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隨大流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光明網    點擊數： 6    更新時間：2008-6-19

為在香港鳳凰電視台“口述歷史”欄目中談梁漱溟，我找到了這篇梁漱溟1965年7月10日在全國政協直屬組的發言。當時，我是記錄人員，是親身經歷者之一。歲月無情，當時的全國政協直屬組幾十名學習成員現在都已謝世，連我這位當年才二十多歲的小組秘書，也已年近古稀。我禁不住全文推出，並分段進行講述這篇發言的政治、歷史背景。

7月10日梁漱溟發言原文第一段：

組長（按:指政協直屬組召集人於樹德和王芸生）上次要我談談這一階段的學習小結，我就談談自己的體會。話很長，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只說一點，從曹老（按:指曹谷冰，政協直屬組同組成員，原《大公報》老報人）的話開頭。曹老上次說，1949年在上海已有“聽和跟”的話（按:全文為“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50年代後期增加了“走”——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當時他就接受了。我比不上曹老，笨得很，至1950年還不能承認這個話。記得是1950年勞動節（或國慶節），那時候我在天安門城樓，不像現在在觀禮台（按:梁漱溟在1953年9月與毛澤東頂撞鬧翻之前，重大節日慶祝均站在天安門城樓，而後即降為觀禮台——此待遇一直延續到1988年梁漱溟病逝），主席、總理都在我們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向主席贈旗，旗中間寫的一行字是:“我們永遠跟着您走。”我也是無黨派人士，看了心裡直搖頭，這話在我口中是說不出來的。同年6月，為通過土改法開會，開了一星期，我偶爾在小組會上講幾句，大會上一直沒有發言。有幾位朋友關心我，如邵力子、王紹鏊、雷潔瓊諸人，說我不應該不發言。我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大家說的話都是向領導頌揚一番，我覺得總說這樣的話沒有意思。自己不說這種話，朋友們關心我，指出不對，仍不以為然，可見自己的固執。當時領導上還沒有找我談話。也是1950年，又開個什麼會，頭兩天我沒說話，總理通過徐冰要我發言，我才作了簡單發言。這說明自己是拒絕輕易跟着別人走的人，平時不附和，不苟同，不隨大流，我就是這個性格，這個脾氣。

述評之一：

請讀者留意梁漱溟發言的第一句話，即“組長上次要我談談這一階段的學習小結，我就談談自己的體會。”這話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十分平常。的確，在當時就全國政協直屬組學習而言，大體上上半年暑假前，下半年年終，都要做學習小結，每人都不例外。問題是在1965年上半年，政協直屬組曾經集中幾個月的時間，與梁漱溟“辯論”，即對梁漱溟進行大批判。如果別人是學習小結，而在梁漱溟身上則應該是思想檢查，檢討自己的錯誤。但梁漱溟不以為然，他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大錯，因此自己也是做“學習小結”，“談談自己的體會”而已。

那麼，究竟1965年上半年政協直屬組對梁漱溟批判了什麼呢？這個大批判又如何形成的呢？我在這裡簡述一下歷史背景。

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於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召開。鑑於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已經進入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時期。因此眾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大會期間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大小會發言中都不免提及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梁漱溟對此不能苟同，又不好公開反對，便遵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冥思苦想地寫了一篇發言稿，在政協第31組（梁漱溟大會期間所在的小組）小組會上作了發言。梁漱溟的長篇發言的中心內容是，認為政府工作成績之所以顯著乃至建國15年建設成就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可概括為八個大字:科學之事、道德之事。梁漱溟在發言中闡述說，科學之事即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全國民眾順應科學規律，道德之事即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用新道德教育了全國民眾，使一盤散沙的舊中國變成團結一致的新中國，等等。又作出結論說，正因為科學、道德這兩樁事做得好，建國15年來才取得中國現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建設成就。梁漱溟發言洋洋數千言，就是隻字未提“階級鬥爭”。梁漱溟的這篇發言，是他自1953年與毛澤東頂撞而受到批判，長時期沉默後，首次在政協會議上較為系統地發出的與眾不同的聲音，立刻引起了與會領導和委員的注意。大會期間，即有與梁同組的委員指斥梁漱溟大談什麼“科學”、“道德”，一字不提鬥爭，就是否定階級鬥爭，反對階級鬥爭，販賣自己的私貨。梁漱溟對此未作理會。等到大會臨近閉幕那天，政協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在講話中提到當日書面發給大會每個委員的與梁漱溟同組的兩位委員批判梁漱溟的聯合發言，並予以肯定。梁漱溟坐不住了，當場給大會主席團寫信，認為大會執行主席偏聽一面之詞，不足以服人，要求答辯。次日大會閉幕式上周恩來主席講話，說有位委員提出答辯別的委員對他的批評，此事大會期間已來不及，可在大會結束後由政協學習委員會辦理。於是，1965年上半年，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每周開會二三次，以梁漱溟所在的政協委員直屬學習組（即政協直屬組）為主，邀請平時不在該組的覃異之、黃啟漢委員（即在政協大會上書面聯合發言者）參加，全組總動員，與梁漱溟開展“辯論”，都統統揭露出來，全方位地把梁漱溟的一貫否定階級鬥爭、反對階級鬥爭的“反動言行”狠狠批判了一通。

在這樣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沒有檢查自己，仍然只“談談自己的體會”。而更嚴重的是，他竟以“回顧”過去，自己“笨得很”為名，說什麼1950年在天安門城樓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獻錦旗，上寫“我們永遠跟着您走”，對此心裡直搖頭，等等。今天的讀者可能不了解，在1965年階級鬥爭這根弦越繃越緊的時候，梁漱溟的這些言論是何等不合時宜，又怎能不使他再一次成為群起而攻之的目標？

7月10日梁漱溟發言原文第二段:

信奉佛教的梁漱溟《發願文》

……這說明自己是拒絕輕易跟着別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隨大流，我就是這個性格。這個性格和脾氣是怎麼造成的呢？可能是生來的氣質之偏，也可能是後天的習慣所成，或者是什麼階級什麼的關係。對自已的過去也因為太多太長，只能略講一二。記得八九歲時，就受到先父和長輩彭翼仲講愛國維新的影響，不止一次地跟着彭先生在街上散傳單，搞社會運動，內容如反對美國虐待華工，號召抵制日貨等。可見自己不是說說而已，還有實際行動。這是65年前的事了。當時的維新派是對社會上大多數俗人的反抗，維新派有他的主張、見解，對流俗之見看不上，這些對我很有影響。

還有，因為愛國，平日談的總是國家在危難中，民生痛苦，講的是大事情、大問題，不談一身一家衣、食之事，彭先生為此將家當盡賣，甚至到年關上吊。我在14歲上舊五年制中學，畢業後即不想升學，要搞革命，因為在中學時就參與革命。這時，家中長輩關心自己，以為不能盡搞這些，將來還要吃飯，也要為自己生計打算。但這話我已聽不進去，不能為一身一家衣、食而苟生。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沒有想到吃飯問題。我的一生差不多沒有職業，我虛歲19，遇上辛亥革命，轉年20歲，又忽然想出家，對人生懷疑，看到煩悶，以至否定人生；這時，佛家的思想最合於自己，我是先有自己的厭世思想而去看佛家的書，而不是先出家而後學佛。固先去維新。我這個七十多歲的人，從小沒有念過四書五經。我受佛家的思想影響很大。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麼也不貪，什麼也不怕。我對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這一點，他無所貪戀，無所懼怕，什麼也不顧。去年關於鄒秉文的事，小組中大家都批評他，我雖也批評他，但和大家不一樣，我肯定鄒有51％是正確的。這是我不顧一切的一種表現。

我的一生可以說沒有職業。辛亥革命後，辦過報社，當新聞記者，與曹老（谷冰）同行；因為信佛，不久又到北大教印度哲學，好像與向老（按:向達，政協直屬組成員，北大歷史系教授）同行；後來又辦教育，任校長、院長，好像與李老（按:李建勛政協直屬組同組成員，教育家）同行，實際什麼都不是，這些都不是我的職業。我這種自信，自大，不願跟別人走，不受外來影響的性格，好的一面是不盲從，能獨立思考；另一方面是固執，常常誤事，不能一分為二。許多事情我都看不對，總是事後才明白過來，沒有先見之明。我以前是不走共產黨的道路的。李大釗先生是革命前輩，他與我個人關係密切，他給我介紹過三個朋友，在座的於樹老（樹德）是其中的一個，都是他介紹的。其他二位後來都為革命犧牲了。李大釗先生從未提出要我加入黨，他知道我這個人自信得厲害，說是說不通的，除非自己轉過來。到今天我才明白，解決中國道路問題的究竟是誰？那時候認為只有我能解決中國問題，現在看來真是笑話。還可以舉些例子。對蔣介石，我是從來反對的。我發起民主同盟，就是為了反蔣，站在中間偏左的立場。

至1949年，南京城下（按:指解放），蔣不得不引退，國民黨一方發出呼籲，要求和平，我當時在重慶，曾在同一天的《大公報》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篇是《敬告共產黨》，一篇是《敬告國民黨》，意思是要共產黨不要打下去，同時批評孫科不接受和談條件。這前一篇文章惹了禍，引起很大誤會，幸好自己事先聲明“只言論，不行動”，甚至不為“和平”而奔走，而且我因此脫離民盟，表示不代表一個組織，只代表個人。現在想，這是不對的，只有消滅蔣介石，才有今天的中國。上次小組有人發言引到主席的話:“反動勢力對於人民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於反動勢力，亦應採取同樣的原則。”主席這話很對，但當時自己不那麼想，卻認為共產黨打到底不對。我很感嘆主席把事情看得那麼透，反動勢力對人民民主勢力就是這樣，蔣介石，美國，對我們都是這樣；反過來，我們對他們，也應該這樣。因為主席看透了這一點，該下手的時候就得下手，所以手不軟，很堅決，而我自己則看不透，總是喜歡折中、妥協、調和，心軟手也軟，這說明自己的性格、為人有短處，有弱點。

抗美援朝時，徐冰同志要我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負責一個工作，我拒絕了，因為我對出兵朝鮮沒有信心，當時主席還叫林伯老（按:林伯渠）找我談話。事後又證明，抗美援朝好得很，對得不能再對！而自己總是事後才明白，很遲鈍。自己的見識這樣不夠，還要自以為是，顯然是不行的。在這次學習中，自己也受益處，對自己有啟發，使我真正懂得主席的這段話。我的話就到這裡。

1987年10月，梁漱溟在“梁漱溟思想國際研討會”上致謝辭。

述評之二:

梁漱溟在這篇不長的發言中，蜻蜒點水般回顧自己過去如何不附和，不苟同，不隨大流，又檢查自己何以如此，就是隻字不提1965年上半年政協直屬組全體同仁精心準備對他開展的那場大批判，何以自己一貫反對階級鬥爭學說，對於自己在舊中國一貫反對階級鬥爭學說，對於自己在舊中國不贊同階級鬥爭能解決中國問題錯在哪裡，他在1951年寫作的長篇文章《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發表於《光明日報》檢查過自己。梁漱溟在文章的一開頭就說:“三年來整個中國有了絕大的轉變，就我個人來說，也許旁人看着變化不大，其實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紀錄’了。固我平素比較肯用心，對於什麼問題自有見解主張，而我的行動又必本於自己之所知所言，不苟同於人，即有好幾十年於此；說思想轉變這句話，談何容易？更簡捷地來說，我過去雖對於共產黨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動有配合，但在思想見解上卻一直有很大距離，就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我還是自信我的對。等到最近轉眼看到共產黨在建國上種種成功，夙昔我的見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極大慚愧心，檢討自己錯誤所在，而恍然於中共之所以對。現在那個距離確實大大縮短了，且尚在縮短中。”梁漱溟在長文中還特別強調:“所謂三年來的事實給我的教訓最大者，即是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實，竟出現在我的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鬥爭而奠立了。我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鬥混戰，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築起來；每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若問似這般鬼斧神工從何而致？還不是說破唇皮的四個大字:階級鬥爭！”

梁漱溟以其特有的語言，認識到自己在舊中國一直認知階級鬥爭解決不了中國問題是錯誤的。何以到了1965年即離上述檢討自己的文章十多年以後，又挺身而出反對階級鬥爭學說了呢？梁漱溟生前在我撰寫《梁漱溟問答錄》中對我說:“最使我驚喜的是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的兩段話，開拓了我的思想。”這兩段話的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宣告我國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基本建立；二是宣告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不是繼續多年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為了解決中國今後的這個主要矛盾，黨和人民則必須集中力量，搞社會主義建設即向大自然開戰。梁漱溟興奮地擊掌大聲說:“這兩段話實在太妙了，簡直好得不能再好！”

然而，梁漱溟絕沒有想到還不到一年時間，即1957年春夏之際，就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由此而一個政治運動接着一個政治運動，1959年反 “右傾”，1963年搞“四清”，等等，總之，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又成為主要的了。時至1965年，已接近“文革”的開端，許多人都響應號召，緊跟階級鬥爭這根“紅線”走，真誠也好，隨大流也好，自然當時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也不能例外。正是由於梁漱溟這種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隨大流，才牢牢守着中共八大決議所作出的決定，不認可新中國15年來所取得的建設成就都是因為抓了階級鬥爭這個“紅線”的結果。

獨立思考，表里如一，這是梁漱溟一生言行的寫照。他由此講真話，不講假話，行為上表現為不附和，不苟同，不隨大流。新中國成立後，自1953年9月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梁漱溟也因此做定了“反面教員”，極端的“頑固不化”。“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25年的時間，他不在乎對他開展各種大大小小的批判，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誠然，真話不見得都對，更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梁漱溟先生在各個不同時期堅持講真話，只是表現一個人的品格，一種值得敬重的精神。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甚豐，身後出版的全集有千萬言之巨。他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是中國20世紀的文化名人之一。但我以為，他留給後人影響最大的，正是這種難能可貴的“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高尚的品格和精神。(來源:書摘)

（摘自《1949年後的梁漱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7月版，定價: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