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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新解
虚舟
“多难兴邦”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之一，也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在“多难兴邦”的长途跋涉中形成的。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重申“多难兴邦”的奥义，更有其特殊的深远意义。
历史上的“多难兴邦”，每次“兴”起的“邦”，都是“器惟求新，人惟求旧”，尤其是人的思想“惟求旧”。所以，往往是新“邦”克隆旧“邦”，新“邦”其名，旧“邦”其实，兴起不久，旋即成旧，紧接着便“多难”降临，只有等着灭亡，成全又一个新“邦”的“兴”起：在秦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汉王朝是这样，在汉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西晋王朝是这样，在隋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唐王朝是这样，在五代十国轮流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宋王朝是这样，在元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明王朝是这样，在明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清王朝还是这样，在清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的新王朝能有别样年华么？
中国屡兴屡衰、屡进屡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一人独裁。虽然聪明的中国人也曾想出种种办法提醒、教育、限制大权独揽、专制独裁的君主，但对无限权力却无计可施，对君主的一切提醒、教育、限制都建立在君主自觉遵循的基础上，如果君主丧失理性，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则无任何体制内的力量可以制衡。像洛克那种“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而统治”的思想昔圣先贤并没有想到过,像布什总统所说“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社会实践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践行过。中国学富五车之徒甚众，过目成诵者甚夥，也不乏着作等身之人，料事如神之士，如四大发明之类的世界第一很多，然而天大的智慧，自墨子“选择天子”之论以后，便在这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创造面前戛然止步了，就像当年被英国人猎杀的印度猛虎，在白布幔前，宁肯毁灭，也不冲决布幔，突围逃生。
即使高明如唐甄，骂倒群伦：“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即使高明如黄宗羲，刮骨疗毒：君主制度的法制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使天下之利尽归于己”，“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尖锐，其锋芒不亚于欧洲启蒙诸公。然而，终缺临门一脚，并不知道取代君主专制制度者将为何物，并不知道驯化统治者会用什么办法。虽然也曾幻想“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却始终没有找到“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而统治”的真理，始终没有找到建立权利制衡、分权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这写驯化统治者的办法。
于是，就像木桶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中国这个木桶，尽管有亿万人民参与建设的繁荣经济、发达科技、昌盛文化、严明伦理等等各色很长很长的木板，但中国这个木桶能装的水却只能取决于君主一个人这根最短最短的木板，一次又一次把繁荣经济、发达科技、昌盛文化、严明伦理这些源头活水流失得干干净净，一次又一次沦入贫穷落后愚昧的深渊。就像登山一样，中华文明和希腊希伯莱文明几乎同时出发，然而，继承了希腊希伯莱文明的欧洲人在历史的迷宫中几经徘徊后，终于摸到了正途，不仅登上欧洲的顶峰阿尔卑斯山，而且很快登遍了世界各地的最高峰，登上地球最高的喜玛拉雅山珠穆拉玛峰，昂首天外，直奔太空；继承中华文明正宗衣钵的中国人则在历史迷宫中长期徘徊，自从登上泰山之巅后便一味逍遥，既不知还有更高的喜玛拉雅山珠穆拉玛峰需要攀登，更不知搔首问天之后，还有天外天可去，即使被欧洲人敲醒了脑袋，被迫踩着人家的脚印前行，“我们已经很好”的美梦一次又一次让中国人摔下山涧，虽然没有粉身碎骨，却也鼻青脸肿，老大帝国总落在先进人类的后边，跟贫穷落后愚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搅在一起。
这里的必然性可能发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只制造生活,不创造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新生活取代旧生活的轨迹，如果生活不改变，历史便只能是重复。重复的历史永远定格在一种生活的画面上，于是便形成这种只有生活，而没有新旧生活交替的历史的尴尬局面。这种唯一的生活，就是君主一个人的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君主既是上天派往人间的神明，又是人世间的唯一主人，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人在在生活，“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百万千万亿万被统治者——无论是大官，还是小民——只不过是君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君主使用的工具或用具。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新生活需要统治者的生活和被统治者的生活平衡结合起来共同创造。只有统治者一个人的生活，被统治者不仅没有生活，甚至于连君主生活的旁观者也算不上，生活的美酒永远只能是君主举在手中的一杯千年陈酿，生活的主旋律永远只能是君主亲手谱写的一曲千载老歌。“多难”也罢，“少难”也罢，“兴邦”也好，“覆邦”也好，前圣后贤，其揆一也，终跳不出这张如来佛的手掌心。想想毛泽东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此次汶川大地震举国救灾的壮举，则透露出一种“多难兴邦”的全新生活气息。
一方面，“统治者”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不仅一再努力表现得平民化，尽可能地亲近受灾群众，总理、主席轮番亲临抗震救灾第一线指挥救灾、慰问群众，常委也逐个亮相灾区，委员和常委一起向地震遇难者默立致哀，尽量争取国民满意，同时也许认识到无限的权力其实也是有限的，空前大度地容忍国人自发主动的组成志愿者赈灾、救人、监督、批评，空前大度的允许国际救援直达位于腹地的灾区。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虽然还不是一个“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而统治”的政府，但让“被统治者满意”无疑会是向“被统治者同意”的有效过度，对“公民意识”的容忍无疑会是向“公民意识”觉醒的有效过度。
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不再是被动的生活旁观者，只会等着“统治者”教导、号召和组织，而是自觉地、自发地、主动地闻讯而起、挺身而出，行使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发挥自己作为生活的主人的作用，出钱、出物、出力、出血、出声，或出没于余震不断的灾区，或奔走于充满伤痛的国内各地。由维护权利到行使权利，中国人迈出了空前的一大步。因“拉萨时事件”颇遭世界非议的中国，突然让世界刮目相看了：中国不仅仅是“统治者”在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被统治者”也在变，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改变是同步发生的。
这次多难兴邦发生的同步变化，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让“被统治者”满意虽然还不是让“被统治者”同意，但已跟“被统治者”只能服从不可同日而语；主张公民权利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虽然还不是拥有公民权利的“公民社会”的建立，但已跟没有权利观念的“臣民意识”迥然不同；“被统治者”虽然尚未成为生活的主导力量，但已悄悄开始发挥主导生活的作用。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新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当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统治者”被迫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新生活的典范，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统治者”主动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新生活的典范，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被统治者”自觉推动“统治者”共同创造新生活的典范。君主专制历史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包袱之沉重，远非英国、美国、日本可比，弃旧图新的道路自然也分外漫长而艰难，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学习，今日达到这个境界，幸矣！
中国古代的智慧化身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揆诸人生，洵为至言。人类社会这个“一”，产生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个“二”，统治者的权利和被统治者的权利这个“二”，产生出统治者权利、被统治者权利和这两种权利结合的社会权利这个“三”，统治者权利、被统治者权利和这两种权利结合的社会权利这个“三”，创造出人类社会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万事万物。中国现在正朝着老祖宗指示的方向迈进，有朝一日，中国总会踏上这条老祖宗明示的康庄大道，那时候，中华文明，也许会像希腊希伯莱文明一样，成为另一个推动人类社会永往直前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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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5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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