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剛之柔-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我是50年代新中國第一批工農出身的老記者、老作家，幾十年來深受極左路線“以言治罪”的災難，僅為一篇“干頂生活”說實話、吐真情的小說，整整蒙冤23年，直到1980年末才獲得“平反”與“改正”，重新回到新聞單位和作家隊伍。此後響應黨的號召，緊跟小平同志的方針路線，投身改革舉家北上，是最早的“北漂一族”。

經過20多年的刻苦奮鬥，勇敢拼搏，矢志不渝地追求改革，終成為一個小康人家。為了回報國家，回報民族，回報社會，支持改革開放，促進言論自由，回擊極左，反對倒退，根除貪污，廉節吏治，捍衛社會的公平、公正、公義，和記者、作家正當的寫作權益，儘早儘快催生新聞法和出版法。

本人已七十有七，來日不多，去時將近，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志願拿出多年積下的蓄儲人民幣一百萬元，作為“鐵流新聞基金”，用於促進新聞出版立法的費用，和記者、作家因揭露貪污或遭黑惡勢迫害而致傷、致殘，或生活遇到暫時困難的支助。此一百萬元分十年支付，每年十萬元。在此基礎上，如國家政策允許，將按有關政策法規，正式申報成立鐵流新聞基金會，屆時我將拿出人生人生積累來回報社會。在未得到政府批准同意前，只能以個人名義一對一的捐助。為此，今天首先向“大遷徒”的作者謝朝平先生，捐贈5000人民幣，以解決他目前生活所需，若《大遷徒》一書需自費出版，我將支持不足之數。

特此！

一個深受“文字獄”之害的老記者、老作家：

鐵流（本名）黃澤榮（別名）曉楓（筆名）

2010年9月26日於北京

宣讀完畢，鐵流先生當眾把一個裝有5000元的信袋交給了《大遷徙》作者謝朝平，會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下圖是出席9月24日北京記者、作家、學人，為《大遷徙》作者謝朝平脫險歸來舉行的餐敘合影。背面橫幅是“賀老謝脫險歸來—是人民的力量！感謝全國媒體、博主、網友、推手”。

從左自右（後排起）黃鐘、郭玉閃、丁東、聶寬、戴睛、蕭默、姚監復、王建勛、焦國標、王克勤、李瓊、尹慧、謝朝平、郭道暉、辛子陵、田大畏、任彥芳、楊繼繩、鐵流、賈西津、郭寬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師等，未顯示出的有展江、孫旭培、梁曉燕、史黎晴、何志毅、黃秀麗、范銘、張鐵志、吳薇、王志安、焦蓓、賀信、龍平川、周澤、上官繳銘、劉凡、錢昊平、陳建、劉常、曾金燕、博繩武、俞梅蓀、馬文都等四十多人。

右派老人用維權賠索歡度中秋

庚寅中秋，天高雲淡，桂子飄香。杭州五七老人濟濟一堂，舉行茶敘。盈盈滿月下，談維權，話時艱，誓言傾畢生之力維權賠索，推

胡錦濤與反右運動五十年

李昌玉

電視片《復興之路》解說詞：“1957年極少數右派分子趁全黨整風之際，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由此開展了一場反右派鬥爭，但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這是欺世惑眾，彌天大謊。

這個50年，中國有好多好多的人，他們每一個人的人生的際遇變故都是一部長篇小說，一部電視連續劇，但是像胡錦濤這樣幸運的人，從一個高中學生，基本上是一路順風，做到中共中央總書記，位居天庭，13億人中可是第一人，應了毛澤東的勉勵：無限風光在險峰。

作為老右派，我想探秘胡錦濤對反右的態度，因為一年多來，全國有幾千人上書中共中央，要求徹底平反反右運動，補發工資，賠償損失，公開道歉，中共中央從來沒有予以正面回應，事實上採取了無情的拒絕和嚴厲的打壓措施。

對於老右派的要求，中共中央不敢正面拒絕，不敢答應，也不敢鎮壓，還不敢放任，處在一籌莫展，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境地。

反右運動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發動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以反右領導小組組長、辦公室主任的身份起了忠實執行的作用。馮治軍說：“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是策劃者，是最高統帥；而鄧小平則是前線總指揮，是僅次於毛澤東最具有影響的人。”（《鄧小平與毛澤東》第231頁，香港皇福國際有限公司）

當時，胡錦濤還是一名高中學生，歷史竟然如此陰錯陽差，由鄧小平隔代欽定、今天晉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被倖存的老右派逼到要給毛鄧擦屁股的死角。俗話說，在其位，謀其政。胡錦濤生正逢時，註定了要給毛鄧擦屁股。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對此事，攀上“險峰”的胡錦濤始終沒有出面表態。他站在幕後，策劃密室，運籌帷幄。

我打過右派，所以對於反右問題特別敏感。胡錦濤1942年12月出生於江蘇泰州。1956年進入泰州中學讀高中，1959年畢業，因此反右之時，他正在高中讀書。據此可知，胡錦濤是在高中讀書時遇到反右運動的。

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部就是黨中央書記處。許多反右運動的具體指示，那真是一道一道的金牌，都是由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下的書記處發出的。10月15日，書記處發出《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的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鬥爭的通知》。《通知》說，全國中小學教職員有二百多萬人，隊伍很大，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要求在中小學教職員中迅速開展整風和反右運動。1958年5月，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去年12月以後，還在中小學教員中搞出十幾萬右派，占全國三十萬右派的三分之一。”如果具體到縣一級，因為縣裡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在中小學，所以中小學教職員右派人數要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時的高中教師，比較多是從國民黨時期過來的人，特別是一些具有大學文化的軍政人員，因為鎮反還不夠鎮壓標準，留在原來的部門工作又不適宜，許多都派到中學當教師。這部分人，肅反運動中大多都下油鍋煎炒烹炸了一番，最後大多也沒有查出什麼問題，於是解除“隔離”，繼續任用。過了一年，到了大鳴大放，其中有些人心裡有氣，要放一放氣，正中下懷，請君入甕。這種情況在重點高中中比較普遍，泰州中學恐怕不會兩樣。

泰州中學是名校，老師中，“牛鬼蛇神、“殘渣餘孽”都會有，胡錦濤的老師中不會沒有右派，而同學中，可能有人被打反社會主義分子。我接觸過中學時期經歷反右運動的人，作為中學生，他們基本上是略略知道一點，還知道某某老師打了右派，送去勞改了，等等。不過中學反右，批鬥右派教師開會一般也只限於教職員，不讓學生參加，大字報也很少滿校園張貼。所以學生印象都不深。印象深的是某某老師送去勞教了，一時沒有老師上課。

我大學畢業後帶着右派帽子分配到平度一中。這個將近百萬人口的縣，1955年才建立起第一所高中。該校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大多打了右派，只有一位原中央大學畢業的王某，戴帽留職察看。這樣一掃而光，教學沒有教師了，於是趕緊抽調小學教師遞補，但是小學也反右，打的右派更加結實，業務骨幹大多入了右林，哪裡容易找到合適的人？於是我們這些打了右派的大學生，也就得到器重填補了空缺。大概上頭認為，雖然都是右派，大學生的右派，是在紅旗下長大的，思想不至於那麼反動，比舊社會過來的軍政人員總要好一點。這樣，1958年有一位山東師院中文系畢業的周某分去。此人和江澤民是同鄉，做小教時創作了一首《青春圓舞曲》，風靡全國，大學還沒有畢業，《人民音樂》已經要他去做編輯，結果一頂右派帽子葬送了他的美夢。1959年還有比我高一級的同學夏某分去，1960年輪到了我。這樣，一個語文組又有右派教師4人。

我由此推想，胡錦濤在中學階段應該是看到或知道一批老師打右派的。他有什麼觀感呢？我無法揣測。

1957年反右時胡錦濤15歲，也不是完全懵懂無知。筆者1949年入團，時年15歲，16歲半參軍，儘管受宣傳的煽惑，但不能說沒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斷，完全是糊裡糊塗，。相反，我一直非常得意的是自己覺悟早，成熟早。胡錦濤當時對於反右運動抱擁護的態度，對於右派分子產生憤恨義憤是正常的思想。如果打右派的人中有和自己靠近的人，如關係好的老師、親戚等，要和他們劃清界限也是正常的態度。如果當時胡錦濤就對反右運動的真相和本質有某種認識，反而不可思議了。

問題是50年後，做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需要他對這個歷史作出明確的是非判斷，一點也不能騎牆、莫棱兩可。這時他是什麼態度呢？這是我們最最需要了解的。可惜的是胡錦濤從來沒有發表過這方面的文字。

1959年胡錦濤進了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學習，其間入黨，任命為政治輔導員，留校做教師，至1968年。提起這個系和這個系的這個專業，人們就會想起被稱為“科學的良心”的全國有名的大右派黃萬里教授。

黃萬里打右派的罪名就是力辯群雄，冒犯龍鱗，堅決反對修建三門峽大壩。黃萬里是按照科學的原理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壩的，幾年後水庫泥沙淤積的事實完全驗證了黃萬里的科學預見。三門峽大壩成了人類水利史上的一個敗筆，至今處在保留則危害關中，炸掉則河南反對的兩難之中。黃萬里是當時唯一反對修建這個大壩的清華大學教授。

黃萬里是因為堅持科學上的是非問題成為欽定右派。這在反右運動中也是極少的個例。

反右運動之後兩年，胡錦濤到了黃萬里所在的這個系這個專業學習。他會對黃萬里一無所知嗎？作為清華大學水利系河川電站專業的學生、黨員以及輔導員與青年助教，胡錦濤對於這個大右派黃萬里應該有零距離的接觸觀察。即使當時他對反右運動的性質不產生任何懷疑，但是黃萬里所反對修建的三門峽大壩的問題已經出現，得到驗證，在清華大學水利系會沒有人背後竊竊私議嗎？胡錦濤現在打出的最響亮的旗幟就是“科學發展觀”。我們無法知道他產生這個思想理念的靈感源泉是什麼，不過我推測，應該和近距離地觀察了黃萬里的遭遇教訓不會沒有關係。

當時，一些中央領導人和專家，為了迎合毛澤東好大喜功的癖好，拿出古人的“聖人出，黃河清”的讖語，拒絕黃萬里的科學分析和反對意見，一意孤行，終於修建了貽笑世人的三門峽大壩。

黃萬里就是中國的布魯諾，毛澤東就是中國的羅馬教皇。布魯諾因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被視為“異端”，葬身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場。黃萬里因為堅持認為三門峽大壩會淤積泥沙，造成難以挽救的災害，被打成“右派”，受到莫大的羞辱。

黃萬里的遭遇可以作為反右運動錯誤的最好例證，作為毛澤東反科學反民主造成禍國殃民後果的最好例證，也可以理解為胡錦濤汲取教訓、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鮮活的靈感源泉。可是，我從黃夫人丁玉雋女士寄給我的《黃萬里文集》和《追尋黃萬里》兩部書中沒有發現胡錦濤為黃萬里說過什麼公道話。

對於反右運動的態度，可以作為檢驗胡錦濤的政治態度的試金石。胡錦濤既不是那些直接參與了反右的領導者或打手，也不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沒有直接觀察的後來人，但是他有機會直接接觸了很典型的右派分子，有直觀感受。他當時可能不明白是非，但是他現在處在中共一把手的地位，無法迴避這個問題，特別是處在反右50周年的今年，這麼多的老右派紛紛上書，要求平反、道歉、補發工資、賠償損失，這在中共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可以名副其實地稱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胡錦濤在這個問題上，他所處的總書記地位把他逼到懸崖絕壁，沒有一步退路。他必須表態。騎牆、等待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從《復興之路》中曲折地讀到了胡錦濤的觀點。

鄧小平因為他是毛澤東反右運動的第一助手、執行者。對擴大化他負有責任。他要為自己推卸責任，於是作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結論。如果胡錦濤為了“舉旗”，為了感謝知遇之恩而維護毛澤東的反右遺產和鄧小平的結論，那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最近CCTV拍攝《復興之路》，在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還沒有出爐之前播放，官方媒體大肆宣傳說，它是胡錦濤的政治報告的一種形象的解讀，因此，可以充分證明，這個片子的內容應該是得到胡錦濤以及中共黨史研究室等相關人員全面而仔細的推敲、審查、批準的。《復興之路》中對於反右運動作了如下解說：“1957年極少數右派分子趁全黨整風之際，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由此開展了一場反右派鬥爭，但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對於反右歷史這是黑白顛倒、本末倒置的表述。這是不是胡錦濤的觀點呢？沒有理由認為胡錦濤對此不知道，甚至於反對，反倒是說明得到胡錦濤的首肯。

50年後，胡錦濤對於反右運動為什麼還會堅持這種唯心主義、本末倒置的敘述呢？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

我想，假若胡錦濤真有一點良知的話，起碼是會叫編導躲避迴避這段叫共產黨蒙羞的歷史。此事不關總編導任學安的責任。決定權是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宣部，也符合胡錦濤的心意，因為他要全權審查，決定取捨。《復興之路》證明：胡錦濤拒絕否定這場違憲的非法的鎮壓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

今天，在高調宣布要實行以法治國、實行民主法治的時候，這樣來表述反右歷史豈不是和現行政策自相矛盾嗎？既然胡錦濤的黨中央和中宣部還要借《復興之路》算“右派”的舊賬，那麼，我們很有必要再分析一下這個“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法律界定，而是一個政治罪名。在任何一個有言論自由的政治環境中，都不會存在這個“攻擊”、“進攻”的罪名。執政黨哪有權力給“攻擊”它的人民和“民主黨派”定罪？再說，中共中央能夠把當時“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言論和行動提供給今天的法學、歷史學界驗證一下嗎？ 55萬右派都是以這個罪名定罪的，而後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改正”，可是仍然留下幾個人不予改正，保持這個罪名，以證明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這在法理、邏輯上實在是曠天下之奇聞。

而且，和鄧小平提出的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價值判斷不同，這個表述是事實判斷，更是經不起檢驗。請問：你們能夠舉證嗎？由此可見編導的苦心實在是弄巧成拙。

歷史要經得起檢驗。在當時不是因為右派確實有罪，而是強權大於真理，大於事實，大於法理，大於事理，大於情理，所以五十年之後的今天，因為中國社會畢竟進步了，世界的形勢也發展了，所以我們才可能站出來說話。這些話，今天不說，再過一百年也是有人要說的。有所不同的是當事人，冒着風險站出來說話。歷史的欠債是賴不掉的。

高爾基說得好：“我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能夠說出和寫出真情。”“真相”“它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我們意識的最明亮的火花；這種真相的存在，是人對自己提出的道德要求的證明。”（《不合時宜的思想》，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2頁）

追求真相是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胡錦濤在真相與假象之間，在道德與缺德、無德之間，無所逃遁，被逼到死角，必須作出選擇。

反右運動遺留下來的這群敢於冒頭的老右派們，現在成了胡錦濤雙手捧的刺蝟。右派們提出的要求，他是絕對不會答應，一點也不會答應。至於如何對付這些人，他還拿不定主意：是強力鎮壓，還是軟化安撫？他還在左右趑趄之中，但是他對於“壞頭頭”則採取毫不留情的打壓則已經顯露出來，我們都領教過了。

“反右敘事”是當代的新《史記》

曾令奇

2009年底，申淵先生主編的《五七右派列傳》四卷120萬字全部正式出版。這部《列傳》共收錄了1318位反右親歷者的個案，還有二百多幅珍貴的歷史照片。《列傳》的傳主都是極權統治下的受難者。

如果說，以往的反右記憶絕大部分都是名人的記憶，那麼相比之下，《列傳》收錄的一千多名右派傳主除少數知名大人物之外，絕大多數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列傳》把千餘位即將被歷史忘卻、被時間淹沒的小人物的反右記憶、及時地打撈出來，起到了搶救歷史的作用。而申淵先生的《列傳》的最突出貢獻是撥正了長期以來把反右記憶誤讀為名人記憶的偏差。在《列傳》中既有章伯鈞、羅隆基等政治明星的記憶，更多的則是底層的普通人的遭遇。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底層搭築而成。普通百姓的記憶當是社會最真實、人類最重要的記憶。個人的記憶表面看來微不足道，但所有親歷者的記憶集合起來才能成為共同記憶。”（章詒和）實際上，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大人物和小人物共同完成的。對於歷史來說，哪怕是最底層的小人物的記憶同樣都是“反右敘事”的一個細部。在“反右”的悲劇中，無論是明星級的大人物，還是平凡的小人物，在人性的被剝奪被損害上，他們都是同樣的受害者，在受害的本質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名人和普通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到審判反人性的罪犯歷史法庭開庭的那一天，大小人物都是平等的歷史見證者。在為罪犯定罪時，名人或普通人的記憶，同樣都是重要的歷史證據。

53年來，小人物、普通人的反右記憶，大多數隻保留在親歷者的私人空間裡，隨着親歷者個體生命的終結，許多反右記憶已在時間的沖刷下消失，因此，搶救歷史、打撈記憶已變得如此刻不容緩。這部記錄了千餘位小人物、普通人的《列傳》，為搶救記憶做了功德無量的善事。《列傳》把千餘個私人空間的反右記憶，提升為公共空間中的集體記憶後，即使受害者個體生命消失時，保存在《列傳》中的反右記憶，仍將作為呈遞給歷史法庭的有效證據而存留於世。所以，這部《列傳》不僅是一千餘名傳主的記憶的總匯，也是至今殘存的萬餘名倖存者的共同記憶，同時也是當年五十餘萬右派用血淚譜寫的集體記憶。

今天的80後、90後幾乎不知“反右”為何事，“右派”為何人，沉醉在鶯歌燕舞、時尚娛樂中的青年一代幾乎都不相信53年前中國居然發生過如此恐怖和暴力的事件，他們還以為“反右”敘述中的悲慘事件是文藝家們為追求感官刺激和商業利潤而虛構出來的噱頭。在這種“集體失憶”的嚴酷現實面前，這沉甸甸地120萬字足以震撼一切有良知的國人的靈魂。

三十年來陸續問世的以朱正、章詒和、高爾泰、蕭乾、吳弘達、章立凡、杜高、林希翎等人為代表的一百五六十部“反右敘事”，和申淵主編的四卷《五七右派列傳》，共同構成了現代中國最生動最感人的新《史記》。這部由千萬個受害者用血淚集體書寫的新《史記》，記錄了掌權者從謊言到殺戮的屠殺史；記錄了天真的良民們從被騙到被鎮壓直到被精神和肉體雙重毀滅的災難史；也記錄了知識人從堅持獨立人格到被分化瓦解、直到被迫屈服的歸順史。難能可貴的是：不少反右敘事者已從控訴申冤的感性層面提升到理性反思的層面。清楚地表明：可悲的不僅是被摧殘被鎮壓的痛苦遭遇，而是在屠刀下的背叛和自虐。最可悲的是，整個知識群體的集體失陷和集體變態。

“反右”以後，把做黨的“馴服工具”、“脫胎換骨改造自己”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者不乏其人。這部由集體寫作的新《史記》無情地揭示了一個歷史真相：掌權者對知識人的一系列鎮壓無非是為了達到一個險惡的目的——在中國開創一個以知識文明為恥、以野蠻愚昧為榮的荒謬時代。那時最時髦的政治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最早把所有的“反右書寫”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並將其與《史記》相提並論的是香港五七學社的張成覺先生。張先生在《中華傳記文學（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7月22日—24日）上，以《從傳記文學看五七反右》為題，做了大會發言。他那洋洋近萬言的論文，以翔實的史料、科學的論證，總結了近三十年來國內外一百五六十餘部“反右敘事”的成就。他說：“所有這些以五七反右為題材的文字作為一個整體，其文學性與史料性的完美結合可以與《史記》相媲美的。”

確實如此，現有的全部有關反右的傳記，作為一個整體，提供了一部有血有肉的當代新《史記》。而申淵先生的那部記錄了1300余位傳主的《列傳》則是這部新《史記》的最新篇章。把“反右敘事”定位為集體寫作的新《史記》，這是“五七學”在建構過程中的一個飛躍，不僅意味着“反右敘事”在中國傳記發展史的學術主流中找到了應有的位置，而且也是“反右”議題在維權平台上常態化運作後，又在文化學術平台上的良性發酵。

身為香港自由撰稿人的張成覺先生在《中華傳記文學（香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激動地說，“反右敘事“寫出了政權的專橫殘暴和自由知識分子的最後抗爭，但是相對於千百萬本身經歷的慘劇以及數百萬親族被株連的苦難，目前已出版的“反右敘事”實在還是掛一漏萬。所以，張先生提出了搶救記憶，保存歷史真相的倡議，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響應。來自大陸的施建偉教授熱淚滿眶地即席發言說，累死、餓死、病死、打死2500多位右派的甘肅夾邊溝農場就是中國的奧斯威辛，應該在那裡建造反右博物館，保存災難見證，這是對“反右”最好的紀念！施教授說：“一個集體失憶工程在有效地運作着，威權者已成功地使理應成為我們民族精神資源的‘反右記憶’，迅速的、悄悄的流逝，使年輕一代幾乎都對‘反右’一無所知。現在已到了搶救歷史、搶救證人、證詞的關鍵時刻，任何遲疑都會加速‘反右記憶’的湮沒。”

張先生從歷史的高度理性地切入了“反右敘事”的議題。無獨有偶，這次會議中最受與會者歡迎的會議明星也是一位當年的“右派”即來自台灣的唐柱國教授——1957年北京農業學院的“極右”分子，原名粟明德。他那大陸——香港——台灣——美國——台灣的經歷以及前蔣經國秘書、前台灣高級諜報員、反共心理專家的傳奇生涯，成為多家媒體追星的對象。在這次會議期間，來自台灣、大陸、香港的三位右派的偶然奇遇，以及香港五七學社的骨幹成員武宜三、申淵、岑超南、陳詩等人先後與海峽兩岸右派的相敘，成為耐人尋味的中國特色。

為什麼構成新《史記》的“反右敘事”基本上來自於民間書寫的層面，這是因為對於“反右”，體制內至今仍堅持着原有的認識論框架，拒絕反思、拒絕認錯。因此在這樣的語境裡，任何真實的“反右”記憶必然受到體制內的話語權的挑戰，難以正式出版，而公權力的干預，也使“反右”的集體記憶出現了價值觀念的爭議。所以在體制內的書寫者幾乎缺席的情況下，民間書寫的個人記憶已成為本世紀以來“反右敘事”的主體。但流散在民間的個人記憶總是存在着無法抗拒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干擾，因此在當事人的個體生命終結前，把民間的個人記憶及時地搶救出來，讓它從私人空間進入公共空間的場域，匯聚成集體的記憶，在體制內的書寫者有意逃避的特殊語境下，這是民間書寫者義不容辭的職責。

幾個月前，權威機構借60大慶之際，又給反右受害者送來一份意外的“大禮”：以××××黨史研究室名義公布的《大事紀》。這份《大事紀》把“整風過程中，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作為“反右“的正當理由，而對於老毛們如何捏造“章羅聯盟”，如何布置“釣魚”陰謀等踐踏公信力的骯髒計謀竟然隻字不提，甚至連老毛自認為最最得意的權術傑作，那個“引蛇出洞”的“陽謀”陷阱也完全蒸發了。

“反右”受害者對轉型正義苦苦等待了53年，想不到等來的竟是一份肯定政治謀殺的合法性的判決書。這樣明目張胆地顛倒歷史，豈不是對人類良知的放肆挑戰嗎？只要還沒有麻木不仁，在如此不堪的人格羞辱面前，“反右”倖存者的唯一選擇就是丟掉幻想、以真實的“反右敘事”揭穿偽史中的謊言，把保存在每個倖存者私人空間中的“反右”記憶，融匯到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的場域中，在維權的平台上成為新《史記》製造工程里的一個參與者，這是對“反右”53周年最好的紀念。

返顧所來徑，愴然問雲天　　　　

田建模

歷史常會留下它的一些憾事和恨事。但，歷史不會像駝鳥一樣，埋起頭來，拒絕正視或聆聽。有一本電子刊物，名曰《往事微痕》，是右派老人自籌自辦，內部贈閱；其宗旨為“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支持改革，促進民主。”還有一個叫《記憶》，是一本“推動文革研究”的電子小冊，你只須顧其名便可思其義了。古往今來，歷史學家“以史為鑑”、“古為今用”來警覺後人；但搞政治的人則用心良苦，一味地強調“向前看”，其意乃是“莫回顧”。回顧又怎樣呢？回顧了，就讓人看到處心積慮想掩蓋的種種罪惡；回顧了，就讓人想起那一幕幕剌心戳肝的慘痛往事！可是，人畢竟有記憶有感情，往事樁樁件件，創巨而痛深，又怎會因為領導指示，便悄悄地抹去了呢？故我們既要前瞻，也要回顧。因為回顧並不只是追憶，它觸及傷痛，引發思考——重要的是，在“回顧”引領之下，你我對既往之時代社會，會有更多的審視與思索，並獲得清醒與徹悟。現在，就讓你我一同來反顧這漫長而曲折的所來之徑吧。

三十年來，學界將“反右”這一題材挖掘了個遍，寫出了連篇累牘，出版了萬千論著。誠然，冷飯重炒並無意義，筆者要做的，只是擬題“十問”，對關鍵性問題，或歷史疑義，作一提挈歸納，以簡要之評說，去偽存真，以此有答於後來者之疑問。

一問：“年輕人知道祖輩曾有過一次慘痛的‘反右運動”，但不清楚它的時代背景和來龍去脈。這場政治運動的起因是什麼呢？”

凡事皆有其背景與因由。“反右”的因，早在中共建政初期便種下了。那就是視知識分子為“異己”，而必欲打壓之（或曰“利用、限制與改造”）。在國內，文化界遭受一次次整肅：批電影“清宮秘史”，批電影“武訓傳”，批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上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批梁漱溟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為農民說話的發言，批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繼之又揪出了一個涉及面甚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些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大事。但我們還可以追溯得更早，譬如四十年代在延安，王實味因言獲罪被殺害，延安”整風”(搶救運動),許多投身革命的人被懷疑是特務而遭審訊逼供。《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定的‘政治第一’的戒律，更是套在文化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所有這一切，矛頭集中地指向了知識分子。於是，人們不禁生發疑問：一手操縱所有這一切的毛澤東，何以會如此地敵視知識分子呢？

在國際，１９５５年赫魯曉夫於蘇共二十大作的秘密報告，揭露已故領袖斯大林專制獨裁，及其殘酷鎮壓。這報告着實震驚世界。國際共運出現離心傾向，隨後爆發了波茲南事件、裴多菲俱樂部事件——由學生帶頭，民眾打着“民主”、“自由”旗幟走上了街頭，與軍警發生流血衝突。反對個人崇拜的國際潮流在國內也產生了影響，中共八大決議中，以經濟建設方針取代了“階級鬥爭”論斷，也一併取消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正統提法。“東方紅，太陽升”，作為“大救星”的毛澤東，兔死狐悲，內心難免尷尬與焦慮，這也是不難窺知的。之後，為汲取東歐教訓，緩和社會矛盾，毛提出了“十大關係”，號召開門整風，鼓勵“大鳴大放”。

這，便是當時國內與國際的大背景。正是這樣的背景與氣氛，正是毛的貌似竭誠竭力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原文為證。）即使一些城府頗深，老於世故的人（如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也都深信不疑，而“盡入其彀中”了。

二問：“資料上說，中共號召鳴放整風，右派乘機猖狂向党進攻，故不得不予還擊。另還有‘陰謀’與‘陽謀’之辯，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共在極端左傾撞牆之後，將主軸調整為“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昔日的封閉逐漸被打破，真相也漸次浮現出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同日，毛在共產黨內部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使一場剛開始不久的“鳴放”頓時箝口噤聲。在各級黨委領導下，討伐右派的運動一步緊逼一步，其聲勢與規模也越來越大。一般人認為，六八社論應是轉折。但，讓人百思不解的是，毛卻在這之前一再鼓勵大膽鳴放，一再批評黨內幹部的阻撓。可為什麼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轉？有人說，這是因為沒有料到鳴放如此熱烈，害怕失控而“緊急剎車”。其實不然，人民日報的六八社論和中共中央反右指示，只是在執行毛半年以前“引蛇出洞”的既定謀略而已——而這，才是問題之關鍵。1957年1月１８日、２７日，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有兩次講話，透露出了他鼓勵鳴放的真實意圖，以及他打算採用的手段。其中說道：“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放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有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還說：“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都隱藏着。”“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鑑別和鬥爭。”“如果有人用什麼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上引文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樣，早在半年前,毛便把欲擒故縱，誘而殲之的意圖，在中共高幹會議上作了正式的吹風。
　　事後，毛很得意，他並不掩飾：“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在6月8日前，也確有“毒草鋤了可以當肥料”這樣的話，只是當時人們聆聽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感動得五內皆熱，沒能察覺其中隱藏的殺機罷了。

三問：“當時有人叫喊‘要殺共產黨人’，有人說當今是‘黨天下’，有人要搞‘政治設計院’，說是要與共產產黨平分秋色，等等。這些是不是有點出格過火？”

反右中揭露人大講師葛佩琦曾說“要殺共產黨人”。葛因此打成反革命，經歷了九死一生。二十多年後，幾經查證，多方核實，原來是篡改了發言記錄，是“莫須有”的誣指，葛案因之冤情大白。儲安平的“黨天下”，意在批評“一黨專政”，而這也曾是反蔣口號之一。中共建政後，從中央到基層，一律是黨委統領一切：以黨領政，以黨代法，說它是“黨天下”，何錯之有？章伯鈞說的“政治設計院”，是借用“工礦企業下設的設計院”而作此比喻，從政治協商來看，為完善和改進政治制度，也可以有這樣的設計和企劃。但“反右”中，普遍使用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割裂上下文句，抽出片言只詞，任意發揮，大肆污衊。始誘之，終陷之。此時的毛澤東，再也不提及一月前他諄諄誘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了。

依據麼，惟領袖意圖與指示是從。毛一手謀劃和操縱了此事件，而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則分管此項工作，負責具體事宜的運作。運動後期，為定性的需要，下發了一個“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對“極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各訂有若干條。凡鳴放中有不同意見或對單位領導人不滿，統統指稱為“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等等。發動檢舉揭發，篡改發言記錄，而後羅織罪名，一網打盡。

至於說“反右”合法與否的問題，讓我們來看看中共建政後第一部憲法的相關條文吧。（1954年９月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第八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第八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九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白紙黑字，讀者不妨將憲法條文與種種史實（譬如酒泉市夾邊溝農場，一千多右派慘死事實）作一比對。人治歟，法治歟？僅只不到三年，這部毛親自主持制訂的國家根本大法，便遭其踐踏，成為廢紙。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倉促出台的“勞動教養條例”—— 1958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從時間點來看，無疑是量身打造，為處置右派而設。許多地方，一個機關單位的領導，便有權決定送誰去“勞動教養”。其流弊與禍害，早被國外人士斥責為冤案大集中營——類同無期，慘無人道，已是明顯違憲。這裡就不一一陳述了。

五問：“反右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嗎？當年的“鳴放”真相究竟如何？”

反右因鳴放而起，鳴放說是為整風。但這只是個幌子。實際上，整風僅是宣傳號召，未有實質性開展。中共建政七年來，社會問題積累成堆，民間屢有怨聲或騷動；加之蘇共二十大，國際共運分化，使毛澤東有所警覺，作出“開門整風”姿態。但毛的心病（對民主黨派存疑慮，對知識分子存戒心），因東歐事件爆發而越益加重。在這裡，歷史出現了一個弔詭：原本宣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說要化解社會衝突，轉眼之間突變——變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批鬥“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今天探討這一問題，除國際國內因素外，有一點須得指出：當領袖權力無可制約，任其隨心所欲上下操弄，那末，此人之疑嫉喜怒，或其“一念”之萌，便極有可能釀成浩劫巨禍了。

反右有其必然性嗎？必然的前提是必要——反右基於鳴放，當年的“鳴放”，由毛親口提倡，由其本人點火，對於毛及其追隨者，因其謀劃在先，反右是預定的，自是必要的。但從當時情狀及趨向來說，鳴放只是一種久受壓抑的社會情緒之釋放罷了。上層的（由中共統戰部組織民主黨派人士座談）與下層的（學校團體、市民群眾的言論與大字報）則有所不同，後者是無序的，即興發揮的，一些偏激急切之詞或在所難免。但北大的“廣場”，林希翎的演說，譚天榮的論教條主義產生歷史必然性等,則可說是錚錚之言，切中時弊，體現了對民主的追求，及對真理之探索。鳴放中，各抒己見的議論和意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但一股聲勢是造成了的，一股不滿於現狀，要求更少壓制，要求更多民主。此時，鳴放之趨向與選擇有二：一是順應國內外民主潮流，開創新局面——整改執政黨內部，推動社會走向開放，促使政治走向民主；二是執政黨拒絕納諫，強力打壓，鳴放以熱熱鬧鬧始,以萬馬齊喑終。惜乎！中國這隻航船，失卻了一次轉舵的良機；而中共也因之走上了一條極左險途。

反右會造成社會大動亂，會讓中共失去政權嗎？從當時形勢來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中共，如日中天，處於巔峰期。朝鮮停戰，農業合作化，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敲鑼打鼓中完成，舉國一片歡騰。但知識分子中有疑慮，有怨氣，有議論，這正是農民起家的毛所一貫疑忌，不能容忍的。然而，一黨專政強力下，“秀才”們果真能翻得了天麼？也就是說，傾全黨全國之力，對暢所欲言的娃娃們痛下毒手，果真有此必要麼？

六問：“被打為右派的人數有多少？反右的後果（或影響）是什麼？”

官方公布：右派人數為五十五萬，但實際數字要大得多，海外學者研究認為已逾百萬。“改正錯劃”時，暴露出種種荒誕離奇：一些單位只須口頭宣布，便可押送勞教；也有為完成打右指標而臨時指認湊數的；有未滿十六周歲，在讀的中小學生；有陰錯陽差，錯打錯劃的，等等。以至於許多所謂的“右派”，因查無名錄檔案，而無法予以“改正”。

　　反右的後果，一般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反右，在黨內黨外殺雞儆猴，確立了毛的“一言堂”；二是言路堵塞，氣象肅殺，只聽歌功頌德，不聞民間疾苦，奸佞諂媚，正直緘口，為兩年後的“大躍進”、“放衛星”鋪路，為“三年人禍”遍野餓殍，也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種下了前因。三是反右之後，毛主導下的中共扔棄裝綴，越發無所顧忌，黨內黨外,實行赤裸裸的領袖專制獨裁。

此外，還有一點須得提及:中國知識分子在集體失聲，集體沉淪後，陷入了集體迷惘。反右一擊，使人們于震驚中昏眩。迷惘，是因為痛苦屈辱，因為不明真實情況，因為不知所由而深感無奈。“是那沉重的雷，驚起了我昏沉的酣睡！”——這是一些不甘於被“陽謀”玩弄的覺醒者。“唉，生活，要隨遇而安，要逆來順受……”——這是更多的，為厄運所壓倒了的人們。

七問：“有人說反右是正確的，只是錯在擴大化了，但有人說這是十足的罪行？”

五十五萬人（官方數字）的批鬥劃右，其中絕大多數經歷了非法拘留、審訊、囚禁、和漫無期限的勞動教養，許多人非正常死亡（餓死、自殺、虐殺、因過度勞累或迫害致死。具體數字不詳，一說有幾萬，甚至幾十萬）請問，這麼多無辜者的冤死，能說不是罪惡，而只是一個“錯誤”嗎？那麼，若問是誰之罪,已是眾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了。問題在於，事件策劃人及執行者，始終不予承認，更遑論悔改了。他們巧言令色，把罪責說成擴大化，把平反冤案說成“改正錯劃”。對本可在三十年前昭雪的沉冤，及善後工作，加以百般阻撓，一拖再拖，致使迄今未能了結。

八問：“‘統一戰線”是中共三大法寶之一，有人說“反右”是自毀統戰，這話對麼？”

“統戰”是柄芭蕉扇，熱時搶，涼時丟。凡統戰叫得最響之時，即是局勢危急之際。在奪取政權之前，統戰在中共眼裡是個“法寶”，因它招徠人才，凝聚人心，形成合力。“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多多益善，為我所用。為此，它不惜屈尊俯就，禮賢下士，廣開言路，並虛心納諫。當毛登臨天安門，接受國人朝拜，“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其人躊躇滿志，不可一世之心況可以想見。當其時也,一改往昔之審慎謙恭,尊賢納言,而以“救世主”傲視天下.儼然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建政不久，便於全國政協大會上失態,大罵民主人士梁漱溟,繼而對文藝教育界大開殺戒,此為其小試牛刀。自持無人敢逆其鋒芒,也越發無所顧忌,稍後更設置陷阱,以鳴放為誘餌,一網打殺知識分子。此時已非昔時，此毛已非彼毛。統戰工作，於是便成可有可無之物了。有句老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妨拿來改一下：“天下分，士如金；天下一，士皆切。”

九問: “‘反右’是尚未了結之陳案，有一個‘正名’的問題——是‘改正錯劃’，還是徹底否定？還有一個善後的問題——《國家賠償法》正式出台了。老右們有些什麼想法和要求嗎？”

以上述及,“改正錯劃”乃是避重就輕，推脫罪責，只有徹底否定“反右”，方才合乎天理人心。當年作惡者雖已亡故，今之繼任人為一黨之利，亦不欲認帳贖罪。但事實不容狡辯，亦不能抹殺，公道之還我，只在於時間而已。

至於《國家賠償法》，可用作依據之一。豈有任意誣人陷人囚人殺人而不認罪，不違法（？），不賠償之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迄今，要求正確定性“反右”，要求賠償之申訴與呼聲此伏彼起，從未停歇。我等之所以力爭，是要為蒙冤受辱討還公道，也要討還二十年歷史積欠。罪耶，錯耶，早有公論。我們理直，故我們氣壯！索賠之事，據悉各地老右聚會，有提出申告，有合法維權，有奔走呼號，有致胡溫公開信，等等。鐵流諸人更直抒胸臆，宣稱願將賠償所得，捐獻以作公益。

十問：“你在發言中有‘右派事業’一說，請問作何闡釋？有道是‘蠟燭成灰淚始干’，還能堅持多久呢——‘老右’們的心願和努力，會否到此嘎然中斷了呢？”

“右派事業”，我想有兩項內容：一是追求政治民主，二是努力於社會法制。這一未竟之宿願，五十年前，小右們嘗試着失敗了。當時的鳴放五花八門，顯得雜亂無章，但從性質來看，大體可歸入此二者。五十年後，小右變老右，顯得成熟了，在刊發的《往事微痕》中，除紀實個人遭遇，更凸現了理性分析探究，即是說，把百年來中國問題的至要——民主與法制的實現，作為畢生的信念與事業。這是因為，痛定思痛，一生或蒙冤，或毀棄，或受損受辱，或虛擲白活，皆因二者缺失之故。右派分子如此，胡風集團分子如此，三年人禍餓殍相疊如此，文化大革命冤死者亦如此。看今日老右們著文出書，奔走呼號，意在喚醒世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時至今日，尚存的老右，大約三四萬之數，不足官方統計十分之一。倖存者已是七老八十，風燭殘年。這就提出了一個嚴重問題：右派事業面臨人亡事消，後繼無人之虞。我在杭州聚會時提出這一問題，得到與會者響應。眼下當務之急，亟需一批新生力量的參與，讓他們來繼承前輩未竟之事業。他們可以是老右的子女或親友，可以是同情者同路人，可以是關注此事的有心人，也可以是年青的研究人員。不久前的一次聚會，一對６０左右的夫婦主動要求參加，他們是右派子女，他們的行為是自發的，言辭是懇切的，見解是獨到的，受到了熱烈歡迎。從散落到匯集，凝聚的核心是我們共同的心願與事業。為此，就要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那段慘痛的歷史，認識事件的因由過程和實質，現在，他們將從老輩手裡接過接力棒，朝着民主法制的目標，同心合力地大踏步前行。

反右運動與言論自由

胡平

上海交大反右派史料再拾零

王伯興

施紹箕寫的《上海交大反右派史料拾零》（現名《上海交大反右派親歷記》）一文，反覆閱讀數遍，感慨很深。簡而言之，願我們國家各級黨的領導要正視歷史，能勇敢地站出來承認這一錯誤的現實，並制定出一些切實有效措施，不讓歷史重演，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振興中華大有希望。

在交大反右中，我與學生所處環境與身份不同，（我是造船學院總務處秘書），但挨批鬥的場景也大致相同，以後的經歷如下放勞動，發配新疆等過程也大致相同，因此這文章讀來很有親切感。在此，我想根據我所感受和所知道的點滴零星事例一吐為快，如能作為補充，這也算是盡了我的一分心力。

1957年夏，學校放暑假前，此時全國的文藝界、知識界、科技界正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學校也利用這一空檔開展整風。校領導照例動員之後，號召大家消除顧慮，積極參與鳴放。我身為總務處秘書，團支部書記，工會主席，當然要傳達上級意圖，號召總務部門廣大職工參加鳴放，並帶頭響應號召，帖出一張大字報《對黨支部幾點意見》。當時院黨委肯定地說：“這是開了一個好頭。”但這時背地裡有人議論開了，有叫好的，認為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也有人說：“可能要闖禍”；膽小的好心人為我捏着一把汗。過了幾天，總務處領導通知說是要開批判會，我覺得心中無愧不怕鬼敲門，坦然處之，可是在會上黨支部書記王俊傑指名道姓要我作檢查。我承認有言論過激之處，但對黨並無惡意，弄得會議不歡而散，毫無結果。第二次、第三次會議，大家發言依然冷冷清清，始終鼓不起批判的勁頭來。又過了兩三天，黨支部召開第四次大會，搬請來副院長姚子堅親自坐陣，黨支書說：“誰不發言，這是立場問題，是革命與不革命的分界線……。”姚副院長接着插話說：“大字報化名‘石敢當’，是把共產黨比作鬼怪，其性質還不夠嚴重嗎？並與學校里的、社會上的右派遙相呼應，向党進攻，醜化黨的領導，同時在廣大職工中煽風點火鼓動他們起來鳴放，這是唯恐天下不亂，這些還不夠反黨嗎？”聽了校領導這一權威性的發言，誰還敢不跟着走？於是怕牽涉到立場問題的人們紛紛開始發言了，爭先恐後，幾乎形成“一邊倒”的聲勢，會議以所謂“取得徹底勝利”而告終。會後，黨支書找我談話，指出：“性質是嚴重的，只要說出幕後策劃的指使人是誰？或是誰出的主意，就可以從輕處理”云云。我一再申辯:“鳴放是黨的號召，況大字報內容並沒有涉及那些‘黨天下、專家治廠、教授治校’等等右派言論，既然要整風，響應黨的號召，對黨支部提幾點意見有什麼錯？所提意見如果與事實不符，可以按毛主席教導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可以了。而大字報的意見是我個人的看法，與任何人無關。”黨支書對此也無話可說，弄得大家不歡而散，後來黨支部研究決定：“以情節雖輕，態度惡劣”定為第二類右派，屬於監督勞動之列。事後一位朋友很風趣地對我說：“贈兄詩一首，乃唐詩改編以博一笑，詩曰：“春眠不知曉，奉命做啼鳥，忽來反右聲，香花變毒草。”我只能苦笑，且帶有濃烈的酸澀之味。

校醫黃澹園，早年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醫大，小兒科，1955年被招聘來校任校醫，平時少言寡語，性格內向，但對前來就診的師生們比較耐心認真，對於政治學習極少發言，院長胡辛人在一次座談會上氣勢洶洶地說：“一言不發者也可以定為右派，因為他們是從骨子裡反黨……”這很使人感到吃驚，這也就是他一錘定音的惡劣行徑。於是這位黃醫生就在劫難逃了，先扣上右派帽子，然後再羅織罪狀，這也算是在全國範圍絕無僅有的，不過仔細想來，也是事出有因的。緣起於1956年春天，全校曾發生過一次“流感”，數百名學生被集中在體育館樓上隔離治療，黃醫生配製了一批中草藥熬成湯劑，逐個分發給學生飲服，日夜觀察與守護，迅速遏止病情的蔓延與發展，不出一周，都返回宿舍與教室正常上課了。事後市高教局與衛生局要求好好寫一份總結，並予以表彰和推廣。可是這位黃先生只知道寫怎樣觀察治療和對症下藥，以及如何節省時間和費用，即儘量不使用抗菌素等藥物。同時對於大面積疫病防治應採取的方法與措施等作了簡明的闡述。此材料領導閱後很不愉快，因為總結沒有採用當時流行的眾所周知的格式，即“在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和上級部門的支持下，校領導的親切關懷下……”這在當時竟也是一條致命的罪狀。其次就是批判他平時不看報，不看電影，不關心政治，開會不發言等；下班回家以後，飼養一些小動物如雞、兔、狗等。這些也算是他的罪狀，確實可笑可悲之極了。新中國的知識分子，災難何其深重至此啊！

1958年的黃醫生，已53歲了，還屬於照顧之列，大批右派下鄉，他沒有下鄉，令其在家閉門思過。這期間校領導曾一再暗示，只要寫出一份深刻而認真的書面檢查，可以不戴帽子，也可繼續留在校內當校醫，更可以不遣送新疆。可是這位黃醫生性格過於倔強，認為自己沒錯，也沒有什麼可檢查的。學校領導認為，情節雖輕，但屬於頑固不化，遣送新疆了事。1959年秋，與我同乘一列火車來新疆。先分配在石河子醫學院，後調八一棉紡織廠醫院。62年秋下放到農八師142團醫院，十年文革中在該醫院又遭批判，說他是反動醫學權威，更是帝、修、反的代理人，邊批鬥，邊從事勤雜勞動（打掃廁所及院內衛生和種菜等）。79年落實政策時調回石河子市人民醫院工作，時年已74歲了，86年退休時仍是孤單一人，96年4月病逝，終年92歲。死後三日，才被鄰居發現。

還有一位“一言不發者”也值得一提，他就是船舶試驗室一級教輔霍濟。他早年畢業於南京大學。57年夏天，“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他可謂“老謀深算，胸有成竹”。在運動中始終一言不發，院長胡辛人的指示所及，也包括他。後來他告訴我，其家中有一隻空酒瓶，瓶口用牛皮紙包好，再貼上膠布，放在書桌上作為座右銘，其妻不解其意。很明顯，乃是“守口如瓶”也。可是在這次運動中仍未擺脫悲慘的命運，可算是“在劫難逃”了。原因是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過青年遠征軍，轉戰緬甸、印度等地。抗戰勝利後，在上海龍華空軍雷達站任中校站長，解放以後立即向當地人民政府登記了自己的反動身份，因未發現有任何劣跡與反革命罪行，不予處理。船院成立時，被招聘為船舶試驗室一級教輔，平時工作勤備，與人為善，謹小慎微，在工作中也經常向王公衡、李永慶等教授提些建議和在技術上出些點子，深受他們的讚賞與好評。但對於政治學習很少發言，這次運動一來，他更是一言不發，既然胡辛人對一言不發者已經一錘定音，他也就難逃此厄運了，很自然地要給他戴上右派帽子了。反右運動不到一個月草草收場，取得了所謂“巨大的勝利”。我們這些右派教工們被派到勤雜班在校內勞動，如校園草坪剪除雜草，到有關教室搬運課桌椅，去圖書館整理書刊等。因他年齡比我們大而又瘦弱，很多較重的勞動擔當不了，我們年輕人就湊上去幫一把，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卻表示感激萬分。這種感情彼此心照不宣，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誼。後來他悄悄對我說：“我就是那個一言不發的右派”，在一起勞動不到一個月，學校里有了變化，即三校（交大、船院、南工）合併了，把我們一批教工右派集中起來，組織了一個《編餘人員學習班》，霍與我同在一個小組，說是繼續大鳴大放，這種時候誰還有心思去“鳴放”？就這麼混天度日吧！不幾天處理下來了，有幾位被遣送青海、甘肅等地勞教去了，我則被送往上海西郊寶北公社監督勞動，這個學習班也就此解散了。在一起勞動和學習期間，我與霍的接觸機會甚多。因我在校內聲名已經很狼藉，而那些左派們也常以嘲笑的目光看我，有些同事見到我雖然流露出同情的目光，但也只能彼此點點頭打個招呼。在校外的親友們我更無顏面去拜訪，也怕給人家增添不必要的麻煩甚至災難。因此，這一段時間裡精神上苦悶透頂，寂寞孤單，空虛失望，感到前途渺茫，似乎是我的末日來臨了。此時霍常邀請我去其家中小坐，促膝談心，排解鬱悶，談往事，談人生，可謂“同病相憐”。他開始也是滿腹牢騷，如說：“和尚本來沒有辮子，可是將你雙手縛住，硬在他頭上用膠水貼上一條辮子，讓大家看。”“少女遭到強姦以後是什麼心情？”這些牢騷，在身心沒有受過摧殘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出來的。這也算是親身經歷，深切體會到了。在歷史上有過“莫須有”，今天又重演，豈不令人痛心。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佛祖釋迦牟尼說：“為了普救眾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從中悟出一點人生哲理，聊作自我安慰吧！

他打算今後離開這是非之地，從此閉門讀書，如編寫一些科普讀物，以求自我奮鬥，自尋出路。如有可能將邀請我參與合作。可惜他那設想，並不能實現，而被遣送至甘肅勞教去了。幾十年來，回想起這段往事，印象非常深刻，使人難忘。

還有兩位一言不發的右派，是57年8月初我下放以後的反右運動後期補課時把他們補上的，他們是總務科長文定邦和財務科長李紹康。據說他們在歷史上有辮子可抓，詳情不明。

沈祖飛，在我去上海西郊虹橋公社勞動時與他認識，對其身世知之甚少，因各人都身處逆境中，別人不講我也不便多去打聽，只知道他是交大電力系學生，曾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在反右運動中拒絕接受批判，曾用剃鬚刀割喉自殺未遂。因這種舉動，很自然地升級為“頑固右派”。治好傷後，再次遭到批判，後被遣送西郊監督勞動，過着相對平靜的“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生活。即使是無休止的勞動也要比天天挨批鬥要好過得多。

看了這段文章的標題，你一定以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但事實確實存在，而且發生在他身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987年夏秋之交，我與他在烏魯木齊一位朋友家裡相遇，30年前是普通難友，如今相見感到格外親切，談起他在新疆20年的血淚史，聽來使人心酸。剛來之時，分在農場裡，只是埋頭修地球，別無雜念，但何年何月才是盡頭，任誰也說不清。大家都象是一台台活的機器，叫幹啥就幹啥，只有順從，別無選擇，這似乎也還算平靜。

文革風暴來臨，想平靜也是不可能的了。原來據他過去的交代材料，小時候曾與其叔父沈醉（原國民黨大特務，戰犯）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其實叔父就是叔父，歷史也無法改變，這又能說明什麼？可是那些政治嗅覺特靈敏的革命派和造反派們，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輪番地對他進行“疲勞轟炸”，沒完沒了，藉此可以充實各自的政治資本。沈的精神與肉體倍受折磨，不堪忍受。他想長此下去，非早晚被他們折磨至死不可，必須設法尋找一條逃生之路，必需安全可靠，且切實可行。經過幾天反覆推敲，可行性方案已在腦海中醞釀成熟。於是表面上依然裝作順從，照樣應付批鬥與勞動，不動聲色。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乘人不備，偷偷地跑了，到烏魯木齊搭乘東去的列車，到北京再轉車去東北，直到鴨綠江邊，準備跳江游往朝鮮，被巡邏的邊防軍抓獲，押送回新疆，以反革命叛國罪被判刑12年，沈在判刑以後，悽慘地笑了，反覆地自言自語：“目的達到了……”。我問他這“目的”是指什麼？他說：“只要能擺脫批鬥的折磨，比什麼都好過”。有了這一段經歷，當時居然能笑得出來，聽來真叫人心酸，催人淚下。

1979年，落實政策之時被釋放了，安排在烏市建築學校教書，81年結婚，對象是醫務工作者，但有一點與眾不同，他的想法是：在結婚之前必須先訂立一“君子協定”，即婚後不要孩子，因為（1）由於歷史原因可能會給孩子帶來不幸；（2）到年老退休時，孩子尚未成年，將來依靠誰？基於這兩點，經雙方協商同意後，才舉行簡單的婚禮。

在上海西郊勞動兩年多時間裡，運起系學生韓增義一直與我編在一個小組，直到59年秋，我作為第一批被發配新疆時為止。他這人可算是個心胸開闊，豁達大度的山東漢子，干農活不管是重是累，從不計較，很能賣力；勞動之餘，與社員們一起侃三國，水滸等，社員們聽得津津有味、笑口常開；也常與社員以及下放幹部們下象棋，等等，相處極其融洽。難怪一些社員們都說：“右派都是好樣的，說他們壞，究竟壞在哪裡？”

韓家在山東農村，上大學以後，享受學校的助學金，家中也不定期地寄些零用錢，生活基本上不成問題。自戴上帽子以後，經濟來源減少，頓時就拮据起來。可悲的是農村實行公社化以後，農民收入減少了，助學金取消了，而每月需向搭夥的社員交納7～8元的伙食費，這些對他來說等於雪上加霜，使他處於非常窮困之境地，雖然表面上依然是樂樂呵呵地，但每到晚上鑽進被窩時就偷偷啜泣了。汗衫破如蛛網，依然掛在身上，襯衣破了扯下半截袖子當短袖衣穿，褲子破了只要能達到足以遮羞的程度就行。在某一天雨休時，韓突然含淚大聲說：“誰每月給我5元錢，我叫他爹都願意”。這話聽來使震驚，也很使人心酸。過了幾天，我偷偷地塞給他5元錢，叫他不要聲張，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再給他一些資助。我想我自己畢竟每月還有25元的最低固定工資，如有可能，我願意每月資助他一點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我的老家在農村也是比較困難的，父母年老多病，弟妹尚幼小，需不定期地寄一點回去。不過象韓增義這樣窮困到這種境地的的大學生可能還有若干，這在新中國的高等學府里，也確實夠悲愴的了。

1960年來新疆之後，他一樣被安排在農場勞動，不多敘述了。79年落實政策之時，他被分配在烏市第四建築公司中學任教，後調公司教育科，89年病退，韓於81年從山東老家找了一位農村姑娘與之結婚，88年我去他家拜訪時，有一個兒子才6歲。

1958年，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樹立，我們這些交大右派被集中到虹橋公社，白天勞動，晚上還經常加班，即所謂“深翻密植，大放衛星，畝產超萬斤”。這不但沒完沒了地消耗了體力，同時，也違反了種植作物的客觀規律，一般社員已是不堪忍受，右派們更是難以招架了。59年夏，我有幸被安排到食堂燒火，這要比田間勞動好過多了，這得益於下放幹部潘如勇的關照，因為我與他在53年時，在華東公安部有過一段共事的歷史。我由衷地感激他。

由於勞動強度增加，右派學生李德強、周廣生、白志誠、韓鵬麟等四人常在一起竊竊私語。究其原因，乃是萌生逃跑之念也。為首者是李德強，其家在香港，父開設一五金商行。李與其餘三人悄悄耳語，密謀策劃，對我也毫不隱諱，彼此心照不宣。同時我也有參與其中的想法，我也不時地提醒他們要更加隱蔽，周密一點。他們打算李在香港的父親可以作為臨時依靠，待稍事安定後，以出賣勞動力求生，進而另謀發展，這至少可以擺脫目前無休止的無償勞動，白白消耗體力和沒完沒了的政治糾纏。59年9月中旬，我奉召返校，說是參加一個黨委召開的會議。原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派來一位科長，說是來校招聘人才參加邊疆建設。校黨委決定，我們參加會議的20餘人作為第一批支邊的建設者。心中雖是千百個不願意，可是學校已經圈定，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倘有不服從，那只能是勞動教養去，許多先前的例子都是明擺着的。因此，只有順從，別無選擇。此後對於以上四位的情況就一無所知了。直到84年我去烏市與韓增義會見時，他告訴我這四位老右的情況，原來就在59年10月1日曠假一天之時，周、白、韓三人在西郊公園被捕了。原因是李先去廣州探路，然後來電約他們三人即刻起程，當時還有一位姓孫的右派也參與他們的策劃，意欲與他們同行。可是孫為了立功，將這事告發了。可恨也可悲，姓孫的不該這樣做，要立功盡可以選擇別的道路，何必損人利己，把別人踩在腳下，做自己向上爬的墊腳石，以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來新疆的數百名大學生和一批教工右派中，慘死於新疆的雖然為數不多，但其慘烈程度也夠使人傷心。交大速中教師童信舫先生就是一例。他是學校59年第一批被遣送來的，一路上與我同一節車廂，很少說話。在校內他與我也不是同一部門，彼此知之甚少。這次初步接觸中，只知道他是孤身一人，在上海別無親人，在香港有一個親姐。剛來時與黃譫園醫生一同安排在石河子醫學院，這在當時算是比我們幸運多了，可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南疆某農場，因條件艱苦，其在香港的姐姐常寄來些衣服食品等，那些|“革命”的幹部對此絕不輕易放過，逼其交代裡通外國的罪行。他因不堪忍受疲勞審訊，於一深夜上吊自盡了。事後誰也不承擔責任，在以後撥亂反正的年月里，也沒見開什麼追悼會或平反之類的形式。為此請在醫學院工作的當年老右同志們多費點辛苦，弄清情況，為此做點補充，以慰死者在天之靈，長眠於地下的老童也會萬分感激的。

79年，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了，右派也陸續得到改正，全國範圍50多萬右派很快相繼摘掉帽子，他們白白地丟掉20多年的寶貴的青春歲月。這種對於人類文明的摧殘與折磨，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現代世界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難怪有位外國記者慨嘆：“新中國真是無法可依，不可思議。”語言簡煉切中要害，國人也明明知道，誰也不敢明說。可改正之時尚有少數領導及部分中下層幹部對此還不服氣，說什麼：你們錯誤是有的，這主要是“一風吹”把右派帽子給吹掉了。這也表現在《平反改正書》中的所謂：“雖有錯誤言論，不宜劃為右派，應予改正”。同時，對於20多年的經濟損失“一律不予補償”等等。

反右運動後期處理時，大批幹部被開除公職，學生開除學藉，去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有的被送去勞教或勞改。而在十年文革中，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地升級。這與當年抗戰與內戰時期的白色恐怖有什麼兩樣，而毛澤東新倡導的“階級鬥爭為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證明，所謂右派並不是反黨反人民的，絕大多數是熱愛新中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老作家巴金曾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各地應建立“文革史資料博物館”，目的是讓人們及其子孫後代永遠記住這一巨大慘痛的歷史教訓。可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此反應冷淡，而熱衷於建旅遊景點、別墅和招商引資等，把這一慘痛的歷史割裂開來，讓人們迅速淡忘，這究竟是為什麼？

就大學生而言，莘莘學子，父母期望學有所成，起碼能挑起養家糊口的擔子，使之老有所靠，進一步希望光大門楣，告慰先祖列宗，同時為國家和社會做出更大貢獻。因此自從踏進高等學府大門，我們都能孜孜不倦地奮發向上，突然遭到反右運動的打擊，其精神折磨實難以言表，而下鄉後，他們一邊要接受無償的監督勞動，一邊還要自己掏腰包支付伙食費，這比農村中的地富分子還不如，因為地富分子至少可以拿到勞動工分，吃飯也不必另掏腰包。他們只有一個天真的想法，即指望有朝一日能體面地返回學校，繼續完成學業和安排適當的工作。而這起碼的願望都難以實現，一等就是20年，寶貴的青春被白白地剝奪了。難怪這中間會出現各種心理變形，有不堪忍受各種打擊而自殺的，也有因發牢騷或受不了折磨而逃跑或因此而被抓判刑的。當年的難友王壽才曾說過：“我們還不如他們（指勞教和勞改者）因為他們是有期的，而我們是無期的。”難怪有人羨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而我們國家對此似乎並不重視。這20多年來，吃盡苦頭，能理解的並不普遍。所謂落實政策，政府指令各單位（或部門）發一張《改正通知書》就算完事。這期間的經濟補償一律免提，而工作也只限於就地安排，至於所學專業與安排的工作相距甚遠，就顧不得了。這也算是徹底改正？！。更悲慘的是那些在20年裡被折磨至死的難友們，他們的冤情與撫恤又向誰訴要？同時帶給其親屬們的心靈創傷又何以彌補？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幾十年裡，直到七十年代未，毛主席一貫倡導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粹。這一些歷史時期中不知傷害了多少萬的幹部和群眾，還包括一大批有用的科技人才，弄的國弱民窮、生靈凋蔽、不堪忍受，這些人為的災難都是眾所周知的。80年代初重提“實事求是”，這也算是毛澤東思想的精粹。可是對我們50余萬右派是否已經實事求是了，這要待將來的歷史予以評說了。

我的“右派”親戚

美國楊承民

毛澤東大張旗鼓反右時，我才四歲。我父親是一家帆布廠的會計，母親是家庭婦女，我哥哥和小姐姐正在念小學中學，所以都與至今依舊是“及時”，“必要”，只是“擴大化”的反右搭不上界。我大姐那時正在北京上大學，應該是反右的重點單位，但航空學院比不上北大清華人大，他們班只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沒有多少夠格的右派言論的地方，就得發揮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因為最低的指標總要達到。就像不久接踵而來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先後有“畝產十幾萬斤糧”和“瓜菜代”，甚至“草根代”。該同學是因為在哲學課上學了“否定之否定”之後認為任何理論都應先加以否定，如果確是真理，在否定之否定後才得以承認。這樣就被指責為懷疑和反對馬列主義而打成右派。作為一個工科學生，我大姐自己既對政治不感興趣，也真心實意熱愛共產黨新中國，當時上大學還不太講出身成份，學生中工農出身還不多，她的職員出身算是成份好的了，所以也平安無事，逃過一劫。

我的堂姑夫阿祥叔當時是上海市工商聯的一個小幹事，他平時為人熱忱，喜歡熱鬧，酒肉朋友多，常和同事朋友一起聊天吹牛。反右時他被指責與資本家打得火熱，替資本家辦事，泄露政府工商政策給資本家。還有一次下鄉檢查工作，正逢雨天路滑，他說了一句“鄉下的路泥濘不平真難走”。反右時也被人揭發出來，說他污衊社會主義。儘管後來認為情節不算太嚴重，他依舊被評上了“右派”。不久全家被趕到市郊嘉定縣的一個國營養豬場。雖然四阿姑不是我的親姑姑，是我父親的堂妹，但由於我父親是獨子，所以堂兄妹也就走得近，他們來上海時會來我家，爸爸也去看過他們幾次。有一次我們全家去他們家，那好像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大饑荒後不久，他們告訴我們在大饑荒年代，那時稱“三年自然災害”，人吃豬食，豬吃人糞，豬同人一樣瘦得皮包骨。他們住在兩間一套的單層磚房裡，這些統一的幾長排住房外面看上去如同營房，裡面泥土地，陰暗潮濕，煤球爐的熱氣驅散了一點寒氣。晚上雖說有電，瓦數很小的電燈下屋裡依然昏暗侷促，即使外面皓月當空。

他們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同阿祥叔一樣有先天性心臟病，大兒子至死未婚，小兒子後來成家後有一子。由於在郊區生活居住條件差，醫療條件更差，在阿祥叔五十歲去世後不久，兩個兒子也相繼離開人世。女兒練氣功，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後自殺身亡。阿祥叔沒有活到右派改正那一天。由於本人已亡，四阿姑又是個少言寡語的老實人，他們沒能遷回上海，只是後來住房等有所改善。四阿姑看到丈夫和自己的子女都先她而去，孤苦伶仃，鬱鬱寡歡，再加上同她的幾個性格活躍開朗的姐姐不一樣，她性格內向，不願到上海親戚家走動，除了和小兒媳和孫子有所來往，獨自一人走完了她悽慘的人生。離世時死在廁所間，過了幾天才被人發現。

另一位“右派”親戚是我奶奶堂兄的小兒子，我叫他蘭蘭叔。他一九四九年從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在法院工作，參與過幾個要案審判，頗得賞識，好像還上過報紙。他怎樣被評為“右派”的細節我不清楚，只知道全家被發配到甘肅張掖。還算好，沒有進勞改農場。在農村沒呆多久，由於辦事能幹，善於交際，被調入一煤礦做採購，他幾次到上海出差或探親時，來過我家，我只記得他很精幹，說話滔滔不絕。我媽說讀法律的都能說會道，怪不得要當“右派”。八十年代“右派”改正後，他先是到蘭州法院工作，後又調到寧波大學教書。

還有一個假“右派”是我的一個表兄。他是我小舅舅的大兒子。我小舅舅早年眼瞎，過世得早。小舅媽在鄉下含辛茹苦帶着幾個孩子，我媽媽同她幾個在上海的兄弟姐妹都在經濟上給與一點接濟。我的兩個姨媽同其他人合開了一家針頭廠，就讓我小舅媽的大兒子來上海進廠做工，不久廠就公私合營了。由於他一人在上海，年紀輕且沒有大人管教，所以養成習性散漫，不求上進，幹活有些吊兒郎當，常常頂撞領導，與廠里的組長，車間主任，團支部書記都鬧矛盾。在一次全市性的抓“壞分子”的行動中，他就被抓了進去。我媽說當時人像螃蟹一樣一串串地捆着送進公安局。此時正是反右後期，各單位正在處理右派，一部分被送去勞改。他們這一批人也就同許多右派一起送到安徽勞改農場，刑期滿後就留場就業。也正因為如此，二十多年後他也被作為“右派”改正回上海，也算是占了“右派”的光。

他告訴我們他的命是撿來的，不用說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幹活累死的，缺醫少藥生病死的，幾次抗洪搶險，他們這些勞改犯和勞改就業犯都被逼着跳到洪水中用人體擋決口，不少人被洪水沖走。他回上海後被安排在近郊的煤氣公司里工作，同郊區一位喪偶的少婦結婚，她有一女兒，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當他退休時，女兒已成家，兒子參軍復員回來後進一工廠。儘管往事不堪回首，他晚年也總算老有所安。可是退休後沒有幾年他得了癌症，在他兒子結婚後沒幾個月就去世了，沒能享到多少天倫之樂。我想他兒子匆匆結婚也是為了趕在病魔奪去他父親的生命之前。

反右已經五十多年過去了。儘管國內像對待文革和大饑荒等一樣，政府刻意淡化，阻擾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反思，回憶反右的文章還是層出不窮，但其中寫名人的，文化人的，或經歷特別動人的占多數。然而這五十多萬的“右派”中大多數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事跡，也沒有曲折離奇的經歷，就是為了幾句話，幾件小事，改變了人生，變成了這倒霉的五十幾萬（也有認為上百萬）中的一個數字。而且一人罹難，全家遭殃，這樣幾百萬人成為賤民。如今這五十多萬已所剩不多。他們中的許多人要求徹底平反“右派”，補發工資，開放檔案，弄清真相。他們拒絕遺忘，反思歷史，寫下了他們自己和死去的“右友”的苦難經歷，不讓它默默無聞，不讓它煙消雲散，為歷史留下見證。所以我也將我這些零碎記憶記載下來，為反右歷史填補一角。

國醫巨子王藥雨和他兩個右派兒子的故亊

鐵流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王藥雨不但自已是“右派”，其它兩個兒子也是“右派”。三兒王唯，少年報國，投筆從戎，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解放前夕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進軍西藏，因為有文化，幾年後提升為副營級幹部，在後藏日喀則擔任班禪活佛的機要秘書，實際上是西南公安部門安插在班憚身邊的眼線，負責監控任務。但他不履行職責，不去監控班禪，由於所謂“思想右傾”，被調到重慶北陪軍事幹部學校進修。1957年毛澤東號召“向黨提意見”。他極積響應號召，本着赤誠愛黨之心，向學校高層首長林鐵開炮：批評林鐵重用曾是三青團骨幹的小舅子。有領導勸他懸崖勒馬認錯收手，他不聽規勸，固執已見，後被打成極右，發配到峨邊沙坪勞改農場改造，後又轉到“415”勞教築路支隊修築內昆鐵路。1959年因私下說毛澤東先後有過四個老婆，江青是與毛先懷孕後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的史實，被人揭發檢舉後，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後一再申訴，改判為四年徒刑。刑滿後留場勞動（實為“二勞改”）。“文化大革命”期間留場單位又以莫須有罪名說他“叛國投敵”被判刑七年。1979年“平反”，時年己52歲，恢復18級幹部待遇，因軍校編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雲南一個邊遠小縣。讓人慾哭無淚的是七年冤獄的判決書，竟然是就業勞改單位偽造的，沒有存檔底案，據此，政法部門不予受理賠償。

四兒王古白，1949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任北京一中心小學體育教師。1957年“大鳴大放”，也是響應毛澤東號召站將出來，將1955年“機關肅反”所目睹的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進行揭露，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所幸能及時“認識錯誤”，才下放農場“監督勞動”，爾後又在學校燒鍋爐。1979年“改正”復職，至今未獲分文賠償。只有六兒王六橋幸運，1957年秋季剛考入北大物理系地球物理專業，因涉世不深，又是在反右開始以後，因而小心謹慎，平安渡過六年大學生涯，是王家最幸運的佼佼者。王譽虎雖未當右派，卻捲入“6.4”政治風波，同情學生，支持學生，被關押了七個月，所幸未判刑。

心平氣和再話反右

施紹箕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過去已經五十多年了，這樁對共和國影響深遠的“公案”，至今了猶未了。當局禁議禁言，諱莫如深，試圖讓時間去忘卻，而倖存的涉事者則不依不饒，力爭討回公道和得到賠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維權訴求，直至訴至於法律。

當局認為：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至於補發工資和賠償，79年的文件規定是一律免談（除了可以申請困難補助）。現在中層說，上面沒有新的精神，而中央則對此保持沉默。作為倖存的反右派運動受害者，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55萬多的右派分子，屬於錯劃而被改正的達到99.9%，怎有這種擴大化？既然錯劃，就應當徹底平反，同時補發

譚天榮在他當年的大作《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的開篇引用了黑格爾的話“一切現實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現實的。”
反右派運動難道不是合理的嗎？它的是與非，豈能離開實際，更不能不顧立場，不是有一個叫“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的命題嗎？1957年的當時，是毛澤東一言九鼎的人治體制，階級鬥爭理念支配的意識形態，從當政者鞏固這樣的政權來說，反右派天然是合理和必要的了。一經被疑為冒犯政權，或者不利於政權的言論，一律可以劃為敵我矛盾，給予專政，立即讓他們享受到“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待遇，同時立即適用於另一條定理：“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縱然有多麼的冤枉，你也只好忍着，忍着。北大物理系當時還不到18歲的學生博繩武僅僅因為參加了“百花學社”，在成立大會上簽了一個名字，這個“百花學社”不久被打成了“反動組織”，他就理所當然地被劃上了右派。上海交大船電56級學生趙長根（黨員），因為他在反右領導小組裡不同意許某同學的被劃右（許說了農村生活苦），支部決定拔掉這個反右運動的“絆腳石”，而首先把他劃上了右派分子。趙僵頭倔腦，據理申辯，加重處分送到安徽勞動教養去了。也是上海交大的金切54級的支部書記範文，被動員幫助黨整風在支部會上提意見（浙江農村生活苦的狀況）而劃上右派，58年6月送上海農村勞動察看，他想不通有所非議，後來被送到公安局，據說又被公安局送到了上海精神病院，最終成了“被失蹤者”……
對反右派運動持否定態度的是倖存的受害者以及許許多多的有識之士，他們所持的理念依據是事實、正義、憲政、民主和法制。很顯然，這跟當政者的自說自話、人治和專權而言，是有莫大差距的。

首先，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政權製造的。廣大知識分子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提了許多意見（包括比較尖銳的意見），毛坐不住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權認定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加以“反擊”，並實行專政，網羅入右人數達到55萬多。
    儘管，毛認定“右派猖狂進攻”是十足的意淫，但是許多人士的意見，並不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理念所容，這是客觀事實，這才需要反擊，才需要把可能會影響共產黨統治的那些言論、思想消滅在萌芽狀態，因此，可以這樣說，從黨的立場、從黨的理念來看，反右派是非常必要的。至於謀略上的陰謀也好陽謀也好，邏輯上的多麼不講理，手段上的如何下三爛，都不是實質所在，它比之於無法無天的把國家主席和千萬群眾整得死去活來的文革，反右僅僅是毛政權的小試牛刀而已。
    另一方面，對於被整肅的右派來說，他們叫苦不迭，暗喊冤枉，何以為據，那就是他們的立場和他們的理念：民主、憲政的理念之下，他們是無罪的。
    簡言之：對待反右派運動的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分歧的實質在於立場和理念的差別。是黨的立場、人治的體制、專制的理念，還是受害對象的立場、民主憲政的理念？即使到了反右過去五十多年的今天，這個分歧依然存在，實質沒有改變。

1979年中共對右派分子的複查和改正措施，成了這個政權跟被它壓迫的55萬右派之間在當時的一個平衡點，那是中共在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平反冤假錯案，走向法治的一個進步，也是一個亮點。光從“解放生產力”的角度出發，直到1979年還活着的原右派分子們，後半生大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並小有成績，跟“改正”後的生存環境有關。對於整個泱泱大國，幾十萬人算不了什麼，但是對於他們每一個人，他們是全部了，他們盡力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不少改正後的原右派分子紛紛入了黨，這也算是一大奇觀吧。
由於79年改正的不徹底，加上受害者維權意識和法制憲政意識的提高，“改正”這個平衡點，今天已經失去了平衡。

現今當局死抱反右是必要的這樣的結論，應該說是有有理的一面，讀者諸君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本人卻很是理解。不妨回到1957年的情景，你今天要小民主，明天不能要大民主嗎？允許你說三道四，我執政黨形象就不要啦？於是就倆字：反擊！這個理念今天依然適用，因為制度沒有變。
    不要以為北大王書瑤他們那樣的勇於訴求的右派很多，不是的。本文前面提到的趙長根先生，在安徽黃山勞改農場待了22年，改正回到上海給安排在一個技校當教師，曾經傳說他已故世，實系誤傳，最近有機會跟他聯繫，我說“現在比較寬鬆，為了無愧於自己的經歷，不想寫點什麼嗎？”他的回答是：“上海很緊，……。來之不易，來之不易。”書瑤可以不把北大校長放在眼裡，加以痛斥，長根卻對居民委員會老太的咳嗽聲也很在乎，這就是差別，這就是黨花大錢維穩的成就。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大師指中共大陸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過了半個多世紀，終於已經可以充分地享受到了“不說話的自由”了！
    同樣地，交大的韓鵬麟先生，他是因為當上學生右派在上海郊區勞動又被誣為“叛國投敵”而入獄十餘年，他對自己經歷的“古拉格”，也採取沉默。近叔東君來信稱：“他擔心又受打擊，為的是家庭和女兒。當然心中還是有想法的，他說待他差不多快死了才會發表。”我對當政者用製造恐懼的方法達到統治的目的，深感佩服不已。右派當中最值得敬仰的是林昭，為什麼？你55萬活着的右派，1979年黨說給你劃錯了，今天要給你改正，這二十年你自己幹什麼去了？不知道是劃錯了？55萬右派，狗熊！不過，對不起，那個開除劉少奇的幾中全會上除了一個叫陳少敏以外的上千位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什麼“熊”？他們真的不知道劉少奇不是叛徒內奸工賊嗎？這要歸之於恐懼的力量！
     一位學者說過，民怨積累的原因是政府不講理。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對於右派的態度是無理的、簡單化和不作為的。難道不可以再討論了嗎？難道你政府一言九鼎如毛澤東了嗎？你說免談就必須住嘴嗎？

陸清福等60位右派起訴國家領導人，要求補發工資、賠償等項，這是法律之路，是文明之路。但是因為陸先生他們諸位太不諳國情，要求判令：“三被告向以1957年為主，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552877名受害者賠罪道歉，並用正式文告昭告全國：……”。下級判上級有罪無罪，這樣的事不成了稀奇事了嗎？所以，要求判“賠罪道歉”就不合國情，當然是多餘。

前右派分子們的索賠要求和政府的置之不理，這對矛盾不用諱言是客觀存在，是不是走到死胡同了呢？應該不是的。
政府要是能夠再向民主法制的方向前進一步、能夠從執政為民的高度切實地做事、領導人能夠體察和體味受害人的冤情和苦難、政府能夠去跟國際接軌，或者至少跟國內類似情況的文革中被錯整被剋扣工資的人員補發工資那樣給右派首先補發被剋扣的工資做起，這怎麼會是很困難的呢？怎麼會有站得住腳的說不的理由呢？
尋找新的平衡點，只有看政府的作為啦！

覺醒之後，一往直前的許良英

傅國涌

他為共產革命奉獻了青春，一九七四年開始改變信仰，八七年全面拋棄馬克思主義。九十歲依然不知世故為何物。知識界六四後的大面積潰敗，就是人們太世故，太功利了。許良英一直是一個直言皇帝無衣的小孩。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第二版頭條刊出報導，題為《許良英的靈魂浸透了右派思想》，眉題是：「公然反對黨對右派份子的反擊」。八月三日，該報繼續指控“許良英李德齊是黨的叛徒”。那年，許良英三十七歲。

多年以後，許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運動時，幾次提到一九五七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澤東，更沒有對極權體制本身產生懷疑。他質疑的只是黨怎麼可以出爾反爾，既號召知識分子來提意見，人家提了意見，卻突然變了臉，這樣做，「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在「鳴放」當中，他本人並無右派言論，只因反對反右運動而成為右派。

他常說自己真正覺醒，對這個制度、對毛澤東產生根本性的懷疑，是在一九七四年開始的，他意識到自己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並不真正懂得甚麼是民主。從那時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離了他年輕時所投身的這個革命陣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爭自由、爭民主的一個象徵。但是，透過《人民日報》對他的批判，還是可以看到，即使在五七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備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許良英認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有許多好的東西，如自由、平等、博愛、個性解放等等，值得我們繼承。並認為只有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趕過資本主義國家。』他說這是他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後的心得。併到處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對科學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說：『資產階級舊民主好，蘇聯所以發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為缺乏資產階級民主。』」

「他四出奔走點火，曾經向科學院院部、幾個研究所、中央團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對中央、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社論的不滿言論；向他們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鼓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他認為黨中央、領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獨立思考。科學院黨委書記對他進行教育後，他仍然堅持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的立場和觀點，說要堅決反對黨中央這樣做法（指反右派鬥爭）。

我認識許良英先生很晚，直到一九九五年才接觸到他的文章、著作，並開始與他通信，十五年來我們通信不輟，也有過多次的見面交談。時間的流轉不可抗拒，許先生今年九十歲了。時代的浪花翻卷不定，變幻莫測，而他就是一塊經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終平靜地屹立着，不為物喜，不為己悲，持續地做他要做的事，不為外界環境的變化所動，視世俗的浮名功利如無物，堅持獨立的思考，堅守他的價值選擇。

他生於一九二○年，在他成長的時期，「五四」的浪花已經消退，在偏遠的浙江臨海，他從「九一八」之後開始關注民族的危亡，身歷「一二九」以來一系列學生運動，成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直接參與領導了於子三運動（編按：於子三，時浙江大學左翼學生運動領袖。一九四七年十月被捕後，死於杭州保安司令部，當局指為自殺，引發學生抗議）。一九四九年以後，他覺得革命已經完成，要回到科學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鋪天蓋地的反右運動。在被放逐回故鄉種地的歲月里，他編譯了《愛因斯坦文集》，因為選擇革命，他曾疏遠了物理學，令他的恩師王淦昌惋惜，愛因斯坦的研究也許稍可告慰他年輕時做一個物理學家的夢想。在經歷「文革」的生死考驗之後重回中國科學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時光都已消逝。正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他站到了時代浪潮的中心。

今天回過頭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整個激盪的八十年代，正是他與比他年輕的摯友方勵之等人舉起了科學、民主、自由的旗幟，帶動了那個年代的啟蒙思潮，並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的大學生，他們身上蘊含的學術和思想力量，毫無疑問是那個年代最珍貴的因子。方勵之曾對一位美國的教授說，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許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說，一九八九春天，他與許多自然科學家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成了八九民運重要序曲之一，那麼「六四」的血腥殺戮就是他晚年最大的心傷。憑着他正直的個性、敢於直面現實的品格，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他一次次地為人權、民主大聲疾呼。在淋漓的鮮血面前，敢於說真話的，舉國上下寥寥無幾，許先生就是其中骨頭最硬、乃至看來有點“迂”的一個。他多次說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話中那個直言皇帝無衣的小孩，他的老師、心理學家陳立百歲高齡時還為他這個學生擔心。

一九九二年他在《未來與發展》雜誌發表的〈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六四」之後第一次有人在媒體上公開地呼籲民主，為「和平演變」的合理性辯護。儘管文章發表時做了一些刪節，但還是遮不住逼人的鋒芒，被中宣部視為嚴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發表的還有李銳、胡績偉、於浩成等人的文章。一九九三年春節時，李銳先生還當面說他的這篇文章「闖了禍」。也就是這個時期，在經過無數血的教訓之後，通過對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漸領悟到中國的民主化是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首先要有一個思想啟蒙階段，民主化的道路應該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複暴力革命的老路，從地下黨陣營走出來的他反對年輕人重複地下鬥爭、秘密組織那一套。同時他認識到，中國實現民主需要有一批獨立的知識分子，不依附任何權貴和勢力集團，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通過思想影響社會。

這些思路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我與先生初識時，他也曾鄭重地將這些觀點告訴我，讓我產生了深深的震撼。隨着時光的推移，現實依然是那樣的嚴峻，許先生的思考就愈益顯示出它的可貴和沉重。一九九四年，他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發出的聯名信，一九九五年他發起的寬容呼籲，一九九六年他為王丹的辯護......在幽暗的夜空中，這些聲音代表了一個時代最有血性、最有擔當的一面。

許先生迄今走過的九十年，見證了我們這個跌宕起伏的大時代，他的命運幾乎已完全融入時代的命運中，抗戰背景下的流亡大學，國共地下鬥爭，勝利的歡呼聲，拍案而起的反右運動，顛倒山河的「文革」，曾經抱有希望的改革十年，八九風雲，「六四」的血腥......我常常想，通過他這個個體生命，我們可以清晰而具體地看到時代風雲的變幻不定，看到家國命運的坎坷曲折，看到熱血如何被褻瀆，青年如何被忽悠，他們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像先生這樣正直無畏的知識分子如何承擔起本民族的命運，通過許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命運，我們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都可以有進一步的理解。

許先生對民主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從來沒有停下來，他與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與胡績偉、劉緒貽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證明他的坦率、真誠和認真，他們之間有共識，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堅持直言不諱，這樣的品格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歡許先生，因為他太直了，有時直得有點讓人無法接受。九十歲的許先生仍然保持着純樸的天性，沒有被政治扭曲，也沒有被變態的社會污染，他活得真實，活得坦然。他沒有任何面具，沒有任何裝飾，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於自然。每一次到中關村看到許先生，總覺得他沒有變化，總是那麼平靜，那麼踏實，那麼篤定，因為他的世界是確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說，要有一顆平常心，做一個平常人。這樣的話他也無數次地對我說過。他自己做到了，從少年到白頭，他幾乎都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從沒有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態。

他認為，民主社會的建成要靠民主觀念的普及，而不是靠個別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個平凡的老人，滿頭白髮，說話時有激情，有時還會有憤怒，說到開心時笑得很純真。說到種種人事的評價，他都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九十歲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為何物。知識界在「六四」後的大面積潰敗，說到底，就是人們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會算計、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旦環境有了壓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線，紛紛轉向，四處分流。

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比，許良英先生對年輕時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告別得早，而且徹底，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劉賓雁先生有分歧，與其它許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為共產革命奉獻了青春和熱血，他的信仰在一九七四年起發生轉折，一九八七年開始全面拋棄馬克思主義，一九八八年，他在一次現代化理論討論會上公開指出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會後李銳先生當面責備他批判馬克思，在日記中還說他「偏激」。他沒有想到的是，二十年後，李銳親口告訴他：「現在我和你一樣。」這些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都離開了他們熱忱信仰過的主義，這是一代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也是中國二十世紀以來的道路，這條路滿布傷痕和創口，至今未能癒合。

在對民主的認識上，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清晰，他可以用二十多年時間來研究民主的歷史與理論，現在還在跋涉中。這一點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多處看到張貼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民主要義」八條，後來才知出自先生的筆下。

二○○八年八月七日，美國總統布殊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籲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為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於人，而是為了使中國人民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嚮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許先生很意外，布殊竟然引用他的話，當我問及這句話是他在哪裡說的，他也記不得了，因為長期以來，同樣的話說過多次。其實，這句話源自《紐約時報》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篇題為〈北京的愛因斯坦傳人——一個為真理奮鬥的叛逆者〉的採訪報導。布殊之所以會引用他的話，可能與他此前不久（二○○八年四月）獲得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有關，這個學會擁有四萬四千位成員，來自工業界、大學和國家實驗室，都是物理學家和相關專業人士。這是美國物理學界對這位中國同行在民主、人權方面努力的肯定。儘管在自己的祖國，許先生數十年來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結果，但是他總是樂觀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我看錢偉長的交信事件　

朱長超

在中國，人生真像是變戲法。同樣的一個人，一會兒可能是階下囚，一會兒可能是座上賓。錢偉長就經歷了一場富有中國特色的人生變戲法。錢偉長的前半生是悲劇，後半生則是喜劇。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劇，而是一幕大喜劇。年輕的時候，錢偉長在美國工作得好好的，據他說，美國給他的年薪8萬美元，這點工資，據研究，比當年的美國總統還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當工程師。但是，他卻還是想回國。回國也不錯。想不到的是，因為主張教授治校、主張通才教育，這點想法與主管清華大學的校長蔣南翔的治校意見不合。意見不合也罷了，這是社會中常有的事。有時候，自己今天的意見與明天的意見還會不合呢？但是，與中國的領導意見不合，這可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錢偉長於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當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從美國萬里迢迢回國來，就是為了找一個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還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摘帽或糾錯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運動領導人鄧小平的說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錢偉長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這個圈子。他從馮卡門推崇的工程師到鄧小平圈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從天堂跌入了地獄。歷史與他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不僅他當了二十二年賤民，在流行株連之風的中國，還害得他兒子女兒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22年發生的種種悽厲的故事，每一個知道中國歷史的人，都是應該明白的。

有人說，社會就是大學，當右派也是大學。錢偉長在右派這座大學裡，歷煉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他認真地吸取了當年的教訓，1986年底，將一封右派朋友們給他的信交給了當年領導全國反右運動、並堅持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那個人。這一次交信，為黨國立了大功，也在中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些右派黨員倒了霉，被一個個開除出黨，也害得總書記胡耀邦下了台。而給交信的錢偉長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給了他後半生無限的榮光。他終於從當年的右派分子，一躍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有滋有味地當起了政協副主席。紅樓夢上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看來，這真是有點兒道理。這一封信，改變了當年多少人的命運啊！

我寫到這裡，似乎先要停頓一下，說明一下。我知道，中國經這許多年的中宣部的調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沒有頭腦的憤青，他們人多勢眾，思想簡單，出口粗野，情緒激烈。他們看到與報上流行語不一樣的說法，馬上會破口大罵。我的這篇文章也許掃了一些人的興，有些人看了會很不高興。我是準備挨罵的。我要說的是，我說的話，是真的；我說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說的事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我說的道理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歷史教訓，開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徵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裡。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復，但是，我是緊跟黨的，是效忠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在中國，告密也有深厚的歷史傳統，類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凱在譚嗣同夜訪時慷慨陳詞，表示支持變法，支持光緒，答應拘留榮祿。但是，譚嗣同一走，他就向榮祿和西太后密告。結果是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州到死，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場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於失敗。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靠攏，與*保持一致。在告密者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著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寫了按語。舒蕪蕪的告密經過專制制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殺。胡風坐了二十幾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着章的話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着，好向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裡和腦子裡總是都有所收穫。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章家充當告密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時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還有其它一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吃一頓飯，送他幾張緊張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的；留學歸來，為國效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劇，是極權制度的罪惡。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近來，遼瀋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周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上的超越”。文章還說，“信仰是最好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薰陶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幾個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果，怎麼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麼說得上是“高貴”？怎麼說得上“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話並不錯。但是，錢偉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為，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者”嗎？他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麼，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國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後的錢偉長是怎樣想的？臨死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樣想的？他相信，他的靈魂是不安寧的。就如馮亦代一樣。

總說人家反黨，其實總是黨在反人

托奧運之福，國務院發布了《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令人驚喜地放鬆了在華外國記者的採訪自由。新規定是從今年1月1號開始生效，但是到奧運會後，也就是2008年10月17號便 “自動作廢”了，這又讓人喪氣。因為這很滑稽，把新聞自由這麼大的嚴肅問題，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過節的促銷活動：在節日期間，打折優惠；節日過後，就概不認帳了。而且這個規定只對外國記者實行優惠，對國內記者概不二價。於是各國記者乘此極為難得21個月的鬆動之機，頻頻採訪，好像蜜月之期的瘋狂做愛，好像大減價中的拼命搶購。區區如我，至今為止，便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兩次、《南華早報》電話採訪兩次、德國之聲電話採訪兩次、自由亞洲電台電話採訪兩次、台灣中央電台電話一次、《亞洲周刊》電話採訪一次、英國BBC到我家來電視採訪一次，此外還婉拒了北歐和澳洲兩家媒體的電話採訪。有些採訪早已刊之於紙媒或播之於電台，國內的讀者和聽眾大多並不知曉。這些採訪全都是突然襲擊，我幾乎毫無準備，可又要有問必答，我只得脫口而出，且無遮攔，職是之故，就難免有所訛錯，需要更改。以前的採訪內容已經不省記憶，最近的幾次採訪還記憶猶新。長假無事，整理出來，做些修正，以免傳訛；並稍作增刪，綜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饗讀者。

問：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廣播電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少兩個字，“人民”。

沙：少了好。大陸“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協、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銀行、人民醫院、人民旅社、人民飯店，連鈔票也叫“人民”——“人民幣”！台灣一些機構少有以“人民”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頭，比如民眾路、民智路，民國路。台北我去過三次，有民權路、民生路，民族路，獨獨沒有民主路。以前台灣就是沒有民主，這倒也誠實，沒有就是沒有。不像大陸，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說是人民的。台灣的政黨也多以“民”為招攬，如國民黨、親民黨、新民黨、民進黨，無一不“民”，但這些政黨是否真的為民，還很難說。中國的政黨提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句句有“民”，極為動聽，我相信也很誠懇，可惜這還只是為民作主，並非真正的民主。

問：最近我在香港的《動向》雜誌上看到你的文章《三個女人向我推薦，我向全國男人推薦》，評論的是德國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影片獎的《竊聽風暴》，據說這部影片在大陸禁演了，是嗎？

沙：什麼叫禁演？公開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這叫禁演。或者影片發行部門想購買這部片子，但沒批准，不讓進口，這叫禁演。可這部影片從來沒在大陸公開放映，發行部門也從沒打算進口，所禁何來？目前這部影片在中國大陸只有盜版的DVD，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個女人”送我的盜版光碟。中國大陸雖然一直在打擊盜版的音像製品，但據我所知，並沒對《竊聽風暴》專門打擊，因此此片能夠在大陸思想文化界廣泛流傳，幾乎朋友見面第一句話就問：“看過《竊聽風暴》了嗎？”就好像問“吃過飯了嗎？”可見流布之廣，喜愛之甚。

問：這部片子台灣的知識界反響平平，在大陸為什麼這樣的風靡？

沙：一是因為這部影片在台灣公開放映的，在大陸是看盜版的。這和雪夜閉門讀禁書一樣，禁止吃的蘋果總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實被禁的東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變得十全十美，這種逆反心理勢必造成禁品的廣泛流行。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極為頭痛。二是影片中所反應的人權、法制、民主等問題在台灣已逐步解決，而在大陸這個問題依然具有現實的尖銳性，所以極易引起共鳴。如果此片在30年前的台灣放映，讓柏楊和李敖等等曾經坐過國民黨牢獄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來看，反響一定和當今的大陸觀眾一樣強烈。

問：影片中的主人公是東德國安全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樂，他負責竊聽劇作家德瑞曼，但後來不但沒有逮捕和傷害他的這個竊聽對象，反而幫助了他逃脫厄運。影片放映後，東德的前檔案館的負責人說像魏斯樂這樣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在東德沒有一個。你怎麼看？

沙：任何群體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哪怕“斯塔西”控制再嚴酷，我也相信一定會有魏斯樂這樣的警察；不但前東德有，如今“後極權”也有，並且越來越多。因為“後極權”的“柏林牆”比當年前東德“柏林牆”越來越松垮、越來越動搖。覺悟的人也因此越來越多，暗中轉向正義。同時，害怕日後遭到清算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不會不明白世上既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不受懲罰的罪惡。以色列對納粹逃逸兇犯數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現政府對紅色高棉惡魔領袖們以反人類罪的控告，以及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些秘密警察頭目的被問罪，無一不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觀念在中國民眾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墳前秦檜夫妻的石頭跪像，是中國所有大奸大惡者永遠也無法擺脫的噩夢，半夜都能被驚嚇得一身冷汗。我常說，真正恐懼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們，而是那些各式各樣的作惡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夠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義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義裁判之後，必需要真誠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竊聽風暴》之後，也很震驚，心有所動，反思自己工作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好事，我很高興。我非常感謝《竊聽風暴》的編導賀克•唐納斯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沙：當然。尤其和中國的編導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賀克•唐納斯馬克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藝術家的良心，他才會選取這樣一個嚴肅的發人深思的題材，才會以五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編寫劇本，投入拍攝。他考慮的是責任和意義，而不是得獎和獲利。中國的編導們呢？像蒼蠅似叮着奧斯卡獎，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權利部門的全力支持。但他們拿什麼影片來爭奪奧斯卡獎呢？拿的是“滿城黃金”，拿的是“傾國豐乳”，拿的是“英雄”的“無聊之極”，拿的是“夜宴”的“滿漢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衝進奧斯卡了？做夢！我們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億人民幣，而賀克•唐納斯馬克呢？他是小製作，卻花了五年時間！我們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錢，人家花的是嘔心瀝血的漫長時間！中國的藝術家怎麼會墮落如此！奧斯卡最佳外國影片獎，沒給這些中國影片，而給了《竊聽風暴》，我想全世界的電影觀眾都應該給最佳外國語影片獎的評委頒發一個評委獎，感謝他們的獨具慧眼，獎勵他們的藝術正義！

問：我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您是什麼時候感到你也像《竊聽風暴》裡的劇作家德瑞曼一樣遭到竊聽，把你當作了異議作家？

沙：隨便把我當作什麼，我都不介意。1985年，我剛入黨，因為有胡耀邦對我專門批示，全國都發了新華社對我的報導，報道稱我為“黨的作家黨的人”。20年後，我從“黨的作家”變成了“異議作家”，與時俱進了。當初稱我“黨的作家”，我沒感到什麼特別光榮，反而覺得有點肉麻。如今稱我“異議作家”，我也不感到什麼特別恥辱，反而覺得有點快意。但對我的監控，我很不高興，他們濫用權利，侵犯我個人自由。我知道監控範圍很廣，凡是被他們懷疑的人，都在監控中，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監控範圍越大，只能越說明他們的失控範圍越大；他們樹敵越多，越說明他們喪失人心。他們不想想，如今為什麼要建立和諧社會？就是執政者知道數十年來樹敵太多呀！每次政治運動都樹敵，先是假想敵，後是真正敵，樹了多少敵，殺了多少人，結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黨史，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不斷樹敵史。總說人家反黨，其實總是黨在反人。今後要和諧，不要再樹敵了！我經常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倒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他們。我總感到，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比他們更負責任。

沙：當然他們也希望和我對話，我說我的話你們都竊聽了，還有什麼話好對？上一世紀80年代初，他們的副局長曾經請我吃過飯，向我介紹過“隱蔽戰線”的傳統和紀律，曾說：“不搞暗殺，不利用女色，黨內也不允許搞竊聽”，我現在還在黨內呀，為何竊聽我？你竊聽我，還和我對什麼話？撤銷竊聽，我們才能平等對話。人，都得有尊嚴。

問：他們為什麼沒有像開除王若水、吳祖光等人一樣，開除了你的黨籍？

沙：一是那樣做效果不好，反而使人同情被開除者。二是如今黨已不那麼神聖，開除黨籍已不具有懲罰性。三是像我這樣相對純潔的人在黨內為數不少，統統開除了，剩下都是貪官污吏呀，行嗎？

沙：幾年前，沒有今年的採訪新規定，我是良民，要奉公守法。今年有了，而且外交部新聞司長劉建超說：“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中國政府不會阻止任何人依法享有言論自由。”為了印證他的話，我同意接受你的採訪。

問：前不久我看到你在一封關於奧運會的公開信上簽了名，你一向低調，從來不參加這樣的政治活動，你這次簽名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沙：是為了更好的開好奧運會，這是我簽名的最主要目的。我不認為我的簽名是政治活動。公開信上明確的說明不要把奧運會政治化，我們要求在中國政府承辦奧運會的過程中，也應該去政治化，讓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包括異議人士，海外流亡人士，都能回國參加奧運會，做出各自應有的貢獻；即使回國觀摩，為運動員加油鼓掌，也是對奧運會的貢獻。這是符合奧運會宗旨的。對運動員不允許政治歧視，對觀眾也不允許政治歧視。只要不是恐怖分子，都可以參加。

問：但是你們的簽名在國外產生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沙：我是一介書生，我關心政治，但從不參與政治運動，從不從事政治活動。我關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影響，是正常的。如果這種政治影響是正面的、是積極的，那我很高興。

沙：我不在乎這個名稱，異議只是說明一個作家的思想傾向。而且異議是相對的。右派作家可以說左派作家是異議作家，左派作家也可以說右派作家是異議作家。我個人喜歡異議。有異稟的人，才會有異議；有異議的人，往往有異稟。異有什麼不好？異花奇卉，異寶奇珍，異彩紛呈，異趣盎然，異軍突起，異想天開，這樣的世界才能日新月異。尤其是對固步自封且又落後腐朽的政治說教更應該持有異議，更應該鼓吹“異端邪說”，這樣才能解放思想，促使社會進步。但我本人不論怎麼異議，我都不是政治作家。

問：那你怎麼看待你那些引起巨大影響文章，如《“腐敗”文化》、《“宣傳”文化》，沒一個小說家，劇作家寫過你這些政治批判文章。

沙：那畢竟是文章，而不是政治活動，不是政治運動。我的這些政治文化系列文章，不是哪個政治黨派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收買我寫的，也不是哪個政治組織為了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指示我寫的。這些文章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作家的獨立寫作，是表達自己對政治文化方面的思考，僅此而已。這類文章，中國的魯迅以雜文的方式寫過，外國的左拉以政論的方式寫過。但我和他們一樣，都不是政治家。

問：你的這些文章確實影響很大，國外對你期望也很大。都希望你成為一個……

沙：千萬不要對我希望什麼，雖然你們是好意，那是會讓你們失望的。我希望我自己是個自然的、本色的人。我只是一個有點正義、有點勇敢、有點善良、有點愛心、有點理性、有點幽默的人；但我也是一個有時軟弱、有時動搖、有時浮躁、有時淺薄、有時俗氣、有時醜陋的人；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不斷懺悔、不斷改過，不斷追尋、不斷前進的人。

曲嘯在美國遭遇滑鐵盧紀實

潤濤閻

曲嘯是中國１９４９年以來的三大演說家之一（當時的排名順序是︰曲嘯，李燕傑，彭清一）。八十年代中後期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人物。有一部電影《牧馬人》，故事裡的主人公就是曲嘯先生。但曲嘯屬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以至於早一點來美的留學生不知道曲嘯何許人也。當時留學生能否按時回國，是政府擔心的大事，便考慮曲嘯先生來美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愛國熱情。

曲嘯由國務院劉中海先生陪同來到美國給留學生做巡迴演講。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國第一站就發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斷演講計劃的場面。這個事件導致了曲嘯教授立刻心理崩潰。曲嘯教授回國後也沒有休養過來，不久就大腦出了毛病。幾年後半身不遂，躺在床上達十好幾年，直到去世。國內幾乎沒有人知道曲嘯到底為何突然間大腦出了毛病。而潤濤閻本人親自經歷了這個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雖然有點遲。

“老閻嗎，我今天求你一件事，而且很急。你今晚在家嗎？”是我們學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會長在跟我通電話。當知道我沒有出門的打算後，他接着說：“今天晚上你包餃子吃行不？”我聽着有點納悶，會長不會關心我吃啥吧，便問他是不是饞我做的水餃了。他說他當然想吃，但今天有客人來，是大使館教育處剛給他打來的電話，說國務院派來到美國到各大學巡迴演講的二位因為吃不慣西餐，提出要求到同學家裡吃飯。他問大使館教育處的領導這二位想吃哪類中國飯，二位說當然水餃最好了，其它也行。只要是中國飯就可以了。另外，二位提出招待的人最好是性格開朗的、好客的，千萬別是書呆子類型的，這樣，大家可以邊吃邊聊。

這位會長想了想，還是潤濤閻符合這幾個條件，尤其是他做的水餃最棒。他就打電話跟我商量這個事。我說，不論是誰，更不管他的觀點、黨派，只要喜歡吃我做的飯，我就高興。所以，熱烈歡迎。但需要告訴我時間，尤其是吃不吃肉、蝦米、白菜、韭菜等具體要求。會長說他再打電話過去問一下，如果沒問題就不打電話給我了，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設計而為了。時間是下午３點半到機場，估計４點多一點就可到我家一起包餃子了。

會長沒再來電話，我就去採購一些包水餃的豬肉、蝦米、韭菜、白菜等原料。４點剛過，面也和好了，餡也準備好了，會長便帶領二位看上去非常精明的儀表堂堂的風度翩翩的穿著西裝戴着領帶蹬着皮鞋拿着文件包的領導模樣的年齡屬於中年晚期的國務院赴美演講團團員到了我家。會長說他有急事不能作陪，便離開了。

我的任務是包餃子，就立刻忙着包了起來，還問了一下他們二位是否也願意一起動手，邊幹活邊聊天。至於他們姓甚名誰，什麼職位，對我無關痛癢，也就沒問及，只要飯後他們喜歡我的水餃就夠了。

倒是二位覺得應該來個介紹，然後再包餃子。所以，其中一位就說︰“會長告訴了我們您的名字是潤濤閻，在讀博士研究生，因為您這名字比較不常見，我們就記住了。我們也介紹一下吧。我叫劉中海，在國務院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嘯教授，是心理學教授也是法學院教授，著名的演說家，還出版了犯罪心理學專著。這次國務院派我來，主要是陪同曲教授來美國給中國留學生們做巡迴演講，我只是陪同，做個伴而已。曲教授是中央宣傳部調研員。你們出來的早，沒聽說過他的大名，但在國內，他和李燕傑齊名，是青年人的良師益友。”

劉中海先生滔滔不絕地介紹了曲嘯教授的名氣，但我還是滿頭露水，不明白一個法學院教授怎麼會全國出名，劉中海介紹的比我現在能回憶出來的還多很多，印象中他說曲嘯是中國政法學院（有沒有這麼個學院？我不大敢絕對保證一字不差）的副教授，這個副字在前，我敢保證我不會記錯。因為我當時想︰一個副的，怎麼那麼出名？還到美國來做巡迴演講？我在國內，別說研究生了，就是上大學時就有兩個一級教授非常喜歡我，那時的一級教授全國也不過百人，可他們也沒有成為什麼全國人民的良師益友。他一個副教授怎麼這麼厲害啊？當然，要是看氣質，曲嘯教授身材魁梧，模樣酷似將軍勝過學者，一米八幾的個頭，玉樹臨風，典型東北漢子形象。而劉中海先生的言談舉止跟周總理還真有那麼一點像，是不是近朱者赤，我就不知道了。

曲嘯終於聽完了劉中海的介紹，然後他也介紹了劉中海，說劉中海同志可是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工作經驗豐富。

劉中海立刻說︰“閻同學啊，我讀書讀不過你，但包餃子你就不行了。總理和鄧大姐就喜歡我做的水餃。總理總是誇我是包餃子快手。”然後，我們就進入了緊張的包餃子程序。我藉助這個機會，便想聽聽劉中海這位周總理的秘書講講周總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這些故事是在銀幕上報紙上看不到的，就是屬於名人軼事一類。透過這些跟凡人打交道的小事，才能窺測到偉人的另一面。劉中海還沒開口，曲嘯就不幹了，跟我說︰“我們來到美國可是不容易的，國家外匯很少，拿出來讓我倆到美國，我們就要盡最大可能了解美國才對。所以，還是你講給我們你們在美國看到的聽到的故事，這樣我們才有收穫。”

看到劉中海也認同般地點頭，我說︰“您是法學院教授，那我就講兩個最近發生的案件吧。一個是我們這所大學的校長被法院判決敗訴的案子，另一個是北卡州州長敗訴給了一個混子的案子。”

曲嘯立刻追問“：“兩個案子的最後結局是怎樣呢？”我告訴他：“局都是一樣的，就是賠償損失後辭職。”曲嘯愣了一下，然後說很想知道細節。我就把我們大學校長因為開除了橄欖球教練而吃了官司的案子大概說了幾句。本來都認為那次比賽一定能贏的，結果那個教練心理壓力太大導致胡亂指揮瞎來，結果輸得很慘。因為這個教練的合同期還差兩年，所以他就拿着校長的開除信找律師告狀了。法院當然判決校長敗訴，因為合同上沒有必須贏球的前提啊。結果，校方賠償教練１００萬美元。

曲嘯畢竟是學法律的，也是心理學教授，他立刻發現這個案子不合邏輯，因為校長不會明知故犯啊。我告訴他：“您說得對，但校長有他的算盤。他的名聲非常好，深受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好評。大家都看了那場球賽，他認為把教練開除，是符合民意的，為大家出氣。大不了法院判給那個教練一筆錢，他滾蛋了，那筆錢也就是小事一樁了，因為捐款的人不缺。可萬沒想到，法院判決賠償１００萬美元後，判決書上標明校方不能開除該教練！這下可就麻煩了，本來校友們決定捐款這筆錢的，可知道賠了錢後還是不能開除那個笨蛋，那不等於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校長也太無能了，比那個笨蛋教練還笨啊。忍兩年，那個教練不就完了嗎，這麼幹還是等兩年。這樣就沒人捐款了，這１００萬美元就找不到出處，校理事會開會決定換校長。”

曲嘯教授立刻給出評論：“從這個事件可看出中美兩國的文化心理差異。中國人比較講究案子是否公平。可美國人更崇拜強者。校長敗訴了，反而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典型的成者王侯。”從曲嘯教授的評論中我發現他是個非常精明之人，喜歡總結規律的人。

曲嘯說還想聽下一個案子。我就把北卡州發生的大案講了幾句。就是有一條河，河邊上本來有個牌子上書《禁止游泳》。可那個牌子被人拔走了，一個無賴無所事事沒有工作，就到河裡游泳，腳被扎破了，他不看醫生，直到腳丫子爛了，才告到法庭。因為他每一步都有照片，照片上有日期，算是證據確鑿，法院判決州政府敗訴，沒及時檢查牌子，賠償那個無賴１２０萬美元。

曲嘯一聽愣了很久，他說：“那州長就不上訴？就查不出那個牌子就是那個無賴拔走的？”

我告訴他：“州長當然上訴了，但市中級法院維持縣法院的判決。他上訴到高級法院，就是州法院，州法院也是維持原判。他就沒轍了。另外，即使那個牌子是那個無賴拔走的，也不能免除州政府沒有及時發現這一條。”

曲嘯一言不發，苦苦思索。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閻同學，你今天給我上了一堂司法獨立的法律課。雖然法院判決太過分，但這個司法獨立對政府的約束力太大了。”

劉中海先生聽着有點不大樂意，覺得這不符合黨的原則。他雖然沒有立刻表達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但他幾次欲言又止。他在猜測我們這些留學生在這樣的大染缸里泡幾年，回國一旦掌握權力，就有和平演變的必然。他在思索着這個道理。當我提議讓他講點周總理的故事時，他似乎腦子沒有空間思考往事，繼續眯着眼睛索，沒有答覆我的問話，可能他根本就沒聽進去我說什麼。誠然，劉中海先生包餃子的速度還是可以的。水餃包完了，我在廚房煮，他們在外面客廳的沙發上悄悄談論着什麼。吃飯的時候，劉中海先生就問我一些有關留學生獎學金的數目和開銷，訪問學者們的生活情況。我便一一作答。

吃完了水餃，在劉中海先生去廁所的空間，曲嘯教授悄悄跟我談：“閻同學，我這次來其實壓力很大的。我回去後必須給我的聽眾們一個交代。但我這麼到處演講，對美國也就是走馬觀花。你能不能幫我個忙？”我一聽立刻明白了，便告訴他絕對沒問題。他說：“那太好了，散會後你到我們的旅館，我們倆談談。你把你自己看到的，聽到的，美國哪些方面不如中國的例子告訴我一些。我來的時候有個想法，就是說美國的物質生活比較發達，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國。但我沒有例子啊。你給我講點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

“那這樣好不，反正今天是周六，明天是周日，閒着也是閒着，咱倆就來個通宵。我保證給你講一夜，而故事沒有重複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還擔心找不到同學幫我這個忙呢。不是說不想幫，而是大家找不到例子。咱倆還真是有緣，什麼是無話不談的朋友，這就是了。”

“哈哈，閻同學，論身體我可是不會敗給你的。我啥毛病都沒有，當真是健壯如牛啊。咱就來個通宵達旦，只要你給我講我就聽。不過，咱倆可是說好了，講的內容必須是美國哪些地方不如中國。”

看看表還有時間，曲嘯教授就讓我先講一點美國哪些地方不如中國。我就慢慢地談了起來。比如，美國雖然沒有世襲制度，但個別家族還是代代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而中國早就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了世襲制，毛岸英即使活下來毛主席也不會把江山交給他的。我敢肯定，未來的江山決不會交給高乾子弟的。這一點，你回國後可以大膽宣傳美國腐朽的變相的世襲制。此時劉中海先生從廁所里出來了也參加了我們的討論。

劉中海先生說：“周總理多次講過，我們的政權永遠是工農大眾的。”曲嘯教授立刻讓我接着講。我說，美國雖然科學發達，可還是有礦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發生了礦難，有兩人被埋在裡邊，政府出動了力所能及的力量，連夜打洞，挖出來的倆礦工還是死了。這在中國不會發生的！過去沒有過礦難的報道，現在沒有礦難，將來也不會有的。曲嘯教授說這個很重要，可以告訴國內。劉中海先生說：“周總理一直要求安全第一，所以不會有礦難發生。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追逐利潤，怎麼會管礦工死活？”曲嘯教授很高興說他回國後要講這一點。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永遠都不會有像美國這樣不顧礦工死活的礦難。然後他讓我繼續講。我告訴他倆最近報紙上登載了一個案子，是一個保姆遭到了雇主的性侵犯。這種事，在我黨領導下根本不需要法院解決，黨組織就徹底解決了。把保姆當成第二個老婆，就是變相多妻制，這在我黨領導下是不可想象的，這種糜爛現象將來也不會發生。曲嘯教授點頭贊同，對我對未來的預測非常認同。

我開車把二位拉到會議室，令曲嘯教授心理崩潰的事件就開始了。

聯誼會會長通知大家去聽國內來的曲嘯教授演講，但幾百人的留學生中只有二三十個人去聽了。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曲嘯在國內很紅，但來到海外的人沒幾個知道他是何許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厭煩了幾十年的政治說教，對愛國教育的說教不怎麼感冒。但有兩位“愛國華僑”教授參加了。這兩位教授是從台灣到美國留學並留下來當教授的，由於他倆恨透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也就非常熱愛共產黨。這樣，他們倆不參加台灣的聯誼會，而專門參加大陸（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的學生學者聯誼會。由於他們倆的熱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聯誼會的顧問，仿照當時鄧小平給胡耀邦當顧問的格局辦理的。也就是說，不論誰被選為會長，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長者和領導。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歷史學家汪榮祖教授。

雖然大家從劉中海先生的開場白里知道了曲嘯教授的名字在國內已經響徹雲霄，但一開始也覺得劉中海先生在講大話空話，一個大學教授怎麼可能成為全國人民婦孺皆知的人物？估計有點忽悠。

曲嘯教授的演講非常精彩，第一句話就說：“當年我也有跟你們一樣出國留學的機會，雖然那時只能是去蘇聯。可是，我卻被打成右派，還進了監獄。”聽到這裡，大家立刻聚精會神地傾聽他的遭遇。曲嘯先生絕對有演講天賦，那聲音時而抑，時而揚，時而頓，時而挫，時而高亢，時而柔和，時而激憤，時而婉約，時而高山流水，時而天地含悲。

比如當他講到當時如果他有２００塊錢，他就可以給他心愛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會離他而去的時候，演講進入了高潮。高潮一過，他又開始講一些小事。突然間，又有了更令聽者心理震顫的故事，就是因為在勞改農場裡一位當地女孩給他送大餅，他後來就娶了那女孩當老婆，也就是他演講時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讓蘇軍卡車壓死了，非但沒有給一分錢賠償，反而把他定為反革命，因為他爸爸被蘇軍卡車壓死了，猜測他心裡必然恨蘇聯，反蘇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坐牢２２年。

曲嘯的演講由於是親身經歷，又經過了無數次演講鍛煉早已熟記於心，幾乎找不到哪怕一點點破綻和前後邏輯不符的地方，甚至連一句病句都很難找到。

對於經歷過三年大饑荒、文革動亂的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他的故事雖然震顫，但畢竟他沒有我們當年親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壞右那麼悲慘，我們聽起來也就是讚嘆他的演講能力，對得起他那法學家兼心理學家的頭銜。

坐在我旁邊的汪榮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幾次想打斷曲嘯教授的演講而提問題，可是當時不是在教室演講，是一個小屋子，汪榮祖教授在曲嘯教授的右邊靠後，他沒看到汪榮祖教授舉手提問。汪教授也就不再提問了，也許他要問的問題曲嘯教授在他後面的演講里很快就逐一給出答案了。

當我們聽到故事的最後，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錯案而得到昭雪了，我們以為他的演講也就結束了，突然間，但聽曲嘯教授一個“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講還沒完。他後面的演講應該不算是演講了，而是對年輕人的教育了。“黨就是媽媽，媽媽打錯了孩子，孩子是不會也不應該記仇的！”

聽到他這句話，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嘯教授來美國巡迴演講的目的了。這也是他開始演講時我本能地預料到他最後要說的話。我看了一眼劉中海先生，他此時的眼睛仔仔細細觀看留學生們的表情。

本來會議到這裡也就該結束了。可突然間，汪榮祖教授說他要發言。大家對汪教授要說什麼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開會他都發言，告訴大家國民黨蔣介石是何等獨裁何等殘忍。對他的發言大家也沒有啥反感，早已習慣了，再說了，只要大家有難處的時候，他會盡力幫忙的。

汪榮祖教授臉色通紅，跟過去判若兩人。他非常震驚的內心世界在他的發言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他說：“我過去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是如何獨裁，如何玩政治，不誠實，專門欺騙台灣人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多麼獨裁，多麼血腥，多麼殘酷地對待不同政見者。對國民黨的宣傳我從來都反着讀，絕不相信國民黨的騙子把戲，而真心相信大陸共產黨的報紙，因為那些報道都是跟國民黨的說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嘯教授的演講，當真是血淚的控訴，句句血，聲聲淚！一個青年學者平白無故就坐牢２２年！而這些，我在台灣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報道，但報道的事件沒有這麼邪乎，沒有這麼真切，沒有這麼令人憤怒。”

聽到這裡，我看了看劉中海先生，他已經坐不住了，他的臉色蒼白，表情顯示着後悔、吃驚、恐懼與遺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嘯教授，他的嘴唇在顫抖，他的腿也在顫抖，突如其來的打擊如同晴天霹靂打得他暈頭轉向。他不知道是該坐下聽，還是繼續站着等待問問題的講完後給出回答。

相比之下還是劉中海先生比較鎮定自若，在汪榮祖教授停下來的一剎那，便立刻站立起來，想停止汪教授的評論。可汪教授擺手給他往下壓的手勢，意思是他還沒有講完。他繼續着他幡然悔悟的評論：“什麼黨是親娘，可如此長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還是親娘嗎？比後娘都殘忍，還有什麼資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誠於她？母親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憤怒令我震驚。我震驚的不僅僅是他的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怎麼可能如此無知。想來想去是他的偏見造成的。當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這也表明，汪榮祖教授的內心是真誠的，他是個想說實話的歷史學家，而非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政客。

聯誼會會長一看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止汪榮祖教授的繼續發言，就在汪教授間歇的一剎那，他立刻站起，說二位剛下飛機，匆匆忙忙從國內來到美國，十分疲勞，明天他們還要趕路呢。會議到此結束。

按照跟曲嘯教授談好了的計劃，我還是去了他們的旅館。把二位送到旅館後，我有心想離開，可覺得還是需要跟曲嘯教授談談，看他還需要不需要我給他講他想聽的故事，畢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隨着他們進了屋。

劉中海先生把門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嘯。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曲嘯的臉色還是蒼白得像白紙，似乎眼球都不轉了，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痛苦地掙扎着。

“閻同學，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謂的愛國華僑是真的痛恨國民黨？而非潛伏到我們留學生內部拉攏同學，在關鍵時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劉中海先生警惕地探問汪榮祖先生的用意。我實話實說，告訴他汪教授絕對是可靠的歷史學家，不是什麼特務，他對大陸的不了解產生的誤會被突如其來的真實報告給打醒了。

劉中海先生點頭認同了我的看法，然後他說：“我認為曲嘯先生的巡迴演講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個後果是沒有預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剛才在車裡想，即使在國內也未必沒有人跟汪榮祖的觀點一致，只是沒人說出來而已。所以，曲嘯教授的演講如同一把雙刃劍，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實難預料。你認為呢？”曲嘯看着劉中海一句話也沒說，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我看得出來曲嘯教授內心的痛苦已經到了極點。這表明他的演講生涯結束了。劉中海先生回去後一定會向上級如實匯報在美國發生了什麼，因為終止曲嘯的巡迴演講他需要跟大使館教育處商量的。曲嘯教授明白他的利用價值已經沒有了。對這一點，曲嘯教授劉中海先生和我三人當時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嘯教授此時再也沒有必要讓我給他講一夜美國哪裡不如中國的故事了，便想跟他們告辭，畢竟下一步他們該如何不是我應該參與的。別把自己太不當外人。“你們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立刻打電話給我。”我便把電話號碼寫在桌子上電話旁邊的小本子上。劉中海先生問我：“你知道在美國可以更改機票嗎？”我便問他更改機票是退票還是更改日期，他說可能要終止巡迴演講，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機票退掉。我不知道詳情，便提議這個事最好跟大使館有關人員聯繫。我便告訴他如何從旅館裡往外打長途，然後我就離開了。跟曲嘯教授握手道別時，他還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開始擔心起曲嘯教授來了。按理說他是經歷過監牢煉獄的磨練的，應該經得起任何打擊的，但文革開始時我們縣的縣長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動。焦縣長可是經歷過戰爭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軍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殺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將軍，為何在戰爭中屢屢受傷竟然挺了過來，而經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殺呢？其實，懂得“溫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難理解了。在戰爭年代或監獄裡，他們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對死亡的思想準備了。人，不論是誰，包括死人堆里出來的和煉獄裡出來的，都無法戰勝沒有思想準備的突如其來的打擊。

我當時擔心曲嘯教授的心理崩潰會導致精神崩潰而使身體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極端心理崩潰的眼神在蒼白的臉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涼。那已經不是失望，那是絕望。想必他在來美前已經計劃好了回去後大展宏圖，繼續紅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然後便是中央委員？由“中央宣傳部調研員”升為宣傳部部長？這個，可是潤濤閻的話，曲嘯教授可沒這麼說。但他在汪榮祖教授沒發言前的興高采烈和對我給他介紹“美國哪裡不如中國”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對此次赴美巡迴演講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嘯回國後基本上不再參加活動了，不久就大腦里得了病，１９９１年到南通演講，病倒在演講台，從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說話能力。一直靠他“一張大餅換來的婚姻”事裡的妻子（他講這段故事的時候說，他跟她毫無感情基礎更無共同語言）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十幾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計那臥床不起的十多年裡，他又感受到了他們之間是有感情基礎的，是有共同語言的。從他妻子的角度來講，曲嘯教授突然心理崩潰而導致大腦得了病而臥床不起，對她的婚姻來說也許是好事一樁呢。

希望大家轉貼這篇短文，故事裡的主人公只有曲嘯教授不在世了，而劉中海先生和汪榮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們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劉中海先生，我離開旅館後曲嘯教授是如何度過那段時光的？徹夜未眠？你們二人是立刻回國了，還是在美國旅遊了一段時間散散心？曲嘯教授在美國是否已經由心理崩潰轉成精神崩潰了，還是回國後經歷了被冷落的打擊才大腦出了毛病？希望劉中海先生能補充一下後面的故事，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曲嘯教授那麼健康突然就大腦出了毛病，最後導致半身不遂。畢竟曲嘯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三個代表，而他早期的經歷已經由電影《牧馬人》詳細介紹了，後邊的故事我只能寫這麼多，剩下的由劉中海先生補充，便是對當年“全國青年人的良師益友”、“共和國三大演說家之一”曲嘯教授的崇拜者們的一個交代，也解答了他們對“曲嘯熱”突然冷卻下來了的歷史疑問。

曲嘯教授的故事畢竟拍了電影，平心而論他的經歷和演講能力比李燕傑毫不遜色，但李燕傑就比他幸運多了。下面看看國內網站的名人介紹，李燕傑走遍世界都沒有遭遇到一次曲嘯經歷過的尷尬局面。文章對曲嘯也曾到過美國做演講的歷史隻字未提，表明國內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來到美國。難道曲嘯教授就是悲劇的命運？他幹嘛要踫上愛國華僑汪榮祖教授？

我跟曲嘯教授只有幾個小時的接觸，但無論如何也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歷經磨難的人，一個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個性格柔軟到沒有骨頭的人，一個可以利用的人，一個可以交談的人，一個可以交往的人，一個吃了我的水餃後說潤濤閻做的水餃好吃的人。同樣，汪榮祖教授也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愛憎分明的人。但作為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竟然如此天真，確實有點不可思議。

50萬右派是“第二種忠誠”的集體濫觴

王實味，一位才華橫溢、崇尚真理正義的翻譯家、作家，60年前，被毛澤東砍掉了腦袋。

右派，50萬真正信仰馬列主義、真誠熱愛共產黨毛澤東的出類拔萃的知識人，50年前，被毛澤東整蠱的匍匐在地、認錯認罪，斷了脊梁。

劉賓雁，有中國良心之譽的一位大寫的人，一位至死以“第二種忠誠”效忠人民、效忠黨國、追求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王若望，一位曾是無比忠誠的共產黨的文化戰士，最終徹底反叛了原先追求、獻身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流亡海外，新世紀客死異邦。

王實味、右派、劉賓雁、王若望，都是以言獲罪！以言治罪延續了60年，至今亦然。為什麼？根本原因是制度問題和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包括人性或者說民族性的問題。制度與文化，兩者相倚相立、相輔相成、相激相勵，成就了千古功罪。這是世界歷史、人類文明史的通例。中國大陸60年來以言治罪的種種，慘酷慘厲，整得知識人失魂落魄，全體匍匐，與通例略有不同，其中，文化的因素、人性的因素、民族性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是“豈獨制度無人性，應究文化是元兇！”

王實味65年前在延安寫“野百合花”雜文，批評諷刺延安的一些陰暗面，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還在小砭溝牆報上寫 “黨內的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王實味不是反黨攻擊黨，也不是有私心為自己。當時王實味的津貼是最高級別，只比毛澤東少半塊，比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還多半塊；這是因為他幹的活多且高級——四年間翻譯馬列原著200萬字，比陳伯達還牛。由此可以肯定他提意見是出於真心希望共產黨更好一些。

右派在1957年響應中共鳴放整風的號召，向共產黨提意見，其言論五花八門，其實質與王實味一脈相承，都是為了幫黨。沒成想，全都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這次不是一個王實味，而是50萬個王實味。一個王實味，1942年被投入監獄，折磨了五年後，1947年嫌其在逃跑轉移的路上累贅，哄到荒郊偏僻處，砍了他的腦袋。50萬個王實味則被開除、勞教、勞改，受了21年的非人折磨，成批地死亡後，於1978年所謂糾正了、平反了、回城了。一個王實味的平反則遲至五十三年後的1990年。

自1978年中共大規模為右派平反以來，不時有言論文章涉及反右運動，多是回憶紀念性的，發展到今年50周年，有右派集體上書，籲請中共認錯、道歉、賠償、給他們和全民言論自由。近30年來，關於反右運動的議論、研究在海內外算是風起水生，陸續出版了不少回憶與研究的著作。這些著作，由史料的發掘，逐漸深入到對“陽謀”的揭示、憤慨、斥責、研究，鞭辟入裡，精彩紛呈。

現在來看1957年的反右運動，雖然史料的挖掘未臻完備齊全，但大致的輪廓，基本的史實已可肯定了。史料固然需要繼續搜集發掘，研究則已更形重要和迫在眉睫。因為1957年至今已50年整了，50萬右派風霜刀劍50年摧殘凋零，所剩無幾了，17歲的右派也都年近古稀了。趁着尚有健在的右派，這種研究可以方便得多，也可能深刻一些。

反右10周年，正值1967文革，右派不可能有聲音；反右20周年1977，十年浩劫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右派也無聲音；反右30周年1987，劉賓雁帶頭組織籌辦研究會，被扼殺於搖籃，胎死腹中；反右40周年1997，右派冤主鄧小平去世，國家一片肅殺，右派沒有聲音；反右50周年2007，右派在鉗口噤聲了50年後終於發出了悲鳴。

2007年，任眾、鐵流、燕遯符、許良英、李昌玉、杜光、蔣文揚、葉孝剛、周國興、安茂根等北京、上海、浙江、重慶、山東、成都、新疆各省市近千名右派老人以真名集體上書中共中央。這些一直以“第二種忠誠”誓死效忠中共的知識人，這些一直逆來順受承擔了開除、勞改、妻離子散、以至家破人亡折磨的知識人，這些一直犧牲了事業、犧牲了學術、犧牲了做人最起碼尊嚴的知識人，這些一直戰戰兢兢、忍辱偷生苟活於世的知識人，終於從匍匐中爬了起來，站直了腰，挺起了胸，昂起了頭，發出了天籟之聲：認錯改錯賠禮道歉、開放言禁、賠償經濟損失、總結歷史教訓。

右派集體上書說：“我們都是在50年前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歷來右派要求平反時總說自己是被“錯劃”的，就是說，原來我與你們是一樣的左派，是被你冤枉了、弄錯了。這種觀念上、思想上、理論上的錯位不僅是50年，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這次上書的右派革了“錯劃”右派的命，把“錯”字去掉，堂堂正正以右派自居。因為無論從什麼角度，都不是什麼錯劃，都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即使是因百分比而充數的最冤枉者，也絕大多數在思想觀念上右傾。所以不必諱言右派，無須喋喋冤枉。也就是說，國家、社會需要右派，歷史、進步需要右派，同需要左派一樣。這個觀念才是正確的、科學的、革命的。這句話，將是右派新歷史的開端！

“陽謀”之揭之論之斥，留了幾個右派不平反，而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悖逆情理、之可笑可憐可悲，都應該也已經大議特議、議深議透了。停留於此，以為真相已大白於天下，以為真理天理在握，然後理直氣壯地向中共責問呼籲要求，也已被證實毫無用處：中共儘管理屈詞窮，依然不理不睬。這也說明了：打你右派時不講理，現在還是不講理。為了政權，為了利益，就是不講理！或者用共產黨的行話來說，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就是與你們這些地富反壞右不講理。所以，右派、世人應該徹悟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就是不講理的政黨，面對的是一個就是不講理的制度！不講理的政黨創立了不講理的制度，不講理的制度維護、支撐着不講理的政黨。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有這麼一條罪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認這條罪名，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是擁護、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這真是歷史的悲哀。如果說，把你打成右派時，你還因種種緣由，未能看清這個制度的錯誤罪惡，那麼，當經過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後，這個制度還是不認錯、道歉、賠償、改正，你是應該認識到這個制度不講理的本質了。

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

右派的所有冤屈、痛苦、慘酷、死亡，都來自這個制度；六十年來的一切罪惡，都來自這個制度。不改變這個制度，不顛覆這個制度，冤屈、痛苦、慘酷、死亡與罪惡就會也已經在變本加厲地繼續。

為什麼這個制度如此頑固頑強幾乎堅不可摧，除了執政黨的陰鷙兇殘和高明的統治術外，其實，右派們自己也是幫凶和幫忙！50萬右派，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罪，匍匐在地，山呼萬歲，臣罪當誅，吾皇聖明。這種忠誠，這種愚蠢，有歷史的局限，有人性的醜陋，也有民族性的軟弱。正是這種忠誠，導致了懷疑自己、詆毀自己、糟蹋自己、否定自己，導致了逆來順受，導致了更加無法無天，幫助、維護和鞏固了這個噬人的制度。

右派，無論高層的章伯鈞、羅隆基們，中層的李慎之、劉賓雁們，還是底層的林昭、周居正們都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時力辯自己是忠黨、熱愛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當然這有生活在這個制度下的無奈，但是認識上呢、內心深處呢、事後呢、現在呢？可以說，幾乎全是如此——仍然不斷地表白自己如何忠黨、如何熱愛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章伯鈞們從沒對這個黨不忠、從沒對這個制度予以否定，無論是公開的、私下的、事前的、事後的、日記里的、遺屬披露的，統統是強調自己是如何好心好意幫着這個黨。李慎之們是中共黨員，即便被掃地出門，仍死乞白賴守在山門外，冀恩師某日發現他的忠誠，一念倒轉，收回成命，得以重新廁列門牆；其中以劉賓雁在22年後，總結歸納提出的“第二種忠誠”為最明確、最準確、也最實在地表明了這一點。可以說，右派是“第二種忠誠”的集體濫觴！此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人，尤其是知識人中的善於獨立思想者，就背負着自欺、自慰、自得的十字架在“第二種忠誠”的雷池裡沉迷、浮游、痛苦、愜意、掙扎、迷惘而未能越出雷池半步，至今猶是。

50萬右派，在最不可思議的冤枉下、最慘無人道的苦難中以50萬顆紅心向冤主表明了、踐履了 “第二種忠誠”。右派周居正，是與江竹筠江姐、羅廣斌一起關押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的共產黨員，江姐繡紅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國民黨集體屠殺關押在白公館的中共人士時，周居正虎口餘生逃出前還救了一個四歲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為右派後，1958年在沙坪勞改場被以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同盟”判處死刑。周居正被共產黨槍斃前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這種能麻醉、麻木人至死不悟、死也不悟，還要遺囑後人繼續的“第二種忠誠”現象，是最令人痛心，令天地悲泣的。一念及此，不由人顫慄無已。周居正的遺孀曾昭英尚在人世，他們的兩個兒子因為承受不了巨大的壓力而自盡，年逾古稀的曾昭英從重慶市小龍坎小學退休，在四川窮山溝里苟延殘喘，孑然一人，形影相弔，至今猶牢記夫君的諄諄遺囑“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在為着夫君的冤屈寸步不拉地跟着黨的最基層的皂隸，喃喃不休地發着要求平反垂憐的永遠的哀鳴。

周居正是最忠良、最慘烈、最典型，無庸諱言，也是最愚蠢的“第二種忠誠”者。王實味是更早的周居正。他們死了都還在夢中。這種悲劇一直在延續，比他早一些的代表是險死還生的胡風，比他晚一些的是林昭、遇羅克，斃命於暗室中的同類可以肯定不知凡幾。體制內的精英翦伯贊、鄧拓、老舍、吳晗、趙樹理……可以列出幾百人的名單，在自殺前都留下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遺言手跡，以致後人要將此一現象作為自殺文化來研究。他們終身所踐履的“第二種忠誠”、他們忠魂所喊的“萬歲”“毛主席”、他們忠心所嚮往所尋求的真正的馬列主義正是導致他們死亡的根本。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至今猶是，真是人類的最深刻的悲劇。

似乎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王若望。王若望流亡海外後，絕口不提無論第幾種忠誠，在行為上也是一以貫之的嚴厲抨擊中共、否定馬列主義。無論是什麼樣的馬列主義，蘇式的毛式的鐵托式的，還是原教旨式的，抑或是冠以動聽詞彙人道主義式的，在王若望眼裡，統統無須再提，全部予以否定。可以說，王若望是流亡海外徹底反叛的異議者，無論是他們這一代，還是後一代，延伸下去的天安門新一代，王若望都是反叛中的徹底者。據王若望遺孀羊子回憶：“九十年代後期，許家屯在一書裡闡述民主漸進以後，很多精英們改弦易轍了。王若望始終認為這個黨不可能改良的了，可是自己營壘里的人都轉向了，對外，他只好閉嘴，只能對我感嘆：‘唉，中國未來民主哪，至少還得五十到一百年方有起色。’”

王若望不僅與王實味是同時代的人，且是同在延安同辦牆報同寫批評文章同受整肅者，略有區別的是：王實味在小砭溝辦牆報，王若望在大砭溝辦牆報；王實味被關，王若望被貶；王實味五年後被殺，王若望成為山東的王實味後因羅榮桓喊停“刀下留人”僥倖續命。歷史真是有趣。王實味死的冤枉、死在夢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二王都曾是革命最忠誠的兒子，王實味延頸挨宰成了祭壇上的犧牲，被革命吃掉了；王若望，則掙扎出來做了死不還鄉的野鬼。二王的結局雖然都十分悲哀，但思想軌跡的演化，則是一種進步。歷史總在前進！儘管無比艱難，還是在前進。相對於50萬右派的未徹悟，這種進步是十分寶貴的罕見的。二王相遇於地下，會說些什麼呢？我想，他們除了寒暄互慰，最一致想到的、提到的一定會是曾與他們“五同”——同時代、同在延安、同辦牆報、同寫批評文章、同受整肅而至今健在、活在陽世、碩果僅存的同志——李銳！他們一定會關心李銳醒了嗎，徹底醒了嗎？歷史就是如此地不作弄人！王實味、王若望、李銳，是三個座標，標誌着、見證着三個無比忠誠的共產黨人初始完全相同最後迥然相異的人生軌跡。李銳至今仍是一位忠誠正直的共產黨人，可以說，他是“第二種忠誠”那一代尚在人世寥寥可數的代表中的典型。李銳對自己終生獻身的事業的批評、抨擊不可謂不尖銳、不可謂不猛烈、不可謂不留情面，較之王實味、流亡前的王若望，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仍能生活在一個物質豐足、自由略缺的環境裡，沒有像他的同伴王實味那樣被砍頭，沒有像王若望那樣被驅逐。這當然也是一種變化，也是歷史的一點進步；但是，相對於王實味的掉腦袋，相對於王若望的苦難，相對於50萬右派的慘痛，相對於60年來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劫難，這種進步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制度不改變，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沒有新思想，不可能有新制度。李銳與右派們的“第二種忠誠”，至多只能使劫後餘生的右派苟延殘喘、使李銳們體面地活到死，永遠也不可能給國家給民族帶來新的未來。

王若望是右派，所以，王若望也是50萬右派中的最終醒悟者、徹底反叛者。在這一點上，同是右派，同是流亡者，主張並鼓吹、實踐“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們不僅相形見絀，且是未醒悟者。所有從舊營壘過來的人，天生地與舊營壘連着一根臍帶，孕育於那個子宮，胎生於那個產門，臍帶割斷了，血脈相連着。母體的震怒、躁動、囈語、嘆息、低落、輝煌、召喚……都會對你產生影響。真正能削肉還母、剔骨歸父而煉獄重生是極其艱難極其罕見的。可惜的是，王若望的徹底反叛，還只是停留在踐履上，尚未升華為系統的思想理論留世。這是歷史的局限，也是王若望的局限；是歷史的遺憾，也是王若望的遺憾。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詳論。

有鐵流者，著文“中國死於一九五七” 、“中國右派從未起義”，乃見道者之言。

“中國右派‘從無英雄行為’，更無‘起義膽量可言’，和我一樣全是痛哭流涕，不斷認罪認錯，不斷相互揭發，不斷爭取立功牘罪，求得毛澤東網開一面的狗熊，何曾有英雄？誰又是英雄？頂到天是‘不認罪’和‘不承認自已是右派’而己，比如北京的章乃器，上海的彭文應，人民日報的劉衡，成都的曉楓（筆者）。就林昭而言，先初也是檢討低頭，爭取回到‘組織懷抱’，但‘組織’不讓她回去（也不讓凡是定性為右派，縱然千百次低頭認罪，甚至揭發了他人的老右頂多監督勞動而已，因為中共已明白昭示天下：右派就是反動派。（見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人民日報》社論），還不給再生之路，斷絕一切工作的希望、生活的出路、愛情的嚮往，才憤而走上反抗之路直至被殺，但不能視為‘起義’，如果硬要說是‘起義’，那已是‘鳴放’以後的事情與五七年無關。再以1962年發生在我身邊的‘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為證，其實並無真實的反革命組織，也仍然是‘解教無望，回歸無門，勞累飢餓’所致的一些不滿的過激言論，也非‘起義’，當局卻視為‘反革命驚天大案’，整個‘４１５’勞教支隊戒嚴，隊隊抓人，組組搜捕，個個坦白，人人過關，並輔以非人道的刑訊逼供、飢餓、誘惑等折磨手段，至使被捕者在生與死面前出賣朋友，落井下石，傷上撒鹽，苟活求生，使這場子虛烏有的冤案被殺兩人，判死緩三人、無期四人、有期徒刑近三十餘人，至今也未‘平反’。據我所知，其中絕無一個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權取而代之。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但就找不出‘起義英雄’。就是筆者曾寫過的《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馮元春》也不是‘右派的英雄起義’。也仍然是年輕人對現實不滿的情緒衝動，言論過激而已。至於以後一些地區的勞改單位，發生過個別右派的反抗，已經和1957年‘反右鬥爭’沒有了直接關係，是重軛不堪負荷求生的本能反抗，用老毛的話說叫‘矛盾性質起了變化’。”

鐵流的“中國右派從未起義”之見，深入一步用另一句話來概括提煉，就是：右派沒有自己的思想理論。沒有思想上的獨立，何能有身家的自由。這才是致命之處！所以右派總是依附於共產黨，也就是毛澤東鄙視嘲弄到骨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清人汪中將知識人作為“毛”的無奈和可憐描述揭示的淋漓盡致：“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異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黃祖、袁紹袁本初是三國人物。現代政界的“操翰”，時髦稱智囊、幕僚、智囊團、幕僚班。胡耀邦下台，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趙紫陽軟禁，幕僚們連更換門庭的可能也沒有了。物質上的依附，衣食住行，工資、戶口、糧食、住房的被控制，從生活上斷絕了知識人的任何異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馭一切則從思想上劃一，把全中國人民變成了順民奴隸愚氓。所有民主黨派的黨綱盟綱上開篇都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僅是政治上的真誠投降，也是思想上道德上的徹底墮落——公然宣告願意接受強姦。有章詒和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從那一刻起，民主黨派就已經死了。

國家和政黨不是一回事，是兩碼事，這個普世認可的常識被共產黨混淆了，有意無意地攪成一鍋粥了。這同國民黨是一脈相承的。1949年前，民國時期，國民黨用的最頻繁的專有名詞是“黨國”，“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共產黨不是不喜歡用這個詞，而是不喜歡國民黨，愛屋及烏，恨屋也及烏，怕用這個詞引起對國民黨的懷念。它比國民黨高明，用愛黨、黨就是祖國、祖國是母親、黨媽媽來代替“黨國”，也更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一響徹神州大地至今猶在迴蕩的歌聲就是明證。

時人朱厚澤關於反右是共產黨的自閹，確是入木三分的針砭，也仍然是站在黨國立場上愛黨忠黨的忠言。無論如何，總還是在籠子裡頭跳躍蹦躂。歷史的局限，臍帶的牽連，力量無比強大。

必須有新的思想，才能躍出“第二種忠誠”的深淵，才能邁出“從未起義”不敢起義的雷池，才能掀翻一黨專政的樊籬。右派，你就是反黨，你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如果以前不是，現在要是；如果行為上不能是，認識上要是，思想上要是。這才是真正的救國救民救黨！沒有這個起點，永遠也不可能有新的未來。50年後，如果還不明白明確這一點，那麼50年的苦難、半世紀的光陰可真是白白流逝了。

50年的光陰亦長亦短。可憐的當代中國知識人，承載着幾千年中華文化的精華，卻一直匍匐在皇帝文化、黨文化的腳下；從50萬右派的“吾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山呼，到“第二種忠誠”的鴉片麻醉，到全面的幫閒幫忙、賣身投靠的徹底墮落，遙遙無有醒期。這樣的知識人，怎麼可能產生新的思想？這才是最可哀嘆的！

“中國的良心”劉賓雁在生前最後一次演講里感嘆中華民族遭受的劫難和當世的全面墮落，十分憤激地說：“該！” 最可悲的是這憤激之言準確無比。

知識人，一貫是代言人，也總是以此自居。一貫比農、工、商人有着了無數方便和好處的知識人，面對着近60年的無法無天、人間地獄，我們鴉雀無聲，我們充耳不聞，我們處之泰然，我們大言炎炎，我們清談侃侃，我們輕搔細撓，我們拿捏分寸，我們鶯歌燕舞，我們醉生夢死，我們與時俱進，我們歌舞昇平，我們上體聖意，我們下責妄動，我們成精成怪，我們輸贏通吃，我們悠哉幫閒，我們精心幫忙，我們暗輸款曲，我們明碼賣身，我們投靠幫凶，我們歌功頌德，我們無恥無尤，我們粉墨男旦……

有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作“男旦”詩曰：“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以“伎男”警諷當世讀書人；有美籍華人余英時先生作《方以智晚節考》，以氣節警策當世讀書人。海內外的中國讀書人，需要先賢的警諷，需要沒有利害關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透析精微的外籍時賢的警策。筆者將讀先賢陳寅恪、時賢余英時警世之作的感悟記下，與當世讀書人共勉，也是奉獻給50萬右派和王實味、劉賓雁、王若望以及所有逝去的知識人的一束帶刺的玫瑰。中國當下全體沉淪的知識人，當今最需要的是刺、是針、是砭、是灸、是醒、是悟、是支撐脊梁的骨頭、是不依附於任何皮的獨立自由……從先賢從中華文化精華中學會、恢復站立之姿，然後才能行走，才會有新的思想產生、新的思想到來。

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與余英時先生《方以智晚節考》乃當代文史考證上的雙璧。

余英時考明末志士方以智密謀反清、赴難死節；陳寅恪論明末風塵女子柳如是絕世才情、忠肝義膽。錢穆先生序余考曰：“而密之乃得以乾淨為一明代人”！柳如是叱明亡之際拒踐以身同殉國難之約的男人錢謙益曰：“公不死於乙酉，而死於今日，不已晚乎？”一雌一雄，亦乾亦坤，雄視天下，雌傲古今，是乃雙璧！

余英時作《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陳寅恪得閱是文，下四字評語“作者知我”。“知我”者何？陳有《男旦》一詩：“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余作《陳寅恪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有句“罵當世讀書人都已成了戲台上的‘男旦’”。一故一健，耆宿時賢，直筆隱語，考古椎今，是乃雙璧！

小子晚學，識字讀書。瞻之陳公在前，忽焉余英繼後，高山景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警我以氣，策我以節。謹領教誨，敬撰聯語，以悟以告：“傳薪翻是讀書人”已鐫於心；直筆隱語斥“男旦”，敢學三分！聯曰：

陳寅恪論柳如是，殘花敗荷勝谷蘭籬菊，感墮風月傲松柏，嘆舊時勾欄猶存風骨；

余英時考方以智，赴水沉江效屈平文正，羞見精英淪伎男，哭新世文壇已無精神。

荒唐無理扣帽子

我生於1935年，1957年被當局羅織罪名，強行扣上“右派”帽子，遭受22年的屈辱折磨。

回想自己被迫害的過程，更加認清了“反右運動”的荒謬、無理、反人民性。

我家世代居住在瀋陽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瀋陽方城大南門外，順着大南街往南，過了大南邊門再南行五里左右。我就生在此地、讀書，解放後考入技工學校，畢業分配進入瀋陽無線電機械廠做技術員。

1957年毛澤東發動共產黨整風，還邀請黨外人士提批評意見。我一直也沒提出什麼。後來整風轉變為“反右”，批判我們單位的一位同事，說他是“反對蘇聯，破壞國際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原因是這位同事說過1945年8月蘇聯紅軍攻打日本關東軍進入瀋陽時，曾大肆搶劫掠奪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廠設備和物資，還強姦婦女，搶劫老百姓的財物，等等。主持批判會的人替蘇聯紅軍的暴行辯護說：那些做壞事的士兵不是蘇聯紅軍，而是被俘虜的俄國白匪軍，因為戰事需要，就吸收他們參戰，這些人惡性不改，才做了壞事。

那年我虛歲23，本來不想發言，但聽了主持人的辯解，覺得他說的不合邏輯，就反駁他。我說：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經過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時俘虜的白匪軍當年20歲，到1945年已經48歲了，他還能參軍打仗嗎？

我這一問，登時把主持人噎啞巴了。此人惱羞成怒，轉而對我來了。他們反右班子就說“得研究研究陳樹祥”，於是他們批判我，說我“替右派分子辯護，污衊蘇聯紅軍”。

他們給我扣帽子，反倒激發了我要較真。我說，1945年蘇聯紅軍在東北作的惡，我親眼看見過。東北的老百姓誰不知道？

記得是1945年10月間，我們南塔村闖進來一名騎着洋馬的蘇聯紅軍，他挨戶踅摸，最後闖進王升老兩口的家，要強姦女主人。王升反抗，這個俄國毛子就操起一個大洋酒瓶子，幾下子把老頭打死，繼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嘰哇喊叫，驚動了四鄰。我們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聞聲扒窗戶往裡看，見鬼子正在幹壞事，蔡家兄弟就破門沖入，一頓棍棒把作惡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頭已經死去。

大家怕蘇聯軍隊來找人，經商量，把鬼子屍體掩埋，洋馬殺了分肉給各戶。

那年我10歲，也跟着看熱鬧。忽然回頭看見埋着鬼子屍體的土堆還在拱動，我喊鬼子沒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徹底打死。

可是，1948年瀋陽“解放”，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運動時，有人為了邀功，檢舉說老蔡家幾弟兄打死蘇聯紅軍這檔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來，槍斃一名，另判管制幾名。罪名是“殺死紅軍，破壞中蘇團結”。這件事在我們村民中引起極大不滿，大家議論：鬼子殺了我們的人、還要強姦女主人，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村民自發地懲辦匪徒，是完全正義的、是自衛行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還要殺更多的咱們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氣的人，或者什麼社會組織，都會維護蔡家兄弟的正義之舉。可是，現在卻要被所謂的“自己的政府”處死，這是什麼法？什麼政府？這是愛國，還是賣國？

我的發言正氣凜然，大家聽了都暗暗贊同，可是迫於主持人（也就是共產黨）的壓力，誰也不敢公開支持我。主持人講不出理，就領着大家喊口號，用虛假的聲勢壓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們自知理虧，可又不肯放過我，最後給我戴上“極右分子”帽子，但因為我技術過硬，在技術上他們離不開我，決定把我“留廠監督勞動”。這一監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華，並且老婆兒女和親屬都受株連，受欺壓，那些苦楚一言難盡。

現在，他們天天講愛國主義，又是出紅書，又是唱紅歌，自詡為愛國主義的英雄，號召人們要愛國。可是，對於1957年替強姦自己的姊妹母親、殘殺自己同胞的俄國鬼子狡辯、做倀鬼幫凶的醜行，卻至今不肯公開道歉！人民心裡能佩服嗎？

序——《北大，1957》

張毓茂

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都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共同經歷了1957年那場“整風”、“反右”運動。那時候，我們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學子，有如稚嫩的禾苗，感受着新中國的雨露陽光，對黨和祖國是滿懷摯愛深情的。當共產黨開展整風時，大家積極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真誠地相信，所謂給不給黨提批評建議，體現着對黨的感情是否深厚。萬萬沒有料到，那麼懇切的動員，那麼虛懷若谷的姿態，竟然是誘敵深入的謀略，據說那叫“陽謀”，是“釣魚”，是“引蛇出洞”，是“讓毒草長出來”……於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55萬人被當做“蛇”引出來了，當做“魚”釣上鈎了——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金屏就是這55萬人中的一個。他為自己的天真幼稚和善良輕信，付出了慘重代價。儘管他是條小魚，但也與社會上那些聲名赫赫的大魚串在一起了……。

然而，金屏硬是要“回首”。這不啻是重揭心靈傷疤，其痛苦可想而知。因為金屏不但是劫後餘生的倖存者，更是清醒堅強的智者勇者，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澹的人生。要把共和國這段重大歷史失誤昭示後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秦朝失敗後，“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雖是古人，但他這些話，還是有些道理的，對今天仍有啟發。對於挫折和失敗，光是哀嘆不行，一定要認真借鑑，從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考察，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都有積極的借鑑作用。我想，這就是金屏在古稀之年不辭辛苦地寫出這部感人的長篇小說的動因：“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啊!

金屏這部《北大，1957》，真實深刻，感人至深，用錢理群先生的話說，是一部“驚心動魄的書”。小說雖然塑造了許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展現了廣闊的生活畫面，但主要是以“我”(趙四輩)、梁卓和余堅三個人物的命運為主要內容，展開全書的故事情節。其中趙四輩的人生遭遇貫穿全書，寫他的童年，學生生活，錯劃的打擊，勞改的折磨，喪失親人的痛苦，情侶慘遭殺害的重創……等等。把一個農家子弟，受黨的教育和新社會培育的幸福和喜悅，描繪得十分親切感人，也把政治風浪中無辜受害的困惑和苦惱的心路揭示得震撼人心。當趙四輩被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遭到殘酷批鬥時，他百口莫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平日親密談笑的同學和朋友，忽然變成一群殺氣騰騰，面目猙獰的獄吏和殺手……趙四輩被罵成“陰險毒辣”、“詭計多端”、“狡猾奸詐”、“翻身忘本”、“向党進攻”……不容他有半點辯白和解釋，什麼“不要裝瘋賣傻”“矇混過關”“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小說把那荒誕歲月里人對人的心靈摧殘展現得驚心動魄。趙四輩這個善良無辜、天真幼稚的農家子弟，淪為祭壇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撕肝裂膽地呼喊：“蒼天啊，我絲毫也沒有反黨的意思啊!不信挖出我的心來瞧瞧，就是把我的骨頭砸碎，也找不出半點的碴碴來呀!我這樣的人要是反黨，那不是喪了天大的良心，那不是比毒蛇還毒，比豺狼還狠，連豬狗都不如了嗎？”絕望中的趙四輩“忽然，我想起了歷史上有不少剛正不阿、光明磊落、精誠報國的忠臣，也曾被誣陷為奸賊臣，羅織些‘莫須有’的罪名，慘死在自己效忠的政權手中，如楚國的屈原、宋朝的岳飛、明朝的于謙和袁崇煥……想着，想着，我頭皮一麻一漲，眼睛一黑，便失去了知覺……”。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以及後世人，他們沒有“左”的思潮泛濫時各種政治運動的經歷，無法想象也不可能理解當年人際關係中的種種可悲的醜惡的世態。“左”的思潮和“左”體制，使人性泯滅，獸性大發，人變成嗜血的獸，以最神聖的名義干着最兇殘最陰險最血腥的勾當。像劉少奇、彭德懷、馬寅初、張志新、胡風、林昭……等黨內外民族精英，遭到滅絕人性的迫害。小說中的趙四輩與他(她)們相比，儘管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犧牲品，但其承受的精神摧殘，同樣十分慘烈，具有深遠的警世意義。這一切，讓我們省悟到對“階級鬥爭為綱”等極左路線的揚棄，提倡“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治國理念的創立，確實來之不易，是黨的理論和民族智慧的升華，是中華民族從深重災難中又一次“鳳凰涅槃”。

小說熱情謳歌的英雄人物是梁卓。這個典型顯然是以烈士林昭為原型的。她體現了那種堅持真理，敢於抗爭，寧死不屈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崇高精神，她代表着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代表着人民大眾的希望。她雖然被江青、林彪一夥借“左”的思潮殺害了，但她的精神是不朽的。魯迅說過：“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張春橋、姚文元、康生、陳伯達一類政治騙子的紅極一時的皇皇大文，確是“不足為據”，早已灰飛煙滅，而梁卓的“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的詩句，正是魯迅說的“是血的蒸汽，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這聲音震古爍今，浩氣常存，給後世以啟迪，以鼓舞，以力量。小說對梁卓獄中受難形象的描繪感人至深，簡直是一位崇高光輝的聖女：

　　“嘩嘩啦啦響動的鐵鐐聲由遠而近，半地下的會見室通往監號的後門打開，梁姐的身影立刻出現在台階上，猶如鑲嵌在鏡框裡的偉人畫像一般頂天立地，背後是燦爛的陽光……”

接下來小說描述了梁卓會見母親和趙四輩的情景，真是感天地，泣鬼神，不忍卒讀。這位當代的秋瑾、趙一曼、劉胡蘭，面對當代法西斯屠刀，毫不畏懼，慷慨陳詞，大義凜然地宣傳反對個人迷信的真理，戳穿“四人幫”禍國殃民的造神的畫皮。在舉國迷亂，血雨腥風中，勇敢地向當代法西斯暴政開火，直至血灑荒郊，以身殉國。正是由於小說有了梁卓正面光輝形象，使得作品高揚了時代精神，鼓舞了革命正氣，超出了一般所謂“傷痕文學”的水平。

小說對反面人物余堅醜惡靈魂的揭露和刻畫，也是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的。在“左”風盛行時，余堅這類以神聖的革命名義殘害善良的無辜者的殺手，隨處可見。有人把他們稱作新型的“獄吏”式人物，是相當確切的。他們憑藉政治運動，打擊陷害別人，滿足私慾，實現野心，踩着受害者爬上去。余堅假借革命的詞句，利用組織的權威，甚至用欺騙、謊言等卑鄙手段，設置陷阱，使無辜者淪於滅頂之災。趙四輩一直把他當做親密的朋友和尊敬的兄長，多次輕信他的花言巧語，直到梁卓被害，他才有所醒悟，是梁卓的鮮血擦亮了趙四輩這些天真善良人的眼睛。余堅後來也被“擴大”成右派分子。小說寫出這個“左”派人物命運變化的合理性。余堅固然整人的狠毒兇殘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如果不是他在權力場中角逐敗北，他仍可執掌整人的權柄，從而青雲直上。小說寫他淪為“右派”後，也仍然不惜出賣別人以求改變自己命運。這種人物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也遠未絕跡，只不過衣着打扮有所不同而已。小說刻畫這個人物，極有警示作用，它使人們想起《絞刑架下的報告》作者伏契克的話：“人們，你們可要警惕啊!”當然，“左”風盛行時，許多跟風狂跑的人，並非都是余堅那樣的人。他們或是盲從輕信，或是愚昧無知，或是膽怯自保……就其本質而言，也都是善良無辜者。小說中所寫的蕭世博、張福林等人物就是如此，他們在“整人”時，有的確是抱着“救人”的心腸的。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是民族的悲劇。

最後，我想說的是，金屏以小說形式反映1957年反右歷史生活，我以為是非常明智的。小說與回憶錄等紀實文學不同，它從生活原型出發，進行提煉熔鑄的藝術加工，不拘泥於具體的實際生活素材，而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適意義。因而更能深入揭示生活本質和社會規律，也完全擺脫了歷史上當事人的個人恩怨和是非曲直的糾纏。據我所知，北大校友中確有以回憶錄形式抒寫1957年反右的生活，由此引起了一些紛爭……這些紛爭至少轉移了人們對歷史教訓的思考。這是十分遺憾的。誠然，即使是小說，有人也喜歡對號入座。胡適曾把曹雪芹和賈寶玉，馮執中與馬二先生混為一談，遭到魯迅的嘲笑，說胡適有“考據癖”。也有人咬定《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就是作者揚沫，余永澤就是張中行。張中行先生自己說得好：“人家(指楊沫——引者注)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歷史回憶錄，何必當真呢？就是把余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我也不會出面解釋”(田永倩：《我所了解的張中行》)。張中行先生是文學大師，他對小說藝術和歷史回憶錄之間區別的清楚認識，值得我們遵從。倘能如此，“余永澤是張中行”一類的誤解就不會在金屏這部小說里發生了。

　　受老校友的殷殷囑託，寫了以上這些外行話，自知難中肯綮，權且充作序吧。

一個沒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經是包括重慶市在內的原四川省數萬名右派分子中沒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師範學院700多右派學生中惟一沒有“改正”的人，化學系58級學生。
    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張標語式大字報驚動了所有人：“曾清經要殺共產黨！”認識他是在右派勞動隊，是一個剃光頭打赤腳穿補巴衣服，粗手大腳的農民模樣的人，是勞動隊最忘命的幾個人之一，力氣大，不怕苦，挑、抬、扛經常在200斤以上。那時的右派學生是最單純最聽話的，雖然有天大的冤屈，但黨給的處分都無條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摘帽復學。但是不惜體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體。當每噸3兩大米變成3兩豌豆，再變成9兩紅苕，最後變成6兩麥麩的時候，飢餓、浮腫，步履艱難，他再也不能帶頭幹活了。他從嘉陵江邊的草街煤礦擔着百斤重擔，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兩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於100斤時，他遠遠地落後了，每攀登一步都虛汗如雨喘氣如牛費盡全身力氣，最後眼睛一黑一個跟斗摔下去……大家發現他時他已經僵臥道旁，和全中國4000萬餓殍一起被毛澤東拖進了“大躍進”造就的巨大墳墓。沒有追悼會，沒有通知親人到場，挖個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隻死豬死狗。
    1961年曾清經被追認摘帽，1979年卻沒有“改正”，聽說與他“要殺共產黨”有關。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殺共產黨”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世界皆知，結果怎樣？栽髒陷害。既然《人民日報》可以在全世界致誣、說謊，那末西師黨委為什麼不可以給一個弱勢學生羅織罪名呢？如果曾清經說過這樣的話，他肯定不僅僅是個右派，肯定不僅僅是二類處分，勞教、勞改、甚至殺頭，都是他最適合的去處。但是，可憐曾清經已拋屍荒野，無人為他申訴，他只能在陰曹地府繼續戴那頂“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一片丹心化子虛

湖南湘陰夏光普

一九五八年春節過後，我參加了九個市縣的掃盲專干及電影放映人員共900餘人的黨的整風學習大會，地點湘潭地委黨校。第二天聽了大會報告，才知道重點是在幫助黨整頓作風。

我於一九五六年元月調入縣掃盲辦，一直在農村工作。五七年下半年還在石塘鄉箭毛咀高級農業社辦社，對於已經開展的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整風反右運動全然不知，由於生產忙，工作緊張，連報紙也很少看。記得當時的動員報告時這樣說的：“……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除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外，沒有也不應當有任何私利。我們要檢查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檢查不團結廣大群眾的宗派主義現象。希望大家抱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對黨的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進行批評……”聽報告後心想，我是共青團員，黨培養的積極分子，一貫聽黨的話，擁護黨的政策，認真工作，做到了黨叫幹啥就幹啥。現在黨號召開展整風，純潔黨的隊伍，使之成為人民更加信賴的偉大的執政黨，這有什麼不好呢？我必須義不容辭的站到運動的前列。第二天組織黨團骨幹繼續學習文件，更激發了我的熱情。自參加工作以來，我崇高的目標是：一定要站在運動前列爭取參加偉大的共產黨。但是，我，一個小學教員，長期與學生、農民打交道，沒進過大機關，沒有與高層領導接觸過，對黨的“三害”概念還沒有搞清楚，向黨提什麼呢？經過反覆思考，聯繫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情況和問題，談了以下幾點個人看法：

1）箭毛咀高級農業社，地處白泥湖邊，田少土多，主產紅薯，是縣血吸蟲病重災區，95%以上的人患有血吸蟲病，嚴重的晚期病人就有七、八個，俗稱“泥魚肚子病”，省血防站在這裡蹲點。由於糧食產量低，群眾生活比較困難，而當時縣鄉領導根據中央指示搞大躍進，卻要求在這裡集資一萬元建一所萬頭豬場。經過數次動員大會毫無效果，最後僅一戶富裕中農家逼收了75元。我依據這一事實，要求黨搞大躍進不要脫離實際，不然會導致欲速則不達的後果。

2）我到石塘高級農業社要求會計幫忙辦掃盲夜校。他皺緊眉頭苦苦哀求說：“我們社500多戶，近兩千人口，一些賬目始終搞不清，哪有時間掃盲，請原諒。”我想五一年土改到五七年底，時間不足6年，由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步子是不是快了點。必須取得經驗，才能穩步前進。

3）五七年底，我聽到有些社向鄉、鄉向區、區向縣報喜，已經掃除了文盲。真是天大的笑話，怎麼可能呢，這不是在欺騙黨嗎？

4）縣掃盲辦19人，有5個黨員，其中3人分別調往宣傳、文教組織等部門去了。這些同志平時工作並無特殊表現。我認為提拔幹部必須注重德才兼備，不能單憑是黨員就隨便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去。

意見提出後，我感到很輕鬆，如釋重負，畢竟向黨談了真心話，帶了個頭。第三天，帶隊的狄佳宜問我是否願意在大會上發言，我欣然答應了。因為我襟懷坦蕩，對黨一片忠心，沒有什麼可怕的，不過那天大會發言僅我一人。當時領導還表揚我起了帶頭示範作用，號召大家向我學習。緊接着進入深鳴深放，我發現許多人仍沉默寡言，顧慮重重，竟義憤填膺地說：“有許多同志，平時這也意見，那也有意見，到今天向黨表忠心的時候，卻一言不發，這是何道理？”

大會轉入反右派鬥爭，我是第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記得那天大會宣布：“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夏光普揪出來！”我感到像是晴天霹靂，猛然冒出一身大汗，人麻木了，不知是怎樣被揪上台去掛黑牌子，戴高帽子的。我只知道捫心自問：“我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嗎？”儘管當時打倒的口號震天，我全然沒聽到，只知道捶胸頓足，嚎啕大哭，即使把我按倒在地跪下，我也大聲叫喊：“我不是右派！”這時口號聲更激烈了，如海浪狂飆般向我襲來！有人呼喊“把他捆起來”，“拷起來，送法院法辦”。有人拿來繩索，真的準備動手。這時我的好友劉楚才（中共黨員，原與我同校）俯耳說：“聽到了嗎？好漢不吃眼前虧啊。”見此陣勢我才不得不忍住哭泣，迫不得已承認自己是右派。緊接着大會批判發言的人一個接着一個，整個上午我一句也未能入耳，心潮就像開了閘的洪水洶湧澎湃，向逆反方向奔流……

五零年秋，我由十三區區公安所介紹到清南鄉咸光小學任教。當時正值發動群眾減租、退押、成立民兵鎮壓反革命的高潮時期，我的工作也搞得轟轟烈烈、熱火朝天。五一年土改，調鳳山小學，我組織青年成立了“清南劇團”，在就近五個鄉的二十幾個村配合土改和抗美援朝運動，演出了翻身不忘本的“張四喜”、“保家衛國光榮”等十多個小型劇目，廣泛而深入地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和鬥爭意識。當時就有蘭金秋、邵培先等數十名青年報名參加了人民志願軍。記得土改進入沒收地主田地、財產並造冊登記和分配階段，我們全鄉十一個教師，連續戰鬥七晝夜沒合過眼。那種為貧苦農民翻身求解放而喜悅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來形容的。本來我已向區鄉報名參加志願軍，因家庭成分問題未被批准。運動尾期，聽說家庭被劃為地主成分，我知道是考驗自己階級立場的時候到了，從五二年至五八年整七年沒回家過過春節，真做到過家門而不入。記得母親曾來找過我，哭喪着臉說：“家裡田地、財產都分了，生活很困難。”我斬釘截鐵地回答她：“我已經是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里的人了，您就當沒生我這個兒子吧。”母親聽了淚如雨下，我竟無動於衷。五二春調入長侖完小，主要任務是建校。整四年，在三任校長的領導下，我跑遍了石塘鄉十多個低、高級農業社，發動群眾，集資建立起了一所有一個禮堂、八個教室、十間教室住房的四合院式的完全小學（縣五完）。由於人力缺乏，我曾動員四位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吃自己的，不拿工資，來參加收支賬目、進出材料、調工施工管理等工作。學校建成後，縣教育科曾以《長侖完小四老建校樹楷模》為題向全縣通報表揚。在長完幾年裡，我每天除了集體讀報、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社會發展簡史》等黨的理論性著作外，還自訂了《紅旗》、《中國青年》、《少年文藝》、《人民文學》、《收穫》、《和平和社會主義》等刊物。為了提高自己，跟上形勢，我就像久旱的禾苗吮吸雨露一樣，拼命擠時間學習，做到人不離崗位、閒不離書報。五四年七月一日我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批准為長侖區共青團區少輔委員。五五年八月，長侖區委組織了一支30人的合作化文藝宣傳隊，並點名由我帶隊，在城關文昌閣學習一個月，學習了包括了花鼓戲、快板、地方花鼓戲等十幾個劇目，然後回來走遍了全區十九個大鄉。白天我們高擎紅旗敲鑼打鼓到各農業社修塘壩的工地進行宣傳，晚上集中演戲，看戲的真是人山人海，場場不少於兩千人。扎紮實實地宣傳了合作化，表揚了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回校後，我寫了一篇《我看到了合作化高潮》的文章寄到報社，雖然沒見刊登，但我自覺收穫不小。區委書記王瑞恆親口要我再寫一次申請書，準備接受我入黨。就在這時縣教育科把我調入掃盲辦，五六年上半年分配在城關鎮，雖只搞了半年，由於成績顯著，下半年全縣召開的掃盲積極分子大會上，我被評為甲等模範。由於我繼續寫入黨申請，縣人委黨支部把我列入了重點培養對象。當時我剛滿24歲，也正和一位遠房表妹（長沙女子師範讀書）戀愛，往來信中，我多次提出，不入黨決不結婚……

大會批判結束了，有人猛碰我一下“右派分子夏光普站起來，走”。我這才清醒而回到現實中來。

開始寫檢查。我不斷問自己：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嗎？我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光普，你真的是右派嗎？我要殺了你，殺了你！”每一提筆，我就失聲痛哭、淚流滿面，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當時負責大會生活的吳味芝（湘陰人，與我同學）來了，看我在檢查中沒寫什麼名堂，就這樣問我：“你鳴放的意見是在實際工作中看到的，想到的嗎？”我說是的。他緊接着說：“這就對了，你的觀點，也就是對現實的認識和看法，與黨所要求的完全相違背，這就叫客觀存在，你說與不說都是右派，有什麼不承認呢？”我聽後猛的吁了一口冷氣，原來如此！我說大躍進要考慮實際條件，被上綱為：攻擊大躍進盲目冒進；我說合作化要取得經驗、穩步前進，被上綱為：攻擊合作化步子太快，與上級指示的“不能像小腳女人那樣走路”唱反調；我說，提拔黨員幹部要德才兼備，被上綱為：攻擊黨有宗派主義；我說不可能在短期內掃除文盲，被上綱為誣衊掃盲工作沒有成績。這還有什麼話能讓我可以“狡辯”呢？不正如京劇《借東風》諸葛亮唱詞中指出的曹操八十三萬人馬將被火活活燒死“在劫者難逃”的厄運嗎？

我這才猛悟：違背黨意願的客觀存在，就是右派。我也正是這場運動難逃的在劫者。

三月底回縣，發配到八十里外的邊遠山區桃林東塘小學任教。下放後，我無一夜能入睡，幾乎夜夜淚濕衣襟，思想鬥爭更為激烈。建國八年來，在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黃金歲月中我自認為一直在共產黨的培養教育下學習和工作，我確確實實是熱愛黨和社會主義的，今天反而成了人民的敵人，這是我心甘情願的嗎?不，我一定要找回自我，下決心改造好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相信，終有一天，黨會理解我、接納我，仍使我能夠成為偉大光榮的無產階級戰士。

五八年下學期我調入白水人民公社水口山完小，從此以笨重的體力勞動為主的改造開始了。除了教一個班語算外，每天從早到晚同食堂工友一道買菜、挑水、做飯、挖土、挑糞、種菜，每夜熬到深夜十二點。除此，外購教科書和課本、送通知、傳遞文件、開會時布置會場、端茶送水、打掃衛生等等，無一不喊右派。記得一次深夜十一點半，彭校長差我送一份報告給公社文辦主任。山路崎嶇往返四十餘里，必須連夜趕回。我欣然答應，第二天凌晨5點趕回學校。在五九年至六零年嚴重的饑荒災害中，我曾帶五六年級學生到海拔500余米高的岳峰大山砍過柴，撿過茶籽，一月有餘吃住山中。由於個別學生被蛇咬、摔傷、有的病倒高燒，我自己也肩腫、手腿刺傷，腳起血泡，舉步艱難，卻被三次揪回批鬥。責罵我不負責任，有意陷害學生，抗拒改造，要送法院法辦。幸好遇害學生未造成嚴重後果，家長未來學校追究，我才免了這場災禍。但我並不覺得痛苦，當時還認為，這是黨在考驗我，應該百折不撓，經得起磨練，不能在艱苦中低頭服輸。英雄黃繼光用身子能頂住槍眼，邱少雲能在火海中喪生，我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困難不能克服，又有多沉的重擔不能承擔呢？當時就是用“接受黨的考驗”這種不可估量的動力，讓我頂住了一切難以忍受的羞辱和壓力。

六二年底在全縣教師學習會上，我終於被宣布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當時真情不自禁欣喜若狂，激動得徹夜未眠。整整五年了，多麼漫長的五年啊！我是在人們的冷眼怒視下度過的，也是在人們的極端仇恨、監管下度過的。就像得麻風病一樣，與所有的親友及愛護我的人，近而不可親的遠遠的隔離着。今天我終於摘下了“緊箍咒”，除卻了“麻風病”，以一個全新的人，回到了人民溫暖的懷抱，也終於有了自由，恢復了做人的起碼權利，我怎不由衷地感到幸福和喜悅呢！

六三年春節過後，回到學校，我以超乎尋常興奮無比的心情，鼓起勇氣拿起筆，向黨組織寫了摘帽後的第一次入黨申請書。據說文辦主任在全區青年骨幹教師會上還這樣說：“右派分子夏光普摘帽後就寫了入黨申請書，你們為什麼沒有這樣的積極性？”同時民辦教師劉大湘見我沒有消沉，仍意氣風發，對前途理想充滿信心，對事業對工作仍那麼熱愛，充滿激情，覺得是個有作為的好人，於是欣然同意相愛，同往公社領取了結婚證。當時我已年過三十，她還未滿二十四歲，誰又能預想到：處世經驗不足，絲毫不明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懵懵懂懂不諳世事的一對戀人，一個個無情的打擊和災難，將會出現在他倆新婚後不久的那鋪滿荊棘的人生道路上呢？

四月上旬的一天，當接到區文辦“在趙龍完小召開全區摘帽右派分子會”的通知時，我如五雷轟頂，如墜萬里雲里，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頭昏目眩站立不穩，跌坐在椅子上。記得那天區文辦主任徐武林在會上是這樣說的：“你們不要以為摘了帽就萬事大吉，同樣要接受監督改造，不要亂說亂動……”這下完了，徹底的完了！這右派的帽子，摘與不摘有什麼區別呢？這不成了難以擦淨的歷史污垢了嗎？

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何曾有“失”呢？我這才徹底醒悟，鳴放會上所謂客觀存在的幾點意見，竟成為我終生的遺憾。

此後經歷了社教和四清運動。在任何地方，我同樣受歧視、遭白眼。每日擔驚受怕，擔心做錯或說錯被揪斗批判，真有“呼牛喚馬憑他喊，閉戶閒居也覺驚”之感！

六六年六月文化革命運動開始了。文化工作隊進駐學校，抄走了我所有信件、日記、摘抄筆記和文章。當時我還這樣自信的想，也好，讓你們解讀一下我這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真實思想感情吧！誰料想，不到十天，大禍臨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他們認為我五四年入團後寫的“靈魂深處的話”的抒情散文是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毒草：摘抄的內容是傷感文學、懷念舊社會、痛恨新社會，為剝削階級翻案；日記中記載的天氣儘是雷、電、雨、陰、雪，這是惡毒誣衊新社會暗無天日，為舊社會唱頌歌。一位老師在批鬥會上說：“你寫的、摘抄的文字，大約五萬多字，有紅的、有黑的，但大多數都是用紅色的東西來掩飾你深藏的黑心。”特別是將六二年在石塘完小寫過的一首《孤雁之歌》的白話體抒情詩，作為重點反黨罪證要我交代。記得那年我還未摘帽，心情非常悲傷、沉痛，何時才能回歸革命隊伍呢？似感遙遙無期。正值深秋，一日傍晚，我倚窗凝望，一群大雁凌空而過，頓發靈感寫下了這首《孤雁之歌》。大意是“秋風瑟瑟，青草萋萋。迎着漂浮的白雲，一群人字形大雁驚叫着掠過長空。洞庭湖邊一隻孤雁啊，翹首盼望藍天，正待展翅騰空，追上去，追上去……可嘆雁群遠去了。它只好淒婉的緊閉雙眼，仍偎縮湖邊，發出聲聲哀嚎：空悲切，空悲切！”在鬥爭大會上，當我說出原意，且遭到狠狠的咒罵：“你這地主階級的孝子孝孫，不老實的右派，永遠也不會死心。六二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你在洞庭湖邊期盼着早日到來，結果失望了，你傷心，你痛苦，所以你要發出陣陣哀嚎，空悲切，空悲切。”天啊，我當時在學校勞動工作繁忙，根本不知道蔣介石反攻大陸這回事，我怎麼會因此而寫詩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能說清楚嗎？我只好被迫默認。

七月一日，全縣教師集中到樟樹中學，繼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環境的布置真是讓人有白色恐怖之感。凡是原四清組員都佩有紅袖章、梭鏢，日夜輪流值班，把守進出口要道。到處都掛有：“打倒中統特務×××!”、“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戰線上的黑幫分子揪出來！”等大橫幅標語。三天內，各戰區的大字報如同白色的海洋貼出來了。當然我也在其列。緊接着勒令“牛鬼蛇神”寫自檢和揭發同類人的材料；向所謂“保皇派”追逼索取“牛鬼蛇神”的反黨言行做罪證。終於，一場狂轟濫炸式的大小批鬥會開始了……

當時我極度緊張，惶恐不安，知道又一次難逃厄運，一種無法抑制的消沉、頹廢、悲傷的情緒，狠狠的撞擊着我這顆脆弱的、快要死去的心。我想活着還有什麼意義？被剝奪人權、失去自由還不算，還要把莫須有的種種罪名強加於我，濫施淫威進行威逼怒斥，這不是一種活着比死了還要難受的精神折磨嗎？同時，我的妻子被打為“保皇派”，取消了民兵、四清組員的資格，並被他們採用軟硬夾攻的辦法，威嚇她交代丈夫的反黨言行。她，一個無辜者，又是多麼可憐啊！此時此刻，我真的感到人生的無奈、空虛、絕望。我猛然想到了死，只有死才能求得自我苦痛的解脫，也才能讓妻子有另謀幸福的機會。於是立馬寫信告訴當時在大隊任會計的堂弟夏世科，在信中我說：“若有不測，一定要將我的屍首運回去。”

仲夏的大雨，七月十號才住點，樟樹港大渠道內，洪水滔滔。我幾次想到利用集體洗澡的機會，沉溺入水，但考慮人多，如死不了就有畏罪自殺、捕送法辦的可能。於是一天深夜，大約凌晨一點多，人民都已熟睡，我將準備好的一顆手指長的鐵釘，頂住頭部右太陽穴，手拿半截窯磚一咬牙，在鐵釘上猛擊一下。隨即天旋地轉，但也還聽得到值夜班人員的腳步聲來了，我本能地將被單往頭上一罩，即失去了知覺……誰料想第二天清早，起床號聲把我驚醒，才知道自己沒有死成，也沒被發覺，於是抹乾太陽穴上的血跡，將窯磚和鐵釘悄悄地放在教室門框的翻斗窗上，繫緊頭巾，硬撐着參加晨操和學習。我估計由於心慌、力小釘得不深，才免一死。不久，中央下達文革“十六條”，運動暫時停止。回校後的十月一日，我被通知開除公職回家生產。當時心裡很坦然，似乎鬆了口氣，我覺得這是一種被死神放過，人仍然活着所需求的最好的解脫。

沒想到六七年七月我又被通知返校工作，不想究其原因，覺得失去自我的所謂人只能聽之任之。結果六八年九月我被抓送入由農民監管的月灣牢房，勞動了40天，十一月押回石塘公社，再整理材料進行批判鬥爭，結論仍是開除回家生產。誰料六九年四月的一天，區文辦轉告我縣書面通知是戴帽開除。天啊，這又一次把我推入了痛苦的萬丈深淵。那天深夜，我像幽靈一樣爬上屋前的柴土坡上，面對着滿塘平靜的綠水，嚎啕大哭！這不是有意把我推向“階級敵人（地富反壞）”的行列去遭受更為殘酷的精神折磨嗎？什麼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這全變成了騙人的鬼話。怎麼辦？我又一次想到了死。這裡無任何干擾，向水中一跳，瞬刻就由人變成了鬼。然而猛回頭，見到家中微弱的燈光，妻子也許正焦急的等着我，三個可愛的兒女，也許已溫馨進入夢鄉。他們怎麼辦？我能拋棄他們，讓妻一人承擔撫養的責任嗎？不，絕對不能！此時此刻，我的心在發顫，隨即產生了強烈的活下去的願望。為了他們，再大的羞辱、折磨、打擊，我都必須頂住。我何罪之有！不能就這麼讓自己清白之身含冤去變成鬼。我也不相信，這不合天理的整人致死的人間鬧劇，能永無休止地演下去……丟掉手中的煙頭，無奈地擦乾眼淚，站起來，我慢步走回溫暖的家，決心去面對更為殘酷的現實，也急待着看到不管有多漫長時間才能出現的那線黎明的曙光。

妻子劉大湘，貧農成分，六二年高中畢業後當民辦教師，由於我的牽連，70年也未能轉正，強逼她參加過五類分子家屬會，也曾兩次被大隊解除教職而四處代課。同樣遭受冷落和羞辱，她背着我不知暗自流過多少眼淚，忍受過多少痛苦。在那充滿階級鬥爭恐怖的年代裡，她自己跌入“污水坑”，鑽入“刺蓬窩”，能得到誰的同情和憐憫呢？她也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吃下自己種的苦果。我的右派改正後，她才被錄用為正式教師。三個兒女也因經濟困難，生活條件差，體弱多病，未得到良好的培養，八十年代相繼進入縣屬工廠，九十年代陸續下崗，到現在仍是下崗工人，在家待業。“共產黨”給我的苦果，他們也分享了！

寫完上面的材料，覺得話猶未盡。人的一生經歷就是歷史。面對自己，我不禁產生了啼笑皆非之感。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也確實值得反思。

一、我是右派嗎？不是，是共產黨的左派。右派改正後，我於八五年五月一日終於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員。但為什麼在那“紅色政權”統治的年代始終改造不好，成了右派呢？

我從十八歲參加革命，就背叛了剝削階級家庭，一直生活在社會主義革命隊伍中，幾十年如一日，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干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工作。即使劃成右派我仍以黨的考驗為動力，頂住了各方面的摧殘打擊和壓力，好好改造，但總是改造不好。本來是言者無罪，提了幾點中肯的意見卻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強迫改造後摘掉了又稱摘帽右派。後來又用莫須有的罪名，給我重新戴上，並踏上一隻腳叫人永世不得翻身，這不是不准許改造好嗎？是不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著作中有這樣的原理呢？答案是明顯的，絕對沒有。

記得六二年毛澤東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來繼續指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我想着大概這才是剝削階級出身及二十一種人和黑五類分子的“狗崽子們”，不能也不許改造好的根源吧。

二、我鳴放中提出的大躍進要注意條件、合作化步子必須穩妥、一夜掃不了盲，當時成了右派罪行。現在看來我倒是提對了。試看農村土改後從互助組、低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生產發展了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嗎？大躍進後出現畝產千斤、萬斤、十萬斤的浮誇風，造成人為饑荒災害，全國餓死幾千萬人，真是餓殍遍野！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難道僅憑“條件不具備”和“步子不穩妥”就能搪塞的嗎？確切的說盲目冒進是對中國人民極大的犯罪！

三、作為右派言論我曾提出過：提拔幹部要注重德才兼備，這在今天仍然實用。你們看，改革開放滋生的“買官”、“賣官”、“跑官”、“要官”現象曾一度成風。官場上所有大小官員（省市六十歲以下，縣鄉五十歲以下）既沒經歷過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也沒經歷過腳套草鞋背被包進城開會，踏雪下鄉工作的艱苦歲月。他們借國家富裕的經濟，憑手中的權利，大肆揮霍。機關與機關、幹部與幹部互相拉關係，解決私人問題，為此不惜損害人民利益。更有甚者，黨政機關沒有民主空氣，對上不敢提意見，阿諛奉承；對同志一團和氣，互不干擾；對老百姓卻官氣十足，盛氣凌人。什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什麼“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綜上所述，共產黨的光輝形象，由於部分人的影響，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目中已經面目全非。其根源在哪裡呢？撫今追昔，深藏黨內的“三大害”已成為無法救治的毒瘤和頑症，其根源仍在一九五七年借黨整風之機，把廣大愛黨愛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封住了人民的嘴，造成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經過半個世紀，一直延續至今，在黨內仍然是一人說了算，誰也不能也不敢提意見，我就是黨，黨就是我。法律是對人民的，不是對黨的，因為法律是黨領導制定的呀！一九五四年我國制定了幾千年來第一部人民憲法，時隔兩年，就被踐踏了。連在人大會上作憲法報告的，後來曾經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都沒有能得到憲法的保護，這是為什麼呢？

以史為鑑。希望現今年輕一代領導人用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吸取一九五七年諱疾忌醫的教訓，抓住機遇，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動大手術，挖掉深藏在黨機體內幾十年的“三害”這塊大毒瘤，使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恢復應有的光輝形象和崇高威望，以此告慰那些建國前為共產主義事業出生入死，拋頭顱、灑熱血的先烈們的在天之靈！告慰那些在歷次所謂政治運動中屈死者的在天之靈！

憶右系列之一：黃大姐和她的女兒

張淑芬

鐵流你好，早晨好！昨晚和你通話，很高興！作為五七人，彼此有很多共同的東西，你的直爽和痛快，更叫我高興。

我，張淑芬，四川廣漢人，高中川大附中，首師大畢業。1957年在北京18中被劃右派，時年19歲，1978年改正時，一句話：“興趣問題”，興趣問題，就監督勞動22年！

改正後，因我的一雙兒女在北京18中所在的大紅門地區從小愛盡欺凌，便調到了豐臺3中教高中語文。1983年我還不到45歲，新調來一個校長周振峰，一進門就接茬整我，我剛拿起粉筆，就優化我，說我瞞歲數，追隨他的老師讓學生管我叫“奶奶”！人事幹部問我：“你這麼大年紀還能教課嗎？”原因就是周振峰和一個年輕女教師有染，教師中頗多議論，他懷疑到我，豈知我對男女關係，風言風雨的東西，最不感興趣。若要細說又是一段故事。

之後我買了電腦，並開始撰寫長篇小說《他們沒有青春》和“紅袖添香”簽約，同時發表其它文藝作品。後來我發現“紅袖添香”推崇人渣孔慶東，便轉移到了“天涯文學”。

同時我以fenfen名字註冊了360 DOC網站，點擊率比較高，網友很多。奇怪的是和我交往較深的網友都是理工科高才生。

08年冬天，我在五柳村網站，無意結識了劉衡阿姨，她發文說被監管的人，整起人來更狠，我很有同感，便跟帖附和。她一見我的文章，就喜歡上我了，並和我通郵件，她對我寫的文章頗為關注，不斷給我指正。不想09年2月初，她問我的通信地址，說想送我一本書，我當然很高興，就等呀，等呀！等到了五柳村的陶世龍給我發來信息，說是劉衡已於2月7日去世！太意外了，真是想不到啊！深感悲切！並在五柳村為她專設的靈堂燒了一柱香。

之後，我想我是最小的一批右派，並有超強的記憶力，我應當把我知道的右派真實地記錄下來，於是便在360網站撰寫《憶右系列》，點擊支持的人很多，給我增添了不少力量，但是不小心我發表了有關0八憲章的文章，便被360凍結了……

1962年，根據中央“摘了帽子的一定要安排工作，沒有摘帽子的儘量安排工作。”的指令，豐臺區中小學教師右派 “集中學習”。之後，少數分配了工作的，摘帽右派高高興興地走了；沒有摘帽的右派，好幾十人，都滯留在豐臺鎮北大地文教局工地，等待分配工作。當時我們一邊勞動，一邊等待，個個都心情舒暢。不只是工作有了指望，還有不少改成了農民戶口的，又都改了回來。我國的城鄉戶口的不同待遇，現在還存在着，而在“經濟困難時期”的1962年，不同戶口的不同待遇，更是天壤之別。那些又重新改回城市戶口的右派，趕緊換了購糧證、副食證等各種證，高興得不得了，一時間，對黨的由衷的感激之情，真是難以表述。

這一天，黃大姐手持新改的戶口本，笑容可掬，見人就述說個沒完。大家也都為她高興。原來，別人改，只改自己一個人的；四年前，她，黃大姐，卻是連同她的四個孩子，一家五口都改成了農村戶口。單拿食油一項來說，農村戶口，五口人，每月只有一斤油，而改回城市戶口後，每月一人半斤，五口人就有兩斤半油，其它逢年過節的雞鴨魚肉、煙票、糖票、布票、鞋票等各種票證，一下子都增多了，就不一一細述了。不知怎麼，我幸運，一直是城市戶口。當時右派在農村，一個工資，一個戶口，曾為多少貧下中農艷羨。我的工資由54元降為42元5角，直到1978年，我還親耳聽見有農民高喊着說：“每月也給我42塊5，我他媽的寧可當右派！”

右派苦，女右派更苦，拖着四個不大孩子的媽媽右派黃大姐，就更不堪設想了。誰看見她不搖頭呢？包括領導我們學習的文教局人事幹部，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記得，人事幹部莊則豪和張燕俠，總是拉着黃大姐的小兒子孟箭，在學習小組會上走來走去。孟箭手裡經常拿着他們給買的吃食或玩具。

黃大姐，名叫黃韻琴，38歲，大井小學教師。反右時，他愛人孟先生最先被劃為右派，並發配到北大荒，很快就死在那裡。黃大姐曾親口對我說：有一天郵局來了一個取包裹的條子，裡面有眼鏡之類的她愛人的隨身之物。她想定是死了，不忍心去取，也就沒有去取。那時她愛人已經年過60。

反右期間，黃韻琴正在醫院生孩子，沒有參加過什麼活動，卻萬萬想不到，剛出院就宣布她為右派，她是什麼也不知道哇！在以後的日子裡，她因為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罪，便總斥責她是“不服罪”。也真是呀，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罪，這“罪”又從何“服”起？最後，她被定為六類右派，免於行政處分，保留原工資54元。劃右派時，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小學六年級，少先隊大隊長，學習優異；二女兒剛上小學；老三男孩孟箭兩歲，最小的女兒剛出生，正嗷嗷待哺。按說，六類右派應當在學校繼續教書，她任教的大井小學校卻要她下生產隊勞動。她正坐月子，怎能勞動？但不勞動就沒有工資，一家五口怎麼生活？

大井的生產隊長，見黃韻琴一家可憐，便好心地說，要不，讓你女兒替你勞動，我負責發給你工資。就為了這54元工資，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為了正在月房中的媽媽，年僅十二歲的小姑娘，辭去了少先隊大隊長職務，摘下了紅領巾，就快拿到畢業證而退了學，代替了右派媽媽的罪責，下到大田，和成年人一樣地勞動。黃大姐的大女兒，可惜，我沒有見過，據說，小姑娘很漂亮，各方面都很優秀……走筆到此，我已是淚流滿面，連鍵盤都沾濕了。大井我沒有去過，她家我沒有去過，小姑娘我沒有見過，我沒有能力把她描繪得更好，只能就我的記憶，做這簡單的記述。昨天我打電話詢問張慶章（就是拙作《他們沒有青春》中的主角章大勇），當年黃大姐最喜歡他，一口一個“慶章”。張說，黃大姐死於文化大革命中，怎麼死的不清楚。他說孟箭後來成了廬溝橋農場職工，他見過他，但現在孟箭在幹什麼，就不清楚了，她的別的孩子，就更不知道了。

1962年，黃大姐的小女兒已經四歲了，都叫她丫頭子。小姑娘可愛極了。這時我們在豐臺鎮北大地文教局工地勞動，其他右派天天下工地，我和黃大姐固定幫廚，常坐在大樹下摘菜，丫頭子便圍在我們身邊玩耍，有時她也要摘菜。她的小樣兒，我至今還清楚記得。食堂廚師潘大爺，經常和我們聊天，我是四川人，他對四川最感興趣！他是山東人，祖藉四川。他說他家是張獻忠剿四川時逃亡到了山東的。真的，我生在四川，卻沒有見過真正的四川人，潘大爺是我見到的唯一的四川人！我家祖藉是湖廣（湖北麻城縣），我母親是江西人，我們鄰居方家是廣東人。記得逢場趕集的日子鄉下農民來到城裡，說什麼方言的都有，廣東人說廣東話，湖廣人說湖廣話，江西人說江西話，而且都是300年以前的方言，嘰里咕魯地，可有意思啦。小時候我最愛聽農民說話，聽不懂卻愛聽。連父母兄弟的稱謂都是沿用300年以前的，比如江西人管姐姐叫“雞雞”。我母親行八，她娘家人便稱她“八雞”……對不起，我是不是扯遠了。我總覺得這種現象很奇特，很珍貴。現在的四川早就不是這樣了，而當年的這種情景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和潘大爺聊得最多的也就是這些。

黃大姐家住豐臺路口大井村，距離北大地文教局工地有三站多地，她每天帶着八歲的孟箭和四歲的小丫頭子，步行來步行去，光走路就很辛苦了，就別說勞動了。好在工地的領導洪流是人民大學下放來的，他很同情右派（他不是右派，卻也有許多不平的遭遇，他家住人民大學，我曾去過他家……此是後話，這裡暫不敘）。廚房的潘大爺，我和他不是老鄉，他卻認我為老鄉！當時糧食多是加拿大進口的黑面，潘大爺能糙糧細作，他做出的麵餅都很可口。尤其是他熬的粘粘糊糊的大麥粥，熱氣吞吞，勞動一天，從工地回來的右派，吃着餅喝着粥都很舒心！潘大爺成份好，他說他不怕，什麼話都敢說，他很關照我們。相比之下，1962年是最寬鬆愉快的一年。

當時有一位摘帽右派石佑民，北京師院數學系畢業，已經分配到某中任教，暫時還在工地勞動。他從工地回來如果時間還早，他常常來食堂幫我們切菜，又不多說話，總是笑着。他切小蘿蔔的樣子，我至今記得。這時黃大姐的大女兒快17歲了，在大井供銷社當售貨員。不少人都說，把小石說給她，多般配呀！黃大姐對小石的印象也很好。也是一時高興，有一天下午收工以後，有幾個熱心人，竟簇擁着黃大姐，一路步行到她家說媒去了。

不料第二天，整個院子突然沉悶了，這時，我才知道，黃大姐的女兒斷然拒絕了。她說：“我爹是右派，我媽是右派，你們給我找個對象又是右派，我這一輩子還有沒有出頭之日呀？”

這就是黃大姐的女兒！那天，我沒有去她家，也沒有親耳聽見她的這一番話，那場面我沒有見到。但是聽見大家的轉述，我深感慚愧，覺得她小小年紀太有頭腦了，她比我們工地的所有右派都要強得多！她不是右派，但她卻無端地和右派一樣地勞動了整整四個年頭，這四年，是怎麼一天一天捱過來的？年紀那麼小，僅僅12歲呀！她內心的痛苦，真是比右派還要右派。我們為什麼還要去驚擾她呢？我們以為是好心，跑去為她說媒，無意間，不正就是對她幼小心靈的再一次摧殘和折磨嗎？這裡，我不用什麼過多的修飾語來描繪她，不用，完全用不着，事實本身，就夠了，足夠了！

後來，大概是又過去了一年多的樣子，又傳來消息說：黃大姐的大女兒在供銷社搞了一個對象，並結了婚，婚後不久，那個人因流氓罪被捕！

1963年就不同了。這一年我們又被轉到了廬溝橋農場三隊，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先不說我，這裡只說黃大姐，不知她是怎樣安頓了孩子們的，也許全是她大女兒在照應着弟妹們。黃大姐也跟着大家去到了農場。我們的隊伍名叫“教師隊”約100多人。隊伍中一半以上是右派，另一部分是有着這樣那樣錯誤的教師，大都年輕。用農場職工的話來說：“他們歸刑事，你們歸政治。” 三位領導都是共產黨員，三位領導，一正兩副。正領導徐濤，原北京十中教導主任。他第一次講話後，黃大姐就對我說：“徐濤我認識！”她說解放前，在天津她經常在徐家和徐濤的祖母一起搓麻將，徐濤是地下工作者，正在北師大上學，節假日回家，黃大姐見過他，記得他的樣子。黃大姐這麼一說，我覺得很有意思，便直愣愣地去問：“徐主任，你認識黃大姐嗎？”徐濤放下臉來嚴正地搖頭否認，說：“不認識！”不認識就不認識嘛，幹嗎要板着面孔？他那付樣子，我至今還記得。接着就傳言，說黃大姐有男女問題。我一聽，就覺得太離譜，她45歲了又帶着四個不大的孩子，怎麼可能？哪有工夫？哪有精力？接着是“評糧食”，1963年所謂困難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我們每月都要開會“評糧食”，也就是根據勞動優劣，有幾斤糧食浮動，給誰增，給誰減，大家議論。每場這樣的會，都要給黃大姐許多難堪，總是要減她的定量。說真話，黃大姐比我們年歲大，又是第一次下大田，我們都年輕，並已經在地里勞動了四年，鋤草對我們並不算什麼，而她卻是汗流浹背，還比誰都要慢，也鋤不乾淨。我們小組的唯一的共青團員，新畢業的大學生王淑慎，就對我說過：“黃大姐的衣服都濕透了，比誰都賣力氣，還要怎麼樣呀！”

溫柔善良的黃大姐，為什麼有這麼許多的難堪呀？我認定了是徐濤在整她！千不該萬不該她認識徐濤，徐濤也不會不認識她，但他忌諱他的地主大家庭的出身被人知道，而黃大姐偏偏熟知他。

以後大家分開了，接踵而至的厄運，人人都在走鋼絲，誰還顧得了誰呢？

我與獨立紀錄片製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紀念慘死於文革的王佩英，終與拍攝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聯繫，彼此相談甚歡。此胡杰，即是《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等片的製作人，2008年香港“華語紀錄片獎”最佳長片獎獲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與我神交已久，他說：“銀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驚訝於你的年輕、思想的深刻、意識的清晰與創作的才華。”仔細查閱發現，胡杰的人際關係極其廣泛，非但有拍攝《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的艾曉明與之成為最佳拍檔，連章詒和、譚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強、丁東、傅國涌、邵建、翟明磊、盧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萬人的心靈。尤其是《尋找林昭的靈魂》，在當時不少人就已預見其“紀錄片裡程碑”的思想價值。胡杰的勇氣與務實，備受民間推崇，被視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讀書會發起人周鈺樵就倡議：“官方已經到災區來拍電影，接着肯定是全國巡迴講演，搞洗腦那一套。我們一定要讓胡杰、艾曉明趕緊過來，做最真實的公民影像，搶救歷史。”他說這話時，我在場。周鈺樵稱艾曉明為“中國四大女傑”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衛平、何清漣），說胡杰“為歷史真相和維權運動做了許多人想做而沒做成的事”。

52歲的山東人胡杰，曾任空軍上尉、新華社江蘇分社影視編輯。他當了15年的兵，後來又拍攝了15年的紀錄片。民間紀錄片，以追求真實和獨立為目的，大致分為三類：時事題材，分為非干預性與干預性；歷史題材，主要做口述實錄。它的所有細節都有事實證據作為支撐，不是改編、演繹性質的電影；也不是官方電視紀錄片和新聞追蹤，在攝影機後面的那雙眼睛裡，沒有權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憫。胡杰有個習慣，說服受訪人，使其徹底信任，如果對方不願意表達，那就不打開鏡頭。這種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識，是諸多影視行業者所不具備的。

主流媒體視農民、民工為邊緣群體，但胡杰認為，這些人其實才是大多數人。在胡杰的鏡頭裡，這些卑微者是有尊嚴的，胡杰把他們當成與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他拍攝的內容，從孤助的民間畫家，到礦工、被拐賣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慘死者及當代維權者。這15年的拍攝之路，有着“質”的漸變。他從關注弱勢群體開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題材，遂與大批民間人士接軌，把鏡頭瞄準當下。尤其是2004年開始與關注公民維權的艾曉明合作後，湖南黃靜案、廣東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現象等，都被拍攝成紀錄片。災難深重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國家，拍攝者的作品縱然在短時間內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發生的更殘酷的事件所淹沒。

無疑的，胡杰鏡頭下的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迴避、掩蓋乃至忌憚的範疇之內。這些以鏡頭為力量的紀錄片，通過大陸內部傳閱和境外視頻播放，一個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讚嘆不已，遂口碑高築，政府當然有壓力。從實際效果看，作品中的當事人都是被時代扼殺的犧牲品，他們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壓制，但胡杰、艾曉明用鏡頭給這些“偉大的失敗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來，否定政府及主流媒體的強硬認定。譬如《公民調查》裡的譚作人，縱然此後被關進監獄，但鏡頭裡的譚作人卻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鮮血寫下“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這種歷史的證據之一，就是真實的鏡頭。

胡杰曾寄給我一張照片，照片是浦志強拍攝的。照片中，有兩個女人在大笑，她們是譚作人的妻子和與譚作人一起搞公民調查的朋友。笑的時候，恰是譚作人被判處五年徒刑的宣判當天。她們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沒有被邪惡打敗。胡杰說：“我想，在獄中的譚作人看了這張照片以後，一定會為妻子和朋友驕傲。”胡杰以這種方式，來清除我多年公民維權之後的憂鬱、愧疚與恐懼。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杰是一個內心非常強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堅持拍攝15年，也不可能再繼續觸碰敏感題材。15年的軍隊錘鍊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認為，事實上他已經看到了大量的苦難、災難和罪惡，這一切又激勵着他喚醒民眾的決心。這種喚醒，不一定是聲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靜水流深，從心靈深處把喪失的良心搶救回來。

與胡杰合作的艾曉明，為拍攝獨立紀錄片付出了代價。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現在課堂，被限制到大學做講座，被某些獨立紀錄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曉明說：“我的名字，已經被掛在國保重點監控的名單上。”艾曉明的某些拍攝合作者，也被警察屢次叫去“喝茶”。相對於艾曉明，從表面上看，胡杰似乎輕鬆一些，他說：“很多年前，警察確實沒有找過我。但近幾年找過，或許是加強了管理，改變了舊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經常找。我覺得他們很正派，並沒有預設的惡意。他們代表公權力，對待工作也很兢兢業業。在談話中，我們保持彼此尊重的態度。我有時也想，也許我很幸運，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執法。”

在1995年拍攝《遠山》時，胡杰因拍攝礦工被礦主嫉恨，最終遭遇“子彈從耳邊飛過”的死亡恐嚇。在後來，他遭遇過不少非政府的壓力，但也躲過了危險。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義為危險人物，並保全作品本身的獨立性與純潔性，胡杰不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接受國外基金。《尋找林昭的靈魂》在民間及海外被廣泛讚譽，但胡杰卻表示：“這個片子在拍攝之初，我就沒有想過要發表。”我將胡杰的某些迴避，理解為迫不得已的策略，為了做成事情，不選擇主動對抗。他並非“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為揭示黑暗而黑暗、為證明苦難而苦難，相反，我們總能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催人奮進的激情。

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獨立紀錄片有一種期盼，希望作品能夠把矛盾衝突展示得更直接，說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承認，在這一點上，他讓老外失望了，因為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願意製造恨，而要樹立愛。胡杰說：“我希望我的觀眾，是真正關心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人，是真的對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過自己的危險：“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東西收了，把你關幾年，最多就是這樣。”換句話說，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夠大度起來，容忍並接納獨立紀錄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來做保證”。

拍攝紀錄片，成本不匪。相對於某種“危險”，更致命的是來自生存的壓力。為了湊足拍攝的路費，他不得不為他人拍攝婚喪之事賺錢，有時買了長途車票之後，身上只剩幾塊錢。為此，他住過一天兩元錢的旅館。他的成就與生存境遇，反差甚大。當然，倘若他願意放棄某些底線，讓自己掙更多的錢，是絕對有可能的。這一點，他與不奔名利而去的實幹派人物黃琦、譚作人非常相似。

待名氣大起來以後，有人為胡杰捐款。胡杰說：“確實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靈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識的網絡朋友紛紛解囊，我瞬間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淚把7000元錢塞到我的手中。還有一位甘肅的老媽媽，在一個風疾的街頭等到了我，把卷得緊緊的一小卷錢死活塞給我，那是200塊錢。我知道她家並不寬裕，而且她年輕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幾個孩子長大。感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顧太多了，這本身就可以構成一部紀錄片。”

胡杰的拍攝，與記者採訪、導演拍戲有很大區別，準確地說，他只是一個有着身份證的普通公民，沒有官方批文和公幹證件，全憑一張嘴去說服受訪人。好在民間亟待表達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攝他們，有遭受政治運動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敗的人，有飽受屈辱的上訪者，有走投無路的下崗者……他們與胡杰之間，形成了委託人與被委託人的關係。

類似胡杰這樣的紀錄片製作人，全中國僅幾十人而已。據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廟等極少數人，能夠堅持兩年以上的拍攝者可謂鳳毛麟角。這種拍攝，多是微觀敘事，一個房間，一個人，講一些事，拿出一些東西輔證，再做後期剪輯、編輯。2003年，柬埔寨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拍攝紀錄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該片極為悲涼、沉重，也是採用這種微觀敘事的手法。它不同於痛斥專制的宏觀政論片，而是着眼於當事人、知情者的零碎敘述，將之編排對照，形成真實效果。

胡杰給許多人帶來了啟發，越來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爭議性內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傷的人怎麼獲賠，罷工的人怎麼罷工，患上艾滋病之後怎麼辦，一個村的選舉被怎麼操縱，警察怎麼抓小姐，異見者怎麼聚會，網友被捕了怎麼聲援，等等，這些就發生在當前的事情，被陸續拍攝出來，並紛紛傳到網上，又被紛紛刪除，再紛紛續傳。可以預見，這批展示鏡頭之力的公民影像，將愈加流行，成為異於官方的時代見證。那時，我們不要忘記，胡杰是先行者、帶頭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題為《鏡頭之力——胡杰的公民影像》，本文為底稿版。作者楊銀波，獨立作家，1983年生於中國重慶，崛起於社會底層，業已奮筆七年）

王佩英是慘死於文革的中華烈士，距今就義40年，也被公眾遺忘了40年。鮮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卻。由其子張大中先生當導演，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人胡杰、胡敏兄妹拍攝，郭宇寬做文字統籌，完成了意義非凡的獨立影片《我的母親王佩英》。

張大中先生，系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長，旗下已成立專門的“王佩英資料秘書組”，負責免費贈送王佩英的影片和書籍，歡迎各界索取。借用韓寒說的一句話，“無論你是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一個普通人”，都有絕對的資格免費索取《我的母親王佩英》的DVD影片、“王佩英就義40周年紀念會”光碟、《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雜誌等資料。這包裹到你處時，你不需要出一分錢。而且，只要你是在這地球上活着的人，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澳台、英國、瑞士或者阿拉伯、阿根廷、阿聯酋，都有權利免費獲得所有王佩英資料。

請索取者向“王佩英資料”信箱提供索取者的四項內容，缺一不可，包括郵編、地址、姓名、電話。四項內容完備，即馬上安排寄出資料，索取者等待收包裹。索取者亦可轉載或轉告本消息給你所有的朋友。期待眾人積極傳播“為信念而生，為信念而死”的王佩英的感人事跡。這件事，是大事，是要生根發芽，並註定成為民族記憶的事。

關於王佩英的部分公開文章（大部分在網絡可查，且《維基百科》、《百度百科》亦有“王佩英”詞條）

14.默茗：甘赴地獄的聖女——紀錄片《我的母親王佩英》、書籍《王佩英評傳》讀後感

19.吳稼祥：雖億萬人，吾往矣——紀念聖女王佩英誕辰95年周年、赴難40周年

20.楊銀波：搶救民族精神——紀念聖女王佩英（發表於《縱覽中國》）

26.DIDI KIRSTEN TATLOW：中國來信——歷史的一章被緊緊掩蓋（發表於《紐約時報》）

覺今是而昨非，實迷途其未遠

胡顯中

鐵流先生的回憶錄《我所經歷的新中國》計劃寫5大部。其第一部《翻天覆地》就用了30多萬字，內容翔實，文筆生動。讀後掩卷沉思，無限感慨。

首先應該佩服作者自我反思的精神。作者早年是在中共用狼奶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時時刻刻不忘共產黨的‘恩情’，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在鬥爭階級敵人時，也曾經是積極行動、毫不留情的極左分子。例如在抓捕‘反革命’時、批鬥所謂的‘貪污犯’時，無不表現得十分投入、非常積極，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這些情節在書中屢屢出現。但是，在那個領袖發昏、眾人發瘋的歲月，有幾個能夠永保安全的？一次次的運動，把一批批人打倒。終於在1957年毛澤東的‘陽謀’下，曾經緊跟的鐵流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並經歷了許多苦難。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折磨下，僥倖存活下來。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的結果，終於認識到早年緊跟毛澤東所做出的許多在‘黨性’支配下，丟掉了人性的行為。

經歷幾十年大折騰的神州大地，絕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被捲入毛澤東“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政治虐殺中，直到今天，又有幾個能夠認真反思、坦率承認、真誠悔過的？作者能夠在書中認真反思，坦率地向廣大讀者承認自己當年的過左行為，對不起當事人。有這份懺悔之心，就說明人性還未泯滅、良知仍然在，還沒有完全被‘黨化’。在書中公開這些情節，需要很大的勇氣。這勇氣、這精神是多麼可貴！覺悟到昨天的過失，就是今天進步的表現。因此借用陶淵明在《歸去來辭》裡的名句，顛倒順序，作為本文的題目。

書中有許多非常精彩的片段。例如78頁記載：在公審國民黨某地區的專員冷開泰時的對話就十分有意思。問：在當偽專員期間貪污了多少錢？答：我不是偽專員，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貪不貪污你們管不着。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污。歷史證實了這位冷先生的預言。今天舉目四顧，有幾個為官不貪的？無論貪污的規模、金額、手段、情節……所有方面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又如：92頁關於當年鬥爭地主劉文彩的事情，當時說得神乎其神，據說有什麼懲罰貧僱農的水牢，而且有個叫冷月英的女人，就曾經被關過這樣的水牢。50年後真相大白：“冷月英何曾坐過水牢，所謂水牢是劉文彩存放大煙的倉庫。因為大煙怕高溫，那時沒有空調、冰箱，所以搞了這樣一個水倉庫”。不僅此也，劉文彩還是個樂善好施的有德士紳，他創辦的文彩中學至今還是全省的重點中學，先後培養不少國家的棟梁之才。當年他規定：貧寒學生可以免費就讀。可見當年為了製造所謂‘階級仇恨’，什麼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卑鄙，卑鄙者的通行證”，北島的詩寫得多麼深刻啊！

第345頁描寫在反右運動中，幾個情意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議論。其中有位叫邱原的認真地、斬釘截鐵地說：“我敢肯定，20年後，胡風反革命一案一定會翻過來。這是一個冤案，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是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所致，也是毛澤東帝王的作風，他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妙哉，邱公此言！據我所知，還有許多有識之士都曾經有過類似的斷言。例如，《人民日報》社文教部的徐放。他在回憶當年被領導勸勉談話時，就曾經大膽斷言：“胡風的問題有天下大白之日，我徐放是無愧於黨的。”（見李輝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1989年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胡風先生的朋友彭柏山也曾經對另一位‘胡風分子’王元化說過：“我敢斷定，20年後這個案子可以平反。”王元化的回答也同樣堅定“那是肯定的。”（見《傳記文學》1988年第4期）為什麼這些人在蒙冤受屈、身處逆境、生死難料的情況下仍然堅信不疑地表達同一個信念——終究會有真相大白、平反昭雪的一天？各人的具體理由也許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堅信一個樸素而又平凡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獨裁者的壽命都是有限的，既不可能“萬壽無疆”，也不可能“永遠健康”，更不可能有“永遠不落的紅太陽”。近年讀到吳思先生“歷史上的平反周期律”的妙文，更深得我心。作者就平反的周期做了周密的分析，在這裡不妨引述幾句如下：

“皇帝的壽命畢竟有限，任何權貴都無法永遠掌權，正義最終還是有機會說話，把冤案翻過來。皇帝們也努力控制後世，下令千秋萬代永不翻案，他們刻石碑，立鐵牌，可那些石頭和鐵塊的壽命並不比權勢長多少。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此，吳先生言簡意賅地總結說：“正義對權勢無可奈何，權勢對時間無可奈何”。眾多冤案被害人的信念與吳思先生的研究結論可謂不謀而合。

任何一個極權制度在橫向維度上可以控制全國東南西北中，囊括所有的人、財、物，控制力甚至伸延到每個人的大腦和思維。不僅此也，根據《炎黃春秋》雜誌社楊繼繩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一書裡的研究：“甚至控制到每個人的腸胃”（因為每個人都是吃同樣品種、同等數量的糧食、蔬菜、油……）。可是，從歷史的縱向維度來看，任何極權制度卻都無能為力，或者說力不從心。因為任何最高統治者的壽命有限，都必須服從自然規律：生、老、病、死！在閻王爺的面前，人人平等，誰也不可能例外。而繼任的統治者大都具有比較理性的頭腦，比較務實的精神，他們大都清楚當年那些冤案是如何人為製造出來的。為了取信於民，以重新構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不能不對前任所留下的大量冤案進行梳理、甄別、平反昭雪。

關於中共在延安時期種植鴉片的事，除了鐵流先生在該書第154頁的揭露以外，本人手頭還有一資料可為佐證：《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春季號第136頁~141頁發表向繼東先生的文章“正視歷史需要良知和勇氣——讀‘延安日記’”。可見這不是孤證，足可採信。

看了以上資料，那些善良的人們，那些至今仍然對毛澤東抱有某些幻想的人，應該清醒了，透過現象看本質：毛澤東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的。什麼“人道主義”，什麼禮義廉恥、仁義道德，什麼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什麼‘愛國主義’……全是對老百姓的要求，他自己才不信這一套。那麼，他信什麼？第一迷信權力，第二追求功利。對於自己來說，只有一點是真的：有用即真理，絕對的功利主義！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真理！這才是他做事的最高原則和最終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有一處回憶與事實不符。第256頁是這樣寫的：“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中共統治下60多年來，從來就沒有不批準的先例——筆者注），胡風等人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這一點需要請所有善良的人們記清楚：胡風先生是5月16日被捕的，那一天他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按照規定是不得逮捕的，要逮捕必須經過罷免的程序。但毛澤東連這兩天的時間也等不得，着急先行逮捕，兩天后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決定罷免他的一切職務。這叫‘補辦手續’。什麼法律程序，狗屁！在毛澤東的眼裡，法律都不如一張擦屁股的手紙。在這樣的“偉大領袖”的帶領下，中國人民受苦受難就不可避免了。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真相

盛禹九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下稱《鋼鐵》）一書在我國曾經是風行一時的“紅色經典”。我年輕的時候，曾不止一遍地讀它，並為書中的許多動人情節和名言警句所感動。作者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說：“我在這本書裡講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書中對真實性所抱的態度是嚴肅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相信：《鋼鐵》中的保爾·柯察金就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書中所描寫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實的。
至今還記得：保爾出身於窮苦家庭，當過司爐工，在哥哥阿爾青的影響下參加革命，入團入黨，參加紅軍，在戰場上受重傷；復員後參加過“契卡” 工作，擔任地區共青團的領導；由於勞累過度和舊傷復發，全身癱瘓，雙目失明，又以驚人的毅力在病榻上進行創作……他一生經歷過3次愛情：初戀情人冬妮婭，一個青春煥發的少女，後來成了“酸臭的”闊太太；第二次和麗達的友情因偶然誤會而中斷；癱瘓後和“忠誠的同志”達雅度過最後年月。

不久前，一位俄羅斯專家朋友給我寄來他翻譯的一份資料——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寫的《重鑄的生平》，刊載於2006年11月26日《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這篇通訊記述了作者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的一次採訪。加林娜的媽媽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晚年病中的“護理保姆”，對其弟弟尼古拉的情況非常熟悉。女兒從媽媽那裡了解到有關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情況，給讀者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聞的信息。根據加林娜的回憶：
    ——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於軍人家庭。父親阿歷克賽·伊萬諾維奇參加過巴爾幹戰爭，在戰鬥中表現特殊英勇，曾被授予過兩枚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十字勳章。媽媽奧爾·加·奧西波夫娜出生於一個捷克林業局主任的家庭，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會講6種語言（波蘭語、捷克語、德語、猶太語、烏克蘭語和俄語），而且寫過詩……（尼古拉）根本談不上是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
    —— “尼古拉（在《鋼鐵》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在書中是阿爾青）加以美化了”；他的“哥哥在童年時在尼古拉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們就交換了角色。長大以後，意志堅強的、性格直率的尼古拉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個溫柔的人，不希望鬧事。看到有人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總是力圖躲在一旁。”
    ——“柳博芙·鮑利謝維奇（冬尼婭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謙虛的女性”。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思想進步；十月革命後“擁護蘇維埃政權，當了一名教師，丈夫遭到了鎮壓，再也沒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爾”的一段感情。“保爾”去世後，曾專程看望加·瓦·奧斯特洛夫斯卡婭一家。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誠的同志（妻子達婭）在結婚後沒過幾年就離開了他”，後來“嫁給了他（尼古拉）的親哥哥德米特里”，“姐姐卡齊婭成了他（保爾）的護理保姆”。
    使我感到震驚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幾段話：
    ——不久前從檔案材料中發現，奧斯特洛夫斯基曾受過法庭的審判。在內戰年代，他曾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也反對“肅反”運動。
    ——媽媽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經常承認說：“我們所建立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我有機會同他的朋友阿納托里·索爾達托夫談過一次話，他承認說：如果科利亞（尼古拉的暱稱）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後一些時間就會有人“幫助他”離開人世。
    讀完這篇訪問記，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腦海中頓時出現了兩個“保爾”：
    一個是我過去了解到的“保爾”——《鋼鐵》一書中的“保爾”：對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無限忠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癱瘓後頑強從事寫作……他曾經是我心目中的的英雄；
    另一個是今天我了解到的“保爾”——一個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別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僅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而且敢於抵制黨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在晚年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樣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無疑的，後一個“保爾”“重鑄”了奧斯托洛夫斯基的生平，極大地擴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因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學習！

從奧斯特洛夫斯基甥女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保爾”的一生充滿着矛盾：他參加紅軍，卻“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他從事“契卡”工作，可又反對“肅反”。加林娜沒有說明，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麼場合下“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的。這給人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人們分析說：“保爾” 在戰場上是叱咤風雲的英雄，他的額部中了子彈，險些丟掉性命。在戰場上，他是不可能“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的。他“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只能是在戰場外的其它場合。那是什麼樣的場合？
人們知道：1918年9月5日，列寧**導的“人民委員會”公布《關於**色恐怖的決議》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勢下，以恐怖方法來保障後方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必須採用將階級敵人送往集中營，實行隔離的方法。

根據這一《決議》,1917和1918兩年有100萬人被處決。
    奧斯特洛夫斯基很可能參加了1917—1918年間紅軍對戰俘、或“與白衛組織等有關的人”的鎮壓活動。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他“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因而受到法庭的審判。
    同樣，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參加“契卡”工作期間，也可能目睹了“肅反”中的許多荒唐殘暴的事情，激發了他的天良，因而反對“肅反”。對此，加林娜解釋說：“ 朋友們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絕對不可能容忍鎮壓。人們在夜間把舅舅的許多好朋友、那些在戰鬥中經受過考驗的共產黨員給抓走了。索爾達托夫本人在戰爭前的幾年裡是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建設工段主任。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不能忘記他度過的那些無眠之夜，在那些日子裡他總是在床底下放着一個收拾好的小箱子，以備在夜裡隨時遭逮捕。”
    看來，奧斯特洛夫斯基並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螺絲釘”和“馴服工具”。他的思想活躍，有是非觀念，又充滿着矛盾。在新版《鋼鐵》書中看到，在黨的兩派鬥爭中，“保爾”參加過“反對派”的活動，後來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隊伍。
    《鋼鐵》一書的出版，同樣經歷着矛盾和曲折。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是“完全寫自己的生平”。他的幾次投稿被退回來，最後投到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編輯部發現其中許多素材有用，於是派人和奧斯特洛夫斯基進行合作。“人們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傳記‘做了修訂’，把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變成了偶像，‘一個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團員報》記者斯維特蘭娜·薩莫捷洛娃如是說。
    “修訂”《鋼鐵》原稿的，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兩位文學編輯——安•亞•卡拉瓦耶娃和馬•鮑•科洛索夫。從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給卡拉瓦耶娃的一些書信中，可以看到，這位編輯對《鋼鐵》一書作了許多“指示和修改”，奧斯特洛夫斯基答應按照她的“鉛筆批註”“將書根本重寫”。他在一封信里坦誠地寫道：“現在我前面有兩種障礙：第一是疲倦；第二還有許多事情，總起來可以叫做‘經濟危機’，因此我這次才不得不讓步，並且同意按照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後再出書。”
    奧斯特洛夫斯基終於作出了妥協，按照編輯部的意見徹底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加林娜舉了一個例子：“在《青年近衛軍》雜誌上發表《鋼鐵》的最初版本時，真實地反映了奧斯特洛夫斯基與妻子達雅中途分離的關係。但是考慮到黨的書報檢查，迫使他刪掉了這一切。在一個‘理想的英雄’那裡，妻子也應該是一個‘無可指責的忠誠的同志’”。
    《鋼鐵》一書修改出版後，奧斯特洛夫斯基感覺到，書中主人公保爾與他本人的實際經歷有着很大的反差。為了消除當時報刊界對“《鋼鐵》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傳和生活史”的誤解，他在《我的創作經過》一文中特別聲明：“這是小說，不是傳記，這不是共青團員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我的小說，首先便是藝術作品，其中我運用了想象的權利，在小說的基礎上放了不少實際材料”。這反映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內心苦悶與前後矛盾。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經歷無數艱難曲折和和生死磨難之後，他對自己的一生，對自己參加的那場革命，有着深刻的反思——“我們所建立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多麼深邃而又大膽的思想！這聲感嘆里，包含着多少難言的隱痛和淚水啊！這也是具有同樣經歷的一代人的心聲！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們相信：“奧斯特洛夫斯基是適時地離開了這個世界。”“如果科利亞（尼古拉的暱稱）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後一些時間就會有人‘幫助’他離開人世。”奧斯特洛夫斯基逃脫了一場即將來臨的劫難，然而，作為一個作家，由於多種原因，他始終無法像高爾基那樣，寫出和給世人留下那些“不合時宜的思想”，只能將它們埋藏在心底，偶爾在親友前傾吐一下心中的積鬱和不平。這應該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晚年生活中的最大痛苦和遺憾！

1991 年，蘇聯解體，蘇共消亡，文壇“解凍”，《鋼鐵》一書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受到了批判。人們認為，這本書歪曲了歷史，違反了“生活真實”。從大的方面來說，《鋼鐵》所描寫的1915—1932年這段時期，是烏克蘭與俄羅斯土地上各族人民經受着劇烈社會動盪的年代：接連不斷的國內或對外的戰爭，黨內多次的鬥爭和清洗，給人民和黨帶來了巨大災難。《鋼鐵》一書對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只有簡單、傾向性的敘述，缺乏客觀、全景式的描寫；特別是，充滿困惑、陰謀、痛苦和悲劇性的黨內鬥爭，成了“無產階級”（“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線擁護者）高唱凱歌、節節勝利的過程，這些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卻被迴避開了。更重要的是，《鋼鐵》一書把當年為了實現烏克蘭獨立而戰的烏克蘭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寫成為無惡不作的“匪幫”，這是今天的烏克蘭人民難以接受的。

    正是基於以上的一些原因，今天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鋼鐵》被定位為一部有嚴重錯誤的作品而被廣大讀者冷落。奧斯特洛夫斯基這一響亮的名字逐漸被人們淡忘。可在遙遠的東方，還有着他的“知音”。
    眾所周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文壇掀起了一陣“保爾熱”：重拍《鋼鐵》連續電視劇；出版和再版《鋼鐵》的各種書籍；各界人士熱烈地討論《鋼鐵》；一些專家學者質疑和批評《鋼鐵》——“保爾熱”中的“冷思考”，受到了主流媒體的批評……人們在大煉《鋼鐵》，這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說過的一段話：“名聲的起滅，也如光的起滅一樣：起的時候，從近到遠；滅的時候，遠處倒還留着餘光。（《略論梅蘭芳及其它》《魯迅全集》第5卷）”
    時至20世紀90年代，為什麼在我國還出現《鋼鐵》的“餘光”現象？
總的來說，在我們國家，固有的主流意識形態還繼續存在；大多數的人（包括某些製片人和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對《鋼鐵》一書真實的社會歷史背景並不十分了解，或者說根本不了解，也就無法理解“解凍”後的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民對《鋼鐵》一書的感情、認識和評價。
    具體地來說，今天在我國，50多歲以上的人看“保爾”，可能是在找尋年輕時候的激情，或是重溫某一種理想，因為“保爾”畢竟實實在在地影響與感染過他們。可對二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而言，保爾只是一個模糊的形象。打動他們心靈的，可能是充盈於《鋼鐵》裡主人公成長過程中的苦難酸辛，那些不完美、青澀動人的愛情故事，或者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應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致因為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這段富有哲理性的豪言壯語，就其原有特定的內涵來說，在今天已顯得十分陳舊和蒼白。“保爾”當年為之獻身的“為人類的解放”的事業，不過是“烏托邦”式的幻影：不僅沒有解放全人類，連蘇聯人民自己也沒有得到解放，千千萬萬的家庭反而因此遭到不幸。“保爾”的故鄉烏克蘭倒是在他去世後55年，布爾什維克黨消亡之日起，得到了獨立和解放。這是具有何等的諷刺意味！
    從一般的意義上說，“保爾”的這段名言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箴言和價值取向。“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不應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今天的年輕人讀着這些警句時，其內涵已經普遍化了，可以成為激勵人們為某種理想和事業而奮鬥的一種強大動力。當今的年輕人正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解讀“保爾”的這一段名言的。在這裡，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印證。
    加林娜·瓦·奧斯特洛夫斯卡婭的回憶，添補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空白，重新喚起了讀者們對“保爾”的一些美好回憶，使人們對這位“火熱的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隨着有關檔案的不斷披露和更多的人回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將會更加豐滿，更加可敬可愛，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內的讀者們，對當年的“保爾”——奧斯特洛夫斯基會有全面客觀的認識和評價。

五七之歌

燕遯符

編者按：這是作者發給一些難友的電子郵件。現徵得她本人同意發表於此。

我正在想，咱們虎口餘生仍不改初衷的精神，應該有一種詩歌表達。《精衛填海》是中國古代神話，與西方基督教殉道精神異曲同工，也正是一種普世精神或普世價值。

黃靜（本刊義工）：自從七月份,我收到你從北京寄來的難友名單,其中有個人叫周盛丙,浙江省溪市橫溪鎮裡董金宅口村,郵編：321118,少了什麼溪一個字,浙江省境內有溪字的市,只有慈谿市,蘭谿市兩個市,,按郵編浙北杭嘉湖寧台都是31開頭,慈谿是寧波地區郵編3153,那麼3211應該是浙中浙南,我打開浙江地圖,找到蘭谿市一查,確實有個橫溪鎮,,還找到了里董金宅口村,我就確定試投,一個月之後有了反應,來信了,

難友周盛雨(不是丙),56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58年被劃為極右派,保留學籍送工廠勞動察看,至60年6月以"抗拒改送,繼續散怖反動言論"為由,送勞動教養,並宣布勞動教養期限三年,64年5月到期,等待政策落實,一等就是五年,69年9月摘帽,勞動教養9年半,弄得家破人,往事不堪回首,

找到了一個難友,把<往>刊送到難友手裡，多了一份精神安慰,就是我們<往>刊義工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