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二零零八年十月五日

目      录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                           钟沛璋

历史的唯一品质是真实                             王西麟

我和彭德怀元帅的一段渊源                         朱甲西

小楼往亊                                        铁  流

父亲和我同划为右派比《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刘  衡

灵岩山下林昭魂                                   宋林松

长夜过春时                                      纪增善

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象                彭慕陶

不失黄埔军人气节的二姐夫                         刘  真

“伤今念昔” 回声与咨询                           燕遯符

读章诒和大作有感                                 冰  水

倡议共同编写《四川右派实录》资料书

“五七”档案             陆 铿 吴祖光 石 挥 时昭涵 彦 涵

友谊回声：                              郑非 方约 亿万等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劫

钟沛璋

1957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它造成了怎样的祸害？它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只有经过认真的反思，才能认识过去，看清中国未来应走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正以苏联为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滿怀信心的奔向明天。/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至高无上的领袖斯大林滥杀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者的罪行，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极大的震荡，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并开展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大.讨论。毛泽东感到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结合中国的情况，先后在内部发表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并感到要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1957年5同l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对解放后一些年中，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一提不同意见就有反党之嫌的压抑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如逢甘露，感到春天的来临，唤起了对共产党提意见，和参政的热情。特别是听过毛泽东关于处理人民内部予盾讲话的录音（与后来经过修改后公开发表的文有很大不同），感到欢欣鼓舞。著名翻泽家傅雷给他儿子博聪的信中就说：“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当时傅聪正在波兰学习，对波兰政局剧变感到苦闷。傅雷劝慰他的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极大信任对党提意见的。他们都没想到脖子伸长了，是要掉脑袋的（傅雷夫妇后来双双自杀）。

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已。”为贯彻执行这两亇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

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载学校系统座谈会报道，作了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说明他当时是想听取意见，通过整风来改进党风的。但是看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座淡会的报道，谈到民主党派如何长期共存、有职有权，如何改变以党代政等批评，感觉就不同了。在看到批判“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大知识分子”，批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偏差等时，就感到不能忍受了。毛泽东想起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时，不被一些教授看在眼里的情景。毛泽东在5月15日写给党的高级干部看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说要“硬着头皮听”，作好反右派的思想准备。那些身为民主党派领导的大知识分子并不知情，还是怀着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的态度发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右派言论”。

如章伯钧的“政怡没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特别是6月1日在民主人士。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后来被称为“党天下”的发言说：“在全范围内不论大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小组都要安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6问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人们奇怪原本是响应号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出尔反而怱然变成了“引蛇出洞”的阴谋呢？毛泽东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整风中受到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不要相信。”“最近这亇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对他们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历史浩劫，也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运动造成的祸害：

一、使当时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55万人（官方公布数，实际远不止此数），原来是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大业的知识分子，包括从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到大学生，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顷刻之间沦为社会贱民，受尽摧残。我当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社，是一亇对建设新中国滿怀激情的青年集体，所办的青年报不但为青年喜爱，也为中老年欢迎，.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反右运动中竞有17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两位副总编辑和象刘宾雁这样的骨干。作为副总编的我，是一位l5岁就参加共产党的党员，在1957年呜放期间并没有任何反党言行，却因1956年在团中央高层领导会上，发表过一些对青年团改革的言论，到1958年反右运动已结束时，也被划为右派。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后来许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文化部长王蒙、法学界权威江平等等，都是社会精英。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落后贫困的中国经过长期战乱，百业待兴，正是需要原本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献身手，为国效力，他们却被劳改、流放，长达二十多年，许多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其摧残岂仅是数十万社会精英和他们的家人，而是我们整亇中华民族。有人曾说，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5oo亇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会倒退半亇世纪。而l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中国一下子失去的知识精英何止成千上万。

二、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专制统治斗争中结成的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爱国同盟），使一些民主党派名存实亡，中国完全走向一党统治。

三、孔子认为，足食、足兵、足信三者，民信为先，民无信不立，民众不信任，国家是站立不起来的。反右使解放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诚信，人们分不请是真话还是假话，是阳谋还是阴谋。使人民内部分裂成为所谓左派与右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相斗的所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人与人彼此戒备，不敢说真话。为了一已，不惜背信弃义，诬陷、告密，互相残害，使中华民族仁爱、信义的传统美德，丧失殆尽，形成亲不爱、子不孝、人相恶与社会和谐完全相背的恶劣杜会风气。

四、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民族智慧必须具备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扼杀了全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使半亇世纪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攀登不了世界科学和艺术的高峰。反右运动扫荡了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使领袖的意志成为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全国公社化、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无不是一声令下，横行全国。半亇世纪来，中国人民陷入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大悲剧的噩梦之中。

人民只要清醒地面对这些惨痛的祸害，能够相信反右派运动是取得了伟大胜利，“反右斗争是必要，缺点只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之谈吗?l

《这是为什么?》这是反右运动开始，《人民日报》社论发出的问题。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反思中渐渐醒悟过来，这是为什么。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表明中国有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反掉专制主义。五四运动掀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思潮，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救亡压过了启蒙。直到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只是从外国侵略者铁蹄下解放，而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下解放。毛泽东曾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要此秦世皇多许多倍，又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说的马克思，是打着马克思旗号，屠杀过大批苏联知识分子的斯大林。

毛译东领导的新中国，本来就是按苏联一党专政的模式建起来的。斯大林暴政被揭发后，毛泽东为斯大林辫护说，这是因为“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是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而不是由于苏联的专政制度。波兰、匈牙利出现动乱后，毛泽东又说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957年5月发动整风，毛泽东心中的尺度，原本是不触动专政制度的改进党的作风。因此当他看到一些批评触动专政制度，超过了他的限度，就立即警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本是开门欢迎批评，立即变成了“引蛇出洞”，这样也可以理解，他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因为毛泽东专制主义的思想本来是一贯的。

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是一贯的，《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是《中国各阶级的分折》。这篇文章在1925年发表的时候，就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中就包括“反动派知识分子”，他们是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政府的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说“这一亇阶级与民主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反革命派。”这类“极端反革命派”，显然包括拿二三百元月薪而不把只拿8元月薪的北大图书馆助员毛泽东放在眼里的那些大学教授，在延安时，毛泽东他就把大批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作特务、反革命进行清查。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连续不断地进行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先是批电影《武训传》，把文艺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列入批判对象。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己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接着是发动对知设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定性属于资产阶级的原罪。为了“脱胎换骨”地效忠共产党，他们不得不不断作辱没自己的人格的检讨，努力养成自己的奴性，而不得有自己任何自由的思想,。接着是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把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与朋友之间的通信往来的私人信件都作为反革命的证据，使二千一百多文艺界骨干被当作“胡风分子”受到迫害，大批被逮捕入狱。胡风本人被蒙冤三十三年，直到他死后三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接着就是祸及我国知识分子总数达三分之一的反右运动，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上这一切表明，/957年中国知识分子遭受历史大劫，不是偶然的。5O年的今天我们进行反思，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五、中华要振兴，要在21世级全球化的竞争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已的贡献，必须首先重新唤起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

六、要唤起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必须使知识分子有做人必须具备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七、要使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得以生存的环境，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因此必须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彻底铲,除专制主义的顽根。                                               

历史的唯一品质是真实

王西麟

历史的唯一品质是真实。但真实常常并不美丽而且残酷。所以真历史也令人可畏而迫人逃遁。统治者及其奴才不喜欢真历史，被统治的奴隶也常常不敢喜欢真历史。

为了掩盖那并不美丽而且残酷的真历史，于是有了用谎言编织成的假历史。假历史美丽而甜蜜，所以常常令人可媚而引人亲昵。统治者及其奴才喜欢假历史，被统治的奴隶为了骗自己也常常喜欢假历史。

假历史不但有大美丽而且还有大强力。它常常可以驱赶真历史并久久地取而代之。真历史就被久久地冰封在深水之下，被埋藏在厚土之底；它在承受着久久的重压下窒息着、沉默着、浓缩着、锤炼着、也验证着自己。

真历史取代假历史常常比创造真历史本身要付出更加严酷的代价。而这个取代又正是被假历史逼出来的：大谎言逼出了大真实；大残酷逼出了大善良；大压迫逼出了大暴发；大黑暗逼出了大追求；大罪恶逼出了大控诉；大痛苦逼出了大升华；大苦难逼出了大崇高；大绝境逼出了真艺术。

屈原如无流刑之灾则今无“离骚”；雪芹如无灭族之戮则世无“红楼”；司马迁遭腐刑之辱而愤着“史记”；索尔仁尼琴被监禁流放而集撰“古拉格群岛”；铁幕后面产生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布拉格的坦克后面产生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艺术源于苦难而高于苦难。苦难丑陋而真实。真实残酷而不美，却迫使人不容回避，不容逃遁，唯有面对。

面对真实必将说出真实。说出真实几乎从无善果。而历史终将面对真实，终将说出真实。这只因为真实的历史无情。无情的真历史并不可怕，而谎言织成的假历史才真正可怕而且有罪。

一切最最的假恶丑，无不把自己说成是最最的真善美的化身，振振有词、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天经地义。一切最最的真善美背后，常常潜藏着最最的假恶丑，这早不是新事了，今天亦如此。

“圣经” “传道书”说：“已有的事，必将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今日的和今后的假恶丑，仍将继续把自己说成是真善美的化身，振振有词、肆无忌惮、心安理得、天经地义。

人们仍将生活在假历史之中而视其为真，而顶礼膜拜。

我说出假恶丑而不加掩盖，说出罪恶而不去回避，只因它们的沉重的真实，沉重地压迫着我。

人们啊！惊觉地注视身边的假历史吧! 它绝不曾消失! 它仍在时而隐蔽时而猖獗的反复和繁衍，并且用新的真善美包装着旧的假恶丑继续在欺骗和吞噬着人们的注视!

我和彭德怀元帅的一段渊源

朱甲西

彭德怀元帅在“大三线”的时候，我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大约10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此之前，即在1959年上半年，彭总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在他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工作过，临时职务是翻译组成员，和他接触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回国后这个团就解散了，我却留了下来主持赠送我军的资料的翻译工作。7月份翻译工作结束，彭总的大秘书“彭办”主任綦魁英大校，叫我到江西庐山亲自向彭总汇报资料翻译工作情况，并请示集中起来的小语种专家们是否解散？于是我上了庐山，鬼使神差地赶上了“庐山会议”的会尾巴，在山上住了几天，最后跟着彭总下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随即我就离开了总参。

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我就因为和彭总的这次短暂接触，成了重点清查对象，遭到批斗和离职审查，尤其是庐山之行怎么也说不清楚。整了半年多，直到1960年4月底才恢复工作。文革结束后，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当然，这是事过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和彭德怀素无瓜葛更谈不上渊源，三军团时期我是小孩，八路军、一野和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1954年调干参军在军内地位后低微，他是军委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元帅，如果他有山头我是山形都没望见的人。和彭总的接触完全是工作关系，面对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5小时，直接对话总共不到50句。心里想党内的斗争太可怕了，我是命里活该，撞到枪口上了，我心中无鬼，任你们怎么整，整吧！也许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什么分量，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没给任何处分，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320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让我远离京城。

6年之后的1965年，彭总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10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1966年1月5日改任彭总的技术秘书。

这里有必要说说三线建设。

好战的毛泽东其实心理非常脆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总觉得战争在明天天不亮之前就会爆发，为了在敌人袭击中国东部，打烂坛坛罐罐之后，还能留下几件可以还手的家伙，于是下令搞三线建设。中国东部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三线建设就是西部建核武、军工、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企业和设施。没有论证和计划，只有毛泽东空泛的号召：“全国支援三线建设”；“各行各业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

“分散、进山、钻洞”。到底上了多少项目谁也说不清楚，花了多少投资至今各说不一，没有个准确数字，轰轰烈烈地依照毛泽东意志办事。为了统一指挥三线建设的各路人马，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又叫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总指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长达8万字的一封信之后，一贯猫戏老鼠的毛泽东，将彭请到中南海吃湖南腊肉，还说：“也许真理在你手里”。派彭德怀到三线建设任第三副主任（副总指挥），分管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毛泽东给了彭德怀一个多大的官儿呢？我看也就相当于副省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线建委是在西南局建设委员会基础上组建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并不是什么中央机构。在西南局开会或看演出，首长席上没有彭总的位子，他只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后排。他的战友，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邓华上将其时正在四川担任副省长分管农机，行动可能比彭总自由一些。

到彭总身边工作，我实在是一百个不情愿，尤其是当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三线时，我内心真是叫苦不迭，党内斗争太令人伤心了，59年反右倾斗争中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这个人沾不得，我知道再次来到他身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没办法，谁叫我穿了这身军装，谁叫我入了这个党呢？

1966年1月5日，我刚刚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彭总就让他的侍从参谋景希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好像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似的对我说：“我是有麻烦的人，但我不会给你们惹祸，也希望你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在我身边工作是党的工作要你们做，不是我彭德怀的事要你们做”；“在我身边工作，第一条就是要小心谨慎，尤其是你们现在跟着我，你们的言行必须处处注意，我们墙外有耳身后有人哟！”

就这几句话，说得我胆战心惊。我虽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彭总到三线是东山再起，我认为降级使用是庐山会议后给他的处分。听他这么讲，我明白了他的事儿还没有完，想来他自己也明白他的事儿没有完。当时在座的除了景希珍之外还有柯柄松上校，他是军委办公厅派来随彭总入川的。从彭总办公室出来后，柯柄松到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对我说要记住彭总的话，有什么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找宋人俊，同时告诉我要注意宋人俊，如果让宋人俊抓了小辫子，对自己对彭总都不好。还告诉我宋人俊是地方干部，西南局派来的，担任彭总的行政生活秘书，他会来找你的，他说什么你都听着，该怎么对答你自己要有原则，只要不牵连老头子（指彭总）怎么都行。没几天宋人俊单独向我传达了李井泉的指示，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把他交给我，他的工作、安全、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向毛主席负责”。

宋人俊不知道，1959年在庐山八届八中全会开会时，我是亲眼看见李井泉如何斗彭德怀的。对这位毛泽东手下的“西南王”的伎俩并不生疏。宋人俊要我，当他不在彭总身边时，要把彭总的言行与活动告诉他，他好向李政委（李井泉）汇报。因为有柯上校事先给我打了招呼，我很冷静地回答了他。后来，我们发现宋人俊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他一个月也难得见李井泉一面，根本不存在李井泉听他汇报的问题。他只是每天写《工作日志》，记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记完了交到办公厅，当天的《工作日志》交上去后再将昨天的那一本《工作日志》领下来，如此循环往复地记《工作日志》，实际上三线建委没有这项制度，因此除他之外谁也不记什么《工作日记》。景希珍告诉我，宋人俊记的是彭总的行踪，没记什么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的工作环境这么恶劣，都是因为彭德怀，而彭总到成都虽然不像吴家花园那样遭软禁，但仍在鹰犬环视下生活。

彭总在三线的工作不多，可以说多数时候无事可做。煤炭方面，跟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的攀枝花煤矿正在建设，广旺矿务局有一个煤矿在建设，其余的煤矿都是在原生产规模上扩建；电力方面，只有渡口火电厂，龚咀水电站在建。其余的能源建设项目，都还在各自的条条块块审批过程中，他插不上手。其余像核武、军事工业、机械工业甚至农业机械等方面的项目，不许他过问，有关文件、资料也不发送给他。他成天在办公室看书、听收音机无事可做，我们也跟着他闲得发慌。我和柯柄松议论过：毛泽东派他到三线绝对不会是让他来工作，有点儿像封建皇帝将贬逐的重臣，发往军台效力的做法，下一步将要如何整治他，现在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有奉诏还朝、东山再起的好结果。我们都希望彭总的问题早日尘埃落定，我们也好早日离开“三线”回到军内。

启动文革的《5·16通知》下达后，西南局召集了一次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宣读了《5·16通知》全文，传达了毛泽东在大区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彭德怀就是今天的海瑞：“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等。西南局宣传部长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刘文珍还在会上点了彭总的名，说“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反党分子彭德怀就在我们建委，不批判能行吗？”当时我想到刘文珍算个什么东西，没有李井泉的授意他敢这么讲么？李井泉未得毛泽东的许可，敢这么推出彭德怀来批么？由于有意安排，彭总没有参加这次传达会。他参加的是第二天在永兴巷三线指挥部的群众大会，他听到的只是《5·16》通知没有毛泽东的讲话。当我向他转达在西南局礼堂听到的毛泽东讲话和刘文珍的讲话时，他笑着对我说：“这次运动不是针对我的”，“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烫还是死猪，由他去罢。”没过几天，永兴巷三线指挥部办公大院和西南局里，贴出了声讨彭德怀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中有“会理夺权”，“违抗中央指示发动百团火战”等情节，我是第一次看见，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使。还有“授意死党钟伟大闹军委会议”，“死党蔡铁根恶毒攻击毛主席”等内容，彭总也是前所未闻的。他三两天出去看一次大字报，由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陪同，出去之前还向办公厅打个招呼。8月6日成都后宰门体育场，彭德怀第一次登台挨斗，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后陪斗。会后回到永兴巷指挥部，彭总向我们两人道歉，说是他连累了我们很对不起，还说毛泽东“到底不放过我，不整倒我，他是不会放手的，我是在劫难逃啰”！还让我们做好准备，他现在没有工作可做，用不着我们了，他会想办法将我们从他身边调走。

当年8月15日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建议彭总到永荣矿务局视察，有意让彭总避避风头。当天由赵凤池开车，景希珍和我陪同彭总到了永荣矿务局，第二天上午开会听汇报时，听说造反派要组织围攻，就转到曾家山煤矿视察。吃晚饭时彭总和我们还有矿务局的几位领导，正在食堂排队打饭，忽然矿上的有线广播正在播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我一听心想糟了，这篇文章去年就登在报上了，今天在这儿广播是什么意思？我立即对景希珍说恐怕要出事，如果排队的工人认出彭总来，会发生什么结果很难预料。我们两人将彭总架出了食堂回到招待所，刚进屋坐下，工人造反派就把招待所包围了，喊口号要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怀，“打倒野心家彭德怀”！彭总腰枕着被盖斜倚在床上，破口大骂“黑心肠”！“整人整到死，不搞到亡党亡国，鬼都不信”！

永荣矿务局龙善培局长和矿务局的领导来了，炊事员也把饭菜送来了，吃饭时我才知道，龙局长是志愿军的营教导员转业，矿务局好几位领导都是转业军人，他们得知彭总要来早作了准备。永川县武装部的部长，带领部队在招待所门口站岗，还联系了内江军分区和江津军分区，做好策应保护彭总的准备。龙局长还对我说，程子华副主任要他保护彭总，在矿上住一个时期。彭总执意要回成都，第二天龙局长带了一卡车矿警，护送彭总到了内江才回去。回到成都后，程子华来看彭总，彭总拍桌子斥责程子华不该让他出去躲，他说：“躲什么？躲个鬼，我彭德怀为什么要躲？就是一个死嘛！我不怕，我不检讨，也不下跪求饶”！程子华说：“成都太乱，明着批斗还好说，就怕有人乘乱下毒手，整死你我不好交代”。彭总说：“什么有人？有人就是一个人，离开北京我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程子华要我看好彭总，不让他出门，有什么事直接找他，并且告诉我，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主持三线工作，李井泉，闫秀峰等主任、副主任都不来上班了，造反派天天来闹，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他们看见彭总在这里。

9月份我得到组织部通知，调我到雅安川西机器厂任党委书记、厂长。这个厂是航空仪表厂、是当时三机部的三线建设项目，正在建设之中。由于我的任命手续还要经过在京的三机部办理，我奉调之后还不能立即赴任。没有谁来接替我的工作，把文件资料连同钥匙交到办公厅就算完事，只等三机部调令一到，我就奔赴雅安。闲来无事，我一个人逍遥了几天，思索着这个并非针对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考虑毛泽东视为死敌的彭总最后会是什么结局？因为我已是彭德怀黑爪牙了，他的结果如何必将对我产生影响。再就是每天陪他下几盘象棋，他的棋艺不高，我也是臭棋水平，消磨时间排遣寂寞而已。那时他身边只剩下景希珍和赵凤池两个人了。他对我说：“你是三机部来，我让他们还是放你回三机部去，并且要他们把你转业下地方。对不起喔，因为我这儿你不能呆了，军队也不好再干了！”

听了之后我心里一阵酸楚，这个老头儿在这个时候还考虑如何保护我安置我，好人哪！国庆节当天，我去向他辞行，因为我过节后，10月3日就要到雅安去了。他留我吃午饭和晚饭，我们下棋谈天，我对彭总说：“你总以为你和毛主席的分歧可以说得清楚，我看你说不清楚，他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说清楚……这次运动你估计得很正确，目标不是你，可还是冲向你来了。你和毛主席过节太多，庐山会议上他嚎啕大哭，要和你算毛岸英死在朝鲜的账，你怎么能消去他心头之恨嘛！”

彭总说：“几十年相处，我知道他给我挽了好多个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开，只有我们两个人死了一个才解得开，莫办法的。他处在这个位置上，党的许多章法就不正常。1953年整高岗他就想把我搭进去，这次整刘少奇还能不连带整我么？这么大的一个党，谁也别想一手遮天，他也不行。你信不信？一个人是糊弄不了天下的”。

我对彭总说：“庐山会议以后我就不相信党中央，不信任毛主席了，今天共产党我也不信了”他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不行！思想认识问题怎么想都可以，千万不要说也不要写，乱说乱写你要倒霉的。这个党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党，主义是不错的，为穷苦人求解放，为人民服务总不是错的。你要下去当党委书记，要记住自己是干什么的，乱说不得喔！”

我没敢告诉他我早已不信奉马列主义，我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临分别时，彭总送了我一张他的彩色照片，牵着手送我到大门口。

1966年12月下旬，景希珍打电话要我回成都，他对我说永兴巷站岗的卫兵挡不住红卫兵，彭总已经被抓去批斗几次了，还在成都地质学院被关了一天一夜。要我回成都帮他联系部队保护彭总，还对我说三线指挥部的头头儿一个也找不着，现在是造反派争着要斗彭总，形势很危急。我12月23日赶到成都永兴巷，正赶上四川大学的红卫兵要揪斗彭总，景希珍和警卫战士护住彭总不让红卫兵抓彭总上车。我看双方虽然紧张对峙，但学生们并不是义愤填赝，好多人拥挤着要看彭德怀是个什么样子；我发现他们8·26兵团的头头江海云在场，我向她说批斗彭德怀可以，我要向中央军委请示，批准了你们将人带走，我们的医生、护士、警卫要跟了去，你们组织还得给我们打张条子，健康的人交给你们，你们必须安全的送回来。她竟然被唬住了，几个人商量一阵就带领红卫兵撤走了。几十年之后，我在四川科技情报研究所碰见江海云女士。她说，当时看见彭总疲惫不堪，一副老农民样子我们就不想斗他了，第二天在永兴巷，我们8·26就没有参加嘛！第二天是24日，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拿着中央文革的批示，来到永兴巷三线指挥部，要抓彭总回到北京批斗。我看了中央文革的批示后告诉了彭总，他说：“那个婆娘搞的鬼。你替我问毛泽东，他不发话我不走！”我和景希珍两人都打电话，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都打不通，我好不容易接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李福德秘书请示后告诉我：“由成都军区派人护送来京”，重复了两遍。我叫王大宾也听了这个电话，红卫兵撤出了指挥部大院。成都军区余洪远副政委来了，向王大宾宣读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向彭总请示后对王大宾等人和我说，3月25日

彭总走前那儿天，三线指挥部、西南局所有负责人都不露面，没有受冲击和打倒的负责人一个也找不着，应付红卫兵纠缠，联系部队，以及堵住楼口、过道，保护彭总不受冲击的人，全是三线指挥部的一般干部，许多人几天来，下班也不回家，守住彭总。

25日下午，成都军区扶庭修参谋长带了一连战士和4个军官来到了永兴巷，找到景希珍和我，一起替彭总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妥当好后，扶参谋长和我陪彭总喝茶，景希珍去领彭总的工资。会计廖静是省委书记廖志高的侄女，她拒绝发给，扶参谋长勃然大怒，带了几名战士亲自跑了去，领来2000元交给彭总，约相当于彭总5个月的工资。据我所知，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一次领工资。他到北京后曾有一次要三线指挥部把工资寄给他，还是这个廖静就是不寄。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当晚9点钟，成都铁路局廖清泉局长开车来接，我们一行随同彭总到了火车站，在软席候车室休息，扶参谋长让廖姓营长和3名军官及一班战士和彭总见面，当面交待了保卫任务。11点由重庆开来的8次车进站，廖清泉局长把列车长叫来候车室，介绍给彭总和廖营长后，扶参谋长、廖局长、我和景希珍，一同送彭总登上加挂的一节软席车厢，彭总住进了包房，王大宾要和彭总同住一房，我让廖营长把王大宾轰了出去。景希珍检查车厢后，对我说可以放心了，整节车厢除了军人之外没住任何人。扶参谋长、廖局长告辞后，我对彭总说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的态度来看，中央还是保护你的。他对我和景希珍说：“别天真了，哪儿还有什么党中央哟，我不在乎他们保不保护我，也不稀罕谁来保护？”握手再见时，他抓住我们两人的手说：“再见！还能再见吗？！”

就这样彭总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北京去了。事后知道，彭总回京后立即遭到了软禁。12月26日我驱车回到了雅安，景希珍到四川省军区报到去了。

3个月之后，1967年3月份，我被川西机器厂的造反派拉上主席台批斗，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三反分子彭德怀的黑爪牙、修正主义的外国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虽被造反派夺了权，好在雅安军分区方司令员，空军驻厂军代表双仁贵保护我，我得以陪方司令钓鱼，还花了近两年时间，研读共产党的圣经——《资本论》。1969年12月7日，不知是那道衙门的什么官儿下达的命令，半夜时分将我投进了雅安三元宫监狱，身陷囹圄有个特殊的身份叫做“未决犯”，有项不叫任务的任务——接受外调审讯，中心内容是：揭发检举彭德怀和交待自己与彭德怀的罪恶关系。又因为我顽固不化和死不认罪，升级为单独监禁，押到庐山县苗溪茶场特区监狱，有幸与马识途、胡风、梅志、张仲良等人成为难友。直到1975年，我带着“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影响有严重的思想认识错误”的结论走出监牢时,彭总已去世半年有余。1978年5月，彭德怀、张闻天追悼会半年之后，我的结论改为“受彭德怀同志冤案影响被非法监禁六年多”。从此我一生的沉浮，才算是彻底地离开了“彭德怀元帅”。

几十年过去了，我在彭总身边这一段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彭总当年沉重地对我谈过：他与毛“几十年相处，他给我挽了许多个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开。只有我们两个人死了一个，才能解开，莫办法的！”彭总的话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但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个人都死了，一个见马克思去了，一个见秦始皇去了，各有各的归宿。历史和自然的规律，把你们的圪搭解开了，但历史还在继续，在历史天平上，两个人的是非公道、功罪，人们自会有定评。

2008年7月22日  避震时写于北京

小 楼 往 事

铁 流

引言：“烟浓浓，雾蒙蒙，小楼一亱祸重重。人心自古谁能测？向灯向火各不同。”

一九五六年是个暖冬，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得沉闷多年的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政治气候也显得越来越宽松。《译文》上爱伦堡的《解冻》成了我们谈话的焦奌，安娜ž路易丝的《斯大林时代》，又平添了交流的内容。在这个“活跃”与“宽松”的气氛里，人们开始对历次政治运动有过的积怨不满，不但可以私下发泄，还可以在适当场合予以表露。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亲自在省文联大会议室，主持召开“如何繁荣我省文学艺术创作”的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甚为热烈，矛头都集中在反对“教条主义”上。不少人认为：解放以来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没有新意，全是“政治的宣传品”和“政策图解”，根子在于“党管得过多、过紧、过死”，过分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违背文学是人学这个规律”，。大家一致主张“打破框框”，走出“条条款款”，让作家、艺术家自由自在地创作，不能再做政治的“仆从”，宣传的“工具”。尽管这些言论极其温和、柔顺、平淡，某些当权者也感到难以接受，认为超出了“双百”范畴，一些御用文人立即跳出来反击，常常使座谈会不欢而散。

是亱，我去茜子家做客，茜子本名黄狮威又名陈谦，四川内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父母均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茜子在读书时代思想激进，常在报刊上公开写文章嘲骂国民党独裁专横，曾被官方视为“危险人物”。 茜子解放后放弃学业，率先参加解放军，后来《吕梁英雄传》的作者西戎，发现茜子的创作才华，将他调入川西区军管会文艺处(即四川文联前身)。他先后与西戎、流沙河合写了较有影响的作品《秀女翻身记》、《牛角湾》。1953年转入《草地》文艺月刋任编辑。

我走上楼未进门就听道他莽声莽气地说：“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作品，都要先讲党性、讲主题，规定作品必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没盐没味的说教东西，妈的，连国民党时代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啊！”

在场的邱原（四川文联创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是个很有创作才华的年轻人，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青蛙少年》，深受大家好评）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文学就是文学，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朮。《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历史名著，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人改造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越改造越坏。思想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能力，就像天赋人权一样。”

在热热闹闹的争论中我推门而入，彼此是老熟人老朋友，用不着每次都打招呼，我自己找个凳子坐下，继续听他们瞎侃。茜子转过头，喜形于色地向我说：“晓枫，你今天的发言很精彩，我特别欣赏你那两个论点，‘人有多重 (chóng)人格和思想’，‘胸前挂满奨章的人不等于灵魂品质是高尚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听说肃反时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地地道道的学徒。”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连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系，一个老实人，就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了，丢下个六岁女儿好惨啊！”

方刚是创作辅导部专业作家，是我步入文坛的引路人，方在１９５５年机关“肃反”时，被疑为胡风集团分子，在“审查批斗”中服毒自杀，故牵涉到我，使我不明不白的，被机关禁闭三个月。

一提起“肃反”，邱原便火冒三丈，拉大声音道：“共产党做事从不讲法，连宪法也没用，毫无根据地怀疑人。一当你被怀疑，不需任何证据就可以关押你，批斗你，还不许你申辩，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我与茜子被整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向我们认了错，所以又才和好了。”

据我所知，茜子、邱原、流沙河，三人均是四川大学同学，先后参军，被识才的伯乐西戎发现，一同调入川西区军管会文艺处，后转入省文联，用四川话讲叫“毛根朋友”，用北京话说是知根知底的“铁哥们”。可是在“肃反”政治斗争中，流沙河奉上司之命看管二人，相互对立，结下难解恩怨。现虽和好，灵魂上却留下拭不去的伤痕。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与遥攀（《草地》文学月刋编辑）笑嘻嘻进来了。“好热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着一身土里土气近似农民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刋物，名称叫《笑》，想用笑来鞭挞社会上的丑恶，揭示生活中的黑暗。在位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暂没有稿费。”

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这时，他不冷不热淡淡一笑道：“我估计省委宣传部不会批准。”

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提高嗓门道：“管他批不批准，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要谁批过？共产党不是讲民主自由吗？今天我们也民主一下，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老子三月半载！”

邱原冷冷一笑说：“亊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错，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也不是关也不是，听说有点难办。胡风有什么罪？不就是向中宣部公开写了一封三十万言的上书：《我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意见》。既然是公开意见，又怎能说别人是反革命的黑纲领？毛主席不讲理，共产党也不讲理？”

遥攀虽然土里土气，在大事面前却不胡涂。他想了想，睁着双小眼睛，审慎地插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这个案翻不了。”

屋里突然一片沉默，大家心里像压了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荅。稍停片刻，邱原十分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亊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寃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寃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造成的寃案，是老人家帝王作风所致。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

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做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什么‘一代天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朝，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铙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遥攀扔去手中烟头，不知是受了邱、茜的启示，还是触到了他那流过血的伤口。听说他家是农民，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搞得他全家没有吃的，听了邱、茜的话之后，遥攀霍然一下来气了说：“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1955年肃反整错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错了不认错，耍霸道。因为他们手中有党权、军权、文权，还有警察、监狱，谁敢说个不字？所以今天的作家、记者、编辑，全都是傀儡，全都是工具。”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一针见血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是因为我觉得似乎有点过头。当时我对毛泽东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发生的偏差所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 “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教条主义来源于以俄为师的马列，宗派主义是党内利益的共同表现，都不是作风问题，是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比如领袖的终身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元化领导。终身制的领袖必然造成个人崇拜，一元化的领导必然专横。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除此还有议会监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的领袖终身制，自然会造成许许多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个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解放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全国就有几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皮气？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芬俱乐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的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任何问题，他们去那里，是因为那里还有一小块民主自由的空间。”

在一侧旁听的茜子老婆陈秉先，不知道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芬俱乐部？”

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芬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愣住了。

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两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的事情也写进去，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在第三期《草地》月刋上刊出。”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

流沙河虽然年龄小于茜子、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他平静地说：“晓枫，你说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需要千改万改的，我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不同的的东西。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茅盾，解放前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共产党再继续管文学艺术，领导文学艺术，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我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己，全国作协、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主选举，把党棍、打手赶出文坛。”

“烟浓浓，雾蒙蒙，小楼一亱祸重重。人心自古谁能测？向灯向火各不同。”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想不到这一亱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一年后竟成为以茜子为首，组织反革命的“裴多芬俱乐”的铁证，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到天回镇大湾劳改工厂，动力机械厂去劳动改造，１９６２年末刑满到期后，仍不许回家，留厂就业继续强制改造思想，致使家庭破裂。１９６７年因难以忍受漫长折磨，趁“文革”动乱之机，逃到成都市，找到以刻蜡板和画像为生的邱原，声泪俱下说：“我们这一生何曾反对过共产党，只不过发发牢骚而已，共产党却把我们往死里整，老子现在简直活不了，决心跑到国外去反对它，你得帮助帮助我。”

在反右斗争中邱原本应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但上面找他谈话时却说也可“自谋职业”，他便咬住“自谋职业”一条，干起了个体户刻字画画的行当。现听朋友这么一说，立即拍着胸口表示一定帮忙。邱原任编辑时，曾给一位在新疆工作的作者改发过稿件，半年前这位作者，在“文革”中举旗造反，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团头头，发迹后从新疆回成都探亲，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去新疆工作，被挽拒，于是留下两张空白介绍信说：“你只要愿意来新疆，任何时候来，我都欢迊你。”现在茜子想逃亡，出于友谊和同情，邱原便将其中一张空白介绍信给了他，另送一百多斤粮票和几百元人民币的路费。茜子企图从新疆出境去投“苏修”，但没成功，又转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后，爬上外国商轮去国外，又没有成功，只好潜入山西一个偏僻的县城，钻入一个煤窑里挖煤度日。不乆公安部门发出在全国范围内追捕茜子的红色通缉令，很快将他抓捕归案，邱原作为“叛国分子”的帮凶也锒铛入狱。公安部门对邱采取刑讯逼供和诱供，邱拒理抗辩，死不认账，最后将其单囚一室，并经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个天生的倔犟汉子，个性极强，“勿自由宁死”。狱吏曾胁迫他说：“只要你交待出同伙，我们可以立即释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在生与死的两条路面前，在保护朋友和出卖朋友的人格考虑下，邱原选择了拒绝招认的绝路。

在小监里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毒药，没有利器，没有绳索，连裤带也被狱吏收去，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人巡示。在一个风雨如盘的亱晚，他将吃饭用的竹筷在地上磨尖，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用手摸着股动脉，对准跳动的血管，把磨尖的竹筷用力插进体内，再用力不停搅动，直到鲜血涓涓外流时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他仰睡在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里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样的死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一个意志怯懦的人决难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代李清照的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他死于毛泽东的暴政下，用鲜血写下了人生光辉的一页！

其它三人，根据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奨”的政策，晓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后又因不认罪，抗拒改造，加判为二十年有期徒刑；遥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监督劳动，惨死于“十年文革”，只有流沙河先生有幸留在机关，继续“为人民服务”。

为了印证历史，看一看茜子１９８０年的“平反”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陈谦宣告无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挚友茜子“平反”后心情一直不舒畅，在２００６年５月病逝前我曾两次去看望他，一见面总是向我发泄内心积郁说：“晓枫，我们这一生，活得太窝囊，才华被埋没，自由被剥夺，青春被葬送，爱情被撕裂，太惨！太惨！共产党、毛泽东欠下我们太多太多的债啊！”

他悄悄走了，留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长诗集、诗集、戏剧集等逾二百万字，大型组诗《大地篇》之《风》，蜚声海外华人诗坛。现借用他《风》中的几句诗，作为本文结尾：“挺直你的脊梁骨，迊住我的无形，我是一脉透明的波，我无声，我是一支亘古的歌，我无重量，我就是我，冥冥中，一缕浩然游荡的魂魄……”

父亲和我同时划右派比《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刘 衡

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为饥饿的外甥偷了一块面包，弄得自己一生悲惨。尽管他的“罪”微不足道、情有可原，但毕竟是犯了偷窃罪。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有罪的呢？大部分人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至理名言。但他们一生悲惨，还延及下一代，那个世道，比法国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啊。

父亲和我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父亲被划右派与耿伯钊有关

我的父亲胡复（1886——1969）原名胡荫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二哥胡廷翼（中将）被军阀王占元枪杀，他要为哥复仇，故改名胡复。父亲是湖北鄂州华容区胡家大湾人。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法律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当职员，曾在武汉、重庆、广州等地流浪。全国解放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武汉，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熊晋槐介绍，加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协会学习，1950年7月，省统战部派他担任民政厅秘书，并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2年，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是省政府中唯一具有统战性和咨询性的工作部门。基本任务是组织参事进行调查研究，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与各界人士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审查某些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发布的规章制度；编写文史资料，参加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事室于1950年8月成立，设有政法、财经、文教三个组。.几十名原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及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参事们在稳定当时政治形势，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事室主任由极有威望的耿伯钊担任。

耿伯钊（１９８３－１９５７）湖北安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早稻田大学肄业。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１３年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１９２６年后，任武汉市政府党委委员、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武汉行营参议、湖北省银行常务董事。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组织湖北和平促进会。１９４９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1957年6月初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内容由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结果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会受不了的。”

耿伯钊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对现政权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热诚的建议。反右开始，他也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首当其冲，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还把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我父亲也在其中。耿伯钊在悲愤中自杀身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我被划右派与父亲有关

我父亲是位比较开明的国民党员。早年跟随二哥胡廷翼（革命烈士）参加武昌首义、北伐等革命工作。以后因要负担两位早逝哥哥的遗属和我们全家大小十多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做职员养家糊口。抗日战争暴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我的父亲因在汉口市政府工作，经常能看到一些“左倾”书籍，他就偷偷带回来给我。他还经常向他同事夸耀：“我这女儿思想左倾。”他以有这样的女儿为荣。1938年，武汉快要沦陷。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恩施，把武汉的一些公立学校迁往鄂西等地， 组成联合中学。我跟着同学们迁往恩施屯堡女高分校。我逃往重庆的父亲经常给我寄来《新华日报》。

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主席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鸣放时，我们报社领导指示记者站赶快发回鸣放稿件，骂共产党的也发，好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有的记者站表示当地未鸣放，发稿困难。领导指示，到统战部门去找。也就是说，到民主党派中去找。统战部门也多次动员民主党派人士敞开思想，对共产党提意见。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谈。等材料收集得差不多了，领导说：“一瓢水泼到地下了，想收也收不起来了。”还说，这是上面布置的，叫做“打闷棍”。这就是说，反右运动的打击重点就是民主党派，就是这些曾经用他们的书刊引导我们青年学生走向革命、投奔共产党的民主人士。

那时候，我正在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刚开始反右派，感到太突然、匆忙了，害怕又要搞错好些人，就代表党小组（我是党小组长）向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党支部)领导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人民日报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这当间，父亲从武汉给我来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可是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说他是地主,是吴国桢的干将,他夸耀儿子在台湾当将军等等。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去责问父亲,怎么至今还和我哥哥有联系?他回信说,报上登的不是事实,老家没有一分地,怎么会是地主?他在汉口市政府时曾在市长吴国桢手下当股长,谈不上是他的干将; 他和我哥哥解放后一直没有通音信。还说, 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

为了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不要“无中生有”,也不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我想,让父亲去提醒《湖北日报》,比我去好。《湖北日报》当然不会“更正”,但会引起内部注意。

 我为什么要父亲去找党员呢?因为他说他们民革闹宗派。我想:“民革嘛，闹宗派是十分可能的，共产党员能够客观一点,可以公正地处理问题。”

我为什么要劝父亲不要“无中生有”呢?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历次运动常常要犯逼供信的错误，好些人只求自己过关，乱说乱咬，给组织增添许多麻烦。运动过后,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领导同志抱怨：“你瞎说一气，害得我们到处为你调查!”我当然要防备于未然，不让父亲去害组织、劳民伤财,自己也落个不好的罪名。

谁知这么一来，记者部说我不但有“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等右派言论，还有“包庇右派父亲、给父亲出坏主意”的行动了。于是，把我也划为右派分子。这就是说，我这“行动”起了“划右派”的决定性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真的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丝毫包庇父亲的意思。我的“主意”不但不坏，而且很好。

无论是文斗、武斗，超负荷劳动，肉刑、变相肉刑、游楼、活埋，无论是在农场、在报社，还是在干校，也无论是否加重处分、夫离子散，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而且不断申诉，认为反右派运动必须甄别、平反，以至21年来，我成了被群众孤立、专政的顽固右派，受到比一般右派更多更大的打击、痛苦。

我父亲在高压下认了罪。1958年，72岁高龄时被送到农场养鸡、种地。他和母亲在武昌，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贫民窟里，却把在家乡鄂州唯一的祖传财产——一幢大房屋捐献给大队，被大队翻盖成大礼堂，以后又被拆毁。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和海外游客，来家乡寻找革命烈士胡廷翼的故居，大失所望。

父亲在农场拼着老命不停地干活，受到好评。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76岁才结束劳改，调省文史研究馆，根据自己经历写一些文史资料，如《靖国军在鄂西》等等，还做了许多学习笔记。学习会上，发言积极，受到赞扬。1969年3月，我在房山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时，母亲打来电报，说是父亲病重，让我请假回去。可是，不准假。直到5月初，打来电报，说是父亲已去世，这才让我回去奔丧，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十年后，在1979年，父亲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耿伯钊为首的其它“右派分子”也先后被改正了。

最苦的是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母亲刘嗣鸿。她长期多病缠身，不能得到较好治疗，要靠父亲和她妹妹(我的四姨妈)照料。父亲去世后，母亲丧夫思女，病情加重。我多次向报社领导请求回去照料母亲，或者把母亲接来北京，却不被允许。1970年10月，四姨妈有事回家，我母亲一个人生活。11月7日一清早，母亲脑溢血病发，邻居们把母亲送第三医院急救，已是中午，母亲已经瘫痪。

我在7号上午，就收到母亲病危电报，经过再三哀求，才准许我8号动身回去。我赶到武昌，已是9号清早1小时，立即来到医院。母亲住在急诊室的观察室里，不让住院，也没人护理，由我护理。12月1号，母亲开始抽搐，2号下午，在父亲逝世一年半后，母亲跟着去了。

父母和我三人一生悲惨，我们三人犯了什么罪？谁也说不上来，父亲和我的“改正”结论上没有写。

（作者为人民日报老记者，现是八十四岁高龄老人）

灵 岩 山 下 林 昭 魂

宋林松

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巅峰年，“清理阶级队伍”席卷神州，血色恐怖笼罩大地。其时我虽曾叩开过地府之门竟被阎王老儿赶了回来，然而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苏州同乡彭令昭即林昭，却遭摧折魂归了离恨天，是日4月29，已经四十年了，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却着。

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校史陈列室内竟只字未提反右，倘若1957年北大没掀起过反右运动，林昭怎会被戴帽──监督劳动──坐牢──遭枪决！他们不敢提及，那场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间接杀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的刘奇弟，是和林昭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刘被戴帽后，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当是较早的遇害者之一。

直到2008年2月，一些当年的北大右派学生获得机会当面要求北大校长给予平反、道歉和赔偿，北大当局仍是推诿搪塞置若罔闻。林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学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北大人的骄傲。即使1957年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魑魅魍魉横行时林昭也没有不说话。有人以为钳制住知识分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学生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嘴巴堵不住就处以弃市！

林昭的狱中斗争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林昭进行了十分惨烈的抗争，用她那柔弱之躯猛烈地撞击着牢笼的黑暗，正义和邪恶间斗争的剧烈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仅举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狱警叫嚣“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狱中「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但她的斗志却更形高昂，「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除了残留的林昭日记、信函外，感谢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学张元勋先生，录下了林昭狱中抗争的点滴，使世人得窥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诚如

林昭入狱前的书信和写作，以及在狱中墨写和血写的文字，尤其是用鲜血和发卡主要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蓝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无不高歌着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满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斗争，付诸后人，为我民族。她的最后文稿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坐穿牢底血写数十万抗争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绝无仅有？如果那些文稿还存留于世，相当部分也仍被锁在了有关部门的铁柜之中。据说林昭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讲要绝密封存五十年。

现在人们虽只看到些残缺不全的劫后余物，那个“大写的人”也已巍然站立于前。激扬文字搏击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的浩然正气诚力透纸背，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

林昭的思想理念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内刊物等处发表过不少诗作。在狱中她更书写了很多今体、古体的悲愤诗和明志诗，例如：「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对这些问题她回答和感叹道：「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祗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林昭进一步高义明志「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这些诗句虽不是直接引自林昭妹妹的回忆文章，但它们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轨迹的：「枉言正道是沧桑」、「蹈海我终不帝秦」！自己虽已命如游丝，却仍心宇浩茫，思祖国、悲人民，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之激情，那摄魂夺魄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语，诗中的“帝王”能不害怕？

人言燕赵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却以她的吴侬软语唱出了黄钟大吕。且听她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作「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热爱祖国，忧怀苍生，悲愤交加，呼天抢地，这境界当已高过关汉卿的“枉作天，难为地”之责问了吧。在万马齐喑的可悲时期发出如此铿锵之声的能有几人，真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中华文明！若把林昭比窦娥，义冲云霄的浩然之气岂窦娥血溅白绫之个人冤气可以比拟。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当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低了两届）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姊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

确是，在林昭的血书中一方面沸腾着青春热血的激情反抗，同时也沉积了深邃透彻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设问「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做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

于是，我们在顾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驱者，戴着右派帽子的顾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驱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残之时，却反对以暴易暴。为了全民族能获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献在了祭坛上，但是她不希望别人再流血。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林昭在狱外的斗争

林昭说过「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林昭说是“日益”，表明她的“看穿”有一个过程，其中当然也有飞跃。

应该说，1957年底林昭的被戴帽、1960年10月的第一次被捕、1962年的接触社会，以及年底再次被逮捕，都使得林昭的认识有了台阶式的进步。林昭可贵之处是从不回避地直面人生，“看穿”固然需要智慧，也因她能抓住实质善于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至于从看穿到不甘堕落为暴政的奴才，就更需要勇气了。

1962年林昭在苏州时，主要由她制订，并和另一同志商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提出中国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总统负责制、军队国家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实现耕者有其田、允许私人开业和个体经营工商业、惩治有民愤者、争取和接受国外援助等主张。虽然这个二人联盟及其主张未见天日即胎死腹中，但已足见林昭当时的见解是何等的先进，显然那已超越了时代，不光是超越了了纲领提出时的那个时代，其中大半主张至今在中国也没有实现。这个纲领的提出，滥觞自是对已行政策的批判，它批判了早先的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以及农业合作化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做法，更谴责了还未结束的公社化、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饥荒这些流氓无产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

其实在第一次被捕前，林昭已在上海和同志们油印了一期《星火》杂志，对大跃进、共产风、批判彭德怀、借鉴南共纲领等表示了不同于官方的看法，林昭并在其上刊载了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海鸥之歌>以喻心志。

林昭在个人身心困顿之时、国人迷茫屈从之际、当局暴戾高压之下，仍然提出了那样的看法、诗篇、纲领和主张，表现了她的大智大勇。林昭始终将个人哀痛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她自言其心「可对世人,可质天日」。可见，林昭的斗争不仅在狱中、不唯是血书，她在监牢之外，依然是时代的先锋真理的斗士。

哲人康德讲：“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林昭没有说违心话也没有不说话，林昭没有不说话更没有说违心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需要何等坚硬的骨头，何等坚定的信仰。

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医八个月，在那样的高压气氛下她还写信给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仍还在、竟还敢责问校方不是像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去保释学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学生送去劳动改造；更可贵的是她仍高昂着头颅，以右派一员的身份坚决否定了反右运动，她说1957年「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

中国需要壮士烈女

我们这个国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长远，需要壮士烈女，需要刺杀吴王僚的勇士专诸，需要起兵苏州带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需要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需要抗击权奸“九千岁”的“五人墓”中的义士，需要奔走呼号反抗清王朝的顾炎武，更需要「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自称）的林昭。因为“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巴金语）。

林昭清楚她面对的是残暴的镇压机器，她曾向探监的母亲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是的，顽石是能够被击碎的，君不见朱元璋、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还有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则为王败则寇的顽石，不是或子孙或本人就轰然倒塌了么，因为他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早就趴下了。

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批帮助党“除三害”的大字报， 其中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政治诗〈是时候了〉敲响了“五·一九运动”的鼓声。

在这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的用功学生。她不像谭天荣、刘奇弟、张元勋那样尖锐，林昭和我们这些后划的右派份子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也如她言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在5·19之前我们是、在5·19后开始时我们也还是站在左的一边，甚至可以说是左派，但是当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我们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过对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等激烈形式，当时的我实难接受、甚为反感。

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份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6月10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这些话很快就没法公开说了，只能写在日记上，或私下里发发牢骚。它们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个反右运动是黑幕操作。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相信它是林昭的亲笔，那也确切地表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也产生过和林昭相似的自杀之心，是我那不识字的妈妈用她温暖的双手拉住了我，使我推迟了十年才付诸行动。

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份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钟人外不知道其它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难的圣女，刘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惨烈。在遭看押前刘奇弟曾说过“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原文是“什何”而非“任何”）。也许是老天爷没有假刘奇弟以时日，也许是学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刘奇弟的遗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扬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刘奇弟的同学也都是学物理者，也许是不会写、不敢写、甚至是不愿写、不肯写出什么来。陈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理、法二院对老北大可能意义更形重大，但是出尽风采的是文学院和文科师生。我无意贬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过出于同一缘由进行了殊死斗争而走上不归路的北大右派学子尚有多人，他们同样值得凭吊。安息吧，我的苦难的右派兄弟姊妹。

祭扫林昭墓

去岁仲秋时节我和老伴再去祭扫了林昭墓。从市体育中心312路起点站乘公交车直达“韩世忠祠”站下车后，沿祠右侧小路向上走约一刻钟到路尽头的右手边，就是苏州灵岩山麓安息公墓老区最高层左端的林昭墓地了。

林昭长眠于此，一抔净土掩风流。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着“林昭之墓”，背后节录了林昭遗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

墓左侧的翠柏已经成荫，右侧为其父母合葬处，左后紧贴的香樟树长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浓绿遮天。墓后渐去渐高的灵岩山坡亦郁郁葱葱，间或染杂着点点鹅黄嫣红。如此清静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灵当会觉得还是故乡美吧，侬（吴语，即“你”）本洁来还洁去。

中国佛教莲宗（即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及其弟子“文革”期护法圆寂的灵岩寺方丈妙真法师（1959年林昭曾在灵岩寺养病小住，期间和妙真方丈多有酣畅淋漓的交谈）之舍利均安卧于灵岩山间，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

荆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对这位我们二家旧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乡兼北大同学能说些什么呢？于无声处听惊雷！斯时，雨丝飘忽，秋风肃杀，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义前一刻写下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灵岩山麓，得天地之灵气，升人间之正道，为山河壮色，替民族增彩，伟哉女中豪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扫墓途中遇一干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却也来探谒其墓。听山间农妇绍介：晓得的，北京的大学生，作孽喏，年纪轻轻标标致致还没成家呢，冤死的；经常有人来上坟的，上星期还来了一批学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林昭和秋瑾

1907年7月15日，33岁的鉴湖女侠被公开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全国大哗， 各式报刊包括外电，立即加以报道，继之以评论、唁文、挽联、通电、抗议、谴责、追究责任；秋瑾的年表、演讲、诗文、照片、墨迹等等也涌现了报端；随后出现了大量歌颂秋瑾的诗歌、小说、戏曲。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秋瑾遇难后不足百日，山阴县令自缢身亡；绍兴知府屡图调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换姓；浙江巡抚不久也抑郁而死。

秋瑾就义后四年清王朝覆灭。

林昭被秘密杀害后十三年，媒体才在长篇报道审判“四人帮”时举例而首次讲述了几句林昭事。

当年评说秋瑾“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六十年后36岁的林昭也“彼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伟大英雄。然而那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国人皆曰可杀宫里的那个老太婆。林昭进行抗争时，个人迷信方兴未艾，金轮冉冉正在上升，当其时有几人的认识能有林昭那么深邃？更可贵的是又有几人能有那么坚定的斗争勇气？就这一意义上说，林昭当已超越了秋瑾吧。

致死林昭的是所谓“恶毒攻击”罪

诗言志。第一次被捕前夕林昭在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中借从天庭窃火向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之口宣告：「“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这是何等铿锵的语言！

林昭还设计了一段众神之神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对话：「“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林昭在八年后确是被送进了地狱，但她坚信宙斯准会碰上冤魂！

且看林昭是如何结束这犀利的长诗的！普洛米修斯拒绝了宙斯让他重回天庭的威胁利诱，而直接呼唤大地上的人们：「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奥林匹斯神殿将像日光下的寒冰那么崩倒！林昭的信念是如此坚定。神殿里的众神怎会不混身冰凉，气急败坏地吼叫这是对众神之神的恶毒攻击！

第二次被逮捕后林昭更形坚定地反对了现代迷信，毫不含糊地直指「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集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

林昭总说实话且不改口，坚持真理绝不妥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岂能容尔岂可容尔！

1960年林昭第一次遭捕，其后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决，是20年徒刑。再3年，中华大地上的造神运动己呈癫狂势态，狱外是“早请示，晚汇报”狱中则“早请罪，晚请罪”，林昭却躲进了厕所，说此处比彼地干净。于是被立判死刑，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鲜出炉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罪吧，从重从快，他们在极其凶暴地逞淫威。

“恶毒攻击”罪属于言论罪、思想罪，不是刑事犯罪。在法治国家里没有思想罪，政府及其领导人由人民选择决定，他们只是人民的公仆，主人对公众仆人当然可以批评指责辱骂。即使在中国，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台后，也已废止了《公安六条》。

林昭在狱中被宣判执行时，喉部勒着绳子、嘴里塞进了锥形橡皮塞子，双重措施以防她张口进行“反革命宣传”，监狱当局胆小如鼠呵。没有开庭审理，枪杀现场除了刽子手外别无他人。家属事前不知道，后来也没有看到遗体。

林昭和张志新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张志新，虽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壮终极，然而她的觉悟比林昭迟、遇害比林昭晚、认识比林昭浅、才华比林昭低。张的要害是反对所谓“四人帮”，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样透彻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无意贬低张志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为张是共产党员？这是共和国的烈士，不隶属于哪个政党。

我也想起了又一个遭杀害的女子刘胡兰，且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下令和执行残杀刘胡兰的凶手早已伏法，下令和执行残杀张志新及林昭的凶手呢！

林昭的舅舅和母亲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于1927年在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任上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少女时就追随兄长投身大革命，是苏州参加北伐、最早穿上军装的女子，抗战期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敌占区专员，因而坐过日本人和汪伪的监牢，后在“国大”代表任上帮助建立了中共地下电台并联络提供情报等等，对大部队过江颇有贡献，1949年后则担任了苏州市民革副主席和苏州市政协委员。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先生，耿介孤高一书生。

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过黑名单，后来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具短训班和工作队性质，实行“供给制”，因此林昭若还健在，将享受“离休”待遇），并激情满怀地参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记中说「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我的誓言。」

直到1957年“5·19”的大字报出现之前，林昭一直是个接受正面教育的热爱共产党的优秀青年。后来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1964年林昭在狱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做诗〈家祭〉说「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你！／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不知迫害过林昭的衮衮诸公读此烈士后人的诗文时作何感想。

林昭彻底无罪

1979年1月，北大党委发出了关于错划林昭为右派的改正通知书。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法院以精神分裂症为由对林昭作出了免罪裁决。是呵，在人妖颠倒的年代，谁坚持真理谁就是神经病！

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里补行了林昭的追悼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林昭就读时的北大和人大的系主任，以及教授作家同学朋友等八十多人，向林昭表示了深切的哀悼。追悼会上一副无字挽联引人注目，上联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号），下联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真是此时无言胜有言。

 1981年12月30日，上海市高级法院覆判，彻底宣告林昭无罪。林昭无罪！林昭无罪谁有罪？无罪的林昭被枪决了，形成林昭遭枪决局面的推手有没有罪？决定枪杀林昭的最高官员该当何罪？下令和执行枪决林昭之人如何论罪？国家应不应赔偿？如何保证不再枉杀林昭第二、第三、……？

林昭魂归故里

1984年4月，林昭遇难16年后，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游故里，在父母墓旁安了个衣冠冢，距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墓不远处。林昭和父母墓，是彭令范用其母的补发工资所建，妹妹没有忘记也给姐姐立墓。又过20年，2004年4月林昭方能魂兮归来，骨灰入墓，总算是依偎到了母亲的怀抱。骨灰盒中还放有原置于衣冠冢里的林昭的一绺头发和生前用过的一方丝巾。入墓仪式由林昭的堂舅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先生主持，彭令范主祭，林昭的新专同学以及张玲、沈泽宜、谭天荣、蒋文钦和笔者等当年北大右派学生参加了“最后的告别”，张元勋没有来。

林昭蒙难据说始自为张元勋等二同学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受围攻而打抱不平，她抗争的是人人应有发言权。若干年前张元勋在张贴于网上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说，当年辩论时林昭对黑暗中的诘问者高声回答「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张元勋在长文的末尾再说“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

笔者愚钝，不明白三十六和林有何干系，贱名中也有个林字，自我绍介常说的是“双木林”。仔细想来忽然醒悟，三十六即双十八，十字一竖插入八字成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构为双木“林”。笔者无意采信推背图式的谶语。1957年5月22日在北大学生大饭厅前进行大辩论的那个嘈杂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说过三十六那个数目，已成张元勋的孤证。

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遗忘》书里的张元勋同名文章中没有“三十六”三字，也没有文末关于“名字的破解”的感慨，是否表明张先生对林昭当年是否说过“三十六”没有把握而不便置于正式的纸质出版物中？到2004年，36岁的罹难者，36年后骨灰方入土为安，二个36了，笔者当否也引用张元勋网上长文的结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在2006年出版的另一本叫《走近林昭》的书中，张元勋的同名文章内也采用了有关“三十六”的全部陈述，只是不见了末尾的“阿弥陀佛！”。

人们不会忘记灵岩山麓的林昭魂

林昭的诗作已收入《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选集中也有胡适、鲁迅、朱自清、刘半农、高长虹、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

安息吧，安息公墓里的林昭魂，人们不会忘记你。君不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浩浩荡荡前来向你致敬，跟随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中华。

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讲：“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仅以此意、此文纪念林昭。

长夜过春时

纪增善

我1937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泰县农村中一个叫子由桥的，四面环水的小村子。

回想起来，解放初期政治清明，干部廉洁，社会安宁，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我的心里也曾一度充满了阳光，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我一扫近代史课堂上所感受到的屈辱，心里充满过自豪。记得还是上初一时，一次在上学路上遇到一个外国人，他穿着一袭黑色长袍，好像是个牧师。我特地在他面前昂起头，挺起胸，示威似地高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以怜悯和忧郁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这次“示威”可以算是一次自发的“爱国行动”，比当今的一些爱国青年的“爱国行动”也不逊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历得越来越多，想得越来越多，渐渐地困惑起来，心中的那一片阳光也慢慢地黯淡了。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叫蔡守礼的我校高一退学学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在学校里开宣判大会，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师生们纷纷上台揭发和控诉他，根据我所听到的，他大体犯了这几项罪行：1，背后议论一位很得同学好评的生物老师，说他的课讲得不好——这是挑拨师生关系；2，在路上见到一个交售粮食的农民，问道“你把粮食买了，吃什么呢？”——这是破坏国家粮食征购，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3，跟几个同学结成 “五兄弟会”之类的团体——这是组织反革命集团。蔡守礼被牢牢地反绑在台上，拼命地挣扎着，从喉咙里发出“嗷嗷”的凄惨吼声，大概想说什么，但由于嘴被堵了，说不出来。最后他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全场响起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在一阵阵口号声中，我感到一阵阵悲凉。难道这些话和这些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严重到应该枪毙？旧社会里犯人在被处死前，还要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为什么现在宣判后就执行，不给他申诉的机会，不让他说一句话？不久后远处传来一响枪声，它宣告了一条年轻、鲜活生命的消失，也在我心中烙下深深的问号。

1954年开展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农民的余粮由政府统一收购，城市食用的粮食由政府统一销售）。那年夏天我在农村母亲身边过暑假，听说附近村子里一个农民被逼得没有办法，将口粮当余粮交售，然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使我非常震惊。那时报纸几乎每天都在图文并茂地报道，农民如何自愿和踊跃地交售余量，我也真诚地相信报上说的都是真的，绝想不到会发生逼得农民自杀的事情。暑假后我将这件事作为暑假见闻写进了作文，并质疑报纸报道的可信度。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姚，他平常还高看我一眼，见到这篇作文后非常生气，在批语中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立场有问题，如不改正，要犯大错误。那个时候“立场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委屈，觉得姚老师未免小题大做。后来才知道小题大做的恰恰是我。在中国一年饿死上千万人，也只是“一个指头”的小问题，逼死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对我思想冲击最大，以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读过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和许多批判文章，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意气相投的文人互相通信讨论文艺问题，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私人间的往来信件就成了反革命材料，在信里说怪话、发牢骚、骂人和非议领导就成了反革命罪行。批判文章和《按语》里的断章取义的手法、牵强附会的逻辑、蛮横武断的文风以及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恶毒用心使我非常反感，特别是那种牵强附会的逻辑使我尤其厌恶。我曾经跟人开玩笑说：“你随便说句话，我都能将你打成反革命。”他说了句“今天天气好”，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单说天气好？是不是要我们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这里的逻辑就是从一位解放军战士那里学来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胡风分子”鲁藜的一首歌颂北京的诗说，这首诗只歌颂了北京的蓝天白云和红墙绿树，没有提到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只沉醉在北京的自然美里，忘掉共产党和毛主席，用心何其恶毒！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和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不但“胡风分子”不能为自己辩护，别人也不敢替他们说公道话，甚至不敢对他们表示同情。我不平而又无奈，只好这样调侃调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那时我认为胡风从此冤沉海底，绝想不到两年后会有人替他鸣冤，更想不到二十多年后他会被平反昭雪。

时光流进了1957年，那年北京的春天也有点反常。清明时节桃花已经开放，却突然下了一场雪。厚厚的积雪摧残了一枝枝刚刚绽放的桃花。这正是那个夏天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写照，似乎是老天爷特意示警。“5.19”以后，北大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沉闷的北大突然活跃起来，大字报前聚集了一簇簇人群，阅读、讨论，还有争论。我原来是每天宿舍、课堂和饭厅，三点—线。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点：大字报栏。5月21日，我吃过午饭，照例到饭厅外浏览大字报，突然看到刘奇弟写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的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正是在我心里压了几年的话，想不到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天理还在，人心不死！”激动之余，我捡了个粉笔头，在旁边的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胡风是百家争鸣的先驱”。回到宿舍后，又和同学讨论起了胡风问题，由于激动，还失态地呼了一句“胡风万岁！”这时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党支部书记（或为党支部委员，不太清楚）陆鸿祺冷冷地说了一句：“胡风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至于万岁吧。”我回答：“在大家都唯唯诺诺，趋附逢迎唯恐不及的时候，只有胡风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这难道不伟大吗？”以后我参加了所有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是“胡风无罪”论的坚定拥护者。

另外，我有感于许多人不会或不肯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独立地进行判断，在偶尔看到“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一词，受到启发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

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甚至没有一个折，任何毒液从它上面流过，都会不留一丝痕迹，过一万年拿出来看

保证全新，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像一面镜，任何魔鬼诱人的火，都会被它反射回，任何真理都会映入脑内，一点不差，正如镜中的人影，啊，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万岁！

1957年6月8日后北大开始反右，放暑假前暂告一段落。这一阶段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都是当时校园内崭露头角的人物。暑假后继续反右，打击面迅速扩大，右派人数急剧增加，大部分右派都是在这一阶段被“揪”出来的，包括许多前一阶段的反右积极分子，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思敬。5月27日

反右开始时我还心存侥幸，因为胡耀邦在回答我校学生代表的 “北大学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 这一问题时说过“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我自忖绝对进不了“极少数”之列。后来，特别是暑假以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也自知不免，但也无法可想。我既不会作践自己，跪地求饶，也不会出卖他人，立功赎罪，只有惴惴不安地等待灾难的降临。10月里的一天晚上，宿舍楼道里贴出了满墙小字报，通栏标题赫然写着“右派分子纪增善赶快低头认罪！”“终于来了！”我看到后这样想，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就在那一刹那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在放暑假前，陆鸿祺三番五次地劝我回家过暑假。那时我一定已入了右派名册，只是尚未宣布。他大概想让我在宣布以前能和家人享受最后一次欢乐的团聚。可惜当时我未能领会他的好意，由于经济困难，也由于想利用暑假好好看点书，没有听他的话，以致后来再没有能见到我的父亲。他在听到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急又气，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被打成右派后，我不断地在小班、大班（共5个大班，每大班分两小班）和年级批判会上受到轮番批斗。在会上我的被“揭发”和批判的右派言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替胡风喊冤。已如前述。

第二条是我的一次发言。1956年底或1957年初我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代表大会上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这不正常。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代表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国家大事，只好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举手、投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称，我这是想用文化水平门槛挡住工农代表，让资产阶级控制人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非常恶毒。

第三条是在1957年暑假期间我对同学说，苏联教科书里将太多的科技发现和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苏联人，有大国沙文主义。据称我这是诬蔑苏联，反苏，破坏世界人民大团结。

其中第二条被定性为纲领性言论，并据此将我打成极右分子。至于那首打油诗，可能因为是游戏文章，内容也没有深度，批判我时没有成为重点。

在批判会会前会后，系党总支、年级党支部成员多次和我谈话，不断要我交代和其它人的联系。大概是要从我身上挖出其它右派分子，但我确实是独来独往，无可交代，也只好作罢。在一次年级批判会后，陆鸿祺又找我谈话。我向他表示我所说的都是自认为正确的话，没有阴谋，也不是恶毒攻击。陆回答说：“这正好说明你是自发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更严重”。我不免大吃了一惊，原来说真话是更大的罪过！怪不得中国人从那时起都学会了说假话，后来就发展到编假数、做假事、造假货。以致现在有人戏言“今天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假的！”

1957年，我们年级共划了10个右派分子，其中我们大班就占了6个，这应归功于陆鸿祺领导得力。寒假前反右运动进入后期处理阶段，其它同学都忙着开会，讨论对我们的处分，而我们10个人则被集中起来学习，实为集中看管。不论如何，这使我们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我发现绝大部分人都因为只言片语，或流露了一点对反右运动不理解的情绪，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例如，一位姓陆的同学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5月21日在宿舍里谈论胡风问题时，我提到胡风的行为没有越出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时他刚好从外面回来，就接茬大声说了一句“我来查查，宪法上有没有言论自由这一条。”还有一位姓薛的同学，他只是在他的父亲，一位著名药学家被打成右派后，流露出一点不满和不理解情绪，也被打成右派。在学习中，一位姓王的同学说了一句话：“真理是共产党他们家的，只有共产党说的话才是真理，如发现自己说的跟共产党说的不一样，就得赶快认错，检查。”大家都觉得他讲得深刻。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学生右派按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分成四类，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第三类留校察看；第四类免予处分。学期结束前，处理结果公布，我情节极端严重，态度恶劣，属于二类，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还有另外三人也是二类。其余人则为三类和四类。

1958年3月8日早晨，我在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接到通知，到礼堂开会。会上陆平宣布右派分子当日离校。散会后我回到宿舍，行李都已经有人代为收拾好了，不容我有一刻停留。我于是提了行李，上了一辆卡车，被送到东郊的北京光华染织厂（当时叫北京机织印染厂），其余三人被送到北郊的清河制呢厂。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中央已有指示，右派学生仍然留在学校内监督改造。北大获悉了这一指示，却赶在正式文件下达前，急急忙忙地将受二类处分的学生轰出学校。事实上在北京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的右派学生被赶出了学校，而后者是军工院校，情况特殊，自当别论。

被同一辆卡车送到机织印染厂的是19个人：北大7人，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2人，大部分为学生，也有几个教师和职员。我最初被分配到织场去装梭。这是一项简单、单调、几秒钟重复一次的劳动，非常累人，要以急行速度在几十台织机之间奔走，稍慢一点，织机梭箱里的梭子就可能用完，造成停车，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得算计好时间，快去快回。1958年底为解决染场染化料供应紧张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土化工厂，土法生产染化料。因为我是化学系学生，就将我调去。后来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化工厂下马，我转到染场。我们的待遇最初是每月15元生活费，不到该厂最低工资的一半，在当时只够维持一个单身人的最低生活。多年以后才增加到32元。

来到工厂以前我曾想象工人师傅会像《工人说话了》这篇报道中所写的那样，对我们横眉怒目。但事实不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当作孩子，最多是说了几句错话的孩子看，在工作上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关心我们。例如我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那时实行粮食分品种定量凭票供应，每月的米饭票很少，许多师傅都将米饭票换给我。我渴望着快点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无论是在织场还是染场，干活都很卖劲。工人对我的评价也不错。但是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太好，原因是我不怎么向他们汇报思想。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说真话？我不敢。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暴力做后盾，将我打成右派的理由是经不住反驳的，我也不会违心地认错。但这话能说吗！说假话？我不会，说起来别扭，有时我真羡慕那些能圆熟地说假话，把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很少向人事科汇报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打过有关别人的小报告。领导多次批评我“不敞开思想，对党存有戒心”，但我就是改不了。我觉得这是我摘不了帽子的主要原因。

由于生性使然，我虽然多加小心，但对于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现象，有时还是忍不住说几句。有一次，就因为说了两句这样的话，受到严厉批评。其一，光华染织厂染场有个贮煤场，堆放着大量燃煤，供自备锅炉使用。为防止煤堆自燃，染场常常发动工人在业余时间“倒煤”，就是用大锹和箩筐将煤堆翻动一次，帮助散热。煤的存放量通常是几百吨，翻动一次需几天时间。我质疑说，厂里有铲车、推土机，为什么不用它们来倒煤？其二，工厂为保持连续生产，实行三班工作制，上班时间为：早班6:30 – 14:30，中班14:30 – 22:30，夜班22:30 – 次日6:30。相应地开会也分三班开：早班15:00，中班12:00，夜班7:00。有时领导作报告，或传达文件，为减轻领导负担，就将中班和夜班会议合并在7:00开。这样中班工人为了在早晨7:00前赶到工厂，夜间就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如果会议时间短，中午还能回去补一觉，时间长，就只好忍着，工人怨言很多。我就说，现在有录音机，可以将7:00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录下来，在12:00和3:00会议上播放，领导既可以少讲一次话，工人也可以多睡几个小时，岂非两全其美。这两句话是在宿舍里说的，不知谁向人事科汇报了。人事科一位姓高的将我叫去，疾言厉色地批评我，罪名吓人：怕苦怕累，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破坏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也是我不能摘帽子的一个原因。

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同来的19个人中有12人摘了帽子，3人被送劳教，4人没有摘帽子，其中有我，没有人回校复学。被送劳教的人中有一位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姓郑。他是复员军人，为人真诚，富于感情。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自我安慰。解除劳教以后，他满心以为可以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却发现自己依然是个贱民，绝望之中投什刹海自杀了。他水性很好，自杀前特地在身上绑了石头，表明了他绝望之深和死意之决。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们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和造反派竞相展示他们的革命性，而展示革命性的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身上下手。他们在我后背上贴了一块A4纸那么大的黑底白字“右派分子”标签，走到哪里背到哪里。8月下旬，染场的“五类分子”被集中关押，监督劳动，上厕所要报告，吃饭只能吃最次的菜。一位平时吊儿郎当的工人负责监管我们，每天早晨站队训话，他先用一根竹棍逐一敲打我们的头，然后大喊一声“你们都是混蛋！”。大约两个礼拜后我们被释放回车间，过了几天，在1966年9月9日我就被遣送回原籍农村。

我落户的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子由桥——当时叫娄庄公社红旗一队，而是在它北边，相距不到一里路的红旗二队。这里人均土地稍多一点，这大概就是将我落户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没有一个亲戚或熟人。刚去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到牛棚里。这是真正的牛棚，里面养着一大一小两条耕牛，地方不宽敞，夜里我和养牛人打地铺睡在这里，耕牛就在离我一两米的地方拉屎撒尿，甚至有时会溅到我脸上。两个月后我又搬进一间一直未使用过的猪圈。夜里猪就在隔壁打呼噜。直到第二年夏天光华染织厂补助了我150元，搭了两间小茅屋，才算安了家。

我们家乡民风淳朴，人性善良。农民没有固定工资，不种地没有饭吃，不能以革命为业，所以革命热情不高，对整人也没有兴趣。他们和当地的“五类分子”都是乡里乡亲，对他们知根知底，恨不起来。例如红旗三队有一个姓洪的农民，很老实，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但他怕背上一个“贫”字，儿子会讨不上媳妇，硬要土改工作队改成富农，等到富农帽子越戴越沉，想要改回来已不可能。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仇恨。我虽是外来的，他们对我也很照顾，起初安排我写标语，还一再叮嘱：“慢慢写，不要写错”。后来又安排我干些轻活。但我为了多挣工分好养活自己，还是争着干重活，一年以后我就和壮劳力一起干活，壮劳力干的所有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我曾参加过四次河工，在本公社或外地挖河；我曾和同伙一路背纤，历时9天，将一条水泥船拉到上海装运肥料，然后再拉回来……。

文革期间瞎指挥成风，很多劳动是无效甚至是负效的，有时简直是想方设法地折腾农民。举一个不需解释就能明白的例子。我们那里本是水网地区，河道纵横，但公社曹书记上任后还是订了一个“Ï纵Ï横”（具体数字记不清了）计划，要在公社范围内开挖五、六条，甚至七、八条新河。我参加过其中“一纵”与“一横”新河的开挖。这“一纵”在曹书记任内挖好了，朱书记继任后认为它位置不对，又将它填了。这“一横”穿过我们生产队，将生产队拦腰切成两截，毁了十几亩地，几年后由于流沙淤积，河流也作废。其它几条河情况不详。

由于无效和负效劳动太多，农民虽然终年辛劳，仍然很穷。年终决算时，一半人家的工分钱不够抵扣粮草钱，还要倒欠生产队一笔债。粮食也不够吃，经常是一日三顿稀粥，即使吃干饭，里面也要掺很多青菜胡萝卜，以节约粮食。当地有句民谣“青菜老米饭，吃完了上江南”，意思是即使倾家荡产，最后被迫出走江南寻找生计，也要炒个青菜，吃碗老米饭（纯米饭）。吃青菜老米饭几乎成了奢侈的享受。我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家庭负担，照当地说法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是靠了兄妹的接济才免于冻饿。

平常每天天一亮就爬起来上工，晚上下工后精疲力竭，草草吃过晚饭，倒头就睡，没有时间欢乐，也没有时间悲伤。但每逢凄风苦雨之夜，不能入睡，思绪如潮，有时就不免悲从中来。一天夜深，我正做着又回到了学校的美梦，忽然被暴风雨惊醒。往事历历在目，但只能在梦中追忆；未来一片黑暗，正如这风雨之夜的树叶，不知何时被吹落何处，践踏成泥。我不禁掉下眼泪，渐渐地竟啜泣起来，泪水浸湿了半个枕头。后来我凑成了两句诗来描述此景此情：“雨扣窗扉忧如捣，凤啸树巅思似潮”。

在工厂劳动时，我已经落下十二指肠溃疡的病根。来到农村后，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无规律，精神压抑和医疗条件差，病情迅速加重，多次便血和吐血。一个农民看到我病得很痛苦，说了一句大实话“你求求菩萨吧”，含义就是“早死早超生”。1972年冬天我和另外两个农民驾船到扬州附近的河工工地积肥（收集粪便）。一次因故未能回船吃晚饭，就和同伴在工地副食店里各买了一包饼干充饥。我刚吃了几片饼干，忽然觉得心慌，忙将饼干递给同伴，刚说了句“我心里难受”，就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是胃部大出血，幸亏附近有医院，否则就…。后来我回到生产队，一个熟人见到我说：“听说你死了”。所以我常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我是1974年2月摘的帽子。当时我以为这大概是最后一批，属于“清仓”性质，后来才知道有人摘得更晚。文革结束后娄庄中学把我找去当民办教师，教高中数学和化学。1978年9月落实政策，我又回到北京光华染织厂。1979年10月20日第一次改正，留下一个“有错误言论”的尾巴，1984年6月28日

我总觉得我能被改正，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是它将腾云驾雾的中国人从半空中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使他们终于从昏迷和麻木的状态中疼醒了过来，回到了真实世界，恢复了思考功能。他们在寻找历史轨迹时竟然发现，正是反右运动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那些当初踌躇满志地领导和指挥反右运动的当权者们，在文革中有了和当年右派一样的遭遇，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良心发现，这才有了后来的改正。

  回厂以后，我又当了一年工人。1979年10月，我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被调到总工程师室。最初我的工作是翻译引进设备的技术资料，后来工作范围逐步扩大，最后专职负责从前期立项到后期消化吸收的全程技术引进管理工作。由于我在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1987年被越级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2年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1997年11月退休后又返聘一年，1998年11月离厂。

人生易老。回首往事，我曾经懊悔过：如果不是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我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后来我想通了。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我生性愚直，不会逢迎，不会说假话，这恰恰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忌讳，所以必然命途多舛。这是命运，所以现在我不后悔。如果能从头再来，我或许还会这么做。

2008年8月6日

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

彭 慕 陶

1970年在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打三反”中，四川成都市当局，为了紧跟领袖赶上形势，迎合上级的需要，他们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将原先认定我们不是右派，而是“受害的革命群众”抛出来，变成了《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把我们做为替罪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严惩处，在全市游街示众，布告贴满全城，广播、电视、报纸全程报道，闹得沸沸扬扬。成都当局将这样一场背信弃义、是非颠倒、血迹斑斑的恶作闹剧，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上报中央，请功领赏。

一、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右派集团”。

我们几个在划定成右派之前，都是年纪较轻，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刚解放我们就参加革命，成为公安政治系统的基层干部，半数是党、团员。

彭慕陶51年参加革大，入团后调公安大队政治处工作，54年转至四川省合营前进铁工厂，55年调到成都市轻工局秘书室工作，团总支委员。57年整风运动中，响应党组织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彭根据局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党组织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意见”（见附件），当时就得到主持整风工作的赵局长和全局团员的赞同、支持。后来在反右派中，所在单位组织领导，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彭打成右派分子。

李全荣是成都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一般工作干部党员，整风中就本单位工作提了批评意见，结果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李秉杰原在成都市斌升街  派出所内勤干事，平常患有风湿关节炎，整风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没事就在办公室一张地图前感叹说：“我这个病如果到东北治疗太冷，到南边去治又太热，台湾气候是冷热合适，但又没有解放”。反右中那位就揭发他：“在值班时都在察看地图妄想逃奔台湾投敌叛国”，他父亲只是在旧社会当过机械技工，就把他的出生改为地主，划为右派，开除回家。

王雪琪原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在整风会上，从未正式发过言，只是在一次整风会议上，有人说：“我们法院从院长到厨房炊事员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她在会上就“哦”了一声，后来发言人就说她支持储安平的党天下，她被以“赞同右派”的观点，划为右派，开除回家。

还有成都市郊区政府的江仕森，他也是一般工作人员，平常说话有些尖酸刻薄，整风前就爱开玩笑，戏谑人，他说×区长的通讯员，在区长面前就像川戏“迎贤店”中的丑角一样，弯背哈腰、唯唯诺诺一副奴才像，反右中说他诬蔑党的积极分子就是反党，被打成右派。

就是这样几个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人，依理说，组织已作了处理，本人又无有新的过错，根本没有理由无数次的批斗殴打迫害，这是起码的法律准则。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拿我们这些人开刀，红卫兵抄家，天天打骂，吐口水，抓头发，家中父母，子儿，弟妹，均遭辱骂，任意欺侮，家无宁日，受苦不迭，生不如死。

二、我是如何回家受迫害的

一九六二年，我在四川省“大跃进”后大饥荒的重灾区，雅安专区荥经县农场劳动，后来县上借大灾害之机，以精简压缩之名取消最低工资，将我压缩回家。（这又是一次无法无理的处罚）。

成都是我祖宗三代土生土长的地方，却因“右派”之名上不了户口，正正堂堂的一个执有“选举权”的公民，二年多却变成了黑人黑户。

黑人黑户也不要紧，反正我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问题的关键是上不了户口就领不到维持生命的粮食，临时工也无法找，二三十岁的当家汉子却要靠年近六十的老母亲和几岁的孩子省下口粮来养活我自己，真是忍不下心，但又别无他法，既不敢去偷，也不敢去抢，听到孩子叫肚子饿就更是心如刀绞。仰望苍天，我何罪之有

直到1964年邻居中有一个右派从劳改队受伤丧失劳动力，送回家里，在公安厅批准下，才上了户口，我才又去找厅里申诉才获得批准。上了户口才能去找工作，我找到原教我美术的李老师，他了解我的技能和水平，给我介绍到电影院去画海报，到了影院试用后可以，叫我填表，我考虑到如果不说明我的右派问题，怕对不起老师，又欺骗了组织，我只有如实填写，结果政审就过不了关，不予录取。最后只有去卖苦力，做临时工，维持生活。

三、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第二次上当受骗

文革开始，亲友和关心我的人都一再关照我说：“这又是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千万要注意，记住历史经验教训，不要介入。”我听亲人的规劝，做完工，中午吃茶休息，我都单独把茶端到角落里，不同任何人摆谈，回来路上，都不去看大字报，直来直去，免找麻烦。

可是不久，事与愿违，制造矛盾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爱人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来了，说我是右派，强行把我的户口下了，不准住单位宿舍，不准去打工，赶出家门。亲友们不敢接纳，住旅馆又无证明，通宵达旦，流落街头，实在是生不如死。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同管区的几个右派，共同商量去北京了解下党中央的政策，究竟要把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置，有没有出路，我们几人就于1966年12月去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西南组群众接待处，我们几人将各自划右的情况，如实向接待领导汇报了，他听了我们汇报后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时反右派，主要指向那些心怀不满，与共产党较量的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这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现在你们就应该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随即给我们开了给省革筹和当地革命组织的介绍信，并发了车票回到了成都，我们把中央文革接待站开的介绍信，转给省革筹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成等革命组织，在他们支持下，我们被看作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兵团还给我们提供了办公房（文化宫）、笔墨纸张等。

我们在当地革命组织的支持下，写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违背毛主席指示，在57年反右派运动中，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打击迫害群众的事实材料，上报省革委请求审查。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参于过其他任何活动。

在写材料时有人提出：既然中央、省革委、革命造反派，都不把我们视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五七战团”革命组织，专门搞大批判，这在当时只要是革命群众两三个人，都可随意成立革命组织，无需任何人批准。但我还是说：“这事要慎重一点不要乱来，先给省革委写个报告问一下，可否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来搞大批判。如果上面批准了，再搞，没有批准就算了。”

我们交了报告，但没有人回复，我们也没有成立任何组织。可是在1968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服从政治的需要，把他们原来认定的“基本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下就变成丁乘机翻案的“右倾翻案集团”，“混进党里、政府里……革命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来惩处 。

在拘留审讯中，对我提出三个问题

1问我为何要成立组织，翻反右派运动的案？

我当时回答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翻反右派运动的案，我们是根据中央文革西南组对我们说的，你们回去依靠当地革命造反组织，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违反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罪行揭露出来，让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我们在省革委、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写了各自受迫害的材料。我们并没有否定反右派运动。我们认为毛主席当时发动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报上登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猖狂的，应该打击，但我们是真心响应党的召唤帮助党整风的，是维护党的利益的，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被我们当时单位一些领导，歪曲事实、断章取义、错误处理，现在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向党把真相说清楚，求得清白，恢复名誉，好继续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其中我们也代别人交了几份申诉材料，其中有（市五中学周应仁右派老师、十八中白开茂右派老师、川幼师李少康右派老师，大竹县委宣传部李××、四川省百货公司徐国平、省计量监督局白竹均、达县地区红军干部朱乐秋等）。

代交给省革筹的申诉材料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像我们一样受冤枉划错的右派，要求甄别平反；另一种是真正的右派想乘机翻案，通过我把这些真的牛鬼蛇神诱发出来，也应算是一个立功机会。

2.说我带头组织翻案活动。

我说：我没有带头为首组织活动，中央文革给四川省革筹写的返回信签是李全荣、彭慕陶、王雪琪等人，没有经过任何人选举。如果你举出任何一个人举手选了我，我就承认，他说：你是大家公认的头头。

3.要我交出子虚乌有的后台。

审判员又说：据我们看来，你们几个出身很好，又年轻，对党对人民应该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你们后面有些人，思想反动，想要趁机翻案，大力支持你们，你们上了他们的当，你把他们交代出来，就是主动表现，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我回答说：“没有，我们就是各自写了点申诉，打点笔墨官司，又不搞什么反革命活动，有人来找，敢交申诉的，我们照转，更没有什么后台。”

他说我顽固坚持，将会受到从严惩罚。

最后果然是，我为首犯判我二十年、李全荣判18年、王雪琪、李秉杰各判十年，其余为戴回右派帽子，交单位管制，全市公判游街示众，最后逼得我们几家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王雪琪全家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全部遭到社会流氓的奸污，丈夫因支持她翻案，被捕入狱病死。彭慕陶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气死，爱人被迫离婚、儿子流落社会，被拘留，改名换姓。李全荣爱人被迫离婚改嫁，儿子抱给别人。李秉杰，父亲气死，大妹气疯，长期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姊妹无往来。江仕森，母亲气死、未婚妻离异。

随即在全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各管区、各街道顺藤摸瓜，内查外调，狠批猛斗，全市的右派分子，被打死、打伤、打残、自杀逃亡，更是不知其数。

这真谓是他们大权在握，可以出尔反尔，出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又一次上当受骗。

四、玩弄权术、草菅人命。百姓生死任由官定

直到1978年中央拨乱反正、清理冤假错案时，西城区人民法院在1979年1月才宣布我们“现查明彭慕陶、李全荣、李秉杰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1957年被划为右派问题，先后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申诉是允许的，不应治罪，1970年以后，以右派翻案集团的罪名，分别对彭慕陶等人判处徒刑和戴回右派分子帽子的判决是错误的，据此宣告无罪。”

你看他们说得多么轻松、潇洒、自由、随便，六家人三十余口的身家性命、生死存亡，全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时而可以说你“申诉”是坚持反动立场，乘机翻案、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应“从严惩处”；时而可以说申诉是“允许的”、“不应治罪”宣告无罪，可见申诉这个字眼，全凭他们随心所欲，变来变去，就可以置人们于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真可算得上是吏笔如刀，这就是法律为政治服务，以党代法，草菅人命，为害百姓的典范。

但是；死去的人是活不回来的，逝去的青春是永远追不回来的。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唯一的企盼就是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重演，

不失黄埔军人气节的二姐夫

刘 真

二姐夫是一位历三十多年地狱般生活煎熬，仍不失黄埔军人气节与风骨的逝者。他学名胡雄，黄埔军校毕业，１９４６年前后，曾任青年近卫军骑兵连连长，驻防常州。后为加强长江防线，被调防到安徽省安庆，那一年（１９４８）他们的长子出生，起名久庆（以示防守安庆之决心）。后胡雄又被调往上海浦东镇驻防，在上海解放的炮火中，他坚守到了最后一刻，以致到了撤离时，箱子已撂上了船，人却被解放军截获，后被集体押往新疆劳改，所幸，途经常州时，蒙昔日熟人相助得以逃生。回到上海，他即连夜携带妻儿返回了故里——湖南郴州乡下。这其后的３０多年岁月，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叫马头岭株梓塘的小山村了。

他曾寄来过一张照片，人已瘦骨嶙峋，但仍目光坚毅，精气神犹存。三十多年间，他怀抱信念，拒绝看所有的电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在孩子的苦苦劝说下，才看了一场“没有政治宣传”的《少林寺》。

一个人身处逆境三十多年，但他却能以自己的人格、良知与尊严，以自己的勤劳、善良和对亲友的挚诚，获得身后亲朋邻里的一致好评。

他平凡的生命之光，让我们洞见了养育和培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命基调，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

“伤今念昔” 回声与咨询

燕遯符

看了《往事微痕》第五期上章诒和女士的文章《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由无数个人记忆汇聚而成的集体记忆，向来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珍贵历史资料，在反右档案不予解密公布的情况下，留在当事人以及子女亲朋等相关人员头脑里的记忆就尤为珍贵，几乎成了唯一的史料来源。这么看来，我们这些反右幸存者尽管年事已高，也无权偷懒，真的是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留下记忆，留下信史，留下真实不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不让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在子孙后代身上重演。

章女士文章中提到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中的某些具体情节：“……1957年5月21日

章女士既然这么写了出来，必定有根据，是当年自己到北大去过，亲眼所见？还是听别人言讲？如果是听人言讲，是否可靠、是否核实过？这些情况对于弄清毛式政治运动的发展历史很重要。本来以为学生们在“政治运动”中动手打人是文革中红卫兵的发明，原来九年前反右运动中北大就“领风气之先”了。事情果真如此吗？会不会有什么差错？正如章女士文章中分析的那样，情势迫使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担当起了历史记录者的重任，我们就必须严谨，每个细节都要力求真实，不过由于个人的记忆难免会有差错，因此企望每个当事人，都能写出自己亲历的这段历史，用我们的“集体记忆”，务求交给后代一部真正的“信史”。

读章诒和大作有感

冰 水

章诒和慨叹“我们这个民族‘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凡是关心国家未来的人，都具有忧国忧民之心。历史不能阉割，也不许伪造，因为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见证，以史为镜，可以修正错误，弘扬正气，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之所以多灾多难，都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独裁与极权统治所造成的。极权统治者统治之术，首先是打起“为民造福”的旗帜，蛊惑人心，用暴力夺取政权，一旦权力在手吃到了甜头，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背叛自己向人民许下的诺言。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掩饰自己的背叛，就必须想方设法继续蛊惑人心。中国始终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当被人们觉察反抗时，就会露出狰狞面目，对反抗者“大力扣杀”。他们不许人们回忆自己历史上的旧恶，只许歌功颂德，以巩固统治地位。为了不让人们提及统治者的错误和罪行，因此必须粉饰太平，搞安定团结，让“稳定压倒一切”。即使是上几届领导人犯下的罪错，为稳定起见也不许旧事重提。历史教科书上只许讲毛泽东一生的英明伟大，不许提整风、审干、三反、五反，更不许提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在历次运动中被整死多少人，更是严禁提及的。因此你不想忘掉也要强迫你忘掉，让共同记忆有效地、快速地流失，是极权统治者的愿望。于是安排文检部门，严格把关，取缔“非法出版物”，报纸不许登，上网也要删掉。这就是记忆流失的主因。难怪公务人员及年轻学生不知道胡风是谁？什么叫反右？刘少奇、彭德怀是什么人？怎么死的？最近华国锋去世，很多人不知道华国锋是什么人。可见历史知识的缺失何等严重。李慎之生前大声疾呼“启蒙教育”，谁去实施？谁能响应？你想提倡民主、自由、法治，但毛的接班人不赞成，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和李慎之“争夺下一代”。力量的大小，即是权力的大小，谁的作用力大谁就是胜利者，因此李慎之必败无疑。在高压下响应者稀少，沉默者居多，这就构成了共同记忆的消极流失。李慎之的文集和悼念文章至今还列为查抄的禁书。

共同记忆消极流失有外因，也有内因。大多数历史的经历者，经历了多次运动的冲击，能残存至今，已是不幸中之大幸，“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只要生活上吃穿不愁，破屋善能安身，以后不再多管“闲事”，不再“惹是生非”。既往的残酷岁月，犹历历在目，已“不堪回首话当年”了。人各有志，对这种思想行为无可厚非，只要他不“助纣为虐”，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另一个问题是章诒和引证了汉娜·阿伦特独到的精辟分析。人为什么会消极？甚至变成出卖别人、残暴成性的害人者？阿伦特的结论是统治者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是极权统治制度“吞没了所有的人”。“在极权制度统治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守职’，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种例子已在文革中得到印证。

对施暴的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以宽容，易混淆是非、助长邪气、压抑正义。“不算账还债”，“不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只是徐贲先生的一家之言，章诒和不认同，我也不认同，相信还有不少受害人也不会认同。中国有句古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国家的法律也是按这个原则制订的。

德国现领导集团，他们没有罪错，为什么还要为前任受过，代希特勒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下跪，还对他们给予宽厚的经济补偿。在二战结束至今，对重罪在逃的法西斯分子还在穷追不舍，犯罪者改名换姓、化装整容逃到别的国家。还要通缉追捕归案，绳之于法。这就体现了民主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彻底打击邪恶犯罪者，才能维护人权、伸张正义。

再看我们中国，自“解放”至今，有的冤假错案搁置不提，不分是非、不鉴别功罪。有的冤假错案，已确认无误，但工作做得很不彻底。对被害、惨死者、无故遭受劳教、劳改者、受肉体摧残、精神折磨者，始终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理解决。对受害人或受害者家属没有一句安慰道歉的话，国家政府也不给予抚恤补偿。众所周知，在“反右”及“文革”中惨死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施暴者的残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为阻止张志新叫喊而割断其喉管。遇罗克、林昭受尽折磨，被枪杀后，还要向其家属索取子弹费，贺龙被饿得吞咽棉衣上的棉花充饥，刘少奇、彭德怀等也被整得遍体鳞伤，直至死亡，还不许写上真实姓名……，多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境地，自杀者不计其数，至今还在保密。死后还给他们加上罪名：“抗拒改造”、“死不改悔”、“以死来向党示威”、“自绝于人民”……，而这些暴行的策划者、指示者、执行者活着的至今仍逍遥法外；死掉的未受到批判，甚至还受到吹捧、追祭、悼念、供奉。禁止别人对他暴行的揭露、批判，连纪实性的回忆录也不让写。为什么？答复是：要安定团结，不要把矛盾尖锐化，否则就会产生社会动乱。那么不惩恶扬善、有冤搁置不申，掩饰矛盾，只喊安定团结，最后能达到“和谐”的目的吗？正确的结论及现实证明是否定的。矛盾的积累掩盖是危险的，矛盾激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希望现任领导人，学一学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把多年积案翻出来，依照法律严肃认真地进行一次甄别，该平反的平反，该解释的解释，该赔偿的赔偿，彻底地把它解决掉，去掉“一块心病”，解决了矛盾，使涉案者口服心服，屈死者也能闭目长眠地下。当然，这个工作不但有困难，而且还有极大的风险，因为积案的制造者、施暴者、既得利益者必然会百般阻挠。从“左”“右”两方面干扰，弄不好就会“丢盔弃甲、败下阵来”，被罢官、被监禁，甚至受害。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此作为一个仁义的领导人，首先必须无私，无私才能无畏。胡耀邦的下台失败，粉碎“四人帮”的成功，是两个鲜明的实例，应引以为鉴！我相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一定能做出英明的抉择。

倡议共同编写《四川右派实录》资料书

 毛泽东发动1957年反右运动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右派的个体生命，而把他们都打入了阿鼻地狱，过着非人般的生活，强迫五百万知识分子闭口失语，强迫他们接受封建专制思想，接受专制制度，为其梦想成为“世界王”野心（在社会主义阵营），为其以后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荒唐政策扫清第一个路障，确为其真实目的。这是一场在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迫害知识分子群体运动（包括代表他们意见与利益的各民主党派），其迫害时间之长（22年）、迫害人数之多（约110万人，右派加57年被划的各类分子，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五分之一还多），迫害手段之特有的欺骗性、荒唐性与残忍性，堪与希魔迫害犹太人运动相比配。同时，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成了一个历史拐点：没有反右，就不可能有59年大跃进与60年大饥荒，更难有66年的文革灾祸。所以，从各个角度批判与研究这场运动，是我辈以及我们子女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否则，右派就白当了！ 

这场运动虽已过去了51年，但有关方面至今仍拒绝平反和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我坚信，总有一天，它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彻底批判与否定，并将成为国史乃至世界史上臭名昭著的一页，其策划与发动者，也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到那一天，我们这些右派的子孙们，就会得到他们先辈的道歉与赔偿。 

为迎接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特策划与倡议编写此书，希望能得到全川广大右派朋友及你们家属的响应与支持。编写此书的目的，既是对广大受害者的心灵安抚，也是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史料，更为将来在全国创建“反右历史博物馆”（或纪念馆）提供一份珍贵资料，同时还为我们的子孙将来得到赔偿保留一份依据。 

现在，有人企图消灭这段记忆，埋没这段历史，我们被迫只有采取：多写回忆录，多出此类书籍作为回答，以留下记忆，保存历史。为此，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相互转告，积极宣传、组稿、撰稿，人人动手，家家动员，争取在今年底，最迟明年三月底完成此书初稿。

此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右派个人资料，二为反右集体资料，并以个人资料为主，希望能发动几千人入选，每人不超过一千字。健在者，最好由本人或家属撰写；已含恨弃世者，最好约请其家属、亲友、难友撰写。反右集体资料又分两部分，一为反右中的典型事件，如“草木篇”，川农迁校风波，成都市二师裴多芬俱乐部事件等等，这些带有集团性、代表性的事件，资料弥足珍贵；二为一个单位反右运动概况资料，最好由那个单位在健在的右派中经集体回忆、补充后再推举一人执笔撰写。很多个单位加起来，就能大致反映出四川反右的整体规模与概况。当然，更希望有人能写出一个县、一个市地、一个系统的反右概况。

对撰写此两大类资料，有如下原则要求：一、真实可靠，不允许编造或道听途说，也最好不要介入个人恩怨；二、简明扼要，突出重点，文字表达力求准确，不要拖泥带水；三、对下述各项资料的具体要求，尽可能收齐、核实，实在收不齐的，宁缺毋滥；四、文字力求通顺，对各项资料不要像填表格式的撰写，而要采用叙事式书写。 

现将个人资料部分具体要求明列如下：

一、姓名；二、年龄（最好有出生年月）；三、民族；四、文化程度；五、籍贯；六、是否党团员；七、在何单位任何职；八、原工资级别；九、因何故被打成右派（重点）；十、受何处分；十一、处分后22年受迫害简况，迫害是否曾升级（重点）；十二、何时改正，后在何处任职，在近28年中有何成绩、贡献、奖励；十三、务必提供本人57年前或改正后的一寸照片一张（黑白为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十四、请打印后提供初稿。

此外，你还可写入你认为值得或应该写的（此如写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最后，稿件后请附上一笔：是否愿购买本书，要几册，以便统计后确定此书总印数。 

关于集体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单位反右概况部分，内容包括单位名称，57年反右进展，打了多少名右派（须列出具体名单），所占单位总人数百分比，其中右派集团、极右、一般右派各占多少，处分情况及22年中的大致遭遇、后果，改正、安排工作情况，有未改正的，原因何在。在近28年这些右友的不同表现、贡献、遭遇的概况；如有一个单位右友改正后的集体照片请复印提供。对典型性、代表性反右事件，要写出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因、经过、受害者名单、处分、改正等等概况，这部分材料还包括同一单位的右派集团性事件，如新华社四川分社的“锦城七日谈”右派集团。集体性资料撰写时文字不限，可长可短。但请打印。 

此书仍将约请马识途老撰写书名，请谢韬老担任顾问（均已落实），请北大教授、“

我估计，此项工作如发动和开展得好，将达到一百几十万字的规模，编辑、打印、制盘、校对的任务很重，工作量很大。同时，还要考虑到有的右友年老体衰，写作困难；有的有顾虑；有的认为多此一举，并不热心，因此，发动、劝说任务也很重。为了能确保此书编写工作的完成，我建议开展如下活动： 

一、募招志愿者活动。在右友和支持此项工作的非右友中，募招一批志愿者，从事文字初编、组稿、写稿、打印、制盘、校对等等工作，并对写作有困难者提供支持，对有顾虑或不热心者进行劝说。

二、为此项活动及出版事宜募集经费。发动右友中有经济实力者提供赞助，也欢迎同情、支持此项活动的基金会和非右友提供赞助。将专设账号，专款专用，详细列账，公开透明，要保证不贪占、不乱花。此书出版后以成本价出售的收入，将设一个“关爱右派基金会”，此款用于对右派病重住院的慰问、去世后送花圈、出回忆录赞助、右派聚会等等支出。

 三、此书将邀请三至五个有较好文字功底的同仁组成编委会，并选出主编、副主编，也欢迎右友自愿报名参与。凡对此书有重大建议被采纳者、经费赞助者、志愿者均在此书“编后记”中列出。

总之，希望咱四川的右友团结起来，众志成城，共同完成此一事业。更希望人人写稿，个个献计，群策群力，抛弃过去彼此私人间可能有的隔阂或成见，共同展示我们四川受害者的意志与愿望……

（此倡议书欢迎大家复印散发） 谢谢大家！

          策划与倡议者：一个值得大家信任的人  2008年6月18日

“五七”档案

陆铿，号大声，笔名陈棘荪，云南保山人，新闻媒体人。1940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二战期间担任驻欧洲战地记者，1949年4月，因办《天地新闻》被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判刑入狱，1975年获释。1978年4月底赴香港，与胡菊人创办《百姓》杂志。 1985年5月10日，在中南海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这是引致胡耀邦在1987年1月下台的原因之一。 1990年因协助许家屯定居美国，而遭中共拒绝入境。晚年与刘宜良(笔名：江南）的遗孀崔蓉芝旅居美国旧金山。2005年患阿兹海默病，2007年3月30日

吴祖光，江苏常州人，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就读于孔德学校、中法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写出第一个话剧《凤凰城》而进入作家之林，以后的半个世界中写了现代的、历史的、神话传说的话剧、歌剧、戏曲、电影、电视等形式的剧本，如《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凤求凰》、《三打陶三春》、《闯江湖》、《孟姜女传奇》等五十余部。

吴祖光曾在香港和北京任电影编导约十年，编导《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荒山泪》等十部影片。

吴祖光又是散文作家、戏剧评论家和诗人。出版有《吴祖光剧作选》、《吴祖光散文选》、《吴祖光论剧》、《枕下诗》、《吴祖光选集》六卷、《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等著作。书法是吴祖光的业余爱好。吴祖光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吴祖光在中国大陆文艺界以敢言着称，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改三年。十年文革中，七年失去自由。2003年病逝于北京。

石挥 (1915－1957) 演员、导演。原名石毓涛。天津人。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小学毕业后曾做过铁路车童、牙医学徒、电影院售货员。1940年到上海，相继参加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团体，曾参加演出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三十个剧目，塑造出许多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成为当时海独具上风格、很有影响的话剧演员。1941年从影，先后在金星影片公司、文华影业公司主演《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姐姐妹妹站起来》、《腐蚀》等影片，同时从事导演。1950年根据老舍的小说，自编、自导、自演影片《我这一辈子》，以精湛演技反映了一个正直、善良的旧北京警察饱经沧桑的一生。其戏路宽广，塑造的众多银幕形象，生动质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1952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兼导演，先后在《宋景诗》、《雾海夜航》等影片中饰演角色。1954年导演的《鸡毛信》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1955年导演的戏曲片《天仙配》，为戏曲片的拍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香港上映后，引起香港拍摄黄梅调影片的热潮。着有《石挥谈艺录》。1949年后，在当演员的同时担任多部影片导演，由他导演的著名影片有《鸡毛信》、《刘胡兰》等，影片中的"关连长"受到了批判，说是"丑化了解放军"。1957年由他导演并担任主角的电影《雾海夜航》又受到了批判，同时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东吴大将Ÿ假话》而被打成"右派"，惨遭批判，不堪受辱，投水自尽。

彦涵1916年生于江苏省东海，，1935年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8年毕业于延安鲁艺美术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赴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中从事木刻艺术创作，并在晋东南鲁艺分校任教。1941年被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授予版画一等奖。1943--1949年，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华北大学美术科教员。曾任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美术组副组长，并创作《胜利渡长江》浮雕设计图画。1950年，任中央美院教授。1953年，开始在中央美院副院长江丰的支持下，筹建美院版画系，并将出任版画系主任。1957年为江丰鸣不平而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后转放河北怀来县沙城，妻子白炎决定同行，不管生也罢死也罢，只想维护住一个相濡以沫的爱巢。1972年被通知回京，1978年获得“改正”。1994年“彦涵美术馆”在家乡江苏省连云港市建立，2001年中国文联和美协授予“金彩奖、成就奖”。2003年，中央文化部授予“造型艺术成就奖”。2004年被文化部、文联授予“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美协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

时昭涵，湖北省枝江人，九三学社辽宁省沈阳分社筹委会委员、沈阳化工研究所工程师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专员，资委会驻美办事处负责人，中央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等。1949年，任职华东工业部，后调沈阳化工研究所。1956年，在政协辽宁省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委员、常务委员。1957年，在辽宁沈阳举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配技术人员的工作；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爱人和眷属的场所（《贯彻“鸣”与“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光明日报》，5月14日）1958年，被打为右派分子、留社察看。1979年，九三学社沈阳分社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九三学社中央通知精神，宣布撤销社内原定处分。时是辛亥革命元勋时象晋的嫡孙，通晓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是著名的化学专家，在全国变色前夕，许多同僚同事纷纷出走，他偏偏选择了留下“我是个搞科学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不要科学”。 1970年，仅仅无意间将一张印有领袖像的报纸用来糊窗户，便被专政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镣铐加身。一关就是四百多天。后来虽然免除牢狱之灾，但一条长长的“尾巴”却拖了九年。1979年，当一页平反文书姗姗而来的时候，泪流满面，无语凝咽，当夜死去。

友誼回声：

北京郑非：感谢您们编辑和分发了《往事**》，您们付出了财力、辛劳和心血。这是一些“北大”酉年同窗想过、做过而未能做起来的。我相信，每一位收到《往事**》的同窗，都会像我一样心情激荡，好像又焕发了几十年前那股精神。众人加柴火焰高。我附议5期老陈建议，愿意为《往事**》出力。

     云南普洱市万亿：“微痕”文章很动人，大家爱不释手，希望坚持办下去，印刷、邮费我们可以承担，但不知如何寄款，请告。

云南弥渡卲世远：读章怡和文：岂能往亊竟如烟，酸辣苦麻五脏穿；五十年来寃沉底，唤我猛省是春天。

北京方约（老报人）：承䝉惠賜，拜读之后，深感内容充实，令人震憾，启发良節，特复函致谢。专呈拙著《浅笑居诗文集》，以示谢意。

河南郑洲王一夫：《往亊微痕》第1、2、5期收到了。文章非常好，句句可圈可点。我巳全部复印20多份送朋友们传阅，大家都说材料难得，要我代表大家回信感谢。

淅江大学教授张允若：《往事》1、2、3、4期都已收到，谢谢没及时回复，让你操心了。这七期刊物（包括电子版，编者註），内容厚重，很多文章实在是该上《炎黄春秋》的。我已阅读大半，还转发给十多位好友，很受重视。请代向铁流、卢玉等学长致意。看来电子刊物真是一种新生事物，是当前形势下传播信息、交流思想、联系同道的良好形式，相信它定会在解放思想、促进民主化进程中大有作为。希望继续保

。

北京高校学生壳亮：打开《往事微痕》有一种沉重的心情，而随着阅读这种心情越来沉重，但坚持读了下来了。一开始，我觉得有些无法接受那个年代痛苦不堪的故事，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新中国，从小到大是在花簇中长大，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不多。老师，我原来是这么想的，人难免会犯错，即使再伟大的人，造成很多人的痛苦，但是人们终究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宽恕对待这段历史。老师，我非常赞同把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后来我想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正确地面对，那就是欺骗自己，欺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