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内部交流，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目   录

黄河清

在历史的天平上

谢   韬

　　陈独秀、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生活、言论、事迹、功过是非、得失，都已成为历史的过去。他们在历史上的轨迹铸造了他们的一生，已成为客观的不可增删的历史存在。现在我们来评论他们，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有分歧是必然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是正常的，他们两人不是平常人，是代表一个时代、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巨人。他们影响了我们几代人，也会影响今后国家未来的发展。他们虽已去世，但仍然距离我们很近。他们

的思想遗产，政治遗产，社会遗产还时时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这两个人无形的精神巨手，仍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他们的分歧也影响着今天对历史道路的思考。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和毛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困扰，危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检验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独断专行，一言九鼎，无法无天，肆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活神，是顶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组建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中表现出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是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际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封闭锁国的而非开放的，是高度集权的而非分权平权的，是唯意志的而非实事求是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净净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的，苦难中显现出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的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是可憎的，正是他显赫人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第一要重新研究中共的党史，恢复党史真正的本来面目，从党史吸取教训和力量；第二要重新接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他们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的可能性，真正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鸣；第三，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和教训、我们改革中的强处与弱处，以使更好地推动改革和开放，获得更大成绩。学术上的开放和自由讨论、理论思维的活跃，是祖国复兴的可喜现象。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

　　根据以上两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可以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广开言路，也会引导人们的认真学习历史，恢复真相，分辨是非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好学习方法。

　　由此我们还可以展开很多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议，从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

（本文是谢韬老人为丁弘先生大作《陈独秀和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征得作者同意在此刊出）

1949年的黄炎培

朱 迅 垚

有人跟我说，你知道什么是“一乱一治”吗？我说可以说来听听，他说，你读历史，肯定知道，历史上“一乱一治”太多了，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规律，我们不能要求太多，还是安于现状最好。

    听到这句话就想起高中的时候，我在政治课本上读到当年老毛和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率的典故。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你们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时我15岁，看得很振奋，我不会料到很久以后会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重新去看这个典故。1949年时的黄炎培放弃了从不做官的清高，毛用他的文人策略笼络了这位中国民主党派的一号人物。中国的传统叫做“士为知己者死”，文人可以清高到不怕死，但是文人却可以为一个所谓知己的领袖抛弃太多东西。

    黄对新政权抱是很多期望的，甚至出任人大副委员长，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意气风发，民主党派也意气风发，有谁不是意气风发呢？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总是抱以乐观的态度，这个时候发出任何质疑之音都是不和谐的。

黄没有料到7年以后，他的大部分盟友就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失语了，彼时中国民主同盟已经不再是40年代风华绝代的民盟，他们甚至无法再炮制“七君子事件”，无法再出现一个闻一多了，他们先是被怀柔，接着被阉割，最终面对威权完全屈服了。什么样的黑暗是最恐怖的呢，应该是黑洞，因为没有任何光能够从里面逃出来。

    我想，我们曾经错过一个好时机。不知为什么，看到1949年毛黄二人的对话，我总会想起美国独立战争，战争打完了，华盛顿做了什么呢？他和杰斐逊商议了一下，开了个简短的会议，把自己手中的军权交了出来，然后就回家了-----他不是袁世凯或蒋介石那种中国式下野，他是真的就回家了，经营他的农场，等新政府经过决议成立了，他才出来做总统，以下的事情大家更清楚了，他做了两届，决定不做了，回家养老了。

    看到这里总会有些感慨的，我知道，有些国情论者又会跑过来对我说，中国和外国不一样，我们党也和华盛顿不一样。的确，我承认我们历史太源远流长，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也从未被契约论哲学所代替过，但是，一切不能有个开始吗？

    我总在想，你们这些国情论者总说东西方不同，那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历史上腥风血雨的王朝更替以及充满阴谋诡计的宫廷争斗，我们的东方政治到底有什么？每个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一种理想，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你见过有哪个人没有打出“爱民”的旗号吗？

    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西方）确有不同，我们的政治是道德伪饰下的专制，道德和理想是用来维护专制的。在黄炎培看来，在一个王朝开始的初期，总会有兴盛期，因为这时候，统治者是愿意为这个理想奋斗的，因此“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然而，在一个王朝的末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礼教崩溃，专制横行，因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个政治哲学被很多人归纳过了，比如“人治”，“德政”，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许会“其兴也勃”，但是更会“其亡也忽”，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律。

    怎么克服这个规律呢？怎么避免这样一个循环呢？老毛说的是对的:“民主”。比较遗憾的是，他没有真正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认为他试图去超越，也试图去“全民民主”（文革），很遗憾，毛没有去过国外，也没有系统学过西方政治学理论，如果他学了，也许现实会不一样吧。

为什么说他没有理解这个德先生呢？我认为正是他的理想性断送了德先生在中国的前程。我相信他认为自己所崇奉的马克思这一套理论是可成功的，他甚至激进地相信“大同”，相信完全可以超阶级地平等，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他却忘了，这正是“民主”的大忌。  

在德先生制度下，个人理想只是个人的，甚至某一团体的理想也只是这一团体的，如果要以强权去强行推行某个个人或团体的理想，这就是践踏德先生。简而言之，民主是希望推出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只有行政权，由民众来选举行政首领，这个首领只是代为管理国家事务，首领个人的理想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能实施，首领的个人想法得不到同意也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执政，首领的首要任务是代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他的理想是次要的。

    所以说，民主制最大的忌讳就是以某群体的利益或理想去代替社会全体的利益，如果某党派以一种理想的名义要求消灭其它思想，那么这种理想就是值得怀疑的。

    在德先生看来，理想和个人是不可靠的，制度和民意才是可靠的。所以说，“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不是最坏的制度”。

    今天，重新看很多人，再回想起1949年的黄炎培，不免觉得有些倒退的感觉。记得杜牧曾经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现在我们国家暂时勃兴了，但是，很多人因为这种勃兴认为我们不用考虑那个贯穿了我们几千年历史的历史支配率，他们认为眼前就很好，不用想未来，而且未来不用那么悲观吧。

    我在想，是不是19世纪初的大清朝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呢，他们不会想到会有1840年以后一百年的屈辱。如果我这么说，大概又有国情论者过来说了，他会说，今天中国已经与过去不同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强了，我们现在需要民族主义，我们不要学西方，中国就是好的。这句话的腔调怎么那么熟悉呢，在同光年间，我们曾经听到过。

    我们还能够居安思危么，还是居安思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官调？我想国家是在进步的，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克服这一乱一治的王朝更替率就必须去欢迎德先生，我们为什么还陶醉在和谐之音中并且拒绝去进步呢？

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袁  鹰

　　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来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把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称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心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倒霉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从青年团“三大”看“阳谋”（节选）

黄一龙

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阳谋”，史有定论，主其事者也坦然承认。不过对于该阳谋的动因，尚在讨论之中。就它与其前奏“整风运动”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整风失控”说和“整风就是阳谋”说。前者大体源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意是党确实诚心诚意整风的，只因中途杀出了“极少数”右派分子,才定下让毒草大长特长,从而铲除之的计策即“阳谋”，可惜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种说法已经在两个方面成为笑柄：一是一个有理性的政权或政治家怎么会为“极少数”的几个人不中听的话去开展涉及亿万国人、伤害百万精英的“运动”，而且几十年后还嘴硬，坚持它是“完全必要”的？二是从时间上计算，从1957年5月1日公开发布整风决议向国人宣布整风开始起，到5月8日中共命令党报“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以便“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其时不过一周；一周之内，就从诚心诚意整风跃至死心塌地整人，变化何其速也？何况当天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系列座谈会“欢迎鸣放”的第一天，后来所谓“右派进攻”种种言论的出现，无一不远在这天以后。此时如有所谓“右派进攻”，那就仅仅存在于“阳谋”的策划中了。阳谋与整风齐施，整风与整人同一，应该就是当年那桩公案的写照。

　　笔者于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从这个会议的特殊角度观察“阳谋”的出笼和运行，从而看到它较已被揭示的也许更为阴狠的面目。

　　先请看我们的会议和“整风”或“阳谋”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由全国各报和电台发表；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5月8 日起  中共中央统战部陆续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中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鸣放”。党报实施“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各地在此前后也纷纷举行类似座谈会；

　　同日起  青年团二届五中全会召开，14日结束，完成“三大”的准备。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批准团 “三大”的文件；

　　5月10日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开始举行；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

　　5月15日  青年团“三大”正式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开幕式；

　　同日，毛泽东写反右派的纲领性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9日  北大学生贴大字报参加“鸣放”，从此形成席卷首都及各大城市高校的学运风潮；

　　5月25日  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泽东接见代表并发表讲话；

　　这个时间表表明，共产党“整风”，青年团开会，都在同一时段。由于党团处于类似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党的大事必为团的大事。而对于我本人，这两件事的关系又更为密切。因为一则我是那次大会的代表，在上述时间内（从5月2日起）都在北京开会；二则我是50年代初期入党的新党员，十分羡慕那些曾经参加过延安整风得到马克思主义深刻教育的老干部，所以对于这次在“全党重新进行”的“普遍的、深入的”整风，心向往之切矣，准备积极参加。身在会议而心在整风，对于“整风”和“开会”两者间关系的任何征兆，也就十分注意。五十年后回忆起来，深感有两桩事件，对于解读当年有名的“阳谋”阴雾，甚有帮助，值得加以记述。

　　——第一件是，这次会议从筹备起就坚决拒绝“帮助党整风”。

　　——第二件是，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即后来所谓“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可是其关键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并无其言，是事后倒填上去的。

　　以后事件的发展说明，这两件事情，对于当年那场冤狱，都甚有干系。本文拟对它们稍加述评；其中尚有至今“不明真相”的内幕，也将疑问提供时贤和后来的史家辨证。

二

按照中共党章和青年团团章，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党的助手，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青年团第一位的任务。中共在全国执政以来，作为它的中心工作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到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到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到互助合作农业集体化私营工商业改造，无一不同时成为青年团的中心工作，全团组织无不动员青年积极响应紧密配合。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整风运动”。

　　根据中央发布的指示，这个运动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它无疑正是中共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可是却并未对它的助手提出任何“助”的要求。青年团的这次代表大会，尽管从筹备到举行均与整风运动同步，并且也极受中共中央重视，除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的例行程序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还一同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又在会议结束时接见了全体代表。可是无论邓小平的祝词，还是胡耀邦所做《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题报告以及大会的相关决议，都无一字提到团员和青年在这次“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的整风运动中哪怕仅仅是学习点什么提高点水平，更无论怎么当助手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当时就曾引起疑问。会议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机关贴出大字报加以批评，题目就是《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去？）十万八千里》，并要求把它刊载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所在的四川代表团中，有八位团地委书记联合发言，根据整风精神就改进党对团的领导问题提出若干批评和建议。这些微弱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动摇大会的既定方向。尽管外面“鸣放”意见如潮，大会代表依然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批准的主题“劳动，团结，学习”认真讨论认真学习。而对于上述批评和要求，唯一可以作为官方回应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大会作的报告。他告诫代表说，不能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论。在争论中，有人表现很好，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有的人犯了错误，改过来了，有的人犯了错误就不改。所以说，在社会主义里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风浪。这种风浪以后还会有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浪。……你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你们在风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

　　        ——《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事后看来，这里已经把整风等同于“思想的政治的风浪”，警告代表不得插手了。只是他是以“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讲话的，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把团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大多把它当作革命理想和任务的教育，“警告”的意思，当成耳边风了。

　　从4月底起到青年团开会，按照官方后来的解释，经历了党提出整风—虚心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各界的帮助意见之“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捣乱—从而使党决心反右的种种历程。可是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躬逢其胜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以至整个“党的助手”青年团，都被拒绝参加。这种现象，只有那个“整风运动”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引蛇出洞暴露右派的“阳谋”，无须青年团帮忙，才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说还属推论，那么以下一位后任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1957年青年团“三大”的回顾，应当是它的权威佐证了：

　　这次大会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决顶住了那股妄想和社会上的右派呼应，在团代会上搞“鸣放”的歪风，做到了旗帜鲜明。

　　         ——王照华：《建国以来共青团的一些情况——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5月2日

　　王照华所说的“歪风”，当指前述王亚生等对会议的批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后一位王先生所批评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正是这个会议经过中央批准的既定方针。体现这个方针的大会工作报告，其草案于5月1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后即发给参加预备会的全体代表，它和5月15日大会正式开会时由胡耀邦宣读的文稿没有原则的区别，都不涉及党的整风。共产党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帮忙，而把自己的“助手”撇在一边，这只能说明并无“整风”，只有“阳谋”；它的实施应该早在毛泽东后来承认的5月8日

　　自然，推论起来，不准青年团代表帮助党整风，还可以有另外的原因，一个是照顾“政治影响”：客人对自己猖狂进攻，表示主人的雅量并为下一步反击埋下伏笔，家里的孩子胡闹起来，就属家丑外扬了，这是一；再者也不排除以胡耀邦为首的青年团中央有意保护从2300万团员中选拔出来的这近一千五百名代表，免得他们“犯错误”。但是无论哪种原因，都须以“帮助党整风”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为前提。“党的助手”是不允许干坏事的。

三

上文所说的“意外情况”出现在5月19日早晨，北京大学学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贴上了墙，内容就是质问本校参加正在召开的全国团代会的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对于校方来说，自然不含歌颂和表扬的意思，所以校党委副书记崔雄崑员大会上吞吞吐吐地对团员们说，对于大字报“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回答甚不得体，引来更多的大字报，迫使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出面驳他副手的面子，表示党委“完全支持大字报”。从此以后，继大鸣大放之后面世的新式武器大字报风起云涌，“帮助党整风”的批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尖锐，且如星火燎原，立即传染首都及各地高校，史称“五一九运动”。

　　从当局此前的不准青年团“帮助党整风”，可知“阳谋”初订时所谋对象，并不包括青年。虽然自头年的波匈事件以来，毛泽东对于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早已心怀警惕，在年初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只是自2月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来，眼睛盯着的是引为心腹之患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青年学生一时不在他的“阳谋”靶心上了。近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的另一目标或最先的目标是日益坐大的政府官僚，首先是1956年指挥“反冒进”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或者同时是上述两种人。这也还没有包括青年学生。在毛泽东5月15日写的反右重头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他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学生跟他们走，“则是做梦”呢。

　　问题的确出在青年学生自己身上。如前所述，他们并未被要求“帮助党整风”，是“自己跳出来”的。从“五一九运动”开始的首都高校大字报运动，其势可谓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极有意思的是，青年们所以如此热心如此执着地向党提意见，其原因又在他们天真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以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为荣，以专制独裁奴颜婢膝为耻，无所顾忌地讨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时弊、史弊、理论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他们的老师们长辈们更不知深浅，更不留情面，更无顾忌，更认死理。我由于常在会后去看望家乡四川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朋友，有幸旁观了学子们“帮助党整风”的热烈场面，那情景被他们的副校长钱伟长形容为好像到了“五四”运动前夕。钱先生是过来人，想来他说得也有依据。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觉得至少有一点和“五四”不同，就是他们对于批评锋芒所指的对象，尽管言辞尖锐但却无限信任，把他们的话当了真。中共从1956年以来提倡的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此时已经正确地扩展到政治领域，时称“大鸣大放”，因而使刚制定就遭践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前景。而对于这种前景抱着最真诚的信任的，正是这些满腔热血满腔热情的青年学生。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的党是郑重的党，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这个表述的被采信度被拥护度，我以为在1957年春季首都的这几所大学里，是达到“顶峰”的。他们当年在校园里的一切作为，贴大字报，开“自由论坛”，乃至集会结社，无一不是基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共一再的表态和共和国宪法的极端信任。看着那些年轻弟妹们“大鸣大放”慷慨激昂的面孔，挟着大字报来去匆匆的身影，我心里总是升起无限的感动，而怎么也没有把它们和团代会上听来的“更大的风浪”（陆定一）乃至“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毛泽东）联系起来。我真笨啊！

　　揣想起来，面对“五一九运动”以来大学里的奔腾风潮，那位正在运筹帷幄指挥“阳谋”的领袖一定另有一番感情。看着自己为敌人精心设计的十面埋伏的阵地上，忽然蹦出一群无知娃娃，手挟大字报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鲜花绿草之间奔跑跳跃，随时可能踩响埋伏的地雷，他会有何反应呢？可以想象的反应是朝他们大喝一声：娃娃们快滚开，这里不是你们玩的地方，立刻把他们轰走。或者如果心术坏到底，那也须喝住他们，勿使娃娃们提前撞入雷区，等到敌人主力入瓮，再把老的少的一网打尽，无情歼灭。

　　不管哪种选择，都需“大喝一声”。这一声果然来了。这就是如今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代表发表的讲话。

四

5月25日，团代会闭幕，全体代表进入中南海，在怀仁堂旁的草坪上站个圆圈，由胡耀邦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次日的报纸刊载新华社通稿，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时发表的讲话：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一段讲话，后来多被史家称为“针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我看其实只是临时应付学生意外撞入伏击圈的警告，不准小孩子搞乱战略部署，坏了大事。因为历史事实是，所谓“公开动员令”，确须等到更要紧的“毒草”例如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以及命李维汉“不断扩大规模”从各地招揽来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的言论出笼以后，才从容发出的。那就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了。

　　这里还有一件众所鲜知的事，就是上引毛泽东接见代表的讲话，那关键性的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其实并没有讲！我们这些被接见的代表，那天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恭听他的讲话，并且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逐句记录。他讲得甚慢，很易记录。接见结束以后我们彼此核对笔记，基本相同。只是到了次日早晨，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发现多了那最后的一句话，这多出的话并且成了新闻的副题，我们面面相觑，莫名其妙。

　　大学里的年轻弟妹们没有亲临讲话现场，他们连这点隐情都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自然更把毛泽东的那些话当作一般的祝词看待了。对于青年团员来说，这样看待他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分析起来，他的讲话（包括事后倒填上去的）一共四段八句，除了祝贺会议以外，就是两个意思，一是保证党的领导，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前者是青年团任何时候的第一要务，后者则正值本次大会决定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社会主义自然是团员应有的义务了。而这些正在大学里大鸣大放的孩子们，无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就在讲话发表以后，北京大学学生陈爱文的一篇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字报(以后被判为右派言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我们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同学张元勋等所主编、中途流产了的大型刊物《广场》的发刊词更宣称她“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多么可爱又多么可恨的冥顽不灵啊！时人对于伟大人物做蠢事坏事，常用“悲剧论”表示惋惜，例如评说斯大林“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政论家总是和政治家心连心的，可是如果他们也钻进1957年春夏之交的,这些活跃在校园里不懂政治却大讲政治的小人物心里去，他们应该看到另一种更真实更广泛的悲剧：甚至在被党视为配合大右派呼风唤雨合搞“黑云乱翻”又不听招呼，终于注定要被失去耐心的领袖一网打尽的时候，小右派们却认为自己的言行是实践热爱党贴近党真诚地向党披肝沥胆所必需的。其结果就是，在真正的反右动员令发布的6月8日，另有一个发给党内的动员令《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首次把他们列为歼灭对象了：“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就把学生们抬举到和他们的老师甚至章伯钧罗隆基一类心腹之患同等的地位，而且由于事前有了据称是接见代表的那句“动员令”，也算有言在先，不是不教而诛了。

　　关于当年的“右派进攻”，官方后来有一个经典的解释：“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料到的。”可是，从右派“猖狂进攻”尚未出笼，内部已定引蛇出洞的事实看来，这是一句谦辞，自我估计实在过低。当时真正出现的“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倒是青年学生的上述表现。那时各报大登特登党外人士的种种尖锐言论，但对大学里的动静只字不提；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高校看大字报，甚至“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再加上他在5月25日讲话意图制止青年搅局，讲了以后又倒填时间无中生有补充最要紧的话，只能理解为高层在大学生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慌了手脚，乱了方寸。这个警告不起作用以后或者就在警告的同时，决定一并聚歼青年右派，这才真是所谓“反右扩大化”的确解：把本来没有放在眼中的青年学生扩大进了“阳谋”的伏击圈里了。

（后略）

千古奇冤葛佩琦

李昌玉

【前言】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龄人，都是参加过建国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的人，如今白首相聚，“忆旧”成了挥之不去的话题。他比我幸运，我们虽然年庚相同，但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离休干部。他不但躲过了反右运动一劫，而且先后当了县委书记，党校校长。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没有打一个右派，后来在胡耀邦时代，还做了一个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经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错案达到7700人。他所在地区的右派完全一风吹，没有遗留一人。许多疑难死案，在他亲自处理下，得到平反。他被当地的人称为“Ï青天”。他在调离该地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自动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余人。但是，说起反右来，对于反右运动，他说，有些人，确实没有打错，比如，那个葛佩琦……他要杀共产党人……

的确，反右运动的第一枪，就是射向那个“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响、最臭的大右派！

那么，“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错没有呢？

幸好我专门写过《千古奇冤葛佩琦》，对于葛佩琦的冤案还能够说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与众不同地方是，他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诬陷、栽赃、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无中生有地报道说：葛佩琦讲“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载《人大周报》的文章时，再锦上添花说：葛佩琦讲“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3)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时，再加了一码，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在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下，一个全国最反动最典型的右派分子葛佩琦，一个要杀“成千成万个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少将军官葛佩琦，闪亮登场，为发动反右运动取得了合法性正义性，为动员全党全国向右派分子反击打开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后的现在，2008年，我们不妨作一个假定：当时，真是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少将，并且在中共邀请“鸣放”的会议上，确实发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杀气腾腾的“意见”，而毛泽东却能够心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雅量，兑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把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药当作执政者的警钟，不发动反右派斗争，那么经历过、见证过五十一年来历史的我们，保存的就不是现在这样的记忆，五十一年之后的今天，更不会发生“6.28”贵州瓮安群众纵火焚烧公安局, “7.1”上海杨佳只身单刀闯入闸北区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伤4名干警保安, 这样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些悲剧不但不会发生，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都会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这就应了现在网上被广泛复制流传的1946年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一党专政，遍地是灾》。

“一党专政，遍地是灾”！国民党难逃这个宿命，共产党也没有逃出这个宿命！《新华日报》总结的是国民党20年的执政事实，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59年执政的事实。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玩笑。

葛佩琦，一个最反动的右派，一个右派的典型，一个历史符号。既然连上面我说到的那位为人正派正直的党员朋友, 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来龙去脉，那么，我建议编者把我2005年发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发表。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一）“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极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离奇曲折的冤案”。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增加了我对葛佩琦的兴趣。

（二）1957年，“无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党员十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分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分子的老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若悬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个深夜里，他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一无所知。三十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计时，他只等着收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统战部宣传部召开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我就读的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统战宣传部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分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做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3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在《人大周报》刊登的葛佩琦发言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不是他说的。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了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聂真他能够“更正”吗？   

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4天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

原文为：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然后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转引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随后，《人民日报》在6月5、6、7日天天都发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毛泽东发布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总攻击令，同时在第七版又发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长文，其中摘录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论”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说：“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流过汗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时间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这些话，如果等到今天来说，即使在某个正式场合，恐怕吹不皱一池春水，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诽谤攻击。

直到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向他重炮连击。他糊里糊涂地过了这十来天。

葛佩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我们已经永远无法查证《人民日报》根据什么发表如此诬陷一个公民的文章，不过，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陈述。

《人民日报》自然不会发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发表一篇批判、痛斥、抨击头号“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文章。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其作者有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普通农民、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于德高望重的马寅初先生也要出来“发表些意见”，那真是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在右派分子中，葛佩琦几乎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三）画鬼容易画人难    

韩非子有一个有趣的美学观点。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在政治运动中，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对象极尽丑恶之能事。 中共真是把韩非子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的佳境。      

葛佩琦和胡风分子阿垅一样，是中共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从抗日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关于葛佩琦的历史，因为本文写得实在太长，笔者只引用当时《文汇报》上的批判他的时候发表的文章，请大家从反面去领会，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动面目”。若要知道详细梗概请读他本人写的《葛佩琦回忆录》。《文汇报》的文章如下：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这样反动的历史，葛佩琦从过去到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恶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顶帽子，判无期徒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座大山。这在反右派的当时也是极为稀罕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对他真是恨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寝其皮了。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还有陈述。

走笔至此，笔者我忽发奇想，想入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场整风运动，果真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说的，是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诚地向既定目标前行，目标对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把葛佩琦们的诅咒、漫骂、攻击、讽刺全都当作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坚强的伟大的政党，甚至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能改写，不幸的是历史的列车，在一刹那间，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为手下败将的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朝圣，反而叫人有衣锦荣归、满堂喝彩的感觉。打右派固然是右派们的灾难，但对于誓言要救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呢？！所以今天中共对于反右这桩历史冤案才讳莫如深。

以反胡风和反右派为标志，中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路。

不过，葛佩琦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抛弃，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圆满的情报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登堂入室，也就不会有这些牢骚怪话气话刺话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像白皮书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党章以及后来各个版本的党章就可以了然。它的基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不知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的“保鲜——保先”运动，是否能够扶大厦之将倾。

（四）离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这位1938年入党，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在他为之奋斗、获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红色监狱。他先被判为无期徒刑，1975年减为18年，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顶梦寐未求的“战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不必详细地叙述葛佩琦那离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结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才发文宣布给他恢复党籍，1986年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发文给他宣布右派为“错划”。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改正”的人，应该还记得，绝大多数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么，葛佩琦走过的这条“改正”路是何等的离奇曲折漫长就不难想像了。

这是因为“改正”右派的工作，虽然有文件依据，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问题，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访”。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亲自过问，这才为他打开了绿灯。这段佳话，葛佩琦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经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最近著文，记录胡耀邦的政治遗言，说：“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这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从“人治”转化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

对于葛佩琦打右派，《人民日报》当然是元凶，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他的“改正”《人民日报》也有首功。这就是从档案库中找到了葛佩琦1957年6月9日写的那封要求更正的原信。这封信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早已不是在于证明葛佩琦个人受到的诬陷，更大价值是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证明毛泽东玩弄的“阳谋”，那真是不择手段啊！为了在自己的同志中、在所属的子民中，树立“敌人”，不惜丧尽良知，施行诬陷。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卑劣下浊的政治道德吗？

人们说政治就是一局肮脏的龌龊的游戏。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基雅弗利，集党国大权于一人，把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玩弄得得心应手，叹为观止。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于阿垅的诬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于葛佩琦的诬陷，真是令人齿冷！

但是，无论是对阿垅，还是对葛佩琦，毛泽东都是坐在中南海里，好如野鹤孤云，来去无踪，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白脸相公都是《人民日报》。

今天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年轻人，你们相信这个革命故事吗？即使有丰富想像力，大概也难编造出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来。

至于葛佩琦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第一战线是军事斗争，第二战线是地下斗争。葛佩琦处身第二战线，危险之大，可想而知。许多中共的老干部都有过被俘、被捕、脱党、掉队等等难以避免的遭遇，一经遇到简直是跳进黄河洗刷不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葛佩琦在解放后申诉了八年，入党介绍人以及其他相关的证明人都一个个健在，档案材料还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就是拖延不解决，可是最后却易如反掌地解决了。今天来看此事，实在觉得滑稽。这样的革命谁敢前赴后继？

葛佩琦生于1911年，死于1993年。如果他健在于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败，不知他是否还要为自己辩解？如果毛泽东转世，是否会放他一马？据说，他是钦犯。

（附记：本文有两个推论没有述及。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锦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特工身份，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我在“监中之监”中度过“文革”（之一）

石 天 河

2006年是“文革”的40周年。2007年是“反右”的50周年。我今年83岁。像吴祖光说的，我是“生正逢时”。我在1957年“反右”时被判刑劳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四川雷马屏农场的一名劳改犯。

　　这个农场，挂的牌子是“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但这只是他的企业名；他的官名，实际上是“四川省第一监狱”。我过去对什么叫“农场”，那印象完全是从苏联电影片里面来的。以为“农场”都是像苏联电影里的集体农庄那样，一马平川的田地，有一些小洋楼集中在一起，就是农场的办公大楼、俱乐部和宿舍等等。虽然我也知道，劳改队不会有集体农庄那么漂亮，但估量总还是集中在一块的。哪知道，到了农场，才知道这雷马屏农场是沿雷波、马边、屏山三个县的边缘山区建立起来的一块“净界”（和但丁《神曲》里的“净界”差不多），是绵延百里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包组成的。每一个山包是一个中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隔十来里或一二十里。总场部设在西宁（是雷波县的一个小镇，与青海的省会同名）。总场部下，离得较远的中队，归二分场和三分场管。最远的中队，已经挨近了云南。离西宁总场部最近的几个中队，统属于总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在桂花大队所在的桂花溪中队上面，有一所监狱，叫“集训队”。农场本来就是监狱，为什么还要有这样一个“监中之监”呢？这是因为劳改队里有一部分犯人，不肯认罪伏法地接受改造，叫做“反改造分子”。为了使这些“反改造分子”接受改造，就必须把全农场的“反改造分子”集中起来加以整训。所以这监狱，也叫“集训队监狱”。

　　我是1963年5月间从成都的劳改工厂转解到农场来的。在“文革”之前，已经进过两次集训队。“文革”前夕，我是在桂花大队所属的山西寨中队经受“社教”运动的审查。1966年6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我又再一次地被扫进了集训队。整个“文革”十年，我有六年时间是在“监中之监”里度过的。其后的几年，以及我刑满后在农场作为“戴着反动帽子就业”的“就业员”继续劳改的几年，都是在这个农场。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才在“上访”以后，离开了农场。

     下面的文字，是我对“文革”那段时间的一些回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加上我老年记忆力的衰退，有些人的名字，已经记不很清楚了。但事实是清楚的，有些是伤心的痛史，有些是惊险故事，有些则是趣事。野史无文，也可能无补于世。写下来，不过是希望中国不再出现“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文革”而已。现在就扼要地记述一如下：文革中的“横扫”。

    “文化大革命”之突如其来，对在农场中的我来说，完全是懵然不知所措的。开头是，1965年冬，我看到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听说毛泽东讲过“彭德怀也是海瑞”之类的话，心里感到，这可能是又一次大批判运动的先声。可能是他认为吴晗的剧本暗含着为彭德怀鸣冤、为农民叫苦的意思，所以有必要批判一番。似乎仍然是从文艺作品开刀，以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达到压制舆论、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随后，到1966年看到问题由“文艺批判”向“政治追查”升级，我意识到这是小题大做，毛泽东又要发威了。到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又看到江青居然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且，后来“中央文革”竟然颠倒乾坤地取代了政治局的权力，北京市长彭真、参谋总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都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感到这完全是“乱了套”的做法。毛泽东似乎已经不再信任他的那些老战友，只好让自己的那个西宫娘娘抛头露面来做“都承旨”了。我感到，这是国家前途的不祥之兆。虽然我并不相信中国儒家关于“牝鸡司晨”、“阴人用事”一定会出乱子的封建说法，但把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与治国才能的电影演员抬到高于政治局的位置上，这毕竟不像是毛泽东理智正常的作法。过去，听党内的老同志说过，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的好几位负责人是不同意的，听说当时延安中央直属党委还有过“不许干政”的三章协议。过去，在很多老同志的心目中，并没有把江青看作是毛泽东的正式夫人，只说是“毛主席的秘书”。甚至毛泽东自己也从不带她在重要会议或其它公众场合下露面。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觉得，这一定是中央内部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使毛泽东产生了再一次“打烂坛坛罐罐”的想法。运动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暗示毛泽东要对中央的某些老干部开刀。这时，他当然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帮他掌控“中央文革”这个组织。不过，我想，对江青，毛泽东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大概也不会过于放纵，充其量不过是“承旨宣诏”或在听听汇报之后给毛泽东传话，绝不可能代替毛泽东出来“称王称霸”。等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才感到这可能是中国的又一场大灾难来了，而且，很可能也是我自己最后的厄运。但是，我置身于农场的荒山野岭中，消息不灵，只偶然从报纸和传闻中得到一些零星片断的消息，毕竟不知道这所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干什么。——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只知道这运动的大方向是所谓“反对帝修反搞资本主义复辟”；要“破四旧”；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把“苏联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列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但是，这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不是要把社论中提到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都抓起来或消灭掉呢？究竟是谁让毛泽东感到危及了他在中南海的宝座呢？这运动会不会大量的杀人呢？……尽管我早就感到毛泽东在1957年后，已经有一种重蹈斯大林极左路线的可怕趋向，但对党内的现实情况，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力量对比，却一点也不清楚。“文革”究竟是要革什么？革文化？革四旧？革知识分子？革老干部？为什么要这样革？坛坛罐罐打烂了还吃不吃饭？……对我来说，似乎总有些猜不透想不清，这就像是现在青年人常说的那句话：脑子里一头雾水。

　　没料到，就在我还处于迷迷糊糊之中，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索的时候，灾难很快就降临到我头上。这个处于中华大地西南边陲荒僻山区的农场，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几乎什么事都是比别的地方要慢三拍的，这回却是“闻风而动”。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以后，不多几天，大约是1966年的6月上旬，总场部就在通木溪中队的大坝子里召开了“打击大会”。会场上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全用深蓝色的和黑色的布作幕布，造成办丧事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台子正面的上方，悬者一道黑色的横幅，上面贴着一方一方的白纸，用斗方大字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会场的幕布和柱子上，还贴了许多标语。全场各中队带来参加大会的犯人，约有一千多人，在会场上席地而坐，黑压压的人头挤成一片。被“打击”的“反改造分子”约有三十多人，在台子前面，面向会场上的犯人，背台而立，站成一列。每个“反改造分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武警。我站在这个牛鬼蛇神队列左边第一个位置上，很多熟识的“老同改”都用眼睛盯着我。

　　大会是由总场部的一位副场长主持，宣布开会以后，第一步就叫：“把反改造的牛鬼蛇神捆起来！” 好家伙，大开眼界了！原来这就叫“横扫”！

　　这“横扫”的捆人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由武警在犯人身后下手，抓住犯人的脚颈子向后一提，使犯人猝不及防地立刻朝前面仆倒下去。就这一下，使有的犯人砸掉了门牙，有的砸破了额头和鼻子，有的砸破了脸、砸烂了眼镜，一个个满脸鲜血和污泥，就真的像是牛鬼蛇神了。武警的捆法，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先在犯人背上“踏上一只脚”，然后用一根麻绳，从犯人下巴底下往后拉紧，在后颈窝下面交叉，再从犯人两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开始，从手肘上一圈转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进肉里，勒得梆紧，一直捆到两边的手腕子上，再把两只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拢，把两个手腕捆紧，在背心的绳子上打一个节拴死。犯人在被这样捆了以后，两手捆得像粽子，两臂骨关节和受压的肌肉血管神经火辣辣地痛得钻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驼背似的站着，脸上发青，额头上直冒汗。据说，这种捆人的方式，是很讲究技术的。因为，以往捆人，由于捆得太凶，把犯人的手肘和手腕一下子就捆断了，犯人就成了永远丧失劳动力的废人，对农场是不合算的。有时把犯人捆得晕死过去，反而要急救，也达不到要让他感到剧痛的惩罚目的。所以，后来捆人，从技术上就要求要捆得“紧而不断，痛而不晕”，是一种既合乎科学又不损及农场经济利益的尖端技术。如果说那些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那至少在捆人方面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即使还赶不上二战时的德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那天还算好，遇着那位捆我的武警，大概是新来的，下手比较慢，所以我倒下去的那一刹，还来得及侧身，先用肩头着地，没有砸着门牙和额头，只擦破了一块脸皮。但是，捆了之后，要站在台子前面听那位副场长和管教股长的长篇讲话，那真是应了大跃进时期作为口号的那句话，“一秒等于二十年”。驼背站着，两手痛得发麻，由于血管不通，心里发慌，头也发晕发胀，骨关节也好像就要拉断了。站到后来，臂膀好像麻痹了，而浑身却好像有许多蚂蚁在咬。我是第一次挨捆，这难受的滋味，我还从没有经历过。好在人在劳改队里面蹲久了，就再也不会有知识分子的所谓“自尊心”。根本不会感到这是“侮辱”、“迫害”或“虐待”——这些高雅的名词，现在报章上用来谴责美军在伊拉克虐囚，是用得着的，可在中国劳改犯人的词典里，这些名词不用别人动手，自己就把它删除了，甚至干脆把它全部忘记了。劳改犯人无论你怎样侮辱、迫害、虐待，都不会有那种受侮辱、受迫害、受虐待的感觉。一切加之于他的折磨（这两个字不好选择，如果用“兽行”，虽然更切近，却似乎有点过分，因为，从“尊重人”的角度来说，即使是最缺乏人性的人，也不宜以“两脚兽”视之。故这里不用“兽行”，用“折磨”），他都会当作俗话所谓“孙猴子逛十殿——陪小鬼走过场”。走不过去，怪自己道行不高，走过去了，就觉得十殿也不过如此。

　　劳改犯人是最贱的，唯其贱，即如人们脚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会。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训队。这集训队就好像是我在农场的老家，干部、犯人，每一个都是熟的。年轻的管教干事姓魏，看见我，就笑笑地说：“又来了？”我说：“请魏干事赶快给我解了吧，手要断了。”他一边玩笑地说“不会，我给他们打过招呼，对你，可以照顾一下，捆轻点。”一边，就笑笑地叫人来把我的绳子解了，又说：“你呀，还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我也觉得，集训队这反改造窝子，好像就是民间传说里的那块“断龙石”，任何一条鱼，如果想要变成龙，就得跳到这块石版上来比一比，必须和这石版一样长，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里去再修炼，如果长了，就得把长的那截砍掉。我从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经三次被收进集训队，我怎么能按照“断龙石”的要求使自己变成龙呢？所以，魏干事说得好，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也就是说，只能就做个反改造分子算了。

　　这时候，许多收监的犯人都一个一个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个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红的、青的、紫的、紫中带黑的、皮肤上冒血的捆伤的绳子印，十分显眼。这对我后来在集训队写那首《绳痕》，是最刺激的现场体验，也是心灵烙印和悲愤情感的叠压与积蓄。它后来聚变成为了我做诗的灵感。

　　这一次收监的人很多，入监以后，马上就是紧张的“学习”“讯问”“检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这“横扫”的气势吓懵了，在听了报告、受到讯问以后，便赶忙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连日连夜地写交代材料，争取能得到从宽的处理。

　　我虽然是“三闯辕门”的“老集训”，但是，这一次和上两次是大不相同的。上两次的收监，是由于“中苏大论战”和“北部湾事件”的时局变化，政府不得不对“反改造分子”采取防范性的措施，我那时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这次却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收监以后是要进行审查处置的。我原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列为“打击对象”，后来经过集训队管教干事的讯问，才知道原来是山西寨中队有一个犯人向方指导员检举，说我在犯人中间散播反动言论，说我攻击江青出来“垂帘听政”。我只好向魏干事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请政府干部去调查，我是什么时候向哪些人说的？有哪些人在场？哪些人可以对证？如果是个别人检举，那么，我和他是怎样说起来的？他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会和他谈到了‘垂帘听政’？他懂不懂‘垂帘听政’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么知道这是攻击江青？如果他懂，请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检举他才故意捏造情况来嫁祸于人的？如果经过调查，查明这种人是一贯捏造情况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请政府实事求是地给以严肃的处理，以免得他今后继续害人。”——我当时估计，个别人的检举，只要被检举人据理反驳，管教部门是不能轻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击江青”的问题，犯人是谁也不会承认有他在场的。而这个检举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个被叫做“臭水鸟棒”的家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谁愿意附和他来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把事情应付过去。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横扫”，后来的演变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时收监的人中，有几个过去十分机灵的人，由于害怕这次“横扫”会要了自己的命，连忙写检讨，交代问题，争取“坦白从宽”。结果，不到一个月，总场部就召开了“公判大会”，这几个人都被判处了加刑3年或5年。“宽大”当然也算得是“宽大”了，但刑期毕竟又拉长了几年。而其它那些不承认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干部叫大家在集训队里一面学习一面反省问题，后来却大都没有受什么处分。为什么呢？因为那“文革”的暴风骤雨，并不只是要“横扫”犯人，它同时也在“横扫”政府机构。公安劳改部门也跟着产生了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干部们的造反组织，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是“人民公安造反队”、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会儿是“井冈风雷”、一会儿是“雷马屏星火燎原”……干部们每天都在紧张地选择“表什么态”、“站什么队”、“举什么旗”、“开什么会”，都在忙着“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夺权”、“打派仗”。对于已经收进了集训队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笼子里的“死老虎”，只要他们不跳不闹，有人管着，有枪杆子押着，就暂时放着也不算是大问题了。当然，个别的发现了问题，也还是要判要杀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监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判罪的所谓“钢鞭材料”，只不过是有某些需要审查的“问题”，后来，随着时移势变，原先的所谓“问题”，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失去良知

刘  杰

　　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注意到钟敬文先生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我仔细研究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专制的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郭沫若和钱学森，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当年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例子吧！ 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革”中郭沫若甘心当专制独裁的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古人告诉我们说“文人无行”，这话说得很对。有多少文人擅长窝里斗。得势的时候，他们曾经拼命表忠心，恶狠狠地批斗那些同行。可是却想不到，下一个批斗的对象，恰恰就是自己。“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举过文人郭沫若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钱学森。早在“大跃进” 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 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大魔头毛泽东的狂热，又经过“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糊弄住了大魔头，毛泽东还天天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在劳动人民被极权专制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尽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宠信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永远跟党走”。于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就成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附庸，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分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 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变本加厉。让专制统治者的一切疯狂愚昧的行为，变得合法化。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我更加佩服陈寅恪先生。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做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共产主义的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极权专制充当马前卒。陈寅恪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后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敢于公开叫板的董时光

陶 谓 然

　　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

     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即后来在陈希同案中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代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

     会场一片骚动。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轻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的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张牙舞爪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被迫草草收场。

   在这所学校，董时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个粉碎了让右派分子在斗争会上屈膝投降的阴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当年，我作为刚刚跨入这所学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义凛然，极大地震撼了我。”

    由于董时光是全川以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资料有如下陈述：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一腔义愤于1953年9月回国，来西师教书。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多么向往！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然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专政，是容不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虽然董先生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并随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的政治运动，却有所耳闻，并深恶痛绝。在1957年5月11日在老教师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到被批斗的罪恶地步。又在稍后19天的 《文科论坛》上的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 、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看作手段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更不能容忍！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当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扑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临危不惧，有着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西师开除公职送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劳教，真叫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右派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包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猪狗。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后来他同我调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路去修筑内昆铁路，由于饥饿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出差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两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

　　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

中共成都市委干训班的培训日子

铁  流

　　国民党打倒了，蒋介石撵跑了，旧政权留下人员关的关，杀的杀、管的管，纵不关、不杀、不管的，也不能用。共产党讲阶级斗争、阶级路线，要坐好江山，管理好城市，需要自己的干部。干部从哪里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新人。

从1950年二、三月起，原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四大行署，和各地（市）党政部门，相继开办了许多短期的革命学校、革命干训班，不断为革命培养干部，输送干部。

川南五通桥市盐商的女儿丁佑君，就是高中毕业后不去上大学，决然参加西干校（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在开赴西昌的征粮途中，被土匪劫持。她视死如归，拒不投降，就义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我也想做丁佑君，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可阎王爷不给我这个机会。这要真当了烈士，虽不再吃人间烟火，但至少不会当“右派”，活活被关押二十三年，累及父母儿女，这笔账只有去找毛泽东清算吧！。

由于我文化水平低，缺乏革命理论，1950年9月，组织上决定送我到新开办的中共成都市委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学员全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分派到全市各部委、局处和区级政府机关担任职务。这种临时性的“培训班”，近似“速成干部孵化器”。

中共成都市青年干部培训班校址设在西城吉祥街五号，一座从前旧官僚的大公馆内。这座大公馆原有主人是谁？不得而知。有说是潘文华，有说是田颂尧，反正很大，很气派，占地至少有两千多平方米。它由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组成，左边是欧式建筑，右边是中式布局。西式建筑这边有一幢小洋楼，白色的罗马柱，落地的玻璃窗，阳光屋，楼顶花园，四周是茂密的树林，一派法国风光。中式这边是古朴典雅的黑漆双扇铁皮包裹的大门，大门上钉着发亮的铜钉，门前有对大石狮，还有上马磴、下马石和拴马的石环，大门后是雕花楠木屏风，穿过屏风两侧是厢房，正中是空旷的花园，然后是客厅、正房、后院、大花园。现在全是学员的住地，听课学习和讨论的地方。学员全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十七八岁的男女娃娃。他（她）们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建设新中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解放事业，纷纷放弃就读大学和出国的机会，来到这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一个个生龙活虎，热情激扬，单纯洁白，心地无私，对未来充满憧憬。这个培训班有两百多人，没有党员，团员也超不过二十人。我和其它七八个人属于调干生（即已有工作单位，又称带薪培训），分编为四个中队十六个小队（即学习小组）每个小队有十二三人，设小队长和学习组长各一人。小队长管思想、管生活，组长管学习、管组织。我是小队长，管着十多个人，有说不出的荣誉感。

青年干部培训班直接由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室（那时还不叫厅）直接领导，具体管理我们的干部是市委组织部派来的林主任，年约三十多岁，瘦长瘦高的个子，尖削的脸，不喜欢多说话，每天总是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听、不停地记，不足半月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据他介绍，远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当过一所大学的学生头头。从他身穿的细呢制服和伙食标准判断，应是厅局级干部。另外是三个年轻干事，清一色的党字号。学员互称同学，睡地铺，吃锣锅米饭，菜是一锅煮的粉丝、木耳、猪肉、萝卜，时称“解放菜”。十人一盆，蹲成圆圈，菜吃完了还可以再添加。

我们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用冷水洗脸、刷牙之后，拿上特制的小木凳，三人一排的长队伍，个个精神饱满英姿焕发，挺着胸，昂着头大声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不能给美国当洋奴。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能把生命当粪土。走，跟着毛泽东走！五万万个人，十万万只手。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歌声激越，情绪沸腾，唱得血管里的血似乎要往外冒了，心里充满着荣誉感和胜利感。除此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我们穿街过市，最后来到中共成都市委所在地多子巷，挤在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很漂亮的大办公室，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讲座艾思奇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大家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我记不下，就坐在两人之中接受同学们的帮助。学习的固定教材是三本书，陈伯达写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和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在培训班里不分等级，不分出身，也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关系平等，，亲如兄妹，相融似水，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斗。学习上人人上进，个个努力，争相发言，唯恐落后，不存在嫉妒，更无一丝间隙，都是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团结得像一个人。我喜欢出力气，比如打扫卫生，早晨从井里汲水洗漱，我抢着干，几乎全部包干，为此多次受到林主任的表扬：“工人出身的黄泽荣同志，热爱劳动，乐于助人，大家应向他学习！”

由于学员多是学生，干训班自始至终沉浸在活泼、愉快、轻松、乐观的校园风气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绰号根据各人爱好、性格、长相来定。我所在小队副姓罗，是个瘦长精明的高个子，说话老是眨着两个大眼睛，一有空闲便用两个硬币夹胡子，大家便叫他“罗铁夹”；学习组长是华美女子中学的费丽丽，歌唱得特别好，有副天生的“金嗓子”，大家便叫她“百灵鸟”；建国中学的孟和长得五大三粗，像个运动健将，大家取其谐音叫他“梦觉”；、另一个是益州女子中学姓崔女生，个子修长腰细如柳，是个天生丽质的美人胎，自称“玉观音” ；那个川大肄业姓陈的有点耳背，大家便叫他“陈聋子”；还有省职高一个身材蛮好只是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的胡姓女生，大家戏称为“满天星”；还有个来自成诚中学的矮个子、瘦身材的呌姜海天，大家为叫得顺口改为“姜海鲜”。我取不出绰号请大家帮忙，“百灵鸟”眨眨眼说：“你不是姓黄吗?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就叫黄牛吧!”自此干训班的人无论干事还是同学都叫我“黄牛”。每天学习的上下午时间有半个小时的工间操，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唱歌跳舞、做游戏，诸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瞎子捉跛子等。

学习主要是听广播、听报告、看书，除此就是讨论，大家坐在矮板凳上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得十分认真，就像西藏小喇嘛在辩论佛经。

另外，每周还听一次大报告。作报告的是市委几名主要领导干部，有组织部长马识途，宣传部长叶石，秘书长曹振之。马识途胖胖的，看去像个大资本家，是地下党的老党员，曾担任过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和霭可亲没有官架子，为了掩盖身份冒充香港猪鬃商人，秘长曹振之矮矮个子，脚短手短，成天戴副黑眼镜，不苟言笑，一脸严肃，谁都怕他；宣传部长叶石，一米八的身材，风度翩翩，讲究修饰，满口京腔，讲话很有水平。大家崇拜他，特别是女同学。他一来作报告.同学们就要欢迎他唱歌，如不唱，就鼓掌或喊起拉拉队，他拗不过大伙时便只好唱上几句。

他们三位都是一流的宣传家，所作报告深入浅出，有理有据，使你不得不信服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国民党必败的原因，人类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三位报告人后来在仕途上的结局都不好，不断遭到整肃，叶石还被打成右派。

学习的中心主题是，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猿变人的氏族社会进入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必然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失败垮台。

在坚定革命必胜信心的前提下，再分为四个阶段重点学习。第一阶段，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第三阶段，告别旧世界，拥抱新中国，把人生有过的不好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向党和组织交代；第四阶段，巩固学习成绩，自我检查总结收获。

第一阶段学习轻松，没有压力，泛泛地谈些认识上的问题，上下午工间操，快快活活跳舞、唱歌、做游戏，不知人世间什么叫忧，什么叫愁，嘻嘻哈哈像群小麻雀。每天晚饭后，总是三三两两、沿着吉祥街穿过马道街，越过坍塌的城墙，漫无目的地在郊野走来走去，谈天说地，互道人生理想。我们团坐在锦江河边的草坪上，望着千里田畴，万顷绿波，鹰翔长空，燕舞蓝天，大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凌云壮志。

罗夹子不停地拾起小石块，打水漂，只见一石投去，水面散出层层水圈，由小及大，最后大得不再看见。他情不自禁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代，自由民主，美丽灿烂。我一定要十倍努力，百倍奋斗去拥抱这个时代！建设这个时代！”

玉观音则诗兴大发，字字珠玑地说：“一个人是一滴水珠，一条生命是团火球。千万滴水珠汇聚在一起，便是波涛滚滚的长江；千万团火球燃在一起，便会烧灼黑暗的世界！我永远是革命的一个小卒，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小兵，目标不变，信念不移，纵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惧。”

满天星自幼是个才女，用她的话说美丽不在外表而在内在，只要一开口就是一首诗，她说：“青春之所以绚丽，是因为有了党；生命之所以炽热，是因为有毛主席在教导！我们今天之所以走在一起，是因为有一条共同的理想的大道——伟大的共产主义！”

梦觉说话时声粗音大，语调高昂，他说：“从我进入干训班那天起，就一个劲地想，如何把一切献给党！我真想去朝鲜打美帝国主义，更想学习邱少云在烈火中永生。”

我听着想着，整个内心在在燃烧。当梦觉一住口，我立即接着说：“旧社会我是奴隶，新社会我是主人，今天能和大家坐在一起，全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只能用努力学习作为回报，今后听广播、听报告自己能记下笔记。”

陈聋子是川大法律系的肄业生，也是我们中最年长的人，说话总是斯斯文文。他说：“我读过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在民主的词汇里看不见民主，在自由的字眼中找不到自由。解放后的今天，全中国何处不是民主？哪儿不是自由？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谁爱？我们不拥护这个党谁拥护？”

姜海鲜平时在学习会上发言极少，此时像受到大家的感染和冲击，忍不住说道：“人有良心天有眼，革命到底不回头，杀身取义我甘愿，誓将热血写春秋。”

百灵鸟高兴地拍手叫道：“有眼不识泰山，我们小队里还隐藏着一个诗人，姜海鲜真正鲜，不用辣椒不放盐。”

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气得姜海鲜低低笑骂道：“百灵鸟说缺德话说多了，你会找个哑巴做老公。”

百灵鸟嘟着嘴，不依不饶道：“你坏你坏，看我……”

我笑着阻止，换个话题，提议百灵鸟指挥大家唱支歌。我的提议得到大家赞同：

“好！”百灵鸟站起身，挥手打着拍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

大家随着她的手势，放声唱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领导人民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现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声在绿草地上翻滚，歌声在树梢上荡漾，歌声伴着锦江潺潺流水，飘洒出很远很远。

但历史“回赠”给我们的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谁能想到这些放弃学业追随革命的小青年，在六年后的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是“右派分子”，判刑的判刑，劳教的劳教，监督劳动，或押回原籍，穷困一生，竟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用“伟人”的话说：“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学习第二阶段，是“揭发批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这个阶段一开始，林主任一再强调：要思想见面，刺刀见红，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只讲空话。

市委办公室亲自组织了几次“吐苦水”的控诉会。控诉会的苦主，全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贫下中农，多是些妇女。

记得西城乡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说：她家三代贫农，爷爷交不起地主地租，大年三十天被迫上吊自杀，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拉去修飞机场，炸掉双腿，后死于乞讨之中。她十二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苦难，生娃儿没有吃的、喝的、用的，全咽的谷壳糠饼。另外一个妇女就更苦了。她说，她冬天从来没穿过棉衣，不知肉是什么味道，长年住在猪圈里与猪狗同食同住，地主还要打她。说着，亮开胳膊，指着上面那黑糊糊的疤痕，这就是地主用火烙铁烙的。

除此之外，干训班还找来了被大地主刘文彩关过水牢的冷月英。她说，她家三代都是刘家佃农，刘是一方恶霸，养着不少打手和狗腿子，谁个佃户没有交够租子，就捉来关在水牢里。水牢不见阳光，黑咕咚咚，水冷得刺骨凉得透心，里面还放得有毒蛇。她在里面关了三年，自今腰酸背疼，看见水就打颤。

这些苦主一说一哭，一诉一泪，在场听的男女学员莫不义愤填膺，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万恶的封建主义！”

“打倒地主阶级！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五十年后的今天才知道，冷月英何曾坐过水牢，所谓“水牢”是刘文彩放大烟的仓库。因大烟怕高温，那时没有空调，冰箱，所以搞了这样一个“水仓库”。而且刘还是一个乐善好施，助教兴学的有德士绅，他办的文彩中学至今还是全省重点中学，先后培养出不少国家栋梁之材。此校不仅由刘文彩独自出资创办，且成立之日，刘公开宣布：贫寒学生均可免费就读，（不管你是城镇还是农村户口）而刘氏家族中的人不许借办学之名谋取任何私利。现在当地人视出了个刘文彩为荣耀。“文彩”二字已被抢先注册为商标，店号名称的专利。----历史嘲弄了那些千方百计想把刘文彩妖魔化的人。

共产党用做秀“洗脑”的办法，改变青年人固有的思想模式，把我们一个一个制造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像兵工厂用最好的钢铁制造枪炮一样，然后去为新生政权拼杀，消灭前进道路上的敌人。

所谓“联系实际，刺刀见红”，就是要和养育过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揭发他们剥削工农、压迫人民的罪恶行为，向富有家庭开战。

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三代贫穷袓辈受苦， 对旧社会没有什么留恋。可那些学生哥、学生妹，就不行了。他们出生有钱人家，自幼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父母不是地主，便是资本家，不是官僚，便是豪绅，有着说不清的原罪。于是，人人都得把自己家庭.父母、亲戚，痛骂一番，不然就划不清界线。只能狠狠地骂，狠狠地批，管他爹不爹，娘不娘。就这样将人伦道德践踏为粪土。

罗铁夹首先带头检查,语调极其诚恳悲痛地说：“我家三代富有,自我生下地就有奶妈照料,全家十几口人都过着穿金戴银的糜烂生活,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父母’是劳动人民，没有他们我怎么能读书上学，今天怎么能坐在这里？今后我决心跟党走,回报劳动人民，把一切献给革命！”

百灵鸟更是煞有介事，抹着眼泪说：“我爸爸比周剥皮还狠,，妈妈比黄世仁还毒，他们只管自己赚钱,成天逼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可笑的是她还吃斋信佛呢!我现在才知道，家里每个铜板都沾满劳动人民的血汗，我的每个毛孔都烙下剥削二字，感谢党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理，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金色的前程。”

陈聋子老爸当过国民党团长,他的批判更为彻底：说“我出生在一个反动军官家庭，父亲先后娶了三个老婆,他仍不满足，后来又去霸占一个良家妇女，还不准别人生小孩（我至今也不明白，莫非国民党那时就有避孕药物或计划生育），他参加过进攻革命圣地延安,犯有滔天罪恶。现在他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一定追随毛主席打到台湾去，把他捉拿归案，交给人民公审。如果党同意，我一定亲手毙了他。”

最高潮最感人也是最精彩的一幕，是玉观音的揭发控诉。她一字一泪泣不成声说：“我父亲是遂宁县一个伪乡长，还是这个乡的袍哥大爷。他一生一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先后霸占了十多个良家妇女当老婆，我妈也是霸占来的。我十七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妈回娘家去了，我一人在家，想不到他喝醉了酒竟然跑到我房间里强奸了我……”说到这里用手绢捂住脸，呜，鸣，鸣，哭泣不停，会场里也一片哇哇的哭诉声。

于是，旧有的道德礼教，全成了虚伪东西，人们不再相信崇敬，代之而起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所谓世界观、人生观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牢牢扎根在我们脑海里。

我听了这些检查、揭发、控诉的发言，十分迷惘，怎么过去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呢？有钱人的家竟这么卑鄙龌龊,散尽天良。我庆幸自已出身穷人家庭,难怪我们是领导阶级啊!从此，有了优越感,对出身有钱人家的子弟，有了天生的看不起,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劳动人民清白洁净，从头到脚都是血污。在那个学习阶段，大家茶不思，饭不想，不唱歌跳舞，连走路也没精神。现如今才知道，这是中了共产党的“洗脑”之术。用狼奶哺乳我们年青纯真的生命，掏走了原有的思想情感，把我们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恶狼，扑向社会，扑向人类……

哭过了，嚎过了，伤心过了，大家感情逐渐逐渐平静下来。花园、厅房、绿地，又有了歌声、笑声、欢乐声。不几天学习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检查总结收获，向党和组织交代一切。也叫“刺刀见红”的阶段，即人人必须从八岁起，如实向党和毛主席作交代检查：在什么地方上小学、中学、大学，证明人是谁？参加过什么组织（进步的和反动的）没有？家庭情况（主要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父母和主要亲属以及兄、姐、妹、弟）他们现在的情况？细致明白，滴水不漏。

在这之前干训班林主任亲自出马，向我们作动员报告。他极其平静真诚地说：“同学们，现在是你们向党和毛主席交心的时候了，也是你们靠拢组织的时候。正因为你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才投身革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就必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毛主席，决不能隐瞒埋伏或者说小不说大，说现象不说本质，一定要痛痛快快洗个澡，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怕？又有什么怕的？纵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甚至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也与你们无关呀！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旧社会的罪恶。从那个黑色肮脏污浊染缸里爬出来的人，有什么清白可言？有，不怪，没有，才怪哩！我就参加过国民党，还在蒋介石反动派手下做过事，可我参加革命后主动向党和毛主席作了交代，组织不是照样相信我吗？不照样是你们的林主任吗！”

他的动员报告十分生动精彩，使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听众的学员中，有人突然喊出：

“向林主任学习！向党和毛主席交出一切。”

散会后回到组上，大家用了三天时间讨论林主任的动员报告，纷纷表示要向党和毛主席交代自己的一切！不怕脏、不怕丑、不怕坏，只要主动坦白交代，就是光荣。办法是各人先在会上自我坦白交代，然后写成书面材料，经小组讨论通过，再交给组织。

交代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精彩异常！

罗铁夹在检查中说：“由于我出身剥削阶级，自幼受着不良影响，在高中一年级时就常犯手淫。”

我年纪小，不知道什么叫“手淫”，便瞪大着一双眼睛问陈聋子：“水银？是不是那掉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像钢珠球的东西？”

大家听后前仰后合地笑起来，我越发莫名其妙，赶紧说：“水银与剥削阶级有什么关系吗？”

陈聋子不得不出面制止我：“黄牛，我下来告��你好么。”也许，这样的事在今天不会有人相信，但那时的我们，就是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涂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如果说罗铁夹的检查交代接触到“灵魂”，百灵鸟的检查交代就更神了。她低着头，红着脸，极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女生比男生更坏，我们七八个女同学同住一间校舍，晚上下了自习，校监把门一锁，这下便是我们的天地了。那个比我大一岁的王姐，便跑到床上来摸我，先是胸部，后是下面，开初我拒绝，后来觉得挺舒服，我也这样去摸人家……”

陈聋子悄悄地告��我，这叫“同性恋”。“同性恋”在今天已不是一种耻辱，西方民主国家里，还有“同性恋者协会”，同性恋者家庭。可在那时真是丢人现眼的事。这些又脏、又丑、又坏的事，放在当今，绝没有一个男女青年,会在众目睽睽下告��第三者或领导，我想纵使是爹妈也不会说吧？现在若有这样坦诚的人，不被骂成是疯子也是神经病。那时却有许许多多的疯子、神经病！你相信吗？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年轻人有过的“风流历史”。

梦觉、玉观音、满天星虽未谈出这些脏东西，却另有别开生面的奇文。梦觉说，他父亲是个医院院长，母亲没生育，因家里有钱是借别人肚子生下的他，他从未见过生母只知是个农村姑娘。玉观音说，他妈是个妓女，所以自幼受欺负，在家里没有地位。满天星交代她自幼悲观，偷吸过父母的鸦片烟。陈聋子还交代他偷看过家里丫环洗澡。奇奇怪怪，闻所未闻。

这也难怪，他（她）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个个纯洁得像块水晶玻璃，玲珑剔透，光洁无瑕，从不知社会的险恶与卑鄙，更不知毛泽东为我们设下了一个一个的陷阱。

当共产党掌握到这些“钢鞭材料”后，今后在工作中只要发现你不听话，便从档案中翻出来，打击你，置你于死地。后来听说百灵鸟所在单位，因不喜欢自己的顶头上司（一个晋区来的又丑又粗的老干部）死追，因而在1957年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她不服，组织上便祭起这份历史材料作为“法宝”，说她自幼就是个“女流氓”，因而羞辱自杀。

大家除了交代检查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外，干训班领导更需要的当然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问题，姜海鲜在这方面作了突破。他说，他在诚成中学读高中时，在进步人士的带领下参加过 4.27“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27日，成都全市七学生发起反对省主席王陵基的大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口号声音特大，与宪兵、警察抗争吵得最厉害，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不久被秘密逮捕，囚于将军衙门政治监狱。到了1949年12月，国民党撤退成都前夕，蒋介石下令把囚在将军衙门的40多名政治犯处决。他因年龄还不足20岁，又因那个执行的特务认识他教书的父亲，便偷偷地将他放跑。这本来是段光荣历史，可他在自我检查的交代中，却把那个放他逃跑的特务和他的关系说得过于好，于是引起林主任注意，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把我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办公室去，作了专门的布置，说：“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凡关在将军衙门的人没有不被杀的。活埋在十二桥的四十二位烈士，全关在将军衙门。奇怪就他一个人跑脱了？这里面肯定有重大政治问题。”

我认真思考一阵后，亮出观点：“他说那个特务认识他父亲，他年龄也不大，我想不会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吧？”

林主任凝目一笑说：“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潜伏不在年龄大小，而在手段，还有十六七岁的人干特务工。同志呀！我们要提高警惕啊！依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按照领导指示，我们大大坚定了信心，组织班里男女同学加强火力猛攻。搞得他吃不好，睡不宁，矛盾痛苦极了，加上我奉命关心做他工作，成天找他谈心，动员他放下包袱，一定要相信党和组织，向林主任学习，并欺骗他说：“只要你交代了问题，毕业照样分配工作。”

后来他哭着承认自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当然就没有分配工作，留在干训班继续交代问题，结局不得而知。——往事如烟，一场历史笑话，在我生命中不能抹去。

真叫“无巧不成书”。十多年后的1962年，我因“马盟”一案浪迹天涯，在成都一条小街的面食摊上碰见了他。此时他是这面摊的老板，在我吃完面付钱时，他突然认出了我：“同志，你姓黄吧，叫黄泽荣对吗？”我吓得一身冷汗支吾其词，语无伦次地道：“老板，你，你，这是钱……”他哈哈一笑说：“是你，没认错，老同志，老朋友，还要什么钱？我请。”他把我付钱的手推回去，看看左右，突然压低声音问：“你不要多心，好像是1957年7月一天，我在《成都日报》上看见你的大名，还有一张照片，你怎么成了大右派？我真有点不相信，我们黄牛，哦，对不起，我们的分队长，大字不识的老粗，怎么能是右派？后来我专门向人打听，老天！真是你啊！弄到山上（泛指劳改劳教）去了吧？肯定吃了不少苦，怎样，再来一碗肉丝面。”他不由我分说，立即叫掌勺的一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女人（可能是他妻子）吩咐道：“二嫂，再煮一碗，油放大点。”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共市委干训班所作所为，感到羞愧难当啊！于是我不迭地说：“谢谢，谢谢！”

“谢什么啊！”他坐在我身边陪着我吃面，一边叙说他那当年的过程：“说实在话，我还得感谢你。当年要是我也像你们一样穿上灰马褂（指当上干部），可能挨整得更惨。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公安局关了一个星期，一调查全是胡说……”

“怎么是胡说？”我望他那一张变化莫测的脸，有点云里雾里。

他哈哈纵声大笑道：“黄牛呀我当时真被他们搞胡涂了，人家都讲了自己的丑事脏事，我不讲行吗？可我家又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好生拉活扯地编出这挡事，以为说完了就没事了，谁知他们竟以假为真了。”

“那为什么没给你分配工作？”

“给了我工作，可我死个舅子不干”（成都方言：即坚决不从之意）。姜海鲜吸着烟，斜倚木凳悠悠然然地吐着烟圈，怡然自得像个世外神仙，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共产党那碗饭不好吃，当干部还不如当自由民。这十多年来，我什么没看见，肃反、反右、反右倾，要是我在里头肯定比你挨得还惨。阶级斗争，我家不像你家是真资格的劳动人民，你还不知我老爸很早以前当过国民政府县长，我哥还参加过调统（一种特务组织），加上我性格怪又喜欢打胡乱说，他们不杀我才怪！说一千道一万，你总算自由了。据我知，当年干训班那批学生娃娃，后来好多都成了右派和反革命，服毒的、上吊的、跳楼的、数都数不清。你总算好，活出来了，活出来了……”

但我一直没有告��他，我是逃犯。倒不是怕他报告公安局，主要怕影响他。我不告��他实际是保护他。历史印证了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谁叫我走错了房间……?

内定右派的灭门之灾

茆 家 升

　　安徽省无为县位于浩浩长江,无为大堤的右岸,境内水网纵横、平坦沃野、良田万顷。无为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产粮大县,素有江北粮仓之称,百姓日子小康祥和。谁能想到这样的鱼米之乡,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仅在册人口就饿死了26万之巨！住在粮仓里,居然会有大批人被饿死,那饿死的人群,必然受到残酷的剥夺和压榨！而这种剥夺与压榨,必定伴有舆论的高压和欺骗,也一定和整人的政治运动紧密配合。说得具体点,就是哪里整人最凶,哪里饿死人就最多,反过来也是一样！

　　偏居一角的无为之难,就是活标本！究竟饿死多少人并没有确切的数字。只知道1958年人口统计是过了百万的,而1961年时统计只有65万人了。当然有些人是沿江向西逃到江西和湖北去了,准确数永远是个谜。同样道理,无为全县究竟打了多少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永远是个谜,但数量多比例高是肯定的。因为我所在的那家改造右派等各式分子的农场,无为人占绝大多数,我过去文章中谈到被饿死的李信鹏、被斗时当场踢死的周志银、个大力大被饿得奄奄一息后遭雷殛死的陈荣华,都来自无为。

　　无为右派打的多,还有一事可以证明,就是许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挨整了,不是亲历此事者,难以想象。比如县委宣传部部长和两位副部长被打成了右派,公安局长王某某,法院院长吕某都在劫难逃。农业局里抓了大批右派不说,蓄意整人的副局长,在整倒正局长和另一位党外副局长之后,自己也被整倒了！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位党外副局长,不堪凌辱,竟把自己闷死在两条麦垅之间不足五寸深的水沟里。

　　苦人儿黄启风夫妇也是死在县农业局反右运动高潮中。在县属诸多科局之中,农业局应是重点科局,与全县经济紧密相连,聚集了很多人才,包括前政权学有专长的如屈死的副局长等技术精英。黄启风也名列其中,可惜他既无学历也无专长,文化水平也就相当于初中吧。过去只是个基层的记账员,1949年后只因为人才极度缺乏,黄某好不容易在政府下属部门,找到了一个可以养家活口的饭碗。他满足了也十分珍惜,他有自知之明,自己在旧政权干过事,这就是历史的污点,自己瘦小体弱,体力活干不了,又别无技能,一家人能活下来就凭自己能打几把算盘。所以他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从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以外的事,他知道自己啥也不懂,不懂就别掺和,自讨没趣不说,可能还会有麻烦。他一直低调做人,遇事先谦让三分,主动疏离人群,大家似乎也把他忘了,更说不上有怨敌了。所以以抓经济犯罪为重点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好,以整治旧人员为主的肃反运动也好,多少还与他有些关系的,他都平安度过了。本来像他这样胆小怕事,遇事绕着走的谨小慎微的小人物,一生难有建树,但平平安安过自己的日子,应该可以的。整他干吗呢,他招谁惹谁了,他本来就未挺起过腰杆,干吗还要踩他一脚呢？

　　国家前途的选择是不以百姓的意志转移的。这不,一场规模声势更大的反右运动,在神州大地卷地风来一般开展起来了。这一次黄启风终于在劫难逃了。

　　据我的右派难友,黄的农业局同事方后高对我说,局里大规模抓右派是1957年八、九月间的事。以后断断续续又有“隐藏”更深的右派被揪出,包括运动开始时整人最积极的副局长。随着天气渐渐转冷,也随着整人和挨整者的疲惫不堪,运动有和缓的趋势,天真的人们在想,我们是搞农业技术的,又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总得干点正事,不能只靠整人过日子吧！算算看从局里到各下属单位,已经整倒多少人了,而且大都是主要技术骨干,再整下去,往后的工作怎么搞？

　　正当善良的人们,向往着能过几天安静的日子时,突然被农业局大院里接连发生的悲惨的爆炸性的事件惊呆了吓懵了！

　　“黄启风跳井了！”

　　“黄启风九点钟在县医院死了！”

　　“黄启风的老婆张栏芝在家上吊死了！”

    “黄启风七岁的女儿,吃了妈妈给的放了老鼠药的烧饼,大吐不止,正在医院抢救！”

　　“黄启风的女儿活过来了。”

　　接连传来的惊恐性消息,总算最后一条还有一丝暖意。黄家终究没有绝户！尽管一个刚七岁的小女孩,一下子失去了父母双亲,往后的日子,她可怎么过？但活下来总比死了好！她才七岁啊,她有活下去的权利！

　　全农业局的人,在黄启风灭门惨案面前,不问整人,还是挨整的；不问领导,还是普通员工,一时都不知所措了。尽管运动领导人,忙不迭地在大小会议上嚎叫,什么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什么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但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同情是悲伤,是世道的残忍与人性的沦丧！别说黄启风平日忠厚老实,是个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即使他有什么不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何罪之有？她不是对生活完全绝望了,不是对这个世道寒透了心,她会走此绝路吗？不是想到她和丈夫双双死了,丢下这七岁的女孩,再顶着反革命子女的铁帽,往后的日子,该有多艰难,与其做一个将受尽人间苦难的流浪儿,不如把她带走,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家人还能聚在一起。

　　方后高对我说,黄启风夫妇之死,受冲击最大的是我们这些已被打倒,尚未处理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开始我们有些人还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大不了就是说了几句错话吗,犯了哪条国法了,开会批批还不就完事了。但是黄启风一死,给了我们一次当头棒喝！所谓政治思想之敌,远不是开开会批一批就完事的。黄启风比我们年长,经历过的运动比我们多得多,一定是亲眼目睹了,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生不如死的凄惨场面,才决定抛妻别女,毅然离开这并不使人留念的尘世的。黄启风的今天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明天呢？那年我才24岁啊,难道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然,全局上下最关心的还是黄启风为什么自杀？他真的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吗？1949年之前他除了打打算盘还干了些什么？是特务吗？有血债吗？就凭他平日那副战战兢兢的窝囊相,能干出那些事？他是不是被牵连到什么样说不清的大案件中去了,是不是有人给他施压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疑问总归是疑问,真相总归要大白于天下的。不久人们就搞清楚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多了一分感叹。原来黄启风真的就是过去当过记账员那点破事！别的啥也未干过,他真的是被政治运动的凌厉之风吓死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说的是黄的老婆张栏芝,那天早上去买菜,被另一位也来买菜的家属叫到一边,悄悄地对张栏芝说,她听到了当家的和别人说了,你家老黄已内定为右派了,明天就要开老黄的批斗大会,你回去对老黄说,要他有点思想准备,先写好检查,别到时候吓坏了。这事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张栏芝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

　　当晚张栏芝对丈夫老黄说了。老黄反应冷淡,似乎早在意料之中。只对老婆说,叫她带孩子先睡,他要写检查,再无多话。张栏芝心中恐惧不安,知道一向胆小的丈夫,这一关是过不去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丈夫。看到丈夫呆坐在桌子边,多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张栏芝也是心急如焚。快十年的夫妻了,他知道丈夫这个历史包袱背的有多重,不就是给会计当下手,打了几把算盘吗,犯了多大的法？这世道还讲不讲理呀,让不让人活呀！写写写！叫我家老黄能写出什么来？我们一家三口只靠着老黄的工资活命,老黄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女儿也别想活了------想着想着,张栏芝睡着了。

　　张栏芝再次睁开眼时,一看丈夫不在桌子边,她知道大事不好,连忙叫醒女儿,出门找丈夫去了。冬天的江北,寒风刺骨。张栏芝的心比天气还冷,止不住全身只打颤。又不敢声张,只能低声呼唤：“老黄呀老黄,你在哪儿呀？我和女儿在等你回家呢,你可不能想不开呀！”“启风呀启风,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斗就让他们斗,我不相信他们能吃了你！”“黄启风呀黄启风,你在哪儿呢？这机关不是人呆的地方,咱走！到乡下种地去！乡下也不能呆,咱娘俩跟你一块去死！”小女儿紧紧抓住妈妈颤抖的手,高一声低一声哭哭啼啼直喊：“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呢？我想你呀,快回家吧！”

　　母女俩就这样在凛冽寒风肆虐的冬夜里,哭着走着,喊着走着-----突然,她们隐约的听见了有人在地底下呼唤：“栏芝栏芝,我是启风呀,我在这儿哩,快救我上去！”张栏芝顺着声音找到了井边,丈夫果然一时想不开,投井了。好在还活着,连声说：“别急别急,我马上来救你呵！”小女儿也跟着喊：“爸爸,爸爸,我们救你来了,你一定冻坏了,快回家焐到被窝里！”

　　黄启风是一时想不开,想一死了之！可是他是穿了一身棉衣跳下井的,棉衣浸水后膨胀开来，沉不下去,冬日井水彻骨的寒,全身都像在被刀割着一样痛。他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了,眼看着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时他听到了妻子和女儿的呼唤声,一种生物求生的本能,激励着他用最后的力量,回应妻儿生的呼唤！

　　方后高对我说,农业局大院里住着很多人,这时张栏芝如果敢大叫一声,有人跳井了,快救命啊！相信还会有人挺身而出的。一是黄启风还未挨斗更未定性,救他不是阶级立场的错误,二是中国人忌讳多,见死不救要遭报应的,再说大院井里淹死了人,谁还敢再用井里的水呀。可惜呀,张栏芝这个乡下女人太善良了,她知道自杀是个大错误,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不想他再多受一点伤害。只想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救丈夫回家,人不知鬼不觉,丈夫就能少一分罪名。张栏芝找到一只平时打井水用的小桶,放到井下,叫丈夫抓牢,然后和七岁的小女儿一起,拼命往上拽！她未想想,丈夫虽然个头不大,但一身棉衣浸透了水,是多重的分量,小水桶上的绳索怎能经得起？即使经得起,这近二百斤重的分量,一个弱女子垂直距离能拽得动吗？吊上来一点又掉下去了,吊上来一点又掉下去了------直听得连连不断的“扑通”“扑通”的声音,那是夫妻合力在做最后的挣扎！多么善良的一对夫妻啊,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依然不敢呼救,怕丈夫旧人员的身份,给救人者带来麻烦。

　　生命正在一点点地离开黄启风的躯体-----当天亮后,几个壮汉把黄启风从井中捞起后,黄已是面如死灰,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了。急送县医院抢救,当日上午气绝身亡。

　　面对即将死去的丈夫,张栏芝并未像人们想象那样,呼天抢地号啕大哭,而是紧闭双唇默默无语,这是大恸无声！许多在场的人,事后都证实,张栏芝在黄启风弥留之际,确实说过一句话：你走慢点,我和孩子马上就跟你来！但当时都说未听清,否则张栏芝是可以活下来的,吃了夹老鼠药烧饼的孩子,也会早一点得到及时抢救治疗。那在七岁时即开始独自闯荡人生路的苦命小女孩,身子骨要稍稍结实一点。

　　方后高最后给我说了两件事：一是黄启风确实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因突然自杀,未做结论未报批,但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受害者。1979年改正时也做了改正决定。但谁给家属张栏芝平反改正呢？二是小女孩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局里也没一个人知道,她去哪儿了。只是十年前我在本县一个小镇上,偶遇一中年妇女,先是她紧盯我看,我正奇怪她看我干什么？待我对她一细看时,猛地一惊,她不就是黄启风和张栏芝的女儿吗？身材娇小酷似乃父。正欲上前相认时,已不知去向。算算今年她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但愿她晚年幸福！

从战俘营回来的老同学

陈 奉 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号召学生参军，那时我正读初三，同班同学当中有五人报名参了军，其中就有一位比我大两岁家住寒亭的同学。这位同学当时是又红又专的典型，说他红，倒是事实，专却谈不上，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总在班上的最后几名。不久他去朝鲜参战，还给班主任和同学来过信，诉说战争如何艰苦，合着雪吃炒面等等。可不久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他父亲还到学校打听过他的情况，学校也只能用“不清楚”回答。后来停战谈判，交换战俘，也没有他，于是当地政府就认为他已经牺牲了，家里也挂上了“光荣”牌（那时烈、军属家都挂光荣牌），还享受某些优惠待遇。

　　1991年他突然从台湾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珠光宝气的夫人。这一下不仅他的家人、同学，连同当地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首先把他家的光荣牌摘了，然后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称他为爱国台胞，并动员他给家乡投资。他亨亨哈哈地答应着，之后并未见行动。

　　过两天他请老同学吃饭，大概是为了显示他的阔气吧。饭后他执意要到我家“拜访拜访”。说实在话，我是很不习惯跟那些趾高气扬的有钱人来往的，尤其是那些改革开放后的暴发户。不过因为是老同学，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他这几十年的经历，就领他到了我家。我首先问他是怎么去的台湾。他说，刚去朝鲜打仗，虽然艰苦，但很顺利，一下就打过了三八线，但实际上这是美军学习中国的引敌深入，不久美军仁川登就把我们的后路掐断了，大部分人牺牲了，我们几万人当了俘虏。我问，你怎么去的台湾呢？他说，遣返战俘时，中国方面提出应全部遣返，联合国军方面提出应自愿遣返，不得已，中国同意了。一位中立国印度的官员主持，愿意回国的进一个帐篷，不愿意回国的进另一个帐篷。我选择了进另一个帐篷，留下了，后来就被送去了台湾。我又说，老兄，当年你可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思想非常进步，不仅入了团（那时能入团的同学很少，不像现在，中学生基本上都是团员了），还积极争取入党。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后来当了右派反革命，在监狱劳改队里呆了二十多年。咱俩可说是两条道上跑的车，那遣返时，你怎么不选择回国呢？他说，唉！老弟你不知道，去朝鲜参战前，部队首长教育我们说，宁死不当俘虏。当了俘虏回来，不仅给家人丢脸，个人的后果也好不了，不像外国，当了俘虏回来一样像英雄般地受欢迎，所以我选择了留下。我沉默了，他说的并非假话。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少从朝鲜遣返回来的战俘，是党员的大都丢了党票，有的复员回家，有的被调往黑龙江军垦农场开荒。我又问，看来老兄你已经发大财了，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话说，你已经是“大款”了，现在衣锦还乡，你是怎么发起来的？他笑笑说，我发什么大财，是什么大款！在台湾，像我这样的充其量不过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刚去台湾时也是很困难的。先是当了两年兵，退役后发了点抚恤金，我就用这点抚恤金开始做点小生意，经过几十年的拼搏总算有了点根基，才有条件回来看看，想对父母二老尽一点孝心，不想他们二老已经过世，还听我小弟说，老人家是在三年灾害期间饿死的。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我心里有愧，愧对自己的父母亲人。我又问，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时搞的一团糟，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现在台湾反倒发展起来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的确做了真正的反省，台湾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土改。台湾的土改差不多与大陆是同时进行的。大陆的土改是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但没过几年又把农民分得的土地收归了国有，这恐怕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因素之一。台湾的土改是国家用钱将地主的土地买下后无偿地分给农民，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发展工业，美国又向台湾开放市场，再加上朝鲜、越南两场战争，美军的许多军需品都是直接从日本和台湾购买的，遇到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打拼，所以台湾发展起来了。

　　快到夜里十二点了，我送他们回宾馆，临走我又问他，还想不想回大陆定居，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条件回大陆买一套小别墅住倒也不错，大陆的物价便宜。他笑笑说，我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入了加拿大籍。加拿大地广人稀，住房水电都很便宜，环境非常好，等我们老了爬不动了，到那里去算了。还说，现在大陆开放了，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来看看，欢迎去我家坐坐，并把他的名片给了我。

以上是1991年的事。回想当时他谈的台湾的土改，联系到今天大陆的农民问题，我想，所谓农民问题，归根到底恐怕是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三农问题，四农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恐怕是很难很难的。

“五七”档案

燕遯符、黄一龙、纪增善、沈志庸、铁流等

　　钱理群教授说：我，以及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幸存者都已经老了，而且坦白地说，经历了无数的失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我们这一代的证词。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潮流中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能替代的，我们将把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思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历经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憾了。

　　ì她是北大“5。19”精神的倡导者，一张未署名的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沦为终身“贱民”

　　燕遯符：女，1938年2月生于湖南郴州。1949年之前，与生活在国统区的许多人一样，痛恨国民党独裁、腐败，以为共产党真的主张民主、自由、平等，为大众谋福利。等到它真的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对味儿：盼了半天，盼来个 “万岁”，本来好歹是个国民，这倒好，成了子民；特别是1951年刚上高中一年级，让我参加了一次青年团的活动，布置第二天班会上团员们如何发言，“抛砖引玉”，引诱别的同学说出话来。这种做法与我从小受到的传统东、西方“真、善、美”教育格格不入。从此之后，我特别讨厌开会，讨厌上政治课，成了“老落后分子”。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北大学生开展5。19民主运动。几天之内我就明白了许多事情和道理。5月下旬写出未署名文章《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称人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和救星；主张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以消除“三害”根源；还预言运动前景未必乐观。在随后的反右中知情人揭发我就是此文作者。虽然本班“左派”心慈手软，我还是被学校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3月8日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被轰到一个纺织厂。纺织工人劳动的艰苦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原来衣食得来真是不易。所以我干活很认真。但是没有改掉爱思考的毛病，随着对工人生存状况的深入了解，不仅想不出自己过去有什么罪过，反而从经济基础上看出了那是个假社会主义。。。。。。于是，又被加上个“顽固不化”的罪名。身边工人倒是完全接纳了我，暗地里同情、安慰、保护，使我少吃了一些苦。所以，我至今也认为自己就是个工人。

　　1979年被“改正”，从车间调出来。1980年之后到纺织局职大，讲物理以及数值分析等课程。1989年开始闹更年期，折腾了好几年，先是内退，1993正式退休。之后学习中医，身体康复。1996年之后参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工作。2000年之后参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涉及为中华文化正本清源和中西文化比较等内容。

　　1995年依据新颁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向北大索赔。未见回音，1996年再次索赔，校党委统战部回信称“没有新的精神之前无法个案处理”。于是等待。久久不见下文，遂于2006年初又一次给北大校长写信。要求赔偿道歉，并建议当年在校校友无论“左”“右”都来回忆和反思那段历史。又是一年过去仍不见答复。于是，于2007年初参与幸存反右受害者为纪念反右50周年的联合维权活动。

　　ì在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认为阶级斗争已过时，说“李政委报告有教条主义，应该检查”

　　一，历史文件：1957年12月25日，中共团（成都）市委支部于处分黄一龙的决议：

　　黄一龙，男，现年二十四岁，四川省华阳县人。家庭出身教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二年十月入党，现任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由于黄一龙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入党后又存在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思想上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并且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深入、国际修正主义大肆泛滥、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的时候，黄一龙便失掉立场，逐步倒向了资产阶级右派的阵营，向党进攻。黄一龙的主要错误，是否认了今天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阶级观点已经过时。在宣传工作上，对青年的估计和分析完全违背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甚至发展到对李井泉同志传达今年二月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报告进行攻击，说“李政委报告有教条主义，应该检查”。错误地强调“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便往往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共青团工作上，认为“共青团保证党的领导和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这种观点曾经带到了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上，要求“三大”讨论保证党的领导与代表青年利益有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如何解决此一问题。由于“三大”未接受他的这个错误意见，加上黄一龙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便说“三大”不民主，没有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最后大会通过决议时，准备弃权，经其它同志劝阻后，始勉强举了手。并且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王亚生向团中央、党中央进攻的《当前全国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反动文章。在大鸣大放中，在肃反和选派留学生等党的重大政策上黄一龙思想上和右派发生了共鸣，也认为“有问题”、“搞错了”。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黄一龙当时思想上却认为是“群众思想活跃”、“批评空气形成了”、“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形势是正常的”。

　　根据以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黄一龙是已经完全掉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由于黄一龙在运动中还能够主动向党交代自己的问题，检查思想和批判错误，目前对自己的错误也有一定的认识，并愿意决心改造自己，且以往工作一贯表现积极负责，支部委员会认为可以不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但为了严肃党纪，教育黄一龙本人，党内应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团市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职务，降职使用。

　  二、说明：以上就是当年给我的处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我的“主要错误”的叙述，今天已经不用做任何说明，就可知道究竟是谁在“犯错误”。而对于其定罪处理部分，则有一点说明。

　　文件上只判我免去职务，留党察看，反映了我所在机关所在支部的同志们对我的依依不舍手下留情。可是上报中共成都市委以后，却得到市委书记廖井丹的一句指示，大大地抬举了我，他说：“黄一龙还不划右派，成都还划哪个？！”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鄙人在成都政治生活中居然一度如此显要，原因就在决议中指出的“对李井泉同志……进行攻击”，这就相当于“大不敬”的罪了。不过我虽成了“右派分子”，显要地位却很快消逝，因为过不了几天，中共四川省委就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抓出我的顶头上司，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叶石。有趣的是，他的主要罪名，依然是那条“大不敬”罪：“对李井泉同志……进行攻击”！

　　ì我当右派的主要“罪恶”，是说全国“许多人民代表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国家大事，只好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举手、投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纪增善，于1937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在江苏泰县农村。1946年冬来到当时县城泰州，寄居在外祖母家，上小学和中学。1956年进入北大化学系学习。1957年10月被划为右派。

     我的右派“罪行”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替胡风喊冤。我一直认为胡风事件是个冤案，曾以调侃的方式表示了我的不平。我对别人说：“你随便说句话，我都能将你打成反革命。”他说了句“今天天气好”。我说；“你为什么不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单说天气好，是不是要我们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一位解放军战士批判“胡风分子”鲁藜时所用的就是这种逻辑。他说，鲁藜写了一首歌颂北京的诗，里面只写了北京的蓝天白云和红墙绿树，没有写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他就是要我们忘记毛主席和党中央，何其恶毒！1957年“5.19”后，刘奇弟贴出了大字报《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我看了以后就在旁边黑板上写了一句“胡风是百家争鸣的先驱”。回到宿舍又说“在大家都唯唯诺诺，趋附逢迎唯恐不及的时候，只有胡风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第二条是在1956年底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小组会上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人民代表大会上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这不正常。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代表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国家大事，只好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举手、投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第三条是在1957年暑假期间对同学说，苏联教科书里将许多别人的科技发现和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苏联人，有大国沙文主义。

其中第二条被定性为纲领性言论。据称，其意在用文化水平门槛排挤工农代表，让资产阶级控制人大，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并据此将我定为极右分子。

     我因“情节极端严重，态度恶劣”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于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光华染织厂（当时叫北京机织印染厂）劳动。在工厂里因为不善汇报思想，不肯打小报告，被认为“不敞开思想，对党存有戒心”而始终摘不了帽子。文革发生后，又在1966年9月9日被红卫兵遣送回原籍农村。1974年2月摘帽子。四人帮倒台后，我到当地中学当了一年高中数理教师。1978年8月落实政策回到光华染织厂。1979年10月20日第一次给我“改正”，留了“有错误言论”的尾巴。1984年6月28日

     回厂后先在车间劳动了一年，1979年10月调到总工室翻译进口设备技术资料。后来工作范围逐步扩大为专职负责技术引进工作的管理，覆盖从前期立项到后期消化吸收的全过程。因为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中取得一些成绩，1987年被越级从助理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2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

　　ì整风中从不发言，也不向党提意，但不愿做“最可爱的人”，一心要读大学，其主要罪行是包庇同班调干生章鹏。

　　沈志庸，出生于1934年10月5日。在上海读小学到高中，51年响应抗美援朝运动参加解放军干部学校。因觉得在部队里不像宣传的那样光明，萌生了继续上大学读书的念头。由于我家出身是职员不属剥削阶级，与其它参干同学比起来好一些，加上我在“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中教几何，反应不错。领导不同意我转业，这样更坚定了我离开部队的决心。因此受到批判和开除团籍的处分。我因此辞去教职，理由是被开除团籍之人如何上课？领导只好同意我不教课。当我的课由别人代替后，我便向团中央提起上诉。结果空政团委就改为留团察看半年。那时我已无课可上做些杂活。正逢54年部队有转业，就让我转业了。这是我第一次与组织斗法，虽不自觉，每一步在我预计之中，可以说我胜了。但在转业分配时不准我考大学进行报复，我以放弃转业复员回上海应对。56年我考入了北大物理系，实现了我的志愿。（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自豪，土八路们除了乱用手中的权力外，斗智的不行。）

  1958年年初，陆平替代了江隆基副校长重新加划右派时把我划成右派分子。其实在57年鸣放期间我根本没有贴过大字报，也没有辩论发言，甚至两次林希玲来校演讲时我都在图书馆看书。在宣布我右派言行时，触犯六条标准的言论哪一条都有。但只是在私下说说而已，按原江隆基的划右标准根本不够格。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我包庇同班调干生章鹏，当然我俩双双落难。划右后给我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1958年3月8日送往北京制药厂劳动。60年9月30日又以企图逃亡国外把我送劳动教养。1978年3月10日获得改正。同年回北京制药厂工作。

　　ì一生主张文学是人学，报纸不是党的喉舌，应是社会的眼睛，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强人，一生做梦都想办报刊。

　　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用名晓枫，四川成都市人，1935年生，家境贫困，幼年失母，读书甚少，只有小学文化。12岁时即离家学艺当学徒。俄顷天地易位，于1950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团，长期工作战斗在农村，先后参加过 “四大运动”的清匪反霸，在地覄天翻的土地改革、充满憧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后担任过工作队队员、工作组长、机关团干，1954年调回城市，任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科员、秘书等职。

　　在农村工作期间自强不息，奋习文化，迈步知识园林，从1953年起开始写，先后在《四川文艺》、《西南文艺》等刊物，以晓枫笔名发表数十遍习作，有小说集《生活在前进》、《风水树》，同年加入四川省作协。1956年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文艺组任编辑，同年10月在《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干预生活”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与文人流沙河、茜子、邱原、瑶攀等臭味相投，倡导人性，反对教条，拟创办同仁刊物《笑》。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极右”，同年12月27日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先在峩边沙坪农场挨饿，再去“415”筑路支队卖命。由于天生顽劣“死不认罪”、“死不低头”、“死不接受改造”，为出名的“反动分子”。后卷入惊天大案“马盟”事件，于1962年被捕。此后数度越狱潜逃，浪迹天涯，再捕再逃再抓，竟身负长刑20余年。直到毛死后四年的1980年末，才获得“平反”和“改正”，仍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作文艺编辑，后改作记者，开辟专栏《小镇风情》。为生计不得不卖命写稿，在不足四年时间在全国大型报刊上发表近百万字作品，成了全报社最早有“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富翁”，率先安装私家电话。

　　1985年响应党的号召，自谋职业“下海”拼搏。1987年闯荡北京，开办《中国市场信息》任主编，1991年发起中华国产精品推展活动，出任推展会秘书长和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工作部主任、协会主席团委员，此后长期承办中国科协大型刊物《科技与企业》。

　　为拓展视野，刷新人生，1997年赴美发展，次年开通美中商务网。2006年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潜心写作。有诗集《风波万里》和长篇自叙回忆录《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同时在国内外网站上发表讨论“反右斗争”的相关文章。

　　一生格言是：面对压迫：我的脊梁只打碎，不能压弯；面对流言：狗在叫，马在跑；面对人生：不愿默默而生，宁愿发作强光而死！

　　我是最早的“北漂一族”，也是一个喜欢“吃螃蠏”的人。

　　现住通州，有小诗：家住通州运河边，养花饲鸟喜看山，抱书横卧阳光屋，隔窗静观风云变。争句逗，陪老伴，飞去韶华两鬓斑，少年长剑未挥舞，梦里空吟报国难！

［友谊回声］    

读《往事微痕》有感

黄 河 清

　　往事岂是微痕，创伤至巨至深。五十九年多少痛，近百载来几多恨，天瞋地震。忧国位卑身，未敢或忘，不是烟尘。亿万底层人，且将琐屑从头记，滴滴点点，还原历史真实，留与后人。莫夸金山银池好，怎比我书屋广宇字汪洋，百万雄兵胸腹藏。邓通敌国富，饿死下场；司马畸零苦，青史千古扬。知识人儿，最应自养自主自立自由强。芥末微尘，记事以往。涓涓小溪淌，流成大河，汇为江海浪。悼亡祭国殇，史鉴，世道津梁。谢铁流卢玉，怒目金刚，菩萨心肠，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本此刊创，小大由之，地老天苍。

　　　　　　　　　　　　　　黄河清 2008、7月于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