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毛澤東
一九三八年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訪問延安時，毛澤東稱梁為前輩，梁則辭不敢當，謙為同輩。
前輩之稱，若單以梁曾在北大任教，毛曾是北大圖書館臨時工兼旁聽生這層關係，在毛澤東來說，是不會叫出口的。眼高於頂，心傲氣盛的毛澤東之所以能遵從禮賢下士的古訓開口稱同年的梁漱溟為前輩，那是因為同時有另外的、更深的淵源關係。
原來，毛澤東嶽父楊昌濟先生是梁漱溟族兄梁煥奎先生的學生，且受知甚深。
據大陸重慶中共黨史研究室唐宦存先生的文章稱：“……梁先生家兄梁煥奎是楊昌濟的老師。……楊去日本留學，是梁煥奎選中的。因此楊昌濟和梁煥奎交往很密切。毛主席經常陪同楊昌濟一起去梁先生家看望梁煥奎，梁先生出面接待，梁先生有時又陪同家兄去看望楊昌濟，毛主席出面接待。”
唐文大致不錯，但梁、毛互相接待，則恐是臆測杜撰之辭。據梁漱溟自己的回憶文章《梁煥奎事略》：“我……和梁公煥奎為同高祖的兄弟行……原都家居廣西桂林。大約在清道光末年、咸豐初年以避亂先後北游。他的曾祖父一家人，路經湖南，就在湘潭落戶。子孫輩便成為湖南人……一九一八年，公更以避兵北來，即聚居我家中……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國幾不國。謀國者群趨於出洋考察留學一途……公任為留日學生監督，率同所選拔諸生東渡，時為一九零三年。……公此次所率同東渡者，計有楊昌濟、陳天華、劉揆一、石陶鈞、朱德裳等多人”這裡的楊昌濟，就是後來成為毛澤東嶽父的楊昌濟；陳天華，則是作《警世鐘》，同鄒容、秋瑾齊名，在日本蹈海成仁的辛亥先烈。梁煥奎在當時論資望，論思想，都是前衛人物，連章士釗也是他的學生輩人。當另作專文介紹、論述。
毛澤東曾就梁煥奎一事詢問過梁漱溟。梁漱溟回憶此事道：“一九三八年我初訪延安，第一次會晤毛澤東時，他曾問我‘據聞你是廣西人，怎麼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這裡所說‘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煥奎兄弟一家。煥奎兄字璧元，是楊昌濟（懷中）老先生的恩師。楊老先生當時與我同在北大哲學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時（一九一八年）暫住於我家（崇文門外緓子胡同）的煥奎兄，而此時毛公又借住楊老先生寓所（鼓樓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而有耳聞，遂產生以上疑問。”
梁漱溟兩次訪問延安，都受到了毛澤東熱情而隆重的接待，當然同當時的政治背景以及梁漱溟自己的人望有關，但上述的人事淵源關係，也肯定是重要因素。
梁漱溟一訪延安在一九三八年，二訪延安在一九四五年。這兩次訪問延安，梁當時和後來都寫了許多文章介紹訪問和談話情況，茲不贅述。我要說的是未見之於報刊的一些瑣聞。
先師同我說過：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放任不羈，脫略形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有時，會把手伸到褲襠里抓虱子。我後來將此向梁公印證，梁公微微一笑，沒作否認。梁公極度讚賞延安時代的毛澤東的天馬行空、豁達大度、察納雅言。梁公講了四個字：軼群絕倫。他怕我不懂，一個字一個字地告訴我。還把這四個字的出處說給我聽：三國里關雲長聽說馬超同張飛打架，也要去同馬超打。諸葛亮寫信勸他，說馬超雖文武雙全，也不過是黥布、彭越之輩，可與翼德並駕齊驅，“未若髯之軼群絕倫也”。梁公說同毛澤東談話後，也有此嘆。梁公說為什麼我同毛能連續兩次作通宵達旦的談話，就是因為有爭論，要是沒爭論，沒有那麼多的話。但儘管爭論，卻不動氣。談話結束，從毛的屋子裡出來，很舒服。
梁和毛爭論的焦點是一個說中國是階級社會，一個說中國沒有階級。
具諷刺意味的是，四十四年後梁漱溟對這一爭論作出了結論。茲將梁公一九八二年所撰之文《試說明毛澤東晚年許多錯誤的根源》引錄於下。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訪問延安，和毛主席曾有兩次通宵達旦的談話。這是因為他日常生活是晝寢而夜間會客辦公的。從談話中，對當時抗日戰爭前途上，確使我頭腦開竅，一掃悲觀情緒，受益良多。……但在談要建設新中國而追論及中國社會時，則彼此爭訟不休，所見大相左。……類如西洋中古之世，地主兼領主對農奴那樣，或如近代資本家對勞工那樣的階級對峙形勢，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然而毛主席卻不理會這些。他最後便說我過份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而忽略其類同於他方社會的一般性。我則反譏他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一般性，而輕忽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於自家民族的特徵缺乏認識。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首中國共產黨建起了新中國，在階級問題上，作有步驟地措施。我……參加多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自己努力學習之不暇，鮮有甚麼主見主張。然而事情是發展變化的，多年之後，夙具獨立思考的我，漸漸恢復了自信，而毛主席臨到晚年暴露其階級偏見亦加倍荒唐錯亂達於可笑地步。
“例如他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此等等。試問：此地果真有階級對峙，自然就有階級鬥爭，避免不得，何須叫喊千萬不要忘記呢？這顯然在加工製造階級鬥爭，逞其主觀謬想，荒唐錯亂，可笑亦復可哀！
“我又檢看舊日筆記，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對美國朋友斯諾談話，曾說到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產業工人為數不多，而且亦很年輕云云。這些正是難得吐露的真情實話。既然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缺乏敵對的兩大階級，卻為何強要無風起浪，製造階級鬥爭？……”
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的錯誤和反動。
梁公漱溟先生慧眼獨具，早見及此，早論及此，早警及此！若說有先知先覺，這便是！
鄙意，這篇短文《試說明毛澤東晚年許多過錯的根源》是梁漱溟先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我願有心人從此文得到啟迪，對梁漱溟先生有關中國社會的理論加以分析發揮，也許能找到或創立出改造中國的新的正確的理論。
毛澤東有兩大罪孽，一是使中國人口膨脹，達致十三億。二是製造階級鬥爭，導致民族性的災難，流惡無窮。馬寅初、梁漱溟兩位民族的哲人都曾為制止這兩大罪孽的發生呼號吶喊過，惜乎他們的聲音被毛澤東扼殺了。階級鬥爭的問題更見重要，關繫到國家、民族、人類的福祉。沒有人像梁漱溟那麼早，那麼深刻，那麼全面，那麼根本，尤其是那麼付之實踐、那麼堅持不懈地就中國社會、階級問題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對着幹過。通讀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及有關鄉村建設理論的文章，即可證我言之不謬也！
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多次派車接梁漱溟到中南海談話，直到一九五三年梁被毛整肅後，梁漱溟再沒同毛澤東見過面。這期間，最可記者事有五。
其一。梁漱溟沒趕上開國大典，他從重慶趕到北京時已是一九五零年一月中旬。毛澤東三月十日從莫斯科返國，梁漱溟去車站接毛，“次日晚間舉行歡宴……席間主席語我：明天晚上我們談談。十二日晚七時後在頤年堂見面，有林伯渠先生在座。談話至深夜十二點後用飯，飯後又略談片時……”。這次談話中梁漱溟有一句套話“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卻不容易”。登基初，大約毛澤東這類話聽多了，就給頂了回去：“取天下也不容易。”從這也可見梁毛之間的熟絡和隨便。就在這次談話中，毛要梁參加中共政府，梁拒絕了，說要留在外邊做共產黨的“諍友”。毛在梁漱溟陳明自己在四川辦學校的情況後，順帶把梁辛辛苦苦創辦的兩所學校，一所勉仁文學院，一所勉仁中學都給沒收了，就一個文學院的副院長以梁秘書的名義安置到北京全國政協。開晚飯時，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請給一二樣素菜。毛則“大聲說：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統一戰線！”飯後辭行，梁“不敢勞主席相送，主席竟堅持送我到門外登車。然而看他辭色間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一介鴻儒，那裡明白帝王心術！事後感嘆，竟用孔門之學，釋家之說來解析那晚的談話。
“我回憶往年訪問延安，特別是一九三八年春那兩次通宵辯論後，我臨別出門猶覺舒服通暢之情懷，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說那次交談是成功，這次便是失敗。尋思一時頓有所悟。原來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靜辯論不休，彼此開懷曾不起意。辯論極易引起爭勝意氣，而此種意氣竟然不起者，則感應之間主席實居主動。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勝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時庶幾乎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而這次相見卻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規避，彼此各懷有得失計較。這些都是私心雜念。一般人將謂彼此各為國家大局設想，怎說“私心雜念”？此則一般人不學之故。——此指孔門古人之學，大乘佛家之學。”
小子拜讀梁公文字至此，油然而生可敬可佩亦復可嘆之感也。
梁漱溟拒絕參加中共政府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和林彪第四野戰軍相繼入川，我親見兩軍軍士裝備和待遇，四野優於二野情形，兩軍接收重慶物資彼此爭奪情形，而且全國劃分六大軍區，頗有割據之勢。還有國民黨會不會捲土重來？這些都是問題。——這些話存在心裡，卻未便說。”因此，梁漱溟“尚信不及能以就此統一穩定下來，以為我如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國自推翻帝制多少年來，紛爭擾攘，外無以應付國際環境，內無以進行一切建設，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於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統一穩定，而眼見一時的統一不難，就難在統一而且能長期穩定下來。”於是，梁漱溟“雖不參加政府，但我建議在政府領導下，設置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我願備顧問，參與研究工作。主席說好，卻未多往下說。”
其二。梁漱溟要在中共治下辦文化研究所，毛澤東算是首肯了。有意思的是，後來梁漱溟同周恩來商量了具體方案再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時，毛卻不高興了。這裡的微妙關係不是身歷其事的人是不可能體味、領會的。請看梁漱溟自己的敘述。
“我將隨身帶來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或稱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的草案請主席閱看。此事原在上次談過的，但主席看時皺眉不悅地說：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時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於舉辦，日前（16日）在懷仁堂遇見周總理，總理囑我起草此件，交給他以便提出於政務院會議討論通過的。主席說：既然你們都商量好，那就去辦吧！且接連說兩次。我說不然，應當以主席意思為準，此事即行從緩再說。——此後，我即將此事壓下不提，見到周公，他亦不問了。
“今天想來，此事幸而中止。強調階級鬥爭是毛主席倡導的時下潮流，而認識老中國將是唱反調，必不容許的……”
其三。文化研究所辦不成，梁漱溟轉而要求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梁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的一次談話中又直接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要求，卻被毛澤東婉拒。毛澤東要梁漱溟在國內作社會調查，願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願到哪裡就到哪裡，願帶什麼人就帶什麼人，公家提供一切方便。梁漱溟“不想從命而行。當下含糊了之。”這是梁漱溟第三次婉拒毛澤東勸他到處走走看看的要求了。
是次談話，梁漱溟受張東蓀之託，向毛提到了張東蓀之事。張東蓀因故被認為同美國勾結，停職待查。張嚇得半死，在家“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意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如何吧！”是次談話，還談到了那位不願掛毛像的北大教授周炳琳的事。這還是毛主動提及的。周炳琳原是國民黨政府河北省教育廳長，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周的兒子在房間牆上掛毛主席的相片，周就把它取下來，輒掛輒取。於是事情就鬧開了，竟傳到了毛的耳朵里。大約北大要整批周，“主席說此可不必，應許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領袖強加於人，流於形式，有害無益。”說的多好啊！可惜只有梁漱溟一人聽見。我們知事的時候，這類話已是天方夜談了。
其四。一九五三年九月間，梁漱溟挨整的事已是盡人皆知。此事的實質是梁漱溟替農民仗義執言，毛澤東藉機整他，殺雞給猴看。當時抗美援朝已近尾聲，正可騰出手來敲打敲打不聽話的梁漱溟。
馮友蘭在梁漱溟逝世後所作的輓聯記得有句“面折廷爭第一人”，非常準確地表述了這一歷史場景。那著名的對話：我要考驗執政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話是不是真的，看一看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說一句，誤會了，對不起。“不用看，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我沒有這個雅量……”是實實在在的真事。我當面問過梁公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說自己當時面對大眾（約二百多人）講話，背後是主席台，主席台上坐着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高崗諸人，那天的執行主席似乎是高崗。那次在梁漱溟咄咄逼人地責問毛澤東誤會了他，要看毛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時，毛澤東真的火了，在梁背後拍了一下桌子，喊出了“我沒有這個雅量”這句千載遺羞的話。我當時年輕，還傻傻地問梁公“毛桌子拍的重不重？”梁公未料我有這一問，沒聽明白，我重複再問，梁公笑了，說：“他在我後面，很近，就這麼一拍。”那次衝突，最後是梁漱溟被毛澤東發動群眾轟下了台。因為毛澤東不讓梁講下去，說梁講起來沒個完，今天沒時間了，以後再講。梁則堅持要當下講，聽講的大眾紛嚷不已。已有人在喊“梁漱溟滾下台”了。梁不為所動，只看主席台的意見，僵在台上好一會兒。毛澤東將讓不讓梁繼續講下去的問題交大眾舉手表決，絕大多數舉手不讓梁講，毛則舉手同意梁講，舉手同意的似乎還有朱德、劉少奇等幾個黨內大佬。梁只好下台。
文化革命初期，這種場景見得多了，沒想到在建國初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早就導演、預演過這一幕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衝突前，梁的友人來看他，問他準備如何發言，梁竟“笑謂你們晚間再來，且看勝負如何”。梁被哄下台後，榮毅仁、許德珩、史良、陳銘樞、李維漢相繼發言。李維漢的發言中把梁上午對友人講的“且看勝負如何”公布出來，引起軒然大波。李維漢是中共的特務頭子，當時是統戰部長，情報工作真是做的滴水不漏啊！史、陳發言批中寓勸，要梁“閉門思過”。
多年前，我曾讀到某君文章責斥梁漱溟是“下跪的文人”，未免太偏激、太狂妄、太無知、太欠厚道了。某君不懂這種偏激、狂妄、無知，“一篙打翻一船人”正是中共文化的特徵之一。梁漱溟對那告密的友人自不至於再引為知己，卻也不見半句責備。梁只從自身修為上去反省自己，這正是儒家文化中“恕道”、“誠意、修身”這些優秀成份的體現、實踐。我願某君有以悟之，有以戒之。
其五。梁漱溟同毛澤東直接有關的最後一件事可能是在文化革命的初期，梁寫信給毛，要求發還被紅衛兵抄家抄去的《人心與人生》書稿。信發出不久，書稿就歸還了。同梁公有着六十四年師生關係的學生八十二歲的李淵庭先生回憶此事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梁老師家被紅衛兵抄個精光，上房被紅衛兵霸占，逼梁老師和夫人住在臨街門的一間小南屋——原來堆放掃帚等雜物的小屋。屋內一無所有，老師和夫人就睡在地上。有次，我偷着和郭大中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很高興，談了被抄家的情況後說：‘我曾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我尚未寫完的《人心與人生》一書底稿，被紅衛兵抄走了，希望毛主席設法把這個稿子發還我，以便我繼續寫下去。我還說：這個稿子千萬毀不得，如果毀了，我生於斯世何益！信發後不久，原稿就退回來了。’”梁漱溟洵洵大儒，閱盡風雲，歷經滄桑，早已淡定自如，古井不揚波了，卻於《人心與人生》一書底稿事發出了“如果毀了，我生於斯世何益”的浩嘆，竟是準備以死抗爭了。有誰能夠，有誰敢於直接向毛澤東以死抗爭？！試看往日之域中，逆捋龍鱗獨梁公！此書八十年代在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了，我有幸得到梁公親筆題贈的一冊，但被朋友借去，至今未還，令我心痛不已。
（本文所據，除已註明的引文外，一是筆者同梁公漱溟先生的多次交往；二是《梁漱溟全集》第六、七冊；三是筆者一九八四年應邀專程赴京聆聽梁漱溟先生三天談話的錄音記錄整理稿。惜此稿全文不在手頭，未能引述原文，但原意無誤。）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 於馬德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