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称梁为前辈，梁则辞不敢当，谦为同辈。
前辈之称，若单以梁曾在北大任教，毛曾是北大图书馆临时工兼旁听生这层关系，在毛泽东来说，是不会叫出口的。眼高于顶，心傲气盛的毛泽东之所以能遵从礼贤下士的古训开口称同年的梁漱溟为前辈，那是因为同时有另外的、更深的渊源关系。
原来，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先生是梁漱溟族兄梁焕奎先生的学生，且受知甚深。
据大陆重庆中共党史研究室唐宦存先生的文章称：“……梁先生家兄梁焕奎是杨昌济的老师。……杨去日本留学，是梁焕奎选中的。因此杨昌济和梁焕奎交往很密切。毛主席经常陪同杨昌济一起去梁先生家看望梁焕奎，梁先生出面接待，梁先生有时又陪同家兄去看望杨昌济，毛主席出面接待。”
唐文大致不错，但梁、毛互相接待，则恐是臆测杜撰之辞。据梁漱溟自己的回忆文章《梁焕奎事略》：“我……和梁公焕奎为同高祖的兄弟行……原都家居广西桂林。大约在清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以避乱先后北游。他的曾祖父一家人，路经湖南，就在湘潭落户。子孙辈便成为湖南人……一九一八年，公更以避兵北来，即聚居我家中……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国几不国。谋国者群趋于出洋考察留学一途……公任为留日学生监督，率同所选拔诸生东渡，时为一九零三年。……公此次所率同东渡者，计有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石陶钧、朱德裳等多人”这里的杨昌济，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陈天华，则是作《警世钟》，同邹容、秋瑾齐名，在日本蹈海成仁的辛亥先烈。梁焕奎在当时论资望，论思想，都是前卫人物，连章士钊也是他的学生辈人。当另作专文介绍、论述。
毛泽东曾就梁焕奎一事询问过梁漱溟。梁漱溟回忆此事道：“一九三八年我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时，他曾问我‘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焕奎兄弟一家。焕奎兄字璧元，是杨昌济（怀中）老先生的恩师。杨老先生当时与我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一九一八年）暂住于我家（崇文门外绬子胡同）的焕奎兄，而此时毛公又借住杨老先生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而有耳闻，遂产生以上疑问。”
梁漱溟两次访问延安，都受到了毛泽东热情而隆重的接待，当然同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梁漱溟自己的人望有关，但上述的人事渊源关系，也肯定是重要因素。
梁漱溟一访延安在一九三八年，二访延安在一九四五年。这两次访问延安，梁当时和后来都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访问和谈话情况，兹不赘述。我要说的是未见之于报刊的一些琐闻。
先师同我说过：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我后来将此向梁公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公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梁公讲了四个字：轶群绝伦。他怕我不懂，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还把这四个字的出处说给我听：三国里关云长听说马超同张飞打架，也要去同马超打。诸葛亮写信劝他，说马超虽文武双全，也不过是黥布、彭越之辈，可与翼德并驾齐驱，“未若髯之轶群绝伦也”。梁公说同毛泽东谈话后，也有此叹。梁公说为什么我同毛能连续两次作通宵达旦的谈话，就是因为有争论，要是没争论，没有那么多的话。但尽管争论，却不动气。谈话结束，从毛的屋子里出来，很舒服。
梁和毛争论的焦点是一个说中国是阶级社会，一个说中国没有阶级。
具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四年后梁漱溟对这一争论作出了结论。兹将梁公一九八二年所撰之文《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错误的根源》引录于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访问延安，和毛主席曾有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这是因为他日常生活是昼寝而夜间会客办公的。从谈话中，对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但在谈要建设新中国而追论及中国社会时，则彼此争讼不休，所见大相左。……类如西洋中古之世，地主兼领主对农奴那样，或如近代资本家对劳工那样的阶级对峙形势，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然而毛主席却不理会这些。他最后便说我过份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其类同于他方社会的一般性。我则反讥他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于自家民族的特征缺乏认识。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为首中国共产党建起了新中国，在阶级问题上，作有步骤地措施。我……参加多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自己努力学习之不暇，鲜有甚么主见主张。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多年之后，夙具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而毛主席临到晚年暴露其阶级偏见亦加倍荒唐错乱达于可笑地步。
“例如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此等等。试问：此地果真有阶级对峙，自然就有阶级斗争，避免不得，何须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呢？这显然在加工制造阶级斗争，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
“我又检看旧日笔记，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的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却为何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错误和反动。
梁公漱溟先生慧眼独具，早见及此，早论及此，早警及此！若说有先知先觉，这便是！
鄙意，这篇短文《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是梁漱溟先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我愿有心人从此文得到启迪，对梁漱溟先生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论加以分析发挥，也许能找到或创立出改造中国的新的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有两大罪孽，一是使中国人口膨胀，达致十三亿。二是制造阶级斗争，导致民族性的灾难，流恶无穷。马寅初、梁漱溟两位民族的哲人都曾为制止这两大罪孽的发生呼号呐喊过，惜乎他们的声音被毛泽东扼杀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更见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人类的福祉。没有人像梁漱溟那么早，那么深刻，那么全面，那么根本，尤其是那么付之实践、那么坚持不懈地就中国社会、阶级问题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着干过。通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及有关乡村建设理论的文章，即可证我言之不谬也！
一九四九年后，毛泽东多次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谈话，直到一九五三年梁被毛整肃后，梁漱溟再没同毛泽东见过面。这期间，最可记者事有五。
其一。梁漱溟没赶上开国大典，他从重庆赶到北京时已是一九五零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三月十日从莫斯科返国，梁漱溟去车站接毛，“次日晚间举行欢宴……席间主席语我：明天晚上我们谈谈。十二日晚七时後在颐年堂见面，有林伯渠先生在座。谈话至深夜十二点后用饭，饭后又略谈片时……”。这次谈话中梁漱溟有一句套话“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登基初，大约毛泽东这类话听多了，就给顶了回去：“取天下也不容易。”从这也可见梁毛之间的熟络和随便。就在这次谈话中，毛要梁参加中共政府，梁拒绝了，说要留在外边做共产党的“诤友”。毛在梁漱溟陈明自己在四川办学校的情况后，顺带把梁辛辛苦苦创办的两所学校，一所勉仁文学院，一所勉仁中学都给没收了，就一个文学院的副院长以梁秘书的名义安置到北京全国政协。开晚饭时，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一二样素菜。毛则“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辞行，梁“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辞色间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一介鸿儒，那里明白帝王心术！事后感叹，竟用孔门之学，释家之说来解析那晚的谈话。
“我回忆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一九三八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寻思一时顿有所悟。原来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静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曾不起意。辩论极易引起争胜意气，而此种意气竟然不起者，则感应之间主席实居主动。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胜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这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一般人将谓彼此各为国家大局设想，怎说“私心杂念”？此则一般人不学之故。——此指孔门古人之学，大乘佛家之学。”
小子拜读梁公文字至此，油然而生可敬可佩亦复可叹之感也。
梁漱溟拒绝参加中共政府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这些话存在心里，却未便说。”因此，梁漱溟“尚信不及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于是，梁漱溟“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备顾问，参与研究工作。主席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其二。梁漱溟要在中共治下办文化研究所，毛泽东算是首肯了。有意思的是，后来梁漱溟同周恩来商量了具体方案再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毛却不高兴了。这里的微妙关系不是身历其事的人是不可能体味、领会的。请看梁漱溟自己的叙述。
“我将随身带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的草案请主席阅看。此事原在上次谈过的，但主席看时皱眉不悦地说：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于举办，日前（16日）在怀仁堂遇见周总理，总理嘱我起草此件，交给他以便提出于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主席说：既然你们都商量好，那就去办吧！且接连说两次。我说不然，应当以主席意思为准，此事即行从缓再说。——此后，我即将此事压下不提，见到周公，他亦不问了。
“今天想来，此事幸而中止。强调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倡导的时下潮流，而认识老中国将是唱反调，必不容许的……”
其三。文化研究所办不成，梁漱溟转而要求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梁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却被毛泽东婉拒。毛泽东要梁漱溟在国内作社会调查，愿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愿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公家提供一切方便。梁漱溟“不想从命而行。当下含糊了之。”这是梁漱溟第三次婉拒毛泽东劝他到处走走看看的要求了。
是次谈话，梁漱溟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提到了张东荪之事。张东荪因故被认为同美国勾结，停职待查。张吓得半死，在家“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意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如何吧！”是次谈话，还谈到了那位不愿挂毛像的北大教授周炳琳的事。这还是毛主动提及的。周炳琳原是国民党政府河北省教育厅长，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周的儿子在房间墙上挂毛主席的相片，周就把它取下来，辄挂辄取。于是事情就闹开了，竟传到了毛的耳朵里。大约北大要整批周，“主席说此可不必，应许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领袖强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无益。”说的多好啊！可惜只有梁漱溟一人听见。我们知事的时候，这类话已是天方夜谈了。
其四。一九五三年九月间，梁漱溟挨整的事已是尽人皆知。此事的实质是梁漱溟替农民仗义执言，毛泽东借机整他，杀鸡给猴看。当时抗美援朝已近尾声，正可腾出手来敲打敲打不听话的梁漱溟。
冯友兰在梁漱溟逝世后所作的挽联记得有句“面折廷争第一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这一历史场景。那著名的对话：我要考验执政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是不是真的，看一看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说一句，误会了，对不起。“不用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这个雅量……”是实实在在的真事。我当面问过梁公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说自己当时面对大众（约二百多人）讲话，背后是主席台，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高岗诸人，那天的执行主席似乎是高岗。那次在梁漱溟咄咄逼人地责问毛泽东误会了他，要看毛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时，毛泽东真的火了，在梁背后拍了一下桌子，喊出了“我没有这个雅量”这句千载遗羞的话。我当时年轻，还傻傻地问梁公“毛桌子拍的重不重？”梁公未料我有这一问，没听明白，我重复再问，梁公笑了，说：“他在我后面，很近，就这么一拍。”那次冲突，最后是梁漱溟被毛泽东发动群众轰下了台。因为毛泽东不让梁讲下去，说梁讲起来没个完，今天没时间了，以后再讲。梁则坚持要当下讲，听讲的大众纷嚷不已。已有人在喊“梁漱溟滚下台”了。梁不为所动，只看主席台的意见，僵在台上好一会儿。毛泽东将让不让梁继续讲下去的问题交大众举手表决，绝大多数举手不让梁讲，毛则举手同意梁讲，举手同意的似乎还有朱德、刘少奇等几个党内大佬。梁只好下台。
文化革命初期，这种场景见得多了，没想到在建国初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早就导演、预演过这一幕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冲突前，梁的友人来看他，问他准备如何发言，梁竟“笑谓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梁被哄下台后，荣毅仁、许德珩、史良、陈铭枢、李维汉相继发言。李维汉的发言中把梁上午对友人讲的“且看胜负如何”公布出来，引起轩然大波。李维汉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当时是统战部长，情报工作真是做的滴水不漏啊！史、陈发言批中寓劝，要梁“闭门思过”。
多年前，我曾读到某君文章责斥梁漱溟是“下跪的文人”，未免太偏激、太狂妄、太无知、太欠厚道了。某君不懂这种偏激、狂妄、无知，“一篙打翻一船人”正是中共文化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对那告密的友人自不至于再引为知己，却也不见半句责备。梁只从自身修为上去反省自己，这正是儒家文化中“恕道”、“诚意、修身”这些优秀成份的体现、实践。我愿某君有以悟之，有以戒之。
其五。梁漱溟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最后一件事可能是在文化革命的初期，梁写信给毛，要求发还被红卫兵抄家抄去的《人心与人生》书稿。信发出不久，书稿就归还了。同梁公有着六十四年师生关系的学生八十二岁的李渊庭先生回忆此事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梁老师家被红卫兵抄个精光，上房被红卫兵霸占，逼梁老师和夫人住在临街门的一间小南屋——原来堆放扫帚等杂物的小屋。屋内一无所有，老师和夫人就睡在地上。有次，我偷着和郭大中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很高兴，谈了被抄家的情况后说：‘我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我尚未写完的《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被红卫兵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设法把这个稿子发还我，以便我继续写下去。我还说：这个稿子千万毁不得，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信发后不久，原稿就退回来了。’”梁漱溟洵洵大儒，阅尽风云，历经沧桑，早已淡定自如，古井不扬波了，却于《人心与人生》一书底稿事发出了“如果毁了，我生于斯世何益”的浩叹，竟是准备以死抗争了。有谁能够，有谁敢于直接向毛泽东以死抗争？！试看往日之域中，逆捋龙鳞独梁公！此书八十年代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幸得到梁公亲笔题赠的一册，但被朋友借去，至今未还，令我心痛不已。
（本文所据，除已注明的引文外，一是笔者同梁公漱溟先生的多次交往；二是《梁漱溟全集》第六、七册；三是笔者一九八四年应邀专程赴京聆听梁漱溟先生三天谈话的录音记录整理稿。惜此稿全文不在手头，未能引述原文，但原意无误。）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 于马德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