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康：洄溯源头活水：独白与对话——序余世存先生《老子传》 一． 人生在世，其意义并不全在未来，上友千古，重温尘封于史的智慧，续接伟大的传统，尤其——如果禀有那份悟性和勇气——复活先哲的经典，领略不囿于时空阕隔而弥久更新的启示，也许才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价值。未来，恰如所有智者所预示的，那是一片无法预言的虚空。人们的自由，与其说在不可知的未来，不如说在过去，如参天大树围绕自己那颗种子长成的年轮清晰可辨，如浩瀚星云总以巨大的涡漩状环绕着某种神秘的奇点，所有的梦都是已然世界的反射，并暗示着未知天地的奥秘和信息。 道术为天下裂既久，世象紊乱不已。中国终算穷尽三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性振荡，却又陷溺于世界性文明冲突的全球化整体危机的悖论。种种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世俗性生机勃发，有史以来最坚固的潘多拉盒子已被撬开，数以亿计的人众要求分享天文数字般的财富红利，要求拥有阳光下最大物质份额和生存权利的意志已君临东土。空前的整体同质性和同样空前的个我主义一起膨胀，一场造山运动般犁庭扫穴式的中国再造浪潮正在席卷十数亿生民，无人能丈量更无人能驾驭这泛滥无忌不知所终的浪潮。所有人都被裹挟而去，随处可见旧世界的堤岸四处溃决，老中国正被连根拔起之际，极富忧患、矜悯、慈悲和生命意识的华夏灵性一片肃杀萧睹，唯有晨钟暮鼓，鸹噪蛙鸣，唯见天凶地否，中国似乎又陷入某种罪与罚的轮回。 万物皆有始，一切都其来有自，这是这个不可理喻的宇宙和转瞬即逝荒诞不经的人生唯一可以理喻的事象。对于这个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代，对于这个为虚无主义和末世感所魅惑的世界，尤其对于被物性迷狂和现代虚骄征服的中国，若欲免除又一轮洪水时代的浩劫，只有一条路可循：洄溯源头活水。 幸而我们有清澈渊博的源头，那是中华数千年不曾沦为禽兽也不曾彻底奴化的文明原典，中国斯文不丧的道德初衷，亿兆生民历经沧桑而不堕不隳的精神根据。 20世纪五十年代，世界笼罩在美苏冷战和核蘑菇阴云之下。中国正借西方十九世纪兴起，在二十世纪由苏俄改造输入的激进学说和绝对主义制度，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文明－民族虚无主义圣战，向不能作任何辩护的先贤先圣们宣战。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却在其卷轶浩繁的哲学世界史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文明史新理论，并且把孔子和老子尊为“思想范式创造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 在经历了20世纪世界性的特殊劫难和罪行后，人们有权利质询两个攸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为何人类没有出现与其科技发展、财富增长和自相残杀手段相对应甚至驾驭前者的精神变革和道德复兴？为什么文明发展的趋势朝向堕落毁灭而非升华救赎？ 而佛陀、孔子、老子、苏格拉底、耶酥却如此具有真正的现代性和永恒的示范价值。尽管人类心智继往开来集大成者的人生背景和阅历各异，但他们都惊人地达到并完成了对人类赖以存在的文明底线与边界的认同：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每个人的至高天赋是他追求自由人格和向善的权利；同情、仁慈和博爱是把人类团结成一家的基石；万物皆分享宇宙法则的至高善意；每个人都是绝对真理的践行者并从中分享人生的尊严和意义。如若上述原则被蔑视抛弃，人类就势必陷入绝望、虚空和死寂。 “轴心时代”的大哲先圣，并非生活在田园牧歌太平盛世。相反，他们都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洞悉世代的暴虐和人性的残忍。他们共建的哲人共和国，面对的是一切不忍也不愿放弃生命固有创造天赋与自由追求真理权力的男女公民，为一切人共同实现生命价值的理想国。 这个哲人共和国是一切文明史的原型，由个体生命在孤独寂寥中的喃喃独白发端，逾越时空和所有经验王国从事开启万物灵性与心智的交流。它的国王不仅都是灵心善感的哲人，而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孤寂思考将长久引发后世的共鸣，唤起无数同样孤寂者的当下觉醒。他们都使用创世式的自然语体，似乎与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一样真率、本色、直接呈现着真理现象并通向其本源。与所有时代一样，他们也深怀与生俱来的恐惧。最大的恐惧，乃是坠入虚无：福音不传播，涅槃不显现，真理晦黯，道心微茫……。他们的真实使命，是接纳全人类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遍布这个星球的庙宇、殿堂、经文、钟声、吟诵、史诗、赞美、祭祀、眼泪、安魂曲、祈祷文……都是他们在孤绝独白中留给世界的热切对语。一旦人类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悦和感念，一旦精神的相互欣赏被物欲权力的争斗垄断所替代，一旦来者狂妄后世虚骄，他们就退隐于无形。教化、传播，存亡继绝，可长可久，臻于无限趋于永恒止于至善，世界才得以如旭日东升，才总有序幕，总在开端启程，世界才总是万象更新，生活才值得为之奋斗。 二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性存在，一个拥有特殊仪式和寓意的文明。现代中国的演化嬗变，已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一旦拥有同等数量的财富和权力，同时隔绝己身文明统绪近一个世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不是中国自身而是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叩问。 令世人困惑不已的是，中国究竟将善化为人类的福音，还是世界的负担，至今悬而未决。西方，俄国、日本等与中国恩怨纠结未了的国家固然可能误读和错判中国，从而发生难以逆料的后果，如同近代以来它们铸下的种种错失一样，中国人自己也未必达到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的无妄境界。 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曾出现过的历史之谜，斯芬克斯的悬疑今天选择了中国。令人不胜惶惑的是，正当破解这道旷世之谜的时刻，中国却失去了、或始终不能产生自己的大脑，正当世界正可能再次面临洪水时代时，最紧要最稀缺最珍贵的思维之舟，却触目惊心地虚缺。更令人沮丧的是，全球化时代呈现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项特征，世界需要中国贡献一批具有强烈天下意识和人生担当精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竟是充斥朝野占据要津的功名汲汲之 辈。偌大中国，精神勃兴和思想蓬发之士，竟寥如晨星，中国亟需而屡遭斫断的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启动乏术，无迹可寻。 通常所谓学术，自乾嘉以来，甚至四人邦时代，也未曾断绝。近二十年间，为稻梁谋，为儿孙好，为庙堂师，为现行文典制度作注，为豪门强权策对，早已汤汤泱泱，不绝如缕，形如大泽汪洋。而辛辣尖刻的历史嘲讽也昭昭此在，世界文明殿堂中，人类崇高伟大神圣的万神庙里，至今不见中国人身影。一个举国之力筑建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举办世界最大规模奥运会和最豪华世界博览会的民族，竟没有可与十六世纪意大利、十七世纪英国、十八世纪德国、十九世纪俄国、二十世纪美国那些天才、大师、先知和圣徒相提并论的性灵之作，象征人类文明成就的诺贝尔奖项至今与中国无缘，天之骄子的中国儿童，竟是全世界想像力最为贫乏的一群……。一个餍足暴富而远离优雅、高贵、慈悲、信义、文明、博爱的国度，未必比贫穷落后弱小却自尊坚毅不失君子之道、圣贤气象的民族更可嘉慰，更拥有令世界同情、感佩、赞美向往的待遇。一个既丧失独立、自由、自作主宰精神又拒斥人类伟大文明的社会，其黯澹没落的一刻，不一定立可待之，却也不难预见。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是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但每一个堕落腐化的社会，却注定只能陷入停滞溃败。殷忧启圣，如同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开拓者，20世纪中国也曾几度复兴它那伟大的传统。但屡起屡仆，在每一次中兴在望之际，几乎都遭到宿命式的摧折。辛亥革命，民国肇始，结束异种蛮族统治暨两千年帝王专制，第一道民主共和之光照临东亚，接踵而至的是称帝复辟四分五裂；北伐东征初步一统后，中原军阀混战后再度鼎定，接踵而至的是苏俄渗透，更兼日本帝国蚕食胁制进而全面入侵；八年抗战，举国惊觉奋起，苦撑东亚继而入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待收复失地再度复兴，接踵而至的是苏美冷战，一场内战再次旋乾转坤；正拟兑现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之际，劣顽民族金姓独裁者在苏俄指使下挑动朝鲜战争，中国与二战主要盟邦美国遂兵戈相向，陷入斯大林泥淖不可拔，与世界主流文明敌对，与自身历史传统隔绝。这个世界第一民族元气痛失，竟以秦始皇成吉思汗等亚细亚臭名昭著暴君为历史楷模，自陷历史荒原凡三十年之久。迄至始作俑者死辞，吾国才噩魇初醒，于是改弦更张易姓变法，终于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与一亿贱民解除镣铐之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始生机乍现，一阳来复。 最冥顽不化的死硬派也不能否定，中国1949年以降可以矜夸炫耀的一切，主要源于西方。没有从哥白尼到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欧洲科学天才，人类在物质世界的探索至今还在黑暗中进行，中国还沉睡在刀枪不入长生不老一类迷醉中；没有从苏格拉底到伏尔泰到康德到罗素等西方哲学大家，世界的思辩、逻辑及真理的追寻之道还杂乱无绪，中国还在阴阳八卦占卜炼丹术中信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混沌法则；没有洛克、卢梭、潘恩、华盛顿、林肯等欧美政治天才，世界很可能至今还以奉行君主专制为统治常道，中国则还在吾王圣明三呼万岁的王道乐土里自生自灭；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欧洲和俄国激进主义者的启发策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出现，也肯定是另一番景象，而中国多半还在造反有理、皇天当立的旗幡下改朝换代；没有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缔造，没有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即使充斥着血腥不义），世界还处于各自分离闭塞的愚昧状态，中国则还在要么天朝上国不可一世要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两悲处境；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没有冷战终结、柏林墙坍塌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和历史红利还在子虚乌有之中……。 我们的现代迷狂症之一，就是不知谦卑、羞恶，更忘掉感恩、报答。我们更深的迷误，则是缺失了敬畏之心，追怀之念和承继之志。 犹太人曾两度遭受其圣殿被毁的悲剧，但《旧约》和《塔木德》却植根于这个弱小而伟大民族的灵魂之中。即使遭逢天下最悲惨的命运，他们仍然顽强而壮丽地“流散”全球，并为世界贡献了无数道德先知、科学泰斗，艺术天才和思想巨人。一个简洁的封赐（The Promised Land应许之地），就是一道神谕，一个召唤，一片圣地。这个占人类四百分之一的人群从此有了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归宿。经典、先贤、圣哲与犹太民族永远同在，即使在通往毒气室和焚尸炉的最后时刻，他们还吟唱着自己古老的圣歌和经文。 与犹太人相比，中国人值得反省、忏悔、诫惕和警觉的地方太多了。 三 为世存的作品写序，是我十余年来甚感愉悦的事。这首先是因为世存比我年轻20岁，让我有后生可待的期望。他的运思和文字，灵气焕发，浩荡悠远，正可与这个时代映称。尽管有人消受不起他那近乎孟轲庄周式的恣肆铺展，但我倒每每兴味盎然。 其次在于我对己身所属的一代不敢再抱希望。世存与我曾一起拜望李慎之、何家栋、朱厚泽等先贤，那些场景直观呈现着三代人的生命分布态势。父兄如围栏藩篱，可以代为遮风避雨，如今逝者已矣，却并无顶替者。原因之一是，他们虽都宗奉过外来的马列主义，但他们的前半生毕竟在老中国末期幸运地葆住了人性和文明的底色，守持了传统中国崩溃前残留的君子之风、士大夫志节，甚至些许圣贤气象。 摩西率犹太人出埃及，四十年跋涉。快到那片祖宗之地迦南时，上帝却禁止包括摩西在内的老一代以色列人进入。原因冷酷而决绝：既已四百年为奴，就不配享有蜜、奶和自由。这近乎终极判决的命运，也适于我们一代。原因也很简单，我们没有留下一部类似《神曲》、《浮士德》、《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那样的文学巨构，更勿庸说《圣经》、《论语》、《奥义书》、《道德经》那样烛照千古的不朽经典，更别提我们在六十年异族精神奴役下降身跪卧的耻史。虽然我们没有犯下不可宽恕的罪责，但我们始终没有勇气把自己像约伯那样交出去。 我们也作不了存亡继绝的宗族孝贤和文化遗民。顾炎武、王国维、梁济、陈寅恪、唐君毅那样生死以之的殉道士，已经永成天鹅绝唱。我曾写下《大器晚成的一代》，十年下来明白，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明日黄花。余下的，唯有俟诸来者的伫盼。 世存也许正是这样的“来者”。 他在1989这一中国和世界性历史分水岭下自我放逐，成为二十余载帝国京都思想文化潮起潮落的逐浪人，还主持《战略与管理》长达四年之久。在“武士头颅文士笔，纷纷化作侯门狗”的萧索时代，在《读书》等自由精神阵地无耻贱卖同时，坚持其老校长“兼容并包”旧则。最让我心系的是，世存一手创办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并一连十年颁发了中国唯一民间性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奖项，其授奖词几乎可遥对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垒筑的人类文明高岗。后者积一百多年西方和世界自由精神之精华、获得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注视，前者却为一介寒门书生独自秉持坚守，其意象却直追巴比伦塔，欲为中国语言文字思想精神载道招魂，其间不忍之心、悲悯情怀和文明使命，足让我称誉感念不已。 世存本赋诗人天性，二十年间经历了世道和人生两端巨劫奇变，我不知道他何以舍诗而逐史。但自《非常道》问世以后，他似已遥追先人，舍当世而向往古，将历史、人格、思想、传统、文化、哲学、宗教融炉而铸。 这一次，世存径直奔他的乡贤老聃而去，与中国文明资格最老的卓异之士促膝而坐。这是一次历险，一次朝圣，一次对逝者的复活，对自己的搭救。文本革命总是新灵感发轫的开端，中国最富智慧最寂寥的大哲，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终于降尊纡贵，转身正面，在寂寥的独白和热切的对语中重返人间。世存以其匠心独运的体裁，时髦而得体地复活并充实了中国二十五个多世纪中最神秘寂寥的道家始祖，对一本近乎天书的玄远之作进行了一次空谷足音似的注解，与中华文明二分天下居其半的高明智慧开始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当下对语。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即使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不曾被指认，即使当下时流清澈如许，即使世存心如明镜，他与老子，或老子与他的这番对语，还是会发生。独白属于老子，也属于世存，对语属于我们大家。这是一次久违的造访，也是一则罕见的消息。它表明世运正在转寰，人心正在复位，厚今薄古、侮蔑先哲的现代狂妄开始式微了。虽然还是充分个人化的，——这种个人化，正是老子精魂所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活水源头。 无论有无其事。孔、老晤见，乃是中国文明长河中，令人遐思遄飞的宝典丰仪。只需稍加想像，两位体察天道放怀人伦仁智双隆的旷世圣哲，四目互视，双抱相拱，好一派山高水长，日月贞明。是以声名漾溢于中国，千载之下，闻者莫不心驰神往。 世存以孔子对老子的赞语作书名，多少灵心神思尽在其中……。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河水来。妙哉斯言，谨借为世存贺。 2010年8月17日 重庆 老子传
作者: 余世存
副标题: 司马迁之后，第一部关于老子的思想传记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10年10月1日 人们多爱贴标签，或说把人归类，听说我写了《老子传》一书，朋友就说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当然省事。只是我不知道文化有什么需要保守的，那些声称需要保守文化的人其实是在玩弄文化，使得穷苦匮乏的心灵深受污染、毒害。文明的每一次大创造之后，都会产出不肖子孙来败家造孽，伟大的五四诸子之后即如此，伟大的先秦诸子之后也如此。我写老子，希望能够借老子的人生来示范一种文明或人生常识。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我们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僭越人生常识的仿生生活，一个伪现代笑话。这其中有错误，更有罪行，用西方人的话，人民都犯下这样那样的罪错了；用我们东方人的话，这是我们的共业。我们共同的业力带来了共同的报应，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食品的污染、土地的污染，地火水风或说金木水火土都污染了，天怒地怨……这个笑话通过手机、网络、央视等传媒无远弗届地传递给大家，大家笑过后继续造业。 我带着我的《老子传》回到阔别两年的“首善之区”或所谓的文明社会，仍为房价等盛世现象吃了一惊。听着80后朋友说开车堵车的愤怒和无奈，看着那些权贵或超级富豪们一样堵在人生的路上，听说少有人知的知识分子将有长达11年的和谐岁月，知道艺术家们跟长安街在争论有没有关系，学者也不得不做电话访问……禁不住想到我的类人孩们，他们或我们至今仍无走路权也不会走路，没有交友权也无意集会，没有说话权也不敢自由放肆，我明白共业之于当代的意义。 在上海，我跟朋友出新落成的虹桥2号机场时，朋友们走进平行滚动梯里，我则在一边昂首阔步，结果我远远地走到了朋友的前面。朋友们出了便捷的滚动梯后一脸沮丧，问我为什么有先见之明。我说，无他，看见了前面有三个人高马大的“类人孩”，只要有三个以上就会挤做一团，更别说把滚动梯里的快步通道挡住。 我同样仍为媒体的无耻和势利而吃惊。一个意大利朋友说，你出去这么久，没看到你们的媒体更垃圾了吧。那么多的小说、养生、中医骗子……都是有毒的啊。是的，我确实看到了那么多谈身心健康的书刊，看到了那么跑马场继续无耻地跑马圈占同胞的头脑和心智，看到那么多养生班、生命调理一类的讲座。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但这都是怎样的医者和媒者？舍本求末地指导同胞的生活、装模作样地妖魔化我们的祖先。而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这社会的中坚两代，多少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却也仍缘木求鱼地、随波逐流地关怀自己所谓的身心健康。 我知道有权的媒体仍在威福，无势的媒体在装孙子做二丑地媚俗或媚雅；只是确实仍为我的朋友参与其中的罪性吃惊，虽然我的媒体朋友多半不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一些媒体朋友甚至感觉好极了悲壮极了文化极了。媒体不愿意发表年轻无名者的思想，不愿给精神生长的空间，它们说，那样的文字太慢，那样的文字需要解释，那样的文字没有市场……它们追求把大家的眼球抓住的快餐文字，让大家的心跳、脚步、呼吸、生活节奏加快，再告诉大家要注意平和、身心健康；它们提倡文化，它们自己从不曾有三天安静的状态去读书思考亲近自然；它们污染读者和市场，它们却说是在为读者和市场服务。它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笑话，不觉得自己在造业。 我在《非常道》里收了有关鲁迅的一条：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我经常想起这条言行，因为我自己也年过不惑，我日益面对自己失去新锐敏感的心灵而无能自已。 是的，我已经日益脱敏。我不愿意冒犯我的朋友，不敢冒犯我们的媒体。我不再是一个敏感词了。但这一切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的身心疲惫。我跟同胞一道犯下业力。生态、世态、心态秩序完全失衡，我们多多少少参与了这种种罪行。我写了龚自珍以来的“中国男”，读者朋友好意地理解为是我呼唤纯爷们的作品，其实我哪里还有那样的心力。 在一个污染的时代，个人有何作为？我经历了中年丧乱，在穷窘孤绝的状态里，我回到自己的文明源头，我写《老子传》，我知道只有能够面对自己的人才有解救之道。我在公开场合盛赞存在主义思想家毛喻原是“中国的克尔凯郭尔”，毛先生说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在于他面对自己时微笑示意的程度。我希望我的《老子传》能够救赎自己，我们必须先把自己救出来。确实，在写作老子传的日子里，我对自己的微笑最多了。那确实是开心的日子。我希望我写的文字能够慰藉人类的良心。吁嗟默默，谁知吾之廉贞？有朋友说老子传是我回向社会的温情之作，我同意。老子本来就是一个有着至情的人类之子。就像人们对我的误解，说我是中国精神的最大破坏者一样，人们对老子的误解也是令人悲悯的。 据说老子的《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有200多种，在西方的传播非我们所能想象。大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当年进爱因斯坦的书房，看到爱因斯坦的书不算多，却有德文版老子的《道德经》。时隔半个世纪，陈先生还记得那一情景。但从黑格尔、尼采、托尔斯泰到爱因斯坦、海德格尔，都未必读懂了老子。卡夫卡坦言：“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是它们的核心对我却依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游戏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发现了我的思想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这是令人沮丧的发现……”我希望这些往而愿返的现代精神能够在我的书中找到呼应、安慰和归宿。 我在上海短暂逗留的时候，北大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上联：海上繁华难破老子寂寞。我对的下联是：山中云水愿征诸君深情。 2010年4月12日北京 田 川：“盛世”的自省——评《老子传》 余世存的新书《老子传》让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本旧书，日本老左翼、北海道作家井上靖的《孔子》。 读《孔子》时代的我还不能读懂《论语》；这本密码式的笔记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读懂它很重要，但我确实读不进去。类似的书还有很多，《道德经》也是其中之一。 余世存的书能让我想起井上靖，第一要素便是两书都为白话。井上靖的 “白话”很细腻，但有日语惯有的啰嗦，比如以下一句： “记得第一次看到候鸟成群结队迁移是在淮水河边，所有人都触景生情，感慨系之。
大家久久地仰首望着天空，以至于脖子都僵硬得扭不过来，还是子路教大家用双手按着脖子扳过来。” 相比之下。余世存的白话更为简练、大气：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样的语言有《圣经》般的箴言意味。我爱看《圣经》，不是出于信仰的目的，而是迷恋于其言简意赅的语言，就像我爱看马克思，因为他的文章很“贫”很high。 欧洲的启蒙，第一要图便是取消语言的障碍。过去，《圣经》全为古奥的拉丁文，一般民众无从解读，上帝的意志只有通过教士传达，话语权便被教会把持。直到欧陆各国续将《圣经》译为各自“白话”，话语权才来到人间。每个人不一定再通过教会，自己可独自与上帝对话，如此个人便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意志。 我国历代批注《论语》也有控制思想的意味，看看批注《论语》的那些人，全是读八股长大，与主流意识合流的士大夫阶层。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想说什么，没人关心。每个人都在通过他的嘴说上面想说的话。 井上靖的《孔子传》实际上是一本小说，虚构的人物：蔫姜，是一个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勤杂人员和编外弟子，在孔子去世约三十年后，他回顾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嘉言懿行。内容都不出《论语》之范围。 井上先生对孔子是充满敬意的，虽然有些地方把孔夫子搞得太牛逼了，但比起我们历代要不就捧上天——“圣人”这“圣人”那——要不就一棍子打死，骂人家“孔老二”要砸“孔家店”，要客观许多。日后，我也看过一些关于孔子的书，但只有井上靖的这本印象最深，胡适先生说的——“同情的理解”，这里面有。可惜，我们中国人自己，没写过“正常的”孔子。 这次，在余世存的书里我又发现了孔子的形象： “孔丘就这样默默地听着，我喜欢这个人的智慧。他真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来时会默默地举行拜见先生一样的大礼，走时向我请安，躬身行礼而退。 有一天，我洗好头不久，孔丘就来了。我的头发未干，我的眼睛微闭，我的心也处于极静寂的世界里。孔丘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是否行礼，然而他就那么躬身静静地站在那里。” 在作者笔下，老子、孔子这些所谓的“先哲”都首先是个人。他们也会洗头，也会“手足无措”，但他们都很谦卑、克己。 作者笔下，《道德经》里那些令人费解的箴言甚至有了与日常的联系，有些看上去很“三俗”，很得我心，比如： “像河谷那样虚空而神奇的道，是永远不会死的，它是宇宙的老妈妈。这个老妈妈的生命创造力，糙一点儿说，她的生殖门户，就是天地的根源。它微细不绝，模模糊糊地存在着，它的作用永远不会穷尽。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我还说，军士可算是男儿刚强的象征，但最阳刚的男人也不要吹嘘自己的能耐。我们最伟大的历史人物黄帝可谓武功盖世，在道面前又如何呢？在女人的下半身面前又如何呢？” 用“人话”来叙述先哲的思想的重要性在今天尤为迫切，对于受制于文法的年轻人来说，读这本《老子传》无疑是一次独立与“上帝”对话的机会。 二 我是做纪录片的，很注意影视叙述的视角问题。一般影视作品视角有三：一个是全知全能的第三者视角；一个是见证者的视角；一个是主观视角。 井上靖的《孔子》一书之所以创造出一个蔫姜的形象，在我看来，便是为了获得一个见证者视角。他不是全能全知，而是身在其中，好像是每个《论语》读者的替身。 与井上靖相比，余世存的叙述视角更为复杂、现代。《老子传》有两个视角。第一视角为全知全能： “老子坐在那里，心里一阵苍茫。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无尽的时光，都向老子涌来。老子想到了这句话。 在漫游的岁月里，老子经常发呆，几天、几个月都不必说一句话，但老子觉得自己是充实的，甚至有一种人生的餍足感。” 第二视角是老子的主观视角。 “我说，征服可能是男人的梦，却不是人的梦，人的梦想跟万物一样，在天地之间自我展开，自我成全。人来世上一遭，是来观看并呼应这个世界的。人不是来征服世界的，人是来世界里适得其所的。” 老子的很多话，看上去很像内心独白： “我一步步地发展出我的不争哲学。但我年青时也争强好胜过。聪慧早熟使我小时候就在曲仁里一带知名，这让人变本加厉地争名，我要维护好自己的名声，要永远是第一聪明的人。” 作者在两个视角的转换过程中几乎没有过渡。这种写法，初看之下不免感到唐突和生硬，但适应之后，便觉这种生硬乃作者有意为之：老子的独白使之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有懊悔、有自省、有无助。但如此的写法，需极大胆识，非具备一定学养不能为之。读它就像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三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极少。我本人是极厌恶儒家的，不管什么“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在我看来，儒家只提供了一种极为保守的统治思想：它着眼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神话式的国家；它不相信科学，它认为长期的经验是价值的惟一标准，并依此制定了一套社会“尊卑秩序”和“礼仪”。尽管这套统治哲学极其节省社会管理成本，但它最终带给这个文明的只是“模糊不清”与名正言顺地“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汉学家李侃如说中国文化是“外儒内法”，确实入木三分：表面上是儒家的“礼”、“仁”，内地里却是“严刑苛法”、“酷吏”与特务制度。 崇尚个体的、内心的；试图寻求解脱的道家文化始终是我们文化的边缘。以至于日后，它屡屡被迷信、邪教所用，那些披着道士外衣的、形迹可疑的“大师”、“道者”最喜欢《道德经》，他们舒适地生活在我们身边，掠夺着无知者的敬意。 作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白话解读冷门中的冷门——老子，有着极深的用意。 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世界历史中最庞大的“无神论”者们正制造着最严重的道德崩溃，他们的武器是一是“唯物主义”，二是“摸着石头过河”。 余世存在《老子传》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当今之世，思考者实在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缺少智慧的时代，人们只能让本能碰撞出结果，像摸着石头过河，人们在黑暗中生活。 老子以为，世上人熙熙所求所标榜的那些东西，利禄、礼义、巧智、才思，正是过度思虑的产物，是耍小聪明者合谋的诱饵。当然，说它们是智慧的结果，不如说是人欲本能的极端形式。那些东西搅动了人心，毁灭了上古至纯之世时人们的那种幸福逍遥人生，毁灭了亲友们天伦之乐。” 作者为生逢“盛世”而自省、惶惑。 “众人熙熙攘攘争名夺利，就像在享受最丰盛的君王般的宴席，就像春天登台观看美景。我独自视之无所谓，不去分辨什么征兆。我心荒凉啊，它没有尽头。我浑浑噩噩啊，像还不会笑的婴儿。我站在众人的高端，就像无所归属。众人都表现得小康有余，我独像是丢失了一切。难道我是愚昧之人吗，我真的是混沌无知啊。大家都争着显示自己的聪明才华，只有我显得昏聩。大家都表现得清楚明白，明察秋毫，只有我昏昧。我的心静得像海一样没有波澜，又如高风飘逝而无止息。大家都有所作为，大家都像能为也在为朝政时世出力，我却不奉迎，独自愚顽而鄙陋，格格不入，像一位未开化的蛮子。” 这些话并非说教，而是作者自己在扪心自问。我想余世存写作《老子传》的过程是痛苦的，文中处处有着现实的关照，处处流露着作者的箴言： “现在的情形是，曾经称霸的东方不思，想要争强的西方过思。有时候，真想问一下中原，这大地上还有人吗？而面对西秦的崛起，也想问一下：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至于我，在思和不思之间，在梦和现实之间，在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间。我是充实欢乐的，又是痛苦寂寞的。” 余世存的《老子传》“满纸荒唐言”，却“一把辛酸泪”；既充满了对先哲“温情的敬意”，又写下了对现实踌躇。它否定“折腾”：不管是为了政治还是学术，它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这么“爱折腾”，正是因为缺少信仰。 我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弥漫着酶气的古书，它留白处注释极多，发出了一种喃喃的祷告，一种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对待自己、如何与逝者交流、如何奔赴未来的神秘祷告。它做出的预言——我们将看到——不久将全部成为现实。让我们以看一部中国《圣经》的心情去读它吧——余世存的《老子传》。 粲 然：《老子传》：道为骨，儒为魂 刚拿到制作精美的《老子传》试读本，闻其名，见扉页上的说明（即：“举意、发愿写作这本书得益于德国作家黑塞”等语），我一度认为，这部书是余世存先生继黑塞之《悉达多》、保罗·柯艾略之《炼金术士》等“生命信仰传记”之后，所撰写的又一部类似著作。 “生命信仰传记”是我为某一类型文本冒失所定之注脚。这类文本具有以下特质：一、传记式：贯穿文本始终的是某个个体生命历程。《悉达多》讲述了古印度贵族悉达多穷其一生，寻求大道的故事。他抛弃富贵生活、在舍卫城谛听佛陀讲义、与名妓欢爱以求得身心至高享受、至河边做引渡船工以求得和大自然最和谐的默契……最后终证万物本性，将自我融入永恒；而《炼金术士》则讲述了一位牧羊少年圣地亚哥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在遥远的埃及有他所必取之巨大财富。在这条追求“财富”（暗喻梦想与天命）的路上，他历经层层艰难，最终悟到生命真谛。在这类文本中，主人公的人生故事成为情节主干。悉达多（或圣地亚哥）恰似“冲关练级”的英雄，在不断延展的跌宕际遇中螺旋上升着心性、眼界和信念。二、信仰观：无论是黑塞、保罗·柯艾略或其他作者，都把写作此类文本当做他们心灵与信仰的“朝圣之旅”。文中字句皆成其宣示人生大道之偈语箴言。写作《悉达多》的黑塞热衷东方哲学，亲近佛学文化；而保罗·柯艾略则长年沉迷炼金术与神秘团体活动。从这方面看，他们的“写作朝圣”不仅包含着自身虔诚信仰，也成为他们证悟与对世人开示的重要手段；三、普世意义：作为最高级的文学作家和生命哲学实践者，此类文本作者在写作之初就聪明地选择世人最为熟悉的“人”或“故事”，作为自己写作得以流布并为人所轻易理解之基点。（《悉达多》中悉达多与原“悉达多”成佛故事之暗合，而圣地亚哥的故事则完全脱胎以《一千零一夜》的知名篇章）。这类文本，取材以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加入个人思想元素，使受众基于原有文化之基础，在接受上毫无障碍隔阂，却又促使温故知新。从此方面说，这类文本并不像其他小说或散文那样，立意“体现某种人生独特体验”，相反，它更敞开、更开阔、更讲求普世性。 乍读之下，《老子传》具有“生命信仰传记”的大部分特质。首先，它以回顾的形式，讲述了老子一生重要“关节点”（如少年师从周枞、因拜寿原太爷而扬名曲仁、与玉姬相恋欢好、乃至为周王室讲道，受孔子问礼……最后在函谷关宣讲《道德经》）。但显然，老子的人生在文本中犹如插花点染，作者并无意着力重构（或者还原）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流派开山宗师的生平。从这点上说，“老子传”并不是如我这样的浅白读者所事先设想的“老子生平传记”。在这里，余世存先生作为散文大家、论者的身份显然优于小说家、传记考证者的身份。因此，文本展现出另一种迷人风味：它更像是作者以老子的经历为凭，为《道德经》所写的“传记”。作者用意识流、时空倒错、重点聚焦等一系列写作方法，或提炼、或重申、或忽视、或完全略过老子生平种种重要经历，取材的选择。完全基于对《道德经》的阐释。经由此，《道德经》如制作精密，却又不可谓与人日常所思所感不切近的画卷，在读者面前展开。其次，非常有意思的是，和黑塞等作者不同，余世存先生可以算是“道家思想”的亲近者，但他却真真正正是儒家道义的宣说人。通读全书（由于该书与以之为据的儒道学说之庞大精深，我苦读月余，尚不认为自己能“精读此书”，深感惭愧），主人公（即依附以“老子”名号下的作者之魂）所描绘的宣言学说碰壁之矛盾，积极入世、见用于世的纠结，最后生死两忘、哀人所不知的绝对孤独——此种种“儒生”情怀与尊重向往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宇宙观交织缠绕。“成色复杂”的《老子传》，成为中国千年来精英知识分子接受传统哲学观念、治世立说的又一典型写照：道为骨、儒为魂。 《老子传》的写作并不是余世存先生以信仰开始，以信仰作结的“写作朝圣之旅”。这次“真诚的灵魂写作”会使很多读者欢喜赞叹，但不会使他成为黑塞、保罗·柯艾略或其他旁的什么人。在我看来，“生命信仰传记”成就（或宣称成就）过许多证悟者：单以《悉达多》为例，书中有四个证道的人（佛陀乔达摩、悉达多、乔文达和船夫），但最终，黑塞是通过这部书的问世，证明他个人的证悟。而翻读过《炼金术士》的读者，谁敢说自己不是通过引导者保罗·柯艾略之笔，接近了天命大道？ 同样的问题，余世存先生却通过文本诚实地承认，他并没有因由写作《老子传》看到永恒。相反，从开篇至结尾，“老子”都是因为世人无知而孤独着、言语凋落、反复想到死亡与离别、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中反复抉择的“儒人”。都是余世存先生写作此书时的那个自己。 如果把余世存的《老子传》当作人物传记，阅读便陷入了谬误。这是部有着传记式名称的小说，只不过主人公是真实存在过的老子，内容也相当程度地取材于关于老子的记载和传说。这是部非常卓越的小说，必将被后来者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文学的根本第一是人类精神，第二是感性的人类史。两者的结合，构成为了文学的本体：文字感性的人类史及其精神。这一本体所赖以呈现的方式不是集体主义的，而只能是个体主义的，是由有血有肉“活”着的个人提供感性形态的。个人或是作者自身，或是作品中的主体和人物。当本体的呈现内化为个人的心灵时，文学也就成为了文字感性的个体形态人类心灵史。心灵即灵魂，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与灵魂的苍白有关，以他赋的灵魂取代主体的灵魂，从而导致作品没有心灵。心灵是个体形态的人类精神，人人有心，但未必人人拥有人类精神。心灵得以体现的方式，一是情欲，一是悟性，一是理性。情欲天然是感性的，悟性则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无论是诗、散文还是小说，就创作而言，对于悟性和理性的把握较之情欲的把握远要困难得多，这是由悟性和理性距离于感性较远而致。而在悟性和理性之间，则以对理性的把握为尤其困难。即使如此，文学史上还是不乏经典，比如曹操的几首诗，宋朝的一些“哲理诗”。悟性和理性及其总合，即为思想。以思想为主体内容的伟大作品，如《圣经》、《古兰经》中的很多篇章，佛经中如《地藏经》等经典，《老子》，特别是《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中的极品。 卢梭的《爱弥儿》是以小说表达思想主体的代表作之一，这既是部伟大的教育思想著作，是部哲学著作，也是小说。如果把这一类型称为思想长篇小说，则中国迄今尚无成功的作品诞生，余世存的《老子传》则是开山作。我曾想创作这样类型的一部作品，但余世存已拔头筹。读了他的《老子传》，他是写得如此成功，虽然作为小说尚不能称为伟大，但已经非常卓越。如果余世存能够在其中再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篇幅的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和情节叙述，那么，他就不只是卓越了，而更是创作出了一部伟大的小说。以余世存的笔力，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但他显然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文学的伟大”的门槛前，只是专注于了思想的表达。当然，环境描写、人物刻画和情节叙述是羽毛，是末节，余世存在老子和“我”的角色转换中把握得非常准确和纯熟，从而使他的思想表达时如江河，时如涓滴，极其自然，表现出了他驾御文字的厚实功力，超越了末节的拘束，将文学的本体坐得非常扎实。有余世存这卓越创作，我只能罢笔，以后不敢再有这念头了。 《古兰经》是伟大的诗篇。余世存在整部作品中的语言是十分诗性的，但就形式而言，除了部分章节以外，他的语言主要还是散文化的，因此，不能将之称为思想的诗篇，只能更准确地称为小说。如果因为老子是个历史真实人物而将《老子传》看作是所谓的报告文学，则是对余世存的绝大侮辱。“报告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怪胎，是出于宣传工具论的审美混淆和理性扰乱，是中国文学在现代堕落的典型表现。报告即报告，文学即文学。事实为事实，虚构为虚构。这两者岂是可以混成一体的？将事实虚构化，将虚构事实化，既不能达到审美的纯真，也不能达到理性的高尚。余世存的《老子传》不是报告，只是文学，是进行思想表达的长篇小说。以余世存独步于当今中国的智慧，岂会让自己陷到所谓“报告文学”的泥潭里去？ 我说余世存独步于当今中国的智慧，不是因为他的类人孩、非常道等语词——这几个语词所包含的思想远不足以奠定他有这一地位——，而正是因为这部《老子传》。就中国思想界已经获得正式出版的著作来说，《老子传》所包涵的思想，已经超越于了中国近现代所有人。从文学的价值而言，《老子传》尚只能称为卓越，但并不是这一著作的最主要价值，这一著作最主要的价值是在思想。余世存的《老子传》不仅将被人们认识到是中国当代的一部可以称为伟大的著作，而且也将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最重要作品之一，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东方和中国经典。是否觉得我有道理，读者自己静静去读这著作，去展开自己感性和思想的翅膀，自然就有多少领悟。 在《老子传》中，余世存似乎是在叙述老子的人生和思想，其实，老子不过是个载体、假借、引子。老子是真实的，但老子也是余世存的虚构，隐藏在老子名下的，是余世存自己。《道德经》是真实的版本，但更是余世存自己进行思想叙述的序言、假托和语言形式。老子的思想有各种诠释，这些诠释自然会对余世存有启迪意义和作用，他的思想不可能空穴来风，但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领悟、发挥和创造。因此，与其说《老子传》是老子的，不如说是余世存的，或者说是余世存的新的老子。这种思想发表方式，不是余世存的发明，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即使就现存的《道德经》版本来说，也很难确证说就完全是老子本人的全部话语，可能包涵着了他学说后人的话语在其中。战国期间，假托先圣的名义和话语以阐述自己思想的方式，是十分常见的。汉朝时候这种思想表述方式也十分流行。之后，微言大义更是中国进行思想发挥的常态和主流。发生这种传统的背景极其深刻和微妙，是思想禁锢中追求自由的不得以，是新思想适应环境以发表和传播的伪装，是新酒装旧瓶的机变。 老子西去，老子死了。当世有余世存，老子在当世活了。余世存离开北京，去往大理，在那白云下，青山中，恍兮，惚兮，“我独异于人”，“道在天下，在宇宙间，又在当下”。于是，余世存北归，有了这部《老子传》。有《老子传》，余世存死了。以前的余世存死了。 2010-8-19 很有幸能够第一时间读到世存先生的新作《老子传》，最后一章的阅读恰好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完成，那一霎间，时间仿佛定格，心如止水，全无焦躁之气，类似第一次看完《阿甘正传》的心境，书中那个骑着青牛面目不清，那个鹤发童颜忘却爱仇，那个绝世悲观渐行渐远于黄沙漫天之域的老聃缓缓向我们走来，或许叹息，或许述说着那苍老远去的故事，人心不古、世道萎靡、礼崩乐坏之前漫长的上古岁月。世存先生集先贤之智，借《道德经》之口以古喻今，以太古之治，企图矫末世之弊，向人们昭示在我们民族故去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段较为漫长地信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岁月。 从古希腊先知伯拉图的贤人治国理论说，理想国里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是集哲学修养、渊博知识、政治智慧、悲悯之心、正义美德于一身的圣人，我们审视历史，符合这个标准的中国范围内历代统治者少之又少，上古时代的贤人超过了半数。春秋战国即进入礼崩乐坏的时代，上古遗风不复存在，故中国的字典中添加了这么个诠释社会种种意识离析崩溃的词汇──“不古”。至此，百家学说粉墨登场，观点各不相同，各有仲伯，但都有“复古”这同一使命，即让社会无论高层建筑还是基层建设恢复上古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状态，可战争的阴霾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刘彻前后，悲剧的是这样一位擅长与匈奴作战的英武皇帝也无法避免“无为而治”之政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车轮所淹埋。 看到这种悲性的历史结局之后，世存先生写到：“人们将整齐划一。由梦一般的楚国创新出的专制管理模式，一种县制，将在中原边陲一带均衡展开，无远弗届。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最终归因于王权，由王权来支配。古典时代结束了。我们诚然想起羲皇上人的风光而心向往之，看见大禹的事迹、尧舜的德行而心生感动，但我们再不能膜拜了。那些最富于神性从而也最富于人性的人生欢乐逍遥，是跟黄金青铜一样，过去了。”（《老子传《第二十七章》》 之后的千百年战争不断，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一个无底洞式的历史恶性循环。直至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较几千年来任何一个时期更加惨烈：真理的绝对真空，道德的彻底崩溃，以及对物质的病态追逐。善良泯灭、邪恶丛生、道德沦丧、贞节践踏，迷茫在现代社会每一个芸芸众生空虚的心灵，良知已变的稀奇，已成奢望，已成幻想，商品社会的实质就是将每个人的思想意识细胞印上金钱的烙印，一切事物都好像与生俱来的与古罗马奴隶交易市场上的人奴一般，被标价待卖。没有人可以摆脱物质的诱惑，摆脱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观，纵使你是天之骄子睥睨一切；纵使你闲亭野鹤超脱尘世；纵使你愤世嫉俗独自封锁；纵使你先天富贵纨绔骄傲。 如今的一切生活都让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物质本身的恶俗操守还无法令有良知的人们彻底绝望，这种生命之重无情的摊压在精神层次的现实具体事务上，人们在一次次受到良心的谴责和上帝精神的折罚之后，又再次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他人身上，丑恶就这样一环扣一环的延续到每一个无辜者的身上，每一个受害者又在另一时刻摇身一变为伤害他人者，仇恨与报复就像细胞繁殖一样以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作为基地步步为营膨胀开去。 有阵子我常常念叨老子这样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多聪明，比我们这几千年后掌握着高科技术的人们早有预见多了。天地生人，既是将人与畜生视为同类来饲养，痛苦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唯一核心内容。人类无休止的战争和吵斗让上帝无法入眠，在睡眼惺忪之际赋予人类种种“奇技淫巧“来报复不能为其控制的苍生。先知们通过几千年时间所建立的良好人文秩序毁于一旦，地球这个桔子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解剖之后，人类只得到了等待自我毁灭的命运和权力。除此之外，在激怒了上帝之后人们一无所有。革命和运动，只不过是少数野心家和大多数情绪化大众所产生的结晶体，这不是终极正义的象征，也许现在应该有人去发明一项比革命和运动更为高明的冲破现状的形式。 晚近中国的悲伤难道毫无历史轨迹可循？这仅仅是宇宙的荒谬与虚无所能解释的？此时，自信乐观的世存先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悲观的理由：“那种德治、孝治已经无济于事了，时代不可避免地由争夺来决定。人们生活在自然中，却在自己和同胞之间建立起禽兽不如的丛林法则。是的，禽兽也许弱肉强食，但它们自己从不相互残杀。然后是大禹治水，那最后的神，华夏人的大功臣，给人们树立了一个高标典范，却在临死前也杀人立威。他要开会算账，防风氏仅仅因为到会迟了，他就杀了防风氏，使得人们之间的敬爱公道关系急转直下，成为主从利益关系。“（《老子传》第四章） 叔本华说：“除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快乐常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则远远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我以为人生还远远不仅如此使人感到绝望和忧伤，真正的痛楚和折磨一般都不是我们真正所能认识到的痛楚和折磨，就好像思考本身是一种痛苦，可人们总在痛苦之后有所醒悟，这便于冲破现有的思想层面，以便于在高一层次的思索中继续享受形而上所予人绞心的蹂躏。 世存先生的痛苦在这本《老子传》中让我们一览无余，让我们在绝望来临之前绝望：“就此道别。我们在知道时候的时候告别，我在不知道的时候隐迹。你们还想着我的讲道，我的赠言。我能献你们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仍是道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道，由你们踩踏；只是黑暗，会消失于你们的白天；只是虚空，决不占你们的心地。我说再见。我的话语就此纷纷凋谢。”（《老子传》第二十七章） 阅读过程中，脑海中不断浮现起自己弱冠前后那些郁郁寡欢的日子，那些只有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寻找思想慰藉的日子，在各种奇谈怪论的消化中挥发荷尔蒙，在凡有文字的纸张上企图寻找心灵的落定。那一阵《道德经》是每日必读之书，其间做了大量的笔记，在各个校注本中来回穿梭，只是没有形成系统的叙述文本，很多感言都没有及时记录下来，在读了世存先生这本《老子传》后，我静默了，毫无一丝遗憾，正如本书开篇所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老子传》第一章） 感谢世存先生赐予我的精神食粮，是你让我在这个夏天如同影像一般回顾了那忧伤与欢乐并存的激情岁月。最后，我想以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函谷走卒：余世存和老子说相声 2010-10-04 17:43:54 来自: 函谷走卒 (浪客游走在凡俗之外 洒脱 疏狂) 拜读《道德经》，而后又读《老子传》，不得不佩服余世存先生对先贤思想的参悟之深、解读之透彻。余世存是当代的思想者，此前的《非常道》、《中国男》等著作已充分证实了他的思想冲击力。此番和老子的深度对话，且不论其史料价值如何，单就其幽默、讽刺的语言来说，便足以昭往圣而正视听了。
这几日，我细读《老子传》，总觉得这本书很有相声味，是那种传统的“文哏”相声，“逗哏”的是老子，为他“捧哏”的正是余世存和他的《老子传》。于是从探究往圣思想的高度紧张中放松下来，开始欣赏这两位引领不同时代思想的“艺术家”的“表演”。兴味浓时，随手记下几笔，也便成了一段相声。我把它写下来，供喜爱余世存和他的《老子传》的朋友们玩味。
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引子吧：
“我希望往而愿返的现代精神能在我的书中找到呼应、安慰和归宿。”
——余世存
余世存：我认识您，您是老聃先生。
老 子：嗯哼……
余世存：今天来这么些人，都是来看您的，大伙都喜欢您！
老 子：不能，我是拉历史倒车的人，他们可都是新新人类啊，怎么会愿意来看一个刚刚出生就八十一的老妖怪呢。
余世存：这正是他们感兴趣的……他们曾经也对我很感兴趣。他们都说我是中国精神最大的破坏者！还好现在我已经渐渐脱敏了。
老 子：那我要恭喜你，今后大概骂你的人会少些，毕竟，骂你已经不大赚钱了！
余世存：您知道么，其实我们是老乡。
老 子：（流泪）真的？
余世存：和我做老乡，也不用这么难过吧？
老 子：唉！看到你，我只能从回忆里找寻我的乡民了。
余世存：我难道有什么不妥么？
老 子：你企图用我来示范一种文明和人生的常识，不就是说明我已经不为大家熟悉了。既然大家已经不知道老聃代表着什么，那么哪里还会有老聃熟悉的乡民呢？
余世存：老聃先生，今天把您请到这来，主要想跟您问问“道”，我记得您和尹喜说过，人生到了“六八”之数，就要主动、被动的接受天命天道了。我也快到这个年纪了……
老 子：你找到我，就说明你已经打算救赎你自己了。
余世存：是的，我真的希望人们相信，我是要取悦我们的文明的。可惜我现在又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老 子：难道你还没搞懂“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么？
余世存：我懂了。我太文人了！
老 子：你是文人，我倒没看出来。
余世存：是啊，我没闻过您么！
老 子：闻我啊，不成，我愿意只是道，由你们踩踏；只是黑暗会消失于你们的白天；只是虚空，绝不占你们的心地。
余世存：我是跟您开玩笑的，我也是文人墨客，著书立说的！
老 子：像你这样的文人每天都做些什么啊？
余世存：我呀，每天也作作诗，写写字，读读书，有时也和别人交流一下思想。
老 子：好啊，你们都交流些什么啊。
余世存：我们正在交流一些仿生学问题。
老 子：仿生学？
余世存：没错，我觉得我们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僭越人生常识的仿生生活，一个伪现代笑话。更可笑的是，人们在笑过之后继续造业！
老 子：这倒是我没经历过的，不过这显然是有违大道的！
余世存：到底是老先生，一语道破玄机。
老 子：我早就说过人们忙于获得此一时彼一时的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忙于分享幸福与悲惨，在驯良和敏感之间下功夫，势力而本能，有什么意义？服装一定要区分正装、便装等多种形象吗？住房一定要分出人生层次吗？行路一定要讲究名车和次车吗？如果人们都来势利那就是共同造下了因果，大家造成某种时尚，这种时尚逼迫自由的心灵就范。
余世存：您说的不错，若是现代人能看透这一点，那我们那群“类人孩们”就不会整天为房价问题、交通问题苦恼了。他们将重新获得走路权或学会走路，将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将可以重新获得交友权并有权叫自己想交的朋友。
老 子：你的仿生学还是挺有道的，你们还研究些什么啊？
余世存：再有就是竞争问题了，优胜劣汰，在这个时代很时尚。
老 子：这个问题在我生活的时代就出现过了，今天还没有过时，这太不可思议了，看来你们的这个时代的人病的更深了！难道他们不是道不争的好处吗？
余世存：这一点我也想不通……
老 子：人生之道在不同的时代总有相同的根源，那就是欲望！
余世存：是啊，圣人不是也说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存焉！
老 子：你们都已经承认这些屁话了，这太可怕了！你们就是这样认识男女的么？你们的社会大概有很多的剩男剩女了吧？
余世存：正是这样的！
老 子：人们有欲望，但生活的条件会限制人的欲望；人们有本能，但岁月的风霜会毁掉人们的本能。剩男剩女的出现会让人抛弃情感灵性而只有欲念和身体的刺激。人的爱情本来是伟大的，他曾让我领悟到死虽然可怕，但人并不怕死！
余世存：那我们该怎样看待男女呢？
老 子：我们要珍惜女人，因为女人就是道！
余世存：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已经给了女人足够的珍惜，我们很听老婆的话的。
老 子：不，你们并没有看透道，你们并没有回到生命的源头和真理中去，你们并没有以道的高度来看待女人，所以你们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其实是虚伪的，或者可以说成是仿生的！
余世存：多谢老聃先生，您让我茅塞顿开，您从时代的肮脏的漩涡中解救了我。
老 子：我什么也没有说过，你什么也不曾听到，你不曾往，我也不曾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余世存：我懂了。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上联：海上繁华难破老子寂寞；我对的下联是：山中云水愿征诸君深情。请您指点！
老 子：那些追求道理的人，并不是追求达到，而是寻求跟己意相同的说法；那些改正错误的人，也不是在去除真正的谬误，而只是去除不合心意的东西。人总是只听对自己有利的话却不愿把握全面的真实！我们缘分至此，祝你幸福！
余世存：难道我又错了……
余世存先生写活了老子，老子也点醒了余世存，这是一次哲人与哲人思想的碰撞，这更是一次“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革命，“我无为而民自化”，这样一本《老子传》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完成对现实中疲于挣命的人们的救赎！
2010-10-04 20:49:56 蓬莱鱼儿 好久没有看到这种专属于你的文字了，呵呵，你还是你！ 2010-10-04 23:46:18 孔别离 又来一个高人,哈哈,不错,意味盎然 2010-10-05 17:40:45 函谷走卒 诸君谬爱，愧不敢当，这个时代找本有滋味的书不容易！！！ 2010-10-05 18:04:01 任由人说 一张茶几，两把藤椅，一壶清茶，两位智者，旁若无人的促膝谈心，最传统的形式，最现实的内容。表演者即是作者，围观者即是读者，一种既独特又高妙的意境。这位仁兄的文字，确实值得玩味。 2010-10-05 18:11:36 不理你的猫咪 原来书评还可以这样去写！这段相声确实挺“哏”的，有创意！ 2010-10-05 18:33:40 野叟 这本书我看了，内容是挺好，不过没点儿毅力很难读进去！！ 2010-10-06 08:59:05 齐哪 呵呵。有趣 2010-10-06 14:26:30 额上峰 “你们并没有以道的高度来看待女人，所以你们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其实是虚伪的。” 这或者真是老子和余世存想说的！哈哈。。。 2010-10-06 14:44:34 忆犹龙 老子也会说相声了，那该算是“穷不怕”的祖师爷了，哈哈哈。 2010-10-09 18:44:40 卓呈木目 这个年代 老子也救不了啊。。 2010-10-09 18:52:34 卓呈木目 是反思还是批判 是痛心还是无奈 谁都无从救赎 或许此刻老子在云端微笑 让我们顺其自然 祈祷吧 或许我们走得出去 在智者的引导下 2010-10-10 17:18:41 敖踏轩 深奥的思想者，相信你会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新知，丰富自己！加油！我深有收获！ 2010-10-14 15:47:25 豆芽 《余世存和老子说相声》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读过以后受益匪浅，使我也想拜读《老子传》
2010-10-15 11:45:11 雨润瓣 这样一个阅读角度，有趣 王 藏：一枝白梅红尘开——读徐沛新著《无耻的洋人》 缘起梅花 情归中华 此时，夜深天沉，一片家园的废墟上野虫低吟泣诉着，其声闪烁在环城路来往的车辆喇叭和发动机轰鸣里。看罢徐沛女士电邮而来的新着《无耻的洋人》，我打开千千静听，闭上眼，再次听着邓丽君演唱的《梅花》。 “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它愈开花/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看啊遍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冰雪风雨它都不怕，它是我的国花”。 纯美情真的嗓子，如诗如虹的风韵，这是我最喜欢的华人女歌手给我的永恒感动。我虽年轻，可听不惯风靡当代大陆的流行音乐，那浮躁浅薄单一的喧嚣透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沦落。流行泡沫终归是物质泡沫，垃圾红歌终究是文化垃圾，久处泡沫和垃圾之中，我愈加珍惜那些被时代践踏的老歌。每次听着邓丽君，一幅幅早已消逝的中华情境和往事复成小城炊烟，故乡明月，幽梦花香，寂寞泪影，陪着我不断漫步人生路，保存内心的激情和温柔。 邓丽君曾这般诉说“梅花”：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感动，这首歌的歌词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奋斗的精神…… 徐沛在后记中提到：当年我在大陆听邓丽君时，还不知道大陆人在邓丽君的眼里是需要解救的共产人质。如果没有“六四”屠城，我或许也不会一下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到过大陆的邓丽君不仅与我的大陆记忆紧密相连，而且还是我流亡生涯的精神伴侣。 我认识徐沛只有两年，是通过“自由门”打开的自由网络。我们不断有电邮的交流，我始终相信，是同样的梅花情怀让我们相知，并让隔洋的我们共同捧起那颗真诚的“中华心”。这颗心期盼古中华从马列斯毛主义和中共党文化的殖民硝烟中恢复本来神韵，中国人早日摆脱中共的极权统治，重建独立人格和传统美德。 确如徐沛所说：一来邓丽君就是梅花的化身，二来梅有三蕾五瓣，颇能象征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且梅花凌冬耐寒，表现的坚贞刚洁，足为世人效法。梅开五瓣，好比五族共和，与敦五伦、重五常、敷五教一致；而梅花枝横、影斜、曳疏、傲霜让人联想到《易经》中的“元、亨、利、贞”之四德。 梅花其心如雪，洁白晶莹，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其刚如铁，坚贞不屈，不向世俗物欲低头。梅花满天下，正如中华好儿女满天下。 置身山外 即识真面 作为89.64前就留学德国的徐沛，可算“幸运儿”。一来没有沦为坦克履带下的屈死鬼或“红牢女囚”，二来不会继续蒙受红色谎言的洗脑和恐怖主义的威慑进而被动或主动无知。更为幸运的是，她身处马列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在六四屠杀后可以连续两次去中共驻德大使馆前抗议示威，以解怒火，且能不断发表作品和演讲，谴责共产暴行和声援同胞。 但在同期的大陆，连续不断有“六四暴徒及其同党”被死、被捕，连续不断有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深陷囹圄频遭暴行，连续不断有各种反抗之声没形成声势影响就被割断脖颈或被内部统战洗刷。 2001年徐沛试图海归回到大陆，可她再次感受到红色恐怖无所不在的威胁及祸乱，特别是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于是，她不得不再次逃离这块原本属于心灵和神韵的故土，返回德国，开始阅读《转法轮》并修炼法轮功。随之，她投身中文网，发表文章，开办文集，履行身为作家的社会义务。 要识庐山真面目，还得身置山外边。徐沛虽27年以外文为业，但这没有影响她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相反她还通过外文和外族获知并呵护被马列主义政党覆盖加毁灭的文化根。徐沛为此越来越痛心：“我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越了解中华文化，越不能容忍一个马列政党一边剥夺大陆同胞的人权，糟蹋祖国的山河，一边强行代表中国和中国人。” 我们知道，百年来被迫西化的中国，不断造就了不计其数的 “洋间谍”，“洋特务”，“洋记者”，“洋商人”，“洋文人”，“洋学者”，“洋知识分子”，无论海内海外，其皆也以此为荣，顺从共产国际的战火不断离经叛道，标榜“新锐脊梁”，大肆诬蔑贬损本就被马列主义践踏凌辱的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失败主义者的丑行，鼓吹“文化封建”，“民族劣根”，“ 国人丑陋”之说，为共党夺取政权和往后连续祸国大开文化战线。此类媚西媚俗者在“红色中国”找到了发挥土壤，而在“灰色西方”找到了销量市场。 “土洋五毛”们仍在当今世界猖獗活跃，为共产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涂脂抹粉，捞名取利，欺瞒天下。 五毛横行 颠覆民国 2009年，中共政府借法兰克福书展“主宾”身份，再次在国际社会强行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兜售红色作家及产物，抵制中国真正的诗人作家作品，炒作“60华诞”的饕餮盛宴。徐沛在此书展上为揭露中共的宣传秀，以中国大陆行为艺术家严正学为榜样，身处铁笼扮演“红牢女囚”，让书展来宾们见识体会了红色中国的真面貌。因此机缘，徐沛更加对五毛党们有了切实体会，她的批评对象从为中共评功摆好的洋五毛扩展到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洋五毛。 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词“五毛”，徐沛说“用以讽刺为了蝇头小利向中共当局出卖良知的华人。”而“无耻的洋人”，指的就是“被共产党操控，为共产党混淆视听，欺骗世人的洋五毛。” 徐沛记述道：第三国际没能颠覆美国和英国，但却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颠覆了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党及其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匪赶到了台湾。在共党霸占中国的六十年里，血腥整人运动不断，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当台湾人可以象各国人一样在公园炼法轮功的时候，大陆人却会因为信仰法轮功而惨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第三国际的各国成员对中共夺取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在中共当局对外国共产党员的态度上也可得到印证。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别发行了一套邮票以“中国人民之友”纪念对中共贡献最大的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这三个红色笔杆子都为了第三国际在中国篡夺政权，而颠倒黑白，抹黑中国政府，美化苏区共匪。与他们相关的扭曲真相的红色宣传品无数，其中以斯诺名下的《红星照耀中国》造成的红色效应最大。中共媒体宣称，它“一个月之内，五次再版，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是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二十本必读书之一”；凤凰卫视网站上还有文称“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红星照耀中国》调整了对华政策”。 除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等“大红人”外，名列凤凰电视台宣传的10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的另7个是：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 在颠覆中华民国的洋五毛罪人中，徐沛重点梳理分析了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对中国的赤化及其无耻特务行径，以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和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为代表的“毛笔”甘为毛奴对毛泽东所做的歪曲是非真相只为卖身求荣的红色宣传，把魔头改写成“救世主”迷惑世界，他们皆为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起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所涉及的共党重点奴才还有：为续“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的“革命伴侣”海伦、“德国毛子”军事庸才喜爱性骚扰的李德、与史沫特莱一起参与共党策划挑动杨虎城与张学良武力绑架蒋中正造成“西安事变”的“红色洋娘子军”王安娜、为保卫苏联挽救中共挑起日本与中华民国战争的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第二个斯诺、为“红都女皇”江青写《江青同志》为“延安整风”评功摆好的维特克等等。 颠覆中华民国的土五毛罪人中，共匪头子毛泽东首当其冲，随之两大代表性人物是：被共产国际间谍网包装成“民族魂”的兜售苏共产品及红色文艺的文化人妖鲁迅；从孙中山遗孀沦为共产国际间谍、认贼作父的“红色鼹鼠”宋庆龄。 徐沛说：以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与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而鲁迅，作为共产党的头号中文笔杆子，与毛泽东是一丘之貉，同为马克思列宁的“洋孙子洋徒弟”。一个以文斗颠倒是非黑白统一红色文化战线，一个以武斗烧杀抢掠召集泼皮混子发展非法组织战线。狼狈为奸的他们，最终借共产国际背景和日本侵华战争掠夺民国果实，叛国殃民。 通过叛国殃民的红色暴动，毛头换来1949年站立象征帝国权力的“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的资本。谁是真正的新中国？流亡海外的学人辛灏年已以《谁是新中国》一书颠覆了中共的弥天大谎，铿锵有力地告诉世人：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洋五毛的罪状罄竹难书，徐沛已在书中铭刻脉络主要。现选取其记述的由史沫特莱和王安娜等洋五毛参与演变的一个重大“事变”，以作窥全豹之斑：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 鲁妖毛魔 殃民祸国 1928年，在上年搞南昌暴动失败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回上海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专搞暗杀和渗透活动，与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和左尔格有着密切合作。1929年，共党继“特委”后成立领导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是中共媒体宣称的“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潘汉年。鲁迅和郭沫若自然成了他的统战对象。 鲁迅和郭沫若，这两尊被中国共产党树立为“中国文坛大师”的雕像，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们代表了中共教科书上所讲“一个旧世界的毁灭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鲁迅精神”被等同于“批判精神”。反一切伦理一切道德的鲁迅被毛泽东鼓吹为“新中国的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新文化的方向”、“鲁总司令”、“中国文化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等等。而郭沫若，则被毛泽东邀请为座上宾，身居党中央多种高职，其对毛头和斯头的祝福诗词肉麻到顶，广为传颂，成为范本。 如果郭沫若是代表“红色革命浪漫主义”的话，而鲁迅则是“红色革命现实主义”。一直罔顾共党罪恶暴行的他们，通过作品中所谓“吃人”的“黑暗现实”和“摆脱枷锁”的“红色激情”，加之共产国际间谍的大肆吹棒、推介、利用，为共产党赢取了大量不明是非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者，跟着毛泽东等一批马列主义者展开了对国民政府的非法暴动，对民间资源财富的抢夺，对文化传统的不断颠覆，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赤化。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元培茅盾老舍等“五四一代”，基本都与他们一起，同成了共运走卒——宣传马列歪理邪说并让其在中华大地扎根蔓延的文化义工和政治义工。 主张废除汉字一生以诋毁中华文化为己任的鲁迅所领军的“左联”，成为受共产国际操控的当时最有名气的红色文化战线，与宋庆龄为首的同是红色傀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齐名。鲁迅于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共产牛”，对国民政府及国学义士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对国民百姓代之以“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等等麻木自私卑贱无耻形象加以极力渲染定格，对所有传统美德人伦情理统统戴上“封建礼教”的“吃人”和“人血馒头”大帽。
这正合共产国际的意，这正合共产党“毁灭旧世界”的理。 鲁迅成为史沫特莱、斯诺和宋庆龄等共产国际间谍扶持哄抬的“民族魂”。 徐沛这般评述：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硬是把一个民族败类包装成了“民族魂”，毒害了无数象王元化一样的热血青年，让他们为共产党卖命，让中国落入共党的魔掌，自己则失去在民国已拥有的自由。共产国际间谍都是鲁迅的推手，因为鲁迅思想的翻译传播被他们当成“反法西斯‘地下火’”。共产国际打着反法西斯的口号，迷惑世人，掩盖共产党比法西斯更邪恶的本质……共产国际渗透和炒作的结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联五烈士”、“民族魂”后，又把邹韬奋、沈钧儒和章乃器等共产走卒包装成 “七君子”，目的都是颠倒黑白，迷惑世人。 鲁迅与共匪互相利用——徐沛引述当时眼光锐利的苏雪林的话评述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鲁迅不仅在世界“红色阵营”享有盛誉和市场，时至今天在“独立自由知识人”阵营同样有很大的市场，甚至有北大“体制外”著名学人还要“让鲁迅在孩子心中扎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则视鲁迅为导师，“伴随我一生”。土五毛鲁迅的劣徒们如李敖王朔柏杨莫言之流更是吃着鲁迅食量笔出狂言妄言恶言丑言黑言，继承鲁风毛派，成为泼皮流氓阴人不学无术之徒。刘晓波余杰等大量“异议人士”也大肆赞颂鲁迅，发扬“五四精神”，学鲁迅狠批“国民性”“劣根性”，贬损中华文化和国人。 不知他们是不了解历史，或是有意回避历史；是没读懂鲁迅，或是早已被鲁迅和共党赤化同化，已分不清黑白优劣，沦落为后极权时代充分洗礼后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也成了五毛一族。只不过有点“另类”？ 在此，很有必要把徐沛引述的苏雪林对鲁迅的一段评述复录于此，我认为此等良言深言，急需中国广大志士仁人珍重： “见鲁党颂扬鲁迅，欺骗青年，直出人情之外，殆以为国人全无眼耳鼻舌心意，可以任其以黑为白，以莸为熏者，乃勃然不能复忍”，挺身而出专门写信给蔡元培，用证据指出“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并质问蔡元培“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 “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近者全国统一成功，政府威权巩固，国人观感大有转移，左派己身大有没落之忧惧，故于鲁迅之死，极力铺张，务蕲此左翼巨头之印象，深入青年脑海，而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近闻鲁党议醵金为鲁迅立铜像，设鲁迅图书馆，发起各学校各界人民追悼会。又以鲁丧未得政府当局慰问，表示不满（见《大公报》）。若当局对鲁迅略表好感，则彼等宣传，可得合法之保障，国人视听，更将为之混淆，吾信更进一步之政策：如要求国葬，宣付国史馆立传，各大学设立鲁迅讲座，各中小学采取鲁迅著作为教材，皆将随之而来。日本利用‘以华治华’，左派及鲁党利用‘以政府治政府’，设计之狡，用心之苦，亦相仿佛。” 徐沛说：苏雪林深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 以唯物势利、煽动仇恨、非法暴力、谎言丑陋、阶级斗争、恐怖主义等核心词汇打造而成的世界上最邪恶下作的“马列哲学”所导致的“世界红祸”，已致不少于一亿人非正常死亡，数亿人非正常生活。特别是百年“中国红祸”，已成人类历史上最苦难阴暗的一页。在鲁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毛党在夺权建政之初的暴行已让战争中的国人雪上加霜，当时幸好有国民政府的限制——正是国民政府忙于抗日救国而疲于应付共党暴乱，才导致共党的渗透壮大最终颠覆了中华民国。而没了合法的国民政府的限制，中国沦陷成了马列主义的殖民地，沦陷成了毛泽东一人独霸、共党一党独霸的中国，连续经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侵藏、侵蒙、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往后红祸不止：六四屠城，宗教灭绝，迫害法轮功，计划生育，拉萨屠城，汶川地震，煤矿灾难，胡乱治罪，封锁真相，强行拆迁，暴力执法，破坏生态，三鹿毒奶，压迫奴工，虐待囚犯，蹂躏幼女，官警恶行，石首事件，瓮安事件，新疆事件…… 徐沛用心梳理的大量有关鲁迅的史实及对鲁迅的分析评价，我认为与归国被捕留学生黄金秋（清水君）的《鲁迅：汉奸还是族魂》一文，成为当今世界对鲁迅最为真实公允且深刻的评价。而徐沛在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论述鲁迅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及其相互作用和对中国的影响方面，凭我眼力视线，当今无出其右。 所谓汉奸，投敌卖国者也。鲁迅是汉奸，毛泽东是汉奸，“五四新青年”一代是汉奸。他们正是投了共产国际和外来政党（共产党）的敌，卖了中华文化的国。 洋人无耻 同为共党 马列邪说被“新青年”们引进以后，崇洋媚外，已成中国大量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主流。我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物质的鸦片没使中国人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挖苦定性的“东亚病夫”，而精神的鸦片却使无数中国人在部分反传统反道德反中华的共产文人和共产暴徒的煽动蛊惑下真成了思想和精神上的“东亚病夫”。 不仅如此，随着共党不断对中国各民族进行精神专制统治和文化种族灭绝进行红色恐怖战争的形势下，中国人在彻底失去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写作的权利后，中国知识人几乎彻底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最悲哀是失去了传统文化修养及积淀的机会和责任，只能跟着几个红色样板不断与中华传统中被鄙视的下九流下三烂的流氓无产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再加上共产国际间谍的极力翻译介绍宣传渲染，“东亚病夫”开始在世界上生根开花，鲁迅们毛泽东们则享有了在共产国际大背景下崇高的声望——而底层的善良民众和真正的精英们，则成了“牛鬼蛇神”，“封建礼教”下的“地主阶级”、“黑五类”，要么大批的惨死，要么非自然消失，要么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深陷永无底洞的红牢和价值废墟。当文化的载体被砸碎，当文化的传承被斩断，中华大地所能剩下的，就是马列邪说和流氓罪犯的天堂乐园了。难怪洋人一提到中国和中国人，就事先想到瘦小的身躯，阴黄的皮肤，拖长的辫子，怪异的小脚，颓废的眼神，空虚的大脑，斗争的激情，整人的麻木，红色的空想……而这被土洋五毛们放大扭曲打造拔高的一切，不仅成为共产党“开天辟地”的信仰资粮，而且使很多民主国家被深沉迷惑，有意无意纵容了毛泽东的翻天覆地的所谓“改造”。 徐沛深知这些，她更在良知的驱使下，怀着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与希望，开始了对造成全体中国人被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绑架事实的过程梳理，根源探析。徐沛研究发现，洋五毛们在中国亡国过程中起了非凡的作用和影响。 洋五毛们以“记者”、“作家”、“学者”、“商人”和“国际友人”的身份，一边从事共产国际间谍特务活动，一边围绕着共产国际政治傀儡毛头们和文化傀儡鲁爷们打转，一边把中国本土盛产的红色果实向外输出，一边把共产国际“火种”在中国遍地扎根。 六四屠城后，随着共产国际阵营的奔溃，邓凶手盗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改良”与“改革开放”成果，延续毛政的政治极权主义，而加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邓氏经济投机主义”，使一个红色大国变脸成为所谓“经济大国”，一个畸形且怨声载道的“权贵资本新中国”再次引起国际关注。中国这块经济大饼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垂涎。 洋五毛们于是乘虚而入或是隔洋响应，延续民国和文革中国的五毛前辈，继续为着无尽的贪婪和私欲，无视中国大陆的人权灾难，无视红色中国政府的无道无德，又不断进行着“中国特色”的权钱交易，“互利共赢”。 在“大国崛起”的假象下，洋五毛们不竭余力为中共评功摆好，堂皇登场，暗箱私通，唾沫横飞。他们就算高职缠身，也掩饰不了丧德卖身的真相和本质。徐沛接着上文提到的洋五毛，有理有据地将以下“中国友人”的罪责详细道来，我简略如下： 有“革命传统”的卡玛家族，卡玛主要罪责：电影《天安门》，采用将柴玲引用李录的话，掐头去尾，变成柴玲自己说的话等手段；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美化红卫兵比如“恶之花”宋彬彬，掩盖文革罪恶。 斯诺的变种库恩，主要罪责：当中共的“中国通”，欺骗叶永烈炮制《江泽民传》，掩饰当代罪恶，为其推功叫好。 库恩的同类龙安志，主要罪责：作品《朱镕基》，“小骂大帮忙”，为中共的对外宣传出谋划策。 在此我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卡玛，因我曾失足参与其后来的罪责。目前唯一有关八九六四的长篇影像就是卡玛拍摄的《天安门》，大陆人只有通过“地下方式”才能看到此“禁片”，市面上不会有售，两年前老乡欧阳小戎到我处拷贝给我，我才得以 “完整”目睹天安门“真相”。很多人看后都感受到中共镇压的残酷，其中的坦克轰隆及机枪咔咔声让人心如刀绞。其中学生的一方让人特别铭记的是柴玲的一段哭诉，影片传达出的主要涵义是：英姿飒爽的学生领袖柴玲竟然自己不想死却又想让别人去死。当时看后这段也成了我心中阴影中的阴影。07年，柴玲把卡玛告上法庭，其中包括经济索赔。09年，卡玛发出“呼吁书”，把柴玲的起诉看成“对言论自由的威胁”，并需要大家支持。当时我对柴玲关于“经济索赔”的言辞有些反感，所以签了名，支持卡玛的言论自由，我对柴玲及一些学生领袖依然心怀敬意。当时我并不知卡玛背景，也没看出、不知道影片经过特意处理的事实。这里还得感谢封从德等亲历者的“记忆的战争”，特别要感谢徐沛书中披露和研读的史实，及与她的邮件交流，才使我重新审视《天安门》，认清了红色卡玛的真相。随即，我删除了博讯个人文集中有我签名的长弓呼吁书，在此，也向柴玲致以迟到的歉意。 通过徐沛我还得知，卡玛曾发表《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天安门〉中文稿本补记》，其中透露“当我告诉她已接受采访的人中包括戴晴和刘晓波这些观点与她不尽相同的人时，她的言语中更是透出鄙夷和不耐烦”。 徐沛说：卡玛不知每个了解八九民运、戴晴和刘晓波的读者都会理解柴玲的反应。八九学运时，戴晴与中共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有联系，并以阎明复的名义邀请李洪林等名人去劝导学生。可是她却不顾这些名人要求政府退让的三点呼吁，“把学生当小孩一样的哄”（李洪林语），结果遭到学生反对，与学者反目。戴晴与卡玛都属中共专制下的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与天安门一代立场不同，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这场冷战持续至今。 徐沛引述了网友螺杆的话评说卡玛：因为从《天安门》解说词来看，她确实是在同情和理解中共当局，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品出个中滋味。对六四事件时的当局和学生，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其实用心很险恶，绝对不是出于无意。 徐沛认为：对害人的中共当局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是洋五毛的惯用手法。 徐沛书中对刘晓波和侯德健六四表现的一段评述，我赞同她的观点。现录下供读者友人们分享： 刘晓波先象侯德健一样借绝食在天安门广场上抢风头，“六四”屠杀后却又都出面为中共圆无人死亡的弥天大谎。一九九二年，刘晓波还出版《末日幸存者的自白》来自暴其丑，抹黑他人。为此刘晓波一直遭到正直之士的批驳。刘晓东（笔名三妹）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在网站《自由圣火》上发表《点评和节选：〈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一章》，专门提醒世人不要上刘晓波的当。刘晓东也属特权阶层、红卫兵一代，但她对共产专制有深刻地反省。在这篇文章中，她明确质疑刘晓波二零零九年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象《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样，是刘晓波的“故伎：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刘晓东认为“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郑义当年对刘晓波的评价现在还不过时：“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掂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这和刘晓波推崇中共的偶像鲁迅，说鲁迅是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不无关系。 外媒被统 红色渗透 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法律是写有的，众人皆知，凡是与红色言论相抵触的，皆不能公开发表。包括电视电影音像广播报纸报刊书籍及网络等所有媒体都被完全控制，除网络有极为少许的“打擦边球”自由空间外。为了“新共产国际”“红旗插遍全世界”的所谓“中华世纪”的野心和需要，在海外民主国度争取“红色阵地”，不断统战外媒，拉拢政府，渗透“红色精神”，进而再度“赤化世界”，成了中共政府发动的“新文化革命”步骤。 于2008年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暴露出的“丹红门”事件，便是其“红色战略”的冰山一角浮面。当年3月，中共再次以武力镇压藏人，国内外社会各界皆谴责政府暴行并广泛质疑其奥运主办资格时，身为《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张丹红大挺中共，严重违背当今普世价值，引起公愤。 此前，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不断充斥力挺“丹红门”的土洋五毛声音。土洋五毛不仅如此，更加“红星照耀德国”；“德国之声”也不仅如此，在北京奥运会后沦落为中宣部分部，伪造民意，在土洋五毛的唱和表演中糊弄大众，成为众矢之的。 徐沛由此“丹红门”牵引出了大量德国“亮点五毛”，他们大都是《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红人。他们是：“被张丹红热捧”、“小骂大帮忙”的花久志，“配合中共不遗余力”、“投靠中共”的黑伯勒，“回应新华社召唤”、“贻笑大方的“‘中国通’ ”弗兰克·泽林，“学院派洋五毛”、“背叛导师的”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桑德施奈德，“赞美与希特勒、斯大林齐名的罪魁祸首”的“象毛分子一样亲共仇美”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与狼共舞的”“为强权和金钱折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大销 “垃圾论”的“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非常值得提及的是，对比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关注中国人权的表现令世人称道，默克尔也因此获得足够的民意和荣耀。而作为洋五毛的施密特和施罗德，赢来的却是一生不可抹杀的红色印记和耻辱。 这些欺世捧共的洋五毛言论我分别略转一段如下，以供读者作反面教材： 花久志：很多藏人至今对汉人的大量涌入仍然感到难以接受。但人们是否就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屠杀’呢，就像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常说的那样？这一概念同样也像是文革语言。……中共很可能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领导中国，没有其它力量可与之匹敌。除了与其对话和合作之外，别无选择。……不应过急地批评中国的军警。与去年西藏首府拉萨一样，他们面对的是意图使用暴力的示威者，这些示威者看来想发泄对数十年受屈辱、受歧视的不满怒火。当时在西藏，军警甚至更多地表现了克制。中国这个独裁体制内大多情况下没有进攻型的警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很可能也是这样。……中国每年有八万多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和抗争，通常警察不使用武力就能平息。过去三十年，资本主义大放手，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并没有随之爆发较大的暴力行动，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奇迹。它证明，共产党用儒家理念处理冲突与所谓明智镇压相结合的做法具有高度艺术性。 黑伯勒：奥运前西方媒体的态度表明：中国自七十年代改革以来的变化被遗忘了……每年都在中国不同地区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达赖喇嘛声称西藏存在‘文化大屠杀’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认为它是在火上浇油。 弗兰克·泽林：在竞争的压力下，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或者说，很多人要尽可能的抹黑中国。……虽然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是只要成千上万中国民众不走上街头反对政府--这当然也是中国政府避免发生的--就证明了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对于没有外国生活经验的默克尔总理来说，她显然不太明白这点，她一直都是以政客的身份来了解外国的。 桑德施奈德：中国并不比其它国家更爱犯规。……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出现产品质量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日本、台湾也有过类似的现象。……中国汉人绝对支持西藏属于中国，包括台湾人；西藏人也并非全部想法一样；假如中国支持巴伐利亚独立，德国也会禁止干涉内政；德国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办奥运是错误，说明对中国的恐惧占了上风。 施密特：驱除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方面，毛的确功不可没。……毛没有发动战争，在朝鲜战争期间，毛的态度一直比较审慎，直到美军北上直逼中国边境，毛才决定出手。在外交政策上，毛的立场令人惊讶的非常克制和温和，包括对台湾。……中国的发展的确是一个奇迹，这样一个现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先例。……我看不到，中国的自卑情节可以造成危害，更危险的是美国的自大情节。美国的领导现在强调爱国主义。这会导致帝国主义，对此中国某一天可以抵制。……中国的高度文明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尽管它非常古老，但它仍有活力。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好奇之处。此外，当今的中国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中国进行着一项伟大的实验。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辉煌的实验：已持续1/4世纪的经济繁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弄清楚中国人怎样成功地创造这个奇迹非常有趣。……如果不是士兵，而是警察的话，就不会立即开枪，而是用警棍威胁了。可是没有警察。 施罗德：北京希望得到赞赏—我们应对这个国家表示尊重。……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把近四亿人从极端穷困和饥饿中解放出来。……在当前全球化时代，中国对我们的世界来说至关重要，在不久的将来，将崛起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贡献者，并将成为践行其和平、公正和发展的国际责任的现代国家。在全球和平发展方面，中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没有中国，任何国际冲突与挑战都不可能获得解决。 顾彬：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天狗》成功地创造了具有生动形式、热情洋溢的诗篇。……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且还能代表二十世纪的德国和欧洲，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跟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模一样。……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 如此洋五毛言论，成为中共政府任意挥来任意加工突出的占据中国媒体的所谓“国际声音”—— 其实都是 “国际化”的 “假大空”，以此忽悠民众，永远“伟光正”党和政府， 以上这些无耻的洋人，还有书尾特意提到的“背离奥运精神”、“从内部颠覆奥委会”且“与共党一起糟蹋奥运”的萨马兰奇，在徐沛的清晰透视下，他们沦为中共喉舌和帮凶的事实已大白天下。 虽说他们的丑陋表演在一定范围内迷惑了国人和洋人的视线，但世界上绝大多数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这些国家都遵循普世价值原则，绝大多数媒体和绝大多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五毛们如何哄抬，他们还是难以占据世界的主流舞台。在网络化时代，就算在中国，就算“现实的公民”不存在，网络却不断造就出大批量的“网络公民”，网民们的是非意识逐渐清晰，如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福建网民事件等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已经显示出不断脱离出洗脑泥潭的中国人正以蓬勃的生机从五体投地的臣民成长为指点江山的公民。草泥马与河蟹的战争，已全面展开。加之现实的苦难和危机迫使大量蒙受被司法不公对待者和大量上访者们不断成为“准公民”，成为有维权意识抗暴意识的站起的人。类似“五毛”反共词汇的兴起和广泛使用，正说明中国人民思想的觉醒，抗争意识的崛起。 当然，徐沛对当前与五毛的抗争并不乐观，她为洋五毛们立下耻辱柱，就是在警醒当今的国人和洋人们，时刻警惕并抵制“共产主义的幽灵”，红色的渗透正以光天化日或阴暗隐晦的手段进行着。五毛们虽难以占据主流世界舞台，但会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或某个重大事情上的胜利，以此影响世人的视觉、思想及价值判断，甚至让某些神圣的价值象征贬值，如此一来，不仅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还对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自由之美和心灵家园的重建努力形成重创。倘若如此，中国人民的深沉苦难还得继续深沉。 以此有关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还有，中共不仅一直对外国媒体实施统战，红色渗透，同时也一直对海外的中国“民主阵营”和“独立媒体”进行着统战和渗透。特别是法轮功遭受最严重人权迫害的现实，及近几年退党传《九评》讲真相运动在海内海外的兴起壮大，以此为良知的试金石，足以映照出很多“民主网站”和“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面目，尽管他们多年来的“民主腔调”一直没改。 五毛和五毛党五处不在，我们不能松懈，否则普世的价值就要受到威胁，让原本属于自由诗意的国度继续成为共产国际“美梦”苏醒的普遍黑暗现实。 各族儿女 正本清源 中国土地上广泛使用着这些“术语”：人死了被说成“见马克思去了”；老年人告诫青年人，“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意为“马克思列宁的东西马列主义不能丢”；小孩子小学生会跟大人谈个人“修养”，“我要学刘胡兰江姐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小兵张嘎一样勇敢，要有雷锋精神，要对人民的敌人决不手软……”；小市民们茶余饭后闲聊，“做人还是要有点阿Q精神”；当今风行现实和网络的一种扑克娱乐打法叫“斗地主”，人们沉浸其中不亦乐乎；一伙朋友经常会说，走，还是到“根据地”玩去，或是去XX处“蹲点”……等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九评》的发表可算一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成为中国首部系统“审判共产党”的辉煌文献，让无数人认清共产党的真相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功和民主自由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党文化”一词的凸显，更是使其对真善美假恶丑的正负价值有了鉴定的至上法宝。宣传党文化的，充满党文化言辞的，有党文化印记的，绝对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东西。 “党文化”非“中华文化”，更不能代表 “中华文化”。党文化存，中华文化灭，这已是惨痛的经历和教训。我曾表述过这样的中国现状及国人处境：六十年来，所有民族的孩子，从出生之日起便在马列主义极权文化阴影下呼吸，一代一代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党文化铁腕下生活学习，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风情习俗，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无所知。今天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不会唱自己民族的歌谣，剩下被中共党文化洗脑后的单一的吃穿住行说唱——在普遍的人格堕落中，假大空伟光正的文化氛围不再使敏感的心灵感到不安，人们不再因统一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快，屈尊于权力物欲的掌控，慢慢习惯了背离优良传统和美丽心灵的生活。作为受党文化毒害面最广的汉民族，长期被迫认马列主义为文化之母，认共产党作精神之父，并把同样凋残的精神命运广泛辐射给周围的民族，久而久之，由此带来的民族文化生态的污染程度和消亡速度史无前例。 汉民族与其它各民族的文化，时至今日，已被颠覆破坏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当初被共产党打倒的“孔家店”，今日却在扶起的假象中再次被打倒，中国政府在全世界兴办“孔子学院”，所弘扬传播的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儒学，而是挂儒家的羊头，卖党文化的狗肉，与民国时期一样，是向国际输送“红色果实”，企图掩盖罪恶，粉饰太平，赤化世界。 神话传说，英雄侠义，因果循环，善恶有报，天人合一，道德伦理，相容并蓄的中华文化精神，在经历马列主义的侵蚀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毁灭后，再被今日不断渲染、变异的党文化毒蚀，大量中国人已分不清真相，无论哪一民族。 为国人认清毁灭中华文化的罪魁与祸首、抵制党文化吞噬及还原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明晰视角，呼吁红海中的国人不再甘愿做马列子孙，不再无法无天，无道无德，无善无美，徐沛这几年的艰辛努力已为当代是非不分崇洋媚外不敬天重德的中国知识人挽回了可贵的尊严，也使此类知识人露出了他们 “劣根性”的狐狸尾巴。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是洋货，五毛们，无论土洋，统属“无耻的洋人”。《无耻的洋人》的写作与完稿，徐沛延续一直的良苦用心，更是把摧毁中华民国和中华文化、助共为虐的土洋五毛们的嘴脸描画出来，使其留下在中华民族摆脱马列极权奴役及中华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丑陋印记，警示当代，启蒙未来。 徐沛在文末说：事实上，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中国人流亡世界各地，确实象梅花一样，有土地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和梅花的品质。在我看来，徐沛的文章也如邓丽君的歌声一般，她和邓丽君等无数中华好儿女，就是那枝枝白梅，迎寒开放，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与美。 断续几天，昨刚好有感觉通宵写作读后感至此，时间已是民国九十九年十月十日。机缘巧合于今日完成此文，就把此文当成我个人的一种庆祝吧。 初稿于民国九十九年 国庆节 翌日稍改 无 慧：《广陵散》后记 身为地道成都人，对这座已然面目全非的城市，有着永远也抹不掉的二十世纪记忆。 但写这本书，却源于杜远澍老师当年转抄的一首古体长诗。诗歌名为《双雷引》，总共一百零六行，开篇有句：“何人捶碎鸳鸯弦？大雷小雷飞上天。已恨广陵成绝调，更堪锦瑟怨华年。”且歌且吟，叙述了民国时居住在少城内的蓝桥生夫妇，将两张世所罕见的唐代古琴焚毁并双双仰药自尽的故事。文笔凄美，韵律悠长，堪比白乐天之《长恨歌》，读毕令人唏嘘。 杜老师说，诗歌作者是他的老师，四川大学教授曾缄。曾缄则是国学大师黄侃的门生，人称“黄门侍郎”，曾翻译西藏达赖六世仓央嘉措的情歌，并著有长诗《布达拉宫词》。杜老师对他这位老师非常敬重，希望我能将这首长诗传世，并将蓝桥生的传奇人生写成文学作品。同时，杜老师还为我撰写了一副对联：无门是为法门者 慧业勤于世业何 特别交代，这是专为我的笔名而撰。本人诚惶诚恐，不敢应承。然而不久，杜老师因病逝世，这倒成了我一块心病。 短短五十多年，曾缄、蓝桥生和他们同时代的一些人事，便被湮没在历史深处。低调如牧歌、醇厚似老酒的成都风貌，历经两千多年沧桑，在世纪之交也荡然无存。潜水、打捞，获取一鳞半爪？作者的童年记忆，家族传说，有如一条虫子在心上蠕动，痒痒的，挠动尚未完全麻木的神经。 从此开始留意，查阅了不少清末至民国的资料，走访了一些成都老人；又花费一年多时间，写成了这些文字。于是以为，可以告慰杜老师在天之灵，给那位埋没太久的古琴家留一个百年之后的名，也算了却一桩夙愿。 在此，要感谢为本书作者提供资料帮助的李玉函、徐文金、蔡坤一、柴来和志古堂后人王大哥等朋友；尤其要感谢为我讲述老成都逸闻趣事、时年九十有余的柴老先生。还要感谢仔细阅读初稿并提出中肯建议的文友张先德，以及给予我鼓励、支持的龚盾、樵山、大泽诸君。 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海子 1 先讲个笑话。 一人号啕大哭，问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30年纪念节目时，我看到一位母亲动情地向儿子描述：“地震前，唐山非常美，老矿务局辖区有花园，有洋房，最漂亮的是铁菩萨山下的交际处……工人文化宫里可真美啊，有座露天舞台，还有古典欧式的花墙，爬满了青藤……开滦矿务局有带跳台的游泳池，有个带落地窗的漂亮大舞厅……” 大地震的可怕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着物象和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做那组电视节目时，竟连一幅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 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睹物思情，许多老人泣不成声。因为丧失了家的原址，30年来，百万唐山人虽同有一个祭日，却无私人意义的祭奠地点。对亡灵的召唤，一直是十字路口一堆堆凌乱的纸灰。 一代人的祭日，一代人的乡愁。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碾成粉，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不再是一个个、一座座，而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是的，“90后”一代肯定认为于坚在撒谎、在梦呓。因为他说的内容，现实视野中根本没有对应物。该文还引了他朋友的议论：“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哪个角落。’杜览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这不仅是诗人的尴尬，而是时代所有人的遭遇。相对而言，昆明的被篡改程度还算轻的。 2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就像北京的车站名，你若以为它们都代表“地点”并试图消费其实体，即大错特错了：“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讯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3 让奥罗姆生气的是他的祖国，其实，“注重空间、漠视地点”的生存路线，在当下中国演绎得更赤裸露骨、如火如荼。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主”们，更成了易迷路的“新人”，在北京，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长者，如今很少远离自己的那条街，为什么？怕回不了家！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有一回，我说广内大街有家馆子不错，那个在京开会的朋友摇摇头，甭去了，拆了。我说怎么会呢？上月我还去过啊。朋友笑道，昨天刚好从那儿过，整条街都拆了。我叹息，那可是条古意十足的老街啊。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何止城池，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坠落。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乏自持力和防护性，乃至成了城市生活的下游和垃圾桶。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 央视所谓“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旗袍马卦，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天下小镇，都在演出，都在伪装。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 4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 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 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 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70年代随父母流落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梳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叫《回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傍晚时分，往芦苇荡里扔一块石头，扑棱棱，会惊起几百只大雁和野鸭……盛夏降临，那是我最快乐的季节。踩着火辣辣的沙地，顶着荷叶跑向水的乐园。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是天然的游泳池……” 坦率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美术系教授，他告诉我，30年前，他多次带学生去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写生，还路过这个村子。真的美啊，他一口咬定。其实不仅它，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开的仲夏，我带夫人去看它，亦是我30年来首次踏上它。 一路上，我不停地描绘她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间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我大惊失色，全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片苇塘，找不到虾戏鱼溅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和于坚一样，我成了说谎者，吹嘘者，幻觉症病人。 5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发表于 2010-5-3 14:04:00 王开岭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 阅读全文(3641) | 回复(40) | 引用通告(0) | 编辑 消逝的地平线 ——纪念古代“登高” 王开岭 发表于 2010-10-17 2:07:00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有天，忽意识到，古人比今人多一股冲动：逢高即上，遇巍则攀。 奇峰巨顶不必说，即便丘峦高阁，也少有无视者，总要上去站一站，临风凭栏，意气一番，感慨几许。所以，凡山亭江楼，词赋楹句总爆满。 也巧了，古代好辞章，尤其时空激荡的豪迈与峭拔之文，多与“登高”有染。王勃《滕王阁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望岳》、崔颢《登黄鹤楼》、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飞《满江红》……皆为“高高在上”所得。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在古人那儿，登高眺远，既是抒怀酬志的精神仪式，又是放牧视野、孜求彻悟的心智功课。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高，带来大势大象，带来疏旷与飘逸，带来不羁与宏放，带来生命时空的全景式阅读。视野对心境的营造、地理对情思的薰染，使得“往高处走”——有了强烈的召唤力，成了风靡千年的诱惑，于诗家墨客，更是一味精神致幻药。 然而，“登高”并非文人独嗜，百姓亦胸有丘壑，尤其在一个特殊日子里，更是趋之若骛、乐此不疲，此即九九重阳的登高节。 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先民一个最浪漫、最诗意的节日。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心旷神怡，菊色爆涨……值此良辰，若不去登高放目、驰骋神思，实在辜负天地、有愧人生。 从“登高”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个绝版的节日。今人仅视为“敬老节”，无疑让它的美折损大半，伤了筋，动了骨。 登高节、重阳节、茱萸节、菊花节，乃一回事，但我尤喜“登高”之名。 九九习俗源于战国，古人将天地归于阴阳，阴即黑暗、沉寂，阳即光明、活力，奇数谓阳，偶数谓阴；九乃阳数之首，九月初九，双阳相叠，故称重阳。加上“九”“久”谐音，重阳从一开始便是欢愉之词。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后来，重阳节又繁殖出了一串新解：除凶秽，招吉祥；延年益寿，祈福求安。仪式也愈加丰富：饮菊花酒、贴菊叶窗、佩茱萸草、吃重阳糕、祭先祖、送寒衣……但有个核心不变：登高。 登高，除赏秋，亦有惜时别离之意。九九乃秋之尾，尔后草木迅速凋零，虫声偃息，万象复苏要等来年了。此时登高，将谢幕前的风景尽收眼底，将天地之恩默诵于心，颇有依依不舍和立此存念的意思。 故有人称九月登高为“辞青”，与三月“踏青”呼应。 这种对时令的感情，除了膜拜，其它很像爱情或友谊。 眼前的欢聚与热闹，会让很多人思念远客和往事，追忆昔日的葱茏年华。最感人的，当属王维《九月九忆山东兄弟》—— “独为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寻欢仍是兹日最大主题。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李白《九日》） 秋收毕，仓禀实，人心悦，少不了邀友约醉，醍醐一场。隋人孙思邈在《千金方月令》中道：“重阳日，必以糕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辞秋，注定是一次丰盛的饯行。物质和精神，都恰逢其时。 王勃那首澎湃万丈的《滕王阁序》，即重阳宴上泼醉所致。 登高的去处，一般是山、塔、楼，所以，在一座古城，大凡能将风景揽入怀中的高处，几朝下来，皆成了名胜。对古人来说，若城内或近郊无高，是非常败兴、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至少重阳这天没法熬，无处立足。所以，筑阁砌楼便成了古建时尚，“江南三大楼”之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皆受驱于重阳雅集、登高揽景的欲望，一俟矗起，则声名大噪，“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某日，走在高楼大厦的街上，我忽想：重阳那天，早年北京人会投奔哪儿呢？何处适于登高放目？ 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据说，除以上各处，玉渊潭、钓鱼台也人气颇盛。而慈禧太后，去的是北海桃花山。 先人青睐这些地方，缘由莫外两点：身高和野趣。我盘点了下，清人眼里这群高丘，如今几乎皆废，或荡然无存，或只能算平地。像天宁寺、陶然亭、钓鱼台，实在既没身高，又无野趣。天宁寺畔倒是有根比它高几倍的烟囱。 昔日的“姚明”，如今都成了小矮人。当代京民若过登高节，恐怕得去爬香山或央视转播塔了。鉴于空气清洁度，能瞅多远尚未知。 有年去福州，夜宿于山宾馆，当被告知卧榻之侧即著名的于山和白塔时，心中甚喜，顿觉夜色阑珊、地气充沛，睡得特香。翌日拉开窗帘，我大吃一惊，那传说中的于山不过一土丘，连塔算上，高度也不及对面一栋楼。虽沮丧，但我清楚，这是心理落差所致，预期越大，失落越重。 千余年来，福州的地标即“三山两塔”，你在城里任一角落，皆可望见这三加二的全景图。历代画家绘福州，只要择五点之一摆画案，出来的全是鸟瞰图。 我想，古时九月九，“三山两塔”必是糯酒飘香、万头攒涌罢。 现在，福州人该去哪儿呢？ 我看过记载，至清末，各地的“登高会”依然盛行，长沙的岳麓山、广州的白云山、武汉的龟山、南昌的滕王阁、西安的雁塔……都是著名的雅集地。连素无丘山的上海，也把沪南丹凤楼及豫园大假山作为“高枝”来攀。 罗嗦了这么多，我究竟想说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从前人的心目中是有“高”的，尊高、尚高、仰高，“高”对其人生步履和精神移动有股天然引力，有种欲罢不能、鬼使神差的诱惑。而且，先人所涉者，多为在野之高、山水之高、天赐之高，不仅慕之趋之，也忠实地护高、养高，捍卫身边的高物，不敢随便削弱和降低它，不敢做有损它尊严和荣誉的事。 还有一点，即他们自然之子的秉性、灵魂里的那股酒意。 在对时季的敏感、光阴的惜怜、与自然对话的天赋及能力上，今人皆比先辈逊色得多。不仅迟钝，而且寡情。 把重阳节改成敬老节，是文明的粗暴，是生存美学的大损失。 当沥青覆盖了旷野，当城市沦为蔽日峡谷，当石阶变成电梯，当丘山被逼得纷纷自杀，当天然之巍被夷为平地、化作砖头水泥，当世人和媒体眼中只剩下“珠峰”……登高节，只剩一个遥远的背影。 我们刻度变了，视觉和灵魂，刻度都变了。 我们所用尺码，和欲望一样，肥大而粗陋。 我们睥睨天下，肆意规划任何想要的海拔。 小时候，老师解释“地平线”，我马上就懂了。不久，它即出现在了我的作文里，那是日出日落的地方，那是“远方”的代名词。今天，城市的小朋友，谁见过地平线？我跑去问邻居的孩子，他拼命摇头。 在心里，我向古代那些平平仄仄、不起眼的“高”致敬，向蚂蚁般倚石扶树、跌跌撞撞的醉客们致敬。 我还要向那漫山遍野赤裸裸的笑声致敬。 还要向一坛坛躺在深秋里的菊花酒致敬。 我醉了。恍惚看见了刘伶、嵇康、阮籍…… 那些消逝的歌 王开岭 发表于 2010-9-29 4:43:00 1 “很多歌消失了。有些歌只有极少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这是汪曾祺《徙》的开头。接下来，他提到了一首家乡校歌，很感人。当时我就想，后人再写不出这样的歌了。 “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他们多数已是过六十的人了。他们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有人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每天上课前的‘朝会’，放学前的‘晚会’，开头照例是唱‘党歌’，然后唱校歌。一个任司仪的高年级同学高声喊：‘唱——校——歌！’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叶子都在唱…… 小孩子很为自己的学校骄傲，觉得它很了不起，并相信别的学校一定没有这样一首歌。到了六年级，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毕业典礼上，老师讲过了话，司仪高声喊：‘唱——校——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他们唱得异常庄重，异常激动。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 2 这是首了不起的歌，区区几十字，竟把学校地理、风物美景、男女平等的新潮、传统师道、成长励志和抒情——全收进去了。用今话说，即是爱本校、爱故里、爱国家、爱传统、爱时代……远近虚实，一首校歌应有的精神之义，尽在其中。 我尤看重两点： 这是真正的校歌——本土本校之歌。它说的全是自家那点事，不越位，不空泛。我甚至想，一个外国人若懂汉语，单凭此歌在中国找到这家小学是可能的，汪先生说：“学校东边紧挨一个寺，叫承天寺。‘神山爽气’是该县‘八景’之一……‘爽气’是什么样的气，小学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 不懂词没什么，重要的是唱，唱它时的那股劲——那股昂首挺胸、热血沸腾的劲，那种亢奋和鲜美的精神状态。我想，那个叫汪曾祺的孩子在大幅度张合嘴巴时，或许常抬望天边的云，想象在很远很远之外、很久很久之后，自己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那词儿。你会怀念它，感激它。 再者，乃其升旗一样的仪式感。它天天唱、人人唱，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这种秉持，就是熏陶和浸染，就是隆重地、一遍遍告诉你——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首天天住在嘴边、响在耳畔的歌，终究是一粒种子，会在幼小的心里长出什么来的。就像江苏高邮的县立第五小学，孵出了汪曾祺。 歌作者是谁呢？汪先生说，乃该校一国文教员，早年中过举人。 3 你是哪个小学毕业的？ 这问题有意义吗？从前有，现在几乎没了。不光小学，就连拿中学试问，意义也不大，因为校校皆同，你只须说是中国小学或中学就行了。 我是从汪先生文中，才知中国小学曾有校歌。最重要的，那是真正自己的歌，有个性标榜，有独特的精神气象，内容、曲调都不同于别家。只要你一唱，人家即知你读的是哪所学校，你大概能学到些什么。 《徙》作于1981年，讲的是1925年的事。我读小学是1976年，没唱过校歌；念中学是1981年，没听过校歌；上大学是1987年，也未遇校歌。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摇头，偶有大学校歌者，也不怎么唱，或不会唱。 歌声走远了，替它的是校徽、校服、校铭。 这些后来的东西都差不多，似乎没人在上面动脑子。比如校铭，不外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奋发、进取”之类。没有人想和这些词语发生关系，也发生不了关系，它们矗在那儿，像木桩。 走遍全国都一样，所有校园都是一个校园。面孔一样，气质一样，课程、考试、标准、任务都一样。像是彼此抄袭的结果。 我想，我的孩子再也遇不到汪曾祺儿时那样的歌了，再也使不出吃奶的劲唱什么了。 心变了，人也懒了。大人成了乏味的大人，孩子成了无趣的孩子。 这个时代，虽不乏伟大的创意，但惟独少了一些伟大而幼小的灵感。 少了为孩子服务的才华。 4 偶遇一首民国初的中学校歌。 如果说汪先生的歌透着稚气葱茏，那这首歌则壮志凌云、激情浩荡了。犹如前者，它也重本土的风物和典故，只是更凸显了大时代的讯号和本校学业理念，并援引乡贤为激励。 明山佳气郁葱葱，甬江如带水流东。
跨西城一角，楼观凌空。
海内共和伊始，看多少担簦人士读书谈道其中。
是社会中坚分子，是国家健儿身手，正宜及时用功。
深宁考据，榭山掌故，足启我童蒙。
愿共守先正遗训；
言忠信，行笃敬，
效实储能齐努力，破壁出飞龙。 此歌隶属浙江一所私立学校——宁波效实中学。词者魏友枋，清举人，曾任北大教授。曲者张谱六，该校音乐教师，后任上海美专校长。 “明山”“甬水”，说的是本土地理；“深宁”“榭山”，代指王应麟和全祖望。前者号深宁，宋元学人，《三字经》作者。后者字榭山，清代史学家，以著述乡邦文献闻名。该校创于1912年，正值共和初始，此先，当地名流办“效实学会”，旨在“以私力之经营，施实用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效实”二字，出自严复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其中有“物竞天择，效实储能”之语。 正像名字所标榜的，该校推崇实学之风，尤重数理化和外语，教材多用外语原版。据说，从1917年起，该校毕业生即免试升入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当代科学家童弟周等13名院士即出身该校。 可以想象，无数少年便是在这歌声的沐浴中完成了身心发育，交上了立志答卷。 5 某天，读一网帖，里面抄录了60多年前四川两所中学的校歌。提供者为一位叫邹顺田的老先生，邹老1926年生于犍为县，先后在老家犍为中学和成都甫澄中学念书。歌词如下—— 《犍为中学校歌》 山苍水碧拥犍阳，喜有群英共一堂。
涵我以学业，华我以文章，健我身手好腾骧。
向前途，进取共将相。
各敬业，仁不让，努力！任重致远唯吾傥。 《甫澄中学校歌》 昭烈跸宫丞相祠，蓊蓊郁郁庐舍傍屋脊。
劝学从仕，学季堪追；例比十二儒行，会此五百昌期。
文翁邈矣，高振继之；均平既如，相如为师。
望古承昨，养气随时。
大业能经国，危瞻赖扶持。 以邹老生年算，今已逾八十鹤寿，想必不会亲自发帖，但其中录入了老人一段心语：“尽管时光已过去六十余载，耄耋之年的我，迄今犹记当年唱过的两首校歌……犍为中学的校歌作者不知何许人也，甫澄中学是由军阀刘湘所办，甫澄即刘湘的字，校歌是一个叫周虚伯的老先生创作的。而今看来，两首歌虽显古奥，但以乡贤为号召、激励后生奋发向上、报效社会的精神仍值得嘉许。” 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发生过这样的事：100年前的语言，现今竟需要翻译（语文课里不是专门有“文言翻译”一项吗）！ 上述歌词以今人的国语水平而论，确显晦涩，但我想，若这两所学校至今尚在，倒不妨沿袭这两首歌。单就领略词语之美、家乡典故，也是好的。 我向邹先生默默致意并祝福。从其滴言片语间，我已感受到了那歌声留下的儒古之秀、清风之薰。 一栋学庐，一乡子弟。 一阙校歌，一部青春。 岁月如歌，这话总不错的。“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这些徘徊在简陋操场上的歌声，皆让我想起了梁启超说的“少年中国”。 那时的儿郎，真是闻鸡起舞，意气风雷。 那时的中国，竟有那么多的精神美少年。 6 邂逅汪曾祺的歌后，我即有个心愿，能否再遇几首老的小学校歌？从而让汪先生“玻璃般的童音”不那么孤单。我想给它配上几位“发小”。 我不刻意寻访。我喜欢某种东西突然跳至眼前的感觉，就像蟋蟀从草丛里跃起。 不久前，去江苏海门，此地是鼎鼎大名的张謇故里。 张謇，何许人也？清末最后一位状元；晚清立宪运动的骨干；《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及农商总长；农工商俱全的大生资本集团之老板；大量慈善公益机构和数百家学校的捐资人…… 此次海门行，我最大的惊喜是与几首校歌不期而遇。当地名士袁蕴豪先生赠我一册他的大书：《潮流——张謇在海门》，其中竟藏有张謇撰写的部分校歌。 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涌进青龙港。
港中有三镇，常乐居中央。
二十八圩同社仓，小学校开兼教养。
父老不愁荒，儿童勿忧伧。
大家爱国先爱乡，常乐之校真堂堂。 该词作于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家住海门常乐镇，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归来后深感教育之重大，即在家门口辟出几十间房，创办了“常乐公立初等小学”，设修身课、国文课、算术课、图画课、手工课、体育课等。 该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和上述诸歌一样，它先要传递一个信息：你的家在哪里？咱们学堂位于华夏何处？试想一下，百年前的中国乡下，对不识一字、未出村口的穷娃子来说，明确自己身在何处是件多么伟大和激动的事！歌词开头，关于常乐面江眺海的描绘，让小学堂平添一股雄阔之魄和潮头之势。歌词最后，是安慰孩子安心读书，对家乡有信心，对本校有信心。 7 张謇的实业之举，最艰辛的属围堤造田。南通一带多不毛盐碱，为争取粮棉，1901年，张謇组建了中国首家股份制管理、资本化经营的大农业拓荒集团——“通海垦牧公司”。眷念佣工子弟的成长，张謇不惜重金，于荒滩上创办“垦牧乡高等小学”，在袁先生的赠书中，我读到了该校校歌—— 噫艰哉恳牧乡，
苇蒿螺蛤今粢梁……
崛兴兮千辛而万苦，
相劝兮日就而月将。
耕田读书兮百世良，
海有旭兮校有光。 这首词很美，既有沧海桑田的今昔对照，又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劝学励志；既激越明亮，又不失忧患和督导。可谓贫贱之上的高贵，荒野之上的雅风。 “教育为母，实业为父”，乃张謇一生的精神向导。他曾计划：南通每方圆25里内必见一所小学，如此，一个孩子每天最多走10里路。后来，一次雨泞跋涉让使其深感学童之苦，于是将目标改为：方圆16里内设一所小学。他一生为家乡地图留下了多少校址呢？300多处。 狼之山，青迢迢，江淮之水朝宗遥。
风云开张师范校，兴我国民此其兆。
民智兮国牢，民智兮国牢，
校有誉兮千龄始朝。 这首在南通传唱了百年的歌，隶属于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诞生于1903年的通州师范学校，作者即张謇。南通位于江淮之畔，狼山则于城南，显然，此歌也是先回答“身在何处”，但和前面的歌相比，除“少年中国”的使命感，它更强调了“师范”与启智的关系， 百年来的南通教育，直接受益于这栋孕育师资的母体。王国维曾在此授国文，陈师曾、欧阳予倩曾来此教绘画和曲艺。杨乐、李大潜、巢纪平、吴慰祖、施雅风等数十名院士，王个簃、赵无极、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便是在这歌声的薰风中成长起来的。 8 再说张謇的宏业。 他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倡导职业技术培训，先后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此外，还设女子学校、幼稚园、盲哑学校。其实，张謇还有着更大的乌托邦梦想，即把南通建成一个理想社会的试验区，用其自己的话说：“新新世界的雏形”。为此，他筑桥清淤，完善城市水利系统和交通设施，创办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幼儿园、公园、医院、慈善堂……他不仅成了南通的精神领袖，还扮演起了最高公务员一职。梁启超曾赞叹：“南通是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的城市，其教育之先进，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这么大的开支从哪儿来呢？自然是实业，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有四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纱锭16万枚，同时还拥有近20家盐垦公司，这些都充当了他那些伟大构想、高尚事业的提款机和孵化器。 在接受海门电视台采访时，我忍不住感慨：“就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会担当而言，张謇太让人惊叹，那简直不像一个人做的事，而该由一群人、由时代最优秀的精英群体来实施，可又的的确确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太不可思议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要么忙于低头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而张謇不，他知道怎么赚钱，知道为什么赚钱，知道怎样把钱花得精彩……他是穷人的榜样，是富人的榜样；他是文人的榜样，是商人的榜样，更是理想主义者的榜样！” 有人说过，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最需要三种人：改革派、实干家、梦幻者。这几种生命身份，竟一并在张謇身上汇合了，他兼任并出色完成了所有角色。 可惜，只有一个张謇。 9 那晚，当地朋友陪我乘船夜游南通城，一路浆声，导游不断指指点点，每过一个桥孔，每逢一处旧式建筑，她都会轻轻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不错，这座城市，是一个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宾馆，打开央视新闻频道，看我工作的节目，看时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么，不出所料，依然是诡异的股市、疯长的房价、城市拆迁和钉子户、城管商贩冲突、民工讨薪跳楼秀、和高考有关的争吵…… 关掉电视，当世界的喧哗变回一面安静的黑屏，我突然特别怀念那个人，张謇。 有些人不该在光阴中消逝，有些歌不该在空气里失踪。 打开窗，海风特有的清凉袭来，楼下是万家灯火，是被张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雏形”的后来。 离开海门前，当地报纸采访：对海门有什么建议？ 我笑笑说，希望海门的每栋中小学，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点的校歌。那种在风雨操场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种当成精神功课、晨钟暮鼓的校歌…… 阅读全文(977) | 回复(17) | 引用通告(0) | 编辑 选自王开岭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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