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第八期 （友谊交流，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五日

目    录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                   许良英

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                             铁  流

铁蹄下的花朵                                       陶渭熊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反右派运动                         刘  冰

由三鹿事件说开去                                   沈泽宜

42人的教学班的十名右派                             何  必

丁酉年北大的点滴记忆                                孙传仪

记名作家翻译家巫宁坤教授                            网  文

不该被尘封的报告                                    黎  力

悼难友敖乃松                                               李泰伦

草岚子看守所纪事 （下）                             陈奉孝

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                                苏  炜

文革轶事之三：“朝圣记 ”                            任蘅芳

“六合易”护卫身心健康                               燕遯符

“五七”档案          沈泽宜  刘冰  黄绍甫  傅万碧  管正和

友谊回声：         北京倪艮山、亮亮 重庆市五七劫后余生者等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

許 良 英

导语：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建国伊始就发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

一、当代中国四大灾难

8年抗日战争和3年国共内战之后，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建设时期。可是，在毛泽东独揽大权的 “人民共和国”，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内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朝鲜战争。随后在国内每年都开展一次甚至两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如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 1952年 “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运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波及2,000多人。我因1952年介绍胡风朋友方然入党 , 受到历时一年的批判和停职审查。

1956年是难得的平静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但一年后他即疯狂反扑，发动了以打击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的反右运动（即反右派斗争），把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的11%（55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属于“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不止55万人，而是100万人左右。由于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50万人。在一次运动中把全国20%的知识分子定为“敌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不仅如此，由于反右运动前后毛泽东使尽阴谋诡计，“反右”胜利后又冲昏头脑，自诩为暴君秦始皇，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3年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为医治由“大跃进”所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向逢迎毛泽东并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年困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由此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4年的精心策划，于1966年发动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以“除四旧”、打杀中学校长开始的十年浩劫，是中华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灾难，最后也葬送了毛泽东的神话。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对直接伤害他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完全否定，但对他自己负执行总责的反右运动（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断言“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并于1981年9月作过如此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运动，可惜力不从心，只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9年4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他罢黜的胡耀邦含冤去世，几十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胡耀邦为“中国魂”，招致邓小平嫉恨，扬言要以“流血”来镇压。结果就是6.4大屠杀。这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创造的第四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纵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与第一次反右灾难都有因果关系，因此，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史应该是关键。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建国伊始就发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王来棣2003年的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处介绍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史实。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3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棋手”的鲁迅，在1957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三、毛泽东是怎样发动反右运动的？

这个问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请听：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 “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 “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为了引“蚂蚁”出洞（以后改称“引蛇出洞”），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一个月后，我还听到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的报告。他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我都信以为真，并深受鼓舞，以为中国的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可是毛泽东1957年1月的这篇讲话中，向党内高级干部泄露了天机：

“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99家，原来都必须臣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这算什么“争鸣”？所谓争鸣，要不是滑稽双簧的闹剧，就是冒出洞来遭诛灭。为了巧设诱敌深入的圈套，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历时4小时的讲话，给人一个假象：经历肃反运动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鸣放。随后又召开了历时8天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召开了5次各界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并对全体作了一次长篇讲话，反复重申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最后提出共产党准备整风，恳切地希望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即所谓“整风鸣放”。3月17日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一“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打招呼，通报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部署的计划，用一个障人耳目的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即将可以“聚而歼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责“右派猖狂进攻”，并估计：“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

6月8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对于沉浸于由“双百”方针产生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于是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

四、反右运动的恶果

反右运动，策划准备了5个月，正式演出了10个月。正式定为右派的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估计的10%的指标。实际上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大约比此数多一倍，只因为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的右派改称为“坏分子”或“地主”。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我的妻子就被开除党籍，控制使用；弟弟也被划为右派；一个哥哥被撤销公职；高中毕业的侄儿不准考大学。以此类推，反右运动受害者至少500万。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例如1960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2,400名右派饿死了1,300人。

除了对右派及其亲属进行非人的精神摧残和人身摧残以外，反右运动另一个恶果是，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毒害了全国人民。精于权术诡计的毛泽东，用信誓旦旦的许诺和甜言蜜语引诱“鸣放”，即所谓引蛇（或蚂蚁）出洞，然后聚而歼之。他得意地称为“阳谋”，实际上是最卑鄙阴险的阴谋。他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无顾忌地兜出自己丑恶的暴君心态。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炫耀自己比秦始皇还凶残一百倍。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挑战人类的良心，说什么对待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些好。这无异于供认，他策划的反右运动，就是昧着良心干的阴谋。在他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反右运动所导致的不讲诚信，好说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造成随后“大跃进”中的神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田”；“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这类自欺欺人的谎言，“文革”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运动的恶果。

五、关于20年前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最近读到何家栋2006年6~7月间写的遗稿《刘宾雁与共产党》（《开放》杂志2006年12月号），其中谈到：“反右20年纪念活动的事。这事刘宾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和我四个人发起”。又说，“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的发起信拿来你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读后感到十分意外和诧异，有必要对事实作个澄清。

何家栋文中所谓 “反右20年纪念活动”显然是指1986年11月我们发起的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设想是方励之首先提出来的。他想与我、刘宾雁三人共同发起。1986年11月14日, 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此事。我与方、刘都有将近10年的交往。会上刘宾雁并未提出要请何家栋参加发起，而且那时我和方励之对何家栋并不了解，即使刘宾雁提出来，我们也未必会同意，因为我们并不是想搞一般的纪念活动，而是要开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参加者都要求有一定的学术水平。3年后，我与何家栋在一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1986年刘宾雁曾要他编一本右派回忆录。很可能，他把这两件事记混了。

至于钱伟长，刘宾雁并不熟悉，而我在1953年就认识，方励之对他也很熟悉。刘宾雁不可能找他谈这个讨论会的事。我们3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就有他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

这里不妨顺便说明一下，1987年1月随着胡耀邦被迫下台，方励之、刘宾雁都被开除党籍，我为何得以幸免。

1986年12月，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认为是受了方励之的影响。12月30日上午

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

铁流

两年前我刚从商海脱下“红舞鞋”回归书斋，曾以五十年代常用的署名晓枫，发表了一篇称赞右派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主义的女英雄冯元春》。这篇文章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被淹没在了文坛的流言蜚语之中，比如有人说：“晓枫挣海了钱，又跑来抡名”；还有人说，“晓枫有钱嘛，可以雇枪手写”。中国文人历来如此，狭隘、嫉妒、窝里斗，纵使目标一致，也是如此。

前不久在网上读到冉云飞先生有关研究右派和研究冯元春的文章，冉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我。如不忘记，我在一年多前曾向冉

我为什么关注冯元春？1957年6月，也就是反右前夕，快“死”到临头的我，仍不知“伟人”卖的迷魂药，还全身心投入“反右”，前去听冯元春的呜放，准备反驳，哪知自己早被“伟人”装入了口袋。

当天冯元春的鸣放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我惊得乍舌头：“好反动”，“简直是反革命”语言。在辩论会上，正反方发言的人太多，没有轮上我，如轮上定多一条“伪装”的“罪恶”。

以后我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历经劳累、饥饿、打吊、捆绑，甚而戴手铐、关小监，扎脚镣入死牢，才想起冯元春说的话：“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她说得太对，太准确了，由不得打从心眼里敬佩。

二十三年后“平反”、“改正”回归报社，重做编辑、记者，虽注意打听，但终不知她的下落。林昭圣女冤死一事，在国人中传开后，我心里十分激动，认为故乡的冯元春也是林昭，应是二十世纪抗暴反残的“女中二杰”的“一杰”。于是，根据当年现场回忆和谢咏先生提供的资料，我只能初步写出冯元春的往事。由于材料有限，总不能震撼人心。究其原因，一、官方不让收集冯的材料；二、占有资料的人不公开；三、一些知情人至今不愿写也不敢写，所以冯元春不能像林昭那样广为流传。今天我重发此文，一是为了纪念她，二是呼唤知情人和朋友们能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是星星点点的材料，也是很可贵的。

   我和冯元春烈士只有过一次照面，那时我还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批判者的立场上。她和林昭都是大学生，同为女姓，年龄相近，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她似乎比林昭还激进一些，批毛揭毛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为此，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同去的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二编室编辑吴若萍（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现已离休）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

我骑自行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词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置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

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吴若萍先生，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振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时年二十五岁，四川灌县人（今都江堰市），有的又说她是青神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极其一般，中等个儿，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

    那天参加鸣放会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地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他们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

吴若萍曾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到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接着，她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有错误，难道不能反对吗？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胡风及朋友之间的私人来信件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思想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己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最巧妙最残酷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了。家无存粮，要是发生灾害农民便会被饿死。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些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的共产党员。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

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 “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到此无疾而终。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6.8”社论，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我说，她后来以现行反革是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认罪服法”，坚持“反动立场”，也就是坚持做人的人格与良知，决不屈服于暴政！

在血雨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7月1日，也就是“从重从严”“一打三反”运动，在中共五十华诞那一天，为了壮声威，显示“伟光正”，居然用她的人头祭毛的血旗，杀于南充，死时不足40岁。有说是乱棒打死的，有说是刺刀戳死的，还说她死不倒地，慷慨激昻，大有“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真理光不灭，千载奠英魂！”的满腔豪情。还听另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份内部文件，声称全省二十七名右派分子不予改正，其中就有冯元春。

铁蹄下的花朵

陶谓熊

含苞欲放的花

五十年前，即1958年3月，西南师范学院开展第二次反右斗争清查漏网右派，生物系6 0级在半年前揪出谭家驹之后，                                                                                       刘和璧、欧维俭、刘有和我相继落网。回想一年多前，我们跨进西南师范学院的时候，心情何等激动！青春、理想在我们的心中燃烧，锦绣前程在向我们招手，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将给我们强健的翅膀，我们将在蔚蓝色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我们是一群热血青年，一个个都身手不凡：刘和璧，翩翩少年，风流倜傥，吹、拉、唱、画，样样在行，联欢会上，一曲“十七十八把年交，幺妹哎——”的悠扬歌声，唱出了四川民歌的风情万种，获得多少掌声与少女的芳心。谭家驹，思想活跃，思维敏锐，知识广博，交友甚广，天生的社会活动家。李登域，斯文儒雅，勤学善思，成绩斐然，彬彬然有学者风。欧维俭，端庄明丽，落落大方，善辩多思，精明干练，女中强者。刘有胜，朴实无华，来自农村，自幼侣鱼虾而友草木，是学习生物学的好料。相比之下，我很平庸，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好在身体还算敏捷矫健，适于穿林越岭采集生物标本，观察生物习性……

我们是含苞欲放的花，期盼着在春天的阳光雨露中怒放。

惨遭蹂躏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群莘莘学子，竟被当成“蛇”给引出洞来；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朵朵期待开放的蓓蕾，竟蹂躏在毛泽东的政治铁蹄之下。

最先被揪出来的是谭家驹。因为他太聪明，他根据任何事物发展到鼎盛以后都要颓败的规律，说：“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也有像国民党那样没落的一天。”此话在“光伟正”的鼎盛时期，亿万民众对之顶礼膜拜的时候，出自一位19岁的大一学生之口，谭家驹不可谓不聪明。他的发言被一个左派“取其精华”写成《没落的中国共产党》署名谭家驹的大字报张贴，被认为是对“光伟正”最恶毒的攻击；加上他对胡风问题的质疑，以及多篇讨伐“三害”呼唤民主自由的檄文，他成为学校里与董时光、朱永隆、刘期朗齐名的四大右派之一。当时图画系一个叫钱太奇的人，搞了一幅风光一时今天却不敢见天日的漫画，一个炼钢工人手持钢钎刺向四个怪物，怪物的身上就写着这四个人的名字。

好歹我们逃脱了第一劫，因为鸣放时我们还在野外进行教学实习，中止实习回校后都没说什么，没有被引出洞来。于是平时表现、家庭出身、通信、闲聊等等，就成为政治分野的考虑。到了清查漏网右派时，一个个就在劫难逃了。

刘和璧，仅仅因为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你现在可以给那位横蛮的领导提意见了”，那位朋友给领导提意见成了右派，信被搜查后寄回西师，于是刘和璧以“煽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划为右派。

李登域，这个27岁的调干生1958年寒假回成都完婚后回校，迎接他的，不是新婚的祝福和同学要喜糖的欢喜，而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送帽人正是与他形影不离的好友，一名党员调干生！原来他曾向那党员说过肃反时，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搞人人过关整错了许多人，那党员当时没表态，现在揭发他“攻击诬蔑肃反运动”，当右派也就够格了。

欧维俭，这个社会活动抢着参加，与党团干部关系很不错的大姐，我还以为她是被培养的入党对象，可是她连团员也不是，后来竟成了右派！斗争会上，说她“攻击诬蔑共青团”，因为她说：“团员的表现还不如她，为什么别人能入团她不能入”。这位坚强的姑娘咬紧牙关不让泪水流出来，斗争会一结束她就找到系党总支书记说：“Ï书记，我向团组织汇报思想也是罪吗？”说罢便委屈得号啕大哭起来。总支书记没有任何同情安慰，反而冷冷地说：“欧维俭，你现在已经堕落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了，你只有彻底交代自己的右派罪行，深挖反动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好好反省吧。”

她恍惚回到寝室里，想着自己一贯靠拢组织而被组织抛弃，一贯要求进步而落得如此下场；想着自己在最困难、最受委屈的时候希望党的帮助，而党总支对她如此冷酷；想到昨天的同学、朋友，转眼间变成仇人，一个个圆睁怪眼仇恨她，斗争她，诬陷她，围剿她；想到自己的弥天大冤向谁倾诉，奇耻大辱有谁同情，前途一片黑暗对人生已无留恋，与其这样苟且偷生遭人唾弃遭受凌辱，厚着脸皮接受批斗，违背良心承认“罪行”……转瞬间如同万箭穿心。被如此欺凌，还不如来个痛快！于是，秉性刚烈的她，纵身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

刘有胜，这个朴实的农村同学实在找不出什么右派言论，但是既然领导定了他当右派，岂能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想起他曾夸耀过他的父亲很会做生意，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富农分子。你夸赞富农分子，不是富农的孝子贤孙是什么？既是富农的孝子贤孙，你必然痛惜你家被没收的土地财产，必然痛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以你的思想一贯反动，你不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让谁去当？……经过如此这般的分析批斗，刘有胜只有认罪服法当右派分子了。

至于我本人，事情就很简单了，我写信检举过家乡的生产队长，利用权势长期奸污一女地主，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诬告无产阶级干部，是向共产党反攻倒算”；因信中曾说到田地荒芜众口无粮，于是再增加两条“罪行”：“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株株幼苗，一朵朵鲜花，就这样被蹂躏，被践踏。

尘埃落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剿、批判、斗争，清查漏网右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终于尘埃落定：

谭家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定为极右派反革命分子，被秘密逮捕判刑。

陶渭熊：不仅有攻击党的“言”，还有写信的“行”，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受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刘和璧：本想给予三类处分，但他受不了被敌视，受孤立的险恶环境而离校出走，是畏罪潜逃，抓逃犯一样被抓回来后斗争升级处分加重，也受二类处分，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李登域、刘有胜：情节一般，受三类处分——留校察看，监督劳动，继续学习。

欧维俭：死神拒绝了这位可怜的姑娘，但右腿粉碎性骨折致终身残废，痊愈后遣送回原籍不准复学。

坎坷人生路
    既然成了右派，就注定了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艰难困苦，伤痕累累；甚至走不出丛林。

1958年4月16日，我、刘和璧与其他一百多名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被遣送到北碚金刚乡劳动改造。三天后刘和璧因病申请回家自谋生路，我则留下来接受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饥饿、穷困、超时间超强度劳动、蚊咬虫叮等的折磨；半年后回校参加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以无赏的苦力忍受身体摧残和思想折磨，来洗刷强加于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其间所经磨难非人世所堪，如上山打柴摔跟头，阴囊划破看见睾丸；嘉陵江打捞漂木，寒冬入水险葬鱼腹；酷暑下高强度劳动中暑休克，死而复生；悬岩拖重车，险成岩下鬼；饥饿水肿如同饿殍。好不容易摘帽复学，在革命学生的汪洋大海中，我是异类，受歧视、受孤立、受监视，不能忍受也得忍受；毕业后四清、文革、清队、一打三反……永远地夹着落尾巴作人。

谭家驹被判刑5年，在被关押11年后1969年才被释放；早已被注销城市户口，被迫遣送阆中县一个偏僻的农村监督改造，葬送了全部青春年华。

李登域在1960年5月，只差两个月就将毕业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他何苦要这样来葬送自己？195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俩曾有过一次约会，他说他在班上受尽孤立动辄得咎，最可怕的是无人和他交谈，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有的人十分恶毒，处处在他身上表现立场坚定，连名字都不叫，直呼他“李右派”。他说他当初该学刘和璧也到我们那里劳动，他实在呆不下去了想离开学校。我劝他说：“只有一年多就毕业了，就忍着吧。”他说“毕业又怎样？毕业了还不是右派！”我说“你至少还有个家嘛。”他十分痛苦地回答我：“家？哪里还有家！已经离了，结婚才十天……”我还能说什么？只好在茫茫黑夜中分手，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无可名状地悲哀，彼此都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四周是汹涌的波涛，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迷雾茫茫，我们能到达彼岸吗？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他被开除回成都后，无家可归，原单位也不要他，他只能流落街头以拉板车糊口，体质很差，又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备受欺凌，不久就倒毙街头。

1960年3月我复学后，在宿舍里，每到深更半夜，常听见一声惨叫“打死人啊！”接着是“打死狗日的右派！”的叫骂声。那是刘有胜正被左派专政。“文明”的高等学府尚且如此，他毕业后戴着右派帽子到中学教书的境遇可想而知，1964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回家，为了生存他不得已当草药医生，“文革”中又被诬为反革命，被捕入狱判刑5年。

2002年春节，我终于见到分别44年的欧维俭。此时的欧大姐，已然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妪。满脸的皱纹，深陷的两颊，高耸的颧骨，斑白而十分稀疏的头发，记录着她四十多年的苦难与沧桑；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拖着残废的右腿一瘸一拐艰难地行走着。昔日的风华已荡然无存，唯有那炯炯目光，隐约可见一位幸存者的坚强。

我问她四十多年来的情况。她说58年5月出院后，被学校遣送回蓬安老家，老家已无人，不得已投靠亲戚，落户在邻县一个生产队。拖着残废的腿风里来雨里去，泥里爬水里滚，一天能挣几个工分？“主劳一天挣十分，妇劳一天八分，我一天只能挣六分，值一角钱。”几十年来的生活，忍辱含冤，历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与辛酸，她总结为两个字：赤贫！

我们都不愿触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我仍然问：“大姐，你是积极靠拢组织的人，为什么把你打成右派呢？”她说：“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高官，说我攻击诬蔑共青团，不过是整人的借口而已。”

原来如此！我们的“光伟正”，竟秉承了人类最反动、最无耻的衣钵，残害无辜的民众。

刘和璧回家后，以其特长在叙永县电影院、川剧团画广告、拉二胡、帮腔为生，受歧视受侮辱自不待言。但他忍辱负重、禅心笃定、潜心作画，竟事业大成，后来成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澳门回归时应邀去澳门举办《百荷画展》，2007年五一节，又在重庆市三峡博物院举办《刘和璧个人画展》，好评如潮；先后出版两集画册，是我辈中唯一修成正果的人。

   50年前，乌云密布阴风惨惨，铁蹄蹂躏百花凋残，数万名大学生因右派罪而葬送了前途，葬送了青春，甚至葬送了生命！这段罪恶的历史谁来负责？谁来赔偿受难者的损失？对那些恶贯满盈制造灾难的人，难道不该追究其责任？如今却强迫我们遗忘，我们应该遗忘吗？我们能够遗忘吗？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反右派运动

刘冰

1957年反右派运动，共青团四川省委是成绩卓著受到省委表扬的先进单位。过了22年之后的1979年2月，在金牛坝宾馆召开的落实贯彻中央［1978］55号文件会议上，主管此项工作的省委书记许梦侠说：“当年团省委是‘反右派的重灾区’，这个全是青年党、团员的单位划了那么多右派，现在落实政策为什么还没有行动？”时任团省委书记的王振江到任不久，立即回机关请来当年的团省委领导李培根、白尚武、张惠明等座谈，所谈的情况令后来的领导和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吃惊！他们才着手寻找当年所划右派的下落，先后全部进行了“改正”。

    1957年团四川省委之所以成为 “反右派重灾区”，与主持反右工作的副书记王毓培（书记李培根当时去中央党校学习） “左”得出奇有极大关系。那年5月15日至25日，青年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时毛泽东正发动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幇助党整风。身为四川省参与此次盛会的代表团团长、惯于投机的王毓培不知这是毛的“阳谋”搞“引蛇出洞”，以为是“紧跟”和表现自己的绝好机会，便找了四川省参加会的八个团地委书记在一起商量，由绵阳团地委书记郑科阳执笔写了一个发言稿，反映青年团工作实际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党对共青团的领导的建议。很有点“二杆子”习气的王毓培，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内容也不是什么问题，更谈不上错误。由于其他代表团均没有“批评与建议”的发言内容，王的发言便被登上大会《简报》，他感到无限荣光。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看到发言《简报》后说，这个发言不好，完全不顾还有一些外国青年团代表参加，这样像话吗？邓小平还说，有些人是不是不想姓“共”了？！此事，团中央还派庞志汉等找王毓培了解，他才知道他们的发言会受到邓总书记的批评，心里十分紧张。于是在向省委书记李井泉汇报团代会时不仅施展“金蝉脱壳”之计主动作了检讨，还狡猾地推卸责任、嫁祸于人，说他对这个大会发言毫不知情，临上台发言前那八个团地委书记说他是四川代表团团长，非叫他上台念稿子不可，他推辞不掉才去发言，实在后悔不已！表示愿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的考验。

王毓培忧心忡忡之时，反右运动展开了。其时团省委那些党团员干部，党性都强，竟无人像其他单位那样写“大鸣大放”的大字报。《红领巾》社刘狮等人搞了两三期名为《116号内部消息》（因社址在东城根南街116号）的黑板报，也都是对一些生活、工作的批评建议，没有错误可抓。王毓培正愁无从表现他的“考验”之际，恰好刘冰受邀参加《四川日报》社举办的新闻、文艺界鸣放座谈会。次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刘冰的发言，醒目的黑体字的标题是：刘冰认为对《草木篇》的批判有一根黑线，是省委“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总爆发，还将发言稿转到团省委。此时，主持团省委机关反右运动的王毓培如获至宝，立即召开机关党员大会说：“有些人嗅觉不灵，116号内一伙人从内部放火，刘冰在外大肆活动，还向省委下了战书，目的是转移批判《草木篇》的方向，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省委，公开攻击省委有‘三大主义’，充当反党急先锋……”。据此，《四川青年报》和《红领巾》杂志社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布置发动对右派分子刘冰的揭发批斗问题。自此，团省委的反右运动便从所属《四川青年报》和《红领巾》两个报刊开刀，拉开序幕。

揭批右派分子刘冰的大字报，除刘冰采写和编辑的所有文章外，还包括一切言行，号召所有的人都必须写大字报和在大会上揭发批判，否则就是“反右斗争不积极”、“与右派划不清界线”、“立场有问题”。逼得一些人任意颠倒是非黑白，揭发检举与刘冰有关的人和事并妄加种种罪名。有人揭发刘冰应《成都日报》晓枫（划成右派，1979年后又名“铁流”）之约写了一篇《去掉争鸣中的清规戒律》，由此又追查刘冰和《成都日报》的晓枫、省文联流沙河、李伍丁等人的关系，企图从中挖出“黑线”。刚从团省委划到省工会的小教联的李莎，写了一篇文章请刘冰看，王毓培立马组织专门小组挖李莎与刘冰的关系。其实李莎写“对当前文艺的见解”，仅给任文艺编辑的刘冰看过，并询问投何种刊物合适。王毓培在肃反就整过李莎，反右时又将李莎定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直到将李莎判刑劳改亦未能从中挖出什么与刘冰的“黑线”联系来。

历经一个多月对刘冰的批判，给刘冰定的右派“罪状”达十条之多，如：狂妄攻击省委，为流沙河的《草木篇》翻案；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刘冰强调报纸应有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妄图以资产阶级新闻理念改变团报方向；刘冰认为仅提一个候选人不民主，应实行差额选举，是在极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刘冰长期以来以反官僚主义为名从事反党的罪恶活动；刘冰公开宣扬批评要抓大头才有震动性；他声言党对干部是任人唯亲，一些人是靠政治吃饭，污蔑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刘认为不适合办报的人应调离新闻岗位，以利发挥其专长，刘甚而扬言要换一些臭味相投的人来办报等等。

当时在成都出版的《红领巾》杂志发行数十万份，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很受欢迎。时任总编的梁燕系地下党员，反右时也成了“与国民党有瓜葛”的历史问题。梁又是在清华读过两个专业的才子，知识渊博有“活字典”之称。《红领巾》杂志社刘狮等办了两三期《116号内部消息》，刘被划为极右派，还硬把这个响应党号召自发搞的反映民主生活的黑板报，说成是梁燕在幕后策划操纵的“反动墙报”。梁有口难辩，被罗织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打成极右分子。

在整风学习小组会上罗永成说过：“肃反运动有主观主义，偏差大，冤枉了好人”。党对知识分子“太粗暴，思想改造把他们逼上了梁山”，“冷冰冰的组织不温暖，正直的人们蒙奇冤”， “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就是暴力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立场与真理不一致是制度问题，不是执行人的水平问题”。由于罗永成曾投身反蒋民主运动，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民协”，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历次运动都要他交代当年是怎么出狱的？他交代说：“我与哥哥外貌相似（因其哥入党早，建国后当过省文化部门的领导），国民党特务本来要抓我哥却把我抓去，因是误会只关了几天，赔礼道歉后就放了”。这之前在反胡风及肃反时曾被弄到省委机关大会上批斗，没发现什么问题才恢复人身自由。反右派时又因上述言论将罗永成划为“极右分子”和“右派骨干”（“右派骨干”在其他单位都未见过，此乃王毓培的特殊贡献！）。罗据此构成“双右”被判刑后劳改了二十余年，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时才在石棉县新康石棉劳改矿找到他。当年才二十多岁白白胖胖的罗永成已被折磨成个身躯佝偻的老人！罗永成后来说，当年国民党因他拥护共产党关了他7天监狱，共产党组织整风时动员发言，我说了几句实话却被关了20年监狱！在《红领巾》杂志社内，除梁燕、刘狮、罗永年、廖德家、吴承汉、向逢春、张安庆、肖翔等8人被划成右派外，还有1人交公安部门处理，总共才十余人的《红领巾》社彻底瓦解。

有二十人左右的《四川青年报》社，仅仅抓出刘冰一人，与《红领巾》社相比，比例显然“失调”，王毓培又把爱提些意见的美术组组长廖其澄划为极右。曾经议论过王毓培的车忠文认为“刘冰不应划成右派，只是些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的毛病”，被王指责是“立场问题”，“必须严肃对待的党内右派分子”。11月底的一天早上，报社小礼堂外墙上就挂出“车忠文别装蒜！”的大横幅标语，接着又布置一些人贴出警告、质问车忠文的大字报：为什么要包庇右派分子刘冰？你为什么要反对和破坏反右斗争？你们密谋了些什么？有的甚至说：“车忠文是混入共产党的右派分子！”。第二天下午上班，金××喊车忠文到他寝室去，王毓培在那里对车说：“运动一开始我就注意你的表现，反右派这么久了，我们没听说你揭发了什么，也没见你写过什么大字报，你还散布我是右派，为刘冰出谋划策，你的党性哪里去了，要老实交代！”。车当即申辩自己没写大字报，主要是在准备入学考试。金××问：“你在澡堂洗澡时向刘冰说了些什么？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车如实说明，在洗澡时，刘说有些人不顾事实乱说！车对刘说：“你在会上要冷静不要那样激动，有些人乱说也不要当场顶，惹起大家批你态度不端正，威风没打垮！会上揭发的不等于定案，散了会找他们说清楚，或定案再申辩！”。王毓培说：“你这就是给刘冰出谋打气，是反对和破坏反右派斗争”。车被划成右派后仅批判了一次，共定了三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包庇右派分子刘冰，反对和破坏反右斗争。其余两条是：否定肃反，说肃反伤了一些人的感情；攻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过左，政治思想工作简单粗暴等等。

在洗澡时仅有刘、车和黎××三人，黎是共产党员，怕知情不报，告密亦是“党性”使然。岂料当车忠文被抓出来后，王为了“扩大战果”，又以黎是与刘、车一伙的罪名，把黎划成右派。报社终于抓出4个右派，《红领巾》社抓出8个右派，共40人左右的两社，共抓出12名右派，再加上2名不明原因的劳教处理人员，占报社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五。此外，从团省委调到省工会的李莎、何一平被划为右派，不算在团省委内。

在团省机关内，王毓培又煞费苦心对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委员贺惠君（贺是四川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宣传部长田枫，少年儿童部部长陈贤聪，组织部副都长赵明罗织罪名打成右派。这几个人没怎么批斗就定案，如贺是省委派往四川医学院的反右工作组长，被王要回机关检查交代，团省委好多干部不知道贺有什么问题。田枫是《文汇报》的老读者，《文汇报》复刊田给徐铸成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那时还说过《文汇报》比《人民日报》办得好），后来毛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便在劫难逃了。赵明是因省委书记处书记许梦侠，批给团省委副书记白尚武的一封来自雅安农学院学生的信，白尚武安排他去调查。开始还表扬赵明的调查报告让省委了解了事情真相。此后，雅安地委书记何允夫，在省人代会上歪曲雅安农学院事件的发言见报后，赵明给省委写信说明：所谓“农民自发进校”实是地委派人去组织的，不仅打烂了仪器还打伤了学生。赵明以“与右派穿一条裤子，为右派提供炮弹”划为右派，当时和赵明一起去调查的雅安团地委书记李忠，也因据实报告被划为右派。陈贤聪因与贺惠君、车忠文交往密切，不仅要他检举揭发与贺、车说了些什么，还要他检查交代自己说了些什么，陈亦成右派。他们成了王毓培保护自己的牺牲品！

团省委机关的一般干部中却没有一个右派，王毓培似乎觉得有些不妥。有一个叫印佑军的被他选上了，可是印在整风时一句话也没说，平时也没提过意见。王毓培认为：“印过去当过国民党青年军，怎么会没有反动思想呢?”于是便“善意”找他谈话，要他“向党交心”，以利轻装前进！印作了激烈思想斗争吃不透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王副书记又好言相劝，说：“这次整风运动，你没有向党进攻，说明你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现在党要你交思想，是组织上诚心实意关心你，决不会整你。你和右派不同，他们有言论有行动，是敌我矛盾，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有什么话不好说呢？把你的思想摊出来，是向党、向人民靠拢的表现。现在党在耐心地拉你，你如果不觉悟是要使我们失望的哟！你现在什么都不说，并不能证明你思想上就没有问题。现在右派都揪出来了，凡是革命的同志都要求进步，每个人都亮了思想，你不能错过这次党对你的信任！”这一席话深深使他感动了。印曾在四川大学参加过地下进步组织，抗日战争时参加远征军（又称青年军）到印度、缅甸抗击日寇。在十分艰难的丛林战斗中牺牲了不少爱国青年，印幸存下来复员后回校读书。他认为当年参加抗日远征军是出于爱国热忱，参加工作时早就主动向党交代了的，在“肃反”时不分青红皂白，对他这个早已下过结论的问题抓住不放，心里很不痛快的想法，和盘托出。这下好了，“这不是对党不满是什么?”立即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罪名是：有严重历史问题、隐蔽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印佑军，大肆攻击肃反运动。印佑军被划成右派受降级、下农村监督劳动处分。据说，对这种人如此处置已是很宽大的了！

印佑军同我们一起被送到冕宁县农村劳动。我和他同在一个生产队。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对右派分子“大处理”时，他被遣返川南农村古宋县老家后便杳无音讯！据当时参加过对印申请入党审查的车忠文回忆和找人了解：印佑军参加工作后在川西团委学校工作部任过组长（相当于科长），老家是兴文县麒麟苗族自治乡老鹰嘴人，此地是穷山恶水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落实政策那年，印可能没收到团省委所发信件，他思想很消沉，无意回成都讨什么“改正”。印在山里教民小，当地给他评了教师工资。他死了多年！其妻也快八十岁了。他有五个儿女，两个在家务农，三个到深圳打工，生活应是相当艰苦的

纵观王在团省委所打的右派不仅人数多，“品种”也十分全面：右派中有书记、部长、总编、记者、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科级干部、一般干部；其中有四、五 个“极右”含一个“右派骨干” ，另有被王挖出的两个“反革命”！右派中有地下党和进军来川的；有资深的又有才参加工作不久的……，从中不难看出善于效忠的王毓培，在反右运动中确实费尽心思做到“滴水不漏”，更显示王“阶级斗争意识强、政治觉悟高”，确实紧跟了“伟大战略部署！”。此厮十分明白：脚下踩的死尸愈多，升官就愈有望头。

王毓培掌控的团四川省委反右运动，不仅抓出的右派分子多，而且搞得轰轰烈烈。《四川青年报》不断以显著位置刊登揭批右派分子刘冰的专栏文章和漫画；《中国青年报》刊出《右派分子刘冰无路可逃》的通讯；195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刊登《剥开革新家外衣，露出反党狰狞面目——四川青年报刘冰是反党急先锋》的批判文章（该文《成都日报》当日全文转载）；11月26日

五十年前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当年的右派无论已作古或健在，他（她）们始终是心怀坦荡的真正的人。而那些靠反右和各类运动升官的、发财的，不奢望他们会有什么良心的发现了，但罪恶的发动者、紧随者，必定逃脱不了历史的谴责与审判！

由三鹿事件说开去

沈泽宜　          

饺子事件还没有结论，关系到婴幼儿生命的三鹿奶粉案又曝光了，世界为之震惊．中国的国际形象再次受到了损伤。不论在奶料中添加化学毒物的是谁，无可推诿，都出自中国人之手。一个曾经恪守诚信的礼仪之邦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让人不寒而栗。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层出不穷的说谎、造假、作弊、盗版、学术剽窃、假报导、假广告、假统计、假唱、假笑、假汇报，让中国蒙羞。作假者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因捞到了好处而自以为得计。难怪有人会说现在除了造假是真的之外，一切都是假的了。这话说得有点过头，有点幸灾乐祸，但也表露了对这种现象的深刻不满。

我曾经问过一位雪灾期间涨价１０倍的出租车司机，问他这种趁人之危的国难财发得还是发不得。他回答得很甘脆：“向上头学的！”我哑然了。司机的这句话一方面是作为借口给自己开脱；另一方面也说出了事实，“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遥想５０年代初期，有两句话是广为人知的，一句是：“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另一句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当年的共产党基本上身体力行，言出必践，由此博得了民众的信赖。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全局性言行不一、食言自肥了呢？正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先是竭诚邀请别人提意见，对天发誓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一个来月说过的话就忘了，反倒把善意提意见的人一个巴掌打进地狱，还自我解嘲说这是“阳谋”，欺尽了天下人的耳目，也彻底颠覆了“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这一自诩之词。从此以后亲见那一场骗局的全国知识者和民众再也不敢说真话了，高压之下纷纷指鹿为马，话只拣好听的说，明知错了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于是说谎成风，弄虚作假成风，瞒和骗成风，由上蔓延到下，由中央蔓延到地方，蔓延到全国。再加上部分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本来就有说谎、作假的丑陋成分（多半是在元、清两代形成的），于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承发展到了今天见假不怪的地步。

由于说谎、造假已成风气，要扭转过来已经大不容易，非下大的决心已势难改变，这就需要有人带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头必需由执政者来带。既然５７年夏天开始全局性说谎，那就应当从“反右”改起。不是吞吞吐吐、不情不愿，而是痛痛快快地承认整个儿错了，承认把５５万“右派”（最低估计）打成贱民是违反宪法、镇压民主要求的犯罪行为，真心诚意地陪礼道歉、作出补偿。过去的皇帝还敢下“罪己诏”，难道“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反倒不敢了？如果执政者果真能够对中华民族负责，为子子孙孙着想，把一个伪善的中国变为一个知过能改、真诚的、表里如一的中国，这件事就不能不做，不能不立刻就做，不能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去做！这个头带好了，才能影响各级官员、影响普通百姓，让他们再没有借口好找，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果能如此，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诚实守信、表里如一的中国人将占压倒多数，则中国幸甚。否则，如果还要继续维持这个最大的谎言，那末三鹿事件不会是最后的一桩，越来越多的人将只能靠说谎和造假过日子。那时将真的会神州陆沉了。

一个42人的教学班的十名右派

何必

五七学社在香港成立，为 “抢救记忆，保存史料，为后世鉴”而征集史料，我在回忆录《岁月留痕》中就早写了一些，后又多次以《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为题在《品味盛世》(中国戏剧出版2003年9月北京)、《古风杯华夏作家网杯——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版）、《教师文库》（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芳菲无际——新世纪作家优秀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北京）等处发表，对当时情形作了忠实的记述，这些东西都多次广泛地呈与当年师友们看过，他们的评论一致认为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我们正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名西南大学）数学系读四年级（乙班），  全班42人，反右前夕突然就公开了班上有党小组，组长是苟仪表，在以他为首班长唐天银为副的全力策划下，突然做出来了10个右派份子，其中6月份以来首先出来的有6人，都是非党团员，并做成了一个反党的右派小集团，他们是：赵文荧、载世中、廖远平、秦承俊、姜开云、王志一（均为男同学）；到8月团内整风后又拉出四个团员的右派，他们是：贺承业（团支书）、黄世明（团支部组委、女）、张克继、胡国良（女）。当时反得是振振有词，罪行是多多的，现在冷静一想，要一一记述这十个的右派事实还真这难，具体有哪些，还真说不上来，我所记得的还就是前面的回忆录与文中那些，现在尽力补充到人头吧：

网文

  ‘四海无家一滴泪 万里回乡半步桥’ 

   ‘1951年7月18日清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油轮，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置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这是《一滴泪》封底的一段话。书作者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39至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投笔从戎任空军英语翻译至战争结束。46年9月进入美国曼彻斯特学院继续攻读英美文学，51年夏于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返国接替一位因韩战回国的美籍教授。上文提到的政道姓李，是他当时的好友，6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当李政道登上华人荣誉光辉的顶点时，巫宁坤身陷大陆黑暗的深渊。两年前的肃反中，他因‘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罪行’，包括38年参加过军事委员会的抗战干部训练，51年韩战激烈之际自美回国动机可疑，等等，而受残酷批斗，全家被搜身。后来宣布搞错，将他调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57年鸣放开始后，他起初一直缄口不言，但在副校长一再登门动员后，终于掉进‘阳谋’罗网。他的发言主要谈了对肃反的意见，并认为‘一边倒’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结果在当年‘国庆日前夕’被正式定为‘极右分子’，受到最重的一类处分：‘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从1958年4月17日他被押送北京半步桥劳教所开始，其噩梦持续了21年。中经北大荒的风雪严寒，清河农场的饿死边缘，61年6月病危‘保外就医’，侥幸逃过鬼门关。文革进‘牛棚’，70年流放农村，但又不能与家人一起。其间种种艰辛屈辱，均见于《一滴泪》中，该书有英`美`日`韩及瑞典文译本，中外读者无不为之感叹唏嘘。

非但本人遭殃，还祸延妻孥。其妻李怡楷，5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多年担任资料员`打字员一类工作。作为极右分子家属更备受歧视，59年被贬往安徽大学，69年带着孩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达五年之久。所幸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她，虽不从不和人争论，但意志十分坚强，她排除万难据理力争，74年终得与巫宁坤一起，获安徽师大接收，全家团聚，熬过了文革浩劫。

《一滴泪》封底还写道：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时，我从报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我想阔别二十八年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于是我“开后门”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突发奇想：“如果在三藩市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不，我绝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上帝是仁慈的。诚则灵。如今，巫宁坤教授全家都在大洋彼岸，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老两口安居于弗州的老人公寓。三个儿女俱事业有成，第三代正健康成长。已度过‘米寿’的巫老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伤心泪已干，耋耄喜开颜！让我们为这苦尽甘来的一家祝福。

不该被尘封的报告

黎力

您好！黎力：读到来信，知道您还活着，甚慰。我还活着。活得很艰难。退休了。跟大儿子住在一起相依为命。还在整我的材料。有一个专案组，坚持不懈地整，主要是在收集我的言谈，然后就上纲。我一直无法知道他们把窃听器安在我屋头的啥地方，在家里只得不说话。给儿子说话得写在纸上，他看了，我赶快烧掉，您还是莫来看我的好！虽然我很想见到您，见到您会勾起很多很多的回忆，会很伤感。更重要的是怕引起专案组的注意，牵连到您。人们说这里气候很好，可我确老觉得阴霾，不晓得这样的暗无天日，还要继续好久。好了，不能再写了，我担心这封信您未必能收到。不要再给我写信。我担心会落到专案组手里。祝好！

余薇1998年于海南三亚监狱

收到这信以后，我怅然。这是一封在我预料中的回信。他留在重庆的儿子给我说过，他母亲的病的症状就是这样。这已经是拨乱反正后的1998年了啊！在她身上就是难以“反正”，叫人黯然神伤。我翻过书，书上说这叫迫害狂。不，该叫被迫害狂——因为曾受到过的迫害而至的精神分裂。余的心态是一种癔病的症状。显然，她还没有摆脱曾经刻骨铭心的，已成过去的，阴霾的时空。老是痛苦的防范着，恍惚的以为那个曾经专门对付她，欲置她于死地的专案组还在夜以继日地对她虎视眈眈。

我得为她做些什么。总得做些什么啊！她和她的横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丈夫都是我的学生时代最最要好的挚友。

于是，我准备专程去她所在的天涯海角边上的监狱里去看望她，企望我们间曾经深情拥有信任，挚爱，能销蚀她的恐惧，能使她审时度势地释却癔想的重负，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

在准备出行的日子里，突然接到了她留在重庆的儿子的电话，电话里说：母亲去世了。余薇去世了。

在防范中恐惧地熬了这么多年，终于，郁郁地死在她的相依为命的大儿子担任技术员监狱所属的工厂里了，归属在天涯海角的边上了。原本，她的儿子工作的监狱的工厂不在天涯海角附近，是在那个冷峻的西部某省他的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一个监狱工厂里。是在余薇获得平反，以县、市、团级干部身份精神分裂地退休以后，组织上鉴于她难以愈合的精神分裂，才决定把她的儿子调到南方，指望跟他相依的母亲能换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能摆脱沉重的经历留下的顽症。谁想到，没能奏效。她实在是已经病入膏肓了，终于一如既往地带着恐惧奔向了黄泉。

那是1954年，18岁的她意外的收到了体育学院给她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她茫然了一阵子，没去入学。因为，她有着健康的体态，是爸、妈给的，她实在是一贯地不亲近体育运动。

    两个月以后，她和一大群重庆的高中毕业生应招奔赴了西部的X省，在一个省级公安机关当了一名公务人员。一年后，以热忱地工作成效，虔诚地入了党，在一个机要部门任要职，还升任了这个省级公安机关的兼职团委书记。这时，她和追求她三年的中学时代的同学汪寰已经相恋甚深了。

汪寰是余薇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是个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的小伙。在余薇支边Ï省的同时，他被保送进了北京航空学院，学的是飞机设计制造。大二阶段入了党，意气风发地准备翱翔蓝天。

中学时代，汪寰余薇和我，堪称是个铁三角，朝夕与共，情甚笃。在他们西、北殊途的同时，我第一志愿地进了南方的Ï大学，打算子承父业当个教师。

就这样，我们分别从北方、从西方、从南方迈着青春的脚步，昂然地进入了伟大祖国的1957年。那是怎样的一个1957年的啊！

先是汪寰落入旋涡。不识时务的他“不仅在鸣放大会上朗诵右派分子公刘的组诗——《西盟的早晨》，还公然声称:写得出《阿诗玛》这样动人的长诗的诗人公刘会反党？”于是，这个汪寰赤裸裸地被树成了这个学院第一批学生右派标靶，开除了学籍，弄进了校办工厂当工人。

在南方的我（本文作者），身处西南地区反右斗争的前哨重镇，也惺忪地陷落了，罪名是：“公然说过党的某级组织由于历史的局限，也有可能作出违背人民意志的决定。还胡说：这样的反右派斗争大大的扩大化了。”于是，要我在划为了一般反社会主义分子，分配工作考查，每月生活费贰拾贰元的结论书上签了字、划了押。

西方的余薇，没了顶，深深的沉了下去。因为，“身为共产党员，竟然不按党组织的安排与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ÏÏ同志结为夫妻，硬要与右派分子汪寰划不清界线地搅在一起”。所以决定，“划余薇为右派分子，送省劳动教养场劳动教养”。

秋天本是朗朗的收获季节。从1957年开始，我们这三个志同道合的小青年的秋天，就再也没有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豪迈了。

好个交机械制造工厂工人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汪寰，竟然把万水千山等闲看。车、钳、锻、焊多任务种只要一上手，就赢得了工人的尊重，不再有监督他这个右派分子的趣。厂领导很识时务的给他了个技术员身份，使他幸运地在1961年首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南方的我，到了川东南的一个土家族聚集区，在一所省重点中学当了教员。是当正面教员，也当“反面教员”。校长向学生介绍：新来的这个ÏÏ老师是个小右派分子（这个学校里，还有两个比我大点的右派分子。一个是教学教员，“竟然敢说身为党员的教研组长的业务不合格”。划成了极右分子。58年初，这两个年龄比我大的右派分子，押送去了四川省劳教场，60年代初期，随劳教场的近千劳教人员和干警因为清衣江上游植被被人为地破坏，爆发了山洪，付诸东流了）。

作为正面教员，我先后教了六门课程。同时，我还在兼任反面教员的土劳改中熟悉了全部的大田作业和车、钳、锻、焊诸多任务种。还曾经因为在我驾的牛车上插上了野草花被指责为“不老实改造”。

1964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因为1957年给我的书面结论是“一般反社会主义分子， 在工作中考查一年”。而“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已经在61年被中央“一凤吹”了，所以，这样我就有幸地、荒诞地、变成了“脱帽右派”了。不再戴57年本没要我戴的“右派分子帽子”了。

那个在西方Ï省劳教场享受劳动教养的余薇，在劳教场里意外的得到了照顾。她当了场里的扫盲教员，天天写黑板报，脱离了重体力劳动。得以实现这个照顾是因为随她之后意外的调来任劳教场当场长的，正是组织上曾经安排要余薇与之组成家庭的解放初随军西进的老干部ÏÏ。

62年余薇解除劳教，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成了劳教期满留场就业的人员。这期间，我们三人天各一方，殊途各地，不谋而合地：都是息交绝游，各自为政，好自为之。得谨防被指控为右派反党小集团啊。其间，1963年，我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回重庆省亲的假期。在饥饿的重庆竟然意外地碰上十分落魄的，将临产的余薇和她的丈夫汪寰。

原来，摘了帽的汪寰，用几个很值钱的合理化建议换得了从北京航空学院校办工厂调赴西北Ï省省监狱劳改工厂的资格。靠婚姻法的保障与劳教释放分子余薇组成了一个脱帽右派家庭。之后，她们赴重庆省亲，又借口难产滞留了重庆。逾假不归，是得不到工资的。生活拮据十分。我们重逢的时候，正是她们卖光了重庆的家产，到处打短工谋生的时候，余薇做了短期代课教师，汪寰则成了嘉陵江大桥工程的施工员。她们狠心地打算再也不回到那个冷峻、冷酷的西北X省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曾经有过的那个保护伞折了。那位劳动教养场场长因为与另外的当权者意见相左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劳教场的劳教分子中的一员。分手时，我为他们祝福。但很难相信她们真会得到幸福。得正视：他们都是脱帽右派分子啊！能得到安宁?

四海翻腾云水怒。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不再是正面教员的身份了，先是划为四类，打入牛棚。原罪是:“公然不承认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不应该被戴、摘右派分子帽子”。新罪是:“公然不认为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生下来那天，毛泽东思想就产生了。何其毒也。”于是;从1966年到1978年关牛棚、土劳改、蹲监狱、批斗、；络绎不绝，此伏彼起。先后曾有五个互不通气的专案组，分别拿着五种“反革命”帽子有始无终地操办着我的命运。

在这些风口浪尖的颠簸中我尽换技能尚存一息，得益于远在1958年，我稍微清醒了点的时候就在我的头脑里组建了我的政治局，坚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决不沉沦，决不自杀，一定要活着，活着。

在第五次打击和第六次打击的间隙中，我竟然还结了个婚（耐不住孤独啊！）是跟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而又荣获了右派分子称号的、饿死于1962年的文盲的女儿结了婚。那时节，我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了。在文化不再被革命的1979年，跟全国大多数右派分子一样释却了我的重负。释却：指的是停止了对我的镇压、打击。其后，最羡慕的是“牧马人得了五百块钱生活困难补助费”。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我进一步清醒地发现：我没有被扩大化。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加之于我的种种罪名，无一不是是非的颠倒。准确的表述，我因该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者，算得上是个小小的，人微言轻的思想先驱者。打击先驱者不能叫“扩大化”应该叫“反动”。“扩大化”的逻辑应该是：“只杀了一人却被指控为杀了三个人”。

革命派批斗脱帽右派汪寰战犹酣的时候，重庆某厂敲锣打鼓地送来了给汪寰的大红感谢信。因为他们采用了汪寰的建议，墨水生产的难题得到了解决，促进了生产，而又不知道汪寰头上戴得有右派分子帽子。很扫兴，不得不偃旗息鼓，因为，正是这天早晨，高高的虎头岩下发现了脱帽右派汪寰的尸体。革命派正在声讨反革命右派汪寰的畏罪跳岩自杀。再张旗鸣鼓地称谢这个脱帽右派汪寰会落得个为反革命张目的罪名了。

此时的余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急促的决策是：赶快宣布与反革命畏罪自杀的孩子他爸脱离夫妻关系，否则两个孩子就成反革命子女，永世不得翻身，自己也会因为是反革命家属而活不伸展。思前想后，还得赶快脱离这个是非之地。何去何从？余薇毅然地决定带着大儿子，返回西方Ï省，返回到她的那个苍凉的劳教场。而且，神速地再嫁，把自己嫁给了一个留场就业的劳教释放分子。这个劳教释放分子正是那位原劳教场的场长。因为它出生好，革命资历厚重，党龄很长，所以虽然被劳教但还无法定他是反革命罪犯。

余薇再婚后，余薇专案组的努力主要是收集余薇在重庆流落期间的“反革命”行径和“现行反革命言论”。专案组没费好多力，就把这个余薇打到了。她不再反抗了，也不再言语了。见不到她的反革命进行了。再无法说她还有反革命的能力，当然也不再有革命能力了。因为她的精神分裂了。虽然没成为“武疯子”但是，不得不由精神病院去专攻她的顽症了。斗争到了极致，破坏到了极致，唤来了民族的觉醒。

在1979年，终于给右派分子减负了。宣布了：历史的错误予以改正。改的意思是：不再打击、不再镇压，进而还说：曾经被打击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但是，从不说打击正确者的错误应该追究，也不说被打击的正确东西应该被表扬。那些57年的文字的印记被尘封了起来，留在了右派分子的人头档案里。再以后，1994年以委员的身份参加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的会议期间，我巧遇了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汪、余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际遇。及至后来，见到了他们留在重庆的儿子以后才知道:平反了，离了婚的余薇已经从精神病院解脱出来了，医学对她无能为力了。她居住在她的大儿子身边。大儿子因为照顾她，已近不惑，尚孑身一人。至于汪寰，他本人已经见不到北京航空学院给他发来的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了，人们更忘记了他曾经被喊成过“反革命”分子了。

呜呼！往事难以如烟。也不能让往事如烟地散失，应当把它定格，定格！要它铭之于座右！有幸活着的我已将作古，留下这些笔墨，期望它能进个博物馆。落笔之时，惊悉巴金爷爷仙逝，唏嘘不已，转念一想，动笔隐去了文中实写的一些地名、人名。看来还应该担心有人对号入座。巴金爷爷被誉为民族的良心，那是因为他敢讲真话。看来讲真话的环境还尚待完善，要不，何须崇尚敢见真话的良心。

人们好像还没打算照巴金爷爷良心的呼唤建些《与人斗的博物馆》，是什么缘由呢？

                          2008年8月24日于重庆

一支难忘的歌

—— 悼难友敖乃松

李泰伦

你死了,多么悲壮,多么惨烈: 几块红砖头悬吊在你的胸前, 粗糙的绳索捆绑在你的腰间. 你,一步步,一步步......走向湖心,那非凡的勇敢和决心令我扼腕赞叹. 你死了,当噩耗传到我的耳边, 风儿在呼号,山林在呜咽.在这遥远南国的荒僻山村,我躲开狱卒的视 偷偷地为你落下凄楚的眼泪.你死了,我再也听不见那低沉如泣的琴 弹唱着我们已经失去的理想和信念.我们曾经共同承受着深重的屈辱与苦难: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夏日,顶着似火的骄阳,迎着黎明透过窗户的第一缕曙光,踏着黄昏映红脸庞的最后一抹残阳,

草岚子看守所纪事 （下）

陈奉孝

三，. 调入丙监. 认识葛佩琦

第二次提审完了，我回到监号就琢磨，他提到“长河秘密会议”，肯定是有人交待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参加会的有我、谭金水、贺永增、赵清、林树国等人，谁会交代呢？是不是有人嘴不严流露出去，被人检举了呢？我一直纳闷。最后我想，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讲也不行，不如干脆讲出来，反正当时也没有研究过犯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所谓“长河秘密会议”不过是在反“右”最激烈的时候，北大的“右派”纷纷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已被迫宣布解散，这时贺永增向我建议要研究一下退却的办法，不能再顶风上了。于是我就个别通知了少数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晚上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做一个假检讨，争取过关（后来证明这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假检讨，就是真检讨也不管用，有人十遍八遍的检讨，也还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过，你们都可以做检讨，越深刻越好，争取过关，同时设法个别通知其他人也这么做，但我不能检讨，我再检讨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认定我是在搞组织活动，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第二天我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见“原上草”），把当时北大一些“右派”同学的问题尽量揽到了自己身上，好让其他人过关。

我把补充交代材料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又提审我。我一进门审讯员就对我说：“陈奉孝，你的态度可不好呵，我们是想挽救你，可你却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这对你可非常不利呵！你的问题虽然非常严重，但我们并没有把你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社会上的大右派一样看待。他们是一些野心家、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你不过是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我们想挽救你，而你却不跟我们讲实话，这样的话，我们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你。我们知道你跟他们有过接触，你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我们还知道你跟其他大学的右派也有来往，你们想搞什么组织，这些你都没有交代。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对你这么客气了！”我很清楚，这是诱供加威胁。

我回去考虑了一天一夜，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就把两次去“九三学社”和“民盟”的情况写了写。其实我去这两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第一次去是“百花学社”刚成立的第二天，因为我们要办“广场”没有钱，想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口头上表示很同情我们，好像很热情，但并没有一点实际表示。章、罗二人我也没有见着。等我第二次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们都回避了，我非常失望，从此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到了后来看到许多民主党派的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作检讨并互相检举揭发，我非常反感，尤其是对像吴晗（他不是右派，而是反右派的急先锋）这样的学者写的攻击别人的文章，我认为这纯粹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人格太低下了。所以后来吴晗在“文革”中被整死，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当时我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坏极了。可是要我交待跟他们的关系，他们指示我做过哪些事情，我也实在交待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干什么，我就只好把我两次去“九三”和“民盟”的过程写写算了。但我跟其他各大学的“右派”学生的联系，除跟人大林希翎的联系外，一直没有写，多次审我，我也没有谈。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把“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为此我在北大积极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而且是主要组织者。我也去过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跟那里的“右派”联系过，但是不久反右派开始，再想去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了，因为他们也都纷纷被看起来了。再说我跟他们联系时也只不过是谈谈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互相介绍一下经验，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谈什么成立组织的问题，如果我再把他们扯进来，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谈越谈不清楚，本来没有的事会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一直到结案，我始终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有两件事我交代了。第一件是组织人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点火”，当时是“百花学社”成立时大家讨论决定的，具体由我负责组织筹划，但我没去。第二件是邀请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来演讲并要她通过他的男友（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弄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和我已从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这个报告，打算在“广场”上发表（后来“广场”被迫停刊，此事没有办成），我们怕翻译的有误，想核对一下。这两件事不交待是不行的。前一件几乎人人都知道，后一件“百花学社”的大部分成员都知道。

我交上了第三份补充材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把我从丁监（新号）调到了丙监。要知道，在丁监是受优待的，吃的、住的条件都比甲、乙、丙监察。我有什么资格享受优待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经毛泽东点了名的，在全国是一个典型案件，我又是第一个被捕的，他们想给我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我写材料；第二，当时我的名字已上过报纸，又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第一人。共产党处理政治犯（当然他们不承认有政治犯）一贯遵从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的越轻。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头子康泽、沈醉，两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可是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而且后来都被特赦了。相反的，那些无人知晓的特务腿子、保甲长、乡镇长之类的，在镇反当中都被枪毙了，没有死的在镇反和后来的肃反当中也都被判了无期、死缓的重刑。这条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遵循。“六四”期间，大连的供销员肖斌因为向美国记者说了“天安门死了多少多少人”，结果被判了十二年重刑，而第一号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王丹才被判了四年，即便用中国现行的法律来衡量，肖斌的“罪行”怎么能与王丹的“罪行”相比呢！

 首先介绍一下丙监的情况。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靠门口摞着两个大尿桶，两土炕中间有大约一米宽左右的一块空地。每盘炕上睡有十个人左右（因为随时有走、有来的，人员不定）每人占的地方不足五十公分。墙上贴着“监规纪律”：一.  犯人必须认罪服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二.  严禁对外串通案情，来往信件必须经过管理人员检查；三.  严禁泄露看守所内部情况；四.  禁止同号犯人之间交谈案情；五.  犯人不准吸烟、喝酒及吃刺激性食物；六.  不准交头接耳、小声嘀咕；七.  晚上睡觉必须头朝外，白天必须坐好，认真反省；八.  犯人必须认真学习，深挖犯罪根源，不准互相包庇，九. 犯人在结案前不准接见家属，十. 犯人不准接收家属送来的食物......等等。各看守所的监规纪律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后还有“如有违犯，严惩不贷”之类的话。根据记忆，以上几条与原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不会错的。监号的大组长叫刘宗汉，此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个小特务头头。学习组长叫尹风歧，曾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文书，全监号除我一个“现反”外，还有一个叫陈昌岱的也是“现反”，其余的全是“历反”。

我到丙监大约三、四天后，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提审。这次提审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交代“犯罪动机”，而且换了一个审讯室，由原来的第十六审讯室换到了第二十审讯室。审讯员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他让我又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大体重述了一遍，最后说：“陈奉孝，你很狡猾，你交代的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的，你们的秘密活动很多，你只交待了一些次要的，主要的你一点也没有交代，特别是你们的‘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组织纲领、目的动机却只字不谈，你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你自己负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提法。过去只是说“反动小集团”，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反革命集团”那是最严重的罪名。胡风问题不也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吗？全国抓了那么多人，而且由此扩大成了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次北大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被捕的，我在“如此伎俩”（见“原上草”）那张大字报的预言是正确的。

我马上意识到他让我交待“犯罪动机”，目的是想引我往套子里钻，好加重我的罪名。我稍微一考虑，马上回答：“除了在长河和香山一家小饭馆里我们少数几个人开了两次碰头会以外，其他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两次碰头会不过是研究如何做个假检讨好过关，并没有研究别的问题。《百花学社》没有什么组织纲领，参加《百花学社》的人很多，不信你调查好了。至于说犯罪动机，那应该根据犯罪事实来判断，我和《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这一点有我们写的大字报和我们办的‘广场’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一拍桌子说道：“你还狡猾抵赖，钱如平不是你们百花学社的成员吗？他不是贴出大字报号召你们预备好刀枪准备战斗吗？其目的不是想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又是什么？”我说：“钱如平贴那张大字报是他化名写的，别人谁也不知道，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与《百花学社》其他人无关。”他下令：“回去好好想想，这样下去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像往常一样，我低着头往回走，前几次拿枪的士兵只是在后面跟着我，这次却不时的拿枪把子从后面捣我。

进了监号刚坐下，管理员就进来发话：“陈奉孝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你们大家好好帮助帮助他！”大组长刘宗汉首先跳下炕来，一把把我揪到地上，给了我两拳，别人也跟着你一把，我一把的对我连推带打。这差不多已成了每个犯人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也并不怪他们。接着就是让我站在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帮助。这些家伙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所谓批判大都是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连理也不理他们。只有三个人对我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发言批判。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延泽，一个是马逸民，再一个是陈昌岱。

李延泽和马逸民都是六十多岁的大肆了。李后来对我讲，他最早翻译过“资本论”。我知道“资本论”最早是王亚南翻译的，他说他翻译过，不知真假。不过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犯不着对我吹牛，这一点历史学家也许能考证出来。马逸民当时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两个都是“历反”，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当时他们两个都被允许家属给送吃的，别人不被允许。陈昌岱原来是西欧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看样子也有五十来岁。当记者时他思想比较进步（“左”倾）。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他带回来的，任“台盟”主席谢雪红的秘书。他回国以后看到的情况与他对新中国的想像大不一样，于是记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满意发牢骚。他以为还是在西欧呢，记者骂骂政府没有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不行的。特别是这人大概过去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回国后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的，就去找周总理，开始几次周总理还批给他几百块钱，老这样周总理就不理他了。他就发牢骚说受骗了什么的。特别是在整风反右期间，他又说了些出格的话，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了。我就挨着他睡觉，他穿着毛衣毛裤睡（那年代一般人是没有毛衣毛裤的），整天挠身上，说有小虫咬。我说你是不是生虱子了？刘宗汉让他把毛衣毛裤脱下来看看，一看里面的虱子都滚成蛋了。毛衣里生虱子是没法拿的，这倒有个好处，虱子有了他这个毛衣毛裤的老窝是不会往外爬的。刘宗汉报告了管理员，把他的毛衣毛裤拿出去用一个破铁盆煮了煮，这下可好，开水一煮，虱子是煮死了，可毛衣毛裤变成球了，不能穿了。陈昌岱还问我：“虱子是什么？怎么这么咬人？”看来他是没有见过虱子的。

过了不长时间，葛佩琦调到了我们监号里。葛佩琦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扬言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他一进来，全监号的犯人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葛佩琦的名字虽然我早已知道，但这却是头一回见到他。他人看上去很慈善，戴一付高度近视加散光的眼镜，平时他也不大说话。有一次在放风解手时我问他“你就是人大的葛佩琦先生？”他说：“嗯！你就是北大的学生陈奉孝？我知道你们在北大搞了个《百花学社》”。时间长了，他还对我说：“我爱人也在人大教书，她教数学，我教物理，她经常到北大去旁听丁石孙先生的课。”我说：“噢！那我早就认识了，我上课常坐在后面，有一位人大的女老师常去听丁

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

——程坚甫其人其诗  苏炜

程坚甫，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史迭变、风潮兴替的思考背景中，走进笔者的视野的。

程坚甫（1899-1989），1899年10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城西洗布山村的画工之家。台山为广东著名侨乡，物产丰饶而文风鼎盛。程自小出外求学，在广州中学毕业后，曾担任当时广东省长陈济棠辖下的燕塘军校图书馆管理员。此后曾担任国民政府的低级职员，历任广东省盐业公会秘书、韶关警察局文书、中山地方法院秘书、广东省高等法院汕头分院秘书。他在1949年政权易帜前夕还乡务农，以种菜、卖菜、采柴、卖柴、养鸡，为生产队收家肥和捡猪屎等维生。至1989年11月11日

程坚甫一生贫寒，乡人称“三公”。因患有严重口吃，口齿不清，所以早年仕途不顺；又因嗜书如命，不事积蓄，据说解职回乡时连路费都没有着落。他返乡务农时已年过五十，曾因体弱多病且无子嗣，被列为“五保户”，被他坚辞不受（在乡间，这含有“老绝户”之意，有辱家族名声），村干部可怜老两口无依无靠，让他担任生产队劳力较轻的“称肥员”多年（即为各家各户送来肥田的屎尿登记过秤）。诗人暮年，则依靠年过七十的妻子何莲花进县城当保姆、做医院“陪床”维持生计。何莲花多年积劳成疾，于1983年七夕先他而去，程坚甫因1987年冬，在村外被自行车撞伤，自此卧床不起，于翌年辞世。

       检视程肩负贫贱卑微的一生，有这样两个因果循环的关系值得重视：对于程坚甫，诗思诗道，成了对于贫贱卑微的拯救；而贫贱卑微，又成了对于诗思诗道的拯救。在长达数十年每每三餐不继的饥寒穷困之中，以写诗吟诗充盈饥腹愁思与困顿生涯，成为程坚甫的自娱自救之道，同时也是诗作内容的主轴。“自笑狂如马脱缰，斗诗赌酒兴弥长。箧中检出无完褐；梦里吟成有断章。听尽莺鸣余发商，留些鸡食合分粮。蹉跎抱卷空山老，何似黄花晚节香？”（《寄怀》）“蚊雷聚响震三台，多少吟情被折摧？满架诗书垂老别；一天风雨突如来。惊摇山上陈博梦，唤起江南庾信哀。半叟嗜花狂似昔，月明夜夜踏歌回。”（《偶成寄熙甫翁》）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诗思与诗道作为一种具体的生命实体存在，满腹诗书却贫寒失意的程坚甫，在漫长无涯的农事劳作之中，将如何打发自己毫无尊严、喜乐可言的卑微人生。尤为难得的是，读程坚甫诸多与当地诗人的酬唱诗——与周燕五、谭锦洪、甄福民、黄增、邝熙甫、李沛、黄新法、谭伯韶、陈惠群等等，或一起饮茶吟诗，或遥相传诗唱和，或互相整理诗作，托付诗集代存……，“凭天多付诗材料，半叟年来未废吟。”（《湖心舫茶话》）你会发现，即便在“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的严酷年代，文风郁厚的南国乡间，竟然依旧存在着成型或不成型的民间诗词结社和诗人雅集活动。“月去月来来去忙，采将物料压行囊。惟君染得诗书味，散入青山一路香！”（《赠李沛君》）据编者陈中美先生注释，此诗述写的，就是乡间诗人李沛为程坚甫传递诗篇予住在青山侧畔的诗人邝熙甫的故事。——传统诗词所独具的坚韧生命力，成为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里，一种顽强生存并濒死生长着的民间文化的独特风景，读来真令人生出无限怅慨！

同理，诗思诗道既成对于贫贱卑微的拯救，这种远离尘杂喧嚣的农家生活，尽管时时衣食无着、三餐有虞，却同时成为诗人及其诗作真实而丰腴的诗道之本，诗思之源。“常防一定能招祸，何况千篇莫疗饥。”（《再呈邝熙甫先生》）“年来谙尽鸡啄味，应念苍生多食贫。”（《戏题桥头之神》）在程坚甫存世的八百余首诗作中，你可以处处读出时代生活的真实留痕，却见不着当代任何类型的诗人、词人中（几乎从郭沫若一直可以数到聂绀弩），囿于各种政治时势需要，似乎无人难以逃脱和得以免俗的那些种种样样的应制之诗、应时之诗与应景之诗的任何痕迹。“等闲霜气凋蒲柳，谁信诗声出草茅？”（《抒怀》）程诗读来，有“入世感”而无“趋时味”，率性为之却辞章典雅，既不泥古也不打油，妙于用典而又善用口语，显出一种诗道的温柔敦厚与诗思的精炼清纯。这样千锤百炼、品格超拔的诗篇，在那个文艺为政治服务、因而以“时”代诗、标语口号当道的年代，简直是沧海遗珠一般的珍稀了。同时，虽然有“历史污点”——在旧政府中任过“伪职”，却也只是低级职务；再加上程之为人谦厚而很得乡人敬重，所以，程坚甫在乡间几十年的农事生活中一直是平静的，并没有受到太多政治风暴的冲击；而且由于乡间文化水平低下，无人在意或读得懂程坚甫那些用语委曲的诗词，而使诗人及其诗作得以苟安。身处时代风涛之中而可以置身潮流之外，有士人的底蕴却无士人的身份，这种特殊的际遇，就给诗人及其诗作带来一个似乎“生活在别处”的观照角度，一种得以旁观世局、有时甚至是超脱凡嚣、俯视人世的超越性的眼光。“借得山林好遁身，清高长愿竹为邻。不忘吟饮朝还暮，饱历炎凉冬又春。诗检也知才力弱，友交难得性情真。江天漠漠多鳞羽，两字平安慰故人。”（《村居寄友》）“风急长林天籁峭，日斜隔水市声微。”（《暮冬随笔》）“难得方圆能应世，偶逢摇落莫悲秋。”（《赠翼园》）“长宵每藉吟诗度，细雨浑宜倚枕听。”(《春宵听雨感》) “微茫梦断烟波棹，晓暮听残山寺钟。”（《诞辰感吟》）读来境界舒朗、浑穆、超脱，又令人心头微觉凄酸。这种在“入世”与“出世”间超然自持、俯览人生的慈目悲怀，是感人至深的。

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驶的》醒地：“作词一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诗词一理。……诗之高境，亦在沉郁。”（见《白雨斋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千年来诸方史家论者，也每以“沉郁顿挫”一语，作为杜甫诗歌的标志性特征。笔者斗胆把程坚甫称为“中国农民中的当世老杜”，所据者，也正在此—— 以“沉郁顿挫”咏怀纪事，以诗记史，恰是程坚甫诗作最突出的特点。

自陶渊明始，古来中国士人总喜欢为躬耕南亩、采菊东篱的乡居生活，描摹上一抹淡泊宁静、超然物外的浪漫色彩，“归隐田亩”于是成为了千百年来华夏士人的一个缥缈的梦想。——那，其实是衣食无虞或者仍旧身存“五斗米”余泽之人的闲逸之想。那一类的“归田赋”，其实是作不得真的，是欠缺生活实感与生命质感的。就像笔者曾有过的知青下乡历练一样，真正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扔到乡野里去讨生活，靠自己的“三两力扶百弱身”，个中的赤贫艰困、捉襟露肘，则就无丝毫浪漫闲逸可言了。程坚甫不是那种归隐的儒生，前头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出处”在召唤；他是真正返乡务农、以农事谋生、靠“工分”讨生活的乡间农人——一个日日与粪便打交道的公社“称肥员”。所以，程诗中大量直写农事生活的篇章，是真正的“农耕赋”而非传统士人的“归田赋”。程诗之一若老杜健笔处，就在于他的敢于直面人生，不避时艰与时忌，直写世态炎凉的身世感怀与黎民百姓之饥寒啼号的“诗史”风格。

程坚甫诗中最多的篇章，是对乡间贫寒生活实况的慨叹。“何来广厦万千间，毕竟难宽老杜颜！”“家世百年人事异，门前积雪未应深。”“残灯代取供神蜡，被冷偏来借睡猫。”“肤到栗时肠百结，梦无寻处眼双开。”读《寒夜风雨竟夕不寐吟诗·七律四首》，这四首直接呼应杜甫的诗作，其在寒风夜雨中拥衾难眠的悲苦无助、忧思深愁，历历如在眼前，读来令人寒彻入骨。附录的《暮冬随笔·七律二十首》，可视为程诗的一组代表作。“长铗羞弹鱼味旷，一年何日食非斋”。这组写于1959年前后的诗篇，真实反映了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在南国乡间的生活实况，写来巨微俱现，意象悲沉却含蓄不露。试看：“贫病交侵犯麦秋，不惟脚肿面犹浮。死生已悟彭殇妄，饥饱宁关丰歉收！局外观棋还守默，椟中藏玉肯求售？扁竿挑菜入城市，且为茶香尽一瓯。”（《暮冬随笔·之七》）此诗以诗的语言，直接记述了当时非常普遍的“脚肿面浮”的饥民特征，点明了当时的饥荒非关天灾而为人祸；但观棋者看清个中玄奥，即如椟中藏玉，也只能“守默”，还不如挑菜入城，卖得两钱，上茶楼小酌一杯……。“一枕黄粱梦境虚，藜羹肉食味何如？有情山水容吾老，无赖光阴促岁除。夕照苍茫常久立，冬耕响应敢闲居？桃符爆竹皆微物，却累荆妻罄积储。”（《暮冬随笔·之十》）“梦境虚”句，是直接针对当时乡间“放卫星”之类的浮夸风发言；以“冬耕响应”的新语对“夕照苍茫”，意新句上事，也是深慨。然而，直写贫瘠艰困，程诗却并非一味意象颓唐、意气消沉。其句法，或抑扬旷达：“兵马纵横闲看弈，江天俯仰独扶犁。眼前一幅萧条画，十里平芜夕照低。”或自娱自嘲：“才了农忙岁亦终，蒸藜煨芋味无穷。十年足遍江湖客，一变身为田舍翁。”以笔者窃见，此组诗，堪称当代文学史中真实记述那个年代史迹的罕见佳作。

以诗记史，以史入诗，被今人称之为“现实主义”或“人民性”，其实在中国传统诗道中有着深厚的根基。 “如此天时如此夜，何能高卧作袁安？”（《早春以来寒雨不辍蜷伏斗室托诸吟以抒怀抱》）程坚甫虽为一远离政治漩涡而与世无争的真正农人，但面对世变动荡中的各种人情世态，却有着诗人独特的敏感和锐见。诗人的眼光不但是入世的，而且也是富有正义感而慈悲为怀、关怀广大的，因而也是超越了各种世俗的成败得失与功利是非的。《人翁牧牛》记写打成右派下放乡间劳动的教师的悲苦遭遇：“败笠只应飞作蝶，教鞭谁料用于牛？”《入市见壁间大字报有云“打倒刘长卿”者戏以诗咏》，则记写一位被打倒的与唐代诗人“刘长卿”同名的军队干部的荒唐故事。集中颇有几首写于文革年间的诗，正面言写那个“红色恐怖”年代的真切感受：“蚊雷聚响震三台，多少吟情被折摧？满架诗书垂老别，一天风雨突如来。” （《偶成寄熙甫翁》） “独立苍茫泪湿衣，看花回首故人稀。悲欢不尽因离合，今古何能定是非？” （《花下感怀》）这样的句子，凄苍荒凉，无语问天，令人想到杜甫《秋兴八首》中的“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以及鲁迅论《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便被华林”。尽管这些诗篇为避时忌，在当时就大多抹去了写作日期（许多写作日期的考据，是陈中美先生辛苦查证、比对、求觅而得），今天读来，你真要惊佩这个口吃耳聋、时时命悬一线的贫寒乡间诗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所具有的那种悲悯阅世、穿透历史迷雾的锐利眼光了。

程诗的写实与深挚，一若老杜。这里，我还想特意举出两首别具一格、感人至深的“卖鸡诗”：

“翼长鸡雏渐学飞，今朝出市复携归。只缘读墨谈兼爱，未忍分教两面违。/ 雌伏雄飞各有期，山家更不设樊篱。主人老去无多乐，赠尔诗成一解颐。”（《携鸡雏数头出市求售不成归赠以诗·七绝二首》）诗人上墟集卖鸡，为着不让一窝小鸡分离而求买者把整窝鸡雏买走，因乡人手头拮据而终于求售不成，只好整窝鸡携回，大概还受到了贫妻的怨责，只好自我解嘲地写诗赠与鸡子。

“玉汝于成几费神，出售应谅主人贫。隔邻索价姑从贱，溢槛飞回岂厌新？濒死未为登俎物，超生犹望系铃人。痴翁抚事增惆怅，异类非亲竟似亲！”（《 昨卖鸡与邻家顷复飞回璧返后感成一律》）

这一回，则是贱价卖出的鸡子不舍贫家主人，卖予邻家却一再飞回旧家，引起诗人的一番感慨。此二诗直述其事，言情说理，写来含泪带笑，无奈中有欣慰，欣慰中更饱含酸辛，写透了诗人心性中那种“人（鸡）溺己溺”的善根与悲怀。坦白说来，笔者几乎每读皆为之盈泪，有断肠之痛，彻骨之慨。

自然，乡间生活中有疾苦，也会有逸兴；有灰暗，也会有阳光。程诗长于纪实感怀，于是在他苦吟淬炼的诗句里，也会时见欣悦欢跃，且多有新词新意入句，呈现出或轻快、或幽默的别样姿彩。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县城人工湖建成，家住城郊的程翁不时可以行吟在侧，又不时可在湖畔的“湖心坊”茶楼和诗友雅集吟聚，写于此时的《人工湖竹枝词·七绝十首》，就一脱同时前后写就的《暮冬随笔》的幽怨哀愁，留下了轻畅新颖的笔触：“扁舟一叶木兰桡，儿女双双学弄潮。让妹坐头郎坐尾，白桥穿过又红桥。”完全以口语、俚语入诗，写来却清新如画。“一行疏柳晚风清，不少诗情与画情。有客问予予问客：拱桥何以号超英？”把湖边的拱桥命名为“超英桥”未免煞风景，老人含笑入诗，言在意外。“绿衣黄发小娃娃，牵住娘衣要摘花；娘笑回头哄娇女，板牌告示谓严拿！”看，老人以新语成诗，趣态可恭，可见一点儿都不守旧、不冬烘哪！程诗中有一首长达五、六十行的七古《瞽叟行》，记写大跃进年间他在古庙前和一位盲人算命先生的对话，“……我辈目盲心未盲，趋向光荣道路行。时时洗刷旧思想，不愿乡愚称先生。我闻瞽叟语滔滔，心窍佩其见地高。年老目瞎犹操劳，何况双目炯炯如吾曹！”全诗大量使用现代口语，情绪乐观积极，写来新意盎然却同样诗味醇厚，殊为难得。至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闲情逸兴，老翁写来更是谐趣横生，调皮可喜，就难以一一细举了。比方：“相逢老少两形忘，欢笑灯前赌食糖。忽忽归途诗兴动，星光月影夜茫茫。”（《访惠群》）“须火速，治皮肤！鹤鸣山上有灵符。未如可的松膏便，信手拈来薄薄涂。”（《思佳客·皮痒得可的松膏涂治》），等等。

文革轶事之三：“朝圣记 ”

任蘅芳

“8月18那一天，百万红卫兵来到天安门门前。人如海浪歌如潮；语录歌儿唱了一遍又一遍；山在欢呼海在笑，红太阳来到咱中间……”一看就知道，这是一首歌的歌词。虽历经四十多年，可它的旋律和词仍然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1966年的这一天，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上检阅了首都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戴上了宋彬彬敬献的红卫兵袖套，这一天，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天下顿时大乱，先是首都红卫兵南下造反，全国各地开花；楸走资派、传血统论、扫封资修、搞大串联。此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便在全国掀起大串联的龙卷风。

我们锦江中学无例外也卷入这股飓风。单凭免费乘车这条，就让师生们无限向往。何况第一站是到北京‘‘朝圣’’。先是红卫兵优先，接着是死贴他们的麻五类。一批接一批走出了学校。各班的人越来越来少，领导我们学习的人都跑光了，最后就剩下一些思想落后的麻五类和黑五类同学。我们终于松了口气；不必天天读齐向东、谭力夫们鼓吹血统论的文章；也不必天天被逼着唱‘‘混蛋歌’’；更不必天天写‘‘造狗爹狗娘反’’的心得文章；尤其轻松的是，不再天天听红五类同学痛说革命家史而哇哇大哭，好像我们和父母是操了他们祖坟的罪人。最后，开放类禁，麻五类也可以分期分批地出去了，总之阿可以革命了。一天接到通知，我、小玲、小樊三人可以串联了。我们既为自己能走而高兴，同时又为其他不能同行的同学而遗憾。对着他们失望的眼神忙安慰：你们也快了，说不定我们前脚走，你们后脚就出来。事实上我们走后没多天她们也获准串联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一共是八次；1966年8月18日是首次，以后不定期，直到11月中旬第八次结束。

躬逢圣人圣朝圣事，串联首站自然是北京。北京是那样地神圣那样地令人神往。不仅仅因为它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而是它仍然是共产党新朝首都，住着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不必说历代帝王居住的故宫；风景如画的颐和园；鲁班造的北海白塔；崇祯上吊的景山；祭天地的天坛和地坛；就是周边的长城、香山、卢沟桥、周口店；每一处都足令人神往。昔日魂牵梦绕地，今朝已可亲临之。何况吃住行是免费，真乃天下第一美事！

我们三人先到学校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信上必须注明我们的出身和是否是红卫兵。约定次日乘车北上。

10月26日小樊、小玲和我三人挤上成都到北京的直快车，说挤一点都不夸张。成都为起点站，车上却已坐得满满的。上得车来，只好站着。幸好一群自贡的中学生让出三个边座，我们才坐下。一攀谈，都是高二年级，关系便拉近几分，一看他们都带着红卫兵袖章，我们就不敢怎么深谈，怕说错回校挨批。他们却天南海北，漫无边际地畅所欲言，一点顾忌也没有真让人羡慕不已。火车满载着串联师生出发了。这分明是一辆慢车，一路上站站停，站站都有人上车。慢慢地过道上、接头处地上都装满了人；到后来，已无法从门口上车，人们纷纷从窗口爬进来。开始，大家还觉得都是串联的师生，拉下谁都不好，都帮着七手八脚从窗口往里拖；到后来，连窗子都不敢打开了，因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莫不堆满了人，最可气是连厕所里也站了4，5个人，想上厕所的人在门口苦苦哀求，里面的人慢慢一个一个往外挪，挪空了才能进去，完事出来后，原来挪出来的人又慢慢一个一个都挪进去。于是厕所里又站满了人，一路上就这样循环往复。我们因为坐在位子上，停站时，可以从车窗跳到站台，进站台的厕所。然后又到窗口让伙伴拉进去。躺在行李架上的人要想下来，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坐椅底下躺着人的肚子上。好在火车不正点，每站停的时间都不短。车到秦岭时已是深夜，我跳到站台上透气，黑漆漆的天空中闪烁着繁星；时虽秋季，秦岭绝顶已十分寒冷。人生虽然充满着变数，但怎么也想不到是以这样的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往京城奔去。

列车就这样喘着粗气，驼着重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三天两夜后终于把我们拖到了丰台站。丰台；北京的门户。昏昏欲睡的师生们都清醒过来，兴奋起来，进北京啦！要见毛主席啦！七手八脚收拾行李，乱七八糟准备下车。谁知，车到丰台就像睡着一样，不动了。一问，要排队等通知，这一等就等了3个多小时。火车重新启动已是凌晨3点了，列车徐徐进入永定门车站。这回是真正到了北京。我们反而没有先前到丰台的兴奋劲了；带之而起的是又累又困，只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从成都出来就没睡上觉。下车后，就有人通知到先农坛体育场等候接待。先农坛在哪里？半夜三更，黑咕隆咚，怎么去？我们三人恍恍惚惚、稀里糊涂地跟着人群走到了北京的大街上。走着走着，怎么就剩下我们三人，连自贡的那群同学也不见了？此时天快亮了路上已有行人，一路问来，终于到了先农坛。进到里面，吓了一跳，走着、坐着、站着、睡着的、都是串联的师生；在等候接待。场内有几支队伍，据说，是排着上车。我们随便选了一支队伍，跟着后面。这支队伍走得挺快，我们暗暗高兴，照这个速度，一会儿就能轮到我们。谁知快速前进到场边，突然就散了。我们顿时不知所措，只好回过头又找了一支队伍。据说这支队伍才是正宗等候接待的。我们跟着它慢慢地移动，快到一座宫门前，队伍突然膨胀起来，说是门外面等着一辆辆卡车，把师生们送到各接待站，所以很多人不按次序排队，而是纷纷跑到门口去插队加夹丝，挤上接待车。这时的宫门口顿时变成了黄河壶口，所有上游湍急奔腾的水流都汇集这里再倾泻出去。出此门时我们三人已经被挤得脚压根就着不了地。被人流簇拥着、辗转着各自为阵，彼此不知道在哪里，这瞬间感觉静极了，甚么也听不见、甚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挤出去，外面是天堂还是地狱也顾不得许多。我手里的棉大衣也不知到什么时候不见了；哪敢低头去地上摸索，任它去吧！（42年前的北京，10月底已经很冷了）我们三人大汗淋漓被人海推搡着、拱抬着终于挤了出来，才重新汇聚。四处一望，傻眼了；宫门外哪有什么接待车？一片升平景象。门左右两边设了一些茶水摊（大碗茶），挤出来的人如鸟兽散，散落在门外的空地上，茫茫然不知道该做什么。门里一腔希望，门外莫名其妙不知所措；还好，挤累了，大汗淋漓了，可以站在茶摊旁喝碗大碗茶，喘口气，补补水分。喝茶的工夫，我突然看见我的棉大衣被无数只脚踢了出来，躺在宫门外的地上，脏得不成样子。我惊喜，为失而复得而欣慰 。那时，不是自己的东西大多数人不会去拿，我拾起大衣，同时，我们三人也休息得差不多。就向门外摆放接待桌处的工作人员问怎么回事。人家才告诉我们，要走出这条胡同到大街上，那里才有接待学生的汽车。我们三人这才跟着人群离开了宫门。我回首宫门瓶颈处，绵延不断挤出来的人照样鸟兽散，三三两两找大碗茶补充水分；而宫门里的人哪里知道外面是汉、是魏、是晋？仍然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往外挤，周而复始。如若这时有人拿大喇叭吼：同学们，要到大街上才有车；那么谁也不会在先农坛内排着长队挤这宫门，而是选各种捷径奔到大街上。走错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此路错了，让后面的人改道，后面的人、后面的人的人仍然沿着错路一批批走下去。

从宫门穿胡同上大街，很快就来了几辆带蓬的卡车，我们爬上了一辆，可是一问，送去接待的地方都比较偏。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人生地不熟，还是中心一点好。于是就下车问了问路人，决定自己乘车到市中心。对于北京我们只知道天安门、前门是市中心外，别的就两眼一抹黑。我们登上了一辆能到前门的电车。惊奇、新鲜！这是一辆有轨电车，仅在电影里见过。到了前门，眼前矗立着那以前未亲见但不陌生的箭楼；转过箭楼后面是正阳门，越过正阳门，豁然开朗：哇！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这就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就是庄严气派的天安门城楼；它后面就是藏着无数宫闱秘事的紫禁城。站在它们面前，我们是那样地兴奋；奇妙的感觉；奇妙的人生！

肚子意境唱了起来，才想起从凌晨3点到现在上午9、10点钟还未粘水米。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店，不错，还有豆浆油条。吃了喝了，体力恢复了。走出店外，想起老祖宗的教训：未晚先投宿。便急急忙忙要找住宿；我们知道中学、大学都可以接待外地师生。但除了隐约知道北大清华在西郊外，其余又是一概不知。一位热心的北京大爷告诉我们，旁边那条胡同有一中国医科大学。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进去不久，果然看见挂着中国医科大学牌子的大门，门的两边贴满了：打到钱信忠！（后来才知道钱是当时的卫生部长）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字体粗黑，人名上红叉赫然。走进接待办公室说明来意，并拿出介绍信。人家一看便婉言谢绝：我们这里只接待红卫兵。（我们的介绍信上注明了我们的出身，当时，只有红五类才能加入红卫兵）我们顿时凉了半截，也不知道给人家讲了些什么，最后只好失望地退了出来，垂头丧气地迈出大门，突然听见四川腔：你们三人也在这儿！抬头一看，原来是火车上让座的那几个自贡同学；真乃他乡遇故知，我们是又激动又委屈，结结巴巴地将这七、八个小时的际遇全倾倒出来。那为首的男孩说：我们就住在这学校，条件挺好。你们别走，我去说我们是一起的。他带着我们进去与接待人员交涉一阵。我们终于在这所大学落下了脚。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利害关系，彼此之间尚属友好，不会因出身不同而互相仇恨。那自贡男孩我们至今不知道姓啥名谁。

办完手续，已是中午，我们跟着自贡的同学到食堂吃饭；果然条件不错，居然有米饭，猪肉炖白菜。当然比不上四川的美食，但在北方，能吃上米饭，这就不易了。中国医科大学其实就是赫赫有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可笑的是我们当年竟不知道，它是在“文革”中改名，目的是反帝。晚饭和中午一样，只是米饭不多，去晚了就只有馒头。吃完倒头就睡。衣服也不脱。从成都出来，几天的困乏，几天的紧张，一下子就放松了。睡的地方没有床，一床床草垫直接扔在地上，也没有铺褥子，只在草垫上铺了一床薄薄的布床单，盖的是一条薄毛毯。那时已供暖气，倒也不冷。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在乎，俺今晚便是卢生，俺今晚偏做黄粱梦，酣然入梦。

接下去几天是在北京串联的日子；小玲小樊怕回去没法交代，战战兢兢地跑到北大清华去抄大字报，我呢，素不奉陪，我得去老佛爷溜腿儿的颐和园，蹬蹬佛香阁，观观昆明湖，走走十里画廊；我得去景山看看助崇祯宾天的老柏树；我得在北海白塔上眺望中南海那操纵着数亿中国人民命运的神秘地方。（那时故宫没开放）我像旋风般地逛遍了这几处。小玲小樊的大字报也抄得差不多了；11月2日晚接待人员通知我们，明日毛主席要接见来京的革命师生，按序为第六次接见，早做准备、早点休息。运气不错，居然能赶上这旷世盛典；因为接见是没有规律性，不定他老人家想起来问来了多少红卫兵小将，够百万了吗？我得看看去。所以运气好就碰上，碰不上就打道回府。

次日凌晨四点左右，起床吃饭，带上午餐：两个馒头、两个煮鸡蛋、一节熟香肠。这比平常带的午餐多个鸡蛋和香肠，可见隆重。医科大学离天安门很近，我们集队到时，广场上人已快满了，我们被安顿在广场队伍的最前端，只有长安街横亘在前面，穿过它就是金水桥和天安门城楼。我们后面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前门箭楼，黑压压一片，全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大中学师生们。都是由各接待站的军代表率领着，广场两边的人行道均有士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也设置了不少的临时厕所。

天渐渐亮了，广场上的人们也慢慢活跃起来。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歌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歌声激越，铿锵有力。人们的心也随着歌声越跳越快。这时从东长安街走来一块块整齐的学生方队，连绵不断，喊着口号，挥舞着小红书（毛泽东语录本,外地还没有。）9点多时，突然不知道谁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原来城楼上出现了一连串人影。为首的人和后面的人约相隔十几步远；谁都明白了，那就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来了！广场上顿时山呼海啸，沸腾空前。走在长安街的方队到了金水桥前就不肯走，为了要多看几眼毛主席，后面的队伍急于要见毛主席，又推着前面的走，师生们笑啊！叫啊！跳啊！我们的队伍虽在广场最前端，但离天安门城楼还是遥远；只依稀辨出第一个人影是毛泽东，只依稀看见他走到城楼的这一端或那一端，向人群挥挥他那经典的手势。广场上，长安街上百万红卫兵用自己方式对着一个模糊人影倾泻出全部崇敬。全部的虔诚；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一个造神的时代，也是一个敬神，拜神的时代。但却一点都不新鲜；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莫不进行造神运动。

毛泽东每隔半个小时要进去休息一阵，然后又出来检阅挥手，如此几番，约中午便宣布接见结束。所有的队伍便在各队军代表带领下唱着歌、蹦着舞意犹未尽地散了。我呢，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到北京、见毛主席；见着了、不过如此！脑子里忽又蹦出几个人的几句话；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彼可取而代之！只敢留存心中，哪敢对外人言；虽有贼心，绝无贼胆。不过是卖弄曾读过史记罢了。

为了给后进京的师生腾地方，我们在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四十二年，望中犹记，京华朝圣路。那种虔诚，那种崇拜，那种狂热犹如伊斯兰教徒朝拜他们的圣城麦加一样。伊斯兰教徒是出于宗教信仰，我们呢？应该也是宗教信仰，区别在于他们信仰发至内心，虽被踩死而不悔；我们呢，却混入了不少像我这样不信神的人，抱着种种杂念朝圣，当然一定是进不了麦加。

“六合易”护卫身心健康

燕遯符

中国传统养生独具特色。它不是仅仅活动腰腿手脚的单纯体育运动，更像是用肢体语言阐释原始初民对于“天人相应”的信仰。既练形修身，又励志养心。兹举一例说明。

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暑假回老家，谈起自己5月下旬写了篇文章，被人印发到了校外。父亲大惊失色，他透彻了解中国时政，也深知女儿的秉性，料定我此去人生道路凶险莫测；于是临危授计，传授道家养生法“六合易”；叮嘱我坚持练习，认真参悟，以期逢凶化吉……果然如他所料，厄运降临。我谨遵父训，让“六合易”伴我走过22年艰难旅程。

“六合易”简介：

呼吸：自然呼吸。

预备姿势：两足平开，与肩同宽，松静站立。

第一节：就地取宝。 两臂平举至与肩平，手心向下。双手各沿外下方画弧，如抱球状，同时屈膝下蹲。两手收至两肋下，手心向上，同时直膝站起。

第二节：开门见山。 先左手向前平伸，同时屈膝下蹲。向外侧画弧，如开门状，再收手至肋下，同时直膝站起。再右手向前平伸……

第三节：只手撑天。 先左手上举，如托天状。向外下方画弧，同时屈膝下蹲。收手至肋下，同时直膝站起。再右手上举……

第四节：扭转乾坤。 先左手上举，同时向左后转身。向后下方画弧，同时屈膝下蹲。 收手至肋下，同时直膝站起。        再右手上举……

第五节：翻天覆地。 先左手上举，手心向后。屈膝下蹲。手沿下、后、上画一大圆，同时直膝站起。弯腰俯身至手与足相接。直腰站起，同时手提至最高。向外下方画弧，同时屈膝下蹲。收手至肋下，同时直膝站起。再右手上举……

第六节：顶天立地。 两手交叉、上举，如双手托天状。翻转手心，徐徐下压，同时令颈堆、胸堆、腰堆顺次节节卷曲，弓身向下至手与地接。令腰堆、胸堆、颈堆顺次节节伸开，直身站起，同时分开双手，收至两肋下

收势：收足垂手，松静站立。

（做完第六节后，可从第二节开始做第二遍、第三遍……做完最后一遍的第六节，再做收势。）

练习“六合易”只需立锥之地，时间可长可短，便于长期坚持。共六节：就地取宝、开门见山、只手撑天、扭转乾坤、翻天覆地、顶天立地。这些名称是各节动作的形象描述，也赋予形体动作以深远丰厚的精神内涵，直通“天理即是人道”之本意，把练形修身与励志养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起势松静站立，相应于天地阴阳未判的极欲动之无极而太极阶段。“就地取宝”阐明“人身小宇宙”或“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全息对应关系。各节中“屈膝下蹲”都要求突出命门，从而牵动壬督二脉，疏通阴阳诸经，运行大小周天。只要动作到位，自然可收百病消除之功。收势再度松静站立，内敛心神，回归无极。

那些年，不管早班、中班、夜班，也不管是否刚刚挨过批判斗争、游街示众、拳打脚踢……进车间干活之前，我都在门外找个地方练“六合易”。工人从身边走过，有时停下来看看，但从不干涉阻挠，我甚至觉得有的人在默默地向我致意，表示赞许。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每天这几分钟时间里，我与自己交流，与父亲交流，与苍天大地交流，摄天地灵气，补破碎身心……

1979年“改正”的时候，除语言交流能力受到一定损害外，我基本上还算健康，大致保存了思维能力和劳动能力。特别是，2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违心低头认罪，成功地抗拒了“思想改造”，维护了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

“六合易”真的成了保佑我身心健康的护身符。

“五七”档案

刘 冰，男，汉族。1932年6月生于芜湖，祖籍安徽庐江。曾祖父刘秉璋系抗法各将。1885年法国为牵制我护台（湾）抗法，派远东舰队来挑衅。面对强大攻势，曾祖父作为浙江海防的最高统帅，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大义凛然之气鼓舞将士，又以超凡的智慧密布海防、诱敌深入，终于取得我国历史上首次击败海外侵略者的全面胜利，“镇海保卫战”声震海内外！曾祖父在浙江任巡抚以及后来任四川总督期间，为整饬吏治，对地方州县官员严加考核，凡不堪胜任者一律辞退。被现代史学界称为“清朝难得的清官”。后因重庆教案秉公执法得罪洋人，清廷迫于外国势力，着刘秉璋撤职，除去一切功名，永不叙用。曾祖父80岁因病离世时，慈禧迫于舆论压力，颁懿旨：恢复功名，按一品官厚葬。封“文庄”谥号。建祠。宣国史馆立传。史称“刘文庄公”。 四川群众在重庆教案发源地修建“遗爱祠”永志纪念。

我自幼受家族正直凛然之气熏陶，1949年前在上海读书时，因不满国民党极权统治，参加过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声势浩大的反独裁、反饥饿大游行。1949年6月怀抱建立民主、自由、富强新中国的理想，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赴南京集训后历经号称七千里行军的小长征，于当年12月底到重庆，先后在北碚区农协、团北碚区工委，团川东区委宣传部工作。其间在《川东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多篇消息、通讯。1952年合省时派往西南团校学习，后调团西南工委所属《西南青年》杂志社，任记者。1953年因大区撤销，随杂志社相关人员由渝扺蓉创办《四川青年》和《四川青年报》。任文艺编辑兼记者。1957年整风时，提出新闻改革、政治民主、任人唯贤等建议，中“阳谋”诡计被划成右派，受撤职、降5级、开除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处分。

在股的州冕宁县农村劳动中，进一步领略了比国民党独裁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自己任劳任怨忍饥挨饿地劳动，只因与另两个社员在背灶灰中误把热灶灰当成冷的引燃一旁的菜籽杆烧坏了半间屋，书记由此断定我是“纵火犯”！又某年春节年三十在“敞开吃饱一顿饭”！的“特大喜讯”之日，因天冷我走进村干部桌边的汤锅想要一点热汤，队长认为我是“投毒犯”！仅此本人不断受到精神与肉体折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与几个右派议论过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政治，在农场负责管教我们的周祚普为要搞出一个“大案要案”，认定我是“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文化大革命后期有近十个大学生到农场改造思想。其时为首的兽医，广西人谭志猖对我们施行非人待遇的专政。他们抄没我们的生活、学习用品，不准以红苕补充口粮，对右派肆意体罚。据此我向中央写报告揭发。谭闻讯对我私自审讯，质问我：“你有什么资格向中央写报告？”我说：“判处死刑的人都有权利向中央写报告！”谭恼羞成怒给我一耳光。我抓起斧头要他立马脑浆涂地。此时早已在门外听侯一阵的老工人刘汉清一步跨进将我拉开后私下对我说：“和这种人拼了化不着！”由此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我也捡回一条命！            

在农村，我目睹了难友任克因饥饿难熬说“吃不饱”受批斗进而送去劳教；目睹唐成德因向家人要几斤粮票受批斗后绝望而跳崖自杀！目睹同住水肿棚的难友黄志钧死在我的床边！民主党派成员张振国，拟将《中药学大辞典》翻译成俄文。到农村劳动改造时，张仍挤出有限睡眠时间整理资料。当局认为张不思改造，还想成名成家，发动同改造的右派数度对其进行批判斗争。张体弱，加之长期饥饿睡眠不足致重病缠身，后死在烈日当空的场埧上！

那时对自杀的右派尚需进一步批判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饥饿或身心俱灰死亡的右派，因系“戴罪之身、死有余辜”，也实行不通报、不公布、不准追悼、不准妄加议论的政策。那时我们所思考的是：下一个不知是谁？！那时想获得基本温饱都成了奢求，大家都挣扎于或生或死的极线上！

其时也有因莫明其妙的“罪行”又受到新一轮处置的。

我所经历的大脑造”实是进入人间地狱！能活着出来真是死里逃生啊！

因对右派帽子一直不服，1967年我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杀回成都翻案。所写《十年冤案》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四川日报》1957年9月18日以显著位置和醒目标题所刊《剥掉革新家的外衣，露出狰狞反党面目一一四川青年报刘冰是反党急先锋》一文。约十万字的《十年冤案》在成都受到造反派的广泛重视和关注。

在农村劳动期间，我有多种农机改革成果，加之本人改进拌桶创新制作的“汽油机挞谷机”成了县农机厂的定型产品， 1979年统一摘帽及“改正”后，调冕宁县农机局，1982年调《渡口日报》，1985年调《德阳日报》。职称：主任记者。1992年6月离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共写有随笔、报告文学、评论等体裁文章数百篇，百余万字。

本人于毛死后的1977年戴帽结婚时己45岁。夫人年轻贤淑能干。现有两个儿子均大学毕业，分别从事电脑维修和机械设计工作。

曾祖父以刻苦研读考入进士，以从政数十年的切身体会中得出结论：官场腐败、政治险恶，凡饱学正直之士难有报国之门！据此，他念念不忘开导我的五位祖父们：为了日后的生存，你们从商、研技、治学、习文等均可，唯不要从政！我两个孩子现时所走的路兴许正是忧国忧民的曾祖父于一百余年前在极端无奈中所期盼的！

黄绍甫1925年出生在成都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早日为川军将领李家玉的驻京代表；二叔黄仲翔，黄埔二期毕业，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科长；三叔黄蜀平黄埔六期，某军参谋长；六叔航空军官学校一期毕业，历任各机场场长等职；九叔黄国煦黄埔十期，任胡宗南部队第一团团长。所以在这个耳濡目染的环境中长大，自然对军人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儿十分敬慕，尽管说我是个独生子，但长大后曾三次从家里偷跑，投笔从戎，最后终于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战火中，编入驻印军新一军谍报队任中士队员；还有一个环境因素，可能是胎教带来的缘故，因母亲喜爱音乐，姑姑又是杭州艺专毕业留美回国后在国立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在这个艺术氛围的感染下，我从幼就热爱音乐。12岁时，母亲就不惜重金，花了三根金条给我买了一架意大利的百年老琴，从此我拜小提琴名家费末尔为师，在她的严格教导下，奠定了我学小提琴的扎实基础，所以在解放后由军队招聘我到西藏军区后政文工团担任首席小提琴，以后，她成了我的终身伴侣。

我是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曾用自己的血肉、生命去保卫过我们神圣的祖国、领土；我是通过音乐、小提琴抒发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崇高理想而影响过我周围的人群和社会；如半个世纪没见面的石室老同学汪刚，见面第一句就是：“嗨，我还记得你拉（刘雪庵作曲）的《追寻》，”是的，哪怕到了山穷水尽，都要“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又如我在415劳教时，混到小厨房当炊事员的傅晨作，见面一把拉住我说：“到现在我还记得你啦那首，杨伯劳变奏曲，（是我瞎编的）那低音硬是拉得人心碎”。

这段历史是我的荣誉。

“解放”后，我参加解放军所遇到的第一尴尬就是填干部登记表，填好后指导员问我：“你参加的远征军是那个领导的呀？”我已经意识到寒风袭来的前兆，逼着从咬紧的牙缝里回答他：“是国民党。”他十分刁酸地又问我：“那国民党反不反动呀？”这会儿我无法忍受了，怒目圆睁地瞅着他那副奸诈的笑脸反问他：“今天你要干啥就明说，何必这么转弯抹角的。”是乎从来没人敢这么顶闯过他，他只有用他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来威慑我：“到我办公室来。”在他的办公桌前听他谆谆教诲的结果，还是离不开“知识分子必须要改造世界观……”那么“远征军”前面也必须加上“反动”才算懂得历史的“真谛”。

从此以后我当上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顶级“运动员”，坐牢34载，比曼德拉多一年，也比我的顶头将领孙立人软禁多一年。现在我无论如何不可能说半句“共产党好”，因为在这段历史中我所受到的是羞辱，是非人的虐待，我绝不可能自己淡化这段擢发难数的日日夜夜。

沈泽宜 浙江湖州市人，1953年夏毕业于湖州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翌年转入中文系学习，直至58年秋被流放至陕北榆林地区黄土高原。 1957年5月19日下午6时许，与同年级同学张元勋于大饭厅东墙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诗体），以响应当时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号召。这首诗吹响了北大“5·19”民主运动的号角。

5月21日与张元勋、李任、马嘶等三人创办民主墙《广场》，并发表诗歌《有产者》、《民主、自由——目的》、《墓志铭》、组诗《人之歌》（该组诗与张元勋合作）等，继续与“三害”抗争。 5月下旬与张元勋、陈奉孝、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叶于泩等创办中国首家大学生同仁杂志《广场》，并任第一副主编。 57年6月8日

58年春北大定右时，沈泽宜被定为“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受留校察看处分。同年9月被发配至陕北黄土高原一所乡村中学，因系右派不让教语文,改教初中动物、植物和音乐等三门课程，工资六折。一年后改教俄语，又三年改教高中语文。为该县(榆林地区子洲县）培养了有史以来首批北大、西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文科学生。

三年大饥荒期间，沈泽宜写诗谴责为政者的蜕化变质，为大面积被饿死的民众鸣不平。诗如下：《 无题》

        凤阙峥嵘白日低， 万方同庆我心迷。

        陇西又起千家哭， 剑外重传满路啼。

        啮雪吞毡他年事， 赐宴今朝珠宝衣。

        劝君莫取金汤固， 俭德长新万世基。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主要因为这首为民请命的诗被打成该县文教系统“三家村”主帅，遭批斗、毒打，并于68年被捕入狱。一年多后被判“开除出教师队伍，重戴右派帽子，管制三年，遣返原籍（湖州），交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1969年冬被押返湖州，沦落为城市无业贫民，赖老父退休工资度日。此后十年间做过泥水小工、拉板车工、挖阴沟工、筑路工等城市苦力。下水道筑路工是城市最危险的工种.一群被逐出社会的无业游民,加上部分为了帮衬家用的职工家属,使用着铁锹、锄头、绳索、竹筐等最原始的工具,在无任何安全设施、机械设备和劳动保障的情况下,冒着随时有塌方危险的恶劣环境做一天活一天。这倒是名副其实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成了彻彻底底的无产者了。也曾数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有好几次全靠反映快，否则只差0.01秒就会被活埋在塌方底下了，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九死一生”！

文革结束后，1978年8月湖州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到工地聘我至湖州第五中学做代课教师。79年3月，北大来人，宣布我是错划右派，并代表北大党委、北京市委宣读了对我的“改正”决定。我要求调入高等学校中文系任教，未果。一年后的80年秋被调入复校不久的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即如今的湖州师院）中文系，直至2002年退休。 1989年5月北京起了学潮，我两度自费北上声援。5月2日晚

1989年8月，在再次经历了大灾大难后，我去海口探望唯一犹在人间的胞妹沈蓉蓉（她也曾是北大俄语系学生），逗留了半个来月，在即将返浙前夜，因声援学潮事在妹妹家中被捕入狱，引渡回湖州市看守所关押、审问。因我有海外关系，是当时还在世的台湾陈立夫先生的义子，经惊动政府最高层后于半年后获释回校。这是我的第二次被捕，共被关押184天。 回湖州师院后又有一学期不许上课，充当了系图书资料管理员，90年秋恢复上课。但正教授的评聘被推迟两年，至93年春才得到了聘任。

自初学诗歌至今共创作新诗千首左右，有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新诗萃》、《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新中国50年诗选》、《中国新诗选》等多部重要选本。专着有《诗的真实世界》、《梦州诗论》、《诗经新解》，以及诗集《西塞娜十四行》等。 自1984年至2004年的二十年内，业余担任浙江省文学院特约研究员，为发现、扶植、评估、指导全省中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竭尽绵薄。

在严酷的外部条件下，至今所发表作品仅只二百多万字。自2002年退休后，复于2007年应邀至湖州师院开设诗歌研究课至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文学院特约研究员。

    傅万碧 1938年4月生于武陵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黔江，1955年在酉阳中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1958年春天，那场扩大化运动后期的补课，把我补进了极右分子的队伍，5月被宣布：“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去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二支队，先后修过内昆、成昆、广旺铁路。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返家在街道修建队做临时工、砖瓦厂搭砖、车瓦。1969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右派分子不搞反革命谁搞反革命？硬说我是反革命而法西斯般地毒打，忍无可忍的恶劣环境我无法生存，只好逼迫逃跑，逃离家乡后到贵州、云南、山东、辽宁等地做工，修过房屋、架过桥；当过领工、绘过图；修理钟表、压面机、烂铣头．．．．．．1976年初，山东省济宁地区公安处因‘盲流’对我进行审查，5月送我回黔江。1978年4月到黔江师范学校代课，11月县革委正式安置为黔江师范学校教师。先后任学校教导主任、工会主席。1998年退休。

管正和  1931年出生在四川省富顺县兜山填。1952年毕业于宜宾财经校，分配在宜宾县供销社工作。因本人从小爱好文学。早期受表叔地下党员别利华影响，立志为实现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奋斗，学生时代，参加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1952年后，投身革命，背叛工商业兼地主家庭，追求进步，努力工作，关心民间疾苦，常写小品文在省报和《新观察》刊物上发表，揭露社会不平之事。1956年写《粪的风波》，发表在"四川日报"，揭露领导官僚主义，错误宣布大粪统购统销，大量浪费国家资财，造成了荒唐的粪的风波事件，遭报复打击。1957年划为右派，1960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时，无中生有，污以企图谋害下放干部末遂之罪名，（现已平反），再度迫害，送劳动教养，历时二十余年。株连妻子，祸及子女，在奴役、压迫、恐惧、绝望、悲痛中，九死一生，苦挣扎，苟活下来。1979年改正后，立志将毕生亲历苦难，供诸世人。撰写《来自死亡族群的报告》，发表在：《自由圣火》，《观察》，《民主论坛》等网站上。

友谊回声：

北京倪艮山：《往事微痕》已收到1、2、5三期，展读之下，精彩纷呈，其中多为名家或重量级华章，为谢韬、章诒和、万润南等人的名篇，读之深受震撼，更感你们出资出力，创办这一“友谊交流”刊物，用意深远，作用非凡，贡献殊伟，我以耄老之躯鼎力支持外，在此特向你们致以崇高敬意与深挚谢忱。谈毕三册刊物，有两点愚陋之见，奉供参考。

1、第1期《美丽的秋海棠叶》是篇好文章，但页中“已建民国，已进大同”，两个“已”字，均应改为“以”字，原文是“用以”之意，并非“已经”之意。

2、第5期《梁漱溟与当代名人（上）》，提供许多珍贵史料，但第54页内“蒋介石比毛泽东差远了”一节，这种提法，估计访谈时受时间、空间（环境）限制，不能实事求是，甚至违心。就梁所举事例，既不能说明问题，更显示了偏狭片面的分析，有人认为，为果说按“为人奸许狡猾、坏道多”来比较，蒋比毛确差远了，这也可视为毛能夺政权、坐坐龙椅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在网上读到梁秋水的《正本清源明是非——谈《谁是新中国》、《札记》，其中有毛蒋对比，言简意赅，现转录于后：（十）民族英雄与乱臣贼子。“综指上述，可以清晰看到，蒋毛二人的鲜明对比与强烈反差：

蒋介石秉承孙中山的教导，信守三民主义，对辛亥革命开创中华民国、北伐并统一全国，作出巨大贡献。1927~1937开创了十年黄金岁月。领导了八年抗日的伟大卫国战争，赢得最终胜利，使中华民国跻身四大盟国，并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家之一。在台湾使经济腾飞；实现宪政民主，融入世界民主潮流；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蒋介石个操守严谨，事亲至孝，人格高尚。毛泽东对辛亥革命、北伐、统一全国无所作为。在国家初告统一，走向民主进步情况下，煽动农民造反，搞军事割据，分裂国家，建立国中之国。在抗日战争中，不抗日，假抗日，扩展地盘，发展壮大实力，为日后打内战、夺江山、夺政权作充分准备。用尽心机和各种手段打赢内战，坐上龙廷，全面复辟专制制度，使国家倒退百年，使人民陷入深重苦难。毛泽东为人狡黠，帝欲熏心，阴毒寡德，有叛国、卖国劣迹（引者注：全文中列举了认苏联为祖国，和派潘汉平，杨帆等与南京日军总部勾结谈判等史证。）后宫生活糜烂，海内外物议纷纭。从上述简明对比，人们不难认定谁是民族英雄，谁是乱臣贼子！上述引文，要比梁漱溟的片面一家之言，能更好回答作者所提问题。（《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美国蓝天出版社出版。）

地中海黄河清：编辑转来倪先生大函，已拜读一过，其中对拙作“梁漱溟与当代名人·蒋介石比毛泽东差远了”一节的批评谨领教，甚谢谢。就这句话的本身，我以梁公之意为非，也基本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作为事实，作为留一页历史印证，则不敢为梁公讳，不敢为史实讳。我在与梁公多次接触中，感受到他对毛蒋的看法确实如此，故在写到蒋时是特意将此原话作为标题的。这种写法，在我是想一反党文化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只作实事求是的叙述记录，并无涉于对毛蒋二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评价，且这不是拙文的任务。或是我本身也深受党文化的熏染，辞未尽达意，让人误解为此系作者之意。我将引以为鉴，感谢先生的中肯指谬匡正。

辛灏年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其《谁是新中国？》也拜读过。还原许多被中共篡改误导的历史真实，辛兄功莫大焉；然凡国民党皆好，凡蒋介石皆捧，则流于中共党文化“伟光正”的遗毒，不是唯史实之马首是瞻的史学家应持的治学津梁。再次感谢您！希望不是得到您的指教。

浙江东阳关宁鎮李宣：读了一、二、五期，令人深思，给合自已人生经历，思考中国改革強盛之道，颇多啓示，缺三四期請补寄。

江苏常州市杨骏祺：今年我七十多岁了，50年代参加工作，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在学校、农村、工厂和城市管理部门工作过，退休后才能静下心来，有时间看书和反省历史。要正確认识历史和自已人生，首先是要知道历史的真实，历史被谎言掩盖着是无法分清是非，也不能有正確的看法。欣闻有《往事微痕》，希望赐寄以开耳目。

南京农业大学吴佩琳：承蒙記得我這个“五七”战友，寄来“往亊”第五期，拜读再三，亲切尤佳，不愧为我们自已刊物，既能为我们這一代所暢言，又作为历史人証，将隨时间之推移，其价値是无可估量的，其它同志均有同感。

北京阎啓明：有幸收到一、二、五三期《往亊微痕》通读精读受益颇深，真是感谢。

北京高校学生壳亮：打开《往事微痕》有一种沉重的心情，而随着阅读这种心情越来沉重，但坚持读了下来了。一开始，我觉得有些无法接受那个年代痛苦不堪的故事，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新中国，从小到大是在花簇中长大，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不多。老师，我原来是这么想的，人难免会犯错，即使再伟大的人，造成很多人的痛苦，但是人们终究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宽恕对待这段历史。老师，我非常赞同把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后来我想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正确地面对，那就是欺骗自己，欺骗历史。

    重庆涪陵区五七劫后余生者： 我们看了一、二期，感觉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在现实政治生态环境下，许多历史事实无法进入正史，而经历五七劫难的，很多人已走了，尚在的也七老八十的。若没有留下一点史料，即便以后可以公开说真话了，后人也无从知晓那些曾被掩盖的历史真相。现在你们把所见所闻的和亲历的事实，形成书面文字留给后代，实际是在抢救历史哟！我还有点不成熟的意见供诸位参考。1.不要忘记工农受难者。虽然中央1957年9月4日发出通知：在工人与农民中免划右派分子。但要进行社教，社教中同样发动鸣放，同样要斗争有反动言论的人。虽然不叫右派分子，但要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帽子，当然成为专政对象，其苦难不比右派分子轻。其人数远比右派分子多，我见过有本《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是四川人编写公开出版的，里面有个表，有四川右派分子人数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人数，后者的人数数倍于前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苦难和悲惨处境，无从见诸书面文字，甚至连互联网上也见不着这方面的文字。你们中有作家、记者，能否写一写这个庞大群体在五七后的境况？2.尽管文革和反右不让公开、深入研究，但毕竟上了《决议》，这两大运动的受害者又有条件将其诉诸文字；而镇反、土改中死了那么多人，由于当局未发话，除了互联网上见到几篇如《那些被离奇枪毙的人们》《新中国镇反运动》网易播客《抗美援朝镇反中被镇压的百名国军将领名单》；除了后者有姓名，前两篇就只有理论、情况，没有姓名。受害者有无姓名太重要了！南京大屠杀就苦于难找遇难者的名单；前几天纪念唐山大地震，唐山又清出2万多死难者名单。可以说遇害者的名单就是史料。《往事微痕》中有的文章已有了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见到更多的这方面材料。我认为没有或很少有人写，因此最易被遗忘的那些人和事，是特别珍贵的史料。因为现在尚且不受人关注，以后就更不为人所知了。3.五七劫后余生者不少人只想安度晚年，少有抢救历史的意识和勇气，《往事微痕》诸君的工作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退休者经济都很有限，不会有多少余钱来干这事。我认为资料可以友谊交流，也可友谊捐赠吗；使这本

编者：感谢不少朋友支持《往事微痕》，我们定会全力以赴把它办得更好，并在筹䢖同名网站。若有赐寄不論多少，请直接寄到：工商银行北京市玉东分理处。 账号：0200207801006338653  赵明大 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