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友谊交流，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章诒和

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铁  流

右派诗人王志杰的婚姻悲剧                      管正和

他还是个孩子                                  赵文滔

悼亡三则                              纪增善  燕遯符

风雨同舟六十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之二）    谢  韬

梁漱溟与当代名人 （上）                       黄河清

“五七”档案：陶谓熊、俞庆水、代传喜、王书瑶、巫宝华

我和谢韬老                                    毕谊民

小诗六首            严家伟、李经伦、聂启中、邵世远等

读者回声                   杨枫 陆清福 戴家琮 陈瑞金

　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      章诒和

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理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分，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

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众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欠债者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理清历史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年），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地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劳改时的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主、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我们的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藏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尔，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建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联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的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里，每个人的回忆，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上刊登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亡，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变成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贫瘠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的心结。到了那个日、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又各就各位，该干吗干吗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 。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叙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事。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最让人难忘的是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怜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说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

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他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写的‘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

“好呀！”

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

“那你能简单说说吗？”

“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写着两个人或一个人的姓名。

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

“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人组成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屋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屋是伯父婶娘住的，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第三……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的家……。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

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他告诉我：他成了孤儿，他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

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的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某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

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是针对谁的？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们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的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物》、《“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可以一桩官司为例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的罪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

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审判报道。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他只是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同等的分量和意义，他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分，遮掩另一部分，被遮掩的部分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策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对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工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 。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懅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他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

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还记得吗？1994年12月8日是，新疆克拉玛依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325条生命瞬间丧身火海 。其中，288位是成绩优异且多才多艺的孩子。就在那令所有的人悲痛不已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仍然高高飘扬。我和同事们气愤得真想搭个梯子，把它扯下三尺。真的，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一位官员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子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双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分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更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

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能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时至今日仍然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我们不能像对待日本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完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

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最后的贵族》）。”“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

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粢豢潘ダ细煽莸男模�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7月县城北京守愚齐

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献给21世纪中国的知识人

铁   流

 太史公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

 四十四年前（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在我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了一首诗：

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

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4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人都是爹妈生爹妈养的，要么回炉重造，要么保持原生态。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中的一个大案，称为“惊天大案”，先后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红岩志士周居正。

周居正在1945年读书时就参加中共，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在重庆发起领导“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囚于渣滓洞白公馆，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关一室。听重庆难友说，1949年9月，传来“新中国”即将成立消息，他撕下红色被面，与罗广斌一道飞针走线绣制出一面五星红旗（不知谁个“敢想敢干”的“作家”把此历史事实，移植到江竹筠身上）。同年十一月解放军大军压境，国民党特务血洗渣滓洞前夕，他和罗广斌策动越狱，在枪林弹雨中，身背难友一个四岁小孩潜逃。此小孩现已六十多岁，在天津市当总工程师。关于他的往亊，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岩忠魂》有详细记载。在红岩纪念馆大理石的丰碑上，至今仍镌刻着他的名字。

谁知新政伊始七年后，他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过七年后，他被罗织为“马盟”首犯，被杀于江津永胜茶厂。周的夫人曾昭英，几十年不曾干过眼泪，两个儿子“下放”农村，不堪凌辱，一个儿子用镰刀割喉而死，另一个儿子跳嘉陵江自尽身亡。留下无限辛酸，无限眼泪。

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劳教中队改造，但一同关押在成都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监狱有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去放风。我只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间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个纸团，纸团上写两个字；“保重”。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副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烁，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马盟”一案，两个共产党员被枪杀，另有三名“教民”判处死缓，四名判处无期，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多达二十余人。这三十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大部分是党员、团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几乎献上生命。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上，却死于为对付自己人立起的“革命”的绞架上。此案至今未昭雪，仍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地狱中呻吟。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倚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

“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眹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拼命做坏事，拼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地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曾探索过的题目：中国苦难何日才有尽头？但未得出答案。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岔断他的话，问道：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

对“马盟”这个组织到底有没有？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记得， 1961年我外逃前，“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旺”铁路（广元至旺苍），时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南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眹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眹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发表自己看法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和他匆忙见过一面言及此事，之后我因偷米事发，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此案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在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亊，决不吐露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指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已坦白交代了。我坚持回答：一概不知……

他淡淡一笑，然后说：“根本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大家在一起议论，探求真理，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他毫不隐讳地说：“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整人民。铁托不像斯大林那样专横，更不像毛泽东那样暴戾，他总是关心爱护人民，尽可能多给老百姓一点点民主自由。”他接着说：“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在暴力的残酷压迫下，但仍一致主张放弃暴力，反对武装起义，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制为民众选举，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管理工厂，没有暴力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也不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

“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地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亊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右派诗人王志杰的婚姻悲剧      

管 正 和

1967年，四川省劳动教养筑路支队调到宜宾修筑宜珙（宜宾市至珙县）铁路，我们"101"右派中队，住在珙县巡场金沙湾修建包耳山隧道。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造反派队伍像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自立门户，占山为王。谁都说他那派是正宗的 “毛主席革命路线”，  其它的都是“保守派”、“保皇派”、“右倾派”。于是江青提岀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一时之间全国大乱，打打杀杀，大动干戈，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右派们更是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造反派声右派是“牛鬼蛇神”，应该统统消灭。传说江西有的县将五类分子全部杀光，摆人肉宴，以示对阶级敌人之痛恨，对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之忠心。我们队门外的公路上，就有铁路工人战斗队，与芙蓉煤矿红色兵团的“造反派”日夜打斗。不管那派的武斗战士，只要有一个武斗战士喊声消灭右派分子，保卫党中央。冲进门来，我们将无一幸免，惨遭毒打死于非命。右派被打死了，谁敢说打得不对？正当危急之时，幸好公安部出了个公告：不准冲击劳改劳教专政场所；劳改劳教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队部立即在住地四周设置了警界线，立了木牌，上书：专政场所，禁止冲击。保护了我们的这群人的一条贱命。同时由于武斗加剧，交通中断，无法运来建筑材料，我们只好停工学习。每天除早晚请罪读读报纸外，便无所事事，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当然不准超越警界线。闲下来时右派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乱世茫茫，苦海无边，此生此世，何以终结？

这些1957年20多岁的小青年，大都过了而立之年，最可怜的是还没结过婚的右派们，眼看年岁已大，头上还戴着一顶人见人怕的右派帽子。这些右派和他们家中亲人都十分着急。为了达到结婚目的走完这个人生过程，只有“饥不择食，穷不择妻”了，所以这种应急婚姻，对女方的要求条件很低。在亲友的大力撮合下，一时之间结成了不少“孽缘”：原为大学教授的鲁祖兴，与合江农村文盲的麻面寡妇结了婚；曾是诗人作家的于笳与农村的文盲配成了对；还有大学生的谢正材与一个痴呆老姑娘成了婚。也算是“苦海中捞根稻草，逼迫下委曲求全”，其中的辛酸，非外人所能解矣？！

1967年的中秋节，我们几个平时相好的难友王致中、于笳、王季洪、王志杰等，在住地后面的小溪边赏月饮酒闲聊。王志杰忽有所感地说：“诸君对目前队内出现的畸形姻缘就没有看法吗？严格地说，简直是侮辱斯文啊！我王志杰也没结婚，要结也要选个才貌相当的方可，决不能落人笑话。”我说：“谁不知道老弟是自贡三大才子之一的大诗人呀，又长得一表人才，自然要选一个才貌双全的淑女才能相配，但你别忘了，目前我们的处境是摘帽右派，回家遥遥无期，穷困潦倒不名一文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管教干事李禹伯每晚上训话都要咬牙切齿地说：‘右派是铁案如山，我们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试问，有那个淑女，敢与你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谈情说爱呢？除非她是疯子。”王志杰听后不以为然地说：“管兄此言差矣，自古以来，情之所至，金石为之所开，故有王宝钏守寒窑，刘翠屏与吕蒙正，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美传，难道就不可能有今日王某之良缘吗？请诸君拭目以待吧！”

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是酒后狂言，谁也没有放在心上。临近春节时，王志杰收到电报，令其速回家完婚。他向队部请准了假，便赶回成都去了。当时，我们始信他中秋夜所说之话，并非狂言，确已良缘早定，为之欣然。过了阴历正月初六，我们队又恢复了改造思想的学习生活。午饭后，王志杰带着他的新娘，春风满面地回来了。起眼一看，这新娘确是貌美动人，白嫩的皮肤，高而窈宨的身材，长长的秀发配上一张瓜子脸和一双大大的眼睛，虽然神情有点呆滞，也算是美人胚子了。听说还是高中毕业生，全队右派都为他能娶到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高兴。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就连平时对我们如狼似虎的管教干事李禹伯，接待时都显得十分客气。还派人清扫了一间保管室作为他们的新房，一般右派家属是绝难享此殊荣的。

夜晚，我们几位老朋友，准备了一些酒菜，加上他们带回的糖果糕点，摆了一桌。庆贺他俩的新婚之喜。经介绍，新娘叫王美珍，成都人，却原是王志杰妹夫的妹妹，他们算是亲上加亲了。初时，大家还是高兴的交杯递盏十分快乐，三杯之后王美珍忽然沉下脸来，不准丈夫再喝了。我说：“今天是难得的好日子，你就让他多喝两杯吧。” 她竟把酒瓶从我手上抢了过去抛到地上打得粉碎，还大声吼道：“不准喝就是不准喝，该陪我睡觉了。”

 这种粗暴的逐客令，从一个才貌双全的新娘口中吐出来，使我们大吃一惊无以应答。王志杰很不好意思地强装笑脸，向大家道歉地说：“美珍什么都好就是经常冲动，请大家不要计较多多原谅，欢迎大家以后再来喝酒。”看得出来，他已经难堪极了。我们只好怀着扫兴和疑虑的心情，走出了他们的住处。不幸的是从第二天起，关于这对新婚夫妇的绯闻便不时的在队里传开了。住在他们隔壁的木工易子文，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说：“他们夫妇不知唱的那岀戏，时而欢笑不断，时而打打闹闹，弄得我一夜不得安宁。”打早饭时，我看见王志杰脸上确有好几处伤痕，便悄悄地问他：“怎么，和她打架了？”他说：“一言难尽，以后告诉你吧。”便匆匆地拿着菜饭走了。

王志杰必须时刻守候在她身边，只要离开了她，便会引起她的不满，四处呼叫寻找。她岀门时，或只穿内衣，蓬头垢面，或收拾打扮，穿着入时，全凭她随心所欲。弄得右派们，时而惊叹，时而惋惜，议论纷纷。

我们右派劳教队，有一个规定，就是每晚临睡前的训话，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的权威，训话时间的长短和内容，全凭代表政府的狱吏心情决定。这天晚上，指导员岳毅先作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报告。然后由李管教点了十名反改造分子的名字，被叫之人，在队部门口低着头站了一排，进行批斗。第一个是罗正伦，还有肖光耀，王致中等，点到最后三名，丁华岑，许道成，李再泉时，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刘管教、王分队长和一个武警，各提了一付麻绳，站在他三人背后，将他们打翻在他，实施人道的专政手段，两手反缚，将绳结往上提紧时，三人同时发出一声惨叫，撕心裂肺，耳不忍闻。李禹伯训斥说：“有少数右派分子，想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右派是铁案如山，我们要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二字尚未出口，忽听王美珍大吼一声：“要文斗，不准武斗”还大声说道：“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是革命派。”王志杰怕她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忙上前劝阻。谁知那王美珍一把抓住他，拖起就走。还说：“我们不参加，跟我回家睡觉。”会场一时大乱，岳队长只好宣布散会。那三名被绑者，分别送进小监，继续进行专政措施。一会儿，传出来救命的呼声。在这惨无人道的暴政时代，谁能救，谁敢救啊！折磨够后的第二天早上，三个人都送到沙河支队集训队去接受更残酷的刑讯去了。过后，知情人悄悄告诉我：丁华岑是见到刘队长与女民工通奸，四处乱说，许道成是看见小王干事与民工赌钱，李再泉是骂岳队长太凶残，以后他婆娘生个娃儿都没屁眼，有人打了小报告。毒打他们，都是为了泄私愤，施压报复。

以维持专政机关正常改造秩序为由，刘瑞生管教代表队部，正式通知王志杰，立刻把他的神经病妻子送走。谁知半个钟头后，王美珍手中拿着撕成碎片，作为路费的人民币走进队部办公室，扔在刘管教面前说：“要走一起走，不然，我就长住在这儿了，哈、哈、哈、哈，这里比家中好玩，好玩……”刘管教只好叫王志杰来把她带走，答应他们研究解决。然后他走出办公室来，对那些围观的右派们说：“右派分子结婚，无非就是‘五子登科’；麻子、跛子、傻子、瞎子、疯婆子和寡母子。嘿，嘿。”这两声灭绝人性的冷笑，激起了我们无比愤恨和痛苦的回忆与反思。记得半年前，我们队的右派康纪锐与本地的贫农姑娘相爱，就是被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残酷无情她批斗，逼得双双自杀，含恨九泉。难道他们能容许右派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吗？而你刘瑞生是有妻之夫，却偷偷和女民工通奸，被右派丁华岑偶然发现，竟遭你多次毒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将其双耳打残。难道你又有丝毫人性可言吗？真是无耻之尤。

那天晚上，出于惋惜和关心，我找王志杰谈心说：“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办起糊涂事来了，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难道你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不能结婚的吗？”他痛苦地说：“都怪我轻信妹妹之言，急于求成，铸此大错，我当自食其果，夫复何言。”原来这王美珍高中时，曾与一同学相恋，后因那同学考上大学，去北大读书，她没考上，于是恋爱告吹，导致神精失常。初期并不严重，父母爱女心切，认为结婚之后，可望好转。其父名王济川，乃祖传中医，颇有名气，收入甚丰。王母提出这个婚事后，他主动应承，婚后每月倒贴生活费七百元。王志杰看到寄来的姑娘玉照，非常高兴，表示同意，便很快成就了这段姻缘。

王志杰悔恨的对我说：“在成都初结婚时，她并没有出现精神不正常现象，还温柔可爱，夫妻生活，非常和谐，全家人也相当高兴。都怪我不该带她回队来，面对我被专政的残酷现实，她骂我是坏蛋，骗取了她的青春，要和我斗争到底。所以病情越来越重，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经队部特殊批准，给了王志杰半月假期，把王美珍送回了成都。结束了劳教队里的一场婚姻闹剧。1968年，王志杰的岳父的孙子，不幸死于车祸，老人气极，心肌梗阻，与世长辞。王美珍全靠哥嫂为生。1868年12月，美珍生下一子，自己无能力哺乳，只好请乳娘养育。王氏一家老小，全靠哥嫂薪金养活。经济上处于穷困无助的地步。

1972年，宜珙铁路完工通车。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下，正是大话谎话满天飞，豪言壮语难充饥，红宝书当不了人民币，国民经济大危机的时代。那还有钱来修铁路呢。省公安厅决定撤销“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我们“101”右派队，调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为了减少负担，开始了大量清放工作。队部考虑到王志杰的特殊情况，于1972年10月，首批将他摘帽清放回家。

那时的政策，清放的劳教人员，仍属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专政对象，只能做些粗重的临时工，还要经常向公安派出所回报思想改造情况。他拉架车、抬石头、挖水沟、挑大粪、送煤球，什么活都干。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回家给妻儿做饭洗衣服。停活就要停口，他终年不敢休息一天，尽心尽力，在贫困中挣扎着生活下去。

1979年，我们“101”右派队，幸存下来的难友们，都“改正”回单位工作，听说王志杰安置在省文联的《星星诗刋》做编辑，我去成都时，特登门拜访。进门后，一见之下，他显得非常紧张，用手关上另一间房门说：“正在睡觉，千万不要惊动她。” 去给我泡茶时，却没有茶叶，我早听说他生活困难，但没料到会到了如此地步。便邀请他到外面去吃午饭。走到红星中路87号他们宿舍楼门口时，正好碰上他十一岁的儿子王葱，王志杰为我介绍，叫他喊管伯伯，他望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理睬，只是伸手向他要钱。他在衣包里拿了几张角票，也不和他多说，便和我走了。在就近的红星路口，找了一家餐厅，三杯过后，他忽然悲伤地说：“当初不听老兄之言，错走一步，悔恨终身，她在我们劳教队受刺激太深，回来后病情加重，一直把我当成坏人，我除了在外拼命劳累，挣钱维持三人生活外，还要不时地承受她的打骂，家，对我来说，也就是枷啊，从来不知家庭温馨是何滋味，不知那天难负重荷之时，默默地倒下，了此残生。”我只好劝他说：“事已至此，只能面对现实，光悔恨是无济于事的，乐观些吧，别损伤了崇高纯洁的诗人灵魂啊！”我再也说不岀更多安慰他的话来。

那次相会后，我提前病退，下海从商。东奔西跑，冗务缠身，便没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了。2001年，我从广州回来 ，接到同队旧友打来电话说：“王志杰死了，亨年66岁，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到场，生前清贫孤寂，死后默默无闻。”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与他其事过的右派诗人张先痴写的文章，《诗人王志杰死于孤寂清贫》。才知道分手后他的遭遇。原来他儿子成人后，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病，更不幸的是他儿子也勉强结了婚，媳妇还为他家生了个双胞胎，后来离了婚，媳妇走了，丢下两个半岁孙儿，只能请人哺养。王美珍病情加重，他只得承担昂贵的费用，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一家五口，凭他的微薄工资是万难维持下去的。便通宵写稿，四处兼课，燃尽了小小的血肉之躯，在贫困、孤独、绝望中步入了死亡。听说他住院临死前，想吃苹果，托护士去买时，还要可怜的交代说：“只买两个小点的，因为我没有钱。”自贡的李君告诉我：“王志杰这一生太悲惨了，他曾托人带信给我，想喝家乡的青茶，请我到成都开会时，给他带一点去，谁知我把茶送去时，他已经孤独的离开了人世。没设灵堂，没有悼词，更没有亲人们的哭声。一个悲情的诗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无情的时空之间。”

他还是个孩子      赵文滔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北京市经过几个月的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将把北京市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等监牢腾空后，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我们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像“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

“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

 “哎，这个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他大概是这里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

 “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刚开始，劳动强度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

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撂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撂到这儿，还得管他起床”。

安树大调侃着说：“你该这样儿叫：‘快，快，快点儿，起床上学了’”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么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成闹着玩儿了？”

……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都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也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时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内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时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时，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回到学校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该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

当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真是个傻小子！”

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到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它队，我们就分手了。

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

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的消瘦得只剩一层干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跟饿殍一样。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

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前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悼亡三则       纪增善  燕遯符

这三人都是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曾是“伟人”誉为的“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可他们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总算保留了一具完尸……

一、郑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后居上海，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本是复员军人，高中毕业后未直接上大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文化教员），1957年被北京大学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他先在织布车间装梭，后来到准备车间浆纱。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感到很痛苦，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一说来安慰自己。60年代初他准备乘火车先去广州，再设法偷渡到香港。为此还专门借了星图，学习观星座、以便在大海上辨认方向。但刚到北京站，还没有上火车，就被抓了回来，送去劳动教养。结束教养后，投什刹海自杀（他水性很好，所以投什刹海之前在身上捆上了石头。）

二、敖瑞伯：1935年生。天津人。1953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后休学一年，到物理系1954级上课。1957年北大5.19运动中，第一拨大字报高潮之后，他写过一篇大字报《当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我投下一捆干柴》，被学校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在织布车间装梭。他认真干活，也认真检查，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好回学校念书。果然在60年代初就摘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没有让他回校读书，只是调任化验员，不在车间做三班倒的挡车工就是了。原来，不是自己检查得好就能回学校。同年级虽有两人回校，但他们是拿灵魂和魔鬼做过交易，或是制造出过一个“反革命集团”去卖，或是采取过其它更加说不出口的手段的。回不去就在工厂呆着，找个女工搞对象结婚吧。当时厂里工人结婚，同事“凑份子”的规格是每人五毛钱。但是他结婚时，每人只凑了三毛钱。原来，摘了右派帽子也还是右派，是“摘帽右派”，仍然是人下人，一辈子没有指望了。他受了刺激，心情不好，身体也就不好，得了肝病，身子也痛苦，生不如死，吃安眠药自杀，被人救起；再吃，再被救起……最后还是死成功了。那已经是70年代的事，“文革”尚未结束。自然，连“改正”也还没等来。

三、王永生：上海人，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1957年被划成右派，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在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机织印染厂（后改名北京光华染织厂）接受群众专政。1960年初摘帽子。摘帽子后工厂曾通知他到人事科办理回校复学手续，等到第二天他去办的时候却被告知暂缓办理。以后此事不见再提，他也没有能回校。1979年他转回上海，在一家工厂里当夜校教员，并和他的一位学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九十年代中期因患肠癌去世。

风雨同舟六十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之二）

谢  韬

第一阶段，李慎之的学生时期。

李慎之是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另一方面，李慎之又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教育，受到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李慎之在中学时，从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师那里，受到过民主宪政的教育，他对老师在《公民》课中讲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着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在高中学习时，曾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社会发展学说很感兴趣。

李慎之上大学时国内各种思想十分活跃，除三民主义外，胡适的自由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的杂文等都在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于1 9 3 1年远东战争后，全面进攻中国。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同时，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不聊生，现实社会十分黑暗，军、警、宪、特欺压百姓。蒋介石大搞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无法无天，人民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的追求，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李慎之思想发展的基础。李慎之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属于李慎之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解李慎之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就能理解李慎之在晚年为什么会发出自由民主的最强音，为什么会赤裸裸地剥开用马列主义包装起来的专制主义，为什么会全力倡导“全球化”。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对李慎之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举抗日和民族独立的旗帜，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阶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三重大山”，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繁荣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当时成立的各种青年组织，如中国新民主主义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等，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当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别是苏维埃政府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给了我们极大地鼓舞。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影响了我们以及建国后的一代年轻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在苏联的专制独裁，以及对不同意见或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1 9 5 6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可以说苏联这个“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主义样板，也是促使李慎之和我们这一代青年，决心跟共产党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您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李慎之回答说：“当时没有其它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第二阶段，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

“毛泽东时代”是从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为止，包括毛泽东宣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1 9 4 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属于人民”“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共同纲领》阐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尽管对于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对于毛主席在1 9 4 9年6月3 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的说法；对于毛主席说：“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等，感到十分惊讶。但是马上就想，呼喊“万岁”表达了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说他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宣称我们要“独裁”，这不过是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幽默，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我和慎之都记得，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 9 5 0年，毛泽东还说：要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 9 5 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建设后，才考虑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步骤，稳步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实际的情况是“三年准备”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刚刚结束，1 9 5 2年9月，毛泽东跟中央少数人讨论后突然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不打算等到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指１９５２年——作者注）开始，用1 0年到1 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同年6月1 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专政则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毛泽东反右前宣布的区分“毒草”与“香花”的标准（即划右派的标准），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8 9风波”后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这一理论的表现。按照这一理论，民主革命没有了，民主、自由与人权只有“人民”可以有，专政对象则没有。马列主义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超越的，毛主席自己也说过，这是“天经地义”。民主、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新民主主义还没有开始实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么竟能够直接“蹦”入社会主义呢？我与慎之都十分不解。尽管经过学习和反复教育，我们只是口头上说明白了，而心里并没有弄清楚，更没有料到从此中国将进入一个黑暗和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如灭顶之灾，降临到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身上，降临到曾跟毛泽东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和元勋身上，降临到千千万万希望个人权利能够不受侵犯的无辜的人民身上。这些人都被毛泽东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这些“同路人”由于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先后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其实，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除土地改革外（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泽东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义要了回去，时在今日，农民仍然没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这是造成今日中国大陆“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根本就没有进行，哪来什么“同路人”？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毛泽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方法，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政治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每次运动都将百分之五的人，戴上名目不同、花样翻新的帽子，打成“专政对象”，即使不计算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和朋友，搞上二十次运动，就可以把百分之百的民众专政一遍。在1 9 5 6年之前，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还有一个至今也让人莫名其妙的高饶反党联盟案。与此同时，全国还轰轰烈烈地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整党建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等。正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偏偏就在1 9 5 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专制独裁，大搞“个人迷信”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毛泽东为了稳定中国大局，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于是在1 9 5 7年上半年，毛泽东公开宣布“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在下半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无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1 9 5 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大炼假钢铁、大放假卫星的“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中，耗费了国家大量资源，把祖先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片片青山绿水变成了荒山野岭。为掩盖大跃进的错误，在1 9 5 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头上。1 9 6 0年由于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即老百姓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之内饥饿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艰辛度日。1 9 6 3年至1 9 6 5年期间，经济形势刚有好转，退居二线的毛反戈一击，先是发动“四清”运动，而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运动时间长达十年，先后有“三家村”、“海瑞罢官”、“二月兵变”、“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刘邓路线”、“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二月逆流”、“杨余付事件”、“5 .1 6事件”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坏头头操纵的反动组织。当时的八亿人□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数竟达一亿六千多万，比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还多。文革十年中不正常死亡人数达七百多万，是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死伤人数的两倍以上。运动后期在“四人帮”支持下，搞起“批林、批孔、批儒、批水浒”的恶作剧，把矛头指向“愚忠”的周恩来，只是因为周先谢世，毛方作罢。最后还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罢免了邓小平。

除上面这些矛头指向“专政对象”的政治运动外，毛泽东还搞了大量地属于所谓“人民内部”的政治远动，比如：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被说成“自愿参加”、“自觉革命”，在专制制度下，在“大批判”的大棒下，在“群众专政”的威慑下，那有“自愿”可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下，中国社会继续实行希特勒倡导的蒋介石率先仿效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独裁方针，只不过对象有所不同：共产党代替了国民党，毛泽东代替了蒋介石，《人民日报》代替了《中央日报》。许多被毛泽东定为专政对象的人，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讲真活。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就是因为讲了真话，为胡风呜不平。李慎之因为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说了真话，希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彭德怀元帅反映了所谓“三面红旗”下，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真实恶果，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毛泽东专制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之一，就是从上到下，全民不敢讲真话。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必须处处小心，时刻防范被毛“引蛇出洞”。在专制之下全民只能讲拥护毛、拥护党的话，如果任何人想要升官、入党、提级、评职称，就连找工作、升学、办户口等都要说假话。讲假话成了专制制度下，中国普通人的生存之道。如果说，政治上搞错了可以平反,经济上搞糟了可以恢复，这些事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尽快完成，但是由于假话流行造成中华民族精神、道义和品德的败坏，则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各种非法的、反人道的、无人性的、野蛮的做法，在全社会通行无阻。最豪迈的最革命的语言与反理性、反人道、反人性的最丑恶的现实相结合，成为“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的主流。在中国的武术中，有种技法叫“形左实右”，意思是说从形式上看要打对手的左侧，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对手的右侧。这个词后来被毛泽东活学活用到“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用来批判刘少奇。其实，这个词最能反映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特征，从１９５１年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止，在社会上形成“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潮，这一思潮连绵不断花样翻新，为害中国几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所谓“四人帮”，就是“形左实右”路线的典型产物。

我与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虽然被踏上一只脚，但我们的脑子仍然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如此黑暗的专制时代？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走向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李慎之在劳改中，我在共产党的监狱中，遭受到同样的挫折，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虽然没有联系，但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有一段时间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们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要认真改造自己。李慎之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一直到大跃进失败，进入人祸大于天灾的“困难时期”，1 9 6 0年工农业总产值只完成指标的6 9 .3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 2 .6 %。 粮食产量下降3 7 .8 %，降到1 9 5 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产量下降5 0 .9 %，降到1 9 4 9年水平。几亿中国人手里拿着粮票、布票、肉票、烟票、油票、鞋票、工业票、购货本，以及每逢节日供应的豆腐票、花生票、瓜子票等，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因饥饿、浮肿而死亡的人数估计为4 0 0 0万人，经济损失估计达到1 2 0 0亿元，这种情景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国民党时代）也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看到社会萧条，民众饥肠辘辘，不断有人饿死病死时，当眼前的现实跟我们当年投身革命的愿望，跟毛泽东许诺的自由民主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截然不同时，我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我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所谓的马列主义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慎之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当我们从“地狱”重新回到“人间”时，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健忘症”患者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八亿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同样的问题。在这场没人领导、没人发动、没人号召、没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李慎之是这些反思者之一。李慎之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熟悉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博古通今、视野开阔，他从中国现实出发，在2 0多年的反思中，终于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说出了心中沉淀了多年的话，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

到了二十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民主化，为什么中国还是专制社会？这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李慎之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比如：诗、词、曲、赋，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政治、宗教、礼仪、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丰富的、复杂的、是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渗透在各种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神或灵魂，它是基本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单一的，它贯穿在上述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之中，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李慎之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日“专制主义”。它的核心就是：“九五之尊，至高无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而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盛不衰。我和李慎之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过一首歌，歌中唱到“把生命交托给总理”，歌中的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当时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还管治着中国的芸芸众生。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解放之后我们和全国人民日夜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另一方面是奴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文革"中，数亿民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胸前佩戴毛的像章，手中挥着毛的小红书，口中喊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专制下的狂热，比起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伊朗人对霍梅尼的宗教狂热，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热，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到了晚年更是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农民运动在发动阶段，总是带有“平等”“自由”的民主色彩，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李慎之把公元前2 2 1年秦始皇称帝，算为中国专制主义的起奌，在秦始皇之前实现的是“分封制”，天子把土地分封给世袭的诸侯，由各地诸侯管理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欧洲人称为封建社会（在过去的中国史书上，没有封建社会之说，它是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引入中国后，为了套用这一理论，从英文“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直译为“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翻译而来的）。秦始皇称帝后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由中央委派的官吏管理国家，所有的官吏都不是世袭的，任命和罢免权都在中央手里，从而建立了一种以皇帝为无上权威（“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的专家建议称为皇权主义制度，也有的专家主张称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李慎之对此并无定论，他曾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专家。尽管大家对此种制度的称呼不同，但一致认为：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跟“分封制”，应当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基本上没有变化，持续了大约二千二百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当然别的国家也有专制主义，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

从１８４０年算起，中国向现代化或向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 ）的过渡，已经有将近１６０年的历史了。在这１６０年中，无论是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下，物质方面都有所成就（洋务运动时期，清王朝国民生产总值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精神上也有收获（如今在中国，亲朋好友间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议论国家重大问题，包括“六四”、法轮功等问题，也包括传阅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章，一般不会被“监督”或“告密”了，这比起毛泽东时代已进步多了！），但李慎之认为，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首长自以为是，下属曲意逢迎真是随处可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只见“首长在前，大小百官前呼后拥，民众列队恭候”的画面，一幅接一幅。

李慎之在文章中列出中国专制主义的七大特点：第一是资格特别老；第二是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一登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和圣人；第三是专制主义人情化，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历代统治者都“爱民如子”，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中国民众还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第四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第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一身，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第六是实行言论管制或曰愚民政策，这是中国专制主义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代不绝书，在今天报纸、书刊、甚至互联网上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或者被列入中宣部的“黑名单”剥夺言论自由，或者以“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判言者有罪；第七是中国专制主义生命力特别顽强。不说专制王朝时期的二千一百多年，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立即暴露出法西斯独裁本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支持专制主义的因素很多。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下，全国只有一个老板，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迫使五十年来中国人屈服于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另一强力支持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保住甚至加强专制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李慎之还指出，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观念。“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顾大体、识大局”，人们正是在这种高贵的情操中变为奴隶。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受到传统哲学的支持。得到儒家和法家的支持，也得到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从秦始皇开始到毛泽东止，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一直在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的桎梏下，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认为：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李慎之认为：在中国许多人是不懂什么叫民主的，突出表现在“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用得泛化已极。李慎之说：“就我个人经验所及，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滥用这个词儿的。”譬如说：“某某人作风很民主，某某人作风不民主。”“这种做法不民主，那种做法真民主。”这样的话在中国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在接待外宾时，这些话中讲的“民主”真不知该怎么翻译，才能让外国人听懂此话的意义。另外，中国古来就没有“科学”这个词儿，如今也用得十分泛滥。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的“真理”这个词儿，在“五四”以后也流行得离谱。

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跟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独裁必然会导致个人独裁。但这时他已不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了。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英国人就有较丰富的民主经验，在对德战争取得胜利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战时领袖、民族英雄邱吉尔选下台去，以防他集中大权而成为独裁者，而中国则不同，似乎谁打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以至使专制主义的香火不断。

什么是民主？，根据民主这个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根据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它是由互相联系的两项内容组成的。第一，民主是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即国家政权的组织、管理和运作机制。第二，民主是用来表示公民拥有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的，即公民拥有选举监督罢免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情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利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

我们所说的“争民主”，实际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即民主国家，就是要保证全体公民拥有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

专制是与民主对立的概念，专制制度的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在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皇权至上，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或者“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干部”的独裁统治。因此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独裁之后若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若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么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与拿破仑三世等，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后就利用自己的威望，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当然，跟英法等国不同的是，在苏联与中国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它打着最革命的口号，举着马列主义的大旗复辟专制主义，具有迷惑民众的“形左实右”的特征。不断地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既是李慎之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李慎之在新时期对中国人民事业的重大贡献。

在民主体制下或在民主国家中，公民拥有对国家重大决策即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对各个政党的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批评和监督的权利。比如在美国，人人都可以“骂”总统，人人都可以公开批评民主党或共和党，尼克松则因“水门事件”丢了乌纱帽。在民主国家除了国家与政党可以办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主张外，任何公民也可以完全自由的经办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广播站电视台互联网，它们的任务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对政府和政党进行批评与监督。李慎之说：在专制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政府教化民众，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在民主国家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反映民众的声音，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批评揭露和监督。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大大的好处：第一，可以防止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错误决策，第二，可以防止领导人搞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第三，可以防止领导人滥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和独裁。一举而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

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必须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什么是民主宪法？民主宪法有两个特点：第一，民主宪法不是“管”人民的，而是用来“管”领导人的，防止领导人特别是防止有威望的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威望的领导人走向专制和独裁。世界各国的民主宪法都实行包括反对党的多党制，实行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领导任期制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领导人，特别是有权有势有威望的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向专制独裁，这也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不愿接受民主制的根本原因。在专制国家也有宪法（包括秦始皇的《秦律》），它是用来保护领导者的权利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把某个领导人某个党对国家和人民的统治写入宪法，如当年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人和该党的统治提出异议或反对（这本来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则被扣上违反宪法的帽子，定为右派或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统统是空话。专制制度下，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还记得“一句顶一万句”吗？），原定的宪法就可以作废。美国在建国时建立的宪法，一百多年来只做了几次小的修攺，每次修改都是应民众、政党和议会的共同要求进行的。毛泽东时代搞了四个宪法，它们都是按照同一个领导人的决定进行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的民主革命，因为毛泽东一句话，还没有开始执行就被废除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是坚决主张民主宪政的，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限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权力；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不愿意自己个人的权力受限制，把民主宪政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新的打着马列旗帜的专制主义者，正是利用自己手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甚至鱼肉乡里，贪污腐败，为非作歹。

民主宪法的第二个特点，它是保护民众的，民主宪法中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是全国民众人人都有的、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毛泽东在反右时提出要区分两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众才能称为“人民”，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属于敌我矛盾的民众称为“敌人”，他们是不能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什么叫敌人？一本普通的中学生词典（如闵家骥晁继周 编写《中学语文词典》），对此做了准确地解释：“两军作战中敌对的一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使用这个词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或“三座大山”，说明他理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他老人家一贯“活学活用”，总是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帽子，安排一部分（理论上是百分之五）民众充当“敌人”。虽然中国已经没有战争了，但在毛泽东时代“敌人”的数量和品种，确比过去大大地增加了。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八大类外（还不包括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等），知识分子也成了“老九”。毛泽东去世后情况有了好转，但把部分民众定为“敌人”的专制主义做法依然存在，把参与六四事件的学生定为“暴乱分子”，把法轮功的信徒定为“邪教分子”等。这些人如果有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完全可以依法判处，剥夺或部分剥夺其自由权。在民主国家为了防止刑事犯人用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经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后，可以剥夺或部分剥夺他们的自由权，但犯人的民主权利（如发表对国家大事的意见，投票选举总统的权利等）是不能剥夺的。中国的死囚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纯属笑料。

李慎之还从下列几个方面对专制者歪曲民主的说法进行了批驳：第一，“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跟过去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把计划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的，如出一辙。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权利，它是跟每个人的出身、职业、立场、观点、宗教信仰等无关的，无论是工人还是过去称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眼下流行的称呼叫“老板”），都拥有相同的民主权利。第二，“我们要的是实质民主，不是形式民主”。李慎之针对这一批评，明确表示：我们既需要实质民主，也需要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保证，没有形式民主（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就不会有实质民主。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折腾了二十年之后才觉悟到实质民主只不过是一个蛊惑人心的名词。第三，把民主体制的建立同国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对立起来。远在1９４５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共产党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共产党的反论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首先实行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怪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比过去大大地进步了，国民党的论点反而成了现在共产党的论点。第四，用“稳定压倒一切”来反对实行民主制度，在专制主义没有改革的前提下，这实质上就是“专制压倒一切”。在专制下的所谓“稳定”，由于信息不流通，由于说假话，必然会造成经营与决策失误；由于人民不能监督领导者，必然造成贪污腐败与官僚主义，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果建立了民主体制，上述矛盾即可在民主范围内解决。看看近代史，从英法建立民主体制，从美国反对专制主义的独立战争建立民主体制后，将近三百多年的时间内，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唯有英美法等民主国家一直保持了稳定。偶尔发生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表面上看闹得不亦乐乎，最终都能不动干戈地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第五，把民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发展。2001年11月13日，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应该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第六，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而且把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称为民主集中制。李慎之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组织采取的行动规则，它跟我们所讲的民主不是一回事。民主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不存在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问题，与此相反，作为公民的权利，下级可以批评和反对上级的意见，少数可以批评和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地方可以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意见。在民主国家这是十分普通的现象。李慎之认为，即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或组织的行动规则，也不应叫“服从”，应该改成“少数人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时，按多数人的意见行动”，少数人不仅不需要从思想和言论上服从多数人，而且应当受到多数人的保护。比如说选举某人当总统时，应按多数选举人的意见办，在总统当选后少数人仍可继续批评当选总统；又比如，英国在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时，应按多数民众意见办，但处于少数地位的民众仍可继续对欧盟的批评。在民主国家中，涉及到跟国民有重大关系的问题时，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全民公决，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必须按公决中多数人的意见采取行动。第七，关于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中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 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 学西方的 “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李慎之说：“大民主”的话本是五十年代，我在反映意见的过程中，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当时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第八，认为中国现形体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体制不符中国国情，不适用于中国情况。当年共产党要求按西方民主方式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国民党内顽固派就说过类似的话。李慎之认为：中国原有政治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专制主义的产物，民主体制是工业文明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用所谓“中国特色”反对建立民主国体，“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上面我谈到了李慎之批判专制体制，倡导民主体制的内容。实际上李慎之对民主的阐述很多，例如，李慎之提到毛泽东把土地改革说成是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又把民主革命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毫无道理的泛用民主概念。

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包括严复、胡适、鲁迅、蔡元培等都批判过专制主义，李慎之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区别开来（除李慎之外，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马克思。　　

第三阶段，对马列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反思。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南斯拉夫事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阵容分崩离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六四”事件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销声匿迹等。在这些事件中，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受到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自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受到广大人民的猛烈批判，这是为什么？这些事件仅仅用外国反动势力的挑拨离间，就能一笔抹过吗？第二，跟实行自由经济的国家相比，凡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包括苏联式、中国式、朝鲜式、南斯拉夫式、古巴式、挪威式、印度式、缅甸式、加纳式等各式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即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推行国有化，消灭私有制的国家，经济发展都相对缓慢。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远远超过资平主义国家的所谓“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第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性与私人所有制的无计划性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工人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贫困化，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将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等等。到了二十世纪末，历史的发展恰恰同上述预言相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重大改变其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持续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趋势不仅没有延续，生活水平反而有很大的提高，这是为什么？第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混沌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系统论、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理论等新科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激光技术、数字信息和网络等高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理论和技术，不仅为解决复杂的自然科学问题，也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贡献，比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的有计划性与私有制的无计划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曾被马克思及其信徒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自己也曾对此深信不疑。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制度的保护下，通过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共享，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它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而是走向成功，走向现代化的信息文明，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专制下，人们不能说真话，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和共享，计划经济由于得不到正确的经济发展信息（毛泽东获得的信息总是“形势大好”，农民家家都吃红烧肉。）总是做出错误地决策，这些错误的决策，在专制主义下强制执行，不许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并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李慎之认为这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生产总值大起大落，起落幅度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人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反思。参加反思的不仅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还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通过这次反思，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如它的起源、演变、概念、实质、目的和价值等；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理论，对列宁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以及对自由、民主、人权理论等重新进行了评价。这次反思对于中国人民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这场反思没有能在中国公开进行，但是科学的真理是封锁不住的。正如在国民党的封锁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在今天的新闻和信息封锁下，“星星之火”同样也可以燎原。顾准、李慎之等，就是这场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当然李慎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新华通讯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时，主持过《参考消息》与“大参考”的编辑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的外交顾问，熟悉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他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主管美国、日本和西欧等研究所的学术工作，他经常出国访问、交流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李慎之能够及时地获得未经歪曲的国外真实信息，另外他本人有很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他不仅能直接阅读和使用外交资料，还能发现过去翻译中的错误，这些错误往往与理解马列的基本原理有密切关系。李慎之在主观上有反思马列主义的强烈愿望，在客观上又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因此李慎之在二十世纪末，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不足为奇的。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李慎之在反思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做全面介绍，值得庆幸的是在李慎之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思想界通过互联网和部分公开、半公开刊物以及内部资料，发表了数百篇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使李慎之许多反思中的观点得到了广泛流传。

李慎之在反思中，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正确。李慎之认为关于人类社会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情况的，也是符合中国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与此相应的人类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即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对世界现代化的研究是从2 0世纪5 0年代开始的。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研究出现过三次高潮（或三次浪潮），即5 0 －6 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研究，7 0－8 0年代的后现代化研究，以及8 0－9 0年代的新现代化研究。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特点，但具有共同规律。例如：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它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变化；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它起源于欧洲，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水平或阶段，经典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现代化是趋同的过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向；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在转变时期，现代化的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李慎之记得，1 9 5 0年二十世纪正好走完一半，苏联《真理报》发表了爱伦堡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回顾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变化，然后瞻望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发展。爱伦堡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被认为是最有世界眼光的记者和作家，不但使我们为之倾倒，也使许多老革命家赞叹不已。文章谈到1 9 1 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出现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又过了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批东欧国家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爱伦堡眼里，二十世纪剩下的一半岁月里，世界的发展一定是无产阶级政权，从一国发展到世界各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世界形势是如此的一清二楚，真可以说是“无待蓍龟矣！”。二十世纪终于结束了，历史跟爱伦堡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爱伦堡的预言不仅没有应验，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爱伦堡的老家苏联，会在存在了七十四年，取得伟大的胜利与成就之后一朝瓦解。西方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及其老师黑格尔）都说：要是没有一套概念、体系和方法，就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世界。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和慎之就领略到了当代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即将世界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和分析世界的观点和方法，大概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曾提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他，才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取代“东风”与“西风”。过了十来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三个世界”理论随之失效，但“第三世界”的说法仍阴魂不散流传至今。现在的中国人，大概都记得每当党开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形势讲起。先讲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所谓“总危机”，马上就要完蛋了！然后讲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共产主义——人间的天堂即将降临到人间了！。再从国际到国内，无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国内形势任何时候都是一片“大好”。一直延续到1 9 8 2年的十二大，胡耀邦作报告时不再分析国际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新的分析国际形势的工具取而代之。就像走夜路的人总是需要拿一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那么中国人在失去马列这盏灯笼或手电筒之后，应如何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呢？

        梁漱溟与当代名人 （上）   黄河清

梁漱溟先生身历三朝：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细分起来就更多了。

梁公年未弱冠即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谋刺袁世凯，推翻清王朝；民国任记者，采访袁氏总统大典，就聘北京大学教职；蒙蔡元培赏识，承梁启超下交，受辜鸿铭赞叹，得马一浮青睐，与晏阳初同志；李大钊、孙炳文乃至友，胡适之、陈独秀系同僚，周树人、熊十力是旧识；顾颉刚、朱谦之、朱自清出其门下，冯友兰、谭平山、王昆仑是其学生；状告康有为借窃古书，面责毛泽东没有雅量，建议东北王改进乡村建设，视察邓小平行事合法与否。“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佛门狮子吼，千古绝唱；“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孔学济世心，毕生精神；“只相信自己理性”，揭示两千年中国文化要义；更注重本人修养，实践九十载华夏道德精粹。

梁公阅尽风云，历经沧桑，经邦济世，忧国忧民，参禅讲学，实践乡建，特立独行，正身慎独，老而弥坚，精彩纷呈，寿终正寝，光耀后世。

笔者后学小子，虽未有幸，亦自知远不够资格备列梁公门墙，为入室弟子，然忝为梁公忘年之交，多次耳提面命，亲聆诲导，书信往还，受教无穷。自梁公仙逝后，屡见回忆、介绍梁公文章，多有精到卓见处，鲜有全面、系统提及梁公生平议论交往者。而此类人物事例，正可从一斑窥梁公不同凡响、超见卓识之全豹。遂不辞浅陋，勉作此文，扼要、简略介绍、陈述，以为研究、发扬梁公学术思想、民主精神、博大情怀之参考小助也。

拟分政界、学人、其它三类。挂一漏万，偏全难兼，抛砖在先，期在引玉。

政界：袁世凯、蒋介石、李大钊、孙炳文、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马歇尔、邓小平、王若飞、高岗、张国焘、陈绍禹（王明）、叶挺、张群、章伯钧、沈钧儒。

 学人：蔡元培、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辜鸿铭、马一浮、陈独秀、胡适之、熊十力、章士钊、陈寅恪、冯友兰。

 其它：彭翼仲、卢作孚、黄远生、蒋百里、林宰平、张君劢、张申府、朱谦之、陶行知、晏阳初、唐君毅、黄炎培、任继愈、杜心五、杜月笙。

 袁世凯——袁世凯蔑视大总统就职大典。

 梁漱溟19岁在顺天中学堂毕业前后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剪了辫子。京津同盟会领导人是汪精卫、李石曾诸人。辛亥革命爆发，京津同盟会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刺杀袁世凯、良弼、载泽三人。“除刺杀载泽五大臣的工作由吴樾执行，我不知其详外”，刺杀袁世凯和良弼的行动，梁漱溟知之甚详，着文质疑袁世凯女儿袁叔祯回忆有误。由此推知，梁漱溟虽未直接行刺袁世凯和良弼，但应该是参与了准备工作的。

1912年，梁漱溟以《民国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大典。“我和袁世凯觌面相逢，交臂而过。我着实把他打量了一番，把这个一世奸雄瞧得清清楚楚。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矮个儿，身量和我差不多。他穿着一套军服，都糟旧了，光着头，恍惚记得帽子是拿在手里。他留着短须，有几根花白了，胡须周围以及两颊都没有刮干净。”梁漱溟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衣冠楚楚，而陆军总长段祺瑞亦着军装，军装整齐，显然郑重其事。由此，梁漱溟断定袁世凯蔑视这一重大典礼，没有郑重诚敬之心，不把大总统一职放在眼里。果然不久，袁就公然叛国称帝。

蒋介石——蒋介石比毛泽东差远了。

我问过梁公你同蒋介石说过话吗，梁公答曰：熟人了，怎么不说话！我又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公答曰：“差远了！”

1932年南京市长石瑛，借梁漱溟因事来南京之便，安排梁去见蒋介石。石瑛是梁在北大时的同事。这是梁、蒋第一次见面。此前，一九三零年，蒋介石通过齐鲁大学的校长朱经农传话给梁漱溟，要梁来武汉见面，梁漱溟没有去。梁、蒋第一次见面，梁留下了蒋“很虚伪”的印象，因为“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做记录。”

在重庆，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前，蒋介石同梁见面称其为“漱溟兄”，梁去香港办报回重庆后，蒋就改称“梁先生”了，因为民盟和《光明报》倾向性很明确，是抨击国民党的。

李大钊——“李守常是我至熟至熟之友。”

梁漱溟和李大钊相识早于北大同事时。据梁公长子梁培宽先生说：“先父与李大钊是如何相识的，先父已不记忆。只能说有这样一个可能：先父在中学时的好友郭氏与李大钊为同乡，同为河北乐亭人。他即由郭之介绍与李相识。”

1912年，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任职，梁漱溟在《民国报》跑外勤记者，两人已有来往。李大钊请从上海来的陈独秀吃饭，梁漱溟是陪客之一。这也是梁漱溟同陈独秀第一次相遇而相识。此后三人都被蔡元培延聘入北大任教。

梁漱溟结婚，会事先知会李大钊；李大钊被捕，梁漱溟奔走呼救；李大钊遇难，梁漱溟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李守常（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几乎不见梁公如此叠词造句，可见李大钊同他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文化革命前，中共党史早期图文资料中有一张相片，是四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在北京一公园的假山上照的，文字说明其中一人为李大钊，其余三人则付阙如。其实，其余三人中有一人是梁漱溟，另两人是张申府、雷国能。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中，这张照片的四人大约都作了文字说明.“当一九一九年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赴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太熟了，他忙他的事，我进门和离去均彼此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的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坐下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看，下次来交还。总之，彼此十分亲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

“一九二零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是过去二十年的事了，因而自述出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他出生之时亦死去，所以他竟没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顷见《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赵氏夫人，年长他好几岁（似是成婚时他自己十二岁而赵十九岁）……”

“我记得一九二七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来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就闻知他与全家被捕消息，……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北京和执政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至于守常本人在势不能免于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杨宇霆交好（按：杨是张亲信的参谋长），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亦不知其家人儿女安全否。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据闻临到守常被引出行刑，其眷属乃释放出来，回到朝阳里旧居。……我赶去看望时，守常之子葆华默然植立，不哭不语，其母则哀哭在床上不起来。”

李大钊虽然同梁漱溟熟不拘礼，但他组织共产党的事却没有向梁透露过半点。我听过梁公在闲谈中说过此事，我也在梁公的某篇文章中看到写过此事，惜乎手头无此文，不能引述。

毛泽东——“晚年狂悖昏乱，其党内人士亦不为之讳。”（参阅拙文《梁漱溟与毛泽东》）

先师潘怀素公同我说过：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我后来将此向梁公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未作否认。梁公极度赞赏延安时代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梁公讲了四个字：轶群绝伦。他怕我不懂，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还把这四个字的出处说给我听：三国里关云长听说马超同张飞打架，也要去同马超打。诸葛亮写信劝他，说马超虽文武双全，也不过是黥布、彭越之辈，可与翼德幷驾齐驱，“未若髯之轶群绝伦也”。梁公说同毛泽东谈话后，也有此叹。

周恩来——“有善可称，无疵可指。”（参阅拙文《梁漱溟谈周恩来。》）

朱德——朱德曾想拜访梁漱溟。

1945年梁漱溟二访延安时，中共高层有十个人听梁漱溟高谈阔论，朱德是其中一人。当梁漱溟谈到政权、治权要分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党、政要分开）时，“当时座间毛朱二公颇用心听我发言，毛无表示，朱公当听到我末后的话时，忽曰：‘此或三十年后的事吧！’此外无人置一词。”就在这次访问中，朱德还向梁漱溟提起当年他留学德国后途经莫斯科回至北京，曾想访问梁而未果。朱德欲访梁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入党介绍人孙炳文的建议。

孙炳文——梁漱溟的名字是孙炳文改的。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记者时，孙炳文是该报的总编辑。孙长梁九岁，梁称其为大哥。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写文章用笔名“寿民”或“瘦民”。（1978年，我第一次收到梁公复函，信封上署“梁寿民箴”。时毛泽东殁不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出版，收录的毛辱骂梁文章读后正记忆犹新。骂者已故，被辱者健在。我不禁为梁公署“寿民”的春秋笔法拍案叫绝。后来才知道，“寿民”早在六十余年前行世了。我为自己以小度大惭愧无已。）一次，孙炳文给梁题写扇面时把梁的名字改写成“漱溟”，梁觉得好，就一直沿用至今。孙炳文后来赴德、法留学，与周恩来、朱德交好。据先师潘怀素公说，孙炳文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则是张申府。先师与朱德同时留德。国民党1927年清党时，孙炳文在上海被捕杀害。孙炳文女儿孙维世，后被周恩来认作义女，“文革”中遭江青迫害，周恩来批准逮捕，惨死狱中。

王若飞——“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

1933年，王若飞舅父黄齐生曾到山东邹平访问梁漱溟，听他讲乡村建设理论四十余日。临别时告诉梁要去绥远探监，看望是共产党员的外甥王某。时隔十三年后，1946年梁漱溟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见到了王若飞。因为“彼此不同一组，晤面次数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记得曾有一次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庄严凝重好像一座山，气敛神肃，不多说话。——此一印象深刻地留于我脑际。不久，惊人的讯息传来，回延安的飞机中途失事，若飞同黄老许多人均遇难，其中有我熟悉的叶挺和秦邦宪两位，……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为此开追悼会，我亦往吊。”

叶挺——“一个英雄”。

梁漱溟称叶挺为“一个英雄”。叶挺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陈炯明兵变时，枪林弹雨中救宋庆龄于千钧一发间。北伐期间，叶挺任铁军独立团团长。西安事变，国共和谈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叶挺以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遭蒋介石软禁于桂林东郊。梁漱溟不避嫌疑，请友人绍介引导，去叶挺软禁处访看他，向他介绍自己访问延安的情况，议论抗日现状、前途。叶挺热情接待了梁，留他午餐。叶挺后与王若飞诸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梁漱溟前往吊唁，为之黯然。

马歇尔——马歇尔称梁漱溟“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

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调停。民盟在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居主要地位，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代表民盟，故同马歇尔在两党之间周旋奔走。梁公同我很认真地说过：马歇尔是真的劝国共不要打仗，是真的希望中国和平。外界都说他七上庐山，其实是九上庐山。蒋介石避而不见。“马帅于所负使命极热心尽力，而蒋多方刁难，致马有九上庐山之苦，后且引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以协助其工作。”

梁漱溟因不善英语，每同马歇尔会面，为他当翻译的是叶笃义。“叶原为司徒所主办燕京大学的学生，甚相熟，于是他遂成了司徒马帅所引为一时之顾问者，每从他询知中国方面的情况。”据叶笃义说：马歇尔说梁漱溟很像印度的甘地，“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

附：关于甘地，梁漱溟曾作如下论述：“徐悲鸿曾对我谈，他往时留寓泰戈尔国际学院，一次适逢泰戈尔招待甘地的茶会。此两位印度名人彼此交谈全用英语。因甘地一向是说印度斯坦话，而泰戈尔一向是说孟加拉国话的，若各用乡音反而不能相通。——这是一件可哀叹的事……”

马一浮——“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据梁老长子梁培宽先生回忆文章：梁漱溟与马一浮初识在1921年，当时马一浮以两部木板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赠，一部是宋儒杨慈湖的《先圣大训》，另一部是明儒罗近溪的《旰坛直诠》。梁培宽文中叙述父亲对他说：马老送给他的这两部书他读后受益不浅而深爱之。尤其是罗近溪的那一部对他启发甚多，影响尤大。1922年，梁漱溟书写了一条幅：“毫忽不能昧 斯须不敢瞒——春日读近溪集有省”，装裱起来，悬于室内以自勉自励。

1932年，梁漱溟拜谒马一浮于杭州寓所，自称后学。有马一浮弟子乌以风描述当时情景：“梁漱溟先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先生答礼。就坐。先生问梁先生近做何事业。梁先生因谈论乡村建设理论与心得，滔滔不绝。既出，先生谓予曰：梁先生有辩才”。“先生颇以梁先生只注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

1939年，梁漱溟巡历敌后各游击区后返回重庆，马一浮当时在乐山，对梁漱溟的敌后之行说了八个字：“行劳天下，比于禹墨。”又另外称道曰：“出生入死，奔赴敌后。”

1957年、1961年梁漱溟或专程或顺途赴沪杭拜访马一浮、周孝怀、蒋维乔。马一浮特意介绍梁漱溟去拜访薛福成（李鸿章幕府，学问为马一浮极力称道）。

1962年，梁漱溟托学生给马一浮带去了《读熊着各书书后》一长文，得马一浮复信曰：“星贤来辱手教见示。尊撰写熊着书后粗略一过，深佩抉择之精。熊着之失正坐二执二取，鹜于辩说而忽于躬行，遂致堕增上谩而不自知；迷覆已成，虚受无望，但有痛惜。尊论直抉其弊而不没所长，使后来读者可昭然无惑。”此手札独得免于文革丙火，可谓有幸有缘。

1980年，马一浮平反追悼会在杭州举行，梁漱溟发去挽电：“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章士钊——“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

梁漱溟成名之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最早是投寄给上海章士钊的《甲寅》杂志的，适值章因奔走倒袁离沪，稿子为商务印书馆的蒋竹庄（维乔）所得，遂发表在俞颂华主持的《东方》杂志上。

 先师潘怀素公视自己论民族乐律的稿子珍同拱璧，却放心交给梁老转请章士钊设法带到香港寻求发表（时在七十年代初期）。先师在世时同我讲过此事，先师去世后梁公也同我讲过此事。

“五七”档案 陶谓熊、代传喜、俞庆水、王书瑶、巫宝华

一、陶谓熊小传         

陶渭熊，男，四川省纳溪县人，生于1938年5月，1956年前在纳溪、泸州等地读小学、中学，1956年入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60级读书，57年划为右派。在校读书期间，最喜体育锻炼，最恶开会和政治学习，并将此好恶保持终生；不团不党，一辈子未听过一堂团课、党课，80年代有人动员我去听党课，我非常爽快地回答；“没那种要求”，从此再没人找我的麻烦。一生唯一红色标记是参加过少儿队（当时还不叫少先队）；最高行政职务是当校园厕所所长，统率部属甚多：千万只蝇蛆——那是“大救星”时代，到了“改开搞”，做过教研组长之类，官阶大约是芝麻官的1/10。

有人说我‘堕落’为右派是我不参加政治活动，但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就遭了右派。那是1957年停课大鸣大放时，本来我充耳不闻打球看书十分逍遥，不鸣不放，无奈“时代选择了我”，被共产党邀请全国人民帮助整风的伟大胸怀所感动，鬼使神差写信揭发家乡一生产队长霸占某女地主而长期奸污的腐败行为，不料该队长被查实后开除党籍而我却以“诬告干部”罪划为右派；又因我家庭是地主，于是就“反攻倒算”，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我渺小若蚊蝇，怎么“反攻”？我既未索回钱物又未要回田地，怎么“倒算”？还因我信中说由于该生产队长荒淫作乐不领导生产，使生产下降社员生活困难，于是再加两条“罪行”：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划右之后我极度苦闷，惶恐不安，既不愿说话更不敢与人交流（怕说我翻案，拉拢同学），——到底一个19岁小青年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但是却被认为态度恶劣，情绪抵触；而写信一事，被认为既是“言”，也是“行”，于是就以“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享受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于1958年4月16日，与其它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同学一起发配北碚区金刚乡劳动改造，9月底又调回学校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继续改造，成为无赏苦力。由于我在劳动中不惜体力，态度诚恳，而年龄最小尚带稚气；划右原因又只有那么一回事，兴许是生产部童主任产生怜悯之心，把我“先进”了一回，于1959年10月30日下午5时

二、戴传熹小传

戴传熹（男）1933年12月24日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哈尔滨外语学院本科。1993年国企杭州电子仪表组件厂退休，高级工程师。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就读于宗文中学（现杭十中），自幼对日寇侵华心怀深仇大恨，对独裁国民党腐败政府深恶痛绝，追求民主，渴望社会公平正义。在地下党组织同学引导下，时年十五岁，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介绍人唐瑞廉、戴蓉第，前者在杭州，后者在南通，均离休健在。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兴起抗美援朝热潮，我热血腾飞，爱国心切，报请赴朝，受聘人，对我顿生好感，然视我尚未成年，执意保送我入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一个自延安迁入的外语干部学校---供给制---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前身）学习深造。

1953年，我国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急需各类人才，我被提前结业，分配在北京中央政府政务院设计总局（复兴门外，现钓鱼台国宾馆）外事室。1953年正逢我国首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中央按专业成立若干首批大型国企厂址选择工作组，总负责人为中央领导李富春，薄一波，届时我被分配在高压电器制造小组，任苏联专家日尔柯夫斯基日常翻译，长驻沈阳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分局，奔走于我国东北各地。

1957年，我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前途似锦，我自来服从组织分配，听党的话，牢记我是党培养成才的，共产党有恩于我，“饮水不忘挖井人”对党虔诚敬重，领导满意，群众口碑一直叫好，且工作完成出色，除负责专家日常口译，业余时间还先后翻译出版几十万字的科技著作，56年工资改革，经评议，我连加三级，后按规定新加额度不得超越原工资的50%，才改为晋升两级（76元/月）。

1957年早春二月，党中央提出整风，要求党内党外人士大鸣大放，改进党的工作作风，院党委号召所有干部积极参加，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毛主席教导，毫无顾忌的向党大胆批评，一再保证即使提的意见有些偏激，不尽妥当，组织也绝不秋后算账，公开承诺“不带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相反认为，凡在运动中，对党襟怀坦白，把心中想说的话毫无保留的讲出来，正是从思想上靠近政府，热爱党的好干部。当时，我思想单纯天真，深感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一片诚意，特别是毛主席公开宣布的“三不”政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不愧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从而使我行动上更加积极投入，半个月后院内楼上楼下帖满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又看到了无数各地报刊转载的大字报，我开始有些纳闷，对一些过去从未想过的事，把它们串联起来，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体会最深刻的有关向苏联一边倒的问题，这恰是我每天所遇到的，如凡苏联专家的意见，不论是否切合实际，都必须似同“中央文件”来执行，中国科技人员若有疑义，即会引起组织部门对他的嫌疑，追查其动机，这多少使我对党的作风增添了几层疑虑，尽管如此，仍未改变我对党的信任。一个月后，院内曾热闹过一阵的大鸣大放，如今似乎冷却下来。在当时我院的工程技术队伍中，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是少数，绝大多数出生于旧社会，还有一些是新中国成立后，相继从国外投奔祖国怀抱的中老年科技人才，他们爱国，身上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污点，平数都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政治上不求上进，但求无过。经研究，必须发动党团员再次兴起大鸣大放新高潮。6月的某一天，院党委通知下属科室，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座谈会，继续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我是被指定的一名，而此时反击的部署已经暗中发动，大祸即将来临，我心理还在想，脚正不怕鞋歪，何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这话是毛主席说的，他老人家说的话不算数，那还有谁的话可信呢？我是一名青年团员，又是团干部，听党的话，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我应尽之义，在这次会议上，我来了个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和实话实说，同时还向组织反映了一些来自群众的社情民意，其核心诸如：共产党一党天下；共产党以救世主自居，自诩一贯正确；向苏联一边倒不科学；共产党说得好听，做得并不好看，如今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自由等与日俱减等等。我的会上发言，席间会后，颇受院党委齐书记，李达先，杨钊院长的赞赏，夸奖能说真话是对党负责的好表现，给广大群众作了表率。可我做梦也没想到，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自上而下全变脸了，可见我的天真幼稚，愚蠢到达什么程度！十足一个书呆子！！当然更可悲可惨的还在这之后，原来欲把我打入另册，领导之间有过分歧，个别的甚至感到有些愧疚，（因为良心未泯灭），记得党委齐书记找过我谈心，他启发说：“下星期三，院里要召开职工反右批斗大会，这是给你悔过自新的唯一最好机会，你若能站出来揭发章希博（院里第一号右派——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清华同学）的罪行，反戈一击，彻底划清界限，争取群众对你的宽恕。”又爱护地说：“你毕竟与他们不一样，这些组织上是了解的。”然我就是缺乏悟心，执迷不悟不开窍，没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后来会议确实如期召开，而且市委宣传部也来了人，参加会议的约有200人，主席台以及会场四壁贴满标语口号。会场阴暗恐怖，杀气腾腾，全院20余名准右派（那时还没有最后确认）在主席台下，面对群众一字排开。大会由院领导齐书记主持，照例由市委宣传部来人讲话，席间穿插着口号声，营造紧张气氛。指定的几名反右派积极分子打手一一分别登台发言，不时地喊着一些誓死捍卫党中央毛主席的肉麻话，高潮刚落，出其不意的，突然有人指名道姓，直呼我的名字，要我出来揭发，会场一时间异常宁静。站的麻木的我，瞬息之间，脑袋“轰”一下，一片空白，幸好我神志依然清醒，只是什么反戈一击和划清界限被忘得一干二净，心想：看来群众有可能是误解我了，俗话说“饮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原有恩于我，我戴传熹怎可能反党？！何不趁机向群众表白我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句句是心里话、大实话，为了澄清，我在会上再次举例加以说明，没想这一下可炸锅了！台下有人火冒三丈、摩拳擦掌，有的哄场大笑，还有的摇头叹息，更有的举臂高呼“不许右派放毒，戴传熹滚下去！”而我正待迈步，就有人一把把我拽下了台，这时整个会场一片雷鸣般的喊打声。

我原是院里的一个小右派，院反右批斗大会被搅黄后，我的名声大增，一时成了“右派明星”，成了群众热议的焦点人物。有的说我傻，有的骂我蠢，更有的视我顽固，无药可救。对我的批斗频繁加剧，我不再申辩，说什么我都全盘承认，因此，有的科室为了教育群众，甚至把我借去做批斗靶子用。连续几天下来，我的理智丧失，什么我都承认“都是蓄意谋反”，自认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很快院里贴出了第一张低头认罪的右派大字报喜讯。盖棺定论后，群众把我撂在一边，让我整天扫院子。再无人来打理我，仿佛是个传染病患者。

1957年11月27日，一个寒冬腊月，零下18度的阴雨清晨，我戴好帽子、口罩，用大围脖严严实实封住胸口，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装第一个跳上昨晚已停在院前的大卡车，为自己找好一个挡风的位置猫着，我孤身一人，不会有人来送行，不会有人与我告别，阵阵西北风夹着雪花迎面向我扑来，面额像刀割一样的刺痛，这些我都已无感觉，我的心不时颤抖着，一心想着尽快离开这个令我伤心的大院，远离屈辱！可对于未来，我一无所知，也无法预测，我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将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主宰。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这一生将在披荆斩棘中爬行，但我万万想不到党竟会要我付出长达22年之久，这个共和国政府为何会如此狠毒，明明把无辜者错划了，欠发他的工资至今不认账，岂不忒霸道了？！我将保留讨还公道的权利。

三、王书瑶小传

王书瑶，男，沈阳人，1936年生，1955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7年在“五一九”运动中，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不要高度集权，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58年因此获罪，戴极右派帽子，开除学藉、团藉，送劳动教养。1962年2月解除劳教，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1966年8月，“文革”开始之后，同许多人一起，发配新疆，先后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农二师开发边疆。在这个时期，从事多种劳动。1973年回辽宁农村，又作了公社社员，作各种临时工。1979年5月获“改正”，1980年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建立《无形价值论》。这个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改写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即，把Q＝C＋vim改写为Q=C+v+m+jw，其中的jw,是无形价值转化成的物质产品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技术进步贡献的份额。1986年到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从事赋税理论研究，与人合着《赋税导论》，60万字，于1994年出版，书中特别贡献的是“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兼容原理”与“我国最优宏观税率的数理估计”。1997年在研究员岗位上退休。

四、俞庆水小传

俞庆水，男，1937年生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的江西省广丰县。此地风景秀美，交通便利，文化昌盛，容易找到各种书籍。

父亲自小叫我背《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大学》、《中庸》里的一些段落。我爱背书、记性好，一上学就念小学第四册，在班上年龄最小。许多知识理解不透，死记硬背对付考试，居然也考得不错。

上初中看了一本很厚的精装书《宇宙奇观》，得知丹麦人蒂谷在一个荒凉的山上进行了30年天文观测记录，他的学生刻卜勒整理这些资料，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后来牛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天上地下的各种物体。这太神奇了，令我十分吃惊。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理科。于是请老师同学帮助，回过头去反复再学已经学过的数学物理，务求透彻理解。高中阶段成绩迅速提高，自学能力大为长进。已经能够看懂一些大学的物理数学课程。

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更加努力。除完成本系要求的各门课程外，还学习了要求物理系学生学习的一些高等数学与普通物理课程。

1957年准备有关泥石流研究的毕业论文。北京西山斋堂地区就有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5月初林超和徐启刚二教授带我去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实地考察，之后就整理记录资料，并查阅翻译其它有关资料。在此期间曾给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写信请教，黄教授热情回信，还寄来他自己的有关论文。

5月下旬回到北大，莫名其妙地见到大饭厅周围贴满大字报。原来，是毛主席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党整风！我认为既然毛主席鼓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积极参与。但平日只顾读书，对社会了解不多，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能从逻辑推理方面做点文章。先写了篇大字报《卫道者的逻辑》，说不要把学生的意见看得太严重，有不同的想法，可以辩论，但要讲逻辑，不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另一篇大字报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说整风是为了消除三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共产主义精神万岁。文章末尾都用学号5305027代替签名。

除这两篇大字报外，还有三件事，一起成了后来把我打成右派的罪名。

与我有过书信往来的黄万里教授成了右派。

系里刘心务老师成了右派。他写过一篇其实是轻描淡写的大字报，说系主任侯仁之教授入党也应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我在后面签了个学号。

对于当时谭天荣的表现，我虽然认为走得太远了，却赞成不管什么观点都可以提出来谈。写了封信支持他与别人辩论，并寄去1块钱。

其实，我是拿助学金上的大学，本来一心想要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没想到响应毛主席号召却惹了祸。

系里老师同学对我其实不错，没想到会给我划成右派，还考虑结合专业给我分配工作，在系图书馆里做些整理图书资料的事。最后学校还是把我打成了右派。1958年3月8日被轰出学校，到北京木材厂接受“劳动察看”处分。后来又换了一个工厂，文革之后还被轰到农村，呆了10年再回工厂。

当了右派我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右派。照旧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工人农民对我一直很好。我干活实实在在，他们也实实在在地关心照顾我。“来自尘土，归于尘土”，我本来就是老百姓，当然也永远是老百姓，以此颇感自豪。

五、巫宝华小传

巫宝华，男，1936年生。我并非“右派”分子，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漏网右派”！这里先作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1956年考入交大的，那时还没有分校，只是迁校。就是56年先将交大的一、二年级迁入西安新校区（所谓基础部），挨后续工程完成后，再将三、四、五年级统统搬过来。

我讲过，像我这样从小地方过去的学生，并不觉得西安条件差，于是才有“不敢在我从未见过的崭新无味的新式小便池里小便”的笑话。但是从上海过来的学生则不然，对五十年代当时和上海相比要土得掉渣的西安十分不习惯。从而在大鸣大放里对“迁校”这个本来和我们学生不搭界的问题意见多多。对于所谓“阳谋”的“右派比例”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意见不多都要“引蛇出洞”达到“比例”，意见多，右派多，当然十分自然。我记忆中，一个30人的小班一般要打出5～6个，比例几乎达20％！恐怕在全国高校里算是最高的右派比例了？甚至我记得有一个“电制”52班，因右派比例太高，不得不打散重组？

至于后来右派的提前一年肄业，一起“发配”新疆等等，那天在老朱那里已经讲过了，此不赘言。

最后就要归到我如何在大网下逃脱的话题。我现在回想，恐怕主要是：1.我的年纪在班上算最小，17岁，外表完全像个“孩子”，而且一开始的“鸣放”我几乎没有介入，只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热闹”。直到最后彭康校长在北京领了“旨意”回西安作了一场有点“杀气”的报告，才写了一张对“杀气”发了一点疑问的黑板报。而且随即发现气氛不对劲，从此“龟缩”！2.我们班上唯一的党员是一名调干生，高等数学是他的难项，我恰恰是数学课代表，平时对他的问题是“有求必应”。而党员“掌握”比例内的人选，恐怕也是“应有之义”，这恐怕是能逃法网的主要原因吧？

我认为把历史通过各种形式(主要是文字,特别是有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和知情者)记载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这也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谁也无权阻拦。

我和谢韬老        毕谊民

                   ——读《往事微痕》文稿有感

青春豪气欲何求？  铁肩担道为国忧。

筑基建业歌民主，  痴志不渝唱自由。

十年炼狱图破壁，  耄耄壮心恸神州。

慷慨檄文鸣天下，  此生无憾写春秋。

题记：当阴荏苒，时间如梭，屈指和谢老相识已30年矣！可谓忘年之交，深得教诲。7月12日下午

小诗六首

孤鸿归飞（七律）二首）   严家伟

   余被诬为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牢十五载，再戴帽八年，始得一返梓里，有感而作。

                                一

                囹圄熬人噩梦残，      风中雨里挂孤帆。

                奔生逃死关河冷，      颠沛流离世路艰。

                咒念紧箍鬼得势，      铃摇摄魄魔施奸。

                流干血汗还乡日，      更爱桑梓水味甜。

                                二

                司马宫刑修《史记》，   屈原放逐赋《离骚》。

                秦仪落魄雄才展，       孔孟穷愁学术高。

                兰菊经霜壮傲骨，     竹梅抗雪守情操。

                坎坷不改男儿志。      爱国情怀涌笔涛。

                     哀感（二首 ）   李经纶

其一

尸横遍野猪围场，怒号阴风日断光；

紫禁城中杯影乱，君家宜布是阳谋。

其二

伤完国脉报完仇，纪念堂中香火流，

五十万人齐受难，到失账算五人收。

引蛇出洞    聂启中

畅所欲言帮整风，引蛇出洞计成功，

投身革命称虚伪，逆耳忠言称恶攻；

一代英才成右派，廿年美梦负初衷，

冤平人老终无用，一笑斜阳淡霭中。

即兴一首    邵世远

                  帮助整风本是空，良言诬作向党攻，

沉沉黑帽依然在，耿耿于怀想不通。

  久久殷期言畅路，垂垂老矣命将终！

何时还我人模样，页页青史写我忠。

友谊 回 声

山东杨枫：

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收到了《往事微痕》这自费印刷的刊物，大体上读了文章的题目，有一种温暖着苦难灵魂的客观效应。本人此信，就是“一嘤其鸣也，求其友声”之具体反映，所以灵魂立刻命写此信给你们，并随信寄来名片一张，自我介绍，可以作为五七人档案之一。

此外随信寄来新作《我反毛主席之罪是怎样产生的？》此文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为是本人的亲自经历，当然本人当年的“反党罪恶”决不光这一点。其中最要害的话，就是发表了与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类似的观点：“党天下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所谓类似，就是其内涵和重点不尽相同。因此，青岛日报当年刊登了一副漫画，将本人与山东大学的陆侃如和储安平捆绑在一起，题目是“一颗黑心反对党”

除了供稿而外，我还想请问：意欲赞助这份刊物用什么渠道汇款呢？这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总不能让其饿着肚子成长吧。

成都陆清福：

我赞同在耄耋之年，能自费自编印刷《往事微痕》作为交流联系的纽带，是件极好的亊。我赞同黄河清先生的“往亊岂是微痕，创伤至巨至深”的观点，因而觉得“往亊”就往亊，何必加个“微痕”而划蛇添足呢？如果出于减少“回避政治迫害”字样（邵燕祥语）的话，不如删掉“微痕”二字，直接与朋友们见面。我想，那样会更有韵味一些。

重庆戴家琮：

谢谢！收到《往亊微痕》1、2、3期，读时总使人热泪盈眶，感情激动，我今年80岁，特抄80述怀一首以表我读后回声：

严冬雪尽是阳春，   气象晴和迎寿辰。

诅咒廿年居右册，   欢呼八秋自由身。

认清真假心舒坦，   识别鬼神眼视新。

世界潮流民作主，   期颐可待告知音。

北京陈瑞金：

《往事微痕》第二、三期已先后收到，但未收到第一、四期,不知何故（听老孙说她都收到了）。希予补发，以后仍望继续惠寄。另，你们办此事费时、费力、费财，按照现代游戏规则，任何人不得无偿享用，至少成本费是要付的，你们不应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