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王若望传略

文章摘要:

作者 : 黄河清,

發表時間：8/20/2008

——纪念王若望诞辰九十周年之一

王若望，原名寿华，1918年出生于武进县丫河镇。幼时胆大异常，5岁爬上刚上梁悬空未铺楼板的二层楼房趴在横梁上玩耍，把全家吓了个灵魂出窍。14岁以第一名考取上海新亚药厂练习生，同时考取南京市栖霞山乡村师范学校，听从父亲的意见就读师范；成绩优秀，作文曾得100分，大胆调皮的秉性则一如幼时，恶作剧不免，因假日与同学上馆子吃饭喝酒、抓了黄鳝抵酒钱，在女同学背后贴纸条，遭学校除名。15岁前往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有机会进入上海商务图书馆借阅图书，写了第一篇文章在《新闻报》上发表，得到三个银圆的稿费，相当于三个月的学徒津贴。这使王若望喜出望外，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人上人”与“引车卖浆者”的巨大差别。此后，报刊上经常有王若望的文章。

王若望作为一个工人作者，引起了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外围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关注。“左联”派遣屠廷荣、何家槐、王书尧诸人与之接触。1949年后成为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王书尧给他灌输革命思想和远大理想：你不要把做工当做可耻的职业，未来的中国就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在新兴的无产阶级里要出来很多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你在厂里要注意发现和团结志同道合的人，革命队伍人要越多越好。何家槐说：“你是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我是向你学习来的。……”名作家何家槐真诚无比的谦逊让发了几块“豆腐干”文章的王若望简直受不了。

王书尧、何家槐们的新鲜理论与幼承的秀才外祖父、准秀才父亲的庭训以及刚获得稿费的切身感受——“人上人”与轻视“引车卖浆者流”的巨大反差又形成了更巨大的反差。王若望在既兴奋又朦胧迷惘中走上了共产革命之路。

王若望没有沿着潜意识中应该走的伟大作家高尔基、鲁迅的道路走下去。党将他送到了许多工厂干发动群众、罢工斗争、游行示威的地下革命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王若望被捕。16岁的王若望被中华民国政府判处十年徒刑。五十五年后王若望还记得宣判的大致文字：“王寿华，武进人，十六岁，业已查实被告参加共党反动组织、煽动罢工、图谋骚扰社会安宁，本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予惩处，姑念其年幼，判有期徒刑十年……”云云。判决书上记载了法官的大名：陶百川。陶于2002年病故于台湾。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坐了三年牢的王若望获释出狱，党组织安排他前往延安进入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南京受训时，他与几百名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的青年受到了中共情报头子李克农代表党中央的接见慰问和培训。期间，他结识了长他十余岁的老资格女共产党员张琴秋。张琴秋是留法归来在红四方面军带兵打仗的唯一女将领，西征时全军覆没被俘。这时也获释来到南京。张琴秋较为开放的自由民主思想与风格给王若望影响很大。

王若望在陕北公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便担任支部书记，领导一个大队。时年，王若望19岁。陕北公学成立大会庆祝会上，王若望演出了双簧节目。在台下观看的高级干部有李维汉、徐特立诸人。徐特立当即上台严厉批评了王若望的节目丑化了党的形象，因为王若望化妆道具里有一顶高冠，讲的台词则是美化共产党的。这件事给了王若望特别深刻的印象。另一件留下更为深刻烙印的事是陕北公学学员全是分配的，“抗大”学员则是自由考取的，而两校学员待遇低高有异，这导致陕北公学学员啧有怨言。王若望如是认识此事：由于第一步不是自由选择，第二步就会对不平等的待遇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可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平等。

王若望在延安一如既往的不安分，办少年俱乐部，作政治经济学报告，讲达尔文进化论，把恋爱谈得如火如荼，差一点就把柯庆施的老婆拐走了，最出名的是办“轻骑队”墙报，与王实味的“矢与的”成了难兄难弟；其最隐秘最实在的一件破天荒的叛逆大事是私开工贸一条龙的工场，赚了一笔钱，自给自足，改善生活，丰衣足食。

1940年11月，王若望与李明结婚。新婚夫妇周日到延安城关的沙岗子赶集，买了一袋羊毛回家。新郎捻线，新娘织衫。一袋羊毛织成了三件裤衫，自用一，余者拿到沙岗子集上出卖，获利15元。时延安革命者每月津贴为1元。王若望活学活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利用第一笔利润投入再生产。对外则扬言是为自己为要出世的孩子织毛衫裤。一时还蒙了大家。女同胞纷纷来帮忙捻线织衫。时间一长，纸难包火，有人起疑。王若望幼时大胆基因又起作用了：索性挑明了。“同时我每次从集市上回来，顺便买些零食和点心，如云片糕、花生米、山楂糕之类，拉她们一同下水。十二队三班的姑娘几乎都参加了捻毛线甚至打毛衣的互助组，三班几乎成了以李明为首的专业承包户了。”这个地下工场维持了一年，直至王调离大砭沟到了枣园。王若望因此积攒了二、三百元，成了延安事实上的首富。同班的女同胞也都分到了一杯羹。两年后的1942年底，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若望李明夫妇的这一越轨行径才未被追究整肃。

1941年4月，贴在两米高木架子上的《轻骑队》墙报矗立在大砭沟与通延安城大道的三岔路口，每周出版一次。陈企霞任主编，王若望，童大林为副，许立群、李锐、萧平、申湘汉也是编辑成员。墙报的内容以批评为主。王若望在创刊号上发表《友情》短文，批评延安人们之间“有了一种无形的隔阂，使我非常诧异的是，对友人冷漠的程度，以来延安后的级别高下而定。”墙报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远道专程赶来观看墙报的。朱德要求出油印刊寄给延安干部。墙报维持了一年后遭到了批判整肃。原先支持墙报创办的胡乔木时恰被毛泽东选为秘书，看到毛在油印的墙报的天头空白处题写了“此报人人爱看”，遂将这一题字拿给发起整肃墙报者康生看；墙报同仁才得以免遭王实味一样的下场。但整肃的文字结论则如影随形跟着王若望到了山东直至一辈子。李锐下狱半年，差点成了刀下之鬼。事隔四十余年，1986年王若望遭整肃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新景旧情，惹《轻骑队》编辑李锐与副主编王若望打油唱和：当年意气小资产，一队轻骑大砭沟。四十来年君不改，满头辫子让人揪！（李）忆昔窑洞识同俦，轻骑一队足风流。敢效诤臣志不老，赢得辫子挂满头!（王）

1942年6月，王若望在延安枣园经过康生主持的四个月特工训练后，被派往山东分局任城工部副部长。长途跋涉，苦不堪言，过同蒲路后，王若望病倒了，留在了后方医院。王若望先得回归热，再患阿米巴痢病，病得要死快完蛋时，医院教导员问他可有什么话对亲人说，王若望挣扎着写了：“李明，途中得了不治之症，向你永别了。我们的孩子养大……”写完“养大”，再也写不动了。教导员：“这就行了，写下你的名字吧。”王若望临死前首先想到妻儿，同时也不忘党和组织，对为他最后一次驱赶麇集在死尸般脸上苍蝇的教导员说：“我身上带着组织关系……在断气以后，请通知延安的城工部，我不能完成任务去了”教导员帮无力翻找口袋的他掏出了用几层纸包着的组织介绍信，意外地发现了一小块异香扑鼻的鸦片。原来从延安出发时，同行者里的一位朋友给了王这块鸦片以作发生意外时止血止痛用。王若望自己已忘了这事。医院的内科医生用这块鸦片救活了王若望——一次吞下去，止住了腹泻，恢复了食欲。王若望命大，从鬼门关里转了一圈，回来了。

王若望参与了山东胶东军区锄奸部肃托案的重新审理工作。这个已经枪毙了8人的42人全部供认不讳的托派集团案经5天重审，即得出了“胶东肃托一案完全是无中生有，所有被逮捕的同志原来都是好同志。”所有的供认都是酷刑逼供下的屈打成招。重审时只有一位女性一开始就喊冤，大骂锄奸部，余者皆打怕了，不敢说真话。王若望在多次坐了共产党牢的三十七年后慨叹：“国民党问案要的是真口供，共产党问案要的是假口供。”

王若望在山东手痒难熬，把在延安时与胡乔木闲聊听来的毛泽东逸闻写成了《毛泽东的故事》在《大众日报》上连载。歌功颂德的文章不胫而走，转载、印行单行本，一时间，山东地区谁都知道了王若望。这年，延安整风开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党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山东自不能免。王若望故伎重演，把延安的《轻骑队》墙报办到了山东，改了个名《民主墙报》。四十四年后的1987年，上海宣传部长、1943年的《大众日报》总编陈沂在《光明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如是回忆道：“忽然一天，有人通知我到战工会去看王若望的小字报，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件新闻。王若望的小字报，张贴在一间老乡的房子里，除门窗外，几乎到处都贴满了，有大张，也有小张，字迹有钢笔写的蝇头小楷，也有毛笔草书，有的在炕下就可以看到，有的要上炕去才能看见。这本身就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而这又是在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整风期间出现的。据王若望说：他这是帮助山东党整风，特别是帮助当时战工会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整风。”王若望对同志陈沂的回忆如是说：“……如他所回忆的看小字报还是符合事实的，他在这里不提《民主墙报》，代之以“小字报”，一是讳言“民主”这个发烫的词汇；二是把“小字报”的发明权送给我，为了坐实王某老早就是文革的造反派了。这位解放军前文化部长和上海宣传部长整人有术，可谓用心良苦矣!”

此前，延安城工部曾来电报：在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有人告发王若望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此人在中央青委参与了反党墙报《轻骑队》的编委，不宜参与党的机要和秘密工作。王若望被冠以“山东的王实味”，小命很快就要完蛋了。决定整肃王的会议开了，报告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舒同起草，秘书王力奉命执笔。王力在报告中加进了一些揭发材料的内容：王若望有投敌企图，因为他对城工部订的几种日伪报纸有浓厚兴趣；王若望准备逃跑开小差，因为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看见围墙上长着一棵草，有人提议谁能跃起将那棵草拔下来就是好汉，王若望竟然跳起来拔那棵草。这不是为了训练越过墙垣的本领，准备外逃吗？云云。这份报告到了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召集了舒同诸主张整肃王若望领导，对延安的电报和王若望的问题如是说：“我看哪，王若望的问题只是个思想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不像嘛。他既然坐过国民党的牢狱，放出来已是国共合作的形势，他会甘心充当蒋介石的特务吗?道理上说不过去呀!”“中央来电，只是说有人揭发他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没有做结论嘛，中央只是要求我们掌握使用，没有说可采取镇压手段。人头落地的事一定要慎而又慎，去年胶东枉杀了八个好同志，是刘居英同志亲自下去弄清白，可惜脑袋壳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就是教训嘛。”罗荣桓召见了王若望，狠狠的批评了一顿，然后调王若望去党校学习了。王实味被毛泽东用斧头砍了脑袋。王若望得罗荣桓刀下留人。

王若望在党校学习了四个月后毕业，却因为“山东的王实味”名头太响，没有单位敢要他。王若望被“上山下乡”到了一个百余户的小坊前村落户，让其自生自灭。王在村子里组织互助组发展生产，再写稿子在《大众日报》作介绍。结果这个村名声大振，有人被评上了省劳动模范。王的房东老大娘养了四只母鸡，每天给王吃两个荷包蛋。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一场鸡瘟把老母鸡打倒了，老大娘唉声叹气，并且很抱歉地对王说：“往后你早上的点心没了。”一只瘟鸡死了，老大娘心疼得直想哭。王若望把自己下乡前从医务所弄来的药片碾成粉末给瘟鸡吃。药到病除，瘟鸡全好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破天荒的事，一下子传开了。左邻右舍来讨药，瘟鸡都治好了，药片也没了。来求药者络绎不绝。王若望开了张日文药方，让村干部派人到敌占区潍县城买来了一大瓶五百粒药，又治好了一大批瘟鸡。村里一位害烂脚的农民来求治，就要吃治瘟鸡药。王若望用了三粒药丸三次搽烂处，就把多年的烂脚治愈了。于是“神医”之名，不胫而走，求医者众。王若望与村中老中医王祥钧合作，虚心求教学习，中西医结合，西药为主，中药为辅，悬壶济世开了。王若望“神医”之名望，引致十里地外的一位难产产妇也抬来求医。王若望为难了，接受，则一窍不通，不接受，则极可能耽误了产妇婴儿两条命。王若望当责不让，当机立断，派人去邻村请来了接生婆，令其用盐水洗手剪指甲再接生。王若望与产妇丈夫在产房外等候。一场生死赌博。冥冥中似有神佑，产房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和产妇的叹息。孩子爹搂住了王若望的脖子不放。事后，王若望把病人送来无法推掉的储藏着的礼物如腌鸡、红枣、桂圆一股脑儿都送给了接生婆。乡亲们却把这接生成功的功劳全都归为“神医”的无所不能。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救人之命的功德和中国农民的实诚让他们连祖传的老规矩，男人不得进产房都忘记了。医人之外，牲畜也牵上门来求治。四十里外一条黄牛三天尽拉稀不吃不饮，牵来时已站不起来了。一头牛就是农家全部财富，全家的命。王若望用从敌占区潍县买来的日本药和着米汤灌牛。翌日凌晨，牛主儿子破门而入报喜，牛不拉稀已站起来了。当天牛就又吃又喝，牵回去了。过后，牛主挑了个日子，挑着一挑子盖盒来办两桌酒席谢礼。王若望不敢违反纪律，婉辞。牛主请了村长和许多人来说情。村长擅自答应了，还帮衬了柴米，请了县里的文教干部。王若望不得不从了，他要求把邻村的接生婆也请来。村长说：“让破鞋跟县里干部坐在一起，这不象话!”王若望则以男女平等为说辞坚持要请。村长拗不过“神医”，“神医”也适可而止。最后，接生婆在灶间独自享用酒食。“神医”虽然过意不去，“神婆”则安之若素，喜孜孜吃了个痛快。

王若望少年时考进上海新亚药厂当过练习生，知道磺胺类药的消炎功效。他下乡带的药和派人去敌战区买的日本药都是磺胺类药。彼时，农村几乎未有用过此药，人体、畜体没有任何抗药性，磺胺类药的消炎功效可以说是神奇的。这是王若望日后自己总结的能成为“神医”的原因。其实，悲天悯人的情怀、良善仁义之心才是根本原因。

王若望此后治牲畜也出了名，他将兽医临床经验和理论写成了一本书《六畜平安书》，其中记载了用多种中草药治六畜的土方。1947年，这本书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超过了王若望的小说集。

抗日胜利后，小坊前村的老中医王祥钧作为地主，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了；邻村接生婆则被作为破鞋打成残废。王若望得悉后，伤心不已。

1949年，王若望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王若望到工厂给工人作报告以宣传新政也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王的报告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正好适应了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老大哥的需要，于是大受欢迎，到处邀请他作报告。上海七十万工会会员，有五十万人听过王若望的报告。当时上海滩上有三大报告巨星，第一位是陈毅，第二位是顾准，第三位就是王若望。王若望在总工会可谓独领风骚。未料，“个人突出”、“王若望的报告可是代表党的”、“小热昏”的责难接踵而至，都是来自领导高层。幸有文教部长纪康是个明白人，慨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且为之辩解，予以支持，得以维持至被调离文教部。

由于宣传捐献飞机大炮成绩卓著，王若望被选中为志愿军慰问团华东分团秘书长，路过沈阳，在宾馆待命时遇见了延安时代的老友方纪。方纪是延安中宣部长凯丰妻子，被组织强迫与凯丰成亲。凯丰在东北喜欢上了文工团一个小演员。方纪要离婚，组织不同意，理由是影响不好。方纪气不过，得了癔症。凯丰南下，把方纪象扔一块破抹布一样扔掉了，让宾馆每天给她一点吃的。东北局党组织人事处予以配合，每月给宾馆一点钱元作方纪的生活费。王若望在宾馆的楼梯间发现了当年的大美人现在被视为疯子的方纪。王若望想方设法，请方纪一起用餐，方纪认出了王若望，并未全疯。王若望从朝鲜回国，终于把方纪送回她天津老家母亲兄长处。

1954年4月，王若望通过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夏衍调到了华东局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处长黄源，另一副处长吴强。1954年底，华东局撤销，王若望转入上海作家协会任《文艺月报》副主编，巴金挂名主编。反胡风，王若望逃过一劫，缘其未写文章附和胡风的观点。反右派，王若望对毛泽东的信赖使他对唐弢见道之言的警告置若罔闻，延安、山东的旧习复萌，手痒难禁，写了许多文章，响应伟大领袖整风的伟大号召。文教部长张春桥、秘书姚文元写文章批判他，宣传部长石西民、副部长周而复保护他，上海作协吴强、孔罗荪也帮他，但王若望劫难逃。这一次，无论是出身无产阶级的根红苗正，还是老革命老党员的光环，都无济于事了。王若望这只小猴子，终于就范，划为右派，压在了五指山下。妻子李明职务级别高于王若望，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被组织逼着在王若望与党之间选择一个，因此一度精神失常。王若望经此一劫，倒看开了些，精心呵护发妻，遂使李明复原正常起来。也算是苍天额外开恩，垂怜稍许吧。

1962年传来一股似乎的春风。上海的叶以群告诉王若望一个好消息：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做了振奋人心的允许放宽文艺政策，提出了三不主义的报告。叶鼓励王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王若望爱妻心切，想在党报党刊上发表作品以证实已重获党的信任、重视以安慰妻子，于是又上钩了。王写的新短篇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发表在1962年8月号，《文艺月报》上。这篇文章王若望先给妻子看了，李明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把锅砸掉炼钢，这是神经病，比我的神经病还要神经病，亏你转弯抹角把它写成这个样子。”这是李明对这篇小说的评价。王若望自己说：“我尽力用温和的晦涩的暗示批判大炼钢铁中砸掉农民的饭锅的做法，小说里并没有写大锅被砸碎，而且还给大锅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用心良苦，惟天可鉴。”未料两个月后的某日，妻子跌跌撞撞地打开屋子的门，一看到王若望，泪如泉涌，绝望地讲出两个字：“完了!”扑向沙发，整个身子瘫了下来，像孩子一样哭起来，脸苍白得可怕，眼睛又像一九五八年那么呆滞。原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大会上说：“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嘛。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三面红旗的，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还有一篇《小火表赞》，登在《文汇报》上，是攻击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攻一攻。你们看，要是放松了阶级斗争，就会闹成什么局面!”

此后，王妻李明一病不起。在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她一句责备王的话也没有。1965年李明撒手人寰时骨瘦如柴，临终前对王若望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

此后十七年，王若望再没写一个字。一直到另一姑娘爱了他等了他十年之后。这位姑娘叫冯素英，以羊子笔名行世。

文化革命中，王若望被关进牛棚，目睹了许多大名人如周信芳、魏金枝、巴金……被批斗凌辱，甚至折磨至死。他自己被作协革委会工人作家胡万春脚踢，皮带抽。那是一次王若望应外调者要求，据实提供延安时代，康生把同乡友人江青介绍给毛泽东以及为匡亚明题字的情况。这份证明材料需要革委会盖章。胡万春认为王若望的证明是贬低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江青，把他拉到后院鲁迅铜像下，“踢了我一脚，并用皮带抽打，强制我跪下，宣称胆大包天，‘竟敢侮辱伟大旗手和中央文革的顾问’！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又在腰间踢我一脚，我一个趔趄第二次栽倒在鲁迅像向下。”

1968年8月，王若望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事缘张秀珩揭发他攻击毛泽东。王若望是张秀珩的救命恩人。二十五年前山东胶东根据地托派集团冤案杀了8人后，恰遇王若望来复查，发现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救下了余下的32人，其中就有罗竹风张秀珩夫妇。

1949年后，罗张夫妇也到了上海。因为有这么段渊源，时有过从。文革中王若望闻讯罗竹风被诬叛徒关押，“没毛鸡替鸭愁”，就去看望张秀珩。张家被抄家后，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毛泽东画像挂在墙上。“我见着孤苦伶仃的张秀珩无话可说，两家的遭遇同病相怜，谁也不需要安慰，我指着墙上的、首恶的他的肖像，脱口说了句：要是他早死脱就好了！”未料张秀珩救夫心切，揭发王若望诅咒毛泽东，幻想党会念她揭发有功，把她老公放出来。王若望这下又在劫难逃了。

上海文联在王若望入狱之际召开批斗“宽严大会”。有唐铁梅者，自承叛徒，从宽处理，批斗后当场释放。事实则是唐铁梅从未被捕坐牢。王若望死不承认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从严处罚。张秀珩到会作证“吞吞吐吐地说：“老王对我说了侮辱毛主席的话”。老运动员王若望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没有旁证，两人之间的事说不清，理直气壮地反问 “时间、地点......都没有......”。 在场的群众都用鄙夷的眼光怒视告密者张秀珩。公检法人员连忙打岔，两个警察立刻挾着王若望上了警车，呼啸而去。
　 张秀珩的告密之举对自身并未有效，丈夫关了五年，她自己也被隔离，自杀获救。

文革浩劫，导致人性的扭曲，已臻何等可怕的地步！

1968年关押王若望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竟是三十四年前国民党关押他的监狱。王若望在第一次提审的审讯室的硬木座椅上认出了昔日景象。椅子的扶手上有洞眼，用来穿过绳子缚牢囚犯双手，防止意外伤害审讯者。1934年十六岁的王若望就坐过这样的椅子，1968年五十岁的王若望又坐上了这样的椅子。只是审讯者变了，从万恶的国民党变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了。也许，冥冥要成全王若望；也许这正是同一把椅子！

王若望借此机会对审讯者讲述自己的历史。审讯者革命警惕性很高，说：“你别忘了是什么身份。你是老革命，从老革命变成老反革命的，我见得多啦。你到这儿还说俏皮话，好罢，本来我可以把手铐开了，你到这儿来还这样不老实，没办法对你施仁政”。

十六岁的王若望坐了敌方国民党三年半的监狱，因国共合作抗日，被提前释放。五十岁的王若望坐自家共产党四年整的监狱。狱中，一缺德看守惩罚他违反监规，“戴反铐五天，反铐将两手缚在背后，大小便不能拉裤子，吃饭不能用筷子，要有别人端着饭盒，像狗吃食那样把嘴拱饭盒子，尤其不便的是，晚上睡觉只能趴着，侧过身睡又睡不着，起来还得别人拉一把。连续五昼夜，那活受罪胜过蹲五年监狱。”

1971年9月，林彪外逃摔死。原已外查清楚明白王若望没有历史问题，这一下，又多了条无罪释放的理由。原来张秀珩当年揭发王若望攻击毛主席外，还揭发他诬蔑林副主席。1972年6月30日宣布对王若望教育释放。
    四年的监狱生活，支撑王若望活下来的诸多因素之外，入狱前一年认识交往的青年女子铁道专业技术员冯素英的爱情是能够给予王若望唯一的精神慰藉。那是一段可歌可泣媲美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的美丽故事。专文另述。

王若望出狱后的第一个念头是美美地吃一碗大肉面条。未料忘了面条要粮票。吃不成面条，却遭“店小二”辱骂“小瘪三”。原来王若望光头、一双鞋子没鞋带。监狱附近饮食店的店小二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是刚释放的囚犯。这辱骂条件反射、顺口而出。原来希望出狱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吉利的，这种反差和以后的接踵晦气让王若望永远记住了五十多岁的老头“小瘪三”。

上海文联也惦记着这位“小瘪三”，特地开了大会“欢迎”他。这个大会，王若望是唯一从监狱获得释放的作家，另有一批从“五七干校”被“解放”的作家，巴金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巴金著文忆及这段往事，似乎颇感谢王若望带挈他得着了一次与已得了癌症的妻子聚首的机会。大会主席宣布王若望只是教育释放，还是有现行反革命问题。

1976年毛泽东遗孀江青“四人帮”在中共党内权争中失败。一时间，意识形态有了比较宽松的局面。王若望是年与上海进步青年一起创建成立“中国人权协会”，组织开展“民主讨论会”，尖锐指出，1949年后不断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关键是补资本主义的课。王若望还冲破禁区公开直陈毛泽东的罪行，启蒙迷信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民众。

1977年，王若望与上海青年民运份子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协会”，每周在复兴公园集会讨论民主问题。邓小平说：“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关系，策划破坏活动”。（引自《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

王若望忘了自己对妻子临终不要再写文章嘱咐的承诺，又开始写文章，抨击时弊了。一篇“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对《河北文学》发表的“歌德与缺德”一文的“歌德文学”论尖锐批评，引起轩然大波。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这个当口支持了王若望。他说：“王若望是我党的老近卫军战士，他的批评失之于尖刻，你们不必计较，而《河北文学》的那篇文章是确实不符三中全会的大方向”。这使王若望一发不可收，“‘冷风’引起国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着我旺盛的创作欲，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雄心。”党中央机关刊物1979年9月号发表了他写的“谈文艺的无为而治”，批判抨击的矛头直指文艺界的图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果是“《红旗》犯下的错误惊动了党中央，《红旗》主编熊复请示胡耀邦如何善后，胡看了我的那篇‘红无为’，据说提了几条意见：‘不必公开批评，不要作者检讨，《红旗》是我党的机关刊物，由党中央的机关报认错没有先例，影响也不好。作为一家争鸣，让他去鸣，好在问题不大’。……熊复感谢胡耀邦卫护了《红旗》的面子，他当然照办，只是把向我约稿的柯蓝作了替罪羊，株连他丢了饭碗。”

1979年，王若望与羊子结婚。新娘新郎分居湖南株州与上海两地。新郎不忍“新婚别”的牵挂，前往株州探亲。在“那个简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写出了《饥饿三部曲》，发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获》。”1991年美国骆基南（Kyna Rybin）女士将此书译成英文，在伦敦、纽约同时出版。

这篇报告文学系“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视，读者认为是写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个作品。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通过党组织作了口头指示：不介绍，不扩散，不转载。王任重在内部说：作者将国民党的监狱与我们的监狱作对比，让读者觉得共产党监狱的黑暗还超过国民党。造成的影响极坏。
    在上海，王若望与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陈沂于创作自由唇枪舌剑、叮当开了。王陈是延安时代故旧，王若望仗着老资格老交情，口无遮拦，直斥其非，却遭陈的报复、给穿小鞋。1984年北京四届文代会王若望的代表资格，差点被陈取消。王若望在北京会议上发言公开批评陈沂压制创作自由。回到上海，陈沂就借故把王若望调离《上海文学》，送到党校学习去了。

    由于四次文代会创作自由精神的鼓励，王若望接触底层改革开放人物，写了 “功臣乎？罪犯乎？”一文并改编为电视剧“无罪的女囚”播出，引发轰动效应。

1986年，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特区工人报》发表署名文章：“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直接挑战邓小平，石破天惊，高层震竦。次年《深圳青年报》遭整肃取缔。

1987年元旦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引述邓小平的话：“王若望，此人很猖狂…… 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种人，还留在党内干什么？”随即与方励之、刘宾雁同时被开除中共党籍，遭全国范围批判。上海市公安局查抄居所后传讯他，讯问中他竟睡着了；事后说：我没做坏事，心中坦然，累了，自然睡着了。

1989年4月，王若望为抗议中共当局取缔《世界经济导报》，带头走上上海街头，身披写着“棱棱风骨”的黄布条游行，呼吁新闻自由；同年5月，再次走上街头，身披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救国救民，先救孩子”的哈达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和上海的学生运动。

1989年8月，王若望被中共当局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逮捕，第三次入狱；1990年10月获释，旋即于1991年创办《民主论坛》刊物，当局将已编印的《民主论坛》封杀在印刷厂里。

1992年8月，王若望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偕同夫人羊子来到美国。此前，从1987年始，哥伦比亚大学多次邀请他访美，均因中共当局阻挠而未果。

1992年8月、11月，两次应加拿大民运团体的邀请，访问加拿大，先后在温哥华、埃德蒙顿、卡尔格利、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诸城市会见各界人士、发表演说；同年11月，应欧洲民运团体邀请，赴法国、德国、英国访问；1992年12月应香港文联、“港支联”邀请，赴香港访问；同年12月应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邀请，赴台湾访问，会见了李登辉、郝柏村、蒋纬国、马树礼、王惕吾、柏杨、李焕、马英九诸人，在台期间，为海外民主运动，募捐12万美元；同年12月应澳洲的民运团体邀请访问澳洲，现身说法中国的人权状况，为当时滞澳的四万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澳洲向澳洲政府陈情，起到了十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93年1月28日至31日，王若望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民联”、“民阵”合并大会，竞选合并组织的主席，由于震惊于民运内斗、以及选举中所暴露的弊端，愤而发表即席演说，退出选举。

1993年5月，王若望在洛杉矶成立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中任总召集人；1995年6月，在纽约创立中国民主党，任主席。

在美国纽约期间，王若望遭宵小暗算，诬陷他用不正当手段谋财。一时间，流言满天飞，三人成虎，曾母弃机。王若望深受打击。

199？年王若望在一次“民运团体圆桌会议”上发表演讲“海外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提出“小毛泽东”的著名观点：“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浸透文明的民主气息”。
    王若望在海外的任何时候，凡是民主运动，无论大小，无论是集会演讲、游行示威、绝食声援……，无论是大是小、是轰动是微弱，无论是主角是跟班，无论是被重视被无视……都一如既往热情积极参与。他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唯一这样做的名人，也是唯一这样做的民运人士。

2001年11月30日，因病入住美国纽约ELMHURST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重病中得知中共当局要他答应此后不写反对文章、不同敏感人士接触，就让回国治病终老时，安祥而平静地对在场的朋友说：“如果这样，宁肯客死他乡。”

2001年12月16日，在病榻上留下了遗言：“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王若望，12月16日)”。

2001年12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美国纽约ELMHURST医院与世长辞；四子三女，皆有所成，现居中国大陆；临终前，夫人羊子、子女二人侍侧。

王若望传世之作有：

《乡下未婚夫》、《一口大锅的历史》、《饥饿三部曲》、《魔笛记》、《自我感觉良好》、《王若望自传》（以上小说、自传类）；

《见大人》、《纸老虎》、《无罪的女囚》（以上剧本类）；

《王若望选集》、《天地有正气》、《棱棱风骨》、《王若望文集》（以上杂文、综合类类）；以及大量未结集出版的杂文、诗词。

2008、8、1于地中海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