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你是篱上一根条    焦国标

编了三期《黑五类忆旧》，过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当比例的故事是运动一来，儿女与父亲划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离婚。界限划了，婚离了，而倒霉依旧。所谓文明礼仪之邦，人伦在哪里？亲情在哪里？真个如圣经《传道书》所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妇一家，却是这虚空中难得一见的实在。

袁相忱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北京家庭教会最有影响力的牧者和主的仆人。因与王明道等教会带领人拒绝加入三自会，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袁有6个孩子，其时最大的17岁，最小的6岁。系狱21年又8个月，1979年底获假释时，已是儿孙满堂。

父亲被抓，正读中学的长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会没有任何理由乱抓人。他含着眼泪，看遍全城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一个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无助。一周之后，老师告诉他，他的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起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一家八口，全凭袁相忱服侍教会获得生活来源。父亲一走，家里生活来源断绝，福音安慰母亲：“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次子袁福声1965年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想见父亲一面。因不是接见时间，监狱（右安门北京第一监狱）领导不同意，但福声不肯走，反复申说：“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袁相忱走进接见室时，看见儿子，很是意外。半个小时的会见中，父子手握着手交谈。父亲问儿子：“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儿子说：“有。”父亲又问：“还会不会唱诗？”儿子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父子这一别，再见已是14年以后。

袁相忱近22年的牢狱人生，有14年是在东北度过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的四子袁福乐，1973年冬有一次到东北出差的机会。他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拎着大包小包，多次辗转，到黑龙江呼兰革志监狱去探望已11年未曾见面的父亲。父亲被抓走时他才11岁。

不仅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如此顺服，嫁得的女婿和娶来的儿媳也都很孝敬这个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年，袁相忱已在狱中6年，大女儿袁安湖结婚了。女婿对梁惠珍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带着丈夫到北京监狱探望父亲，令父亲大为安慰。在袁相忱获释前夕，老二福声的媳妇甚至有一天晚上梦见公爹从监狱回来了。

袁相忱获释从东北乘火车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强大的接站阵容，计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声、长女袁安湖夫妇。晚上10点的火车，8点他们就去守候了，可最终竟没接着。午夜过后，4人还没回家，袁相忱已照着信中的地址先于接站的摸回位于白塔寺的新家。当4人失望地（以为又出了什么变故）回到家时，袁相忱正在用福声媳妇端来的热水洗脚呢。

当初袁相忱被捕时，梁惠珍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娘家人。他们很多人还不信主，她怕他们因此更加远离神。丈夫被捕将满一年的时候，弟弟来京出差，顺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没见回来。弟弟感觉不对。“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绕开话题，弟弟问了三次，才说：“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别告诉妈妈，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受苦！”

中国谚语云：“篱笆不扎紧，野狗钻得进。”篱笆是由一根根枝条编成的，在政治变成咬人  

世界人权宣言金句  的野狗时，人人都应该当好自己那根枝条。然而

焦国标书      无数人在该做枝条抵御政治野狗的时候，却如鬼

———————  撵着似的从篱上飞逃，放弃了枝条的职责。结果，家庭和个人都门户洞开，失去藩篱，野狗如入无人之境。更有甚者，自愿化为野狗，反身扑向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为枝条的职分，抵挡住了野狗的攻击，一如圣保罗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那公义的冠冕必为我存留。”       

达夫不达…………………………………………………周  舵（05）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沈云彪（10）

父亲贺子祯………………………………………………贺承业（18）

破产地主…………………………………………………凤  子（21）

岳父的家世………………………………………………骆  驼（23）

父亲的一次粗疏…………………………………………刘斌夫（25）

苦命父亲…………………………………………………小  雨（27）

父亲永远活着……………………………………………杨大忠（30）

我的倡议书………………………………………………康国雄（34）

牛歌王……………………………………………………许文舟（35）

父亲被镇反………………………………………………姚治邦（39）

这样的右派有多少………………………………………曾  微（43）

父亲亡地探访……………………………………………张曼青（45）

父亲替我写作文…………………………………………胡  言（48）

父亲章乃器………………………………………………章立凡（50）

父亲是这样死的…………………………………………周祖德（53）

我老汉儿这辈子真冤……………………………………曹登贵（55）

父亲的遗著………………………………………………邢诒心（58）

陪父亲二劳改……………………………………………鄂一雄（60）

小地主父亲………………………………………………范向东（63）

父亲认了…………………………………………………冯积歧（66）

父亲到死想不通…………………………………………杰弗瑞（70）

离右派就差一厘米………………………………………廖文伟（75）

印花的童年………………………………………………文利桃（77）

父亲的眼泪………………………………………………杨恒均（83）

一张平反证………………………………………………陈  华（85）
父亲的两次婚姻…………………………………………陈英贤（96）

父亲王药雨………………………………………………王誉虎（98）

达夫不达    周  舵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补白：我父亲是黄埔军校17期，因爷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怀着国难家仇而投笔从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对日战役中，父亲负伤。解放后，父亲因参加国军而无数次挨整，接受劳动改造，至今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现在二老爹娘都年届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谢上帝给我家的恩典。抗战六十周年时，父亲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们这一代国民党将士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给他们颁发一枚抗日勋章。我曾到当地民政和新闻机构联络此事，均无结果，甚至联系新华社也无下文。看到欧美国家对他们阵亡将士和老兵的供奉和体恤，我真的无语。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                    网  友

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沈云彪

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是抗战期间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系。抗战结束后，父亲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著名的东北劳动模范王崇伦、孟泰等，就是经他报道走红的。母亲一直是新华社记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几年前，新华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母亲的名字被列入该社五十年来的优秀女记者群。

1953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了一年监狱。不久平反，还补发了工资。父亲颇念党的好，补发的工资也不要了，全交成党费，以与党妈妈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这次党与他就没有那么缠绵悱恻了。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个孩子（夫妻离婚，孩子跟母亲，还改了姓，现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于此），也把41岁的年轻生命赔了进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才十岁多，现在仍然记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这很是不祥。1958年，离了婚的母亲从新华社东北分社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不久孩子们也随她到了北京。独自留在东北的父亲祸不单行，害了绝症，病危时（1961年）向他的组织请求：一、念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不要让他带着右派帽子死去，请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见家属一面。组织把话传到北京，母亲与我商量：“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学，学习这么紧张，你妹妹年纪小，我又跟他离了婚，离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属了，再说我去可能政治影响也不太好。”母亲说了半天，我听出来了，只能我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一，在清华附中，坐火车从北京到了东北沈阳。父亲详细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心情很压抑很郁闷，妈经常发脾气，训这个训那个，对我的训斥最厉害，甚至比他在家里时的脾气更大。父亲说：“你妈一直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一个月后，父亲离世。父亲走时我送的终，至今想起来很惭愧。父亲临终前，我对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除了个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对右派的阶级仇恨。父亲当时卧床，有癌肿和褥疮，屁股底下垫了一个气垫子。气垫子经常被压扁，父亲让我给他吹起来，而我觉得恶心，不愿做。有时让我帮他翻身，我也假装听不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残忍！

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一趟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并把骨灰盒连同个人物品带回北京。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单元房里。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张，母亲和两个妹妹睡一张。我家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三口，因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母亲和妹妹们睡觉的大床下。 

父亲是5月1号去世的。大约是6、7月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找我说，父亲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我说这事好办，扔了不就行了嘛。当时我说得干脆利落，连想都没想。母亲说这合适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个反革命的骨灰！这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处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块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铲子，来到了玉渊潭。我家住在离玉渊潭不远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那时玉渊潭还属于荒郊野外，没什么人影。可那天很怪，总不时有人路过。可能是做贼心虚，我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所以越怕见人越嫌人多，在那里转悠了一圈也没找到下手挖坑的机会。当天就没埋成。

第二天决定换个地方。坐37路公交车（现在的337路），往北京西边走。当时37路是京西最远的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觉得已经很荒凉了，又沿着一条油漆路继续往里走一阵。四处静寂无声，满山都是蝈蝈叫。我窥探一圈儿，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然后就用小铲子挖坑。记得是在一个卧牛石旁边。觉得挖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把骨灰盒埋进去，就听见远处有卡车驶来的声音。我很紧张，便惊慌失措地把盒子放进去，胡乱埋了。这时卡车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

当时我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也许有一天可能来寻父亲的骨灰盒。往回走时，路过一片又是坟地又是葡萄园的地方。走到那里，我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一开始是小声哭，后来越哭声越大，反正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那么惨。现在想来，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亲，而是传统孝道与党文化教育的大义灭亲之间的冲突，让只有十来岁的我无法承受。今天自己就这么把亲生父亲的遗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坏事。

父亲的骨灰盒是处理掉了，可它并没有走出我这个亲手将父亲骨灰盒丢弃的儿子的心。父亲的骨灰盒犹如一片永远停泊在我心头的阴云，又如一块永生不死的酵母，长久地在我心中发酵。它影响着我对母亲的看法和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以后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婚姻观和政治观。

哥哥和妹妹们从来也没提起过父亲骨灰盒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漠然。后来我想过去寻找，但已记不清在哪里了，现在更是早就是高楼大厦了。有一次与母亲谈起父亲，母亲说，如果还有来世，她还愿意做王坪的妻子。我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妈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亲争论时事。每当我发政治牢骚时，她总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亲（被政治抛弃）的老路。她说右派与非右派之间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母亲晚年时，每次我去看望她，她会时不时挑一些话题来引蛇出洞，比如说六四不镇压不行之类的话。通常刚开始时我总是隐忍着，但她说到一定程度，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就绷不住了，甚至会骂骂咧咧地朝母亲吼：“共产党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现在你还护着它！”

有时我也能对母亲当初的种种做法表示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也就30多岁，还是一个少妇，对前夫的骨灰盒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何况与丈夫离婚本来就是政治强加给她的痛苦选择，相当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动气的时候，我多半知道退让一步，忙说：“妈，到点了，我该回去了。”然后扬长而去，战火就这样戛然而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收场的。多年来我一直都这么维持着与母亲的关系。哥哥和妹妹们从来跟母亲没有这种冲突。我和母亲之间建立的这种行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话说是“这俩人都有病！”

亲手扔掉父亲骨灰盒的我，此时已经把吞噬了父亲生命的政治制度视为自己家庭不幸遭际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我不愿自己的母亲到晚年还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我希望母亲以孔子的向往为自己的向往，终生追求真理，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因而我与母亲争论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老人家有个觉醒的晚年，认识到是几十年的罪恶政治把无数中国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决心要转变母亲。母亲原来与李锐并不一个交往圈子。为了改变她，我把她带进了李老的交际圈。有一次给李锐过生日，方实（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曾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在宴会上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还有更多人不知不觉。李老就属于先知先觉，我们属于后知后觉。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听了特过瘾，觉得这话就好像冲我妈说的。我母亲就属于不知不觉那一类。

我虽然时常跟母亲争执，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亲说体己话的孩子。我们可以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我甚至曾帮母亲出主意结交异性朋友。那时母亲每次与某个叔叔或伯伯约会之后，总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我就告诉母亲，现在是两头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们老一辈也需要。你们都是成人，无论什么关系，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向我们解释纯洁不纯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母亲的性启蒙老师。母亲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还有许多追慕者。六四枪杀学生，夏衍绝食抗议，家人劝说无效，他的儿女曾找我妈去劝说他恢复进食。母亲与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属于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识。 

父母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母亲与上海市民主党派副市长金仲华的关系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华社食堂，有人问我这是谁的孩子，另有人就说，是沈平的老二，并说沈平就要跟金仲华结婚了。此时民主人士对当初跟共产党合作反蒋已大呼上当，可是母亲在政治上实际是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层，还要催金仲华入党。姨妈后来说，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本来就不稀罕入党，再加当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处于紧张状态，二人的关系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广东省政协主席左洪涛与母亲是地下党时期的老相识、老领导。我们称他左伯伯。母亲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时她才十几岁，左三十来岁，至今记得当年左洪涛的胡子扎她的感受。我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嫁给他呗。左洪涛和母亲商量结婚，当时除了我，哥哥和妹妹们都反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母亲陪左洪涛到我自己的家门口敲门。他这次到北京，是参加十几大或中顾委的什么会，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夸我说只有我是个好孩子。

母亲最终没有辜负我拯救她的苦心。母亲晚年时，我经常拿些资料给她看，我俩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了。母亲在临死前两个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当时家里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声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妈今天要口出惊人之语，她要退出共产党。”记得当时母亲还加了一句，说还没想好是信佛还是信基督。这说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经崩溃了。

不久，母亲在医院里正式归主。告别母亲遗体时，我到得比较晚，看见她身上已盖上党旗，我非常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来。母亲已经宣告退党了，盖党旗是对母亲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许多人在场，也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当时哥哥是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两个妹妹，一个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一个在农业部系统工作。

离婚后虽然不乏惦记者和追求者，但母亲五十年来一直未再婚。辞世前，她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四个儿女遵嘱执行。她也没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许这样才与丈夫的人生结局相匹配；或者，也许这样才对得起被自己抛弃的丈夫；或者，独身半个世纪的她，不愿身后的墓碑继续独身；或者，借此向儿女们表达当初与他们慈爱的父亲离婚的歉意；或者，也许是早年接受的无私无我政治说教的最后一次呈现。

我虽然对母亲当初提出与父亲离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对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提出离婚的做法是坚决否定的。我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婚姻。这影响了我对配偶的要求。当初我与妻子恋爱时是女追男，当我答应接受她的爱时，她激动得宣告：“这个世界，我第一忠于党，第二忠于你！”我不答应。我要她必须把顺序颠倒过来。她遵从了这个在那时看来完全反动的胆大妄为的要求，对我发誓：第一忠于我，第二忠于党。

我甚至与一位同样有着父亲尸骨无存经历的女士保持过几年的婚外恋。在大学读书期间，有一天收到哥哥的来信，说组织上要给父亲平反，问家人是否需要经济补偿。家里说不用，只要给平反就可以了。问是否需要开追悼会，也说不用，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说，母亲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我。当时我在教室，呜咽着，不敢放声大哭。多年后，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此事，我仍然无法平静。凭什么要平反!为什么不要补偿！为什么不让开追悼会！本来我活得好好的，现在告诉我那一切都搞错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还了一辈子债，结果却发现那项链是假的。

我说得很激动，泪流满面，旁边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来。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亲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监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腿都累弯了。听着她的述说，我心中生出怜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揽在怀里抱了起来。那些年，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每到清明，就结伴去八宝山附近的老山上，找个僻静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亲。我们假定自己的父亲就在那里。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年，因为当时彼此都有家庭，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虽被打成右派，可我并不认为父亲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种先知先觉的右派。至今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跟匣子（收音机）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歌曲的情形，情绪无比激昂。父亲反右挨整，说是因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看过他的档案，并没有具体的攻击言行记录。很多右派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心是比较清晰的，可是父亲好像对反右斗争到死也不明白。从他写给母亲的信来看，好像他觉得自己还是有错的。信中写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紧改造，尽快回到革命队伍，我们还要成为夫妻之类的话。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了然。父亲当年的老朋友们说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整。后来听人说，幕后人物可能是他的领导、《东北日报》主编殷山。殷是从延安来的，资格最老，惟独党龄没有我父亲长，便借反右整他。现在想来，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对待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父亲大约就是毛所谓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的对象。

早年的家庭经历影响了我和我哥哥的择偶观。那时候，干部家庭两代人之间缺乏普通工人农民家里的那种温情。当学生时，每年春游，工人家庭的孩子带的都是自家烙的馅饼、葱花饼之类，干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带的都是面包、汽水之类。我们似乎觉得他们的馅饼更好吃，而他们觉得我们的面包更好吃。我们就换着吃，彼此都很开心。工人家庭的同学到我们家，往往就是到食堂买几个菜，他们觉得香极了，而我们到他们家时，往往是他们的妈妈在蜂窝煤炉子上炒两个菜，也觉得特别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那种家庭气氛。孩子大人们围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母亲工作特别忙，基本就没给我们做过饭，也没做过什么家务，我家的家务都落在我们四个孩子身上。做家务我们都有一套，特别是我哥哥，做饭、针线活之类，都会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将来找什么样的老婆，哥哥说一定找个会做饭做家务的，老老实实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干部子弟、大家闺秀或我妈这样的。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愿。我们哥儿俩基本如愿吧，我的嫂子没多少文化，贤妻良母型的。我妻子虽有文化，也是很老实的那种女人，我就喜欢她那个老实劲儿。

丢弃父亲骨灰盒时我10岁多一点，今年我已经64岁了。年轻时就一心只当一颗螺丝钉，如今更不指望个人能成就什么了，只希望能为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自由，尽一份绵薄之力。凡批毛、讲述中共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热心购买，收罗，阅读，拷贝，送人，常常自己贴钱散发。解体独裁专制实际上已成为曾被这个制度洗脑涮肠灌狼奶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和自觉的责任。                           

补白：文革期间，父亲作为黑五类子女在劫难逃。挂牌子批斗，光牌子就几十斤重，再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罚跪、绳吊、挨打是家常便饭。后来我们问父亲挨过多少次批斗，他说太多了，记不清了。我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晚上被红卫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换衣服时，我们看见父亲身上被打、被叮咬得体无完肤。妈妈哭了，我们小孩子也扑进妈妈怀里哭，哭得那样伤心。可是爸爸却没有哭，换上衣服，拿起农具，又去上工了。从此，只要有红卫兵来叫爸爸，我们就心惊肉跳。只要他夜不归来，我们就彻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无罪无错，您是一个知书达礼，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阳

父亲贺子祯    贺承业

父亲贺汉祥，字子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阆中县崇实中学首届毕业生，土改时被划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抄写的人认为这个成分太长了，索性简写成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分就铁下来了。父亲一生善于经商，处事中庸，清贫廉洁，和气待人，热心公益，好管闲事，乐于助人。早年参加过四川省公民训练班，先后兼任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阆中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

1953年我考进西南师大数学系。大约1955年，从家信中得知，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我往家写信，宣告与父亲断决关系，划清界线。关押不久，父亲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营业员，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管制，过着另册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从无假日，难得回家。实际上也没家，子女们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有时抽空回来看一眼，多半是给母亲带回他省下的舍不得吃的凉面之类，吃口冷饭就走。家里大事小事，没他开口的份儿。子女见他也从不理他，比路人还不如。他的三儿子结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讲政治，这是咱中国人祖传的传统。 

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工商业兼地主”的户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户口本，去组建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什么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上“工商业兼地主”。我多次写信询问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的做法，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这封信转给了当地派出所，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所长马洪青回应说：“都是这样填写的。在没有新办法出来之前，只好按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分了。”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家庭成分一栏印成‘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长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老家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了我追究这个问题，对我大为不满。原来此前他们早已瞒着我，偷偷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复为原来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继承着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的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1971年秋，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那时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坚持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母亲无法，只好去请来有表亲关系的中医肖忠辅。肖医生诊脉后，叫准备后事，父亲就这样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彻底解脱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和丧葬礼仪，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哭出声来。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装棺入殓，抬到蚕种场后面的无主公地上埋了。

父亲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亲亲眼看见父亲在副食店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脸上带着带酱的指印，继续无怨无言地抬着甜面酱。除了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

破产地主    凤  子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又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因而我深深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骄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县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种单间式的，厕所公用，厨房在走廊。当时我们家住两间房，几个小孩和外婆住一间，父母住另外一间，并且两间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带几个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间玩，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抄写纸时，发现一张父亲填写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栏竟赫然填着“破产地主”四字。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翻看那张表格，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要佯装镇定，尽量不让小朋友发现我心中的波动。我再也没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样。

此后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恍惚，眼前一直晃动着“破产地主”几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学校每次填表，我怎么会要你填‘职工’呢！”“那爸爸还有奶奶是不是剥削了贫下中农？”“没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破产了，要不怎么叫破产地主呢！你爸爸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岁就被送去当学徒，冬天连鞋都没有穿的，他的脚上至今还有小时候冻伤时留下的疤痕哩！”“是吗？”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说啊，人家问你家庭出身你就说是职工，记住啊！”家庭出身从此变成了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长们在一起谈起爸爸的出身时，一致认为这事很荒唐。既然破产了，怎么还能算地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据说那时我奶奶在他们那个村子里特别引人注目，在给他们家划成分时，那些负责划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划成破产地主。结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响，奶奶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贫下中农却不许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须呆在农村老家！

补白：我父亲（黄万里，黄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华附小的一个同学就立即给我起外号叫小右派。对于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1958年的六一，我们班要选两个小朋友到景山公园参加全市少先队员优秀代表会议，我被选上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我二哥1960年考上大学不被录取，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一年大饥荒，共产党让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们谈谈心里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错误，无论受什么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时已经饿死很多人，共产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软了一点。1961年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196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等到我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把我考大学的事告诉共产党派来的那个专门做我父亲的工作的人。结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录取。     黄肖路

北京金虹先生来信：

岳父的家世    骆  驼

这次国庆去女朋友的家乡贵阳，某天晚上与未来的岳父一起看电视，老人聊起了他家的历史。颇有意思，故记录之。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已经溃败，岳父的父亲（黄埔军校出身）在湖南带领一个团开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阳的大地主，家中有75公顷田地。岳父的祖父寻思，共产党来了，很可能要遭殃，于是与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儿媳（岳父的母亲）和孙子、孙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条细软，一起去贵阳投奔岳父的父亲。那时还没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后出生的。

他们在贵阳约定，一旦大陆失势，大家就分头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顺利到了香港。两人在香港逗留数月，还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亲一家。实在没有反馈消息，他们就去了台湾。实际上岳父的父亲的部队在广西被共产党俘虏，压根儿就没有逃到香港的机会。共产党问他是愿意加入解放军，还是要回家，他说要去贵阳与家人相聚。他赶到贵阳，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后就定居贵阳。

岳父的父亲有文化，进贵阳市商业局工作，任科长。三反五反时，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为地主典型弄回去枪毙。幸亏岳父的父亲当时已在贵阳市颇有关系，找到公安局的人说：“我乃带领队伍起义投诚的团长，怎可将我父亲枪毙！”经多方走动，终于没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当地农民或村干部的迫害或杀害。整个家族在河南已经凋零，土地也收归国有。

岳父的父亲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辈三人，皆是共产党员。他的大姐、大哥，靠着父亲的关系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机关或工厂当着不小的干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参军加入特工部队，政审时，情报部门的人对他说：“你有两个亲戚在台湾，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亲，特别开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台湾同胞探亲潮，岳父的伯父与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寻亲，循着老家提供的线索又找到贵阳。40年暌违，一开始岳父的母亲都不敢相认，害怕是特务，问了很多家里的情况后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骂共产党几个小时。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儿，文革时村干部想侮辱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他的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口号喊得不对，被枪毙了。此后，岳父的大伯没再回过大陆。倒是其舅舅，每隔几年都回来一次。  

父亲的一次粗疏    刘斌夫

开国之初，父亲从中学生团干部直接招入县政府分管后勤，科局级。当年的县政府非常简陋，墙上有缝隙。父亲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万元的后勤发票顺手塞进墙缝。不久，办公室调换桌子的位置，墙缝被遮蔽，发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干二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父亲均表现积极，深得南下的县长们嘉许。

1953年搞清查，父亲被查出涉嫌贪污150多万元。这是个天文数字，以时价计，可买60万斤大米。父亲那时还没成家，一个单身汉，而且政府实行供给制，有钱也没处花，账目究竟错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问题，父亲被残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后被双开（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遣回罗江乡下老家务农。至今父亲臀部还有一个圆圆的紫黑色的伤疤，终生不散。

父亲的父亲刘定国，置有三十多亩薄田和十余间瓦房，土改时划为地主，被镇压。父亲的母亲成为地主婆，数九寒冬被疯狂的人们用竹蔑绳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里灌粪水，活活折磨致死。我从小只隐约听说过祖父母，无缘见到他们的模样。土改之后，父亲再没回过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父亲被遣回原籍，根本没有住处，只好用烂竹席打个地铺睡在猪圈里。正当夏天，恶蚊成群，无法入睡，父亲只好摸黑割来野草点燃，烟薰满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个月后，秋风送爽，县里来人通知父亲回机关，恢复公职。父亲喜出望外，丢掉锄头一路小跑，回到县政府。原来，公务人员搬移父亲用过的办公桌，发现桌子遮挡住的墙缝里有一卷票据，清点一遍，150万元。冤案真相大白，父亲得以平反。父亲捶胸自责：简直太粗心大意了，你这个“冤枉人”哪！

县长问及父亲将来的工作打算，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书。县长欣然同意，安排父亲去试教。学生反响甚好。县里保送父亲去省立孝泉师范学校带职带薪进修。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山乡公立小学任教，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视农民子女为亲生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已是36岁的大龄青年，与从重庆市中区精减下放回老家的我母亲结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多是在破庙改成的公办乡村小学校里度过的。

补白：父亲读中专时，文革来了，学校停办，学生返乡。两年后学校恢复，通知学生回校办理手续，统一安排工作。此时父亲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全身好几个关节错位，无法安排工作。父亲的那批同学全都安排了工作。现如今，父亲虽然已经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农村，自食其力。     网  友

苦命父亲    小  雨

今天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样涌来。想写点东西，聊以寄托一个女儿的哀思，刚开了个头，泪水就控制不住，满面流淌。父亲啊！女儿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肩挑着担子，手牵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讨，步履艰难。即将临产的妻子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在镇外一个破草棚里住了下来。当天晚上，一个男婴呱呱坠地，那就是我的父亲。
  　刚生下孩子的产妇，身体异常虚弱，全靠丈夫讨饭活命，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为了给孩子留条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给镇上一户没有儿子的黄姓人家。黄家已有三个姑娘，刚生下第四胎，又是一个女儿。黄家狠心害了女婴，抱养了我父亲。不料养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养父家的姐姐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满镇里寻奶给他吃。后来，每当姑姑向我们提起往事时总是说：“你父亲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长大了。”

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十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离家，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那时候部队里识字的人不多，父亲很快升为军需上士。抗战爆发，父亲随部队奉命守卫黄河大桥，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同所在部队集体投诚解放军，并参加了淮海战役。一块炮弹皮飞来，切断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拦腰打折了他的枪，却保住了他的命。 

全国解放后，正当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着还家美梦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几十万解放军战士换上志愿军服装，跨过鸭绿江，开到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在一次敌后潜伏侦察中，父亲和他的一个战友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用厚厚的积雪把身子整个埋了起来。任务完成后，他们的两条腿和脚严重冻伤，不能行走，爬回营地，受到上级嘉奖，荣立三等功，并送回国内疗伤。由于是重度冻伤，功能不能完全恢复，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并批准复员。

我看过父亲的双腿，那皮肤是乌青色的，上面拧结着疙疙瘩瘩的黑色动脉血管，看上去狰狞可怖。父亲说，他的腿本来是要截掉的，后来把牺牲的战友的皮肤剥下来植上才保住。儿时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每到冬天，气温稍有下降，父亲就要用火烤腿。一边烤一边揉，不然就痛得难受。父亲很少和别人说起他的事，但我却知道父亲有一个盒子，里边装着各种样式的勋章。小时侯只觉得好玩，长大后才知道那都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

在父亲的履历表中，当初参加国民党部队的原因，填的是在强迫的情况下被抓去的。父亲曾悄悄告诉我，其实他是自愿的。然而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父亲却告诉我，他其实是很不志愿的。当时全国已经解放，内地正在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亲当了17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参加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很庆幸自己没死在战场上。他和很多战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盼着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讨媳妇，过好日子。

1953年父亲退伍返乡后，政府安排他在商业部门工作，并享受政府的抚血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开始，上级要求人人向党交心提意见。会议开了20多天，领导们再三鼓动，说谁提的意见多谁就是对党负责，谁就是积极分子，而且对错不追纠。每天还张榜评比，谁提的多，名字上插红旗；谁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亲是久经磨难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开会时常常闷不做声坐在角落里。会议的最后一天，领导点名让他说话：“你是老革命了，你还没提一条呢。”父亲仍没做声。恰巧这时有人写了一条厉害的：“刀枪剑戟一片明，一炮轰到北京城，千刀当剐***。”领导说：“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条意见，别让你当了落后分子。”就因为这一条，父亲成了右派，公职被开除，市民户口被取消，抚血金被停发，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秉性耿直，说话没遮挡。家乡这个乡村小镇上流传着父亲的两句名言。一句是“谁说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守卫黄河大桥八年，硬是挡着小日本过不来”。另一句是“现在的布料算啥，我们那时发的将军呢，洋油泼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亲这两句话被抖落出来，又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每天下地干活，父亲总是抗着一个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在前边，高大瘦弱的身体弯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里流泪，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辱，回到家里我也不理睬他，从未认真去体会父亲内心的感受，从未尽到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体贴和安慰。其实父亲比我们更难受啊！而今每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感到难言的刺疼。  

1979年父亲被平反了，抚恤金补发了，工作也恢复了，全家都很高兴。但此时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听到消息后，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僵硬着，竟没有一丝笑容。没过几年，父亲去世了，临走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两顶帽子总算没有带到坟坑里去。”  

父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苦难就伴随着他。青年从军，20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他却又当了26年的反革命，忍气吞声，受尽欺辱。他曾为人民流过血，到头来却受到“人民”几十年的专政。他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补白：一个走资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制造假象，说他畏罪自杀，并在停尸处举办现场批斗会，贴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的大标语。该走资派的家人不仅不哭，他的儿子还当场走过去，狠狠踢了几脚父亲的尸体，用实际行动划清了与父亲的界限。当年这个走资派与他的儿子一样毫无人性，曾扑到右派分子身上进行撕咬，制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惨剧。   赵  旭

父亲永远活着    杨大忠

1923年10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年，17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0.5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16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4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21名学生，有16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14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年10月，74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20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6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75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54个月的快乐生命。2003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我的倡议书    康国雄

我的父亲康心如是原美丰银行的总经理。抗战时期，重庆成立临时参议会，蒋公介石钦定他为陪都参议会议长。连任两届共八年。1949年他留在大陆。1950年4月美丰银行被迫停业。1956年美丰银行投资的90多家单位全部公私合营。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起始于清末，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起家、发展直到灭亡，民族资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泪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伟大贡献的一生。可是1949年以后，他们却逐渐被变成一个敌对阶级。五十年代，大陆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谓的“赎买政策”，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当时全国所有的私有资产被假定为共22亿人民币，国家每年按5%付给他们“定息”，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政府。据说22亿这个数字还不到全国实际资产的十分之一。这个“定息”他们仅领了十年（从1956年到1966年）就被政府废止了。也就是说，他们仅领了这22亿的一半。

当年的资本家，现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后，他们在低人一等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或余生。我们这些子孙也在低人一等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们父辈对人民做出的贡献，如今淹没无闻，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了，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议我们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后代，应该弘扬父辈或祖辈为这个民族发展所做的贡献，还历史一个公道，也应该为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讨回一个公道。现在我们虽然也老了，但我们仍然有义务让父辈、祖辈的事迹流芳千古！让他们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张！

牛歌王    许文舟

父亲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后面唱牛歌。父亲十三岁差六个月就学犁田种地了。那时候，爷爷病多，小小年纪的父亲看到别家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而自己家还没有把种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没用，父亲把念了三课的国文课本交给老先生，回家学做起农活儿。

我家的两头大黄牛力大无比，村子里最强悍的男人也拿它们没有办法。第一次下田，两头不听话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会儿钻进别人的玉米林，一会儿在树丛中撒野。十三岁的父亲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里还牵着比他小五岁的妹妹，又要追赶牛，又要照顾妹妹，难为得要死。上犁时，牛不拢扛，村里的人都来围，还是围不过那两头牛。有人建议父亲狠狠抽打它们，用牛鞭迫使它们就范。可是越打越犟，根本无法让他们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没有犁成地，父亲累成个泥人。晚上喂牛时，父亲发现两头牛的身上伤痕累累，心软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划伤的脚，又摸摸牛身上的伤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头偏过来，看看蹲在他们身后大颗大颗掉泪的父亲，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细细的泪水。第二天，两头让村子里的壮汉们都伤透脑筋的牛，好像改变了。父亲叫它们上扛，它们就乖乖上扛。拉起犁来，不仅舍得出力，而且还顺着犁沟走。父亲高兴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稳了。一天下来，别人犁出三分地，父亲却能犁出半亩。

父亲把犟牛教得服服贴贴的消息传开了，父亲会唱牛歌而且唱得牛与人都流眼泪的消息也传开了。父亲的牛歌其实都是一个调，里面填充的唱词却千变万化。他唱牛的辛苦，唱农事的艰辛，唱家里揭不开锅的苦日子，唱地里的庄稼与山上的爱情。父亲的歌不仅教乖了一头头犟牛，还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贫穷的小屋。父亲的牛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牛歌反映出来。爷爷唱过地方戏，也许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天份吧。父亲吃苦荞，吃野菜，喉咙磁性十足，随便一哼就是歌。

无词的小曲连接着牛和父亲，他们相互依存，生活在澜沧江边那个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唱牛歌也得让生产队长审定内容，否则可能成为反革命。有一次，生产队让父亲到山上看苦荞。到了山上，喉咙痒痒的，父亲想，反正只自己一个人，就随便唱了两首。不料有人听到了，报告给生产队长。这下惨了！队干部上线上岗，说父亲唱黄色歌曲破坏生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里，父亲沉默着，不让在喉咙里发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里家人睡下时，他才在火塘边哼哼，声音极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缝补的母亲能听见。

有一天，住村工作队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父亲牛歌唱得好，找上门来。父亲急得直跺脚：“他妈的！谁到公社告我了？”父亲木呐地坐在工作队长面前，小心听着队长的形势报告。父亲最终听明白了，原来工作队长是想让父亲上省城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献歌。父亲一下放松了许多，毕竟还是顾虑重重。公社派专人来修改歌词，又在曲调上作了一些润色加工。

临出发前总要彩排一下，可是父亲一听到乐器响就慌手脚，一个词儿也唱不出来。他心怀歉意地对公社领导说：“我只会自己哼哼，一有乐器吵闹就乱了方寸，还是让我一个人唱吧。”是啊，父亲的听众一向是那个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园，那一生耕耘着红土地的老牛，那与他同样命运的父老乡亲。公社领导答应了，建议上面考虑取销合乐这一环。起程时，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为父亲激动，为父亲鼓劲，为我们一家人能有父亲的优美歌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的牛歌居然在省城获了大奖，给他的奖品是全钢锄头一把，全钢犁头一个。公社书记亲自来到家中表示祝贺，并把公社宣传队的工作机会给了父亲。然而父亲的听众永远是劳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劳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兴致，找到唱歌的感觉。父亲到公社后，最后还是被辞退回来了，因为他怕乐器声，怕普通话，怕凑热闹的锣鼓，一听到这些就失声，无法在公宣队工作。

父亲的牛歌从十三岁唱到六十三岁，从大集体唱到包产到户，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顶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他还是没有停止歌唱，只不过是在心里唱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唱着牛歌心里好自在。”

可是当父亲足足唱满五十年时，一场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唱却唱不出来，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两粒克感敏，以为就没事了。直到感觉喉咙好像卡着异物时，他才用尽力气对母亲说：“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妈帮我看看，我喉嗓子里可能卡着一团东西。”母亲听懂了父亲的话，叫父亲张开嘴。母亲惊呆：“真是的，嗓子里有一个大疮！”父亲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农活，才进城来到我家。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带他到县医院检查，竟是喉癌晚期！尽管没有告诉父亲病情，尽管我装得若无其事，但透过满溢在我脸上的忧伤，父亲还是看到了自己为期不远的人生终点。他还是按部就班买他犁地用的犁头，砍伐用的大刀，还用嘴努力地说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愿。

接到母亲的信，我回到家。父亲表面上看还与扶犁下田时一样精神，只是说话再也不能挤出一点点声音。从父亲艰难的嘴形里，我知道父亲不想就这么离开与他一起劳作的耕牛，不想离开听着他牛歌长大的儿女，不想离开他歌唱了一辈子的土地。但是现代医术没有回天之力，我们一家人没能把父亲拉过六十四岁的门槛。

就在父亲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围绕他的墓地位置争论不已。人们说，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转病情，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谈死谈活，还是没能阻止父亲身上癌细胞的脚步。父亲听说我们在谈他的墓地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用颤动不已的手写了一段话：“你们都不要争扯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埋在我学犁田做活的村子边，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粮食地。只要是在我唱过牛歌的地方，我的灵魂都会找到天堂。”

补白：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一队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竟是我亲爱的爸爸。

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天天挨批，“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没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由于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就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地主分子牌子，弯着腰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谩骂批判。斗争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的一个同桌，而该同桌那时之所以能上学，还多亏那个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资助。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打光棍，40岁刚过的人背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每天低着头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    赵  旭                     

父亲被镇反    姚治邦

解放后一个月，南汇县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并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斗争。一九四九年底，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革，对全县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汇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恶霸、地主、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几个月内，南汇县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好几百人。

周浦镇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处决了反革命分子多达四十多人。第一个被公审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处决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处决了十七人。听说有个叫翁必先的人，临处决前竟然高喊“蒋介石万岁！”

镇反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家熟悉的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全县每个集镇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枪毙人。父亲在十年前曾当过几个月的乡长，会不会被政府抓进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亲出去避避风头。父亲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产党的。再说，我有几个年纪很小的儿子，这么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这年春节，母亲挺着大肚子忙着置办年货，全家过了最后一个团圆年。

农历正月二十九，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亲生下小弟弟后的第三天晚上，厄运降临到我家。父亲被通知去“开会”，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抓进去的当晚，母亲知道情况不妙，为了今后的生活，在隔壁本家处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来抄家，没收了店里的全部大米、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及部分家产，还查封了两间开店的房子。个别人还冒充政府人员多次来我家，把一些值钱的家具、服装、财产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们一家大难临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处的小桥边，放了一条长凳。两个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紧盯着我家门口张望。我走过小桥回家时，他们指着我的背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实在联想不到父亲今天将要被处决，坐在长凳上的人竟是专门负责监视我家的。

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镇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的群众有数千名，包括父亲在内的十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执行集体枪决。据参加公审大会的熟人对我们讲，父亲在被枪决前竟然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大喊三声：“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亲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刑场，引起场内一片喧哗。为此，临刑前的父亲挨了不少枪托。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好心的乡亲帮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摇了一条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大的孩子去收父亲的尸体。在大操场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绑的父亲背着脸倒在血泊中。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慢慢地解散绑在他身上的绳索。父亲被翻过身来，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红了。父亲脸色蜡黄，但两个惊恐的眼睛睁开着，仿佛在向人们呐喊和倾诉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见母亲流着眼泪，一面喃喃地说“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会带大的”，一面用手指轻轻地把父亲的眼皮往下抹。父亲的双眼合上了。邻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亲背上皮肤雪白，有一个枪洞。家人用布把枪洞塞住。父亲脚上的鞋子是三弟帮助穿上的。

众人让大哥和我捧着父亲的头和脚，共同把父亲的身子抬放到棺材里，放上盖，钉上钉子，然后将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离家三里地的姚家坟地。挖了个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盖上土，草草安葬了，我们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里摆起了香案，烧了一个星期的香。祖母对父亲的死极度悲伤，天天晚上又哭又诉，哭诉儿子的冤枉，哭诉她的过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门口，监视全家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听到祖母的哭声，就会狠敲我家的门，并恶声狠气地进行恐吓。祖母听到敲门声，吓得不敢哭出声来。这一年，我十一岁。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派人送来一张判决书，上面写道：姚国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陈水关桥当过七个月的伪乡长，为敌伪政权服务，与人民为敌，沦为汉奸。任职期间，勾结敌伪区长郭正章、伪巡警李松文，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有一农民向地主交租时，因讹他少交两升租米，争执到乡里，被乡长姚国璋罚判补交六斗大米。姚国璋还仗势欺人，敲诈农民顾六明，后顾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几条第几款，判决姚国璋死刑，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份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的判决书很简单，只是十六开大小的单页油印纸，全文不足三百字。判决书上所列出的罪错，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争执。母亲哭着对我们说：“绝对没有敲诈顾六明这个事。政府实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爷呀，你太不公了！”从判决书的内容看，父亲一无血债，二无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该杀”之列。这张判决书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学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时才上交给学校。

当时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枪毙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也不需要上级的批准，一个县的司法部门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决、自行处决。一时间，凡是新政权成立的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沿海，到处张贴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杀人的布告，全社会都笼罩在新政权的红色恐怖之中。

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历时两年多，南汇县被政府作为反革命罪而处决的反革命分子竟然达到八百多名。四年后，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南汇县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过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发动扫荡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全县又搜捕了五百余名反革命分子。通过这几次镇反运动，凡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做过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关押、处决、抄家、管制、整肃。几十年里，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

补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里的批斗，便坐车到烟台投奔子女。殊不知儿子正被单位调查出身，不敢收留富农父亲，赶紧将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单位也在调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亲，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头儿又急又气，不几天就去世了。家中举行送别仪式，某村干部大模大样走来说：“一个阶级敌人没了，我们要庆祝。你们不能哭，你们要笑！不准举行任何悼念仪式！”儿女们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这是什么世道！”也没人制止他。  烟台山

    补白：有个富农的儿子，口齿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写一笔好字。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同学爱上了他，人们都说这个姑娘真傻，老师也轮番给该女生做工作。后来那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复转军人，而那位富农的儿子与一个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身穿一件破烂黑棉袄，腰里扎着一条草绳，见了我好像气短了半截，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心想，这个社会真能磨人，短短几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块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赵  旭

这样的右派有多少    曾  微

我的父亲叫简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改为政治大学）学会计。不要学费是父亲考这个学校的主要原因。该校为国民党培养文职干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名誉校长是蒋介石。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解放前父亲先后在银行、学校、伪政府工作，做过天津市伪政府会计处的科长。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是毛时代的规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这样写。我有很长时间感到不解：如果国民党政府是伪政府，那么中国有21年，从1928年到1949年，是没有真政府的。解放后父亲先后在西南贸易部和成都商业学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业学校任教师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2年，4年劳动教养结束，要摘帽解除劳教的时候，管教干部却告诉他，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我父亲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管教干部说给他查一查。一查发现，他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亲问：“我怎么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管教干部说：“你在旧社会干了七八年，哪会不牵挂上一点。”父亲问“牵挂上”了什么，他们不告诉他，也不给他认定历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么父亲的问题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原来，1956年审干时，父亲顶撞了学校领导。1957年反右，领导决定报复他，想把他打为极右，这样就可以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多次召开批判会，要父亲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父亲看如果不把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招认了，是过不去关的，于是索性心一横，你们说什么我都认下，于是被定为极右分子。报告打上去，还没等上级批准，领导就急急忙忙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结果，因材料实在不足以打成极右，没被批准。可是领导不愿意纠正，还是开除公职，送了劳教。4年劳教结束，档案里没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领导只好找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继续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业学校改正他的问题时，又因没有历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据，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这么荒唐！

4年劳动教养期间，父亲在四川会理铅锌矿采矿，在内江-昆明铁路工地修铁路。那时正“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别人偷食堂的红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劳教后，他没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亲的53元工资。有时出去“打工”，干点儿重体力劳动，收入微乎其微，后来就专门在家做饭。他一辈子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做饭，做了17年饭。

我们姊弟妹三个，受党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多说话。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们的生活、学习。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觉得自己已经连累了我们，担心自己对儿女施加反动影响。右派家庭的天伦被破坏殆尽。母亲作了21年右派家属，独自抚养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资养家。我们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学只能读到初中，就业是最差的工作，当知青难以返城。

改正的时候，成都商业学校给父亲补发了700元工资。他给我母亲200元，给我们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们被连累的补偿。我姨妈在最困难的年代每月给我们家寄5元钱，余下的200元给了我姨妈，算是对她的感谢。1998年4月父亲去世。弥留之际，我赶回重庆照顾他。他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我母亲不同意，没有捐成。去世后，他的朋友问我：“你父亲有遗憾吗？”我说没有。父亲曾经说：“我总吃了20年的安泰（不劳而获）。”改正之后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亲的情况不是孤例。与他一起劳教的一个人，4年劳教结束之后也被告知没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话剧团有个姓王的演员，也是这种情形。上海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右派，1979年改正时发现没有被打成右派，原单位为了名正言顺地改正，就又把他现打一次右派！

父亲亡地探访    张曼青

父亲张维良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22日夜全国统一肃托时在重庆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决书上说：40年代初他曾经是重庆托派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托派中央临时组委会组委。被捕后他先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松山劳改队，1957年被转往重庆南岸孙家花园监狱，后一直没有音讯。1960年母亲写信去孙家花园监狱打听，狱方告知去西昌劳改科查询。后经查询，收到短短数字的答复：“查张犯维良已于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劳改科。”

父亲为什么由重庆转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们心中一直是个疑团。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我们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实原因和具体情况。改革开放后，托派问题也一直是个禁区。这样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学术界对陈独秀有了一个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也有所松动，我们才有可能去弄清这个问题。

2006年10月9日，我与哥哥张曼平由重庆启程，经成都到西昌，去了解父亲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点多，火车到达西昌。刘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区大门口等我们。1958年刘叔叔离渝时我见过他一面，虽几十年没见，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十分亲切。刘叔叔四十年代与我父亲在一起工作，后同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庆服刑，1957年刑满后在西昌劳改科所属的一个监狱工厂就业。

第二天由刘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当时西昌劳改局的领导，他本人从小在劳改局家属区长大)带我们到了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监狱管理局（过去的西昌劳改科），找到他过去的邻居，现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李晓曦女士。李女士已经50多岁了，她告诉我们，那里只有当时监狱劳改人员的简略档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何地转来、转来时间、关押地点和备注等栏目），类似花名册，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张维良的资料。

在档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个名册，按姓氏排序。从张姓关押人员中找到了父亲张维良的名字，栏目所记内容与上述西昌劳改科回信所写内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档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转押西昌的，关押地为会理县通安铜矿劳改队。

通安铜矿离会理县城100多里，距西昌更有30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与云南接壤。当地确曾有一个铜矿，至今通安还有个叫铜厂的辖区。1958年时，那里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无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难逃出。档案上记载，父亲就是在通安铜矿劳改队病逝的。

就名册看来，凡关押在西昌各监狱的人员，不论是政治犯（反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见，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无任何区别，一律监督劳改。父亲当时年已43岁，身体不十分好，在那种恶劣气候和劳动强度下，难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命丧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说，文革结束后，常有犯人家属来查找其亲属的下落。“你们为啥不早些来？”如果再晚一二年来，她退了休，这些档案由谁保管就不好说了。她也不是专管这些档案的，只是出于责任心代为保管。我们十分感激她，也庆幸我们来得为时未晚。我们何尝不想早点来查找父亲的档案啊！

我们问李女士现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亲的遗物或安葬地，她说通安铜矿劳改队早已撤消，工作人员都分配到其他地方。当时对犯人死后的安葬只是挖一个坑，将尸体放进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标记，所以我们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踪迹。我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来我们的寻访也只能到此结束了。此后两天，与刘志超叔叔交谈，他介绍了不少父亲早年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父亲生前不为我们儿女所知的一些事情。这次西昌之行总算没有白来。

青岛张曼平先生来信：

父亲替我写作文    胡  言

我最不怕写作文。然而，有一类作文却让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惧，就是“我的家史”。其实这类题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写作难度。但在文革荒诞的岁月，这类作文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写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我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种写作模式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来说，显然是不适宜的。那一次寒假作业，老师就布置了命题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结束后，我去学校报到，班主任老师将我拒之门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没有完成。当我沮丧地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从我同学口中得知因没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报到。父亲以为我懒惰，要我补写，我没有从命。愤怒的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铁棍向我打来，我只得说我不会写。父亲问我什么题目，我难以启齿，因为这该死的题目将会使我和父亲都陷入一种非常尴尬和耻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亲仍以为我懒惰，继续操起铁棍向我打来。暴力之下，我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题目。父亲听后倒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并责骂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父亲铺开纸笔，替我捉刀写了起来。写完后叫我自己誊好，第二天交给老师。

看了父亲写的作文，我心里很不满意，因为文章中只是对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作了流水帐式的介绍，1949年前的家庭状况则只字不提。这显然不符合此类命题作文“政治正确”的要求，可父亲也只能这样写了。我违心地答应了父亲，将文章誊好收进了书包。

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将父亲替我写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后，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门外。当时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异常寒冷、孤独。听到从教室里传来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一位中年女老师目睹此景，从我的班主任那里了解情况后，走过来像母亲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对我说：“**同学，你就写雷锋叔叔的家史吧！”她还嘱咐我不要耽误了上课，并帮我办了交费和领新课本的手续。办了这些手续，就意谓着报名成功，我终于如释重负地走进了教室。至于那篇该死的作文，我最终还是没写。

当时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实际是那种阴暗年代的阴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学生，故意伤害一个儿童的心灵。那位女老师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举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正义感的。这种勇气和正义感，正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人性的光辉弥足珍贵，令人感动。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那位女老师把我搂在怀里的情景，我的心里仍然感到一阵暖意。

青岛张曼平先生来信

夏威夷金俗谦先生来信：

父亲章乃器    章立凡

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章乃器）已经分居了。父亲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揭发他。我那时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并教我一些话，到会上去说。会上，前面有很多人讲话，都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有到场。轮到我讲话，讲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上小学的时候，想进少先队，我好像比别人慢一二年才进去。那时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是绝对接受和服从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既然他错了，那么大家就都可以来批判他。那时社会有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跟我妈谈家里的情况。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此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喜欢记点日记，爱好古典文学，也作一点诗词。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了，交给老师，然后组织批判会。我不服，跟老师顶撞。后来这个老师跟我透露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为一个样板——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那个老师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老老实实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过后不久就发生批判我的事。后来我很厌学，成绩下降，还留级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我没前途了，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说得还比较厉害。我提醒他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读了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却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英国首相布莱尔金句     焦国标书

回家。后来父亲特别跟我讲一句：“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我不会自杀的”。

记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清华二校门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被赶到那儿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不要回来。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被撕了，铺盖也被捣毁了。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完了，马上就来临了。我当时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同学就揭发我，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来。

我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出身不能选择，谁让你投胎到这儿呢。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也是贱民。这个就是一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但是我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杭州王其伟先生来信：

父亲是这样死的    周祖德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派人告诉母亲，父亲凌晨自杀身亡。教授会协理员见到我们孤儿寡母，毫不客气地说：“周价在肃反运动中，在‘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杀，属于现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仅15周岁的我六神无主，去找同住一个大院的南京九中团委副书记周合群谈心。他比我大三周岁。他说：“你刚刚于6月22日通过南京一中团支部审查，现在正值团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组织如实汇报，并要表明与父亲划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亲前往鼓楼万国殡仪馆，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8月24日

从此以后，我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这个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团委批准我入团。后来转学到杭州一中，要求转团员关系时，南京一中团委却拒绝给我转。1958年在杭州一中读高三时，被迫辍学，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59年在海宁许村公社教书时，受到全乡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办求是初中当教师时，再次申请入团。尽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区团委否决。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险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1969年杭州城里出现现反标语，当局率先查我当天晚上在哪里。1979年在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时，全家分居两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资，身上无一件衣裤没有补丁。直到1989年，我才还清我们所借的外债。

1987年4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个课题经费（100元），终于在离开南京31年之后重新回到南京，到养回红村小山坡上找到父亲坟地。那里早已没有墓地，坟墓的位置成了人们扫祭的道路。随后我去拜访父亲的老同学、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兵教授会同事、南京军区退休干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战争时期工兵监同事、解放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同事、南京市当时的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南京市动力专科学校退休教师黄凤丹叔叔，才知道父亲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父亲事实上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教授会领导也准备要父亲于8月24日去上课，值班的党员已知道我父亲无事了，就放松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时，后一名接班的党员看管尚未到来，前一个已提前离开隔离审查室。此时我父亲对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为问题永远说不清了，于是乘此空当，悄悄走出隔离审查室，走向军事学院东门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扑下去，硬是把自己闷死了。

北京赵万力先生来信：

国标，您编辑的《黑五类忆旧》创刊号收到了，感谢您又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支持您。祝您越办越好。

北京季晔峰弟兄来信：

我老汉儿这辈子很冤    曹登贵

我老汉儿（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戴给我。我老汉儿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被枪杀的那3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儿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儿穿着长衫子，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儿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3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3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儿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个土匪是贫下中农。之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

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儿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儿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儿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汉儿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最终他也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因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儿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儿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儿：“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儿说：“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儿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儿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做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过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刘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讲组，到全国各地去做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演讲组，我老汉儿则是被抓进监。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一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儿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儿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

我老汉儿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戴上。

长治马纯孝先生来信：

父亲的遗著    邢诒心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七期，参加过抗战救亡，后在国民政府广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返乡当教师，五二年镇反时被抓。在内蒙古劳改五年，大难不死。那一批北上劳改的有几千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父亲即其中之一。出狱后回原籍乡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监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亲在乡村可谓牛马不如，任人辱骂殴打，几岁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乡村的孩子学着斗争会上大人的口吻，见到我父亲都会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掷粪便、土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至少被批斗几十次，贫下中农或工作队干部殴打他，民兵把他捆绑起来游村游街。有一天，小学校长要我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大队斗争五类分子大会。父亲被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押上斗争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宣读强加于父亲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厉声问我父亲认不认罪？我父亲只叹一声“冤枉”。几名民兵在书记、治保主任指使下冲上斗争台，手持木棍枪托，围着父亲一阵乱打。父亲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们将父亲双手捆绑，用麻绳吊在半空。父亲在斗争台上悬空惨叫，尿屎渗出裤子。革命群众则在台下怒吼打倒父亲的口号。不多久麻绳突然断了，父亲从几米高处跌下，昏迷过去。我回家告诉母亲，说父亲死了。母亲抱着我们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们说，父亲不会丢下我们而去的。夜里，父亲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双腿已不能走路，靠双手爬了几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劳动监督，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这些儿女惨受株连。我十二岁就失学回家务农，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惨绝人寰，绝望人生。

邓上台后，我参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后在广州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后，父亲重新过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将他三十余年的劳改生活经历写成书稿，真实地将中国大陆那段伤心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他要我们将来有机会将书稿出版，或者送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认为这本书稿有如下几点历史价值：一是镇反运动的罪恶记录；二是揭露了当年内蒙古劳改营关押几十万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内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斑斑血泪。

国外沈风雷先生来信：

我身在国外，希望读到你们出版的《黑五类忆旧》，但是不知你们是否有电子版的刊物？如有，是否可以赠阅？此致 Cheers。

北京张小曼女士来信：

看了黑五类的文稿，感慨良多。我的母亲魏希昭1929年投身学生运动，1950年被仇恨父亲张西曼的坏人诬陷成特务，从此蒙冤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机关当作特务嫌疑受尽迫害，至今已六十年。因当事人撒谎掩盖事实真相，直至今天仍未做最后结论。

北京梅桑榆先生来信：

《黑五类忆旧》第二期收到，谢谢！看你的前言，关于饿殍的文章，不妨选出一些结成文集。杨继绳的《墓碑》主要反映宏观上的大饥荒，对具体的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记述不多。

北京叶维佑女士来信：

陪父亲二劳改    鄂一雄

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年我3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喝小米稀饭。

1956年，部队集体转业。随后，反右斗争开始。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爸爸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有一天，妈妈带我们到一个农场看爸爸。他在那里劳动，晒得好黑。1958年，组织上动员我们家属返乡，我们回到湖北天门县的一个小镇。离开河南前，爸爸与我、妈妈、弟、妹在照像馆照了一张照片，并写着“欢送王虾贵（妈妈的名字）同志返乡合影”。前几年这张照片还在，近年几次搬家，把这个珍贵的照片弄丢了。

父亲被定为右派去了劳改农场，我们老家的军属牌子也摘掉了，妈妈不得不从新参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资根本养不活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因无钱治疗，两岁的洛兵夭折了。妈妈吓坏了，忙将洛佳送给乡下的姨妈，将我寄养在乡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红薯的时候，父亲来到天门乡下，要将我接到他所在的潜江沙洋二农场二十中队。外婆听说我要走，流泪了。这三年我与外婆是在吃树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过来的。父亲刑满后不愿回乡，要求留下来当农工，俗称二老改。为了不与其他农工一道睡集体宿舍，父亲想出一个良策，将我带在身边，这样就可以分到一间独立的住房。

那个住房其实就是一个看瓜的棚子，有十来平方米，门口种着各种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电筒回家，因为我无数次发现各种蛇躺在路面乘凉。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顶，各种虫子经常光顾我们的床，最让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从上面掉下来。有一次，一只野狗在我们门前捉了一只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将猎物放在地上，守在旁边欣赏。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却猛然向我扑来，前爪抓进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当即鲜血淋漓。现在还留有伤疤，那年我11岁。

父亲心情非常不好，脾气很大，常常以酒浇愁，每月工资还不够他喝酒。喝醉了就摔东西，经常无端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给他赚一元钱做酒钱，不然就挨打。

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床，守在牛棚门口，等农场放牛出来。牛有个习惯，早晨一出牛棚就会拉粪。鱼塘收牛粪，每斤一分钱。我每天必须完成一百斤牛粪才能赚到一元钱。一次我挨打后逃跑了，跑到一个由两个劳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们收留了我，在那个窝棚里呆了两天。旁边有个即将干涸的池塘，我帮他们捉了两脚盆泥鳅。还没来得及吃，父亲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时早上捡的牛粪不够，就只得到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去检。一次我在离农场3公里的杨家滩检了两大篓子牛粪，由于挑不起，我将其中一篓子埋在路旁沟边。将另一半挑回去再来时，发现竟被别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后来又捡到同样多的牛粪，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个小时。到养渔池一过磅，连皮107斤。天哪，那时我才11岁啊！

在劳改农场的四年中，我似乎没买过鞋。每年从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从早到晚都光着脚丫。有时被钉子、蚌壳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划个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会发炎，几天后就好了。过了十一，我就开始打草鞋。草鞋其实并不都是草编的。我平时就注意捡废布片子，洗净晒干，以备编鞋。用布片子编的草鞋是逢市过节穿的，用麻编的草鞋是洗脚后穿的，平时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窝子，没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围着。我是跟一个劳改犯学会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长的竹竿登在脚上就行了。

那时父亲常常出差，将我暂托给一家姓叶的照看。叶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岁，妹妹比我大两岁，我与妹妹同班。我那时身体不好，常常发烧（后来当兵检查身体时才发现肺上有一个很大的钙化团，可能是那时得了结核病，不知不觉钙化了），不能去上学，妹妹常将学习的内容带回，还带回一些找同学讨要的蚕豆、大麦粉之类给我吃。

那年头同学之间经常互相讨要吃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大姐当时正在与沙洋-武汉轮船上的一个船员谈朋友。那个准姐夫来看大姐，总是带一瓶化学酱油来。他们的老妈，一个越剧演员，就用酱油给我们煮饭吃。那种香甜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都流口水……

陕西李长生先生来信：

我叫李长生，一名退休教师，当年曾是一名受尽磨难的黑五类狗崽子。当我在网上看到《黑五类忆旧》的发刊词后，忆旧的思绪又把我带回到1966年的文革中。疯狂、荒唐而又饱受打击的一幕幕往事，令人浑身颤栗不已。我殷切地期望能够仔细阅读《黑五类忆旧》的每一期。不久我也将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把电子稿投给贵刊。希望你们能给我赠阅每期《黑五类忆旧》电子稿！

北京丁东先生来信：

国标，你好！电子刊物收到。你的发刊词中提到未改正的右派有章乃器，不确。章乃器原在不改正之列，在文件发出前，章立凡找到陈云，陈云将章乃器从不改正的名单中撤出。所以章乃器是改正右派。以上意见供参考。

小地主父亲    范向东

父亲小气，吝啬得超常。家里有个很大的粮仓，里面摞满麻袋，有谷子、麦子、豆子、花生，可是难得蒸一回馒头，每天嚼的都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在饭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许的，父亲会把脸拉得驴脸一样长。他的眼睛本来很小，麻雀一样的黑豆眼珠，可此时会睁得很大，像要撑破眼眶，眼里透着威严，有一种让人心里哆嗦的力量。他很少开口骂人，通常是把干瘦脏黑的手指头在嘴里蘸上唾沫，隔着饭桌探过身子，把米粒沾到指头上，送到你的嘴边。你不能反抗，那样会招来他老拳的热情招待。你得张开嘴，挤出一脸讨好的笑，用舌头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尽。父亲缩回手，再把手指伸进自己嘴里，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声音很响，像吃着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亲指头上的米粒舔进口，我都强忍着，找个借口出去呕吐半天，连肠子都要吐出来。所以吃饭的时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点滴过错被父亲抓住。吃完饭，还要当着父亲的面，把饭碗扣在脸上，用舌头把碗舔得发亮。这时，父亲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还可能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开，放在我的手心里。我会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点一点的散开，直到满嘴的油香。我会闭了眼，把嘴里的舌头转得像飞旋的轮子。那时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亲好苦，家里几十亩的土地，他舍不得雇长短工。从父亲身上抠一分钱，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从不回家，头上百年不变地裹一条油乎乎脏腻腻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随便挂几件能蔽体的短裤长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叫花子。

母亲中午要把饭送到田间地头，父亲吃饭的时候从不挪窝。见母亲送饭过来，锄头一放，席地盘腿而坐。哪怕此时烈日高悬，他也绝不会去寻一处有荫凉的地方。父亲古铜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样排满他的脊梁。母亲看着心疼，就蹲在父亲的旁边，用手绢不停地给他擦汗。父亲一手端着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饭迅疾扒拉到嘴里。他的嘴总塞得满满的，腮帮子总鼓得圆圆的，说话的时候嘴里叽里咕噜，也听不清他嘟囔些什么。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个哈欠，伸伸懒腰，又忙开了他的活计。

人家背地里都叫父亲“活不成”，舍不得吃穿，就舍得出力气。春暖的时候往地里拉灰土粪，父亲怕把骡子累着，常常自己架在车辕里，弯腰弓背累得龟孙子一样，而让骡子在后面悠闲踱步。

家里一年也难得改善一次生活。饭里偶尔放点鸡蛋、猪肉什么的，父亲总指着母亲的鼻子骂她败家子。他气急败坏地用筷子把碗里的饭像犁地一样深翻好几遍，把里面飘着的鸡蛋块块、猪肉渣渣都挑出来，一股脑扔进我们的碗里，边扔嘴里边嘟囔：“吃吧，吃吧，喜欢吃肉，把老子也杀了吃掉算了！”每当这时，我们就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碗，才不在乎他怎么骂呢。

母亲总在父亲下地的时候偷偷给我们改善生活。有一次我们正在家里兴高彩烈地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猪肉饺子，突然听见院外有骡子的叫声。母亲也不着慌，随手在盆里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门口用力一撒，满院都滚着白花花的豆子，很是显眼。父亲踏进院门，一眼就瞅见了地上的豆子。他尖着嗓子跳着脚在门口叫骂：“哎呀呀，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猪仔子，再有钱也经不住你们这样糟蹋呀，挨千刀的！”他边骂边弯下腰来，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衣袋里。等他捡完进屋，我们都已吃得肠肥肚圆，母亲也把所有的痕迹清理完毕。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母亲就给他从锅里拿出俩个窝头和一棵大葱。父亲一口窝头就一口葱，笑眯眯的，吃得有滋有味。我们都看着父亲偷笑，父亲低下头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么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时候，因为家里地多，粮食也多，父亲被划为地主。那些游手好闲，抽大烟把裤子当了、老婆卖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贫农。他们给父亲糊了一顶尖尖的纸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让父亲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喊：“我是地主，我剥削穷人，我罪该万死！”游街回来，父亲连吓带气，卧床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归西。人家叫我父亲“活不成”，他真的没活成。唉，可怜的父亲！可怜的小地主！

杭州王其伟先生来信：

想不到这么快就收到了您的回信和电子版的《黑五类忆旧》第一期。我一口气读完了（用大半天时间），只是通读，还准备细细精读。完全理解书中的一切，几乎用不着琢磨，太真实了，读得我一遍遍地拭泪。我已经把书转发给几个亲戚和同学，相信他们一定也会跟我一样感动。

我希望也能得到纸质版，便于保存收藏。但考虑到你们是做义工免费赠阅，我就不便多增加你们的负担了。如果方便的话请寄1-3本吧，至少1本。能读到电子版已经不错了。或者收点工本费吧。再一次向您并通过您向编辑出版团队表示感谢和敬意！我一定会投稿的，容我有一段准备的时间。

北京季远新先生来信：

您好，在冷明的博客上看到您的启示，希望能够得到这本刊物，了解那个时代，谢谢您了。

云南杨银波先生来信：

已看到《黑五类忆旧》（民间交流性半月刊），收录了我的《圣女王佩英》一文节选，很高兴。无论是陈兄，或焦国标兄编辑该刊，我皆授权《黑五类忆旧》可任意转载我的任何文章。

父亲认了    冯积歧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郑州钱振选先生来信：

昨天，北京的Kang先生告知您创办的刊物。今天，在五柳村网站看到首发目录和说明。希望读这一刊物，并向焦国标先生致敬。他的发刊词，好！

父亲到死想不通    杰弗瑞

母亲说我出生的时间比预产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头老母猪，我还不一定能出来。当时我母亲正在猪圈里扫猪屎，挺着大肚子扫得很累，就撑着猪圈的石板墙想歇一歇。老母猪过来亲她的腿，她提起脚赶猪，没想到老母猪一抬头顶了她一下。老母猪这一顶，把我顶到了臭烘烘的猪屎堆里。母亲说，老母猪从来没这么顶过她，是不是它有意帮你快点出来呢？

我生下来没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据说是吃了我的胎盘，吸了母亲的经血。母亲说，我生下来时好奇地盯着看老母猪，好像我们认识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后退，不敢抬头，过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后来想，我是不是来到这个世界顶替这头母猪的呢？这头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几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原来其实就是一头猪，或者说我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猪，过去的生活其实跟在猪圈里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有一天时间既没哭又没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么。我母亲吓哭了，对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还是不哭，直到半夜父亲回家，我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终于活着来到人世而高兴，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儿子就高兴。其实当时母亲的眼里满噙着泪水。她用牙咬断缠在我身上的脐带，抓猪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后坐在猪圈里发呆。老母猪吃完了母亲清理下身的猪草，舔食了猪圈地上的乌血，拱了母亲一下，母亲才回过神来，抱着我回家。

我长大后问母亲，为什么要生我呢？母亲很无奈地说，没办法呀，那时也没实行计划生育。母亲说得非常难过，我听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亲肚子里不出来，要是母亲根本没有怀过我，要是母亲怀上我又把我打掉，总之，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我也不会活得像一头肮脏的猪了。

我现在不恨那头把我顶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了。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一点错。他们不但没有错，还生我养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应该感谢他们才是。而且，如果没有以前像猪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哪能奋斗到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活得这么轻松自在呢？有人说，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是一半对一半，把不幸的日子过完，幸福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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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页錾�那天，母亲后来说，天热得把衣服脱光都不能解暑，太阳就像被泼了一盆经血，红得让人难受，红得让母亲看哪里都是红圈圈，都是猪圈里的经血，现在想想还要呕吐。母亲那天抱着我冲回家，一股脑儿地喝了五大瓢冷水还是感到热。母亲老来四肢酸痛，处处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时喝冷水有很大关系。

我当时确实不乐意出生，我母亲也不高兴我出生。当时父亲正站在生产队的批斗会，五花大绑着，低着头，曲着腰，接受着别人的教育。汗水在父亲的身上像虫子一样爬着，最初痒得令人想笑。虫子在身上爬多了，痒得久了，又难受得要命。父亲在口水、石子、讨伐声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阳下山了，月亮上来了，别人轮番讨伐渴了、累了、饿了，才得以回家。父亲疲惫地走进屋，还没等母亲告诉他家中又添了一个讨饭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亲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这一压，哇的大叫起来，母亲听到哭声才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来。父亲一惊，望我一眼，面无表情地朝一边一倒，又睡去了。
�牐犖页錾�在一个地主家庭，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不愿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猪一样生活，难怪我一出世，我家那头老母猪就死了，它不愿看到我一个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样，它已预知到我将来的人生……
�牐犐�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学就不能带红领巾，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现在，我对地主一词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浑身发紧，神经紧张，惶惶不安。按说，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应该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谁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们的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处罚的应该是父母，而不应株连他们的子女呀。何况我的父亲母亲并没有犯罪违法。他们只是在大家都很穷的时候，自己富得快一点而已。谁不愿意日子过得好一点呢？然而在那种荒谬的时代，想过好一点也是有罪的。�牐�

我的父亲母亲，甚至父亲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为了买那五十亩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节约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顿咸菜下苞谷稀饭，才终于攒到那么一罐袁大头。我的父亲母亲，甚至我的爷爷奶奶，既不偷也不抢，勤俭持家，乐善好施，连叫花子上门讨饭，自己不吃也要赏一碗，这样的人家在现在说应该评五好家庭呢。他们认为，我们靠劳动吃饭，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当官的怎么换，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应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荡荡的良民才是。
�牐牳盖滓郧笆歉鍪�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修房造屋，节省得吃碗羊肉汤都舍不得，一心想着买田置地，等结婚生子后让一家人日子过得宽裕一些。我母亲过门后，房修了地买了，日子照样过得紧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节约成习惯了，有了点钱以后照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母亲说，要是那时舍得吃舍得穿，吃了穿了，被判个地主富农，心里也还踏实些。既没吃成又没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没收，房产被瓜分，时时刻刻被监督劳动，大会小会上挨批挨斗，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不甘心呀。爷爷奶奶伤心呀，后悔呀，哭呀，气呀，解放没多久就去世了。
�牐牳盖自诿至糁�际还喃喃自语，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四十年前不让人富，四十年后却鼓励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一些，为什么命运就相差十万八千里呢？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错的现在却是对的？为什么靠劳动挣钱在那个时候就有罪而现在却是一件光荣的事？父亲至死也没想通。

父亲背着枷锁过了半辈子。在生产队，别人不愿去修公路，让他去修；别人不愿在大雨中去守庄稼，守汽车，让他去守；别人不愿挑两百斤重的担子步行十几公里去缴公粮，让他去挑；别人不愿在大热天挑粪上山，让他去；别人早早睡了，让他每天晚上写思想总结，写交待书；天寒地冻的时候，别人在温暖的家中休息，让他去公社政治学习，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亲曾对母亲说，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总在想，难道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真的是错的？难道大家都没钱、都穷就好吗？有一天，父亲似乎想通了，突然对母亲说了一句：“钱哪，魔鬼。”母亲莫名其妙地望着父亲，可他再没说话，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牐牳盖撞⒚挥邢胪ǎ�他还在为他的土地、房产惋惜。我们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读，哭得死去活来也没用，别人骂她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她想不通，一头栽到古井里，再也没爬出来。姐姐死了不要紧，让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亲母亲为此事在生产队的祠堂前罚跪两天两夜，当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们家的祖宗也被骂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钱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牐犖业母绺纾�一个小时候聪明可爱的孩子，淘气、外向、仗义、不服输，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受的气最多，吃的苦最多，长到该成家的年龄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赘到大山里去，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胆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可还是没少挨打受骂。我曾有近二十个绰号，至今还记得一些，如屎斑鸠、苦檀神、地主仔、四类分子、屎弹子、周扒皮、刘文彩等等。
�牐犆�运把我变成了一头冷漠、自私、孤独、玩世，人见人嫌的肮脏的猪。我已经习惯脏猪一样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认为就是一头猪。在没人的时候，有时我学猪的嘶叫，甚至学着猪的样子拱地上新鲜的泥土，嗅一嗅土里别样的气息。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开心，很痛快。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活蹦乱跳的猪崽。我在睡梦中曾夜游到猪圈，被母亲从猪圈里拉回床上睡觉。这一切我浑然不知，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带着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回家，母亲把它当笑话讲给她时，我才知道。
�牐犖夷盖锥晕业呐�友说，我是猪变的，是猪精哟。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后仰。我后来偷偷问我母亲，我真的在猪圈睡过？母亲没说话，眼泪直往外涌。

我大学毕业，做了大学老师后，父亲才得以找池塘钓钓鱼，谦卑地接受乡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经常对我说：“人要节欲。还是穷了好，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知道，父亲话虽然说得通达，实际上他心里仍然没有想通过去一直没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赘到大山里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几十亩山地，种水果发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可我父亲却怎么也不愿意踏进我哥哥的家门，甚至还当着全家的面，骂我哥哥不从他那里吸取教训。
�牐犎欢�直到父亲去世，我哥哥也没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过越红火，桑塔纳买了两辆，刚上高中的女儿被送到美国念书。我父亲把我哥哥骂了，打了，哥哥仍然不听，继续发家。父亲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想把日子过好一点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胆做，没有谁把他怎么样。

冷明先生来信：

离右派就差一厘米    廖文伟

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丟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滿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丟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甲乙先生来信：

读过您编辑的《黑五类忆旧》第一期，很受触动。“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这题旨非常好！又看到你们的约稿启事。我自己有一篇类似文章，现寄上，供选用。  

印花的童年    文利桃

父亲成分不好，在城里找不到媳妇，只好到乡下找。母亲对英俊的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外婆外公反对，闪电般迅速嫁给了父亲。母亲嫁到城里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气，一口结结巴巴的乡下话，受尽婆家和邻居嘲笑。偏偏又连生三个女儿，父亲更有对她拳打脚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视为狗尾巴草的我，两岁就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宝，总能想方设法做出我爱吃的东西。从墙角菜坛里舀来酸酸的浸水，将生红薯切成极薄的片，再拌上鲜红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谗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错，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鸡窝里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几根稻草追得我满村跑，演戏给旁人看，以平民愤。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一晃到了七岁，已是上学的年龄，母亲把我接回城。那时她又怀孕了，就在我报名读书的第一天，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女儿。父亲一看又是个女孩，当场破口大骂。奶奶指着父亲的脸说：“你这辈子绝种了！”骂骂趔趔地拖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回头看见床上的母亲满眼都是绝望。

叔叔结婚后，爷爷提出分家，把好的东西都分给了叔叔。父亲提出异议，爷爷说：“你要那么多干吗？你儿子都没有，将来还不是落到外姓人手里？”父亲赌气迁出城，在郊外一条僻静的小河边盖了三间房子。那一年，我八岁，二妹五岁，三妹一岁。父亲做了一条小船，到河里捕鱼来维持生计。哪天多卖了几个钱，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的才回来，见人骂人，见狗也要追着踢几脚。我的左耳就是父亲打聋的。

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闷热。母亲在厨房做饭，八岁的我，坐在客厅的凉床上，抱着哭个不休的三妹，还要给站在旁边的二妹挠背心的痱子。父亲在隔壁房间喝酒，三妹的哭声闹得他心烦。他厉声骂我：“你是头猪吗？不会抱她走动一下？”

我赶紧边哄三妹边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无奈我个子太小，怎么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紧，三妹哭得更厉害了。耳边传来父亲的骂声：“吵死啊！小心我出来一脚踹死你！”我终于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门口，二妹又哭着上来揪住我的衣服。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我，没注意脚下的门槛，抱着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过气来。

我吓坏了，刚把三妹从地上抱起，就看见父亲从房间气冲冲地出来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从我怀里夺走了，还没等我来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个人飞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吓得尿了裤子却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没打歪，但左耳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母亲被艰难的生活磨得脾气暴躁，也喜欢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体积大一点，就成了父母理所当然的出气筒。挨了打我也无处诉说，只是朝着外婆住的方向无语凝泣。有一天，我实在无法抑制对外婆的思念，偷偷从家里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给我洗脚的时候，看到我满腿的青紫伤痕和布满血泡的小脚，直掉眼泪，咬牙切齿地说：“天杀的！怎么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车上，看着窗外渐渐模糊的外婆，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控制地流下来。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惧的家，心里的绝望无法言表。到了家门口却不敢进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在房子后面的杂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壮着胆子战战兢兢往里走。刚走到大门口，正好撞见出来倒垃圾的母亲，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里还很高兴，因为平时只要母亲先惩罚了我，父亲一般就不会再动手。母亲也明白这一点，总是抢在父亲前面动手，其实她是想让我免挨父亲更残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亲推搡着，眼睛却瞟见父亲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棒出来，直朝我奔来！我朝母亲大叫：“还不快松手，爸爸来了！”母亲一回头，也赶紧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健步如飞追来。我沿着河堤狂奔，几次差点被他手里的木棒打到。我边跑边在心里发疯一样的祈祷能出现一个人救我！

天从人愿！村里的支书正好从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一猫腰从救苦救难的支书大叔裤裆里钻了过去，10岁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动迅速，动作优美。父亲没料到支书会突然冒出来，朝着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惯性。好家伙！那一棒子结结实实砸在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支书腿上。支书喊一声“哎哟”，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效果。支书在医院足足躺了一个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强治好，父亲赔了七百多元医药费。

从那以后，父亲要打人就先把门反锁，连母亲都不准进来。无论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脱掉，那样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后来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规定我定期去河边竹林里砍竹子回来做工具。要去掉竹叶，捆紧了，还得用布条把手握的部位一层层缠紧，这样才好使力。他双手握着那一大把竹条朝我裸露的身体肆意挥舞时，动作活像秋收时朝谷筒里用力摔稻谷的农民。竹枝每落下来一次，我的皮肤上就多印出一串红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会冒出一颗红红的血珠，父亲美名其曰“红印花布衣”。

实践出真知，打的次数多了，我发觉嫩竹枝条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断。我在被打的时候默默数了，老得发黄的竹枝要挥打40多下才全部断掉，嫩竹枝一般30下就光秃秃的了。于是，我再去砍竹子时就专拣嫩枝头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亲的棍棒训练下，我还练出了几项特异功夫。两米多高的窗户，我一个八九小女孩能在几秒钟内爬到最顶端，像一只小猴子那样抱着窗户顶端的栏杆，脸对着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这个姿势的好处是上半身受伤比较少，不过，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满了重叠的印花，好几天坐不得凳子。还一个特异功能就是无师自通学会了狼嚎。我发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里叫得最好的领头狼，叫声在深夜传得很遥远。只要在我发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对面很远村子里的妇女，总会到处绘声绘色撒播谣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个惨啊！

身体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满身红印花后去读书。在我们身体没有体现女性特征前的夏天，母亲都不给我们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亲穿上衣。这样洗起衣服来也简单——五条短裤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钱又省了肥皂。

妹妹们还小，无所谓，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个女生不穿上衣去读书。这给老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认为我是个没开化的野孩子。没花一分钱广告费，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一说起那个打赤膊来读书的女孩，谁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体被印花以后，没有上衣遮盖，就那么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师生的眼里。被打时，出于自然反应，我都是抱着头弓着身子蹲在地上。这样的姿势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个背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印花，而前胸则相对较少，不太触目惊心。

人都有爱美之心，在学校遇见老师，我总是尽量将自认为最美的胸部对着老师。老师一走动，我就像向日葵那样，始终将前胸对着老师移动，尽量不让老师看到我丑陋的背后。

曾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老师，面对我的伤痕落泪，善良的她走访了我的父亲。父亲唾沫横飞，历数我数十条非打不可的罪状。在他的描叙中，九岁的我除了没犯过杀人罪、强奸罪，别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对仍喋喋不休劝解的老师，父亲恼羞成怒地说：“我生的孩子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关你屁事！”气得音乐老师拂袖而去。

三年级时，我的胸部开始发育，长出硬币大的小乳房，同学们指指点点令我无地自容。我向母亲提出要穿衣，母亲许诺明年夏天就让我穿衣去上学，我听了绝望得想自杀。一天中午，看见晾衣竹竿上晾着父亲的一件白背心，我灵机一动，等母亲不注意，把它藏进书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亲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连衣裙。我找根麻绳绑在腰际，自我感觉美不胜收。

放学后我就把背心脱下藏在书包里，脏了也不敢拿出来洗。没几天，白色的背心黄渍渍的，酸臭酸臭。事情还是败露了。母亲路过学校，刚好撞见还没来得及脱下背心的我。她当场给我两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买了布，给我做了一件衬衣。我终于结束了打赤膊上学的历史。

父亲素来风流，前村后店都有他的情人。母亲看不开，寻死觅活地吵闹。他们打架，我跟着遭殃。母亲动不动就朝我口不择言地吼：“只看见这里死人那里死人，怎么就是不见你去死啊！”受母亲的指点，我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到处打听哪种死法不痛苦。自幼极爱看书的我，最后从琼瑶的书中得到启发。她书里的女主人公都喜欢割脉自杀，说这样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后脸色还会苍白凄美。爱美的我觉得能苍白、秀气的死去是个不错的选择。

说干就干，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们关在房门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开了手脉。没想到血会像箭一样从血管里射了出来，居然喷到蚊帐顶上！我没觉得疼，只是有些惊讶，嘴里不由自主发出了尖叫声。

我没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来了。听到我惊恐的叫声，她一脚就踹开了门，把我的手捆紧后送进医院缝了七针。后来听外婆说起，事情还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刚躺下，就非常清楚地听见我的声音在窗户根下连喊了三声“外婆”。她以为是我夜里偷跑去到她家了，起来打开大门一看，外面却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外婆觉得不对劲，一夜没睡好，一早就坐车赶到了城里，及时挽救了我一条小命。我抱着外婆哭得肝肠寸断！她才是我最亲的人，一次次救我于水火之中。

难得发怒的外婆把父母骂得狗血淋头。她指着父亲骂：“教育孩子有你这样的教育方法吗？明明是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却把怨恨都发泄在孩子身上，还要找出各种罪名来为自己开脱！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非和你拼了这条老命不可！”

住了几天，见我伤口快愈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里无数次乞求外婆带我走，却怕让她为难而不敢开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着包扎着绷布的手，依在门口看母亲送外婆走。看着外婆老泪纵横一步一回头地看我，我终于不顾一切，哭喊着追了过去：“外婆，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经过外婆的力争，加上我以死相挟，我如愿以偿地跟外婆下了乡。走的那天，我脚步如飞，头也没回……  

伦敦嵇伟女士来信：

《黑五类忆旧》让人想起的是似乎太久远但永远不可能忘的事。因为太忙，我现在几乎不细看任何文章，但你的这本电子杂志却仔细看了。因为一，我是在右派堆里长大的；二，我在安徽淮北插队八年半，所见所闻和文章中的故事一样残酷。保持联系，谢谢寄给我《黑五类忆旧》。祝好！    

和田先生来信：

父亲的眼泪    杨恒均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在外面玩耍，与一个同龄的玩伴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稍占上风。我悄悄回到家里，没敢告诉父亲，以为事情就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由远及近，不久就听到了叫骂声。我听出是刚刚和我打架的那个孩子的声音，心中暗暗叫苦。原来那家伙不服气，一路叫骂冲我家而来，手里还捏着一块砖头。他身后还跟着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的观众。那时孩子打架，哭闹叫骂是很普通的，通常不会吸引如此多的观众。是与我同龄的这个八岁孩子叫骂的内容吸引了大家。他没骂我，而在叫我父亲的名字，每叫一句还加上一句充满童稚的恶狠狠叫骂声：“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亲当时虽是管制对象，但还是学校校长，母亲是公社医院妇产科医生。父亲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父亲也听到了叫骂声，小心翼翼地从门缝里朝外面瞅了一会，然后回头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脸色阴沉沉的。这时门外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这架势，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边叫喊我父亲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来越侮辱性的形容词。我发现，最让父亲紧张的是“地主”、“大地主”。门外每传进这两个词，父亲紧紧握门把手的手都颤抖一下。

那天父亲一直没有开门出去。两个哥哥也在家，他们都是大孩子了，气得脸都紫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不知是那孩子骂累了，还是被好心的邻居劝走了，外面没有了声音。可是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是父亲害怕邻居听到而压得低低的呜呜的哭泣声。我们兄弟几个站在那里，吓得一动也不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像孩子一样哭，我原来以为做父亲的是不会哭的。哭了一会，父亲抬起头来对两个哥哥说：“你们的弟弟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你们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难吗？人家今后打死你们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个小地主。街上每个人都能骂我们，我们要让着所有的人，知道吗……”

父亲说得很白。他说：“我们是地主，是贱民，就是你弟弟也没有和别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权利。他还不懂，但你们今后得看住他。”父亲说了很久，而且都是对两个哥哥说的。其实父亲不必说那么久，当时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无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时会不知不觉间和小朋友闹矛盾。父亲的哭声结束了我的童年时代。后来在整个小学，特别是在随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期间，我夹着尾巴做孩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最悲惨时，有些高年级的孩子只要喊一声“地主崽子过来”，我就会收起一个孩子的心，乖乖地过去，甚至曾经被命令从他们的裤裆下钻过去。

我没有任何反抗。就在我们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人大义凛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丢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父亲是老师，他知道这些事，更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世道。有段时间我一度误解父亲，认为他太软弱，但后来我理解了他。当时作为我们这类人，压根儿就没有软弱和勇敢之分，我们根本无法和整个强权对抗。要想幸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软弱和屈服。

孤帆先生来信：

一张平反证 　　 陈  华

尊敬的湘乡市委统战部领导：　　　　

我的父亲陈鹤尧，生于民国六年农历六月一十七日，现年90岁，住潭市镇西田村10组。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父亲挺身而出，应征抗战入伍，上海淞沪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工兵第一团团长马崇六属下的一个营里任班长，多次参与对抗日寇作战。1941年，父亲在江西吉安国军军事学校毕业调查处军官总队13中队受训毕业。同年加入国民党组织，党证号：军競字22713。这年25岁，入党地点：吉安。军校毕业后，任第41补训处(处长唐光乔)第2团中尉连副。后调任部队番号为浙江兰嘉师管区(管区司令赵煜)第二团15连连长及兰嘉师管区上尉附员。

父亲奉令率连队从浙江撤退至江西时，途中多次与日寇遭遇作战，战斗异常惨烈。日寇前堵后追，父亲率连队与之巧妙周旋，从而基本上保住了这支国防部队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战终于到达集结目的地。民国36年，父亲在南岳第27军军官总队(总队长蒋伏生)第5大队退役，退役证号：除丙字007552。　　

退役回家后务农，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镇反运动时，由于民众对父亲口碑极好，才侥幸躲过了杀戮之劫。不久，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接受监督改造，捆绑批斗，劫难中留一条残命，至1984年才被摘帽。2007年5月18日父亲高血压中风几天后住进了东山医院，弥留之际，他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认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中华民族，热血青年时期，与日寇浴血奋战，反而认为是“反革命”，这是极不公正的，死也不会瞑目。
　　弥留之日屈指可数，父亲特向统战部提出2点请求：
　　1、给自己的抗战历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为摘帽只是证明摘帽后不属于阶级敌人了，“摘帽”一词反而认为自己的抗日历史是属于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确的。父亲打的是日寇，没有与共产党放过一枪，何“反”之有？难道去当汉奸反而是革命者吗？2、生命垂危，正在抢救治疗，希望能得到一定的医疗救助，哪怕是一分钱，也体现党和政府对一个抗战老兵的关怀。
　　1949年秋，国民党军事机构曾动员父亲随军撤退去台湾，父亲对新政权充满希望，毅然选择留在家乡。幸存的抗战老兵屈指可数，像父新这样的连长级以上的抗战老兵更是寥寥无几了，希望上级领导对父亲这样一个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权要求给予重视解决，再莫让他带着伤痕累累的遗憾进入另一个世界。
　　                        此致

敬礼
　　　　                抗日老兵陈鹤尧的儿子陈华
　　                            2007年5月25日凌晨
　　                                于东山医院父亲病床旁

　　
　　5月25日，星期五，我揣着这份信件报告早早来到湘乡市委统战部。早20年前我就来过这个地方，那是要求为父亲落实政策，同时享受生活补助待遇。当时他们的人答复我：陈鹤尧不是起义投诚军官，故无法得到什么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个副部长看完报告后问：“你父亲的摘帽证呢？”我说根本就没有发下来过什么摘帽证，只是让人转话，对父亲说你以后不要去开斗争大会了，也不管制你们这些人了。我对副部长说：“当时那些极左干部们的心态是极不平衡的。一夜之间突然不能对这些五类分子捆打批斗了，不能当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证也不会发给他的！”副部长默然，隔一会儿突然说：“现在不是没被管制了吗，摘帽与平反不是一个意思吗！”我说：“摘帽与平反绝对不是一个意思。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正在病床上翘首盼望能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就去回复他老人家。”这时进来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长让她看了报告，女主任一锤定音，说：“上面没有明文规定，这事我们不能办！”
　　父亲17岁参军，军旅生涯12年，大部分时间从抗战中度过。他在东山医院住了8天7夜。有一晚他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对日夜守在病床边的我说，抗战开始时，他随部队调到河北，参加了沧州战役。那一仗打得很惨！正当我想详细询问沧州战役的情况时，他又昏迷了。由于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月11日19时45分，父亲与世长辞。关于父亲参加沧州战役的经过，我永无向他问明白之日了。　

那时我还小，只记得好多时候，睡到半夜，许多拿着步枪和梭标的民兵就闯进我家住的低矮草棚，翻箱倒柜一阵后就喝令父亲跪下，然后拿一根带来的棕绳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父亲在家中唯一的一张方饭桌上扎篾条笼子，圆锥型的，三尺多高。父亲在上面糊上报纸，拿我书包里的毛笔写上“历史反革命陈鹤尧”，还在“陈鹤尧”三字上打个大×。自制的高帽子若不够高，斗争时会受额外的紧索和拶打，游行时还要遭受一些围观者的石击和唾骂。父亲怕人说他不老实，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赶在一旁，给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发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红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台上对着母亲和父亲伤心大哭。父亲无奈地抱住我，无声地抚摸着我的头，只有叹气。又过三年，勒令我回生产队出工，不准读书。

父亲年龄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队里放牛，上午照样出工干活。双抢和晚稻收割时节，就被安排去晒谷。队里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刘树仁，国军少尉排长，抗战时入伍，抗战胜利时退役。两人每天为队里翻晒几千斤稻谷。晒谷坪离保管室仓库有300米远，清早担出去翻晒，晚上手摇风车吹掉瘪谷，再担着一箩一箩塞进狭小的仓门里，通常要干到晚上9之后才能回家。然而队里给他俩计的工分是成人的5.5折。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无休止的肉体揪斗，两人养成逆来顺受的畸型人格。父亲60岁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导员请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亲可能认为自己60岁生日也不准假，争辩了几句，政治指导员竟伸手去搧他的耳光。我正在不远处的秧田里插秧，冲上前去挡在中间，喝道：“他今天60岁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见识颇广，好读史书。从父亲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错杀滥杀的许多真相。土改对地主婆女人的摧残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1942年，国军军长彭锷将军出资买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湾街口的瓦屋场房地。解放时，彭军长去了台湾，他的亲妹妹彭福来被划为地主。冷天里斗争她时，拿一个大桶盛满水，放入几条泥鳅，然后将她脱光身子，扔进桶里，让她去捉泥鳅。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享受着感官刺激的贫下中农们乐得哈哈大笑。父亲由于是中农成份，那时还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亲避过了那场侮辱和劫难。

发殡父亲那天，礼生在灵堂里读家奠文时，挨着我跪着的妻子小声说膝盖跪得生痛。我说忍忍吧，这么一会儿也说痛，想想父亲在挨批斗时，常常一跪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晚上，而且被捆绑着，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牌子，可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痛。我说着，看着棺木前父亲的遗像，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对父亲特别憎恨，每次批斗发言后，总要怂恿骨干积极分子们去打父亲或紧一阵绳索。那时我多次问过父母，这个人为什么对父亲这般狠，是不是有过什么仇隙？父母怎么也不说出来，为的是怕我惹下大祸，真说出去了，父亲的命也难保了。早几年，在我不断追问下，父亲才向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年底，日寇占领宝庆(邵阳)后，又大规模进犯新化和安化县蓝田镇，国军73军官兵奉令开赴蓝田狙击日寇。1945年1月17日中午，一路日军来到今西田村九组的瓦曹门刘家。家中的猪牛全被鬼子、汉奸杀吃了。刘家的6岁孩童刘才方，戴着一个银项圈。一个鬼子从他项上取下项圈，随手扔给一个汉奸接住。这时刘才方的母亲认出其中一个青年汉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组杜家屋场人，叫张祝轩，小名满伢子。他见被人认了出来，就势说：“二婶子，请你告诉我堂客一声，我和×××还要出去好些时日。”21日夜，73军大部队与日伪军爆发潮音阁战斗。之后，汉奸随鬼子撤进县城湘莲镇。此后，张祝轩失踪了，×××却完好无损地活至今日，还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文革时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父亲1946年夏从部队退役回家，家乡当时正在大力抓捕和惩治汉奸。湘乡县国民政府将黄惠臻、龙连斌、陈罗生等汉奸公审枪决。潭台乡乡民代表会主席谢笏卿，乡长易坚衷，副乡长成炳南，见父亲退役回家，要求他协助乡政府抓抓惩治汉奸的工作或当当保长什么的。父亲是抗日军人，自然对汉奸十分憎恶，×××被父亲审问过多次，但他只承认被鬼子掳伕，痛哭流涕地倾诉受尽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乡像他这样的人有2000多个。他家有一件鬼子的军衣，他巧妙地躲过了父亲对这件军衣的盘诘。父亲见没抓到什么重要证据，就再没追究下去。
　　当初这些汉奸无恶不作，跟着鬼子烧杀掳掠，奸淫抢夺。1945年5月28日下午，日寇第二次进攻潭市时，18名鬼子成群地轮奸一个年青女子，有2个为日寇带队说湘乡土话的“二鬼子”参与了轮奸。国民政府花大力气缉捕这些人时，他们大都闻风潜逃了。可当解放时，这些人又跟着解放军大摇大摆回来跟着斗地主分田地了。一个穷字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成了大红大紫的贫下中农。父亲这些抗日军人，此时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对象，跌入人生的谷底。

湘乡还出现过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华、蒋水生枪毙的事件。潘、蒋在抗战时杀过鬼子汉奸。这些被杀的汉奸，其子女亲属成了贫下中农，土改时便大肆报复，说潘、蒋杀他们的汉奸父亲是杀害贫下中农！甚至，大汉奸头子刘汉良被押至娄底被国民政府枪毙的事，也被他的大儿子在土改中提上议事日程，几乎被“昭雪”。父亲经常对我说，土改时，有不少汉奸、流氓地痞和无知积极分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湘乡的抗战历史几乎是被人倒着写的，真正的汉奸们反而大红大紫起来。

　　6月11日父亲去世。第二天，湘乡市黄埔军校同学会86岁的叶启福会长，代表湘乡黄埔军校同学会，专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一组的王国英老人前来吊唁，看到花圈上写的字，问我叶会长是否走了。他是一个投诚起义的少尉军官，说现在政府每月只发给他83元的生活费，少了，想问问这方面的政策。我将他请到一个避静处，恳求说：“王老，您对张祝轩满伢子和×××的历史相当熟悉，又都是不太远的左邻右舍，请您告诉我，×××究竟是不是汉奸？”我这一问，把王国英老人吓了一跳，他说这人还在，爷老子千万别惹出什么祸来。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去惹他，我也没本事惹他，我只请求您告诉我他是？还是不是！王国英老人这才说：“是顺民，他和张家满伢子是真正的顺民！”

顺民即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饭带路，跟着烧杀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发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黄泥村的舒栋材老人赶来为父亲丧事当礼生，我不失时机地问了他关于顺民的事。他说，张祝轩满伢子这些人都是顺民，跟着日本人走，只是具体干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至死时还耿耿于怀，一定要当今政府为他平反才咽得下这口恶气。我多次劝慰父亲想开点，一纸平反证有什么用？还是少去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亲越发执拗了，在东山医院病床上，非让我凌晨写好报告不可。当我写好大声念给他听时，父亲眼里噙着泪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对我们说：“是我连累了你们的前程几十年，但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彻底领悟了死不瞑目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父亲后面的话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张平反证，在他死后让我们告诉家乡人，他是无辜的。同时他也想告诉那些整他、欺侮过他的人，陈鹤尧不是孬种！

　　几十年来，我亲眼看到父亲痛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时期，许多人饿死了，成批成批地饿死，绝户绝代地饿死，潭市人饿到有几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亲差点在那场人祸灾难中饿死。我亲眼看着我的奶奶饿死。父亲当时正被赶在棋梓桥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晚上他闻噩耗后请假赶回家，伏在奶奶遗体上哭得惊天动地。
　　第二次是1972年9月30日早上，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父亲为生产队放牛迟迟没回家吃早饭，我只好去找他。在一个山墈边上，父亲坐在那里失声痛哭，我走拢去一问才明白，原来清早在放牛时，远处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联合公报》，里面有中国宣布放弃接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的内容。父亲泪流满面地痛哭一阵后说：“我们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这些年，我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资料给父亲看。中日恢复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外相大平正芳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准备了4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主动提出要对在中国杀死的3500万人进行赔偿。9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请求接受这笔赔款时，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要甚么战争赔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国，我们早叫蒋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了。”过了两天，在接见时，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进行战争赔偿，毛泽东再三表示：当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国来，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泽东确实说了大实话。当年，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对方。电视剧《延安颂》显示，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区域时，中共领袖们是异常兴奋的。因此，无论日寇进攻哪一方，中国内部就会有一方幸灾乐祸。窝里斗的劣根性展现无遗，而在世人面前却要装出大义凛然的嘴脸。父亲作为一个正直的军人，他无法去帮衬什么人的伟大战略构想，他只知道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地干，多杀日寇是他们的骄傲，所以父亲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杀鬼子为什么反而成为历史反革命，杀鬼子到底错在哪根神经上了。
　　在对待父亲这些人的抗战历史问题上，我似乎读懂了某些潜在法则。他们在抗日前线拼命杀敌，从某种意义说，是不是对那种伟大战略构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后来在对待汉奸的问题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种端倪。

建国后30年来，阶级斗争越抓越严厉，甚至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过。在湖南道县，还对这些人实行全家毁灭屠杀，小到几岁的儿孙，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7000多人捆住赶入河中和大水库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干脆就在岸上被杀死。这种大屠杀和抓阶级斗争，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对汉奸们不闻不问，从中央至地方，从没有过要对汉奸实行阶级斗争的一条。在对父亲的无休无止的批斗中，我家不远处的一个邻居刘云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如果不是在国民党部队，而是当了顺民，他的前途会好得多，你们这些子女的出路也会好得多！”我反驳他说，父亲虽然站错了队而成了反革命，连累了我们几代人，但总比当无耻汉奸的后代好得多。

父亲知道了邻居这话，十分生气。一天晚上，父亲在地坪边乘凉时对刘云林说：“我的这个连队在浙江往江西鹰潭的转移途中与鬼子遭遇拼刺刀，一个贵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肠子也流出来了。卫生兵为他包扎好抬上担架继续转移，鬼子在后面追。这个贵州兵为不给部队添负担，趁人不注意，在担架上拿出步枪顶住下颌，脚趾挑动扳机自杀。部队缺少医药，许多兵在这次转移中患疟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们来不知幸运多少倍。至少，今天我还活着。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还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讲，我到死也要讨个清白。”
　　父亲认为，日本政府愿意给你赔偿，你却宣布放弃接受，这是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表态放弃者毛泽东如果代表他个人，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应该为人民作主，宣布这种表态无效，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如果毛泽东者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杀死和伤害的人民进行代替赔偿。

父亲的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铭心，将会伴随着走过我的一生。东山医院对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还从湘潭请来胸脑血管专家来会诊。父亲毕竟年迈，非医药所能救。我怕父亲死在医院里，只好将他接回老家潭市。每当从昏迷中醒来，父亲就只嚷这一句：“平反呢？给我平反呢！”到了6月9日，他的这种叫嚷更加强烈起来。

我使劲摇醒昏迷状态中的父亲：“爹爹，你看啊，统战部的人来看您老人家来了！”父亲终于被我摇醒。这也是一种半昏迷状态的醒，眼睛半睁半开，迷蒙无光。父亲的耳朵有些聋，我只好贴近他的耳朵大声地重述了一遍。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我和哥哥把父亲的上身扶起一点，垫上被子，好让他聆听“统战部”领导说话。“统战部”的人说：“老人家，我是湘乡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代表湘乡市党和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我又贴近父亲耳朵边，大声地把“统战部部长”的话重述一遍。父亲的头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睛瞳孔里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统战部部长”挨坐在父亲的病床边上，双手握住父亲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说道：“老人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您紧握手中的枪，与日本鬼子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爱国情怀，我们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亲耳朵边大声重述“统战部部长”的话，父亲突然“哇”的一声大哭，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般从他瘦瘪了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父亲这一哭，哥哥和姐姐们都跟着大声哭起来，房间里一片呜呜的哭声。

“统战部长”继续说：“老人家，在极左错误路线时代，我们错误地对您实行监督管制，给您老人家的后半生造成了身心伤害，我们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并决定对您老人家实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亲听完我大声转述的这些话，哇哇哭得更厉害。我也跟着哭起来。哭声震动整个房间。我们的哭声与父亲的哭声是大不相同的。父亲是感动的哭，他将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是一种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们骗了父亲，时局骗了父亲，历史骗了父亲！

我拿一条毛巾不时给父亲擦着眼泪，忽听得他嘴里在说些什么。我贴下耳朵，父亲嘴里在喃喃地说着话。我听懂了，大意是在问“平反证，平反证”。我们一家人和“统战部”的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疏忽了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统战部部长”很是机敏，说道：“老人家，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平反，平反证很快就会发放下来，只是程序问题了。”看来，这场戏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轮值守护。第二天早上我从电话里得知，父亲晚上睡得较安稳，脸上绽着一丝笑意。但到下午6点多钟，哥哥与姐姐们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让我火速赶去潭市。

19时10分我赶到父亲身边。父亲在张着嘴喘粗气，已不能言语，眼睛在无神地瞪着，似乎在盼望什么。我贴在父亲耳边大声地呼唤着。他知道我赶回来了，微微地点了两下头，右手拇指和食指对我亮着一个“圆”。我以为是父亲想喝水。姐姐把水端来，他反而把嘴闭紧了。水拿开了，父亲嘴里一个劲地说着什么，姐姐说：“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证？”姐姐的话提醒了我，我知道父亲此刻的心情。此时如果有什么人能弄一个假平反证来，我们会不惜重金相买。没办法，我只好贴近父亲耳边大声说：“爹爹，平反证过几天就会发下来，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说到这，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19时45分，父亲永远地阖上了眼睛。一个抗日老兵就这样走了，永远走了。父亲走时似乎没有太大的遗憾，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的遗憾和打击实在太大了……

父亲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却是一个命大的人，仅在淞沪抗战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弹击中，留下瘸指小伤，并不影响扣动手枪的扳机。他戏谑自己，因为命苦反而命大。父亲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举一例，日寇侵占湘乡仅一年零二个月，杀死湘乡人民15216人，奸淫妇女1655人。当初如果没有像我父亲这样一些人在正面战场拼死御敌，节节抗击，日寇就可能提前几年侵略到湘乡，那么湘乡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杀害8万或10万。也许，今天那些坐在办公室的人的爷爷、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或奸淫了，根本不会有他们出生和坐在办公室里当官做老爷了。

我曾无数次地想：如果父亲当年参加的是八路军或新四军，今天父亲该是何等灿烂辉煌？我们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又会是怎样的腾达！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吗？为什么到死还要如此残酷对待一个抗日老兵？我要大声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父亲是一个抗战老兵，他是我们儿女永生的骄傲！

父亲的两次婚姻    陈英贤

父亲陈忠钦，福建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人。1947年，父亲长汀师范毕业后被县教育局委任为清流县梦溪中心小学校长。这是方圆五六十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

土改时期，我家被划为地主。1951年春，父亲被集中到永安劳动教养。在此期间，我村的地主分子陆续被枪毙五六个，祖父也差一点被枪毙。当时枪毙人手续很简单，村公所提议，区公所批准，即可杀人。母亲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带来的各种岐视和强迫劳动，在同村一个贫农未婚青年的离间挑拨下，与正劳教的父亲离了婚。

随后，母亲与那个贫农青年结婚。很快她就后悔离婚太草率了。当时外公外婆坚决不同意母亲和父亲离婚，多方劝阻，甚至提出断绝父女关系。母亲因此好几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后，父亲劳动教养结束。母亲当初没想到父亲能这么快就回来。她亲自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表示若是父亲能重新接纳她，她愿立即离婚，与父亲复婚。父亲拒绝了她的要求。
　　1954年，经人介绍，父亲和我现在的继母陈银娥结婚。继母原嫁芹溪村，结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离婚。当时介绍人就对祖母、父亲声明：陈银娥可能不会生育，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后责怪、后悔。

父亲认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况身边已有一个儿子，即便不生育也无所谓。继母是穷苦家庭出身，虽然身材瘦小，但身体结实，吃苦耐劳。她虽没读过书，但精灵贤慧，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处和睦。

祖父是乡里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儿科和妇科。继母到我家后，经过祖父几个月的调治，身体渐渐转入正常，没多久就怀孕了。此后相继生了三女二男。

1955年，继母的前夫控告父亲挑拨婚姻。厄运再一次降临在父亲身上。那天晚上，我们家正吃晚饭，村道上连连响起敲锣声，通知村民晚上要开斗争大会。

不一会儿，我家门口出现了两个背着步枪的民兵，通知父亲立即去开大会。父亲请求吃完饭再去，来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两个民兵一前一后押送下前往会场接受斗争。父亲被斗了一夜，关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芜区公所。父亲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实上，继母是与前夫离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绍与父亲结婚的。可是人家是贫农，父亲是地主，一告就赢。

1958年5月，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劳改期间，父亲自学一些医疗知识，当上了劳改场的卫生员。获释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就调他到大队保健站，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工作，后又调往余朋公社卫生院和东坑保健站共工作。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农民百姓格外关爱，深得广大群众的赞誉。

文革开始，阶级斗争的矛头再次指向父亲。1967年5月，父亲被开除公职，回蛟坑种田，接受改造。东坑群众得知父亲要离职，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父亲留职，但无济于事。

1968年夏，父亲被公社拘捕关押，拟定次日召开大会批斗他。当晚，父亲从关押的房间破窗逃出。1971年春，隐藏地点被发现，父亲被抓捕，再陷囹圄。父亲只是畏惧残酷批斗才出逃的，出逃期间也未干任何坏事，县执法部门无法定罪，一直无限期拘留他，直到1974年才无罪释放回家。

1981年父亲恢复公职，重回余朋卫生院工作。1984年2月下旬在县城开会时，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辞世，年仅58岁。

父亲王药雨    王誉虎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仪表，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颇有绅士风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向我走来，说道：“虎儿，快回家帮我做点事！”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笔墨，吩咐说：“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已为什么不写？我有些纳闷儿。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背景。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到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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