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北京大學授予毛澤東名譽學位——從毛澤東整張東蓀談起

假如北京大學早早聘請毛澤東為名譽校長或授予他一個名譽學位，也許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歷史會重寫，起碼，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遭遇不會這麼悲慘。

毛澤東恨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比歷朝歷代厲害千萬倍。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你們知識界不把他放在眼裡！

毛澤東其實是想當知識分子的，從年青到晚年皆然。毛澤東出身農民家庭，他從山旮旯韶山沖千難萬難輾轉跑到省會長沙讀書，就是想將農民的角色轉換成知識分子。這是無庸置疑的。可惜，他的道行只使他讀到師範學校，相當於現在的中專，成了個小知識分子。這是遠遠不夠的，不行的。毛澤東繼續努力，為成為知識分子，大知識分子繼續努力。

毛澤東同楊開慧談戀愛，除了年輕人的愛情之外，不能說沒有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因素在。果然，毛澤東因這層關繫到了北京大學的圖書館當臨時工，同時作旁聽生。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是李大釗。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先生在北京大學教倫理學，同李大釗是莫逆之交。當時的北大，人文薈萃，新派人物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老派的有劉師培、辜鴻銘等。連梁漱溟先生都說自己還算不上在北大得到發揮，而只是在北大得到薰陶、培養的人。當時的北大，真箇是群星璀璨，極一時之盛。民初的北大，相當於清末的翰林院，教授的地位很高。出長北大的蔡元培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留過洋，還是辛亥大老級人物。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個非正式的差役，任誰都會自慚形穢，何況“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毛澤東。

我聽過梁漱溟先生談到自己同毛澤東初識的情景：我同楊懷中（楊昌濟先生字懷中）互有往還，我到他家去，總是一個瘦瘦高高的年青人來開門。這個人就是毛潤之（毛澤東字潤之）。當時我沒有同他講話交談。李大釗自然也會到楊家去，自然也是毛潤之開門。民初的民俗，還沿襲着清末的習慣，等級森嚴。毛澤東在楊家雖是姑爺，但既在圖書館當差役，相對教授來說自然是下人，在家幹些下人的活也在情理之中。其實，梁漱溟與毛澤東同年出生，是同代人。梁漱溟以中學學歷受蔡元培親聘在北大教印度哲學，同毛澤東的地位天差地別。職兼開門，無可奈何，竟視若無物，登堂入室。心高氣傲的毛澤東將這口氣忍了三十五年後才發作。

毛澤東終於沒能成為北大的學生，更沒能成為北大正式的教職人員。毛澤東費盡千辛萬苦到了北大，離大知識分子只有一步之遙，卻怎麼也邁不過去。這在毛澤東是一個情結，一個大大的情結。從毛澤東自己以後幾乎不提在北大圖書館做過事，可推證毛澤東是羞於、恥於回憶這段往事的。中共黨史可以製作林彪同毛澤東會師井岡山的傑構，卻終於沒有虛擬毛澤東同李大釗交往的神話。在中共創始人陳獨秀臭定，李大釗大紅之後，絕口不造李、毛早有交往之謠，肯定是事出有因：毛澤東不同意或不默認。毛澤東的北大情結大的很呢！

毛澤東在北大的情結種下了以後打擊、侮辱、摧殘知識分子的禍根。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登基後整知識分子，不管是適逢其會，還是特意選擇， 第一個被開刀問斬的不是黨內的胡風，也不是無黨派的梁漱溟，而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教授張東蓀，罪名是裡通外國，當美國的特務。張東蓀文名很大，北平的和平解放又居功甚偉。因而，他被毛澤東收羅進登基後中央人民政府一個六十人的委員會裡當委員。這個委員會裡除了中共要人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高崗等人外，民主人士里諸如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張難先、黃炎培、張治中、程潛、龍雲、柳亞子、章伯鈞等級別的人才有份。張東蓀列名其中，可見地位之高和當時對他的器重。可說整就整了，要死要活，毛澤東一句話。毛澤東要張東蓀寫檢討，寫了許多遍，才開恩通過。

寫檢討，是整治知識分子的一大發明，是侮辱、摧殘知識分子的無上妙方。給你一絲希望，認識、挖掘、坦白、交代、檢舉、服罪、求饒，跪下去，趴下來，求饒，求饒。他居高臨下，俯視着你，開懷、訕笑、冷笑、獰笑、大笑……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精神、靈魂被糟踐的體無完膚，許多人就此斷了脊梁。毛澤東要張東蓀寫檢討，是以後歷次政治運動要知識分子寫檢討的濫觴。

張東蓀，一代學人，後來瘋了，被毛澤東整瘋了！毛澤東終於出了一小口惡氣，誰叫你們大教授不把他放在眼裡！

關於毛澤東整張東蓀的事我未見報刊披露，雖然我未查當年的報刊，但若當年的報刊披載了此事，這些年應會有人提及。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未見此類文章。這事我是在一九八五年聽梁漱溟先生講的，當時作了筆記，現引錄如下，以示鄭重、負責。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上午拜訪梁老。梁老談到：

“……好幾個有名的人都做過中央文史館館長，比如章士釗章行嚴先生，還有張東蓀。那個人很聰明，但是為聰明所誤。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待遇很高，住小樓。他做了一件荒唐事。在日本侵略占領北京的時候，他被捕入監獄，在監獄中同一年輕人三十內外的姓王的相熟。這個姓王的會說英語。東蓀本人在燕京大學教書。他跟張君勱是好朋友。一般都說張東蓀是張君勱的靈魂。張君勱在政治上的行動立場都是聽張東蓀的，人家說他是張君勱的靈魂。他的確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他認為共產黨居然把蔣介石打跑了，大陸上完全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他覺得就是這樣嗎，就能夠統一穩定嗎？他認為未必。美國人也沒想到共產黨能夠成功，能夠在中國大陸上統一而且穩定下來。未必能如此。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剛才不是提到他在監獄中認識一個姓王的青年，那個王有時就到燕京大學看他，吹捧自己同美國當局有來往，書信來往。這個人大概是個品性不好的人。他常來看張。張這時參加新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是六十個人，十之八九是黨內的要人，也有很少幾個不是共產黨，比如龍雲就是一個，東蓀也是一個。和平解放北京，張東蓀是有功人之一，大約只有二、三個人，除他之外有誰不說他了。因此，他是新政權中央政府委員會裡的人。可是他這個人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受美國影響，看不准中國的大局就是這樣在共產黨統一安定下來的，認為不見得如此，會要變天。而剛才提到的姓王的青年常常來看他。張當然有些個文件。新政府有些什麼措施，六十個人每人都有一份，他把文件帶回家去。王把他領去的文件盜走，裝在自己的皮包里弄走了。東蓀還荒唐，誤信王同美國國務院有聯繫。他還開了個名單，這名單不屬於共產黨的，是社會名流，給這個青年，說名單上的人我都能夠聯繫，假如美國幫助蔣介石回到大陸上的時候，那麼名單上的人都是需要出台的人。沒有想到這個姓王的一下子被捕了。市長是彭真，就向毛主席報告，問毛主席要不要把張東蓀抓起來。毛主席就笑了笑說，秀才造不了反，象張東蓀這樣的文人抓他不抓他沒什麼，不抓他，他也跑不了，可以警告他，中央的會議他沒有位置參加了，他私通美國的證據我們已抓到了。這個時候我是住在西郊靠近頤和園，叫大有莊。我常去東蓀家閒談。那時交通不便，城裡到燕京沒有正式的路。東蓀也常來看我。甚至有時夜晚我就住他的小樓上。毛要他自己檢討。東蓀的夫人小於東蓀十歲。我有時在東蓀那兒吃飯。這個時候東蓀驚恐的不得了，驚恐到精神失常，白天黑夜他都分不清了，說話語無倫次。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那麼，當時黨中央通知他，你的犯罪行為我們人證物證都有，你自己寫檢討，你自己的檢討同我們的證據合起來才能定案，定你的罪。他就寫了檢討交上去。毛主席說不行，你還不老實，再寫。他又寫，把許多事情坦白交代了不少。毛主席看了，說還不行，還不能通過。第三次又寫了檢討，才算是通過。毛主席說，這個嗎，還差不多，這裡頭真有悔改的真情實話，第三次才有。那麼好，開會那當然是沒有他了，不過可以給他飯吃，在中央文史館，每月一百元。最後結局是這樣。後來是病死的。活九十多呢。他有三個兒子，都在歐、美留學，都非常聰明，在學術上都非常出色。可是三個兒子，老大叫宗秉（音），現在還在北大作教授，一個叫宗胤（音），一個叫宗遂（音），都當了大學教授，可不知怎麼搞的，老二老三都是自殺的。”

根據筆記的文字和我聽講時的感覺，梁漱溟先生似乎是相信毛澤東加給張東蓀的罪名是真的。我當時沒細想，現在想來，這裡恐怕有問題。毛澤東自己講過：看他的過去，就知道他的現在，看他的現在，就知道他的將來（大意）。看毛澤東整過的人，胡風、梁漱溟、章伯鈞、羅隆基、馬寅初、彭德懷、賀龍、陶鑄、劉少奇、鄧小平……不管是好人壞人，都所謂“平反”了，可見當時對被整者羅織的罪名統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被整過而未所謂“平反”的人，黨內大約就高崗、饒漱石，黨外的就是張東蓀了。高、饒之案現在也大致清楚明白了，是爭權奪利，並非反黨，是高、饒同劉、周之爭，毛取劉、周而舍高、饒的結果。那麼，張東蓀難道是唯一的例外，真有罪，整對了？我不願再作分析推論，希望歷史學家或有心人能在中共檔案解密之前解開這個謎。也許能找出“反右”“陽謀”、“引蛇出洞”更早的的根源。

毛澤東整了張東蓀後，一九五四年再整北大的梁漱溟，一九五七年還整北大的馬寅初，一九七一年毛澤東的老婆江青仍整北大的馮友蘭。整得這些眼高於頂的北大大教授認錯認罪，可憐巴巴，斯文掃地，顏面掃盡，老命不保，毛澤東這口氣才算出透。毛澤東的北大情結終其一生。

毛澤東在軍事上是天才，在文學、歷史、書法藝術上也是天才，這是無須爭辯的。在這些學科里，他比大學教授還教授，比大知識分子還知識分子，無奈，他的學歷還是中專。一九五七年後，全中國的知識分子匍伏在他的腳下，無論導彈之父、數學天才、人文博士、名流學者，教授作家，全都惶惶恐恐、戰戰兢兢，心悅誠服，五體投地。可毛澤東的學歷還是中專。暴富的土老財置身於書香、縉紳世家時會自然地生出名份之慨。這名份與知識分子的學歷、學位、職稱等。況且，毛澤東同暴富的土老財有別，他的學問是真功夫，是日積月累，功到自然成。你看他舉手投足，吟詩題字，無不是大家作派，帝王氣象，與當今做秀成癮的戲子何啻霄壤之別！以毛澤東的學識、身份，北京大學的博士、教授、名譽校長的學位、職稱、職位應該是名實相當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雖然不在乎這些名份，但他卻絕對在意年青時在北大苦澀、屈辱的經歷。這個情結他是沒齒不忘的。我就不明白，大陸的知識界何吝於給毛澤東一個名份。許是被罵暈了頭，反過來自慚形穢了。


毛澤東晚年的書法藝術，平心而論，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筆走龍蛇，脫略形跡，隨心所欲而大氣磅礴。即單以書法藝術論，毛澤東就可以躋身殿堂同大師相較而毫不遜色，遑論詩詞了。毛澤東作為大知識分子完全是當之無愧的，只是沒過過堂，缺了個手續罷了。大陸的知識界何眛於此！

文化革命中，大陸除浙江省外，所有省、市、自治區級黨報的報頭都系毛澤東題寫的手跡。記憶中，文革時毛澤東的手跡雖多，但都是詩詞、語錄，幾乎不見他給什麼團體的題字。毛澤東給北京大學寫的“新北大”三個字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如果說聶元梓寫了第一張大字報使毛澤東對北大格外垂青，那麼，發起紅衛兵運動的清華大學、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秉承“造反有理”的聖旨，大打出手，所立下的汗馬功勞更在聶元梓之上，卻不見毛澤東寫過什麼，連“紅衛兵”三字也是集字，並非毛澤東特意題寫的。這裡顯然有其他因素在，這因素就是上文提到的“北大情結”。毛澤東其實是很在乎北京大學的！

毛澤東直接整的大知識分子都是北大的：張東蓀、梁漱溟、馬寅初、馮友蘭。馮友蘭最慘，被買走了靈魂。同樣是人文方面的大知識分子如周谷城、陳垣、郭沫若、陳寅恪都不是北大的，周谷城是上海的，陳垣是北師大的，郭沫若算是科學院的，陳寅恪在廣州。這些不是北大的大知識分子都沒被毛澤東整過。陳寅恪最奇怪，公開說自己不信馬列主義，毛澤東還是批示同意他當科學院院士。至於陳寅恪文化革命中被斗，那同毛作澤東沒有直接關係。這是偶然的嗎？我說的這八位是學界的頂級大老，凡北大的都倒霉，不是北大的都安然，恐怕不能簡單的用“偶然”兩字解說。我的毛澤東有“北大情結”之論決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寫到此，回頭來看本文開頭提到的“假如北京大學早早聘請毛澤東當名譽校長或授予他一個名譽學位，也許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歷史會重寫，起碼，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遭遇不會這麼悲慘”這句話不是無事生非，無理取鬧、無病呻吟、無的放矢、胡言亂語了吧。
附文：
北大授予毛名譽學位又如何——兼論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載《動向》2001、11、）
劉明志
《動向》二零零一年十月號刊登了黃河請先生《北大如授毛澤東名譽學位》一文（以下簡稱黃文），饒有興味，引人深思。黃文假設毛澤東如果從北京大學得到名譽校長和學位，他可能會善待知識分子。這種想法恐怕過於簡單。

“北大情結”非毛迫害知識分子主因

黃文認為北大情結種下毛澤東摧殘知識分子禍根。筆者同意這個看法，但欲作一些補充。毛在北大當臨時工時，仰慕名教授，希望攀談。但他們都很忙，沒有時間費力去聽這個湖南青年一口濃重難懂的家鄉土話。毛的這種情緒在一九三六年與斯諾談話時曾經流露過。毛在北大圖書館出借部工作不認真，特別是字跡十分潦草，難以辨認。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就此曾經批評過他。有一次毛把付斯年要借的一本書搞錯了，毛不認錯反而強辯，加之兩人的地方方言溝通不良，付氣急之下打了毛一個嘴巴。這個故事在台灣出版的一些書籍里早有記載。這本來是一個偶然事故，但心高氣盛的毛澤東卻咽不下這口氣，他將此事視作北大群體知識分子對他的歧視和污辱。有人說付斯年的這一巴掌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災禍。毛澤東在掌權之後殘酷迫害知識分子應該說是事出有因。

然而，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收拾了張東蓀之後，應該說已經出了“北大情結”這口惡氣，為什麼還要沒完沒了地整肅全國知識分子？對比希特勒的猶太人情結，有助於分析這個問題。有人說，希特勒年輕時曾經窮困潦倒維也納，依靠兜售自己的拙劣油畫為生。期間他自己目睹猶太人的富裕生活，由嫉妒到憎恨。他上台之後果然大規模反猶。不過歷史學家早已指出，希特勒的反猶固然是出自他的猶太人情結，但在更大程度上是通過挑動種族衝突，調動民眾支持法西斯政權和對外侵略擴張。

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看清，毛澤東不斷殘酷迫害知識分子，主要原因在於要維持他的皇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着救國救民的傳統，尤其具有維護正義啟蒙民眾的特殊社會功能。毛澤東深知要推行他的暴政，進行他的專制獨裁統治，首先要打斷知識分子的脊梁骨，迫使他們匍匐在紅朝皇帝腳下。

（其它部分略）
致劉明志先生——讀劉文“北大授予毛名譽學位又如何”口占
黃河清
嘻笑怒罵皆成篇，
拋磚引玉我為先。
謝公針砭應徹底，
十億耳光學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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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張君勱

《觀察》上陳奎德先生的“張君勱：憲政主義、民族主義、新儒家——三位一體”一文對張君勱的一生作了簡要的介紹，對其思想軌跡、於憲法的貢獻，還原了歷史真實。拜讀後，得益匪淺。茲就我所知的有關張君勱的一鱗半爪，敘述於次，以為奎德先生大作的小小補註。
毛澤東在文章里把張君勱罵得狗血淋頭。我曾就此問過梁漱溟先生。梁漱溟說：“他不了解張君勱。張君勱是個老實人。其實，老實人，不是一個聰明人。忠厚長者。”梁漱溟在1985年8月6日談到張東蓀時說：“……東蓀本人在燕京大學教書。他跟張君勱是好朋友。一般都說張東蓀是張君勱的靈魂。張君勱在政治上的行動立場都是聽張東蓀的，人家說他是張君勱的靈魂。”

1946年，以張君勱為主，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在當時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了。有史家稱這是中國最好的一部憲法。當時這部憲法一實施，卻出問題了。請看梁漱溟對此的敘述和看法。


“……按照孫先生的學說嗎，依樣畫葫蘆。他喜歡講什麼五院、五權，實際上呢，好像叫什麼偷梁換柱呢。表面上用他那個，骨子裡變了。這一個花招，這個辦法，是張君勱出的主意。張君勱出的主意是英國的制度。周恩來大表贊成，說好得很。這個時候中共代表是周。骨子裡頭還是用的英國的制度，議會政治，上院，兩院，下院是主要的。這個政府是責任政府、責任內閣。責任內閣就是政府對下院負責。在下面主要是在野的一黨，在朝的一黨，兩黨在選舉時競爭，勝的嗎，執政，組閣執政。選舉失敗的就在議會裡，算是在野黨，監督這個執政的一方。這種兩黨當輪流上下，此起彼伏，在英國的確是成績非常好啊，好得很！運用起來，把大英帝國對內對外都搞得很好。這一套呢，張君勱非常欣賞、贊成。他要把這一套暗中放在五權憲法裡用，暗中套着這個東西。五權憲法是主要的。重點還是立法院，等於英國的那個國會；行政院等於英國的內閣。這是張君勱的主張，骨子裡頭模仿英國的制度，表面上是孫先生的學說。這裡主要一點要指出來的是總統無權，也就是啊，英王無權，英國女王當樣子的，開會，國會開會出席講話，實際上沒她的事。權在首相。那麼張君勱覺得這是最好的。別的不談，要害是總統無權，就是把蔣介石高高在上，擺在那兒，沒你的事。孫科本人要當行政院長，就是總理。對張君勱的辦法周恩來非常欣賞。共產黨認為這個很好。馬帥也認為很好、很巧妙。（黃插話：張君勱不是蔣介石的人？）不是。他自己有他的黨。他是順着梁任公那套下來的。……這完全是孫科有他私人的打算。在重慶的政協會上，他是國民黨的首席代表。他贊成這樣一個主張是要安排自己當行政院長。他等於出賣了蔣介石！這個人糊塗。他想出賣蔣介石，他有什麼本錢？他有什麼勢力？他沒有勢，他就是作為孫先生的大兒子嗎，太子嗎，在國民黨裡邊地位很高。他想當英國式總理，把蔣介石高高在上，擱在一邊，那蔣介石願意？，他幹得過蔣介石？那不是瞎想！所以，這個一宣布，末了，政治協商會議的關於憲法十二條意見一安排、一宣布，黨內就大鬧，谷正綱啊、張道藩啊就大哭，說什麼我們亡黨了，對孫科群起而攻，弄得孫科焦頭爛額，沒有辦法。他轉回頭來找周恩來，說我們取得的協議不行，我已經受黨內的批評、攻擊、挨罵。我受不了了。我們還是修改修改。那詳細的事不用細說了。修改了好幾點。關於中央的修改，地方上的也修改，把已經取得的協議改動很多，特別是關於憲法改動很多。這個時候，我正第二次訪延安，正在跟毛主席說，請他們十個人談話，陳述我的意見。我的意見扼要地說，就是對於張君勱的這一套，馬歇爾也贊成，大家都贊成、欣賞，欣賞得很，可我認為行不通，不合中國的國情。儘管大家都同意，我一個人不贊成。我認為不是我一個人不贊成，而是不可能行，不行，行不通！不合中國的需要。……”

以上梁漱溟先生的談話是根據1984年2月7日上午同筆者的談話錄音記錄。

蔣彥永先生說：“……我們家在上海是個比較闊的家，在范園的房子很大。父親因生病，家中沒收入，母親靠把房子出租一小部分度日。抗日勝利後，解放前，我們的一部分房子曾租給民社黨的頭張君勱先生，他們住了近兩年，到解放前夕離開。那時羅、章、張瀾、沈鈞儒、史良等各民主黨派的頭頭常到張君勱家來，所以我對他們多少有點了解。”

我將此轉告了章詒和先生。章詒和說：

“聽說，你(蔣彥永)家的舊宅曾住過張君勱，我寫的人曾在那裡走動、聚會。這是多好的事，無形中，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成了朋友。沉埋了半個世紀的張君勱，現在又被社會記憶。我想，理由是很顯然的，也是很必然的。他是近代中國的“憲法之父”。大陸中國要討論憲政問題，張君勱是不能跨越的。他一生都徘徊在政治與學問之間，期待在中國政壇一展抱負。實際上，他一直在徘徊在政治的外圍，被迫地成為一個政論家和學者，成為一個在野的政治領袖。張君勱最大的特徵是始終保持着言行的高度一致性，對中國民主憲法的追求，矢志不喻。僅此一點，就足夠我們今天的高級官員學一輩子。”

大陸當今憲法專家曹思源先生於2004年4月20日來到西班牙講學，當晚有人請他吃飯，我受邀叨陪末座。席間，曹先生談到青島修憲會議的背景情況，也談到了修憲的一些具體內容，如雙重國籍問題、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條款的問題。曹先生講得很精彩，很深刻，很有道理，我受益匪淺。我在餐敘散後，私下請教曹先生青島修憲會議提到張君勱嗎？曹先生答“沒有”。我遂建議應該研究張君勱。張君勱人稱憲法之父，不應該割斷歷史。我也提到了當時名聲鵲起的章詒和先生的觀點。曹先生答：“回去查一下。”曹先生是當今大陸體制外研究憲政而能上達天聽的專家。但願大陸的憲政研究與歷史、與張君勱這位憲法之父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