學生的影響。「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對系領導成員提了意見，不知道老虎是從來不怕初生之犢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時到系裡去參加政治學習，以為無非是老一套的聽文件，加上輪流發言。我並不晚，可沒想到長會議桌兩邊已坐得滿滿的。二十來名英、俄語老師全到了，會議室卻鴉雀無聲。長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專用的藤椅上，身後牆上高掛着無所不在的毛主席標準像。李主任身材矮小，頭髮花白，小眼睛顯得比平時更加冷漠。我在長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對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來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錯誤」。受到突然襲擊，我成了一頭走投無路的「初生牛犢」。若是我有一點牛勁，我或許會挺身而起退出會場，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實際上我無能為力，只有呆呆地癱在椅子上接受「幫助」。
    楊教授帶頭「幫助」我。他是英語教研室主任，五十來歲，瘦削的面孔，光禿禿的腦袋。他平常說話斯文，頗有長者風度。此刻卻一反常態，一開口就大喊大叫：「巫寧坤先生是以愛國知識分子聞名的，因為他不到三年前從美國回來。但是，他的言論和行動證明他名不副實。所有愛國知識分子無不熱切希望進行思想改造，而他卻說思想改造是‘洗腦，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國主義捏造的反動讕言。他認為政治學習是‘對教授們智能的侮辱。他譏笑集體朗讀《人民日報》社論和其它黨的文件只適用於目不識丁的大兵。他諷刺教師馬列主義夜大學是一場‘鬧劇他誇口說自己從不記筆記，又嘲笑記筆記的同志是‘裝模作樣。他親口對我說：‘裝模作樣不如打瞌睡。他經常埋怨他所謂的‘缺乏言論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麼樣的言論自由。高教授由於耳聾不能授課，黨卻准許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對黨由衷的感激。黨的關懷備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們大家都深受感動。而巫某卻在背後誹謗他是‘一個用靈魂換取鐵飯碗的馬屁精。他的政治觀點和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大不一樣，這不是很明白嗎？我不給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過他確實影響很壞，不僅在外語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惱火。這位仁兄，我對他英國文學方面的素養很讚賞在和我交談中他也經常表示認同我的政治觀點，現在卻搖身一變，乾落井下石的勾當。有人對我說過，他有怨氣，因為我失言挑剔過他翻譯的文稿，但我做夢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為了一點瑣碎的個人恩怨，竟會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產政治的名義大泄私憤。其它同事接着發言，揭出一些我這沒遮攔的嘴巴隨便說過的話作為罪證。四十來歲，開始禿頂的李秘書是李、楊二教授的門生，他首先批判我對他的兩位恩師有失尊敬，接着憤怒譴責我對斯大林大逆不道。「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陣營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後，南開大學全體師生懷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隊前往蘇聯總領事館，哀悼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損失。只有巫寧坤一個人非常勉強地參加了隊伍，而且毫無悲痛的表現。」連我在教學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譴責為表現自己、損害同仁。有人說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也有人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司徒、良錚、和天生沒有參加大合唱。我沒有權利為自己辯護。
    最後，系主任做總結。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願拋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虛心接受同志們的善意批評，「懸崖勒馬」。我不知道那些批評有多少出於善意，因為以後那些先生們就更加和我疏遠了。連司徒教授也不再請我喝咖啡了。我也沒去猜測懸崖那邊是什麼。我對那些先生們落井下石感到氣憤，我更氣憤的是我本人在與他們交往中那麼天真幼稚。良錚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裡。

第三章 百花與毒草（1956-58）

一
    1956年夏初調回北京工作，我開始期盼重新投入學術生涯，同時與妻子和新生的小寶貝一起過幸福的家庭生活。怡楷分配在英語系資料室任資料員，負責管理英文報刊。校園很小，無景色可言。好在頤和園近在咫尺，我倆一有空就推着坐在小推車裡的一丁去那裡遛達，在長廊上或花木扶疏的昆明湖畔流連忘返。使我分外高興的是，我妹妹寧慧和妹夫張韻軒也從上海調到北京工作。寧慧在市中心的二十八中任副校長，韻軒在黑色冶金設計院任副總工程師。他們的兒子張純比一丁大八十天，他有時來我們家小住，我們就帶他一道去頤和園。兩個小表兄弟，面對面坐在小車上，健康活潑，仿佛象徵着我對萬里回歸為之效命的祖國更新的信念。妹妹一家三口常來和我們一起度周末。天氣好，我們就帶着孩子們去頤和園，到各處照相留念，或是在湖上蕩舟消閒。晚飯後一面打橋牌，一面聊天，談的往往是令人鼓舞的政治形勢。寧慧夫婦都在申請入黨。一年前肅反運動的無枉之災似乎已經是陳年往事了。這裡當然不是鳥語花香的人間樂土，但是中國好像即將進入一個進步繁榮的時期，因為黨中央不厭其煩地宣傳毛澤東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思想言論自由過去被目為異端，現在卻被認為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這個學院簡稱「幹校」，規模不大，有英語、日語、法語三個系，以英語為主。英語系的學生也不過一、兩百人。我當然寧願到一所正規大學任教，但是既然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我也祗有知足常樂了。
    七月中，我就被調去參加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翻譯處工作。出席會議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團，大會發言以漢語和英語為主，因此漢譯英的任務很大。翻譯處羅致了北京各大學的著名英語教授，其中包括錢鍾書、楊周翰、李賦寧、吳興華、王佐良、周珏良、許國璋、吳景榮等人，還有南京大學副校長范存忠教授。我們的工作繁重，翻來覆去翻譯一稿又一稿的政治報告，字斟句酌，唯恐犯「政治性錯誤」，還有數以百計的代表發言。有時我們還加夜班。這麼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英、美的著名學府或國內的教會大學畢業的，都心甘情願為共產黨的會議效勞，這足以顯示共產黨改造知識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功。同時，這些年富力強的學者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中感到自由自在，雖然大多數人仍然遵循「明哲保身」的古訓。有一次，我奉命翻譯朱德元帥的一篇發言稿，感到他辭不達義，一時惱火就脫口而出大聲說：「這麼笨拙的文字讓人怎麼辦啊？」錢鍾書先生，素來以言辭鋒利聞名的，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又把一個食指放在他嘴唇上，輕輕地「噓！」了一聲。看來我還是太天真。儘管如此，看到周總理在政治報告中強調經濟發展，放鬆階級鬥爭，我受到鼓舞。新黨章提出防止在中國出現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也使我感到寬慰。
    大會閉幕後，適逢「十一」國慶，北京舉行盛大遊行，我被邀參加觀禮，站在天安門對面的觀禮台上，遙望毛澤東從城樓上揮手，接受遊行隊伍高呼「萬歲！萬萬歲！」這些震耳欲聾的口號不禁使我想到歷代封建帝王的專制。眼前這個笑容可掬的「大救星」的形象，和那個一年前不擇手段誣陷胡風，大搞文字獄的暴君，我實在無法調和。可是面對這喊得聲嘶力竭的遊行人海，我感到十分無奈。學院為我有幸參加國慶觀禮而感到自豪，有些同事也感到羨慕，不過一站幾個小時對我的兩條腿和膀胱卻是苦不堪言。
   
   大會閉幕以後，我和錢鍾書、王佐良一起留下來，參加大會文件英譯的定稿，直到十一月中才返校任教。我擔任兩門閱讀課和一門作文課，負擔較重。但我脫離教學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講台為好學的學子授業，因此並不計較。三個班的學生都喜歡我的課，領導和同仁也時有好評。
   在「百花齊放」的春天，北京出版的幾家重要學術刊物向我約稿。王佐良主編的《西方語言文學》季刊於1957年4月創刊，其中登載了我寫的一篇評論詩人卞之琳教授的新譯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我又完成了一篇評論吳興華精心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四世》的長文，預定在夏季號刊出。與此同時，已調入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卞之琳老師，和原燕京西語系青年同事楊耀民，一道來訪。耀民年青時患嬰兒麻痹症致殘，他不怕勞累拄着雙拐來看望我，令我感動。他秉性謙和，待人以誠，入黨後還是老樣子。在交談中提到了兩年前的肅反運動，他認為中國跳過了資產階級革命，不懂自由和民主，才會犯肅反這樣的錯誤，現在要補課，大力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此研究和介紹西方文學也提到日程上來了。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他擔任文研所的學術刊物《文學研究》季刊的執行編輯，特來約我寫一篇萬言長文，紀念美國詩人朗費羅誕生一百五十周年。國內唯一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刊物《譯文》月刊約我翻譯美國小說家斯坦貝克的著名中篇《珍珠》。我但願有更多的時間用來讀書鑽研，認真做一點學術研究工作。但我對目前的情況並無怨言。
    1957年5月1日，放假一天，慶祝國際勞動節。當年我教過的十多個燕京畢業生相約在頤和園聚會，邀我和怡楷參加。那天風和日暖，遊人如織。我們在後山還碰見久違的陸志韋校長，大概「無官一身輕」吧，他顯得更灑脫了。我們坐在包租的畫舫上，沐浴着春風煦日，在座的在肅反中幾乎都因莫須有的「ABC」反革命集團受過衝擊，此時此刻大家都感到心曠神怡，又放言無忌了。有人帶來當天的《人民日報》，朗讀了頭版頭條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的通知。黨中央要求各級黨組和黨員積極投入運動，主動向各行各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徵求意見。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都受到鼓舞，讚賞共產黨作出的這個勇敢決定。是中共誠心誠意從去年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吸取教訓嗎？誠心誠意努力實現為新中國帶來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許諾嗎？我滿懷希望，拭目以待。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我幾年來第一次熱心看報。《人民日報》和北京的其它報紙，每天都連篇累牘地刊登對共產黨幹部和方針政策的批評文章，作者大多是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有的反對「黨天下」主張各黨派輪流執政；有的認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主張「教授治校」；有的大聲疾呼，共產黨如一意孤行，人民將起來革命。各大學、各政府部門、各「民主黨派」，響應黨中央號召，開展「大鳴大放」，暢所欲言，幫助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整風。我妹妹寧慧，作為二十八中的非黨員副校長，被邀到區黨委召開的會議上參加「鳴放」。她誠懇地指出目前中等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如何改進的意見。她的發言登在第二天官方的《北京日報》頭版頭條。在鄰近的北京大學，「大鳴大放」如火如荼，大字報鋪天蓋地。當年我在燕京任教時的助教黃繼忠積極「要求進步」，後來留在北大，現在也熱烈地參加大鳴大放。放眼全國，言論自由儼然「百花齊放」，豈知到頭來卻是曇花一現。
    整風運動大張旗鼓地開場五個星期之後，「偉大領袖」再次親自出馬，扼殺了後來以「北京之春」聞名的思想解放運動。他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又一篇社論，譴責目前出現的批評有不少是「毒草」冒充「香花」。他宣稱，這不是黨所要的「建設性批評」，而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罪行。曾幾何時，共產黨堂而皇之發動的自身整風運動卻變成了一場全面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人們對肅反運動記憶猶新，又被投入一場更殘酷的「反右」運動。足智多謀的「偉大領袖」事後透露，這場運動並不是什麼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讓那些膽敢犯上的人自投羅網。

 二
   我落進了他的 「陽謀」羅網。
    雖然「鳴放」熱火朝天的北大近在咫尺，「幹校」卻並無動靜。學校的領導幹部都是延安出身的老黨員，他們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磨練，在沒摸清運動的風向之前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有些學生，到北大看過大字報之後，回來貼了些小字報，對枯燥無味的政治課和低效率的行政工作提出溫和的批評。我問過馮副校長，他對這些意見怎麼看法。他含含糊糊地說：「這些毛小伙子年紀太輕，不知天高地厚。」教師當中議論紛紛，但是沒有人貼大字報。
    有一天，一位黨員英語教師問我是否也打算參加整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思想改造」。「我？」我哈哈一笑答道。「我是下你們的油鍋炸過的。而現在你們黨員卻要用‘和風細雨來整風。和風吹得黨員醉，細雨打得群眾濕！滾水燙一燙不會更有效一些嗎？謝謝您啦，我用不上你們的整風。整了那麼多年，我已經整得跟聖人一般乾淨了。」
    又過了一些時候，校黨委開始召開教職員「鳴放」座談會，號召大家向黨提意見。瑣碎的意見提了一些，但沒有人碰重大的問題。一天晚上，於副校長來訪。他年青時留學日本，回國後到延安投身革命。他平常沉默寡言，這天一坐下就談起他本人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經歷 。
   「很多革命同志都受到嚴峻考驗。我也不例外。作為一個日本留學生，我自然而然被當作有特務嫌疑。有些人自殺了，但我經得住考驗，贏得了黨的信任。」
    「我欽佩您在泰山壓頂時巋然不動的精神，」我說。「但是我不明白，這些人既然放棄一切投奔革命隊伍，黨為什麼還要採取各種嚴峻的手段考驗他們？」
    「你必須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那是戰爭年代。一方面是國民黨，一方面是日本人，鬥爭十分劇烈。黨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敵特就會滲透革命隊伍。」
   「這種特務你們抓到多少？」
   「不多，沒幾個。」
   「付出傷害那麼多好同志的代價？ 」
    「不管幹什麼都要付代價，錯誤總是難免的。幹革命必須看主流，看事物光明的一面。這正是為什麼黨中央強調這次整風運動必須以「和風細雨」的方式進行。提意見的人決不會受到任何打擊報復。這是毛主席親自製訂的政策。我們大家都必須開誠布公幫助黨和黨員改進工作作風。我對教職員鳴放會進行的情況很不滿意。好像沒有人願意在會上鳴放。提出來的都是些雞毛蒜皮。大學教師是高級知識分子嘛，應當就重大問題提出批評意見。以你在學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會議上帶頭把心裡話說出來。」

第四章 半步橋，1958

1958年4月17日，大院兒里幾棵桃樹鮮花怒放，給幾座哭喪着臉的舊樓添了一點生意。下午二時整，一輛軍用吉普車開到我們住的筒字樓門口。怡楷一聲不響地把半空的舊洗衣袋遞給我，我盯着她平靜的眼神，連一聲再見也說不出口就爬上了車子的後座。那個鐘點，大院兒里不見人影。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卻連傳統的有人被捕或行刑時圍觀的群眾也沒有。
    一名身穿草綠色軍服的年輕司機立刻開車，另外一名年輕的士兵坐在他旁邊。一路上，這兩名戰士一面抽煙，一面閒扯，吵吵鬧鬧地互相取樂。開了一個鐘頭以後，司機對他的同伴說：“咱們快到了。咱們交了活兒以後，回去的路上我領你去看我女朋友，你得放規矩點兒。昨兒晚上你跟那個小婊子鬧得太離譜了。”那一個兵流里流氣地噗哧一笑：“我放規矩點兒？我等着瞧你跟你那個小婊子放規矩點兒哩，你這個假正經！”司機回敬道：“你他媽的開口就像個臭右派，你這臭流氓！你敢再這樣胡扯，瞧我不把你跟我的貨一起甩在那鬼地方。” 他們倆都樂了，這時車子已經快到目的地。
    我本以為車子是送我去一個農場參加體力勞動。誰知車子一停，我卻發現眼前是一座大鐵門，嵌在一圈頂上裝有鐵絲網的高牆中間。門口有兩名士兵站崗，手持裝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步槍。我看到牆上釘着“半步橋”的路牌。大門邊上的大白漆牌子上有一行黑漆大字：北京市勞動教養所。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北京市第一監獄新開業的下屬單位。我被領進去，交給一名面色灰黃的中年獄卒，他在“貨單”上蓋了驗收的公章。他看了一下我被送勞教的的文書，沒精打采地對我說：“噢，你是機要單位的。這你得保密。你在北京還有哪個單位最熟悉？”“北京大學吧。”“好吧，那你就是北京大學的。記住，你不是保密單位的，你是北大的。你要不小心泄密，那你就更麻煩了。把你的東西都倒在桌子上。”我遵命。他把我從美國帶回的舊彈射式刮鬍刀和幾包刀片放在一邊。“把手錶和褲帶解下來。”我遵命，把舊手錶和褲帶擱在刮鬍刀和刀片旁邊。
    “這些東西等你離開這裡時退還給你。我們不希望在這兒發生烏七八糟的事兒，明白嗎 ？”
    他們想得倒挺周到的，不過可苦了我提着褲子走路。辦完手續，我被關進二樓一間監房。二十來個中青年男子，個個囚首垢面，坐在鋪在水泥地上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擠得滿滿的。牆角的尿桶發出刺鼻的臊味。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兩三名，其餘大多是“歷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壞分子”。大家感到驚訝，竟會有一位大學教授來與他們為伍。這幫人算作一個班。班長鄭方文一臉精通世故的皺紋，在舊社會當過警察局長，管教監犯得心應手，自然受到新同行的重用。副班長王文當過解放軍排長，在內戰中受過傷，少了一個手指頭。他生得英俊，又會唱青衣，和一個戰友的妻子勾搭成奸，被判了三年徒刑。勞改釋放後，在一個磚廠就業，又在食堂偷飯票，因此被送勞教，這裡叫做“二進宮”。我恍然大悟，這個“半步橋”給我帶來了多大的變化：跨過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識分子，甚至不是一個人。我現在只是一個入了另冊的“分子”、一個賤民，一點也不比睡在我左右兩邊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們還壞，因為思想罪被認為比各種小罪更危險。
    夜晚躺在水泥地上，擠在兩個陌生人中間，輾轉反側，我不禁琢磨起這個不祥之兆的街名。我想起兩句舊詩：“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 可是我萬萬沒有料到，在通向苦難的道路上半步橋會引我走多遠。一日兩餐，吃的是同樣的東西：一個用發霉的玉米麵做的窩窩頭、一碗玉米糊、一片鹹得發苦的醃籮卜。沒有油、沒有肉、沒有蔬菜、沒有糖，不用為膽固醇操心。頭兩天，我實在無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給左右的難友。“不用過多久你就會吃不夠的，”難友們預言。他們說對了。關在監房裡，聞着我們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我們也用當初人家批鬥我們的方式相互展開批鬥。除了每天輪流下樓倒尿桶，我們不時到大院裡打掃衛生。在那種場合，我一向認為不足為奇的新鮮空氣和金色陽光成了無比珍貴的天恩。

二

暮春五月，有一天我們又出現在陽光明媚的大院裡，任務是參與全民動的殲滅麻雀運動。這又是一次由“偉大領袖”親自部署的偉大群眾運動。蒼蠅、蚊子、老鼠，外加麻雀，統稱為“四害”。領導傳達上級文件，麻雀每年損耗千百萬噸糧食，為害不下於老鼠，必須像老鼠一樣堅決予以殲滅。因此，全國人民總動員，在同一天從早到晚，向麻雀發動總攻擊。我們一干人犯也有幸參與這一盛舉。我們的武器是各人自己的洗臉盆，有搪瓷的，有鋁製的，各人用一根木棒在盆底上敲個不停，參加全國五花八門的打擊樂器大合奏。中華大地上空殺氣騰騰的噪音，嚇得一隻只的小麻雀不停地東飛西竄，直到累死墜落地面。罪惡的小鳥怎禁得起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隨後幾天，北京幾家官報都歡慶殲滅麻雀運動的偉大勝利，而且報道了北京人愛吃的“鐵雀兒”貨源如何充裕，物美價廉。我沒嘗到一口鐵雀兒的滋味，我的勝利果實只是我在臉盆底上敲出的一個大洞。我不得不請求批准給怡楷寫一張明信片，請她另送一個盆來。
    幾天以後，星期天下午，我被叫到我第一天來被“交貨”的那間屋子。同一個面色灰黃的獄卒指着他面前桌子上一個臉盆，還有一條草蓆等幾樣用品，對我說：“你老婆給你送來的東西。”我焦急地問他：“她人呢？” 他冷笑道： “你應當放明白一些。在這個地方你沒有權利見客。那天天氣很熱，怡楷已近臨產，在烈日之下從幾十里外擠幾趟公車來探監，卻不得一見。我感到十分無奈，只能責備自己： “你應當放明白一些。”
    據多年後的報道，消滅麻雀促成了其後兩年的糧食大歉收，因為一旦天敵消滅，糧食作物的害蟲就在免費供應的共產主義大食堂大搖大擺地吃起大鍋飯來了。
    6月5日晚飯後，我正在翻看《杜甫詩選》，忽然接到妻子從海淀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恰巧我剛讀過老杜贊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得一見，好歹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三
    在我給怡楷寄出我給女兒的祝福後的第二天，全部監禁在教養所的人員聚集在大院兒里聽動員報告，人數之多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愛略特的一行詩，“我沒想到死亡毀了這麼多人”。）做報告的人是興凱湖國營農場的一名領導幹部。農場位於黑龍江省小興凱湖上，毗鄰西伯利亞，新近由北京市公安局開發，用來安置成千上萬的勞改和勞教分子。這位報告人聲稱，建立農場的目的是“通過強迫勞動改造犯罪分子，把他們從剝削階級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那個地區統稱北大荒，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冰天雪地，人煙稀少。但是，他鼓舞人心地說“那兒有肥沃的處女地，等你們去開發。你們的任務就是把北大荒建設成社會主義的北大倉。那兒吃的東西有的是。玉米、小米、大米、小麥，應有盡有。興凱湖裡有的是吃不完的魚。我是專程來接你們的。”
    在忍飢挨餓關押了兩個月之後，人人都嚮往吃飽肚皮在陽光下勞動的生活，儘管心裡明白無非是遠離親人到荒原上去從事奴隸勞動。可怕的流放竟然能變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再一次不得不佩服共產黨運用辯證術的奧妙。
    6月11日深夜，我們從教養所押解出來，登上停在路邊的一溜公車。一眼看不到頭的車隊，緩緩地通過行人絕跡的街道，沿途都有荷槍的士兵站崗。我無言地告別了這座歷史悠久的、絕對專制權力的中心，我是在不到七年前滿懷憧憬來到這裡的。到達前門火車站後，我們登上“專列”。一連三天三夜，這個特殊的“專列”，滿載八百名勞教分子，在武裝人員押解下，駛往濱湖的密山小城。我們過境休息時，小城宣布戒嚴。幾隻大木船把我們運到目的地 —— 小興凱湖上沼澤遍布的勞改農場。

第五章　生於憂患（1958）

（據李怡楷口述）
   寧坤被吉普車帶走的那天，我站在宿舍門口，一直看着車子開出大院兒。猛然間，我眼前發黑，兩腿軟得快站不住了。一個路過的女同事輕輕推了我一下，急促地說：“小李，怎麼啦？快回去躺下。你的臉色太難看了。”回到屋子裡，我癱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覺，直到感覺肚子裡的小生命在蠢動。我嚇了一跳。我會早產嗎？不過疼痛很快就過去了。突然間，我放聲大哭起來，這是幾個月來第一次。我也第一次感到十分孤單。一陣敲門聲打斷了我的啜泣，我聽見鄰居一個婦女大聲說：“打字室來電話，叫你馬上去上班。他們說有緊急任務。”我好不容易從床上爬了起來，一路拖着兩條腿走到打字室去。
   我本來在教師閱覽室工作，管理英文書刊。那裡備有一些美國報刊，包括《生活》、《時代》、《讀者文摘》、《紐約時報》。這些“反動報刊”是別的大學所沒有的，而這個學校這樣做是為了幫助教師熟悉流行的美國英語和了解“敵方”的最新情況，提高教學質量。一旦寧坤被劃為極右，我就沒有資格接觸這些“危險品”了。我被調進打字室，首先在一台古老的台式英文打字機上摸索自學，後來專打蠟紙。不過，打字常常給政治學習讓路。
    我一走進打字室，以積極聞名、人稱“小左”的小組長，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華僑，繃着面孔對我說：
    “你為什麼遲到這麼久，李怡楷？”
    “我得等寧坤離開。後來我人不舒服。”
    “他是兩點走的，對吧？現在三點過了。紅腫的眼睛！你為什麼哭？還為他難過嗎？你的眼淚證明你從來沒有和右派劃清界限。多麼頑固！馬上來開會。我們把這個會推遲到現在。你看，別的組的同志也來了。你跟着你愛人走，在錯誤和反動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我們在這裡是要通過嚴肅的批判幫助你。你先做一個自我批評。”
    “對不起，我沒有準備。” 我平靜地回答。
    “你說什麼？你犯了那麼多嚴重錯誤，卻連自我批評也不準備做。她的態度能容忍嗎，同志們？ ”
    “不行，當然不行，”時髦的法文女打字員應聲道。“李怡楷，我們大家都是來幫助你，免得你跟着你愛人走上毀滅的道路。你必須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和他劃清界限，你明白嗎？” ”
    “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當然知道怎麼辦，”一位人事科的女幹部插話了。“你只不過是不願意，因為你堅持反動立場。整個運動期間，你從來沒揭發過巫寧坤的反動言行。這完全是你階級立場的問題。你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對吧？”
    “我父親是一位愛國民族資本家。他死於心臟病時我才四歲。”
    “這我都知道，” 她那權威的聲音說。“問題是，你沒有改變你的階級立場。除此之外，你又堅持巫寧坤的反動階級立場。那是非常危險的。你有沒有考慮過離婚？別誤會，沒有人強迫你離婚。我只是問，你有沒有過這個想法？”
    “沒有，從來沒有，” 我答道。
    “同志們，你們聽聽！為什麼沒有 ？”
    “我們大家都知道，黨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寧坤有病，黨正在挽救他，我有什麼權利拋棄病人。再說，我是天主教徒，教會嚴禁離婚。”
    “大家聽聽！抬出黨的政策和她的教會的規定來壓我們。我要讓你明白，我們黨並不禁止離婚。老丁的愛人正在辦離婚。黨組織和同志們都讚許她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你的宗教信仰和我們不相干。但是，你忘了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享有離婚權，尤其是和右派離婚。我已經說過，沒有人勸你離婚。你離婚，我們得到什麼好處？我們來是要幫助你認清你的錯誤和反動思想。”
    其他人輪流表示同意人事幹部的意見，告誡我儘快劃請界限。最後，“小左”做總結，讓我認真反省，正視現實，並宣布要繼續開會幫助我。“今天我們不再為你浪費時間了。你回家去繼續思想鬥爭。下次開會，我們希望你講清楚你打算怎樣和你右派愛人劃清界限。如果你頑固不化，你的問題可能不會停留在‘人民內部矛盾’。那你怎麼辦呢？帶着花崗岩腦袋和巫寧坤一起去見你的上帝？難道你對你小兒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沒有任何感情嗎？”
    我回到家已經六點鐘了，疲憊不堪。寧坤和丁丁在家時，兩間小屋子總顯得又吵又擠，此刻卻冷清得像一個荒涼的墓地。為了逃避這突如其來的孤寂，我走出門去遛達遛達。同事和鄰居們，三三兩兩，正從食堂往回走。我正躊躇要不要跟他們打個招呼，有人假裝沒看見我，也有人掉過頭去。這大概就是他們所說的“完全孤立”吧！又回到我的小屋子，我看到寧坤從香山帶回來的兩個茶雞蛋和花生米。這時我才想起從早晨就沒吃東西，肚子很餓了。我剝了一個蛋，正想咬一口，可心思又回到寧坤身上。“他此刻在哪兒？有晚飯吃嗎？會挨打嗎？他還能忍受多少侮辱和傷害？一旦受不了，他會自殺嗎？......”
   我沒有胃口了，但想起肚子裡有個小生命要喂，才勉強就着一杯熱水把雞蛋吃了下去。那個雞蛋和花生米就留給丁丁吃吧。我提醒自己別忘了給他買一個紅的大蘋果，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後留下的話。我躺到很晚才入睡。近年來發生的事，一樁樁，一件件，都來到心頭。我倒想大哭一場，可就是哭不出來。到最後，我對自己說，“你一定要勇敢地單獨面對世界，不管今後發生什麼事。”在以後的日子裡，又有開不完的小組會“幫助我認識我的反動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職員大會上，你把肅反運動中巫寧坤在南開受到批鬥和耶穌受難比較，有沒有？”
   “有的。” “荒謬絕倫，反動透頂！你怎麼可以把社會主義中國一個反動分子罪有應得的批鬥和耶穌受難相提並論？你的反動階級立場還不明顯嗎？” “我承認那是個錯誤。巫寧坤不配和耶穌比較。我的意思是說他同樣是無辜的。”
    “你說什麼？他是無辜的？”
    “我當時是那樣想的。”
    “那你現在怎麼想？”
   “我現在怎麼想，沒有什麼關係了吧。” “你像泥鰍一樣滑，像石頭一樣頑固，像右派一樣反動。我們本來以為你年紀還輕，大學畢業不久，也許我們還可以挽救你。很明顯，你的思想受巫寧坤毒害太深了。”
   還有一次，他們盤問我一年前在頤和園參加五一節日遊園的事。
    “去年五一，你參加了ABC在頤和園的聚會，對吧 ？”
    “那天放假，寧坤教過的幾個學生邀請我們和他們一起遊園野餐。”
   “你又像泥鰍一樣滑了。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劃的反革命集會。你參加了。你自己說說你的活動屬於什麼性質？”
   “我們參加了一次野餐。我想不起有過任何違法活動。” “我們掌握你在會上的發言。你攻擊南開的肅反運動，而且十分激烈，是不是？”
    “我們交流了經驗。當時人人都認為肅反是個錯誤。”
    “你現在還這樣認為嗎？”
    “我現在怎麼想，那有什麼關係嗎？”
    “你狡猾，很狡猾！”“小左”總結道。“我們不會讓你滑過去的。你等着瞧吧。”
    大多數同事都不理我了。經常有冷冰冰的、鄙視的、甚至敵視的眼光向我投射過來，好像一枝枝毒箭。以前常來我們家和寧坤喝酒聊天、談笑風生的幾位同事，現在路上碰到我就掉過頭去。我過去很難想象一個賤民或麻瘋病人的遭遇，也從未料到我自己會有這樣的遭遇。“但是我到底犯了什麼罪過呢？”我在自己寂寞的心裡大聲呼號。
    1958年5月1日，學院組織教職員去參觀半步橋北京市模範監獄，“小左”通知我要參加。一名女同事主動告訴我：“巫寧坤就關在那兒。沒準兒你能見到他。”到達之後，我們二十多名“貴賓”被請進一間會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來一杯熱茶。隨即一位領導幹部講話。他對我們表示熱烈歡迎後，便宣講通過強迫勞動將罪犯改造為新人的社會主義政策的無比優越性，然後介紹這座監獄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歷史、目前的規模、勞改的設施、以及在監的勞改犯類別。他最後說：“從各位將親眼看到的實際情況，大家可以證明我們的勞改政策如何體現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鐵證駁斥右派對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和勞改部門的猖狂攻擊。”聽完報告，我們去參觀一個生產尼龍襪的車間。男勞改犯身上戴着整潔的白圍裙，胸口印着紅色的大字：北京第一模範監獄新生尼龍襪車間。他們緊張地照管着機器。我們的嚮導自豪地告訴我們：“我們生產的的葡萄牌尼龍襪質量是第一流的。各位老師也許有人腳上穿的就是我們的產品。優質產品專供出口，為國家創匯。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證明如何把社會渣滓改造成生產力。” 然後我們又參觀了食堂，裡面排列着大長桌和長板凳；文娛室，裡面有犯人在玩紙牌；閱覽室，裡面有犯人在看《人民日報》和《中國畫報》；最後，一間間有幾張雙層床的監房，床上的內務很整潔。突然間，一名女同事大聲說：“你們看那兒！還給他們淋浴！咱們宿舍里還沒裝淋浴哩。我幾乎覺得對這些人民的敵人未免太好了。但是這也足以證明，我們黨將敵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是多麼仁慈！”我正在納悶兒，不知寧坤是否也在享受黨的仁慈，她轉身對我說：“我們還沒看到你愛人。噢，他還不算勞改犯。他的待遇肯定更好。難道你不感到對黨由衷的感激嗎？”
    幾天后，我收到寧坤的一張明信片，要我給他送一個臉盆，因為他帶去的那個在嚇唬麻雀時敲通了。地址果真是“半步橋勞動教養所。”我從家裡拿了一個臉盆，加上一頂蚊帳、一張草蓆、一頂大草帽，他在太陽下勞動時用得上。我得先去寧慧姐家，因為她要陪我去。一來她不放心我懷着大肚子一個人去，二來她也很想看看哥哥。那天下午很熱，一路要換兩次公車，足足走了兩個鐘頭。下車後，我們開始問路。似乎誰都不知道這地方在哪兒，有一個男人還滿臉鄙夷地瞪了我們一眼。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坐在一個門洞裡乘涼。
    “老大爺，” 我客氣地上前打招呼。“請問半步橋在哪兒？”
    “這就是半步橋，大姐。你找幾號？”
    “我不知道號頭。”
    “那找的是監獄？” 我點點頭。
    “你去哪兒幹啥？”
    “我男人關在教養所。”
    “太不幸了。他怎麼會搞進去的？你們樣子是好人嘛 ！”
    “右派。”
    “哎呀！太不幸，太不幸了......順着這路走到頭，見到一堵高牆，就到了。太不幸了......”
   我們向老人家道謝後，又走下去。教養所不是我去參觀過的“模範”地方，而是龐大的監獄中一個寒傖的大院。我說明來意，一個哭喪着臉的中年男獄卒讓我把東西留下。我問他可不可以見我愛人一面，他冷笑道：“這不是家庭團聚的地方。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我明白跟他爭論沒用，但是我想知道寧坤在裡面受到怎樣的待遇。於是我又試探道：“同志，前不久，我跟學院的老師們一道來參觀過模範監獄。挺不錯的。教養所也是那樣嗎？”他臉上露出覺得好笑的表情。“有時候，我真搞不清你們知識分子是怎麼回事兒。”他說。“要是所有的監獄都像那個樣子，那麼它還叫‘模範’幹啥？常有外賓來參觀，一個勁兒地拍照，哈哈哈！”
    我搭公車回家，覺得路好像比來時更遠，情緒低沉，肚子裡的重量更沉。寧慧姐眼淚汪汪。

二
   5月27日，我感到第一陣產痛。我單身擠上一輛公車前往海淀醫院。婦產科病房護士長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愛人呢？”我含糊其詞地回答：“他來不了，忙着參加體力勞動哩。”她並不覺得太奇怪，只說：“那他一定是個大積極分子。孩子出世他肯定會來的。”我的產痛消退，我的心痛又回來了。我經常祈禱來使自己平靜。我並不祈求天主讓寧坤早日獲釋，因為天主並不是平反冤假錯案的清官，我只求天主賜給我受難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運的力量。
    病房是一間大統艙，住了十幾名產婦。下午探視時間，各家的親人都來探視產婦和新出生的小寶寶，還帶來燉雞、點心、水果等等，喜氣洋洋。我連一個探視的人也沒有。為了逃避難堪的問題，我就躲到休息室去看隨身帶來的書，《師主篇》和寧坤在被批鬥期間譯成的《珍珠》。但是同病房的產婦很快就用懷疑的目光看我了。我擔心人家會知道寧坤的處境。
    6月3日凌晨孩子出世，爸爸沒來。“多漂亮的小女娃！”給我接生的大夫還沒剪臍帶就大聲說。“她爸爸呢？還在忙着勞動？我覺得全身軟弱無力，但我很驚訝聽到自己毫不含糊地脫口而出：“是的，他到外地去勞動了。他被劃成右派。”大夫剪斷臍帶，一言不發就走了。護士長從此沒跟我說過話，護士們沒有必要也不理我啦。
    生女兒後兩小時，我慢慢地在病床上坐起來，取出我帶來的一張明信片。我寫道：
    寧坤：兩個多小時前，6月3日凌晨2時，我生了一個女兒
    ，體重3800克。長得很美！恭喜！恭喜！我情況良好，
    勿念。你給她取個名字吧。怡楷
    我偷偷脫下醫院發給病員穿的睡衣，換上自己的衣服，溜下樓，一路用一隻手扶着牆。出了醫院，我走到街角上，摸着黑把明信片丟進郵筒。我慢慢走回醫院，剛進病房門口，就看到一個繃着面孔的小護士在等我。
    “你哪兒去啦，李怡楷？”
    “我覺得好氣悶。我需要呼吸點新鮮空氣......”
    “難道你不懂，沒有我們批准你不能離開病房？”她氣呼呼的。“你生孩子還不到三個小時。太危險啦！你要為你自己的魯莽負責，如果出了事兒。你明白嗎？” 我表示抱歉，她嘰咕道 “右派家屬要放自覺一些 。”
    幾天后，等我收到寧坤的回信，他已經在前往幾千里外的北大荒的途中了。
    6月10日，我娘和婆婆一道來接我和新添的孫女回家。我娘帶着小外孫一丁，婆婆帶着小外孫張純，因為他父母都發配到外地勞動去了。我去出院處辦出院手續，替我結帳的女會計員把我們一家老小上下打量了一番，忍不住笑道：“兩老兩小來接你和小寶寶回家，沒有一個頂用的！你愛人呢？” 我說：“在外地參加勞動。” 她搖了搖頭，沒再說別的 。
    我娘是從天津家裡來照顧我坐月子的。我回家後，沒有一個同事來看望我和新生的孩子。有娘和丁丁在身邊，我就知足了。我一直把寧坤發配北大荒勞改的事瞞着娘，可是她常問起他人哪去了。收到他從勞改農場來的第一封信後，我就瞞不下去了。半夜醒來，她就哭起來了。一輩子遇到的傷心事太多，哭得太多，早已受青光眼的折磨。現在雪上加霜，她的眼病又要加重了。儘管我和娘心裡都想念寧坤，我們很少提起他。只有一丁常問我：“媽媽，爸爸在哪兒？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帶我去看大象？”我也只得硬着頭皮回答：“爸爸跟好多叔叔一樣在外地勞動。他過不了多久就會回家的。”
    我利用休產假的時間給寧坤做冬衣，寄到北大荒去。夜深人靜，我仿佛可以聽見寧坤輕輕哼着家鄉揚州的《孟姜女送寒衣》的小調。萬喜良從南方家鄉被徵調到北方去給秦始皇修萬里長城，寒衣還得要妻子孟姜女在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去。等她千辛萬苦走到長城，丈夫早已成了亡魂。想起這故事，我感到膽戰心驚。難道歷史又要重演嗎？好者我眼下只要把寒衣打包到郵局去寄就行了。運氣好的話，沒準兒還能在棉襖棉褲當中塞進兩聽豬肉罐頭，雖然我明知道政府規定嚴禁在寄到勞改人員的郵包中夾帶食品。
    在西苑郵局，女郵務員對郵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問我：“這裡面有食品嗎？”
    “噢，沒有，沒有。” 我連忙回答，勉強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勁地又摸又捏。“那麼這些硬東西是什麼？”她質問我。
    “兩個，哦，小、小罐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覺得像做賊給人當場抓住了。
    “取出來。放快點兒。” 她命令我。
    “噢，就這一次吧。” 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政府明文規定不准給犯人郵寄食物。”她提高了嗓門兒。 “你公然違反政府規定，破壞政府改造人民的敵人的工作。你在大學工作，可是你竟然不惜講瞎話來鑽空子。”
    我悶聲不響，把密縫的包裹拆開，取出兩聽違禁品，再一針一針縫上。

第六章 風雪北大荒（1958-60）

興凱湖勞改農場共有九個分場，其中六個勞改分場，兩個勞教分場，一個女犯分場,每個分場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個下午，幾隻大木船從密山把我們這夥八百名勞教分子運送到湖邊的八分場臨時場地，那裡已經有先遣勞教人員搭好一個廚房和一間工具棚。我們下船後就忙着搭大帳篷，這是我們搬到固定場址以前的住所。安頓下來，趕緊吃晚飯，窩頭鹹菜，飯後集中在帳篷前面的空地上聽場長做報告。場長是北京公安幹警，他報告的主要內容是警告大家千萬不要企圖逃跑。分場周圍都是沼澤，這裡叫草墊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圖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來從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試法，因為政府經常宣傳社會主義司法機關如何強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脫它撒下的天羅地網。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開始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築一條導流堤，防止湖水泛濫，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墾地勢較低的處女地。我們用的工具是鐵鍬、鐵杴、鶴嘴鋤、夯槌、扁擔。我們天不亮就起身，啃一兩個窩頭，喝一碗玉米粥，隨即扛上工具，列隊前往兩三里外的工地。勞動時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個班又分成幾個小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用鍬用鋤都是能手。我從來沒用過鐵鍬之類的工具，被分配和一個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學教師用麻袋或柳條筐抬土。扁擔我也沒用過，擱在肩頭別彆扭扭，很快就把肩頭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緊牙關，一天接一天，磨練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樣希望我這樣努力勞動能得到負責監管的隊長們的好感，早日獲得釋放。
    沒有固定的勞動時間。我們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夏天白晝越來越長，我們勞動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與此同時，“英明領袖”又發動“大躍進”，要求全國人民“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隊長們每天訓話時問我們：“全國的革命人民都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英明號召拼命大干，你們這些有罪的人應當怎樣干，才能將功贖罪？”於是，我們的勞動時間更長。我們抬土的份量越來越重，跑得越來越快。勞動競賽成了家常便飯。挖土小組之間展開競賽，爭取為建設社會主義大堤貢獻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組高唱隨口編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調和意在言外的雙關語打動從事勞役的流放者的心。未來的史家也許會在他們的史書中為這些勞動營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個勞教分子從一個工地跑到另一個工地，像一個流動的小販，手裡拿着一個喇叭筒叫賣他的貨色。他過去是搞宣傳工作的，現在上勞改工地搞宣傳鼓動有點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寧坤！”忽然聽到自己的名字，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由於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過批評。“他過去是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識分子。他剛來勞動時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現在看他，抬得越來越多，跑得越來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樣！再加油，力爭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給別人做榜樣，可我感到我隨時會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隊長的收工哨子一響，我們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邊去洗淨工具，然後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隊吃了敗仗的散兵。回到帳篷里，我們就把搪瓷飯盆擱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為粥總是滾燙，我們就先到湖邊去清洗一天下來的汗和土。我們又累又餓，玉米粥總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從湖邊回來，卻發現金黃色的玉米粥變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視眼，就問鄰鋪的小伙子、一個快活的小偷，這是怎麼回事兒。
    “蚊子，” 他說。
    “天哪！那我怎麼辦呢 ？” 我沮喪地問他。
    “吃下去。我們大伙兒都吃了。動物蛋白，你該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學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對不？你今天大躍進得了表揚。沒準兒明天你又會因為吃蚊子得表揚。” 他調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來的大鋼精勺兒大致刮去了上層的動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離京前那位公安幹部動員報告裡沒提的東西，很快就成為一大禍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饒人。確確實實有千千萬萬蚊蚋，有時甚至於遮天蔽日，因為農場位於大片的沼澤和草原中間。白天上工時我們不斷受騷擾，完不成勞動定額。後來給我們每人發了一頂挺別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頂小蚊帳，當然自費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襲擊。這些吸血鬼，在我夜間躲在蚊帳里做的惡夢裡，就變成吃人的猛獸。
    到了夏至，三點鐘天亮，八點鐘太陽才下去。我們每天勞動十四、十五、十六個小時。隨着大躍進升級，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也不希奇。兩星期一次的“大禮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躍進的術語，大幅度延長勞動時間叫做“放衛星”。分場第一次放衛星的日子訂在中秋節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歲的生日。我隨隊去一個兄弟分場，在皎潔的月光下整夜參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別具一格的生日派對吧。第二天，中秋節正日，上級又號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顆比滿月還亮的衛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飽嘗了“生別常惻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還能默頌蘇東坡“歡飲達旦”後寫的《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冬季長達六個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們完成了導流堤工程，剛搬進八分場新建的一棟棟茅草房，第一場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慶祝國慶放假一天。隊長們又號召大家加倍努力，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他們大聲疾呼：“力爭上游無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無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羨慕冬眠的動物，牠它們免受嚴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給它們帶來生的喜悅才醒來。對於當地的農民，這也是平和休閒的季節。整個冬天地上雪深數尺，他們有什麼農活兒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馬列主義辯證法”的同志們，他們認為這恰恰是處理那些在別的季節無法下手的工程的季節。
    勞改營與世隔絕的場地是精心策劃的選擇，因為它讓犯人幾乎絕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對外交通工具就是裝運我們來的那種原始的木船。早先來的犯人從湖邊鑿開一條狹窄水道，通向總場場部所在的中心地區。但是來往船隻越來越多，水道就難以應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凍得結結實實，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條運河的大好時機！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頭的奴隸大軍沿水道排開，各隊分段包乾，規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鎬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齊的大冰磚。然後把冰磚抬到水道的兩邊，堆砌成兩條冰的長城。有一天，氣溫降到攝氏零下38.50度，總場領導決定這正是放衛星、“試與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該出工去放衛星的時候，我們這個班一半的人還沒下炕，都說是病了，包括身強力壯的班長。一個小伙子躺在炕上說：“這種鬼天氣去跟冰塊兒打交道，我還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隊長，我們大家都說他是個菩薩心腸的復員軍人。他進來一眼就看出問題，臉朝着我說“巫寧坤，今天你代理班長，把已經起來的帶去出工。”我大吃一驚，向他求情：“我，李隊長？免了我吧！您知道我連冰鎬也不會使。”他說：“沒關係嘛。那邊幾個可以切冰塊，供你們幾個抬。去吧，今天放衛星嘛。”我便領着十來個裹在臃腫的冬衣里的勞教分子，縮着脖子，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發揚“人定勝天” 的豪情壯志。
    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別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們幹活動作很快，因為實在太冷，偷懶就要挨凍。等看到送午飯的推車快到眼前，我就大聲嚷嚷：“夥計們，開飯啦！”伙房的老王喊道：“滾熱的玉米麵兒菜糰子，好東西！不限量，隨便吃！”他從棉罩子下面掏出一個遞給我。果真熱氣騰騰，可是我還沒吃完它已經冰涼了。大家天天鬧餓，可今天好像誰都沒胃口。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熱量，夥計們！能吃就多吃幾個。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兒。”可是誰也不想吃第二個，我也一樣。突然間我發現少了兩個抬冰磚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爺，難道他們逃跑了？我趕忙跑到兩行冰牆之間的巷道，看見他們倆凍得縮在一起，仿佛已經凍成了冰人兒。我朝着他們嚷嚷：“你們想在這裡凍死嗎，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過來，快點兒，來吃午飯！不許再這麼幹，小兄弟！你們家裡人會怎樣......”我哽咽得說不下去了。到頭來我們並沒放衛星，因為，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我們去“共比高”的老天爺偏偏放出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暴，把我們連滾帶爬地轟回了監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後，我們開始用鎬一點一點地挖去堅硬的凍土，逐漸加深加寬河床。這活兒極其艱苦，好者有廉價的奴隸勞動。四、五月間，春天來到北大荒，冰磚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條現成的運河！又一個例子，證明我們的歷史學家和政客們慣於誇耀的，那創造了世界第七奇蹟、萬里長城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長城的往事，那仿佛預示着我日後的遭遇。可惜我這短命的冰牆沒有萬里長城永恆的悲壯。
    第二年冬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封凍的湖上一望無際的蘆葦，運到一個計劃中的造紙廠的廠址。如同全國各地一樣，勞改農場也從大躍進的狂熱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項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數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有農場、養豬場、養雞場、製糖等輕工業工廠，學校，電影院，醫院，甚至一所“興凱湖大學”，而我們將是這個新興城市的第一批建設者和居民。農場領導緊跟黨中央文件和黨報社論，不斷宣講“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在許多工程項目中有一座全國第二大的造紙廠，年產數十萬噸各種類型的紙張，為黨的宣傳事業作貢獻。我們每人配備一個簡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橫裝一個長刀片。我們的鞋底裝上滑輪，我們肩頭套着一條粗索子拉着爬犁。一個中隊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蕩蕩，向幾里外凍湖中心灌木叢般的蘆葦前進，從遠處看來也許像一隊追尋冬季運動樂趣的休閒人士。把長刀片向前一推，蘆葦紛紛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齊齊。爬犁裝滿綁緊，我們就往回走，把寶貴的造紙原料送往未來的造紙廠。作為強迫勞動的一種形式，天氣好時幾乎是一種樂趣。可是，天氣預報往往並不可靠，我們有可能碰上突如其來的雪暴，在湖上迷失，離分場好幾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凍死，或者掉進一個沒凍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的爬犁大隊像往常一樣向凍湖中心推進。但是，正當我們開始收割蘆葦，一場雪暴從不知哪兒刮起來，橫掃大湖。李隊長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從來行動遲緩，落在隊伍後面。雪暴刮得越來越猛，頂風前進成為艱苦的掙扎。我低下頭，我的眼鏡被颳走了。天哪！我趕緊追，又彎下身子，在冰雪上亂摸。眼鏡兒無影無蹤，再抬起頭來，一個人也看不見了。我驚慌失措，邊跑邊喊：“李隊長！你在哪兒？你在哪兒，李隊長？巫寧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發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進冰窟窿，我就會葬身湖底的深淵了！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隊長！巫寧坤迷路了！救命啊！”又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的聲音從遠處喊道：“巫寧坤！我們在這兒等你！順着我聲音的方向過來。不要驚慌！”過了幾分鐘，我就和大隊在一起了，讓李隊長放下了心。回到監房，他跟我說：“丟了眼鏡當然可惜，但總比丟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樣，我很難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殺了，還是逃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怎麼說呢？你可別再這麼幹了。”我答應他下不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裡，我會是白白犧牲的，因為大型造紙廠永遠停留在紙面上。
    各種較輕鬆的雜活調劑了沉重的勞役。我們種過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異香讓我又哼起當年牽動着億萬抗日軍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認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含淚告別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隻身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敗，中國大陸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階下囚，萬里迢迢，拋妻別子，在大豆之鄉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沒別的活兒干時，我們就被打發到幾里外樹林裡去砍伐小樹，陽光暖而不熱，空氣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這樣來回走動也可算一樂也。我們整隊出發，每次回程卻各人按自己的步調單獨行動。單獨背着樹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難得的機會私下和自己對話，或是和不在場的怡揩和一丁對話，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樹林裡找到的野生龍鬚菜。就這樣，儘管背上壓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遠一些。我也覺得好笑，當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葉的偽裝”，看上去一定像《麥克白斯》裡從蓓乃姆森林來的“移動的樹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圍困在頓西嫰“紫禁城”里的麥克白斯進逼。“我來到這裡了，你這血腥的暴君！”我大聲說，一面嘲笑自己的虛張聲勢。

二
    自從回國以來，我領教了不知多少遍：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它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哪怕是它的敵人，只要不是無可救藥的，也將通過強迫勞動把他們從自身的反動階級立場和反動思想解放出來。強迫勞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新人。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世界，一個多麼美好的全是新人的新世界！從我的舊我解放出來！多麼美妙的思想！多麼光輝燦爛的明天！我感到心嚮往之 。
    哪怕是在遭受審訊和批鬥的煎熬的時候，我從來不敢肯定錯不在我。或許是我冒犯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終極真理，或許是我經不起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考驗。或許是由於我閉目塞聰，狂妄自大，以致無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我所認識的近年由英、美大學歸國的留學生中，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如今與小偷、流氓為伍？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才華出眾，學識淵博，甚至已經入了黨。難道他們不是正直的人，既受到黨的信任，又享受優厚的待遇？而我呢？“長征”路上的英雄們，爬雪山，過草地，受盡了苦難，是為了一個他們堅信的崇高理想。我的苦難所為何來？而我可憐的妻子和小孩卻要為我輕率的言行承受後果。如果我死在這裡，我就會像任何其它人所不齒的囚犯一樣埋葬在這荒原上。我一定有什麼毛病。我多想知道，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期間，那些被判以火刑處死的可憐蟲，他們心靈深處受過怎樣的煎熬？我私心渴望有一種魔術能讓我認識那“放之四海皆準”的偉大真理。雖然身敗名裂，我並不抗拒強迫改造，因為黨一再宣稱改造的目的在於“治病救人”。有些時刻，我幾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強迫 勞動的條件下進行。
    可是，一旦來到農場，強迫勞動就不給思想改造留下多少餘地。無限制的勞動時間，累得直不起腰來的勞役，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個人犯的最後一點精力。伙食比關在京城教養所時強多了。主食還是窩窩頭，不過玉米麵沒有霉味。歇大禮拜或是放衛星，我們可以吃到大米飯、小麥麵饅頭，還有我們自己人種的蔬菜、自己人捕的魚。後來，有了養豬場，偶爾可以吃到一口豬肉。既然吃得好一些，理所當然我們就得加倍苦幹。思想改造似乎是遙遠的事，屬於過去或者未來。目前，強迫勞動、強迫苦役，就是一切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等等政治術語，大學裡的人經常掛在嘴上的，在這裡聽不到了。反正，勞教分子中，大多數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確實，不時也例行公事式地提到思想改造。每天晚點名，隊長們往往提醒大家，強迫勞動的目的是改造思想，雖然從來沒有人解釋過強迫勞動怎樣導致思想改造。沒有閱覽室，北京到處泛濫的《毛澤東選集》在這裡卻見不到。晚間，有時候，在用舊墨水瓶自製的小油燈下，班上一名有文化的分子讀報，讀的是一份皺皺巴巴的、兩三個星期前的《人民日報》，讀多少算多少，從來不組織討論。
    每三個月有一次為期兩天的政治運動，其用意據說是加速這些敵人的改造。分場領導號召大家互相檢舉，個人坦白過去隱瞞的罪行，或者最近犯下的新罪行。一個小偷舊病復發，受到“同行”的猛烈批判。那個和我一起抬過土的中學教師坦白，他餓得不行，從伙房偷過兩塊玉米麵包。那位舊社會的警察局長揭發我寫過一首“反詩”，那是他“無意中”發現的。那首“反詩”是我在北上的火車上隨意塗寫在我那本《杜甫詩選》書後的，日期是1958年6月12日：
    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唯有詩千首，天涯慰寂寥。
    局長的檢舉沒有造成“立竿見影”的後果，但是我的檔案里肯定又添了一條新的罪狀。另一名右派被人檢舉在說夢話時咒罵大躍進。（監聽說夢話是自動化的，因為我們十來個人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張火炕上。大部分時間大家坐在地上，面面相覷，一言不發。偶爾一個有問題的人按捺不住，就站起來坦白交代。
    一個巡迴法庭定期來分場舉行公審，宣判一名抗拒強迫改造的教養分子，讓大家從“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一名年青的右派，過去是一所紡織學院的助教，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為他始終否認他的右派罪行。有一天，從導流堤收工回營的路上，我驚駭地看到一個快活逍遙的小流氓被綁在一棵樹上，身後插了一個牌子，上面用大字寫着：死不改悔的逃跑犯。後來公審時，他也被判了五年。過了一段時間，他二次企圖逃跑未遂，刑期延長到十年。
    我們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的教養期有多長。起初我們並不太着急，因為我們天真地認為那不可能太長，既然我們既沒審過，更沒判過。我們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犯，我們的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學院的領導不是跟我說過，勞教時間不會長嗎？在被開除之後，我不是還行使了公民投票權嗎？建國十周年，溥儀皇帝和一批國民黨將領獲得特赦。我開始幻想在不久的將來獲得釋放。畢竟那些傢伙都是戰犯，而我幹過什麼？國慶那天，我被分場張場長叫去談話。難道是要宣布釋放嗎？我有點動心了。
    “你來這兒一年多了，巫寧坤。你對改造有哪些體會？”
    “我學會體力勞動。”
    “你來這兒就是幹這個的。你前進了很好的一步。”
    才向前走了一步？我還得走多少步才算改造好？我決定試探他一下。
    “張場長，我們勞動教養期還有多久？”
   “那要看情況了。有一天你徹底改造好了，就給你解除教養。事實上你人還在這兒，那就說明，噢，巫寧坤，你是大學教授，你不難明白這個道理。 ”
    “那就說明我們還沒完全改造好？但是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或是什麼 時候改造好呢？ ”
   “你被解除教養的時候！”他接着說。“我說，你在這兒到底學會了幹什麼？”
    “種大豆。”
    “單靠大豆你能活下去嗎？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確實，第一年結束，有一兩個人被解除教養。一個是經常和人打架鬥毆的小流氓。有一天晚點名時，葛隊長當眾警告他，屢教不改，罪上加罪，決不許再犯。第二天晚點名，葛隊長宣布同一個小流氓 “表現出色，解除教 養，”並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加強改造，爭取早日解除教養。小流氓當晚搬進勞改釋放犯住的宿舍，繼續留在農場就業，當地稱為“老就”。另一名小流氓、泰國華僑，用炸藥進行爆破作業時炸得粉身碎骨。第二天舉行大會，宣布死者解除教養，同樣號召向死者學習。我搞糊塗了，不知怎樣向這些榜樣學習。
    有一天，我患重傷風，到醫務室去取藥。白大夫，過去在北京因強姦女病人判刑五年，居高臨下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勞教分子以為你們比我們犯人強，因為你們沒有審過、沒有判過。實際上，你們服的是無限期的刑期。無限期，你懂嗎？你們挨過一年又一年，永遠提心弔膽。不知何年何月解除了教養，你還是回不了家，從此留場就業，永遠留在北大荒。這是我剛從一位幹部那兒聽來的新政策。你看我哩，還有兩個月期滿。日子一到，拍拍屁股，歸去來兮！謝天謝地，我不在你們船上 。”
    無限期的勞動教養會造成難堪的懸慮不安，他說得很對，而那正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對付它的受害者的神經戰中一件殘酷不仁的武器。不過關於他本人的命運他卻說錯了，因為他還沒期滿就舊病復發，又判了五年,繼續改造思想。
    我很慢才認識到，大肆標榜的思想改造無非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在勞改營里，委婉的面紗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於殘酷的強迫勞動和赤裸裸的脅迫和恐嚇。絕對服從是最根本的信條，對勞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樣，包括 “老就” 在內。
    分場有一名統計員，年青英俊，不知為了什麼“反革命罪”服刑五年後留場就業，就是一個徹底思想改造的典型。作為過去的犯人，他一向對隊長們畢恭畢敬，一向一絲不苟地執行上級指示，一向把統計報表搞得準確無誤，整整齊齊。他從來不大聲說話，從來不多話。顯然還沒成家，他從來不談他的私生活。我多麼想知道，在那五年裡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把他變成了這樣一名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的活標本。他不可能被改造好，因為從來不存在改造人的意圖，他只不過是接受了教訓，學乖了。若是當局真地相信過把罪犯改造成“新人”，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允許這些新人回到社會上，回到家人身邊和原來的工作崗位，而相反地強迫他們繼續留在勞改營當奴工？一次犯罪，終身罪犯！

在大躍進進入高潮後，我們被帶到總場去參觀一個興凱湖農場長遠規劃的展覽，接受教育。除了大量的圖表和宣傳畫，還有一個未來城市的大型模型。講解員是九分場的一名青年女犯，她用手中的短棒指着一個角上一群微小的建築物，滾瓜爛熟地說道：“那就是未來的興凱湖大學的校址。大學有各種專業，包括農業、捕魚、造紙、煉糖、以及其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用的技藝。”停頓了一下，她又說：“你們八分場不是有一名教授嗎？那是他理想的去處。”我聽了毛骨悚然。幸好那大學從來沒超過模型階段。
    不斷聽到小道消息，傳說一些教養人員神經失常了，因為受不了無限教養期和永遠留場的前景的壓力。也有已經自殺的。我也會屈服於這種難堪的壓力嗎？不，決不，我應許自己，我決不會像我母親那樣用自己的手殘害自己的生命，我必須保持我的神智健全，堅守我對生活的信念，不管會發生什麼情況。

三
    在沒有思想改造的情況下，在休息日，或是被滂沱大雨或大雪暴困在監房的時候，我就鑽進帶來的兩小本詩作的天地中去吸取精神營養。
    《哈姆雷特》是我百讀不厭的莎劇。可是，在一座中國勞改營里讀來，丹麥王子的悲劇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意蘊。當年我手不釋卷的那些學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評論，現在都顯得遙遠而毫不相幹了。哈姆雷特的吶喊“丹麥是一座監獄！”在這片荒原里迴蕩。艾爾西諾城堡陰森森地浮現在眼前，好像一個殘暴的專制國家的暗喻。哈姆雷特亡父的鬼魂發出雷鳴般的怒吼，有無產階級專政下千千萬萬冤魂的合唱大軍伴唱。羅森克蘭玆和紀爾登斯丹會感到如魚得水，若是他們有幸來到一個現代的偽君子和告密者的王國。哈姆雷特的喪失固然慘重：父親、母親、天使般的情人、一個王國、還有他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一切都由於一個弒君篡位的惡魔的陰謀詭計。但是，無論劇情如何離奇曲折，動魄驚心，它不過提供了一個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演出哈姆雷特靈魂受難的悲劇。他的苦難是由丹麥王國的現實問題觸發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學上苦痛不堪的受難，卻聲震寰宇，使他那些偉大的獨白洋溢着令人低徊不已的節奏。休息日，有時在湖邊上獨自朗誦這些獨白，我感到他靈魂深處這種撕心裂肺的受難正是這部悲劇的靈魂。而他承受靈魂深處受難的力量給予這位高貴的丹麥人獨一無二的地位，作為一個無愧於受難的悲劇英雄。默想他的生與死，我心裡會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公所說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視的一個“在天地之間亂爬”的傢伙。我終於明白，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也不是該不該“忍氣吞聲來容受狂暴的命運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於自己的受難。
    “詩聖”杜甫的詩篇本來並不是我最喜愛的古詩經典。但是，在勞改營里讀來，從那些傑作中聽到的是“萬方多難”的時代民族良心的聲音。這位“乾坤一腐儒”，半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窮年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 “劃清界限”，反而魂牽夢繞 ，寫一首又一首的詩為 “斯人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反右一聲令下，文藝界 “ 冠蓋滿京華” （手頭這本杜詩的編選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落井下石惟恐不及。哪裡會有老杜這樣的“腐儒”發出這樣的怪論：“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他晚年漂泊湘、鄂一帶，“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飢，竟死於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社會主義的勞改定量果腹，還有杜詩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真感到愧對千古一詩聖！
    解除教養既然遙遙無期，日子一久也就安之若素。除了有兩位詩聖作患難之交，難友中也有聲氣相求的。有一天，我還在導流堤上抬土的時候，給我的筐裝土的小伙子用磨得鋒快的鐵鍬把我的右膝蓋割破了。我趕緊去找帶着急救箱坐在樹下的教養分子大夫。他一面包紮我的傷口，一面問我怎麼會來到這兒的。我告訴他我被打成極右。他又問我原來在哪兒工作，我躊躇了一會就答道：“我在燕京大學教過 ”。
    “燕京！咱們的世界太小了！我進協和醫學院以前在燕京讀的醫予。您教什麼？”
    “1951年我剛從美國回來，在西語系教英語四年級。”
    “教授，向您致敬。要是在學校，我還不一定見得着您哩。李天生不 是在您班上嗎？我的好朋友。”
    “對啊。他在南開和黨辦的學院給我當過助教。他也被打成極右，早就送到清河農場勞教了。”
    患難之交，無話不談。李大夫的罪名是在醫院批鬥會上怒罵一個胡說八道的積極分子，被劃為“右派流氓”。他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後，妻子和他離婚。一個人孤零零住在醫務室的小屋子裡，若不是繼續專心搞醫學科研，他是會被逼瘋的。全國最好的醫學院培養出來的一名優秀的內科醫生，他現在鑽研各種集中營疾病，並找到了一些激動人心的治療方法。他把病例報告連同切片寄給他過去的老師，但是從無回音。後來，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他利用新找到的方法挽救了八分場許多難友的生命。
    另一個右派難友是小鄧，北師大畢業生。他曾受教於沈從文老師，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小說，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老師的作品，《邊城》啦、《從文自傳》啦、《湘行散記》啦，絮絮叨叨，沒完沒了，有時竟然忘掉了疲勞。
    每逢歇“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玩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幾本又破又黑的寶書，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朗讀一些我們最喜愛的章節。小鄧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總是我選他讀。我們倆都偏愛那些有“水氣” 的段落，比如：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柄鐮刀，鋒口磨得亮鋥鋥的。
    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裡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
    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着一根草，
    在淺水裡遊蕩，有時又弓着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
    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
   興凱湖的水在秋天也清個透亮，並沒因為用作勞改農場而減色，我們在湖邊磨刀幹活，有時幾乎也跟貴生一樣快樂了。我們百讀不厭的一段是：
   
    望着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點人生......
    山頭一抹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
    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
    對拉船人和小船隻，一切都那麼愛着，十分溫暖地
    愛着。
   我終於明白了他那樸實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刻，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 “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 “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我們從他那 “涓涓細流”的聲音獲得了存活的力量，那個聲音“柔弱中有強韌”，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
    可是，絕大多數難友從來是和杜甫、哈姆雷特、沈從文不搭界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老弱班一個不識字的老人在夕陽中坐在監房外面的地上發呆，手裡拿着一張小相片。我走到他跟前，看了一眼相片，隨口說：“多可愛的小男孩！你的孫子？”他眼睛一亮，笑着說：“我的小孫子，我在家時總偎在我懷裡。我還能再見到他嗎，你說？”他的聲音是含淚的。要是我能告訴他就好了。我也想知道我是否能見到我自己的兒子。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怡楷和一丁、一毛的近照，遞給他看。“多好的一家人！”他羨慕地說。“你一定想他們。你是右派？"我點了點頭。他“唉”了一聲。很久以後，我聽李大夫說他是八分場最早餓死的難友之一。
    另一個不識字的難友是“二進宮”的小陳。六年前他在廣東老家持刀殺傷了他老婆的姦夫，被押送到寧夏勞改農場服五年徒刑，刑滿後留場就業。他請假回家探親，假滿後北上回場，在北京換火車。這時候，他才發現身上剩下的錢不夠買車票。於是，他決定在車站的長凳上睡一夜，等天亮後幫旅客扛行李掙點錢。不料天還沒亮，他就被一名巡邏的民警捉將官里去，作為勞改農場的逃犯關進勞動教養所，又押送到北大荒！
    小陳，三十多歲了，還是想不通，他在上級批準的探親假到期後返回農場的途中，怎麼會被作為逃犯抓了起來。他常來找我，用他那咭倔抝牙的廣東官話翻來復去講他的故事，然後，又激動又有點口吃，要求我解釋：“你是大學教授。你一定能夠給我講清楚的。我求你。”聽上去像對我責備，讓我感到慚愧。或許他過分單純，不懂得社會主義法制的天羅地網是怎樣運行的。過一段時間，他就來找我給他老婆寫封信，責怪她是他一切不幸的禍根。為了報答我，他會把幾塊豆餅做的餅乾塞進我口袋裡。他是養豬的，這是他用來餵豬的飼料。晚間我坐在炕上，喀嚓喀嚓嚼着豬食，津津有味，引得左右的炕友們羨慕 。
    去愛“山頭一抹午後淡淡的陽光”，去愛這湖上的小船隻和“老就”，這都不難，但要去愛陽光下的“一切”，卻並不那麼容易。那些肯定對我們並無愛心的公安幹警怎麼樣？可是，你不得不承認，至少李隊長與眾不同。一共有一名中隊長和三名小隊長負責管教全中隊二百多名勞教人員，其中以李的級別為最低。他是本地的復員軍人，皮膚黝黑，身材短小。他一口農民的語言，沒有一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話。他在戰爭中打瞎了一隻眼，但我們不知道是在哪一場戰爭，因為他從來不吹噓自己為國家做出的犧牲。他沒什麼文化，但從不掩蓋這個缺陷。每看到牆上貼的招貼上有他不認識的字，他就像一個好學的學童一樣要我給他講解。另一方面，看見我用起鐵鍬來笨手笨腳，他就搶過去，教給我怎樣又快又容易地挖土甩土。“我一輩子幹這個的，沒名堂；你從來沒幹過，一輩子讀書寫字，那才叫難！”
    李隊長和勞教人員在一起時，從來不擺隊長架子，跟大伙兒有說有笑，仿佛是和同志們在一起。有一天雪太大，我們沒出工，李隊長值日來檢查監房 。
    “好大的雪，李隊長！這兒常下這麼大的雪嗎？” 我問他。
    “你以為這場雪好大，巫寧坤？你沒看見兩年前我女人生頭胎孩子那 天那場雪。我家屋頂上的雪三尺深，大門被積雪堵死了。屋子裡零下十八度！她偏偏就在那會兒生！我好不容易才用家裡的一點乾草給她燒了一壺開水。我總算攢了六個雞子兒給她做月子，多一個也沒有。我說，那才叫一場大雪！”“不過這雪夠大的，要讓我腳上生凍瘡啦，李隊長，” 我說。
    李隊長有現成的答案。 “瞎扯！在你鞋子裡塞進些烏拉草，腳就暖和了。這個地區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你沒聽說嗎？ ”
    他一面說，一面脫下一隻棉鞋，放在炕上。隨即抓住我一隻手，捅進他鞋裡，問我有啥感覺。我說：“好暖和！”他很高興，又把一隻光腳放在炕上。 “摸摸我的腳。你瞧瞧烏拉草把它保得多暖和！”
   “確實真暖和！”我一隻手摸着他的腳。 “可是我不會做烏拉草鞋墊子。”
    他很麻利地從鞋子裡抽出一隻鞋墊遞給我。“你瞧瞧這鞋墊多柔和。你只要拿一個硬東西，好比說一塊磚，在上面捶捶搗搗，直到捶得像絲一樣軟。它保你的腳一冬天暖和，不用穿襪子。反正我也買不起襪子。”他哈哈一笑。我按他說的去做，果真一冬沒生凍瘡。
    李隊長几乎啥也買不起。他的工資不夠他一家三口吃飯穿衣的，他年青的妻子、同村的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不得不給教養人員拆洗被子，掙點錢貼補家用。分場沒有別的工作可干，因為所有的體力活兒都由教養人員去做。我們在歇“大禮拜”時洗衣服，但是我們的棉被自己沒法拆洗。這正是李隊長的妻子可以幫忙干的。我第一次請她幫忙還有些遲疑。一個冬天的早晨，中隊正整隊準備出工，我走到李隊長跟前吞吞吐吐地說：“李隊長，我的被子該洗了，不知......"沒等我說完，他點點頭，揮手讓我入列。晚上回到監房，我發現被子有乾淨的香味，疊得整整齊齊。代價是八毛錢，並不多，但是我剛到時一天勞動只掙三毛錢，最後才漲到八毛錢。生意好時，她一天可拆洗兩三條被，但有時根本沒有生意。
    儘管生活艱苦，李隊長總是高高興興的，而且有一種天然的尊嚴。我們大家都喜歡他，可是話傳開了，說是其他幾名隊長認為他在教養人員面前有失隊長的身份。他對其他隊長的非議似乎懵然無知。
    早春，開始化凍，有一天，葛隊長派我們一班人到附近山上的樹林裡去把一些原木運回來。山路迂迴曲折，背着原木下山十分困難，我們奉命把原木推進小溪，人在水裡扶着原木順流而下。溪水冰涼，等我們把原木運到分場，我們一個個都凍得渾身發抖。李隊長一眼看到我們這副慘相，立即下令讓大家上炕鑽被窩暖暖身子。他自己跑到伙房，叫老王給我們燒紅糖生薑水。他還沒回來，葛中隊長駕到。他身高六尺，一副軍人的威風。
    “這是怎麼回事兒？你們不是應當在運木料嗎？ ”
    “我們運了，葛隊長，” 班長坐起身來回答。
    “你們運了幾趟？”
    “一趟，” 班長怯生生地回答。
    “一趟，你們就鑽進熱被窩了？這是誰的餿主意？”
   “李隊長的指示。” “他的指示，呃？好嘛，他來啦。是你讓這些人大白天上床睡大覺，李隊長 ？”
    “不錯，是我說的，” 他用本地農民的口音平靜地回答，他的獨眼直對葛隊長憤怒的雙眼。“這些人從冰涼的小河裡上來凍得渾身哆嗦。你不想讓他們凍死吧，葛隊長？部隊裡可不是這樣對待戰士的。”
    “恐怕你忘掉自己是幹啥的，李隊長。這些人是接受強迫勞動的教養分子，不是度假的戰士。我們的責任是對他們嚴格要求，不是寵壞他們。得啦，咱們今晚隊長會議上再討論。”接着，他掉過臉對我們大喊一聲：“大家都起來，去把所有的木頭都運回來！”
    我可以看出兩位隊長都在盡忠職守，只不過各人是根據自己對職守的了解行事。第二天李隊長沒有露面，我也從此沒再見過他。
    我們是與世隔絕的。每兩周可以寄一封家書。起初，來回信件都經過隊長檢查。在受檢查的信件里，通信的人能說什麼呢？我告訴妻子我情況很好，她不用為我操心。她也說她和兩個孩子都好，讓我不用為他們操心。其實我們日子過得都不好，要操心的事很多，不過簡短的信傳送了讓雙方寬慰的信息：大人孩子還都沒有在磨難中垮掉。幾個月後，上級宣布取消信件檢查，因為我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享有公民權。我們開始在家書裡多寫一點生活細節，過了不久上級又宣布恢復信檢。沒有人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出爾反爾，也沒有人說我們是否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仍舊讀《人民日報》，兩三個星期以前的舊報，試圖從連篇累牘的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輝煌成就的報道中挖出點滴的新聞。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祖國大地變成了紅旗飛揚的海洋。除此之外，我們對國內外真正的形勢都一無所知。
    1960年，農場種植的的玉米、水稻、小麥、大豆都獲得大豐收，由於氣候好，土壤肥，還有奴隸勞動。我們開始盼望提高糧食定量。沒料到，國慶一過，上級就突然宣布大減定量，因為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必須運出去供應城市居民。《人民日報》沒完沒了地報道的那些全國各地的大豐收哪裡去了？隊長們從來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把問題留在自己心裡。
    十月底以前，上級又突然宣布，全農場右派，好幾百人，一律轉移到清河國營農場。清河農場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轄的一個主要勞改農場，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隊長們對突然轉移也沒有作任何解釋，但是我們一廂情願地認為這肯定是好事，伙食會好一些、待遇會好一些、釋放的希望也會大一些。

第七章 株連（1958-60）

（據李怡楷口述）

一

1958年7月21日產假結束，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正好趕上“偉大領袖”發動大躍進。我們沒有搞“深耕”，也沒有搞“小高爐”煉鋼，卻要延長上班時間。對我來說，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學着用的大打字機上每天多敲打幾個鐘頭。我打字不斷出錯，在蠟紙上錯得更多。每次數過我的錯誤之後，小“左”分配給我更多的蠟紙活兒，好讓我“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隨着大躍進的不斷升級，我們打字員也得不斷加班加點。有一次，我在古老的打字機上一直敲打到深夜，我的奶水滲透了我的襯衣。有一位女同事向小“左”建議，不讓我上夜班，結果領導上卻批評她 “立場不穩，同情右派 ”。
    國慶前夕，“小左”通知我整夜上班放衛星。我大膽想打動她的母性本能：“我在給女兒餵奶，這是你知道的。我怎麼能整夜打字，忍心丟下孩子哭着要媽媽，要吃奶？我覺得我工作一直很努力，我已經打出了那麼些東西，好像也沒人用。”
    她的臉變了顏色，她提高了嗓門兒。“李怡楷，你忘了你的身份。你在這兒就得聽我的，教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別再擺出一副教授夫人的神氣，你現在是極右分子家屬，不許亂說亂動。所有革命同志都在為大躍進力爭上游。而你，一個極右分子的老婆，竟敢拒絕為革命工作犧牲幾小時睡眠？"經過這半年多慘痛的教訓，我已經學會了忍氣吞聲，只得去通宵打字。“小左”本人卻要去完成一個重要政治任務：參加慶祝國慶的舞會。國慶當天，“小左”被評為“勞動模範”，不久以後又光榮入黨。
    國慶過後不久，學校組織教職員去徐水縣參觀。徐水在北京西南方約三百里處，最近出了名，因為根據官方報道，那兒有一塊試驗田的棉花結的棉桃有水蜜桃那麼大，“偉大領袖”已經親臨視察過了，因此各單位都爭先恐後派人前往朝聖。這次參觀來回要三天，我想我也許可以不去吧，因為我有一個嬰兒要餵奶。小“左”卻堅持我非去不行，證明我又錯了。我問她是否可以帶孩子去。
    “當然不行！”她狠狠地說。“你認為我們是去幹什麼？旅遊？我要告訴你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你要記住毛主席親自去視察過了！你應當感謝組織上沒有因為你的政治問題不讓你參加。我問你，和這麼重要的政治任務相比，餵孩子算得了什麼？”
    “但是我的孩子怎麼辦？ ” 我感到走投無路了。
    “那是你的問題，李怡楷。”
    帶着“我的問題”，我下班後跑到附近幾家食品店，找到了兩聽煉乳，留給了我娘。聖地沒多遠，但是朝聖必須花整整三天，才能顯出足夠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我們一路顛簸走了六個鐘頭，兩部校車還沒到達試驗田，奶水就滲透了我的上衣。成百上千的人圍着聖地轉悠，觀賞田裡的棉桃。這些棉桃確實比一般的大得多，可也遠沒有水蜜桃那麼大。空氣中瀰漫着糞肥的味道；有一個本地農民自豪地告訴我們，除了大量的糞肥，還施了大量的化肥。晚上，又有人領我們去試驗田，觀賞一大排探照燈通宵照射小小的試驗田給棉花加溫的奇景。我聽見有人讚嘆： “像國慶節夜晚天安門的焰火一樣！”
    回到一個農民家的小屋子，我和同來的五、六個女同志睡在一張炕上。我感到我的乳房漲得痛。別人睡着了，我不斷用吸奶器把奶吸出來，減輕壓力。第二天上午，我們又去試驗田觀賞奇蹟棉桃，並聽生產隊長和大隊長做報告，介紹他們是如何受到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大躍進精神的鼓舞，從而創造了特大棉桃的奇蹟。與此同時，我胸部的疼痛擴展到雙臂。一位有兩個孩子的女同事悄悄地跟我說：“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非讓你來，把好奶吸出扔掉，讓孩子留在家裡又哭又餓。如果拖下去，你的奶就會有毒，孩子就得挨餓。完全不可思議！”直到第三天下午，朝聖團才回到校園。我剛在我屋子裡一張椅子上坐下，我娘把孩子送到我懷裡，小東西就猛吸起奶來，我的淚水也止不住落在她的小臉上。
   
二
    這期間，北京市市長宣布開展一個新的運動，清除政治上的不純分子，也就是各類階級敵人，把首都建成一個“水晶城”。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於註銷各種不純分子的戶口。1959年1月4日，快下班時，馮副校長派人到打字室來叫我。
    “李怡楷同志，全國都在大躍進，”他邊抽煙邊說。“全國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學。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學，就在省會合肥。新成立的大學當然缺少師資，我們響應黨中央支援內地的號召，決定給你支持安徽大學的光榮任務。你到那兒可以教英語，用上你的專業。工資待遇不變。你有什麼困難嗎？”
    “我有兩個很小的孩子，到那兒人地生疏我不知怎麼辦......”
    “黨組織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才派你去安徽，而沒有派你去邊疆地區，新疆啦、青海啦。你是很幸運的，李怡楷，你想想......" 他沒說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巫寧坤結束教養以後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要看他改造的快慢。你八號一定要走。你可以到總務科領火車票。再見，再見。”
    這麼隨便我就給處理了！兩年多前，我根本不願來北京，但還是照樣被調來。現在我根本不想離開北京，卻又被作為一個“不純分子”下令離開。他們已經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現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大概這就是“小左”要等着“瞧”的！禍不單行果然是一條普遍的真理，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裡我已經鎮靜下來。我坐下來一面給孩子餵奶，一面把新發生的情況告訴我娘，說話時儘量保持冷靜。“我不是唯一的一個。全國都在大躍進，成千上萬的人從首都派出去支援內地。我的工資不動！” 我娘自然感到沮喪，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搭公車去廣安門寧慧姐家告別。奶奶提出：“你一個人帶兩個孩子去合肥，怎麼還能上班？你上班，誰照顧孩子？你走後我們也都不會放心的。誰知寧坤何年何月才回來？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奶奶六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主動要幫助我，我自然滿心感激。我隨即去廣安門派出所給她辦理遷戶口手續，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飯前，“小左”來到我家，通知我晚上要為我開個會。送別會？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飯，回到辦公室，已經有十來個職員坐在那兒了。“小左” 宣布開會。
    “這是給李怡楷送別的會。她已經被調到安徽大學。在為她開過的若干次批判會的基礎上，我們來為她一年來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現做個小結。我知道同志們都願意在她離開以前再給她一些幫助。”
    在座的同志們都踴躍發言。有的比較溫和，有的“左”得可愛。最後，“小左” 請那位人事科的女幹部做總結。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李怡楷的情況相當熟悉了。她犯了很多嚴重的政治性錯誤，但是沒有決心改正錯誤的表現。”她以權威的口吻開始發言。“第一，她為極右分子愛人鳴冤叫屈；第二，她惡毒攻擊偉大的肅反運動；第三，她隱瞞巫寧坤的反動言行，破壞偉大的反右運動；第四，她在小組討論時一言不發，對政治學習進行消極抵抗；第五，儘管大家給了她大力幫助，到今天為止她還沒和巫寧坤劃清界限；第六，她竟敢拒絕參加放衛星，表現出對大躍進的消極態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師閱覽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關於勞動教養條例的報紙私自帶回家，妄圖從中找到漏洞，為巫寧坤翻案。同志們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沒有，那麼我們的集體鑑定就放進她的檔案。”
    “小左”對人事幹部的發言表示完全同意，然後宣布：“明後兩天你不用上班了，李怡楷，給你充分時間準備行裝。你不想講幾句話感謝我們大家長期以來對你的幫助嗎？”
    “我由衷地感謝諸位同志。”我哽咽道。“大家把本來可以用於大躍進的寶貴時間浪費在我身上，我覺得過意不去，我請求大家原諒。再見。”
    只剩下兩天為流放的遠行作準備！有那麼多事情要做，而且全都得由我一個人做。一分鐘也不能浪費。一上午，我忙着到各有關單位辦理調動手續：人事科，從那位給我做總結的女幹部手裡領取調令；總務科，為我本人和婆婆申請兩張火車票；公安局派出所，在凜冽的寒風中排隊，註銷北京戶口，領遷移證；糧站，領糧油定量轉移證；如此等等。我跑了好多路，因為風太大不能騎車。好在沒有人家要去辭行，也沒有人來送行。
    等我回到家，已經該吃晚飯了。我真想躺下，可是我娘一見我就說：“姓左的女同志來過，說晚七點要為你開個會。“天哪！難道他們不嫌煩嗎？”我心裡在呻吟。匆匆忙忙吃了晚飯，餵過孩子，我再一次回到辦公室。除了平常參加的十來個人，又來了幾個領導幹部。“小左”照例主持會議。她開腔道：“今天開這個會，是因為李怡楷沒有坦白承認昨天會上指出的她的七點嚴重錯誤，群眾感到十分不滿。革命同志們有責任幫助她認識自己的錯誤和罪行。”隨即全體在場的革命同志輪流重複我的罪狀。最後，於副校長要求我低頭認罪，警告我如果繼續頑固不化，就會更深地陷入“右派泥淖”。我的腦袋沉重，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才咕噥道：“我相信我犯有同志們提出的全部罪名，因為參加會議的革命同志決不會這麼做的，如果這些罪名並不真實。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謝。我永遠不會忘記諸位寶貴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後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寧坤的工資早已停了，我什麼都捨不得丟掉，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運費。走投無路，我只好叫來一個賣破爛的，眼睜睜看着他把我娘送給我們的幾件好家具運走。快到午夜，我才把寧坤的書籍用他的舊鐵皮箱和紙板箱包裝好，把我們的衣服、廚房用品、雜七雜八的日用品裝進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籮筐。我跪在地上用粗繩子捆了幾個鋪蓋捲兒，累得站不起來。我們當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擠在兩個孩子身邊，我全身冰涼，筋疲力盡，洋爐里的火也快滅了。我聽見北風呼嘯，擔心明天會太冷。我緊緊地摟着兩個孩子，一邊一個。轉眼間，大風變成了狂飆。這座樓年久失修，門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響。突然之間，一扇窗戶被颳走了，掉在外面地上，玻璃粉碎的聲音刺耳。接着，窗戶一扇又一扇刮掉了，直到我們完全暴露在暴風雪下面。鵝毛大雪刮進我的屋子。我把所有的棉大衣、棉襖、棉褲壓在棉被上，縮在被窩裡，緊緊地摟着兩個小東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爾王》中暴風雨的場景，或是《呼嘯山莊》一開頭風雨呼嘯的場景，那些是寧坤過去愛讀給我聽的。幸好這場暴風雪刮的時間不長，兩個小東西也一直沒驚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們要搭學校派的一輛老卡車前往幾十里外的前門火車站。一位老司機開車來接我們，他很不開心地嘟囔道：“這麼冷的天兒這麼早出車，真是的！ ”我說真對不起，他的氣消了一些，又說： “真沒見過這麼冷的天，在這兒住了快六十年啦。都是他媽的西伯利亞寒流搞的。當然怪不了你。可你男人幹麼要當什麼右派？我真不明白這些傻知識分子，白讀了那麼多書。現在你瞧這兩個可憐的小東西！” 老司機和他的助手幫我們把行李裝車，隨後我們爬上了敞蓬卡車，大家擠在一起。眼看兩位小腳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車，我心裡真難過。車開出幾分鐘之後，我猛然想起，這兩天忙得暈頭轉向，我忘了把我娘送我們做結婚禮物的兩幅溥心畲的畫從牆上卸下來了。
    “娘啊，牆上掛的溥心畲的畫忘了。這教我怎麼辦？”
    “是你爹最心愛的兩幅畫。精品。留在牆上就等於永遠不見了。快點，請司機開回去。”
    我從來沒見過我娘這麼堅決。她幫我打定了主意。我轉過頭，大聲朝司機座里喊道 ： “老師傅，我有重要東西忘在在屋子裡了。很對不起，可是勞駕務必把車開回去......”老師傅一定聽出我急得要命，他一面掉頭往回開，一面喊道： “我答應你，不過你也許會誤了火車！”
    幾分鐘後，我回到卡車上，懷裡抱着兩幅紅木鏡框裡的畫。我看見我娘眼裡含着淚水。我低頭看着兩幅畫：一幅上面題着：“雁來雲杳杳，葉落蒲蕭蕭”；另一幅上題着：“危嶂懸秋葉，遙峰入暮煙”。寧坤在家時常讚賞這兩幅畫和題詩的幽遠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見天日和這兩幅畫？一路上北風呼號，雪花紛紛揚揚落在我們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仿佛喜慶時拋撒的五彩碎紙，為我們送別，祝願我們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我突然想到，既然西伯利亞寒流把這裡搞得冰天雪地，寧坤身在中國的西伯利亞不定凍成什麼樣子啦。
    到了前門車站，離開車時間只剩十幾分鐘。我趕緊辦了行李託運手續，又急急忙忙跑到一個有一列客車停靠的站台，懷裡抱着毛毛，丁丁拽着我的棉猴，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車。我又飛奔到另一個站台，兩位小腳老人家搖搖擺擺跟在後面。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後面爬上一節硬席車廂，列車已經要開動了。我站在車廂門口，從我娘手裡接過大包小果，我還來不及抓住最後一個包袱，裡面有毛毛的尿布，列車就開走了。我懷裡抱着孩子，匆匆揮手向我娘告別，她滿面淚容立在站台上，手裡提着尿布包袱。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車回天津去。
    車廂擠滿了人，雖然離春節客運高潮還有一個月。起先我抱着毛毛站在通道里，近幾天的忙亂搞得我疲憊不堪，後來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夜半醒來，發現自己坐在地上，丁丁靠在我身上，呼呼大睡。奶奶眼看找個座位沒指望，後來就擠出去，站到兩節車廂之間的連廊，雖然顛簸搖晃，至少離廁所近，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們得在蚌埠換乘慢車。車站候車室更像難民收容所，污穢的地面上擠滿了人，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我讓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就抱着毛毛去排長隊買車票。花了兩個鐘頭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處窗口，買了兩張去合肥的車票。等我們祖孫三代好不容易擠上一節硬席車廂，我發現這裡更擠，通道里橫七豎八塞滿了扁擔和籮筐。我們後面還有人上來，把我們推到通道當中，動彈不得。這一下奶奶可急壞了。 “六個鐘頭！我怎麼去上廁所呢？我犯了什麼王法該受這個罪？” 我掉轉臉去，不忍看她淚痕斑斑、皺皺巴巴的臉。我無言告慰陪同我受難的老人 。

三
    終於到了合肥！到行李房一問，才知道行李還要等幾天才到。我們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黨校招待所住宿，地址是屯溪路，離車站很遠。我雇不起三輪車，只得硬着心腸把一家老小帶上公共汽車，中間還要換一次車。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謂招待所原來是寒假空着的學員宿舍，屋子裡除了木板床外沒有別的東西，也沒有取暖設備。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我們趕到食堂，晚飯已經開過了。我趕緊買飯票，買了一些冷菜冷飯。行李沒到，沒有鋪蓋，只好穿着衣服睡，真怕老的小的凍壞。
    第二天上午九點，我搭公車找到省委去報到，接待處的幹部說不了解情況，我告訴他我離北京前領導說分配我去安徽大學，他讓我過兩天再來問。我講了我們住在招待所的困難，他說大家都忙着大躍進，個人有困難要克服。隔了兩天，我又去省委，接待的換了人，還是說不了解情況，教我耐心等待。第三天，我惦着取行李，去火車站看看，一到就看見我的行李亂七八糟地堆在外面，我趕緊雇了兩部板車，把東西運到住處，晚上總算有被子蓋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天天碰釘子。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我又準時去，接待的幹部才說大家都忙大躍進，有些小事不接頭，我提供的線索很好，確實是分配到安大，我可以持省委介紹信去報到啦。我回到黨校，站在校門口東張西望，攔住兩個拉着空板車的農民。一問，知道他們是從郊區公社送東西進城的。我訴說了我的困難，央求他們幫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學，還有一個小腳老太太和兩個小娃娃。他們面有難色，經我好說歹說，又忍痛答應給每人十元錢，（二十元占我當時月工資三分之一），他們終於跟我進去，把行李分裝兩部板車上，一部上面坐了丁丁，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我只能跟着車子走。走了一個半小時，終於到了安徽大學，距我離開北京已整整一個星期！
    這座大躍進的產物是建在郊區一片亂墳崗上的。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教職工宿舍一律按社會主義的等級制度嚴格劃分。校領導幹部住的是蓋在校園安靜的一角一棟棟雅致的兩層小樓，每棟都有五、六間居室。教授和處級幹部住的是奶油色的兩層樓公寓，每家有四居室一套。講師和科級幹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層樓公寓，每家有三居室一套。助教和其它職員都住在紅色的三層樓公寓，統稱“貧民窟”。每套兩小間或兩間半，沒有衛生設備，每層三戶合用一個蹲坑，各家的煤球爐都放在過道里。理所當然我分到的是貧民窟131樓最小的一套，雖然我有四個戶口。奶奶住一間，我帶兩個孩子住一間。我想盡辦法，東西還是放不下，大門關不上。好在我們老小都困得睜不開眼，就“夜不閉戶”，一覺睡到天明。上午，我只得硬着頭皮去向系領導求情，經派人調查核實後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點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時間重新搬家，大致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去外語系辦公室報到上班。我問系辦公室汪主任，我教什麼課程。聽了我的問題，他臉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說什麼，李怡楷同志？什麼課程？”
    “北京的領導對我說分配我來這裡教英語，因為新成立的安大外語系缺少英語教師。”
    “我們確實缺少英語教師，但是你怎麼能上課呢？不行，絕對不行。你愛人是極右分子，正在勞動教養。你是他的家屬，怎麼可能在一所社會主義大學教社會主義大學生？這是明擺着的事。李怡楷同志，我們了解你會打字。我們也缺少英文打字員。領導上決定分配你當英文打字員。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對吧？我們希望你對安徽大學的大躍進作出貢獻。你這就去向小組長報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組長報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說歡迎我參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紀和我差不多，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大的和一丁同年，我們倆也許有共同語言吧。提到她愛人，一位俄語講師，是外語系的黨總支部委員，她臉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員，把我介紹給另一位年長的英文打字員老陳，隨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機，對我說：“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來！大躍進熱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陳忙得不可開交。你今天可以開始工作吧？”她邊說邊交給我打蠟紙的任務。離開北京之前，我以為從此與蠟紙再見了。誰會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當來了。
    和全國各地一樣，安大也是“政治掛帥”。政治學習、大會小會占用上班時間，下班時間就任意推遲，星期日經常放衛星。工作這麼重，還有一個小孩要餵奶，一個大的要撫養，我的身體越來越感到吃不消。小組長，綽號“小辣椒”，原來又是一個“小左”。她總找我的岔，監視我的行動，甚至於上廁所也不放過。寧坤寫給我的兩周一次的家書也要交給她檢查。她是職員政治學習小組長，開會發言時往往把矛頭對準我。
    “小辣椒”還不時專門為我召開小組會，幫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責成我必須“暴露思想”，爭取革命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我總首先感謝黨組織和小組長領導下的同志們對我一貫的關懷。然後我就坦白承認，一天工作下來，還要餵小的、管大的、燒飯、洗衣、搞衛生，我根本沒有精力想什麼，腦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總會批評我不肯暴露壞思想，因此妨礙思想改造。“你的教授愛人被劃為極右分子，又送去勞教，你怎麼可能不對我們的黨心懷不滿？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劃清界限，你就決不可能真正體會我們的黨對你、對你愛人，是如何寬大。你必須首先暴露思想，否則錯誤的、反動的思想就一定會繼續毒化你的腦袋，那是十分危險的。”她對我提出嚴正警告，仿佛我已經走上通往地獄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黨組織邀功，也有黨組織作她的後台，我無法和她較量。她一再重複我早就領教過的 “治病救人” 的口號，啟發我自投羅網。但我也記得一句老話：“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身為右派家屬，挨批、挨整、被歧視、被孤立，已經司空見慣，成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漸泰然處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為茹苦含辛的掙扎。1959年秋季，大躍進的第二年，全國發生大饑荒，生活必需品日益減少。黨組織宣稱這是由於自然災害，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是大躍進的後果。同時，中蘇關係破裂，“老大哥”逼債，不僅為那些蘇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設的工廠，而且要為朝鮮戰爭中支援中國志願軍的軍火，以食物償付。於是，償債列車把一車皮一車皮的食物源源不斷運往莫斯科。中華兒女只有挨餓的份兒了。1959年夏季開始，糧食定量從每人每月三十二斤減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兩。供應的品種主要包括：山芋乾、山芋面、玉米麵、高梁面。大米和小麥麵只有在逢年過節小量供應。食油從每月半斤減到二兩。豬肉和雞蛋，起初少量定量供應，後來乾脆完全絕跡了。營養根本談不上，大家開動腦筋怎樣把八兩糧食做出來顯得多一些，哄騙自己。我一個接一個試了黨報上刊登的各種烹飪法，也無濟於事，肚子還是永遠餓得難受，聽丁丁總嚷嚷肚子餓更加難受。出賣食物的黑市公開露面，但價格高得讓我無法問津。我的體重不斷下降，面黃肌瘦，四肢無力。奶奶因營養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寧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而且上班時間越來越長，還要帶兩個小孩，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一丁白天上幼兒園，由我接送。一毛沒人管，我只得雇一個阿姨帶她，幫助做點家務事。每月工資二十二元，占我工資40%。 簡直是發瘋，可我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日子雖說難過，但我覺得，寧坤被迫流放，我怎麼樣也得咬緊牙關把兩個孩子拉扯大，而且，謝天謝地 ，沒有發生更壞的情況。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區肥東縣鄉下的農民，一副樸實的農民面孔，年紀和我差不多，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媽。我們相處得很好，也許因為我們倆的處境有相似之處吧。我把孩子和家交給她，很放心，相安無事過了好幾個月。後來，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保衛科來電話要我馬上回家。又怎麼啦？我有些緊張回到屋裡，發現一名保衛科幹部坐在外屋一張小摺疊桌旁邊，小高低着頭站在他面前。
    “怎麼回事兒？” 我驚慌地問道。
    “你讓她自己給你說吧。” 保衛科幹部冷笑着說。
    “小高，你說吧。”
    她突然掉轉身子，撲通一聲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李老師。” 她放聲大哭起來。 “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你待我像自家姐妹，我反而對不起你。我永遠、永遠不會再幹這種事。要是我再干，你就殺了我。李老師，請你饒了我吧，救救我吧。你一定會饒了一個可憐的農民吧......” 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難堪。我自己是一個入了另冊的人，如今眼看一個如此悲痛的姐妹，不知做錯了什麼事，跪在我腳下求情，我真受不了。
    “小高，快站起來，告訴我你做了什麼事。”我一邊勸她，一邊伸出手把她扶起來。
    她哭得更凶，一開口就語無倫次。保衛科幹部插話，告訴我一名巡邏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從校園圍牆的牆頭扔出去，由站在牆外的她嫂子接着。我本來常認為自己窮得像乞丐，想不到這個農家婦女卻還來偷我！保衛科的人說，看來她是初犯，給予寬大處理。不過安大校園裡她是呆不下去了。這可難為我啦！讓她走，一毛怎麼辦？不讓她走，我就是在家裡窩藏小偷？天哪，為什麼這種事非得落在我頭上？
    “如果她現在就走，我孩子沒人管。”我考慮了一下以後對保衛科幹部說。“我想留她在我家，等我解決了孩子的問題再讓她走，當然要保衛科同意。”
    “李老師，你擔風險吧。”他同意了。“不過，你要承擔責任，如果她再犯案。”
    保衛科幹部一走，我讓她先洗臉，然後在單人床上坐在我旁邊。我不能決定對她說什麼。我的日子本來就不好過，她這樣一來不是跟我過不去嗎？如果她真的缺什麼，她為什麼不直截了當跟我講？我再窮也會盡力幫她的。現在我一定要讓她明白，偷盜是多麼嚴重的罪行，她必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那樣我是否會對她作出過分嚴厲的裁判？何況我有什麼權利裁判她呢？僅僅因為這個沒受過教育的窮農家婦女偶然拿了我幾樣東西，而這些東西在正常情況下是毫無價值的？不，我不能那樣教訓她，我得為她着想。她幫我帶孩子、做家務，在我孤單時跟我作伴。現在她碰到了困難，該是我幫她了。
    “小高，別太激動。你犯了個大錯，也沒法挽回了。眼淚是洗不掉的。但也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大罪。大家生活都艱難，人難免受到誘惑。我決不會抓住你小辮子不放，因為我知道你是個好姐妹。現在你也不能為這件事跟自己過不去。這很重要，你聽見嗎？學校不讓你呆下去，我認為呆下去對你本人也沒什麼好處。你也許不願意回家，因為這樣一來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塊一個月了。但是你可以守着愛人和孩子，那可比我強多了。從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訓，你會活得更好的。先呆在我家，等我決定怎麼辦。不要把這事掛在心上，你聽見了嗎？我們倆還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來。我輕輕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打住，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氣了。我得馬上回去上班。等毛毛醒了，替我親親她。”
    這新的難題成了我沉重的心事，常讓我夜裡睡不着。我怎麼辦？小高非走不可。我也害怕再找一個阿姨，不定會出什麼問題。其實我根本雇不起阿姨。我得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資。每頓飯，我總讓一丁先吃飽，然後自己才吃。我已經沒什麼奶，一毛要餵稀飯，幾乎用掉我們全家的大米定量。鮮牛奶是專門供應高幹的，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為她搜購奶粉，雖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製品。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經有明顯的浮腫症狀。我知道我應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個不眠之夜翻來復去思考之後，春節假期快到時，我無可奈何地決定和一毛分手，把她送到天津去託付給我娘。這個十九個月的小女兒還沒見過爸爸，現在又要被迫離開媽媽的懷抱了！
    如果我們在家生活這麼艱苦，寧坤在北大荒勞改營的日子不知要更艱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運最擁擠的時候帶兩個小孩擠慢車去天津。旅行一度是賞心樂事，現在卻好像從一個惡夢走進下一個惡夢。客車永遠是擁擠的，但在春節假期就擠得水泄不通。小高送我們去火車站，然後就回家。事前我警告她不許哭，但她還是哭了，又給孩子每人買了一小袋水果糖。我們在煙霧繚繞的候車室里等了個把鐘頭之後，終於被周圍的人推到站台上。我左手抱着一毛，右手攙着一丁，小高從後面把我們推上了一節硬席客車的車廂。車廂里擠滿了人，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我想我也得趕快坐下，要不然可能就沒空了。我把一毛抱在懷裡，讓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這時已是半夜，孩子們很快就睡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過去。清早我們到達蚌埠，換車去天津。候車室混亂不堪，擠滿了大人、小孩，還有行李、籮筐、扁擔、活雞活鴨、各種蔬菜，空氣中瀰漫着煙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塊空地放下我們的包裹，對一丁說：“媽媽得去排隊買票。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媽媽。你四歲了，是大哥哥，你看着妹妹，不要動。”一丁笑着點點頭。我花了一個鐘頭才買到票，回到原處，看見一丁在打磕睡，毛毛卻不見了。我大吃一驚，猛一下把一丁推醒：“丁丁，妹妹呢？”他一臉害怕的神色。“我不知道。我睡着了，等我醒來，她不見了。”我趕緊說：“別害怕，丁丁乖乖！呆在這兒不要動。做個好孩子，聽話。媽媽去把妹妹找回來。”其實我倒感到很害怕，拐賣小孩的故事在我腦子裡冒了出來。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擠來擠去，從大廳一頭一直到另一頭，一路喊着：“毛毛，毛毛，你在哪兒？媽媽在找你，快到媽媽這兒來，毛毛，毛毛！”沒有回應，沒有毛毛的影子。我感到驚慌失措了。這時我想起我還沒到大廳的角落找過。我從一個角落跑到另一個角落，等我到了最後一個角落，才看見我的小寶貝蜷縮在污穢的水泥地面上。她邊哭邊喊着“媽媽！媽媽！”我在幾個人身邊絆過衝到她跟前。“毛毛，毛毛！媽媽在這兒！別哭！別哭！”等我把她抱到懷裡，我倒哭起來了。我使出全身氣力擁抱她，吻她。這時我才發現她的棉大衣不見了。“毛毛，你的大衣呢？”我驚慌地問她。“我不知道，不知道。” 她哭着說。 “沒關係，別哭，好乖乖！”我把她抱得更緊。一丁跳起來歡迎他失而復得的妹妹。我們是最後上車的，當然沒有座位，不過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懷裡，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見到我和兩個外孫，又驚又喜。等我告訴她這次為什麼回家，她止不住流下眼淚說：“怡楷，你怎麼受得了這麼多罪！你理當把毛毛送到你娘這兒來。不回家，你該去哪兒？要不有個娘有啥用呢？不過你會很想她的。”
    娘說得對。我知道我會很想她的。但是感謝天主，她有一位慈愛的姥姥收留了她。

第八章 餓 莩（1960-61）

1960年10月26日，我們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養分子，由武裝公安部隊押送，搭乘“專列”抵達茶淀，這是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一個小站。下火車後，我們背上揹着鋪蓋捲兒，手裡提着包裹，列隊步行十八里坑坑窪窪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國營農場的三分場，又稱寧河農場。雖然又餓又累，我們卻滿懷希望。我們以為，在這個直轄首都的主要勞改農場，我們一定會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們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環繞的灰色牆頂上布滿了鐵絲網。一群繃着面孔的公安幹警把我們領進門去，鐵門兩邊有持槍的士兵把守，槍口裝着明晃晃的刺刀。高處崗樓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機關槍。進去以後，我們一排排在地上坐好，聽三分場場長做報告。他說這次移監的目的是加速我們的思想改造。他強調嚴守監規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嚴重警告：“你們任何人膽敢企圖逃跑，必定要受到嚴厲的刑事處分，雖然我們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圖都決不可能得逞。沒有管教幹部帶領，或書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衛人員隨時隨地可對任何企圖逃跑的人犯開槍。你們進門時看到牆頭的鐵絲網了吧？那是通了電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電的鐵絲網拼，那是找死。就算你萬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騎馬的警衛每天二十四小時沿着大牆巡邏。他們一瞅見逃跑犯就立即開槍。你們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們不會幹這種蠢事。但是我得把醜話講在前頭。”
    我決沒有逃跑的念頭，但是對於囚禁在這樣一座禁衛森嚴的監獄裡卻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不是一再說我們不是犯人嗎？這位場長不是也說我們是不可能企圖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嗎？而我們明明被關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監獄的牢房裡。我不禁懷念起興凱湖的勞改營，那裡見不到警衛人員，更不用說裝了刺刀的來復槍了。和這座灰牆環繞的大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平靜開闊的大湖，每逢歇大禮拜我可在湖邊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認識到，那種沒有警衛的自由無非是一種假象。那裡沒有必要設置警衛，因為遍布營地的沼澤比持槍的士兵還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實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說。“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無產階級專政下一個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則你就會被軟化而忘掉嚴酷的現實。”監管越嚴峻，我的心靈就應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們排着隊，經過虎視眈眈的警衛和他們的刺刀，離開分場大院，前往田野勞改。值日的隊長把出工人數告訴警衛班長，班長一個一個點數人頭放行。傍晚收工返監，班長重新清點人數。政治學習，不如說是批判會，占用晚上的時間。隊長們一個個都是鐵板面孔，儼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化身。他們和李隊長毫無相似之處，李隊長完全夠不上這個制度的化身。名為“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我過的和感受的卻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囚徒的生活。
   在移監之前，我已經從《人民日報》報道的字裡行間猜出國家形勢並非大好，但是我無從知道情況壞到什麼地步。我們到達三分場那天，曾經指望吃到一頓一般給新來的人吃的好一點的伙食。不料我們吃到的卻是蘿蔔片和山芋片的清湯。湯里沒有一個油星子，飯後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興，因為東北太冷不種山芋。還有些人說大夥房沒空給我們做一頓好飯，但遲早會吃到的。當天晚飯吃的是同樣的東西，隨後兩天也一樣，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兩餐。第四天，清湯里沒有山芋，增加了蘿蔔葉子。我們覺得肚子總是餓，但是照樣每天下地勞動。
    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收割大白菜，裝上卡車運往北京。每一顆大白菜都裝車之後，值日隊長教我們把掉在菜田裡的菜幫子都撿起來。我怯生生地問他：“幹什麼用？”他答道：“你們明天的伙食。”於是我們把菜幫子都撿起，裝進籮筐，準備送往伙房。隊長喊道：“回來。你們為什麼沒把乾菜葉撿起來？”我感到莫名其妙，又問他：“幹什麼用？”隊長胸有成竹地說： “你們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雙手按他說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說，缺少食物，成為我們的心病。難友們無止無休地談論他們吃過的好東西，把各色美味佳餚吹得天花亂墜，還煞有介事地交換食譜。他們互相傾訴夜以繼日的飢餓如何煎熬他們的腸胃，又把他們變成老皮厚臉的、沉迷精神會餐的饕餮。與此同時，伙食越來越壞。到後來，真正的糧食完全不見了，給我們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窩頭，用的原料是乾白菜葉和一種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據說其中含有10%的澱粉。我們無從知道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養分，但是我們當中馬上就出現了可怕的、鮮血淋漓的消化道問題。一名年輕的俄語教員，由於長期便秘，差點兒因腸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應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們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長開動腦筋，請一位過去製造精密儀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這件精密儀器小心翼翼地把這寶貴食品分成均勻的份額，發給各人。在他運作的過程中，幾十隻眼睛都緊盯着他和他手裡的秤桿，在運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開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變質的，誰分到誰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幾片實在無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們扔在門口一條大家夜間用作小便池的水溝里。一位難友、前共產黨員，馬上跳下去，把它們撿了起來。正當他把它們一片一片往嘴裡塞，一名隊長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說：“快扔掉！你不要臉！你還當過黨員哩！”他回答說：“但是我餓啊！餓啊！”他繼續咬嚼，直到吃完為止。晚間政治學習，我和他都受到嚴厲批評，我的罪名是浪費社會主義的糧食，那位共產黨員的罪名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餓啊！餓啊！”
    其它一些飢餓難忍的難友開始搜索新的食品資源。有一位逮到一隻田鼠，他趁隊長不在眼前，撿到兩塊磚和一些乾樹枝，點起火來把它燒熟，狼吞虎咽吃下肚。還有一位逮到一條蛇，他送到伙房去，讓一個伙夫做成一鍋蛇羹，兩人飽餐了一頓。
    我既無想象力又無本領去開發非正統的食品資源，在全中隊是第一個嚴重浮腫病號。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腫，兩腿軟弱無力，下地勞改時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麼樣子，因為周圍沒有鏡子，但是從戰友們枯槁的面容，我不難想象自己已經面目全非。不久之後，我上了嚴重浮腫病號名單，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義”的食物補助。每天晚飯後，我去伙房領一個用舊報紙糊的口袋裝的麥糠，和一碗豬骨湯，那是用農場養豬場餓死的小豬骨頭做的。我成了難友們羨慕的幸運兒。可惜我的好運為時不長，因為小病豬和麥糠的供應都斷絕了。越來越多的難友的浮腫也越來越嚴重，但是他們來不及分享我短暫的好運了。

二

雖然黨報和管教幹部都避而不談，即便在與外界隔絕的勞改農場，大家都知道全國正在經受一場空前的大饑荒。我們是從三分場場長的大報告中才領會到情況是如何嚴重的。他首先大談“三面紅旗”，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如何無比正確，又羅列統計數字證明它們的光輝成就。然後，他把近年來的饑荒完全歸罪於氣候反常、糧食歉收，和黨的政策沒有任何關係。最後，他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實行一項符合共產黨一貫的 “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新措施。過去，給勞教分子寄遞食品是嚴格禁止的，因為食品包裹不利於思想改造。眼下，根據新的情況，准許家屬和親戚親自遞送食品，教養分子本人也可寫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個政府無力供應人犯最低的口糧，把責任轉嫁給他們的家屬，卻仍舊把他們關在監獄裡從事強迫勞動！
    我們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義”果實是一名中學教師的妻子親自送來的小麥麵烙餅。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來，我們大家又餓又饞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這種不可思議的美味佳餚。我沒有寫信給怡楷傳遞“革命人道主義”的新信息。她遠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讓她為我的處境憂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餅，我不止是眼饞了。我想到怡楷家裡人就在天津，離我不遠，也許我可以向他們求援吧。求還是不求，這是我在心裡又盤算了一天的問題。有一個政治賤民作為近親已經夠他們受的，我還能讓他們冒政治風險送食品包裹到監獄來嗎？我能忍心讓我那慈愛的岳母為我的處境憂心忡忡嗎？這時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講的話：堅守對生活的信念，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現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問題是“活下去還是不活”。面臨生死攸關的掙扎，我拋棄了重重顧慮，向我那些好親戚求救。
    1961年元旦後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腫惡化沒有出工，隊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進屋子我就看見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旁邊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員。四哥當初上的是北京輔仁大學生物系，1952年畢業後分配到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肅反運動中，他被誣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盡了身心摧殘，以致精神崩潰。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們家，到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還沒痊癒就回天津家中去了。從那以後，我們一直沒見過面。病還沒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謝天謝地，他還可以不辭辛苦來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員站在一邊監視我們的行動。四哥打開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雞蛋、一塊煮羊肉、還有我岳母親手為我做的十個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蘿蔔，接待員出面干涉了：“不許收鹹菜。對浮腫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蘿蔔放回手提包，讓我很失望。他告訴我這些食品都是從黑市用高價買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義”繼續實行，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再給我送吃的。這時候接待員心不在焉向外面張望，我飛快地把手伸進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蘿蔔，塞進我的破棉襖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卻膽小怕事，給我的膽大妄為嚇呆了。
    “你口袋裡揣着什麼？”我又問他。
    “只有兩個窩頭，”他說。
    “交給我，快！”我命令他。
    “這是我的午飯，”他央求道。“你回家再吃吧。馬上交出來！”
    我不容分說從他口袋裡強奪了兩個金黃的窩頭。可憐的四哥，好心沒得好報，辛苦了一天，他還得步行十幾里崎嶇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車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車回家。我覺得自己活像希臘寓言裡的那條蛇，在好心的農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後把他咬死。
    我滿載而歸回到監房，成為少數“富有者”中的新貴，受到周圍“貧困戶”的嫉羨。我把珍貴的黑市食品每天為自己限量配給，可是一周下來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躊躇又寫信求援，“仿佛是越嘗滋味越開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說的那樣 。
    春節前夕，沒想到老母也來探監。她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學的二哥結伴同行。他們帶着兩個裝滿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場。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過夜，“招待所”是幹部和留場職工子女上的幼兒園的一間大屋子。由於浮腫，我周身軟弱無力，一位新來的隊長、剛從部隊復員的年輕戰士，主動幫我把鋪蓋捲兒扛到幼兒園。一路上，他很和氣地說：“老人家來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兩天。過春節嘛！”他主動為一個勞教犯扛行李，我本來已很感動，此刻又聽到他這種樸實無華的情意，我更感到驚異。看着他紫紅的農民臉膛兒，我意識到他新來乍到，還沒有“進入角色”哩。也許是李隊長第二？我真心誠意向他道謝，並私心祝願他永葆無邪的青春。
    面對白髮蒼的老母，我欲哭無淚。老人家年已六十六歲，一雙小腳，從火車站走十幾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沒有樹木的原野上找隱蔽的處所方便一下。這是一個敬老的文明古國！
    娘從一路提來的食品袋裡先拿出個紙包，邊打開邊說“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吃烤爐燒餅，蘿蔔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影子也沒有。白蘿蔔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蘿蔔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油，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說：“哭什麼，吃吧。”
    我一邊說着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說不上，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聽說你們這裡餓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們和其他難友及家屬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輕鬆地交談，仿佛他們是在進行正常的春節拜年活動。我沒看到有人流過一滴淚。連一滴淚也沒有！也許這些人已經與眼淚和歡笑無緣了？當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擠在兩位婦女中間躺下。二哥和我把兩張方桌拼成一張“雙人床”，我們倆躺在一起，悄悄地談了一夜。他告訴我大躍進造成的禍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難。我給他講在北大荒的勞改生涯、在清河的餓以待斃。他一邊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輕輕說：“皮包骨，沒一點兒肉了。我們得趕快、趕快給你多送東西，要不然就會後悔莫及了。”
    “五一”勞動節，寧慧從北京來探監，大腹便便，路上當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歲的兒子和平。我記得和平是個很堅強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寧慧也忍不住淚如雨下。我強作歡顏安慰他們：“別這樣，你們那麼遠來這兒不是來哭的！你們看到我還活着，應當高興啊。你們帶來這麼多好吃的，可以幫助我早日恢復健康。”我們隔着一張長桌面對面站着，桌上擱着他們的旅行包。我們講了一點家常，十五分鐘的接見時間就完了。
    一旦擁有這些食品，我成了難友們嫉羨的對象，尤其是那些“貧困戶”。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來“送牢飯”，路上也要耗時費日。還有人本來是養家活口的，他一走家裡的人吃飯都有困難，哪有錢買黑市食品送來。中隊裡偶爾有人偷別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東西鎖在兩個旅行包里，堆在我枕頭後面。我給自己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好像一個吝嗇鬼花每一分錢都心疼，因為我不知道在這裡還要關多久，也不知道親戚們什麼時候能再來。有一天，從地里勞動回來，我發現一個旅行包上的小掛鎖被砸了，丟了幾樣吃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向隊部報告。抓住小偷不會太難，因為嫌犯肯定是一個因病留在家裡的“貧困戶”。一轉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誰，我可憐的難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權利，他為什麼不能採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況，在他硬着頭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經受過怎樣痛苦的思想鬥爭？若是我像他一樣走投無路，難道我就不會幹出同樣的事，或者更壞的事？再說，他並沒動我大多數的寶貴財富。
    “貧困戶”中有一個搞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學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遞給我一張用他的優美的柳公權體寫的條子：“教授：我懇求您借給我一張烙餅。等內人從湖南來給我送食品，我保證一定加倍奉還。”我躊躇起來，我覺得，這些食品是我的親戚們作了重大犧牲買來救我命的，我無權拿來做人情。第二張條子內容相同，加了一句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看着他優美的柳體書法，我心軟了。我上中學時練過柳字，始終沒有入門，因此我一向欽慕柳字寫得好的人。這麼優美的書法落得這麼悽慘的下場！這個不厭其煩地吹噓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墮落到什麼地步！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遞給老劉一張烙餅。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號集中的屋子去了，因為隊部認為重病號繼續留在普通監房影響其他教養分子的士氣。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對我說：“老巫，你不知道那張餅味道有多好。我內人一到我就加倍奉還。”
    “別掛在心上，老劉，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還，我把你的柳字借條裱起來作個紀念 。”
    “那可不成。”他無力地微笑着告饒。“要是你真喜歡我的字，等環境好轉後我給你寫個條輻。”
    “老劉，你可要說了算。多保重！” 我無力地哈哈一笑。

三

冬去春來，全國期盼一個好年成和少餓死一些人。感謝親人送來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我的身體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嚴重破壞，很難迅速復原。兩條腿還是浮腫，軟弱無力，人常暈倒。一天，隊部批准我去農場醫院門診部看中醫。大夫是勞改犯。聽了我的主訴之後，他摸了我的脈，看了我的舌苔，然後搖着頭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驚訝你的情況還這麼好。儘管，如你所說，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髒六腑功能呆滯，不易吸取養分。一條冰河要想解凍，重新暢流，一兩天風和日暖是不夠的。需要時間，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嚇你，在目前情況下，真可說人有旦夕禍福。我在這兒見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萬保重。”
    我並不感到驚惶，但我肯定也沒從他的話里得到任何安慰。
    後來，五月的一天，分管我們班的隊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讓我帶另外兩名右派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執行一項任務”。任務是挖一個六尺長、二尺寬、三尺深的坑。隊長沒說明坑是作什麼用的，因為他們一向讓我們盲目服從命令。
    我們越過荒蕪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進發，一路上感到空氣中有春天的氣息，可是看不到一點生命的跡象。我們三個人幹這點活不需要很長時間。坑一挖好，我們就看見一匹瘦馬拉着一部平板車慢慢地朝着我們走過來。車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車尾一張污穢的草墊子下面露出一雙枯瘦的腳。一個死人！車子在我們挖的坑前面停下，趕車的“老就”跳下來，哭喪着臉咕 魯道：“把他推下去，蓋上土，麻利快點兒！別婆婆媽媽的！”我掀開草墊，看到一雙我認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嚇得我全身發抖，兩腿發軟。我們用鐵鍬、鐵杴草草地埋葬了老劉。趕車的往新填滿的坑插進一跟木片標記，上面有用黑漆寫的一個號碼。他讓我們搭老劉剛騰空的車子回營，我們三人都寧願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腦子裡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場。我怨自己沒有那個掘墓人對死亡輕鬆的態度。接着，我又為自己開脫道，畢竟他幹這個行當幹過三十年了，而我幹這個還頭一遭。晚間，我按規定去向隊長匯報。
    “報告隊長，我們完成了任務，”我說話時有點自滿情緒。
    “你們挖了幾個坑？”他繃着臉盤問道。
    “一個，”我據實回答。
    “一個？”他狠狠地問我。“就一個？我問你，一個坑能睡幾個人？你願意跟另外一個死鬼合用一個坑嗎？你這無用的書呆子！我不該把這輕鬆活兒派給你的。回去寫個檢討交上來。”
    我不介意做點家庭作業。不過這件事對我有了啟發。死者上大學時是運動員，一向體魄健壯。如果他能那樣摔手而去，我怎麼知道下一個不輪到我呢？農場已經餓死了許多人犯，不過死亡從來沒有靠我這麼近。我驚惶失措了。我不願不見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願讓她煩惱。我翻來覆去地進行思想鬥爭。我該不該要她來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別三年，這次見面對我們倆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離我這麼近。我也非常想再見我的兒子，也至少見我女兒一面。可是這樣做是否真的對她或孩子們有好處？如果他們就此再也不見我，是否對他們更容易一些？或許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來看我，是否會給她在政治上惹來更大的麻煩？不行，我不能那樣做。我為什麼要給她的沉重負擔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裡直到為時已晚，難道她不會怪罪我嗎？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我有權利把她關在我生命的門外嗎？“禍福與共，病康偕老！”終於我拋去重重顧慮，向她發出一個“可能見最後一面”的緊急呼號。

第九章 探監（1961）

（據李怡楷口述）

一

寧坤調到清河農場時，我曾希望情況會有好轉。至少，他現在離我近了一些 ，郵件往返也會快一些了。按照監規，他每個月寫兩封簡短的信，告訴我他好着，教我別擔心。我怎麼能夠不擔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腫病，連小丁丁也出現營養不良的症象。他在監獄裡能靠什麼活下來呢？我知道擔心並沒有用，然而我的憂慮時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長。
    新的一年來到了，但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新的東西，除了四哥來的一封信。他告訴我到監獄探視寧坤的情況：“他身體還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誰身體好呢？你不必擔憂。我們過些時再給他買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過一個孤淒的農曆除夕。在這舉國歡慶的春節，我們母子倆分配到一斤白麵粉、半斤肥豬肉、一小棵捲心菜。為了讓孩子高興高興，我把豬肉和捲心菜外葉剁成餡兒包餃子。我們把小小的菜心養在一碗水裡，給冷清清的房間添一點生氣。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餃子，我心裡感到好受一點。這時候，他突然問我：“媽媽，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餃子嗎？”我想這不大可能，但是我說：“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餃子。在天津家家戶戶都吃餃子，這是風俗習慣。”天哪，他們既然已經養不活他，為什麼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時去看他。可是，寒假快開始時，領導上宣布要大家留校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我毫無辦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說了。
    誰知五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快到下班時間，在打字室接到寧坤的信。急忙打開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來見可能是最後的一面。”出了什麼事？三個哥哥來信一直教我放心。難道是我被蒙在鼓裡？我驚慌失措，就不顧“小辣椒”的阻攔，直奔系主任辦公室去向李主任請假。我一聲不吭地把信遞給他，然後提出要請假去探視病危的丈夫。“你怎麼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說的那麼嚴重？”
    “李主任。”我儘可能平靜地回答他。“我愛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來信一直說他身體很好，讓我放心。如果不是情況十分危急，他絕對不會讓我憂慮的。我太了解他啦。何況，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經過檢查。管教人員不會讓他把信發出，如果他講的不是實話。我請求您准許我請一次假，好讓我去看看他，也許是最後一面了。”
    “別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開始提高嗓門兒了。“我辦不到。你是打字員。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裡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你卻要請假去看望極右分子愛人。你現在還是他的愛人，但你也是國家幹部。你必須站穩立場，和右派劃清界限。這是個立場問題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這樣吧，李怡楷同志。”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離開辦公室，拖着兩條腿走回家去。一進家門，就聽見一丁照例嚷嚷：“媽媽，我好餓！”心裡感到比平常更難受。我趕忙打開小煤球爐，做了一鍋山芋麵糊。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沒吃就問我：“媽媽，你怎麼不吃啊？你不餓嗎？我一天到晚都餓！”
    “乖乖，那你就多吃點兒吧。媽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們不讓我去看他 ”我說不下去了。
    “媽媽，我們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別想我們。他們為什麼不讓你去？你再去找他們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說得對，我不能那麼輕易地認輸。長期在恐懼中生活，畏縮幾乎成為第二天性了 。可這是生死攸關的時刻，我必須進行抗爭。
    看着一丁上床睡覺之後，我離開我們淒涼的小屋，走到校園那一頭領導幹部住宅區。一走進李主任家燈火通明的客廳，我就看到“小辣椒”的愛人、系總支委員吳老師和那個與一丁同年的兒子小明在玩。他一會兒把小明拋到空中，一會兒又玩馱馱背。父子兩個笑聲不斷。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動，說不出話來。李主任先點了一支煙，然後轉身對着我。
    “李怡楷，你又來幹什麼？”他不耐煩地開腔了。“我不是已經跟你說了嗎？你不能去清河農場看你愛人。我不能讓你在政治上犯錯誤。我們黨一貫實行革命人道主義。連日本和國民黨俘虜都得到人道主義待遇。你幹什麼要為你愛人擔心呢？他這幾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還沒死，是不是？”“但願如此吧。”
    “那就得啦。這也足以說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義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農場領導會按黨的政策給予他必要的醫療。你還能要求什麼呢？你也不是醫生，你去有什麼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李主任，我來系裡工作兩年多了，從來沒有請過一天假。現在我愛人垂危，我請求您准許我請一次假，好讓我去看看他，也許是最後一面了。他身為右派，罪有應得。但我們的孩子總歸是無罪的吧。小丁丁和小明同歲，已經三年多沒見到他爸爸了。我們的女兒一毛出生時，她爸爸已經關進勞動教養所了。我只向您請幾天假，好讓我們都能見他一面。我一定儘快趕回來，彌補失去的時間。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義並不矛盾的。”
    “你這個人真頑固，李怡楷同志。”他厭煩地說。“我拿你有什麼辦法呢？得啦，我准你一星期的假。你一定要及時趕回來。再見。”
    黑夜裡，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個快樂的孩子的歡笑一直在我耳邊迴蕩。“但願寧坤能活着回家和咱們的孩子玩！”我默默地禱告。回到家，我看到一丁睜眼躺着。我一把撲在他身上，摟了又摟。我先使勁忍住眼淚，然後才告訴他：“一丁乖乖！我們要去看大爸爸啦！媽媽得感謝你讓我再去找他們。也不知怎麼的，媽媽有時侯腦子就不管用啦。我們有整整一眼7個星期的假！”
    我孩子從床上跳起來，摟着我的脖子。“媽媽，我太高興啦！我這一下可見到大爸爸啦！咱們什麼時候走？”“明天，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車上掙扎了一天一夜之後，我在清晨牽着一丁的手走進家門。媽媽和全家人都大吃一驚。我把寧坤的短信給他們看，媽媽立即流下了眼淚。我後悔我太冒失了。因為家裡多年來出了那麼多傷心事，媽媽的眼睛已經快哭瞎了。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淚，用她平日那種令人舒心的聲音說話了。
    “他怎麼會病成這樣？你的幾個哥哥給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現在他的身體該好些啦。怎麼會病成這樣呢？可能搞錯了吧。別擔心，怡楷。”
    不久，哥哥們就跟我講了老實話。寧坤的浮腫非常嚴重，這是長期營養不良的自然結果。他們認為驚動我是沒有用的，儘管他們自己都感到很難過。他們一直都在希望高價的黑市食品會漸漸幫他恢復健康。那為什麼會來了這封告急信呢？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見他。
    大哥警告說：“‘五一'我們去看他時，寧坤看上去身體很壞。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聲痛哭，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你是一個人去，我知道你會受不了的。不過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準備，大哥，您放心吧。”自從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後，大哥始終關注着六個弟妹生活中的幸與不幸，大多是不幸。他以完全忘我無怨之心背負着一個沉重的十字架，我的傷心事又給他增添了新的負擔。
    儘管擠了一整夜的硬席車的疲勞還沒消除，第二天一大早就獨自乘上了開往茶淀的慢車。我把一丁留給媽媽照看，她是天還沒亮就起來給我做早飯的。我在黎明前離家時，她遞給我一個旅行包，包里又裝滿了黑市食品。她平靜地說：“替媽媽告訴他耐心忍受。好人受難。你去吧，見個面對你倆都有好處。”
    我在茶淀小火車站下車時，太陽已經升起。我走進蕭條的候車室去找辦理到農場探視手續的地方。我看見一個窗口掛着一個大字牌子，上面寫着“探視寧河農場勞教分子登記處”，窗前已經有幾個婦女排着隊。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個邋邋遢遢、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滿補丁的灰布男式幹部服上衣。她手裡拿着一把生滿鏽的大鐵鍬。幹什麼帶把鍬？是給她男人用的勞動工具？為什麼不帶食物包？過了一會，我忍不住問她：“大姐，這鍬作什麼用？”
    “告訴你也沒關係，妹子，因為你也是去同一個地方的，”她滿不在乎地回答。“昨兒個接到場部通知，說我家右派男人死了，讓我來收屍。我帶這把鍬就是來埋死鬼的。我男人死了，明白嗎？”
    我注意到她身邊站着一個男孩，滿臉病容，身上只穿一條灰色破短褲，腳上趿着破舊的黑塑料涼鞋。“這是你兒子，大姐？”
    “是啊，和那個死鬼生的。他剛十歲，沒吃的，沒穿的，沒學上。人死了，他就死了。對不，妹子？可我們娘兒倆怎麼辦呢？”
    “我很難過。”我愛莫能助地說。
   “他死了，他現在安寧了。不用為他難過了。他不再需要吃的了。可我們娘兒倆怎麼活下去呢？”停頓一會兒之後，她問我：“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他也是右派。”
    “他還好嗎？” “希望他不出事，”我無力地說。可是那把鐵鍬使我心寒。寧坤寫那封告急信到現在快兩個星期了。我是否也來遲了呢？天哪，我會不會也需要一把鐵鍬呢？
    填好表格之後，我和那個帶着兒子和鐵鍬的女人一道離開候車室，走上去監獄農場的十幾里長的碎石子路。一路上，聽她說她也是頭一次來。他男人給家裡寫過信，要她送吃的。他該知道家裡的難處。她到哪裡找錢給他買吃的呢？一個小學教員，工資本來就很低，後來因為他說黨支部書記專橫就被打成右派，開除，勞教。“我靠打零工養孩子和自己都不夠。我給他寫回信，還是向鄰居借了八分錢買的郵票。我總盼他有朝一日會回家，恢復工作，一起過小日子。好歹從今以後他不會再給家裡寫信啦。”
    我將目光從她身上轉移開，以平息自己的感情。雖然時值暮春，周圍的田野卻滿目蕭瑟，一派淒涼。沒有樹、沒有鳥、沒有野花，甚至沒有綠草。如此勞改天地！我的思緒被那個失去父親的小男孩的一聲叫喊打斷了：“瞧，媽媽！那兒是什麼？”遠遠地，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築，高高的灰牆頭上像蛇一樣盤繞着帶刺鐵絲。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再走近一些，我看到瞭望樓上的武裝士兵。農場大門口警衛森嚴，衛兵步槍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陽光里閃閃發光，使我不寒而慄。一名衛兵揮手要我們到大牆外一所小屋去。小屋門上的牌子寫着“探視室”。走進去，看到幾條歪歪斜斜的白茬長板凳上坐着幾個女人。我們一聲不響地坐下。不知過了多久，一個男人的腦袋從一間內室探了出來。“你們這些人來早啦。”那人粗聲大氣地說。“幹麼這麼急？他們要到吃中午飯才收工回來。你們等着吧。”“可我不用等。”和我一起進來的那個女人急忙對他說，幾乎帶着點兒勝利的神情，同時舉起了那把鍬。“瞧見這個了嗎？那個狠心的男人，他再也不會回來見我了，我可以去他那兒。這是他兒子，他也能去。”
    “給我看死亡證，”那個人從裡面走了出來，身上穿着制服。看過死亡證後，他喃喃地說：“呵，是的。你是他老婆？”“要不是他老婆，我來這兒幹啥？他在哪兒？”
    “嗯，你遲了一步，明白嗎？這種天氣，屍首不好放着的，明白嗎？他昨兒個晚上已經給埋掉了。待會兒把他的東西交給你，你等着吧。”“幹什麼要等？我要離開這鬼地方，越快越好。”
    “負責死者遺物的同志吃飯去了。他要到一點鐘探視開始才回來，明白嗎？說話就到啦，慌個啥？”
    他轉身回內屋後，死者的妻子嚎啕痛哭起來。“呵，呵，你這個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撇下我們不管啊？呵，你這個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把我們娘兒倆撂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啊？你這個狠心的冤家，呵，呵，呵！”孩子不聲不響地啜泣着。屋裡的其他女人都耷拉下腦袋。
   我輕輕拍着她的背，輕聲說：“別哭啦，別哭啦，天兒這麼熱，你得保重，現在”“現在他走啦，我可咋”她又號哭起來。
    這時候，另一個穿制服的男人從裡面走出來，手裡提着一個寒磣的包袱，隨手扔在號哭着的女人腳邊，以打發公事的口氣對她說：“得啦，別哭啦。這樣哭下去有什麼用？死的不是他一個。昨兒個一晚我們就埋了五個。沒東西吃就沒法兒活，很簡單。現在回家去，另謀生活吧。”
   “他埋在哪兒？我們能去看看嗎？”
    “有什麼用？快帶孩子回家去，別誤了火車。”
    “火車，是啊，火車，我們可連買車票的錢都不夠。”
   “這，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啦，對不起。”他邊說邊轉身回辦公室去了。
    我從媽媽給我的錢里掏出兩張一元的人民幣，塞進她手裡。她抓住我的手，我趕忙說；“回家去吧，大姐，一天下來你夠受的啦。孩子也太累了。走吧，不用說啦。”我輕輕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她喃喃地說：“那就再見吧。但願你的運氣比我好。”
    我隔着窗戶目送娘兒倆上路。他們拖着疲憊的腳步，沿着剛才走過來的漫長而崎嶇的碎石子路走去。她肩上扛着那把沒用上的大鍬，柄上掛着死者留下的包袱，仿佛是他的生與死的見證，我默默地在心裡為死者和生者祈禱，而且感到對我自己的命運幾乎無可抱怨了。
    突然間，我感到很累，累得睜不開眼。我坐在長凳上睡着了。一陣腳步聲把我驚醒，我抬起頭，看到十幾個衣衫襤褸的男人站在門口。辦公室里的那個傢伙從裡面出來，走到門前，開始大模大樣地向那些人訓話：
    “你們大伙兒聽着。你們的家屬來這兒探視，給你們帶來了食物。我們允許這樣做，因為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是我們黨的政策。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滿足你們腐朽的資產階級胃口，而是為了幫助你們徹底改造自己。你們必須加倍努力，棄舊圖新，以報答黨和政府的寬大，並且也報答家人的幫助。現在我開始喊名字。准許你們每人和家人談十五分鐘，可你們說話得注意。我一次叫一個。巫寧坤！”
    聽見報這個名字，我大吃一驚。我在門口那些不成模樣的臉中找尋過，可無法認出哪個是寧坤。他們身上穿的是沾滿泥巴的破衣服，臉容蒼白得怕人，看上去全都是一個樣子。這時，我看見他步履不穩地走進探視室。沒錯，他確實是寧坤，但完全變了樣。離家不過三年多，他怎麼會變成眼前這個人了？他想對我笑一笑，但又馬上收斂了笑容。一名獄卒領着我們出去走進一間小屋子，我們倆相距大約五尺面對面站着，那傢伙在我們中間靠邊站着。
    “你們可以談十五分鐘。別犯傻，否則今後不許探視。”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寧坤手裡拿着一個綠色搪瓷飯盆，裡面盛着水，他的手在顫抖。這是我當初寄給他的，但已遍體鱗傷。他向前走了一步，向我伸出手來。“你喝”他小聲說，隨即低下了頭。看見水才使我感到口渴。整個上午我沒喝過一口水。我丈夫給我帶來了生命之水！在我大口喝水的當兒，我看到他頭上覆蓋着一層寒磣的短髮，稀稀拉拉，好像我在路上經過的那些墳堆上的枯草。我想起三年前他那一頭油光雪亮的烏髪。他的兩隻耳朵瘠薄蠟黃，就像只有壓在一起的兩層皮。他又抬起頭來時，我看到他浮腫的臉是死灰色的，他那雙過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呆滯而凹陷。淚水湧上我的雙眼，但我強忍着不讓眼淚掉下來，因為我不願讓獄卒看着我傷心而幸災樂禍。我原以為我有多少話要向他訴說，我們分別那麼長久了，而此刻卻在浪費我們的幾分鐘。
    寧坤先開了口。“真對不起，要你走了那麼遠的路過來。你還好嗎？一丁、一毛好嗎 ？”
    “我們都好。兩個孩子留在我娘那裡。我們都想念你，希望你早日康復。”
   “我現在好多了，感謝黨的關心”
    “你病得很厲害，寧坤，我們必須”我驚慌失措地開始講了，可我心亂如麻。“我聽說有個地方可讓我們過夜。我得去向值班幹部申請。”
    這時候，獄卒開腔了。“你們時間到了。下地去吧，巫寧坤！”我還沒反應過來，寧坤已經走了。我手裡拿着那隻空搪瓷盆慢慢走了出來。
    我得到許可和寧坤一起過夜。大牆外面有一所幼兒園，那是所有探視的婦女和他們的男人過夜的地方，男女合睡一張大炕。犯人們要到晚上政治學習之後才能出來。周圍的女人們有的唉聲嘆氣，有的在小聲交談。我注意到她們全都穿着一色的灰布幹部服。他們神情悲傷，讓人以為她們都在居喪。不用說，我在她們眼裡也一樣。
    男人們終於來了，寧坤卻不在其中。我丈夫呢？我接二連三地向他們打聽，可是沒有一個人能給我答案。一個上了年紀的右派不祥地說：“在這樣一個地方，什麼事情都說不凖準的。”我身邊的二、三十名男男女女發出一片嘈雜聲，有的說話，有的嘆息，有的哭泣。我多麼羨慕他們啊！我再也無法忍受，就走出屋子去等他，盼啊，盼啊。我在空場上轉了一圈又一圈，活像一頭關在籠子裡的困獸。半夜光景，一個巡邏的衛兵走過，他問我一個人在那兒幹什麼。我告訴他我獲准探視愛人，我還在等他。他說：“現在太晚了。你進去休息吧。眼下在這兒什麼事兒都可能發生，我沒法兒說。明兒個早上你就會知道啦 。”
    回到屋子裡，我看到成雙成對的男女臉朝着臉縮在炕上，擠得像罐頭裡的沙丁魚一般。他們還在小聲說着。我多麼羨慕啊！天花板上一隻光禿禿的電燈泡發出眩目的光，使我想起在上午陽光里閃閃發光的刺刀。炕上鋪的破篾席老是隔着我的襯衫扎我，好像不讓我忘記自己悲慘的處境。他究竟出了什麼事？難道他已經？我永遠見不到他了？我竭力將這些讓人發瘋的念頭從心裡驅趕出去，可那把大鐵鍬總是幽靈似的在我眼前晃蕩。
    直到早上我才弄清楚他昨晚出了什麼事。我找到那個批准我過夜的值班幹部。他說我愛人昨晚出來時，私自將晚餐的兩個代食品花捲兒帶出來，顯然是想帶給我吃的。
    “違犯監規。”他鄭重其事地宣稱。“當場被抓獲！”
    “但那是講不通的。”我溫和地和他講道理。“我已經在探視家屬食堂吃過晚飯。何況我做夢也不會去吃他的口糧。我自己給他帶來了不少很好的食物 ”
    “他也那麼說，可是證據確鑿！所以就關一夜禁閉，不准吃晚飯。”
    “只是因為帶着自己的晚飯 ？”我驚詫地問他。
    “犯更小的錯誤都會關禁閉的。這兒不是大學，更不是俱樂部。這兒是監獄，是勞改單位，一切從嚴。不過，考慮到你大老遠從合肥趕來看他，你們還沒在一起呆過，這次我們對他寬大處理。過一、兩個小時，他從禁閉室放出來，我批准他和你單獨見面兩個小時。這是革命人道主義，你明白。你別走開啦。”
    兩小時後，寧坤來到探視室前和我見面。我焦灼地問他：“你沒什麼事兒吧？”
    “別害怕，這地方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昨天晚上我出來時被抓住了。一晚上一人呆一間屋子，倒落個清靜。我只為不能遵守和你的約會感到不安。你必定會以為我不打個招呼就走人了，那未免太不禮貌啦。”他笑了一笑。“呵，這些把我們抓在手裡的小暴君！”“值班幹部說，你私自將口糧帶出來給我吃，所以關禁閉。”
    “他們知道那是瞎話。我只是想讓你開開眼，見識一下他們給我們吃的是什麼。不是食物的食物！”
    “現在別生氣啦。你究竟怎麼樣？這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我從你的短信里看不出來。”
    “對不起啦，我在信里無法說實話。他們無權檢查我們的信件，因為連他們自己也說我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可是我們的來往信件都得由他們檢查。是啊，privacy（隱私權）畢竟是一個西方的概念，我到現在還找不出一個確切的譯法。幸運的是，今天咱倆也許能享有一點privacy了。幼兒園看門的是個勞改釋放的老頭兒，他一個人住在那邊的小屋裡。他把屋子借給我們和家屬單獨見面。當然，得給點報酬。”
    我們走到幼兒園附近的小屋前，寧坤敲敲門，一個長着山羊鬍子的乾癟老頭開了門。
    “老王，這是我愛人，我們想在你這兒呆兩個小時，你方便嗎？”
    “沒問題，反正我要去打掃幼兒園。你們自便吧。”
   “給，老王，這是我愛人帶來的柿餅，”寧坤說着從他的草編提包里拿出一個小包遞給他。“我分些給你。甜得很。”
    “我愛吃柿餅，不過，你知道，我更愛吃真正的食物，煎餅、糕點、花捲兒什麼的 。”那就下次吧，再見。”
    我很客氣地感謝他讓我們用他的屋子。
    “要是你下次不給我些真正的食物，謝我也白搭。” 老人走後，寧坤出聲一笑說：“老王是個實話實說的人。可憐他的生活一直很困苦。不知為什麼事坐了五年牢，刑滿留場就業。沒有家、沒有朋友、沒有人疼他，他也不關心別人。他借屋子給我們用，要我們用食物作為回報，直來直去。多年社會主義勞改的產物！”
    “我為他感到難受，下次我給他帶點吃的。”我說。“可給我談談你自己吧。呵，這麼多年了。”
    “說來話長，一千零一夜也講不完，而咱們只有兩個小時。還是先談談你自己和孩子們吧。”
    記憶的閘門打開了，過去三年裡糾集成一團的記憶：別離的痛苦、淒涼的歲月、不眠的長夜。無止無休的屈辱、孤零零看着遠離父親的孩子一天天長大、每天掙扎求生中一樁樁、一件件的小事。在如此孤寂的漫長歲月之後，我是多麼渴望將這一切向他傾訴！可是，他受了那麼多苦難，我怎麼能給我心愛的人再增添負擔呢？於是，我告訴他我一直很好，白天打字，晚上和星期日跟丁丁玩。一丁是個五歲半的大孩子了，長得很好，很乖，能夠一字不頓地背十幾首唐詩了。寧坤這時才聽我說，一毛從上年春天起就住在姥姥家。她長得很漂亮，愛唱歌跳舞，再過幾天就滿三歲了。我說我答應過一丁，要帶他過來看爸爸。
    “我不知道你該不該帶他來。也許他該學會忘記，你明白”
    為了改變話題，我要他給我說說他自己的情況。“比起以前那個地方來，這兒怎麼樣？”
    “唉，”他嘆了一口氣。“我們本來天真地希望，這個在首都市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方會實行比較人道的，或者說比較不那麼不人道的政策，給我們較好的伙食和較少的折磨。在沼澤遍布的荒原上，我們的生活是無休止的苦役和難熬的飢餓。夏天蚊蚋成群，咬人吸血，冬天漫天風雪，照樣出工。然而，那裡至少有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可這兒，有的只是代食品和嚴管。北大荒有一點是我所喜歡的，那掩蓋萬物的白雪，它消彌一切，令人忘卻。但願我能忘卻！”
    “你必須耐心，寧坤，”我盡力安慰他。“媽媽要我捎話給你，讓你耐心忍受一切。她說你沒有做錯事，不過好人往往要受苦受難的。也許，他們不久就會放你出來吧，既然政府已經無力養活犯人。這是誰也說不準的。”“真是說不準的！可笑的是，他們總愛說，右派是什麼‘人民內部矛盾'，‘通過強迫勞動徹底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之後，就可解除勞教。那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永遠！全憑捉摸不定的黨的政策！我的生命，咱們的生命，全在他們手裡。生死無定，朝不保夕！”稍停之後，他無力地微笑着說：“確實，我必須耐心，怡楷”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我真找不到一句話來安慰我飽經憂患的丈夫。
    “我很高興來到這兒親眼看到你的病情。”
    “你來得太好了。我已經覺得好受些了。你是第七個來探視我的親人。難友們當然羨慕我得到的食物，但他們更加羨慕的是，在我危難的時刻，我的親人們和我站在一起。正如你常說的：‘人並不是單靠麵包生活的。'千真萬確，即便在麵包意味着生死存亡的時候！在絕望的時刻，我曾在心裡呼號：‘同胞們，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事，以至你們要把我扔給狼群啊？'荒原上真有飢餓的狼群，夜晚我聽到過狼嗥。接着，我就想到我的磨難並不是人民造成的，我有什麼權利責怪人民呢？我對人民有過什麼用處嗎？後來，我就責備自己不該顧影自憐。我的親人們都受我株連吃盡苦頭，但是，他們一聽說我快要餓死，不是就接二連三趕來，用食物和愛心來救我的命嗎？”
    “你不該這麼責備自己。你蒙受無枉之災。只要你好生照顧自己，儘快恢復健康，你的親人們都會打心眼兒里感到高興的。”
    “你說得對，我必須這麼做，才不致使大家的關心和犧牲付諸東流。你四哥有沒有告訴過你，他來給我送救命糧時，我把他要當中飯的兩個窩頭搶了過來？我那不知羞恥的行徑必定使他感到震驚。我已經沒有你過去讚賞的高尚情操了。”
    “他看你餓成那樣心裡難過極了。”
   “人的身體是何等脆弱啊！幾年時間的營養不良，幾個月天天捱餓，就會使一個人變得不成人形。然後就得花不知多長的時間才能將他從死亡邊緣拉回來。有些人連拉都拉不回來了。而更壞、更可悲的是飢餓會使人道德淪喪。一個忍飢捱餓的人肯定成不了‘宇宙的精英，萬物的靈長'！為了自己存活，一個餓得要死的人就不惜搶奪他人的食物，就像我搶你哥哥的窩頭一樣。飢餓歷來都是戰爭中的可怕武器，可現在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飢餓被用作和平時期的一個致命的武器。”
    “你想得太多了。你太累了。你的草包里有什麼吃的沒有？”
   “呵，有的，我差一點兒忘了。大哥給我送來不少吃的，其中有幾個大鴨蛋 。我只剩下一個了，好大的。咱們在老王的小爐子上煮煮吧。”
    寧坤從草包里拿出那個大鴨蛋，臉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微笑。
    “你瞧，還有我在地里撿的柴火。”
    “你喜歡怎麼吃？”我問他。“我好久、好久沒給你做過吃的了。” “咱們煮煮吃得啦。我來生火。我在荒原上宿營時學會了生火。”蛋煮好後，我遞給他吃。
   “不，不，咱倆一定要分而食之。你和我已經好久、好久沒在一起吃過飯了。”說着，他便用老王那把生鏽的菜刀把蛋切成兩半。“給，一半兒給你，一半兒給我，否極泰來！”
    三年多以來，這是我倆第一次在一起進餐。這是否也會是最後一次共餐？我不敢往下想。
    寧坤吃完蛋後開始說：“現在我要給你講個滑稽的小故事，這種事只有在這種地方才會發生。我差不多成了放高利貸的人。”
    “什麼意思？你向難友放高利貸？你哪來的錢放債？”
    “比那還壞。我借食物給一個捱餓的人，他答應加倍奉還。”
    “他真的加倍還給你了？”
    “他要是能還就好了，可憐的老劉！”
    “你是說他”
    “我給他挖了墳，下了葬。他當初在炕上睡在我的右側。在大學裡他是運動員。是他的死把我嚇得寫告急信的。我不願不見你一面就走掉。但是信一寄出我又後悔，反而希望你來不了才好”
    “你獨自承受痛苦的時間太長了，寧坤。你早就該寫信教我來，老早就該寫的。”我埋怨道。我的喉嚨堵住了。“我回去一定和哥哥們商量，我們必須 ”我沒說下去，因為我還一點主意也沒有。“你必須自己保重，不要着急，不要擔心。我只有一個星期的假，但我會盡一切可能再來的。”
    我沿着那條寂寞的崎嶇小路走回車站，我的心沉重地負載着寧坤所身受的苦難和痛楚，負載着對我們前途茫茫的憂慮。但是，在那個昨天的勞改犯的小屋裡兩小時的團聚也增強了我對生活的信念。寧坤在那小爐子裡點燃的火焰一路上在我心頭閃爍。

三
    當晚和哥哥們商議時，我說我發現寧坤還遠遠沒有脫離危險。我不願驚擾媽媽，可我們必須在為時不太晚之前想出一個辦法，能使他脫離危險。我該怎麼辦？由於事無大小都必須通過本人的工作單位，唯一可行的辦法似乎是去找原單位，儘管存在着可以預見的困難。我真怕重訪那往事不堪回首的舊地，又跟那些官氣十足的上司打交道，當年正是他們把我丈夫送進牢獄，又把我發落到內地 的。但是，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不能放棄。
    第二天，我乘上早班火車前往北京，在新火車站下車。兩年半以前那個嚴寒的冬天，我帶着兩個小兒女倉皇上路，是從前門舊車站上車的。眼前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舉目無親的異客，來到了無情無義的異鄉。我擠上一輛開往西直門的公車，一路顛顛簸簸。車上擠滿了沒有笑容、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透過車窗，我看到的是同樣的面孔。肉鋪子是空蕩蕩的，糕點店的櫥窗里只擺着瓶裝的汽水。我當年離開後竣工的那些高樓大廈，多姿多彩，將整個城市的陰沉面貌襯托得更加突出。這個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瀰漫着一種全城舉喪的氣氛，沉浸在一種神秘的災難之中。
    到了西直門，又擠上一輛開往頤和園的公車。一路上，我想到那些上司會打各種官腔來搪塞我，但是我決心“死馬當作活馬醫”，也想起另一句成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赤手空拳去闖虎穴了。路上花了兩三個小時，終於到了西苑站下車。周圍那些熟悉的景物勾起了或喜或悲的回憶，但是我心事重重，顧不上沉浸在回憶之中。我本來希望，在走到學校門口那段短短的路上，不要碰到熟人。偏偏我運氣不好，遇上了一個又一個以前的同事。一共有三個英語系老師，在寧坤挨整之前，他們都是經常和他杯酒言歡的。現在對面走過來，連個招呼也不打。
    我走進副校長辦公室時，他的女秘書差一點兒驚跳起來。我隱約記起在給我“送行”的那次批判會上，她說的那些惡毒話。現在，我站在她跟前，告訴她我從合肥趕來，有最緊急的事要見校領導。她冷冰冰地說：“於校長忙得很。你和我們已經沒有組織關係。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我瞪着她的眼睛，毫不遲疑地說：“巫寧坤快死了。我必須馬上見副校長。”
    幾分鐘後，我被領進副校長室。他從一本打開的《毛選》上抬起眼睛，伸手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怡楷同志，你好嗎？”他以往常那種毫無表情的官腔招呼我。“看見和我們一起工作過的同志，我們總是很高興的。你在合肥工作，是不是？你來北京有什麼事啊？”
    “於校長，我愛人在清河農場病得非常厲害。他快死了。”我直截了當地說。“我來請求您幫助。”
    “他真的病得厲害？” 他漫不經心地說。“是的，確實非常嚴重。他長期捱餓，得了惡性浮腫，有死亡危險。”
   “這倒確實是個問題。可我不知道我們怎麼幫得上忙。你很清楚，他被定為極右之後就從我們學校開除了。他已經和我們沒有組織關係。你也一樣。你必須相信農場黨的領導，相信黨的正確政策。現在所有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幹勁大躍進，你必須馬上回到你的工作崗位上去。要是你樂意，你可以請安徽大學的黨領導給你指示。可是，大躍進時期，在首都轉悠，那是要不得的，何況你還是右派家屬。”
    他還想給我來個下馬威！但是我不吃這一套啦，現在是生死攸關的時刻。“於校長，我十分清楚我們兩人都和學校沒有組織關係了。所以離開之後，我從來沒有麻煩過您。現在他生命垂危，只有送他去勞教的單位才能救他一命，才能要求農場馬上釋放他。”
    “聽說他病了我也感到遺憾。我也能理解你此時的心情。我希望情況並沒有你說的那麼嚴重。我確信，農場一定會按照黨的正確政策給予他一切必要的照顧。你必須相信黨和黨的政策。你應該馬上回去工作。我校實在無能為力，因為巫寧坤已經不是本校的教授了。”
    “確實不是了。可是他在這兒工作過兩年，您還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表揚過他 ”
    “我必須糾正你。當時不知道他會墮落成為一個右派分子，我才說過他是個優秀教師的。他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是我們將它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示寬大。我們送他去了農場，給他一個通過體力勞動改造自己的機會。只要他徹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他最終就能回到人民隊伍中來。他在自己的專業方面是個專家，他年紀還輕。他只有四十歲，對吧？要是他徹底改造好了，他還能為人民服務，立功贖罪。所以，當務之急不是為他的健康操心，而是幫助 他如何改造自己。”
    我忍不下去了。“我感謝您對巫寧坤的關心，於校長。但事實是他快餓死了。我個人認為，當務之急是必須不讓他死去，使他才有可能改造自己。兩天前我見過他，他已人命危淺了。他就親手埋葬過一個同炕的右派。要是您拒絕採取行動去救他的命，你們給予他的寬大處理就會無異於判他死刑。巫寧坤有死罪嗎？”
   “你怎麼能這樣說？”他略微提高了嗓子。“我們送他去農場改造時並不知道會發生饑荒。”
    “當然不知道。”我豁出去了。“他滿腔熱情，放棄國外的事業，回來為新中國服務，當時他也不知道今天會在獄中奄奄待斃。當初，您和其他領導同志一次又一次來我們家，鼓勵他對黨和黨的政策提出直率的批評，他也不知道後來會打成右派 ”
    “誰教他說錯了話。”他打斷了我。“我們歡迎建設性的批評。”“他太傻，他不知道說什麼話才符合要求。他已經為自己的愚蠢錯誤受到嚴懲，但是，他該在勞改農場悲慘地死去嗎？我們的兩個小傢伙肯定是無辜的。您可能記得，一丁才五歲，一毛至今還沒見過爸爸。他們這麼小就該成為孤兒嗎？”
    “由於天災和蘇修背信棄義，我們國家正面臨嚴重的困難。任何人都無權抱怨。人人都必須全心全意支持黨的國內外政策。”
    “當然必須支持。”我附和說。我看得出他正在找遁詞。我已經身在虎穴，只有孤注一擲了。也許他只是一隻紙老虎。我繼續說下去：“我們還必須幫助黨和政府減輕供養這麼多犯人的負擔，想方設法讓一些像我愛人那樣的人犯獲釋。他生命垂危，而且本來就沒審沒判。我懇求您立即採取行動，以免為時太晚。讓一個教授餓死獄中，這對學校、對政府，有什麼光彩？在能夠救他的時候見死不救，這對學校有什麼好處？我對您的全部請求只不過是給他一個活命的機會，使他將來有可能為人民和黨服務。要是您願意，您不妨在他痊癒之後再將他送回農場勞改。我小時候常聽媽媽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希望這與革命人道主義並不矛盾。我懇求您立即採取行動，不然就來不及了。”
    “巫寧坤目前的情況太糟糕了。我們當然不願看到他死在農場。國家需要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學校缺乏稱職的教授。可惜他以前說了那些話。我來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讓他保外就醫。我不作任何承諾。下次校黨委開會，我把這件事列入議程。現在你該回合肥 工作去了。”
    “下一次黨委會什麼時候開？”我緊釘着問。
    “一兩個星期之後吧。”
    “我剛說過他快死了，他等不了那麼久。您不答應迅速採取行動，我不會離開。您有權採取行動，於校長。我能在學校招待所過夜，等待您的決定嗎？”“不，不，這不行，影響不好。我先跟其它領導同志談談，然後學校再和農場黨委聯繫。我可以答應你，用不了多久你就會得到回音。我只能幫你這麼多忙，你決不能再呆在北京了。”
    我估計我已經把他逼得夠嗆了。他是推搪躲閃的，但是在我們交鋒的過程中 ，他那僵硬的態度已經顯然軟化了下來。可憐的人，他是在延安培養出來的冷漠無情的黨員幹部，但他終究是個人。也許我來闖虎穴的目的還沒落空。我心裡懷着一線希望之光跳上回市內的公車。

四

在從北京回天津的火車上，我突然想到我的一個星期假期只剩下兩天了。我該在第二天就登上火車南下回合肥去的。但是，我怎能不讓寧坤看到我在虎穴中得到的這線希望之光就走呢？我怎能不帶一丁去看看爸爸就走呢？這是我答應過孩子的。他們父子倆被拆散已經三年多了。誰知道要到何年何月父子才能再見面呢？即使還能夠再見到的話。假如我帶他去農場看他爸爸，那末我就會超假，就得付出挨批挨罰的代價。
    我整夜輾轉反側，飲泣吞聲，眼前浮現着我丈夫枯槁的容顏。最後我下定決心：我必須帶我們五歲的兒子去獄中看他爸爸。我一大早就起來了，可媽媽比我起得還早。
    “你晚上沒睡好，怡楷。”我在她的聲音里聽出了柔和的責備。
    “是的，娘，不過您也沒睡好。”我柔和地回答。“您知道，我得把事情仔細想好。明兒個，我準備帶小一丁去農場看他爸爸 。”
    “呵，”她頓了一下。“我還以為你今天要回合肥哩。那你就要超假了。你肯定這樣沒有問題，怡楷？”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憂慮。呵，我非得不斷地讓我可憐的老母為我憂心忡忡嗎？
    “不是沒問題，娘。”我實話實說。“可我必須做我非做不可的事。要是我現在不帶一丁去看他爸爸，這孩子就有可能永遠見不到他爸爸了。因為超假受處分，我認了。您別擔心，娘。”
    “那就去吧，孩子。做你非做不可的事吧。”媽媽柔和地說。我從她的聲音里聽出她含着淚。
    過了一會兒，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卷票子放到我手裡；“這錢是你哥哥姐姐給你的。拿去給寧坤買些好的食品。貴就貴點兒吧。救命要緊啊！孩子起床時我幫他穿衣服。你這就去吧。”
    我拿了上次給寧坤裝食物的兩隻空旅行袋，匆匆出了家門。我鑽進一條又一條小街，尋找半偽裝的黑市食品販。我哥哥姐姐的工資都很低，我把他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送到黑市商人貪婪的手裡，心裡感到很難受。但是我卻不顧一切地搶購我所能找到的食物：煮雞蛋、熟肉、饅頭、煎餅等等。活命的食物，我祈禱，我存着萬一的希望。
    一丁看見我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回家，就張開兩隻小胳膊抱住我的脖子，激動地說：“媽媽，你現在真的要帶我去看爸爸啦，嗯，媽媽？真的，真是現在？”
    “是的，是真的，乖孩子，你高興嗎？”
    “太高興啦，媽媽！該看看爸爸了，你知道。幼兒園每個小朋友都有爸爸。他們總是問我 ：‘一丁，你爸爸在哪裡？'走吧，咱這就去！”
    “我們得等到明天早上，小乖乖。去那兒的火車每天只有一班。車開得很早 ，所以今天晚上你得乖乖地早早上床睡覺，要不然你到時候會起不來的。從火車站到農場要走很遠的路。你必須睡足，才有力氣走路。”“咱們為什麼得走路？”他驚訝地望着我。“為什麼不搭公共汽車呢？”
    “鄉下沒有公共汽車，孩子。你能走嗎，乖乖？”我怎能對孩子說，政府不願為探監家屬提供交通方便。
    “能，我能走，媽媽！我能走很遠的路去看爸爸！”他起勁地誇口說，就像要去作一次愉快的假日旅遊。
    我在黑暗中醒來，但我已經能聽見我娘在廚房裡輕手輕腳走動的聲音。我身邊的孩子還在睡着。我用手電筒照了照手錶：四點鐘。火車五點半開，現在我必須把孩子叫醒，雖然小傢伙還要睡。昨晚他上床很早，可翻來覆去折騰了好久。我給他穿上媽媽給他準備好的乾淨襯衫和短褲，他還只有半醒。
    “這就去吧，孩子。”我們吃完媽媽給做的簡單早餐後，媽媽輕聲地說。“小一丁，乖寶貝，你得做個好孩子呵。你爸爸看見你會有多高興。他多愛你呵。”她停了一下，邊用手給孩子捋捋頭髪發，邊對我說：“怡楷，再捎媽媽的話給他，讓他耐心地忍受，趕快恢復健康。他沒有做錯事。他只是說話太直率。誠實的人是會受苦受難的.”
    我們出門時天快亮了。我每隻手各拎一隻旅行包，小一丁在一邊幫着。一輛破舊的公車在街角停下，小一丁急忙爬上車，又立刻轉過身朝着我。“把包給我，媽媽，快！”看着他伸出的小手臂我遲疑着，但司機不耐煩了。我趕緊將一隻包遞給孩子，他用兩隻手死勁兒拉進車裡。我又拖着另一隻包上了車。我對他微微一笑，他也回頭對我笑笑。在下一站換車時，我們又以同樣的方式上了車。
    在火車上，一丁很快就睡着了。一小時後，我們在茶淀下車，他拖着步子走出車站。然後他停了下來，一屁股坐到地上。我大吃一驚。
    “怎麼啦？一丁乖乖？你不想去看爸爸啦？”
    “我要去，可我沒力氣走路了。”
    我突然明白，可憐的孩子營養不良，身體很虛弱。他也有輕度浮腫病。也許我不該帶他來長途跋涉？我向周圍看看。在這裡下車的旅客，都是女人，已經匆匆向農場走去。我們母子倆在這荒涼的鄉野怎麼辦呢？反正現在不能半途而廢了。我把兩隻包擱在地上，蹲下來盯着孩子。
    “來，乖乖，咱倆玩馱馱背吧。你好久好久沒玩過了。是嗎？”我聽起來幾乎是很開心的。“那兩隻包怎麼辦，媽媽 ？”“別操心，小老爹。我先背你一段路，再回來拿包。一個來回，再一個來回，多好玩！”
    我背着孩子，邊走邊唱《小肥豬進城》，他高興得笑個不停。走了四、五十尺路後，我停下來把他放在地上，隨即匆忙回去取包。這樣往返了幾次，太陽升起了。我汗涔涔的，我浮腫的雙腿跨不開步了。這樣走下去，到農場的十幾里路要走幾個小時。我坐在路邊上歇了一會兒，又仔細看看身邊的一丁。孩子顯然覺得好多了，我狠了狠心。
    “現在你能走了嗎，乖孩子 ？”
    “我試試，媽媽，我試試。”
    “你是個非常勇敢的孩子。爸爸會為你感到十分驕傲的。”
    於是我們母子倆慢慢朝監獄農場走去，帶着兩旅行包黑市食物。我不知道在路邊休息了幾回，不過孩子再也不要駝駝背了。我們到監獄時已近晌午。我們走進探視室，跟我們同車來的婦女坐在那幾條歪歪斜斜的白茬長板凳上，一聲不響。一丁很快又睡着了，他的腦袋枕在我的胳膊肘上。半小時後，寧坤朝我們走來，步子不穩。他跟上次一樣穿着泥濘的衣服，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臉色黃里泛灰。他帶着微弱的笑意看着我，好像連笑的力氣都沒有。一名獄 卒站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監視着我們這幫人。
    寧坤站在我面前，輕聲說 ：“你又來了，走這麼遠的石子路。”
    “我帶一丁來看你。”我把顯而易見的事說了一下 。
    他伸出一隻手，輕輕放在熟睡着的孩子頭上，嘴裡喃喃地說：“現在是個大孩子了。三年多啦”這時候一丁驚醒了。一眼看見他爸爸，孩子嚇得緊緊貼着我。
    “這個可怕的人是誰，媽媽？我害怕，我怕死了。帶我去看爸爸，我的大爸爸。”“這就是你大爸爸啊，寶貝！”我焦急地哄他。“快叫吧，叫爸爸！”“爸--爸！”他大聲哭了起來。
    寧坤垂下了頭。我緊緊摟着孩子，不知怎麼辦。不知不覺，我們的十五分鐘已經到了。寧坤和其他犯人一起，急匆匆離開探視室，下地勞改去了。他沒有回過頭來看我們一眼。
    一丁眼淚汪汪地看着爸爸遠去的身影，始終緊緊地摟着我。可憐的孩子顯得疲憊不堪，很快又在我懷裡睡着了，滿面淚痕。這就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的父子團聚嗎？這就是我所祈求的嗎？不成，我決不能如此輕易地認輸。我把睡着的孩子放在長凳上，走出探 視室。我走到值班室前，敲了門。
    “誰？進來！”
    我推門走進去，看見一個身穿草綠色短袖軍襯衫和軍褲的中年男子坐在辦公桌前。
    “你有什麼事兒？”他點燃一枝煙，悻悻地問。
    “我叫李怡楷，同志。我是來探視巫寧坤的。我需要您幫助”
    “我知道你是誰。教授夫人，對嗎？”他含譏帶諷地說。“這兒不是大學，你知道。這是國營農場，一座監獄，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你兩天前來過，現在又來了。你沒有正事兒可做嗎？”“我知道，可是 ”
    “可是你又看你愛人來了。巫寧坤是極右，你別忘記你是國家幹部，儘管你還和他保持着夫妻關係。你必須跟他劃清界限。你這麼頻繁地來看他，這對你不利，對他也沒好處。必須讓他認識到他的右派罪行是多麼嚴重，他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多麼巨大的損失。還有對你本人和你們一家人。劃清界限，這對你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趕快離開這兒，回你工作單位去吧。”這些話聽來多麼耳熟！
    “感謝您對我的幫助，同志。”我彬彬有禮地說。“可是，您很清楚，巫寧坤的病情很危險，他隨時都有可能死去。他埋葬了睡在他身邊的那個人。我帶了我們五歲的兒子來看看他病危的爸爸。”
    “你怎麼能把一個五歲的娃娃帶到勞改農場來？這對孩子不好。”
   “也許不好，肯定不好。可是我必須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孩子跟他爸爸分開已經三年多了。要是他不能得到允許和他爸爸一起呆些時間，也許他就永遠沒有機會了。作為妻子和母親，我請求您允許我和我孩子在這兒和他爸爸一起過夜。這不是過分的要求再說小傢伙也沒力氣走回火車站去了。”
    他扔了煙蒂，抬眼朝天花板看了一會兒，然後低下眼睛看着我 。
    “小孩子已經很累，大概走不了那麼遠去車站吧。得啦，李怡楷，根據黨的革命人道主義政策，我准許你在這兒和巫寧坤一起過夜，條件是你不能再到這兒來。你答應嗎？”
    “我答應，我答應，”我急切地說。 “我們准許巫寧坤在晚上政治學習之後，到幼兒園的大房間，和你與你兒子一起過夜。他必須在明早五點鐘歸隊，準備出工。然後，你們就必須離開。”
    “謝謝您，謝謝，”我幾乎是感激涕零了。對我卑微的請求是批准還是不批，他畢竟大權在握啊。
    “你記住，你答應再不到這兒來了。”我走出值班室時，聽見他在我背後說。
    一丁打了個盹後，精神好多了。我急於想摸清楚他對再次見到爸爸有什麼反應。“乖寶貝，你剛才沒跟爸爸說什麼話啊。你不總是說想爸爸嗎？”
    “那不是我爸爸，家裡照片上的大爸爸多好看啊，可那人樣子太可怕了。媽媽，你快帶我看我自己的爸爸吧！”
    “可他就是你爸爸，一丁乖乖。他病得很厲害。他穿着勞動服在地里幹活，身上沾滿了泥巴。所以他剛才樣子就不太好看了。你記得以前他是怎麼跟你玩的？他是怎樣老是摟抱你的？看人不能光看外表，一丁乖乖。爸爸真好，他非常愛你。晚上他來看我們時，他就會穿得乾乾淨淨，很好看了。”
    “他真的會來嗎？呵，太好啦！我要跟他說話。我不會哭了，媽媽。”
    我帶一丁到骯髒的探視家屬食堂吃晚飯。我們每人一個紅高梁面窩頭，兩人合吃一碗淡而無味的熬大白菜。探視的家屬都是中青年婦女。大家都站着吃，因為沒有桌椅。大家都吃得很慢，沒有人說一句話。吃完飯，我們都到幼兒園那間大屋子去等自己的男人。一丁拉在後面，自個兒在幼兒園遊戲場上玩。過了一會兒，我們就聽說我們的男人們要很晚才能出來。不知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檢討會要開很長時間。
    我坐在炕沿上，和身旁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青年婦女說起話來。原來她是位大夫，來探望她的愛人，他也是大夫，被劃為極右。
   “他是燕京大學畢業的，在學校時和一個什麼ABC有瓜葛。”

“什麼，ABC!我愛人巫寧坤也和那個有牽連。還有他的一些好學生。”
    “我姓江。我聽我的兩位堂哥講起過巫教授。”
   “哦，大江、小江！我認識他們。反右開始後，小江還在我家住過幾天。他們倆怎麼樣？人在哪兒？”
    她忍不住哭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她才小聲說：“死了，兩個都死了。他們拒絕承認被指控的罪名，被定為死不悔改的ABC頭目，判了無期徒刑。他們死在獄中。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她又哭了，我輕輕地在她肩上拍拍，也止不住眼淚往下流。我親愛的苦難的姐妹們，我為你們和你們的親人祈禱，為生者和死者祈禱。
    突然間，我聽到小一丁激動的叫喊：“爸爸來啦，媽媽！”他奔到我身邊，寧坤和十來個難友慢慢地走在他後面。寧坤的臉洗乾淨了。他那打了補丁的襯衫看上去也很清爽。
    “一丁乖乖，你現在記得爸爸了吧？”寧坤遲疑地低聲問道。
   “我的大爸爸！”一丁撲進了爸爸張開的雙臂。我的眼睛模糊了“你決不能犯傻，”我對自己說。“現在是高興的時候。寧坤還活着，父子團圓了。”寧坤想把孩子舉起來，就像在家時常做的那樣。我腦子裡閃過吳老師舉孩子的鏡頭。但是我看出他現在太虛弱，沒法把孩子舉起來。
    “呵，乖乖，你現在成了大孩子啦。你不是小丁丁，你是大丁丁了。大爸爸不能再把你拋到空中了。記得以前爸爸把你拋多高嗎？”
    “我記得，我記得，大爸爸！那你為什麼不回家來呢？我不喜歡這地方。媽媽一天到晚忙，總也沒空和我玩。你真差勁！”
    “太對不起啦，我的寶貝。爸爸沒法子。”他輕輕笑出了聲。我不得不強忍住眼淚。但寧坤還是高高興興地說下去，雖然他的聲音走了調。“咱們來彌補一下吧 。”
    “那你給我講個故事。你已經好久、好久沒給我講故事了。”
    “你先給爸爸背首唐詩吧，丁丁。”我插嘴說。“爸爸還沒聽你背過哩。”
    “好的，我來背。我會背十多首了，爸爸，你愛聽哪一首？”
    “我不知道你會背哪些，大丁丁，你隨便背哪一首爸爸都愛聽。”
    一丁一字不頓地背了一首七絕。寧坤摟住他親了又親。
    “背得太好啦，真是太好啦！你長大也可以當個詩人。你給我說說這首詩講的是什麼，我好久沒聽人念過唐詩，聽不大明白，腦子不靈了。”
    “呵，你太笨啦，爸爸！這首詩很好懂的。一個人年青時候離家，等到他再回到家裡，頭髪發已經白了。家裡的孩子都不認識他，問他是從哪兒來的？你說好笑不好笑？”
    我覺得這首詩太好了。“大丁丁，什麼時候爸爸回家，你會不認識我嗎？”
    “當然認識羅，別說傻話，爸爸。你不會在外面呆那麽久的。現在輪到你給我講故事啦。”
    “好，孩子。來，坐在我腿上，就像在家時一樣。”
    孩子在他腿上坐好，寧坤就像往日在家裡那樣講起故事來，聲音很輕，一板一眼的，一邊輕輕搖晃着孩子。
    “從前，在一個很遠的地方，住着一個幸福的人家。爸爸是個采珍珠的漁民，他本事很大，會鑽到海底去尋找美麗的珍珠。媽媽又年青又美麗。他倆非常相愛，也非常愛他們的小男孩。”
    “小男孩叫什麼名字？他幾歲了？”
    “他叫小狗子，大約四、五歲，跟你歲數差不多。他們很窮。有一天，小狗子的好爸爸採到一顆很大、很大的珍珠，那顆珠子值很多、很多錢。城裡一些壞人看到大珍珠就起了壞心，想把它搶走。後來，他們就假造了個罪名，把他關進大牢。後來”我看到孩子腦袋耷拉了下來，也像在家裡一樣。大炕對面的牆角上立着一張童床，搖搖晃晃的。我把孩子抱過去放在床上，寧坤在他臉上親了又親 。
    我倆回到炕邊。我這才注意到其它十來對夫妻全都已經和衣上了炕，腳上還穿着布鞋或涼鞋。他們一個挨一個整齊地排列着，仿佛是泡在有鹹味的淚水裡的沙丁魚。我對寧坤笑笑，他也對我笑笑。我們似乎已經失去哭的能力了。
    “咱們也躺下吧，這麼一天下來把你累壞了，怡楷。”
    “你才真的累，在地里幹了一天活兒。”
   “是啊，大伙兒都累了。”他指指和我們同炕的同路人。“咱倆也隨俗吧。”
    我倆擠進留給我們的那點小小空間。我特為讓他睡在我的左邊，因為他的左耳是聾的。我倆臉朝臉躺下，我就對他那只好耳朵講起話來，不過那隻耳朵好像也不太好了。想必飢餓也減弱了他的聽力。
    “丁丁剛一看見你就哭了，也認不出你，我希望你別介意。”
    “我怎麼會介意？這是很自然的。我倒是為整個事情感到難受。為什麼一個小孩子該被帶到這種鬼地方來？”“你是說我不該帶他來這裡看你嗎？”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很高興他來這裡看到爸爸的悲慘處境。他會記得的。誰知道我是否能活着再見到他！”
    “別那麼說，寧坤。我有一點兒好消息。”於是，我簡單地講了一下北京之行的情況，以及於副校長怎樣終於答應幫忙。“我覺得有希望。全國有千千萬萬人餓死，但是讓一位大學教授餓死在監獄裡，那究竟不一樣。他們可能樂得將你推給我，是死是活全由我們自理，正像他們迫使家屬供應犯人一樣。我們必須永遠保持求生的勇氣，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喪失希望。你一定要恢復健康，哪怕只是為了我，為了丁丁，為了還沒見過你的小毛毛。”
    “我很難受，怡楷。我決不能讓你為我擔憂，你的負擔已經夠沉重了。只是有時侯我覺得非常虛弱，非常消沉。好，我一定要恢復健康，一定。即便是要從孩子們嘴裡搶食物”“你最需要食物。食物便是你救命的藥。孩子們有我管，你別擔心 。”
    “讓我像國王般大吃大喝，而把憂慮和捱餓的孩子全都留給皇后，嗯？”“你老是逗我，寧坤。”
    接着，為了改變話題，我告訴他我把他的書全都好好保存着。他那隻完成了一半的《烏托邦》和《巴爾姆修道院》的譯稿，我都仔細地包紮好了。他必須趕快復原，回家完成這些工作。
    “烏托邦，顧名思義，是永遠無法實現，永遠完成不了的。那位可憐的聖人，他為他的烏托邦付出了他的頭顱。要是我能活着離開這個鬼地方，我寧可搞出一個《哈姆雷特》的新譯本。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莎翁的悲劇和丹麥王子銘心刻骨的受難和我同在。啊 ，‘丹麥是一座監獄！'”
    隨後，他講他在農場勞改的情況。只要有力氣幹活，下地勞動他並不在乎。他還講了管教幹部們的情況，有些惡劣，另一些也頗通人情。還有那些代食品，吃了不當飽反而生病。還有那些已經餓死和命在旦夕的難友們。他講得很平靜，不帶怨恨之情，仿佛只是在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我給他講些孩子們的趣聞，那些會使他感到不安的事情就不提了。我們講着講着，一會兒也沒睡。我想起他早上又要去做苦工，就堅持要他睡一會兒。正在這時候，尖厲的哨子聲刺破了夜的寧靜。男人們都一骨碌爬起來，急急忙忙走出去。我還沒完全反應過來，寧坤已經走了。我跳下炕，走到門口。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可以看出寧坤幽靈似的身影消失。主啊，他還能熬多久？我們何時何地才能重見呢？

五
    六月初三是我們女兒的三歲生日。可憐的孩子還不認識她爸爸哩。到監獄去見見尚不相識的爸爸，看起來不免悽慘，但這是我能給我女兒的最好的生日禮物。可是，我答應過那個值班員不再去探監。他會寬容我的失信，允許我再見寧坤一次嗎？一毛會跟一丁一樣給爸爸那副可怕的樣子嚇壞嗎？
    我帶一丁探監回家，看見一毛正在和我大哥玩。
   “媽媽，你帶哥哥到哪兒玩去啦？我找了你們一天！姥姥總跟我呆在一起。”
    “我帶一丁去看爸爸了，我們玩得很開心。明天你想去爸爸那兒過生日嗎？”
    “我不要去。我就在這兒和我爸爸一起過生日。”她指指我大哥。她跟姥姥住在我大哥隔壁房間裡，已經習慣於跟着同年紀的表哥叫他爸爸 。
    “可你還有一個爸爸，小毛毛。”我娘哄她說。“你一定得去看他。你哥哥已經去過了。”“呵，是的，大爸爸多好啊！”一丁插嘴說。“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會鑽到海底采珍珠的漁民，真好聽。”“我也要聽那個故事，媽媽 。”說着，一毛撲進了我懷裡。
    我很高興這麼容易就把一毛說動了。不過，我還得幫她為這次見面作好準備，以免她到時候害怕。還有，對於一個三歲的孩子，從車站到農場那段長路就更難了 。
    第二天早上，我背着一毛，手裡提着一旅行包黑市食物，走上了那條漫長的碎石子路。沒走多遠，我那兩條不爭氣的腿就吃不消了。我把一毛放在地上，坐在路邊歇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不可能像哄一丁那樣哄一毛走那麼遠的路。偶爾有一個農民打我們眼前走過，向我們投來好奇的目光。過了好久，我看到一輛馬拉的大車從車站方向過來，我認出趕車的就是那個已釋放的勞改犯。我爬 起來大聲招呼他。
    “老王，真高興又見到你。你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你用過我的屋子，還答應給我帶真正好吃的東西來。”
    “我今天帶來了。這是我女兒。小丫頭走不動，你能讓她搭車去農場嗎？”
    “我看能行。不過，你看得出來，車上裝滿了東西，馬飼料又餵得太少。我想您就甭上車了。”
    “呵，我可以跟着車子走。毛毛，來，王爺爺讓你坐他的大馬車。那不是太好了嗎 ？”
    “謝謝爺爺。要是您愛聽，我可以給您唱個歌。”
    “多可愛的小姑娘！快上車吧 。”
    一毛在車上坐穩，我就從包里拿出一盒餅乾送給老王。
    “好，你真客氣。把你的包也放在車上吧。”
    老王急不可待地撕開盒子，津津有味地大嚼起餅乾來。沒多大功夫，他就把一盒餅乾吃光了。他扔掉空盒子，咂着嘴說：“哎呀，這餅乾真好吃！歡迎你再來用我的屋子，沒問題，沒問題 。”
    到了值班室，我又來到那位值班員面前，準備他對我大發雷霆。反正豁出去了。
    “幹什麼，李怡楷？”他吃驚地說，但並不是怒氣沖沖的。“你說好不來的，怎麼又來啦？我對你和你右派愛人這麼寬大，你卻不守信用。我們可以把你的表現報告你工作單位，你知道。那對你有什麼好處，嗯？你很清楚我不會讓你再見他的。”
    “這是我們的女兒。”我指着坐在我腿上的一毛。“她是在她爸爸離家後出生的，今天是她三歲生日”
    “你帶她來這麼個地方過生日，第一次見她父親，真有你的！小姑娘好漂亮！”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有什麼辦法呢？”
    “好吧，好吧，你是個心氣很強的女同志，我拿你有什麼法子呢？我知道我這人心太軟，可是得啦，等你愛人收工回來，你再見他一次吧。十五分鐘，一分也不多，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你可答應？”
    “我答應，我答應。他若身體好了，我也就安心了。他若好不了，我再來也沒用處了，對嗎？”
    “我要書面保證。”說着，他遞給我一張白紙。
    我從他辦公桌上拿起一枝鋼筆就在紙上寫下：
    保證書
    我保證不再來探視我愛人巫寧坤
    李怡楷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
    寧坤又一次看見我，同時第一次看到女兒，他那呆滯的雙眼露出了喜色。我事前盡力向三歲的孩子作解說：爸爸因為有病還得下地幹活，生產糧食給我們大家吃，身上穿着帶泥巴的勞動服，樣子會很難看。然而她還是被爸爸的樣子嚇壞了。我緊緊摟着她。提醒她我昨天和今天在路上跟她說過的話。過了一會兒，她就笑眯眯看着她父親，羞答答地叫了一聲“爸爸！”
    “這就是我的小公主！”寧坤笑逐顏開地說，但我聽得出他的聲音里含着眼淚。“這麼漂亮，這麼可愛！真是一隻小鳳凰！可惜咱們今天不能在咱家的宮殿裡慶賀你的生日，小毛毛！”
    “不要緊，爸爸。媽媽說你快回家來啦，明年咱們在我的宮殿裡慶賀我的生日。”
    “可是你的宮殿在哪兒，我的小公主？”
   “在我故事書的森林裡，當然嘍嘍。你多傻，爸爸，連這都不知道！”寧坤和我都笑了起來。
   “爸爸，我過生日，你不親親我嗎？媽媽親了。姥姥親了。大伙兒都親了。”
    寧坤躊躇了。“我這身泥巴會弄髒你的嘴巴和漂亮衣服的。”
    “別犯傻，爸爸！姥姥會給我弄乾淨的。來吧！”
    寧坤把她摟在懷裡，親了又親。
    “你是個心氣很強的小姑娘，跟你媽一樣。我太高興了！”他又朝着我說：“有一天，這隻小鳳凰會翱翔雲霄，在天堂門口歌唱！”我們的十五分鐘一轉眼就過去了。配給已經成為這片國土上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抗爭。寧坤急匆匆趕往地里去勞動，他回過頭來看我們一眼，我瞧見眼淚流下他那蒼白的兩頰。

第十章 暫回人間(1961-66)

1961年6月29日，中午過後不久，我和幾百名勞教、勞改犯一起在農場收割小麥。驕陽似火，汗如雨下。忽然，值日隊長通知我去和一名總場來的人事幹部談話。我心裡有點打鼓:人事幹部找你往往沒好事。來人是一個中年男子，身穿短袖白襯衣和草綠色軍褲，蹲在打穀場邊上的樹蔭下。他用近乎正常的聲音招呼我：
    “巫寧坤吧？你生病了，對嗎？現在怎麼樣？”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還不知他的來意。
    “那就好。農場領導決定讓你回家，保外就醫。革命人道主義 ，你明白嗎？”他用官腔宣布。“你現在就回隊部去，先把帳結了，然後收拾行李。明天一早，總場有大車送你，還有其他幾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車站。明早八點整，你在分場大門口等着。人事科有人來發給你一張火車票。保外期間要好好表現，明白嗎？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沒什麼話要說，只含糊地說了聲“謝謝”。事情的變化來得突然，雖說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卻也簡單得不可思議。複雜的感受讓我不知言從何起。“你回家，保外就醫。”那麼簡單，那麼說一不二，正如當年不經審判一下就罰我無限期的勞教。一根會思想的蘆葦，聽任社會主義政治風雲的擺布！自從那個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車之日，三年多的黃金歲月被糟蹋了。我無日無夜不夢想釋放回家。現在我恨不得馬上回到親人身邊，可是又覺得前途茫茫。會思想的蘆葦連思想也不會了。我疲憊不堪，連怨恨的力氣也沒有。我只想擺脫幾個月來如影隨身的死亡的威脅。
    第二天早晨，我告別了同班的難友，爬上大車，從人事幹部手裡接過一張硬席火車票和保外的文書。我必須在天津換車，於是我下車後坐上一輛三輪車直奔幸福里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實。我真的是在生者當中嗎？在胡同口，我撞見了怡揩的一個侄兒，四年前最後一次見面他才六歲。他沒認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來探監時背給我聽的那首唐詩里說的，“兒童相見不相識。”他一定給我的囚首垢面嚇壞了，一認出我來就飛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門兒喊道：“老姑父回來啦！老姑父！”我的岳母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淚流滿面，馬上就去給我泡一杯熱茶，老人家知道我愛喝茶。我告訴她我是被批準保外就醫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來。怡楷的眾位兄姐看到我的慘狀都流淚了，但慶幸我活了下來，又放了出來。我儘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說大家給我送去的昂貴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讓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淚。當時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領她回來。我女兒起初不認識我，過一會突然想了起來，一下撲到我懷裡：“你是爸爸，媽媽帶我去那個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讓你再回那個可怕的地方去！”我答應她我決不回去，姥姥聽着又流淚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給怡楷發了個簡短的電報，告訴她我四號到家，然後就先搭火車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中共的四十大壽。天安門城樓上高懸着毛澤東巨幅畫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國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從觀禮台上遙望他躊躇滿志向廣場上狂呼“萬歲”的遊行隊伍揮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後他用“陽謀”坑害了無數知識分子，兩年後又搞“大躍進”，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樓正面懸掛着紅彤彤的條幅，上面寫着“熱烈慶祝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車上面有菜色的乘客、沿街食品店裡空空如也的櫥窗，形成鮮明的對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來到這座古城新都時猶如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土的感受。現在我覺得更像一個從死亡歸來的遊魂，我口袋裡的保外文書把我和首都的芸芸眾生劃清界限。這些好人會怎麼想，若是他們看到我的身份證件？他們會不會，像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中那個小城鎮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釋放的犯人華爾讓的黃護照時那樣，嚇得退避三舍？或者，他們會不會，像小說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樣，為一個“危險的犯人”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個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淚如雨下的接待。
    我們之間沒有多少話要說。有什麼可說的呢？我活着來到她們面前，這就夠了。其餘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們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園去散步，離半步橋也不遠。我一點也不“陶然”，只能和親人一起歡慶我從死亡的陰影里歸來，明媚的陽光閃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車回天津，當天又搭夜車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鄉，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宮，從頭開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達，我走進候車室，拖着我的行李和兩條浮腫的腿，汗流浹背，倒坐在一條骯髒的長凳上。等了幾分鐘，只見怡楷急匆匆跑進來，氣喘吁吁地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但是你終於回家了，我太高興了。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見大爸爸哩。”我盼星星盼月亮等這個團圓的時刻，現在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多年離別，受苦受難，我們倆又在一個新城市來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開口說出我的感受，我一定會放聲痛哭的。我只輕輕地說：“終於回家啦！”怡楷見我熱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給我買了兩根冰棒。然後又跑出去雇了一部雙座的三輪車。等我吃完冰棒，我倆就坐上三輪，在灼熱的陽光下前往安大校園。一路上，她告訴我，她好不容易才請下假來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電報沒有簽名。我咕噥道：“省幾分錢買根冰棒。”她說：“我理解。但是他們看事情總不一樣。我的頂頭上司‘小辣椒'質問我：‘你怎麼知道電報是你愛人發來的？他在接受勞動教養，是不是？他怎麼可能突如其來就來這裡？逃跑還是什麼？你不能藉口有一份沒簽名的電報就請兩個小時的假。上個月你剛去看過他，超了假。上次小組批評會上，你答應彌補損失的時間。現在你卻又要去逛盪了。'我走投無路，只得硬着頭皮去找一個黨員幹部求情，答應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們處處給我顏色看。但是我真開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勞而無功。”
    兩間小屋子比“栗子殼”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視為一個“擁有無限空間的君王”，因為我又和妻子、兒子在一起了。不過，我高興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帶着我的保外就醫證件去保衛科給我報戶口，卻被復員軍人史科長拒絕了，他說材料不夠，必須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檔案才能申報戶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勞改農場去，否則就作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門。怡楷問他公家是否可以給農場發個電報索取有關材料，史科長駁斥道：“難道你認為我們吃飽了飯沒事幹，專門發電報幫忙把一個罪犯留下來？”外語系領導的意見也一樣。走投無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給農場人事科的電報，為了把事情講清楚又不得不寫長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發了，希望能讓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主義挪動得快一些，不致誤了史科長任意規定的期限。在等候發落的期間，我常做惡夢，或是被當做逃跑犯五花大綁押解到一個邊遠的新勞改營，就像興凱湖放豬的小陳那樣，或是用華爾讓的黃護照到了一個法國小城鎮被趕進狗窩。這種提心弔膽的等待毒化了我們團圓的喜悅，直到月底最後一天，保衛科科長才不經意地告訴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齊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達後幾天之內就寄到了。可是科長大人故意把我們蒙在鼓裡，作為對階級敵人進行的無止無休的神經戰的一部分。
    每想到華爾讓出獄後處處受到歧視的悲慘遭遇，我就很不願意在安大校園裡拋頭露面，只得“深居簡出”。後來，經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儘快去看病，一周之後我終於走出家門，到衛生科去求醫。一路上，對面走過來的人瞪眼看我，滿臉驚愕的神色。到了衛生科，一位醫生輕而易舉就診斷我患有嚴重浮腫和肝腫大，隨即開了處方：維生素乙1一瓶、白糖一斤、黃豆一斤。我向醫生致謝，因為我知道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買要花很多錢。不料，等我拿着處方去藥房，女藥劑師盯了我一眼，跟我要醫療證。她輕而易舉就弄清我的身份，順手把處方撕得粉碎，扔進字紙簍。
    為了補充我配給的山芋乾、玉米麵、高梁面，怡楷下班後騎着自行車到市內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貨。當初關在農場，我還能靠自己勞改所得養活自己，每月還能省下幾塊錢。現在說起來是“自由”了，其實只是挨餓的“自由”。我成了怡楷“養的漢子”。要養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計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錢。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糧食定量、水電、家具租金、幼兒園學費、一丁醫療費、工會會費等等，就所剩無幾了。靠寧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們可以從黑市補充一些植物油、雞蛋、紅糖、大米，和少量豬肉。雞蛋一般要賣六毛錢一個。有一個星期日，怡楷從外面採購回來，用一條手絹包着四個小雞蛋。她高興地說：“一塊錢四個，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飯可以吃炒雞蛋啦！”一丁高興極了。沒想到，她把雞蛋往碗裡打的時候，一股臭氣冒了出來。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媽急忙走出去，把臭東西倒進垃圾桶。“你這壞蛋！你這壞蛋！”她咕噥道，仿佛在責備一個看不見的人影。
    後來，我稍好一些，可以騎我們當年在天津買的那輛舊英國自行車出去，我也偶爾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貨。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饞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買得起一毛錢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風中解饞。還有一次，碰上一個小販兜售一筐又大又紅的蘋果，我馬上想起在北京動物園一丁被大象捲走的蘋果。小販叫賣道：“大蘋果一元一個，又脆又甜，真便宜！”我對自己說：“你一定得給他買一個。別捨不得！”這價錢讓我發憷，但我還是硬着頭皮掏出了一張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蘋果就歡喜得直喊“大紅蘋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問他：“甜嗎？”他咕嚕道：“甜倒還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樣。”顯而易見，沒有什麼法子補償他失去的金蘋果了。
    我的病體逐漸復原。為了減輕怡楷的負擔，我也學着做一些家務事。最難的活兒是用舊報紙和劈柴生煤球爐，需要的時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來過夜。我往往要搞兩三次才能把爐子生着。做飯需要好火的時候卻往往看不見火苗，不管我怎樣用我們的破巴蕉扇拼命煽。有時，一早起來，發現爐子沒有一點熱氣，我的心也就涼了，如同在勞改營發現一個長期挨餓的難友在夜間熄滅了生命的火焰。碰上這種情況時，一丁就從他每月半斤的“兒童餅乾”定量中帶上幾塊去上幼兒園。怡楷乾脆“枵腹從公”。   合肥的溽暑是令人膽寒的。我們的兩間小屋子，白天熱得受不了，夜晚悶得喘不過氣來，蚊子成群，一絲風也沒有。我們盡力用配給的大巴蕉扇扇風，趕吸血鬼。時間一長，汗流得更多，我們只得躲進蚊帳避難。人泡在汗水裡，無法入睡，我就給怡楷講一千零一夜北大荒和清河大獄生與死的故事，同時納悶兒我們會有怎樣的未來。
    有一次，怡楷問我，在受了十年的磨難之後，我有沒有懊悔過回祖國來。我說：“其實沒有。面臨死亡的恐懼的折磨，我也有過短暫的痛苦的悔恨。但是一瞬即逝，當我記起有多少人，比我更冤枉，已經餓死或正在餓死。在北大荒大雪封門的日子，我有空閒反思十年來我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在我回國以前，看上去好像有幾種途徑可供取捨，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選擇。我的決定是我的一生、我的夢與幻想、我的長處和短處、以及因緣際會的自然結果。當然啦，最好能讓我免喝苦杯，但是喝苦杯肯定勝過與狗腿子們同流合污。不管怎麼說，如果我不回來，我就決不會找到你的。”
    “現在你又拿我開心了。”她輕輕地說。
    “豈敢，豈敢。我實在感到難過，我讓你為我的一些選擇付出 沉重的代價。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我倒覺得近幾年的經歷激勵我向 上，而不是使我墮落沉淪。我還講不清它們對我的全面影響。但是我敢肯定我決不會徒然受難。毛澤東也為自己的嚴重錯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可是現在還看不出來他是否從中吸取教訓。我們唯有希望事情往好處發展。”
    為了克服饑荒，黨號召大學教師，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員一樣，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用自己動手生產的食物補充口糧定量。報刊大力宣揚“偉大領袖”的光輝榜樣，他親自動手，把中南海的御花園改成了菜園。校園周圍沒開懇的空地分給了全校教職工。我在分給怡楷的一小塊地上種了大豆。夏末秋初，我的體力進一步恢復，我常抱着一把鍬尋找沒人要的小塊荒地，種上蠶豆或綠豆。不久以後，我的行動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姓劉的英語教師好打抱不平，他公開說：“巫寧坤抱着鍬在校園裡開荒，這是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活生生的諷刺。應當讓他教書，不應當浪費他的才能種綠豆。”由於“大躍進”彰明較著的失敗，有些知識分子的嘴巴又放肆了。我有話也沒處說，得慶更生就該知足了。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羨慕我活着回家，因為當時他們的親人在鄉下人民公社餓死，他們在學校連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年春節假期，我回家八個月後，二舅從天津把一毛送回來了，因為兩年來姥姥把自己的飯食儘量省下來餵這個孤兒般的外孫女，結果自己因嚴重浮腫病倒了。我們對姥姥作出的犧牲感到內疚，但是歡慶全家四口四年來第一次歡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麗的玉蘭花為死氣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點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們帶一丁、一毛去逛市內唯一的公園逍遙津，相傳三國時代曹操的部將張遼以八百人在這裡破孫權十萬之眾。歷史是無情的，成王敗寇同樣化為糞土，今天生殺予奪的奸雄到頭來也無法逃脫同樣的命運。對於安大許多人家，逛逍遙津是家常便飯，而對於我們卻仿佛是珍貴的生活的饋贈。
    其實這公園沒什麼好玩的。可是，難得逍遙，怡楷和我在兩行盛開的白玉蘭和紫玉蘭之間來回漫步，看着兩個孩子在近處的沙坑裡玩耍、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或者在曹操的點將台上互相追逐。我們倆邊走邊談，心情比較舒暢，有時談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講台。儘管我的賤民地位造成明顯的困難，怡楷知道英語專業急需高年級教師，便鼓起勇氣把我們的想法向外語系黨總支書記兼系主任提了出來。沒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們的想法，而且幾天之內就光臨我們的陋室了。
    他開門見山就很客氣地說：“巫先生，我早該來看你的。但是，如果沒有黨在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新變動，我來一趟也不會有什麼實際用處。最近召開的廣州會議的情況，你一定從報上看到了吧 ？”
    “看到了。”
    “好。知識分子現在要算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更受到黨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這個對你也適用。1957年你給整得很慘，那已經是歷史了。現在要向前看。你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什麼意見也沒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鈎。
    “那就好。我喜歡你的態度。有些知識分子不明白我們黨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們左了，現在我們向右轉。這要看情況而定。那天俄語組冒教授用我們黨今天右的政策攻擊昨天左的政策，我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點兒。也許明天你就會因為今天講的話給揪出來。'我十幾歲就參加革命，見過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謝您對我的幫助，”我答道，衷心感謝他對黨的變化無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簡潔的分析。“我過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現在也一樣。”
   “所以你才碰上那麼多麻煩。你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英國文學專家，我們正缺像你這樣稱職的教師。你管你的教學，我們管政治。你頭上還戴着兩頂帽子，‘極右分子'加‘勞教分子'，目前還不可能恢復公職。我們想讓你先當臨時工、合同工。這還得由校黨委正式批准，不過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既然黨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實學。”
    第二天，英語教研室主任楊教授來訪，用流利的英語和我討論英國文學。這次專業性的拜訪實際上是一次口試。過了幾天，系裡就通知我九月起當臨時工，合同每三個月簽一次。每月工資六十元，不到我當年工資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職工的福利，包括大學生都享有的公費醫療在內。為了我備課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間，搬到132樓20號。好在我們早已能身體力行“知足者常樂”的格言。
    又過了幾天，楊教授再次光臨，給我分配了新學年開始後的教學任務。一門課是四年級的高級英文作文，學生二十多人，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門其他教師拒絕接受的課。另一門課是三年級二十多個學生的泛讀課，他還帶來兩本書給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產黨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遺著《絞刑架下的報告》，當時中文譯本廣為流傳，作為革命英雄主義的證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國小說家希爾頓的中篇小說《別了，契普斯先生！》兩本書我以前都沒讀過，雖然當年我在昆明上大學時看過根據小說改編的影片《萬世師表》。我很高興有新的養料滋潤我饑渴的心靈，不過二者的結合倒似乎有點不倫不類。
    伏契克的《報告》，據說是他被關在布拉格蓋世太保監獄裡寫在一張張小紙條上偷偷送出來的，簡略地記下了他所經受的種種酷刑，和他在必死無疑的情況下英勇獻身的精神。我往往為他夜以繼日的身心受難感動得淚如雨下，但也無法不感到歷史的諷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壯烈犧牲，不過為建立一個在摧殘人性方面不亞於納粹黨的政權鋪平了道路。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偏偏輪到一個共產黨勞改營的倖存者來為一個在納粹酷刑室受害的共產黨人作證！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種的英雄。在他畢生為學生獻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種無限溫和、無限高貴的情操，可以引導我和學生交往，儘管我的身份很曖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臨新的挑戰中感到謙卑。
    我用家裡唯一的一張椅子當“書桌”，坐在一張小木凳上，一面揮汗如雨，一面為兩本讀物編寫詳盡的注釋。這時候，其他教師正在度暑假。我把兩本注釋送給楊教授審查批准，然後交打字室打印。九月初開學上課，第一次走進教室上英三的泛讀課，面對二十幾個男女青年學子，恍若隔世。顧不上猜測學生怎樣看待這個戴着兩頂“帽子”的老師，我把精神集中在講課上面。所謂泛讀，作為精讀課的輔助性課程，一向不受老師和學生重視。首先，由於受從“老大哥”引進的教學法的影響，英語閱讀課早已被簡化為學習詞彙和語法重點。精讀課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單詞和一大堆分析語法結構用的專門名詞。課文在這個過程中不見了，因此學生並不真的學會怎樣讀書。泛讀課的要求更低，學生只要記幾個新單詞，會作簡單的複述就行了。當年我說過，這種機械的方法是培養學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徑。
    現在既然在教育原則上沒有發言權，我至少可以認真對待我自己的教學工作。我已經為學生準備了詳盡的注釋，沒有必要再在課堂上花時間講解生詞和語法。想到我在勞改營里如何與《哈姆雷特》、杜甫的詩篇、和沈從文的小說相依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種明智而敏感的讀書方法，通過對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銳感應，培育獨立思考，從而有助於一個自由心靈的成長。我朗讀《絞刑架下的報告》，聲淚俱下，使一個共產黨的自由戰士在一個共產黨的勞改營囚徒身上再生。作為一個熱愛學生又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契普斯的形象無形中使我的學生更親近我，儘管政治輔導員一再警告他們不得與階級敵人“親如一家”。學生交來的作業中有時夾帶一些表示欽慕的字條，情意那麼感人，害得我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淚下。一個叫小張的男生聰明好學，他感謝我的“詮釋和分析”為他“展現了一個充滿奇蹟的新世界”。小徐總是沉默寡言，面無笑容，在信里說他非常同情我，因為他教中學的父親也被打成右派，又說我的講授“照亮”了他壓抑的生活。我撕毀了這類字條，又警告他們千萬不能再做這種魯莽的事，否則我們都會在政治上“犯錯誤”。
    同時，一經我班上的學生宣揚，其它班級的學生、青年教師、甚至合肥師範學院的青年教師，都來旁聽。有時候，來晚的人就得站在過道里，從開着的窗戶聽課。怡楷提醒我，“樹大招風”。我發現自己進退維谷。一方面，我得滿足雇主的期望，他們給我這個寶貴的飯碗，僅僅因為他們相信我是個稱職的英語教師。另一方面，我也得躲開同行間的妒忌和政治問題的激流險灘。處於這種情況，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許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語言作為人文學科講授，我對這些如饑似渴的莘莘學子還有什麼用處呢？得啦，不管怎樣，我也只能根據我自己的認識行事，儘管我已經如履薄冰了。
    另一門是四年級的寫作課，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們小屋裡只有一張從安大租用的小書桌。這時一丁已經上小學，他每晚要做家庭作業，等他九點鐘上床才輪到我用書桌。等我坐下開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經快睜不開了。為了提神，我開始抽起煙來，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錢一包的“大鐵橋”，楊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煙要貴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們都已熟睡，一個點燃的煙頭從我沒知覺的手指間掉落鋪在我腳下的、一塊怡楷從天津家裡帶來的小地毯上。她給地毯冒出的煙嗆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滅了剛燒起來的火。她果斷地說：“馬上上床睡覺。從今以後不許再開夜車，放煙火。”儘管這工作很辛苦，有時在學生的作業中碰到一個新鮮的想法或者說法，好像突然打開一扇窗戶，可以看到一顆年青的心靈，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三
    1962年9月我開始任教之後，外語系領導派了一名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青年英語教師小馮來跟我進修，同時監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導下讀英國文學作品，向我交讀書報告，我每兩周向他交一份思想匯報。不言而喻，我不斷進步，但離“摘帽子”還有一段距離。小馮是一名復員的解放軍尉官、共產黨員，但天性謙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過我的思想匯報之後，他總會說幾句鼓勵的話。若是正好趕上“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他就會收起笑臉，批評兩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緊”。但是他來我屋裡聽我輔導，總是謙恭有禮，和孩子們有說有笑。每逢寒、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親，他回校時從來不忘給孩子們帶點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這些奢侈品是他們難得吃到的。我常納悶，在這長達兩年的微妙的雙向交流中，他輪流扮演兩個不同的角色有過什麼樣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許會感到如釋重負吧。
    1964年7月4日，仿佛是紀念我保外就醫回家三周年，外語系在大學七層主樓一間階梯教室舉行全體教職員大會。一位人事處的幹部在回顧我的右派罪行之後，宣讀校黨委決定，給我“摘掉極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勞動教養。”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簡短的發言，再次承認我的右派罪行，感謝黨“給我一個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聲，仿佛七年來積蓄的苦水衝破了防洪的閘門。有幾個同事和我握手，祝賀我“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李主任答應我，很快就可以讓我轉正，大幅度提高工資。
    同一天晚上，我們還來不及為我重新當上“人民”慶賀，怡楷就接到家裡發來的急電：“母病危速歸”。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媽媽患肝癌，發現時已是晚期，經手術搶救無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醫院病床上還惦着我這個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講給她聽，這是她幾年來一直盼望的。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親娘，她又添枝加葉說我已恢復教授職位，享受原先的工資待遇。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一個悲痛欲絕的女兒還能給她垂危的母親什麼別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記她老人家給予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如許的愛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記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監時轉告老人家的話，“好人受難，耐心忍受”，一句話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們倆結婚八周年紀念日，我清清楚楚記得她和我們一起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作為“婚宴”。她一輩子生活簡樸，受苦受難，而從她自己所受的苦難中，她找到愛人的力量，盡力幫助受侮辱的和受損害的。她完全無愧於她的受難 。
    八月初怡楷奔喪歸來，副系主任姚老師約她面談。他通知她，系領導決定新學年開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語，因為她愛人已經摘了右派帽子。至於我本人恢復公職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處的交涉毫無結果。外語系黨總支一位委員向我宣布，臨時工工資待遇加十元，還說：國家經濟目前還有困難，這是黨組織的“一點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學工作中取得的進步。事前我已聽到，人事處長說得斬釘截鐵：“一旦開除，永遠開除。”這象徵性的加薪意味着我們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雞蛋，但是也讓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個“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錯，但仍舊是“右派”，這是今後許多年我無法逃避的政治現實。
    階級鬥爭的弦放鬆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過一些。我教四年級泛讀課，冒昧從《格列佛遊記》選了一些能折射當今中國社會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後，我又被分配教一門四年級的聽能課，教材除了北京電台對外廣播的英語節目，還有我從外台英語節目選出的片段，這些外台包括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日本廣播公司等等。學生們都很愛聽，或許由於他們是生平第一次聽訓練有素的本國人講英語，也或許由於他們注意到北京電台和西方電台報道方式之間的差異。一般公民“偷聽敵台”是要受刑事處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請特批，准許我為了教學工作需要收聽外台，並作錄音。在這個省會的全體居民中，只有一個“人民的敵人”可以悍然收聽敵對國家顛覆性的宣傳！
    1964年，中共與“老大哥”關係破裂，雙方進行公開論戰。“偉大領袖”大聲疾呼，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每隔數年搞一次，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中國不會走上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階級鬥爭的弦又繃緊了。年底以前，知識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場政治運動。全國學習中共中央抨擊蘇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簡稱“九評”。我們無法知道蘇修如何承受這一連串的狂轟猛炸，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卻成了蘇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布修正主義病毒”的罪名。於是，在英語教研組政治學習會上，我們先一篇一篇地學習文件，然後人人過關，輪流做檢討，暴露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最後接受同事們的“幫助”。身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黨員幹部的狂轟猛炸，仿佛我就是“蘇修”的化身，不過我始終搞不明白我怎麼會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掛上鈎的。
    在猛批“蘇修”的同時，為了保證農村的人民公社不“變修”，全國農村從1962年底開展“四清運動”，肅清公社和生產隊幹部中的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被派下去搞一年運動。老年教師不參加“四清”，又無課可上，1966年初，由校黨委統戰部長、原外語系李主任率領，到郊區一個公社去“觀察四清”。我雖然是個“臨時工”，也算“統戰對象”，有幸和數十名教授和老講師同行。我們住在一所小學，輪流到各生產隊聽報告，了解各生產隊和公社幹部在“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後各人結合自己的“活思想”寫學習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農村“觀察”三周之後，李部長又領我們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觀察工業戰線上的大好形勢”。淮南市分五個區，每個區都是以一座煤礦為中心的小城鎮。我們乘車經過的街道都蓋滿了煤灰，空氣中煙霧瀰漫。作為李部長的老朋友、潘市長的客人，我們下榻在可稱豪華的洞山賓館，客房設施包括地毯和現代化的衛生間。白天，我們分乘兩部大客車參觀煤礦、工廠。每到一處，都有領導幹部陪同參觀，中午有豐盛的午餐招待。晚間，安排宴請和文娛活動。潘市長設盛宴歡迎，以善飲聞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頻頻用罕見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後，他踉踉蹌蹌回到屋裡，在衛生間地上滑了一跤。馬上請來一位外科醫生，縫上他腦門和鼻子上的傷口。
    這次的淮南之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紅旗單位”謝一礦的參觀訪問。那是一個晴朗的冬天早晨，我們來到這煤城的驕傲，煤礦的領導幹部非常客氣地把我們迎進寬敞的會客室。一面牆上掛着大幅的毛主席像，對面牆上掛滿了獎旗、獎狀，五顏六色，名目繁多。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獎、最佳礦井安全記錄獎、礦井衛生獎、如此等等。我們一面飲茶，一面聽黨委書記做報告。他首先對我們表示熱烈歡迎，接着介紹煤礦過去在日軍占領和國民黨剝削下的悲慘歷史，解放後迎來的新生。如今，生產突飛猛進，礦工生活無比幸福。可惜我們無法知道生產如何突飛猛進，礦工生活如何幸福。
    從會客室出來，我們由幾名幹部領進貴賓更衣室，換上保護服，包括礦工頭上的照明燈。然後，我們先乘電梯下礦井，再換乘小火車，一路上嚮導講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進行。我熱切地盼望親眼看到礦工是怎樣幹活的。但是上級有指示，嚮導不能把我們一直帶到採煤工作面。我們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換上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嚮導說要領我們去洗澡。我們先穿過礦工浴室。一間大廳里有四個巨大的水泥浴池，裡面盛滿了熱水。嚮導說，第一個水池裡的水洗黑了以後，第二個水池就開放。他接着又自豪地說：“這些浴池是解放後新建的。”我問他：“我們用哪個池子？”他笑着說：“哪裡的話，我們怎麼能讓貴賓洗大池子？那怎麼行？”
    說着我們已走到一間單獨的屋子，門口掛的牌子上面寫着貴賓浴室。一名服務員遞給我們每人一塊雪白的大浴巾、一雙浴室拖鞋、一小塊香皂。我們在清澈的熱水中洗了個澡，水一點也沒變黑。
    洗完澡，我們去參觀位於謝一礦一個偏僻角落的“階級教育展覽館”。我們首先參觀幾間展覽室，牆上掛的畫和玻璃櫃裡的陳列品說明本地資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樣剝削和壓迫礦工。接着是一間“大病房”，當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於勞累過度和身患重病的礦工關在這裡等死。牆上掛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圖片。病房對面是一間大廳，大門上方掛着一塊大匾，上面寫着三個斗大的字：萬人坑。嚮導說明，在整個占領期間，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礦工扔進一個露天大坑，前後一萬多人。然後，我們跟着嚮導走進大門，繞過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們眼前突然出現一個令人怵目驚心的悲慘景象：玻璃板後面是堆積如山的人的骷髏、頭蓋骨、四肢、身軀。我看着簡直透不過氣來。我從上小學起就聽到過日軍暴行的故事，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他們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的鐵證。而這些屍體不過是千百萬受日本侵略軍殘害的中國同胞的幾千分之一！萬人坑使我們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顧無言。任何一個倖存的中國人怎麼可能寬恕或遺忘？不過，我的思緒很快就奔向近年來人為的大饑荒造成的千百萬餓鬼和歷年政治運動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會有人為他們建一座紀念館嗎？
    大體上，比起我關在大牢裡餓以待斃、妻離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來以後，當年夏天老母也從北京回來，全家終於大團圓了。1963年7月2日，我們又得了一個兒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裡知道，在祖國的政治地平線上又在醞釀着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它將使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我們一家人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

第十一章 牛棚內外(1966-68)

一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5年，文化領域又出現了階級鬥爭的苗頭。一些著名的影片，諸如《早春二月》和《抓壯丁》，在官方報刊上被定性為“毒草”。星期日，安大常組織全校師生前往市內一家電影院免費看這些“毒草”，然後在政治學習小組會上進行批判，提高覺悟。我從沒看過這些影片，今日一見倒是“相逢恨晚”，發現它們在藝術上遠勝於那些歌頌偉大的黨和共產主義英雄人物的公式化宣傳品，實在看不出它們何毒之有。報刊上不僅對“資產階級”電影和戲劇大張撻伐，連傳統京劇也不放過，使人想起希特勒當年對“墮落的藝術”的打擊。年底以前，全國的報刊大張旗鼓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吳晗當年是我的母校西南聯大的教授、明史專家。他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後入黨，近年來官至北京市副市長，紅極一時。他根據毛澤東授意寫的歷史劇歌頌明代清官海瑞，而現在卻被一口咬定是借題發揮，為被毛澤東罷官的彭德懷元帥翻案。
   1966年春，對吳晗的批判升級。他和《人民日報》主編鄧拓、北京市宣傳部長廖沫沙合作的報紙專欄《三家村》被定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大毒草。其結果，不但這三位享譽文壇的黨員文人身敗名裂，而且堂堂的北京市長和市黨委也受株連被“一鍋端”。5月16日，黨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在全國展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除“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顯而易見，對一部歷史劇的批判不過是發動另一場政治運動的突破口，可是誰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運動又將怎樣進行。
    6月1日清早，從附近的廣播大喇叭中，我們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6:30新聞播送當天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全國革命群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論的語調比1957年反右派的社論更加歇斯底里。我從怡楷的眼睛裡看到不安的神色。一丁問我：“爸爸，牛鬼蛇神是什麼？”我答不上來，他媽給我解了圍：“一丁，我們不知道。我們從來沒見過。等着瞧吧。”
    我急急忙忙去文科樓上八點鐘的課，精神有點緊張。一進樓門，我就看到門廳兩邊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我飛快地掃了一遍，發現都是針對冒教授、楊教授、和姚主任的，感到鬆了一口氣。也許作為臨時工，我夠不上“反動學術權威”吧。走進教室，發現一個學生也沒有，我便去系辦公室了解情況，卻看到我班上幾個學生正在舊報紙上寫大字報。我想跟他們打招呼，可是誰也不理我。我不知怎麼辦，走出辦公室，碰上楊主任皺着眉頭在過道里走來走去。我焦急地問他：“楊主任，我們從此停課了嗎？”他結結巴巴地說：“沒有，沒、沒有。暫時停、停一下。長期停、停課怎麼受、受得了？”他的口吃比平常更厲害了。他是一個革命烈士的兒子，當過海軍艦長，從南京一所軍事學院調來接替李主任的。他有在莫斯科大學教過幾年現代漢語的經歷，比較重視業務工作。
    與楊主任的想法相反，課一停就是好幾年，我也從此以後就沒在安大教過書。學生吵吵嚷嚷要鬧革命，校領導慌了陣腳。既然中央文件已將“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列為鬥爭對象，校黨委就姑且先“拋出”三名老教授和中文系一名常在本地報刊發表文章的青年教師，作為“靶子”。幾乎一夜之間，校園變成了一座用竹杆和蘆席搭起來的迷宮，蘆席上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肆意攻擊校黨委拋出的四個靶子，也不放過其它中、老年教師。我在這些稀奇古怪的曲徑中遊蕩，東張西望，暗自希望這一次我或可倖免於難。不久，我就看到一張把我畫成“笑面虎”的漫畫，下面的說明是“死老虎沒死！”我不免有點驚慌：難道這次他們真的要把我整死嗎？一張大字報羅列了我的極右罪行。另一張揭發了我的罪惡歷史：我當過飛虎隊和國民黨空軍的翻譯官。還有一張譴責我在教學工作中用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學和修正主義思想腐蝕社會主義青年。我的罪名包括：抵制教學改革，堅持用英文文學原著作教材，而不用中文政治性文章的英文翻譯；在聽能課上散布敵台的反動宣傳；選用歐•亨利的短篇小說《警察與讚美詩》，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吃野鴨、喝法國白葡萄酒、呷小杯濃咖啡；抬高一名英國資產階級的中學教師，用來美化所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利用《格列佛遊記》含沙射影攻擊新中國；如此等等。我本指望可以倖免，但我又錯了。一名右派分子，哪怕已經“摘帽”，是理所當然的“牛鬼蛇神”。在家裡孩子們也把“笑面虎”當作我的綽號，他們哪裡想到眼前可笑的胡鬧可能會對我們全家帶來怎樣的後果。
    一連幾天，各系學生寫的揭發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遍布全校的大喇叭不停轉播《人民日報》一篇接一篇煽動性的社論，或者革命學生聲討四名“反動學術權威”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一觸即發。6月6日之夜是一個合肥特有的悶熱的夏夜。我在蚊帳里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睡着。過了一會，我就覺得怡楷不停地在用胳臂肘推我，小聲說：“你聽，多少人叫嚷，喊口號！”我聽見校園中心人聲鼎沸，迷迷糊糊地說：“學生吃飽了沒事幹。咱們睡吧。”又過了一會，我還沒完全睡着，又聽見怡楷更緊急地小聲說：“你聽，他們在喊你名字，朝我們這邊過來。”我還搞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聽外面有人用腳猛踢我們的大門，嘴裡喊着：“巫寧坤，開門！開門！”奶奶帶兩個大孫子睡在外屋，下了床，顫巍巍地打開門。一群我班上的學生沖了進來，叫嚷着“打倒極右分子巫寧坤！打倒美帝國主義！”帶頭的男生叫汪崇德，英語學不好，但“出身好”，楊主任教我給他個別輔導。他們把我拖下床，拉着我往外走，經過外屋我一眼看見一丁和一毛在牆角蜷縮在一起，又抖又哭。我連忙說：“別害怕，乖孩子。這都是我班上的同學。你們認識他們的。”下樓到了門口，我定神一看，只見外語系幾位教授直挺挺跪在我門前小道上，我真有點“受寵若驚”。革命學生一路吆喝，連推帶搡，把幾名老“牛鬼”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籃球場。　
    到了球場，眼前的景象令我驚駭：幾十位教授和老講師跪在水泥地上，前前後後擠滿了黑壓壓的學生，一名男生正站在前面一個小台上怒氣衝天地控訴他們用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學生、陰謀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行。押解我的學生從我背後對我拳打腳踢，我踉踉蹌蹌地跪倒了。
    聲討結束，一個刺耳的男聲從大喇叭里宣布：“革命的同學們！今晚我們在揪斗安徽大學的牛鬼蛇神的戰鬥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些人民的敵人一直在夢想恢復他們的資本主義天堂！但是我們勝利了！現在讓我們收兵，準備明天繼續對階級敵人的鬥爭！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裡，已經是凌晨兩點半鐘，全身酸疼，頭昏眼花。我納悶這種流氓行為和所謂的文化革命有什麼關係，我的腦子也無從理解這麼不可理喻的行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統治早期，納粹衝鋒隊員殘害猶太人的暴行，不過社會主義大學生哺�半夜�A不分青紅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師等我慢吞吞地回到屋裡，已經是凌晨兩點半鐘，全身酸疼，頭昏眼花。我納悶這種流氓行為和所謂的文化革命有什麼關係，我的腦子也無從理解這麼不可理喻的行為。我倒是想到，在希特勒恐怖統治早期，納粹衝鋒隊員殘害猶太人的暴行，不過社會主義大學生在深更半夜不分青紅皂白揪斗自己的老師更加荒誕不經。
    第二天上午，全體“牛鬼蛇神”、各系教授和老講師，連同我這名臨時工，一共四十多人，在一間會議室聽報告。統戰部一名幹部大講，我們為資本主義復辟，犯下的罪行如何嚴重。他強調，學生夜晚採取的是革命行動，完全是由“牛鬼蛇神”的可疑活動挑起的。他們正義行動的威力粉碎了我們的復辟夢。所以，我們要回去深刻反省，書面匯報，學生的革命行動如何給予我們深刻教育、如何“觸及我們的靈魂”。簡言之，我們要承認罪有應得，同時感謝黨和革命群眾竭盡全力把我們“從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泥淖中挽救出來”。
    從此我又成為“專政對象”，離我“回到人民的隊伍”還不到兩年。我一直“夾着尾巴做人”，有話放在心裡，卻仍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顯而易見，並不是因為我做了或沒做什麼，而是因為我已經被永久打上“階級敵人”的烙印。1958年，我是原單位唯一被打成右派的教授，成為眾矢之的。我是個例外，連我自己都懷疑過我是否咎由自取。今日環顧左右，這麼多前不久才戴上“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桂冠的袞袞諸公和我“同流合污”了。我揣度，在“偉大領袖”親自領導下，“偉大的黨”再一次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推陳出新，以適應自己的政治需要，隨心所欲給知識分子安上一連串罪名。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文革是反右運動合乎邏輯的發展和升級。因此，我覺得沒有理由怪罪自己，反倒感到輕鬆得多，雖然我又得重新開始“通過強迫勞動改造自己”，一名臨時工混雜在數十位教授和講師當中“魚目混珠”。
    全家又受到株連。妻子經常受到騷擾，被勒令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同時又要她提防我“一時糊塗干出什麼自絕於人民的蠢事”。怡楷請他們放心：“感謝同志們關心。但是巫寧坤不會糊塗到那個地步。何況，他小時候母親就上吊死了。他早就免疫了。”三個孩子經常聽到同學罵他們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八歲的女兒在路上被我班上的一個男生騙到宿捨去，按照他寫好的樣子，用毛筆依樣畫葫蘆在一張舊報紙上描了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巫寧坤！”的大標語，又在下面寫上自己的名字。標語被單獨貼在十字路口一塊牌子上，十分引人注目。小兒子文革開始時剛剛三歲，在幼兒園就沒人理睬了，成天孤零零地坐在一個牆角，兩手擱在膝蓋上，呆呆地看着別的孩子嘻嘻哈哈地玩樂，回家後仍然發呆，甚至被人懷疑是個啞巴。

 二
    八月中旬，“紅衛兵”得到“偉大領袖”的祝福在北京誕生，從此飛揚跋扈，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黨政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時隔不久，戴着紅衛兵臂章的大學生從京城降臨安大校園，“傳經送寶”，推廣他們“橫掃牛鬼蛇神和四舊的革命經驗”。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進行“革命大串聯”、“交流革命經驗”。乘車乘船一概免費，食宿一概由接待單位負責免費供應，一代青年倒是實踐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箴言。不過其結果，全國交通一片混亂，各旅遊勝地卻人山人海。九月，本校學生免費旅遊歸來，身穿時興的褪色草綠軍裝，臂戴“紅衛兵”袖章，耀武揚威。為了加強對牛鬼蛇神的專政，他們從“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帶回來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和傳單，宣揚“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非凡的睿智和才能，揭發控訴“黨內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滔天罪行。與此同時，駭人聽聞的消息滿天飛：紅衛兵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殘害無辜人士，任意抄家，沒收私人財物，任意毀壞文化遺產。“紅司令”一聲令下，千千萬萬紅衛兵誓言“砸爛舊世界，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紅色恐怖開始席捲中華大地了。九月中，有一天中午，一幫紅衛兵又闖進我們家，高呼“打倒江鍾傑！打倒地主！”這是我繼母的名字，“解放”後她受我早已過世的父親株連被劃為地主。她正坐在她的小床邊上喝茶，兩個戴着紅衛兵袖章的女生猛撲上去，一邊一個抓住她，嘴裡喊着“走！老地主！”嚇得老人家渾身哆嗦。
    “讓我先上一下廁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麼花招嗎，地主婆？” 怡楷插話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廁所，尤其是精神緊張的時候。”
    “你能保證她不企圖逃跑嗎，李怡楷？”
    “沒問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廁所只有一個門。”
    “好吧，你去吧，江鍾傑。我們在外面等你。”
    兩個鐘頭以後，老人家才顫巍巍地走進家門，白髮散落在臉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熱水瓶給奶奶摻了茶，一邊端各起杯子遞給她，一邊輕輕地說：“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麼事兒？”。我突然覺得幾個月來一丁長大了許多。他剛十歲，可是他的童年已經被扼殺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沒奶奶了。”她邊說邊哭了起來。 “奶奶，您鎮靜一下。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兒，”怡楷邊說邊坐到她身邊。
    過了一會，奶奶才接着說：“她們先把我押到籃球場，我一路走一路抖，她們還罵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紅衛兵先讓我們排好隊，押着我們在校園裡遊街。他們一路喊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統統趕出安徽大學！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還有什麼什麼的。然後又把我們押回球場。一個男生紅衛兵訓話，大罵地主階級犯了多少罪。最後他命令我們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們不執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麼辦？我現在怎麼辦呢？”
    我身為牛鬼，一籌莫展。一個以敬老聞名的社會，怎麼能墮落到迫害風燭殘年的老太太？大學生、民族的精英，怎麼能這麼快就墮落成毫無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義憤自然也是白搭，到頭來還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設法。
    “奶奶，您鎮靜一下，休息休息。我總說，天無絕人之路。我現在就去找紅衛兵講講道理。”她去了快一個小時才回來，神情沮喪。�@
    “我跟他們說，奶奶今年七十一歲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們住。她沒別處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學校對任何人有什麼害處。他們回答我：很遺憾，不過那跟我們沒關係。北京和上海已經帶頭把地主分子趕回原籍。你一定聽說了他們是怎麼幹的。比較起來，我們太寬大了。我們怎麼可能搞例外呢？這是紅色恐怖！執行命令，否則他們現在是狂熱分子。別指望他們發慈悲。”
    我們跟奶奶商議了一下，決定她只能回揚州去，好歹家裡還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許等局勢平靜下來，她還可以和我們團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辦手續把奶奶的戶口和糧油關係遷到揚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車站排隊買了一張去揚州的夜車票，回家後再急忙搞了幾個小菜給奶奶送行。奶奶說沒有胃口，我們好說歹說勸她吃了半碗飯。我們讓孩子們先上床睡覺，奶奶拉着一丁的手，淚痕滿面。等事前約訂的一部三輪車來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連一個小箱子也不敢帶，怕引人注意。我提着她的隨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車。七十多歲的寡母，患難餘生又遭此橫禍，我除了叮囑保重，竟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目送她孤身走上回鄉的路，我心裡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車孤身去充軍更難受。我什麼時候才能重見我的老母呢？不過，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幾位長輩，她能活下來已經算幸運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裡被紅衛兵殘酷鬥爭之後活活打死。她的繼祖母和女兒不堪紅衛兵的凌辱，雙雙自縊。四位老人的屍體被扔上卡車送到火化場。誰能告訴我，為什麼這些無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學生如此殘暴地殺害，而這些爺爺奶奶本來會像自己的孫男孫女一樣疼愛他們的？為什麼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肆無忌憚地犯下了這麼多無可饒恕的罪行？兩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無比，現在她反而覺得老人家至少逃過了這場劫難。在紅色恐怖統治下的國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難所。

不久之後，安大紅衛兵開始到教授和老講師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戶抄家時，他們一路上敲鑼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號，搞得人人自危。在裡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樓門口，兩名紅衛兵手持紅纓槍站崗，重現“偉大領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當年農民造反的風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發了外語系“紅衛兵司令部”的“一號通令”，勒令外語系牛鬼蛇神於上午九時整到水泥球場報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不得違誤。名單包括四名俄語老教師，五名英語老教師，外加鄙人。我到達時還不到九點，其它九名牛鬼已經整整齊齊排成一溜，耷拉着腦袋。他們面前堆放着亂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藝術品、收音機、各式各樣的家用物品，顯然是從他們家裡抄來的。批鬥現場圍滿了看熱鬧的“革命群眾”，勝過中華民族傳統的“示眾”場面。我趕忙站到隊末，小小臨時工早已習慣於敬陪末座。主持批鬥會的一個男生宣布開會，控訴我們大家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行。他又指着腳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為我們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罪證，而我看着這些東西卻想到美國人家的車庫買賣。然後，他宣稱，我們的工資待遇與工農群眾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當場自願提出減低工資。我本以為我的工資已經夠低的，現在卻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說我一個月有三十元就夠了。於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後我們就在校園裡列隊遊街，每人頭上一頂紙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卻連一頂帽子也沒撈到。一路上押隊的紅衛兵高呼口號，無非是“萬歲”或者“打倒”。遊街後，我們被領進文科樓一間教室，一位姓蕭的黨員俄語教師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個特別小組，進行政治學習和勞動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組長，真是莫大的嘲弄。�@
    當天下午兩點是規定我們第一次政治學習的時間。我提前了幾分鐘，還沒到大樓門口就看見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滿頭白髮的女俄語講師，都蹲在樓前的空地上拔草，他們頭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動，儼然是《仲夏夜之夢》中的一景。我問哈佛人、花白頭髪的姚主任：“你們在幹什麼？誰讓你們幹的？”他一本正經地答道：“總比什麼也不干好些。閒着站在這兒給群眾印象不好。”我二話沒說，領他們進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張小課桌。作為小組長，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脫下來，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們對紅衛兵這般過分的卑躬屈膝，讓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問大家： “誰讓你們戴着高帽子來的？”
    “紅衛兵沒說過我們可以把帽子拿下來。”哈佛人搶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黨的指示辦事聞名的。“我們都是罪人，既是資本主義，又是修正主義。我認為我們應當放謙卑一些，表示低頭認罪。”
    “老王，”我轉向一位1950年起義的國民政府外交官。作為起義人員，他在運動中是應當受保護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黨和政府背信棄義了。“你在巴黎是戴慣大禮帽的。用當年的大禮帽換來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麼想法？”
    “小組長的問題觸及了我的靈魂”，前外交官嚴肅認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業業，我常納悶他起義的勇氣是哪來的。“大禮帽掩蓋了我醜惡的反動的過去。這高帽子更合適，因為它顯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謝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幫助我正視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罪行，幫助我觸及自己的靈魂。”接着，七十高齡的俄文翻譯教師吳老發言，一口江西官話。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過我的情況比他的還壞，因為我一度是黨員。我1922年入黨，離建黨還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後我就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黨組織還在地下，我無法重新取得聯繫。為了謀生，我給國民黨反動派做事。但是我從來沒出賣過黨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樣，難道我不是全黨資格最老的黨員之一嗎？和黨組織失去聯繫，難道是我一個人的責任嗎？在與黨分離的漫長歲月中，難道我不是始終對黨忠心耿耿嗎？解放把我帶回黨的懷抱，我也從此獻身給黨的偉大事業。所以我就存在一個幻覺，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雖然我還沒有重新入黨。突如其來，紅衛兵小將聲討我是叛徒。他們的革命行動觸及了我的靈魂。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叛徒，一個狗叛徒。”�@
    吳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轉眼間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狗叛徒”。我一時不知如何反應，正在躊躇，俄語組孔教授舉手要求暴露思想。
    “紅衛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動確實觸及了我的靈魂。我家裡有那麼多的‘四舊'。我和它們生活在一起那麼多年，早已習以為常。一旦它們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驚，感到羞恥，我竟然會長期迷戀這些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殘餘。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東西，感謝紅衛兵天經地義把它們掃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白頭髮的俄語講師，插話了。“從我的大箱子底下，紅衛兵發現了許多我早已忘了的東西。有我的結婚禮服，繡花織錦的 ，實在太腐朽了。我做夢也不會再穿它的，不過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為我們婚禮的紀念。多可怕的對四舊的留戀。”
    起義外交官又補充說：“紅衛兵根本沒搜查我的家。他們走進來，很和氣地要我交出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於是我交給他們我的小禮服和一副金鋼鑽袖扣。地地道道的四舊！”
    俄語組冒教授也當過國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語系頭號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動學術權威之一，一方面由於他歷史複雜，另一方面也由於他怪話連篇。平日他講話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黨員幹部，此刻他發言卻仿佛心情沉重。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詩人、學者，但我只是個騙子。實際上，我只不過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我做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小官，我接受過日寇占領時期汪偽政府一個名義。我一向過着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籃球場的東西，大多數是我家的。所有的國畫、書法條幅、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舊。其中有一些是父母傳下來的，我一向當作傳家寶珍藏。我多年來飽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和品味的腐蝕，現在我可以把這些四舊看作我骯髒的靈魂的罪證。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觸及了我的靈魂勝過在座的任何人，因為我罪大惡極，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欽佩偉大領袖毛主席輝煌的詩詞，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詩只是垃圾。但是現在我一定要認真學習這些宏偉詩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態龍鍾，但我仍然心甘情願通過艱苦勞動改造自己。”我覺得冒教授的檢討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傑作，差點兒忍不住以小組長之尊問他，既然“一死”不足以贖罪，他打算死幾回？不過我倒真心希望紅衛兵不會胡鬧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貴的藝術品一股腦兒扔進一堆篝火化為灰燼。前兩天，紅衛兵要放火燒圖書館，幸虧館長急中生智，對他們說1958年夏“偉大領袖”駕臨新建的安大曾親臨圖書館視察，他們才悻悻而去。可是，在市中心，一幫中學生紅衛兵闖進一位老年學者家中，把他畢生收集的三千冊中國古典文學善本書統統扔進他們在門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從二樓書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當場斃命。紅衛兵見死不救，反而當眾宣布：“死者頑固不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了活該，打成現行反革命。”雖然與京、津、滬等大城市相比，省會的紅色恐怖是“小巫見大巫”，無辜慘死的人也不在少數。
    第二天中飯後，外語系紅衛兵敲鑼打鼓來我家查抄四舊和反革命罪證。四人小隊由小包帶領，他是我教過的男生，兩年前畢業後留下當助教。他平常見我總是未語先紅，今天卻繃着臉對我說：“巫寧坤，把你從國內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給我”。我說：“我們沒有保存舊信的習慣。”那是我們從1955年反胡風運動吸取的教訓。於是他下令讓我開一個和我通訊的親友名單。我照辦。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櫃，仿佛十一年前肅反時在南開大學演過的舊戲又捲土重來。幾小時後，抄家小隊收兵，帶走幾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手提打字機，盒蓋上有十五年前我從舊金山上船回國前李政道用白漆寫的“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字樣。還有兩本相冊，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後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國朋友伯頓夫婦的合影。另外還有我的柯達布朗尼兒童照相機、兩個從舊唱機拆下的電子管、一個一百瓦燈泡、和幾條舊領帶。連我們的英國自行車也不由分說被我班上一個男生強征去“鬧革命”了。
    紅衛兵總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動交出屬於四舊的書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則格鬥勿論。我選出了一堆中、英文書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徹斯特學院1948級紀念冊《曙光》，這名字在當時倒有點反諷的意味，另外還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學位證書。我還得自己把它們送到一個新成立的四舊存放室。在去交四舊的路上，我經過起義外交官老王夫婦住的公寓樓。王太太正在從三樓一個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愛人！我要收回我們值錢的東西！”路上有幾個人抬頭往上看，有人說：“這女人瘋啦。”我走到四舊室，發現裡面已經放滿了圖書、藝術品、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損失和別人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但是後來聽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損失，我卻嚇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國民間宗教專家，幾十年來好不容易收集了幾千種稀有的“寶卷”，卻被街道上的紅衛兵用三部板車拉走了，下落不明 。
    隨後幾天，在外語系帶動下，各系紅衛兵紛紛對本系採取了類似的“革命行動”。全校牛鬼隨時隨地被揪斗，其餘時間在校農場勞動，或干髒活，例如從糞坑把大糞抬到農場。與此同時，大部分革命師生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聯，免費旅遊。旅遊客從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帶回形形色色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除了那些神化“偉大領袖”、歌功頌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數都是對黨政領導幹部的瘋狂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了罪大惡極的走資派的總頭目。紅衛兵深深捲入黨內最高領導層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在全國分裂成兩大“造反派”。時隔不久，派系之間在大字報上的唇槍舌劍發展成武裝鬥爭。到了1967年夏，全國實際上已處於內戰狀態。
    校園和合肥市一樣掌握在兩個勢不兩立的武裝造反派手裡。男女小青年成群結隊，胳膊上戴着紅衛兵袖章，手裡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遊逛，搜索敵對派別的成員。駭人聽聞的傳說不脛而走。市民沒有必要就不出門，後來乾脆到外地去避難。怡楷和我不知怎麼辦，就到火車站去了解一下情況。我們發現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車升火待發，不但車廂里擠得水泄不通，就連車頂上也坐滿了人。不難想象列車穿過第一個隧道時坐在上面的人就會摔死，後來聽說果真如此。這番景象讓我想起，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我逃難時乘的火車，但哪怕在那時候也沒有人冒着生命危險坐在火車頂上。我們噹噹機立斷，我們只能就地湊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們的性命去冒這種危險。�@
    一旦黨的領導癱瘓，“革命小將”要麼外出免費旅遊，要麼忙於打派仗，牛鬼也就沒人管了。校園空蕩蕩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們的英國自行車，她是在一棟男生宿舍發現的，扔在牆角的垃圾堆旁，毀得面目全非，好像一個整得遍體鱗傷的老知識分子。我們在兩個大缸里儲滿了飲水，用所有的票證儘量儲備食物。
    燃料成了大問題。時值盛夏，煤球停止供應。煤球工人，和其�@它行業的工人一樣，也停止生產，有的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一派，有的去週遊全國鬧革命。走投無路，我和住在我樓上的一個年輕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車去十幾里外的一個煤場，但願能拉回一車煤球燒爐子。煤場擠滿了人和平板車，我們一到就聽說我們得自己�@動手做煤球。排隊等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終於付了錢，開了票，去領每戶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後是搶一輛小鐵板煤車，裝滿煤灰，沿着一塊跳板，推過去，倒進一台煤球機。直到下午四五點鐘，我們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寶貴的煤球拉回家。雖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種反諷的滿足，有氣無力地對一同拉煤回來的年輕人說：“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怡楷和一丁幫我把兩大筐煤球抬回家後，我蹲在小廚房裡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龍頭下面，用水沖洗我滿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麼睿智的先知能告訴我，這片國土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是那些大權在握的領導者走火入魔，還是一個民族正在經歷什麼神秘的危機 ？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從揚州發來的電報，得知老母病逝。幸而兩派的小將忙於打派仗，顧不上對牛鬼專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請假一周奔喪。多年來，我常常惦着回故鄉一行，怎麼也沒料到，“三十一年還舊國，”竟是在腥風血雨中來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經過一夜車船的折騰，我這個遊子終於踏上了闊別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聲：“故鄉，你的遊子回來啦！”可是故鄉變化不小，乍一看，幾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牆不見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見了，我的腳下是一條板着幹部面孔的水泥大街。兩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兩三層的水泥樓房，要多醜有多醜。而我呢，“塵滿面，鬢如霜”，形同陌路。我問了幾次路才找到家門，兩扇黑漆大門變成了一扇寒磣的小門，進門後才知道經過“房改”，原來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經住上好幾家了。
    聽堂弟妹們說，老人家是因為缺醫少藥，糖尿病加劇致死。靈停在她度過最後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裡，棺材是用兩扇舊門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輛平板車後面，把靈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從小是個孤兒，在叔父家長到三十多歲，後來被嫁給我父親作填房，接管六個未成年的兒女。父親賦閒，家裡靠典當過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們拉扯大了，還不讓失學，談何容易！後來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國後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滿心以為從此可以歡度晚年了。無奈十七年來，老人家受我株連，沒過上幾年好日子，最後還趕上文革苦海無邊，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脫。
    安葬後第二天，弟妹們忙着鬧革命，我獨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鄉似曾相識的面貌，聽聽久已生疏的鄉音。三十一年前，敵軍壓境，我才十七歲，滿心的恐懼和夢想驅使我在腥風血雨中獨自�@背井離鄉，去追求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如今夢想早已破碎，恐懼卻牢牢地織入生活的經緯，新世界還是鏡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來的，磨難還沒盡頭哩。

三�@
    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在全國範圍內鬧得烏煙瘴氣，造成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偉大領袖”下令，由解放軍和工人分別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學和中學，領導革命。1968年春夏之間，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領導下，兩派形成“大聯合”，加強對階級敵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文革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名曰“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深挖階級敵人，一一打入另冊。
    各系紅衛兵隨時通過廣播大喇叭勒令被點名的牛鬼參加勞改。外語系紅衛兵首先揪出冒教授、孔教授、“狗叛徒”吳老和我。孔教授夫婦的女兒貼了一張大字報，指控她父母是“反動派”，因為他們開後門讓她進了外語系上學。冒教授的兒子勒令他每天勞改回家後在毛主席像前面低頭認罪。其它各系相繼效尤，被揪的範圍從反動學術權威擴大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即黨政領導幹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運亨通，又當上了外語系牛鬼小組長，這時候我的小組已有十多名組員，其中包括李主任和黨總支郭副書記 。
    李主任十幾歲參加東北紅軍，後來轉戰抗日和國共戰爭的戰場。他一向以響噹噹的老革命自居，體內還有一顆日軍的子彈，壓根兒沒拿紅衛兵當回事兒，而把他們的所謂革命行動看作黨中央內部周期性的左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不料1968年5月16日，這位老紅軍突然之間發生了猝變。那天是標誌文革正式開始的“516”通知發表兩周年，安大造反派為了表示慶祝，下令全體牛鬼從早到晚整天勞改。下午，外語系小組全體人馬在學生宿舍前面勞動，李主任跟我打了個招呼，說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邊嗑瓜子兒，後來隨便說了一聲“老巫，我先走啦，頭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們收工把鐵鍬和鋤頭送回工具房，突然聽到大喇叭里爆出廣播員用歇斯底里的語調播送一條十萬火急的通知：�@
    “請注意！請注意！全體解放軍指戰員、全體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師傅、全體革命造反派戰士：頃接北京黨中央急電如下：‘黨中央確認安徽大學李某某、楊某某二人為蘇修特務。上述罪犯應立即由解放軍6408部隊逮捕，聽候處理。'革命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揪出這兩名蘇修特務！”
    我還沒弄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只見周圍人潮洶湧，奔向李、楊二人住的宿舍樓。幾分鐘之內，抓特務的小將們從背後猛推兩名“蘇修特務”沿着校園的大路飛跑，緊跟在後面的人群邊跑邊喊“打倒蘇修特務李某某、楊某某！打倒蘇修！”等等。兩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後，頭髮往後揪，頭向上抬。他們身上的白體恤撕破了，李主任光着雙腳，楊主任光着一隻腳，另一隻還穿着黑布鞋。在校園大門口，二人被押上一輛軍用吉普車送往市內省公安廳拘留所。當晚，兩名老革命、老黨員又被押回校園接受批鬥，水泥球場擠得水泄不通。我從遠處觀看。在全場高呼一連串少不了的口號之後，第一個跳上台的是姓馬的俄語教師，他是李主任1958年從南京軍事學院帶來的親信之一。他還沒開口先左右開弓刷了他的老首長几個嘴巴，然後大叫大喊控訴他多年來欺騙了他的部下。接着造反派小將紛紛上台，鬥爭兩名“蘇修特務”，拳腳交加，罵不絕口。革命群眾發泄了革命義憤之後，兩名“特務”又被押回市內拘留所。以後幾年中，除了偶然拉到大會上批鬥，兩位老共產黨員苦嘗共產黨牢獄的鐵窗風味，既不審，也不判。
    炎夏，階級鬥爭也隨着升溫。一天早晨出工前，紅衛兵頭目宣布所有牛鬼必須在右臂佩戴臂章，一律用四寸寬的新白布縫製，用毛筆黑墨寫上本人姓名和罪名，當天下午出工前檢查。怡楷翻了所有的抽屜，也找不到一張布票，一片新白布。想不出別的辦法，她就從我的一件舊白襯衣撕下一塊，再用手把邊縫好，然後用她清秀的書法寫上我的大名和“頭銜”。她嘆了一口氣說：“我希望這個能對付。這些紅衛兵好像忘掉他們‘紅司令'經常掛在嘴上的‘節約鬧革命'。”下午，值班紅衛兵檢查，別人都沒問題，一看我的臂章他就扯了下來，扔在地上。
    “巫寧坤，這是什麼玩意？你是在找麻煩嗎？”他對我嚷嚷。“難道你不知道必須用新布嗎？難道你不知道邊必須用縫紉機縫嗎？”
    “我們家沒布票了。我們從來沒有縫紉機。再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節約鬧革命。”“你不要囂張，巫寧坤！”他對我大吼。“明天你戴個新的來，要不你等着瞧！”
    收工回家，沒戴臂章，怡楷一看就明白了。她硬着頭皮向鄰居借了五寸布票，急忙到學校商店花了她一分一分省下來的錢買了五寸白布，又在鄰居的縫紉機上縫了邊。第二天一早離家去勞改，我亮出嶄新的臂章，上面是怡楷手書的“極右分子”四個大字。出門前，我跟她說：“真對不起又給你找了那麼多麻煩。不過我真希望他們讓我保存那個舊布做的就好了。可以進博物館的。”黨員領導幹部的臂章上寫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副校長年青時入黨以前被國民黨逮捕過，臂章上寫着“狗叛徒”，俄語教師吳老的臂章上有他用工整的顏體寫的“狗叛徒”三個大字。歸國留學生分別戴的是“美帝特務”、“日本特務”、“德國特務”，如此等等。
    安大的牛鬼隊伍迅速擴大到一百幾十人，上自校長，下至掏糞工人，仿佛也有點“大聯合”的味道。浩浩蕩蕩的“牛鬼大隊”正式成立，由化學系摘帽右派姓王的助教任大隊長，“狗叛徒”吳老任副大隊長。勞改隊有這麼一位1922年的老黨員領導，我感到十分榮幸，又十分滑稽。由老教授、老黨員、老幹部組成的勞改大軍，每天清早八點整在水泥球場集合，按軍事編制排列。值班紅衛兵首先批判我們的種種罪行，再下達當天勞動任務，然後由王大隊長給各小組分配具體任務。
    有一段時間，我被分配到大隊長本人領導的“重體力勞動”小組。組內其它成員包括張校長、教工工會林主席、體育教研室蔣主任。我們在烈日之下拼命踩水車，從附近的小河把河水車到校農場澆灌乾裂的農田。我們每天輪流把一條龍似的水車扛到河邊，仿佛我們是一些原始部族的居民，在履行什麼古老的儀式，來驅除一個惡魔。我經過勞改的磨練，對幹這苦活本身並不太介意。但是我真不忍看着全省的頭號大學的校長被貶成一名苦力，扛着一架原始的水車穿過校園，而不是領導全體教師教育青年學生學習文化和現代科學技術。
    更糟糕的是，有時我們被派去干毫無意義的活兒。合肥的八月天氣酷熱，有一天我們的任務是開發校園一個偏僻角落的荒地。地硬得像石頭，我用鐵鍬挖了一上午才翻了幾尺見方的一小塊。我的右手磨出了血泡，我的嘴巴乾得冒煙。終於熬到午飯時間回家，我恨不得馬上先吃一塊西瓜。進門一聽怡楷輕輕地說：“跑了一早也沒找到西瓜，真對不起，”我就像小孩一樣哭開了。拖着腳步進了廚房，我打開水龍頭，大口猛喝不乾不淨的生水，直到怡楷過來關上水龍頭。突然間我感到無地自容。即便在最好的時候，生活也從來不是一次有許多西瓜可吃的野餐。奧地利詩人里爾克不是寫過：“生活比所有事物的沉重還要重”？那年我在獄中餓以待斃時，我睿智的岳母不是給我帶話教我耐心忍受嗎？如果我乾渴得沒有一塊西瓜就受不了，那我怎麼能錘鍊自己去面對明天的不測風雲？
    在校農場，場長當了牛鬼，監督我們勞改的工人鄭彪是一名復員大兵，彪形大漢，橫眉怒目，活像招貼畫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他突然掌握了專政大權，得意忘形，對一百多名高級知識分子任意嘲弄，任意懲罰，任意延長烈日下的勞改時間。酷暑勞改，固然是牛馬不如。更加怵目驚心的卻是沒完沒了的殘酷鬥爭。勞改工間休息時，鄭彪經常在工地召開批鬥會。他揪出一個牛鬼，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紅樓夢》的老講師，外號“沈瞎子”，因為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來也趔趔趄趄的。他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大會小會批鬥，挨罵挨打，卻一直矢口否認。一有時間，他就伏在書桌上，眼睛緊貼紙面，用他優美的書法反駁對他的誣賴。然後他就把寫好的申訴貼在公共場所，並寄給本地法院。鄭彪自告奮勇，揚言非打垮他的反動氣焰，整得他低頭認罪不可。
    “沈瞎子，你以為你裝瞎就能矇混過關嗎？”鄭彪聲勢洶洶地質問道。“沒門兒，老狗！都寫在你的自傳裡頭，你還想抵賴？1937年，幹了什麼反革命勾當？”
    “當時我是個流亡中學生。為了生活，我在一個國民黨部隊的電台當了三個月的報務員。”
    “你敢否認你干的不是軍事情報嗎？連我這個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參加過特務組織。你想糊弄誰？”審問者得意洋洋地譏笑道。
    “我從未參加過特務組織。”沈瞎子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從沒參加過？你敢再說一遍？”
    “我從未”
   沒等他說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把弱不禁風的《紅樓夢》專家打翻在地了。緊接着又揪着他的頭髮把他提了起來。
    “跪下，低頭認罪，你這老瘋狗！”
    沈瞎子跪下了，一點也不像瘋狗，倒像一座古墓旁有眼無珠的翁仲。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特務組織，”他又說了一遍，聲音微弱，但毫不含糊。鄭彪惱羞成怒，暴跳如雷，對瞎子拳打腳踢，倒活像一條瘋狗。
    “你馬上坦白認罪，否則”
    瞎子默不作聲。鄭彪眼看威脅無效，大吼一聲：“你這瞎狗，你是自找苦吃！”話音剛落，他那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猛然捅進沈瞎子還剩下一點視力的右眼。鮮血沿着他的面頰淌下來。我自己的眼睛本能地閉上了，我的嗓子堵住了。我身上一陣顫慄，汗流浹背，我的眼睛疼痛。天哪，他還不如承認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嘛。儘管根據我自己當過流亡學生的經驗，我相信他的話。等我再睜開眼時，只見兩名紅衛兵半拖半拉地把瞎子押走了。
    “你們大家親眼看見了，這狗特務多麼頑固不化！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把他打垮了！”勝利者耀武揚威地揮動着鐵拳對我們吼叫。“這是給你們大家上一課。我們對你們牛鬼蛇神太寬大了。可是你們別忘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流幾滴血嚇不住我們。老老實實交代你們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膽敢頑抗，無產階級的鐵拳就把你打得粉粉碎！現在回去勞動，多干一小時，補上給老瞎狗浪費的時間。”

四
    牛鬼分大、小兩等。小的分別由各系紅衛兵管制，每天勞改、批鬥後還可以回家。大的從九月起關進“牛棚”，由校紅衛兵總部集中管制。牛棚設在一座男生宿舍底層，四十來人分成六個小組，男的每組六、七人，領銜的是張校長兼黨委書記，其餘人選包括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宣傳部長、總務處長、保衛科長、系主任、老教授等等。女的只有四人，編為一組，領銜的是校長夫人、物理系黨總支張書記。我這個小小臨時工也忝列“校管專政對象”，而且榮任小組長，真有點“受寵若驚”。每間宿舍有四張雙層床，由小組長分配床位。進“棚”以後，首先布置環境，在室內牆壁上貼滿標語，無非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低頭認罪，重新做人”，如此等等 。
    隨後，六位小組長奉命起草一份集體“認罪書”，組長中包括黨委宣傳部黃部長，大家當然推他執筆。他義不容辭，駕輕就熟，奮筆疾書，初稿又經全體組長集體討論修改，字斟句酌，定稿後送請紅衛兵頭目審定。一群高級知識分子挖空心思杜撰的“奇文”大致如下：

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狗膽包天，竟敢反對偉
大領袖，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光輝革命路線，真是死有餘辜。感謝您的英明偉大，您親自發動、親自指揮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動了我們的靈魂。我們莊嚴地宣誓：我們一定用毛澤東思想的顯微鏡深入檢查個人的罪惡歷史和反動思想，盡一切努力棄舊圖新，儘快回到您的光輝路線上來。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光輝革命路線萬歲！

這篇集體智慧的結晶發給全體罪人死記硬背，然後每天清早頭等大事就是在過道內集合，全體肅立，面向偉人石膏胸像，齊聲朗誦，向毛主席請罪。
    牛棚生活常規是白天勞改，晚間在小組會上交代問題，或大會�@上接受批鬥。這時候，全校的青年學子都忙於鬧革命，工人階級忙於領導革命，一切髒活、累活，從掏糞到車水，順理成章統統成為這一百多名男女牛鬼的專業。我因為有北大荒三年苦役的熬煉，在一群老弱書生之中，當仁不讓當上了主要勞動力。合肥的夏天往往烈日當空，不但無雨，而且難得有風，氣溫經常在攝氏四十度上下。從早到晚，或是拉着滿滿的一板車紅磚，奔來跑去，或是在校農場車水抗旱，日復一日，才真正體會“度日如年”的滋味。勞改隊裡千方百計逃避勞動的大有人在。吳老可總是身先士卒，手腳不停。這位皓首書生，他怎能頂得住這無止無休的苦役呢？眼看這老人衣褲襤褸，光腳套一雙支離破碎的黑塑料涼鞋，容顏枯槁，腿腳浮腫了。我在勞改營患過浮腫，差點兒送了性命，怎能袖手旁觀呢？經我再三敦促，他才跑了一趟校醫室，校醫給他開了一盒維生素乙1針劑。也不知費了我多少唇舌，他才斷斷續續勉強做完了規定的療程。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活像一名苦行僧，他的靈魂深處到底鬧着什麼樣的革命呢？
    牛鬼一個接一個病了，只有發高燒才能豁免勞改。有一天正午，大家又熱又累，正盼着收工。鄭彪突然宣布，天兒太熱，要保護耕畜，牛不能下地。為了不誤農時，派八名壯牛鬼拉一架大木耙來耙地，這自然少不了我。八個牛鬼一排，高頭大馬的張校長為首，每人肩上一條粗繩子，哼哼唷唷地拉了起來，姓鄭的跟在後面，手裡揮舞着一根長鞭子，嘴裡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眾牛鬼個個汗如雨下，聲嘶力竭。姓鄭的還一個勁兒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個敢偷懶耍滑就地批鬥！”話音剛落，張校長撲通一聲倒了下來，大家連忙扔下繩子圍到他跟前，驚慌失措。姓鄭的大大咧咧地說：“死不了，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去拉一部板來，拉他去衛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車是我的專業，我忙不迭跑去農場場部拉來一部板車，大家七手八腳把巨人般的張校長抬上車，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遊記》小人國中的一個場面。姓鄭地已回家吃中飯去了。我拉起車，把病人送到衛生科，值班的校醫看了一眼就說：“他的美尼爾氏症又犯了，這樣搞下去有生命危險。我給開三天病假，希望能讓他休息。”回到牛棚，我把病假條交給紅衛兵頭目，又轉述了校醫的話，他教我不要“大驚小怪”。
    每逢星期六晚間不開鬥爭大會，牛鬼家屬可以來牛棚探監。怡楷從不錯過這個機會，我們談話時王大隊長在旁監聽。他總抱歉地說：“李怡楷，對不起，規定如此。”其實我們毫不介意，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要掩藏的。見面講兩句家常，知道彼此都還好，我們就放心了。有一次，經不起孩子糾纏，她把小一村也帶來了。他一見我就問：“爸爸，你呆在這兒幹什麼？你為什麼不回家跟我玩兒？”怡楷替我解圍說：“小村村，我不是跟你說了嗎，爸爸和王叔叔，還有別的叔叔阿姨，一起住在這裡學習毛主席著作？”
    九月中旬一個晚上，我女兒一毛送來一大碗餃子，來祝賀我四十八歲生日。面對一個個玲瓏剔透的餃子，我看出怡楷的手藝和心意，忍不住流下了眼淚。我還來不及吃，王大隊長已經一個接一個把它們掰開了。
    “王叔叔，你這是幹什麼？”一毛噘着嘴問他。“媽媽好費事把它們包得這麼好看。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很對不起，一毛。上面的命令！檢查裡面是不是不是夾有紙條什麼的。”
    “吃起來味道還是一樣嘛，毛毛。別跟媽媽說，”我趕忙說。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永遠不會，”一毛慢吞吞地說。
    七年前，我唯一的女兒三歲生日那天，由她媽帶着到清河農場來探監，那是她出世後第一次見到爸爸。現在，她是十歲的大孩子了，可以獨自來探監，祝願爸爸生日快樂，我大概也算得上“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

五
   從馬鞍山鋼鐵公司派來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到校，工人“師傅”們就認為安大對待牛鬼太寬大了。殺氣騰騰的刁師傅來到牛棚訓話：“在馬鋼，我們讓牛鬼蛇神蹲真正的牛棚，每天中午在大太陽底下在磚塊上跪兩小時，向毛主席請罪。不這樣，怎麼能觸及他們的靈魂呢？”隨後，每天吃完晚飯，他就駕臨牛棚，親手幫助牛鬼觸及靈魂。第一個得到他“幫助”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經濟學教授王方，他的臂章上寫的是“美帝特務”。�@
    “王方，你狗膽包天，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語錄一字不漏都打了叉。你居心何在，你老實交代！”刁師傅每晚問同樣的問題，嘴裡噴出同樣的酒臭。
    “我當時心不在焉。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我孤苦伶仃的老母。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手在幹什麼。”王教授每晚作同樣的回答。
    “你撒謊！你翻來覆去放同樣的屁，你這老狗！你以為你就能矇混過關嗎？工人階級的眼睛是雪亮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他一面咆哮，一面用他那煉鋼的鐵拳左右開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
    “你為什麼玷污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光輝語錄，王方？”
    “我心不在焉”
    沒等他說完，煉鋼的鐵拳又落在為人方正的老教授身上了。 “你撒謊，你放屁！我教訓教訓你！”他的教訓是刷更多的嘴巴。”你是有意識、有目的干的！你是美帝的忠實走狗！你反對毛主席！你反對光輝的毛澤東思想！你是最惡毒的現行反革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你坦白不坦白？”
   “我不是故意的。我”
    “放屁！”刁師傅打斷了他的話。“明天晚上在牛棚開你的批鬥會。給你一個最後機會，在毛主席寶像前接受批鬥，低頭認罪。”
    第二天晚飯後刁師傅準時駕臨，主持批鬥會。全體牛鬼四十多人在過道里分別靠兩面牆坐好，王方快步走到毛像前，撲通一聲跪下，泣不成聲地說：“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在火柴盒上玷污了您老人家的光輝語錄，罪大惡極，我向您請罪。”
    刁師傅喝令罪人轉過身面對全體牛鬼，接受批鬥。和王方同組的王恆第一個舉手要求發言。這位老先生原是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二級教授 ，因倡議“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後調來安大，摘了帽子。眼下是安大領銜的反動學術權威。王方的火柴盒罪行就是他揭發的。
    “王方請罪是假的，我揭發。”王老教授一口上海官話，難得帶頭髮言。“他裝模作樣跪在毛主席跟前請罪，其實他是在搞噱頭。開會之前，我親眼看見他用襪子和褲衩捆在膝蓋上，他還說這樣他跪多久都不怕 。這也算是真心實意請罪嗎？”
    刁師傅怒吼一聲“他媽的！”一把將王方提了起來，又喝令他把褲腿拉了起來。果不其然，兩個膝蓋上都包上了護膝。刁師傅破口大罵： “你這個混帳王八蛋！你敢當眾搞鬼，罪上加罪！”轉眼之間，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臉腫，血肉模糊。刁師傅宣布，勒令王方深刻反省，後天交上認罪書，爭取寬大處理。
    第二天一早，經紅衛兵頭目批准，王方上午去衛生科包紮傷口，下午留“棚”寫認罪書。當晚刁師傅沒有按時駕臨，大家鬆了一口氣。第三天，還不見他那“雄赳赳、氣昂昂”的領導階級形象，大伙兒倒納悶兒起來。我是牛棚生活用品採購員，每周一次去學校商店給大家買香煙、牙膏、香皂、草紙等等。這天晚上，大家寫交代材料，我早已寫過一遍又一遍，便去採購。一到商店門口，迎面碰到刁師傅正從裡面出來。他右手拿着一條香煙，左手卻吊在懸帶里，臉上也橫七豎八貼滿了繃帶，那樣子和王方的面譜大同小異。我大吃一驚，連忙問：“刁師傅，這怎麼搞的？”他答道：“卡車出事了，倒霉。”聽上去多少有點人情味。我又脫口而出問他：“疼嗎？”他瞪了我一眼就掉頭走了。回到牛棚，我急忙把香煙、火柴送給王博士，又悄悄地把我的“號外”告訴了他。刁師傅從此以後再也沒光顧過牛棚，“火柴盒反革命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揭發檢舉二十年來早已司空見慣，牛棚里當然更不在話下。偏偏“棚友”之中又有保衛科史科長在內。深挖階級敵人原是他的本職，如今卻套上“壞分子”的臂章。為了立功贖罪，他更念念不忘告密、破案，弄得人人自危。和他同組的政教系李主任，“紅小鬼”出身，如今卻套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臂章。他平日悶悶不樂，寡言少語。這一天，史科長抓住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證，迫不及待跑去向紅衛兵頭目檢舉邀功。原來李主任的鋪位守在房間門口，門關不緊，風呼呼的，害得他咳咳嗆嗆。他隨手撿了張紙條，折了幾疊，用一個圖釘把它釘在門框上，把門卡住。哪知保衛科長階級鬥爭覺悟高，一下就發現了敵情。他趁李主任去上廁所時，拔下圖釘，鋪開紙條一看，原來是歡呼“偉大統帥最新最高指示”的小傳單，上方印有偉人的小頭像，那圖釘恰好釘在他眼珠上。這還有得了！
    紅衛兵頭目立刻下令全體牛鬼在過道集合，批鬥現行反革命罪犯。史科長手持罪證，揭發罪犯對“四個偉大”的刻骨仇恨，上綱上線，聲色俱厲，慷慨激昂，還勒令罪犯交代犯罪動機、作案經過等等。那罪犯受到突然襲擊，嚇得面無人色，當場撲通一聲跪下，一路膝行，來到偉人胸像跟前，放聲大哭，呼天搶地：“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我本來是您的紅小鬼，由於階級鬥爭覺悟不高，卻墮入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泥坑，現在又犯下了現行反革命罪行，完全辜負了您老人家的苦心培養，忘恩負義，死有餘辜！我懇求您老人家再給我一個最後的機會，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接着，“棚友”們奉命批判，無非照例給他戴上左一頂、右一頂大帽子。唯有史科長心猶不甘，又拿出辦案專家的架勢，口口聲聲“大案”、“要案”、“必須立即逮捕法辦”，如此等等。幸好小將倒有“政策水平”，只勒令罪人深刻反省，寫一份認罪書。
    史科長“嫉惡如仇”的表現深得工宣隊的歡心，在對付頑固不化的牛鬼時對他的專長十分倚重。馬列主義教研室有一位以怪僻聞名的講師，為他提供了“立功受獎”的大好機會。這位怪人，大名楊博廉，平日蓬頭垢面，矮小的身軀上套着一身襤褸的灰布毛服，無分冬下腳踏一雙漏出大腳豆的破球鞋。不過三十來歲年紀，看上去卻已未老先衰。他住在單身宿舍，三餐不正，獨往獨來。深度近視，不戴眼鏡，卻手不釋卷。熟讀馬列經典著作，不過不看報紙，因此跟不上當前的政治形勢。碰到理論問題，他卻說得頭頭是道，常常搬出馬列經典和那些只顧緊跟當時黨的宣傳的同事糾纏不休，因此贏得一個“唐吉柯德”的外號，卻被剝奪了上講台的權利。
    這一天，舉行全校師生員工批判劉、鄧大會。工宣隊根據中央文革最新號召宣講：“劉少奇和鄧小平一貫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他們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直在搞資本主義復辟。他們是為蘇修和美帝的利益服務的。” 會場鴉雀無聲，忽然聽見楊博廉旁若無人地大聲說：“這不可能是真的。”
    自從工宣隊進駐以來，“臭老九”一向唯命是從，對領導階級不敢說半個“不”字，更別提公開唱反調了。如今小小楊博廉竟敢跳出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真是不可思議。好者大家對他不合時宜的言行早已見怪不怪，一笑了之。但是，領導階級的代表對這樣公然向他的權威挑釁的言行怎能放過。
    “你說什麼，姓楊的？”王師傅強忍着滿腔怒火問道。“你膽敢死保最大的走資派，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你是現行反革命！”
    “劉少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鄧小平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姓楊的平聲靜氣地答道，對周圍的政治現實渾然不覺。“他們二位仍然在職，是不是？我相信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現行反革命罪行”
    王師傅怒吼道：“你放屁！現在我正式宣布你為現行反革命。打倒現行反革命楊博廉！”全場齊聲響應：“打倒現行反革命楊博廉！”
    “把他關進牛棚，單獨禁閉！我們再來收拾他。”王師傅大聲命令坐在他身後的紅衛兵頭目。
    “唐吉柯德”束手就擒。三名紅衛兵把他押送到牛棚，一路拳打腳踢。當天晚飯後，全體“棚友”奉命在過道集合，批鬥現行反革命。兩名紅衛兵把罪犯從禁閉室押解出來，喝令他在偉人胸像前下跪。
    王師傅厲聲說：“楊博廉，你聽着，我們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犯了死罪，只要你老老實實在毛主席面前低頭認罪，還是可以爭取寬大處理。你坦白交代吧！”�@
    滿面傷痕的馬列主義講師有氣無力地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我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
    “你不知道？你這狗反革命！”王師傅噼噼啪啪刷起他嘴巴來。“你跳出來公開保劉、保鄧，犯下了死罪，你還敢撒謊抵賴！你再說一遍試試！”
    “我是教馬列主義的，我只能講真話，不能睜着眼講瞎話。我實在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公開誹謗人民共和國元首”
    沒等他說完，王師傅就拳足交加批鬥起來，大吼一聲：“我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這現行反革命！你這癩皮狗臭老九！”
    這時候，保衛科長走到王師傅面前，低聲下氣地說：“王師傅，您請休息一下。我來給他嘗嘗我的手段。”他喝令罪犯站起來，面對觀眾，從身後抓住他的手腕，狠狠一擰，只聽馬列講師尖叫一聲跪了下來。保衛科長得意洋洋地質問道：“現在你坦白不坦白，楊博廉？坦白！交代！”他對倒伏在他腳下的身體踢了一腳，嚷道：“你別裝死狗！爬起來交代！”那身體還是紋絲不動。打手朝王師傅看看，師傅立即命令兩名紅衛兵“把他帶走，關進禁閉室嚴管。”罪犯退場後，他又轉身對我們訓話：“你們大家都看見了一個現行反革命如何頑抗。你們也看見了，他是自找苦吃。他是你們的反面教員，他給你們上了一課。你們不要希圖僥倖，趕快坦白交代全部罪行，爭取寬大處理！”
    第二天一早就聽說嚴管的罪犯趁夜晚上廁所時逃跑了。幾位工人師傅帶領多名紅衛兵，兵分幾路奔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等處追捕危險的逃犯。當晚，我們又奉命在過道里集合，只見兩名身強力壯的小將連拖帶拉把逃犯揪了出來，喝令他在偉人像前跪下。“唐吉柯德”雙手帶着手銬，滿面血肉模糊，矮小的身材套在破爛的毛服里顯得更小了，活像一頭犧牲的羔羊。
    工人階級代表又咆哮了：“昨天你公然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工人階級領導，我宣布你為現行反革命，但我還指望你接受教訓，回頭是岸。而你呢？你自作聰明，你以為你可以逃出我們的手掌心。現在你看到了，你們都看到了，任何階級敵人都逃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逃跑本身就是現行反革命。你現在是雙料現行反革命。你低頭認罪嗎？”
    罪犯用微弱的聲音回答：“我企圖逃跑，我確確實實想逃跑，因為我實在受不了你們的刑罰了。我也不明白我犯了什麼罪，才會受到這樣的懲罰。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劉主席”
    沒等他說完，站在附近的保衛科長就過去刷起他嘴巴來。“你這死不悔改的現行反革命！你跟你的劉主席！我先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這條癩皮狗逃跑犯！”
    王師傅獰笑道：“我看我們對他的寬大都白費了。老史，給他來點新花樣。”
    老史隨即拎過一個旅行包，從裡面取出一根粗繩子。兩名小將和他一起動手，先把罪犯捆綁起來，再把他懸吊在半空中，然後三人一起，一面用軍用皮帶猛抽懸在半空的逃跑犯，一面狂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楊博廉！打倒逃跑犯楊博廉！”“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全體在場的牛鬼當然也跟着齊聲喊叫，我感到膽戰心驚，無地自容。我起先還聽到受刑者痛苦的號叫，後來他的聲音就逐漸消失了。工人階級代表一面下令收兵，一面伸出鐵拳指着仍吊在半空搖盪的軀體，吊着嗓子號召我們“從這反面教員身上吸取教訓，舉手向人民投降。”
    為了防止再發生夜半逃跑事件，每間“牛窩”夜晚從外面上鎖，四十多名男女人犯若要方便只得委屈洗臉盆了。不久之後，劉少奇被徹底打倒，全校革命師生在校內外遊行慶祝，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又一偉大勝利”。牛棚里自然別是一番景象。楊博廉被逮捕法辦。張校長“執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路線”，在全校大會上“坐噴氣式”鬥了三個小時，最後倒在台上，被抬回牛棚。我這名小小臨時工竟然也有幸當上了劉少奇的“黑爪牙”，跟着上台陪斗。劉少奇既倒，“偉大統帥”自然又作出新的戰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第十二章 紅與黑(1968-70)

1968年11月，“偉大領袖”連續發表了兩次“最新最高指示”。一曰：全國高等院校必須立即開展“斗、批、改”運動繼續鬥爭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到工人和貧下中農中去進行教育改革。二曰：廣大幹部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大全體革命師生照例上街遊行，敲鑼打鼓，歡呼慶祝，散發小傳單。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決定，響應“偉大領袖”最新號召，全體師生員工三千人，老、弱、病、殘在內，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縣烏江公社，開展新運動。
    出發前一天下午，“牛棚”放假半天，讓“牛鬼”回家準備行裝。我一進家門，看見家裡凌亂不堪，仿佛又被抄過家了。一村一看見我就喜笑顏開地說：“爸爸，我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到幼兒園，媽媽說的。多好玩啊！你們要都來就好啦！”我把他摟在懷裡，不知說什麼是好。我們一走，三個孩子都得交給幼兒園。怡楷正忙着給一丁、一毛收拾行李。她又給我看她已經把我需要的東西放在一個小手提包里了，好像十年前那個四月的下午我離家去充軍一樣。怡楷下了長麵條作晚餐，她苦笑說：“吉祥如意！”這是幾個月來全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飯，也是我們分手前最後的晚餐，還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聚一堂呢。然後一丁自告奮勇給我們蒸一鍋饅頭，讓我們帶在路上吃。等他打開大蒸鍋蓋子一看，他就傻了。“怎麼會都是巧克力的顏色？”媽媽笑着說：“沒什麼，鹼放多了。幫助消化，照吃不誤。丁丁，別難過。你想到給我們做就讓爸爸媽媽開心了。”這時候，一丁、一毛就背上行李捲兒準備走了。一丁說：”我會照顧弟弟、妹妹，爸爸媽媽放心。”一毛也說：“我也會照顧村村。孩子們都那麼鎮靜懂事，好像一下子長大了，我感到既高興又難過。
    一丁、一毛走後，我問怡揩：“你給準備語錄牌了嗎？一人一塊，糊上紅紙，寫一條毛主席語錄？”怡楷“哦”了一聲：“我都忙忘了。我到學校木工房撿了一塊小木板。不知塞到哪兒了。紅紙是從系辦公室拿的，他們有的是，準備隨時寫最新最高指示用的。”一村到堆在床上的東西里翻，找到了埋在下面的木板和紅紙，又從書桌抽屜里拿來一枝毛筆和一瓶墨汁。怡楷摟着他說：“小村村，沒有你幫忙我怎麼辦呢？乾脆你告訴我，我們該用哪一條語錄吧。媽媽忙得暈頭轉向啦。”
    “媽媽，我會老師教我們的一條容易的。”說着，他就用千篇一律的唱經的調子背了起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人類歷史的動力。”
    “很好，說得對，村村。我們把這一條給媽媽用。現在你能給爸爸想一條嗎 ？”
    “我實在記不起別的了。來一首杜甫的詩怎麼樣？”
    怡楷笑了起來。“那不行，村村。必須是一條毛主席語錄。”
    “那是為什麼呢，媽媽？”
   “因為規定人人都這麼做，乖乖。讓爸爸自己去想吧。他會背好多語錄。”
    我會背的語錄確實不少，因為是規定的功課，但是我只能用一條反映我牛鬼身份的。怡楷建議用經常有人引用的關於人犯錯誤的一條：“任何政黨或個人都很難不犯錯誤，但是我們要儘量少犯錯誤。一旦犯錯誤，我們就應當改正，改得越快越徹底越好。”怡楷又說：“人們可以從中看出本人承認有罪並願棄舊圖新。其實這只是一條常識，對任何人都適用，包括發這高論的偉人。”我倆都笑了，然後怡楷用毛筆把兩條語錄抄在紅紙上，再貼在木板上面。
    時候已不早，該送一村去幼兒園了。怡揩問一村要不要玩馱馱背。孩子悄悄地說：“我要跟爸爸玩馱馱背。我們好久沒玩過了。”在即將長期分離的前夕，這一點要求太微不足道了。怡楷輕輕地哄他說：“村村乖乖，爸爸得挑你的東西。讓媽媽背你好嗎？”我生怕孩子會哭鬧，可是他一聲不響就順從了，我覺得更難過。我用一根扁擔，一頭挑着孩子的鋪蓋捲兒，一頭挑着一個裝滿他的衣服和鞋、還有零星用品的旅行包。我走在怡楷身旁，她背上背着我們的小兒子。夜晚黑沉沉的，我們默默地走着。有一次我輕輕地喊了一聲“村村！”他也輕輕地回答：“爸爸！”我們再也沒開口。
    我們到了幼兒園，值夜班的阿姨咕噥着怪我們來得太晚了。我們趕忙打開孩子的鋪蓋捲兒，鋪在地板上兩個小朋友中間，幫他鑽進被窩。臨走經過兩個大孩子睡的屋子，我們探頭看到另外兩間的地上，一丁、一毛分別睡在別的孩子中間。回家的路上，我們倆攙着手，默默地走着。回到屋裡，怡楷說：“不早啦，你該走啦。以後幾天要走好多路哩。我多想知道我們有什麼奔頭兒。沒關係，至少咱們走在一條路上”她把幾個巧克力色的饅頭放進我的手提包里，又遞給我語錄牌，我就走了，讓她孤零零收拾凌亂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和“棚友”們背上掛着語錄牌的背包列隊走到球場，分別插入各單位的隊伍，排在革命師生後面，成四路縱隊。怡楷和外語系女教師在一起，離我不遠。大隊走出校園，留守人員組織了家屬在路邊列隊“熱烈歡送”，敲鑼打鼓，呼口號。突然間，我在人群中看到我們的三個孩子站在一起，身上穿着臃腫的棉大衣，在幼兒園老師們帶領下，和其它孩子們一起，揮動着小胳膊，喊着口號。“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萬歲！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我們從他們眼前走過時，一丁、一毛激動地喊着：“媽媽，再見！”“爸爸，再見！”小一村光發呆，拖着鼻涕。怡楷快步走過去給他擦了鼻涕，又小跑着回到隊伍里。我們已經向前走了一截路，聽見小一村使勁用他的小嗓子喊着：“媽媽，再見！爸爸，再見！”怡楷掉過頭去向他揮手。我咬着牙只顧向前走，眼睛盯着“狗叛徒”吳老背包上的語錄：“所有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響應“四個偉大”金口玉言的號召，全省頭號大學的師生員工，三千之眾，浩浩蕩蕩走上新“長征”的道路，人人背包上都掛着毛主席語錄牌。一路上，紅衛兵帶領大家喊口號，唱革命歌曲。沿途居民奉命在馬路兩邊列隊歡送，用相同的口號歡呼他們“史無前例的革命行動”。有一個老大娘指着走在我前面的吳老和姚主任，對身邊的另一個老大娘大聲說：“你瞧，白頭髮老頭子！他們也跟着跑！哎呀呀！”一輛大板車，一般都是馬拉的，卻由張校長拉着，車上裝的是輜重和紅衛兵頭目的行李。一輛空蕩蕩的校車慢慢地跟在隊伍後面，作為病號的“救濟車”。
    大隊蜿蜒前進，像一條有幾千雙腳的巨龍。據說這條巨龍正在進行一次歷史性的長征，但是沒有人真的知道它是奔向何方。中午，又累又餓的長征隊伍到達肥東縣，有大學食堂的廚師備好的午飯。飯後，紅衛兵和革命教師為當地居民表演“忠字舞”，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牛鬼蛇神”不配跳忠字舞，由紅衛兵押解到十字街頭表演批鬥，由高頭大馬的張校長扮演頭號活靶子。小城的居民似乎欣賞“牛鬼戲”遠勝過忠字舞。本省頭號大學的校長做痛心疾首的檢討，他們聽了都紛紛鼓掌，而不喊“打倒”什麼的。
    當天下午又走了二、三十里，日落時分到達撮鎮，在當地中學過夜。外語系十幾名“牛鬼”以一間教室暫作“牛棚”。晚飯後第一件事，處理腳底上的血泡。我不知怎麼辦，郭副書記說那是他的拿手好戲，他是當步兵時學會的。他用一根乾淨的縫紉針挑破我雙腳上的血泡，再貼上小繃帶，明天我就可以重上征途了。這時候，兩名紅衛兵走進來，組織我們學習。其中一名指着吳老問道：“你從今天一天的新經驗中學到了什麼？”“我真心相信這是一次偉大的創舉，”白髮蒼蒼的老共產黨人非常認真地答道。“在行軍的路上，我邊走邊想那些參加長征的英雄。我從他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中汲取力量。他們不怕疲勞，不怕犧牲，克服一切困難，去爭取勝利。跟他們比起來，我的困難算得了什麼？有一點兒疲勞，腳上打了幾個泡，算不了什麼。這趟長征一定會把革命帶進我的靈魂深處 ”
   他充滿革命激情的發言被紅衛兵打斷了：“很好，你們自己討論吧。別出去。”他們急急忙忙出去和同夥們發掘小城的夜生活了。
    第二天，行軍路上的情況差不多，除了一個小插曲。早上走了十來里路之後，走在我身旁的老郭突然“哎唷、哎唷”地呻吟起來。“哎唷 我肚子、肚子疼。”
    我大吃一驚，連忙問他：“老郭，怎麼啦？我去找紅衛兵聯絡員請校醫來。我看見有隨隊的校醫。”
    “不用，不用，是我的胃潰瘍。”他邊說邊用一隻手按在胃部。“我需要吃一點硬東西把痛壓下去。自從在部隊裡得了這毛病，每次犯病都是這麼辦的。醫生沒用處。”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還有一丁做的巧克力色的饅頭。我掏了一個出來，遞給他。我抱歉地說：“樣子難看，老郭。丁丁做的，鹼放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吃下去。”
    “啊，正是我需要的，謝謝，老巫，謝謝！”老郭痛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鹼能治我的胃痛。”饅頭梆硬，可是病人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又挺起腰繼續“長征”。
    當晚，我們在巢縣的一個中學一間教室宿營。老郭又動手處理了我腳上的血泡。晚飯後，兩個紅衛兵又來主持我們的政治學習。
    “吳某人，你今天覺得怎麼樣？”
    “長征確實對我、對我的思想改造，非常有好處，但是，我也得承認我累極了，腳上的血泡疼極了。我到底上年紀啦。”
    “你覺得你明天還能走嗎？”
    “我想我可以試試看”老吳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不用試試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當我們是什麼人，嗯？別忘了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對你們牛鬼，我們也是按革命人道主義辦事的。明早再看吧。”
    早晨開拔之前，紅衛兵通知老吳上救濟車。當晚到含山縣城過夜，同一個紅衛兵又問他：“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好多啦。我衷心感謝毛主席和紅衛兵小將們對我這樣寬大。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
    “很好嘛。你明天能走嗎？”
    “噢，我很願意走，不過我腳上的血泡”
    “那麼你還想搭校車？”
    “要是紅衛兵小將批準的話”老吳陪着笑臉說。“原來是這樣！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的車，還想再享一天的福。什麼‘感謝黨的寬大'，什麼‘加強思想改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想糊弄誰啊？你別倚老賣老，得寸進尺！好好反省一下，明早交一份檢討。”
    當夜，在我們借宿的縣立中學禮堂的講台上，吳老戴上老花眼鏡，在暗淡的燈光下寫了檢討。早晨出發之前，他向紅衛兵交上“家庭作業”。年逾七十的老共產黨人一瘸一拐地走完了最後兩天的長征，這時候校車上，除了兩個生病的女教師之外，空空如也，慢得像一輛靈車。
    十二月二十五日，長征大隊到達目的地、霸王別姬的烏江。革命師生按系別分別住在公社各生產隊貧、下中農家。校管專政對象減為二十人，連我在內，被關押在鎮上一家老當鋪的庫房裡，當上了名副其實的抵押給命運的人質。住定以後，放假一小時，上街採購生活用品。我走進百貨公司去找牙膏、香皂，碰上怡楷，在沒人注意時小聲說：“聖誕節快樂！”她聽了兩眼發亮。很多天以後，我才有機會再見到她。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四個偉大”七十五歲生日。當典“牛棚”里四名小組長開會研究決定，為了慶祝偉人壽辰，我們除了吃長壽麵，別無良策。採購員還是我。我上街買了十斤水面、十斤醬肉、二十個雞蛋、四斤新鮮菠菜。棚友中有兩位烹調能手。他們把醬肉切成薄片，在兩個洗臉盆里排成向日葵花瓣，當中放一個煮熟的雞蛋黃，構成一幅群眾心向“紅太陽”的畫面。大家飽餐了一頓，準備好好睡一覺，恢復疲勞。不料，值班的紅衛兵晚飯後回來，把我們狠狠訓斥了一通，罵我們以慶祝毛主席壽辰為藉口，滿足我們腐朽的口腹之慾。他大罵時，唾沫四濺，酒臭薰人。
    第二天早飯後，我們二十人分成四組，由紅衛兵押解到小鎮的大街上，為本鎮居民搞批鬥演出。校長、副校長、校工會林主席、和我為第一組，站在鎮中心的百貨公司門口。這是鎮上一天最熱鬧的時候，街上擠滿了附近地區趕集的農民，為我們提供了不少觀眾。演出還沒開始，站在前面的兩個男小伙子拉瓜了起來。
    “嘿，搞啥名堂？”
    “安徽大學紅衛兵演出批鬥牛鬼蛇神 。”
    “牛鬼在大學都幹了些什麼？”
    “干反革命！干修正主義！”
    “他們搞那個幹啥？”
    “別犯傻。是劉少奇讓他們幹的。”
    “那毛主席怎麼不管呢？”
    “別講蠢話。”
    “他們到底幹了什麼呢？”
    “別問我。紅衛兵會讓你明白的。你好好看，好好聽。”
    主持批鬥的紅衛兵首先宣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威力、毛主席各項最高指示的絕對權威。接着他解釋安大三千師生長徵到農村來，是為了貫徹毛主席關於“斗、批、改”的最新最高指示。第一步就是鬥爭隱藏在大學裡的“牛鬼蛇神”。然後，他從張校長開始，一一痛斥我們四人的罪行。他不時停下來，責令被批的低頭承認自己所犯的罪行，包括藉口慶祝毛主席生日大吃一頓。演出結束時，觀眾和革命小將、“牛鬼蛇神”一起高呼口號，不外“打倒”和“萬歲”，如此等等。後來的幾個月裡，類似的演出成為標準的保留節目。

二

過了幾個星期，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單位接受管制。冒教授、孔教授、和我走到離鎮四、五里路的南莊生產隊，住進外語系的“牛棚”。這所磚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媽的前夫是富農成份，雖然早已去世，而且她也改嫁了一個老貧農，她卻仍算富農。革命師生，主要是十幾名俄語一年級學生，都住在貧農家裡，“牛鬼”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農家裡。湊巧也只有這一家有一間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牛鬼”組長是一位俄語教師，本來是個積極分子，由於歷史問題也被圈了起來。鋪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經有九名“牛鬼”的鋪位，組長把我們新來的三個插在他們中間，每人鋪位不到一米寬。兩名紅衛兵睡在廚房裡一張竹床上，正對着無門的“牛棚”，就近看管。我們每天清早首先列隊走到村子中心的“忠字牆”，牆上繪有“四個偉大”的巨幅肖像。十二人在牆前站成一排，大聲背誦集體認罪書，懇求“大救星”寬恕，並保證徹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牛鬼”和革命師生在同一個伙房用餐。做飯的是學校學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廚師，胖得流油，煙不離口，每天有兩名“牛鬼”幫廚。他用一個長柄大勺從大鐵鍋里把菜舀到我們碗裡。可是，每餐前，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請示”，對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背一條毛主席語錄。吃完飯後，再回到像前“匯報”，高呼“毛主席萬歲！”
    南莊有二十多戶人家。由於地理位置好，水稻旱澇保收。小山上還有一座桃園，每年可以收幾百斤大甜桃。另外，每年養幾百隻鴨子，中秋節前後就沿江而下趕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銷售。全村絕大多數人家都是貧農，只有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大家笑稱“地主”，因為他父親當年是個地主，“解放”後被鎮壓時他還是個小孩。正是這名“地主”被共產黨員生產隊長委以統率鴨子大軍的重任。婁隊長四十來歲，身材短粗，話不多，受到全體社員的敬愛，因為他有能耐保證他們有較好的收入。他尊重打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旗幟下來的工人師傅，常和他們一起喝酒。有一次，三杯下肚，工人師傅老李，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問他怎麼能把這麼重大的責任交給一個“地主分子”。隊長直截了當地答覆了他：“他在行，幹得好。”他對大學來的人都很客氣，不管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每逢紅衛兵為生產隊舉行“牛鬼”批鬥演出，他應邀發言，就批評挨斗的“牛鬼”不重視農民的艱苦勞動。“你能吃你在一張紙上圈圈畫畫的字嗎？”他總這麼問，挨斗的也總回答說“不能吃”。但是，儘管他的兒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樣掙錢，他卻堅持讓他繼續上學，好學會“在一張紙上圈圈畫畫”，因為他自己由於不識字上過當、受過騙。
    社員們不明白大學的師生所為何來，因為他們好像啥也不“干”，儘管工人師傅和紅衛兵一再宣稱他們是來進行教育革命，同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每次大會上都高呼“向貧下中農學習！”和“貧下中農萬歲！”的口號，但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貧農，以講老實話聞名的，卻對紅衛兵說：“萬歲”得好！誰能讓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龍寶座，又讓你們小少爺們鬧革命，若是沒有世世代代的農民“萬歲”？有些紅衛兵在背後罵他“思想反動”，但是他們拿他沒辦法，因為他們下來是向貧農學習的。
    農曆新年快到了，社員們忙着準備過年。本村的裁縫挨家挨戶給孩子們做花花綠綠的新衣服，屠戶給每家殺一口豬，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黃豆做豆腐。孩子們歡天喜地地玩鬧，嘴裡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家家戶戶大門上貼上了寫在紅紙上的春聯。文革以前，人家往往選用吉祥如意的對聯。現在報紙上推薦了符合時代精神的新春聯。我們的女主人不識字，又不放心自己的階級成份，找我給她選一副無人可以挑錯的。為了讓她放心，我選了萬無一失的口號“共產黨萬歲”和“毛主席萬歲”，又請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書法寫在紅紙上，再貼在大門上，也許可以辟邪吧。
    與此同時，據說為了嚴防階級敵人在節日期間搗亂，紅衛兵不時舉行批鬥“牛鬼”大會，打亂了社員們準備過年的熱鬧活動，也更加襯托出我們賤民的處境。春節前幾天，怡楷來看我。她住在鄰近的生產隊劉莊，每月一次來送生活費，這時候已減到十五元。她告訴我，有規定，節日期間，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學校的女教師回家過節。我們的三個孩子都留在學校，舉目無親，她認為她最有資格回去一下。但是，這個機會卻給了“小辣椒”，她的兩個孩子有她母親住在一起照料。她嘆了一口氣：“政治掛帥，連這件事也不例外！”
    然後，她給我看一丁寫來的信，是用鉛筆寫在一張從筆記本撕下來的紙上的。他的字體比蠅頭還小，密密麻麻，我仔細琢磨了一會兒才看明白。原來他等我們走了一周之後才有機會回家。不料學校已經派人用一根大釘子把大門釘死，據說是怕小偷撬門。幸好鄰居有人在家，他們家的涼台和我們家的相接，他就從鄰居家翻涼台過去。一進門，他就發現媽媽特地從市內長江飯店為他們買的小蛋糕都壞掉了，他只好忍痛扔進垃圾箱。又過了三天，他再回家，哪知道更壞的事情在等着他。屋子裡滿地是水，是從樓上人家流下來的，他們白天外出忘了關水龍頭。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掃到樓梯上。然後，他一個人，使出吃奶的力氣，從床底下把幾個泡在水裡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他又用洋灰在大門口外面築了一道小小的防洪“堤壩”。一丁這時剛十三歲，身材矮小，不過是個大孩子，卻被時代“逼上梁山”為父母分憂了。
    他又講了幼兒園裡的情況。廚師劉叔叔讓他幫廚，給他一些額外的東西吃。妹妹和弟弟都很好，只出過一個小事故。也不知是吃的東西不合適，還是夜裡着了涼，一村夜裡拉肚子，把床單和褥子搞得一塌糊塗。阿姨罵了他一頓，嚇得他直哭，又讓一毛把床單和褥子抱到廢棄的游泳池去洗。褥子在水裡變得很沉，一毛被拽下水，幸虧有一個過路的人把她救出。不過，現在都好了，媽媽不用煩心。怡楷被這小事故嚇了一大跳，就把信拿去給工宣隊師傅看，滿心以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節日回家一趟。“你能想象那傢伙看過信說什麼嗎？”她激動了。“他說：‘李怡楷，你聽我說。你兒子確實把家庭瑣事給你寫得很詳細，但是沒有一個字講他怎麼學習毛主席著作。最要緊的事，不是和他們一起過年，而是在他們腦袋裡裝滿毛澤東思想。'第二天，他自己就帶着幾隻活雞過江，回馬鋼和家人一起歡度春節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們捏了一把汗。“樓下鄰居吳阿姨也和你們一道去烏江了，留下兩個男孩讓老人帶。老人不識字，所以吳阿姨有信來由我念給他們聽，回信也由我寫。後來有一個同學對我說，‘吳阿姨已在烏江被揪出來了，是歷史反革命，而你還為他們家通風報信，家屬委員會已經提出你的問題了。後來我就沒再去過吳家念信寫信。媽媽放心吧。'”天哪，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差點兒也會掉進“無產階級群眾專政 ”的虎口！
    春節過後，社員們開始準備春耕生產。我們上午下地，和社員們一起勞動。下午政治學習，為“落實政策”做準備。紅衛兵和工宣隊師傅們不時找我們單獨談話，或是在會上告誡我們要“竹筒倒豆子，徹底交代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重複到讓人作嘔的程度。四月的一個雨天，我們被領到鎮上的舊戲院參加全校大會。一個破敗污穢的場所給安大的師生員工擠得水泄不通。舞台上方掛着一條大紅布的橫幅，上面有用墨筆寫在八張正方形白紙上的特大號大字：安徽大學寬嚴大會。軍宣隊頭目、校革命委員會主任主持會議，首先宣講 “在當前政治運動中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經被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的革命群眾揪了出來。”他宣稱，舉行寬嚴大會將把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證明黨的政策無比英明正確，最後號召罪犯走坦白從寬的生路，不要走抗拒從嚴的死路。
    接着，工宣隊頭目宣布四個從寬和從嚴處理的名單。從寬處理的第一人是化學系助教、牛鬼大隊王大隊長。反右運動中，他在復旦受過批判，但並未劃為右派，後來由於人事工作中的錯誤，他被誤認為右派，應予平反。據稱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從寬處理的第二人是老黨員、副校長。他在學生時代被國民黨警方逮捕，曾供認自己的共青團員身份。這是個早已處理過的陳年舊案，本人也從未否認過。他的寬大處理包括：從行政九級降至十八級，重新分配到數學系當行政助理。從嚴處理的第一人是老黨員、孫教務處長，和我有“同棚”之誼。他早年參加革命也有被捕的遭遇，現在人家拿出一張國民黨時期的舊報，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產黨員退黨的聲明，名單中有一個名字和他的一樣。他一直矢口否認他當過叛徒。他的處分是撤消原職務和行政級別，每月發生活費三十元。
    這時候，工宣隊頭目大聲吼叫：“把反革命敵特帶出來！”全場騷動，大會進入高潮。兩個武裝的彪形大漢把一個剃光了頭的小老頭子推到舞台中央，老人低着頭。一個大漢喊道：“抬起頭來，沈瞎子！”我一眼看出，從上次在校園裡的批鬥會以來他衰老了許多，我的心往下一沉。隨即我聽見工宣隊頭目宣讀他的罪行和對他的判決書。他的罪狀包括：11937年為國民黨情報機關工作；2文革期間瘋狂反撲，多次張貼小字報抵賴自己的罪行。由於反革命敵特頑固不化，判處勞動改造五年。工宣隊頭目問他：“你認罪嗎？”沈講師搖搖頭說：“不，我沒有犯”沒等他把話說完，觀眾發出了雷鳴般的怒吼：“打倒沈瞎子反革命！”武裝的彪形大漢一面往他手裡塞一枝鋼筆，一面說：“不管你認罪不認罪，你在逮捕證上簽字。”瞎子尖聲喊叫：“我不簽字。反正我也看不見。”武裝大漢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食指按進一盒印泥，然後捺在逮捕證上。沈瞎子成了阿的接班人！革命師生員工又喊了一陣口號。宣判後的罪犯被武裝大漢拖下舞台。
    我跟着擁擠的人群慢慢走出了會場，看見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輛卡車上，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擺布的厄運，儼然是對那些把他推入這個深淵的力量的無言的譴責。革命師生、工宣隊、軍宣隊熙熙攘攘從他身旁走過，有說有笑，仿佛剛看完了一場輕鬆的演出，現在該去小館子飽餐本地風味了。
   
三
   寬嚴大會標誌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一個新階段。牛鬼重新按系別集中在烏江中學。教室暫作牛棚兼斗鬼場。為了從寬或從嚴處理作準備，人人輪流作最後的坦白交代，由“棚友”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後矛盾的地方，再作補充。一周之後，大多數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文革語言稱之為“回到革命群眾中去”，聽候處理。各系牛棚解散，“牛鬼”也分散住到社員家。
    冒教授和我相依為命仍住原處，由俄語一年級學生陳宇監管，三人各睡一張竹床。這位紅衛兵愛讀中外文學作品，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兩位文學教授夜話，也是“斗、批、改”的意外收穫。冒老是名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後裔，家學淵源，又畢業於俄文專修館，精通中國古典和俄羅斯文學。他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有說不完的文壇佳話和個人軼事，背不完的古典詩詞，再加上他本人和錢鍾書唱和的舊體詩，聽得小陳入迷，有時忍不住哈哈大笑。幸好我們的富農女主人和貧農男主人，一天勞動下來，一夜呼呼大睡，不受干擾。
    小陳貧農出身，粗眉大眼，性情耿直，不會溜須拍馬。他晚上回來往往講一段他和工宣隊師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戰。林師傅不但對“牛鬼”嚴格要求，對紅衛兵的思想和閱讀也抓得很緊。有一天晚上，一進門他就興奮地說：“今天下午我碰見林麻子。他看我手裡拿了一本書，馬上就問：‘小陳，你在看啥書？'”我說：“《紅樓夢》。”他說：“那是啥玩意？你應當學習毛主席著作嘛。”我回答他說：“這是毛主席推薦的偉大古典小說。”他說：“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樣偉大，對嗎？”“我不相信他自己讀毛主席著作，靠他識的那幾個大字，哈哈！”小陳還告訴我們，工人師傅多半酗酒，晚上往往在一個本地幹部家喝白乾，經常酩酊大醉。零買來的酒一般裝在用過的生理鹽水瓶里。有一次，林麻子在路上看到另一個師傅從鎮上回來，手裡提着一個裝得滿滿的鹽水瓶。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那人跟前，一把搶過瓶子，拔下橡皮塞子。“我想喝一口想得嗓子冒煙了。你可別攔我！”說着，他把瓶子倒舉起來，猛喝了一口，馬上又噴了出來。“你他媽的！這是什麼臭玩意兒？”那個師傅哈哈大笑：“給我爐子喝的煤油！活該，你他媽的貪嘴的麻豬！”笑話馬上在社員和大學生中傳開了。小陳最後說：“他們怎麼能找到時間讀書，即便他們想讀？”
    有一天很晚了，老冒和我已經上床睡覺，小陳還在暗淡的電燈下看書。林麻子突如其來光臨，滿嘴酒臭。“小陳，你在看啥書？”
    “郭沫若寫的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小陳回答，他想這次大概沒問題吧。不料師傅又問他：“你為啥不讀毛主席著作呢 ？”
    “林師傅，這是毛主席自己推薦的，而且是《毛澤東選集》的 附錄。”
    “它可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樣好嗎？嗯？”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化身走後，只聽小陳憤慨地自言自語道：“老天爺，這些傢伙能領導‘文化'革命嗎？”
    第二天夜晚，小陳正在燈下入神地看中譯本的歷史小說《斯巴達克斯》，突然聽到鄰居家的狗叫。他急急忙忙把書塞到枕頭下面，打開了桌上的一本《毛澤東選集》。林師傅進來，看見他正在研讀天下唯一值得閱讀的書，滿意地宣稱：“小陳，我很高興看到你聽我的話讀毛主席的書，我真高興！我認為，沒有任何書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記住我的話，小陳。”他一走，小陳忍不住要和我們分享他的樂趣。“老冒，老巫，這簡直太妙了！我正在緊跟着斯巴達克斯騎在馬上飛跑，逃避敵人的追捕，這時候突然聽到鄰居家的狗叫。我的心跑得比斯巴達克斯的馬跑得還快。啊，多精彩的冒險！”
    這個期間，怡楷有時從劉莊上烏江鎮，來迴路上往往來看我一下。小陳一見她來，就說有事到村子裡去。我倆喝杯綠茶，講點閒話，談談不在身邊的孩子，或是揣測我們的前途。她每次都帶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幾塊茶乾，她知道我愛這些小吃。她也跟我講她住在一個貧農家的故事。主人老劉兩口子待人很好，但是作為“牛鬼”家屬，她受一個俄語女生監視。兩人合睡一張不寬的竹床，這位“巾幗小將”占了靠牆的一邊，睡得穩穩噹噹，讓老師夜夜冒一翻身就會掉地的危險。更糟糕的是，夜裡耗子在床上跑來跑去。“有一夜，兩隻耗子在我臉上打架，把我驚醒。我驚叫了一聲，吵醒了女將。我趕忙說對不起。她只說怕耗子是‘缺乏革命性'。反正我從來就沒有‘革命性'。第二天早起，我到水缸去舀水洗臉刷牙，看到水面上漂了一隻大耗子。這次我沒驚叫，跑去叫老劉來看。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來，扔進垃圾堆。他說：沒什麼新鮮的。下次政治學習會上，我的‘床伴'揭發我膽小不如鼠，抵制貧下中農再教育。”有時候，她的好友、俄語女教師江楠和她一道來。我們的談話題目離不開“牛鬼”會如何處理。怡楷和我早已習慣於黨的反覆無常，不再為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操心。可是江楠憂心忡忡，因為她的愛人、老黨員、校工會林主席在寬嚴大會上被宣布有嚴重問題，被押回校園單獨監禁、嚴格審查。怡楷和我儘量安慰她，說他的問題一定會順利解決的，雖然我們的樂觀是沒有根據的。
    社員們忙於春耕春播，革命師生呆在屋子裡沒完沒了地東拉西扯談論教育革命。紅衛兵頭目不准老冒和我參加討論，命令我們二人執行生產任務，去生產隊指定的一塊地上種白菜，供食堂用。冒老從來沒下過地，何況步履蹣跚，所有翻地、種菜、挑水、挑糞的活兒，理所當然都是我份內的事。他老人家高興時，幫我澆澆水、施施肥。其實，巴掌大一塊地，能有多少活兒。閒下來，坐在田頭，目標太大。我心生一計，我倆還有看菜地的任務，於是在一處田埂下面挖了一個洞，面向菜地，寬大足以容二人並坐。小小天地，不啻紅色海洋上的一葉方舟。冒老大喜，稱之為“二牛桃花源”。我幹活時，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煙養神，或小睡片刻。我無活可干時，二人促膝談心。他的話匣子一打開，你休想關起。這時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北平攻讀俄語，因為系出名門，又人才出眾，隨意出入豪門。後來出使莫斯科，詩酒風流，名噪一時。此刻置身“桃花源”里，遠離批鬥會的唇槍舌劍，冒老講起往事來，津津樂道，毫無愧色。
    有一次，我有心跟他開玩笑，就繃起臉來給他上了一課。“老冒，我看你的思想改造開倒車啦。你念念不忘你過去腐朽糜爛的生活，說得津津有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足以證明你堅持反動立場。老冒，我看我非揭發你不成啦。”
    他也一本正經地答道：“老巫，我低頭認罪。我兒子在家裡也控訴我犯有同樣的罪行。他經常讓我在毛主席像前低頭認罪。我就合着他，就如同他小時候我哄他玩兒一樣。有一天，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我覺得他搞得太過分了。我說：‘你小時候，我從來沒讓你給我、給祖宗磕過頭吧，有沒有？這是老封建嘛。'他可樂了，他說：‘老封建，算你說對了！對你再合適不過了，你是封建餘孽嘛。用你教我的一句話，這叫做‘以毒攻毒'！別廢話，跪下，向毛主席請罪！'”我聽了一驚，追問道：“老冒，你到底跪了沒有？”
    “跪啦。我一想，‘六六'那天夜裡，咱們幾十人被趕到廣場，在大庭廣眾之中罰跪。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又有何不可呢？二話沒說，我撲通一聲跪了下去，等我愛人喊我們吃晚飯，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來了。還是兒子過來扶起我。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吃了一頓我愛人做的好飯菜，兒子還給我倒了一杯紅葡萄酒哩。多荒唐的鬧劇！”我又接着批他：“老冒，你不但堅持反動立場，更嚴重的是，你玩世不恭！”
    他理直氣壯地答道：“難道你不是嗎，老巫？這個年頭，除了玩世不恭，你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我跟他說我大半生的遭遇和他的有天壤之別，我沒有資格玩世不恭。我給他講北大荒勞改營的故事，還有清河勞改農場餓莩遍地的景象。一半或許因為他本人是書法家的緣故吧，聽我講起一個年青書法家活活餓死的事，老人家泫然涕下了。可是，他隨即倒打一耙，故作正經地說：“老巫，你的話我一句也不信。你很清楚，我們黨一貫堅持革命人道主義，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三令五申。抗日戰爭期間，從來不許虐待俘虜。解放戰爭時期，政策也完全一樣。勞動教養分子怎麼可能受到虐待，甚至活活餓死呢？我看，要麼是你憑空虛構，要麼是你神經錯亂。我看我非得檢舉你不成啦。”說完，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政治學習的題目是如何貫徹“四個偉大”關於幹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廣大幹部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勢在必行。工宣隊、軍宣隊頭目熱烈讚揚偉大領袖這一偉大戰略部署的深遠意義，號召廣大教師爭取“光榮下放”。人人表態熱烈響應號召，可是人人都惟恐這一“光榮”落在自己頭上。實際上，下放對象限於那些解除專政的“牛鬼”、尚未解除專政的“牛鬼”家屬、還有工宣隊的眼中釘。怡楷在劫難逃，早在5月10日公布名單之前就是公開的秘密了。當晚，怡楷來給我“報喜”。第二天早晨，學校派大卡車送這些“光榮榜”上題名的選民返回校園，收拾行裝。我只能眼睜睜看着她受我株連，被迫獨自帶三個小孩流放農村，比起十年前來更是每下愈況了。我對這“偉大戰略布署”感到茫然，我也無言可告慰我的妻子。我送她走回劉莊，在黑暗中無言地告別。

四
    怡楷一走，日子就更難過了。“斗、批”搞得差不多了，坦白交代也完事了。閒下來，我將被如何發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或許為了改變單調的生活，七月一個大熱天我突然發高燒。路過的校醫來看過兩次，給我吃了一些退燒的藥，燒不退反而上升。最後他決定送我去鎮上的衛生院住院治療。正當我掙扎着從竹床上坐起來，準備走，怡楷突然牽着一村出現了。這是我六個月來第一次看見這孩子，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淚。我又躺倒在竹床上。一村來到我跟前，從襯衣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層又一層的紙，然後用兩個小手指撿起暗藏的寶貝，放進我嘴裡。“我盒子裡最好的一塊糖。我留給你，爸爸。好吃嗎？”我只能點點頭，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
    “你怎麼回事兒，寧坤？”
    “我發了幾天高燒。你進門時我正在準備去醫院。你怎麼會知道我病了，怡楷？”
    “我不知道。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一村幾天前從合肥回家了。我就想帶他來看你。你們好久沒見了。校醫怎麼說？”“無名病毒感染什麼的。讓我去住院。”
    怡楷看見我走不動，就把我放在自行車上推到鎮上去，把一村託付給金大媽。我住進已經有十幾個病人的大病房。院長李大夫新近解除專政，給我檢查了一下，沒做什麼診斷。在幾天滴注抗生素之後，我退燒出院，怡楷才帶着一村回 她“光榮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個下午，烈日當空，一丁突然出現在我屋裡，汗流浹背。“一丁，怎麼回事兒？”我驚慌地問他。“你怎麼會一個人跑來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來了個工宣隊師傅教媽媽趕緊回去。我在香泉中學寄宿了一陣，可學校因為鬧大水不能按時開學。食堂關門，我沒處吃飯，只得回生產隊，在鄰居孫奶奶家搭夥。她沒多少東西給我吃，我一個人也孤單，我就決定來找你。你看他們能讓我呆下嗎？”
    “你當然呆下。”小陳插話。
    “好，那就解決了。”我放下了心。“你說說你怎麼來到這兒的。”
    “我走來的。”
    “走？多遠？幾個鐘頭？”
    “四十來里，我估計。我歇息走走。出門很早。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剛十三歲，大熱天在路上走了六、七個鐘頭。金大媽對孩子的毅力感到驚訝，給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飯。當天夜裡他發高燒，第二天上午小陳帶他去看校醫，拿了一包複方阿斯匹靈和治中暑的草藥。幾天以後他好了，小陳帶他去駐馬河游泳，那是與劉邦爭天下的楚霸王的大軍飲馬的地方，小陳順便給一丁上了一堂歷史課。
    一丁的到來不僅讓我重享片刻的天倫之樂，也豐富了老冒和小陳的生活。我和頭生的孩子分離大半年了。他長大了一點，但是由於營養不良，跟同年齡的孩子比起來還是矮小。他是自己學會游泳的，現在又有小陳樂意當他的教練。我感到更高興的是，小陳像個大哥哥一樣對待一丁，從來不讓他覺得他爸爸是歸他監管的“牛鬼”。夏天下午很長，沒有學習或勞動時，我們就都躺在涼床上（一丁和我睡在一起），小陳帶頭，大家輪流朗讀一篇魯迅作品，一丁也參加。有時侯，我們會中途打住，議論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個論點。
    一丁天生不愛多話，可會講故事，幾個月的幼兒園生活給他肚子裡裝滿了故事。有一天，他講給我們聽：“一天早晨，過了早飯時間，阿姨發現我屋裡所有孩子都還在呼呼大睡。等他們都睡醒起床，阿姨問他們為什麼沒準時起床。他們都說巫一丁講孫猴子的故事，一直講到很晚。”
    我焦急地問他：“你犯規挨罰了嗎？”
    他笑笑說：“有那麼點兒。老師們罰我白天輪流給各個班講。”
    小陳高興地說：“那太棒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讓那些被父母親丟下的孩子們開開心。我一向喜歡看《西遊記》，不過我好久沒看過了。一丁，你也講幾段故事讓咱們開開心吧。”
    我不放心就問他：“小陳，這能行嗎？” “沒問題。孫猴子是毛主席表揚的革命者典範。紅衛兵人人都要向他學習。講吧，一丁，講金猴的故事。”這樣一來，在讓人懶洋洋的炎夏的下午，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講童話，讓三個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蕩的成人開開心。
    有一天下午，一丁正在講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林麻子闖了進來 。“你們在幹什麼？”他聲色俱厲地問道。
    “這是老巫的兒子，林師傅，來看他爸爸的。他正在給我們講一個孫悟空的故事。”小陳回答。“您知道，毛主席十分推崇《西遊記》。”
   “我知道。不過你不應該跟歸你監管的對象在一起玩鬧。你應當監督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對這孩子也適用。”
    小陳晚飯後來，面有慍色。過了一會兒，他低聲說：“林麻子決定不讓一丁再呆下去。對你的思想改造不利，對孩子也沒好處，他這麼說。”第二天一早，一丁搭小輪去裕溪口，再坐火車去合肥找媽媽，她還在那裡看護一毛。
    一丁一走，我們的生活又回到單調的老一套：一日三餐、偶爾的政治學習、菜地澆水施肥。白菜出現營養不良的跡象，紅衛兵頭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菜倒是長得快一些，不過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菜葉子已經由綠變紫了。胖廚師看了一眼就說：“你們把這個送到這兒來幹什麼？這哪是蔬菜？明明是劈柴嘛。抬走！”於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們的勞動果實送進垃圾堆。我覺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處理的廢品。
    秋天的一個上午，我正在幫廚，當時全系的革命師生就在附近的公房裡開會。突然間，我看見一個男社員從不遠處的東郢村朝着公房跑過來。過了片刻，我看見本系岳副書記從公房出來，跟着那個社員向東郢飛奔。顯然出了緊急事故。到底出了什麼事呢？我納悶兒。革命師生散會後來伙房吃午飯。他們激動地談論着，原來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員家上吊死了，我聽了大為驚駭。下午，我看見在伙房的牆上和門前空地上貼滿了寫在黃紙上的標語：
    江楠畏罪自殺
    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現行反革命死了活該
    一張蘆席裹了當狗埋
    我聽慣了文革誇大其詞的革命辭令，並沒把這些標語的惡毒語言當真。可是，兩天之後，話傳開了：江楠的墳被盜了，她的屍體確實是用一張最便宜的蘆席淺埋在一個墳坑裡。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盜走之後，屍體就暴露出來，然後有人又挖了幾鍬土蓋上。又過了一天，她的墳再次被盜，這次是一條野狗把屍體咬得粉碎。社員們憤怒地質問：“這位女老師到底犯了什麼錯，就活該被野狗吃掉？我們犯了什麼錯，就該遭這樣的晦氣？”工宣隊頭目召開全系大會，宣布幾項緊急措施：（1)江楠自殺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正式宣布為“現行反革命”；（2）事件絕對保密，任何人向死者愛人泄密以現行反革命論處；（3)紅衛兵與革命教師應以毛澤東思想幫助社員破除迷信；（ 4)將對事件進行調查，任何不負責任的猜測和流言蜚語將按違犯革命紀律嚴肅查處。
    可是，社員們不受“革命紀律”約束，卻公開談論。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數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姦污，並受到威脅，她如膽敢泄露真相，他們將嚴懲她的愛人。後來，死者發現自己有孕，就向外語系工宣隊頭目請假，要找一家醫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規定，必須提供父方姓名。這頭目不但不設法幫忙，反而威脅說，如果她膽敢泄密，將以“腐蝕工人階級”罪論處。受害者走投無路，痛不欲生，曾對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愛人原來已在校園單獨監禁，但仍可由紅衛兵押解到食堂用餐。從她死後，他再也不許離開監禁室，三餐都從食堂送來。他對嚴管措施的升級措施感到驚愕，認為這是他的案情嚴重的跡象。他被蒙在鼓裡，一直到文革結束、工宣隊回馬鞍山之後。對江楠自殺的調查毫無結果，因為工人階級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過了幾年，死者“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罪行”才終於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驅散了一丁的小住帶來的曇花一現的田園生活的幻覺。我的思緒又回到十年前在勞改農場餓死的難友，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聳然、更令人痛心疾首。這噩耗很快會傳到怡楷那裡，給她沉重打擊。她們二人同病相憐，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兒同年，在一起玩得很好。仿佛有一種陰影籠罩着我周圍的人。社員們搖頭嘆息。他們再也無法了解，這麼可怕的事，怎麼會發生在用光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安徽大學？老冒和我相對無言。小陳一向大聲說笑，現在只顧埋頭讀書。有一晚，他正在讀《水滸》，忽然又聽到鄰居的狗叫。他急忙關燈，鑽進蚊帳，打起呼來。我們聽見腳步聲接近，大門吱呀一聲，又聽見腳步聲漸漸遠去。幾分鐘後，小陳從蚊帳鑽出來，打開燈，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漢中去，小聲罵道：“真他媽的討厭！”批鬥牛鬼蛇神進入尾聲，鬥爭矛頭指向青年教師，幾乎是要人人“過關”。我看到幾張給我的政治“告解神父”小馮貼的大字報，抨擊他“拜倒在極右分子腳下，喪失階級立場。”後來就輪到學生了。一個英語專業一年級的男生、貧農出身，被押到各生產隊輪流批鬥，只因為他提了一個問題：“如果說中國的乒乓球運動員獲得冠軍是由於他們學習了毛澤東思想，那麼我們怎麼解釋日本和其它國家運動員所取得的勝利呢？”他膽敢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幸好他的階級出身好，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住在南莊的好幾個俄語一年級學生都受到批判，不過小陳被整得最凶，因為他經常和林麻子頂撞。該他上場的那天，老冒和我奉命參加。秋末的一個下午，批鬥會在生產隊工具房舉行。十幾個同班同學、兩三位教師，各人自帶小凳子，在許多鐵鍬、鋤頭、柳條筐、扁擔當中找個地方坐下。林師傅坐在一張大藤椅上。牆上貼滿了“打倒陳宇！”之類的標語。空中掛着一條白布的橫幅，宣告“陳宇不投降就教他滅亡！”
    會議由小陳的同班同學小裴主持，他是班長，又是林麻子的寵信。“小陳的階級根子好，出身經濟落後的淮北貧農家庭，和我一樣。”他用老一套的階級分析開了頭。“然而由於他狂妄自大，又放鬆思想改造，他不虛心向工人師傅和貧下中農學習，反而接受資產階級文學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罪惡影響。事實上，他正在很快地陷入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泥淖。我要求他今天暴露他的靈魂，做一個觸及靈魂的檢討。”
    小陳情緒低沉，以他平常硬梆梆的口氣說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二十一歲的生命是一本敞開的書。我從來不想掩蓋自己的缺點和毛病。我歡迎我的同班同學、工人師傅、貧下中農對我的批評。”說到這裡，他的兩隻大眼睛怒氣沖沖。“但是，我絕對不是一個敵人，也不能當作敵人來對待。”
    沒等他說下去，小裴插話了。“我警告你，陳宇，這不是你虛張聲勢、美化自己的時候。你目無工人師傅，反對毛澤東思想，走得夠遠了。該是你坦白罪行，挽救自己的時候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裴。”小陳又提高了聲音。“我聽到過這些罪名加在‘牛鬼蛇神’身上。我自己也幹過。而你現在跟我這樣說！你難道不是把你的階級弟兄和敵人混為一談嗎?”
    “正是你自己敵我不分，”另一男同學、積極分子綽號“小尼姑”發言支持小裴。“黨交給你監管兩個‘牛鬼’的政治任務。而你幹了什麼呢？你變成了他們的朋友，他們的俘虜。你一次也沒有匯報過他們的反動言行。你不但不讓他們勞動，反而陪他們去遊逛散心。你不但不監督他們改造思想，反而迷戀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品味！是不是這樣？”
    “打倒陳宇！陳宇必須坦白交代，低頭認罪！”
    冒老和我身為“罪證”，如坐針氈。這時候，另一名階級弟兄拍案而起，指控小陳流傳一首他和“二牛”合寫的反詩。會場頓時變得鴉雀無聲，眾目睽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只聽小裴勒令老冒坦白交代。
    冒老毫不含糊地高聲回答：“有一個星期日，小陳陪老巫和我到附近的霸王廟去散步。我步履蹣跚，滑倒在楚霸王項羽的塑像前面。感謝小陳把老朽扶了起來。我隨口說出兩行打油詩自嘲：‘霸王廟前出洋相，教授原來是草包'。是老巫續了後兩句。”“是我，”我坦白道。“後兩句是‘牛鬼蛇神我不要，滾回人間去改造。'與小陳無關。”
    小陳發言了。“也許我對老冒、老巫寬大了一些。但是我認為我只是根據黨的政策規定給他們以人道主義的待遇。我和他們一起讀的文學作品都是毛主席推崇的經典著作。”
    “陳宇在打馬虎眼，”另一階級弟兄插話。“他不但包庇二牛的反詩，而且背給我們聽，散布他們惡毒的不滿情緒。他對這一切都沒表示任何的悔恨，反而膽敢盜用我們偉大領袖的名字為自己開脫。陳宇褻瀆毛主席！陳宇罪該萬死！”
    “陳宇不僅和牛鬼友好，而且跟他們的家屬親熱，”一名階級姐妹揭發。“巫寧坤的兒子未經批准和他們住在一起，陳宇領他去駐馬河，教他游泳。我聽那孩子叫他：‘陳大哥'，有沒有，陳宇？”
    “他確實叫了，怎麼的啦？”
    “這樣一來你就成了一個階級敵人的兒子的兄弟！”
    “那你說他該怎麼叫我？”
    “沒得叫的。首先你根本不應該和他打交道！”
    對陳宇“不分敵我”的抨擊原來只是一場前哨戰，更嚴重的罪名是反對以林麻子為代表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陳宇經常頂撞林師傅，每逢師傅用毛擇東思想幫助他。”小裴宣稱 。“不僅如此，他還散布流言蜚語中傷我們大家十分敬佩的好師傅。林師傅是工人階級代表，是毛主席派來領導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陳宇反對林師傅就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等於反對毛主席。打倒陳宇！陳宇必須低頭認罪！”
    全場高呼：“打倒陳宇！陳宇必須低頭認罪！”
    “我小時候，我爹媽總教我當個誠實的孩子，不要對他們隱瞞什麼。”陳宇好像在顧左右而言它。“後來毛主席教導我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正因為林師傅代表工人階級，是毛主席派來的，我覺得我對他也得像對我的爹媽、對我的老師、對我的同學一樣。如果由於無知或傲慢，我出於無心地冒犯了林師傅，我現在當眾向他請罪。”
    “陳宇狡猾抵賴！陳宇必須承認反對工人階級、反對毛主席的罪行！”小裴帶頭喊起了口號。
    出乎意料地，林麻子發言，收拾僵局。
    “同學們，我們大家在這裡開會是為了幫助陳宇，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我是工人宣傳隊的一名隊員；我的任務是幫助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進，而不是計較對我個人尊嚴的冒犯。陳宇讓我操心，因為他浪費時間讀什麼夢啊、樓啊，什麼郭沫若、阿，什麼魯迅和猴子，亂七八糟，全都是古人、死人。為什麼不好好讀毛主席著作呢？天下沒有比毛選四卷更好的書。我一貫跟他講的，現在我在這裡向你們大家講。小陳，回屋去，好好想一想，寫一篇自我批評。”
    我猜想，林麻子自以為得勝了，大可擺出一副寬宏大度的勝利者的姿態。第二天話傳開了，林麻子和其他工人階級代表一起慶祝他征服小將的勝利，喝了半瓶白乾。
    至於陳宇，當晚他一回到屋裡就放聲大笑；“想治我！門兒也沒有！不過你們倆得格外小心。我不信他們能拿我怎麼樣，但是他們隨時可以跟你們過不去。我必須多讀魯迅的雜文。他對那個時代和他同代人那些鋒利的批評在今天也同樣適用。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也會被打成極右的，沒錯兒！”兩天以後，小陳被分配到另外一家，和一個階級弟兄同住。老冒也搬到另一家去了。屋裡只剩下我“孤家寡人”，這家的小主人、小金把他的四柱臥床搬進來和我同住。
    外語系“牛鬼”一半已在“解放”後下放農村，剩下的五人歸一名英語畢業班男生小孫監管。他受到工人師傅信任，因為一來他出身貧農家庭，二來天生羞怯，不會跟師傅們頂嘴。他住在系領導所在的一個村子，不時把我們五人從各村集中到一起學習或勞動。他從來不教訓我們，不咋呼，不大聲說話，而且動不動就臉紅。晚飯後他往往來找我，陪我去散步。他說，他對我的事一清二楚，因為他聽過我的檢討，看過我的自傳和其它材料，他看不出我有什麼問題。時間一長，他就把自己的情況講給我聽。他從小父母雙亡，他和弟弟就由一個嫁在附近一個村子的姐姐撫養。過了幾年，姐夫再也容不下兩個孤兒了，姐姐二話沒有，帶着兩個弟弟和自己的一兒一女回到父母的茅屋。公社以產梨聞名，叫做良梨公社。姐姐多干多得，不僅養活四個孩子，而且送兩個弟弟上學。1965年小孫高中畢業，考上安大，全村歡慶。不久，小孫要搭火車去省城入學。車站離家十里。小孫身材矮小，姐姐二話沒說，背起弟弟的行李，一路走到車站。
    “你有這麼一個有愛心的好姐姐，真是太幸福啦，”我說。“你姐姐一定為你感到驕傲 。”
    “我知道，”小孫說。“姐姐從來沒有上過學，不識字。她決心送兩個弟弟上學。她希望我們刻苦學習，可是從不責備我們，從不教訓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
    “所以你從來不教訓我們，不提高嗓子跟我們說話？”
    “我不知道，”他說着臉就紅了。“姐姐說話總那麼柔和，她從來不傷害任何人。我會羞愧死了，如果我教訓你們，提高嗓門說話，傷害誰。同學們批評我性格軟弱，不像個革命小將。但是每逢我看到他們盛氣凌人，欺侮老師，我的臉就發燒。我知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大革命，有許多事我也不理解，可是那並不等於我們有權任意傷害人。無論如何，我會對不起我姐姐和過世的父母，如果我幹了其他紅衛兵干的一些事。”
    他還沒讀完大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眼看他就要畢 業，拿到一張“合格完成四年英語專業課程”的文憑。
    “我畢業後能幹什麼？”他一臉無奈的神情。“大學一年級，我很用功，但是學的東西現在都忘光了。我當然願意為人民服務，可是我拿什麼去為人民服務？”
    “這不能怪你，小孫。”我想安慰他一下。“二戰時期，我自己中途退學去當了五年空軍翻譯，荒廢了學業。仗一打完，我就回大學彌補失去的時間。目前你們也不忙，你何不馬上就複習舊功課，學點新課？”
    “你能幫我嗎？我不聰明，可是我願意學”
    “現在我等着做結論，有的是時間。”
    於是我開始幫他複習舊課，然後進入大二的英語課本。我警告他不能靠背單詞、摳語法的機械的辦法學英語，試着教給他一種明智而敏感的讀書方法。有一天，他帶來一本初級法語課本，我們就開始攻第二外語，雖然我的法語也早就上鏽了。他十分好學，接受能力也不錯，我便鼓勵他多讀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詞，這都是毛主席最熟悉的。這個年青人天生一顆好心，經歷了三年的紅色恐怖而居然一塵不染。我希望優美文學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擴大他對人生的視野。我還能給一個窩工的鬼找到更好的消磨時間的辦法嗎？當然我們得十分小心，否則他就會重蹈陳宇的覆轍，犯“敵我不分”的錯誤。
    秋去冬來，飛舞的雪花意味着社員和他們的水牛、紅衛兵和“黑五類”，都將開始冬眠。66、67、68級畢業生早就遠走高飛了。剩下69級學生作為革命的主力。但是他們也只是在耗時間，爭取畢業分配出人頭地。關於首都和別處的政治鬥爭的報道和新聞在師生當中只有輕微的回聲。照樣有老一套的政治學習、敷衍了事的討論、謠言和閒話，但是沒有多少激情和興趣。毛主席像章和忠字舞已經退出文革舞台。有一天，幾名紅衛兵走進伙房去吃午飯，按規矩先向毛像鞠躬，背語錄，喊口號，不料林麻子厲聲問道：“你們這是在幹什麼？不許搞腐朽的封建主義東西！”小將們恍然大悟，他們又落後於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了。冬去春來，生產隊小山上的桃樹開花了，小孫常帶領他放牧的一小群牛鬼到果園去學習。我們坐在繁花似錦的樹下，呼吸花香醉人的新鮮空氣。一天下午，春光明媚，我們正準備在那兒聚會，卻看見好幾個社員正在隊長指揮下砍伐桃樹。小孫大驚失色，急忙問道：“婁隊長，你們這是在幹什麼？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滿面慍色的隊長回答：“小孫，上級命令！挖資本主義根子！水果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從賣桃子得到的額外收入會腐蝕我們的靈魂，他們說的。明白嗎 ？”小孫說不出話來，但是我看見他眼裡有淚水。
    晚飯後，小孫來和我去散步。他情緒低沉，含淚說：“這場革命有許多事我沒法理解，我也許永遠不會理解。我是在果樹當中長大的。它們是跟我玩耍的朋友，它們的果實養活了我。粗暴無理地砍倒一棵鮮花怒放的桃樹，這就如同殺害一個歡笑的青年！我恐怕當不了一個好的革命者”不久以後，小孫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學當英語教師，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學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機關工作 。
    四月底，岳副書記向我宣布對我審查的結論。（1）沒有發現新問題，過去和現在都沒有；（2）解除臨時工合同，5月1日起生效；（3）下放和縣高莊生產隊，與家人一起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又補充說：“你明白這是一個很好的政治結論，雖然你沒有固定的工資收入了。反正李怡楷每月還有工資。我希望你能體會我們為你做的這一切，在會上表達你對黨的感激。”聽上去仿佛我獲得了什麼浩蕩的皇恩。我寫了幾個字把“好消息”告訴怡楷。兩天以後，4月30日，在全系師生大會上，岳副書記宣讀了《中國共產黨安徽大學委員會關於巫寧坤問題的決定》，然後由我向黨、向安大和外語系領導、向全系革命師生對我如此慷慨寬大的處理表示由衷感激。回到金家，社員接二連三來跟我說，他們對於我的處理感到十分憤慨。“他們指望你靠什麼生活？特別是他們自己承認並沒有發現任何新問題！”村子裡那個愛說實話的社員說：“毛主席不是最近剛講過‘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說了也白說，老巫，‘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你還不到五十，好好保重身體。”陳宇前來話別。“看上去，你和李老師從此以後沒有機會在大學教書啦。注意自己的健康，讓孩子們健康成長！我跟一丁玩得很好。告訴他陳大哥想念他。”我聽得出他有些感傷了，就跟他說：“別這樣，小陳。我並不那麼悲觀。如果中國連我這樣一個人的容身之地也沒有，我不知道這個國家將會伊於胡底。咱們走着瞧吧。我個人的命運並不讓我憂心忡忡，更不應當成為你思想上的沉重負擔。當心你那張大嘴巴！”我們倆都哈哈大笑。

第十三章 再教育(1969-70)

（據李怡楷口述）

一

又搬家了！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全家會因此再一次流放！我簡單的頭腦再也想不通：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這種做法到底對國家有什麼好處？一想到搬家自然就會喚起十年前倉皇離京不堪回首的記憶。而這一次又要孤零零帶着三個小孩下放到一個陌生的村子。一聽說我將第一批下放，我就跑去找外語系工宣隊頭目沈師傅，問他是否可以給我男人幾天假回家幫他女人搬家。
    “你說什麼，李怡楷同志？你很清楚這是辦不到的。”沈師傅答道，他嘴裡叼着的香煙嗆得我咳嗽。“你愛人現在還是群眾專政對象，而且還是校管一級的。這樣一個人，怎麼能讓他出來亂跑？何況，不就是搬個家嗎？打行李、搬東西，還可以幫助你鍛煉身體，準備到農村參加勞動，你說對不對？”
    “但是我是個有三個小孩子要照顧的女同志。”我回答他，希望他也許能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
    “那又該怎麼樣？毛主席不是教導過你們，‘婦女能頂半邊天'嗎？還有‘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孩子們，對啦，搬家對他們也是很好的鍛煉，對不對？還有，李怡楷同志，你別忘了，你是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大家庭里。你需要幫忙的時候，哪個同志不會出來幫助你？你放心吧。”
    這樣一來我又得“自力更生”了。回到家，三個孩子同時撲進我懷裡，我在心裡啼笑皆非地對自己說：“李怡楷同志，你頂的不止是半邊天啊！你放心吧。”孩子們幫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霉臭的屋子的窗戶，然後擦洗長了毛的家具，晾曬被褥，這樣才能讓我們在自己家裡團聚幾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來看你們，幫忙搬家。”我無奈地說。
    “媽媽，別着急！我現在是家裡的男子漢啦！”一丁自豪地說。
    “我也是男子漢！”小一村搶着附和道。
   “別忘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男孩子們！”一毛不甘示弱。也許對孩子們真是很好的鍛煉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其中一半時間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歡送會上，聽那些不下放的人翻來覆去地講當下放幹部如何是史無前例的光榮，還要跑遍校園裡和街道上的有關部門，辦理轉人事關係、遷戶口、轉糧油關係等等手續。我的同事沒有一個來和我分享下放幹部的“光榮”，更別提幫我的忙啦。
    頭一天晚上，一毛突然發燒，我想等早晨再帶她去衛生科。到半夜，她全身燒得滾燙，我慌了，背起她去看急診。到了衛生科，兩扇大門緊閉。我使勁敲了半天，才有人答應，我說孩子發高燒要看急診，裡面的男聲邊打哈欠邊說：“我是藥劑師，不管看病。今天是劉醫生值夜班，你去她家找她吧。”我又背着燒得滾燙的孩子，按着他給我的宿舍號碼去找。快到劉醫生住的紅樓時，路對面平房竄出一條大黑狗，一路狂吠着衝過來，嚇得病孩子直叫。天哪，這不是禍不單行嗎！我想起娘說過，碰到狗追，千萬別跑。我就地站住不動，教孩子“別怕”，其實我很怕。幸虧狗主人把狗喚了回去。我背着一毛，爬上四樓，敲劉醫生的門。我隔着門大聲說：“我在準備下放，孩子發起高燒，請你給看一看。”起初無人應聲，等了半天才聽見劉醫生隔着門沒好氣地說：“我家裡也沒藥，看了也白看。明天帶她來衛生科瞧瞧就是啦。用不着深更半夜大驚小怪。明天我們還要上班哩。”我無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樓，回到家裡，用濕毛巾給她冷敷。早晨又背她去衛生科，值班的醫生給她掛了鹽水，又開了些退燒的藥片。謝天謝地，在我出發那天，她的燒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臉又瘦了一圈，還說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經不是我心目中無憂無慮的孩子，俗話說“時勢造英雄”，我十三歲的大兒子已經身不由己長成一個“男子漢”了。我驚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細地包裝爸爸的書刊稿件，又巧妙地把兩幅溥心畲的畫夾在他自己的一堆畫當中，免得會被當作四舊掃走。
    5月15日上午，我還得去聽有關下放部署的最後一次報告，地點是三年來開過無數次批鬥會的水泥球場。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頭目們再一次表揚第一批“光榮下放”的教職員，然後莊嚴宣告：
   “下放幹部是毛主席派到貧下中農中去落戶，並向他們學習的。你們一定會受到公社領導幹部和貧下中農最熱烈的歡迎。明天一到落戶的生產隊，保證就會‘四有'，這就是：有乾淨的屋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產工具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聽了他的“四有”保證，我覺得稍微放心了一些。可是，在散會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說：“聽上去不錯。不過，我要是你，我就一個人先下去，看看那裡情況怎樣，而不是一下把三個孩子都弄下去。這幾個月，你不是看到一點農村的生活了嗎?”我猛然認識到，儘管吃了那麼多年的苦頭，我還是多麼天真幼稚。還沒回到家，我已經決定先帶一丁下去，暫時把兩個小的留在幼兒園。我實在不忍在短暫的團聚之後又和他們分離，進退都為難，但也想不出別的辦法。晚飯每人一碗麵條，然後我就攙着他們，一邊一個，走回幼兒園。我答應我在新家住定之後就來接他們，其實我對明天的事也毫無把握。
    回到家時間不早了，我和一丁一起動手，把一張大床和兩張小床拆散，捆紮成幾捆，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幾個行李卷。然後把鍋盆碗勺、檯燈、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裝進紙板箱子和籮筐。半夜前，一丁和我來來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東西，包括兩筐煤球和兩捆劈柴，從我們二摟的屋子搬上停在路邊的一部破舊的卡車上。最後，緊挨着一丁，在鋪在水泥地上的一條棉褥子上躺下，希望能睡幾個小時。孩子疲憊不堪，很快就呼呼大睡。我還沒睡着，忽然聽見大雨點打在玻璃窗上的聲音。“天哪！這教我怎麼辦呢？我們的鋪蓋捲兒要濕透了，煤球要化成煤水了。”我不知怎麼辦，起身下樓出去看一下。我發現別的下放幹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復蓋車上的東西。
   “老孫，你從哪兒搞來的大油布？”我問住在我樓下的一個外語系職員。
    “原來就在車上。”他不耐煩地回答我。
    “可我車上沒有啊！”我着急地說。
   “那我可沒辦法，”他說。“也許你可以去找孫師傅試試，是負責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過校園找到孫師傅的宿舍，把他叫醒。他連門也不開，隔着門打着哈欠說：“你去找你的司機老黃。”我又摸到老黃家，很高興看見他還沒睡，正在和另外幾個司機喝酒。可是，他只說了一句話：“不巧送你的車是唯一沒有大油布的，你倒霉。”我又回到屋裡，狠着心把一丁叫醒，讓他幫我把幾個鋪蓋捲兒和兩筐煤球從卡車上卸下來，抬回我們宿舍樓下門口。我知道樓下老孫家行李已經裝車，就問他是否可讓我們把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過夜，被他一口回絕。劃清界限，好吧。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搬回樓上。
    我們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會兒，迷迷糊糊剛要入睡，廣播大喇叭響起了“東方紅，太陽升”。我們“聞雞起舞”，趕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鋪蓋捲兒，就着暖壺裡倒出來的一杯熱水吃了兩個涼饅頭。等我們把鋪蓋和煤球又裝上卡車，就得趕到水泥球場去參加最後一次歡送大會了。廣播大喇叭一個勁兒地播送着《毛主席語錄》歌，水泥球場四圍懸掛的紅旗迎風招展。一毛和一村已經站在人群中等我們，一丁走到弟弟、妹妹身邊去，我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軍事隊形的下放幹部的隊伍。工宣隊頭目們從隊伍面前走過，擺出首長的架勢微笑着點頭、握手，在每人胸前別上一朵紙做的大紅花，下面掛着“光榮下放”的紅紙條，祝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勝利！”接着，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原來是本省最高領導人、李德生將軍大駕光臨，前呼後擁。大首長作了簡短的講話，表揚我們是全省第一批“走上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光榮道路”的幹部。然後，他從我們隊伍前面走過，和每一個人握手，似笑非笑地說聲“再見”！
    現在我們準備好被運走了。孩子們跑到我跟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摟抱一村和一毛，強忍住眼淚。我把口袋中僅有的幾塊錢和指甲剪交給一毛，囑咐她“別忘記給弟弟剪指甲。”我們在車隊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車，一丁先爬進了駕駛室。我緊緊把一毛抱在懷裡，看着她瘦削的小臉再也忍不住眼淚了。司機不耐煩地按喇叭。我放下一毛，又抱一村。我上車在一丁身旁坐下，司機就開車了。我含着眼淚回頭看見我的兩個小東西哭着朝我揮手。我高興的是一村沒有拖着鼻涕，像五個月前我們出發“長征”時那樣。“這條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領到哪裡去？”我的心在呻吟。

二
    從安大到和縣孫堡公社高莊生產隊不過三百里路，我們走了整整一天。破舊的卡車在崎嶇不平的公路上顛顛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時睡時醒，每次腦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機就叫一聲：“別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腦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過去，直到司機猛一剎車把車子在一個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見男男女女在遠處稻田裡勞動。司機走出駕駛室，向他們揮手，大聲叫喊：“快來啊，接收你們的下放幹部！”
    幾分鐘之內，男男女女的社員就一窩蜂沿着從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飛快地朝着我們走過來。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鑼，他身後一個小青年打着一個小鼓，另一個敲着一對鈸，顯然是為了對下放幹部表示熱烈歡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腳跟在大人旁邊，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幹部！下放！下放！”離我們還有十來尺遠，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啞着嗓子喊道：“搞什麼名堂？我們只聽說有人要下放到我們生產隊，可還沒日子。怎搞，歡迎吧，可教我怎麼辦呢，這麼多行李，還有個大孩子！我是隊長。我叫李庭海。”
    他身後一個年青婦女插話說：“就叫他老螃蟹。我們大家都這麼叫。你看他像不像一隻橫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們子！”老螃蟹轉過身去，舉起拳頭嚇唬那個女的，手裡攥着一張紙。“看見這個沒有？《公安六條》！你們誰敢跟我搗亂就符合《六條》當反革命抓起來！”大人孩子都放聲大笑。
    “我是安徽大學的李怡楷。”我邊說邊向他伸出手去。“我下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學校，以後去接他們。從現在起我在你的領導下生活和勞動。”
    “我的媽啊，三個孩子吃口糧！生產隊咋養得起？可你已經來了，我怎麼也得讓你住下。一個奶們子帶這麼些東西，有錢的城裡人！都過來，大家動手，把她東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給你蓋好房子再搬。”說着，他就領着我走進村子去看我的新家。這位隊長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來橫七豎八，真有點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間用土墼蓋的小茅屋，屋頂上豎着一根斜塔似的煙筒。老螃蟹一腳踢開了門，我跟着邁進黑屋子。蒼蠅蚊子撲面。一股尿、牛糞、發霉的糧食、和耗子屎的臭氣撲鼻。老螃蟹點了一枝煙。我咳嗽起來。過了一會兒，我可以看出屋子裡一半堆滿了犁、耙、大摜桶、尿桶、耙子、種子、化肥。一座燒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隊長指着這堆東西對我說：“你得忘掉城裡的舒服生活，跟它們在一起住下來。我喊兩個小青年把這些農具堆在一邊，再幫你把屋子搞乾淨。你給他們帶香煙來了吧？”我說沒有，他顯得很失望。“帶酒了嗎？”他又失望了。
    兩個小青年，一個叫小黑子，一個叫小水子，要幫我把半間公房變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裡幾乎人人都有個外號。小黑子得了這個名字，因為他生得比別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裡鬧過一次小水災，他的姑表哥、隊長的兒子，就叫大水子。他們兩個都是體魄健壯的小青年。他們不抽煙，稱呼我李大媽，一開口就臉紅。他們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農具、種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邊，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學校減價賣給我的木架雙人床。我們新婚時買的一對單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牆上。木箱、皮箱、紙箱也靠牆堆着。小書桌靠另一面牆放着，還有一條長凳、兩張方凳，這是學校減價賣給我和三個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許買的，工人師傅問道：“貧農坐椅子嗎？”等到半間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闖進來了。“好得很嘛。你瞧，我們照顧你們下放幹部。”他說。“你還需要什麼？儘管開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倆是兄妹。”
    “謝謝你啦，李隊長，你很幫忙。我確實需要一點東西。我們離開安大以前，領導上說一到生產隊保證‘四有'。有乾淨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乾淨水喝。所以我沒帶大米、麵粉。我能跟你或者生產隊借點兒米嗎？”
    “老李，你跟你哥講笑話！新米還沒收割，陳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給我家奶們子和兩個小子吃。明兒個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糧票到糧站買米。今兒個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這前塘的水盡你喝。小黑子，去給老李挑一擔水來。”
    說完站起來要走，他看到了兩捆拆散的單人床，眼睛一亮。“這是什麼？單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這麼多床。借一張給你哥。我兒子大水子正需要這個。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給你表哥睡。他一定愛睡的。你需要什麼東西，直管跟我說。毛主席在中國有絕對權威。我李庭海在高莊有絕對權威。我是生產隊的唯一的黨員。我就是黨。你和我可以合得來，李大妹子，只要我們兩個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陽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餓還難受，但是我一定得找點東西餵我挨餓的兒子。我想起了我兩天前買了配給的一斤綠豆。我翻紙箱找綠豆，一丁就動手升煤球爐子。爐子上熱氣騰騰的水壺不僅引來了鄰居家的小孩們，連他們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殼暖瓶來灌開水了。鄰居們都羨慕我。他們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強夠燒一天的三頓飯，開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綠豆粥，又把所有排隊的暖瓶灌滿。然後我用一點熱水在我帶來的大木盆里洗了個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後塘去洗澡了。
    鄰居們一吃完晚飯，洗過涼水澡（男的在後塘，女的用木盆），就陸續到公房前面的小塊空地來看看新來的下放戶，各人自帶小竹椅或小板凳。他們的問題可不少。第一個是：“你怎麼會是一個人下來？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訴他們我男人還關在牛棚里，那樣一來我在這些新鄰居當中馬上就會成為準敵人。他們又懷疑我是否離了婚的，或是根本沒結過婚，或是男人在勞改。“我們結婚十五年了。我還有兩個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們。我愛人還在烏江公社勞動，安大還有不少人在那兒。領導上會決定什麼時候讓他下來。”
   “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的工資不高。過去我的工資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鄉下，我每月少拿兩塊錢。” “我的媽！一個奶們子一個月掙這麼多錢！我們農民可真窮。我們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見到現錢，還得掙夠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來到秋後算帳，倒欠生產隊口糧柴草錢。你，一個奶們子，每個月拿五十七塊現錢！”
    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人會羨慕我的低工資，而現在這些善良的農 民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可恨的剝削者。
    “我得養活三個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掙多少？”
    “他過去掙的比我多，可是文革當中調整過工資。”
    “你要不想告訴我們就別講。你為什麼被下放？”
    “響應毛主席號召嘛。”
    “別糊弄我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錯不了。可是孫堡街上的明白人說：‘好人不下放，下放沒好人。'大多數人都能留在大學和城裡，對吧？我們就是不懂”
    他們的問題都是直截了當，意料之中的。一個婦女帶着孩子突然從天上掉了下來，好像一個石子被一個頑皮的孩子扔進村子的水塘，打擾了他們生活的平靜。他們聲音里毫無敵意，只有無邪的好奇。他們令人松心的坦率幾乎使我感到“賓至如歸”。
    第二天一早，我餓醒了，面對我們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難道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註定要在其中度過餘生的世界？”一切似乎還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卻無從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們住的這個家這一離奇的現實。不管怎麼樣，我現在的命運就是頂住半邊天，和這個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困難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區市鎮去了幾趟，買糧食和在鄉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蘆瓢、扁擔、撥火棍、大掃把、和兩隻水桶。我能從革命之火的洗禮中拯救了我們那輛英國自行車，真是天大的幸運，否則我現在就寸步難行了。一丁很快就學會從前塘挑一擔水倒進大水缸。我也學會了用大灶的大鐵鍋燒飯，雖然眼睛給煙熏得流淚。我得儘量節約用煤，因為以後沒處買啦，但是還不時燒開水給鄰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爐上用一個大鋼精鍋蒸饅頭，給他們看見了，當然後來我也得給他們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戶人家平均分住前高莊和後高莊，兩個小村相隔幾百尺。晚飯後，我輪流到各家串門兒，逐漸認識了各家各戶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後高莊一座破爛小茅屋。鄰居說，如果他沒有把錢都花在酒和煙上，他完全可以給家裡人蓋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極小的茅屋裡住着一個十八歲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為在1960年那場餓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饑荒中，他父母雙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種基本需求就由生產隊保證供給了。
    我住在前、後高莊的交界處。我的緊隔壁鄰居是孫奶奶，她寡居多年，生產隊的三條水牛有一條歸老人餵養。她的兒子基升，外號黃鱔簍子，壯得像條小牛，偶爾發脾氣就動手打他那非常溫順的妻子。他們有一個病態的三歲的女兒，叫小兔子，還有一個還沒起名字的男嬰。全村年紀最大還下地的是孫開道，他是孫氏家族的族長，人人尊稱“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擔負“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戲稱他“水利部長”。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基貴，小的叫“小蛋”。基貴十六歲，在農村幾乎算成年人了，卻比六歲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還沒見過他的面就聽到他的醜名了。他也許是全村長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們都躲着他，因為他時常從她們身後拽她們的大辮子。也許也是全村最壯的小伙子，他掙的工分卻比別的小青年少得多，因為他什麼農活也干不好。他是家裡的敗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連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內，都當面叫他“孬基貴”，或者乾脆就叫“孬子”。每逢鄰居有人告他拽了誰家大姑娘的辮子，到誰家屋裡偷了吃的，摘了誰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紅柿、黃瓜，他爹唯一的對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頓，或是用粗繩子把他五花大綁關在屋裡。他每次作案都是被當場抓住，因為他從不躲躲藏藏。
    孫開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媽、繼父犁田手王學貴、和同母異父的妹妹。他們家緊鄰是小水子和他爹媽，他姑媽“老棉胎子”嫁給了老螃蟹。再過來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隊長陳安友一家，他八歲的兒子“尖嘴豬”以擅長小偷小摸聞名全大隊。村子入口處有孫家另一戶住着一棟新蓋的磚瓦大屋。
    有些鄰居把雞蛋賣給我，有時他們也拿到大隊的小店去換鹽、鹼、針、線之類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買一些中等價錢的香煙放在家裡，於是男社員們就來串門兒抽枝煙。老螃蟹，不用說，是常客，一天幾次來抽煙。而且，沒過多久就開口向我借幾塊錢，答應“明兒個就還”。我並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氣惱。雖然我也很拮据，幾塊淺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這就像訛詐。然而我也不敢拒絕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會怎樣用他的“絕對權威”來對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幾張一元票子擱在小書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兩隻血紅的眼睛發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兒個就還”只是借錢不還的一種說法。
    一丁好像喜歡他的新朋友和新環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後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燈下和成年的男社員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給他們講孫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風俗，他們也給他起了個外號，“金猴”。每晚講完孫猴子歷險的故事，他就領着我去作另一種冒險：在水田之間的田埂上捉螢火蟲。一丁是在城市長大的孩子，這些長翅膀的小生物，用牠們身上閃閃發光的魔燈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螢火蟲裝在一個小玻璃瓶里，帶進蚊帳，然後藉助它們閃爍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燈給他照亮了什麼喜悅與驚奇的幻想？聽到我兒子發出無憂無慮的孩子的歡笑，我感到滿心溫馨，但也更讓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們身邊的淒涼。

三
    儘管困難重重，我們在這新家裡幾乎感到快樂了，但我很快就知道這是朝不保夕的快樂。六月初的一個早上，我發高燒病倒了。我從來沒發過燒，這突如其來的襲擊使我感到驚惶。我讓一丁步行二十里地到香泉鎮去拍一個電報給寧坤，讓他請假回來一趟，寧坤的請求卻被系工宣隊頭目斷然拒絕了。後來才知道我得的是瘧疾，這個地區的流行病。公社衛生院的醫生讓我服了不少奎寧，我的病就好了。
    緊接着天就下起雨來，一連下了幾天幾夜。一天深夜，我和一丁被怕的坍塌聲驚醒，接着是我們的兩個暖瓶爆破的聲音。我把頭伸出蚊帳一看就嚇呆了，原來是煙筒倒了，塌下來時砸爛了擱在鍋台上的暖瓶 。雨現在從房頂的大洞嘩嘩地往下落。我身處黑暗勢力的重圍，驚慌失措，緊緊地把孩子摟在懷裡。過了些時候，我鎮靜下來，直面現實，想起我下來是要和貧下中農“同甘共苦”的。謝天謝地，夏季天亮得早，雨也停了。我起床後趕忙跑到後高莊隊長家，向他報告我們母子給出乎意料的災難嚇壞了。
    “下了那麼多雨，你還指望什麼？那煙筒也老了，當初就沒蓋好。我這就派兩個人去搞。你當然得請他們吃頓飯。當然還得有酒有煙。”
    我當然趕緊騎自行車去西埠買了兩斤豬肉、一隻母雞、幾斤青菜。一丁在家把煤球爐升起來。我用大鋼精鍋煮了滿滿的一鍋飯，燉了一鍋紅燒肉，又炒兩盤素菜。雞，我只得麻煩隔壁孫奶奶給殺了，在她大灶上燒好。兩個年輕的男社員沒花多長時間就清除了磚土垃圾，修好了灶，用磚和泥蓋了個新煙筒。快到中午，我把四盤菜、一鍋大米飯、一瓶白酒放在我們的小摺疊桌上擺好，老螃蟹就大模大樣地闖進來了。
    “老李，麻利快，這兩個小伙子！”說着，他就在桌旁坐下，點了一枝煙，又給自己倒了一碗酒。“快來啊，你們倆，來嘗嘗我妹子的手藝！這紅燒肉真鮮，我說就是比我家奶們子燒的菜好吃。”
   “李隊長，煙筒不太直，”一丁站在旁邊說。
   “那有什麼關係，”隊長用手裡的筷子一比劃打發了他。
   “反正你們一家人在這裡住不長的 。”
    他們三位速戰速決掃光了四盤菜、一大鍋飯、一瓶白酒、一包香煙。這時候，小黑子的哥哥尹富貴走進來，找老螃蟹說：“你借的那一百元，我蓋屋急用。跟你說過不止一次了。別再拖啦。”老螃蟹醉薰薰地說：“你他媽的放屁！我李庭海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咋會欠你的錢？”富貴惱了：“你借酒裝瘋，想賴帳？你今兒個不還，我要你好看！”老螃蟹一把掀翻了我們的活動桌，杯盤在地上砸得粉碎，嚇得一丁躲到我身邊。老螃蟹一骨碌跳了起來，嗄啞地嚷嚷：“你他媽的想造共產黨的反？《公安六條》！”話音剛落，兩個人就揪成一團，大打出手，從屋裡一直打到屋外，剛好遇上前高莊的社員去上工。富貴被人拉開，老螃蟹罵罵咧咧，肚子裡裝了大半瓶白酒，摸回家去午睡。煙筒能在天再下雨之前修好，我真得謝天謝地。
    過了幾個晴天，雨又下了起來，常是傾盆大雨，晝夜不停。煙筒雖歪但沒倒，稻田卻都淹了。有些鄰近的村莊已經淹了。有一天，陳安友冒着大雨來到我屋子。
    “老李，”他神情嚴肅地說。“我是副隊長，我有責任警告你我們眼前的危險。如果這大雨不趕快停，全村和你家就會被洪水沖走。那麼一來，我們都有自己一家人要照顧，有誰能來幫你呢？我要你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拼死拼活逃命。今兒個晚上，你和你兒子要參加巡邏，監視水位上漲。你一看到出現危險的跡象，馬上快跑去報告我們的水管員三老爹。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助你和你兒子，可是我有奶們子和兒女要管。我並不是說我們拋下你不管，但是漂亮話在這種情況不管用。”
    我並不感到被人拋棄，不完全如此。一個硬闖進來的外人，我有什麼權利指望社員在自家面臨沒頂之災的時候來幫助我？自欺欺人的漂亮話我聽得太多了，我倒喜歡這農村人實話實說。但是我有什麼辦法抵禦能夠輕易地就把我和兒子沖走的洶湧的洪水？我一籌莫展地看着一丁。我孩子說：“媽媽，萬不得已時，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大木盆當救生船，劃到安全的地方。我今晚不睡，陪你看水。”我摟着他說：“有你這麼個好兒子，我們肯定可以渡過難關。”晚飯後，我把所有的現款和糧票都放在口袋裡，躺下打個盹兒，這時候一丁就坐在一張小板凳上凝視詭秘的黑夜，探尋危險的跡象。我起身後，帶着一丁去察看附近稻田的水位。我可以聽見遠近的洪水怒號。我撐着一把油布傘給我倆擋雨，一丁拎着馬燈照路。一丁驚慌地說：“媽媽，田裡的水差不多跟田埂平了。咱家大門和稻田在同一水平上，水馬上就要進咱家啦！我們馬上去告訴三老爹”我們母子二人頂風冒雨踹着泥濘走到他家，把他叫醒。開道從家裡出來，胳膊下面夾着一把鍬，急急忙忙走到田邊放掉一些水。回到屋裡，我讓睜不開眼的一丁去睡覺，單獨守望。我繼續在田邊來回巡邏，突然間聽到兩隻大狗在狂叫，聲音比下放前半夜背一毛去看病聽到的還可怕。眼看着狗朝我跑來，我趕緊跑回屋裡。驚魂稍定，突然想起下來之前有人警告過我，安徽有狂犬病，千萬別讓狗咬着。我精疲力竭，不知不覺陷入了沉睡。等我醒來，天已大亮。謝天謝地，雨停了！
    太陽一連出了好幾天。淹沒公路的洪水一退，連接縣城和各市鎮的農村公共汽車又跑起來了。已經是七月了，我想我得抓緊時間讓一丁到初中註冊，要不然就會耽誤了。香泉是附近唯一有初級中學的市鎮。鎮上除了有一處溫泉，用作附近地區的公共浴池，還有一所麻瘋病院。一個晴天的早晨，我騎自行車帶着一丁上路去學校，我們的午餐口袋掛在車把上。半路上，我看見小基貴朝着我們飛奔過來，一路狂喊：“救救我，老李！救命啊，老李！”等他到我自行車前站住，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條污穢不堪的破短褲，頭髪像發像一堆亂草，渾身上下都有泥巴和傷疤，活像《聖經》裡那個浪子，讓我這三個孩子的母親看了心疼。
   “你在這兒幹什麼，小基貴？你爹媽到處找你好幾天了。他們都急死了。你為什麼不回家，小基貴？”
   “開道不是爹，他揍得我好疼，你不知道啊。老李，你救救命吧。我餓死啦！”
   “你回你爹家裡去，小基貴。他會給你殺只雞的。我給你蒸大饅。”
   “我才不吃他的雞，我要吃”說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午餐袋，黑糊糊的手指伸進去，掏出一個我昨晚蒸的的饅頭吃起來。他幾口就吃掉一個，又伸手去抓第二個。我推着車子向前走，他邊吃邊跟着走，我又接着勸說他回家，還答應不許他爹再打他。他吃完第二個，又伸手要再拿。我說；“小基貴，這是我和丁丁的中飯，別再拿了，我給你一個大西紅柿吧。”他接過去，邊啃邊跑，一會兒人就不見了。
    到了香泉中學報名註冊，我說：“我是安徽大學的下放幹部。我兒子在合肥小學畢業。新學年開始，他是否可以入學？”老師說沒問題，讓一丁填一張註冊表。
    他一看家庭住址就驚訝地說：“高莊，太巧啦！你們村有個孬子在我們學校撒野發瘋，胡鬧了好多天了。到食堂搶飯吃，追趕女學生，男生就扔石頭砸他。在街上跑進飯館子連偷帶搶，沒少捱打。他初來時睡在空教室里，後來就睡到溫泉去了，聽說和來洗澡的麻瘋病人打得火熱。勞駕帶個信給隊長和他家裡，讓他們快來人把他接回去啊。”
    正在這時候，基貴衝進來，嘴裡嚷嚷：“老李，救救我！老李，救救我！”有幾個男生追趕他，向他扔石頭。我走到門口，向那幾個男生喊話：“同學們，請你們別作弄這可憐的孩子！我是他生產隊的下放幹部。他有病。我回去教他爹媽來領他回家。”我又轉身對基貴說：“你為什麼不現在就回你爹家裡去？那兒沒有人朝你扔石頭。你媽一定會給你吃好的。我給你蒸大饅。”他大聲說：“開道他打我。我喜歡在這裡。”他突然放聲大笑，唱起“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唱得亂七八糟，好笑極了。一轉眼間，他就溜了出去，不知去向了。
    我一回到高莊，立刻登門找到三老爹和三奶報喜。他爹就罵罵咧咧地說：“這該死的孬子，我家的敗家子！我要去把他抓回來，好好收拾收拾他。”我說：“他是你親生兒子，開道。你快去把孩子接回來，好好調理調理。浪子回頭金不換啊！說什麼也不許再打他了。你答應嗎？”老貧農嗄啞着嗓子說：“老李啊！虧你給我把孩子找回來了，哪能再打他呢？我要殺只雞給他補補身子。”他當晚去香泉，把兒子帶回家。
   有一天，我正在做午飯，一群孩子突然間衝進我屋子，齊聲嚷嚷：“大媽，有人來找你啦！”我伸頭往外瞧，一眼看見小一村沿着土道走進村來，懷裡抱着個大餅乾罐，身後跟着一個穿軍裝的年輕人。我近來一直在想我該去合肥把兩個小的接下來。我非常惦念他們，而且讓這麼小的孩子獨自生活也不安全。現在來了這個意外的驚喜！這位年輕戰士解釋道，他搭安大的卡車下來，順便把一村帶回家，因為孩子最近不舒服，他姐姐很不放心。一村回到我身邊當然好，可一毛就孤零零一個人了。我好像不斷地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一村覺得一切都新鮮有趣，哥哥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他也學會捉螢火蟲，把它們裝在自己疊的紙籠子裡。除此以外，他總愛自己呆着，可能因為他在幼兒園慣於一個人坐在牆角上。他常坐在大床上，一個人玩跳棋或象棋。他每贏自己一盤就快樂地大笑。雖然剛來不跟年齡相仿的孩子玩，他有時卻教基貴下棋。他也會給他講一兩個金猴的故事。他常說，“基貴好溫和。我喜歡他。”
    過了不久，我就騎自行車帶着一村去南莊和他爸爸團聚一下，不料一到就趕上他發高燒病倒了。更壞的是，還流傳着要把他“遣送回鄉監督勞動”的說法。看着他躺在烏江衛生院的病床上燒得痛苦呻吟，我想起袁枚悼唐朝詩人方干的兩句詩：“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大雨又下了起來，淹沒了道路和田畒。一丁和我輪流監察上漲的水位。等到雨停，我們家的存糧快見底了。

四
   八月中旬，我決定把一丁送到學校去，他可以在那裡吃住，雖然學校九月才開學。那樣我就可以帶着一村去安大，把一毛接回家。於是一天清早，我推着自行車往香泉走，一村坐在橫梁上，一丁的鋪蓋捲兒和旅行包捆在車架上，一丁在車子另一邊走着。
    路走到一半，我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急迫地從我後面喊過來：“李怡楷，站住！李怡楷，站住！”我掉轉身來，看見一個男的騎在自行車上朝我過來。他三十來歲，身材不高，我模糊地認出是外語系工宣隊的一位師傅。“李怡楷，這事萬分緊急！你女兒病重。你必須馬上回安大！”
    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呆得說不出話來。一丁趕忙扶住自行車，不讓倒下。過了一會兒，我問他： “她害的什麼病？她現在在哪兒？”
    “我們還沒完全弄清她到底生了什麼病。她幾天以前發高燒，被送到安醫。他們的診斷是大腦炎。那是傳染病，安醫又沒有傳染病房，所以後來就轉到了105軍醫院。由於大雨和洪水，我們沒有法子派人通知你。我好不容易擠上多少天來從含山開到和縣的第一趟長途汽車。我姓戴。我認識你，但交道打得不多。現在你必須趕快去看你女兒，不然的話”“不然什麼？”我感到恐怖極了。孩子還活着，還是已經沒有了？他是在把壞消息瞞着我嗎？“跟我說實話。我需要決定怎麼辦。”
    “真的，她住進軍醫院，做了各種檢查。幼兒園派了個阿姨陪她住院。別的我不知道。你趕緊上路吧。別再浪費時間。”
    我決定按原來計劃先把一丁送到學校。我們中午以前走到學校。管註冊的老師看見我們吃了一驚。“你們來得太早了。學校最早九月才開學。而且，教職員工都去抗洪救災了，不完成任務回不來。”
    我向他說明了我所處的困境，他馬上就同意讓一丁住進男生宿舍，在食堂買飯吃。我先給他買了飯菜票，然後去宿舍。那是一間很大的屋子，裡面放了幾十張雙層木床。水泥地面上布滿了垃圾。我幫助一丁打掃了部分地面，擦淨一張床，掛上蚊帳。然後我帶着兩個孩子到一家點心鋪子，匆匆忙忙吃了麵條和餃子。我好像不斷地在和孩子們作無定期的分離之前吃最後的一餐飯。
    跟一丁揮手告別之後，我騎上自行車上路，一村坐在我面前。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公社停留一下，向下放幹部管理小組組長請假。我又想順便到公社衛生院取一點中暑和腹瀉的成藥帶在路上，以防萬一。我還沒走進衛生院，就聽見一男一女大哭大嚎：“啊！我苦命的女兒啊！”這是死了親人的哀號！它刺痛了我的心。我問魯醫生怎麼回事，他搖搖頭嘆息道：“太不幸啦。他們來晚了，拖了幾天才把孩子送來。急性肺炎，太不幸了。我認識這家人。一個很好的小姑娘。”他的話讓我聽得心慌意亂。一毛是否也已經太晚了？我的心被恐懼揪成一團。我去藥房取藥，經過一間屋子，看見媽媽抱着死去的女兒慟哭流涕，爸爸也站在一邊啜泣。我呆呆地站在那兒，禁不住流下淚來。這女孩死得很慘，但至少死在媽媽的懷裡。我女兒卻會更不幸，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我淚流滿面了。魯醫生來到我眼前，悄悄對我說：“李老師，鎮靜一下。你的擔子很重”我匆匆離開衛生院，又到大隊部去向大隊書記請假。但一路上，我怎麼也忘不了那抱在媽媽懷裡的死女孩，那痛不欲生的爹媽的哀號。最後回到高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再一次請假，這次是向我的頂頭上司老螃蟹請假。
    “隊長，我的家怎麼辦呢 ？”
    “你的家？你的家是我們的公房。我就讓小青年夜裡來值班，就像你沒來以前一樣。你有什麼不放心的？難道說你不信任貧下中農嗎？難道你不是下來向我們學習的嗎？難道你不信你哥嗎？”
    反正我也沒別的辦法。胡亂吃了點晚飯，我就收拾了一下東西，準備明早上路。半夜時分，迷迷糊糊正要入睡，猛然聽得有人砸門。難道又有紅衛兵來抄家？我慌忙下床，只聽見三奶在門外氣急敗壞地喊道：“老李，快開門，快！救救命啊！孬子發瘋，抄起菜刀要殺小蛋，我得把他放在你家過夜。”我一打開門，她就沖了進來，掀起蚊帳，把小蛋扔在一村身邊，轉身又出門了。我聽得出她家那邊人聲嘈雜，但我太累了，明天還要趕路，實在沒精神去管人家的是非。
    門栓也沒插，我就鑽進蚊帳，在一村和小蛋中間躺下。只聽見三奶又衝進門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哀求道：“老李，快來，開道和老螃蟹一起下手，要把孬子活活打死。只有你能救他的命啦。你是國家幹部。你是毛主席派來的。快來啊，快，我求求你！”一個下來接受再教育的牛鬼家屬，去救一個貧農的兒子，不讓他給自己的父親和共產黨員隊長打死？我為難了，但她已拉開蚊帳，拖我出來。黑夜蒼茫，我慌慌張張跟在她後面走，差點兒一腳踩進孫奶奶家門口的牛糞堆。還沒走到她家，我就聽到開道大喊大叫：“你這個孬子，你這個禍害，祖祖輩輩的臉早都給你丟完了，現在又要殺你親弟弟，他是我家命根子，不如先把你宰了！往死處打！”在嘈雜的人聲中，也可聽到基貴悽厲的尖叫：“我要死啦，我要死啦！開道狗地主！螃蟹狗地主！你們要殺貧農!......”
    鄰居們都在圍觀，如同傳統的示眾場面一樣。三奶拉着我擠到人群前面，我一眼看到了基貴。他半裸着身子，被粗繩子緊緊捆綁在他家門前那棵孤零零的樹上。開道和李隊長都赤着膊，手裡都揮動着一根大樹棍。三奶拉着我走到他們跟前，在昏暗的燈光里，我看得出基貴全身都在流血。我問開道：“三老爹，你不是答應過我再也不打基貴了嗎？你這是幹什麼？他難道不是你的親生骨肉？你的頭生兒子？你們兩個大漢把一個小孬子打成這個樣子，你做爹的不心疼嗎？”
    “他不是我兒子就好啦。他媽沒生他就好啦。我是答應過你，老李。可他又干下壞事，我只得又把他綁起來，他掙脫了，奪過一把菜刀要殺小蛋。不把他打死，全家不得安。”
    “死了清淨！”老螃蟹以權威的口吻說。“他從香泉帶回麻瘋病，傳給全村一百多口人怎麼辦？他又狗膽包天，滿嘴噴糞，誣衊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有‘奸臣相'，罪該萬死！小蛋檢舉他，大義滅親，他竟敢殺人滅口。根據《公安六條》，他是特大現行反革命。他罪該萬死，打死他也是為民除害，三老爹也省心。”
    “這不行，李隊長。”我鼓足了勇氣說。“大家都冷靜一下。基貴有病，應該給他看醫生，不是把他打死。殺人償命，罪責難逃。趕快住手吧，我請求你們！”
    “老李，這關你什麼屁事？”老螃蟹滿口酒臭、怒氣沖沖地對我喝道。“你算老幾？奶們子，下放的。你要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們生產隊的內政輪不到你來摻和。生產隊歸我領導，孬子的事有我和他爹做主。”
    “我很清楚我下來是幹什麼的。”我竭力保持鎮定。“可是眼看一個貧農的兒子，一個無辜的小青年，要給他的親爹和生產隊領導活活打死，我能夠不管嗎？要是你們不放了他，我就馬上去大隊把宋書記請來。”
    這時候基貴的媽衝到他男人面前撲通一聲跪了下去。“三老爹，可憐可憐吧，別把我們的頭生兒子打死。給你生了個孬子，這是我的錯，不是他的錯。要打死他，你就先把我打死吧”她嚎啕大哭起來。同族的孫奶奶也走上前來，為她的侄子求情。
    開道嘆了口大氣說：“我這回就饒了你，孬子，最後一回。要是你敢”沒等他說完，我就搶着說：“孩子受不了啦，快給他鬆綁吧。你瞧他瘦成這副樣子，作孽啊，你得給他調理調理。不許再糟蹋他。”
    基貴邊呻吟邊嚷嚷：“開道不是我爹。毛主席是我爹。老李是我媽。打倒開道！打倒螃蟹！”
    圍觀的鄉親們轟然大笑。老螃蟹氣得暴跳如雷。“你這王八蛋！你敢打倒我？我是隊長，我是共產黨！我手裡有《公安六條》，你是現行反革命！我要看着你死。三老爹，我是想幫你個忙，你可又把王八腦袋縮回去了。告訴你，別指望我再幫你了。真他媽的！”他轉身要走時又說：“別忘記你答應請我吃飯的。”
    孩子鬆了綁，遍體鱗傷，慢慢爬回他爸爸的破茅屋去，好像我在公路邊上見過的一條被人打得半死的狗。我回到自己的茅屋，倒在一村和小蛋中間。我緊緊抱着一邊一個孩子，盡力想忘去剛才經歷過的情景，不然我生怕我也會成孬子了。我為一個貧農的兒子和我的牛鬼的女兒逃脫死亡的魔掌祈禱。

五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起床，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再背上還沒完全睡醒的一村，肩上挎着個小包，一手提着個旅行包，一手從後面摟着一村，他雙手摟着我脖子。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車去縣城，換長途汽車去含山縣城，再上火車去合肥。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勞改農場探監。一村一個月前剛滿六歲，正好和一丁那時候一樣。我們的惡夢難道沒個頭嗎？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邊歇一會兒。一村完全醒了之後，他就自己走了。走到一半，我們發現前面的小橋被洪水衝掉了。缺口上面搭了一塊窄窄的長木板，下面流着洶湧的洪水。我沒能耐從木板上走過去，更甭提帶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邊坐下，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我非得向前走不行，可是怎麼走呢？這橋什麼時候才修得好？我可等不及啊。過了一會兒，我看到老張、和我同時下放的一名黨員幹部，沿着公路朝我們走過來，我想這可好了。我馬上站起來招呼他。“老張，你得幫我過這個大缺口。我女兒在合肥病危，我得趕去看她。情況緊急，請你幫我的忙。”他對一村和我的旅行包看了一眼，搖搖頭說：“對不起，李怡楷，我幫不了你。我要趕公共汽車去和縣接我女兒。”說着就掉頭走了。又過了一會兒，一個中年農民走過來，我迎上前去。“大哥，你能幫我和小傢伙過到對面去嗎？我急着要去趕公共汽車上縣城。我女兒在合肥病危，我要趕緊去看她。”他馬上就說：“沒問題。你肯定是下放幹部。女兒病重，媽媽還在這裡，真作孽。路又沖斷了，你哪裡碰上過這種事。我先把小傢伙背過去。再回來拿包。最後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對面，他又回來伸出一隻手給我拉着，領我走過去。我寬慰地舒了一口氣說：“我真不知怎麼感謝你才好。我住在高莊。有空來玩。”他說他是本大隊王莊人，幫我這點小忙是應該的。我們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睜睜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擠上開往縣城的公車，望車興嘆。從西埠到縣城還有二十里路，天氣又很熱。但是我別無選擇，腦子裡總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經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縣城走去，腳上穿着黑塑料小涼鞋。我們走一段路就坐在路邊上樹蔭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舖，離縣城還有十里。一村實在累得不行了，我攔住一個農民拉着一部空板車朝縣城方向走。他聽我說了我的困境之後，就讓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擱在車上，我跟着車走。等我們走到和縣汽車站，已經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車票都賣光了。我硬着頭皮向一個售票員苦苦哀求，他終於賣給我一張站票。等我們到了含山，天已經黑了，趕緊走到火車站。九點鐘我們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車。一村馬上就睡着了。十一點多鐘火車才到合肥。我是最後一個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裡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車早已沒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輪車。
    我坐在路邊，又不知怎麼辦了。附近沒有旅館，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當一村在我懷裡入睡，我看見一部三輪車朝我蹬過來。我急忙向蹬車的打招呼。“同志，請你幫忙。”我喊道，心裡明白沒有一個蹬三輪兒的會願意在這個鐘點老遠地去郊區。“請你幫忙送我和我小傢伙去安徽大學。有緊急情況。”“哦，不行，我不去。”他搖搖頭。“太遠，太晚了！”
    “請你幫忙，我求求你。我女兒病危，一個人呆着。所以我才從含山坐夜車趕來。如果我坐在路邊上過夜，這小傢伙也要凍病啦。我在爭取時間，請你幫幫忙。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切革命隊伍里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我現在需要你幫助。”
    “毛主席話當然不錯，可是你出多少錢？”
    “兩倍，三倍，你覺得辛苦一趟該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車，懷裡抱着一村，腳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輪車工人飛快地蹬着車穿過空蕩蕩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涼床上。午夜以後，我們穿過一條近路去大學，過去我在白天也迴避的地方，因為那兒有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太平間和醫學院的解剖室。周圍有死亡的陰影；我緊緊地摟着一村，幾乎喘不過氣來。我為我可憐的女兒祈禱。等我們終於到達安大，大鐵門已經鎖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門衛叫醒。蹬車的不肯蹬進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兒園。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懶得多話。她讓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讓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隻紅布鞋和她喜歡的洋娃娃，從這裡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時一定很慌張。也許她再也不需要它們了。我來得太晚了嗎？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淚。我又累又，可是我一會兒也沒睡着。我只願天早一點亮。
    一村還在熟睡，我已經走到三里路外解放軍105醫院了。問訊處的女護士吃驚地問我：“你來這麼早幹什麼？我們八點鐘才上班。”聽我說明情況後，她就到住院登記冊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幾遍也沒找到。我着急了，難道她已經不在了嗎？一名護士領着我從一個病房找到另一個病房，還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後，她說既然當初診斷為大腦炎，或許我應當到隔離病房去看一看。那兒的病人登記冊上也沒她的名字。護士長允許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後一間時，我看到安大幼兒園的一個阿姨站在門外。
    “你為什麼到現在才來，李老師？”她繃着臉問我。“你女兒多少天來高燒不退。他們還沒查出來她害的什麼病。幼兒園派我來照顧她，等你來。我還得假裝是她母親，要不然醫院就不收她。現在你自己進去看看吧。”
    一看見我女兒，我就忍不住淚如雨下。一毛已經不是本來那個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臉燒得通紅。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輕聲說：“毛毛，媽媽來啦。你覺得怎麼樣？”他慘澹地一笑。“媽媽，我一天一天數着日子盼你來。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開心你來了。哥哥弟弟怎麼樣？”她沒燒到講胡話，還那麼鎮定，我稍微感到寬慰。一個性格堅強的小姑娘，我女兒。“村村跟我一起來了，回到幼兒園。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問我：“你想爸爸能來看我嗎？”我的心一揪，我自己發高燒他不是也不許回家看我嗎？我只能說我試試吧。接着又問：“媽媽，我托王祖鑫叔叔帶給村村的麻餅和桃片，你收到了嗎？”她的頭腦這麼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沒能寫信告訴你，因為郵政被洪水切斷了。”
    這時候，一位軍醫來查病房。他一看見我就問：“你是誰？你在這兒幹什麼？”沒等我回答，一毛就說：“王大夫，這是我媽。她下放在和縣，剛從那兒來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來一個媽？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誰呢？”我接着說明情況，澄清了混亂。王大夫從頭到尾給我講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醫懷疑她患大腦炎，但後來在這裡做的檢驗結果是陰性的。他們又根據幾種假設，做了一系列檢查和化驗，先後排除了瘧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見是傷寒。她對最近的滴注的反應好像好一些。王大夫並不悲觀，但是他拒絕提出愈後。
    一毛入睡以後，我急忙回到幼兒園，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搶時間跑去找工宣隊領導，請求他們准許寧坤來醫院和我共同看護女兒。我的請求遭到斷然拒絕。我回醫院之前，先去市區給一毛買了半個西瓜，她說過很想吃。可是她嘗了一口就推開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從我來到之日起，一毛的體溫開始下降。同時，多天來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處理傳染病人糞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過道里一頭撞在房頂。頭頂隱隱作痛，我也顧不上去理會。過了兩天，實在痛得厲害，我就跑去找一位護士。她以為是頭痛，讓我看內科。我說是頭頂上痛，她扒開頭髪一看大吃一驚，原來黑鐵絲做的發卡嵌進我頭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來，因為卡子和頭髮、血塊糾纏在一起。她用水浸濕，然後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來。她說傷口已發炎，再晚一點就會出大問題啦，她奇怪我怎麼會那麼麻木。
    一毛先開始吃一點流體食物。一周之內，她的體溫恢復正常。她又能吃固體食物了。發燒的紅暈一退，她的小臉蒼白乾枯。為了讓她早日復原，我知道必須給她吃一些滋補的食物，這在醫院是辦不到的。她身體又太弱，暫時還不能跟我到高莊去住。她必須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時間，補一補身子，逐漸復原。
    安大招待所答應給我一間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後診斷”一項空着沒填寫。我問王大夫怎麼回事，他說實在無法確診。由於他們診斷的手段有限，我覺得這可以理解。我想，要給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作一個確診，那就會更難啦。可是我說總不能什麼也不寫。躊躇了一會兒之後，他寫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車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個熟人看見她滿面病容就問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發現對門住的是俄語老師吳老夫婦。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為退休後返聘的“臨時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辦手續回九江老家。他們十分熱情地讓我們用他們的煤球爐和炊具，甚至糧食。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間的溫暖。大概牛棚里患難與共的經歷加深了他對寧坤的友情。住在我們隔壁的是沈瞎子，他從烏江押解回來後就住在這裡。原來那次“寬嚴大會”上的宣判只不過是一場“逼供信”的演出，無奈頑強的老人實在無罪可認，而那些生殺予奪的頭目又死不認錯。於是，他也在等着辦手續回安慶老家。他是個孤苦伶仃的老人，還得等一個侄女千里迢迢從貴州趕來，送貧困潦倒、雙目失明的伯父還鄉。因為公用廁所是在過道的盡頭，雙眼瞎的老人上廁所必須經過我的門口。不只一次，他摸進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搗翻了我在對面吳老家的煤球爐上給一毛熱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誰之後，就說寧坤在牛棚里對他很好，他祝願寧坤比他幸運一些。我說：“沈老師，您的情況也會好的。”他說：“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現在要葉落歸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罵，受苦受難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亂的白髮下絕望的眼眶了。我心裡想，“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他一定會想到這兩行詩的。很久以後，我才聽說，他還鄉以後不久就因嚴重內傷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門來了。聽他講他怎樣一個人在大熱天從高莊走到烏江去找爸爸，我感到驚奇。一丁乾巴巴地說：“一毛這場大病當然是件大壞事，可是它卻讓我們一家人從5月16號以來第一次聚到一起。這叫做‘壞事變成好事'，媽媽，正如毛主席教導的。”
    九月初，中、小學已經上課，一丁和一毛都要遲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車去孫堡公社，我們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車回家了。我們坐在卡車上，擠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吳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買的。我們頂風坐着，等到家時已經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驚，發現自行車不見了。它是我們唯一的交通工具。“這事情嚴重，”我大聲說。正在這時候，老螃蟹闖進來了。我遞給他一包在合肥買的香煙。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邊說邊刮了一根火柴點了一枝煙，把那包煙放進口袋。“味道比九分錢一包的‘大鐵橋'好多啦！這就是你女兒，好漂亮。我們把你東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麼吧？”
   “我的自行車不見了。我把它靠牆放着的。”
   “哦，自行車，對啦，自行車。老馮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騎過，恨不得騎一下你的外國貨過過癮。他來找我，說借用一天。反正車也閒着。”
   “可是我把車鎖上的。”
   “不錯，車是鎖上的。我們砸了鎖，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馮是公社下放幹部管理小組的貧農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現在我的車在哪兒呢 ？”
    “那你得去問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孫堡去找我的自行車。大胖子老馮正忙着賣魚。 “老李，你回來啦。歡迎歡迎。哦，你的自行車在家閒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會在意的。”“你怎麼會想起去搞我的車？”“嘿，還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他說老李上合肥了，車子靠在公房，你想嘗嘗外國車的味道嗎？我說咋不想，車子鎖上了吧。他說那怕啥，榔頭一砸不就開了嘛。你請我喝兩次酒，買魚蝦少要點錢，車子就歸你騎。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
    “我現在要用啦。車子呢 ？”
    “就靠在那邊牆上。老李，真是好車 。”
    我走到他身後。我的自行車被砸得面目全非。我氣極了，掉轉身來質問他：“老馮，你怎麼把我的自行車毀成這個樣子？”
    “我帶着我奶們子騎到小堡，上坡時車子壞了，把我們摔了下來。老李，你真運氣，我們倆都沒受傷，要不你有責任啊，因為車子是你的 。我看車子沒什麼大毛病。你可以把它放在我這裡，等我慢慢找人修修。他媽的外國貨，街上修車的都沒辦法。你可以等，你也可以推回家，找人修。也許你需要它。”
    我咽下滿腔怒火，把我殘廢的自行車推回家。這是它第二次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貢獻。
    響應“複課鬧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學和大學停課三年之後又上起課來了。與此同時，千百萬初、高中畢業生都到邊遠地區“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廠。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子女升學和就業都受歧視，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參軍、加入體操隊或雜技團。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我決心讓孩子繼續上學，儘管當時學校非常混亂。一丁在香泉中學上了幾個星期之後，轉學到新成立的孫堡初中，離家只有三里路。現在他放學後可以幫我干點家務活，特別是從前塘挑水。一毛上公社的小學。一村上本大隊的初級小學。這個小學只有一間屋子，老師的講台後面的一個角上有一個燒草的大灶，在講課休息時老師在灶上燒午飯，滿屋子都是煙。陸老師是一個回族中年人，本來是挑貨郎擔的，他教給學生的東西少得可憐，一村後來需要拋棄的不多。後來他乾脆不幹了，因為付給他的錢少得可憐，他又重新挑起貨郎擔走村串戶去了。這時候，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孫堡小學了。
    我們的臨時住處只放得下一張雙人床，我們母子四個都睡在這張床上。“人多熱氣大，”一丁繃着臉引了一句毛主席語錄。一村只說：“人越多越熱鬧！”沒料到小孩子的話竟然是未卜先知。一個下雪天的下午，鄰村的下放幹部老陳突然光臨。老陳是省血吸蟲病防治所的技師，她的愛人是和縣醫院的藥劑師，像寧坤一樣是“摘帽右派”，也還沒解除專政。我們經常在規定的政治學習時見面。除了我們的處境大同小異，我們倆都是天津人，確確實實有“共同語言”。我的三個孩子也愛陳阿姨，因為她心直口快，跟孩子們也說得上話。
    一村看到陳阿姨突然從紛紛揚揚的雪花中來臨，興奮地說：“陳阿姨，雪這麼大，你回不去。你得和我們住一起。”“我沒準兒真住下，小村村。”
    “你怎麼在這大雪中跑出來，老陳？”我焦急地問她，已經意識到出了什麼事。
    “我真的無家可歸了。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間屋子住的。今天上午房東來找我，說要收回屋子，因為春節期間她兒子要結婚。我去找隊長，他說他唯一能提供給我的是生產隊的牛棚。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給我住。等我配給的木料來到，他可以蓋一個新牛棚。”
   “這真是豈有此理！”一丁幾乎大叫了。
   “但這是現實，孩子們。不光這樣，他還說我連牛棚也不能住，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我說他盡可以留住他的牛棚，從他家走了出來。我又去找大隊書記，他正忙着準備過節，等過完春節再研究。我要堅持用配給我的木料蓋一間小茅屋。但是，目前我無家可歸。”
    “老陳，我們這屋子只放得下這張雙人床。不過床相當大，又是冬天。我們擠一擠沒問題。孩子們太高興了。”三個孩子同聲唱道：“歡迎！歡迎陳阿姨！”陳阿姨感動得要流眼淚。“陳阿姨給你們包餃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餃子的能手。當晚我們就吃上了餃子。晚飯後，大人孩子都開動腦筋，研究五個人睡一張床的最佳方案。最後決定，老陳和我各把一邊，兩個小的夾在我們倆當中。一丁橫臥在我們腳下。這個安排一直維持到過完春節，孩子們歡送陳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幹部處投宿。
    皖南春來早。該是給下放幹部蓋房子的時候了，按人口每人配給0.30立方米木料。老螃蟹親自出馬，帶了兩名親信，前往縣城木材場領取我們四口人的1.20立方米的木料。他在縣城吃飽喝足之後，押着由兩個小伙子拉着裝木料的平板車，把十幾根又粗又長的木料拉到後高莊，整齊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有這麼多好木料，我給你蓋一座大房子。你放心，交給我辦好啦。”反正我也不懂怎麼蓋房子，他既願意包辦，也只有讓他辦了。他決定給我蓋一座四架間的房子，木架、土墼牆、茅草頂，我說聽上去不錯。新房子要蓋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卻不在這裡進行，而是由木匠帶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員在老螃蟹家門口乾。等梁、椽、柱、門等等都加工好了，再運到前高莊在新房址裝配。後來才明白他的心計。全村的勞動力都參加蓋牆和上房頂。全部費用由政府撥給我蓋房用的專款開支，公社把錢交給隊長掌握。老螃蟹讓我買一條好煙，兩瓶白酒，表示對他和其它生產隊幹部的謝意。
    蓋好的房子一頭有一間屋子，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牆隔開，中間留下一片空地，一個角上有一個燒草的大灶。兩間屋子都沒有門。“你要門幹啥？浪費好木料。”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問題。也沒有窗戶。為了遷就我，他讓瓦工在我屋子正面牆上留下一個洞，那就是我的窗戶。大門關不上。“那又該怎麼樣？哪家也不關門的。”他一揮手就抹殺了我的意見。
    “老李，你真該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給你這座多好的新房子。你比舊社會的地主老財還闊。你還拿五十七塊一個月，五十七塊！”我說，我當然感謝黨和毛主席，我也感謝他領導下的高莊貧下中農。
    總的說來，這次搬家，從老鼠窩到一座乾淨的新茅屋，幾乎是一樁喜事。一村跟我睡一間屋子，一毛睡在另一間屋子，一丁睡在中間“堂屋”。一丁發表意見，他認為大門關不緊在設計上有一個技術性的理由：他和煤球爐睡在一起，這麼樣的一扇門可免他煤氣中毒。他又說：“我相信爸爸一定會支持我的理論。”一毛說：“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多希望爸爸現在回家和我們一起享受新房子！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他都不能來看我一下。”
    我們搬進新家的歡樂很快就被人破壞了。一天半夜，我們早就睡覺了，一幫窮凶極惡的傢伙突然間沖了進來。起初我以為是一場惡夢，但很快我就面對着十來個真人，有男有女，手裡都揮動着晃眼的大電棒。
    “我們是大隊民兵營突擊隊。全國在凌晨兩點開始統一行動，進行政治大清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是一場新的政治運動。”一個為首的年輕人鄭重宣稱。“你是李怡楷嗎？”
    “我是啊，安徽大學下放幹部。”
    “你家幾口人？”
    “五個人。不過這裡只有四個，我和三個孩子。我愛人還在烏 江。”
    “他為什麼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沒派他下來。”
    “你敢保證你家裡沒有藏壞人嗎？”
    “我敢肯定。”
    我被帶隊的訊問時，其餘的人用大電棒到處探照。隨後一個女民兵來向他報告：“在一個屋裡找到一個小男孩，另一個屋裡有一個小姑娘，堂屋裡有個大男孩。”
    “你們在床底下照了嗎？”
    “我們照了。有個大箱子。”
    “拉出來，打開檢查。”
    他們打開箱子，打開一看，裡面放着寧坤的手提打字機，盒蓋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寫的 “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幾個大字。
    “啊，這是什麼東西？”帶隊的睜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機。我是打字員。”
    “你現在不打字了，留着它幹啥？”
    “給孩子當玩具吧。”
    “你敢保證這不是發報機 ？”
    “別開玩笑！”
    “李怡楷，你能保證你家裡沒有暗藏的反革命嗎？”
    “當然沒有。”
    不速之客魚貫而出。我知道孩子們都醒了，嚇得不敢出聲。我趕快先去看一毛，再去看一丁，最後看一村，對每人說：“別害怕。快睡覺。天快亮了。”什麼時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我再也睡不着了，天剛亮就起床，想出去吸點新鮮空氣。一開門，嚇我一跳，那幫男女都坐在門前地上和水溝邊上，身旁還亂七八糟放着棍棒。我“哦”了一聲，他們抬起頭看看。過了一會兒，帶隊的下令收兵。我說了一聲：“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村送到大隊小學上課之後，就去大隊部，希望能為夜間發生的怪事找個解釋。這時候碰到另一個下放幹部、俄語老師老張。他劈口就問我：“昨天夜裡有人到你家來嗎？”我告訴他昨夜的情況。他透露道：“這個行動是兩天以前在這間辦公室策劃的，我也在場。兩家被選作主要對象：一家是你，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大隊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據說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銀珠寶。當然什麼也沒找到。”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在政治上和大隊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只是他們沒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願我知道這場惡夢什麼時候完結！

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1970-73)

一
    在牛棚羈押了兩年之後，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終於拿到一張從烏江到孫堡的長途汽車票，前往另一個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突然之間，我獲得了自由，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眾專政”的同時，也解除了臨時工合同。我沒有任何身份證，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為了捍衛言論自由，我贏得了挨餓的自由。下車的地方離高莊不遠，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從大隊小學領着一村回家。路上她問我是以什麼身份下來的，我只能笑着說：“荒村牛鬼，老婆要養活的第四個家屬。”
   兩年來全家人第一次大團圓。家人落難，我問心有愧。但看到三個孩子相當健康快樂，我也感到寬慰。一丁曬黑了，和村里別的小青年一樣。一毛瘦一些，不過面有血色。一村笑聲不斷。但是我們今後怎麼辦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資過活。我再次成為她的負擔，心裡很難過。卻說，我沒有被遣送回鄉隻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滿意足。她還不到四十歲，已經早生華髪，而且經常腰痛。她從無怨言，認為天意莫測，禍福都可坦然面對，我們的日子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C
    村民們，官稱“光榮的人民公社社員”，把我看作一個怪物。美國留學生、首都的大學教授，如今靠奶們子才有碗飯吃！他們認為，要麼我是無可救藥，就像附近麻瘋院裡那些病人；要麼是上面掌權的人神經錯亂，就像本村那個孬子。老螃蟹聽說我是不帶工資下放，大失所望。他說：“老巫，我在經濟上幫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幫忙。”我一聽就明白他話裡有話：你在經濟上不給我點好處，我可就要讓你在政治上吃苦頭。看來我怎麼也跳不出“群眾專政”的羅網。我也成了“不給出路”的典型。因為我不是“光榮的人民公社社員”，我沒資格和社員們一起勞動，到年終分享他們的勞動果實。一個自由的牛鬼，可是沒有在任何一個牧場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莊，我就聽到社員抱怨，記錄他們每天勞動報酬的工分表搞得亂七八糟。每個成年男女，勞動一天記十分工。生產隊沒有記工員，隊長每天抓一個上過一、二年小學的小青年來記工，記多記少隊長說了算。可是，大多數社員不識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來自己到底記了幾分工。社員們認為我可以當一個信得過的大公無私的記工員。老螃蟹“順應民情”，讓我每天收工前去記工。於是我又當上了生產隊的“臨時工”，我的報酬是每次一分工，約值人民幣三、四分錢。年成好的話，一年下來我或許能掙十塊錢。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當天上工的田頭。老螃蟹口授每個社員應得的工分，如果他認為某個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頂嘴，就扣工分，結果就會發生爭吵。他一向給自己記十分工，不管他幹了或者沒幹什麼。上工時，他常到田頭分配任務，然後人就不見了。到該收工的時候，他從外面回來，經過我家，醉醺醺地喊一聲：
    “老巫，記工去！”
    “李隊長，你哪兒去啦？”我在路上問他。 “哦，在孫堡飯館子裡和馮胖子，還有別的幹部喝酒吃飯。要跟他們辦事，就得搞好關係，這你還不懂嗎？”他總這樣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塊平地坐下，我就會問他：“李隊長，你記幾分工？”
    “十分，還用問嗎！”
    “你的工種呢？”
    “外交，還用問嗎！” 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此人真不愧為名副其實的老螃蟹。他目不識丁，粗野無賴，卻毫無顧忌地濫用文字為自己效勞。他是絕對地毫無顧忌，因為作為生產隊獨一無二的共產黨員，他擁有絕對的權力。有時侯，個別小青年冒失地質問，他有時啥也不干，或者花生產隊的錢大吃大喝，還要記全工，這樣做是否公平？他就會用他經典的論證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傢伙鎮得啞口無言：“黨給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輩老貧農，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讓誰享福呢？現在我是共產黨員。我要讓你明白，是黨，是共產黨，給了我吃足喝足的權利。明白嗎，你這害紅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實點，要不就給你套上《公安六條》！”他隨身攜帶一份《公安六條》，早已弄得皺皺巴巴，像廢紙一樣了。
    有時也分配給我一些別的零活，我就可多掙幾個工分。在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中，隊長讓我爬到村口孫家的瓦屋頂上用白漆刷“農業學大寨”五個斗大的字。在另一個政治運動中，大隊宋書記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產隊，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較好的茅屋的土墼牆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標語。除了學大寨之外，號召社員們“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產主義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氣概的標語好像沒有給社員們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可能因為大多數人不認識這些字。我的報酬是在一個社員家裡吃一頓米飯加煮白菜的免費午餐。白頭髪的老大爺感謝我用我的書法美化了他們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貼在牆上一個顯著位置的他孫子的成績單。爺爺得意地說：“他才十歲，可比大隊書記識的字還多。”我仔細一看，五門課中有三門的成績是用紅筆寫的“不及格”；可是，對老人家來說，紅色當然永遠意味着“雙喜臨門”。
    我也奉命在晚間參加社員不定期的政治學習。我的任務是朗讀黨報社論等等文件，並作一些講解。人人都參加，因為每人可記兩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後，他們正好放鬆一下。小青年們互相逗鬧取樂，年輕婦女有的給懷裡的孩子餵奶，有的忙着納鞋底。誰也不理會我讀的是什麼。有一天，小黑子說：“巫大伯，你多讀一點。”我吃驚地問：“黑子，你要我讀什麼？”他說：“隨你讀什麼。反正這些都不是為我們農民寫的。我就是愛聽你讀，愛聽你的調子。”聽他這麼說，我既高興，又感到不安。難道我在不自覺地用我的聲音破壞黨的宣傳嗎？我會在下一輪政治運動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嗎？儘管如此，我很高興看到農民的頭腦並不像黨所設想的那麼簡單。

二
   我們一家人進入下放生活的軌道，分工自然地隨之而來。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於參加每一級的政治學習和政治性會議。生產隊、大隊、公社、區、縣，這些五級會議往往是重複的，發的學習文件也是雷同的。“無事瞎忙，遍及全國上下的瘟疫，”怡楷說。我妹妹夫婦、怡楷的哥哥姐姐、揚州的堂弟妹、其他親友，都在從事同樣的無效勞動。身為“摘帽右派”和已解僱的臨時工，又無其它身份，我“因禍得福”，免於下放幹部這種無謂的忙亂。我現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家庭婦男”，頂住本來屬於家庭婦女的半邊天。我當上了家庭廚師。廚房在一丁睡覺的堂屋裡。他的小床靠後牆，煤球爐靠前牆，我在爐子上燒飯，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個碗櫥，是一丁用劈柴拼湊起來的。它立在兩條腿上，因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疊土墼作第另兩條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還有一隻大公雞和十來只小母雞，牠們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雞窩裡過夜，面對大門，離一丁的床不過兩三尺遠。
   除了為我們提供雞蛋，這群小母雞是孩子們的寵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給每隻雞取個名字：大黃、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來，一個孩子就用鉛筆在每個上面寫上日期，放在一個籃子裡。鄰居又教給我們怎樣孵小雞，一窩二十個。在等啊盼啊幾個星期之後，看着一隻只小雞脫殼而出，孩子們真樂死了。
    可惜，沒過多久，孩子們天真無邪的歡樂就被破壞了。首先，籃子裡的雞蛋開始在夜間不翼而飛。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決定守夜偵察一下，故意把雞蛋放在一個大搪瓷盆里，蓋上一個盤子。沒等多久，我們就驚愕地看見一隻大黃鼠狼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牠跑到搪瓷盆前，一點聲音也沒有，先用一隻前腿把蓋推掉，再用兩隻前腿抱住一個蛋，隨即就一溜煙不見了。幾分鐘之後，牠又回來，重演那敏捷的行動。它抱着第二個蛋溜走時，我扔過去一隻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說該死的黃鼠狼偷了我們的雞蛋，請教他該怎麼辦。他聽到我罵偷蛋的畜牲大為驚惶。“老巫，快別那麼說！這是黃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萬不能講不敬的話。褻瀆大仙會讓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賞光要你家的蛋，你應當感到榮幸啊！”我不忍心反駁這老實人，但這個榮幸我敬謝不敏。我們把雞蛋鎖在一個木盒子裡。
   兩天以後，尖嘴豬來串門兒。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說：“巫大伯，你們丟了雞蛋？也許我能幫你找回來，要是你給我兩個大饅。”我懷疑他可能在騙我，但是兩個饅頭沒什麼大不了的。於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後，看到一棵大樹下面有一個大洞。我從洞口扒走一堆樹葉和稻草。瞧吧！我們家的雞蛋，每個上面都有鉛筆寫的日期，在洞裡堆得整整齊齊！三老爹聽說我侵犯了聖潔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驚愕，同時也為我全家擔憂。
    我們的再教育從蛋又發展到雞。每天傍晚，我們的雞回家上窩，孩子們就站在邊上，一隻接一隻點名清數，直到最後一隻進來。有一天，他們發現少了三隻雞。孩子們想也許牠們誤入了鄰居家的雞窩，就到他們家的窩裡去找。可是一隻雞也沒找到。我說：“黃鼠狼是偷雞的篋賊。我猜一定又是那該死的黃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說：“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麼跟你說的？你把我的話當耳旁風。這會兒你又對大仙不敬了。我真為你擔心，老巫！”這時候，老螃蟹剛好路過，我就把丟雞的事跟他講了，心想隊長也許能幫忙。他說：“不可能丟的。你養的雞太多，數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們丟了幾個朋友，很不開心地上床睡覺了。第二天，尖嘴豬又來串門兒了。“巫大伯，你家雞丟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馬上就明白他知道內情。“哦，雞哪兒去了？又在那個洞裡？”他擠擠眼，搖搖頭：“哦，不是那樣。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說：“得，兩個大饅。”他放低了聲音，說得飛快：“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兒個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塊來我家。他對我爹和猴子講：‘老李、老巫養雞太多，搞資本主義。我們得想點辦法。'後來他們三個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後面。經過你家門口，我看見你在屋裡看書。他們把公房的門敞開，你家的雞就進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隨後他們就把門猛關上，捉了你家三隻老母雞。他們三個一人一隻雞揣在懷裡，一手捂着雞嘴，不讓出聲。晚上生產隊全體幹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問他：“還有誰在場？”他說：“還有我，沒別人。我幹了一條大腿，粉嫩的。不過他們不許我喝酒。”當晚，怡楷從外面開會回來，我悄悄地把故事講給她聽，她十分氣憤。可是我們記得老螃蟹的絕對權威，決定還是不聲張為好。  作為再教育的一部分，生產隊分給我們兩小塊地種蔬菜。我們在一塊地上種黃瓜、西紅柿、韭菜、四季豆、水蘿蔔，供春、夏、秋三季食用。另一塊地上種白蘿蔔和塌棵菜，供冬天用。為了給蔬菜地積肥，我們在屋子外面先挖一個坑，埋進一個殘破的水缸，再圍上一堵半截的泥巴牆，就算個露天廁所。路過的人看見裡面有人可以把頭掉過去。有一兩次，我蹲在破缸邊上，看見三老爹正朝着廁所走過來，我急忙低下腦袋，偏偏聽見他客氣地打招呼：“老巫，可吃啦？”從此以後，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我就站在牆的缺口充門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級的。下午放學回來，他經常從前塘挑兩桶水倒進水缸，或者從鄰居家借一擔尿桶，從我們的破缸裝上半桶糞尿肥，再到後塘摻上半桶水，去澆兩片菜地。我們種的黃瓜和西紅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貴的肚子，但我們還是有足夠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蘿蔔和塌棵菜是我們全家的驕傲，也是全村人羨慕的對象。我們全家盼望着大豐收的喜悅。日子一到，全家出動，帶着一把鍬、一個籮筐、一根扁擔。走近菜地，突然發現我們寶貴的菜園被盜空了。地里布滿了亂七八糟的菜葉和蘿蔔纓，好像戰場上的斷肢殘臂。孩子們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訴他我們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種菜。為什麼有人要偷我們的？最後他又說：“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邊的生產隊的人幹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蘿蔔比我見過的都好。”他的內侄尖嘴豬卻知道實情，因為他並不隱瞞他多麼愛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蘿蔔”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
    這些小偷小摸的行徑使我們感到氣惱，主要因為它們破壞了孩子們生活中的樂趣。我們從剩下的母雞收到足夠吃的雞蛋，從鄰居家買蔬菜 。後來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還單人床，我們甚至感到和好了。我們向他致謝時，他抽着我們的煙說：“沒問題。老李是我妹子。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豬光臨，一進門就說：“李大媽，你家的床回來啦。你知道為什麼嗎？”怡楷說：“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們借的。”這男孩小小年紀，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實是因為姑爹給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張新床。李大媽，用的是你的木料。”我們覺得難以置信。尖嘴豬接着說：“跟我來。我帶你們到公房看點東西。”我們跟着他走進怡楷的舊家，看到一架新犁、一個新耙、還有一個新的斗形木製容器。“那是幹什麼用的？”我問他。我們的小嚮導回答說：“過年時候各家蒸糯米糰子用的。這些也都是用李大媽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當初蓋房子為什麼老螃蟹要在他家門前施工。她沮喪地對我說“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財產，撥給我蓋房專用的。我是要負責任的。”尖嘴豬又說：“還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擱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說大水子娶親要打家具，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兩個饅頭，我們又給了尖嘴豬一把糖果，因為我們確實讚賞他在再教育方面給我們的幫助。怡楷決定她必須向大隊領導匯報一下，看他們是否能幫點忙。大隊副書記聽了以後似乎很憤慨。“這是國民黨作風，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幹的事。我們研究一下，採取必要措施。”過了一些時候，小道消息傳來，說老螃蟹在一次會議上受到了大隊領導的嚴厲批評。但是他為自己開脫，說他沒收我們多餘的雞、蔬菜、木料，是為了從生產隊剷除資本主義。大隊領導再也沒理會我們。
    老螃蟹繼續進行他聲稱的“從生產隊剷除資本主義的鬥爭”。在大隊會議上受批評後不久，他在工間休息時在田頭召開了一次“大批判”會。怡楷和我剛好路過。我們聽到他提高了嗄啞的嗓門，狠批生產隊裡資本主義的表現：“生產隊有這樣的人，不下地幹活，卻養太多的雞偷吃公房的糧食。有人不勞動，卻靠四處寫幾個字得工分。寄生蟲！資本家！階級鬥爭！” 他泄了憤，我們暗笑。
    但是老螃蟹並不就此罷休。又一天，他闖進我們堂屋，在摺疊桌旁坐下，隨手點了一枝我們的煙。他說：“老巫，給我開個代辦條。”代辦條是經手人出具的購物證明，在公社，尤其是生產隊一級，可以代替收據或發票。我常給他寫，沒當回事。“前幾天我在西埠買了兩個大籮筐，五元一個，兩個粗篩子，二元一個。沒別的。替我寫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寫上他的名字，因為他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他又點了一枝煙，帶着代辦條走了，我也忘了這回事。後來我聽說孫堡街上一間公共碯所牆上發現了一條反革命標語。公社保安人員急於破案，便要求各生產隊取得可能嫌犯的筆跡。於是我給他寫的代辦條就被交了上去。不過，老螃蟹大失所望，因為保安人員發現我的書法和牆上的筆跡毫無相似之處。他並不死心，立即檢舉我在家偷聽敵台廣播。這次他說的倒有一點影子，因為我們確實常讓一丁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節目。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後，大學和中學興起了英語熱，可是好的英語教師不多，公社中學尤其如此。我們覺得讓一丁聽聽本國人的英語對話有好處。雖然這並不是犯罪行為，我們還是把音量調得極低。無奈隔牆有耳，何況是土牆。保安人員找到郭書記了解我的情況，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說：“告訴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門批準的全省唯一可以收聽外台的人。”
   為了向貧下中農學習，我也養了一頭豬。一頭混種小白豬，屬於“小而圓”品種。我們的小而圓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牆腳下為牠安排了一個舒適的稻草窩，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餵牠山芋，看着牠剝了皮以後才吃，覺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問題，他認定我養的是一頭資本主義的豬，因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餵豬。小而圓很野，常掙脫繫繩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兩個棒小伙子出動才能抓回來。有一天，我餵牠新出鍋的山芋，牠居然咬了餵牠的手。我實在應付不了，而牠又長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張消滅這頭資本主義的豬。他訂了日子，親自出馬當屠夫，我當然要付給他屠宰費。
   我從來沒有見過殺豬的場面。那畜牲狂亂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噴射的鮮血、死亡前的掙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罵“你這資本主義的豬！你這資本家！”、還有看熱鬧的社員們的歡快，這一切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課。在開水裡脫毛之後，資本家被分解成許多塊。然後屠夫到後塘去洗淨臉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來飽餐了新宰的豬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後趔趄着走回家去，手裡提着豬肝和一大快豬肉。我們從此沒再養豬。
   �@ 我現在是個閒人，可以讀點書了。怡楷把我的書都裝在幾個紙板箱裡，儘管當時許多同事已經把他們的的書刊都當廢紙，六分錢一斤，賣給了廢品收購站，因為書和書生都給貶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開，我們發現有些書在前一年的洪災中被泡壞了。另一些書被耗子咬壞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過牢獄之災的《杜甫詩選》，還有我在1957年動手、後來半途而廢的《巴爾姆修道院》的譯稿。我有點難過，怡楷感到痛心。我轉念一想：“可憐的小耗子！他們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個冬天還餓！”我們把書攤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陽里曬一曬。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過，揀起我在曼徹斯特學院美術史課上用的課本、海倫�E加德勒的《古今美術》。他們看到梵蒂岡西斯廷教堂中的裸體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來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為老螃蟹檢舉我用淫穢的圖畫腐蝕生產隊的小青年。老郭聽了我的說明之後，不禁笑出聲來，說檢舉我的人真是一隻“無事生非的老螃蟹” 。

三
    我們的確沒有理由抱怨，當我們看到貧下中農，理論上也是國家的主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在專橫貪婪的地方幹部手裡，過着什麼樣的生活。
    老螃蟹利用每一個新的政治口號撈到好處。“在農村挖掉資本主義根子”的運動一來，他就扛着一把大斧子挨家挨戶把門前的一兩棵樹砍倒，因為他懶得不肯栽樹，又嫉妒別家門前成蔭的樹。高莊本來就以樹少聞名，這樣一來就一棵也沒有了。接着他又把運動深入到社員的雞窩裡。本來有規定每戶只許養四隻母雞，但並沒有認真執行。蛋和雞是他們唯一的現款來源。一天夜晚，他手提馬燈，挨家挨戶，查點窩裡有幾隻雞。他起初堅持要每家當場把超額的雞殺掉，後來開恩讓每家交一隻雞給生產隊，到市場上出售。他自己家無雞可交，他奶們子養的幾隻雞早已被他宰了下酒了。十多隻雞被他捉走賣掉，但賣得的錢並沒入生產隊的公款。各家都養豬，一般每年要殺一頭。不管哪家殺豬，老螃蟹從不錯過。他一向是殺豬後的鮮肉宴上坐首席的貴賓，他一向在酒足肉飽之後回家，手提一大塊瘦豬肉，外加豬肝或里肌。在每家為每個好日子舉行的每次家宴上，老螃蟹也是當仁不讓的首席貴賓。農業機械化的風一刮起來，老螃蟹一早帶着管錢的保管員孫基文到縣城去採購，晚上才醉醺醺地帶着一部手提拖拉機回來。他要我給他�@和基文各記十五分工，外加出差費。因為社員中沒有人懂得怎樣擺弄這新鮮玩意兒，七手八腳就把拖拉機搞壞了。隊長又得花一整天送它去縣城修理。這個過程重複了好幾次，直到報廢的拖拉機被扔在公房外面。對於高莊的社員們，農業機械化的代價高達數百元，包括風塵僕僕的隊長可觀的出差費。
    生產隊在後高莊開隊務會議由我負責記錄。年底，會計員公布各家的明細帳目。每戶共得工分多少，欠生產隊口糧、柴草錢多少，家裡有急事從保管員借了多少現款。收支相抵，盈餘戶可領到應得的現金，少則數元，最多的也到不了百元。至於虧欠戶，召開全體社員大會，研究各戶的帳目，討論他們提出的從公積金中給予補助的申請。老螃蟹是五個虧欠戶中掛頭�@牌的。他欠生產隊一百元現款，因為他向保管員借錢有求必應。要討論的問題是這筆欠款是否可以全部或部分勾銷。大多數�@社員一言不發，只有幾個小青年發言反對免除任何欠債。最後，大隊的唐大隊長代表大隊黨支部做總結。他首先表揚李隊長一年來在生產隊工作的成績，然後對他的家庭負擔過重表示同情（事實上他兒子大水子已經掙全工分）。最後，出於對一個貧農弟兄、共產黨員、模範黨員的階級感情，建議給他“割尾巴”，即一筆勾銷他的欠債。有權有勢的大隊長問道：“有誰有不同意見嗎？”沉默。“那麼一致通過。散會。”老螃蟹朝着我說：“老巫，在記錄上寫下，生產隊全體社員，在唐大隊長參加的全體會議上，一致通過給李庭海隊長割尾巴。”我再次領教了他的領導藝術從後高莊回家的路上，我問小黑子為什麼其餘四個虧欠戶的問題沒有討論。比如說，三老爹，他家確實困難，孬子掙不到什麼工分，小蛋才六歲。“巫大伯，我說一句話，你別生氣。你懂很多書，中國的、外國的都懂，但是你讀不懂生產隊生活這本活書。”黑子說，一面攙着我在黑暗中崎嶇的小道上摸索往前走。“人人都知道這個會是幹啥的，除了你以外。也難怪，我們是在這兒長大的。你真需要再教育，巫大伯。”
    “雙搶”以後又開了一次生產隊全體大會。雙搶是一年最辛苦的時候，一面搶收早稻，一面搶種晚稻，一天勞動連軸轉。又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不少人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府規定每年分三期徵收公糧，即按早、中、晚稻先後登場�@時間徵收。但是，地方政府，在上級政府的鼓動下，號召各公社在早稻收割後將全年的公糧一次繳齊。唐大隊長駕臨高莊，要求社員們響應號召。�@
    “我很高興聽到匯報，高莊今年早稻收成很好。”他圓滑地開始說。“你們幹得很辛苦，雙搶的確累得你直不起腰來。我在解放前給地主老財累死累活。如今，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我們都解放了。我們怎樣感謝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呢？我們怎樣表示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呢？你們會說，收穫更好的稻，更多的稻，按時繳公糧。好得很！但是，這樣做夠不夠？我說，我們要更上一層樓。所有先進的大隊都會用新收的早稻一次繳齊全年的公糧。我們大隊黨支部作出決議，讓新建大隊成為一個先進大隊。你們是要一個先進大隊？還是一個落後大隊？”
    “我們當然要一個先進大隊！”老螃蟹毫不遲疑地大聲響應。“好得很，你們有一個先進的生產隊長。你們大伙兒怎麼講？說啊，大家說，我們是講民主的。我歡迎每個人有啥說啥。”“唐大隊長，我把我的心交給你。”三老爹開腔了。“你對我很了解。我是個老貧農。我熱愛毛主席。可說實在的，我們米缸里沒米了。這些日子我們累死啦，感謝老天爺早稻總算收好了。我斗膽問一聲，我們能不能向生產隊借一點，幫我們度過幾天青黃不接的難關，比如說，每人借個一、二十斤？那在總數量里算不了”
    “開道，聽你說出這樣的話，我感到氣憤。”唐大隊長聲色俱厲地說。“你說你是老貧農，你又是老一輩的。這對整個生產隊是多壞的影響！大隊號召你們大家用你們收割的全部早稻繳公糧，而你卻要留一些裝進你的肚皮。這像一個老貧農講的話嗎？我們要當先進大隊，你要拉我們的後腿。那正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想干的，你講的是他們要說的話。我說，你最好做個檢討。”
    “我只是一個大字不識字的老貧農。說錯了，我隨時可以做檢討。”三老爹說。“可我們的肚皮像我們的米缸一樣空。不光是我一家，大多數人家都一樣。我們一直靠借來的米下鍋，為了能幹雙搶。我痛恨地主，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們大家都記得，地主在雙搶時給我們吃的最好。為了更好地剝削我們，我知道，但是”
    老螃蟹打斷了他的話。“開道，你瘋啦，像你家孬子一樣？你也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鬼話。如果你不改邪歸正，就給你套上《公安六條》，管你貧農不貧農。唐大隊長，我們繼續開會。我代表高莊生產隊全體貧下中農向大隊黨支部宣誓：我們保證用收割的全部早稻繳納全年的公糧。如果我們收成不夠，我就到別的隊去借一些早稻，補足欠缺的數量。”“庭海，講的太好啦，”唐大隊長熱烈地說。“我保證你當上大隊的一名先進生產隊長 。”
    “散會！”老螃蟹宣布。“明兒個早上開始，我們把早稻送到收購站。老巫，在記錄里寫上：生產隊全體貧下中農一致哦，算了，你知道寫什麼的。”
    第二天，老螃蟹又來我家，手裡拿着幾張大紅紙。他滿面春風地說：“老巫，明兒個縣裡來人調查好人好事，公社有話要做好接待工作。你馬上給我寫個光榮榜，表揚好人好事 。”
    “李隊長，怎麼寫？表揚哪些人？”
    “嘿，這有啥難的。高莊生產隊光榮榜。模範共產黨員、生產隊長李庭海同志先進事跡。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打倒劉少奇，打倒林賊！領導全體貧下中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產，奪取雙搶全面勝利，一次繳納全年公糧。艱苦樸素，公而忘私。還有什麼什麼的，你往上堆就是啦。我過一會兒來取。”
    “下面寫誰的名字？還有別的好人好事嗎？”我問他。
    “老巫，你真孬。當然是高莊生產隊全體貧下中農一致通過。我是唯一的黨員，咋會還有別人呢？”
    過一會兒，他來取走我寫好的“光榮榜”，親自貼在村口孫家的大屋正牆上。
   除了繳公糧，農民還得為修路、浚河、抗洪等等提供無償勞役，自帶工具，自備口糧。所謂“搗亂分子”，一般是不服從隊長領導或是講怪話的青年社員，就會被罰為大隊作無償勞動。社員們從廣播大喇叭里聽到“某隊某人今天早上向大隊報到，勞動一天。自帶工具和口糧”他們就在心裡接受教訓，記住自己在社會主義農村“主人公”地位。自然，農民也得服兵役。每年從青年社員中挑選表現好的去參軍入伍，幾年後活着回來可指望當上“公家的人”，在公社或者縣城弄到一份有固定工資的工作。高莊的孤兒“小五保”被恩賜這個榮幸，被送上越南前線，因為他一向服從命令，埋頭幹活，從不頂嘴。比起其他小青年來，他還有一個優越條件：沒有人會為他在遠方戰場上的安危揪心，如果他死在異國沙場，也沒有人會為他哭泣悲傷。
    我過去一直以為，只有知識分子在變幻無常的政治氣候中受害。但是再教育讓我明白其實不然。1971年春，王莊的隊長被押解到各生產隊遊街示眾，接受批鬥，因為他說過“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彪面帶“奸笑”。現行反革命誹謗！他被撤了隊長職務，每天到大隊干無償勞動。他被押到高莊批鬥，怡楷一眼就認出，老王就是一年多以前在洪水沖斷的公路上幫她和村村渡過難關的好人。幾個月後，發生“林彪事件”，全國又掀起轟轟烈烈的批判林賊的政治運動。
    一天下午，老王滿面春風走進我們的堂屋。“老巫，我來請你幫個忙 ，”他說。“現在人人都說林彪面有奸笑，大隊書記要我交一張入黨申請書。他說我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我是個睜眼瞎，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我來請你幫我寫一張入黨申請書。”
    “沒問題，老王，”我說。“不過你得給我講講你本人的情況，還有你為什麼要入黨。”
    “其實沒關係，老巫。得啦，就說我是貧農，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貧農。我熱愛毛主席。我痛恨奸笑的林賊。這就行啦。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我入黨。”幾分鐘後，他離開我家，手裡拿着他要求加入“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書，寫在從一丁的筆記簿撕下的一張紙上。
    小黑子的生活也在另一方面受到影響。他訂娶親的日子時，林彪發動的“三忠於”運動正在全國搞得熱火朝天。“偉大領袖”最忠誠的法定接班人號召全國上下“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三個“忠”字的組合成為全國風行一時的裝飾圖案。小黑子準備結婚用的新床打好後，木匠在三連鎖的圓環每個當中嵌進一個精雕細刻“忠”字，作為四柱臥床正上方的中心裝飾，社員們都讚不絕口。沒料到，婚禮還沒舉行，“三忠於”和它一命嗚呼的倡導者一樣聲名狼藉了。木匠被請回來，敲掉三個臭名昭著的字，留下三個空洞，作為一個荒誕時代盲目的見證人。
    哪怕是與世隔絕的麻瘋院也抵擋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三忠於”運動的高潮，魯大夫被請到麻瘋院會診。他發現那裡面身患古老的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每派都宣稱自己最忠於毛主席。魯大夫告訴我：“一派力竭聲嘶地咒罵另一派是‘反革命麻瘋鬼'。兩派都揮舞着夾在殘缺不全的手指間的小紅書。我從來沒見過更可悲的景象。”我說：“這地方聽上去倒像今日中國的縮影。”
    “三忠於”對我們家也小有影響。兩個大孩子在我下來之前都已改名換姓，因為我的“巫”姓太臭了。隨着當前的時尚，一丁改名“李農”，一毛改名“李忠”。林彪事件在孫堡初中向學生宣布後，一毛回家跟我說：“爸爸，我一定得改名字。”我問她是否想好了一個新名字，她悄悄說：“我考慮好了。‘忠'字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上半部單獨發音和‘忠'字一樣。下半部是‘心'字，我乾脆把‘心'去掉，光用上半部。你說呢？”我覺得很好玩，就說：“妙極了！你現在是無心的李中！”我女兒不喜歡我的小玩笑，噘着嘴走開了，但是並沒再改名字。我們下放結束回城之後，她又恢復了我當年關押在半步橋勞動教養所時給她取的名字。

四
    農村生活中另一種災難是疾病。由於社員們既無空又無錢，他們從來不上公社衛生院看病，除非病得不行。瘧疾一發，病人就服幾粒奎寧 ，躺在床上，蓋上大棉被，捂出一身大汗。寒熱一退，病人馬上下地幹活。鄰居們發現怡楷的急救箱裡有一些對付常見病的成藥，如果患腹瀉或痢疾就來要腸胃消炎片，頭疼感冒就要複方阿司匹靈，眼睛發炎就要氯黴素眼藥水。
    小黑子一頭濃密的烏緑當中是一片難看的禿頂，那是因為小時候害過毛囊癬。小水子的媽“喬老伯”是一個嘮叨但心腸好的老大娘，她患血絲蟲病多年，兩條腿腫得難看，社員們叫做“橡皮腿”。多年前剛得病時，她只曉得一個土方子，就是讓小男孩往病腿上撒尿。多年後才得到確診，為時已經太晚了。雖說她愛和我開玩笑，我從來不忍心問她是否還難受。她整天有說有笑，你再也想不到她先後嫁過三個男人，生過十一個孩子，死了十個。她跟這第三個丈夫生的小水子是唯一活下來的。我看着她百般溺愛這羞澀的壯小伙子，真是感動。但若是她急於要他從地里回家幹活，她就會把嗓門兒提得高高的喊道：“小水子，你這個擋炮子的，你這個活不到十六的，你給我回家來，快快”我就會逗她：“小水子媽，他已經十七啦。你說的不是真心話。不靈的！要是他活不到十六，誰給我家缸里挑水？我到後塘洗澡，誰給保駕不讓我淹死？誰天天晚上在笛子上吹那些讓我聽了落淚的曲子？”她就會笑得前仰後合，責怪我“取笑一個可憐的老貧農”，緊接着就要把小水子送給我做乾兒子。
    緊鄰孫奶奶大不一樣。她老人家從早忙到晚，餵牛、給全家燒飯、照顧兩個很小的孫男孫女。她不分冬夏，不論晴雨，總光着腳跑來跑去，披散的白髪蓋在滿布皺紋的蠟黃的臉上。其實她騰不出多少時間管孩子，小孫子就由四歲的孫女小兔子看管。一毛常去和小兔子玩。一天中午，一毛從學校回家吃午飯，聽說小兔子發燒躺在床上，她就帶着一塊小硬糖，鑽進他們家黑漆漆的堂屋去看她。片刻之後，她衝出來，驚惶地大喊：“快點兒來，孫奶奶，孫奶奶！我推小兔子，她不動啦！”奶奶趕忙進屋，過了一會兒就出來了，懷裡抱着死孩子。她又哭又號：“我可憐、可憐的小兔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呼號，直到孩子的父母從地里趕了回來。孩子的爹、基升下自己的屋門，釘了一個薄皮材，當天下午就把孩子埋掉了。他們沒費神去了解孩子是怎麼死的。
    病痛自然也有我們的一份。怡楷是全家第一個病倒的，也是唯一享有公費醫療的。三個孩子輪流發高燒。背一村或一毛去孫堡看病是我的事。一丁病得走不動時，村裡的一個小青年就背他去。儘管公社衛生院的醫生們常常查不出孩子們生的什麼病，他們竭盡全力使體溫恢復正常，讓他們繼續上學。有一次，一丁病得沒力氣從病房走到戶外的廁所，魯大夫二話沒說就把他背過去。
    一到夏天，高莊蚊蟲成災，傳播瘧疾。周期性的瘧疾害得我骨瘦如柴。到高莊後的第二個夏天，一天下午我發起高燒來，開始說胡話。怡楷冒着大雨去孫堡把魯大夫請來。她不在家的工夫，我們的茅屋給雨水淹了，雨是從關不嚴的門和前一年雨季起就漏雨的屋頂進來的。我躲在屋子唯一無雨的角落裡一毛的小床上。淋成落湯雞的大夫忙不迭地搭起一個臨時裝置，掛上鹽水瓶給我進行滴注。緊接着他又去幫怡揩用洗臉盆把泥漿水戽出去。雨停了一小時後，泥漿水也戽完了，兩名公社幹部從門口探頭探腦，喊道：“老李，我們到各生產隊跑跑，看下放幹部在這場大雨中是否需要幫助。有什麼”怡楷回答說：“感謝你們的關心。如果早兩個鐘頭來，你們也許能幫點忙的。不過還是感謝你們。”
   不過，當然嘍，我們有魯大夫。下放後不久，我第一次到公社衛生院去看病，他接待我時彬彬有禮，讓我這個“賤民”感到受寵若驚。他給我開了些保肝的藥，問我公費醫療證的號碼，我說我沒有。“巫老師，你是說忘了嗎？”我說：“不是，我就是沒有。我不是下放幹部。我是李怡楷的家屬。”他覺得難以置信，小聲自言自語道：“這怎麼可能呢？”他很快就了解到我的處境，從此以後對我們格外關照。
    魯大夫剛三十歲，已經是四個孩子的爸爸。他的妻子是社員，帶着三男一女住在附近一個生產隊。他出身貧寒，上過兩年小學，但從小愛讀書，從一個鄰居學中醫，又從醫學書刊上學到西醫的基本知識和技術。作為衛生院的骨幹，他經常一上午做兩個手術，下午又穿着草鞋到一個僻遠的村子去接生。在許多社員的心目中，他是救命恩人。可是他深知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局限性，兢兢業業爭取更上一層樓。晚間沒有出門急診的任務時，他不顧院長的警告，常帶着一本初級英語讀物來這個“政治麻瘋病人”家串門兒。在暗淡的燈光下，他花一個又一個小時，在我們的幫助下，探索一門外國語的奧秘。他夢想有一天能看懂英文的醫學文獻。他也夢想他的孩子們有機會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為了彌補他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缺陷，他貪婪地閱讀任何他能找到的中國文學的經典著作和近、現代的文學作品。他相信，一個醫生不僅要具備良好的醫療技術，而且要有一顆仁醫之心。而閱讀好的文學作品“有助於孕育對人和生命的愛心”。和紫禁城裡那些大御醫相比，魯大夫高尚多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沒有任何專制政權可指望腐蝕或壓垮的品質。我有機會來接受這位農民醫生的再教育，可說是三生有幸，不得不歸功於那居心要置我於死地的紅色恐怖。魯大夫不僅幫我恢復健康，而且幫我鞏固對生活的信念。�@
   �@ 魯大夫是在我們親友星散時的患難之交。和我們保持正常書信來往的只有我妹妹一家和怡楷在天津的親人。我妹夫原來在鞍山鋼鐵公司任高級工程師，在“清隊運動”中幾乎被造反派工人打瞎，倖存後一家五口下放遼寧蓋縣農村。怡楷的三位哥哥在飽經凌辱之後下放到天津郊區農村。當時人人自危，雖親友之間也常音問斷絕，生怕來往信件在下一次政治運動中被查抄，當作反革命言論的罪證。我身為“賤民”，自然更無人問津了。1973年歲末，忽然接到沈從文老師從北京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喜交集。1958年被劃入另冊之後，我就和他失去聯繫，轉眼十五年了。他用那舉世無雙的章草密密麻麻寫了六張八行書，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長達八張的八行書。老師從查良錚處得知我的景況，語重心長勉勵我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自己的一生經歷現身說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地讀給我受苦受難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那當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燭照的聲音又在我們風雨飄搖的茅屋中迴蕩，“字字化為金”，連十歲的小一村都聽哭了。從此以後，他就知道有個“沈伯伯”，幾年之後回到城裡就一本一本讀起他的書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