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留下歷史

第三期 （友誼交流，非賣品）

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

目  錄

我是怎樣“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    陳奉孝

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鐵  流

回憶西南師範學院右派學生勞動隊              陶謂熊

何人不起故園情？                            嚴家偉

革命家庭的反黨分子                          李才義

我和毛先生                                  王容芬

五個小右派                                  唐世彥

我在“監中之監”里度過“文革”（之二）       石天河

詩五首                                      謝韜等

“五七檔案”：     石天河 陳奉孝 嚴家偉 紀由 袁伯誠

敬致右派老人們                              黃河清

我是怎樣“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

陳 奉 孝

1979年“平反”回到老家濰坊後，我去拜訪我當年的高三班主孫其昌老師。一見面，孫老師就說：“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孫老師說，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為什麼呢？被捕後，我自己也作過認真的反思。實際上一個人的命運，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寫的雖然是“資產階級”，實際上只不過是小業主。在反右運動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的家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不像有的“右派”同學，其父親或親屬在鎮反、肅反運動中遭到鎮壓、受到迫害，因此對共產黨不滿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緒。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運動之前，沒受到過任何衝擊，不像有的同學如劉奇弟,在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因為替胡風鳴不平受到過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員和親屬沒有一個在國民黨政權里幹過事的，因此跟國民黨政權沒有任何瓜葛，不像有的同學，其父兄在國民黨政權里幹過事，大陸解放前跑到了台灣或海外，故此對國民黨政權還存有某種好感。相反的，我對解放前夕的國民黨政權一點好感也沒有。那時我雖然年紀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情況我也看到過。像我家那種在舊社會屬於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計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解放後，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從經濟的利害關係上來講，我跟解放後的共產黨政權沒有任何矛盾。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最後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實事求是、毫不隱瞞、認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對我的思想衝擊很大。在“鎮反”運動中，我的家庭成員雖然沒有受到過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師和同學的父親卻有很多被鎮壓了。濰坊一中有兩名教課教得最好的老師李百凡和孫耀君被鎮壓了。李百凡是教幾何的，孫耀君是教化學的。李百凡

還有，一個叫於宏毅的同學，平時跟我也不錯，他父親也被鎮壓了，罪名是“認賊作父，私放蔣匪將領李彌”。這件事情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父親的名字叫於省初，解放後是濰坊市工商聯副主任。李彌原是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日本投降後第一批進駐濰縣的國民黨軍隊（那時不叫濰坊市），跟於省初有交情。淮海戰役李彌的部隊被消滅了，李彌本人卻隻身化裝逃回了濰坊。於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裡，給他開了個假路條，李彌逃到了青島（那時青島還沒有解放）。李彌逃到青島後，當時青島有一份報紙叫“民言報”，在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大標題消息：“濰縣民心不死，送李將軍還青”，結果被青島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偵察出來了，是於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鎮反”時把於省初槍斃了。槍斃於省初的刑場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橋南的河灘上，許多人跑去看，我還去看過，因此至今我記得非常紮實。此外，我的同學的父、兄還有很多被殺、被判刑的。當時我想，濰坊剛一解放時，共產黨號召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登記，並且一再宣傳，共產黨絕不實行報復政策，那為什麼一下殺、抓這麼多人呢？特別是於省初，解放戰爭中被俘虜的國民黨將領，一個也沒有殺，那麼私放一個國民黨將領就該被殺嗎？我那時雖然年紀還小，但總覺得共產黨說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個最要好的同學李傳湘的父親被逼上吊自殺了。李傳湘跟我住同一條街，我經常到他家去，上學都一塊去、放學一塊回家。我跟他的關係非常密切。他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忠厚老實的人。那時他在一家姓李的資本家裡當賬房先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會計師。“五反”時，懷疑姓李的資本家有偷稅、漏稅等“五毒”行為，可是又查不出什麼來，於是就把李傳湘的父親先抓起來當“老虎”打，企圖從李的父親那裡找到突破口。那時打“老虎”時就用了不少很殘暴的手段，讓跪磚頭、站在高凳子上彎腰、皮帶抽等手段。可李的父親非常老實膽小，他又交代不出什麼東西來，結果嚇的上吊自殺了。李傳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親掙錢養活，父親一死，這一家就像塌了天一樣，生活無法維持了。不得已，李傳湘高二沒念完就退了學，到一家商店當了店員，那時他還不滿十八歲，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親眼看到，當時被整的所謂“不法資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懷疑，為什麼共產黨總是一次一次地通過運動整人，這應該嗎？

當時學校里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關係一點也不融洽。那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後來改名的共青團）在學校里發展團員，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進步”，整天向團組織匯報自己的思想情況、匯報別的同學的思想言論等的同學才能入團，不像現在學校里那樣（現在中學裡差不多所有的同學都是共青團員）。這無形中在同學之間造成了一種隔閡。更有甚者，我們班裡有個黨員（“文革”後他全變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連老師都怕他。上課時如果有哪個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不滿的話，他就偷偷記下來，向學校黨支部匯報（這可能是黨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張連鍔老師在課堂上講，他在清華大學念書時就有一支手槍，後來抗日戰爭爆發，去了西南聯大，他還保留着這隻手槍。張

我喜歡理科，尤其喜歡數學，成績非常突出。初中畢業時，我是全濰坊市唯一地一個不用參加升學考試就進入高中的學生。實際上我在念初中時就自學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數學的內容，上高中時我又自學了不少大學數學的內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嚴重。我不願意參加政治活動。解放後，為了配合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學校三天兩頭組織一些宣傳活動，我不參加，我覺得參加那麼多社會活動浪費我的時間。團支部叫我寫入團申請書，我也不寫。我說，入了團以後整天開會，耽誤學習。因此我成了走“白專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畢業時，學校選拔留蘇預備生，選拔上以後先到北京俄語學院學習一年俄語，然後直接送到蘇聯各大學去學習。我非常希望能被選上，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個第二名的成績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後選了六名同學，沒有我，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後來在學校最有威信的化學老師鄭忻亭老先生告訴我：“好幾位老師推薦過你，因為你平時不靠攏組織，政治上不要求進步，所以學校黨支部沒有同意。”為了這件事我找過黃道源校長。黃道源校長本來是一位很受學生尊敬的老校長，他對學習好的學生很器重，可是因為上級在選拔留蘇預備生問題上有嚴格的條件（主要是政治條件），他也不敢違背。他對我說：“我知道你學習成績特別突出，但選拔留蘇預備生，除了學習好這一個條件外，還有其他條件。學習好這個條件你當然夠了，但其他條件你都不夠，不過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國內大學學習將來也一樣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願意，學校可以保送你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去學習。哈工大的教師百分之七十是蘇聯專家”。我說：“不用了！我相信憑我的學習成績，在國內我想考哪個大學都能考上！”學校最後公布的六名留蘇預備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軍烈屬子弟或平時政治思想表現特別進步的同學。這件事對我的刺激特別大，我認為傷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後考大學填報志願時，我就只填了一個大學一個系，即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其餘的志願，包括是否服從分配，讓我全都劃掉了。通過這件事，我認為共產黨是在排除異己，只培養自己的人。從此種下了對共產黨的一種不滿情緒。

進入北大以後，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氣氛比在中學裡還嚴重，整天講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麼呢？難道一個人想通過自我奮鬥成名成家不對嗎？難道只要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不允許人有獨立思考的餘地、只能作應聲蟲，這樣才對？我覺得不對。人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級說什麼，黨、團組織說什麼，你就信什麼。當時在北大，黨員和積極爭取入黨的團員與一般同學之間有着明顯的隔閡。正如後來沈澤宜和張元勛在“是時候了！”那首有名的號角詩里寫的那樣，人們之間存在這一種“藩籬”，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人們中間，彼此之間不能坦率地交談。

進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嚴重，因此學習也比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畢業後凡是被派出國留學深造（當時主要是去蘇聯）或被分配到科學院、名牌大學工作的並不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同學，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現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點心灰意冷。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我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但學校里搞得很恐怖，整個暑假沒讓回家，整天開會學習，還在全校大會上抓人。本班的孫乾同學，家住遼寧省撫順市，因為說了當年蘇聯紅軍進東北的時候強姦中國婦女，結果被批鬥，差點被打成反革命（他說的是事實，後來反右期間翻老賬，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會上文藝界大批抓人，全國的氣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覺得這種氣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產生了想離開這個國家的想法。五六年發生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事件。當時中國政府雖然矢口否認這個“秘密報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幾百蘇聯和東歐的留學生，這個“秘密報告”很快就在北大流傳開來。我突然對這件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閱覽室看見任大熊老師在看一張英國的“工人日報”，我湊過去一看，正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為我的英語基礎比較好，基本上能看懂，於是我也借來看（後來在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任大熊、陶懋頎和我還一起翻譯了這個報告，想在“廣場”上發表。反右後期，“廣場”被迫停刊，未發表成）。從這個報告裡我了解到斯大林統治的殘暴。我又聯想到中國搞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我覺得中國跟蘇聯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過去我是不關心政治的，報紙從來不看，一心埋頭讀書，夢想“成名成家”，可現在突然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報紙天天看，而且看了後自己琢磨。我不相信報紙上說的都是真話。十月份又發生了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中國政府為蘇聯的出兵叫好。這時我開始認真的思考，我覺得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雖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終沒有懷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我始終認為，不管怎麼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了剝削，就這一點來說，比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就是一個進步。蘇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為蘇聯和中國過去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封建式的社會主義。過去除了在課堂上學的“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以外，我幾乎沒看過任何政治和經濟學方面的書，因此我當時的這種認識肯定是膚淺的、幼稚的。可是正是這些想法和認識，成了我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礎。另外，我小時候很愛看《水滸傳》之類的舊小說，從小就有愛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後我讀了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讀了法國大作家雨果、福樓拜爾、左拉、大仲馬、巴爾扎克和英國大作家狄更斯等人作品。這些文學巨著中的人道主義精神對我的感染很深。也許這就是孫老師所說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對自己思想發展過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實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隱瞞半點什麼，我只想把一個真實的我徹底暴露給世人看。

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鐵  流

題記：這是發生在1957年反右鬥爭前夕的真實事件，近百名不足十八歲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冊，殺的殺，關的關，其中大部分人送峨邊的沙坪勞教，困難時期被餓死於大小涼山。有關部門為了掩蓋這場罪惡，先將四川省成都第二師範學校改為“成都簡易師範學校”，1971年學校搬遷後又改名為成都師範學校，原二師舊址鹽道街則改成為鹽道街中學。此一慘絕人寰的事情，成都已無人所知，故追記於此，希能留存史冊。

忘不了的一樁往事

無聲的眼淚，有聲的控訴。這筆債務應由誰來償還？被害者都是學生娃娃。五十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區發生了兩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農學院從成都遷雅安引發師生不滿，在共產黨“整風運動”中提意見寫大字報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狀，旋即被當權者定性為“重大反革命鬧事案”。為此，有85人劃為極右分子（其中學生五十六人，教授三人、講師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輔四人、省、地管幹部二人、幹部五人）；劃為“中右分子”的128人（其中學生127人，教師1人）；被定為反動組織首要、主犯的28人，參加反動組織成員合計257人。這493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另一件就是發生在57年6月成都“二師”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也驚動北京高層，省市報刊沸沸揚揚鬧了好幾天，最後也是近百名十七、八歲的學生娃娃成了犧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風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這兩個事件中所卷進去的人前者十八九歲，後者十六七歲，我的朋友吳紅只有十五歲！難道我們能遺忘嗎？

不忘歷史，記住災難。今年初我寫了《發生在五七年四川一樁“反革命鬧事”的真相》發在網上，而同年成都二師數百名學生衝上街頭，群情激憤地呼着口號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一直縈絆心中。我是成都人，事發時我是《成都日報》記者，當時因各種原因未敢去貿然採訪， 1980年回歸後想寫此事，可“二師”早已物是人非，難以覓蹤。

1982年鹽道街中學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師，請我去為學生作了一場文學報告會，問及此事竟無一人知道。去年偶與老朋友吳紅（他曾是《成都日報》副刊部編輯，後因故離職）談到此事，他說我當年就是二師學生，清楚得很。於是我“順藤摸瓜”，找出很多鮮為人知的材料。

古老學府人才濟濟

成都二師是專為全省各縣市培養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二十世紀初，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為挽救瀕於滅亡的大清國，下詔廢科舉辦新學，用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對各國的賠款返還的銀子，在全國十幾個省會興辦師範學堂，其中成都二師辦學業績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國乃至四九之後一段時間，一直實行向全省公開招收優秀學生，不僅吃飯不要錢，還發給生活費。作家巴金、艾蕪、沙訂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從這所學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先生，曾擔任過這所學校的校長，朱德以及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勛等老一輩共產黨人都先後在此校上過學或教過書，該校可謂是名滿蜀中，享譽全國。

按規定師範生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一律去做小學教師或中學教師。教師在五十年代被稱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是國家的棟梁，社會的未來。所以學生們都滿懷豪情壯志，“激水三千，糞土諸侯”。他們喜歡閱讀書報，思考問題，關心國家和社會大事，樂於集會、結社、自辦刊物和壁報，組織文學小團體。文友徐航（本名徐榮忠，大約小我兩歲）是58級學生，他想學梁啓超辦《少年中國》，就也辦了張《蓉城少年報》，引來許多同學投稿，還刊登過作家石天河等人討論文藝的書信。他是一個很有才華、很有見地的文學青年，直率、坦誠、熱情、敢說敢為，在“二師事件”中，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文字鏗鏘有力，如行雲流水，頗有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照檄”之風，對學潮起了很大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成了後來重點打擊的對象。記得，1957年6月11日，他在給石天河的信中寫道：“國內形勢發展很快，內部矛盾尖銳，變化劇烈。但是，有些真正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了。他們打着“反教條主義”、“反宗派主義”的旗子，企圖連馬克思主義也一併反掉，您看糊塗不糊塗？另外，真正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又在預備反撲轉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今天四川日報上的所謂“工人和農民”的“意見”——這是他們布置下去的）。我以為，寧肯讓大家鬧凶點，勿讓教條和宗派反撲，方能解決根本問題。右傾機會主義是存在着，但這是教條和宗派統治的產物，是那些老爺的“治績”。因為他們把忠誠擁護黨，赤心報國的有才華的人排斥了大半；因為他們混淆了黑白，把正確的說成了不正確；因為他們只喜歡聽歌功頌德的話，只喜歡別人當應聲蟲；除開智者敢怒不敢言外，他們爭取到的多是不學無術，頑固獨裁的傢伙，自然是正義難伸，真理不明了。唉，目前問題錯綜複雜，真令人煩惱，在成都，各大學、中學內標語和傳單到處亂貼亂飛，鬧得一塌糊塗。我但願不要發生流血事件才好！如今形勢逐變，“胡話”到處可聞，並不稀罕。在川大，有些大字標語就寫着：“請求重審胡風事件”、“歡迎周揚下台”、“請黨中央把胡風問題攤開來”。有的傳單上還說：“若不揭露胡風消息，我們就到政府集體請願！”此外，在報刊上，已有人對周揚“理論”提出駁議。不過由於問題複雜，大多還在看中央眼色，報紙封鎖了有關消息，一時尚難解決。最近兩年內要大鬧，倒是可以肯定。我採取這種態度：暫時不聞不問，裝聾作啞。在文藝戰線上我堅決主張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要抨擊教條和宗派，一方面也要防止這些反動的東西抬頭。我校在中等學校中鬧得特別厲害。我站在公正的立場在廣播上發表了一篇意見，立即招來無恥的辱罵，說什麼“徐某人是官方狗腿”、“共產黨的應聲蟲”，真是可笑至極！好在信服我的同學占全校絕大多數，他們一向把我看成“權威”；經過解釋，他們也能夠心平氣和。這些半夜起來貼傳單的，偷偷摸摸，慌張得竟連傳單也貼顛倒了。為了表示領導上心跡坦蕩，我已建議抬大黑板出來，讓大家大鳴大放好貼意見書。這中間，公然叫囂共產黨滾出教育機關（如請徐啟芳校長回教育局）的有，罵共產黨無辦法領導教育的也有，怪論形形色色，莫衷一是。這樣罵下去，會帶來危險的後果。我已組織正面反駁文章，把這股歪風打倒。問題究竟怎樣解決，卻要看教育局的決定了。”

從這封信中既看得他的敏銳，也看得他的正直與天真，應該說他是擁護共產黨的，當局把他卻把他視為鬧事的首要分子，自然後果就十分悲慘了。

事件的由來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那時候校園還有“五四”精神的遺風，結社結團，辦刊辦報，當局還不禁止。“天下興亡，匹天有責”，是許多青年學生的報國理想。他們喜歡讀報了解天下，也常常討論一些國家大事和社會問題。每天報紙一到，貼報欄前都圍滿了學生。1957年4月的一天，閱報欄貼出新到的上海《文匯報》，上面報道了安徽省某鄉幹部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對於這些明天就要去當教師的學子們，這消息無異是在他們心中投下了一個炸彈。整個上午閱報欄圍滿了學生，讀報的、議論的，沸沸揚揚，人頭攢動，有人在報上批字，有人響應，一時群情激憤像鍋開了的水。很快，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兇手的大字報。這天上午學生們不歸教室，教導主任和各年級班主任前來勸說，說這些事與四川無關，大家回去上課。這個“與四川無關”的說法，立即引起廣大學生們的反駁，他們舉出所見所聞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匯報》上說的還要嚴重。學生們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並希望把聲援信刊登在報刊上，當然遭到校方的拒絕。於是一些學生聯絡全川師範生，準備調查此類事件，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制止鄉村基層幹部的違法行為。無獨有偶，恰在此時，省里來通知：從今年起，國家只向師範生提供9個月的伙食費，包括寒暑假在內的3個月，伙食自行解決，這個決定改變了二師建校以來的傳統作法，被一些學生和常金白事件攪在一起，一時群情沸騰，反抗之聲不斷，有人提出上街遊行，文思敏捷的徐航當即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一個周末的下午，學生們晚餐後陸陸續續走向學校大門，發現大門被許多不名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時任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長、後來劃為右派的葉石先生承認：“我們通過公安機關，在居民積極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幾個高大強壯的人大聲呵斥學生：“不許你們學生外出！不許鬧事！”一些自稱是工人、農民的代表要和學生辯論，很快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一些辯不過學生的工人、農民代表，竟然罵學生“忘恩負義，白吃人民飯，白拿人民錢”，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壞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師。其中罵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東桂街小學的黨員教師李慎吾。他說：他代表人民教師，不許學生誣衊新社會和誹謗幹部。他大聲說：“只有解放前教師才過着饑寒交迫的生活。”雙方各不相讓，參加辯論的人越聚越多。忽然，有個學生發現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聲驚叫：“他們要打學生，快跑！”幾個膽大的學生上前去奪，帶棍的人揚手就打，場面開始混亂。這時不知誰按響了學校的緊急電鈴，有人打開廣播高喊：“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於是，大群學生奔向大門方向，“市民代表”見勢退卻，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學生緊追不捨，還拾起遺棄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發現派出所空無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無影無蹤。被激怒的學生們已有六七百人，他們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沿着幾條小街狂呼口號返回學校。這本來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為，當局卻不這樣看，認為這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的“反革命暴亂”，不得了！很快上報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尋找打擊的“突被口”

學生們並不知道惹下了驚天大禍，每天仍用心讀書學習。幾天后的一個夜晚，當入睡的鈴聲像往常一樣響起時，隨着各室長“到齊”的聲音，燈也熄滅了，二師重歸於寧靜，好像什麼事情也未發生過。大約夜半時分，起床解手的一個學生，發現有幾輛小汽車魚貫而入地開進學校，車上下來的人很快被接進了校方辦公室的平房院落。這一夜辦公院落的燈火一直亮着，天明了小汽車也魚貫而出。第二天早上學生們早操完畢，廣播裡播出了：“五七級的同學們吃早飯後，都到食堂教導處，聽取本屆畢業生提前考試和參加教學實習的通知。”

二師五七級七個班來自四川省各地（市）縣，大約有300多名學生，是該校建校以來歷年人數最多的一個年級，面臨畢業分配，誰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紛紛帶上小凳進入開會的食堂。教導主任告訴學生：鑑於今年學校的工作安排有變，本年度畢業生的考試將提前舉行，然後提前進入教育實習。隨後宣布了在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實習的指定學校。但是學生們沒注意到，就在隨後半個月的畢業考試複習階段的時間裡，學校各班黨支部和各班團支部每天都在開會（葉石當時向省委報告稱：“為了摸清敵情，同時了解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分布情況，並鍛煉一下自己的隊伍”）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會上，學校張校長給大家介紹了一位新調來的徐副校長，後來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公安局的副局長，同學們並不在意，加上這位徐副校長又能和學生們打成一片，還得到不少學生們的好評。

後來才知道，在這位徐副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有共青團成都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衛人員組成的“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的任務是發動群眾，調查揭露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和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他分子，上報市委並研究決定如何處理。工作組號召學生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提供他們同學平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特別是鬧事中走上街頭，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的施暴行為，以及衝擊過專政機關（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發有上述“罪行”的同學，工作組及班團支部按人頭整理材料，並組織人對這些同學進行監控。工作組許諾，對這次鬥爭中表現好的學生，畢業分配時會留在城區。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監控一個個地落實，一切都在暗中有條不紊地進行着。漸漸歸於平靜的二師，平靜得有點出奇，平靜中流淌着不祥，預示着將有重大凶兆發生。可是學生們並不知道，在酣眠里做着《鄉村女教師》（一部蘇聯電影）的美夢。

鎮壓悄悄來臨

吳紅不是二師一年級跟班上來的學生，是隨父所在的四川師範學院由南充遷往成都時，從永川師範學校轉學入二師五七級二班的。這個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從號稱鹽都的自貢招來的，他到二師直至畢業大約也就是五個月的時間。當時他剛好十五歲，是班上的小娃兒。但他很快喜愛上了這個班的大哥哥們，例如班長郭ÏÏ，籃球打得好而被選為四川體工隊的中鋒；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時和吳玉章一起發動榮縣起義、在攻打成都時犧牲了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語文、數理都十分優秀，籃球也打得好，獲得過成都市青年繪畫比賽的第二名；簡ÏÏ是成都乒乓球比賽的亞軍，純淨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二度駝背的殘疾同學劉ÏÏ，平時走路都不方便卻彈得一手好鋼琴，因為家裡窮周末也不回去，好為家裡省下一天的米糧，一到周末他就鑽進琴房，琴房裡立刻飄出一個窮學生奮力求學的或高亢、或感傷、或悠揚的琴聲，引來了不少老師同學駐足聆聽，不停點頭稱讚……

就在宣布結束教育實習那天的會上，校方同時宣布了一個使全體57級300多名學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決定：“根據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師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在分配去工作單位前，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事隔40年後的1987年，英籍華人作家張戎，在她的紀實文學《鴻》（又叫“三個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談及。她說：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應打擊的知識分子為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十年代成都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人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完成這個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六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他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於是這個百分之十的任務數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完成任務並受到表揚和嘉獎，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註定。當中共市委宣傳部和學校宣布，二師學生參加東城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後的第二天，全體二師五七級的學生，帶着行李列隊駐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負責運動的工作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寫信、收信，不準會客等嚴格的紀律。接着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進入各班的學習室，學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早已準備就緒。當同學按要求圍成圓圈坐下時，早已做好準備的積極分子（就是那些想爭取留在城市做教師的人），開始揭發，立即兇惡地大聲喊道：

“ÏÏÏ，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還不站出來？”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

“我揭發”

“我揭發！”

參會者爭相舉手，唯恐落後不能表現自己“靠攏組織”。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學，一下變成了深仇大恨的敵人，恨不得把他們撕咬得鮮血淋淋，五臟破裂。

“ÏÏÏ。站起來，聽革命同志們的揭發批判。”

準備好的“革命同志”，他們一邊揭發，一邊煞有介事地大聲問：“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當被揭發者稍不同意，他們就唾沫四濺地跳起來，指着對方鼻子說： “不許你狡辯！不許你抵賴！”並且狂呼亂叫地高喊口號：“ÏÏ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每個上午一般揪出兩三個“階級敵人”，連續揪了一二十天，揪斗的水平和氣勢日日加溫，時時升級。學生娃娃們哪經過這種陣勢的鬥爭，一般都驚慌失措，進退失據，渾身發抖，第一天就有幾個學生嚇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褲子。下午就是寫大字報，大鳴大放，工作組號召革命師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動分子，保衛人民的紅色江山。積極分子們根據內定右派的名單，將準備好的大字報貼滿了學習室的四面牆壁上，被點名批鬥的學生，當晚就捲起鋪蓋，滾到階級敵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誰敢反抗？誰又敢反抗？一旦被污衊為“階級敵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來去低着頭，說話聲音小得像啞了嗓子的雞鴨，任人擺弄，任人折騰。“階級敵人”集中在一間大房子裡，那裡面沒有床，地上鋪着很多稻草，他們就睡在稻草上面，無人管你冷和熱。此外，來去排隊有人押着。每天天一亮就被趕出大屋，嘴裡含着饅頭，扛起鋤頭等工具，由武裝士兵押着去勞動。每當這些人從各學習班走過時，人們都不無驚恐地在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恐懼，憂憤，不安，懸心，像森森的寒流襲擊着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們再沒有歌聲，再沒有歡笑，連咳嗽也不敢大聲一點。當反右運動進行到第二周，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分子及其同黨的大會。那天下午天氣陰沉，學生們列隊走進校門，看到從校門通往操場的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刺刀的陰寒，鋼盔的森冷，使陽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數九隆冬。學生們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點坐下。會場上積極分子們情緒激昂，革命歌聲不斷，時而有人振臂呼喊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

“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江山！”

“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喊完口號台下一千多名各年級學生鴉雀無聲，望着主席台一舉一動。忽然，從人群里有人舉起了一幅貼在木板上的，畫着“大同黨”首惡分子人物的漫畫，那個舉畫的人，十年後成為“名畫家”，還出任過某某美術出版社的總編輯。接着，掛着大紙牌，牌上寫着“大同黨”主犯的學生，被士兵押上審判台。一些人為顯示自己的革命積極性，跳上台就對着他們拳打腳踢，當場有兩個“反革命”被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號聲。這時學生們才發現，所謂的“大同黨”的十多個成員，原來是58，59級的、不滿20歲的學生娃娃。徐副校長以洪亮威嚴的聲音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鬥爭，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和同案犯供認不諱，他們是……由於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在“大同黨罪有應得，罪該萬死”的口號聲中，士兵們推搡着將早已五花大綁的學生娃娃，一個一個扔上卡車，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車子發動，喇叭轟鳴，徐徐開出校門，口號聲仍此起彼伏。大會後，57級的學生仍然列隊返回磨子橋，工作組要求各班對當天的大會表態，以加強“整風反右的決心”。第二天，《四川日報》 《成都日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師逮捕“大同黨首惡分子的消息”，同時配發了社論。社論說：“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衝擊專政機關的罪刑必須清算……”云云。

就這樣從7月到8月，二師“反右鬥爭”運動不斷深入發展，開始是揪鬧事的，接着揪沒參加鬧事但同情鬧事的，以及表態支持小學老師常金白的，後來又揪雖無上述言行但個人主義嚴重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但凡被認為是有思想問題的學生，要自我檢查或向黨交心，再根據他們的檢查交心，發現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情緒有聯繫的也要揪出來。到8月中旬，學習組召開大會，聽夏部長做總結報告，報告說東城區教育系統的“反右鬥爭”，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已經超額地完全了任務，還能來參加總結大會的二師57級同學，都在互相悄悄打聽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為塵

1958年4月，“51”前夕，東城區教育系統在錦江川劇院舉行“慶祝反右鬥爭勝利大會”，僥倖獲得寬大的“內控右派”我的朋友吳紅，坐在樓廂倒數第二排的一個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尋找二師57 二班的同學，已經減少了將近20多人。這些與他從鹽都來的36個同學，其中被劃為右派的8人，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9人，加上他剛好是全班人數的一半。那個省籃球隊的郭ÏÏ，市乒乓球對的簡ÏÏ，駝背鋼琴師劉ÏÏ，甚至父親是烈士的李白森，還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陳姐姐，也都被划進去了。全校約一千多名學生劃了一百多名右派，他們的平均年齡不足二十歲，全是黃毛未蛻，乳氣未乾的娃娃，還不知道什麼是右派、左派啊？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反動分子”。共和國，親愛的人民共和國，你為什麼要把孩子當成兇惡的敵人？

後來從知情人處聽到，這次凡參加二師鬧事的師生，被集中到一處由士兵持槍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勞動。不准回學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裡親人也不敢打聽尋找，否則被認定為同情“階級敵人”，與右派劃不清界限，甚至還會因此被單位追究而劃成右派。根據毛澤東講話的指示精神：右派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還給工作，讓他們在人民群眾中做反面教員。1957年劃為右派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均是有工作單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單位做“反面教員”，但這些十幾歲男女娃娃的小右派無單位收留，怎麼辦？於是省委書記李井泉發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於是，成都市就把他們編組一個勞動大隊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涼山上，做了一個沒有勞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幾十年，上世紀六十年代，人為的大饑荒席捲全國，大涼山勞改農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飢餓而瘋狂地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在劫難逃，大部分餓死，小部分殘存。十年後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體制鬆懈，這些僥倖還活着的當年“二師事件”小右派們，潛回成都，這時的成都人才忽然憶起十年前他們失去的這批孩子。他們一個身殘體弱，兩鬢斑白，髒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們同時去大涼山的同學，大多數人早已埋骨他鄉，再也回不來了。

“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冢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友人黃強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勞改農場的《祭友》詩）

在二師學生中那位駝背的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去世，臨終前想唱支歌也沒了力氣，大涼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飄蕩着這音樂奇才無盡的哀訴；那個想學梁啓超辦《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勞改農場不久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地上的一個爛西紅柿，竟被當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打得腦漿迸濺一命嗚呼。直到1978年，有關部門為這批青少年右派進行所謂的“平反”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收不到這個“改正”通知書了。他們的父母親人已經早就不知道他們的音訊下落了。二師的同學中至今來流傳着57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的悲慘故事。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的平反通知時，發現兩個人的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那個父親曾是吳玉章戰友的李白森，僥倖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學校做看門人，後來讓他代課，直到1978年平反後才被允許做一名小學教員。

無言的結局

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爭爭鬥斗，使許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二師事件中被調到二師任副校長的原東城區公安局副局長的徐某，竟也在運動後期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歸。而當年一些反右積極分子們，大都得到升遷，成為各級政權和單位的負責人，吳紅所在班的13名所謂熱愛共產黨、毛主席，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陸續被提拔成為教育局長，文化局長，城建大隊長，體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書記，校長……

不知他們在頤養天年的現在，是否還記得自己製造地這樁“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香港《開放》雜誌2007年第十二期已刊發刪節板

回憶西南師範學院右派學生勞動隊

陶 謂 熊

位於重慶北碚的西南師範學院(現更名為西南大學)，在1957年毛澤東刻意發動的“陽謀”運動中，曾將全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八，共計七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這個遠高於北大、清華的右派比例數，為當年的“西南左王”李井泉又添了一枚血染的勳章……

一、 分類處理，二類右派遣送農村改造

在西師的700多名右派學生中，57級的除少數“情節嚴重”者等待處分之外，都畢業分配到單位去監督改造。其餘各年級的右派學生，有朱永龍、劉其朗、譚家駒和陳本禮等人被逮捕判刑，剩下的受以下四類處分：

第一類：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大約30多人；

第二類：保留學籍，勞動察看，有100多人；

第三類：留校察看，監督改造，有400多人；

第四類：戴上右派帽子，免予處分，是極少數。

1958年4月16日下午1點，我們這批受二類處分的右派學生奉命到1210教室集合。這個能容納120人上公共課的大教室座無虛席，我和另外十多個遲到者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這番集合的目的是為了接受副院長王逐平和院團委書記劉同濟的訓話，據此我估計受二類處分的大約有120人以上。現在我能回憶得起名字的只有80多人。

訓話結束後，我們被送往北碚金剛鄉農村勞動改造，分散住在各農戶家裡並接受農民的監督。這些右派學生，不准互相串聯，不准隨便離開生產隊，不准曠工；有病經批准後方能就醫；不批准事假。還要定期向管理我們的下放幹部匯報思想，反省“罪行”……

當時的金剛鄉是先進單位，也就是最“左”的、集體化程度很高，鄉黨委用有線廣播統一指揮全鄉社員作息，特別對被監督改造的右派更為嚴厲，每天勞動時間長達15小時以上。勞動任務很繁重，挖地、除草、施糞肥，到十多里外的北碚街上擔糞，到更遠的煤礦擔煤，都是百斤以上的重擔。每10天才准休息一天，工休日農民可以上街買賣，我們則必須請假，還得匆忙趕回來幫房東做自留地，做家務或上山打柴，可以說根本沒有休息時間。

生活則更艱苦，那時的農村，糧食被統購後農民所剩無幾，我們只能頓頓吃照得見人影的清稀飯下胡豆。長年累月難見一滴油葷，許多同學半年沒吃過一次肉。更可憐的是沒有蚊帳的同學，每天晚上都要和蚊子“戰鬥”。蚊子之多難以想像，天黑走進屋裡，就有無數蚊子撞你的臉，伸手一抓，隨便逮住三、五個；天亮後，可以看見皮膚上密密麻麻布滿了被蚊子叮咬後的紅斑，這便是我們在農村“脫胎換骨”的真實生活。

二、回校勞動，成為無償苦力

那時西師成立了勤工儉學生產指揮部，需要大量勞動力，我們便於1958年9月下旬被調回到學校，在生產部屬下勞動，組成聞名西師數年之久的右派學生勞動隊。

我們的任務，幾乎包攬了全學院一切繁重的體力勞動，如種地、擔糞、餵豬、運糧、運煤、拉車、挖地基、抬石頭、修下水道、運木料、運礦石、運廢鐵、煉鋼……等等。凡是學校各部門、各單位需要勞動力，我們都被派去。有時還要到校外參加搶險救急，如冬天跳到冰冷的嘉陵江中打撈漂木，到北碚蘇鋼廠從懸崖峭壁上掄運鐵礦石，到磁器口搬運廢鐵，到人民公社大戰“三秋”等。凡是無人干或別人不願干的，不管校內校外，都把我們派去勞動。勞動任務之重，勞動時間之長，勞動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們已成為一支可以由任何權勢者隨意支配的勞動力。可憐這些天之驕子，本應在課堂刻苦攻讀，造就本領的，卻把大好青春犧牲在這些原始而險惡的勞動中，洗刷莫須有的罪名。

侭管我們的勞動為西師創造大量財富，但是因為我們是右派，是敵人，是改造對象，我們只有勞動義務而被剝奪享受勞動報酬的權利。我們每人每月所得僅是一元錢的“救濟費”。實際上成為一支無償苦力。

三、嚴格管制，不少同學被加重處分

勞動隊有專職的管教幹部，有嚴厲的管理制度。白天勞動，晚上政治學習。每周一次民主生活會，人人檢討，互相揭發。每月一次思想小結，半年一次思想總結。凡被認為表現不好的，輕則全隊批鬥，重則開除學籍，戴上手銬，押送勞動教養。

第一位被勞教的學生右派是歷史系59級的曾祥舟。這是一位斯文瘦弱,言語不多的青年;聰明好學成績極佳,受到著名教授吳宓的資助,而與吳教授有所接觸,卻由此遭來橫禍。1959年4月的一天,在大禮堂召開全院右派學生大會鬥爭曾祥舟,當然是殺雞給猴看。會上由保衛科長揭發他的“罪行”:一、堅持反動立場,說“西師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巴黎,在倫敦,在紐約,在加利福尼亞”;二、多次秘密會見“反動文人”吳宓。憑如此荒唐的“理由”,就把一位優秀的青年學生批鬥後，戴上手銬送勞動教養了。

緊接着的是教育系60級的潘某(忘了名字),他的“罪行”,是在商店順手牽羊，拿走了一根價值7角錢的帆布褲帶,不幸被當場抓獲,扭回生產部批鬥。這位老實巴結的雲南同學慚愧得無地自容,紅着臉申辯說:“我的褲帶斷了,勞動時不敢用力,怕褲子掉下來,又怕說我不好好勞動改造,又沒錢買,我就……”他被認為品德敗壞,影響惡劣,抗拒改造,也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

被開除送勞教的,還的生物系59級的張福澤,教育系60級的肖坤道,數學系58級的楊和貴、梁仕清。中文系58級的黃朋仙，60級的陳德城以及另外幾個記不起名字的人，大約有十來人,約占勞動隊的十分之一。中陳德城得知被開除學籍送勞教後,萬念俱灰,在廁所內上吊自殺,倖被救活,仍送勞教。這些同學有什麼“罪行”?我現在沒任何印象。因為受開除勞教的人越來越多,生產部也省得麻煩,沒有再開批鬥大會,戴上手銬押走就是了,許多人都是被押走後好幾天我們才知道的

這些被勞動教養的同學,下落不明,經筆者多方打聽,直至現在沒有任何消息。

四、 饑荒到來,右派勞動隊員首當其衝

如果僅僅是體力勞動和思想改造,有足夠的糧食補充能量消耗,我們的日子也許好過一些。不幸的是,1959年以後, 遭受農業合作化、公社化，特別是大躍進浮誇風的襲擊後，歷史的報應:大饑荒降臨中國大地!饑荒到來,在受害的憶萬災民中，右派勞動隊員首當其衝。嚴重的時候,將1斤8兩麥麩配給我們充當一天的糧食,怎能支付重體力勞動的能量消耗?我們只能透支身體,結果是100%的人得了營養不良性水腫。但無論腫到什麼樣子,勞動改造不能停。在那年代,整天餓得頭昏眼花,只要一想到吃的,就抑制不住涎水長流;只要誰吃東西,就會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過去;路邊偶爾散落一個白菜頭,就有人迅速拾起來剝了皮吞到肚子裡……那是餓死人的年代!中文系59級的劉積忠,外語系58級的唐錫華,餓得實在支持不住了,分別偷吃了豬食和兔食,不幸被人發現了,他們難以承受人格的污辱,和預料之中的批鬥與處分，他們分別投水和上吊自殺。按當年的不成文的“法規”,偷吃東西是反對大躍進和糧食政策的反動行為,是嚴重的政治事件,非右派學生也要被開除學籍,何況是正受處分的右派分子。這是1959年冬天的事，人飢餓到危及生命的時候,偷吃點豬食、免食算得了什麼,難道右派學生的生命，連豬、兔都不如嗎?

1960年以後,饑荒更加嚴重。西師在離北碚30里外的西山坪辦了一個農場,說要搞生產自救。右派勞動隊員自然充當其中的主要勞動力。最致命的勞動是每天到20里外的草街煤礦擔煤，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不得少於100斤,去時下坡,返回時上坡。這些飢餓得已經水腫,快要倒斃的右派學生,擔着百斤重擔,沿着70多度的陡坡，在長達近千步的石梯上艱難攀登,真算是在死亡線上掙扎啊!中文系58級的黃重華，化學系58級的曾清經,　終於支持不住了,休克在運煤的路上。黃重華僥倖被救活,而曾清經卻永遠離開了人世。外語系60級的苟文純,生物系58級的胡光偉,飢餓水腫得不能起床了,管教幹部怕他們死在學校,便叫他們回家自謀生路，但不發給一分錢的路費,幾天以後,人們從路邊一具餓殍身上,發現了苟文純的遣返證明條,才知道苟文純早已餓死在回家的路上,而胡光偉一路乞討回到家,奇蹟般地撿回了一條命。

1959年9月國慶十周年,人們幻想着大赦，特赦以結束苦難。但勞動隊能享受到此“殊榮”的,僅僅只有筆者和中文系59級的漆誠志兩人,其餘都在失望與盼望中焦急地等待着。

若干年後,這幾十名右派學生勞動隊的倖存者，終於修成了“正果”——在摘掉右派帽子的同時,　換上“摘帽右派”　的帽子,繼續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任由統治暴君踐踏。

何人不起故園情？

嚴家偉

一

我的故鄉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國的中心寶地。如果說成都市在自然景觀上還有什麼遺憾之處，那就是沒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園（今名人民公園）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點綴。但你如果走出舊城的老西門外，穿過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會在你眼前出現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圓約有半里地，公園裡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不足道哉”了。這個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撫琴台”，說是三國時諸葛亮在此築台撫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僅為了自己彈個琴，便如此大興土木搞“政績工程”的勁頭，若與今天我黨的公僕們相比，當算“大手筆“了。但可惜孔明的這一豐功偉績，讓一個英國人給“毀掉”了，此土丘根本同孔明無關。

大約是1943年吧，一個英國的考古學家對這個大土丘進行了考古研究，並從旁邊挖開了一條通道。最終證明這裡是五代時名叫王健的蜀王的陵墓。1945年春，我們全家就遷到此處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約500米的地方。此處環境幽靜，大有“小橋流水人家”的田園風光。那時這裡屬成都市近郊區，便於躲避日本飛機的空襲。就在那年的秋天我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今我還記得八歲的我和大家一起歡慶勝利的喜悅，因為從此後不再擔心成為日寇炸彈下的冤魂了。但是誰也沒料到，五年以後，這裡又成了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殺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中共便在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那轟轟烈烈的陣勢絕不亞於文革，滿街的口號是：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堅決、徹底、乾淨地消滅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單位，甚至每個居委會，居民小組，都把此列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號召大家檢舉揭發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別是有一批所謂“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積極分子，本來大字也不識幾個，一旦給了他（她）們一個什麼“居民組長”,“治安委員”,“宣傳員”之類的官銜後,在這些人看來,真比“文拜相,武封侯”還更光宗耀祖,還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們巴不得一天抓出一萬個反革命分子,才好向黨和政府獻上厚禮,以報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鄰居叫向代康（字傳賢）,是我父親的同事，用現在的話來說叫老戰友,在四川軍閥“三軍聯合辦事處”管轄成都的年代,曾擔任過成都市城防司令。當時向代康與我父親和熊克武,劉伯承都曾同事相識。那時蔣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說那時的四川還不歸蔣介石管。而且他們都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就退出了軍界，我父親經商,向伯伯就在撫琴台附近辦了個撫琴農牧場,飼養良種奶牛。可是鎮反運動一來,我父親和向伯伯,都成了“國民黨反動軍官”。要他們交代“殺害了多少地下共產黨員？”你說沒有,那些人怎麼會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碼歷史知識都沒有，怎麼說得清?開口就說你不坦白,不老實。而且“君子”動口也動手，我父親和向伯伯都挨過他們的耳光，還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強迫你交代問題。雖然他們沒有任何證據,但就是一句話：“你在偽政府手裡當官,你沒幹壞事那才怪,老實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條！”後來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劉伯承當年與他同事，此時劉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主管當時西南軍政。他便給劉伯承寄去一封掛號信，他後來私下對我父親說：“死馬當成活馬醫”去試一下。萬沒想到劉伯承還起得他和我父親，很快就回了信。信上內容表面上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黨的政策一貫都是既往不咎,你們要理解和支持當前的鎮反運動,過去的事說清楚就行了，今後歡迎你們參加到革命隊伍里來——就是最後這句話“ 值錢”了。向伯伯把這信拿出來叫那些人看，開始那些文盲積極分子還懷疑這是假的，我父親說“你們看清楚這公函信封，信箋是哪個單位的”。後來公安局來人一看，馬上滿臉堆笑說：“二位同志，對不起，誤會，誤會”。接着把手向那些積極分子一揮，示意叫他們滾蛋。那些積極分子剛才還又凶又惡要吃人似的，現在卻一個個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腳似的，又喪氣，又“委曲”地”滾”出去了。從此以後，就再沒來找過麻煩。否則我父親和向伯伯不殺也得判刑。這就是中國官場的奴性。但能有這種意外幸運的，恐怕也和今天中“體彩”頭獎的幾率差不多。我父親和向伯伯對政治早已厭倦,所以只要過了這個關,就再也沒去找劉伯承,更不打算去參加“革命”。幸虧二位老人都離世得早,否則如活到文革那還有活命嗎?當然,更多的人可能還等不到文革就完蛋了。

有一位離我家不遠的鄰居名叫秦儀甫，是四川大學助教，說他參加過國民黨的什麼特務組織，莫名其妙地就被槍斃了。還有個叫文子政的，是個營長，人家在徐蚌會戰中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兵，資遣回四川，鎮反運動一來，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參加學習”，他還高高興興來向我父親告別。誰知“黃鶴一去不復返”，後來聽他妻子說，文子政關在成都寧夏街看守所(俗稱四大監)里，一直生死不明。當然，再往後我也混進“反革命”里去了。

三

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撫琴台周圍美麗的田園風光和靜謐的氣氛，便被一陣陣刺耳的警笛和槍聲撕得粉碎。因為這裡成了當時鎮反運動中處決“反革命”犯的屠場。只要看見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撫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殺人的悲劇馬上要上演了。不一會拉着死囚的極刑專車，便呼嘯而來，一般是前面吉普車開道，死囚車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車，死囚被五花大綁還插上“標子”，武裝押送車架着機槍殿後。但撫琴台還不直通公路，公路離撫琴台還有好幾百米。於是死囚便從車上拉下來，由兩個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場拉去。由於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個人無法並排走，於是只好將死囚從田土中拉過去。還有女死囚同樣如此對待，真是夠野蠻了。當時槍斃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腦袋打，有的死後只剩下半邊腦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頸部尚存，人像個木樁一樣立在那裡，一會兒方才倒下，真箇是慘不忍睹。那時還給這種殺人的方式取了個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說把剝奪人的生命看得像敲破一個罐子一樣那麼隨便，那麼無足輕重。哪還談得上半點人權與人的尊嚴?在那些人的眼裡,根本沒把“反革命”當人看,更不要說還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這段時間裡,撫琴台隔不到幾天就要弄來一批人槍斃,最多時一天來過兩次。其實這裡還並不是當時成都主要殺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則被殺於北門外昭覺寺附近。由此可見,當時的鎮反運動是何等的“大張旗鼓雷厲風行”了。但就這樣也已使附近居民,產生了極大的恐懼心理。有人說晚上聽見那大土丘上有哭聲,有人說看見坡上有“鬼火”時隱時現，按科學講,這應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氣中自燃的現象。可是有一天有個姓黃的獨居的孤老太婆,講出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她說那天晚上天剛黑,有個男人在她門前說：“老太太我要個火”,她便問：“你要火幹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腦袋在哪裡”。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嚇壞了。雖然派出所把黃老太婆弄去訓了一頓,關了幾天,但看她年紀太大,無兒無女,又是“勞動人民”,只好放了。但人們的恐懼並未因此減輕,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門。

鄰家有個女孩叫許麗華和我同在成都縣中讀書,那時我十三歲讀初中,她大我三歲上高中了,我們是同校不同班.但我發育快與她差不多高了。麗華姐平日同我挺要好的，我心裡一直視她為親姐姐一樣。那天也是天剛黑,她來找我說要出去買點東西,必須路經那殺人之地,她問我敢不敢陪她走一趟?我雖然才十三歲,但發育良好也像個小伙了,自然不願在女孩面前表現懦弱.。便說：“走嘛,有我一道你怕啥”?走到那殺人地附近,天已黑了,沒一個人,只有天上微弱的星光還勉強看得見路。我心裡也有些怕,但又不好說出口。誰知她見左右無人，便一把將我抱着,幾乎全身都投入到我懷裡了。那時的孩子真是單純,我一門心思認定她是嚇成這個樣子了。所以對人家的熱情我毫無反應,只會不斷地給她壯膽說：“麗華姐怕啥啊,哪有什麼鬼?沒得事，哎呀設得事”買了東西回來分手時,　她似嗔非嗔，似怨非怨地罵了我一句“看你那樣兒精精靈靈,結果是個瓜娃子”成都方言”精精靈靈”就是聰明,”瓜娃子”就是傻子。我當時真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我說”麗華姐,我啥事惹你生氣了?”她也不回答扭頭就走了。當時我真認為她有點”神經病”。後來多長兩歲，我才明白是自己的”神經短路”了。現在每當我聽到羅大佑演唱台灣歌曲《童年》中那個男孩唱的：“隔壁班的小女孩，為什麼還沒有走過我的窗前,口中的零食,手裡的漫畫,心中初戀的童年”時, 我便覺得現在台灣的小朋友真是能“與時俱進”，比我當年聰明多了。其實我心中也是十分喜歡麗華姐的，她不但“走過我的窗前”，甚至走到我身邊了，投到我懷裡了，我卻像段木頭那樣，讓人家笑為“瓜娃子“。

說完了這個輕鬆的話題後，又要轉入沉重的話題了。1957年後，我混進“反革命”隊伍後，許麗華還多次來我家中詢問我的情況，當然每次都是壞消息，而她每次聽了都長長地嘆氣。這些是我進監獄後，父親在信上告訴我的。那個黑暗年代會同情右派政治犯的人實在太少了，麗華姐真是個好人。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特別去了撫琴台，想打聽麗華姐的下落。誰知那裡已被開發成王建墓園旅遊景區，過去的故居舊房，小橋流水已蕩然無存，只存一大堆鋼筋混凝土的“森林”。居民都被折遷走了。我幾乎問遍了附近居住的每一個人，有的搖頭說不知道，有的甚至用怪異的眼光打探着我說：她是你什麼人嘛？我說“是我中學的同學”。對方一臉的不屑說：“你都這麼大的年齡了，還去找中學的同學幹啥”。好像覺得我是吃撐了沒事幹，現在有些人對人情如此冷漠，真是叫人吃驚。

第二天我仍然不死心，又去了那裡，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問到了一個老太太，她說“你是不是問舊社會裡那個許團長的女兒“？我說“對對對，就是她！”她搖搖頭說“慘啊，慘……”邊說就邊走。我連忙攔着她“婆婆，您把話說完呀”！她四下一望無人，才壓低聲音說：“他們一家出身不好，61年生活困難得了腫病鋨死了“。“那許麗華呢？”我幾乎叫出聲了。老太太想了一想說：“唔，許麗華好像……沒有死，跟一個男人跑到新疆逃荒去了”。“那以後呢？”我接着又問。老太太有點不耐煩了說：“以後我又沒去新疆，咋個知道？你是她的啥子人啊，這樣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是一句成都方言,意即刨根刨底地問。這回我學“乖”了,我不說同學,我說“她是我表姐”.老太太點點頭,表示能理解我“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行為。其實我也不算撒謊,麗華姐在我心中勝過表姐,如同親姐姐一樣啊！

這天晚上我徹夜失眠了。兒時、故鄉、舊居、同學、親人、小橋流水、笑語歌聲……都一齊湧上心頭,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是親情,是友情,是別緒,是離愁?還記得1949年一個秋雨綿綿的晚上,麗華姐家與我家只一牆之隔,她帶着只有幾歲大的小弟在我家玩，那時既沒有電視,也沒有遊戲機,在一起就是談天說地,講故事,唱個歌。我家屋後有個小池塘,裡面養着荷花,到秋天只剩下荷葉了。雨點聲不緊不慢地打在荷葉上，我姑姑也是個很愛文學的人，她對麗華說：李商隱有句詩“留得殘荷聽雨聲”，你聽這雨滴聲是不是像音樂般的優美啊?麗華姐微笑着直點頭。我便趁機要求麗華姐唱個歌。她的嗓音非常優美,說荷葉,她就唱起《採蓮謠》了：

夕陽下，晚風飄，大家來唱《採蓮謠》。紅花艷，白花嬌，迎面香風暑氣消。你划槳，我撐篙，穿過浮萍過小橋……

一曲完了，我還不依不饒地拉着要她再唱一首。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如東風滿落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一首用李白《春夜聞笛》譜成的歌，讓我們都沉醉在詩情畫意里了。可是誰

也想不到大災難離我們只有一步之遙了…… 

第二天，離開成都前幾小時，我又漫無目的地走到了撫琴台。雖然我心裡明白不可能再打聽到什麼新的信息與線索了，僅僅就是為了那麼一份依戀。可這裡除了那座大古墓可以幫助我定位童年時活動的軌跡外，一切都已淹沒在似水流年之中了。最後，我一邊走一邊回頭，一邊在口裡輕輕地念道：           

      故屋依稀何處尋？

      蜀王古墓草青青。

      新房新路皆新建，

      物換人非淚滿襟。

但願麗華姐能在網上看到這篇短文！更祝願好人一生平安！

革命家庭的反黨分子

李才義

歲末嚴寒，我正在書房寫一篇短文，忽然電話鈴響：原來是久未聯繫的我的右派難友楊少西問我的近況。於是打斷了我作文的思路，回想起五十年前我與他同為“右派”時，共同罹難的痛苦經歷。

那是上世紀1957年的最後一天，我被中共四川省財政廳黨組批准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強制實行勞動教養。當我跨進成都新南門新村4號省勞改局收容轉運站的鐵門時，省級各機關送去的所謂極右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大多精神頹傷，唉聲嘆氣。惟有一個風度翩翩，年齡與我差不多的青年，嘴裡正輕聲地哼着：“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那首當時流行的前蘇聯歌曲。這歌我也愛唱，這歌詞最能表達我們當時的心情，於是我倆成了相識恨晚的好朋友，其友誼延續至今。

楊少西一家在中共黨內地位顯赫：一個伯父叫楊尚述，字暗公，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第一任書記，犧牲於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另一個伯父楊尚昆，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4任主席；其叔父楊尚正，字白冰，上將軍銜，曾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其生父楊尚倫，早年參加共產黨，在上海領導過學主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奉命潛回四川，在軍閥部隊內做統戰工作。1949年底協同中共地下組織策動鄧錫侯、潘文華和劉文輝共同宣布起義，並作為三位起義將領的代表之一，與其他兩位代表乘車前往新都桂湖公園，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賀龍司令員、王維舟副司令員及張經武參謀長，匯報起義部隊情況和成都市區情況，歡迎解放軍早日進入成都，為和平解放成都做出了貢獻。成都解放後，楊尚倫被賀龍司令員聘為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高等顧問，四川與西康合省後又被任命為四川省民政廳副廳長。誰會想到出身於這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庭的楊少西，也會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呢？

1957年整風、反右時，楊少西是鐵道部第二工程局技術學校的教員。當我知道楊少西上述的家庭背景時，曾經問過他：你伯父、叔叔和你父親都是高官為何沒有保你？為何不放你一馬？他說：我的右派言論是“重量級”的，誰都保不了我。後來我才知道楊少西勤奮好學，善於獨立思考，不隨風轉舵：比如說“土改”時，為配合宣傳，在全國上映《白毛女》電影，把農村的地主典型化為黃世仁那樣的人，楊少西頗有異議。他說：據我了解，地主剝削農民是事實。但地主投入資金買了土地該不該有收益？如收益的比例過高，當然可以叫作剝削；若收益比例恰當，就應算是合理。他還說農村的地主並不都像黃世仁那樣惡劣霸道，也有勤勞持家、樂善好施者。所以在“土改”時期殘酷鬥爭，甚至關、管、殺了一些地主是不應該的。

又比如“抗美援朝”時期，我們宣傳說：“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是想把朝鮮當作跳板來侵略中國”，楊少西也有微詞：他說美國要侵略中國，何不在國共兩黨的內戰時期，而偏要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共產黨已奪得政權的時候？顯然是缺乏軍事常識的愚民之談。他還說美國即使要找跳板也只能是台灣，而不是朝鮮；即使要援助朝鮮，也當之無愧是兵強馬壯的蘇聯老大哥，而不應該是剛剛結束內戰、正百廢待興的中國老二。

再比如，毛澤東發動反胡風，楊少西認為是無限上綱，把學術爭論和文藝理論界的派系紛爭，上升為階級鬥爭來對待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歷史上的胡風是進步的、革命的，曾經為中共做過有益的事，是中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更有甚者，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楊少西以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赤誠的心，將上述那些觀點和對“肅反”運動、人民代表選舉走過場和中蘇友好協會組織，以及反對個人崇拜等問題的看法，寫成書面匯報上書到“八大”會務處，希望黨吸取教訓，總結經驗，闊步前進。

時過幾十年的今天來看，楊少西上述那些觀點和意見無疑都是正確的，甚至是遠見卓識；其用心也是善良的，是為中共着想的。然而1957年“打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 反右開始後，他給“八大”上書的材料被翻了出來，就成了他“當”右派的鐵板釘釘的罪證。

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楊少西已經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回到人民行列”，回到成都，在一家工廠做工。有一天，造反派在市體育場召開批判彭、羅、陸、楊大會，因為沒有活靶子，就把他這個並沒有受到楊尚昆包庇的侄兒弄去陪斗。楊少西知道，去了那種場合，必然要遭受皮肉之苦，就在押送他的途中稱他要拉屎，已經憋不住了……造反派押送他的人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到公共廁所去拉，但又不好跟着楊少西進廁所，於是楊少西趁機從廁所另一端遛進一家飯店的廚房逃脫了，給那麼“莊嚴”的全成都市批判走資派的大會開了個大玩笑。

俗話說“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後來楊少西在他做工的工廠仍然受到了批鬥。但身體受傷害的程度要比在全市批鬥大會上輕得多。因為同廠的都是天天要見面的工人弟兄，有些不忍心下手太狠。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楊少西的右派問題得到了“改正”，當上了四川省政協委員，但性格未改，仍然侃侃而談，樂觀大方。有一次省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上面要他提個提案，他想了一陣說：人民南路廣場（現已改名為“天府廣場” ），毛主席一個人站在那裡太孤寂了，我提議把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理的塑像，立在他兩邊，陪他老人家。結果下一次省政協會議就再也沒有他了。回想起當年的右派經歷，特別是逃脫那次成都市“批鬥彭、羅、陸、楊大會”的事，他仍然刻骨銘心。他說：那年月，在那種情況下，如果不樂觀，早就投江自殺了；不機靈些，哪還有一個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看來“革命家庭”也改變不了一個人的良知。建立民主法制，是中國有識之士共同追求的真諦。

我和毛先生

王容芬

《庖犧氏》排好了版，策劃人說還缺一篇序。《燧人氏》的序是苗子先生寫的，我想請先生再提攜一把。先生沒有回絕，卻講了個故事:“我花了好幾年寫《八大山人年譜》，兩年前把手稿給汪世清先生過目。汪

這本書是我的第二本歷史小說，前面有《燧人氏》，後面還有《有巢氏》、《媧皇羲皇》、《黃帝蚩尤》、《唐堯虞舜》、《治水鯀禹》，成為一個系列。其實《庖犧氏》去年年初就交了稿，只是依歷史順序，排在了《燧人氏》後面。整個系列的醞釀和寫作都有年頭兒了，不是現寫現賣。

說起來話長，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冒昧給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先生寫了封信，請他以社稷為重，檢討時下拿槍桿子運動群眾的錯誤。毛先生很讓我失望，把一個履行匹夫之責的公民當作階級敵人關了起來，強迫作鐵窗功課，學習他的階級鬥爭理論。“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毛

我在毛先生的看守所一住就是十年，其間易地數次，閱人近百。一起關押的難友，全是清一色的“階級敵人”。交談比較之下，別人的案情都比我輕得多，他們獲罪或為出身，或為歷史，或為無意中說錯話寫錯字，還有株連殃及的。就此小樣本而言，冤獄百分之百，毛先生的階級鬥爭無疑就是踐踏人權。文革中全國範圍的階級斗爭鬥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確切統計，用鄧小平

鐵窗時間不計日月，年復一年，睜開眼背語錄，閉上眼倒騰歷史，倒騰到根兒上，明明白白了，毛先生說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歷史。燧人氏、庖犧氏、有巢氏，這些星星，隔着歷史的光年，七千年、八千年、一萬年之後，依然燦爛奪目，絕不因為他們是階級鬥爭的勝利者。這些名字都有內容，鑽燧取火、種五穀養六畜、築巢造屋，就是沒有階級鬥爭，他們閃爍的是那個時代先進技術的光輝。

十年以後，在遠離京城的一孔黃土窯洞裡，一位當地無產階級專政人員，艱難地向我宣讀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疙疙瘩瘩念錯了許多字。所有罪狀歸結起來無非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外加死不認罪。我聽得明白，已視死如歸，只是遺憾死得太不值。聽到最後，長長吐了一口氣，不過無期徒刑爾！心裡對毛先生說：“只要不死，有出去的一天，我會跟您講這個理，把三皇五帝到於今的歷史爭個明白。”

判刑後勞動改造了兩年半，正當獄方以“拒不認罪、反抗改造”為名，向京城申請給我加刑時，半人半神的毛先生死了，天怒人怨把他生前的魅力撕得粉碎，他的司令部被摧毀了，一個個成了階下囚。戲劇性的是，一個在看守所給我上過刑的專政人員，帶着十年刑期也被發配到這座監獄，還和我住一間牢房，成了名副其實的同窗。一九七九年三月，當年判我無期徒刑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來了兩位審判員，向我宣讀了一份覆審判決書，內容挺長，無非是被告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攻擊了偉大領袖云云，不過“攻擊毛主席” “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內容，變成了“反對四人幫”，以前加刑的憑證也變成了平反的依據。平反雖然留了尾巴，好在最後一句判詞是：“宣布無罪，立即釋放。”

一晃十二年半，出獄後，我如狼似虎讀史書，補功課，一把年紀出國覓師寫論文，求索人類歷史上重大災難的理論根源。毛先生死了，我那顆較真兒的童心仍未泯，補完最後的史學教育，我便着手收集史料，考察三皇五帝之源。《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了不寫三皇本紀的理由：“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太史公不知的史料，所幸兩千年後從地下發掘出來一部分。雖不足以著史，但可作為歷史小說之本。小說雖屬稗類，也應有所本，《庖犧氏》本的是甘肅大地灣八千年前新石器時代遺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溝、房、窯址和近萬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農作物標本黍。對應這個時期的歷史人物，在中國是神話了的三皇，在希臘則有盜天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和農業女神得墨忒爾、狩獵女神黛安娜。

關於三皇，各說不一，但所有版本中都有一位農業先驅，或叫神農，或叫庖犧，或叫伏羲。庖犧這個符號最生動，傳遞的信息最多，至少有獵、畜、陶、火。我就選擇了庖犧作為本書主人公的名字，以這個氏族的名字作為書名。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社會形式是母系氏族，酋長自然是女人，而且是有領導生產能力的女人。庖犧這個有許多重大技術發明的人，就是庖犧氏的女酋長。有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情節自然發展出來，八千年前的生活場景再現出來了。

人是脊椎動物里最弱的，單個兒的人缺乏營衛能力，牙齒不利，指甲不硬，奔跑速度不快，只有在群體裡，才有生存希望。母系氏族是血緣和利益的群體，在與外族利益衝突中，難免產生打鬥、殺戮，群體內部遇到需求與現實的差距，也難免導致人際衝突，甚至鬧出命案來。模擬原始社會生活的故事情節發展，經常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打碎了以往接受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幻想。不過，無論氏族間的衝突還是氏族內的衝突，都不能用階級鬥爭來解釋，而是人性和利益使然。那時沒有契約和暴力機構，維繫社會和諧的是對神的敬畏和對酋長魅力的帖服。酋長權力來自個人過人的能力，給族人帶來實際利益的能力。小說里的庖犧就是這樣的魅力權威，她靠對自然界的正確認識，發明了提高族人生存能力的先進技術，教民制弓箭、結網罘、養六畜、種五穀，使庖犧氏的生活有了質的飛躍。酋長犯了錯誤，給族人造成重大損失，她的魅力也就沒了。小說寫了庖犧晚年的一個重大失誤，導致氏族死人過半，生者離開了庖犧，推舉那個力阻錯誤行動的人當了新酋長。魅力權威依託人的能力，本事沒了，權威也就不存在了。

酋長是氏族生產和生活的管理人，所謂管理，不過是生產和分配。分配比生產更重要，僅有的產品如果分配不均，就會導致打鬥，分配權只能掌握在全族人信得過的人手裡。庖犧的魅力給了她分配權，她的主要精力用在結一個一個作為分配記錄的繩子疙瘩上，主持幹活兒的卻是幾個精力旺盛的男人。向父系社會過渡已是早晚的事兒了。

寫原始社會，尤其是母系社會，不能迴避先民先祖繁衍後代綿延種族這一面。再現新石器時代的生育習俗，靠流行的“ 群婚制”理論來虛構就麻煩了。我有幸在為稻梁謀的工作中考察過中國古代生育制度，也做過幾年城市婚俗的田野調查，這點民俗學功夫派上了用場，寫作中還參考了兩次去山西發現的晉人一種古老的習俗。一次是文革前，去晉南參加四清運動，我有半年住在村民家裡，日子長了，人家也不迴避了，還告訴誰跟誰“過着”，整個村子有一張清清楚楚的性關係圖，一點不亂。這個結構是村民生活的重要支撐，夫妻雙方都尊重對方的性自由，子女也視父母的性夥伴為親戚長輩。這種性關係的作用除了生兒育女，還是對過日子的支撐，遇事幾個家庭互相幫助。第二次是在看守所和監獄裡，我常代犯人寫家信，收信人從雁北到晉南，遍及全省。這些信有給“ 愛人”的，也有給“朋友”的，往往一個人同時寫兩封。獄方視為正常，只要不談案情，一律放行。這並不是某些通姦犯獨有的婚外情，其他犯人，甚至某些監管人員也有這種生活方式，而且很公開，兩家孩子長得難以分辨，被人混淆了，就笑着解釋“我是誰的，他是誰的。” 我把這種習俗揉進雲南納西族的從舅居，作為小說中原始人的生活方式，這似乎比“群婚制”更符合八千年前的民風。八千年前的人也是人，所謂群婚和亂倫，在動物界都罕見，何況人類。晉人的性習俗不是個案，中央關於全國的四清運動有指示，為了消除社員的顧慮，下車伊始先宣布：“誰跟誰睡覺的事，不在四不清之列。”中央有個四清樣板，不在山西，領隊是某夫人，開社員大會時居然傳焦大的話：“要是清這個，你們就沒一個乾淨人了。”

原始人受自然界威脅多多，壽命很短，出土的頭骨，牙齒基本完好，高壽而死的，不過三四十歲。他們的生命健康主要靠巫來調治，《庖犧氏》裡寫了兩代備受族人贊崇的巫，巫的造型取自傳說中嘗百草的神農，除治病療傷外，還以神鬼代言人的身份調理族人的心理。母系氏族裡地位如此之高的巫，我想也應該是女人。書裡的老巫婆還是氏族延續的鑰匙——收生婆，最後為求雨貢獻了生命；巫婆的接班人是庖犧的好友，她淡泊權力，施醫舍藥，也是氏族有話語權的重要人物。庖犧晚年得了不治怪症，痛苦不堪。她的繼承人盡一切努力，讓她活下來，家人卻不忍看着庖犧生不如死，庖犧本人也願意儘早了結。在願望衝突中，巫婆尊重庖犧的選擇，給她吃了大量苦杏仁兒，算是最早的安樂死。

庖犧死後，她的繼承人把她立成了神，族人有了膜拜和求告的偶像，後人也奉庖犧為神。傳說中的神三皇都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有重大發明的酋長，我把她們寫成了三位傑出的女人——燧人、庖犧和有巢。《庖犧氏》和整個“太古足音系列”都不是重寫神話，而是重現活人的歷史，力求每一個事件，每一個情節都能在歷史和生活中找到依據。我相信這些從洪荒中走來的先人，能在歷史小說人物叢中得到他們的位置，不會被那些濃妝艷抹的後宮和陰陽怪氣的太監淹沒。

我寫三皇五帝，緣起是跟毛澤東較真兒。這想法本身就幼稚，因為毛先生的道理太荒誕，換牙的孩子也知道牙齒的發展是新牙頂掉乳牙，而不是下牙把上牙頂回牙床子裡去，毛先生卻憑着妄想和幻覺，偏執地非要讓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經歷過那個荒誕時代的中國人早就不信這一套了，年輕人可能連階級鬥爭是什麼東東都不知道。文革中的領袖戎裝像如今淪為火辣飯鋪的店招，忠字舞跳上了夜總會的台面，階級鬥爭成了一道風景菜。我與毛

郁風、苗子夫婦年逾九十，造詣純精，社會應酬繁忙，仍屈尊為拙著畫畫兒題字。同窗之誼，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五個小右派

唐世彥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要有集體記憶的，是要有歷史回憶的，經過去年五十周“反右鬥爭”的紀念活動，有些掙扎在知識分子最底層的右派小學老師被人記起來了，可是，他們的妻子，卻被人忘了，很少有人回憶起她們的遭遇、痛苦和受到的歧視，這裡介紹的五位右派先生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在湖北武昌縣師範的同學，畢業後紛紛到農村各小學當老師。和我一樣，都成了右派分子。他們有的是先結婚，後當右派，有的是先當右派，後結婚。他們的妻子都是我的嫂夫人。她們都不和丈夫離婚，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忍辱負重，伴隨着自己的丈夫走過了漫長的隧道，真不容易，真是連累了她們，苦煞了她們，我通過此文向這些嫂夫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劉煥生與汪小玫1951年結婚，至57年時，已有三個小孩子，大的6歲，老二4歲，小的只有2歲，五口之家靠他們夫妻倆在湖北武昌縣林湖小學教書維持生活，倆人的月工資加起來只有66元，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12元。劉煥生劃為右派後，被學校開除，回老家交生產隊管制勞動改造。此時，汪小玫僅靠月工資34元維持四人的生活，每人平均生活費只有8元。劉煥生成了新中國的敵人，誰都要和他劃清界限，妻子、兒女都是不准許有親情的，只有隨時警惕他，一發現有反動言行就要揭發他或和他離婚，才能算有覺悟，否則就是與敵為伴，就會成為“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興風作浪”的“一小撮”。

汪小玫已37歲，有幾分姿色，身材瘦小，她一個人拖着三個小孩，居住在校。1959年正是大飢餓的頭一年，汪小玫及三個孩子，一天三餐靠稀飯及豆渣、野菜、南瓜等代食品充飢，四口人一個個都消瘦下去，然後又浮腫上來，種田的農民都沒有辦法填飽肚子，她有幸的是吃商品糧，她本人定量21.5斤一月，三個小孩平均每月10斤，共計51.5斤。平均每人每天有4 兩口糧，沒有餓死，真是萬幸。為了維持生存，迫使她在晚上9點下班後，踏着月色去野外挖野菜。等到收麥收稻時，她就到田間地頭撿遺漏的麥穗和稻穗。回家後，偷偷在房間搓下顆粒，一粒粒的積累，一粒一粒地弄熟，讓子女們狼吞腹中，真是“一米渡三關”。汪小玫這樣做的次數多了，“久做必犯”，終有一日敗露了。一天晚上，校長從一位林支部書記家喝酒後回家，路過田間發現有人拾稻穗，其形似汪小玫，這樣，汪小玫夜拾稻穗的事就被校長逮個正着。這還了得，校長從汪小玫的手中奪下一把稻穗，這是鐵的證據，無論汪小玫怎麼乞求，都不能寬容。第二天就組織了批右派家屬汪小玫的鬥爭大會。罪名是偷盜人民公社的糧食，反對總路線、為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階級敵人頑固不化，罪該萬死。校長發動學生撕破了汪小玫的衣衫，扯亂了她頭髮，要她跪下。汪小玫萬口難辯，人贓俱在她只得跪下，軟癱在地上，校長說她裝死耍賴，用腳踢她，她肉體傷了，心靈傷了。三個在校的小孩也哭着來了，他們只曉得喊：“媽媽呀！媽媽呀！……”。這樣，鬥爭會不好進行下去，只得命令她回去寫檢討、寫交代。到了六十年代，她白天上課，晚上和師生們一道參加大辦鋼鐵，有時是通宵達旦，“大辦鋼鐵”是全民運動，是政治任務，誰也不能說有事請假，誰也不能說疲倦，只能表現出“幹勁沖天”，她哪能料理三個在七歲以下的孩子？晚上他們睏了，只能和衣而眠，要拉尿，就床而撒，汪小玫的母愛，隱痛是不能流露的，否則就是反抗“大辦鋼鐵”，最輕也是“消極怠工”。當師生們為了表現“幹勁沖天”，大話、假話滿嘴飛的時候，汪小玫是不敢插嘴的。她怕說錯了，總是三緘其口。但還是惹禍了，校長認為汪小玫沉默寡言、疲憊不堪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對抗`、仇視、不滿“大辦鋼鐵”的行為。為了把一所小學的“大辦鋼鐵”掀起高潮，第二天晚上，開爐前舉行了批鬥汪小玫的現場大會。大家列隊站在爐前，由校長作了簡短的講話，說有人對抗“大辦鋼鐵”，消極怠工，用沉默來仇視黨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批鬥階級異己分子，才能把我校的大辦鋼鐵推向高潮……。接着就是一個學生呼喊口號：“堅決擁護鋼鐵運動！誰破壞‘大辦鋼鐵’，我們就鬥爭誰！”。“把汪小玫拉出來！”……。

汪小玫在列隊的對面，低下頭，臉呈死灰色，大家七嘴八舌的發言，有的質問，有的辱罵，有的分析，有的推理……。一頂頂上綱上線的“大帽子”戴到了汪小玫的頭上，雖壓不死汪小玫的肉體，是可以壓碎汪小玫的魂魄的。汪小玫作了幾句辯解，說主要是疲勞、很累、無力說話，還有怕說錯了，不是仇視，今後一定戰勝疲勞，鼓足幹勁，以彌補損失。汪小玫除了禁不住的淚，還有什麼話能說呢？回到家，她的三個孩子已合衣橫七豎八地睡在床上，蒼蠅正盯在孩子的眼角上，吸吮黃色的眼屎。第二天晚上大辦鋼鐵時，汪小玫也強作歡笑，跟人搭訕幾句，說些政治性的“進步”話。這樣又引起了校長的注意，他召開了學校領導班子的小會，他認為汪小玫很反常，昨天批鬥她，今天有笑有說，這是迷惑人的假積極，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識破陰謀，揭穿假象，大家要暗地觀察，讓她充分的表演，隨時報告她的動向，這個險惡的校長是踏着她的眼淚表現自己的。60年，汪小玫的右派丈夫勞動改造已經二年了。因長期處於飢餓狀態（他已取消商品糧供應）患上了嚴重的浮腫病，他知道這樣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就選擇了逃跑。逃到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汪小玫也不知道，她是不能打聽的，不然又要因和右派劃不清界限挨鬥爭。她哭命運、哭子女可憐、哭丈夫逃走。他能活下來嗎？她想自己不能死，三個孩子是三條性命，三個幼兒，他們沒有罪，無論如何要支撐着，挨斗也要支撐着，把子女拉扯大，讓他們歸田當農民，自食其力，只要不偷不搶，和大夥一道“早請示，晚匯報”，然後早出工晚睡覺，只要不劃右派，當一個“可教育好的子女”也算平安。

劉煥生逃跑已二年多了，他沒有死，他在祖國東南方，來往於火車上販賣少量的肥皂、火柴（當時的緊缺物品）等日用品為生，他一分錢一分錢的積攢，積攢了一點錢之後，他想到了妻子和三個幼小的子女，設法托一位遙遠的親戚捎信，約汪小玫在一個暑假裡到杭州見面。汪小玫得到這消息，喜恨交集，她到了杭州，見到了劉煥生，他們在杭州玩了三天，這哪裡是遊樂，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們是偷玩、偷見、是賊子、是叛逆，見不得人，也怕人盯着，懷着象通緝犯一樣的心情，時刻警覺着和他們擦肩而過的人們，時刻都擔心被抓獲。這個擔心終於來了。第三晚他夫妻兩在旅店住下，這是臨別的一夜，汪小玫抑制不住號啕大哭，不管劉煥生怎麼安慰都不能讓汪小玫停止啼哭。哭聲驚動了鄰房的旅客，他們感到很不正常，報警了。警察來了，進行了審問。劉煥生說：“你們放掉她，我跟你們到派出所”。警察就把劉煥生帶到了派出所進行關押。後將他押送回原籍。一聲哭別，導致劉被抓獲，汪也被停止工作“下放勞動”。

觀察一年後，汪恢復了工作。她的上級領導勸她，你想和劉煥生劃清界限，唯一的出路是離婚，否則你是苦海無邊。汪小玫從沒有想到離婚，特別是在劉煥生落難時離婚，我辦不到，我是一個人，一個不趨炎附勢的人，一個不嫌貧愛富的人，一個不落井下石的人。離婚了，我怎向子女交代？我只有這個命，當右派家屬的命！我認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右派家屬更難當。1970年暑假，汪小玫以右派家屬、女黑幫分子的雙重身份進了“五不准學習班”。其實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牛棚”。她因背包中有一個針線袋，袋中裝有三顆小鐵釘，一把小剪刀，幾顆針與線卷，在一個深夜搜查黑幫們的床鋪時被抄出，認為是黑幫帶進學習班的“兇器”，與其他二十餘位被抄有“兇器”的黑幫們一起被綑綁起來，進行“現行打擊”， 搞得人心惶惶，恐怖陰森。汪小玫被弄得死去活來，她辯解說：“釘子是什麼人裝進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剪刀針線是為補衣服扣子備用的。”這種實事求是的辯解有什麼用呢？正如吳思在“血酬定律”一書中說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汪小玫一天天地熬，子女們由瘦變腫，由腫變消，終於長大了，她不讓子女失學，她帶在身邊讓他們讀完小學，又送他們讀初中。

1978年劉煥生改正了被錯劃的右派，恢復了工作，但他沒有到退休年齡就病退了。他四處打工掙錢，在麻城買了一塊地基，用他在勞改時學會的做磚燒窯的技術，做磚燒窯建起了一座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層樓房，後來他們夫婦都進城了，子女們先後上了大學、中專，其中一個到國外工作了，這個家的元勛應是汪小玫。

（二）方仁與曾秀梅同一個師範學校畢業，同時分到小學工作，他們結婚剛一年，1957年反右鬥爭，方仁就被劃為極右分子，被開除工作，集中到一個農場勞動改造。曾秀梅因產假，躲過了反右鬥爭，沒有被劃為右派，但是她成了一面“大白旗”。她的“罪行”有兩點：一是她不滿一歲的兒子名字叫“大鳴”，二是白專道路。她的兒子取名叫“大鳴”，說明她對1957年大鳴大放、反右鬥爭有刻骨仇恨。想讓兒子記住1957年他父親劃為右派，將來好為父親報仇。白專道路是指曾秀梅只愛教書，不關心政治，不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

“拔白旗”也是全國性的運動，僅次於當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曾秀梅作了無休止的交代和檢討都不能過關，就把她調到一所條件極差的鄉下工作，中途又調她到偏僻的村子，次年又調到只有一個班級的學校工作，過着孤兒寡母的日子，晨無鍾暮無鼓。黑夜她在煤油燈下為學生改作業，編教案。戴着“白專”帽子的女教師很認真教學，學生們也很爭氣，學會了唱歌、跳舞、繪畫、講禮貌……村民們說曾老師是一個“真”老師，她把我們孩子教得不逃學，還能升入“高小”。曾秀梅無論怎麼逆來順受。還是被認為不老實，是階級鬥爭的靶子，在“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批白專道路中，要以大批判大鬥爭開路，促進教育改革，促進“開門辦學”。在落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中，也必須以大批判、大鬥爭開路。曾老師在這個年月里，算是為開路立了“首功”的人。曾秀梅在三年中挨過的批鬥不下於三十次，平均每月一次。成了拔不掉的“白旗”

1962年方仁摘帽了，恢復了工作，這只能在生活上有一點好轉，在政治上、身份上仍是摘帽右派，曾秀梅仍是摘帽右派的家屬。隨着國際“共運”的風雲變幻，中國選擇反修防修的大政方針，採取“安內”防線，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最高指示。從中央到地方，從農村到城市，從商品交易到上層建築，從生產勞動到科學研究，從日常生活到意識形態，全面地警惕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冒頭，“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出現。在這大氣候的籠罩下，方仁和曾秀梅這兩個小得可憐的人物，還有什麼好日子過嗎？摘帽右派的方仁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又被揪出來，罪行是“翻案”，是“人還在心不死”。方仁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上，“主演了”三十多場，曾秀梅也經常上演陪斗的“配角”。她不流淚，不求饒，不辯解，不彎腰，不怨恨，她麻木了，呆若木雞。她知道自己一點鳴冤叫屈的力量都沒有，一片哭泣傾訴的位置也沒有，哭也枉然，只好忍辱負重……

1978年方仁被“改正”了，調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入了黨，擔了重點中學的校長兼書記。曾秀梅再不會挨批鬥了，但是她的身體被摧殘垮了，怕風、怕冷、怕過冬。醫生說：這是長期精神壓抑造成內分泌失調所形成的精神虛弱症。

（三）林特和王雯娟是在小學同學，林特1954年師範畢業後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王雯娟在這所小學當民辦教師，他們成同事，由於有同學基礎，雖不是青梅竹馬，也算少年有識。林特27歲，王雯娟小他三歲，他們經常在生活上相互關照，在工作上，林特是義不容辭地幫助她提高教學水平，時間一長，他們戀愛了。沉重的1957年來了，林特被劃為右派，對他的處理是 “留用察看，以觀後效”。誰還敢和右派戀愛呢？右派又怎能談戀愛呢？王雯娟真是飛蛾撲火，她硬是不放棄對林特的愛戀，她對林特說：“你沒偷、沒搶、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不為醜惡，不為敗類，何況右派還是可以爭取摘帽的，我不反悔，我不能和你劃清界限，我等你摘帽子”。

一等就是三年，62年林特摘帽了，調另一所完全小學教書。王雯娟還在作民辦教師，她毅然決然和林特結婚。貧賤夫妻百事哀，只辦個結婚證，把鋪蓋卷搬到一起住就是了。他們結婚，教師群中很驚訝：一個貧農姑娘，又有文化，怎麼也出現立場不穩，敵我不分的人呢？真是大逆不道！糟蹋了一個貧下中農的成分，作孽呀，林特真狡猾，真是不道德。右派們得知這一消息也很驚訝！右派怎麼能找到愛人，沒有貧農姑娘的勇敢撲火，林特使多大的騙局也不可能得到，一群右派們敬佩這位愛情至上、愛情無階級、愛情自主的無畏者。說她是勇敢的人，可愛的人。……

他們結婚，在一群年輕的單身右派中，也燃起了希望，爭取“摘帽”，說不定也能和林特一樣找到一個對象，找不到貧農姑娘，找一個中農的，或者地富的子女也可以。

王雯娟這個摘帽右派的家屬，因出身好，領導運動的人不像鬥爭曾秀梅那樣，隨便找一個“詞兒”可以“加罪”，過一過批鬥遊戲的癮。要找“詞兒”批鬥王雯娟還怕惹上了打擊貧下中農子女、實行階級報復的罪名，特別是那出身不好的領導和跳梁小丑們，不好跟王雯娟定位，是把她當貧下中農呢？，還是把她當右派家屬？儘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種種歧視和打擊。結婚一年後，他再不是學校的積極分子，什麼積極分子會，她都不能參加，她是右派家屬，他能不泄密嗎？什麼先進工作者也不能評，工作好，教學好，也不行，她是一個喪失階級立場的人。不久說是調整民辦教師，取消她民辦教師資格，回農村生產。王雯娟在愛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為，但在組織決定上，她是老實巴交的，她沒抗爭，回家去當貧農，參加生產勞動。但她是啞巴吃湯圓心中有數，為什麼不能當民辦教師，不就是嫁給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個不給自己留下撤退後路的決定，不生小孩了，她設法絕育了。像一支赴湯蹈火的軍隊，在穿過橋梁後，炸橋衝鋒，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的動搖，她決不退出自己占領的愛情高地，她不放棄，她決心死守一輩子。看你還把我開除到什麼地方去？不就農村嗎？農村啊，是億萬農民的家園，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營，動不動就往農村趕，地富反壞右趕到農村，不法資本家趕到農村，四不清的幹部趕到農村，億萬知識青年也下農村，城市失業人員到農村去……，美其名曰：“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其實“村苦農民窮”，這些人不可能在農村自食其力，終年勞動，連口糧都掙不回來。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覺地株連到兩個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畢業，就是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會關係，政審未能過關而不能上大學。二弟67年入伍，也是同樣的原因而未能參軍。王文娟的災難不聲不響地潛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認為實施絕育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怎麼能有孩子呢，怎麼能把災難延伸給子女？別說貧農根紅苗正，貧農也沒有結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結婚沒有誰爭奪誰的問題，沒有誰演變誰的問題，真的不存在階級鬥爭的反映，不存在階級立場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句話是對的，我們的結合是人性相愛的結果，是有緣有故的，我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扯到階級立場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農村勞動了十多年，內心是痛苦的，還不到四十，頭髮已出現了白絲，這是一個貧農姑娘精神創傷的痕跡。

1978年林特改正了錯劃的右派，不久入了黨，當上了一個中學的領導，王雯娟又做起民辦教師，現已退休，沒有子女，清晨，兩老常一起到公園晨練，享受着民間的平安。

（四）萬曉秋與嚴一忠，都是貧農出身，嚴一忠的父親是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他56年參加工作，57年十八歲時劃為右派，人雖然長得很帥，因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愛人。61年國慶節國家大赦時，他摘掉帽子。65年，經人介紹與萬曉秋談戀愛。萬曉秋也是貧農姑娘，一個高中落榜的學生，在農村生產勞動。嚴一忠告訴萬曉秋，他是摘帽右派，現在一所小學教書。萬曉秋說：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麼？我不會嫌棄你！萬曉秋不懂得摘了帽子，還有摘帽右派的後患，嚴一忠也不懂這個後患。他們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難摘的。

他們在65年就結婚了。萬曉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麗，文質彬彬，性情溫和，雖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們還比較喜歡她。學校遇有教師產假事假就請她代課，慢慢就成了長期代課教師。66年生了一個兒子，日子過得風平浪靜。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戰線出現了一個“侯王建議”：一個姓侯的小學教師，一個姓王的小學教師，向全國發出一個建議，建議所有老師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建議被媒體廣為宣傳，被報社肯定為是個革命的建議，因此中小學老師（除學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嚴一忠所在學校教師進行大換班，嚴一忠是城市人，無農村原籍，被派到鄉下小學，萬曉秋沾了貧農成分的光，留她到城關大隊一所小學當民辦老師，由代職變成專職。萬曉秋真是感激涕零。萬曉秋在城，嚴一忠在鄉下，兩地分居。一位領導經常找萬曉秋談話，關心她的生活、工作、進步，希望她好好聽黨的話，站穩階級立場，爭取由民辦轉為公辦教師，萬曉秋把他當成黨的關懷，嘗到貧農出身的甜頭。一天晚上，那個領導對她說：“你年輕貌美，為什麼找一個右派分子？要想今後能有什麼前途，你和嚴一忠離婚才有出路，我幫你介紹一個，保你能轉正……”萬曉秋這才晃然大悟，為什麼她能留在城關？為什麼叫她站穩立場？她想，嚴一忠和我結婚，他沒有騙我，也沒有給我許過願。這位領導這麼關心，這麼許願，不是出於關心貧下中農子女，也不像是代表黨的關懷，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時的想法馬上告訴嚴一忠，徵求他的看法。萬曉秋有了這個認識，是從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飛躍，她想：“依靠貧下中農”，“貫徹階級路線”，“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大有水貨，她有些害怕了。她想：嚴一忠一個貧農的兒子，怎麼會劃右派的？還不是這些所謂“聽黨的話”的領導者們引蛇出洞引出來的？萬曉秋更同情嚴一忠了，和他的距離拉近了許多。

67年嚴一忠在鄉下小學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寫鄉土教材時，把“打倒劉少奇”誤刻成“打倒毛主席”。這還得了，嚴一忠因此事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的批鬥，上綱上線的發言絕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敵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就會興風作浪”…… 嚴一忠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個生產隊交群眾管制勞動。萬曉秋從右派家屬升級為反革命家屬。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見了熟人拐道，出門就低頭。勸她離婚的人不止那位領導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學校的貧下中農，還有人敢於給她介紹新對象，搞得她焦頭爛額，心力交瘁，怎麼辦？她迷惘苦悶：我已經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妻子，離了婚，這個社會關係離得掉嗎？為一個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紹，與一個反革命的妻子結婚，他的革命立場何在？為什麼他們就不怕喪失立場？記得老家有一位鄉長與一個地主婆結婚，不是被撤職了嗎？他們哪是關心我？哪是講階級立場？我不能再錯了，離婚比不離婚更複雜可怕。我怎麼辦？勸離者、介紹者都只圖一時的痛快，他們是不負任何責任的，我要對自己負責，對兒子負責。萬曉秋決定死不鬆口，冷靜觀察，獨立思考，警惕“勸降”者。背後議論紛紛揚揚，有的說她“苕”，有的說她頑固，有的說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潑髒水，萬曉秋忍着，裝着沒聽到。更可怕的是騷擾，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大隊長、小隊長、會計這些土皇帝，地頭蛇，他們是小學的領導者，經常在酒醉之後，特意到萬曉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說些粗魯下流的話，挑逗取樂，有時還對萬曉秋動手動腳。這些人都是黨的幹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人，一個個都暴露出的邪惡嘴臉，誰也得罪不起。萬曉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靜地向城關鎮政府遞交了辭去民辦教師的申請書。鎮的一位領導說：“你為什麼辭職？大家這麼關心你，你應感謝才是……”萬曉秋把多次受到騷擾的事說了，領導說：“勸你離婚，你不聽，你離了，跟某人結婚，誰還敢惹你！”萬曉秋說家裡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盡孝，她不辭而去了。萬曉秋回到娘家，家鄉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學當民辦教師，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嚴一忠右派問題改正。嚴一忠改正後的第三年入了黨，在一所學校當校長。他多才多藝，對學校管理、語文教學頗有研究，名傳一方。

（五）付德喜與李桂枝。付德喜貧農出身，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劃為右派，處分最輕，是“留用察看”，戴帽當教員。他的愛人叫李桂枝，是一個農村姑娘，貧農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動派”的錯誤，所以沒有和他劃清敵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還很思念。1959年饑荒時，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糧票”。右派分子偷“糧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機關抓捕，關進看守所，李桂枝這才知道戴帽問題的嚴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訴她：“我沒有偷食堂的糧票，全是誣陷的。” 李桂枝說：“搞清楚了，你就回家當貧農，不去教書了，這樣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種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輕得多”，一個認字不多的貧農少婦，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寬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決心聽妻子的話，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當作盜竊犯在看守所關押了三個月，他始終不承認偷了八斤糧票，學校又拿不出證據來，只是推定是右派分子在破壞。因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階級觀點，要懷疑階級敵人破壞，先抓人，再落實材料，這是歷次運動的鬥爭經驗。這個經驗在歷次運動中製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糧票的材料不能落實，公安機關只得要學校把人先領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後，破衣爛衫，瘋瘋癲癲，誰也沒理他，他當晚就自動脫離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幫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倆人一塊當農民。一次，鄰居的雞下蛋了，可是蛋不見了。一個雞蛋不見了，對農村婦女來說是大事，是糾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罵槐地說：“在學校偷糧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雞蛋，真不要臉……”。李桂枝絕不示弱：“你罵誰？誰偷糧票？誰偷你家的雞蛋？我們都是貧農，我們不怕你。” 鄰居說：“付德喜不是貧農，是右派！不要臉的右派，你也不要臉，找個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臭婆娘還不老實，不低頭認罪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氣極了，她說：“笑我找一個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怎麼啦，全生產隊只有一個右派，我就挑選他，我是百里挑一，你不服氣，右派分子還不會要你這樣的潑婦做老婆……”

李桂枝這一番出格的話，匯報到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現行反動言論。黨支部要發揮戰鬥堡壘作用，決定組織一場鬥爭付德喜的大會，李桂枝陪斗，打掉右派分子翻天的囂張氣焰。

發言的此起彼伏，言詞短促激烈，雜有呼吼、恐嚇，謾罵侮辱……使李桂枝憋氣的是，不允許辯解，不允許強嘴，所有不實之詞都得全盤接受，只許可斗者胡說八道，被斗者是無發言權的。這是一個貧農姑娘所受不了的。怎麼搞的？叫付德喜不教書了，回家當貧農，反而連自己也當不成貧農了，這是什麼世道？此次鬥爭會後，群眾的鬥爭性調動起來了，階級覺悟大為提高，再沒有人和李桂枝說話、逗趣、開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個單純、幼稚的姑娘，她的貧農優越感、光榮感，被群眾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李桂枝也曾想離婚，只有離婚才能當貧農，才能恢復優越感和光榮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媽不同意，勸李桂枝要要忍着，不能在人家倒霉時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誰都不能說一生走紅。

1957年全校教師在第一中學大鳴大放時，我去看過他們的大字報，付德喜寫了一副對聯：“豐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兩油”。因為對聯為農民說了實話，付就成了右派，我看這不是反動言論，我就有這思想，我們農民只有八尺布，還沒有四兩油，確實是太少了，讓農民能夠多點布，多吃點油，怎麼能算是反動思想呢？但我沒有往外說，付德喜錯就錯在不該說，悶在心裡就好了。

全國有右派成千上萬，他們都有愛人，也是成千上萬，這不為丑，慢慢過日子，認命，大家能過日子，你也能過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紅”才不道德。“黑”與“紅”是人們隨意說的，今天可以說你是“紅”，明天也可說你是“黑”。今後的日子還長，少說話，少逞能。付德喜很聰明，懂水會電，又會砌灶節能，有文化，什麼技術活也一學就會，只要勤勞，餓不死你們。由於爹媽反對離婚，李桂枝心中壓抑，身後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臉的東西，右派臭妖婆……她由優越走向自卑，漸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間歇發作。

有一次，她間歇精神病發作，拿起“扁擔”，追打生產小隊長。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沒有釀成災禍。二十餘年，付德喜與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為命，直到1987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點小學的領導崗位，擔任教導主任，他多才多藝，嫻熟琴棋書畫，常組織少年過夏令營、冬令營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個丟失雞蛋的鄰居的孫子要上重點小學，死皮賴臉地求李桂枝說情，請她幫忙，李桂枝終於又變“紅”了……

我在“監中之監”里度過“文革”（之二）

石天河

1.監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這樣的抬舉·

開初，集訓隊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兩批三批……不斷地從各個中隊送進來，有時三個五個，有時十個八個，一共聚集了約百一二十號人。進監以後，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覺得自己原本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堂堂正正的勞改犯人，政府說過，是要把我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現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連人都不是，將來還能成“公民”嗎？後來忽然聽說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共產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都作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被打倒了，就擔心這翻天覆地的運動，會不會像龍王爺發大水，在大水衝垮太行山的時候，會捎帶着把沿路的螞蟻窩一鼓蕩平。至於螞蟻窩裡那億萬條生命是不是算數，龍王爺是沒在意的。加上，幹部們這時候的“文革語言”也常常使人驚心動魄，動不動就說：“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嘛！你們要敢於亂說亂動，只有死路一條！”犯人覺得非常委屈，怎麼無緣無故地就把我們算作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了呢？

於是，有一天，一個老犯，就在學習會上談自己的思想，說：“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舊社會裡，我也在國民黨手下幹過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時，農民群眾說我是縣長和土匪惡霸的腳腳爪爪；到了勞改隊，政府幹部認為我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腳腳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打得緊的時候，又說我是美帝國主義的腳腳爪爪。這些，我想來都有點沾邊。因為地主、國民黨、美帝國主義都是一鼻孔出氣的嘛。但是，這回，文化大革命一來，幹部又說我們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仔細一想，覺得這隻有那些解放後當過幹部、在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做過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政府幹部把我這樣的人，也算成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曉得，這是抬舉我，不過，我受不起這樣的抬舉！我的殘餘刑期只有4年多，家裡婆娘娃兒都在望我刑滿回家，我實在受不起這樣的抬舉！……”他說到這裡，嘴唇囁嚅，神情激動，而別人卻只覺得滑稽可笑。有個“小鬼”，學習以後，悄悄里取笑地說：“我是撈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說我是小偷，臉上很不光彩，這回能夠當上大人物的腳腳爪爪，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光榮。不過，我也還是害怕，害怕將來遇到那些真腳腳爪爪要打我兩耳光，說我是冒充的。……”

當時，某些極“左”政治觀念之荒唐混亂，大致都和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幹部家屬吵架·

集訓隊對犯人的管理是很嚴的，在“文革”開始以後，幹部傳達了《公安八條》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農場的內鬥信息，對犯人是保密的，一點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在“奪權”鬥爭緊張的時候，我們出工時，看到桂花大隊的陳大隊長和蔡教導員都被罰在公路邊捶石子，就知道他們兩個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們出工，從幹部家屬居住區的路上走過，忽然聽到幹部家屬在吵架。吵架的雙方，一位是桂花大隊陳大隊長的夫人，一位是大隊部一位姓容的幹事的妻子，我不記得她姓什麼了。她是從成都調來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廠的廣播員。人很年輕，活潑，在磨床廠時，我們天天聽她的廣播，那時候，她對犯人也沒有什麼傲慢和歧視的表現，笑嘻嘻的，大家對她的印象不壞，似乎是“勞改隊之鶯”。可是，這回一聽她們吵架，才發現，這位廣播員竟已經變成了造反的“闖將”，她居然在桂花大隊幹部對“走資派”的鬥爭會上，衝上去，打了陳大隊長一記耳光。因為，我們聽到，陳大隊長的夫人在罵她：

“你個嫩屄婆娘，你為什麼要打他耳光？他那麼大年紀，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戰，你還在你媽的爛屄里沒有鑽出來哩！你打她，你夠格嗎？你有什麼本事？你就是會賣！賣你的屄好啦，你賣一千個人，他也沒有管過你，你為什麼打他？賣你的好啦！……”

陳大隊長原先是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一個營長，團長就是雷馬屏農場的場長兼場黨委書記常勝，常勝這個團，在解放戰爭中是有很大戰功的。後來常勝調到這個農場，陳大隊長就跟着調來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農民出身，沒有多少文化，罵人罵得很粗魯，她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氣，罵起來是肆無忌憚的。而容幹事的妻子，一向作廣播員，根本不會罵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語言來回罵：

“你們還想騎在人民頭上？你還想當母老虎呀？現在不行了！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會上來辯，看誰有理，看今天是誰家的天下！……”

陳大隊長夫人說：“大會又怎麼啦？毛主席說，只許文斗，不許武鬥。他有錯誤，你們可以提意見嘛！你打人，你故意違反毛主席的教導，你要向毛主席請罪！你個嫩屄，我看你不會有好下場！……”

我們一邊聽，一邊忍着笑走過去，走遠了，還聽見陳大隊長的夫人一口一個“嫩屄”的在罵。大家就從幹部家屬的吵架，知道陳大隊長在鬥爭會上挨了耳光。我當時想，這大概就是“文革”社會的一個縮影，這運動對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團結與社會人際和諧的破壞，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這是誰也沒法的事。當時，農場已經亂成一團，常勝也已經“靠邊站”，聽說是養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報來源·

在集訓隊裡面關着，對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動態，除了聽讀報，本來是一無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掃清潔回來，忽然把他撿到的兩張紙拿給我看。原來，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報”。那上面不但有周恩來接見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還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檢察院趙副檢察長自殺的報道，標題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趙××昨晚自殺狗命嗚呼”。看了這樣的東西，的確使人驚心，雖然不清楚那檢察院是成都市檢察院還是四川省檢察院，但這運動竟然斗到使檢察院的副檢察長自殺，而沒有人能阻止他們，可見那造反的亂局已經無法收拾了。我看過以後，便叫“熊笨三”不要亂傳，最多傳幾個人，便把它毀掉。同時，又問他是從哪裡撿來的，他說是從圍牆外面那個垃圾堆里撿到的。我說，以後有機會，多注意一下那個地方。

這以後，他竟然有好幾次把這樣的材料撿了回來。不但有四川造反派鬥爭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材料，還有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批“文藝黑線專政”的材料。後來，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訓隊的武警居住的某個房子裡，有一個臨時搞起來的電台，電台不知道是農場的還是武警部隊搞的。他們每天要工作一個短時間，通過電台搜集情報，油印出來，可能是供領導參考。印廢了的紙，就隨便丟在垃圾堆里。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報來源。

這些情報，有的是觸目驚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特別是關於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揚的“文藝黑線專政”，由於這兩個人牽涉我的一些個人怨憤，心底下真有許多說不出的複雜情感。我感到，運動中把這兩個人當作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實在是胡亂加上去的罪名。但是，這兩個人，也確實有不可原諒的罪錯，那不是對毛澤東有罪，而是對人民、對文藝界知識界有罪。李井泉一貫左，“反右”運動中，四川知識界劃右派人數之多，是全國第一的；“大躍進”運動中的虛報浮誇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後來四川農村中餓死人數之多，尤其令人髮指。李井泉對這些事，是有直接責任的。至於周揚，他一貫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哪有什麼他的“文藝黑線”？他個人的罪錯，主要是宗派主義，解放前反魯迅，解放後反胡風，把文藝界搞成“一派掌權、排斥異己”的死氣沉沉與離心離德的局面。“反胡風”運動，完全是由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在“反右”運動中，他作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幹部，不但沒有致力於保護文藝界少受傷害，反而火上澆油，儘量擴大“反右”的範圍與聲勢。他確實是中國文藝界的罪人。我過去想過：假如解放後的文藝工作，不由周揚而由馮雪峰作領導，也許會少出許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論，李井泉和周揚，他們對毛澤東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們打成“反毛澤東”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純粹是亂彈琴。這不過是因為毛澤東在他的極左路線搞壞了國家大事以後，看到黨內高層存在着要“糾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後，會遭到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的批判和“毀墓焚屍”的對待。所以，他必須先下手，把這些有可能成為“中國式赫魯曉夫”的老幹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絕對忠於自己的年輕幹部，來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時，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風”、“反右”、“大躍進”這些運動中的作為，已經在文藝界、知識界和人民群眾中招來了許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讓這些老幹部去承擔“不執行毛主席政策路線”與“實行文藝黑線專政”等方面的罪責。這樣，一方面，消除了知識分子與群眾中長期壓抑的怨氣；一方面，借群眾的鬥爭來把這些老幹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們再也不可能在群眾中對毛澤東進行批判。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豈不妙哉？——毛澤東的深沉大智，雄猜陰狠，翻雲覆雨，縱橫捭闔，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個電台似乎撤走了，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報了。

2.格鬥士戲劇的轉化

集訓隊每天只出半天工，其餘的時間都是學習。所謂“學習”，除了聽幹部講話，聽讀報，主要就是開會討論，或叫犯人互相揭發檢舉。一年到頭，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犯人也要學會背語錄，唱語錄歌。不過，日子長了，揭發檢舉就只有在幹部布置了以後，犯人才會緊張起來。幹部沒有布置揭發檢舉的時候，那學習就只是叫犯人談對文件、報告以及時局的認識與體會。這樣的學習，雖然幹部強調每個人的發言都必須聯繫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學習時間拿來“說空話”。可是，這“說空話”還真是一種不容易學會的本領。因為，每天的學習時間很長，下午四小時，晚上還有兩小時，要說很多話才能把學習的時間填滿。而集訓隊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許多人在學習時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願多說話，甚至根本不說話。其中，有的人是生來的木訥，有的人則是害怕說錯了話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組人坐在那裡，沒一個人發言，冷了場，幹部發現了，或有人向幹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訓的。全隊分為兩個分隊，學習通常都是以分隊為單位。我是一分隊的學習組長，要負責按時開會和作學習記錄。每逢沒有人發言的時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場”。幸而，後來新收監的犯人中，來了一位“空話大王”，他一發起言來，可以從五年前偷雞蛋，三年前摳黃鱔，談到昨天打牙祭，又從打牙祭談到當前大好形勢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再從電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戰》的戰略思想，又從《南征北戰》說到《上甘嶺》那位女演員唱的那支歌，再從唱歌說到有一次學唱語錄歌因為喉嚨腫了唱不出，別人以為他裝怪，自己又氣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語錄歌今後改造不好，後來幸虧是衛生員張駝子在山溝溝里找到了一窩“開喉箭”，拿來煎水當茶喝才醫好了。然後聯繫到毛主席說過西醫要學中醫，又說到我們勞改隊的衛生員應該向農村的赤腳醫生學習，再說到醫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鍛煉，你看我們農場的幹部，每一個都紅光滿面，就是因為思想先進又鍛煉得好；不像我們勞改犯人，思想反動，除了勞動就不曉得鍛煉，弄得來一個個黃皮刮瘦。再說到幹部對我們的改造，關懷得無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暈倒了就喊衛生員來打針，讓他好了可以繼續勞動。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個人，可以包場，從學習開始說起，一直發言到學習結束，說得滔滔不絕，似乎說的也都和改造有關。但你如果要仔細想想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你才會發現，他說了幾小時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我們組上自從有了他，就再也沒有冷過場。就是從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說空話”也是一種本領。在集訓隊這樣的場合，沒有“說空話”的人，那學習就會是很惱火的。

實際上，集訓隊的幹部，對於進了集訓隊的犯人原先在中隊上犯了什麼錯誤，一般是並不過問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關進“獨居”正在交代問題的犯人，那是特殊情況，那要由農場的“駐場檢察員”隨時提訊，決定是否起訴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訓隊幹部管。所以集訓隊的幹部最重視的，是犯人在集訓隊裡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動。每年年終的“冬訓”，是最緊張的時候，幹部要號召犯人互相檢舉揭發。平時則只有發現了問題，才開批鬥會作出處理。而集訓隊裡面最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越獄逃跑”，另一類則是“反改造言論”。“越獄逃跑”的情況，多半是發生在刑事犯身上，因為他們逃出去以後，仍可以以盜竊為生。“反改造言論”則往往發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監中還有不少在國民黨中任過職的“老反革命”，因為改造時間長，大都已經退了火，謹言慎行地不容易出問題。在集訓隊的“右派”犯人中，有兩個人最被幹部注意。一個是一分隊的任世同，一個是二分隊的楊長虹。這兩個人在集訓隊幹部眼裡，是一貫反改造的頑固分子。“文革”開始以後，他們兩個人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封號，叫“反改造祖師爺”。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參加工作，最初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調到了重慶，在一個工廠里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以後，被送勞教，編入了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築路隊。後來因為在成昆鐵路的築路勞動期間，涉嫌用糧票和錢，資助兩個“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審查。415築路隊的領導幹部，懷疑他有計劃地組織犯人逃跑，同時，415築路隊裡面發現了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馬盟”）的組織，既然他有“組織逃跑”的嫌疑，就進一步懷疑他與“馬盟”有組織關係，被戴上腳鐐手銬審查了一年多。後來，因為查不出他與“馬盟”有關的證據，那兩個逃跑的“右派”抓回來審問，也沒有交代出什麼與“馬盟”的關係，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農場。他一到農場就被送進了集訓隊。我第二次收監以後，在一分隊擔任學習組長。他進來的那天，管教幹事就交代我：“這是一個極端反動的死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給你負責，要好好地監督他。”我覺得這事情責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邊。從外表上看，他雖然有一米七幾的個子，卻骨瘦如柴，臉色蒼白，走路踉踉蹌蹌，弱不禁風的樣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因貧血而身體衰弱到極點的病人，並沒有什麼可怕。漸漸地我開始了解他犯案的情況。據他說，他確實與“馬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築路隊的管教幹部，認為“馬盟”是一個大案，就把一個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馬盟”聯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認。他不承認，在法庭上與檢察員公開辯論，就被認為是“死不認罪的頑固分子”。在審查期間，戴腳鐐手銬是準備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經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亂認罪，就冤死了。“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慶解放前夕從國民黨集中營裡面逃出來的共產黨員，後來就因為“馬盟”的問題被處死刑，槍斃了。他說，他雖然曾與“馬盟”的個別“右派分子”來往過，但他並不知道他們搞了什麼組織，甚至“馬盟”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組織，他也覺得是可疑的。他懷疑是“逼供信”逼出來的。至於他資助別人逃跑，他說，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個“右派”想逃出去結婚。當時為了朋友義氣，沒考慮事情的後果，他還寫了一個字條，讓那兩個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幫忙。就為這，他就被認定為是組織逃跑的要犯，而且，連帶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來只差個一年半載，勞教期滿就可以回原機關的，原機關也已經在考慮他回去以後的工作安排。可就因為他的“朋友義氣”，自己差一點喪命，還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也毀掉了。他說他解放前就參加過學生運動，根本沒想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樣整他，他沒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擔任學習組長的那個時期，他也並沒有什麼反改造活動，只是因為戴腳鐐手銬坐牢的時間太長，身體虛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說他裝病，消極怠工。當我經過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成了集訓隊幹部的眼中釘。主要是因為他常常在集訓隊的一些“小鬼”（年輕的刑事犯）中間，作一些類似“思想啟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響下，搞了些搗亂的小活動（如把靠攏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們的雨鞋在夜間偷去甩到廁所的糞坑裡之類）。另外，他跟一分隊的某些“老反革命”，關係搞得不好，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報告，說他是那些“小鬼”背後的“祖師爺”。我感到，這是很危險的。他其實是個很單純的人，政治上是相當幼稚的，這從他仗義氣去資助別人逃跑和在集訓隊叫“小鬼”們去搞小活動，就可以看出來。我想，在“文革”這樣的情勢下，無論如何，得讓他收鋒斂跡，別再受打擊。

楊長虹，家在上海，聽說原本在海軍裡面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後，大概是在勞教時，逃跑了一年多，抓回來後，判了20年徒刑。因為他在二分隊，住在另一所監房，集訓隊的犯人是不許串監的，所以我和他接觸很少，對他的情況，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訓隊的“反改造祖師爺”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為犯人中的“小鬼”，很聽他的話，往往是因為那些“小鬼”在傳播“反改造言論”時，被揪出來斗，鬥爭會上，便有人揭發，說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論，都是從楊長虹那裡學來的。而集訓隊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鰍”和“潑皮”。雖然都是些刑事犯，卻一個個能言善辯，平日既不容易被別人抓住短子，鬥爭會上又敢於“滾釘板”。哪怕被捆得骨頭喳喳地響，寧肯自己擔待也決不把“祖師爺”扯上。所以，楊長虹究竟幹了些什麼反改造活動，集訓隊的幹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擺八卦陣，卻總是查無實據。因此，對楊長虹是切齒痛恨的。

集訓隊幹部也不是無能之輩，他們都有管理犯人和懲治反改造分子的豐富經驗，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用集訓隊幹部的話來說，這叫搞“狗咬狗的鬥爭”。就好像古羅馬鬥技場裡面，看奴隸格鬥士互相廝殺，無論誰被殺死殺傷，對看格鬥的貴人們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

我被“橫掃”進集訓隊之後不久，就聽“熊笨三”告訴我，說現在楊長虹和任世同之間，由於幹部追查誰說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兩人互不信任。幹部認為這話在他們兩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楊長虹懷疑任世同想嫁禍於人，任世同懷疑楊長虹為了自保就會叫“何小鬼”來揭發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說，那話本來是他從任世同那裡聽來的，他並沒有想揭發，但如果任世同要攻擊楊長虹，他就只能站在楊長虹一邊。“熊笨三”還說，“何小鬼”這個人，並不算壞，原來他本想自己承認是從川戲裡學來的，現在看到兩個“祖師爺”都怕擔責任，心裡就有點慌，不知道自己擔不擔得起。——我聽“熊笨三”這麼一說，就感到，如果這兩個“右派”在這時候上演一場格鬥士戲劇，必然是兩敗俱傷。而且，這是一場非常危險的“生死決鬥”，弄得不好，還會牽連其他“右派”。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是首先讓楊長虹與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絕不要互相攻擊。然後，就必須轉移幹部的注意力，把檢舉揭發的方向，轉到別的方面去。把幹部想搞的“狗咬狗的鬥爭”儘可能搞成一個“人打狗的鬥爭”。

在沒有別人可以調解任世同與楊長虹的矛盾的情況下，我只好冒險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楊長虹約好，在晚飯後與上學習前的那段空閒時間裡，到一分隊後面那個僻靜無人的空房子門口和我見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見面時，我說：“現在，時間很緊，我只說幾句話：現在你們兩個的處境很危險，決不可以搞內鬥。從現在起，你們兩個都休息，沉默下來。其他問題，由我來處理。”他們都點頭同意，隨即各自走開。就這樣，我總算把一場格鬥士戲劇的兩個演員叫停了。

接着，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麼把鬥爭目標轉移的問題。“熊笨三”認為可以從檢舉“有人賣包穀粑”的問題下手。我同意試試看。

所謂“賣包穀粑”問題，是這樣的：監獄裡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頓只有一個四兩糧的包穀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過飯以後，還有人把包穀粑拿出來吃，甚至還拿包穀粑送給別人。這些包穀粑從哪裡來的呢？監獄只有一個大廚房，無疑是從那裡來的。要麼是他會偷，要麼就是大廚房在偷偷地賣包穀粑。要說是偷的，難道他能經常地偷到手嗎？如果包穀粑確實是大廚房賣出來的，顯然是大廚房剋扣了犯人的口糧。這不僅違犯監規，而且是破壞國家糧食政策的行為。把這問題揭發出來，幹部是不能不管的。

經常將多餘的包穀粑拿出來吃的那個犯人，是一個慣於在犯人中搞“雞姦”的“不男不女”的傢伙，姓巫，很年輕，大家叫他“巫東朋”。他頗有些通天手眼，別人無法搞到的東西他偏能搞到。他這次收監，是因為他誘騙了一位中隊幹部的妻子，逃出去過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幹部對他也是很憎恨的。我們選擇從他下手，不僅犯人會群起揭發他，幹部也不會輕易放過他。所以，從他下手，容易造成聲勢。

這事情一揭發開，鬥爭的發展竟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來這“巫東朋”不僅從大廚房買過包穀粑，而且，因為他和集訓隊的衛生員有“雞姦”關係，還經常到衛生員的房間裡去拿包穀粑吃，而衛生員的包穀粑也是從大廚房的炊事員那裡弄來的。

大廚房的炊事員，姓李，原本是農場的管教股長，在肅反運動中，他家鄉的群眾檢舉他在敵偽統治時期做過漢奸，罪惡很大。農場把他撤職判刑以後，便把他放到集訓隊監獄裡來當炊事員。他平日對犯人態度非常惡劣，犯人都討厭他，叫他“老漢奸”。

衛生員的姓名我現在記不得了，只記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報社的記者，是在勞改隊才學會醫病的。在監獄裡，衛生員是有特殊地位的，因為幹部和幹部家屬經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衛生員深受幹部信任，他向幹部反映什麼情況，幾乎是一句頂兩句，犯人誰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員的勾結，主要也因為炊事員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員和衛生員揭發出來以後，發現保管工具的保管員，也有賣包穀粑的情況，也是和炊事員有勾結的。這樣就暴露出集訓隊裡面原來還窩藏着狼狽為奸的一個反改造集團，而且，是最骯髒、最卑鄙、又最隱秘的。這事，使集訓隊的蕭指導員大為光火，於是就連日召開全隊的大會，來揭發他們的問題。

集訓隊的衛生員、炊事員、保管員，是犯人中的“三大員”，是幹部最信任的積極分子，往年，他們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現在鬥爭別人的鬥爭會上。而今年這樣一來，這年“冬訓”的主題，就成了一連串“鬥倒三員”的鬥爭會。追查“賣包穀粑”所牽涉的人，追查“雞姦”還有誰和誰？每天學習會上，揭發檢舉的發言，把會場炒作得非常熱鬧，一反歷年“冬訓”那冷清悽厲的場面。“集訓隊幹部原本想看“右派”格鬥士互相廝殺的悲劇，就被轉移成“人打狗”的喜劇了。

這是我在集訓隊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筆，基本上是用“圍魏救趙”的方式，打擊了“假積極分子”，使兩個“右派”避過了充當“格鬥士”的困境。而這也因為，從“文革”開始以後，我看到那運動進程中許多駭人的極左現象，知道物極必反，“極左路線”已經快走到盡頭了。也許黑暗的盡頭，就會有晨光再現。因而，我對這樣的鬥爭也更有信心。

（但是，楊長虹和任世同在我離開集訓隊以後，仍然遭到了厄運。楊長虹後來病死在總場部的醫院裡。聽說，幹部已經搜集了他的許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會被起訴加刑。任世同在集訓隊軍管時期，被武警打斷了兩隻手膀子，很久才醫好。不過，任世同在1979年後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築路隊懷疑他和“馬盟”有組織關係，都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後來，他回到原機關，幾年之後，擔任了重慶蓄電池廠的黨委書記，並曾被選為重慶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臟病猝然去世。）

3.繩痕·借刀解圍

在“鬥倒三員”的“冬訓”期間，我不得不在鬥爭中出面，不得不在關鍵的時候說活，一反我過去在監中不得罪人的“老好”作風。這對我是不利的。一則許多犯人由此而把我看成是文化水平高，不害人，又會講話，會想辦法，會對付場面的人，有了什麼問題都來徵求我的意見。再則，有些居心不良的人，打聽到我是毛主席點過名的“右派分子”，這時便特別注意我的動靜，想從我身上撈點油水，作為他“立功受獎”的資本。在勞改隊裡，拋頭露面並不是好事，我不能不格外謹慎。

可是，我經常注意的，是提防那些老反革命打我的小報告，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犯人，則不大避忌。沒想到，一個包藏禍心的人，他的所作所為，幾乎把我嚇了一跳。

有一個自稱為“解放軍軍報記者”的犯人，叫黃宗元，他和我同在一個生產小組，因而，經常和我一起勞動，有時甚至是勞動中的搭檔。例如在改田改土的工地上，他挖我挑，他挑我挖。他有痔漏病，常常請病假，出工也是“磨洋工”式的，我通常都很照顧他，以為他不會有什麼害人的打算。但我也摸清了他的底細，知道他實際上並不是什麼“軍報記者”，他只是在軍隊內部的油印小報上，發表過一兩篇通訊文字。他是詐騙犯，我覺得，和他也沒有多少共同語言，因而和他談話也不大涉及政治。不過，因為同在一組，我和某些犯人的往來，便很難避過他的眼睛。日子長了，他逐漸了解到，我和任世同、楊長虹、“熊笨三”在“鬥倒三員”的鬥爭中，是互通聲氣的。

大概是1967年的“冬訓”，幹部動員犯人互相檢舉揭發之後，忽然，“熊笨三”遭到了一次鬥爭，幹部要他交代問題，特別指明要交代與“反改造祖師爺”的關係。“熊笨三”矢口否認，什麼也不說。遭到了一次很嚴厲的“捆斗”。捆了下來，胳膊上一道道青紅紫黑的繩子印，我看了非常難過。回想起“橫掃”時，我自己被捆的感受，一種悲憤的情緒湧上心頭，便用記錄本上撕下的白紙，寫了一首詩：《繩痕》

一道道紅

一道道青

一道道黑

一道道紫

每一道繩痕

是一道抗爭的標誌

我們是戴枷的牛

不知道什麼叫羞

我們是挨鞭的馬

不知道什麼叫怕

我們是臉上烙印的奴隸

早已流幹了痛苦的眼淚

我們是地下的煤炭

有一分熱，就有一分反抗

任你捆得凶，捆得緊

捆得結實，捆得久

任你頭在暈，心在跳

骨頭格格地響，汗在流

我們心裡清楚地知道

隨着時間的腳步

向我們走來的

是自由

自由

是我們最鍾愛的朋友

她正在窗外

向我們招手

真理

是哺育了我們的親娘

她一步不離地

就在我們身旁

朋友

忍住這黎明前的陣黑

喝乾這最後一滴苦酒

待朝霞升起

我們就手挽着手

衝出這古舊牢房的大門口

這詩，寫得粗糙，但是，它非常切近當時的那種生活，在受過捆斗的犯人心中，是會喚起希望並使他的心靈得到撫慰的。

（我把這首詩拿給“熊笨三”，他傳給黃倫。黃倫原先是西藏軍區的軍醫，愛好音樂，會拉胡琴，會作曲。他看到這首詩，就給譜上了曲子。後來一有人挨斗，就用胡琴拉這支曲子。但在集訓隊裡，詩的原文是不敢隨便傳閱的，直到“文革”後期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四川大學的“右派學生”黃豹松因 “為鄧小平喊冤叫屈”的罪名，被加刑五年，我才把這首詩抄給他，作為給他的贈詩。）

在寫這首詩的時候，我心裡也有些納悶，因為“熊笨三”和我接近的時候比較多，捆“熊笨三”追查“反改造祖師爺”，這不能不使我擔心。是誰打了小報告呢？幹部在斗“熊笨三”而沒有追查出什麼結果時，也沒有把事情說穿。後來，可能是幹部在犯人中作調查，才有人透了風，說是有人檢舉集訓隊裡面有一個二十七個人的反改造集團，幹部在犯人中間查問有沒有誰了解情況。——這話聽來都有些荒乎其唐，叫人摸不着頭腦。

這時，集訓隊的管教幹事，換了一個從總場部調來的羅幹事，是個頭腦比較冷靜，性情也比較溫和的人。有一天我們出工時，在大門口，倉促之間，晃耳聽到羅幹事在和誰談話，好像是帶笑的說：“這事情要搞清楚，開玩笑……二十七個喲！”聽那口氣，幹部也似信非信。那麼，這到底是誰檢舉的呢？

隨後，幹部似乎是想採取一種“敲山震虎”的辦法，把“虎”逗出來。叫犯人在會上發言時，先不點名，“背靠背”地檢舉。幹部一邊聽犯人的發言，一邊就可以判別哪些人和哪些人是一路的。如果真有一個二十七個人的反改造集團，是必然要露出一些跡象來的。

這天，我們這分隊的學習會，是由一位新來不久的游幹事主持。游幹事聽說是從大城市的部隊裡調到這農場來的，很年輕，大概由於心裡窩着一種受委屈的情緒，很容易生氣。而且，由於他在集訓隊只是一個小幹事，只管我們這個分隊的事，相當於一個分隊長，所以他特別需要維護他的自尊心，犯人稍有不尊重他的表現，他就要動怒。但是，平日在工地上，他和犯人聊天，卻是很隨和的，似乎並不擺架子。有一次，大概是有老反革命犯人向管教幹事反映，說我對犯人學《毛主席語錄》採取冷嘲熱諷的態度。在“文革”時期，這事情是可大可小的，大到可以由於“反對學《毛主席語錄》”而殺頭、加刑，小到可以看作是犯人間的挾嫌報怨，可以置諸不理。游幹事拿這件事情來查問我，一開始，那態度是很嚴厲的：“這問題要認真檢查，仔細交代。”我說：“我不記得有這樣的事，讓我反省一下，一定交代清楚。”第二天，“熊笨三”和“小鬼”們在工地上，便故意在他面前放風，有的說：“游幹事對勞改隊的情況可能還不摸底，這裡面勾心鬥角複雜得很。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你想，那些老反革命，他們的根子在台灣，他們會真心靠攏共產黨嗎？老實說，右派雖然是犯了罪，那不過是一時的思想錯誤，原先還都是共產黨的幹部嘛，在勞改隊裡，真正靠攏政府的，還是這些人。”有的說：“勞改勞改，在勞改隊，要看哪個是接受改造，哪個是不接受改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就是看勞動！認真勞動的，就是在接受改造；那些在勞動上偷奸耍滑磨洋工的，隨便他嘴巴說得溜溜轉，根本就沒有想接受改造。”這樣一些話，可能對游幹事起了作用，所以，當天，在工地上，他走到我身邊低聲的說：“昨天我叫你交代的問題，你寫材料的時候還是要實事求是呃！你的基本情況我們是了解的。”從他這些話，我感到這位游幹事還並不是一個“極左”的幹部。後來，這件事，我只作了個說明，說明我對勞改犯人學習《毛主席語錄》是持保留態度的，特別是對老反革命犯人，我認為他們只是在幹部面前裝裝樣子。實際上，老反革命幻想國民黨反動統治復辟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學會幾句《語錄》，只不過是在“文革”中避免受到打擊的裝璜。因此，我不相信他們。至於我的錯誤，只在於我沒有把我的這些看法，先向幹部匯報。這是我應該檢討的。——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此後，我發現游幹事在工地上批評黃宗元磨洋工，黃宗元很不高興，在游幹事離開以後，黃宗元就一邊挑土，一邊在嘴裡唱：“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當成打神鞭。”我意識到，這是在發泄對游幹事的不滿。但我這時對黃宗元已經有些疑慮，所以我沒有制止他，讓他繼續在工地上唱，以便讓大家都聽見。我反而以關心的態度提醒他：“你還是小心點好。”

當“背靠背的檢舉”開始以後，我終於發現，檢舉集訓隊有“二十七個人的一個反改造集團”的人，就是黃宗元。學習會上，大家照例地先有一陣沉默，而黃宗元卻首先發言。他說：“我們集訓隊，要挖掉反改造的根子，就要揪出反改造集團。根據我幾年中的觀察和了解，集訓隊的兩個分隊，有二十七個人的一個反改造集團，他們裡面，有一號祖師爺、二號祖師爺、三號祖師爺，還有一個隱蔽得最深的總舵把子，是他們的特級祖師爺。集訓隊裡面的問題，都出在他們身上。我希望這個集團裡面的反改造分子，有些當跑腿、當老吆、當小爬蟲的，趕緊回頭，覺悟起來，不要繼續走反改造的絕路。要坦白交代自己的反改造罪惡行為，把那些祖師爺揪出來，走改惡從善的道路，爭取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他這個發言，是處心積慮地想了很長時間才發出來的。他說的一號祖師爺，可能是指楊長虹；二號祖師爺，可能是指任世同；三號祖師爺大概是指“熊笨三”；而特級祖師爺，無疑就是指我。這與他知道我與楊長虹、任世同、“熊笨三”在“鬥倒三員”時的活動有關，而所謂“二十七個人”的一個“反改造集團”則完全是他捕風捉影編造出來的。他這個發言，在當時的學習會上，似乎散布了一種緊張氣氛，也立即引起了犯人中許多人的反感。大家都感到這傢伙想投機害人了。這時，我明知道幹部布置“背靠背的檢舉”是一種“敲山震虎”的策略，但是，正因為這樣，我必須首先站出來跟這個惡毒的騙子作一次鬥爭。不然，一有人附和他，或把某個“小鬼”嚇慌了，就可能出現多米諾效應。於是，我很沉着地站起來發言，我說：“黃宗元剛才的發言，他沒有說明白，我現在幫他把話說明白點。他說的什麼特級的反改造祖師爺，不是別人，就是指我。黃宗元這樣說，我會不會怕呢？不要說你只是把我說成反改造祖師爺，你就說我身上帶着兩顆原子彈，也要有證據嘛。你說這集訓隊有二十七個人的一個反改造集團，你參加了沒有？你怎麼知道的？政府幹部一點都不知道，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難道政府幹部都是吃乾飯的嗎？你編造這種聳人聽聞的謊言，欺騙政府，製造混亂，你的目的是什麼？你無非是想攪渾一鍋水，來掩蓋你自己！大家想想，黃宗元是不是個想接受改造的人？他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和我同一個組，他一貫消極怠工，對政府幹部不滿，受到幹部批評，就以為是我檢舉了他。其實，他把我估計過高了，我還沒有那樣靠攏政府。他的很多攻擊政府幹部的話，我只是勸他莫那樣亂說，並沒有一點一滴地向幹部反映。就是反映，我也是實事求是，決不會像他那樣，編一套謊話就想害死一批人。今天很好，今天游幹事主持學習，游幹事在這裡，可以當面說。請游幹事證明，他前幾天在工地上罵游幹事，我是不是向游幹事檢舉了他？我沒有嘛！我只是勸他莫那樣亂說。大家都聽到的，他在工地上，挑着半箢兜泥巴，在工地上搖來擺去的亂唱：‘這是一根眉毛草，你娃娃當成打神鞭。’這是因為游幹事批評他磨洋工，他心懷不滿，罵游幹事。我這是實事求是的嘛，我沒有說你想推翻人民政府嘛，是不是事實，大家都聽見的嘛。是不是我檢舉了你？游幹事可以證明嘛。你想這樣陷害我，你是不是太惡毒？你只能騙你自己，游幹事你是騙不過的！大家都可以對證！”

我發言以後，許多人都站起來證明，“黃宗元是那樣唱的！”“黃宗元罵游幹事是真的！”“我也聽到的！”“我也聽到的！”……好幾個人都站起來揭發黃宗元。游幹事一下子火冒三丈，就問黃宗元：“你老不老實交代？”黃宗元知道賴不過，只好低眉順眼的說：“是……我錯了。”游幹事馬上喊：“把他捆起來！”本來對於勞改隊捆人我是最反感的，可這次捆黃宗元，我卻感到捆得痛快。對這種蓄意害人的傢伙，犯人是同仇敵愾的，因而捆他也下得起手。在捆他的同時，有幾個犯人就一齊向游幹事報告，說黃宗元的小箱子裡面藏着一個小本本，他時常在那上面寫些什麼東西，請游幹事檢查一下。這一檢查，查出他在那小本本上寫了一些亂七八糟的雜記和詞意不明的舊體詩，經大家七“分析”八“分析”，竟全是些對現實生活不滿，嘲笑幹部，甚至是“反動復辟思想”和“幻想回到舊社會”的意思。——這樣的“分析”，當然是猜謎式的，非但不那麼與人為善，而且是“有個釘釘就掛個瓶瓶”。不過，這也可以說是“惡有惡報”。游幹事當時就叫他好好反省，限三天內寫出交代材料，聽候處理。

黃宗元的檢舉，就在這樣一次鬥爭會後煙消雲散了。我是迫於無奈，“借”游幹事的“刀”，擺脫了一次被陷害的危機。事後想來，我對黃宗元式的人物，欠缺戒備，是我歷來就有的弱點。我往往把知識分子看得過高，不加戒備，而實際上，我每一次吃虧上當，幾乎都是由於這個弱點。在勞改隊裡，這樣的弱點是足以致命的。如果黃宗元的陰謀得逞，通過“逼供信”搞成一個“二十七個人的反改造集團”大案，我大概早已魂歸天府了。

詩 五 首

題丁泓“在歷史的天平上”（外一首）

謝  韜

自古英雄終論品，天平架上是良心；

千秋功過千秋說，啞國無聲卻有聲。

江山常照經霜月，蒼海難洗血淚痕；

咸陽墓內悲不宵，長袖歌舞學贏秦。

讀《往事隨筆》贈王大可

往事隨筆一寫真，人生悲樂黯然陳。

平凡兒女平常事，風暴臨頭災禍身。

傾城奉獻懷痴夢，沏骨凝寒赤膽心！

升華拋卻遺憾恨，滿堂春風滿紙情。

“右派”詩友興會    嚴 家 偉

度盡劫波後餘生，  今朝幸會共研文。

切磋妙語步新調，  酬答佳篇韻雅銘。

松竹梅蘭四友會，  詩詞歌賦八方聞

曲終奏雅新時代，  唱徹人權奮進聲！

延安謠（外一首）     鐵  流

(2005年月2日5日攜妻去

“聖地”一游，當亱成此詩。)

此生困惑為求真，隨心之年延安行。

寶塔矗立寒風夜，延水涓涓總長鳴。

十載秣馬茹辛苦，千月藏銳圖生存。

營造自由廣納士，擴張發展示開明。

舉國精英皆嚮往，各方良才聚邊城。

百萬屍骨橫荒野，幾場浩劫震鬼神。

鮮血換來傷與痛，不是民主是專橫。

悠悠華夏何不幸？千載古國總造神。

是非功過宜記取，僅將此曲留子孫。

寶塔山斷想

(此詩與妻子蘅芳合作而成)

昔聞延河水，今來寶塔山。

棗園燈光燼，窯洞空留寒。

王氣雖未斂，霸業一冰棺。

千載赤帝夢，都付笑談間。

“五七檔案”：石天河  

陳奉孝 嚴家偉 紀由 袁伯誠

錢理群教授在《何時能殷鑑而止？》一文中寫道：“我，以及那段歷史的經歷者、倖存者都已經老了，而且坦白地說，經歷了無數的失望，我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還歷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們或許會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們不會放棄自己對於歷史的責任：我們要說出、寫出所經歷的一切，為歷中留下我們這一代的證詞。我們更要追問和思考：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在哪裡？我們當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歷史潮流史當事人的反思卻又是後人不能替代的，我們將把這些打上歷史烙印的思考，作為精神遺產留給我們的後代，藉此證明，我們沒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我們儘管歷經磨難，但還是最終維護了一個具有精神力量與智慧的人的尊嚴，我們活得像一個人！做完了這一切，我們就死而無憾了。”

ì我的右派“罪行”主要是禍起《星星》詩禍，有人說我是“四川文藝界反革命集團”的“主帥”。其實四川文藝界根本沒有什麼“反革命集團”，純屬個別人脫禍的編造。為此我被逮捕法辦，整整被關押了20多年，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

石天河，原名周天哲，1924年生，湖南長沙人。1947年後曾在解放前的南京，任《救國日報》、《南京日報》及《中國日報》記者、編輯。1949年後參加解放軍二野西南服務團進軍西南，曾任《川南日報》編輯，四川省文聯理論批評組長。1957年《星星詩刊》創刊，任執行編輯，旋即以詩罹禍逮捕判刑，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1980年後執教於重慶一所高校。出版有詩集《少年石匠》，論著《文學的新潮》和《廣場詩學》，以及四卷本《石天河文集》。

ì我的反黨“罪行”，主要是在1957年鳴放期間，我與張景中、楊路、張世林四人貼了一張大字報“自由論壇宣言”，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1.取消黨委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2.取消政治課科必修制度，改為選修；3.取消留學生委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4.開辦自由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陳奉孝，山東濰坊市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生，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五一年的鎮反運動對我的震動很大。那年我上初三。四八年濰坊“解放”時，共產黨號召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登記，並一再聲明說“不管你們過去對人民做過哪些壞事，我們共產黨人絕不報復”。但到鎮反運動時，小小的濰坊市一下就殺了不下一百人，其中就有我非常崇拜的兩位老師和平時與我要好的四五個同學的父親。我覺得共產黨說的和做的完全是兩回事。

我的學習成績非常突出，五一年升高中時，我是全市因學習成績突出唯一一個免試進入高中的學生。進入高中後我抓緊一切時間學習，一心想將來做一名科學家。可那時學校里整天搞一些政治活動，我非常反感，因為它影響我的學習。因此我多半拒絕參加，成了走“白專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畢業時選拔留蘇預備生，我滿以為會被選上，因為我的學習成績不僅在全校第一，在全市也是第一，可是我卻落選了。 被選上的同學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同學（軍乾子弟）。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我覺得共產黨實際上是在排除異己。一怒之下在高考填報志願時，我就只填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個志願，其他的包括是否服從分配，被我全都劃掉了，並揚言憑我的學習成績，想考哪個大學就考哪個大學。

進入北大的第一年，我也是專心學習，對政治學習，特別是政治課非常反感。五五年因胡風事件引起的肅反運動在全國抓了那麼多知識分子，北大也搞得很恐怖。那年暑假不讓回家，在同學和老師之間搞什麼揭發檢舉。我的一個同班同學是東北人，因為說了一句“蘇聯紅軍進東北時強姦婦女”，結果被打成“反革命”。學校在開大會時就當場逮捕人，太恐怖了。那時我想，胡風不就是向中央寫了一個建議書嗎？如果你認為這個建議不對，不接受最多批評一下就是了，怎麼就可以將人打成“反革命”呢？

五七年大鳴大放前夕，我在第三閱覽室看到了英國《工人日報》上登載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受到的震驚太大了！當時我就認為斯大林搞的所謂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聯繫到中國的情況，我認為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在封建時代。只有皇帝才能被喊萬歲，為什麼今天也喊毛主席萬歲呢？他不也成了封建皇帝了嗎？因此，每逢“五一”、“十一”參加遊行，我從來沒有喊過“毛主席萬歲”。

在五七年鳴放期間，我與張景中、楊路、張世林四人貼了一張大字報“自由論壇宣言”，提出了四項政治主張：1.取消黨委負責制,實行民主辦校；2.取消政治課科必修制度，改為選修；3.取消留學生委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4.開辦自由論壇，確保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後我與張景中、楊路、王國鄉、譚天榮、龍英華等六人組織了“百花學社”，我又聯絡中文系的張元勛、沈澤宜等人組織出版了刊物“廣場”，結果“百花學社”被打成“反動小集團”，進而升級為“反革命小集團”。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團”罪首，判刑十五年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一九七二年刑滿，但被強迫留勞改單位繼續改造七年。在勞改期間，前後經歷了北京監獄、通州監獄、興凱湖勞改農場、長水河勞改農場、烏蘭勞改農場、採石場、大興安嶺採伐大隊等七個勞改單位。在勞改期間因為一直不認罪，受過非刑吊打、老虎凳、槍斃人陪綁、強迫與上吊死的人睡覺等各種酷刑折磨，前後十二次從死神手中僥倖逃脫，為此我寫了長篇回憶錄《夢斷未名湖》，詳細記述了勞改中的苦難。一九七九年“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四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是大學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後一人。

現在回憶起來，在五七年反右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的家庭和我本人並沒有受到任何衝擊。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完全是逐步理性思維的結果。對我影響最大的三件事是鎮反運動、肅反運動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此後我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至今未改初衷。今天中共雖然仍然堅持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不於檢討，對受害人賠禮道歉、給予經濟賠償，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流是無法阻擋的，我相信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中國早晚會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而且為時不會太晚了。

ì我的右派主要“罪行”是對批判四川詩人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發表了不同的意見，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所謂"收聽敵台"（即收聽外國廣播），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對於這樣明明白白寫在判決書上的冤錯案件，至今不予糾正。

嚴家偉，1937年生於四川成都。上世紀五十年中專畢業後，在四川省石油部門工作。我是中國極少數不予"改正"的右派之一。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為對當時批判四川詩人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發表了不同的意見，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所謂"收聽敵台"（即收聽外國廣播），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對於這樣明明白白寫在判決書上的冤錯案件，至今不予糾正。本人一直申訴，法院就只承認為《草木篇》辯護等反右運動中的問題不屬犯罪，而"收聽敵台"就是反革命。留下一個"尾巴"不予改正和落實政策。至今仍按“刑滿就業人員”對待，對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每月只發給四百元的生活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典里，從來就沒有收聽外國廣播是犯罪的規定。尤其在這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的今天，如按四川宜賓法院的這個"標準"，那成千上萬的網民，都可能接觸到外國的音訊，文字乃至圖像，豈不都是犯罪行為了嗎？所以其荒唐顯而易見，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於是宜賓法院就來了個一推，二拖，三不理。他們開始說由於宜賓和瀘州已分為了兩個（專）市，所以此案應由瀘州法院管，等我去到瀘州法院時，瀘州市法院的法官卻說"這是宜賓法院判的，我們不管"。他們就這樣踢足球似的你踢過去，我推過來。"推"後便是"拖"，一拖，就是若干年直到現在。

2007年11月5日我通過宜賓市統戰部，再次把申訴材料轉到宜賓市法院。先是該院信訪室叫我去找立案庭。這個立案庭的門外有個又厚又大的玻璃門，必須"刷卡"，門才打開。來訪的人哪有"卡"來刷，使用高科技手法拒人於門外，真是個了不起的發明。所以正應了中國的古話"侯門深似海"，單進這道門就大費周折，進去以後見到一位鄭法官，話還沒說上三句，他就一口拒人於千里之外，說"不查，不查，反右案件一律不查了"。我便問為何不查，依據是什麼？鄭法官說"中央有規定"。我請他說出中央哪個文件，怎麼規定的。他根本說不出，在僵持一陣之後，鄭法官便說"你到四樓審監庭找李主任，他那裡有二、三十個你這類案子，你去諮詢一下再說"。我信以為真只好去四樓。我剛走出門外，就聽見鄭法官在裡面罵道"去他媽的，右派，反革命都還要來申訴"。我當即回應道"鄭法官，請你說話文明點"。到了四樓，李主任一聽便說"這是他立案庭的事，怎麼來找我？他立案庭不立案，我無權管，你找立案庭去 "。這又是一次"高級足球表演"，你踢過去，我踢過來！被"踢"回立案庭後，這回鄭法官更乾脆，"我不管，你找立案庭的庭長去"。可是庭長室的門關着，庭長不見人影，問誰都說不知道。後來一位女法官便對我說，"你到信訪室去，那裡有位馬法官正在研究處理你們這一類的案子"。就這樣，像被逗猴，要猴一樣，轉了個大圈，又回到了信訪室。

信訪室確實有位馬法官，他也自稱是這裡信訪室的負責人，但他仍然是那句話，"反右的案子不查了，過時了"。問他依據何在，仍然是那句話，"中央有文件"。請他談什麼文件，怎麼規定的，他不談。最後，他好像覺得煩了，站起身來對在場的另一位女法官說"我要開會去了"，說完揚長而去。其時離中午12點不到半小時了。明明是一走了之，不予理睬而已。這時那位女法官還是說"中央有規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這是1998年就通知了的"。我再次問什麼文件，這位女法官竟說"沒有文件，電話通知的"。

請看：宜賓法院的法官，對有冤情來訪的人，而且是一位年過七十的古稀老人，如此輕率，互相推諉，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與胡錦濤同志倡導的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完全背離。特別是你們開口"中央規定反右的案子不查了"，卻說不出任何文件和依據，甚至說什麼"電話上通知的"，這不是開玩笑，哄小孩嗎？

一個冠以人民稱號的法院，一個個被稱為人民的法官，你們對得起頭上戴的國徽嗎？

ì1950年參軍的前夜，父親囑咐我三句話：“爵祿可能性辭也，白刃可蹈也，氣節不可奪也”。或許就是這三句害得我當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袁伯誠，933年生山東青島，1950年參軍，就讀於中國軍事幹部學校，是個一直走紅的人，後在上海警備區工作，195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為班幹部，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

1956年底至1957年春季，在整風鳴放時期，一未“鳴”，二未“放”，沒有上過論壇，沒有貼過大字報，也就是說，沒有幫助黨整過風。說過一句半句意見，原因是自1950年參加軍事幹部學校，走上革命道路，經歷過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特別1952年由山東調到上海，做首長警衛工作，接觸上層人物較多，中國的不用說，外國的尼赫魯、艾登、西哈努克、赫魯曉夫等我都侍候過，在接近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經歷的許多事事物物中，令我驚心動魄的是饒漱石竟然成反黨頭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胡風分子，潘漢年（原上海常務副市長）是叛徒、反革命革命分子。這些人我都給我們做過警衛工作，他們待我這個“小鬼”都很好，我把他們當首長尊敬，他們在我眼裡不像壞人。他們的被捕被關被批而成為“敵人”，對我產生的唯一影響是革命陣營內部的鬥爭太殘酷，太可怕了。但我還是堅定地信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不過也由此而變得謹言慎行起來，時時警策自己：出身不好，不能犯錯誤。這就是我在整風鳴放時期沒有積極參加的原因。那麼，為什麼後來又被打成右派呢？這叫“在劫難逃”，與我的家庭出身富農、我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有關。我在參軍的前夜，父親囑咐我三句話：“爵祿可能性辭也，白刃可蹈也，氣節不可奪也”。或許就是這三句害得我當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ì我的右派“罪名”是領導給我編造了許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強行將我定成極右分子，於1958年把我送到北京清河農場勞動教養……

紀由，原名南鴻祿，1929年生（檔案寫1931年生），現為副處級離休幹部。1948年夏以前在北京上學。1948年夏經北京共產黨地下組織城工部介紹投奔解放區後改名紀由。後在正定華北大學政治八班學習。同年11月因解放軍圍困平津，調平山平津市政人員訓練班學習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後來京接收北京。

解放後先後任門頭溝區教育科內勤科員、長辛店區（當時為區，後與豐臺合併為鎮）中蘇友協總幹事、門頭溝區工會政治教員、北京市總工會農林水利工會秘書。58年調南苑區工會任秘書，同年下半年與豐臺合併。58年年底工會整風中被誣陷。因為過去工作中捍衛黨紀國法得罪許多當時有實權的幹部。58年底他們利用我在新單位群眾不知情和黨的極“左”政策，為我編造了許多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豐臺新領導又使用了欺騙手段，勸我不要與運動對抗，領導不會冤枉我，卻於59年把我打成右派（當時的右派材料並未讓我本人簽字）。後在清河農場勞動教養。之後在場就業。

我在自己被誣陷定為右派後猛醒。第一，原來共產黨員並非特殊材料。你要捍衛黨紀國法傷害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報復你。第二。在那個年代不會耍兩面派一定會被打倒。第三。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改變毛個人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標榜實行領袖獨裁的現狀。因提出三個口號“反對錯誤的修正擁護修正錯誤”、“共產共富”、“擁護科學的共產主義，反對封建的共產主義”捍衛黨的八大綱領，69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在關押期間由於據理力爭70年被轉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被恩准允許我寫對毛的批判材料，但不得傳閱。從70年到74年我共寫約50篇批左論文和二百多首詩詞。後被判刑10年。78年底平反出獄。右派問題也根據中央6號文件對59年被錯劃的徹底平反。因我當年是被領導誣陷，而結論中沒有領導誣陷的結論，我至今尚未簽字。高法平反後依據當時的政策應立即補發工資，因平反問題上我又得罪了當權派，至今未發。在我的切身體會中發現：第一。以法治國目前尚未徹底落實。第二。我雖屬離休幹部，憲法中的人權我仍受到侵犯。但我仍堅信以力欺理的現象總有一天會得到糾正。

敬致右派老師們

黃河清

古稀年，耄耋翁，本應琴撫棋弈，書墨畫紅；吟詩賦詞，唱和友朋，三五小酌，酒佐興濃；子女成立，膝上孫弄，賽飴含，捻須笑盈盈，滿面春風。此情此景諧和衷，好一派天倫畫圖融。世道一，天下公，儒佛基督道相通，趨大同，人間中庸。

嘆中國右派老人異迥，五十一年遭苦受難未盡窮。曾匍匐，認罪躬，白眼唾沫屎尿踐踏蹂躪直處三十六層地獄洞。最苦莫如撞天屈、冤最重、枉最甚，不解兒心最孝最忠，搶天呼地剖心切腹披肝瀝膽頓足又捶胸。廿年煉獄，不改初衷。哀莫大於心不死，此心未認萬事空。五十年間，屢求徹底平反慰“乃翁”。

道有常，水流東。左右從來天成，陰陽互濟始終，人世、自然相同。應知錯在根本，罪在主義產共，製造階級鬥爭逆天亂理悖中庸。號呼莫為反平喊，地道當偕天理公。莫重禍首一紙赦，更嗤罪魁裝懵懂。堅信自己與歷史，方能心靜眼閉、寢安壽終。

從此做人堂堂巍巍，昂首挺胸。無論左右，尊嚴一，人權同。你當左派你自由，我是右派我光榮！曾為家國民族獻悃衷，少年熱血，薦血不察；白髮嫗翁，寄意亦同。既如此，犧牲為軒轅，忠心付民眾。從此相信自己天地重，何須求神拜佛討個冤枉我了金口封。

當今神州大地，右派凋零未窮空。天教遺下柳枝韌、虬干松。且看北京鐵流涌，右傑任眾；燕遯符，戴銘辛，太子丹，後裔雄；陳奉孝儒門弟子子踐行仁孔，俏劉衡老當益壯心長語重，王效道當場揮毫顏字肉豐；杜光文思泉湧，吳庸健筆橫空；蔣綏敏強項媲美古人，萬耀球血腥路上滾爬勇；光華藏不住，徐氏萬華賢昆仲；紀增善遺囑兒孫索賠法，沈志庸珍惜右派身份一語宏；李泰倫維護權益否極泰來，博繩武忠貞不二怒發冠沖；嚴家偉未平反不沮喪下筆千言針砭時弊雄；紀由講馬列禍加亞非歐，陶省稱反右南京屠殺同；陳端昭單騎赴會，吳美潮母女兩代巍巍如泰嵩；程玉章此心拳拳，劉鈿湘讀書驅愚蒙；張廣盛好話馬屁不講拍，劉顯生物理事理今皆通；周居正老妻夫斃兒喪猶記信黨忠，董家康獨目炯炯，姚仁傑百萬回憶，劉恪山少年先鋒；右派兒子俞梅蓀，祖、父學人，兒孫英雄，靈犀貫通右友天際垂霓虹。青史鐫，百代頌，自養自立自強最自重，傲然凜然頂天立地最毅宏。帝王將相如煙過，右派丹青青史永。勿伐異，不黨同，忠家國，忠仁義，忠真忠善忠美忠祖宗，忠自然，忠道統，忠大地廣宇，忠人類蒼穹！         

　　　　　　　　　　　　2008、6、28於地中海畔 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