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39期2010年1月25日

（交流文稿，免费赠阅）

目  录

后永年：中国民主宪政与否，批毛仍是关键的关键. 2

宋永毅：再谈另类“反右”­——中国知识精英的悲哀. 9

张成觉：希望在第三代身上——再谈57右派接棒者. 19

钱理群：活着：艰难而有尊严. 21

赵德强：一门三“右”，往事堪嗟. 24

韩三洲：一个法学家的劳教之路. 41

赵尧生：一个革命后代的诉求. 44

陈思逊：亲历中学生“反右运动”. 50

邹  媛：碧江古拉格. 51

王道芳：心痕. 58

黄学诗：我为什么会被定为右派. 77

黎  明：难友蒋铮1957年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85

唐克龙：唐振常的忏悔. 94

刘  正：辛酸姻缘. 96

刘  冰：怀念梁燕. 97

铁  流：“打非办”根本不把“胡温新政”放在眼里. 100

友谊回声  易迎祥 刘旭 高野 朱中康 胡显中 刘凤麟 钟鸿
一位海外读者 古鸿信 郑汉生 金华封 刘治邦. 102

中国民主宪政与否，批毛仍是关键的关键

 

——云南大理市五七老人与铁流座谈研讨侧记

 

后永年

 

今年11日6日至7日，云南省近20位右派老人，借北京铁流先生来滇东南旅游的机会，在云南大理市宏样酒店举行了为时两天的研讨座谈会，他们是昭通的李曰垓、赵正荣、胡开云；开远的赵维光、刘孟懿、姚孔亮，以及大理的苏曼中、应皎、后永年等。

 

座谈会由大理市名律师后永年老人主持。他是中共老党员、老公安，也是一个“从不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

 

研讨的主要内容是就当前中国政治态势和右派彻底“平反”与“索赔”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

 

铁流在座谈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认为：

 

中国当前存在着四种政治力量，它们在进行彼长此消的博弈。一种是主流力量，亦即中共的执政力量。他们为了执政的合法性与政治需要，因而肯定解放60年一贯“英明正确”，仍坚持以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因而封杀历史，强迫遗忘，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建国后后30年的“改革开放”出现许多怪异，诸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以及黑恶势力猖獗，一些地方各自为政等五花八门的怪圈。他们明知不可为，可又不得不为之。进退维谷，举措失当，这是中国当前难以解决的悖论。

 

第二种力量，是过激派。他们既否定前30年毛泽东暴政所造下的种种恶果，也否定后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分好坏地主张推倒重来，甚而提倡“仇富就是爱国”的“暴力革命”，惟恐天下不乱，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潮。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中国不能再乱，只能走循序渐进的“和平过渡”的宪政民主之路。用谢韬老人的话说，就是“不能等，不能急，要促”。今天的座谈会就是“促”。我们一定要记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条古训。

 

第三种力量，就是肯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否定邓小平开创，由胡耀邦、赵紫阳推动的后30年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是最理想、最公平的时代，提出重启“阶级斗争”，为“‘四人帮’平反”，要打倒现在执政的“腐败政府”，甚而提出“重上井岗山”，主张“第二次革命”，公然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我们称它为“极左派”或叫“不死的毛派”。当前这种极左的毛派势力十分可怕，在野的野心家用它来夺权，糊涂的政治家用它来稳定形势，一般忘记苦难对现实不满的老百姓用它来发泄。再加上当今执政的中共封杀历史，掩盖了毛泽东反人民、反进步的滔天罪恶，不敢也不愿摈弃祸国殃民的“毛泽东思想”，致使“改革开放”至今未取得“话语权”，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打左灯向右转”，而巳是“打左灯向左转”了。如果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又将回到“三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人相食”的悲惨年代。所以批判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刻不容缓！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一件政治大事！马虎不得，麻痹不得，大家要有足够的警惕性。所以我一再强调，不批毛中国没有光明前途！

 

第四种力量，是彻底否定前30年，基本肯定和支持后30年，亦称民主改革派，我和在座的诸位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暴行；坚决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把人当人看的罪恶；坚决主张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启动政革；坚决主张中国要循序渐进地实行宪政民主政治；坚决主张开放言禁，准许民间办报；支持在法律框架内的一切维权行为。但是这种力量和具有这种思潮的人为另外三方都不喜欢，表现在当权者（执政者）极力打压，处处设防进行监控；过激派认为“没有骨气”，“死不觉悟”，“向统治者献媚讨好”；极左的毛派势力更视之为心腹敌人，恨不杀之而后快。但我们绝不转向，绝不跟着任何势力起舞。我们能做的就是借一切机会表达意愿，发出声音，在任何时间、地点、场合说真话、说实话，绝不向任何恶势力屈服，对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不能绝望，也不要奢望，一定要有希望！

 

中国当前正在掀起一个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价值就是批毛揭毛，重塑人生价值，把毛泽东颠倒了的是非、真伪、美丑、善恶，重新颠倒过来，还历史以真相。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是30年毛泽东暴政的受害人和见证者，一定要把历史留下来，告诉后人，告诉子孙，中国不能再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北京一批右派老人冒着风险，出资出力坚持办《往事微痕》，目的就是推动批毛。

 

现在全国活着的右派分子已不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少，再十年后可能这只是个名词留在历史上了。为此在这个不多的岁月里，我们一定要坚持抗争，一要向中共讨还二十年的拖欠工资，二是按有关法律要求经济赔偿，三要彻底否定反右，去掉所谓“扩大化”之词。能不能彻底否定反右，关键是能不能批毛。“反右斗争”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死结，看来这个死结很难解开。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精卫填海”的决心，否则中国难以前进！

 

图为参加云南大理座谈研讨会的部份五七老人

参会的人基本上同意铁流先生的观点，经过两天的座谈和研讨就以下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

一、基本肯定建国后后三十年的经济成果，支持改革开放，支持胡温政权的“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

大家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來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但总的说來成果是显著的。表现在：

1、从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來；重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文革；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毛制造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恢复被毛推翻的“八大”对社会矛盾的判断；确认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來。这是中华亿万儿女人心所向；

2、从毛泽东 “一大二公” 的绝对公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來。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在城市取消五花八门的“公私合营”；甩掉年年亏损靠财政“输血”过日子的国有企业的包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3、从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从毛泽东闭关自守，仇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中解放出來，与国际接轨；与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地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5、从毛泽东以权为本的束缚中解放出來，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尽管这个理念贯彻执行得不够，不彻底，但总在艰难行进；

6、从毛泽东不惜以人的生命和自然生态为代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欺欺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來，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7，从毛泽东讲话治国、社论治国、“最高指示”治国的束缚中解放出來，开始实行以法治国。虽然党仍总揽一切，但法治深入人心；

8、从毛泽东民主是手段的束缚中解放出來，确立民主是目的的理念，固然民主不为一些权贵们所接受，至少他们不敢公然反对民主；

9、从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束缚中解放出來，提倡尊重人权、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构建和谐社会。现实社会还不和谐，原因是毛的阴魂还在作崇；

10、从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束缚中解放出來，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现实告诉我们：没有9月9日

事实告诉世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強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这是钢浇铁铸的事实。我们想，今天把毛泽东神幡举得最高最高的党内外毛派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吧！

是的，而今确实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大家深信这个问题将会在继续深化改革中得到解决，不必大惊小怪。但不能不承认而今的中国，不论是在城市和乡村，即使贫困人群也比毛泽东统治下算得上“富裕”人群的日子好过。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农说得好，他说：“当年大跃进时反瞒产，民兵提着枪到我家来反，把我家仅有的用來掺野菜作主食的50斤大米，70斤包谷面都全部当余粮‘反’走了，结果，我爹我妈因没有粮食吃，害了水肿病死了。我也一肿一消，侥幸活下來了。有的是一家死绝，剑川县金华镇死得连尸都没有人收。两代领导两重天。现在我家的粮食吃不完，人饱，猪饱，牲口饱，还免了公粮，娃娃上学免学费，生病有合作医疗给补助。从皇帝到主席到总书记，哪一代王朝有过这样的好事？比起來，今天确实比老毛一个人既当家又做主的时期好过，如果我爹我妈处在今天絕对不会死。”

多真实的事，多朴实的话，谁要否定后三十年，这位老农不答应！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五七人也不答应！！全国人民更不答应！！！所以，我们要全力支持改革开放，义不容辞。

二、当今的危险來自“极左”的毛派势力。

大家共同认为，近年來“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几乎形成了一股势力。他们把矛头直指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直指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直指现政权。他们彻底否定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公开提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打倒资产阶级卖国贼！”的口号。其目的在于颠覆现政府，推翻现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观点归纳起來有下面这些：

1、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毛主席英明，看穿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魯晓夫，为防修、反修发动了文革。实践证明，邓小平上台党就变修，国家就资本主义复辟，工人下岗，农民失去了土地，又吃二遍苦，又受二茬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2、为“四人帮” 招魂。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十月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没有等到把毛主席的葬礼进行完毕，就发动了军事政变，把真正共产党、毛泽东的共产党从组织上打散了，全国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了散兵游勇，修正主义上台，党变质了”；

3、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党的十二大，攻击现在执政的党中央。他们说：“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了一贯正确的‘党中央’，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没落思想，腐朽文化成了‘新时代’ 的‘新时尚’。昔日被人民群众专政的牛、鬼、蛇、神，一夜之间就翻了天。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走资派和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占据了掌权和支配的地位。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被日甚一日的西化、自由化、资产阶级化。毛泽东同志所预料的那种“多么危险的情景” 成了人所共睹的现实。”

还说：“现在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执政党是假共产党，是真共产党的死对头。” “ 它们能够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培育了一万个资本家，这还能证明它是个无产阶级的党吗？”

他们否定后三十年的言论还很多很多，如“‘以人为本’ 不具有阶级性，认敌为友”、“‘和谐社会’ 否定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形式没变，实质已经腐败变质了”、“改革让中国得到一颗糖，毀掉的却是中国的房”、“ 改革前穷是穷一点，但大家都一样，开门不怕盗，出门不怕抢，不怕生病，不怕上学，不担心失业，一个工人、农民养七八口人司空见惯。……而今两极分化，心里不平衡，关门怕盗，出门怕抢，怕生病，怕上学，怕失业，一个劳动力养三四个人都非常困难”、“现在中国的尊严丧失殆尽，连说一提气话的底气都沒有，一副低眉顺眼的懦夫相。国内土地要出让，周边领土被蚕食，中国人的生存空间萎缩，国家前途令人担忧”、“现在的法治不如毛主席的人治”……  等等等等，多了，在此不一一枚举。

因此，他们宣誓：“生与毛主席心相连，死与毛主席魂相系，生生不息，亘古不灭”。他们要成立“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重庆为根据地，高挙毛泽东思想神幡，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假共产党”，打倒现“腐败政府”，把失去的权力夺回來，按毛泽东阶级、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计划经济、自力更生不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确保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党，永不变质，确保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永不变色。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仍是反对言论自由，反对开放报禁，仍然坚持“舆论一律”。

大家共同认为：这就是当前最危险的势力，一朝得逞，后果不不堪设想。

三、忧虑和责任

忧虑：何谓解放思想？解放和束缚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束缚就没有解放。谁束缚了我们使我们需要解放？答案非常明确，就是毛泽东一人独裁的帝王思想和反科学的乌托邦理论束缚了我们。 

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毛泽东帝王思想和乌托邦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來。

何谓改革？改革是自我革命。革谁的命？答案也十分明确，就是革建国以來毛泽东的罪恶思想、理论和错误路线的命。

我们之忧虑在于：实践证明，后三十年的改革成果，都是批判毛泽东建国以來错误思想、理论和错误路线的结果。但又不愿去戳破这张窗纸，在口头上还要永远铭记毛泽东的“一化三改造”建成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果此论成立，则改革开放就成了多余。就是这一言和行的自相矛盾，给左派势力可趁之机。如果对此矛盾态度暧昧而使之持续，则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此非危言而是现实。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此。

责任：大家共同认为，我们都是建国六十年历史的当事人，人虽老了但肩有责任。这责任是來自良心，來自正义、來自公平，來自后人不患水肿病、子孙和子孙的子孙不再互相屠戮的愿望，來自九十年前 “五四”运动所呼唤的 “德”、“赛”二先生。集中而言，叫做“历史责任”。这个责任要求我门：

1、支持改革，支持胡溫政权正确的做法。当务急中之急是深入公开批判建国以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为继续解放思想鸣锣开道。

2、批判要实在，不能言之无物。应当本着“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把握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撕开人为的历史的面纱，把真实的历史，原汁原味地告诉后人，让后人从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里，看淸毛泽东“念念不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及名曰“无产阶级专政”实为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暴行，及其给社会带來的灾难。

3、就批毛的合法性大家注意到了两点：

（1）党规的合法性。 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政治品质的评价留给后人來做。就年龄而言，邓小平是我们的先辈，我们是他那一代先辈的后人，邓小平把对毛的评价的权利赋予了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批毛具有党规的合法性。

（2）法律的合法性。批毛属于言论的范畴。《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了公民言论的自由，依法治国，我们批毛具有了法律的合法性。

但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处于边摸边过的阶段。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令夕改、阴阳谋并举、专横独断、目无法纪、不讲诚信、不讲政治伦理的阴影尚未完全消失。党规、国法都可以由执政者（含村党小组长）根据需要作出解释，他的解释的效力在实际上大于党规和法律。历史证明，上百万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但没有谁來承担责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客观上助长了任意解释者的胆大妄为。

从这个现实出发，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下面两个可能：

（1）你说邓小平允许批毛，他说你反对“永远铭记”。永远铭记是写在党的报告里的，反对永远铭记就是反党。他手中有权，他的解释在实际上具有法律效力，你奈他何？

（2）你说：宪法赋予你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说，宪法算老几？“三个至上”宪法算老三，得服从党的利益。你批毛有损党的伟光正，触法无疑。他手中有权，他的解释在实际上比法律还法律，你又其奈他何？

居于以上两点，批毛是要担风险的，当局随时可以指控你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入狱。史有前例，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回避

面对这个现实，大家认为：

（1）牢狱之灾与历史责任相比，后者为重。取后者，坚定不移。

（2）因说话坐牢非恥乃荣，坐牢也是中国前进中的一道风景线，一个历史事实，留下來，对后人也是一笔财富，何乐而不为？

（3）不理他，走自已的路，九死不悔，这就是结论。

最后大家认为，《往事微痕》是我们右派倾诉、交流的平台，是我们还能够说话的地方，虽然空间不大，但毕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土地上，还有方尺之地可容我们说话。我们要珍惜她，不管有千难万险，一定要支持她办下去。否则我们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

交谈于11月7日晚23时

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注】毛是死在床上，应用“龙榻” 一词，但因其至死不放权，故改用 “龙座”。

再谈另类“反右”

 

——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的悲哀

宋永毅

不久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限于篇幅和心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他们的历史耻辱），那篇两千多字的小文就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最近收到国内许医农大姐转来的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宋庆龄反对过毛泽东的“反右”吗？

在大陆网上现在到处流传着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反右期间上书毛泽东“表示十分忧虑”的传奇。在那篇作者为“何方”的题名为“宋庆龄多次致党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说：“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对此，《争鸣》杂志在2006年也有过专文报导。

其实，只要看一下宋庆龄在反右期间的公开言论，就不难断定这完全是宋氏亲友在文革后的谎言和贴金之作。1957年6月21日

7月13日

1957年9月9日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宋庆龄齐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誉为中国知识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现。据叶永烈

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径

目下海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原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的“内部消息”，这篇文章讲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但从当年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报道也不可能是事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派里出了名的极左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那夜至6月10日

中央统战部：

承告清华大学同学们，愿约期来谈，谈的是我对于黄万里问题的看法，我是这样的：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我这几天连天开会，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会，分不出接谈时间为歉。

黄炎培 1957．6．30上午

（来源：《新清华》1957年7月9日，原文题为“黄炎培斥子”。）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完全理解黄炎培如此地胆小且过激地和儿子“划清界限”也事出无奈、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我们同样不难断定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黄炎培决不会在6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于当时的民盟主席沈钧儒，更是一直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此后，他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一个“章罗联盟”的存在，却还在9月11日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此信约写于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

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丙，章伯钧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更是章伯钧饰虚行诈的言词。章伯钧对民盟工作专断独行，坚持己见，这是几个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则沉等人都主张把文教委员会分为教育、科学、文艺等委员会，章伯钧在副主席商谈时声色惧厉地反对，结果三个副主席多数服从少数。又例如人大常委会补选民盟缺额问题，章伯钧不经协商，专断独行，向统战部提出华罗庚，我同高崇民反对，他向我以辞职相要挟，要我让步，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结束民盟检查工作问题，我一再劝他赶早进行，并劝他约张云川、汪世玉、范仆斋等人个别谈话，章在副主席会商时，大发雷霆，主张开除并惩办张云川、范仆斋，并且认为这是我在团结宗派进行倒章，这又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办法。这些事正说明我同章伯钧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过为着民盟工作顺利，我同史、高两位经常让他而已。章伯钧在交代时却造谣说：“去年民盟检查工作，罗隆基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事实上检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处理，我又何尝包庇过他。章伯钧为达到在盟内为所欲为的目的，常扬言说，某事总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维汉部长同意如何如何，假传意旨，骗取几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这是他经常玩弄的手段，这还能说我同他从工作一致进到了政治联盟吗?

丁，章伯钧自己承认“对知识分子有野心，没有同罗隆基谈过。”(见《人民日报》七月四日)既没有同我谈过，又怎能说形成了联盟呢？他一年来经常请一大批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他个人一方面私自笼络勾结的行为。他说：“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知识分子”“我就请罗的朋友马哲民、彭迪先、沈志远、潘大逵吃饭谈天。”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钧要笼络勾结这一批人绝对不必通过我，事实上他不止没有通过我，并且从来不约我参加他的谈话。他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还经常背地里在谈话中批评我，做挑拨离间工作。这是他同我从工作一致进到政治联盟吗?

戊，章伯钧从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得意忘形，骄傲自满，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提出荒谬狂妄的主张。这是盟内众所周知，亦为我公所痛恶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我对高崇民和盟内外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狂妄地主张“两院制”，要把政协变为参议院，我向叶笃义和政协外宾招待委员会以及国际问题组组长批评过，认为此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精神不相符合，并嘱咐不可对外宾提出此种错误意见。我对章伯钧的政治主张有这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还怎能成为政治联盟。

衡老，章伯钧的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对他一些荒谬政治主张如“民主党派几百万人”，如“两院制”、如“政治设计院”、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绝对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结而形成为政治联盟。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见解，政治联盟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补充材料”中说得很多，此外不再重复。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辩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了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

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差不多要早了8-9年！

这里我要重申的是：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一场可悲可叹的右派之间的混战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和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一贯策略是挑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后再利用“极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后利用“右翼”倒过来整“极左翼”……如此循环不已，在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混战一场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可悲可叹的是：被整的右派们很少有人能在当时看穿毛泽东的权谋。相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战中，结果被中共分而治之，两败俱伤。对毛泽东和中共一手操纵的“混战一场”的战略部署，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鲜有真识。

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很能说明问题。傅雷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好友，也是该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夏《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报上公开揭发徐铸成的行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办报方针等开脱，一边把徐铸成说成是“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

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无疑是上海党内和杂文界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却在反右中也非常卖力地批判过其他杂文作者的“右派言论”。1957年6月18日

无独有偶，杂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经过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刚解放时徐曾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因为一些极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离开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为鸣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徐觉得非常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同样划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这一点甚至在后来在庐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也有过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料未及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来，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的委托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将在2010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发现了无数上述令人悲叹扼腕的事例。我想：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以史为鉴，联想到今天海内外民主运动中仍然广泛存在着的“窝里斗”的现象，不难想到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破坏民主运动的老手法而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对比1957年中国那些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现，应当公正地说：今天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还是要好得多，将来也一定会更好一些。

希望在第三代身上——再谈57右派接棒者

 

张成觉

 

        “有迹象表明，苏联内部正发生某种变化，更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将出现于第三、第四代身上。”这是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杜勒斯一句名言的大意。

 

     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的预测不仅受到克里姆林宫当权者的重视，中共高层亦将之视为“和平演变”的警号，一再向大小官员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腐蚀青少年的阴谋。

 

     1991年的“苏东波”，似乎印证了杜斯斯的预见。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倘以18年左右为一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差不多正好在第四代，莫斯科克宫顶上的红星变了色，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做“红旗落地”。即文革时期经常告诫大陆中国人的“党变色，国变修”。只是没有出现所谓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景象。看来，自毛以下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掌握，尤其是对党国前途的展望，都远不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杜勒斯之接近真实。此无他，杜勒斯的分析基于人性——要求自由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否定人性，侈谈“阶级性”、“党性”的专制当局，其寿命终究不能持久，挨不了几代。

 

     当然，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前苏联/俄国。无人能够精确估计“党天下”何时崩溃，但“更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确已经出现于第三代，也就是现年四十至六十岁的中年一代身上。

 

     昨谈57右派接棒者可大致分为三类：受难的幸存者；“57子弟兵”；学者专家。就年龄而论，目前所知第一类最年轻的为1942年生，早逾60岁。故第三代只能属于后面两类，事实上，他们之中确有极具潜质的接棒者。

 

     例如俞梅荪，就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位。其祖父俞颂华，曾被黄炎培称作“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为民国时期的维权运动作过贡献。父俞彪文为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57年入另册后跳楼自尽。时俞梅荪仅四岁。1984年他毕业于北大法律学系，后在国务院法制局从事立法工作。89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90年代曾因所谓“泄密罪”被判刑三年。担任过北大兼职副教授。先后发表法学文章数百篇，多次得奖。近年在维权运动中甚为活跃，并为右派索偿奔走。出版著作有《经济法新论》，且参与多种法律工具书的编辑工作。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美国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以中英文在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父巫宁坤教授，1941年西南联大外文系肄业。49-51年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生。51年应聘返国在燕京大学任教。57年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巫一毛的童年充满了屈辱与眼泪。她曾以《我们这些小右派》为题，在2007年6月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甚具震撼力。

 

     在学者专家队伍里，中年俊彦层出不穷。以下几位相信对于许多读者都并不陌生。
       文革期间出生的邵江，85-89年在北大数学系就读，曾任89年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六四后被捕入狱17个月。97年流亡海外，现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曾担任独立制片人。
       山西学者谢泳，1961年生，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出版著作多种，包括《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

 

     苏州出生的程映红，现年49岁，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国际共运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有专著多种问世。

 

    51岁的吴国光，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专研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及中国对外关系。著有英文著作两种，中文著作十四种，发表中英文论文约百篇。
        1955年出生于湖北随州的陈彦，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博士，曾执教于多所法国大学，现任职于法国国际电台，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近著有《中国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进程》、《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等，并有译作出版。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现任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从事思想史和文革研究。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等。

 

   显然，居于海外的学者享有较好的研究条件，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但国内的教授亦自有其优势，主要是第一手材料较多。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资讯发达如今天，后面一句已成历史。其实，不管领风骚与否，能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自由民主的大业出一分力，便应嘉许。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自序》写道：“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我想，57右派接棒者的作品，大抵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无数先贤在天国，或在地府远远望着，目光充满期待。作为后来人，我们不要让他们失望。

 

活着：艰难而有尊严 

 

钱理群

 

朝岳先生来信说，今年七月十一日是他的六十九寿辰。朝岳先生是我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但我见过他的照片：瘦骨嶙峋而目光炯炯有神。从电话里我听到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劲。 我更读过他的文字：简短而处处见血——因历经苦难而笔尖滴血，因葆有尊严而笔底显血性。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九死一生》。一开头就引用了一位作者的话：“反右中的形形色色的怪事，各地方、各地区被错划右派的那些小人物的事情，至今不要说正史没有，野史也没有。而当时和以后受难最深的、最见不得天日的、最被冤屈的，投河，上吊，饿死，累死，打死，气死，病死（早逝），最多的，正是他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谁为他们写一部历史呢？谁把他们的事情昭示天下呢？”这正是他自己的心声，是他的发自生命深处的泣血的呼唤。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右派“小人物”。——确如朝岳先生所说，右派这一段历史是被强迫遗忘的；而人们偶然提及，关注的也是右派中的头面人物与知名人士，这自然无可厚非：这些人影响大，对他们的思想、命运的透视，是能够揭示出当年的“鸣放”与“反右运动”的被遮蔽的许多重要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所谓“反右运动”是一个遍及全国的全民性的大清洗，蒙难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将他们的命运排除在视野之外，也会遮蔽许多真相。
    就以钟朝岳先生自己的遭遇来说，当年他作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普通学生，因为对党员班长分配助学金的做法提了点意见，就莫名其妙、胡胡涂涂地当上了右派。——这样的“莫名其妙、胡胡涂涂的右派”是当年的右派的大多数，本身即很能显示所谓“反右运动”的实质：后来公布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就有一条：“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皆为右派，原来不仅党组织本身，连同它的基层领导成员，以至积极分子都是不能提意见的，钟朝岳及无数的小人物犯的就是这个“天条”。后来，钟朝岳被划作三类右派，留校察看，比起其他或被判徒刑，或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算是“幸运”的了；但正如朝岳先生所说，处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左派自然从不放松打击自己的机会，中间派也不敢接近自己，这样的群体中的精神隔绝，其心理的压力、心灵的折磨，是非亲历者所绝难想象的。在大饥饿的年代，钟朝岳更是被发配到县城边远荒山野地劳动改造，几乎累死，饿死，还要经受右派内部的相互残杀的“窝里斗”（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革中钟朝岳这样的“死老虎”更是成为各派势力手中的政治资本而受尽折磨与戏弄，几被打死。而更能显示这些右派小人物的命运的，还是朝岳先生所说的“复出后在困苦和惊吓中的煎熬”。近二十年来，当年右派中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中的许多人逐渐走出历史的阴影，并重造辉煌，这都是显示了历史的进步的；但仍有大量的钟朝岳们，被有形无形的阴影所笼罩，如朝岳先生所说，“虽然‘平反’了，但限制仍旧多多。工作，调资，分房，晋级，到处有关有卡，明的暗的都有”，这简短、平静的叙述背后，隐含了多少辛酸，痛苦！

    因此，当他看到电影《牧马人》里，右派主人公在问题改正以后，发给了五百元的补助费时，不禁感慨万端：因为他自己为五十元的补助，四处奔走，却被各级领导推来推去，受尽屈辱却分文未得。《牧马人》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也让朝岳先生哭笑不得：“不是每一个‘右派’都有那么一个有钱的住在国外的父亲的！”人们偏偏“忘记”这最简单的事实，却用一块“红地毯”将无数右派小人物仍然不能摆脱的真实的生存困境掩盖了。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仍为“反右运动”有可能“重来”而心怀余悸，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惊惶不安。他们依然没有话语权：朝岳先生所写的有关反右、文革的文章，投寄出去，都如石沉大海。而当商业大潮席卷全国，全民“奔小康”时，朝岳先生这样的小人物，自然地落入弱势群体，暮年更是灾难频频：儿子惹车祸，欠了一大笔债不说，自己也身患癌症，终日痛苦呻吟不止！朝岳先生因此写有《自嘲》一首：“香水山下一书生，一生一步一个坑”：真是每迈一步，都有陷阱、深渊在等待着自己！朝岳先生看得很清楚：“在我所处的时代，像我这样处境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因此，我们这里所面对的，绝不是钟朝岳先生个人的不幸与苦难。而且我们还要看到，钟朝岳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一门三“右”，往事堪嗟

 

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不幸遭遇的一个侧影

北京赵德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中国人民寄予厚望的美好春天。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我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条战线上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时隔不久，知识分子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和明媚春光的时候，“左”的东西就开始露头了，发展了。从阴霾乍起到乌云密布，到暴风骤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比一个严酷的政治运动，把广大知识分子抛进了不断下沉的斗争漩涡中，酿成了数不清的悲剧。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史上，曾有过许多起针对知识分子血淋淋的文字狱。但比起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场同样以思想、言论致罪为特征的反右派斗争，无论其规模之大，涉案、受害人数之众，策划、组织之精密，都是过去那些统治者制造的冤狱难以企及的。而这次毁灭性打击，又是针对那些总是热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刚刚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而且今后还要更多地依靠他们搞建设的知识分子的，这就更是莫大的冤狱和悲剧了。

我的两位兄长和我在反右派运动中的遭遇，只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一个小之又小的折射点而已，但它也足以印证整个知识分子在“左”的错误下命运之坎坷。

我们三兄弟都是中共党员，著名大学的学生，都先后参加过全国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建国后也都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我们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自己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的诞生，并且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尽心竭力工作。

1956年初苏共20大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和苏共犯错误的教训，提出要在共产党内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1957年春，毛泽东连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到各地巡视，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全国人民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党内、党外，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进行多次“诚心诚意”的动员，甚至提出要大家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大胆鸣放，同“三个坏主义”作斗争，给党的各级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正是在党的领袖和各级党组织的一再号召动员下，那些一贯响应党的号召，对党赤胆忠心而政治上又幼稚无知的书生们，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才被诱上了钓钩，从此陷入了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直到20多年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改正”（至今仍不叫“平反”），但这桩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再也无法弥补了。

一

先说说我大哥赵德勋反右中的遭遇。

德勋字放卿。1938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由康乃尔（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成都协进中学任教，与李筱亭（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建国后曾任西南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吴德让等同在一个党小组。“七­•七”事变前后，他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曾在成都等地组织抗敌宣传队，草拟、刻印、散发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十分活跃。并在青年学生和文教界知识分子中开展秘密工作。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都很强，人缘又好，同志们都戏称他为“赵大爷”。

抗战初期，他的一些同学和地下党同志大都先后去了延安，他也曾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但未获批准，仍按组织的安排留在成都、重庆工作。1941年遵照党的指示，转入贵州赤水隐蔽。在赤水期间，他在贵州省立赤水中学、县立女子中学等校任教，以教书为职业掩护，继续进行抗日和反蒋宣传活动，培养进步青年，组织和发展“新青社”，创办并主编《新青月刊》、《春潮月刊》，开办“新青茶社”，经营木材生意，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并按党的指示，利用关系，做因受国民党政府排挤而失势的贵州军阀侯之担的统战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阵地，培养进步青年，发展革命力量，抗战胜利后他又同进步人士苟克嘉（1925年上海大学毕业，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之长兄）、二弟赵德华（西南联大早期中共党员）等创办博文中学，并任训导主任。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办进步壁报，组织“德风读书会”，以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发展新青社社员，支持并组织学生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哥党的关系都在四川，受于江震（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直接领导。

由于他在赤水开展许多活动，身份有所暴露，受到特务监视，处境很困难，经请示组织同意，1947年转到重庆北碚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教书。在此期间，他多次接受于江震和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做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并且指导所联系的进步学生，组织“晓声读书会”，通过他们发动全校师生积极参加重庆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在担任现代史的教学中，不断向学生宣传唯物史观和中共中央的各项政治主张，还组织学生开展双周学术讨论会和时事学习会，以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

在北碚期间，他与方敬（诗人，建国后任西南师院副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同在一党小组，与肖华清（建国后曾任重庆市文教局长等职）常有秘密来往，工作中配合默契。此后不久，由于身份有所暴露，经组织安排，他又转到南林学院和捍卫中学任教，继续开展秘密工作。

德勋为人正直、豪爽，善于与人共事，对同志和学生十分热忱，许多有困难的朋友和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颇受他们的敬重。这也是他在群众中能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原因。

重庆解放后，他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为党工作。上级派他到重庆第六区任职。此时的他，精神振奋，热情洋溢，工作不分昼夜。他还根据工作需要，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初建的重庆市公安局和其它重要部门工作，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1950年秋，经重庆市委安排，我大哥去川东教育学院任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中，川教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80年代改称西南师范大学，即今之西南大学）后，他又到该校中文系任教授，讲授文学史等课程，并编写《文心雕龙》、《楚辞》等专题课讲义。

建国初期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虽然也受到不少冲击（例如：对批陶行知、批俞平伯有不同看法而受到批评，批胡风时追究他和“胡风分子”的关系等等），但仍顾全大局，无怨无悔，不计名利，兢兢业业地做好教学工作和组织交付的各项任务。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西南师大党委遵照上级指示，在全校师生中进行多次动员，要求师生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打消顾虑大胆鸣放，对学校领导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批评、建议。经过反复动员、号召，五六月份，校系两级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师生的鸣放达到高潮。

其实，早在四五月间，全国普遍鸣放以后，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北京几所大学学生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后，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以为发动整风只是整整下面的干部，没想到有些人却把根子挖到自己这里。这时，在不断发展的造神运动中主观主义、威权意识、个人专断迅速膨胀起来的毛泽东，哪能容忍这种冒犯。于是在离《人民日报》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仅仅半个月（五月十五日），他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信，给中央其它领导人传阅。这封绝密的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提出要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并对反击的战略、策略作了周密的阐述和部署，要求各地想一切办法“引蛇出洞”，让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都放出来，以便“聚而歼之”。特别强调要打击高等学校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说他们“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这时，正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书生们，哪里会想到已经给自己套上了绞索。西南师院党委也是遵照上面的意图来“引蛇出洞”的。

当时，我大哥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肺结核，经常住医院，加上教学和编写讲义任务很重，一般很少参加校系活动。但他平时也确实感到学校工作有不少问题，尤其对系主任魏某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有一些看法。此前，有的学生也曾找他反映过意见，但为了维护团结，他不愿在群众中多作评论。后来，校系领导又一再动员，拜访，而且一些学生还按校系布置登门访谈，征求意见，他只好根据平日的了解和学生们的反映，对系里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党员系主任也有一些直率的批评。他认为，学校和系里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确有一些过头的做法，伤害了老师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应当弥补、纠正。但特别申明他不同意有人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喻为“又揉、又烧、又烤”的“锅魁”政策（“锅魁”类似北方的烧饼、火烧）。关于师生学习马列主义，运动前，他曾说过：不应该教条式地照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马列主义的某些道理，其实先秦诸子文章中就说过，不必到外国去生搬。以上这些，后来都被颠倒黑白地歪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鸣放期间，好友曹慕凡教授去他家探病，谈及系里的人事问题时，他们对系主任的工作作风有过一些议论，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改进系里的工作，后来也被歪曲上纲为“要篡夺系里的领导权”。这明明是系领导在借机打击报复。

他的这些所谓“罪行”，在1979年6月5日

其实，赵德勋发表的意见中，没有一条是针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也没有反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全部都是对校、系工作和系里领导提出的善意批评。但在当时，批评某一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就是对党的不满，对某些政策措施有不同意见就是反社会主义——这些已经成为极左路线上纲上线的政治逻辑，加上一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人的趁机报复，没有任何辩驳自由的知识分子，就只能认命了。

但赵德勋生性耿直，没想到自己那些善意的批评在反右后却招来猛烈的批判，明明是三番五次动员后才发表的意见，说成是蓄意对党发动进攻。对此，他不能不据理申诉。1958年初，他怀着对党组织的赤诚之心，几次向领导口头和书面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得到实事求是的秉公处理。但是他太天真了，不但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反而说他“运动尚未结束就跳出来翻案”，“必须加重处理”，把他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后来还把全家（他们夫妇和三个幼小的孩子）驱逐出学校，安排在一个叫团山堡的农村改造。并且大造声势，在《重庆日报》上以醒目标题宣传“西师一举粉碎赵曹（慕凡）反党集团”。

一个身患重病的高级知识分子，哪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不久就卧床不起。此时他已被停发工资，取消了公费医疗，一家五口，全靠妹妹和我的一点微薄资助（当时我也在受难），以及好心朋友和学生们的照顾。当时同处逆境，平日曾有交往的著名教授吴宓先生对大哥甚为同情，也暗中援助过他。贫病交困中，他不得不挣扎着为中文系四年级编写《文心雕龙》注释，由两个孩子誊清后，以每页文稿（

大哥去世后，我在成都的四妹把大嫂和侄女接到她家，由我们兄妹赡养。他的大儿子高中毕业时报考清华、北大，成绩优异，但因受其父影响，都未予录取，被分配到一所林学院的机械系。二儿子学习成绩历来在班上名列前茅，但考高中时所有的普高都不收他，加上全家生活无着，只好小小年纪（不足15岁）就去北碚粮食部门当小工，扛粮食。小女儿学习成绩也很优秀。高中毕业时正碰上“文化大革命”，像她那样的家庭出身，也只有上山下乡当农民的份，几次招工、招生都因“政审不合格”被刷下。十年后的1976年，因她母亲身边无子女照顾，生活极端困难，才被允许回城在街道就业。

一个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在一场极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遭致如此悲惨的结局，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庆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哥的问题终于得到澄清，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1985年9月17日

 这是大哥被迫害惨死二十几年后的事了。大哥大嫂在天之灵如有知，也只能是在冥冥之中含泪相庆而已！

二

二哥德华，字协尧，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南联大早期的共产党员。他和我二嫂刘以美（也是中共党员）都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地质地理系。与他们同时在联大的党员有马杏垣、李晨、李炳泉、许焕国、陈忠经、袁永熙、陈琏、古念良、徐骏、力易周、郝诒纯等人。

抗战初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南迁后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搬到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不仅师资队伍全国一流，大师云集，党组织的力量也相当强大。经过抗战初期战火的洗礼，师生中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不仅校内的进步活动十分活跃，而且带动了昆明地区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青年中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形成了抗日反蒋的第二条战线。二哥入学后，不仅学习努力，而且积极参加党组织布置的各项活动，办壁报，开展社团活动，组织读书会、时事研究会，下乡宣传抗日救亡，传播党的主张，参加民情调查，十分活跃。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西南联大强大的党组织和十分活跃的学生民主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特派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密谋进行残酷镇压。这时，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中共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将部分已经暴露的党员秘密转移。为了避免损失，当时党组织决定 疏散到各地的党员“转地不转党，长期隐蔽，等候上级指定的专人单线联系，不得与他人发生横向联系”，要求党员遵守上述纪律，不得违反。

1941年春，德华和他的爱人刘以美（也是1938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在学校同徐骏、陈琏同属女生党小组）由组织安排疏散到云南弥勒县虹溪镇虹溪中学，德华任党支部宣传委员。他们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半年后，刘以美经组织安排转学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继续学习、工作。当时，上级指定的单线联系人是中共弥勒县委书记姜永清。二哥在虹溪中学任教导主任期间，校内一地下党员暴露，家乡来人抓他，德华从秘密渠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位同志迅速逃走，因此也就暴露了身份，受到特务监视，在极有被捕危险的情况下，经组织同意，离开云南，转移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与刘以美正式结婚。1942年，他们又同往贵州省赤水县教书，同时等待上级来人接头。

到赤水后，他们都在省立赤水中学任教。这时，大哥德勋已先回赤水。他们虽然都知道对方是党员，彼此心照不宣，而且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如何在师生中开展活动，配合也很默契，但都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没有发生横向联系。大哥明知二哥二嫂急于找到组织，但他的组织关系在四川，不属同一系统，也不能接他们的关系。

他们在教学中经常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对时局的主张。同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一起谈论时事、政治。我们家有不少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等），还订有《新华日报》、《群众》、《观察》、《文萃》等报刊），一些同学常来我家借阅。德华、以美都是清华大学学生，专业水平较高，英语也很好，教学颇受学生欢迎，加上对人和蔼热情，学生都喜欢同他们接近。他们还办了个“三余补习班”，一方面利用假期为学生补习功课，同时介绍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造福乡梓，培养进步青年，德华和德勋同当地进步知识分子苟克嘉等一起创办了博文中学，由德华担任教导主任。

为了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更好地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抗战胜利后，我二哥二嫂转到四川成都，在四中、十中等校教书；德华还在四川大学、四川学院任讲师、副教授。在此期间，一面设法找党，一面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反美反蒋斗争，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在成都期间，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马识途（建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常有联系，因为他们过去都是西南联大地下党成员，彼此都有所了解，但因无直接的组织关系，也无法解决党籍问题。后来还见到联大经济系地下党员刘国志（重庆解放前在渣滓洞牺牲），久不见面，彼此都很高兴，但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也无法接上关系。此后一些年，与他单线联系的姜永清仍杳无音讯。在此期间，经同志们劝说，德华秘密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以民盟成员身份继续为党工作，并多方设法与原组织取得联系。

全国解放后，与他们同在联大党组织的许多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有些人还跟他们取得了联系，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郝诒纯、池际尚，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地震局局长马杏垣，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陈忠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及该校图书馆负责人徐骏（徐静贞）等等，许多人都可以证明他们两人确系联大早期党员，但也因为没找到组织指定的单线联系人而无法解决党籍问题。

成都解放后，德华被指派接管省立成都中学，担任临时校管会主任委员。几年后，他们由成都调到重庆工作。二哥在当时的重庆师专、现在的重庆师大教地理和气象方面的课程，并任教研室负责人。二嫂在重庆一中教物理、英语等课。

新中国的诞生，给他们带来无比的喜悦和兴奋，他们都为党的事业终于取得胜利而欢欣鼓舞，以加倍的热忱投入到教学和教改工作中。两人在清华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德华还尽可能收集编译了大量地质地理方面的资料，以充实讲义，丰富讲课内容。他们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虽然在历次运动中也受到冲击，如在批胡适时硬要他们检查所受影响；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审干中也都追究他们“脱党”问题等等，但都因为他们历史清白，又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人而不了了之。

全国解放后，德华他们除自己和托人打听单线联系人下落外，还多次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派人外出调查，以尽快解决党籍问题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难免流露一些委屈和不满情绪。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德华正带学生去四川自贡作地质考察，未参加任何鸣放座谈会。实习回校后，知道他所在的教研室一位姓吴的教师被划为右派，他为此人感到惋惜，作为教研室负责人，挺身出来为此人作了几句辩护。在激烈的反右斗争中，人们都噤若寒蝉，此时出来为右派辩护，无疑会引火烧身。于是，斗争矛头逐渐转向德华，先是动员吴姓教师揭发他的“右派言论”，接着又派人到成都收集他的材料，编织他的所谓“罪行”。接着就开始对他严厉批判。当时也有人提出“赵在鸣放前后并无任何言论，这样做是否合适？”但那时“宁左勿右”已成定势，加上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尚未完成，于是他就被填补这最后一个名额，被打入另册。

当时学校从成都、重庆搜罗来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言论主要有（按1979年1月学校党委给他做的“改正结论”摘要）：（一）、1953年在成都四中时，与省教育厅副厅长曹振之在工作上有过争执，对曹的批评不服气；有人劝他要相信党组织会秉公对待，他说过：“对共产党也不要迷信”；（二）、1957年前，在一次民盟的组织生活会上曾说：“现在社会主义民主空洞无物，资产阶级民主到有一定内容。”“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没有民主，许多人都被砍头。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应吸收其优良的东西”；（三）、无产阶级专政下产生“三害”的说法也有部分理由，因为党员以为自己打了天下，居功自傲，所以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但不能说它是三个坏主义的全部根源，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要消除这些坏东西；（四）、梁漱溟批评政府“只注意发展重工业会妨碍农业发展”有道理。事实上中央正在调整农、轻、重的比重，可见梁的这个意见正确；（五）、现在的社会主义不理想，连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都不能正确解决，叫什么社会主义；（六）、近代史上，是沙俄在扩张领土，向外侵略的不是美国。后来又是苏联在搞大国沙文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被当局多方搜集、罗织起来，并无限上纲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言论。尽管许多地方掐头去尾并非原话，但也透露出德华那时的一些真知灼见和敢于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

对于当局故意罗织的“罪状”，德华在各种批判斗争的场合都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批驳。但是，在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高压气氛下，哪容得书生们去讲道理、去辩驳？就这样，一个为新中国诞生奋斗过的老党员，一个忠于真理的知识分子，就硬是被加重处理，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

德华被划右派后，工资被降了三级，下放到学校在綦江的农场劳动改造。由于他对这种处理不服，经常申诉，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78年，才摘掉极右帽子，1979年才彻底“改正”。多年来，他一直在农场劳动，“文革”中更是受到残酷批斗。由于经年累月繁重的劳动，使他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哮喘病，最后发展为晚期肺心病。

二哥划右派后，一家生活全靠二嫂支撑。二嫂刘以美是1936年入学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后转入地质地理系）。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安排，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团，与地下党员熊向晖（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陈忠经（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许焕国（建国后曾到几个国家任驻外大使）、池际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一同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工作。1938年经许焕国、池际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党组织批准回校复学，与陈琏、徐骏（徐静贞）等同在一个党小组，一面学习，一面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同二哥一起疏散转移，同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二哥被错划为极右后，她在历次运动中也不断受到株连。

德华划右派时，他们的大儿子已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家里能给他的钱很少，因其父的关系又申请不到助学金，生活十分窘迫，经常靠他爸妈的好朋友郝诒纯、黄元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夫妇的接济才上完大学。因“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只能分配到一个边远省份的光学仪器厂工作。两个女儿后来都未能上大学。最让人心酸的是二儿子，他父亲划右派时正在上初中，从师院广播中知道父亲被批判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在学校又受到老师的歧视和同学多次欺侮。性情本来就倔强、刚烈的孩子不久就得了狂躁型精神分裂症。先是在家治疗，家里无法安静，不得不送精神病院。 在医院不仅没有好转，病情还愈来愈严重，加上家里经济上已无力为他治疗，只好接回学校，用铁链锁在学校的一间破庙里。一个聪明、漂亮的少年，变成了蓬头垢面、满身污秽的疯人，受尽种种磨难，十年后才悲惨地死去。小儿子上初中时，就被迫下乡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就因到工地开山放炮，炸瞎了一只眼睛……

他们家种种不幸遭遇，实在难以尽述。

好在他们夫妇总算活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德华从农场回到了学校，在系里做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不久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1979年1月11日

由于他们不断申诉，中共重庆市委和沙坪坝区委对他们的党籍问题很重视，派人到云南各地作了细致的调查，终于在一个县里找到了1941年撤退时组织指定的单线联系人姜永清（姜在1941年后也是历经磨难，辗转活动于各地，解放后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调查他们问题的过程中，西南联大地下党在北京和各地的许多位同志都给他俩写了有力的证明。这样，党籍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1987年夏及其后不久，中共重庆市委和沙坪坝区委相继正式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他们恢复党籍，党龄自1938年起连续计算，并享受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但这些，也都只是迟到的安慰而已。在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专业被荒废，才能被压抑，本来可以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他们，这时已是疾病缠身、精力衰竭了。党籍问题解决后不几年，这两位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三

同我的两位兄长比起来，我入党的时间比他们晚了十四年，革命经历远不如他们丰富，解放前参加的进步活动也少得多。但我们都一生从事教育工作，都经历了同样的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中的遭遇也是相似的。

我们的原籍是四川綦江（今属重庆市），后来随父亲定居贵州赤水。赤水县城滨临赤水河，河对岸就是四川合江县。赤水河沿河而下90华里与长江会合。这里比较开放，许多青年人都到外地念书、工作。1929年中共川南特委就在这里成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区支部，1930年县城又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区支部和共青团特区支部。大革命后，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回到家乡，壮大了赤水的进步力量。特别是红军长征经过赤水，胜利地开展了四渡赤水的著名战役，更起到了 “革命宣传队、播种机”的巨大作用。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抗日热情更是空前高涨，赤水的革命形势很好。

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而直接影响我的，则是我的两位兄长。

我在省立赤水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大哥二哥二嫂先后从外地回到赤水开展工作，我在课余时间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座谈会和补习班，为大哥领导的新青社做些事务性工作，为《新青月刊》写过一些小说、短文。这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来家里聚会，我有时也参加。我家里的藏书较多，有空我就阅读一些左联作家的作品；大哥二哥订的《新华日报》、《群众》、《观察》、《文萃》等报刊更是我的精神食粮。

高中时期，我跟一些进步同学在学校办了叫《正风》的壁报，发表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的小文章和短小的文艺作品。1947年还参加了群众反对奸商把囤积的粮食外运（当时正闹粮荒）投机的“抢米风潮”。不久，大哥秘密发展我参加了他组织领导的“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8年高中毕业后，到重庆考取了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办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它和当时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都是进步学生运动开展最好的学校。1947年，国民党特务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六一大逮捕”后，这所学校的党组织利用晏阳初的影响，掩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那时的抗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十分活跃，乡建学院成为北碚以至整个重庆地区著名的进步学校。这时，大哥早已从赤水转移到重庆做地下工作，他曾提醒我密切注意学校的斗争动态，注意识别真假革命。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泥土壁报社”，在壁报上发表过讽刺黑暗现实的小小说《阿Q的妹妹》和几篇短文。秘密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的学习和讨论。积极参加了“四••二一”全市学生反蒋反美的游行和集会。

不久，我转学到了北京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951年，根据中央的部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文、法学院组成“北京四大学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参加土改。我们先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学习土改政策，随后就分配到广西南宁地区参加在邕宁的土改试点。试点结束，又到贵县开展土改运动。在贵县期间，我被指定担任小队长，领导两个自然村的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由于我在运动中表现较好，政策掌握较稳，回京前在广西省委土改委员会组织的总结、评奖大会上被评为乙等奖，并被省委授予奖章、证书。土改结束回校不久，我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52年7月1日

不久，我被提前分配到中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次年，成立中央高等教育部，我又分到该部学校人事司（后来又称干部司），先后做干部和师资调配、制定聘请苏联专家计划、师资和行政干部管理等工作。其后不久，领导调我去给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黄松龄同志当秘书（当时马叙伦已卸任，由杨秀峰接任部长兼党组书记）。黄是经济学家，1955年被评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即今之院士），又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主要分管院系调整后的综合大学司、政治教育司、教学指导司等部门的工作。我当时很年轻，比较好动，不愿多受约束。而当时的秘书却要住在领导家里，政务、事务都要管，什么都得听命于首长，很少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机会，不符合我的性格。大约一年多后我就要求回人事司，继续做过去的工作，并负责编《高等学校人事工作通讯》。后来，有的朋友说我傻，他们说，做领导的秘书是一条仕途捷径，迅速升迁的重要阶梯，不该放弃，我却颇不以为然。

1957年以前，我亲历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目睹了几乎所有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作为管理学校行政干部和师资的职能部门，每次运动后都要收到一些教师来信反映自己的错案，申诉自己的冤屈。因此，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1955年秋起，中央成立了周恩来总理为首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小组，开始在全国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这几年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于1956年1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宣读这个报告。《报告》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各种政策、措施。着重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是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不够。鉴于过去几年用运动方式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带来的不良后果，周恩来特别提出今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应通过三条道路：一是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业务实践；三是一般的政治学习。报告最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5年夏秋之际，在中央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作为同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密切的高教部人事司也派人参加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我也曾奉命到一些学校人事处和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收集、整理了一些材料向上级汇报。调查中我深感问题的严重，因此，我认为周恩来报告中的分析论断完全符合实际，提出的政策、措施也切中要害，深为拥护。

1957年初夏，毛泽东亲自设计、部署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高教部党组为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指示各司、局派人到一些地区和学校召开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听取批评意见。我当时也随同领导去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看大字报、参加座谈会，收集意见。各校应邀参加座谈的，主要是党外的校院长、教务长、系主任和一些非党著名教授。他们对人事工作、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提出的意见最多，而且都很坦率、尖锐。如在人事工作中不尊重非党系主任的意见，党外领导人有职无权，毕业生分配、留助教、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歧视非党学生，有的党员对党外教授不尊重甚至态度粗暴，一些过去被错误批判或被审查的教师迟迟不能平反，等等。认为这些都是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的典型表现。一些著名教授如北大的傅鹰、向达等还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粗暴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通过这些调查访问，我痛切地感到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错误，确实到了非改正不可的时候了。

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并没有鸣放，也没有对部里、司里的领导贴过大字报，提出过批评意见。我当时兼人事司、学生司两个司的团支部书记，（后来两司团支部分开，我仍被选为人事司支部书记）。整风中，部党委几次召集各司局团支部书记开会，布置我们去动员团员和青年大鸣大放，我也只是照章办事，并不特别积极。

问题却出在一次人事司研究整改的一个小会上。事情是这样的：整风运动中，各司局把从基层收集到的各种意见向部党组整风领导小组汇报后，当时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李云扬（部党组成员、综合大学司司长）把这些意见归纳为十个问题（他称为“十大矛盾”）在全部干部大会作报告，并要求各单位据此有针对性地讨论整改措施；特别要求大家认真分析党同知识分子隔阂（当时称“墙”和“沟”）形成的原因并认真整改。

作为管高校人事工作的职能部门，工作对象自然主要是知识分子。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会后，人事司开了几次会研究整改。就在一次研究知识分子工作的小会上，在一些同志发言后，我本着改进工作这一根本出发点，根据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结合整风中到学校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我提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隔阂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没有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对他们解放后的进步又估计不足，因而信任不够、使用不够，让一些担任行政职务的党外人士感到有职无权，不敢大胆工作，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单位不注意政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忠诚老实和肃反审干等运动中，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不认真调查研究、核实，甚至“大胆怀疑”，“是猫是虎先打了再说”，这就很容易造成错案；事实证明是搞错了的，善后工作又没有及时跟上，这也伤害了一大批人，造成隔阂。会上，我还进一步提出，应该遵照周总理报告中的指示，今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避免搞运动；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我根据周恩来报告的论点和亲身感受讲的这些话，不但当时没错，几十年来的历史更加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三十年里，正是由于实行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且摒弃了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搞政治运动的错误做法，才有这些年比较安定、和谐的局面。

当时，别的同志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有一位姓吴的副司长（兼人事司党支部书记）竭力为这些缺点错误辩解，她一是认为“缺点难免”，二是认为这些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就像一个大苹果上的一个小小的疤子”。我同她辩了几句，我认为这样轻描淡写地看问题，无助于整改，我还反问：如果这些年知识分子问题上缺点、错误无足轻重，为什么中央还要专门开会研究解决？周总理还要郑重地作那么长篇的报告？这种直言不讳的顶撞，领导当然不会高兴。会后，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同事告诉我，这位领导很生气，回到司长办公室就跟别人说：“像赵德强这样的青年，不杀杀他的傲气，以后还了得！”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我仍在正常工作。还被派去参加一些学校对“右派”的批判会（有的名义上叫“辩论会”），了解运动的情况。

七八月间，高教部、教育部反右开始。一些司局级干部和年轻干部纷纷被揪出来。大院里每出一个人的大字报专栏，这人肯定就已内定为右派分子了。到八月底，司领导和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上次会上的发言有错误，否定了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要我在司务会上作检查，提高认识。开会时我对上次的发言作了些解释，有些人仍然把我的话当作右派言论来批判。当时，我还懵懵懂懂，不知道当右派后会有什么后果，仍旧在会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据理为自己辩护。我说，我讲的那些意见，上有中央文件作依据，下有基层反映的材料作佐证，并且是在党内研究工作的会议上讲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改进工作，怎么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反驳显然无济于事，反而更加触怒司领导，加大了批判力度。几次较量后，在高压下不得不作违心的检讨。但对一些所谓的 “罪状”，我都坚决予以驳斥。比如揭发我以团支书的名义煽动团员贴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时，我反驳说：鸣放时动员团员贴大字报给各级领导提意见，是部党委召集我们开会时布置的任务。如果说这是煽动青年反党，那么，首先是部领导煽动我们这些团干部这样干的。经我这一驳斥，他们为了自保，也就不敢再提这一条罪状了。

这年年底，党委公布了部里的右派名单及处理决定。其中有好几位司局一级干部，其余都是处级或处以下干部。高教部右派中职级最高的是曾昭抡。他是著名的化学家，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高教部副部长，不过他的右派不是部里划的，而是直接由中央定的。一个四百来人的单位竟划了20几个右派，其中有两位除戴右派帽子外还兼有“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头衔。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这20多人共分六类处理，最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多数是撤职、降职、降级（降一至三五级不等）。凡党员都开除党籍。只有我一个人处理最轻，按第六类处理，即“因情节轻微，免予行政处分”。因为我是在党内研究工作时发表的意见，而且有理有据，完全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上面不得不做这样的结论和处理，但仍然坚持要把我划成右派，并且开除我的党籍。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已在报上公布，其中提到被划为右派的党员，如情节轻微，也可以保留党籍，给予党内其它处分（大意）。据此，我找了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徐勉一，请求按中央的政策处理，把我留在党内，但她不但不考虑我的要求，反而严厉训斥我一顿，气得我转身就走。一个无辜的年轻党员，从此就变成了专政对象。

反右结束后，部里的绝大多数‘右派’都被送到东北虎林、密山一带劳动改造，我虽然没有去北大荒，却也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在湖北应山的农村劳动，后又流放到青海高原。在青海时，正是“三面红旗”的苦果暴露最充分的时期，全国先后饿死了几千万人。本来就贫穷、落后的高寒地区，灾荒就更加严重。由于极度的饥饿，加上严冬季节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开荒种地，不久就得了浮肿病，差点送了性命。1962年夏，高教部人事司张世衡同志来青海研究当地高校调整问题，带来了部党委的口头指示，让我写一份要求甄别平反的申诉材料。因为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全国正重审1959年后“反右倾运动”中的错案，对此前反右派运动中确实搞错了的，也准备个别予以甄别纠正。我据实写了申诉材料，但一直渺无音讯。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年秋天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反右倾、反翻案、反单干风的严厉讲话，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甄别平反工作只好停下来。到这年年底，我所在的青海人民出版社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高教部党委的意见，给我摘了右派帽子。鉴于我的身体状况，部里又决定把我调回北京，到部属北京函授学院中文系教现代汉语。因为我在学校自学和曾选修过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在语言文学方面有一定基础。

此时，虽然摘了帽子，仍是“摘帽右派”，只能控制使用，政治上仍然受到各种歧视。不久，又被下放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总工会的职工业余大学教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文革”期间再度下放到区文化馆的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几年后才调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教课，直到1979年初调回北京。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我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教育部党委以书面形式肯定我在整风运动中“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撤销一切处分”，为我“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党龄自1952年6月起连续计算”。不久，又把我调回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这才又工作了二十多年，做出了一点成绩，出了一些成果，稍稍弥补了多年来的损失。

22年的坎坷和折磨，无端地耗费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但总算幸运地活了下来。跟我同时被划为右派的几位青年时期的同事，却连“改正”都没有等到就死去了，而且死得很惨。譬如综合大学司的罗相成，建国初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周培源教授很器重的学生，司里的业务骨干。为人正派热情，多才多艺，会多种乐器，是部里文娱活动的组织者。到东北密山劳改后，为了争取早日取消处分，劳动特别积极。而当时又吃不饱饭，更谈不上补充营养，在一次去劳动的途中坐下休息时，竟一坐不起，倒毙在冰封雪盖的荒原上，别人发现他时，已经成了冰冻了的僵尸。另一位原办公厅行政处姓章的同志，在密山劳动时，他负责在连里喂猪，由于劳动繁重，又极度饥饿，有一次偷吃了点猪食，被发现后在大会小会上对他进行严厉批斗，不久就在悲愤中割断股动脉自杀身亡。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干部，被迫无奈偷猪食吃，已经是极大的悲哀了，对他还要加以批斗，人性何在？！天理何在？！

无数充满血泪的事实说明，我们三兄弟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决不只是一家一户的悲剧。它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一个侧影。从五十年代初的批《武训传》、批陶行知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五十年中期的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运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左”到极左思潮的升级、泛滥，我国知识分子经受了多少冲击和苦难，耗尽了多少有志青年的宝贵青春，耽误了多少专家、学者为国家做贡献的大好时光，这真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悲哀！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

21世纪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理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尊重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尊重他们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创造性劳动，切实保障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结社等有利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权利。

21世纪的中国，谁也不能无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人权和民主权利了。这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在注意接受过去的教训，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正如医学上的致病病毒可以发生种种变异一样，还未清除干净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左”的流毒，在某种适宜的政治气候下，变幻形式出来肆虐，仍然是可能的。

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强化自己维权意识，坚决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各项民主权利，勇于向一切违宪、违法的行为作斗争。

作为为人民执政和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时刻保持警惕，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严防自身的异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切实依法保障公民（包括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各项民主权利。充分兑现建国前在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曾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建立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的庄严承诺。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彻底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早日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004年2月于北京望京西园，2005年11月修改补充

【参考文献】

（1）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北碚党史资料汇编》第8辑，杨学曾、唐宦臣：《怀念赵德勋同志》。

（2） 贵州省赤水县编纂委员会编《赤水县志》《人物传记》823页《赵德勋》。

（3）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论坛》1989年第1期第46页：《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南系地下党组织沿革及党员名录（1937年9月——1949年2月4日）》。

（4） 《清华革命先驱——中共清华大学地下组织活动及组织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页：《事情正在起变化》，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一个法学家的劳教之路

 

韩三洲

在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追溯起来，其模式缘于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大清洗时期的劳教制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对这种制度有着详尽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非经法院的合法审判，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不能被剥夺。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却赋予了行政机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一到四年的权利，不公开审判，不接受监督，不允许辩护，在限制人身自由和精神压制的强度上和有期徒刑是一致的。劳动教养制度也是封建传统制度留下的痕迹，因为在封建社会中，行政和司法基本上不分家，地方行政机关执掌司法权曾是几千年的通制。

今天的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过渡。但作为强势的行政机关，依旧不愿意完全放弃审判权，于是就产生并保存了这一与法治社会相悖的强制手段。所以有识之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没有宪法依据，和法治精神格格不入，建议中国政府借助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契机，能果敢地废除这一制度。

笔者手边有一本2001年2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沪上法治梦》。本书的作者是上海的资深法官、反右运动前任上海法院民庭庭长的何济翔老先生（1906——2002）。这部回忆录是作者于93岁时所撰写的。当年何老先生因附议国际著名法学家杨兆龙

我们可以简述一下当代中国的法制史，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7年的八年间，立法严重滞后。除了因实际的迫切需要，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颁布《惩治贪污条例》，还有在1953年颁布新《婚姻法》以外，民法、刑法，民事和刑事诉讼法，都一直不见出台。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同志也在1956年中共“八大”发言痛切指出：“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杨兆龙先生

据何济翔书中回忆，在1957年夏季，也就是作者因为右派言论、正在遭受批斗之时的8月3日

细观其中的规定，应予劳动教养的有四种人，但在解释上也颇费踌躇，如“受到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这是一句模棱两可之词。事实证明，即便有人被单位开除后要去自谋出路，也不可能成功，一般都是被送去去劳教了。决定劳教的程序十分简单，单位提出，公安局批准就可以了，没有起诉和辩护，更没有上诉和申诉。当时上海对右派分子有六种处分，最重者为极右分子，处理方式是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以下依次减轻。何济翔定性为极右分子，所以被劳教是在劫难逃了。

    “人是自由的，而又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在作者看来，尤为重要的是，劳教既非刑事犯罪，却与刑事犯罪相等，即剥夺人身自由，而且劳教后继续留场就业，如果案件不平反的话，那将是终身的。依照国务院相关决定，需要劳教的人，可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由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其委托的机关批准，中间没有审理机构。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没有任何申辩和上诉的权利。据了解，前些年，为区别劳改与劳教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国政府已将劳动教养从劳改局中划分出来，分别成立了“监狱管理局”和“劳动教养管理局”。按规定，劳教人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判刑是划分敌我矛盾，但前者待遇却并不见得比服刑人员好。比如，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基于人权方面的国际影响，不再要求服刑犯人过多地去劳动生产，而劳教人员却不在此列。

另外，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中，没有期限。管教干部认为你改造不好，可以打报告申请给你延长劳教期限，如2年改为3年，3年改为4年。这时候，你同样是没有申辩权和上诉权的。还有一个规定是教养期满后，可以强制留场就业，继续限制你的人身自由，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江西铅山采石场劳教时，分成劳教队和劳改队两部分，劳改队总是嘲笑劳教队说：“你们劳教是无期，我们劳改是有期，判五年就是五年，判十年就是十年，所以劳教不如劳改！”这样一来，在社会上起到了一种反效果，有的违法乱纪人员认为，要犯事就犯大事，判上几年，以后还能闹个减刑什么的，待遇还好些，千万别让去教养了。现在，监狱的服刑人员按照规定，每月可会见家属一次，而回忆录中的何老先生第一次从劳教农场回家见到亲人时，已经是七年后的事情了。请问，天地之间，有这样的犯人吗？作者套用一句前人的话慨然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何济翔老先生在这部的《沪上法治梦》里，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法律常识，用一个法学家血泪斑斑、充满着屈辱艰辛的“劳教”之路，给这篇文章作了一条最可信的和最具说服力的注脚，那就是劳动教养制度早就该到废除的时候了。

     对于反右的那场噩梦，何济翔生前曾自印300本的《独倚楼诗存》，内中有“反右纪事诗笺注” 7首，记述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场景，故附之于后，作为历史事件的一种闪现留存。

反右纪事诗

              惊心平地涌风波 ，       变起晴明可奈何。

              自古直言能贾祸 ，       千年难起此沉疴。

              漫言无用是书生，         却怪书生起乱萌。

              坑士焚书原不假，         敢教黔首寂无声。

              言之无罪是良规 ，      颠倒翻成侧媚辞。

              寄语趋炎名利客 ，      人间正道不能欺。

    言者无罪，自古名言，郭沫若却颠倒其辞，谓：“有罪者言之仍然有罪”。噫，是何言哉？

              马上得之非治之，        陆生明智启君知。

              三章约法安天下，        直道建言其可嗤。

              下诏求言古所尊，       整风求助意犹敦。

              奈何一席诤言入，       却作匪人祸首论。

余主持司法座谈会，众所建言，非谰言也。而以放火目之，误矣！

              恰似书生逢兵卒，       秀才有理说难清。

所谓批斗，皆无可理喻，俗语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可以喻之。

              口舌已难分黑白，       人皆欲杀又何疑。

 批斗之亟，如衣败絮穿行荆棘丛中，左牵右挂，无一是处，众口烁金，众毁销骨，真有此景，几于人皆欲杀。

一个革命后代的诉求

 

赵尧生

    我叫赵尧生，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八日我呱呱坠地。父亲赵俊民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去南京黄埔军校就读。母亲领着我和哥哥赵顺生在家守业。那年五月中旬，红军路经冕宁，为避战祸，大伯赵有文将我母亲和襁褓中的我送到坪坝乡下去住。五月十二日红军开进冕宁城，我大舅父肖佩雄书写大量欢迎标语，组织群众欢迎红军。刘群仙等接收他为中共党员，接着便选他为抗捐军大队长、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冕宁县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带领抗捐军打土豪，为红军带路，筹集钱粮，有力地配合红军行动。红军北上后，抗捐军在大桥峨瓦战役中失败，五月三十一日，我大舅肖佩雄在大桥场口被砍头示众（详见冕宁县志780页）。我父亲在黄埔二十一期参谋班毕业后任少校营长，在抗日战争中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父亲又只好回到冕宁，那时我已七岁。回冕宁后，他参加了西祥公路修筑，任筑路大队长。乐西公路完成后，日本投降了，他又到昆明找到中共地下组织，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他捐出二十多亩土地，修建复兴镇中心小学校，兼任小学校长。到西昌聘请教师到冕宁任教，努力普及乡村教育。他还同许翊卿等创立苍溪实验保，修乡村公路，办实验小学（学生住校，生活由学生操办，轮流当采买），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被送到该校去读书，星期六才准回家，周日必须返校，晚上还须在菜油灯下自习。为了抗日募捐，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演新剧，逢场时还演活报剧，将一些同学化装成汉奸汪精卫，后面由群众押着游街，边游边募捐，也深得人民群众赞许。自从父亲加入中共后，我家便成了地下党员过组织生活的场所，并在后山办地方干部培训班。当时军阀孙子汶和邓秀廷正在西昌闹内讧，无人来查办中共地下活动。那时我父亲的黄埔同学伍培英师长住在西昌，他与贺国光部不和。我父亲的另一同学邱纯川任贺国光的团长。我父亲周旋于其中，给中共地下组织书记王月生花钱买了一个西昌专员公署的专员头衔，以便来往于宁属八县活动。王月生还经常出没在靖边司令部上校团长邓海泉（我表舅）家。我在西昌健生中学上学，住在邓海泉家。伍培英宣布起义时，邓海泉的二女儿邓显芳正与伍部下一位士官恋爱，在显芳表姐离家那夜，遭到其父兄痛击，号哭之声使我和哥哥彻底难眠。伍培英的部队离西昌时，贺国光曾布置歼灭，地下党叫我父亲出面找到印纯川团长，让他们假打一下，出西昌小调，便无人再追击了。那时刘文辉已宣布起义，伍培英便去与其会合。伍培英部下的一位团长及其家属，在复岁镇曾住我家，我母亲送了他们许多主副食品（因为他们无车，要步行到石棉，翻大小相岭，经荣经到雅安几百里、行程多日）。后来伍培英参加抗美援朝，打了不少胜仗。

   我父亲为共产党呕心沥血，捐粮送款，家中土地他几乎卖尽。解放后王月生任中共西昌地委宣传部长，我父亲调任中共西昌地委总务科长。三反中我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判刑五年，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一九八六年给我父亲平反时，通知我去中共西昌地委审干组（政工科），金科长对我说：“你父亲的案子我们查了，只有二姆指那么大的一张检举条，我们又找当时领款的工人校对了，你父亲是被冤枉的。”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父亲已死了，为了表明他的清白，请以州委名义给他立块碑！”州委同意，给我父亲重修了坟墓。中共冕宁县许多认识我父亲的老干部都送了绸帐。一幅对联这样写着：“千里追党投身革命，一生忠贞不幸含冤；四时念故评说功罪，九泉含笑且喜昭雪。”悼词：“俊民同志，谨言慎行。同学毕业，报国无门；倡办苍溪，革新裕民；桑梓教育，捐资树人。投身党怀，倾囊竭诚；联防总队，拒敌卫民；地委工作，恳恳勤勤；遭人陷害，踢入囚城。三中全会，光焰神州；卅年沉冤，冰消雪平！慰问九泉，含笑盈盈。”

    我写父亲这段往事，是证明我这个右派并非真右派，而是共产党为反右而凑数划进去的。一九五七年鸣放反右时，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过一次鸣放会。暑假我回家时，家里收到一张通知，说我思想上有问题，叫家长帮助教育。我认为反右已经过几个月了，没什么。谁知九月入校，学校又找漏网右派，于是便开大会批判我，说我出身剥削阶级，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又说我为父亲鸣冤叫屈，攻击共产党的三反运动，还说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与领导闹对立，不安心工作才报考大学：“六条标准我占了三条，不是右派分子是什么！？”

我敢怒不敢言，只好偷偷地将此情况上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办公室，谁知此举动引来学校领导的气愤。于是便将我的处分由留校察看上升至开除，送劳动教养。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哥哥赵顺生在德昌县参加少数民族民主改革时与土匪激战，光荣牺牲在德昌小高申家堡。当时学校还专门安排我去安抚又病又弱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为革命才献出生命，骨未寒，学校却送我去劳教，对我父母岂不是新伤口上又洒上一把盐！

因无罪而被专政劳教，二十二年的非人生活，所受的苦累真是罄竹难书！初到沙坪农场范山中队，开了荒，下了种便被抽到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筑路支队十九中队（简称219队，后来为了保密，改称415信箱），在云南盐津县修内昆路普耳渡到盐津段。我们担任了一段明山开挖和二号隧道的修筑工作。在大跃进放卫星中，我们九班（二十四小时）掘进一点五米，我一小时打一千一百多锤（八磅

那时打隧道全部手工开挖，后来有了空压机才用风钻打眼。当时年轻气盛挣表现，为了早日改造好还特意买了铁道学院的一些课本如《爆破学》、《隧道学》等书来读。但是好景不长。三百九十几米的隧道才打通不久，便赶忙搬往成昆线喜德韩都路段，担负了一、二号隧道的进出口工程。在那荒无人烟的彝族地区，正逢三年人祸灾害，口粮由云南的六十斤减为四十五斤，再减为四十三斤。没有菜，每月配六七斤四季豆或黄豆，队上开始在河滩上种圆根萝卜。多少人饿得黄皮寡瘦。由于喜德离冕宁较近，我母亲从家里步行来韩都路看我。当时管教干事吴国桢对我母亲说：“他们生活好，吃穿不愁”，要她放心。第二天准我的假送母亲去喜德赶车。路上母亲对我说，吴干事领她去看了我们的放粮和放腊肉的保管室。我说，“妈，那些都是在盐津节约下来的，这儿根本没有供应”。后来听说我们修的那段要改线，又把我们调到了广元地区旺苍县快活镇修广旺铁路。正值饥饿之年，公社食堂解散，口粮再减为三十九斤。队上安排我和郑均盛去打野菜，挖蕨根做代食品。修铁路开山放炮，不是挑便是抬，没有什么轻松活。在快活镇，我第一次看到炮工去捡查瞎炮时被炸死，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如此报销了。后来听说有偷猪偷粮的事，其实那不是他们的错，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干。我和郑均盛则翻山越岭去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找社员换东西吃。一件衣服，一只鸡加二十斤红萝卜便换了。我也用一条裤子换了一千颗核桃，这些都是违纪行为，但大家不对干部讲，谁也不会追问，反正有吃的大家凑着吃，惺惺惜惺惺。难友张先痴、任世同不堪忍受，结伴逃跑了，后来抓回来，劳教升为劳改，以后又弄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儿。

离开旺苍到都江堰修堰。冬天泯江水枯了，是修堰的大好时机。我们夜战蒲柏桥，用丢包的形式将沙石一站传一站，只要你稍为慢一点，便会压着包，压了包你的运距就会越来越长，所以谁都不愿压包，流着汗小跑着，一根杠子两个人拼着命抬。淘飞沙堰，战金刚堤，连民工们都说，劳改队是哪里艰苦哪里上，上到哪儿哪儿的任务都完成得漂亮！修金刚堤水闸时，有位都江堰的施工员对我说，光堤前基础工程，我给他们多用了二十吨水泥，我说咋办呢？他说，水泥用得多，标号越高，质量越好。我说，你别哄我，二十吨水泥五吨汽车要拉四车，好多袋啊（一袋一百斤）。劳教久了，人也无所谓了，当时许多人都说，“劳改有期，劳教无期：”我们没有工人的名份，干部都叫我们“劳动力”，和牛一样是吃了饭便干苦工。

都江堰工程结束了，又把我们送去修雁塘公路。那是江油县的一个小山村。在那儿住帐逢，吃红苕和包谷饭。由于不适应这种生活，许多人闹胃病。我是炮工，负责狗巴岩的开挖工作。山下是深洞湾的滚滚江水，每天爬在岩顶上一天一天向下挖，凭借着爆破来开辟一个山口。收工后才准点炮，等炮响完了，还得去处理危石（容易伤着人的悬石）。回队吃晚饭时，多是饭凉菜凉，我的身体逐渐成了皮包骨。雁塘公路没修通，又转战都江堰，有消息说，右派要集中学习。到了灌县，我们右派分子便安排到老木孔，全天学习报刊文件。

老木孔学习结束，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放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那一夜我翻去复来睡不着，我当时想，是不是可以回学校继续学习？不能回校，到农村去干什么？我终于决定在农村办一所小学，约着我川师的右派同学范通才。我回去不久便征得大队书记的同意，忙着回灌县帮范办户口迁移手续。415信箱的干部没有阻拦。我和范通才到了成都，范去一洞桥街他亲戚家住，准备在成都玩几天。可是那天晚上415信箱逮捕组的李国金干事，在成都找到我对我说，“范通才在队上欠了许多人的钱，那些人去队部找干事要，所以要将他带回去，等把帐还清了，再放他来！”我也不知究里，便一个人回了冕宁，耐心等待他的到来。

一九六一年八月份，村干部叫我出去解决我家住房问题（我家的房子在公社初期被拆去修大队养鸡鸭场，食堂散伙后，我家无房住。）我随他们去，才走到敬老院门口，一个派出所的人出示了一张四川省公安厅的拘留证，要我签字。我签字后，他们便将我带到公社，用绳子捆起来，由于捆得太紧，我便拼命吼叫，他们睡不着才给我松了绑。第二天由民兵赵怀生押送我到冕宁看守所。路上他问我：“三哥，你到底犯了什么？”我说，“连我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

在冕宁关了一个月后，冕宁又派一位姓邓的民警押送我去成都，我开始了监狱之行：住过石棉监狱，还在荣经四坪住过一晚旅舍。押送我的民警晚上抱着枪睡，我在对面铺心中惴惴不安，便对他说：“我不会跑的，你放心好了，我决不让你在这次押送中有什么差错！”第二天到雅安时，他特意给我买了一大碗饭，让我吃饱了才送去雅安监狱寄押。晚上，该狱的一位老犯偷了一个土耳派吃。他问我吃不吃，我说，今天我吃饱了，你自己吃罢！那囚犯便将土耳派生吃了。在六一年，人们还饿着肚子的时候，囚犯又怎么不饿呢？！第二天我们离开雅安，邓民警将我送到成都文武路监狱，他便回冕宁了。

过了几天，415便将我带回灌县监狱，随便审了几次，便把我关进单间。后来我在一个菜盆下面看到了叙府罗铁几个字，我才知道罗铁也抓来了。罗铁是我们中队中最斯文的人，平时我们很敬重他，他从不与人争强好胜，爱穿他那身旧军装。他怎么会关进监狱？我始终是个谜。那时候抓人放人，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竟把我关进黑屋子一号，据送饭的马犯人说，是死囚牢，很少有人活着出去。我的牢门口站着一位解放军，他每隔二十分钟便推开牢门上的小窗观察一下我的动静，不准我躺下。于是我便用毛笔在狱门背上写上“祝你健康”四个大字。我在狱墙上寻找，在一个小洞中发现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你出去了，请告诉别人说，彭富沼怕死了，因为他在这间死牢里关过。”他还说，他是××县委的宣传部长，是因右派而罹难的！我不相信我会犯死罪，我没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我也没有一枪一弹，一兵一卒，更没有贪污盗窃，伤害别人的言行，杀了我，他们总会贴一张布告，告知全国人民。我心地坦然，在黑牢里住了一个月，放我到一间大监舍，我分不清东南西北，走起路来也偏偏倒倒的。终于盼到了出监的时候，给了我一张劳教通知书，以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判劳教两年。他们将我送到一个劳教队，那些劳教人员多数是小偷扒手，对我这个大学生右派是很奇怪的。靳油成支队长曾找了谈过一次话，他问我还写小说不？他看了我写的阿尔木呷还不错。《阿尔木呷》是《红旗飘飘》那套书中的故事改写的。我当时想，我在歌颂共产党，就象过去的乞丐向人乞讨一样，不仅没得一点儿赏赐，反而挨了一记耳光！现在许多右派作家不是也一样么？他们写了许多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共产党还是不稀罕他们，同样也是遭斗争。我对靳队长说：以后写了再给你看吧！他说，你现在身体不能劳动，就领着小劳教们学习吧！

从冕宁拘押到出灌县监狱，我总共关了半年，这半年也给我算在劳教期里了。我在学习组里呆了半个多月，觉得身体好了点，便申请去组里劳动，管教同意了，我便在都江堰修引水暗渠劳动。我认识了许多小劳教，勾勾鼻子、黑尖包包、魏老板、杨胖婆等。他们是缺吃少穿才偷盗的，但他们很仁义，偷了别人证件时，马上放到邮筒里寄回去。他们到处流浪，有家不敢回，后来听说在汶川修水电站时，泥石流将魏老板、黑尖包包等几十个人卷走了。他们在灾害中成长，又在灾害中死去，为什么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竟给了他们这样一条自生自灭之路？！

劳教期满后，又放我回了农村。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大队书记的母亲赵徐芳对我说，“尧生，上面来了文件，要把劳释犯收监执行，你要注意啊！”不久工作队便以反革命抗拒改造，在田埂子上睡大觉为罪名逮捕判刑五年，送米易县弯垢农场劳动改造。其实我哪在田埂上睡过大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张判决书我一直珍藏着。

在这次逮捕中，我们公社还抓了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吴定美，罪名是想独占家产而将她年幼的妹妹掀入粪池中淹死。看守所叫我帮她写材料，她说那是别人冤狂她，她才生了一个女娃，满月后就捕她入狱的。她因为奶胀无人吸吮，痛得哭喊，监中便给她上刑具，后来又将她捆在院中木桩上，怕她喊叫，还用布巾塞住她的嘴。我送劳改不几天，听说她便绝食而死，死前一两天喊着：赵尧生，你要替我伸冤啊！她死后，叫犯人去埋她，监所的人对犯人说，她是在路上跳车逃跑摔伤死的！冕宁县看守所就这样草菅人命人命，对一个未决犯捆绑致死，人间还讲法理么？

进劳改队不久，管教干事问我“赵尧生，回锅肉要炒几次才好吃哟？”他的意思是你两次劳教，又升劳改，你还有什么出路？我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菜板上的肉，横切顺切由你们！”管教干事又说，我们扫个仓角儿都够你吃一辈子，就是要把你关死，免得放你出去，你又生些小反革命出来！

我79年改正后，分到会理县黎溪中学教语文，每当回忆起二十二年的监狱生活，便想起反革命江青的丈夫毛泽东，我们同为二十世纪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生活折磨，谁也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矛盾同一体，有整人的，便有被人整的。给我改正时劳改队的干部对我说，当初抓你是正确的，现在放你也是正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政治家的流氓手腕。我希望炎黄子孙永远铭记：没有哪位头人是救世主，决不能迷信，只有知识才能剖开骗子的真面目。

我从教十年，不想误人子弟，八九年退休，回家哺育我的幼女。我希望她成才，她也不负父望，如今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我也读了不少书，《芙蓉镇》里的李国香令我窃笑不已，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让我看到“伟大、光荣、正确”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另外，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是挥之不去的阴云。历来统治者皆隐恶杨善，他们从不说自己的丑事的。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曹植七步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希望中共不要掩盖历史，更不要掩盖毛泽东的罪恶。历史是掩盖不了的，再强大的势力也阻挡不了大江之水。人民力量就是大江，我坚信毛泽东的罪恶一定逃不了人民审判。

亲历中学生“反右运动”

 

陈思逊

    1958年4月，我在四川泸州高级中学毕业在即，市委宣传部组织全市各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川南师范学校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亦称“双反”学习,实为变相反右。这次学习的搞法，与整风反右如出一辙，即开始广泛进行动员，制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氛，然后号召向党交心提出意见，大鸣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后明辨是非人人过关作结论。这是全国某些省市，违反中央对中学在校学生须进行正面教育，不得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精神，而施于尚未成年的中学生的一次政治劫难。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自然经不住这一“阳谋”的考验；尤其是以班干部为主的骨干分子，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使很多人自投“知无不言”而获罪的罗网。

    一开始你就会感到平日趾高气扬的班干部，突然变得温和体贴，要你向党暴露思想，诚恳交心。若你不谈或只讲“鸡毛蒜皮”的事，他们就立刻变脸。宣布别人若知道你平日的思想言行，可代替你鸣放，算到你头上。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按捺不住，为了完成写大字报的数量任务，有的就违心地鸣放。鸣放的内容涉及很广，如党的教育方针、农村政策、外交路线、中苏关系、各类社会问题以及学校管理、老师教学等等。记得班上有位姓张的同学，写了一张《对时饭》的大字报，主要说邻舍有一家人，无啥生活来源，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希望引起社会有关部门的注意。结果以污蔑、丑化社会主义罪名，遭到猛烈地批判。

    我因出身不好，加之爱好文学，任学校《仙笛》诗刊（油印）主编，并已在《四川青年报》上发表诗作。平时有些持才傲物，与老师、干部取远距离，自是这次挨整的对象。学习中，开初不管班主任、干部如何启发，我就是不发言，也很少写大字报。后来受到大会、小会的点名批评，并遭恫吓，被逼无奈，只好在最后一次鸣放会上发了言。主要谈了两点，一是大跃进中，农民干劲很大，昼夜栽秧，但应该适当休息，注意身体；二是向教历史课的马老师提意见，认为她照本宣科，并写了一副讽刺对联。结果被指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而马老师是回族、人大代表，自然是恶毒诬蔑了。后来在文革中，我的第一条“罪状”被从档案中抛了出来，成为“漏网右派”的钢鞭材料。而最要命的是校方在我的寝室内，搜出流沙河给我的亲笔信，被组织大字报围攻，指同情并为“大右派”翻案。

    经过20多天鸣放、辩论、批判斗争的折腾，大都成了“阴阳河里的游魂”，然后由老师和先“上岸”的干部来“帮助”你，使你“游上岸”，也就是过关了。出身好的、积极分子以及受重用者，即使有“反动”言论，但认为他们对党有感情，立场是坚定的，不过是一时糊涂而已，并不作深入追究。高考时，整人有功的如丁某，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其他也纷纷考取重点院校；而一些整治对象，则是阶级立场、大是大非问题，被划为“四类”学生，如前面所说的张某以及郭某、王某等，则取消其高考报名资格。将他们发配到工厂、农场劳动。据我所知，张到了重钢工地抬废铁，郭则去了小金林场当伐木工人。

这些认为有问题的学生，材料一律进入个人档案，到了单位部门后按内控人员对待：明文规定不得入党入团，表现再好也不能重用，重要会议不得参加，要定期汇报思想，接受领导和群众监管。甚至要求政工干部，经常到监管对象寝室翻看他的书籍、日记等，以发现其政治、思想上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中学毕业以后，这人就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政治前途便黯然无光了。我本来也属整治之列，但我家庭成员中多系党团员、国家机关和军队干部，侥幸逃过一劫，学校对我刀下留情，最后还是准许参加了当年高考。

碧江古拉格

 

邹  媛

 

1986年9月24日

国务院批准撤消碧江县，碧江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消失。然而，这个边境小县作为中国古拉格的模式标本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纪念馆里。《碧江县志》载：“从1957-1959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就达619人，被捕488人。全县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余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页）1958年碧江全县人口为32444人，农村中被关和批斗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9%，被捕的人占全县总人口1.5%，外流(实指逃亡缅甸)的人占全县总人口6.8%，死亡的人占全县总人口0.47%。干部和工人的数据来自其他资料，受害和牵连的干部2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1%。受害和牵连的工人131人，占工人总数的37.1%。另有研究者对受害和牵连的人的民族族别作了统计：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汉族69人，纳西族10人，彝族3人，傣族3人，独龙族1人，不明族别311人。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自中共执政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残害的中国人的统计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死亡的人是从被捕的人中剥离出来的，难免有数字打架之嫌，敬请指正。

 

本来碧江县已经定为不经过民主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地区，这里的领导人却在反右之后，搞了“民主补课”、“社会镇反”、“机关肃反”，后来被称为“三个扩大化”。这里的领导人首先发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统统抓”的指令，对马克思主义如此通俗化的运用，恐怕连斯大林、毛泽东也会拍案叫绝。“不三不四”的人实在难以界定，于是被掌权者定为“不三不四”的人就统统被抓入狱。亲历者说“捕人像猫捉老鼠、饿老鹰抓小鸡”，捆人的草绳用完了，用山间的葛藤。划分阶级中，被划成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又大大超过内地土改时期划定的约5%的比例。有的村社竞达总户数的20%。中央认定的“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傈僳族、怒族地区顿时增加了许多“稀饭地主”、“草鞋富农”，意思是说，稀饭够吃的人家被划成地主，会穿草鞋的人家被划为富农。

1958年8月20日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边疆工作委员会大礼堂召开当地党政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城镇居民及县城周围农民参加的千人大会，突然宣布将阿车士和付三光定为“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阿车士于1955年毕业于昆明医士学校，中共党员，是当时碧江县傈僳族年轻一代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将阿、付二人强行拖上台，对阿车士拳打脚踢。付三光因前几天和当场“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会树立“宽”和“严”两个 “样板”以震慑傈僳族群众。付三光不但不给苦刑，还当场宣布保留他的党籍。蒙冤受刑，死去活来也不说假话,不编假词,更不揭发所谓“同伙”及其“头领”的阿车士，被定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劈头盖脸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满面，双眼打肿而无法睁开。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头发也几乎被揪光。进而失去知觉，昏死倒地。还将他身怀有孕的妻子拖上台替他下跪受刑。同时蒙冤的50余人，被关在县民族干部训练班的教室和宿舍内受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员，全数被剥夺了人身起码的自由权利：不准互相对看，不准互相说话，不到规定的时间不准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饭（防绝食抗议），不准多吃饭（防浪费粮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过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几条摧残生灵的戒律限制。当你深思而难于入眠时，他们就断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图逃跑投敌而被拳打脚踢一阵；如果你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而睡入梦乡，他们又认定你睡大觉，不考虑问题，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罚站到通宵。

阿车士在隔离审查三个多月期间，先后被审问，被毒打60余次。被打伤出血的伤口从未及结痂又变成新的伤口。有的人对“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错误理解，不顾他人蒙冤受苦和“玩火自焚”的古训，他们仿效付三光、杨约拿、此阿昌等人的投机行为，瞎编罪名，乱点“同伙”，进而盛行乱点乱供风，有的人一次点出上百名“同伙”。如此反复循环，所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来越多。但是参加批斗会的群众却越来越少，来的人也不敢抬头，生怕被斗的人看见点成“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装的看守人员，夜间用机关枪、冲锋枪对着受审查人员的住所上空疯狂扫射。县城的居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中。

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后，阿车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五花大绑，再扣上手拷。力大过人的三位民警，竭尽全力对阿车士加强捆绑力度，扣上两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坝的水泥地上曝晒数小时。直到看守人员饭后换岗时才得以松绑。双手因捆绑过紧，时间过长而血脉受阻，导致尺神经、挠神经严重受损而失去功能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几致残废。进入看守所后，因他是被列入“顽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处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进没开窗口、没有光线、空气污染，周围潮湿的单人牢房中关押。死牢中没有光线，全是黑的，24小时中不知道何时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时是黑夜。只知道脚镣金属撞击声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开门放风。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灯睡觉。死牢中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有被闷死的危险。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里，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矮胖、嘴脸铁青、满面凶相、酒气熏天的人，带着两个看守民警把他带到行刑室，那里挂满脚镣、手铐、棍棒及血迹斑斑的绳索等刑具，还不开口训话就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猛击他的心脏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来时那人大声吼道：“把电台交出来！”阿车士感到莫名其妙。此前在隔离审查几个月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电台”问题。而此时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于是横下死心，理直气壮地反问说：“电台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你们为什么害人？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叫来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称是《中央社》记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号脚镣在他的光脚杆上钉牢后，强迫他在室内拖着脚镣来回跑步，直至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一周后的一个深夜里，他被从碧江县公安局看守所带到怒江州公安总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门时看到墙角中布满棍棒、绳索、瓦渣和剩着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为残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大约深夜1点左右，阿车士尚未立稳，就被踢翻在地， “把电台交出来！”的吼声，在屋子里震荡。阿车士重复在碧江县公安局的痛骂，怒江州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春（主持工作）恼羞成怒，强行逼压他跪在早就铺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根长木棒，横压在他的双小腿中部，木棒的两头各站一人，使尽全力、狠砸他的双腿时，他疼痛入骨、惨叫连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蒙 、一阵耳鸣，休克昏死后，他们用冰冷的水把他泼醒。李春说他装死而狞笑。接着改用绳索，将他的双手扭向背后合并交叉，用绳索的活扣套上，绳索的左右两头对站二人，捏紧绳索，四人合力拉紧挤榨他的双手时，又一次疼通钻心、眼冒火花，耳闻蟋蟀叫鸣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为恶毒的是，当时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部全然不顾法律的尊严，执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对着阿车士的头颅打来，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该绝，打来的致命重棒被横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挡住而幸免于难。否则阿车士的头颅瞬间被打出脑浆，魂归上苍，阿车士的后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样，只能领到三百元的抚恤补助金了。也不会有人去追究行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此种种暴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终于亮出经过精心炮制的妻子的“口供”证据时，阿车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头脑轰鸣，如同“五雷轰顶”。善良朴实的母亲已被牵连，老人家年纪大、身体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严刑拷打的逼供关。为了不让她老人家受刑惨死，决定利用到自己家乡寻找所谓“电台”的押解途中，找机会跳河或投江，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以示抗议，以此了结牵连母亲的遗憾。于是答应和他们一道去寻找所谓“电台”。

阿车士在州公安总局被施酷刑后的第三天，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去“追寻电台”。当时没有公路，他已经作好绝死的思想准备，只等机会来临。快到河水汹猛、乱石林立的子冷河，准备过桥跳河时，由于此前一位叫田鸿基的被冤去挖“电台”，曾从此桥上跳河自杀，他们早有防备，把阿车士置于二人中间，用捆着他的两股麻绳一前一后拉上，再加上手铐已把他的双手反扣，过桥时无法抱住押解人员跳河同归于尽。当天行至子冷甲乡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墙角上捡到一片锋利的罐头铁皮藏于鞋内，准备待押解人员入睡后，趁黑夜用它来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尽。但是入睡前经验丰富的押解人员又把阿车士的双手反扣上，让阿车士睡在他们二人中间而不能割颈自杀。第二天继续前行至里吾底村对面的江边，准备乘小木船渡江时，押解人员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两把划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划板的两头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稳住，又加上绳索捆绑，手被反扣，乘船过江而未能投江自尽。至此他已失去自尽或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的机会。正处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绝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后一条路上，佯装逃跑，让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但也无法实现。到里吾底村见到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和同村的冤民开付卖、木阿用、赵国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车士想，在州公安总局被严刑不过4天，说“阿车士已经供出母亲藏匿电台”，毫无根据，全属谎言。为了寻找凭空杜撰的“电台”，州公安总局已挖掘过美国传教士的坟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就在前几天，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阿匹子带学生到怒江实习，也被卷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电台”时，他逃跑抗议，被押解人员用冲锋枪扫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幸免于难。阿车士在里吾底村同母亲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关在“大跃进”年代中的大粪加工房内被拷打凌辱两夜一天后，又押回碧江县看守所。过了几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关进碧江县看守所里。

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58年7月,碧江县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干本村发生的“只得标冤案”，导致民兵队长只得标和公安人员克登科二人被错杀，被冤审讯打死二人，冤狱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条人命和错捕二十五人。阿车士的家乡里吾底村，当年只有80来户，400多人口，为躲避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1958年后逃往缅甸的户数40户，占总户数的50%。其户主是：开付卖、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开、仁付昌、曲扒加、恒付加、恒付言、开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几斯、批付言、邓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夺、邓士加、木付言、木言开、昌言斯、昌付言、邓付斯、邓付仁、邓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车路贾、普士言、普四買、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卖付贞、增付局、阿开扒。邓言夺等。人员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当时被捕入狱的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7%。路付欠、友卖子、路言、阿此夺、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马永等18人冤死狱中。再次验证了“蚂蚁的命不值钱、傈僳的命比蚂蚁贱十分”的傈僳族民谣。开付卖、求扒加、邓付言、此阿加、仁付欠 、恒付加、四付局、木义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阿车士、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夺等26人，后来全数认定错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们是王付子（死于狱中）、邓阿斯（自丽江越狱逃往缅甸）。

当时在碧江县看守所里，几天内关进的人就以几何级数成倍增多。原有的每间大牢房平时只能囚禁十来个人，此时必须塞进四、五十人，像“金枪鱼罐头”似的拥挤在一起，只能站着，不能坐下，更不能平躺。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老体弱，有的是带病入狱，还有的是被重刑临危垂死。到第二天开门放风时，有的早已死去，有的倒下即死。里吾底村的路言、阿狄斯和碧江县二区原区长普阿欠等冤民就这么死去的。被抓捕入狱的的人实在太多了，碧江县看守所尽管增建了很多牢房，但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了更多的人。而绝大多数还得往丽江押送。当时碧江又没有公路，去丽江必须翻越近4000米

到丽江后又继续分别押送到永胜铜矿、大研农场等处服劳改苦役。在这期间又死去多少？无从考证，只知道里吾底村的阿此夺、阿通、兄阿欠、路付欠、只马永、友卖子等六位冤民就死在那里。1959年6月后，以上冤死同胞全部被平反昭雪，给300元抚恤金。一个村都冤死了那么多，可见冤死在苦役中的冤民比长途磨难中死去的冤魂必然更多。留在碧江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刑讯逼供和恶劣的环境中，也受尽了人间苦楚。刑讯室传出来的拷打声、叫骂声、惨叫声和脚镣手铐的金属撞击声，活像鬼怪小说中描述的在魔鬼的刑场上，“人鬼搏斗”中的混合杂乱中的哀鸣声，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闻。在押人员的生活也是极其恶劣的，数百人早上用的洗脸水，漱口水，只给40来斤的一桶水，倒在用木板拼成的水槽中漱洗，说是“节约用水”。不到一半的人漱洗完，水就已经变成混浊不堪的泥巴水。后边的人还被强迫继续漱洗。如果有人拒绝漱洗就必被打骂。吃的糟糕至极，虽然给在押人员勉强吃饱，比狱外饿死的人好些，但全是陈玉米面或霉坏变质的玉米面搅成的糊饭或面面饭（包谷面干饭）。没有绿叶菜，没有豆腐渣，更不必说油脂之类的食品了。在押人员中除了关在单人牢房“死牢”中的“死囚犯”和确实起不来的重病人外，每天必须去采石场或其他劳改场所干重活10来小时。在这种恶劣的场所中生活，很多人的身体就逐渐垮下去了。继而又发生了细菌性痢疾传染病，死亡的人与日俱增。间卖多、梅阿吾、普阿欠儿子、游子俊、阿木乍等人就在那几天死去的。有几天几乎每天都看到1至2具尸体被抬出。

阿车士虽然身陷囹圄，四肢镣铐，但仍然是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当他看到包括胞兄付阿士在内的很多在押人员已经染上痢疾，开始水肿，即将死去的关键时刻，由于救死扶伤责任心的驱使，不顾再次受刑，一心只想救出几十条人命，向当时分管看守所在押人员，具备善心的冉超科长贸然提出建议：尽快扑灭狱内发生的痢疾传染病，杜绝因患此病人员死亡。冉超科长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无疑是善心的冉科长同情冤民，向上请求的结果。冉科长指定阿车士承担此项责任时，他说只要能给予起码的条件，可以保证完成上述任务。同时提出：1、漱口水单独用桶装。2、洗脸水每桶不要超过10人洗脸。3、建立一个专门防治狱内痢疾传染病的临时医务室。4、给患病的人供应每人每天油脂或黄豆1至2两，用以补充病人的紧急需要。冉科长说前面三条可以同意，马上就能办到，最后一条要经过报批后才能执行。并叫人把阿车士的脚镣和手铐去除，当日就开始工作。由于当时上级已有指示，要求改善碧江在押人员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患病的人员要给予较好的照顾。因此，几天内上述四个条件都落实兑现了，还给病人每人每天2两红糖，青白小菜也给病人吃上了。阿车士请留队生产员和中明从碧江县粮食局加工厂每天背来五十斤米糠熬成米汤给病人喝、以增加病人维生素B的摄入量。由于改善了生活，缓和了恐怖气氛，加上阿车士用相应的药物精心治疗和预防，原有的痢疾病人全数康复，也没有新发病人。

1958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发现怒江州创造的“三个扩大化”，特别是人为炮制出来的“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后，省委指示怒江州公安总局领导李春注意。但是李春不但不接受省委的指示，还变本加厉地大抓大捕“不三不四”的人，继续集中隔离审查对象，终于形成边民大逃亡的大动乱局面，引起省委高度重视，省委才责成丽江地委组成政法检查团赴怒江检查。1959年6月，丽江地委和省委派出领导同志参加的政法检查团到碧江县检查时，李春还怒气冲冲地说：“把案子定为假案你们才高兴呢！”在地委政法检查团的直接查实下，进一步发现了“三个扩大化”和“裴霜反革命集团”大假案的来龙去脉和李春个人捕风捉影，欺下瞒上，虚报邀功，窃取高位，主观武断的恶劣行为后，勒令李春停职检查。阿车士等人虽说平反了，但不准这些当地的民族干部继续留在怒江地区工作，害怕他们流亡缅甸，把他们送到内地在监控中使用。这些优秀的当地民族干部后来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籍，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就是碧江古拉格。

碧江与苏俄相隔千万里，碧江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去苏俄的内务部培训过，然而他们在残暴地迫害自己人民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就可以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也许有的读者会怀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实性，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但是谁敢说我们这一页页历史不肮脏不沉重。因此真实记录一百个中国古拉格，一千个中国古拉格，可以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也千万不要让如此的历史再一次重演。

心  痕

 

王道芳

 

 

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云南。我也像千千万万个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满怀革命豪情，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时在激励着我。我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名言，用楷书写成条幅裱挂在室内，时时以此检查对照自己的言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乃至生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整风就真的提起意见来，而且是掏心掏肺虔诚地向领导提了些意见。

涉世不深的我，对党的整风运动丝毫不怀疑，心地坦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道：“对于执政党来说，一片赞扬声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方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对我们的党，对社会主义是有益而无害的。”1957年4月《人民日报》社论也说：“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来说，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4月13日

党整风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整风文件中明确地指示：要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足见当时党对整风的诚意。谁要是怀疑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利用整风鸣放搞什么“引蛇出洞”、“阳谋”、“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等小人之作为，我就会一扫斯文骂他的娘：这样怀疑党、怀疑毛主席是何居心？

然而，历史有时是即兴之作。政治所暗藏的禅机就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高深莫测和恐怖。转瞬之间，反右的风暴劈头盖脸地打来，无辜的伤害、痛苦的折磨、人世的白眼、家庭的破离、心灵深处的创伤，无言的痛苦、道路的坎坷、身上的血、脸上的泪、灵魂的呻吟，它们张开血盘大口，把我吞入无底深渊。当时我正怀孕，按理，即使犯罪，也要缓期执行，但我却历尽熬煎像捆扎结实的粽子，被放在元谋新民农场那翻滚的碱锅里煮着，我的孩子巧克就是在劳教农场出生的，而且襁褓时就受到非人的折磨。就这样被 “阳谋，”一谋就是二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成蹉跎，当回首往事，你叫我怎么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规模之大、声势之强、涉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李锐同志也曾说过：“党的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当代中国政治，也是毛泽东一生从高峰往下滑的一个转折点。”同时1957年也是中国历史逆转二十余年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接下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高征购，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1957年这块“多米诺骨牌”撞击下一块接一块地倒下的。所以1957年反右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其重要的位置。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史，一部中国民主党派史的重要章节，它也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份，乃至是一部我们民族的文明进程中重大的，我们今天还必须鼎力完成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未看到对1957这段历史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结论”。由此而引伸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几十万被‘改正’了的右派，充其量也就是被‘改正’了的右派分子”。所以我想把我的切身体验、切身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为“扩大化”作一些历史的注脚。我要郑重地声明，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是为了重新唤起仇恨，展示我辈之悲苦，而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

写这篇回忆录的目的和心情，与《开场锣鼓》一篇文章的作者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借用作为我的心镜吧：威力猛于原子弹爆炸的反右派斗争已成为过去，人们心中早已淡忘。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仅仅是扩大化问题还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同属祸国殃民的重大错误？

我本可以装聋作哑，闭目无视，何苦翻将出来，鼓簧弄舌，舞文弄墨，不免会令人质疑：“是何居心？”

垂暮之年，正如“枯藤古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沦落海底，工资照拿，安分守己，躲进一统小楼，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何苦搜肠刮肚，拣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折磨自己，劳累读者。

须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几句无人录音的大白话尚可推脱抵赖，这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纵有飞天本领也休想解脱。何况21年苦海泅渡，七千个血腥岁月，夜夜噩梦，岂能用区区几万字可以陈述透彻？

脓包者之流，吃饱了撑的，活得不耐烦了！不怕再来个“政治运动”。

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殷鉴历史而儆效尤，也算一件修桥补路的公德好事。

抚今思昔，长叹息以掩涕！

似我辈坎坷一生，悔怨无边，恩准说上两句“善言”，以泱泱民主大国来说，窃以为亦无不可。

回忆“1957”是痛苦的。我原以为我的泪已全部浸湿在巧克的襁褓上了，干枯了。然而当我铺开稿纸还未下笔就已泪水涟涟，不能自已。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激起海啸般的心潮，几乎把我击昏过去。稿纸湿了一片又一片，撕去一页又一页，我开始怀疑我的毅力：能否坚持下去？

“海啸”毕竟是短暂的，“海啸”过后我如梦初醒虽然是冷汗淋淋，惊魂未定，但总是醒了。因为这段历史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人类社会，属于我们的后辈子孙，我没有权利把它隐埋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有一位作家也说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让人看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清醒感悟，质疑反思，才会摆脱迷信，拒绝盲从，才会独立思考，不为党派所囿，不为教条所惑，不为旋律所迷，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动，力戒附庸趋势，敢想敢言，敢作敢为，庶几如此，方可告慰于已逝去那个年代因革命而牺牲，因内斗而被害，因人祸而饿死的仁人志士和父老乡亲。”鉴于此，我必须振作起来，一页一页地记下我的历史，一个一个地去梳理自己踩下的脚印。虽然一个人的历史与浩瀚的历史长河相比，只如沧海之一粟，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在太阳的照射下，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来。历史是最诚实的，不论是人、是鬼、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抓住，他们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账本，捧出自己的灵魂，把双手伸向阳光下，让人们看看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

一、巧克出生记

劳动教养生活度日如年，临产的时间到了，蒙农场开恩，丈夫远建恒送我到昆明妇产科医院，接诊的医生看我一身土巴拉叽的装束，冷冰冰的问哪个单位的？我正想回答元谋新民农场来的。我话还未出口，丈夫抢先回答说：“省地质局的。”医生又说：“你们地质局不是有医院吗，干吗舍近求远？”丈夫假意说：“单位医院不专业，我们怕不安全，才来这里的。”医生的脸开始解冻，不那么冰冷了。要不是丈夫机灵，隐瞒了我的右派身份，说不定当时就会把我逐出医院的。

生孩子第三天，医生就催着叫我出院。那时的医生没有红包、没有提成、没有奖金，干多干少一个样。少一个算一个，少呆一天算一天。生孩子住三天算是烧高香了。

丈夫抱着孩子在前走，我虚弱地一步一步在后跟，距离拉大了，丈夫又停止下来等等我，走走停停，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回到旅社。丈夫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有一定的资历才分到一间单人宿舍，约十平方米，但在政治压力下，他怎敢带我去地质局呢。

第二天晚饭时，他又偷偷的来瞧我，我对丈夫说：“建恒，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丈夫笑笑摇头说：“ 我一个大老粗，能起什么好听的名字，还是你这个大学生起吧。”我想了想说：“那就叫‘巧克’吧。”丈夫一听，差点把饭喷了出来。丈夫说：“好！就叫巧克。我们目前虽然苦一点，有了这颗‘糖果’我们的内心就会甜起来。”我说：“建恒啊，这你就不懂了。”丈夫一句夺了过去：“我咋不懂呢？在朝鲜打仗的时候，我们每人分到了一块巧克力。我一放到嘴里就有一股苦涩的奶腥味，差点吐出来。文化教员看见我的窘态忙解释说‘这巧克力啊，你们不要小看它，它是一种叫可可豆的植物制成的，是一种高热量，高营养的糖食品，含丰富的脂肪，这样一小块就抵得上一大碗饭呢。你们信不信？抓住美国兵俘虏的时候，你们没发现他们衣袋里都装着巧克力糖呢。’经他这样一说，我算大开眼界，长了见识。所以啊这‘巧克力’的知识，或许我还比你知道得多呢，我咋就不懂了呢。”丈夫知识的浅薄，使我啼笑皆非。他不可能知道《巧克力》是一部苏联小说的名字，被我借用了。我想：就让他糊涂下去吧，说明白了反而不好。于是我很动情地说：“建恒，你说对了，他就是一颗‘水果糖’，我俩把他含在嘴里，甜在心里，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边说我的眼里闪着泪花。丈夫忙说：“小王啊，在月子里哭不得，哭了今后眼睛会瞎的。”我揩去夺眶而出的泪水说：“这孩子命真苦，我们真不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我们对不起孩子，今后的路会更加险恶，吉凶难料。要是孩子有什么不测，我这做妈的将会终身遗憾。”孩子吃饱了奶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他那苹果似的小脸多么的可爱，他那平稳匀称的呼吸是多么安详，他哪里知道妈妈心里是多么的痛苦，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厄运？想及此我的泪又大滴大滴地滴在孩子的脸上。丈夫劝慰说：“道芳，别哭了，不要把前途估计得那么坏。你是什么人？别人不清楚，难道我还不清楚，不就是骄傲一点嘛。相信党会原谅你的，党历来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要不了多久问题会得到解决的，你就宽心点。孩子现在还小，等他大一点我就把他接来，你就安心地在那里好好改造吧。” 听到改造一词，我心里很难过，转念一想“好好改造”成了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有哪个去探监的人临别时不这样说。不这样说又能说什么呢？建恒看我难过又说：“道芳，有气你就发吧！在家里没有人听见的，发出来你会好受些。”听了建恒的话我俩相视无言，只有会意地苦笑，进而产生了莫名的悲哀，是哀我自己？还是哀我们这个时代……，我不敢想下去。

二、苦命娃

转眼我就坐满了月，农场的小杨队长突然出现在旅社门前，他像阴间的无常一样使我颤栗。一个月前他送我来昆明的一幕立刻浮现在眼前。

我的产期临近，农场政委任喜明告知我说：“王道芳，你的产期快到了，在元谋生孩子一是条件差不安全，二是没人照顾你，我明天就派杨队长送你到昆明，由你爱人照顾。生孩子以后，你就暂时不要回农场了，或许等你的哺乳期满，你们的问题也该解决了，你就安心去吧。”我听了任喜明政委的话，内心十分感激。我说：“我正愁着这事呢，真是太感谢你了。”任政委说：“感谢什么，我多次讲过，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你们还有公民权。就是被判刑的人在哺乳期也要监外执行的，何况你只是教养，你怀了孕就不该来，但地质局处理的，我们也没办法。生了孩子，你就安心在着好了。”任喜明是我在农场遇到过的唯一的共产党的好干部。听任政委一席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使我感到党的温暖，不禁流下泪来。

第二天，小杨队长来催我上路，我简单收拾了一些衣物打个包袱，一只皮箱交给窦宗芝代为保管，就跟着小杨队长上路了。

杨队长，元谋本地人，小学文化，他身材瘦小，板栗色的皮肤。因为他个子瘦小，都称呼他小杨队长。

外表看，小杨队长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由于时代的熏陶，使之驯化成毫无人性的“鹰犬”。那天我们涉水过普登河，河水淹没膝盖，水底尽是一些鹅卵石，又硬又滑。我前挺着肚子，后背着包袱，每移动一步都十分缓慢。小杨队长恶语催促，说什么“你这个老右派生个娃娃还要老子送昆明，你不如淹死在这河里喂鱼算了。”他边骂边拉住我的右手往前拽，我几次差点就跌倒在河里，在他粗暴的拉扯下，我的右手关节脱臼了。我痛得啊唷啊唷地大叫，他才放下我的手，我的右手一下子就像秤砣似的甩来甩去，到了岸上，让他在我包袱里拿了一块围巾结个疙瘩套在我的脖子上把脱臼的手兜了起来。到了昆明才请医生复了位。

当小杨队长出现在家门时，我一下就感到凶多吉少。他不由分说地说：“贡场长派我来叫你回去，你收拾好东西，我明早来叫你。”我说：“任政委不是叫我暂时不回去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任政委已经不当政委了，到元谋金河水村劳动去了。”我已预感到任政委出事了，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心里一阵阵的发凉。我仍然据理力争地说：“我不是正在哺乳孩子吗？法律有规定，哪怕是判刑的罪犯也要监外执行的，何况我只是教养。”他说“王道芳，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讲法律？”我说：“我没有资格讲，你有资格讲，你们就应该执行法律。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挖苦我说：“你这个书呆子，白给你是大学毕业，法律是写在纸上的，你难道就不知道马列主义的灵活性？我只是执行命令带你回去，你有什么理由，到了场里你找贡场长说去。”我想也是，和他也讲不清，他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再费口舌也没用。我说：“好吧！我明天跟你回去就是了。”

小杨队长走了以后，我像失魂落魄，呆若木鸡地望着怀中熟睡的孩子出神，心中一阵一阵悲苦，止不住流下泪来。我想，元谋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愈想愈感到前途险恶，巧克实在是生不逢时，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我有什么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都是父母的罪过，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来，我们对不住孩子啊！此时我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建恒无奈地叹气说：“唉！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劳教农场也是国家的执法机关，怎么能这样做？”我揩揩眼泪说：“建恒，说这些都没用了，认命吧。明天我就带着巧儿回农场去，是死是活就看他的命了。”骨肉分离，建恒这个在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子也眼睛湿润起来。

从昆明到元谋的公路没有现在好走，要经安丰营、罗次、武定绕个大圈子才能到达元谋。从安丰营起就全是砂土路，路面坑坑凹凹，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才到武定，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到达元谋。

下车后急忙去找厕所，小杨队长一步不离地跟着。到了厕所门口，我说：“小杨队长，请你给我抱一下娃娃，我上厕所。”小杨队长不耐烦地说：“王道芳，我是抱小右派的吗？瞧你真没用，农村背着娃娃还要挖田、栽秧、打桶水......哪样不干，你连农村妇女都不如，还大学生呢。”小杨队长的奚落提醒了我，我没有必要和他计较，把娃娃捆背了起来，还真利索。

从元谋城到新民农场约15公里

我背着孩子干活，什么剁猪草、煮猪食、喂猪、清洗猪厩样样都干，我想：“我也不比农村妇女差。”带着孩子劳动是很辛苦的，但心里荡漾着幸福。管他小右派不小右派，孩子是妈妈的心肝，是妈妈的宝贝，是妈妈的希望，是妈妈的寄托，是妈妈的慰藉。人一旦有了希望就有了力量，苦也就不觉得苦了。我每天都在孩子给我带来的欢乐中度过，别人看来很苦，我内心却感到幸福。

这样背着孩子干了半个月。有一天杨队长来训斥我：“王道芳，你是养小皇帝吗！娃娃整天背着舍不得放下来，你想磨洋工吗？”我很委屈地说：“小杨队长，背着娃娃干活多累，怎么说是舍不得放下来，你叫我放在哪里嘛。”小杨队长说：“说你这个大学生不如农村妇女，你还不服，你看呐，现成的摇篮就在你面前你都不会用，还说没处放呢。”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噢！原来他说的摇篮是一个称猪用的木架框。在那个肥猪实行国家派购的年代里，农民吃一半卖一半，各地都有收购肥猪的食品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几个这样的木框，是称猪用的。我一看那木架框长约一米，宽约

当天晚上，我抬几盆水把木档上的猪粪洗净。转念一想，噫！还是个好办法呢，孩子关在木笼子里虽然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可怜，但很安全，也免得我背着干活吃力。这样一想，心情还轻松了许多，白天被训斥、挖苦、羞辱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

孩子关在木笼里虽然很安全，任他如何翻滚都不会跌出来。可苍蝇蚊子的叮咬却使我万分头痛。我不时地去驱赶，前脚才走开，它们又成群结队的飞来，孩子的脸上、手上被叮得红红点点，看着使我心疼，但又毫无办法。

过了半个月。杨队长又来训斥说：“王道芳，你煮猪食太费柴了，你不知道砍柴的艰难。从明天起，你就和陈晓云她们去砍柴。”

女队打柴组除我之外，还有窦宗芝、陈晓云、杨凤云，杨永庆等人。杨队长规定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60市斤，不论干柴活柴。按理，都是20来岁的劳动力，每天60市斤柴不算多，但在饥饿状态下就非同小可了。每天来回要走约30公里

有一天我把柴放下就急忙去抱孩子，才把孩子抱起来就闻见屎臭味，仔细一看发现孩子一头一脸都是屎。我忙问杨大妈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说：“今天杨队长来骂我，他说‘杨桂兰你是来改造思想还是来替王道芳当保姆，你再替她领娃娃，看我怎么收拾你。’今天我就不敢再管巧克了。孩子饿得不行就抓他屙的屎吃，唉！实在是罪过啊！这孩子怎么活得过！”我都未哭，大妈却先哭了起来。我边为孩子洗着一脸的粪便，边止不住地哽咽起来。这时我胸中的怒火在燃烧，一定要找杨队长为孩子讨个公道。为了孩子我什么都不怕，拼出老命也在所不顾。我抱着孩子就要去找杨队长论理讨说法。我太激动了，真是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大妈见状，怕我做出傻事来，忙把我拉住说：“王道芳，不能硬拼，万一出了事，你不打紧，孩子怎么办？你要为孩子多想想，还是想想别的办法，相信农场干部中也有好人的，不妨找找他们。”大妈的劝说使我冷静下来。于是我想到了农场会计柴玉香。我找到柴会计，把所发生的一切向她作了汇报，她说：“你先回去，我一定负责处理。”毕竟柴是任政委的夫人，又是农场的会计，说话有一定分量，在她的干预下，我才不去打柴，仍然养猪，以便照看孩子。

此后小杨队长再也没来过。有一天柴会计来猪场，说是来看看养猪情况，其实我知道她是来看看巧克的。巧克见人就笑，开始咿呀学语，长得十分可爱。趁周围没人我对柴说：“柴队长（劳教人员对管理干部的称呼）小杨队长骂我的孩子‘小右派’我很想不通，还千方百计整我，不让我带孩子，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罪嘛！”柴四下顾盼了一下小声说：“有小杨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我也和他们争论过，叫他们不要这样搞，要执行党的人道主义政策。你猜，他们怎么说。”见到我不语，柴又自问自答地说：“他们说‘地主子女吃剥削饭有罪，右派的孩子吃右派的奶当然也应该有罪。’真是哭笑不得，他们大都没有文化，不能理解党的政策，你不必计较。有什么困难你可以直接找我。”经她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小杨队长会连一个婴儿都不肯放过，视如敌人，小杨队长的阶级觉悟高得让人多么吃惊！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它却真实地存在着。极左的政治路线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丧殆尽了。

当时的户籍制度是子随母走，巧克的户口当然的就落在了元谋新民农场。巧克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农场乃至全世界年龄最小的犯人。巧克比“小萝卜头”小，遭遇也比“小萝卜头”惨，还有五个比巧克大一点的他们是：杨洪祥、董发林（各12岁）、小水8岁、小双9岁、小哑巴10岁（现在南华煤矿）。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回忆和怀疑故事的真实，甚至会说：“王道芳在瞎编乱造，有意给共产党脸上抹黑。”那么我可以告诉他，我的巧克今年47岁，如今在楚雄烟厂工作。他是历史的见证人。至于说给“共产党抹黑”，我个人认为，新民农场的几个恶徒，他们不配代表共产党，给共产党脸上抹黑的是他们。他们只能是法西斯！我这个观点，应该是公允的吧。亲爱的读者，你说呢？

我们虽然被处以劳动教养，但非农业人口的身份还在，每月的口粮仍由国家供应。按当时的吃粮等级，一岁以内孩子的供应标准是每月7市斤。我们的粮食都是由农场统一买来，由副场长崔宗仁的夫人王思静保管，有时买来的是原粮，农场还要自己加工，或碾米或磨面。巧克每月供应是

第二天我和盛美兰请了一天的假，由小盛带路把巧克送到了盛大妈家，交由大妈带领。

与孩子第一次离别，还真有点难舍难分，孩子老是拉着我不放，哭闹着要妈妈。我也像割去心头肉一样的肝肠寸断。孩子一声声妈妈的叫声，像一把利剑刺在我的心上，我紧紧地把孩子搂着，孩子哭我也哭。小盛劝说道：“王大姐，别哭了，我们该回去了，再耽搁天黑前都到不了。”此时太阳已经偏西，该回去了。我哄着巧克说：“巧巧，跟奶奶在这里，奶奶买糖给你吃。别哭了。”巧克第一次离开妈妈，说啥他都不住地哭，我顾不了那么多，强行由奶奶把他拉走，一咬牙就离开了盛家。在回场的路上感到如释重负，也为巧巧有条生路感到些许的欣慰。

两个月后，我请了一天假去盛家看孩子，我万万没料到，一见到孩子，使我失望极了，孩子瘦得皮包骨头，原来是盛大妈和孩子争食吃。我非常生气，责问盛大妈为什么要这样做？盛大妈也不讳言地说：“侄女，我对不起你和巧巧，我也是被饥饿所逼啊！”听了老人之言，我想如果她是我的母亲，老人和孩子之间，我该怎样选择？！

我在巧克的像片后写道：

割断骨肉送马街，依依难舍泪满怀。

花费银钱不计数，饥饿逼瘦妪与孩。

这张小照片我把它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吧！

无奈之下，我抱着一试的心情，写信给远建恒，很快接到回信，他来元谋接孩子送昆明地质托儿所。到了昆明，远建恒就带孩子去儿童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什么病，全是饿的，营养严重不足。”

就在巧克回到他爸身边，躲过了死亡的魔掌，享受着父爱，我内心也充满了希望之时，忽然接到远建恒提出离婚的信。信上说：“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说：远建恒，你组织上马马虎虎，政治上稀哩糊涂，你还要和右派老婆瓜葛多久？这样下去，要考虑你的政治前途。”我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哭了几个晚上，思想斗争使我夜夜失眠。后来窦宗芝劝我说：“大姐，这也不能怪他，他也是被逼无奈，或许这对巧巧更有利，为了孩子，离就离吧。”我想也是，离不离在不得我，只要建恒带好孩子，孩子不受株连也就安心了。于是擦干眼泪，铺开信纸毅然给丈夫回了信，同意离婚。

1962年3月，历经了四年的劳动教养，终于活着走出了农场，被分配在楚雄州良种场当工人。每月完成规定的定额工分，可领到15元工资。一个人勉强可以生活下去。此时又接到远建恒的来信说，他已调到矿务局，地质局领导不准右派的孩子落户，口粮无着，要我把孩子接回来。

那时的户口就等于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户口，就没有了一切生活的物质来源。首先是口粮，其次就是各种物资票证，如布票、肉票、盐票、酒票、烟票、糕点票、肥皂票、糖票……。试想，人缺少了这些东西，你还能生活吗？，所以巧克的户口落不下去，无法生活，只好由他爸把他送到良种场来。良种场比新民农场好多了，至少没有了死亡威胁，只是经济太紧，15元钱两个人生活，交了伙食费就没有零花钱。买不起牙膏就用盐代替，买不起肥皂就去厨房撮灶灰，交不起电费，就点煤油。转眼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一是我成天干活无力照顾孩子，二是一元钱的学费也拿不出来，可卖的东西早在新民农场就卖了。孩子不能上学，成了新一代文盲，等孩子大了我如何向孩子交待。情急之下，我还是想到了远建恒，虽然和我离了婚，可他还有抚养义务，好在建恒也不是那种没肝没肺的人，于是孩子又回到父亲身边上学去了。巧克九岁上二年级时，建恒已重新结婚生子，女方开始虐待巧克，孩子写信给我：

“妈妈：

我想你，阿姨今（经）常打我，不给放（饭）吃……。”

接到孩子的来信，我心如刀绞，一字一泪，使我的心在滴血。我想：哪怕讨饭也要把巧克接回来，九岁的孩子不能没有母爱。

孩子接回来后，我把他的名字改为“王立”。后来我和现在的老伴，同在新民的同病相怜者芮增瑞结婚。婚后，我们两人把王立拉扯大，老芮待他如亲生，王立也很孝敬尊重他。经过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总算家破人还在。王立已过了不惑之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事业有成。我把王立不幸的童年写了出来，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虽然那不堪回首的历史难以忘怀，可又何以不是对今天的新生活来之不易作了铺垫？“巧克”所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三、一分钱

现今的人，对于一分钱是不屑一顾的，而在那时的元谋新民农场里，一分钱的份量可以重如泰山，贵如生命。我这样说似乎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辞，有人还会认为我这个老太婆闲得无聊了，心血来潮编起了新“天方夜谭”呢！但我要告诉读者和我的子孙，我今天讲的是绝对真实的故事，我之所以要将它写出来，是想要让后辈们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一些教益，从小看大，从一分钱中看出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

我们几百号右派，被发配新民农场教养，一去就是四年。当初毫无心理上、物质上的准备，所以搞得措手不及。一部分本地人有家庭接济一点尚可维持，外地人就惨了。几年下来，已身无分文，衣服穿烂，正式判刑劳改的每年还可享受发一套囚服、每月还发二元的零花钱的待遇，而我们这些右派却什么都没有。大家都说：“我们还不如判刑劳改的。”有的人来农场时带的衣服多一点，也被迫拿去换取食物吃了。每当吃饭的时候，院坝里就形成一个特殊的交易市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着物物交换。最初场里严格禁止，不许搞交换。后来禁止不住，也就没人管了，于是以几根烟换一支线的，几个辣椒换一匙盐的，五花八门。有一位难友叫刘庚远，是禄劝的小学老师，为了寄一封信没有邮票，硬是把贵如黄金用以维持生命的饭拿去换得一个八分钱的邮票。你能想到这一天他将饿成什么样吗？这是不是生命的代价？右派穷困潦倒到何等地步，你能想像出来吗？有一位难友叫吕惠，他是边纵地下党的，衣服烂得没有法补，只好赤着身子，任凭风吹日晒。杨德桂看着他可怜，把她的纱布蚊帐剪下几块拼缝起来给穿，如果头上扎上一块的话，活生生成了一个死了爹娘的孝子，何其令人心酸。有一个永仁的老师叫王文武，就没有吕惠幸运，连“孝子”也当不成，长年赤着身子战烈日，熬风霜，于是就有了一个外号：“野人”。堂堂一个老师，一个文化人，却过着原始社会的“野人”生活。是这位老师的斯文扫地呢，还是反右斗争在毁灭着人类的文明？！我的情况例外，我是农场的“富裕户”同时又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说我有钱，不假，我有400元钱在管教干部王思静那里保管着；说我是乞丐，没错，我连买一盒火柴的钱都没有。我就像一匹拴在槽头的老马，槽旁放着大堆的干草，可我却吃不着。

巧克晚上需要把屎把尿，喂水、喂药，换尿布等等，可我买不起一盒火柴。我身上有一分钱，再借一分就够了，借了五、六个人都没有。我知道，不是她们不借，是没有。我向小窦借，小窦说：“大姐，钱我没有，一盒火柴我可以想办法。”小妹神通广大，第二天晚上她把一盒火柴拿给我。我问她你哪来的钱买的？小妹说：“饭换的。”我急了，说：“你疯了，不要命了，火柴我不要了，你拿回去。”小妹笑笑，若无其事地说：“放心，我是饿不着的，我们打柴，早在山上烧红薯吃饱了。”听小妹这样说，我自责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的故事，我至今历历在目，小窦以饭换火柴这份情谊，我至今不会忘记。

王思静为什么不肯支钱给我，对我百般刁难？后来大量死人，在处理难友遗物上，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很多难友死后，他们的遗物，包括被保管的现金都没有交给他们的亲属；好一点的毛呢衣服就被管理者穿在身上，手表戴在手腕上，皮鞋穿在脚上；王思静保管的现金，自然就不知去向；特别是南下来的外省籍难友更是如此。由此我才明白王想置我于死地之目的。在她想来，如果让我失去了孩子我就会发疯，甚至死亡，她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发一笔不小的死人财。王思静的贪婪还不仅仅如此，为了贪污260元兽药费，竟然要杨作梅作伪证，杨作梅不同意，就循私报复，制造事端，以破坏罪名对杨进行迫害，批斗，挨打，罚跪，扣饭，关禁闭，戴大镣，最后判管制，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只有问天了。

以权谋私，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事，在新民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有一天，有个队长（名字已记不清）把我叫到菜地问我想不想摘帽？如果想摘，他可以帮助我找场长说情。我以为他想对我非礼，但时间地点场所都不可能。我还是对他说：“我不想摘，你别为我操心了。”他见我不上勾，就单刀直入地说：“王道芳你不是有块手表吗？把表交给我，由我保管，你们是不得保管贵重物品的。”我这才明白他是为我的手表而来，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鄙视和厌恶。我说：“我没有手表。”他仍坚持说：“你们地质队工资高，那个不戴一块好表。”我心里更生气了。我说：“我的手表在王思静那里，你要保管，你去向她要好了。”他忙说：“既然在她那儿保管就行了，谁保管都一样”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小窦问我，这个家伙找你去干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人都不死，他就想要我的遗物了，卑鄙之徒。

四、第一次偷

1960年是农场大饥饿、大死亡之年。除了炊事员外，所有的人都被饥饿如蚕茧抽丝一样被抽空，只剩下一个躯壳。病号室住满了百多个浮肿病人，呻吟哀号，嗷嗷待哺。每天都有难友从病号室抬往小磨山，草草掩埋，葬身狼腹。一到夜晚，鬼哭狼嚎，阴风惨惨，农场成了专门关押饿死鬼的人间地狱。尽管场部采取种种措施都无法阻止饿鬼们的偷食，偷成了普遍现象。贡场长为此编了一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饿鬼的形象：“一群老右派，帽子歪歪戴。见瓜就偷瓜，见菜就偷菜。”在全场 “偷风”盛极一时，我和禄劝来的姚世文是唯一还未涉“偷”的人。我胆子小，又笨手笨脚，怕出洋相，丢面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斯文，日后传为话柄，成为一生的污点。其实今天想来觉得很虚伪，我不去偷，窦宗芝偷来分我吃，这与亲自去偷又有何区别呢？但我还保持了一种良知，那就是别人去偷，我绝对不去告发。

有天晚上，窦宗芝对我说：“王大姐，你得学会偷才行。万一那天我不在了，谁偷给你呢，你不要存在什么幻想了，你不偷还不是未摘帽，不要相信他们那一套了。现在大家都偷，不偷你会饿死的。”我说：“小妹，我不去偷，不是为了摘帽，摘帽问题我早看透了，摘了帽留场劳动只是多了买葱买盐的自由，没什么稀罕的。我只嫌我太笨，怕连累了你。”小窦说：“一回生二回熟，多偷几回就不笨了。走，今晚我就带你去偷花生去。”说着拉着我往花生地里跑。由于缺乏维生素，我已产生夜盲，一到晚上什么也看不见。我被小窦拉着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跑着。

我们到了花生地里，小妹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拔了一抱，我们摸着把花生摘下来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小窦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拎着小布袋急忙往回跑，到了场部围墙外面，正准备把布袋子丢进围墙，忽然一束强烈的手电光照在我俩脸上，接着就听见贡茂福场长的夫人龚琼芬的吼声：“站住，你俩个好大的胆子，把袋子交出来。”想不到出师不利，被龚逮个正着。后来才知道，我们前脚走，一个社会上来的坏分子叫徐树英的就去报告。龚得知消息，早早在这里守株待兔，还真的守着了。龚没收了我们的花生罚我俩在院里站了两个小时。所幸在夜晚，没有人看见我的窘态，否则我真要无地自容了。除了罚站，还扣了第二天的饭，我本来就吃丙等饭，每餐一小口缸，扣了一半就更少了，大约只有二两。本来就饥饿，今天就更饿，饿得几次眼睛发黑，差点栽在地上。难友们又可怜又讥笑我说：“王道芳偷鸡不成蚀把米，下次怕打死都不敢偷了。”这话被他们言中了。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去偷了。后来管得很紧，进大门要排队搜身，她偷的东西无法带进农场，她把自己的菜饭让给我吃，其他难友也经常给一点。      

1960年12月15日

第一次学偷的体验至今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五、孤雁悲鸣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禁不住又一次泪水滂沱。一次运粮，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记。

那是1960年深秋的一天早上，队长徐天应来到种菜组说：“现在能去挑粮的人找不出几个了，今天再不去挑粮，明天就没有粮下锅了。你们几个女的，除两个小脚以外，全部参加。”粮就是命，挑粮当然义不容辞。

我们三十余人去大姚县的龙街粮所挑粮，每人只挑20公斤

徐队长绕道箐底见我脚踝受伤，先把粮食拎上来，分给体力稍好的挑着先走。然后他再下去把我拉了上来。找来一根锄把粗的柴棍给我说：“你背的粮食我已分给他们挑着了，你柱着拐棍慢慢地回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徐队长，我可能骨折了，疼得厉害，拄着拐棍也恐怕不能走路了。”徐队长似没听见一样，望都不望我一眼就走了。我想，人心总是肉长的，想必徐队长回到场里会派人来接我的，心存这样的希望，我坐在大山上等着、盼着。

天完全黑了下来，夜幕笼罩下的山峦影影绰绰，不时有一只猫头鹰在啼叫，显得阴森和恐怖，我不觉打了个寒颤，从背脊凉到了心窝。更糟糕的是远处的山凹里还传来几声呜—呜的狼嚎。小腿不由自主的弹起三弦来，牙齿也不听使唤地上下磕碰。我的心里恐怖极了，泪水止不住往外流。我像一只受伤失群被遗弃的孤雁一样地绝望、痛苦、悲凉。

强烈的求生本能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不能死，我一定要爬回去。我试着像受伤的战士一样匍匐着往前爬，一米、二米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地苏醒过来。露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产生了阵阵寒意，我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把那根柴棍紧紧地握在手里。天上寒星闪亮着它的眼睛，好像在怜悯我，又好像在讥笑我！

深夜的山梁上安静得阴森恐怖。远处又传来几声狼嚎，那叫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划过夜空回荡着，打破了这万籁俱寂的宁静。我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本能地握紧那根柴棍，等待着不幸的降临和与恶狼作殊死的一拼。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万般恐惧中，每一分钟都像度过一年。

终于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野狼凄厉的叫声渐渐远去，消逝了。灌木丛中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宣告着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到来。这时，我全身绷紧的每一根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松瘫在地上，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疲惫。我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日上三竿。全身被太阳烤得暖洋洋的。饥饿又似魔鬼掏心一样袭来，眼睛直冒金花。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盼着会有老乡过路，捎个信告诉场里我还活着。可望眼欲穿，希望一次次破灭。一种被遗弃的绝望，悲哀和凄凉湧上心头，我放声地哭，把一切委屈、不公、对儿子、父母的思念，自己命运的悲惨，前途的暗淡、险恶统统从心底发泄出来。泪水泉湧一样奔流，冲走了积聚很久的郁闷，心情一下轻松起来，第一次享受到了自由哭泣后的幸福。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匈牙利诗人斐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含意。

当我孤芳自赏着我的自由，暂忘处境之险恶时，一个壮汉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孤身女性特有的条件反射使我警觉地抓住了木棍，作着防御的动作。我惊魂未定，那壮汉说：“王道芳，你还没死啊！”这时我才看清壮汉是姚安县来的原小学老师罗学仁。见到了难友，像看到了一片绿洲，我悲喜交集，庆幸得救。

我问罗学仁为什么这时候才来，他说：“徐队长昨晚回场后喝醉了酒，把你在山上的事给忘记了。等他醉醒了才叫我来看看你，“活着”背回来，被狼吃了把你的骨头挖个洞埋起来，以免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你看，锄头我都抬着来了。”我叹道：“你原来是来给我收尸啊！”罗学仁说：“小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一定饿坏了，快把我带来的这缸饭吃了吧。”我叹口气说：“唉！后福、后福在哪里？劳改有期，教养无期，何时才是尽头哟！”罗说：“别想那么多了，快吃饭吧。”饥饿像久旱干裂的土地，贪婪地吸吮着甘露的滋润。这不是一缸饭，而是一枝救命的灵芝草。罗学仁一到农场就被分派煮饭，肚子饿不着，他身高体壮，背着我这个三十多公斤重的身体犹如背一捆稻草，但时间一长，仍然使他疲惫不堪，他终于艰难地把我背了回来。在这里，我谨向罗学仁深深地鞠躬，表达我诚挚的感谢。同时，对那些漠视生命的人怒吼一声，以惊醒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的人性不致泯灭。

六、回忆刘玉瑞

1958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早晨，此时的楚雄显得春寒料峭。龙川江那清澈的水流上蒸腾着长长的薄烟，岸草枯黄，显不出春的气息。

送往元谋劳教的几十名右派正忙着往一张嘎斯车上爬，他们都不说话，脸上愁云密布。也没有人来送行，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怯生生站在车旁的寒风里，呆呆地看着车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两人的目光对视着，热泪盈眶，小女孩用冻得发抖的手不时揩着流出的泪。

汽车缓缓起动了，车上的那位妇女猛地从背包上站了起来朝着小女孩挥手呼叫着“燕—燕！”小女孩朝着开动的汽车边跑边喊“妈—妈！”这母女生离死别的一幕，天地为之动容，车上所有的人无不流下了同情之泪。

年仅十二岁的刘燕从此失去了母爱及生活依靠，成了真正的“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她童年的美梦已成泡影，刘燕失学了。她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本不该由她负责的政治灾难。

继失学之后又失去了生活来源。她不能上街乞讨，若被发现了就会以给社会主义抹黑的罪名，送劳动教养。刘燕靠着好心的老师们，避过鹰犬的监视，这家给碗饭，那家给碗汤，饱一顿，饿一顿地苦度着饥饿和孤独。然而时间一长，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残汤剩饭的施舍也逐步少了起来，刘燕苹果一样的小脸变得污黑而憔悴，天真无邪的大眼也呆滞无光，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流浪乞讨的小乞丐。就在她幼小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一颗伟大而善良之星照亮了小刘燕已暗淡了的前程。州文工团的一位叫贾应中的老师冒着同情阶级敌人罪名的危险收留了刘燕，使这颗被社会鄙弃的小草得到了人类良知的滋润，尔后他们相依相伴度过了苦难的岁月。不幸的是命运之手总是残酷地抓住饱受苦难的刘燕不放，脑溢血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一颗小草彻底地枯萎了。

刘燕的妈妈叫刘玉瑞，我们是在那次汽车起动的一刹那，母女泣血的一幕时认识的。但那天只知其人，而不知其名。政治斗争像魔鬼一样无处不在，使我们连互相通报一下名字都不敢，怕有人去打小报告，说我们搞反革命串联，其次是大家都心重如铅，无心打听无关的事情。只有一位难友表现得很乐观，他独自唱着一首苏联歌曲，当他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时，声音开始鸣咽起来，接着就失声地哭泣。整个车厢的人都悲情难抑，响起了一片哭声，淹没了汽车马达的轰鸣。此后，哭声慢慢沉静下来，再也听不到歌声了，沉默！死一样的沉默，一直抵达为之心悸的元谋。

她和我都分在养猪组，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刘玉瑞，而且还是四川老乡呢。

初到农场，大家被反右斗争中同事间的互相检举，亲人好友间的相互揭发搞怕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和别人搭腔，时不时讲句把话，也都是与政治无关的话，有时话到口边留三分甚至全咽下肚去，很多人被教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个人的思想都是高深莫测，人与人的关系紧张而陌生。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慢慢地我们互相有了了解和信任，她知道我从不打别人的小报告。刘玉瑞也为人耿直，心地善良。我们都有着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一面，慢慢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患难知已。她年长我十来岁，我就称她刘姐，她称呼我小王。

有一天我问她：“刘姐，鸣放时，你放了些什么？”她叹口气说：“我不是右派问题，我是因丈夫的问题受到株连而不服，被打成什么反动分子，而被判劳教的。我在重庆美专毕业，分配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画植物标本，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后，我没资格在昆明了，把我下放到楚师来教美术。来到楚师我提出申诉，他们说我对肃反不满，趁搞什么安全运动，就把我送来了。”刘玉瑞往灶洞里添了几根柴后又继续说：“肃反政策，不是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吗？我认为‘反动’这顶帽子无论如何我都戴不上。以我愚见，评判一个人的言行反动不反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否反人民。有冤申冤，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为民作主是一个合法政府的职责，是一个良知社会集体的良心。申诉制度自古有之，封建社会的县衙直到刑部大堂都设有大鼓，喊冤人只要一击大鼓，大老爷就要立即升堂。”

这个击鼓喊冤人的冤情能申不能申，这位大老爷是“青天”，还是个贪赃枉法的混蛋，我们暂且不作评论，而击鼓申诉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点，人民有了冤情，准许申诉；第二点，办案效率可以用神速二字概括。我想啊，剥削压迫人民的旧社会尚且能做到的，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反而做不到，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接过她的话头说：“刘姐，政治二字太深奥了，你是学艺术的，我是搞财务的，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些问题只有留给将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思考了。我们还是多考虑点现实。”提到现实，刘玉瑞一下子沉默不语，看得出她内心极端痛苦。她怕扯到现实，她怕想到现实。她想得知女儿的消息，又怕得知女儿的消息，更不敢想像女儿是如何生活的，她经常在睡梦中哭醒，轻轻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燕燕！妈妈对不起你。作为母亲，她不能给孩子以母爱，没有尽到抚育女儿的义务，明知女儿无依无靠，自己却无能为力，让女儿去承受本不该承受的无法承受的生活压力。女儿的不幸击碎了母亲的心，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灶堂的火苗照映在她憔悴的脸上，凹陷的眼里流出了心酸的泪滴。如果可能，她愿长睡不醒，不再回到可怕的现实！

在农场除了饥饿和劳役以外，最让人深感痛苦的还有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逼着我们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思想根源，大搞过关。人们不得不违心地承认“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把自已臭骂一台。不但骂自己，还要骂祖宗三代，使自己沦为不忠不孝之徒而苟全人世，何其可悲啊！也有个别宁折不弯者，刘玉瑞就是一个，在划不上右派，又以反动分子投入教养之后，饱尝女儿沦为孤儿之苦，又遭受新民农场肉体和精神的长期折磨，她始终没有屈服过，她坚持上诉。当然回报她的是无数次的斗争，关入黑牢，仍不服，又戴上大镣。对她进行百般折磨，一直到离开新民，她都没有屈服。她为我们女性树立了榜样，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今天写下回忆难友刘玉瑞这篇文字，一是为历史留下证据；二是表达我对刘玉瑞崇敬的心情；三是想告慰历经人间磨难而早逝的小刘燕在天之灵，刘燕安息吧！

尾声

写完了回忆录，如释重负，因为我完成了历史责任，社会责任。我可以无愧地面对历史，面对孩子，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的孙子问我：“奶奶，迫害过你，连我爸都不放过的那些人，你现在还恨他们吗？”我坦然地回答说：“不！不恨。因为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罪已经受过了，苦也吃够了，我同意你们的一位右派爷爷讲的话，倘若过去的一切能给将来以经验教训！倘若我的不幸和委屈能唤起后人的成熟，那么我们的痛苦和牺牲是值得的，我们的欣慰将是永久的。也相信当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丧心病狂的人，能自醒自愧。再纠缠个人恩怨是没什么意思的，多想些于国于民有益的问题，多做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比什么都有意义。当然创伤会留下伤痕，烙印是抹不去的。“若想伤痕烙印全消失，只有到了寿终正寝时。”

我问孙子：“你知道你爸爸的乳名为什么叫巧克吗？”孙子不解，睁着疑问的大眼睛，我告诉他说：“《巧克力》是一部苏联小说的名字，又名《佑丁之死》。说的是一位名叫佑丁的领导人错用了一位舞女当秘书，那个舞女与白军勾结，利用佑丁的名义向人民敲诈勒索，不久白军反攻，人民不抵抗。上级知道佑丁罪不至死，但当时的情况紧迫，没时间向人民说明真相，只好把佑丁枪毙了。佑丁为了党的利益自觉自愿地走向刑场，而且感到光荣。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要有人作出牺牲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想。

如果把牺牲的付出作为人生的座标，那么我就永远精神不死。

我们的牺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铺垫，我们的牺牲 是值得的。

我为什么会被定为右派

 

黄学诗

 

1958年3月我被北大哲学系二年级党支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尽管我出身工人家庭，父亲14岁离开老家崇明到上海打工，当厨师。母亲13岁入纱厂当纺织工。1949年上海解放，我考入徐汇中学，1950年加入青年团，参加学校建团工作，中学六年一直从事学校团的工作。1955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代表工农兵子弟讲话，在校刊上登过我的文章：《祖母的嘱咐》，在北大团委做学校运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57年鸣放、反右期间，我只是从内心里比较同情关于独立思考、民主自由、同人办报、办刊物等言论。因自感知识少，又不善辩论，因此并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更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反右运动中，李寄霞要我去人民大学揭发批判我中学时老同学潘世元，说他是右派。我认为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曾是地下党，怎么会解放了却反党反社会主义？于理说不通。他对人大校长胡锡奎有些意见，写信给毛主席，这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党员应有的权利，我也揭发不出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可是我们班上反右积极分子桑志达、刘福同等秉承指示，硬说我同情右派，为右派辩护，与右派共鸣，也是右派。最后在刘福同、张文德主持下给我定罪，居然说我罪状有六条之多。又不准我说理辩白，事先在同学之间做了布置，“只准他签字画押”，不准他“否认反攻”，只准我签字认罪。几十年后，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柳文超同志、刘福同同志、张文儒同志都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你打成右派。”只是说：“这是上级的意图。”“若不反你，他们就要反我。”柳文超把责任推给当时党总支书记王庆淑。

 

王庆淑同志在文革中也备受苦难。文革结束，她来太原，我去拜访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当时我们都左的可爱，让你受罪了……”后来张文儒、刘福同等也曾多次向我道歉、请罪。这些都是历史了。我们都还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但对这段历史，不应遗忘，更不应造假，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我为什么会被反成右派呢？

 

我在22年的右派生涯中，不断地写检查，反省自己，深刻检讨自己的“罪行”，现在看来还是有意义的。

 

我之所以被反为右派自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先说客观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与中华民国相对立的。中华民国是与满清皇帝的专制政府相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统上法统上都要根本否定中华民国的。名之为新中国，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就新在完全否定了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名义上是党天下，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人的天下。毛曾写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白了就是：全中国人民只能听我毛泽东一人的。

 

1956年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让资产阶级在中国绝种，让私有制在中国绝种，他基本上都做到了，但在思想战线上，在人们心目中还未能树立起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这是他一直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是他提高威信的一个机会。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公开揭露了斯大林独裁和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事实，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大为震惊，中共八大也谈了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毛当时也不得不举手同意，但他始终对个人崇拜问题有不同看法。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承认不承认，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想法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奠定了对斯大林七三开的评价。这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中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当时苏联人民并不买账。毛和党中央认为，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毛主席和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我头脑中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正确的。毛主席是我心中的偶像，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绝对权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1956年还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我们当时都迷惑不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还会有人民来游行、示威，反对自己的政府的事。毛泽东认定：这是波匈两国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实行颠覆的结果，是反社会主义的暴乱行为，毛主张坚决镇压。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匈牙利事件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应加强党的领导，放手把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暴乱思想引导在一个一个小范围内发生，然后运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再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据我所知，当年西安交通大学因为学校搬迁问题（1955年从上海搬迁到西安），师生提了不少意见，被称为闹事。武汉的汉阳一中因升学考试问题发生游行的事件，毛泽东亲自定性为小小的匈牙利事件，坚决予以镇压。这是比诸当年赵恒惕更为残暴的手段。

 

毛泽东是主张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是有局限性的，他思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想凭借他个人威望、政治策略、军事力量，引导、驱逼中国人民走向理想的社会。由于井冈山斗争经验、延安时期的革命经历、党内斗争的成功，由于领导武装斗争的胜利，他坚信三条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一是党的团结一致，思想和行动统一，不能有异己思想；二是军队必须牢牢掌握在我的手中；三是他的正确思想政治的领导，批判、消除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就可以逐步达到理想的目标。因此他在党内批判斗争各种异己思想，树立起他个人的绝对权威，没有权威，什么事业干不成。还要大力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制度等，这些思想都是有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是搞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当时中国确是存在着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文艺，出版，新闻各界，学校教育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青年学生中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等等都是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他的想法不甚一致。波兰、匈牙利的领导人就是因为没有同这些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或把斗争简单化了，才发生了裴多菲俱乐部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必须与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什么是裴多菲俱乐部呢？他认为只要几个人趣味相同，议论时政，甚至只是交流思想的都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成了后来反右派运动中打击知识分子小集团的一大法宝。

 

1956年中国的形势大好，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三大改造，意气风发，一心跟着党走，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大学生在“向科学进军”，要把青春和知识奉献给伟大的祖国。我55、56年假期都没有回家，钻图书馆，上运动场，宿舍睡觉。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自觉地发愤用功。毛泽东在1956年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逐级传达，群情振奋。学校里更是思想活跃，各种社团积极组织活动，都是与将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好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大学里，大学生对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社会主义，对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暴行，对发扬民主，对如何更好的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毫无顾忌，敢想敢说。宿舍里、课堂上甚至饭厅里都可听到热烈的争辩。总的说来都是正面的，都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尤其是对党的八大都是衷心拥护的。当然也有人对1955年反胡风运动和后来的肃反运动以及对农村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些看法和意见。不过大家都是本着拥护党、拥护毛主席，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思考、争辩的。事实上毛泽东及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全党在领导中国前进的过程中确实也是有些过错的。比如说：大学院系调整、合并；用党委制办法来领导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搞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明显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可是当时全国的报纸，全国人民都是一个声音，都是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后来听说只有吕荧提出过不同意见，说“胡风向党中央提建议怎么能说是反革命？”结果这个人马上就被打成胡风分子，也成了反革命。今日座上宾，一句话马上就成了阶下囚。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党在全国的力量这么大，谁还敢鸡蛋去碰石头呢？可是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有些不平之气，在私下里总是会说说的。这在民主共和国中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一情况，他称之为“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决心要解决这股逆流，他认为逆流来源有二：民主人士中的敢于说话的人物，二是知识分子中敢于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两种人是敢于对他的领导权威提出挑战的，是他不容易管教的势力。经过周密的思考，他决定采取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
    于是他制定了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正是民主党派人士所深恶痛绝的“三害”。他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分子座谈会，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又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以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口号，起到了迷惑“敌人”，进退自如的政治效果。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精明的、城府很深的政治家。
    在这种张好了网罗的环境下，我一个才21岁的青年学生，满怀着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与忠诚，听到党要整风，要改正毛病，要更好地前进，我是兴高采烈，全心全意地拥护和欢呼的。

 

下面我说我的主观原因：

 

我出生在上海农村，崇明岛上，母亲是纺织工人，父亲在上海给外国人做饭，是厨师。因家里贫困，1945年我十一岁随父到上海，帮助父亲洗碗，后入中国小学读书。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考入徐汇中学。1950年在褚应洪、潘世元等地下党员启发和帮助下参加了徐汇中学建团工作，后一直从事团总支工作。1952年我父亲由组织出面调到徐汇中学厨房工作，我一直享受着全额助学金。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我一直自认为根红苗正的党的事业的助手和接班人，也曾下定决心要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者。

 

我受到的教育：父亲对我进行过爱国主义和正派做人的教育。我11岁随父到上海，船到黄浦江码头，当时黄浦江中许多船，挂着星条旗、米字旗。父亲对我说：这些都是外国的，有美国的，英国的。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可是黄浦江上多的是外国船，因为我们国家不够强大。你长大了应该自己造大船。不要让外国人在我国的江河上横行。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我父亲没有上过学，只在天主教的读经班念过几天经文，略识几个字。14岁到上海学生意，学给外国人做饭。他经过自学能读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演义》。一直教育我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正直的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来办事，生活；不要做卑躬屈膝，拍人马屁的小人。他很崇拜鲍叔牙和管仲的友谊，还常给我讲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他认为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出卖朋友是很可耻的。一个人可以穷困潦倒，但不可以私心害人。出卖祖国的是汉奸，出卖朋友的是小人。一个人活着要做光明正大的君子，不可以成为卑鄙的小人。
    学校受的教育：我在读小学时，老师讲华盛顿砍了樱桃树遭到父亲责骂，他勇于承认错误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孙中山先生为中国革命而在伦敦蒙难的故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做君子，不做小人，不做乡愿的思想，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解放后，进了中学，《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是我最爱读的书，我们高中的班命名为“保尔班”，当时是登了《青年报》的。我是在党和团直接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每个假期都要参加团干部培训，接受革命理论和理想的教育，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

1955年我高三时参加了反胡风运动，报上说：胡风是反革命，我们青年团员当然应该与党站在一起，反对胡风分子。一直到1955年9月考入了北大哲学系我还带着反胡风分子的学习材料。已是大学生了，我读了这份《三十万言书》后，有这么一个问题：胡风对党的文艺政策有不同看法，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说出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就是反革命了？但我相信党中央不会错。一定还另有他们的罪行材料，也许还不能让我们知道。但光从这份意见书来看我认为还不能得出胡风就是反革命这个结论。这个话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对较为知心的朋友李存立说过，因为都是团的干部，李存立还是党员，我就坦诚地对他说出我的想法。那时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防人之心。

我是高中毕业考入北大的，数理化也学过，以为要学好哲学必须懂得各方面的知识。因此一入学就去找各方面的书来看，当然不一定能看懂，但求知的欲望是真切的。一些调干生同学（如刘福同等）在一次会上说：“有些人好高骛远，应抓好基本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他说的对。于是我就重点去读《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遍、两遍、三遍地读，开始读不憧，慢慢才有了一些理解，课堂讨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汪子嵩老师根据苏联教科书说：“一切唯心主义者（包括黑格尔在内）都是不可知论者……”但刚刚读过的《费尔巴哈论》里恩格斯说：对世界可知与否的问题，黑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恩格斯的说法是：黑格尔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肯定了世界是可知的。因此我认为，说黑格尔也是不可知论者是不符合恩格斯的说法的。课堂讨论时很多人，特别是桑志达批判我。会后徐明

还有一次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是不是永远存在问题的讨论。汪老师说：到了共产主义，对立就会消失，矛盾就能解决，差别还存在，可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还说党和人民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等等。我又不同意这看法，既然说矛盾对立是永恒的，永远存在的，怎么能说党和人民之间就没有矛盾或不会产生矛盾呢？怎么能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再有对立和矛盾了呢？当时我在课堂讨论上是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的，也遭到了多数人的批评，因为我讲的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不大一样。我认为我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并且是合乎逻辑的，我一直坚持着。我跟人民大学的潘世元说过：“我常常是班上课堂讨论中的反对派。”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去做了调查，由桑志达批判我说：“黄自己说：我是班上反右派斗争的反对派。”我认为他是嫁祸于人并且是他主观杜撰的。因为《6·8社论》以后潘已被反为右派，我也不可能与他见面，怎么能说自己是反右派中的反对派呢？我喜欢自己思考并敢于说出自己不同于他人（哪怕是老师）的意见，还敢于去争论，引起了一些人对我有看法，认为我是异类，或是什么“狂妄”之徒。

我受到党、团的教育，树立了片面的阶级观念。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因此将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引以为知己。李存立家是铁路工人，我认为这是同志，希望能与之深交成好朋友。李存立是党员，我也正积极要求入党，我认为在政治上他可以帮助我。因此我对他更亲近。我曾对他说过：真正的朋友是知心之交，比一般的同志关系有更深的个人因素，应该坦诚相待，不耍阴谋诡计。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对我有些阴阳怪气，言不由衷，似乎没有什么心存坦白的意思，我当时很不高兴。因此在1957年9月暑假回家时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借阴雨天气抒发了一通，给李存立写了一信，后他把信交出来，由张文儒出面说我这封信就是右派心态的大暴露。我怎么也闹不懂什么叫“右派心态”。

1957年5月19日

5·19北大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紧接着是谭天荣、刘奇弟、龙英华等人的大、小字报，纷纷出来，一时学校很乱。我是不同意大字报中说我们党、学校领导不好的。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整顿党内三种不好的主义，当时名之为除三害。我对学校里的大字报提意见，攻击领导的说法是不满意的，但我觉得党既然说了要大家提意见，现在大家正在提意见，因此党很难领导这场运动。我忧心忡忡，在5月25日左右我写了一张大字报《一个共青团员的呼吁》，贴在大饭厅东门口的黑板上。要求大家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帮助党整好风，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同时我还给校学生会和系学生会写信，要他们出面来领导这场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后来我说了这件事，有人说我“不相信党能领导，妄图让学生会来取代党的领导”。我当时不能接受。

林希翎来北大演讲，开始我不知道，后来传的人多了，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南斯拉夫问题。根据我那时的认识，我是不同意她的观点的，但我很想了解她怎么想的，我很想听听她的分析和想法。可是我们班刘路既不上台与她辩论，却在后面不停地喊，不让她讲，还喊“打倒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当时刘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上台去批驳。只是在人群中起哄。

真正使我被划为右派的事由是我为人民大学学生，我的中学同学（后来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潘世元辩护。他是1956年考入人大的，分在经济学系，他不满，想转学哲学系，还想转到北大来。他是老党员，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对人大校长胡锡奎有意见。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胡锡奎不学无术等等。在反右派斗争前他对我说过，我还劝过他：给毛主席写信是你作为一个党员的权利；想转学，这似乎你太个人主义了，我们可以提要求，但还应有服从组织分配这一条；你说胡锡奎不学无术这是人身攻击，不能解决问题的。大概在6月8日那天，我们见过最后一面，因为我们谈了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总体看法。反右一开始潘在人大就被反为右派，这是李寄霞同志告诉我的，她代表党组织与我谈话，要我对他进行批判，揭发。我说：潘是地下党员，我的入团介绍人之一，他对人大胡锡奎校长有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这我知道，这是他作为党员应有的权利；批评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认为不是的。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全说了，我和他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由此还是桑志达批判我同情右派，为右派辩护，最后说：你也是右派。对此我不能接受，也无从辩白。我不能为摆脱困境而瞎说别人。 

1957年5月底，我们两班联合开大班会，会上决定出一油印刊物，表明我们帮助党整风除三害的决心和态度，我班选我和凌祖鑫，一班选由叶朗和弓肇祥，共四人组成编委。我建议刊物定名为《五月》，刊登各种意见，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除三害，我主张既不太激进，也不太保守，采取不偏不倚态度，因此取名为《五月》。我负责出一、二期，《发刊词》是我写的，还有一首诗《像狼一样吃掉教条主义》。第一期我们在团委办公室干了一个晚上。后来有人说《五月》是右派刊物，我认为不是，是反对错误言论的，是要让大家自由说话的。有人说《五月》是反右刊物，后面几期我不知道，一、二期也不是反右的，而是各抒己见，帮助党整风的。好在叶朗、弓肇祥、凌祖鑫和我都还活在世上，可以回想起来的。

在整个反右派过程中，我之所以被反为右派，我能想起的，就是这些。柳文超他们党支部的内情我不知道。1958年3月由刘福同宣布给我定罪，罪状有六条之多，把我定为右派，还不让我申辩，只准我签字认罪。我不想与班上对立，更不想与党对立，于是我就签了字。

难友蒋铮1957年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黎  明

今天在清算毛泽东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他们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一九五七年，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写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信并让转铁托总统；而南使馆也回信给他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了，并告知此信将付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讨论。这两封信，“经群众揭发”而“被迫交出”。新华社驻南寕记者为此写了《专讯》，和这两封信一起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日二十三日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上。

蒋铮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当时他“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正在这时他读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他认同并确信中国共产党搞的其实正是铁托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他给铁托写信的原因。

蒋铮根据他十多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指出了在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工作以及农业合作化上的严重错误。他认为，农业合作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造成饥荒、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不到一年，各地便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几乎百分之百的农业户赶入合作社，实现了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第二年许多地区便出现了粮食以及猪、鸡、鸭等严重减产，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七十二户三百零九人人中，就饿死了九人，很多农民要逃荒。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八个县一百六十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但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却叫农民吃草根、树叶、山果之类的“代食品”。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广西饿死人情况比蒋铮说的更严重

蒋铮毕竟只是一个科员、低级干部，不知道更多的“机密”。事实上，广西省一九五六年饿死人的情况比蒋铮讲的更为严重。新华社记者刘远修当时写了《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刘远修指出，经广西省检查组两次调查，平乐全专区在一九五六年一至七月间共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因灾死亡”

刘远修文章指形成灾荒的原因是：一、减产报增产；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平乐县采取捆、吊、脚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残暴手段逼农民交粮；另方面又克扣统销粮；三、中共地县委压制群众和干部反映灾情；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在严重饿死人后说：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乐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其毫无人性，竟至于此！据刘远修文章透露，广西省不仅在一九五六年饿死过人，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都饿死过人。如富锺县在这两年，因缺粮断炊而病倒的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同时，饿死人的事件不仅广西有，其它省份也有。一九五七年新华社“保定四月十七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宁晋县由一月以来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二十五起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后来也曾“严肃处理”过这个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也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正如蒋铮所指出，这次灾难“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种方法”，说穿了无非是以谎言掩盖谎言，以大谎言掩盖小谎言。其后果便是小灾难引出大灾难。诡辩、推诿、嫁祸于人的结果，就使接着的三年人祸中饿死四千万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广西为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一九五八年广西省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一九五九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韦国清则亲自坐镇临桂县指挥“反瞒产”，结果“反瞒产”成绩辉煌：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两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于是，仅环江县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十六万，贺亦然果然创下了“广西第一”！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百多户人家死绝。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五十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饿死人大省。四川省饿死一千二百万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可的数字。河南省的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陶铸私下承认有一百多万。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什么叫“斯大林主义”

蒋铮认为以上的农村问题以及干部政策、肃反问题，都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那么什么叫“斯大林主义”？蒋铮作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顾当年那场祸国殃民的反右运动，才能认清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多大的罪恶。是毛泽东一伙扼杀了像蒋铮、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林昭、冯元春、陈奉孝、岑超南等一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思想，镇压了黄万里、杨兆龙、曾昭抡、陈时伟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打倒了顾准、沙文汉等一大批中共党内有抱负、有理想、又内行的领导干部，才把中华民族拖进了万劫沉沦的深渊。今天在清算毛泽东滔天大罪，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蒋铮等人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难友蒋铮虽然早已西去，留下的这封封却熠熠生辉！

附：难友蒋铮给南大使的信及南使馆的回信

【新华社南宁1957年10日23日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右派分子蒋铮（广西省全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分，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入团），今年5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五、六千字的一封信寄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并转铁托总统。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 6月18日，南使馆给他写了回信，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并将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两封信，是经群众揭发于最近被迫交出的。

下面是蒋铮给南使馆的去信和南使馆的回信。

亲爱的大使先生阁下：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干部，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今年三十周岁，从十六七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过去曾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斗争，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之后，又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斗争，1948年由华南国民党统治区跑到华北，进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工作，49年又奉调南下工作一直到现在。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近些年来我一直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宣传到几乎令人盲目迷信的程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似乎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
    虽则他们在表面上也表现了十分谦虚，欢迎与己见不同的人提供意见，实际上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付与己见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一套传统的办法，这一套办法是：在宣传工作上，在完全了解某些典型意见（通常的所谓典型思想）之后，鼓励盲目追随自己的群众，采取排斥异端的做法，进行群起而攻之的所谓“批评”，他们对于这种批评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打击邪气”。随后在组织上，在强调服从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利用组织压力，进一步进行暗中的排斥与打击，将他们从这个岗位调到那个岗位，从领导调到下层，他们对于这种在组织上的排斥他人也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下层锻炼” 。
      这些办法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不过是从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宝库中拾来的一些法宝而已，借此达到完全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目的。
      自从1951年以来我个人由于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领导意见不合，而遭到以上那种暴力专制的排斥与打击，我没有随波逐流，所幸他们始终排斥不了也打击不了我，我今天仍然存在，而且还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在国家机关工作。
      当然这些年来我是感到非常苦恼，正当我苦恼的时候读到了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我读完这篇演说之后，心情非常激动，回忆十多年来为了追求真理所经历的痛苦历程，指望当今能够正确地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投奔中国共产党，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如人意，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
      关于这些方面的事例，在对国际关系由于新闻封锁闭塞，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能作何意见，但在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我多少是了解一些的，过去那些不了了之的问题比如干部政策上的严重偏差以及肃反工作上的扩大化等等暂且不要去谈它，为了节约篇幅起见简单地谈谈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够严重的了。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之后，各地好像是发了疯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宣传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了反“右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农村合作化的面，几乎达全国农业户数的百分之百，他们满以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造就算完成了，社会生产力就会提高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合作化后的第一年（1956年）全国好些地区出现了粮食以及其他农村副业（特别明显地是猪、鸡、鸭等）严重减产，生产力大受破坏的状况。 1956年的春天（也就是合作化问题报告后的八个月）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在这个时候曾饿死了不少的人。我不久前去过的一个屯共72户309人，去年由于饥饿致死的达9人，约占总数人口3%(这个屯就是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 ，很多农民进行了从前少有的逃荒(即逃避灾荒之意)，携儿掣女逃往他处就食，当地农民将去年合作化后造成的饥饿称之为“粮食灾荒”。
      那些愚蠢的官僚机构以及官僚主义者对这种现状是熟视无睹的。当灾荒严重农民进行逃荒的时候，当地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王文陆曾宣传叫农民吃“代食品”（即草根、树叶、山果之类），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8个县160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在去年的当时各县各地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大批农民逃荒，这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
      对于这些不可容忍的现状，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理智地解释为个别的局部的或者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问题。为自已的错误辩护，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解释与辩护不通的时候他们通常爱援引一些哲学理论来加以申述，而申述的结果往往又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诡辩论了。
      当理论上的事实说服不了别人的时候，往往就将问题发生的根源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固然我们不否认敌人随时随地在伺机破坏我们，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问题敌人都能破坏我们，敌人所能破坏的只是那些问题的发展已造成了使敌人有破坏的可能条件的时候，敌人才能进行破坏，中国古代名文学家苏东坡曾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馋入之。”简单地几句话，指出了一些问题发生的真理。举世闻名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造成的。如果没有使敌人有可能破坏的条件，敌人又何以能够施展其挑拨破坏的伎俩呢？
      革命的成果是在与敌人斗争中取得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害怕敌人的破坏与威胁，在许多问题上许多事实证实，敌人的破坏往往是次要的，而内部的问题往往是主要的。当作那些大力宣传敌人在破坏某些某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又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对广大人民意志强力压制的前奏，接着来的便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广大人民的头上。他们常常大力责怪“有些共产主义者在探讨苏联经验的时候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事情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事情的主要方面”(《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实际上是本身的问题，责怪别人也是责怪不了的。
      以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虽则这一名词在我们国家内是禁止使用的，但他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组织机构，一套制度，一套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那么这个名词还是应该使用的，有的人认为“斯大林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故意制造出来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斯大林主义”的问题。
      我没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上关于谴责斯大林严重错误的《秘密报告》。而且接触到其他材料也很少。从各国共产党所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看来，这个《秘密报告》好像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非正式的文件而发表过的，但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透露一点关于这些方面的材料，根据某些评论斯大林的文章，以及我个人追随中国共产党革命十多年的体会，按照斯大林惯于各种通俗公式表述一些问题的方法，关于斯大林主义也许可以作为如下的表述吧！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头上。”
      如果以上的表述不算是很错的话，这种主义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已经造成了严重错误，而且也是极大的愚蠢。正如铁托同志所指出的走向一条“死胡同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将会给全世界进步人类带来了未来的无限美好前途的希望，全世界的进步人们都渴望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什么疑问了的，但是由于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给人们的希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我认为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致命的问题。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后，一切似乎有所好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苏联共产党表现了愿意改正过去一切错误的最大决心，苏联共产党的这一态度曾大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好转的气象，但是自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开始有些害怕了，他们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在这点上中国共产党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在解释了一番民主集中制之后，就曾公开的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一含血喷人的话很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俗话：“一条竹杠打死一船人”来加以比拟，因为这样的谈话简直是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省级报——《广西日报》曾将今年6月20日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时在刘晓大使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讲话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作当天当项新闻的头号标题。这一些也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而其主导思想是害怕放弃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因此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一切也还没有什么改变。在当前来说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公布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其目的也并不是尽在宣传铁托同志所指出的某些真理。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借此展开一番批评，从现实发展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刚不久谴责了斯大林，可是口沫未干，他们又开始发怒了，那些拿高薪受豢养的专业文人开始大作文章了。
      根据我们国家的惯例：有关政治性的批评在《人民日报》未表示什么态度之前，任何人、任何报纸都不敢表示什么态度的，自从有关政治性的《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之后，各报刊杂志的评论也就多了起来，但是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报格，都不过是作为《人民日报》的注脚而已。
    这些文章我也大致地看了一些，大部份是在说别人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或则在解释什么是“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其实谁是“教条主义”谁是“修正主义”已很明白。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除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之流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到现在为止就只有斯大林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那些从“右”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早已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了。至于从“左”的方面来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多仍在各国共产党中当权。这就是当前的现实。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话：“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如果撇开其中带侮辱的涵义之外(因为说他们是犬是不妥当的)，也恰好是这种现实的写照。
    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这里似乎用得着毛泽东同志在十多年前所说过的一些话：问题是什么样的团结呢？现在的问题是：□万人盲目地服从一个人底意志的团结呢？还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就不用害怕，一种不同意见的出现就不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为真理是从争论中求得的，要求进步的人都会服从真理。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当权人物要求的是前者的团结，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也是斯大林主义深刻影响的结果。
    为了制止这种深刻影响的继续发展，为了有效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是非常有必要提出“第二条路线”的主张，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者深刻地考虑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抉择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在我个人方面来说：由于人微言轻，学识有限对国际事物了解很少。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二条路线，一时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根据个人参加革命活动十余年来的体验深深地感觉到，按照现在某些领导所掌握的原则办事，不仅有很多事情办不通，而且整个局势的发展将会愈来愈坏，这些原则一般都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所决定的。这些原则上的问题是：（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 （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 （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 （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 （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 （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 （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在以上问题中他们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往往在执行中就发生不少的问题，而且又是严重的问题(固然这是和那一套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官僚制度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二条路线”中不仅原则上应明确规定，而且还应该将斯大林主义执行不通的原因予以揭发并加严格地区别。

在他们发怒之余，当前又表现了一些清醒，据报载：苏联政府表示了愿意与贵国政府改善关系。但在我看来这种清醒的程度是很微弱的，他们以往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的犯了很多错误，在改正错误这个问题上，从目前的某些表现看来，他们仍然和过去的统治者一样，对于自己的错误是非常吝惜去改正的，他们害怕改正了错误就会保持不了他们的权位，就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封建帝王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下过很沉痛的“罪己诏”，虽则这是欺骗人民的，但究竟是公开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在做了错事的时候却往往要将自己的成绩大肆宣传一番这后方展开检讨，而在检讨的当时往往又不敢将这些错误归之于整个领导方面，而将他归之于某些个人方面，这就是一个例证。
    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南斯拉夫在国际活动中很活跃。同时南斯拉夫首先看到斯大林主义没有出路，带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不管过去某些人对南斯拉夫作了非常背叛自己良心的污蔑，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大家都看清了。现在当作那些斯大林主义者尚未十分清醒的时候，南斯拉夫共产党及政府有责任有权利同全世界无产者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的纲领——“第二条路线”的主张(叫这一名称也可以或则不叫这一名称也可以，只要与现行的斯大林主义有所区别就行) 。我作为一个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作为在中国目睹了“斯大林主义”祸害的见证人，坚决支持和拥护你们的主张，并以能有机会履行这些主张为人生的光荣事业。
    敬爱的大使同志：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为止，我衷心地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这封信能转到敬爱的铁托同志那里表达一个中国人对他的景仰，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信，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用中文表达我以上的意见。
     我现在的工作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食品公司(不久将合并为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通讯地址是广西省平乐镇牛边街22号。
                    致以
崇高敬礼！
                            蒋铮1957年5月14日

敬爱的蒋铮同志：

你给我们大使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对于你在信中向南斯拉夫领袖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的情谊，谨致以谢意。
    同时我们愿意通知你：来信所提的问题将在6月底召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本年11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两个代表大会将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遵照你的要求将来信及译文转给铁托总统。
    随信寄上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今后我们将随时给你寄上本使馆所发的中文材料。此致
敬礼！
秘 书： V.达柯维奇1957年6月18日

唐振常的忏悔

 

唐克龙

 

1957年整风鸣放，许多知识分子不明就里，在各种座谈会、鸣放会上，或书面或口头（但不管哪种形式，都是有书面记录的），或天真或故意，给共产党、他人或自己提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当中，有些诚然很尖锐（如储安平的“党天下”），有些其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后来的“反击”阶段，这些意见大抵都被当成“罪证”，成为戴上“右派”帽子的依据。

 

应该说，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态势之下，舆论一边倒，有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置身事外，做到始终清醒的呢？大部分都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提了一些没有考虑后果的意见，袒露了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在那场运动中，有很多人都给别人造成了有意无意的伤害。但是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仍然难以看到多少表达忏悔之情的文字。对罪恶的沉默仍然在继续，这是令人失望、并且值得我们深思的。

 

不过在一片静默之中，偶尔，我们也仍然能读到一些心灵的忏悔。唐振常先生在《小记黄大师药眠》（收《川上集》，三联书店

1997年4月版）一文中，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文字。唐先生的文章写到了对黄药眠之成为右派的不解，以及自己曾经因无知而“紧跟形势”对黄药眠造成的伤害，表达了对黄药眠

接下来，唐先生写到自己的忏悔之情：“写到这里，我深深感到内疚。‘反右派斗争’之时，在我写的一篇短文中，对六教授谈话也曾不指名地出以深文周纳之词。那时满以为是坚决响应号召，做理所当然之事。事后思之，真感坐卧难安。‘反右派斗争’之后，我没有见到过黄大师，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看到过那篇短文。假定他见过那篇短文，我猜想他是一笑置之，不以为意。果然，我就更感对不起他，有负于他早年对我的一次劝导。那是一九四五年，我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杂文，题为《跨海讲学》，讽刺一位我以为并无学术的人应邀去美国讲学。文章发表之后数日，与黄大师相遇于一个晚会中，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种文章不应该写，近乎人身攻击。如以为材料可用，以后留作写小说可也。其时年少气盛，并不完全理解黄大师说话的一番苦心，也并不懂得，他这句话实际是在给我讲解不同文学形式应有不同之用，并指出了写文章不能随意而为。我那时只是为他的君子之风所感动。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写所谓反击‘右派’进攻之小文，故技重演，且施之于德高望重的教我者的黄大师，言念及此，更感惶悚无地，恨不得起黄大师于九泉之下，向他三谢其罪焉”（见《川上集》

辛酸姻缘

 

刘  正

 

“刘正，你已定为右派，准备接受批判罢!”这是1957年秋一个晚上，水口山二厂支部书记肖某在我举行婚礼的前夕来通知我的，脸上露出猫捉住耗子在咬死前戏弄一番的得意神色。

 

C老师是一位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曾遭遇过不幸的善良女性，在市内的干部业余学校工作；我则是初次尝到爱情美酒的大龄青年，任教于近郊合江套的水口山二厂职工业余学校。我与C的婚姻关系在整风反右前即已确定，肖某每次见到我总是皮笑肉不笑地向我“讨杯喜酒喝”。

 

在已定我为右派后，他不露声色，硬是挨到最后一刻才给我猝不及防的一击。当时任工会主席后继任书记的李爱民向我透露：肖某曾对他说，那么做是一种“斗争艺术”。第二天我迟迟不进城，女方那边的人不明原委，一个劲打电话来催。挨到下午，我想这件事是瞒不下去了，唯有向C说明实情，解除婚约。孰料当我步行到C所在学校时，一大帮子人不由分说，推推搡搡簇拥我上婚礼台。我昏昏沉沉，不知闹哄哄的人群在说些什么，傻乎乎地站在台上，只盼这场闹剧赶快收场。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肖某竟也在宾客中，而且坐在前排，正欣赏着他的斗争艺术的杰作——耗子在猫爪下痛苦挣扎的实景。婚礼终于结束了，我走入“洞房”立即对C说明情况，并提出为了她的前途，我们必须终止关系，断绝往来。可怜的C六神无主，啼哭不止，而我又太软弱，不忍离去，勉强留下了三天。如问我在这三天中有什么感受，那就是体验到了死刑犯人在临刑前的心境。三天后回到厂里，等着我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磨刀霍霍的批斗会。其内容不外两条：

 

一是“仇恨新社会，幻想蒋介石卷土重来。”其根据是我于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蒲阳的空军幼年学校读过书，毕业后在杭州学过飞行。殊不知这一切是我父亲安排的，而他老人家是几十年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民主人士。我自幼在他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空幼”的教育长汪强及多名老师均是有进步思想的爱国者，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下，我在学识和做人方面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我学飞行，父亲告我，“有朝一日你可驾驶飞机投奔解放区”。

 

    二是“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实际情况是：大鸣大放期间，厂里设了大字报代写处，要我为文化低的工人代笔。工人们响应号召，鸣放的积极性很高。工厂实行三班倒，代写处日夜门庭若市，弄得我写个不停难有休息。反右开始了，中央规定不在工人中划右派，于是我这个教师就由奉命代笔变成了当然右派。我被定为“极右”，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在婚假三天后我与C即被隔离。牛郎织女虽然“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毕竟还有七夕相会，而我们却从此永远分离了。我办了离婚手续后去劳教所四年，以后回厂养猪十余年。多年与猪为伍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养成了我的孤僻性格，改正后亲友劝我尝试“老年婚姻”，我一概谢绝了。如今已七十有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我不以为苦。“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刻骨铭心，太可怕了。  

 

“他生未卜此生休”，我不敢再与恋爱婚姻结缘。��

 

三天的新郎！

 

我毕竟还是当过新郎的啊!��

 

怀念梁燕

 

                            刘  冰

 

我是从2009年3月17日

车忠文发来黃竹琴的《红心可鉴》一文中得知梁燕离世的噩耗的！

 

我认识梁燕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重庆团西南工委的时候。只见他留平头，蓄小胡子，步履较快，略带贵州口音；办事雷厉風行，热心于公众事业，思路敏捷，为人厚道。这些鮮明特色成了我记忆中永难磨灭的印象！其时，他是少年先锋部（即后来的少儿部）里一位科长，我在《西南青年》杂志社。由于他十分活跃又热心为公众服务，大伙推举他为团西南工委机关里开展职工业余活动的负责人之一。那年为迎春节，他一方面张罗着让百余人吃上腊八粥，还不知疲倦利用业余时间安排佈置节日期间乒乓球比赛、大合唱和交际舞等等文娱体育活动。

记得那时号召干部买苏联花布后又动员购呢子料做衣服，梁燕当即响应。以后就经常见到他在春秋季穿上浅蓝色的毛料中山装。这也是我所见到他的惟一一套质地较好的服装了！

之后，川东、南、西、北撤區合省，西南局亦随之撤销。约1954年梁燕与我先后到成都，他任《红领巾》总编，我在《四川青年报》工作。其时梁燕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使《红领巾》成为少年儿童们的知心朋友，他深入基层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创办仅两三年的《红领巾》由于知识、趣味与思想教肓并重，在全国发行即突破十万份！谁知梁燕竟在1957年那场史无前例、蓄意廹害知识分子的阴谋中罹难。其时，没有作过任何“鸣放”，更无半点“反动言论”的他却被划为“极右分子”。除了开除党藉、撤职，还由行政16级降至25级（连降9级创全国右派降级之最。此举即使在传统封建社会处理内部矛盾中亦属奇闻），并帶下农村监督劳动！梁燕之所以遭难，全因当时团省委书记王毓培不择手段讨好四川省党魁李井泉所致。王因此前在全国团代会上，为紧跟“鸣放”作了一个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发言，当即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无甚文化却善于投机，刚由县处升至副地级的王回川后在李井泉面前痛哭流涕，深刻检讨后向李表明“誓死紧跟”的忠心。反右运动时，王毓培为了邀功請赏，除了在团省委和《四川青年报》社大肆乱抓右派外，更不择手段把《红领巾》社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干部划成右派（此事在本人所写《团四川省委反右运动内幕》一文中已有详述）！

在冕宁农村我和梁燕分散在不同的生产队里劳动，相距好几公里，平时很难见面。一次我到粮站买米，见刚交了一挑粮食的梁燕正坐在扁担上抽烟休息。那时他每月工资34元5角，还要养家糊口，一个月仅有十几元开支！除去9元伙食费，还要订报、买灯油，连1角4分钱一包的春耕牌烟都抽不起，只能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或更便宜的旱烟、叶子烟！时值初夏，见他穿一件蓝得发灰的中式对襟挂，单裤的脚边吊着布条，蹬一双破了的胶鞋！我的“装扮”虽也与之差不多，但因“旁观者清”，我却总难将此刻的他与在国民党时期为争取民主自由、出生入死为共党统治全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士形象联系在一起；亦难将此刻的他与曾是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下农村后因为精神苦闷时常一杆接一杆地抽烟。这次得知他染肺癌离世很可能与吸烟过多有关！那天我们在粮站门口边抽烟边谈心，互相心照不宣谈了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的话！

最近有资料披露，在极权高压统治下，自杀者在遗书中也不得不三呼“万岁”！这是怕进一步连累家人啊！所以当时尽管我们内心对许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但也必须深藏不露！

其间我们经历过疯狂的大跃进。在右派们的口粮由每月29斤降到9至11斤的情况下，当局还要强制我们每天从事近20小时的劳动以制造“大好形势”下的“政绩”！（有资料证实，大跃进和历次运动导致四五千万人死于非命！）当时因为长期饥饿榨干了体内所有的“库存”，我们不仅挣扎在死亡边缘，还要耽心随时有被批斗的危险！其时有的自杀，有的得水肿病离世，挺了过来的都是大难不死！

之后梁燕终于成了“摘帽右派”，表面上是“回到人民队伍”，其实是监督使用，他被安置在基层供销社。有一年我遇见他，他自豪地对我说：“我现在成了识毛皮的专家了！”。在山区，农民经常拿各种皮子到供销社卖，梁燕边做边学，练就一双火眼金晴。他还说：“农民真苦，什么都舍不得，有一点东西都要拿到供销社卖，目的是换几个盐巴钱！”

1979年初，我们不约而同分道回到成都落实改右政策。一次在团省委，当时我对所谓右派改正的结论持有不同看法。此时正在一旁的梁燕对我说：“不必去争了，说穿了，即使在结论中把你我写成一朵花又有什么用？！”真是一语中的！我们二十余年大好青春，因了强权与卑鄙的阴谋所制造的“罪名”而付诸东流！所谓的“改正结论”能对举世震惊、如此荒唐的悲剧作出丝毫解释吗？！

梁燕是很看重情谊，亦是十分热爱生话的人。约1996年，他偕夫人黄竹琴由贵阳回到成都，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右派同学们聚一聚，二是去曾经劳动改造生活过的冕宁县看一看。因为梁燕回蓉促使我参加了“聚一聚”的活动。其时由在新津县任副县长的老右文丕衡出力张罗，弄了两辆车子，大家还去看了看因脑部病变瘫痪多年、孤身一人在荣军疗养所的右派友人柳建平！在新津，由文丕衡作东,大家吃了午饭去参观附近的道教庙宇。我们一行乘车至道观山脚，梁夫人黄竹琴因身体不适留在车内休息，梁燕却兴致勃勃和我们一同沿陡峻的石阶上了山。在庙堂厢房大家一边品茶一边听女道长讲该庙的历史沿革。想不到那次去新津与梁燕谋面竟然成了永别！

以后得知梁燕去了贵阳，后又得知他从贵阳回到成都。他回成都的近一两年我因身体欠佳亦未去过成都。但是当我将梁燕回到成都的消息电话告知在广汉文化馆的罗永成时（罗原是《红领巾》社编辑，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受开除公职及劳教处分），罗很是兴奋表示要与梁燕进一步联系！

梁燕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清华大学（1950年级）攻读，深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清华精神的熏陶。谁知这些传统美德在1949年后竟成了毛一手控制的共产党批判的对象。但要梁燕学着尔虞我诈、跟风拍马他永远办不到，万般无奈的他只能沉默！

从1947年起就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争取民主自由活动的梁燕，在1949年后为什么却会横遭黑祸？只要看一看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人的下场就十分明白了！在共党拿下政权后，凡具有独立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大都没有好结果。最近有资料披露，毛泽东对地下党有一个“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方针。从而使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在莫明其妙中一个个挨整！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不断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除了无奈的叹息还能有什么呢？！

在所谓落实政策后，因为对右派的改正政策极不彻底，一些右派们的才干也仅能得到极其有限的发挥，更有的至今还处在茫茫无尽的申冤路上！反右运动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对许多明摆着的大是大非依然因了维系层层黑幕的需要不容公开评说！当局极力想让人忘却历史。但在那耗尽无数人的青春，令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且沾满数千万人鲜血的黑暗岁月岂能容忍权势任意抹杀？！

梁燕，你的思维是如此清晰，处事又极其精明能干，对许多问题你虽心知肚明，因了种种原因你总是三缄其口！你是在强权政治下不得已才忍气吞声的啊！

事实是历史决不容混淆和遮掩；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幸福的决心无任何恶势力可以阻挡！到时定会彻底清祘极权恶棍的滔天罪恶，并向其一手制造的一切不白之冤全面讨回公道！安息吧，梁燕！

2009．3．20夜于四川德阳

“打非办”根本不把“胡温新政”放在眼里

 

铁  流

 

“打非办”是个什么机构，部级？局级？处级？不得而知？隶属哪个单位管辖，公安部？国安部？新闻出版总署？更是不得而知。它一不挂牌办公，二不按规矩行事，就像一个贼窝子躲在暗处，想做什么坏事就做什么坏事。所谓“非”和“黄”没有法律标准，全凭头头们一句话，纵是基督圣经、佛家弘法，只要政治需要，也可视之为黄色文字。

 

别以为它是个不起眼的“办”，可权力大得出奇。不但不听国务院的话，甚至不把“胡温新政”放在眼里。用当下老百姓的话“共产党乱了套”，再不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成了“下级”霸着吃，中央倒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壳壳。

 

何有此语？本人深有领教。上月（10月26日

），为《往事微痕》遭有关部门非法扣押一事，我在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写的第八封公开信中曾道：“为了让胡主席了解真实情况，从现在起我们每期通过邮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每人寄赠一册《往事微痕》，请你们直接查查《往事微痕》是否是违宪违法的东西，对国家的进步有利还是有害？”

 

我们这样说这样做。2009年10月30日下午两点

这可是亘古未闻之事，纵在封建社会受屈受冤老百姓，因不平而给皇帝老倌写状词，没哪一级官员敢查扣，除非不要脑袋？而今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万恶专横腐败的法西斯独裁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以后，人民却不能给人民领袖寄申诉材料和反映问题；不但公然查扣，还说它是“非法”，这未免太无法无天了！

既然说它是“非法”，就得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说出一条二款来，何况此件是寄给国家领导人的，有什么权利从邮局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现在不但扣押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信件，还扣押人民群众给中央领导的信，真是岂有此理，比流氓还流氓！

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怪胎“打非办”，何以凌驾国家法律之上？扣押后又不给任何手续，纵是邮局也无法查询。就像一个技高的小偷不留下作案证据一样，使受害人控告无门，抓贼无赃，真有说不出的苦衷。但我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寄，收一次就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公布一次，把你们所做的恶事都记载下来。

《往事微痕》区区一个复印本，所写所载的全是右派老人们在毛泽东暴政时代所经历过的苦难与冤屈，血腥和残害。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怎么和“非法”二字对得上号？这样胡作非为，只能把中华民族有过的历史彻底埋葬，留给子孙的全是虚假说谎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反胡温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是什么黑后台支持你们令你们利令智昏，不把中共中央九大常委放在眼里，截断他们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纵容毛泽东有过的罪恶，去掩盖历史真相？我们奉劝“打非办”衮衮诸公，不要为毛派势力复辟卖命效劳，更不要为“五人帮”翻案充当打手。中国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友谊回声

 

湖南省岳阳市易迎祥：

自57风云之后，《往事微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为中国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的刊物。它敢于向邪恶挑战，伸张人间正义，还历史本来面目。50多年之后幸存难友已寥若晨星，在风烛残年中孤独无助地期盼着不白之冤能有水落石出之日。《往事微痕》送来精神食粮与生命信心，告诉我们被翻过去了的那一页历史不会因强权打压而遭淹没。论交最喜廉颇客，解道朝盈与夕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不能停止为使人类不再重蹈覆辙而战斗！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区营田镇尚林小区29号楼（414418）

辽宁省阜新市“五七二代”刘旭：

我现在没有工作。是的，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我们做晚辈的更应该了解这段历史，正如那句“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所说，不会忘掉老一辈们所受的身心迫害，所遭受的那么多的精神折磨。刚刚看了您的两篇文章，又是以泪洗面了。每次看老人们的文章都是这样的。 那段可恶、可憎的血泪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老人们那颗受伤的心是无法弥补的。祝所有幸存的老人们身体健康！能看到洗冤的那一天，也能给天上的冤魂地下的英灵一个安慰！！我没有财力支助你们，只能精神支持你们。我为你们呐喊：奋力抗争到底！就是胜利！但一定要保重身体！    2009.11.27  15:14分

铁流兄：

我最近结识了现住广州的难友曾敏之。他是前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在六四次日，将该报开天窗，标以“痛心疾首”四字，差点再倒大霉。他现年92岁，仍头脑清醒，每周写一篇文章发到香港。他现在仍对香港文化界有很大影响。建议以后每出一期《微痕》寄给他一本。他的住址是：广州市先烈中路98号之一202室。

西安高野：

铁流老师老弟：我将你写的《就“往事微痕”遭到有关部门非法截堵，铁流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八封公开信》复印了16份，除发给上次寄你的十位签名者，还寄给了云南、四川和甘肃的一些常联系的难友，使他们知道“微痕”来之不易。将黄永玉的几首与“反右”有关的诗，复印奉上，供“微痕”补白用。很难说哪种文体更有暴发力。你穿插一些旧体诗，很受五七老人的青睐。

你批评的“毛主义党”，日前在重庆受挫，这无关我们的事，尽量不去碰它，君不见，它在四川、陕西盛行。他们没说过不利于“微痕”的话。收缴“微”刊复印件的事，在四川、陕西并未发现。你为拙作写序的事，我仍焦急地等着，盼你在日里万机中，腾出点时间赐教。 

2009年11月10日

广东朱忠康：

铁流、博绳武、黄河清诸位先生：谢谢你们寄来了东西，让我这个井底之蛙大开眼界。你们出了丛书，把长篇文章结集出版，很好。我也想把我的文章寄给你们，想通过你们编辑之后出版。这部书原来取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现在我把它改了叫《文革后的反右运动》。

五十多前的难友们历尽磨难的经历，基本上都有人写了，但是当我们这批人改正之后从地狱来到人间之后又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却很少有人书写。如今我写了这部从踏出监狱来到人间之后的一系列经历，而这场经历却比五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更为恐怖，这是一场针对一个人的大围剿运动。这场运动是反右及文革之后的一场延续，它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方面六十年一贯制有极大的关系。五十多年前他是中央领导反右运动的组长。五十多年后，是他把这场反右运动说成“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罢了；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要把毛泽东当作偶像来供奉；是他取缔了西单民主墙；是他领导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 都是继承了毛的阶级斗争一套做法，其矛头都是针对过去右派的，把王若望、刘宾雁等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再度把他们打成右派。接着他终于露出了刽子手的真面目，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了下去。当他正在发动这一场场运动时，他们正在对我进行着一系列的打压和围剿。

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个小人物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和打杀，在这部书中对其来龙去脉都作了详细的交待。在书中还揭露了中共和毛泽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那就是毛泽东这个大人物的“四个伟大”就是利用打压我这个小人物来达到目的的。当我还是个十多岁孩子的时候，这个大人物已经对我作为敌人来进行打压了，通过我这个小人物的特殊功能，实现他的超级魔王的梦想。毛共为了实现卑鄙的政治目的，在对我这个无辜者进行打压时，还株连了千千万万个其它无辜者。这种株连在我出狱成为公民后他们仍继续运用着。当我买了广东韶关当地第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后，这支股票就无声无息地不上市了，当我买了几家一年期的企业债券之后，从此不还本了，讨了十年总算发还给了本人，但是利息没有了。许许多多当地人特别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老人，几乎是血本无归。他们甚至可以把数万人居住的小区划成为像劳改队里的严管区一样。在这部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党员们在我面前所作的种种丑恶表演，暴露了他们的残暴和流氓本质，他们在我吃的食物中下毒，位于我头上的特务更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恐怖的威慑，他们那种毛泽东式的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从未停止过……

不过我并不怕他们，我甚至与头顶上的特务作过面对面的交锋。既然毛泽东集团人物“我们是恶霸流氓，我们怕谁！”那么对于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还怕什么呢？

为了让你们对这部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把这部书稿的目录寄上。同时附上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看看可不可以成为你们入选的稿件发表。

这部书稿我还想作一次较为详细的修改，然后再补写一个序，把心里的想法通过序言来说明。如果你们认为此稿可以入选，我就马上做修改和补写序言工作。如果不行，那么我就束之高阁了。

等候你们的回音。祝你们健康愉快！

胡显中：七律一首读《往事微痕》有感：

每思《往事》发冲冠，忍看《微痕》血未干；口蜜常吹伟光正，心毒出手杀关管。无天无法始皇梦，失信失德百姓怨；今日依然魔影在，自由民主路漫漫。

辽宁阜新刘凤麟：

《往事微痕》难友兄弟姐妹们：您们好！您们辛苦了受累了！《往事微痕》是百花园中的奇葩，各位是园丁。《微痕》在您们的精心护理、培植下，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一支壮美的鲜花。香飘四野，争芳斗艳。迎腥风血雨，斗暴雪风沙。发达的根系，在沃土中伸延发达。给人们欢愉、希望和寄许。有良心的国人，人性萌发和《往事微痕》结成良师盟友；我们五七年的难友更是离不开她。九零后、八零后的青年朋友，传阅印发，如发现新大陆般地惊奇泪洒——祖辈父辈们在“红太阳”“大救星”毛泽东时代，遭到万恶的毁灭，杀、剐。大学的学子们学完《毛泽东思想概论》发自内心的谴责，将奸雄暴君的嘴脸揭示天下。见鬼去吧，我们再不听信骗子的假话。三十五期《微痕》中《冤民临终泪》一文，是我个人自毛泽东死后，三十多年来向中国共产党政权下的清华大学党委奋力申讨公平、正义、法理、人性、良智的全过程。共三万八千字（其中给几届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总理及十七届党代表大会秘书长，以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委、教育部、初中级法院等的信函和起诉状等均未得到符合法理人性的答复和解决）。该没有文学的渲染，尽量如实地揭示中国特色的法制的全貌。当代犬儒、卫道者说社会主义法和资本主义法不能等同视之，是有区别的。我们的法制还不完善。我真忍不住要问：是不完善吗？不是。是既得利益集团无视人民对公平、正义、道德法理和人性的要求，不去兑现温总理向人民表白、许诺的“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请问，对于遭受毛泽东政治迫害长达二十二年的，受尽苦难的

为了获得这颗“良心”的温暖关怀，在“逼上梁山”的状况下，除将《冤民临终泪》发在网上之外，我又写一封《致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公开信》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第七期上。我遭受了二十二年的政治迫害，老伴（78岁）受我株连无权参加工作，因而无退休金。我的收入每月930元，住无所居，无儿女，生活贫困交加，活着受死罪，不如死了好，告别这一生未见光明的世界。死了解脱了一了百了，不再抱希望的降临。我的生活态度，依然是多次网上声明的老话“活要人权（宪法赋予的），死要瞑目”，以生命向清华大学抗争。

《往事微痕》已出三十五期，清华大学的难友中只看到郭道辉的文章，为什么没有其它人的陈述。您们都在哪里？钱伟长已经被招安了。有人说，吴祖光、刘宾雁招集的右派座谈会是被他出卖的。假如是真的，我为他感到耻辱和难过。这也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网上十分偶然地得知，清华大学的孙保宗、马维奇、张仁和遇难了，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用一九五七年两首短诗，以追思悼念死难的难友：腥凤血雨突降临，学子精英遭厄运。批斗抓捕凄声震，泪洗清华葬冤魂。

泪水，泪水，你流吧！流干了再以血填充。没什么可以保留，青春和生命已不属于私有。拿去吧！被毁灭者已无所求。泪水， 你流吧！血和泪汇合在一起，构成洞庭的大小。波涛、巨浪澎湃汹涌，冲向黑暗，流入长江，奔向东海。迎接曙光、黎明。 农大的宗保兴，师大的魏之祥、张海琛你们都在哪里？还记得在劳改农场的日子吗？

辽宁阜新的难友刘凤麟电话：0418-3351698、015941860556。2009年11月

北京钟鸿女士：

33期与专辑都收到，谢谢！纸质的没有收到，以后就别寄纸质的了，邮件还是方便。我现在每天能看一集，内容丰富，水平高，使我眼界大为开阔，真的很好。另外觉得四川朋友都很有才。钟09.12.07

一位海外读者：

《往事微痕》２８期，看后很感动．我虽然不是右派分子，但我为右派群体有这样一批杰出的后代，感到欣慰。特别在当局不断打压之下，还有这么多人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执政党和政府要求赔偿；批判一党独裁的滔天罪行，呼号民主、自由、宪政。反右派运动过去５２年了，当局也实际上否定了这个运动．然而，这个死不认错的中共，仍然敌视右派群体，仍然与民为敌．恨不得把《往事微痕》和一切不同声音一口吞下去。

作为史料收集者，我希望《往事微痕》更上一层楼。作者在描写事实、抒发感情、捍卫权益的同时，会留意一下我们所关注的对象——是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结果？

成都八十八岁古鸿信：

《往事微痕》编辑部：近期经朋友介绍，在难友郭焱处索取了几期《往事微痕》，读后感触万端，令我最敬佩的是编辑部的难友们不畏艰难险阻，不辞辛劳将一段被尘封的血泪史重现于世，你们抢救了真实的历史，可谓功德无量。我已年过88岁，能活到今天，是争取民主宪政的信念所致。垂暮之年，无能为力，希望《往事微痕》坚持办下去。

祝诸

重庆郑汉生：

博绳武兄：你们好！《微》刊虽屡遭波折，但有我京城难友的坚持无畏，忘我耕耘，辛勤劳作，刊物仍在正常继续运转着！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有关当局”还不知哪天又搞出什么花招来。我们“五七”人的“微痕”，定将发扬光大，永立史册！

五七难友金华封：

《往事微痕》老先生们、老哥们：首先遥祝您们龙体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和谐！你们目前所从事的伟大工程，是在拯救生民于水火，造福子孙于千秋，定将功垂竹帛、万世景仰！您们是再生的司马迁！

非常令人激动的是您们至今还没有忘记五十二年前我这个如今还活着的难友。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行将就木撒手人寰的前夜，还能与老哥们相识委实是三生有幸哪！

我于今年十月至今先后收到“往事微痕”第13，19，20，22，31，32，33，34期（共8期），如获至宝，一口气展读至深夜！欲罢不能！老泪纵横，唏嘘已！心之忧矣，不遑寐寐！52年前几百万难友的辛酸往事，浮现脑际！（我的苦难史待寄上）。我们都希望这本小册子成为我们幸存的五七难友相互交流的平台，道出历史的真相，让编造历史的犬儒们见鬼去吧！我们都要拿起千钧之笔，只争朝夕，留下历史的真实，留下真实的历史！不唯书，不唯上，只惟真！永远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后人写的！过去和现在写的东西，真实的，将留芳百世，永垂青史！假的，将成为垃圾，成为纸浆！永远提倡真、善、美！永远挞伐假、丑、恶！老哥们，你们要保摄贵体，劳逸结合，把过去黑暗的屈辱的历史抢救下来，保留下来！世世代代，薪火相传！

刘治邦来信：

铁流难友尊鉴：

您去年秋天来信启示我为咱们《往事微痕》写点遭迫害的史实。我却迄今未成片言只语，深为抱歉！但我并非对往事麻木不仁，其实我对以往的遭遇时有感慨，如2007年清明节时，忆旧写的清明怀古：

风烛残年一愚翁，清明时节雨踏青，

妖风恶雨伤身重，含泪卧床思故情。

遥思难友遭遇惨，尸弃荒野虎狼欢，

叹息今日无包拯，谁为良民伸仇冤。

再如，今年11月1日，我在医院病房看到大雪纷飞，脑海随即闪现下列几句感言：

六十华诞万众欢，老朽兴尽坐窗前，

忽显暴雪压树枝，独有古松腰不弯。

我自知，诸如此类的感慨词不达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能表明我经过长期“劳动改造”提高了我的“觉悟”和对事物是非的认知能力。比如，从前我深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现在经“劳动改造”，使我真正认识到那种“阶级斗争”学说中所谓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更是“伟大领袖”妒贤嫉能，维持其称王称霸的一把毒刀！它的流毒甚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仍有不利的影响。

鉴于此，我本想以《一个不够驯服的“驯服工具”劳改后的觉醒》为题，陈述我的往事。其所以未成事实，是由于：

一. 我经长期“改造”，致使身心严重伤残（近期在医院经CT检查，双侧多发腔隙性脑梗塞等等），几年来多次住院（仅今几年已先后住院七次），实在无力将我的悲惨遭遇整理成文。

二. 我在去年似乎获悉，咱们《往事》要求供稿时，既要限于规定字数，又要提供打字稿。而我既不会用电脑打字，又因为随着年老，头晕眼花，提笔忘字，难于写成言简意赅的精炼文字。

我认同“人，是社会的一滴水，可以从中看出一个时代”这句话的观点。因而，几年来对往事的陈述，已有思考就绪的三个章节：

（一）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右派分子”

（二）            “劳动改造”对我身心的伤害

（三）            我对是非、真假辨别能力的提高

但要打字写出来，我确实无能为力。所以渴望难友中有善于笔墨的热心助人之士，能帮我书写成文。

可否？请赐回音。（联系电话：13121775958）。

                                                      2009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