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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難興邦”新解
虛舟
“多難興邦”是中華文化的精粹之一,也可以說中華文化是在“多難興邦”的長途跋涉中形成的。在這次震驚中外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重申“多難興邦”的奧義,更有其特殊的深遠意義。
歷史上的“多難興邦”,每次“興”起的“邦”,都是“器惟求新,人惟求舊”,尤其是人的思想“惟求舊”。所以,往往是新“邦”克隆舊“邦”,新“邦”其名,舊“邦”其實,興起不久,旋即成舊,緊接着便“多難”降臨,只有等着滅亡,成全又一個新“邦”的“興”起:在秦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漢王朝是這樣,在漢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西晉王朝是這樣,在隋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唐王朝是這樣,在五代十國輪流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宋王朝是這樣,在元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明王朝是這樣,在明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清王朝還是這樣,在清王朝滅亡的廢墟上建立的新王朝能有別樣年華麼?
中國屢興屢衰、屢進屢退的根本原因在於君主專制,一人獨裁。雖然聰明的中國人也曾想出種種辦法提醒、教育、限制大權獨攬、專制獨裁的君主,但對無限權力卻無計可施,對君主的一切提醒、教育、限制都建立在君主自覺遵循的基礎上,如果君主喪失理性,無法無天,倒行逆施,則無任何體制內的力量可以制衡。像洛克那種“統治者經由被統治者同意而統治”的思想昔聖先賢並沒有想到過,像布什總統所說“把統治者關進籠子裡”的社會實踐偉大的中國人民並沒有踐行過。中國學富五車之徒甚眾,過目成誦者甚夥,也不乏着作等身之人,料事如神之士,如四大發明之類的世界第一很多,然而天大的智慧,自墨子“選擇天子”之論以後,便在這個人類最重要的發明創造面前戛然止步了,就像當年被英國人獵殺的印度猛虎,在白布幔前,寧肯毀滅,也不衝決布幔,突圍逃生。
即使高明如唐甄,罵倒群倫:“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即使高明如黃宗羲,刮骨療毒:君主制度的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壞之”,“使天下之利盡歸於己”,“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尖銳,其鋒芒不亞於歐洲啟蒙諸公。然而,終缺臨門一腳,並不知道取代君主專制制度者將為何物,並不知道馴化統治者會用什麼辦法。雖然也曾幻想“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卻始終沒有找到“統治者經由被統治者同意而統治”的真理,始終沒有找到建立權利制衡、分權制度、議會制度、政黨制度、選舉制度這寫馴化統治者的辦法。
於是,就像木桶理論所揭示的那樣,中國這個木桶,儘管有億萬人民參與建設的繁榮經濟、發達科技、昌盛文化、嚴明倫理等等各色很長很長的木板,但中國這個木桶能裝的水卻只能取決於君主一個人這根最短最短的木板,一次又一次把繁榮經濟、發達科技、昌盛文化、嚴明倫理這些源頭活水流失得乾乾淨淨,一次又一次淪入貧窮落後愚昧的深淵。就像登山一樣,中華文明和希臘希伯萊文明幾乎同時出發,然而,繼承了希臘希伯萊文明的歐洲人在歷史的迷宮中幾經徘徊後,終於摸到了正途,不僅登上歐洲的頂峰阿爾卑斯山,而且很快登遍了世界各地的最高峰,登上地球最高的喜瑪拉雅山珠穆拉瑪峰,昂首天外,直奔太空;繼承中華文明正宗衣缽的中國人則在歷史迷宮中長期徘徊,自從登上泰山之巔後便一味逍遙,既不知還有更高的喜瑪拉雅山珠穆拉瑪峰需要攀登,更不知搔首問天之後,還有天外天可去,即使被歐洲人敲醒了腦袋,被迫踩着人家的腳印前行,“我們已經很好”的美夢一次又一次讓中國人摔下山澗,雖然沒有粉身碎骨,卻也鼻青臉腫,老大帝國總落在先進人類的後邊,跟貧窮落後愚昧的小弟弟小妹妹們攪在一起。
這裡的必然性可能發生是,長期以來,中國人只製造生活,不創造歷史。人類的歷史是新生活取代舊生活的軌跡,如果生活不改變,歷史便只能是重複。重複的歷史永遠定格在一種生活的畫面上,於是便形成這種只有生活,而沒有新舊生活交替的歷史的尷尬局面。這種唯一的生活,就是君主一個人的生活。在君主專制的中國,君主既是上天派往人間的神明,又是人世間的唯一主人,偌大一個中國,只有他一個人在在生活,“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百萬千萬億萬被統治者——無論是大官,還是小民——只不過是君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君主使用的工具或用具。歷史證明,人類社會的新生活需要統治者的生活和被統治者的生活平衡結合起來共同創造。只有統治者一個人的生活,被統治者不僅沒有生活,甚至於連君主生活的旁觀者也算不上,生活的美酒永遠只能是君主舉在手中的一杯千年陳釀,生活的主旋律永遠只能是君主親手譜寫的一曲千載老歌。“多難”也罷,“少難”也罷,“興邦”也好,“覆邦”也好,前聖后賢,其揆一也,終跳不出這張如來佛的手掌心。想想毛澤東尚且如此,遑論他人。
此次汶川大地震舉國救災的壯舉,則透露出一種“多難興邦”的全新生活氣息。
一方面,“統治者”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不僅一再努力表現得平民化,儘可能地親近受災群眾,總理、主席輪番親臨抗震救災第一線指揮救災、慰問群眾,常委也逐個亮相災區,委員和常委一起向地震遇難者默立致哀,儘量爭取國民滿意,同時也許認識到無限的權力其實也是有限的,空前大度地容忍國人自發主動的組成志願者賑災、救人、監督、批評,空前大度的允許國際救援直達位於腹地的災區。一個權力無限的政府雖然還不是一個“統治者經由被統治者同意而統治”的政府,但讓“被統治者滿意”無疑會是向“被統治者同意”的有效過度,對“公民意識”的容忍無疑會是向“公民意識”覺醒的有效過度。
另一方面,“被統治者”不再是被動的生活旁觀者,只會等着“統治者”教導、號召和組織,而是自覺地、自發地、主動地聞訊而起、挺身而出,行使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發揮自己作為生活的主人的作用,出錢、出物、出力、出血、出聲,或出沒於餘震不斷的災區,或奔走於充滿傷痛的國內各地。由維護權利到行使權利,中國人邁出了空前的一大步。因“拉薩時事件”頗遭世界非議的中國,突然讓世界刮目相看了:中國不僅僅是“統治者”在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被統治者”也在變,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改變是同步發生的。
這次多難興邦發生的同步變化,有非同一般的歷史意義。讓“被統治者”滿意雖然還不是讓“被統治者”同意,但已跟“被統治者”只能服從不可同日而語;主張公民權利的“公民意識”的覺醒雖然還不是擁有公民權利的“公民社會”的建立,但已跟沒有權利觀念的“臣民意識”迥然不同;“被統治者”雖然尚未成為生活的主導力量,但已悄悄開始發揮主導生活的作用。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新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當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統治者”被迫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新生活的典範,當年美國的“獨立戰爭”就是“統治者”主動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新生活的典範,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被統治者”自覺推動“統治者”共同創造新生活的典範。君主專制歷史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傳統包袱之沉重,遠非英國、美國、日本可比,棄舊圖新的道路自然也分外漫長而艱難,經過一個半世紀的學習,今日達到這個境界,幸矣!
中國古代的智慧化身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揆諸人生,洵為至言。人類社會這個“一”,產生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個“二”,統治者的權利和被統治者的權利這個“二”,產生出統治者權利、被統治者權利和這兩種權利結合的社會權利這個“三”,統治者權利、被統治者權利和這兩種權利結合的社會權利這個“三”,創造出人類社會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的萬事萬物。中國現在正朝着老祖宗指示的方向邁進,有朝一日,中國總會踏上這條老祖宗明示的康莊大道,那時候,中華文明,也許會像希臘希伯萊文明一樣,成為另一個推動人類社會永往直前的發動機。 -------------------------- 原載《議報》第35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發,歡迎其它各類刊物轉登轉發,但是請註明出處和本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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