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三峡工程“祸国殃民” 永不可修

文章摘要: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作者 : 黄万里,

發表時間：5/13/2008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颤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晚年的黄万里仍然不改初衷，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治理江河。

　　黄万里后来写道：“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现通译为“大峡谷”）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 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对《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作者赵诚讲过，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测量，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曾有三人在风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样的悲剧使他“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他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四川盆地一带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我爸关于长江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1986年登在《华东水利学院学报》上。那时关于三峡工程，还没有拍板定案，还可以冒出些不同声音。

　　寄出无数封信没有回音

　　1985年3月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一年，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在全国人大通过，中共十四大刚结束，黄万里以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等论稿。他认为：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他先后三次致书江泽民，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

　　在信中，黄万里还附上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是三峡是李鹏坚持要上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决策者深刻反思总结。而“长官意志”为什么主上呢？作家郑义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文中分析说：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郑义的说法并不是无端揣测：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涉嫌贪污钜款而失踪，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当局公布什么，他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方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算。

　　198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黄万里申请讲课。他特地穿上白西服以示郑重。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课。

　　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三峡，他在请教一些专家时，“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在局外焦灼地关切长江的命运。

　　李锐在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披露，黄万里同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钱正英春节曾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黄万里回忆：在三峡大坝开工前，写了三封信。大坝开工后，又写了三封信──给上面一共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他不仅接着写，还向监察部去申诉，对决策者拒不答复人民来信，他要讨个说法──虽然他得到的，还是不答复！他还一度诉诸法律。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甚至激愤地对他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无人出版他的着作

　　黄万里毕生的学术着作一直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代，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在亲友中散发。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但黄万里没有资格在那里出书。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经领导开恩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课题费中凑了钱，为黄万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500 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2001年8月18日，家人为黄万里庆贺九十大寿。九天之后，黄万里去世。（黄肖路提供）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起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觉得话没说完，遂索纸笔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话。

　　一贯主张疏导的黄万里，为何提出“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对如何拦得严密还想得那么细？记者读到此，百思不解。后来读到郑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三峡钜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他生病时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去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黄万里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

　　黄万里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尚待时间来证明。这时间将有多久？

　　周岷江回忆道：那时我在重庆，刚参加工作。当时，我听到了很多说法，特别是三峡大坝是李鹏极力主张的，因为他曾经主政过水电部，有很多部下强烈主张修大坝，这是不言之明的利益集团在作祟。由此我特别关心当时有关三峡大坝的论证问题。我发现，有九成的意见是赞成修三峡大坝，但是他的说法要不是统一的官方口径（要点是发电和防洪），要不浮躁的溢美之词（要点是毛主席的词里面已经说过修三峡大坝）；有一层的意见是反对修三峡大坝的，这群人以民间学者居多，提出的证据我看了后感觉是很理性的，大致有：生态问题、军事问题、地质构造问题、财力问题、腐败问题、移民问题等等。以我一介草民（对三峡大坝是没有发言权的！）对当时对垒双方论证的简单分析都可以得出——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2005年11月江西九江发生地震，马上就有专家称三峡工程并非江西九江地震诱因。可见，三峡大坝对有些人来说，很牵动神经地！

黄河清：黄河清是祸不是福！
——纪念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

作者：黄河清

【大纪元8月25日讯】今年8月27日是当代大禹黄万里逝世五周年忌日，谨撰小文，以为纪念。

鄙名黄河清。总有人问我这是笔名还是真名，总是称赞这名字取得好，还真没有谁说过我这名字不好不对的。纽约《多维时报》上高伐林先生的文章却打破了我这自信自得。请看：“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问清多维记者的名字是那三个字后，这位颇为率性的女性笑了：怎么还有叫‘砍伐树林’这么个名儿的？’也真巧了，前几天我还碰见一位叫‘黄河清’的，人挺好，可叫那么个名儿……”我引为自豪的名字被不屑于‘可叫那么个名儿’，我不服气，窝着一肚子气。也真是造化弄人，我竟亲耳聆教了黄肖路女士的率性与不屑。那是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从西班牙赶赴美国参加刘宾雁八十华诞庆贺会，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邂逅黄肖路女士，黄女士指着庆贺会请帖上我的名字“黄河清”，问实了确实是这三个字后，说：“你这名字取错了，黄河不能清的！”我淡然一笑，以为她的意思是一般意义上的“黄河清不了”的意思，那可是自古至今说烂了的陈谷子和芝麻。

圣人出，黄河清。多难！两千余年，只出了个孔夫子，是古今中外公认的圣人。海宴河清。这海能平静吗？河清也就遥遥无期了。左宗棠撰联“高楼不隔中秋月，百年定见黄河清”。至今已近两个百年了，黄河仍然金涛澎湃、浊流汹涌。不过，希望黄河清，毕竟是人们良好的愿望，几千年来的良好愿望，凡我炎黄子孙，从大禹到毛泽东，从柄国者到小民百姓，没有任何例外！此乃天经地义、天荒地老、天高地厚、天公地道的事啊！

可这竟是错的！错的一塌糊涂！错的天翻地覆！错的天崩地坼！你能相信吗？不是黄河不能清——清不了，而是黄河不该清，不应清。你能相信吗？黄河清了是祸，黄河不清是福！你能相信吗？谁也不相信！我当然也不相信。所以，虽然在庆贺会上我与黄肖路同坐一桌，黄肖路曼声细语向我叙说乃父黄万里的治水韬略，黄河不应清的缘由时，我也只是当听故事。因为太离谱了，犹如说爸爸是女的、妈妈是男的，鸡蛋是方的，煤块是白的，长江是池塘，黄河是小溪一样离谱。

那天，黄肖路送了我两本书：《追寻黄万里》、《长河孤旅》，后来又给我寄来了《黄万里文集》的光碟。我在西班牙拜读了这三本书，不禁仰天长叹：原来如彼！我相信了黄河不该清，黄河清了是祸不是福的神话。

黄公万里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对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以科学数据证明此名言的悖情悖史：因为，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它的泥沙冲造了比长江大一倍的陆地。长江流域面积是黄河的2、3倍，流量是黄河的16、8倍，冲出12、5万平方公里三角洲，黄河的泥沙冲出了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三角洲。黄河不清，才导致此！正所谓“肯吐琼浆淤万顷，千年斯土民践踏。”华夏自古以来最缺的是平川。因此，“黄河乃是全世界最优的利河，今人把它看作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

基于对黄河这一最基本的理念，黄万里竭力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其理论根据是：河水夹带泥沙是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从水库流出的清水冲刷力比浊水强大，将更猛烈地冲刷河床，河床必然大片崩塌，清水重新变为浊水。其实际分析是：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泥沙淤积在三门峡以下河道，为什么要人为地把泥沙拦截在三门峡以上的河道淤积起来呢？其恶果将更烈！因此，黄河清是祸不是福！

“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上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会再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得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多维记者高伐林语）

黄万里的这一主张与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楚襄王之梦当然势同水火。科学的求实不敌诗人兼君王的浪漫，自然溃不成军。

黄河三门峡水库修成后，祸害甚大，六十年代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欲作补救，已无济于事。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九十年代每年断流一百余天，1997年断流222天。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库大坝将把下游的洪涝威胁转移到上游，而清水出库又将威胁下游的堤防。这一切都不幸而言中了。

现在的黄河，千疮百孔，惨不忍睹，追根究源，最大的祸端，在于欲断黄河浊流的三门峡水库大坝。

历史证明了，黄河三门峡水库大坝工程，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

事隔三十五年，当政者又要修长江三峡水库大坝。黄万里为制止这祸国殃民的工程，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分别六次上书最高决策者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痛陈利害，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见《黄万里文集》）

现在，长江三峡大坝建成了，它的实际祸害也昭明显著了，以致力主三峡上马为当政最倚重的水利界工程界权威张光斗对其祸害惊惶失措，哀嚎“或许你们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传的要低……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见《三峡探索》张光斗对三峡建委办公室主任郭树言谈话。）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千锤百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古训竟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天大事上对中国的当政者毫无作用。究竟是怎么啦？

除了利益驱使，别无它解！长江三峡工程原先预算 570亿，最后花了6000亿。（见“戴晴在澳大利亚国际河流年会上的演讲”一文。）庞大的水利工程集团是获利者。流亡美国的作家郑义说：“不知黄万里先生知否？──他以自己对江山社稷的忠诚开罪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为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在海河流域，他们建了将近2千座水库。在淮河流域，他们建了5 千3百多座水库。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黄老先生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自然只能终生坎坷，肠断孤旅。”（见郑义文“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

在利益面前，什么国计民生、子孙万代，什么良心道德，全都是狗屎！当然，对于张光斗这样的人来说，这利益就不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一生治河理念和行迹的肯定否定；对于主事者李鹏、江泽民、邓小平之流来说，则是名声地位、集团斗争的需要，所以才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原以为，高层的大部分并不知情，被蒙在鼓里，偏听而已。不料，深入了解、查阅资料后才知道他们在第一时间早就了解了真实情况！

三峡建委办公室主任郭树言把与张光斗的谈话向副总理吴邦国作了汇报，吴邦国批转总理朱镕基，朱镕基批转前总理李鹏、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对这样天大的关系国计民生、子孙万代的大事就这样转圈批文，不了了之！

夫复何言！人性之丑陋，概莫能外！

不听马寅初的话，多生了几个亿；不听梁思诚的话，拆了半座北京城；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

五十余年的中国现代史，没有成功的英雄。这是当政者摧残文化、蹂躏人文、毁灭生态的成功。马寅初、梁思诚、黄万里三杰都是失败的英雄。黄万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态。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条件与环境。因而黄万里失败的意义也最大。

不听也罢，整他也罢，一意孤行也罢，祸国殃民也罢，你总不能公开地承认和宣扬我就是要祸国殃民吧，那么，事实证实了祸国殃民后，你即使嘴里还是不愿承认，还要文过饰非、瞒天过海，心里总得有点反省吧，行为上总得有点收敛吧！？怎么就能、就敢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呢？！

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辞世，9月4日家属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李锐（水利部原副部长）去了。李锐事后说：“那天我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召开的一个会议。我旁边坐的都是中国水利界的大名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我去告别完了，又回来开会，真是感慨无穷！”

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

当我知道了这一切“原来如彼”后，我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绝望了。

黄肖路在送给我的一册杂志上写道：“我想如果家父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建议您将名字改成‘黄河情’”！黄万里作为诗人科学家，一生情系江河。我改不改呢？如果黄公夙愿得偿，黄河长江能按照他的治水方略开始还原，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一丝希望，否则，照现在这个无耻的样子继续堕落下去，任谁也无力回天了。中华民族、炎黄文化、神州生态恐怕要覆灭，我还改什么名字！

黄万里是诗人，诗人而科学家，诗人而失败的英雄，铸就了黄万里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特殊的不朽。我拜读黄万里已公布的全部诗作，正楷恭录，寄给他的后人黄肖路，以表敬意。且敬集黄公 万里先生 诗句，妄改一字，成一绝以慰九泉。

千年斯土民践踏，忍对黄河哭禹功。若教引去人间用，长留青史万年翁。

再作联语以追挽这位同宗的独一无二的失败的英雄科学家和诗人逝世五周年。

息壤鲧继后亦恶，竟毁亿兆神州既成，家国支离，鱼烂陆沉，已近乎溃，非因外敌入侵，应换制度溯本；
疏导禹承先有仁，欲拯万里华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颓木坏，几殆乎尽，全系内残自斗，更须文化究根。

06、4、14初稿，7、4改定于地中海畔

【首发：《北京之春》06年9月号】

黄河清：哭当代大禹黄万里
——为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作者：黄河清

【大纪元8月25日讯】今年8月27日是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

不听马寅初的话，多生了几个亿；不听梁思诚的话，拆了半座北京城；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

马寅初、梁思诚、黄万里三杰都是失败的英雄。黄万里的指向是河流、是水土、是生态。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得以繁衍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条件与环境。因而黄万里失败的意义也最大。

值黄万里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作小文“黄河清是祸不是福”，并工楷抄录黄公已公开发表的古诗寄奉黄公后人以为纪念。得黄公后人黄肖路女士赐教赐寄：遗诗中尚缺乃父1995年作“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一首。余正襟危坐拜读，同声一恸，赋此古风。

万里万里心对口，愚氓愚氓愚昧久。
北曾造孽三门峡，南又作恶长江头。
不疏不导总是堵，前车纵覆后车走。
息壤飘渺天未落，且驱民工作刍狗。
忍将江河碎万段，饕餮吞噬视肥肉。
文物尽淹小矣哉，天功甚伟吹罕有。
百万背井黄连苦，贪墨残民欺黔首。
洪水且为我所用，滔天何惧我死后。
衮衮诸公动工庆，惨淡收场山河愁。
庙堂决策毛邓李，浅鲰迎合张光斗。
三朝元老匹夫皓，专家造孽孽最厚。
哀嚎须瞒水位高，居然期许谎言久。
孽龙施恶仗牙爪，甘为牙爪羞朽休。
岳王墓前跪双铁，两河千载涮四臭。

万里万里大禹雄，万里长空垂天虹。
一人抗疏不惜命，万马齐喑狮吼宏。
屡哭黄河三门峡，不幸言中饰词穷。
奈何向来伟光正，何能认错循禹功。
再哭又造长江坝，抗疏上书议陈空。
科学分析婆心虔，谏争坚毅苦口忠。
耄耋岂虑衰儒弱，病危犹作补救梦。
自称樗散不晓机，只念百姓苦水凶。
绝笔钢板钢桩嘱，未及一字儿女众。
如此旷世大禹现，反堵为导逆鳞龙。
御笔钦点入另册，浅鲰围剿鸣鼓攻。
或作敌人狠批斗，或偶妆点政策公。
白衣九十重执教，堪照汗青立苍穹。
犹剥博士导资格，鲰生无时不疽痈。
岂但制度无人性，更究文化是元凶。
批了一个黄万里，毁了大地与长空。
值公逝世五周年，我赋长句悼斯翁。
愿我十三亿国人，识翁悼翁醒沉梦！

黄河清 丙戍年夏月 于地中海畔

再作联语以追挽这位同宗的独一无二的失败的英雄科学家和诗人逝世五周年。

息壤鲧继后亦恶，竟毁亿兆神州既成，家国支离，鱼烂陆沉，已近乎溃，非因外敌入侵
，应换制度溯本；
疏导禹承先有仁，欲拯万里华夏未得，江河零落，山颓木坏，几殆乎尽，全系内残自斗
，更须文化究根。

温州 黄河清 丙戍年夏月 敬挽于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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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
黄万里

生在江头吞海口， 心忧三峡坝工久。
东来云气满巴蜀， 西仰江流溉畦亩。
衍溢淫浸殖生物1，含泥润溽滩涂厚。
江南江北仑廪实， 溪沟遍通九州阜。
巨舸远洋直驶汉， 千吨汽艇万渝走。
湘资沅澧云贵川， 坡陡能丰足称首。
纵遇漏天蛟龙虐， 长堤千里差堪负。
环球巨浸一何多， 独此优游世罕有！
三峡谷深流亦丰， 招来造坝建奇功。
拦洪发电兼添航， 诏谓人间第一工。
孰料此江床满石， 火成鹅卵逐流中。
巫山着意催云雨， 江水亡情沙石冲。
库尾落沉渝港塞， 延伸溢岸泛涛洪。
楚王愁看移民苦， 浅鲰争功胁众从。
樗散衰儒不晓机， 再三抗疏议陈穷。
但闻猛虎千家哭， 怅望轮台悔诏空。

注释：1、此系庄周句
1995年3月9日

【首发：香港《开放》06年9月号】(

历史为何如此相似：从三门峡到三峡

作者：Kennth 整理

【大纪元6月20日讯】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大势能，惹动一批又一批自以为有了点本事的人的遐想。三门峡在整条黄河上太独特了，不但有坚固的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所产生的洪水和泥沙，不由的不被频频提起。

终于，美丽神奇的三门峡，作为黄河的出山口，在它扼守百万年之后，终结在浅识而鲁莽的人类之手。

三门峡水库上马 １９５４年４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８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３５０米，总库容３６０亿立米；主要任务：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３７０００立方米／秒降为８０００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２２２０万亩，远景灌溉７５００万亩。

装机９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４６亿度。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水库将淹没农田２０７万亩，移民６０万。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１４７亿立方米（总库容的２／５），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２５－３０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２５－３０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但如何减沙呢？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１９６７年，来沙可减少到５０％；５０年之后，可减少１００％。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１９６７年来沙改为“减少２０％，５０年后减少５０％”。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４０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而如果你接著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１９７５到１９９０的１５年间，断流１９次。近年则一年就断数次。

１９５５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２５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著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１９９１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３０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１９６０年６月，坝筑到了３４０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９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１９６１年２月９日，当坝前水位达３３２５８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４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３５３米。１０个月后，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４．５米。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１９６２年３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１５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１８０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１９６２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３１５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著称的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２年之后开始出事，４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１９６５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１９６９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汗“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３１５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１００００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１－８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上堵上的。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１３米，变成“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５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开了８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３１５米时，泄量由６０００立方米／秒增至９０６０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３米多。１９９２年８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６０多万亩，约５万返库移民受灾，近３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巨大灾害。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１９８５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５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盖：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１米）全都落了空。

如果读者以为改建后的三门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３６０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３３３万亩，迁移９０万人；后来，１９５８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３３５米时，还要淹没耕地８５．６万亩，移民３１８９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８４９万人，实际总数达４０．３８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３９９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地、沟壑区的１２１１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

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２０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他们为返回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最终，因为三门峡大坝降低了原来的蓄水高程，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他们原本世代耕种的肥沃土地已被黄河泥沙厚厚地覆盖。许多地方，已经被军队和国营农村捷足先登地占据。他们又不得不开展旷日持久的斗争，要求退还他们被占据的土地。

小浪底又上来了 改建后的三门峡，将与没有修建水库前的自然情况无大区别。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３０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 这时，当年建三门峡时的初衷--改善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和防洪靠什么来实现呢？读者读到下面一段活时，不知作何感想：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　　更为迫切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和当初论证三门峡上马的口径几乎一模一样。但这已经不是在说三门峡，而是另一座黄河上的新坝--小浪底。当年三门峡工程没有做到的，这回又全交给位于三门峡下游的小浪底了。小浪底总库容１２６５亿立方米，也要搞拦沙减淤，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２０年左右。黄河上的浪漫派们这回又有新宠了。

小浪底的前景又会是什么呢？ 还有三门峡水库该怎么摆？当初把话说得那么满。不过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当权派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三门峡工程的成败，在中国至今不容许公开切实讨论。

不过帐总是需要算的。先让我们看直接经济损失：高坝工程低坝运用，这意味著，仅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两次改建，包括至今还在修补那些磨损的洞和水轮机的费用； ?多淹没的耕地和毁坏的耕地； ?当时多迁移的３０多万人和后来返迁的１５万人； ?水库运用以来，由于河流自然状况的改变，库区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两岸的防洪设施、盐碱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须修建的防护工程； ?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盐碱化而导致的减产；在“蓄水拦沙”时期，因下放清水而冲刷了的下游生产堤内的良田； 这些，最保守的估计，不下百亿。

再看对环境的破坏： ?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５０多万亩；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的耕地； ?毁掉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还不必说时间上的失误：如果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投到黄河下游的堤防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设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讯系统；投入到教育与文化设施；哪怕仅仅投入到黄河上中下游的水上保持、植树造林、防护与灌溉，全流域的情况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那么，为什么呢？究竟什么使得一大群不能说不爱国、更不能说不具业务专长的中国人跌了这么大的一个跟头？

“黄河清”

１９６４年，决定三门峡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周恩来的解释是：看来，１９５８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１９５５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１９５８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为什么会“急”？头脑为什么会发热？“黄河清”这三个字怎么会造成压力？为什么在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会“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到底 是把什么放得过重，因此要牺牲掉其他呢？ 作为后世的观察者，我不倾向于将他们这批五十年代的“三门峡迷”与１９８０年代未那批力促在长江干流筑坝的三峡“大库迷”们等同，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他们也像那些邓小平时代的人一样怀有对钱的享用与支配的渴望（我于１９８９年春亲眼见到整列地排在北京京西宾馆院子里的该工程筹备组的豪华进口车队，还有他们在北京为自己盖的成片住房。按１９８９年初的估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这类杂项已用去了不下４个亿），只说他们在可能达到的技术成就面前太执迷、太浪漫、太简单。那么，当时的政府──或者说党──的决策者们呢，李葆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还有大救星毛主席，他们图的是什么呢？１９６４年６月和１２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 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这反复被提到的“黄河清”，出自自古以来的一句话，知道的人马上就能跟著念出随后的那三个字：“圣人出”。

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后面三个字上面。

三门峡的上马，说出来的理由是为了“黄河清”，而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就是为了证实“圣人出”。自古谁能让黄河清？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谁是圣人不就是清楚了吗？！不要说１９５０年代，就是今天，整亿中国人也还生活在企盼明君的历史阴影里。在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古国，治水从来是明君的大业绩，不但史不绝书，实在已经镌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

“黄河清”既成了一种标志，为达成这种封神式的祭祀，当时从上到下所怀著的主要驱动力，其实是“圣人出而天下治”那样一种狂热虔诚--当然，使用的语言是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人民被圣人作主。而当全国的资源得以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调用的时候，种种伟业自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三门峡与三峡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宣布正式开工，距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开工３７年。这两项工程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它们都是在中国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记录的、举世瞩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头都是“下游洪水灾害”，都是“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直接威胁多少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财产”，都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都具有“巨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都能发很多电，三门峡当时说“将占全国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三峡说“将占总量１／１１”； 都能发展航运，三门峡当时说“保证下游航运所需的水量”；三峡说“可使万吨船队由武汉直达重庆”；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迁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门峡４１万，三峡１２０万； 都要毁掉作为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三门峡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中原文明，三峡是更早的巴楚文明；都是上游省不获益，却实实在在地将受到损害：三门峡是陕西，三峡是四川。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学工作者也像陕西人一样吁请、告诫，直到今天，他们的意见，如陕西当年的意见那样，在没有告急之前，当局只虚与委蛇，并无人真正理会；两个工程所面临最大同题都是泥沙。三门峡库尾淤积在西安，三峡在重庆；它们都是省会、工业重镇。重庆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咽喉； 如何对付泥沙，两工程的主持人都夸下海口：三门峡说的是“水土保持”三峡说的是由三门峡工程取得了经验的“蓄清排浑”水库运用； 都采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办法，其失误在三门峡工程上已经得到证明，但三峡工程还准备推行； 都有过激烈争论，反对派都是绝对少数，他们的言论部遭到封锁，本人也都遭排斥乃至打击；都有顶尖权势人物的“关心”，这“关心”都是工程推进的动力。三门峡是毛泽东。三峡是邓小平； 都以获得了人大的通过而标榜为“人民的决定”──仗声威并最终逃避责任；三门峡是真正的“全体一致热烈通过”，三峡是在发动了舆论攻势并做了手脚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获得通过；都是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拨款支撑，也就是说，无论造成多大灾难，从上到下一系列责任主管的个人财产包括官声官运都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都不见在论证过程中当局委托专家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两项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没有人对它们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后果作过预估；都是在基本数据甚至运用原则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抢先开工； 都使得抚育民族文化、激发创作热诚的自然景象永远失去，三门峡是气派雄浑的奇伟峭峻，三峡是无可言喻的苍茫神秘；最后所花的钱都大大超出当初预算，三门峡大约增大了１０倍；三峡按１９８６年的３６０亿到目前的２０００多亿，也已超出好几倍──而目前不过是刚刚开工，后面不知道还有冒出多少。

还有一个极为偶然的共同点：这两项工程都面对著一个最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都有一个反对高坝大库而主张低坝小库的坚韧的建议者──温善章。

对这两个工程，黄万里教授都根本反对，认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部不可以。阐述对三门峡工程的反对意见时，他３５岁；介入三峡争论，７５岁。他一再请求阐述、讨论、辩论，当年主管三门峡工程的人不睬他，今天主管三峡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利科学论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更遑论他充满了豪情与哀叹的诗篇──只能在友人之间散发的诗集《治水吟草》。其中一首诗这样写：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在三门峡工程上，温善章不同意３６０米、３５０米方案，提出３３５米方案；对于三峡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己获人大通过，而且正热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１７５米方案。他提出新１６０米方案。他的出发点和３７年前一样单纯朴素：减少水库对耕地的淹没，减少移民，合理解决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要求。黄万里对三门峡工程所作的预言，一条接一条成为事实。三峡工程呢？他的预言是：“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三峡筑坝的结果，砾卵石夹粗沙积在坝前，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他反对三峡建坝的根据之一是：长江上游各支流每年冲刷下来的沙石量高达一亿吨，三峡建坝后这些沙石都将积存在水坝上，数年之后将导致长江上游水位升高，造成上游水患更加严重，影响所及可能有数十万人，影响的地区遍及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他提醒当局，对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视。他说：“四川的保路运动诱发了辛亥革命。”

黄万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长江的梗阻；而温善章工程师呢？三门峡现在实际已不得不按温善章１９５７年所主张的低坝方案运行。三峡工程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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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阿谀奉承的\"御用文人\",简直比杀人悍匪,汪洋大盗还要可恨,可杀!!

——原载《新世纪》(

黄河清：我是底层人---信了政府 去了地府

    
     读盛雪发来“请把人权圣火传给我！”发言稿，义愤填膺，喷薄而出。 ()

    
    我是底层人，五十九岁，腰已弯，背已驼，眼已花，腿哆嗦；万岁感恩从小喊，甜言蜜语灌耳朵。我乖，我顺，我歌，唱党大，颂毛亲，忠诚不二，起舞婆广娑。爷是地主士绅，一刀头落。该，谁叫他剥削坏。爹教书，右派帽戴，充军万里，洗脑劳改，尸填沟壑，狗扒鹰啄。弟死唐山，有陪葬廿四万，野魂不孤，惨了媳妇，怀了遗腹，产子废墟，力尽气绝，哀魂飘渺二缕。新世纪，说崛起，更可怜子、孙、儿媳亡汶川，老妻泪哭干，怨老天不长眼，原曾迁移，政府辟谣言，信了政府，去了地府；抱孙尸身，一气堵，老命呜呼。
    
    我是底层人，我老实，埋头拉磨；我相信，党胜爷婆；我着魔，报纸讲，电台播，电视放，领导报告，横飞唾沫：相信党，伟大正确光荣，恩德无上，一旦有难，救你在身旁。信了五十九，丢了命七口。天天天！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看不見人，你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齋念佛的活活餓煞。装神弄鬼的是佛爷菩萨，骗你害你的要感恩戴德他！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
    
    我是底层人，我找不到党论理，我也论不过；我恨报纸电视广播，这些台上唱戏的婆娘帅哥，把我哄得好苦，把我害得绝户。现在死了毛泽东，贪了共产党，又换了个相信政府、配合政府。我操你三代祖宗，咋不耍点新球，骗我要到甚尽头？不喊万岁，骂你个唱戏的解气，揎拳捋袖，打你个男旦粉骷髅，给看那政府猴！我是底层人，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泪独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绝子绝孙孤老头？我不负党兮党何待我如草芥猫狗？我不负政府兮政府何要继续骗我耍戏猴？我不负唱戏婆娘帅哥兮男旦何续帮着卖我分羹数钱不害羞？
    
    我是底层人，绝处看见人权圣火燃，濒死捞着稻草手不颁。请把人权圣火传，再孬再坏死了七口也能暖我心头寒！我要人权，我要火传，我要试试看，不再听戏子、信男旦，活一回自己，说一会真话。以前活着吃完拉，太害怕，党正经威严，唱戏的嘻哈尽夸，坏了脑子，哑了嘴巴。人权圣火暖心。活一回自己，举一回火把。请传给我人权圣火！请传给我！可着喉咙高歌，冤死的爷娘手足儿孙老婆，人权圣火，人权圣火，照亮我，自己活！请传给我！
    
    
    2008、5、19急就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朱健国：专家曾3次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压制——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再斥中国地震局说谎

文章摘要: 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6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 2008年5月3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 … 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谎言。

作者 :

發表時間：5/21/2008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顾问陈一文是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

“汶川5、12大地震”到底事前有没有人预报？中国地震局负责人近日对媒体的说法是，既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见图）则怒斥中国地震局此言为谎言，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明确说：“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8年5月18日 15时许，陈一文在通过电话向笔者说明有关背景后，又传来了一段简明的备忘录。

5月14日，中央电视台CCTV9频道英语节目有一个讨论“汶川5、12大地震”的嘉宾访谈节目，在有关专家涉及到汶川地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是否有个责任问题时，主持人杨瑞说，我们现在联线一位权威人物就此发表意见，他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先生。于是陈一文通过电话用英语回答：中国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6年三年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特别是 2008年5月3日，陈一文亲手又向中国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据陈一文所知，还有其他人也向中国地震局提出过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预测。但是，这些严肃科学的预报一再泥牛入海无回音，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与中国地震预测研究所的所长们从来没有就预报访问过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们地震预测的工作。因此，中国地震局的领导们现在称也从来没有收到任何预报，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谎言。

尽管当天晚上央视重播这个节目时，因压力将陈一文上述意见删除，但是由于当时的节目是实播，陈一文关于“中国地震局对汶川5、12大地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信息已通过央视揭露于全世界！陈一文至今坚持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符合“科学发展观”。陈一文补充说，与“汶川5、12大地震”的实际震中相比，他们的预报在经度上只相差一度，基本准确。陈一文欢迎各媒体和网站转载他的观点:《陈一文顾问网站》（http: //cheniwan.sea3000.net）上的《地震预测》专栏与《科学共同体及其规则》专栏中，有他对中国地震局的所作所为有大量评论与附录。

专家曾3次明确预报汶川地震但遭压制

据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拥有曾准确预报了唐山大地震的一批著名专家，如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和地震预测专家孙威等。

陈一文困惑的是，他不仅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而且出身名门，乃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周恩来、宋庆龄、康克清当年或给他亲笔写信，或当面鼓励他积极为建设新中国建言献策，为什么今日竟然不能将事关千万人民生命的地震预报上达主管部门？陈一文虽然属于英籍犹太人（母亲为犹太人，亦可称英籍犹太人，犹太人以母亲血缘为准），但对中国感情深厚——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7年曾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举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时合影；他虽然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 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谘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 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近二十年来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

民间业余地震预报研究者孙威被压制

陈一文指出，民间业余地震研究专家孙威，数次准确预测地震，遭专业的人士和机构压制。

1、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2、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 1976 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3、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 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 21点53 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

据陈一文了解，地震局某些漏报地震致灾后，或者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地震局至少数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目的是使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

4、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 ∶“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

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

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他的仪器 1975~1978 年期间已经多次抓住过的“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 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 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队人物张铁铮、沉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地震局系统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代表人物包括：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了“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 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但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也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认为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以及因而受到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后果，几十年来却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 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更为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二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掀起一个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热潮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汶川5、12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仍然拒绝反思，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着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可以说，只有在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汶川5、12大地震”悲剧才可能终结。唐山大地震的真正悲剧在于三十年拒绝反思地震预报中的思想专制~2006年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时，只知歌颂重建唐山的丰功伟绩，而毫不反思追究当年对科学预报的残酷压制~如果“汶川5、 12大地震”仍然坚持唐山大地震预报中的思想专制，那么中国人民只有永远在唐山大地震悲剧之中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能否通过“汶川5、12大地震”的惊醒，迅速掀起一个重新反思唐山大地震的热潮，将地震预测中的专制者一并追究责任，由此追究“汶川5、12大地震”的压制科学预报的专制者？如是，中国人民可能会少受一点天灾人祸！

朱健国

2008年5月18日于旅途

（转自博讯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