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北京大学授予毛泽东名誉学位——从毛泽东整张东荪谈起

假如北京大学早早聘请毛泽东为名誉校长或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也许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会重写，起码，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遭遇不会这么悲惨。

毛泽东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比历朝历代厉害千万倍。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知识界不把他放在眼里！

毛泽东其实是想当知识分子的，从年青到晚年皆然。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他从山旮旯韶山冲千难万难辗转跑到省会长沙读书，就是想将农民的角色转换成知识分子。这是无庸置疑的。可惜，他的道行只使他读到师范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成了个小知识分子。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行的。毛泽东继续努力，为成为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继续努力。

毛泽东同杨开慧谈恋爱，除了年轻人的爱情之外，不能说没有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因素在。果然，毛泽东因这层关系到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当临时工，同时作旁听生。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李大钊。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伦理学，同李大钊是莫逆之交。当时的北大，人文荟萃，新派人物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老派的有刘师培、辜鸿铭等。连梁漱溟先生都说自己还算不上在北大得到发挥，而只是在北大得到熏陶、培养的人。当时的北大，真个是群星璀璨，极一时之盛。民初的北大，相当于清末的翰林院，教授的地位很高。出长北大的蔡元培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留过洋，还是辛亥大老级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北大图书馆当一个非正式的差役，任谁都会自惭形秽，何况“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

我听过梁漱溟先生谈到自己同毛泽东初识的情景：我同杨怀中（杨昌济先生字怀中）互有往还，我到他家去，总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青人来开门。这个人就是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当时我没有同他讲话交谈。李大钊自然也会到杨家去，自然也是毛润之开门。民初的民俗，还沿袭着清末的习惯，等级森严。毛泽东在杨家虽是姑爷，但既在图书馆当差役，相对教授来说自然是下人，在家干些下人的活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年出生，是同代人。梁漱溟以中学学历受蔡元培亲聘在北大教印度哲学，同毛泽东的地位天差地别。职兼开门，无可奈何，竟视若无物，登堂入室。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将这口气忍了三十五年后才发作。

毛泽东终于没能成为北大的学生，更没能成为北大正式的教职人员。毛泽东费尽千辛万苦到了北大，离大知识分子只有一步之遥，却怎么也迈不过去。这在毛泽东是一个情结，一个大大的情结。从毛泽东自己以后几乎不提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事，可推证毛泽东是羞于、耻于回忆这段往事的。中共党史可以制作林彪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的杰构，却终于没有虚拟毛泽东同李大钊交往的神话。在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臭定，李大钊大红之后，绝口不造李、毛早有交往之谣，肯定是事出有因：毛泽东不同意或不默认。毛泽东的北大情结大的很呢！

毛泽东在北大的情结种下了以后打击、侮辱、摧残知识分子的祸根。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登基后整知识分子，不管是适逢其会，还是特意选择， 第一个被开刀问斩的不是党内的胡风，也不是无党派的梁漱溟，而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张东荪，罪名是里通外国，当美国的特务。张东荪文名很大，北平的和平解放又居功甚伟。因而，他被毛泽东收罗进登基后中央人民政府一个六十人的委员会里当委员。这个委员会里除了中共要人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外，民主人士里诸如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难先、黄炎培、张治中、程潜、龙云、柳亚子、章伯钧等级别的人才有份。张东荪列名其中，可见地位之高和当时对他的器重。可说整就整了，要死要活，毛泽东一句话。毛泽东要张东荪写检讨，写了许多遍，才开恩通过。

写检讨，是整治知识分子的一大发明，是侮辱、摧残知识分子的无上妙方。给你一丝希望，认识、挖掘、坦白、交代、检举、服罪、求饶，跪下去，趴下来，求饶，求饶。他居高临下，俯视着你，开怀、讪笑、冷笑、狞笑、大笑……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精神、灵魂被糟践的体无完肤，许多人就此断了脊梁。毛泽东要张东荪写检讨，是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要知识分子写检讨的滥觞。

张东荪，一代学人，后来疯了，被毛泽东整疯了！毛泽东终于出了一小口恶气，谁叫你们大教授不把他放在眼里！

关于毛泽东整张东荪的事我未见报刊披露，虽然我未查当年的报刊，但若当年的报刊披载了此事，这些年应会有人提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未见此类文章。这事我是在一九八五年听梁漱溟先生讲的，当时作了笔记，现引录如下，以示郑重、负责。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上午拜访梁老。梁老谈到：

“……好几个有名的人都做过中央文史馆馆长，比如章士钊章行严先生，还有张东荪。那个人很聪明，但是为聪明所误。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待遇很高，住小楼。他做了一件荒唐事。在日本侵略占领北京的时候，他被捕入监狱，在监狱中同一年轻人三十内外的姓王的相熟。这个姓王的会说英语。东荪本人在燕京大学教书。他跟张君劢是好朋友。一般都说张东荪是张君劢的灵魂。张君劢在政治上的行动立场都是听张东荪的，人家说他是张君劢的灵魂。他的确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认为共产党居然把蒋介石打跑了，大陆上完全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他觉得就是这样吗，就能够统一稳定吗？他认为未必。美国人也没想到共产党能够成功，能够在中国大陆上统一而且稳定下来。未必能如此。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刚才不是提到他在监狱中认识一个姓王的青年，那个王有时就到燕京大学看他，吹捧自己同美国当局有来往，书信来往。这个人大概是个品性不好的人。他常来看张。张这时参加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是六十个人，十之八九是党内的要人，也有很少几个不是共产党，比如龙云就是一个，东荪也是一个。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是有功人之一，大约只有二、三个人，除他之外有谁不说他了。因此，他是新政权中央政府委员会里的人。可是他这个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受美国影响，看不准中国的大局就是这样在共产党统一安定下来的，认为不见得如此，会要变天。而刚才提到的姓王的青年常常来看他。张当然有些个文件。新政府有些什么措施，六十个人每人都有一份，他把文件带回家去。王把他领去的文件盗走，装在自己的皮包里弄走了。东荪还荒唐，误信王同美国国务院有联系。他还开了个名单，这名单不属于共产党的，是社会名流，给这个青年，说名单上的人我都能够联系，假如美国帮助蒋介石回到大陆上的时候，那么名单上的人都是需要出台的人。没有想到这个姓王的一下子被捕了。市长是彭真，就向毛主席报告，问毛主席要不要把张东荪抓起来。毛主席就笑了笑说，秀才造不了反，象张东荪这样的文人抓他不抓他没什么，不抓他，他也跑不了，可以警告他，中央的会议他没有位置参加了，他私通美国的证据我们已抓到了。这个时候我是住在西郊靠近颐和园，叫大有庄。我常去东荪家闲谈。那时交通不便，城里到燕京没有正式的路。东荪也常来看我。甚至有时夜晚我就住他的小楼上。毛要他自己检讨。东荪的夫人小于东荪十岁。我有时在东荪那儿吃饭。这个时候东荪惊恐的不得了，惊恐到精神失常，白天黑夜他都分不清了，说话语无伦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么，当时党中央通知他，你的犯罪行为我们人证物证都有，你自己写检讨，你自己的检讨同我们的证据合起来才能定案，定你的罪。他就写了检讨交上去。毛主席说不行，你还不老实，再写。他又写，把许多事情坦白交代了不少。毛主席看了，说还不行，还不能通过。第三次又写了检讨，才算是通过。毛主席说，这个吗，还差不多，这里头真有悔改的真情实话，第三次才有。那么好，开会那当然是没有他了，不过可以给他饭吃，在中央文史馆，每月一百元。最后结局是这样。后来是病死的。活九十多呢。他有三个儿子，都在欧、美留学，都非常聪明，在学术上都非常出色。可是三个儿子，老大叫宗秉（音），现在还在北大作教授，一个叫宗胤（音），一个叫宗遂（音），都当了大学教授，可不知怎么搞的，老二老三都是自杀的。”

根据笔记的文字和我听讲时的感觉，梁漱溟先生似乎是相信毛泽东加给张东荪的罪名是真的。我当时没细想，现在想来，这里恐怕有问题。毛泽东自己讲过：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大意）。看毛泽东整过的人，胡风、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彭德怀、贺龙、陶铸、刘少奇、邓小平……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所谓“平反”了，可见当时对被整者罗织的罪名统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被整过而未所谓“平反”的人，党内大约就高岗、饒漱石，党外的就是张东荪了。高、饶之案现在也大致清楚明白了，是争权夺利，并非反党，是高、饶同刘、周之争，毛取刘、周而舍高、饶的结果。那么，张东荪难道是唯一的例外，真有罪，整对了？我不愿再作分析推论，希望历史学家或有心人能在中共档案解密之前解开这个谜。也许能找出“反右”“阳谋”、“引蛇出洞”更早的的根源。

毛泽东整了张东荪后，一九五四年再整北大的梁漱溟，一九五七年还整北大的马寅初，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的老婆江青仍整北大的冯友兰。整得这些眼高于顶的北大大教授认错认罪，可怜巴巴，斯文扫地，颜面扫尽，老命不保，毛泽东这口气才算出透。毛泽东的北大情结终其一生。

毛泽东在军事上是天才，在文学、历史、书法艺术上也是天才，这是无须争辩的。在这些学科里，他比大学教授还教授，比大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无奈，他的学历还是中专。一九五七年后，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匍伏在他的脚下，无论导弹之父、数学天才、人文博士、名流学者，教授作家，全都惶惶恐恐、战战兢兢，心悦诚服，五体投地。可毛泽东的学历还是中专。暴富的土老财置身于书香、缙绅世家时会自然地生出名份之慨。这名份与知识分子的学历、学位、职称等。况且，毛泽东同暴富的土老财有别，他的学问是真功夫，是日积月累，功到自然成。你看他举手投足，吟诗题字，无不是大家作派，帝王气象，与当今做秀成瘾的戏子何啻霄壤之别！以毛泽东的学识、身份，北京大学的博士、教授、名誉校长的学位、职称、职位应该是名实相当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虽然不在乎这些名份，但他却绝对在意年青时在北大苦涩、屈辱的经历。这个情结他是没齿不忘的。我就不明白，大陆的知识界何吝于给毛泽东一个名份。许是被骂晕了头，反过来自惭形秽了。


毛泽东晚年的书法艺术，平心而论，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笔走龙蛇，脱略形迹，随心所欲而大气磅礴。即单以书法艺术论，毛泽东就可以跻身殿堂同大师相较而毫不逊色，遑论诗词了。毛泽东作为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只是没过过堂，缺了个手续罢了。大陆的知识界何眛于此！

文化革命中，大陆除浙江省外，所有省、市、自治区级党报的报头都系毛泽东题写的手迹。记忆中，文革时毛泽东的手迹虽多，但都是诗词、语录，几乎不见他给什么团体的题字。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写的“新北大”三个字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如果说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使毛泽东对北大格外垂青，那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秉承“造反有理”的圣旨，大打出手，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更在聂元梓之上，却不见毛泽东写过什么，连“红卫兵”三字也是集字，并非毛泽东特意题写的。这里显然有其他因素在，这因素就是上文提到的“北大情结”。毛泽东其实是很在乎北京大学的！

毛泽东直接整的大知识分子都是北大的：张东荪、梁漱溟、马寅初、冯友兰。冯友兰最惨，被买走了灵魂。同样是人文方面的大知识分子如周谷城、陈垣、郭沫若、陈寅恪都不是北大的，周谷城是上海的，陈垣是北师大的，郭沫若算是科学院的，陈寅恪在广州。这些不是北大的大知识分子都没被毛泽东整过。陈寅恪最奇怪，公开说自己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还是批示同意他当科学院院士。至于陈寅恪文化革命中被斗，那同毛作泽东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偶然的吗？我说的这八位是学界的顶级大老，凡北大的都倒霉，不是北大的都安然，恐怕不能简单的用“偶然”两字解说。我的毛泽东有“北大情结”之论决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写到此，回头来看本文开头提到的“假如北京大学早早聘请毛泽东当名誉校长或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也许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会重写，起码，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遭遇不会这么悲惨”这句话不是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无病呻吟、无的放矢、胡言乱语了吧。
附文：
北大授予毛名誉学位又如何——兼论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载《动向》2001、11、）
刘明志
《动向》二零零一年十月号刊登了黄河请先生《北大如授毛泽东名誉学位》一文（以下简称黄文），饶有兴味，引人深思。黄文假设毛泽东如果从北京大学得到名誉校长和学位，他可能会善待知识分子。这种想法恐怕过于简单。

“北大情结”非毛迫害知识分子主因

黄文认为北大情结种下毛泽东摧残知识分子祸根。笔者同意这个看法，但欲作一些补充。毛在北大当临时工时，仰慕名教授，希望攀谈。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费力去听这个湖南青年一口浓重难懂的家乡土话。毛的这种情绪在一九三六年与斯诺谈话时曾经流露过。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付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付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这本来是一个偶然事故，但心高气盛的毛泽东却咽不下这口气，他将此事视作北大群体知识分子对他的歧视和污辱。有人说付斯年的这一巴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灾祸。毛泽东在掌权之后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事出有因。

然而，毛泽东在中共建国之初收拾了张东荪之后，应该说已经出了“北大情结”这口恶气，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整肃全国知识分子？对比希特勒的犹太人情结，有助于分析这个问题。有人说，希特勒年轻时曾经穷困潦倒维也纳，依靠兜售自己的拙劣油画为生。期间他自己目睹犹太人的富裕生活，由嫉妒到憎恨。他上台之后果然大规模反犹。不过历史学家早已指出，希特勒的反犹固然是出自他的犹太人情结，但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挑动种族冲突，调动民众支持法西斯政权和对外侵略扩张。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清，毛泽东不断残酷迫害知识分子，主要原因在于要维持他的皇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着救国救民的传统，尤其具有维护正义启蒙民众的特殊社会功能。毛泽东深知要推行他的暴政，进行他的专制独裁统治，首先要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迫使他们匍匐在红朝皇帝脚下。

（其它部分略）
致刘明志先生——读刘文“北大授予毛名誉学位又如何”口占
黄河清
嘻笑怒骂皆成篇，
抛砖引玉我为先。
谢公针砭应彻底，
十亿耳光学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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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张君劢

《观察》上陈奎德先生的“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一文对张君劢的一生作了简要的介绍，对其思想轨迹、于宪法的贡献，还原了历史真实。拜读后，得益匪浅。兹就我所知的有关张君劢的一鳞半爪，叙述于次，以为奎德先生大作的小小补注。
毛泽东在文章里把张君劢骂得狗血淋头。我曾就此问过梁漱溟先生。梁漱溟说：“他不了解张君劢。张君劢是个老实人。其实，老实人，不是一个聪明人。忠厚长者。”梁漱溟在1985年8月6日谈到张东荪时说：“……东荪本人在燕京大学教书。他跟张君劢是好朋友。一般都说张东荪是张君劢的灵魂。张君劢在政治上的行动立场都是听张东荪的，人家说他是张君劢的灵魂。”

1946年，以张君劢为主，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有史家称这是中国最好的一部宪法。当时这部宪法一实施，却出问题了。请看梁漱溟对此的叙述和看法。


“……按照孙先生的学说吗，依样画葫芦。他喜欢讲什么五院、五权，实际上呢，好像叫什么偷梁换柱呢。表面上用他那个，骨子里变了。这一个花招，这个办法，是张君劢出的主意。张君劢出的主意是英国的制度。周恩来大表赞成，说好得很。这个时候中共代表是周。骨子里头还是用的英国的制度，议会政治，上院，两院，下院是主要的。这个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是政府对下院负责。在下面主要是在野的一党，在朝的一党，两党在选举时竞争，胜的吗，执政，组阁执政。选举失败的就在议会里，算是在野党，监督这个执政的一方。这种两党当轮流上下，此起彼伏，在英国的确是成绩非常好啊，好得很！运用起来，把大英帝国对内对外都搞得很好。这一套呢，张君劢非常欣赏、赞成。他要把这一套暗中放在五权宪法里用，暗中套着这个东西。五权宪法是主要的。重点还是立法院，等于英国的那个国会；行政院等于英国的内阁。这是张君劢的主张，骨子里头模仿英国的制度，表面上是孙先生的学说。这里主要一点要指出来的是总统无权，也就是啊，英王无权，英国女王当样子的，开会，国会开会出席讲话，实际上没她的事。权在首相。那么张君劢觉得这是最好的。别的不谈，要害是总统无权，就是把蒋介石高高在上，摆在那儿，没你的事。孙科本人要当行政院长，就是总理。对张君劢的办法周恩来非常欣赏。共产党认为这个很好。马帅也认为很好、很巧妙。（黄插话：张君劢不是蒋介石的人？）不是。他自己有他的党。他是顺着梁任公那套下来的。……这完全是孙科有他私人的打算。在重庆的政协会上，他是国民党的首席代表。他赞成这样一个主张是要安排自己当行政院长。他等于出卖了蒋介石！这个人糊涂。他想出卖蒋介石，他有什么本钱？他有什么势力？他没有势，他就是作为孙先生的大儿子吗，太子吗，在国民党里边地位很高。他想当英国式总理，把蒋介石高高在上，搁在一边，那蒋介石愿意？，他干得过蒋介石？那不是瞎想！所以，这个一宣布，末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关于宪法十二条意见一安排、一宣布，党内就大闹，谷正纲啊、张道藩啊就大哭，说什么我们亡党了，对孙科群起而攻，弄得孙科焦头烂额，没有办法。他转回头来找周恩来，说我们取得的协议不行，我已经受党内的批评、攻击、挨骂。我受不了了。我们还是修改修改。那详细的事不用细说了。修改了好几点。关于中央的修改，地方上的也修改，把已经取得的协议改动很多，特别是关于宪法改动很多。这个时候，我正第二次访延安，正在跟毛主席说，请他们十个人谈话，陈述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扼要地说，就是对于张君劢的这一套，马歇尔也赞成，大家都赞成、欣赏，欣赏得很，可我认为行不通，不合中国的国情。尽管大家都同意，我一个人不赞成。我认为不是我一个人不赞成，而是不可能行，不行，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

以上梁漱溟先生的谈话是根据1984年2月7日上午同笔者的谈话录音记录。

蒋彦永先生说：“……我们家在上海是个比较阔的家，在范园的房子很大。父亲因生病，家中没收入，母亲靠把房子出租一小部分度日。抗日胜利后，解放前，我们的一部分房子曾租给民社党的头张君劢先生，他们住了近两年，到解放前夕离开。那时罗、章、张澜、沈钧儒、史良等各民主党派的头头常到张君劢家来，所以我对他们多少有点了解。”

我将此转告了章诒和先生。章诒和说：

“听说，你(蒋彦永)家的旧宅曾住过张君劢，我写的人曾在那里走动、聚会。这是多好的事，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成了朋友。沉埋了半个世纪的张君劢，现在又被社会记忆。我想，理由是很显然的，也是很必然的。他是近代中国的“宪法之父”。大陆中国要讨论宪政问题，张君劢是不能跨越的。他一生都徘徊在政治与学问之间，期待在中国政坛一展抱负。实际上，他一直在徘徊在政治的外围，被迫地成为一个政论家和学者，成为一个在野的政治领袖。张君劢最大的特征是始终保持着言行的高度一致性，对中国民主宪法的追求，矢志不喻。仅此一点，就足够我们今天的高级官员学一辈子。”

大陆当今宪法专家曹思源先生于2004年4月20日来到西班牙讲学，当晚有人请他吃饭，我受邀叨陪末座。席间，曹先生谈到青岛修宪会议的背景情况，也谈到了修宪的一些具体内容，如双重国籍问题、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条款的问题。曹先生讲得很精彩，很深刻，很有道理，我受益匪浅。我在餐叙散后，私下请教曹先生青岛修宪会议提到张君劢吗？曹先生答“没有”。我遂建议应该研究张君劢。张君劢人称宪法之父，不应该割断历史。我也提到了当时名声鹊起的章诒和先生的观点。曹先生答：“回去查一下。”曹先生是当今大陆体制外研究宪政而能上达天听的专家。但愿大陆的宪政研究与历史、与张君劢这位宪法之父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