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7期

2010年5月5日

（交流文稿，免费赠阅）

目   录

茅于轼：建国六十年的变化与反思………………………………………… 2

杜  光：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   5

王亘坚：评“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 6

王建勋：“非法集会” ……………………………………………………… 7

任彦芳：“恐惧与无畏”实录——《我的灵魂自白》之一 ………………12

黄向明：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怀念我的母亲郭秀仪…………………20

于  福：空军中尉被虚军事法庭审判  …………………………………… 26

罗铁夫: 春风不渡玉门关——陈有为正传 ………………………………  29

王贤才：束星北教授百年追思  …………………………………………… 32

柯  林：回忆两件事 …………………………………………………………37

刘学德：不幸中的万幸……………………………………… ………………38

鉄  流：“品种齐全”的衡阳“反右斗争……………………………………46

姚孔亮：大山深处走来的年轻人——……………………………………… 50

陈静波：一位朋友的奇异经历……………………………………………… 57

刘敏禄：回忆被错划右派的苦难历程 ………………………………………60

陈可荣：毛泽东为什么保护“右派”作家姚雪垠 …………………………63

贺承业：《书的情缘》 ……………………………………………………… 66

金为民：林希翎北京追思会引发的反思 ……………………………………68

姜万里：屈死的北京右派 ……………………………………………………75

雷崇功：我们那一网  ……………………………………………… ……… 77

贺承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80

范三弟：我亲爱的大兄范恒…………………………………………………  81

难友诗词：吴家泽  宋文申  黄述尧  李文兴  李国威…………………… 84

难友档案：……………………………………………………………………  86

附     录：铁流近期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两封信 ……………………………89

友谊回声: ………………………………………… ………………………   94

刘绍坤(成都广汉) 熊习礼(四川雅安) 罗铁夫(四川宜宾) 王平(湖北仙

桃市) 车仲英(昆明) 罗来炳(湖南) 卢福熙(四川) 满濂(重庆) 然旭(重

庆) 谭笑(重庆) 熊鸿贵(江西省) 邓辅治(成都) 宋才志(河南) 吴家泽

(安徽) 王树枫(江西) 杨俊杰（深圳）郑汉生（重庆市）刘岳山（湖南

省岳阳市）周自渥（广州）

建国六十年的变化与反思

茅于轼

我的80年（1929年出生），正好是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20年，第二、第三个阶段30年，特别清楚：20+30+30。

头一个20年：1929到1949年。1949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30年：1949到1978、1979年，这个基本上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最后这个30年，改革开放、大家忙赚钱的30年。

我觉得划分三个时代，用什么来划最好呢？就用人的想法。因为人的行动是思想决定的。头20年和后两个30年，人们想的是什么事呢？

头一个20年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时代。大家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旧社会的那套东西，是一个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成长的时代。但是老百姓的想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想法，以家庭为单位，要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等。大家也赚钱，但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市场不是很繁荣，市场的基本方式是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好的价格系统。我们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价格有没有扭曲。那个时候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很少，所以价格是正常的。

第二个是30年，搞阶级斗争，把国家搞惨了。你想阶级斗争怎么会好，没事找你斗，力量都抵消了。这30年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叫你难受。怎么能使你难受就怎么搞你。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阶级斗争就是使得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不是最本质东西，最本质东西是叫你难受，逼着你去做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最好让你生不如死，去自杀，让你的痛苦极大化。这个我是亲身感受到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30年。

最后一个30年，我把它说成忙赚钱，大家忙着赚钱。这个好不好？是好的，搞成功了。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就是社会矛盾非常大。

中国的成功是财富生产的成功，可以说全世界谁也比不上。客观的讲，我们财富的生产是全世界第一的，没有哪个国家能赶上我们。所以中国完全变了一个国家。中国这个市场国家与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别的国家市场经济都是在民主、政治、人权保障这样的条件下慢慢发展起来的。人的财产有保障，人的行动有自由，生命不会被残害，然后有交换，然后发展出规则，然后确立市场制度。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开始于毛泽东专制的结束。那时候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奴隶，什么权利都没有。不能创业，不能自己找工作；不能外出，不能穿花衣服，穿高跟鞋；不能自由地想，更谈不上自由地说。为了自由地想，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时候的中国人只有干活的份，所以就是奴隶。

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和人权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同样得到保护。而无产阶级专政下个人的权力是不保护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但是确实多数人的利益很快增长了。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专政把中国搞得快要崩溃了，后来的专政彻底改变了中国。专政可以做到“心想事成”。你想的是个人的专权，还是全国人民的利益，结果当然是不同的。

我讲几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改革开始的时候，没有一家民企，百分之百是国企。吃早点的铺子、理发店、卖粮食的、卖小菜的统统都是国家干部。在那个状态下，国企怎么改，这是世界性的大难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几千万人下岗。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全国的利益下岗就下岗，自己想办法，国家单位给点帮助！

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参加世贸组织又是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些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优势的行业，对外一开放这些行业就要吃亏。在要不要入世的时候，国内有很强烈的反对声音，主要是怕汽车业和农业，认为这两个行业竞争不过外国。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入世这个路是很难通过的，有这么多的行业要受损失，你怎么就能够入世？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决定了就决定了，说入世就入世了。好不好呢？好得很。入世对中国带来的好处是大大超过了坏处。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行业，也没有受什么损失。现在的汽车业不但没有受损失，反而是越来越发达了，现在变得差不多全世界第一了。我们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开始以后，有不少杰出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他们把全国人民利益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专政是有利于增长的。所以我们改革能够成功。

改革伤害了一些人。他们付出 了个人的代价，得益的是全国人民。所以改革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更由于现在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为了多数人利益的专政慢慢在变，现在政府越来越利益集团化，变成少数人的利益集团。这样搞下去会麻烦，有许多的现象使得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件事。司法偏向于权势集团，执法越来越黑社会化，打击报复，社会正义被忽视。领导人公布财产的立法十几年来得不到实施，共产党声称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怀疑。社会矛盾在进一步快速积累。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是精英治理的，这些精英又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的。现在的政府越来越精英化，都是高学历，有学位的，还有出国留学生。中国问题在哪儿呢？精英分子是不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市场制度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它只考虑效率，不顾及公平。市场经济是最有效创造财富的制度，这个理论上实践上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不考虑公平。市场化的结果，特别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 国，在一个国家内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差距越来越扩大。差距扩大的结果就是社会稳定不了。我们老讲不要政府干预，保护生产，最终结果是什么？是财富的创造。但是收入的差距非常大，这就造成大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我在美国《政治经济 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俄罗斯个税改革。在2002年以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三级累进税，最低一级是零，起征点以下不征税，起征点以上12%，然后20%，30%，最高是30%。后来他们2002年改了，把20%、30%统统变成12%，减税了，而且起征点往上提了。大家 想想这个结果一定是税收在减少，结果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当年税收增加25%，次年又增加了21%。这说明许多富人是不缴税的，现在减税之后富人选择缴税，本来他干脆不缴税，但是现在他们缴税了，但是交的是12%，结果国家的税收增加了。全世界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学习了俄罗斯的经验。这个改革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看。但是就有人反对。你给富人减税，能通得过吗？当然，理想的办法是严加征管，不让富人逃税。这条路我们试着十几年，不见效。所以才有统 一税率的想法。

我在网上登了俄罗斯个税改革的文章，结果遭到了痛骂。网上有人说，你还让富人减税，富人本来不缴税，你还让他减税，你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我举的例子是说，精英治理和大众治理是不同的。我们要的是为大众利益考虑的精英治理。但是 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是不是这样想的。恐怕不见得。他们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我估计13亿人大概有10亿人是这样 想的，其实这条路对他们非常不利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这个见解，就是这个认识。

今天上午参加一个会议，民营企业家一片诉苦声，国家不保护他们。我写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过去一直是宣传剥削理论，像这样的宣传，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最后就变成阶级斗争了，斗争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好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看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平等和效率的问题？ 还是搞市场经济，但是有税收、有慈善这两条路，政府是税收，民间是慈善的路，这两条路保持社会差距不太大。美国人从来不讲剥削，讲老百姓之间互相同情、爱护、帮助，有民间组织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个社会是稳定的，而且有效率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

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把握，所以我刚写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天爷保佑吧！”我们有没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强的力量，扭转社会反市场的倾向，能够改变只为自己考虑的精英意识。

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杜  光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每当我回顾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一个问题就会不时地蹿进我的脑海：究竟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透过混浊紊乱的表面现象，我们不难发现，1957年的反右运动竟是一幕集颠倒荒唐之大成的历史剧。独裁者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善意的批评建议看作恶意的攻击；而最荒唐的则是左右的颠倒。毛泽东6月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里，让各地党委“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他在此以前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此话大体不错。但实际排的结果怎样呢？

政治领域的左右划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开会的时候，第一二两个等级的僧侣和贵族坐在会议大厅的右侧，第三等级坐在左侧。按照当时的政治态势，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市民是激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阶级，贵族和僧侣则是保守的、反对革命、维护封建制度的阶级。从此以后，倾向于激进、革命的政治力量便被认为是左派，倾向于保守、反动的政治力量则被称为右派，在两者之间，不左不右的，便是中间派。反右运动中，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势力称为左派，却把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知识分子叫做右派，左右双方完全颠倒了。

左右颠倒的根源在于把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社会五十多年来的一切混乱的总根源。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应当“争得民主”，“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旧的国家政权”；同时，这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真正充分的自由”。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在联合起来的企业里，享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也很低。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具备孕育社会主义的条件，相反却有着浓厚的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因此，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一旦放弃民主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做革命对象，就只能依赖封建专制主义。因为如此落后的社会，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供任何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即使是被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进行东方式、封建式的解读。于是，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就得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隐蔽下公然复辟。试看那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不民主，社会不自由，劳动者虽然被组织起来，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社会制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它与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却符合于封建专制社会的所有特征。所以，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实质上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和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期待，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主革命的内在本质。所以，这些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派，是真正的左派；而那些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巩固个人独裁统治而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镇压革命派的封建专制势力，才是顽固保守的反动派，是真正的右派，包括那些充当反右运动的爪牙和打手的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颠倒在经过50年的曲折历史之后，仍然充塞着人们的头脑。直到今天，那些被认为或自命为“左派”的知识分子，依然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统治，保护名为国有制的官僚所有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自由；他们自命为“社改派”，即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却是要把社会拉回到那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专制独裁的时代。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言论和行为，充分表明他们不是什么左派或极左派，而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右派。真正的左派是那些要求突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争取民主自由、呼吁改革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还人们以符合于历史实际的本来面目。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是必须正的，名正才能言顺。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

                                                      2007年5月3日

评“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

王亘坚

粉碎“四人帮”不久，学校的一个党支部讨论一个积极分子入党问题，两位介绍人异口同声说：××同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光凭这一条就够入党的条件。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发言说：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就是投机分子吗？光凭这一条就不能入党。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那人的入党问题未能通过。

回想起历次政治运动，除了解放初的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外，以后就是反胡风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步步升级。其共同特点是：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越积极越“进步”。

有些人经过一两次运动之后，感到自己缺乏经验，积极参加运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感到后悔，于是，以后再遇到政治运动，他就比较冷静了，比较沉稳了，不那么“积极”了。但有的人不这样，他们为了升官，或是为了过关，起码是为了饭碗，竟然翻来覆去地紧跟形势，说假话、套话、上边爱听的话、违背事实和真理的话。当批判“胡风集团”时，他就跟着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其实他并不知道人家怎么“反革命”；“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又跟着说人家如何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人家不过是给一些领导干部提了点意见，有的意见也许尖锐些；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他又跟着说亩产10万斤、20万斤、30万斤完全可能，几个月进入共产主义完全可能；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他又批判人家如何如何右倾，如何如何反毛泽东思想；当1960年普遍缺粮、不少人浮肿、不得不“瓜菜代”、不少人饿死，不少人不得不以米糠、树叶充饥时，他又跟着说米糠比米营养高，提倡做饭不要淘米；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充当了“破四旧”的先锋，带头高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更有甚者，不少人改了名字，什么“卫东”、“悍东”、“向东”、“忠东”，更厉害和典型者，改名为“东彪”，一个劲儿的赶这个政治时髦！

历次政治运动都过去了，有多少人倒了霉，有多少人被夺去了青春，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是难以量计的！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紧跟形势、 善于说违心话、假话、套话、损人利己的话的人，不但平安无事，还官运亨通，成了红得发紫的人。

专门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限。那阵子流行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即北大、清华两校的造反派，亦即“四人帮”在两校的文化工具。当时的整个舆论，都被他们垄断和统治着，而他们的话都是假话、空话和套话，他们也就是靠说这些话起家的。说这些话可以一举两得；一是省脑子，可以不必去独立思考，也不需要学问；二是在政治上保险，不至于犯 “政治错误”，弄好了还可以借此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究竟是进步分子还是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呢？如果他们是进步分子，那么，历次运动中被整甚至被整死的人，究竟算什么人呢？粉碎“四人帮”之后在这方面难道不也应该拨乱反正吗？                

                                                      1982年6月

 “非法集会”

王建勋

与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背道而驰，今年3月底我去了趟陕北，心情也与诗仙的轻松、惬意不同，最多算是喜忧参半吧。行前碰上了一件麻烦事，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陕北归来，追记如下，聊以备考。

3月26日

李庆堂社长不许我参加的那个座谈会，约十一二天前铁流曾打来电话邀请，我当时先对他前一两次的邀请未能赴会再表歉意，我说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实在是时间上与别的事冲突了。我向他表示，27号的座谈会，我会去的，如届时没有其他突然插进来的更重要的事，或我更感兴趣的事的话。铁流这些年好像主要在忙为当年的“右派分子”继续鸣冤叫屈的事，他联络了一批七老八十的“老右派”，不断地对53年前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深入究研，分析检讨。但他在那个邀请电话里没有明说座谈会的主旨，我也没问，只是估计可能与此有关。

我对李庆堂说，你的开场白，前两个话题都是客气话，第3个才是今天你们来的目的，我就直奔主题了。请你转告全总，此举未免小题大做了。全总叫你们来对我进行劝阻，我估计“著作权”不在全总，它可能也是奉命而为。源头上做出这个糊涂决定或写下什么狗屁批示的人，他的反党行为必须予以抵制和批判，因为早在32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华国锋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了要改弦更张，放弃阶级斗争。可是现在偏偏有居心叵测的人反其道而行，一睁眼看到的都是“境内外敌对势力”，脑子里转的都是“阶级斗争”这根筋，对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釜底抽薪，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破坏。

李庆堂转述全总领导的指示说，这是一次非法集会，你是全总下属单位的干部，就不要去了吧。

我说，所谓非法集会，定性错误。我不知道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估计无非是一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右派老人，趁着“尚能饭否”的时候，偶尔小聚，喝喝茶，吃个饭，发发牢骚，诉诉当年和这些年的冤屈，不知他们“非”了哪一部法的哪一条？而所谓“集会”，也不准确。古时文人讲究“雅集”，今天人老了，大都爱忆旧，这是人之常情，当下多如牛毛的各种同学会、联谊会即是这类社会现象的客观表现。你们用行政手段强行阻挠正常的人际交往、感情交流，恐怕不妥吧？这些韶华已逝，人生最美好、最应该大放异彩的青春岁月却蒙羞被耻的老人，被毛泽东的“阳谋”坑害了22年，又被邓小平只许“改正”，不准平反天阉了31年，他们的悲哀，连说说都不行吗，还只是小范围的、内部的？你们是不是非要逼得有人据此跑到联大的会场或海牙国际法庭上去出中国的丑，才称心呢？这些九死一生的政治迫害幸存老人，我对他们身领的非人遭遇充满了同情，我对他们当中多数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充满了敬意。我对他们政治上要求平反的訏谟完全支持，我也同意他们在经济上要求补发工资和国家赔偿，但对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的追究大大小小的主其事者的刑事责任，则不敢茍同，冤冤相报何时了？南非的民族和解为图图和曼德拉赢得了诺奖，也为普世价值的丰沛和充盈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前提是灾难的制造者要主动承担责任，勃兰特高贵的一跪，赚取了世人多少赞美，也使他膝下的黄金增厚了几两；马英九为二二八的蒙难者、受苦人的三折腰，是不是他走上总统宝座的第一块垫脚石呢？这些并不遥远的当代史事，本质上与铁流们的天道吁求是同一的。他们借饭局的形式而雅集，还可为餐饮业的繁荣做出薄而又微的细小贡献，税收也会小有进项，宏观上则为拉动内需提供了虽微不足道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基本动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好处，加起来几全其美，怎么有司不但不察，反而还要扣上个“非法集会”的帽子呢？这些年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集体散步”一类的反常现象，折射出的是许多人的悲苦与无奈，映衬出的是执政能力的低下和错位。这类社会反讽如不能得到善意化解，质变为又一个血濺上海滩的杨佳，和成都那位自焚于自家楼上的刚烈川女唐福珍，问题可就大矣哉！

李庆堂说，你扯得有点远了。明天的会，你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我说，不远，明天的会大概脱不开反右这个题目。反右这个选题不能碰，与文革和六四一样，是中宣部自丁关根时期就划下的一条红线，在出版界，它兀立了十几年，既顽且硬，坚不可摧。这种鸵鸟式的思维真是令我匪夷所思。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你不说，也不许别人说，它就不存在了？自动消失了？所谓“淡化处理”，完全是痴人说梦，《皇帝的新衣》告诉我们，现实的丑陋是连六七岁的孩子也蒙不了的，请不要把别人的智商都预估得和你一样低。所谓伟大、光荣、正确，就包含着失误、错误和罪孽。阴阳共生，福祸相依的道理，《周易》早就讲过了。这个辨证法如果不承认，那我与二位就没有谈下去的基础了。在历史问题上，有人耍小聪明施展诡辩术，套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说别人时义愤填膺，大张旗鼓；轮到自己了，则蔫头耷脑，三缄其口。

昨天（3月25日）上午，我在大会堂参加了一个纪念艾青百年的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和青海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华市的一些现、前任领导华冠云集，文坛当红和褪色的大腕约有一二十个，艾青

我与李、庞两位社长的谈话进行到约11：40，谁也没说服谁，无果而终。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时安慰他们说：“让二位白跑一趟了，你们的传达、劝阻工作已经尽力了，以后如需要，我可以为你们做证，说二位很敬业。请你们向全总复命时如实报告我的立场和态度，这样，你们就没责任了，全总也可以据此向上交差了。”

我以为由出版社出面的劝阻，可以结束了，好合好散，谁知约一小时后，李、庞复与另一位男性副社长又来了，当时我正在吃饭。李庆堂社长说，他们向全总汇报了，全总主管这事的某副主席（他说了姓氏，写此文时我忘了）要他们再来，继续做我的工作，限定他们必须在两点钟以前完成劝阻任务。他又说，报社的劝阻工作已经完成，出版社另一位离休老人也已在上午答应了明天不去了。

这时电话忽然响起，一男子自称是为铁流工作的志愿者，他说铁老要我通知您，明天的读者座谈会取消，市公安局一处的人来了，他们不许开，请您体谅我们的难处。我请他转告铁流，知道了，多保重，我这里也正在“被劝阻”。放下电话，我心中已有数了。接下来的谈话，就纯属“逗你玩”了，写这篇追记时，颇觉有些不厚道。

我坐在饭桌旁，边继续吃我的午饭边与他们谈。我说我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硬的东西，也没剩多少了，马上就吃完，你们说，我听。你们还没顾上吃饭吧？那位男副社长说，没有，我们带饭了，回去热热再吃不迟。我叫我老婆给他们熥几个我们正在吃的肉粽子，先垫垫饥。我告诉他们这是浙江的同志送的，昨天刚收到，很新鲜，味不错。他们不让我老婆熥，说不麻烦了。那几个肉粽子，一小时后他们走时我让他们带走了，尝尝鲜。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我说你们也不必等到两点那个“午时三刻”了，我的态度不会变的。说一件几年前的旧事，与今天你们来干的事相仿佛。两位男社长来得晚，没赶上，庞洋应该还记得。大约5年前，我受作者的委托，正在编辑《胡耀邦传》（三卷本），工作后期有人不悦，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责难，施加了一层又一层的压力，其中就包括出版社受全总指派，当时的社长张帆率领你和另一位副总编辑陈幼民，还有社办的小安，跑到我家来问罪兴师，100个不许。庞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反问你们，胡耀邦生前做过中共中央的主席和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死时还在政治局委员的任上，他的追悼会极备哀荣，总书记赵紫阳致了悼词，邓大人率一干在京党、政、军要员出席。我编他的传记何罪之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怎么就不行了？共产党员先进（说到这里，我打了个嗝）性教育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我编的是介绍本·拉登、李登辉或陈水扁，甚至是达赖的书，你们受命上门讨伐我还靠点儿谱，沾点儿边，不许编《胡传》完全没有道理。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董民因为替我录、排此书也吃了瓜落儿，我至今仍觉得对他不起，说过要请他吃顿饭聊表歉意的，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兑现。造化异人，就在张帆率领你们登门伐罪的几天后，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大会在大会堂召开了，李昭把我列入了与会名单，我却没有收到请柬。那次的纪念会，3个政治局常委出席，曾庆红致词。然后，你们曾严禁的《胡耀邦传》第一卷就公开出版了。出版之前，书稿已转到人民出版社，全总不知，以为还是我在搞，其实我已经被排除在外了，竟然厚着脸皮又来找我，想把《胡传》拉到工人社来，说什么我是全总下属单位的干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金还由出版社发，要我从政治荣誉和经济效益上多为全总和出版社着想。这是2005年11月到2006年年初的事，在前后不过3个月的时间里，全总和出版社就变了两回脸。做人能这样吗？我如果找后账，去要求你们道歉，也是天经地义的吧？如果我这样做了，你们将何以堪？正是虑及至此，我又不愿把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类我不屑也不耻的无聊事上，所以当时才没理你们。今天我旧话重提，是要提醒三位，焉知你们今天的“二进宫”，日后多少天不会覆辙重蹈？你们也会退休的，届时在家含饴弄孙，回首往事，你们还“饴”得起来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三位可有这等闲情逸致？

庞洋，你是第3次干这种事了。《胡传》是第2次，第1次是七八年前为顾骧先生的《晚年周扬》，你凭借初掌不久的终审权，硬是耗着不签字。一年后转到上海文汇公开出版了，你还记得我送你样书时你的尴尬和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你的不情之请吗？

前车并不远，镜鉴当忆新。三位也是目睹过几次社会大变局的人了，随着政治上的“烙饼”也被翻腾过几遍了；言之凿凿的“不折腾”，自那以后至今，消停过吗？人哪，心里要有自己的那根竹杆，要有起码的定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长在自己的脑袋上，每个人的头又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万物要自己去看，百事要自己去想。人不是螺丝钉，不可以随便被拧在哪里；人也不是一块砖，不可以被人砌墙垫脚，来来去去的搬；“人是芦苇，一枝能思考的芦苇，人的全部尊严、伟大与优异全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在他的《随想录》里说的。

明天的座谈会，谁人的去与不去与我无关，我自有自己的主张。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我赞成六四前赵紫阳的意见，在法制的轨道上理性解决。我反对暴力，不赞成街头政治，也从不在多人附议的公开信或请愿书上签名。我就是我，我的政治诉求、价值选择和理念表述，无须他人代劳，请不要告诉我你应该这样，或不要那样。每一个人的自由表达权，是天赋人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主张采用《林冲夜奔》中那样的极端方式表达。艾未未制作的《老妈蹄花》你们可能没看过，估计也没听说过。说到这里，我用三两分钟向三位说客简要介绍了事件梗概。我接着说，艾未未的亲身体验告诉我，我必须做好陷入最糟糕境地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说到这里，已是3月26日午后1：30了。我说我的意见大体就是这些了，请你们如实向全总复命，这样，你们个人就可以解脱了。如果全总那位主管副主席仍不满意，还让你们来，请转告他，叫他自己来，你们3位就不必再次横穿中轴路，“三顾茅庐”了。我料想他也不会来，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应该满意了，他也可以借此脱身，向指使他的人交差了。

最后，我请3位社领导下次再来时，务必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知识分子的礼貌行为一般都是这样。君子坦荡荡。

                                                         2010年4月9日

  “恐惧与无畏”实录——《我的灵魂自白》之一

任彦芳

我已经活过了第一个坎儿年：七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人生的两个坎儿。我不信这一说法，据说这是因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而让百姓到这个岁数便成一个坎儿。这是自己吓自己，年龄有什么坎儿？心理上倒是有坎儿的，这就是恐惧。

离休后，我开始写作说真话的文字。因为我过去不敢说真话，或没有觉悟，说了不少自以为是真话其实是假话的话。活到这个岁数，觉得不能再说违心的话，活个真实吧。无论开会，或是学习，只要发言，我都说我想说的真心话。最近胡锦涛报告，也反复要党员说真话，说心里话，这正是我所想的。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敢说真心话，还在恐惧中生活，我们心里便有了难过的坎儿。

我说真话，不少朋友为我害怕，为我担心，劝说我不要太天真，写文章更要注意。说现在还不到说真话的年月啊。但我在开会时说了真话，也没有人再向上边汇报，我向朋友们说心里话，也没有再打小报告的了。这实在是中国的伟大进步。可以想想，如果我今天说的一些话在1957年就打成极右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打成反革命了。现在没有事儿，不是时代的进步吗？如果还要以言治罪，这岂不是历史倒退吗？

有朋友说我胆大，敢说真心话，也不害怕。其实不对，我并不是胆大的人，我从小就是个胆小的孩子，活到今天也不是胆大的大人。我想将我这一生经历的恐惧做个实录，也是我的一生写照：我是不断地在恐惧中活着，也不断地在做出无畏的事，说出无畏的话。恐惧与无畏的往复，便是我的一生。

我经历了九死一生，哪一次要死时不恐惧？我的恐惧和时代紧相联系着，从我这儿也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现简略说说，是我写的《我的灵魂自白》的一个纲要。

我从小胆小害怕，我害怕黑夜会吃我

我的父亲是家乡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他曾是中共保定地下党容城、安新、雄县、定兴、新城五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生前曾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他领导农民曾砸了白沟河官盐店，县官产局，向百姓宣传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我生下三个月的时候，他永远离开了。我记事，便问妈妈，别人都有爸爸，我的爸爸到哪儿去了。妈妈说：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让我不要对别人说，因为父亲是共产党。我幼小心里便把共产党和父亲联在一起。因为母亲的叮嘱，我从小便恐惧，不敢说话。这是白色恐怖年月的恐惧，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惧。我怕，我自己出门，如果天黑了，便往家跑，总觉得后边有坏人要追我，进到家门总有黑黑的大嘴要吃我，我便吓得大叫。跑到家里，母亲便给我叫魂儿，抚摸我的头说：不怕，不怕。

 我夜里做梦，常有恶梦，把我吓醒，母亲便紧紧抱着我。

 只要到妈妈的怀里，我便无畏了。

 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政府退走了。母亲知道国民党党部的仇敌不在了，她松了口气，说儿子的命可以保住，不会被他们斩草除根了。我活下来，要感谢日本鬼子让国民党政府溃退哩。但接着便开始了对鬼子的恐惧。这是大人的恐惧，因为有大人的保护，我倒不害怕。因为日本人一进村，我早被妈妈送进挖好的地道里了。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正跟爷爷学习读三字经百家姓，日本人闯进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鬼子。可那个当官的鬼子竟会说中国话，认中国字，见大个的学生读的是《论语》，他竟认识这书，看看，便离去了。教我们的爷爷却吓出一身汗，我却没有害怕。后来，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我们村被打死了人，我们小孩子还去看了那死去的乡亲，却也没有害怕。

后来，八路军解放了我们村，我们生活在愉悦的生活里，更没有恐惧了。我开始学习村里的武术。我学会了打拳，夜里也敢出门到村中心的拳房，自己走回家也不怕了。

全家的恐惧让我走向大家庭

我在解放区里生活是快乐的。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真的喜欢的生活。1946年是我家和我人生的转折年。这年，我们家按烈属待遇，城里给我父亲立了碑，修建了烈士塔，给我家盖了新房，我上了八路军办的高小。可好景不长，国共两党开始了内战，国民党又要过来了，我全家害怕。因为旧恨新仇，怕我有生命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爷爷奶奶为了让我逃活命，让八路首长把我带走，我便于1946年8月同母亲投身到一个大家庭里来了。我这年十岁，便成了一名小八路，给首长当小通讯员，实际上是首长保护我。我可以随便进当时说是大官的屋里，无所顾忌。我和首长睡在一起，地委书记，分区司令员的床我都尿过，我把他们视为父亲。这经历使我一直不怕共产党的官儿，多大的官我也敢说话，我没有对官的恐惧。童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种下我一生说真话而被整的“病根儿”。

我离开大家庭的一次恐惧经历

1946年深秋，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恐惧经历。首长让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到十分区的霸县县政委送一封信。回来的路上却遇到国民党军队突袭。我见不少逃难的百姓，他们见我们穿着八路军的服装，说白脖子过来了，见到你们就没命了，快跟我们跑吧。我们没有跟上，国民党马队便到了跟前，我们便钻进了青纱帐，在豆棵下藏身。马队从身边过去，没有发现我们。但我这时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们回到十分区所在地牛驼，机关已经转移。我再次感到离开大家庭的恐惧，我哭喊着，叫着妈妈，可没有人应声。可哭喊，却引出了一个叔叔，他是地委的油印刻字员，领我们俩进到了油印室。见他和另一叔叔正烧蜡纸，让我们不要怕，他们便带着我们走，我们是最后离开地委大院的人。因为有俩叔叔领着，我又不恐惧了。

农民大娘，让我没有恐惧

当天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里，我被安排到一个农民家。大娘家两个儿子，我成了他家的第三个孩子，把我的八路军的衣服收起来，给换上了她家儿子的农民百姓的衣服。我不想脱下军装，大娘说，这衣服会要我的命，如果让国民党军队看到就没命了。我这才含泪告别这让我感到骄傲的军装。从此再也没有穿过。果真，第二天，国民党军队便占了这个村子，并来搜捕我们来了。我正在喝粥，国民党军队进到了这个院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国民党军队。大娘被拉走，却把我保护住了，说我是她的儿子。后来大娘被打了，却没有说出我来。是人民母亲救了我的命，这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后来，我被护送到河间黑马张庄冀中区党委。我又见到了母亲。那掩护我的农民大娘，是我的再生母亲。我向妈妈讲了这个大娘，妈妈说可要记住这家人的名字，一辈子不要忘记这个母亲啊。可我却没有记住这个大娘的名字。我在解放后去寻找，也没有找到她。但我永记，只要有人民保护，我便没有恐惧。

解放前在革命大家庭里，我从没有感到恐惧

1947年春到新中国成立，我一直生活在大家庭里。先是保送到河间县城的小学，曾和马本斋的女儿同学，有国民党的飞机炸，我却不怕；后来在蠡县宋岗，曾有飞机的炸弹在我身边爆炸，却有一个叔叔扑到我身上。他受伤了，我却没有事儿。我被保送到冀中第一中学，在冀中博野、蠡县、安平、安国、深泽等地不断转移，以躲过傅作义将军的部队的骚扰。有时是夜里突然行动，说国民党部队要在冀中平原大游行，便要快跑。我跟着大队，并没有一点恐惧。这种自由的心态，一直到全国解放。

1949年，我家乡再次解放，我回到故乡，我的家里分了土地，父亲的烈士碑被国民党军队推倒。但由于军队里有父亲教过的学生，见是他老师的碑而得以保存，没有被破坏。农民心情是从没有过的快乐。我开始写诗歌颂。农民也知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农民的恐惧从1953年冬天开始，我还无所畏惧，勇敢地为民代言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新民主主义国家不知为何结束。农民生产的粮食开始由政府命令收购，叫统购统销。农民开始恐惧了。因为将农民的食粮强迫卖出，农民有了挨饿的恐惧。我便为民请命，将农民的反对的声音写给河北省委。我第一次听到农民对党的政策不满。我却认为是个别事件，因无畏而敢于说真话。

1955年，我从北大休学回家乡搞合作化，组织了生产合作社。我完全相信这是在搞让人人幸福防止两极分化的好事，我全身心地投入。1956年高级社成立，我感到农民有了恐惧，我却仍站在共产党立场上说话，认为是农民的落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年后，高级社的生产并没有发展，粮食不如单干时打得多，这让我开始理解农民的恐惧。但我没有恐惧。因为我在享受着国家的供给制，我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国家发给。

1957年反右派开始，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1956年9月，我回到北大，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之时，向科学进军，令人兴奋，思想也活跃起来。我参加了北大新创办的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并兴奋地起草了红楼发刊词。1957年党开始整风，要除三害，我也很为党的让人说话而高兴。没有想到的是风云突变，一个《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反右派，我大为不解，思想极为混乱。后来将说了真话的同学打成了右派，我真的害怕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政治的可怕，知道不能自由说话。我的真话也被揭发成右派言论，我的好友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了，我的同学，我觉得比我思想还好的刘绍棠竟也成了右派，我实在不解。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恐惧加剧。这时，是我写出的一首诗《命运》救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首歌颂党改变我的命运的长诗，被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看到，认为很好，便让我在全北大纪念七一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朗诵，感动了八千多北大师生。后来要定我右派时，让领导感到我不能是右派。便对我说，要在后期自己检查就放行了。没有划入右派，但我知道我和右派的思想没有任何区别，这就让我感到后怕。我这才知道，是不能自由说话的了。

向党交心，失去自我，当驯服工具，也就失去了恐惧

1958年，向党交心，我真的痛心感到自己是多么危险，也真的感到右派是想让共产党失去坐天下的地位，这是反党。我想，这天下是千百万烈士流血打下来的呀，哪能让别人夺去。我从自身体会中感到，我不能忘本，我想为什么我会有此危险思想？我本不想反党却成了与右派不差一点的人物，这是因为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要想不犯错误，根本教训是打掉个人主义，要失去自我，要做党的工具，并且是驯服的工具。只要有一点个人想法，我便自己批判自己。我的交心材料写了两万字，是流着痛心的泪水写出来的。不知为何后来装进了我的档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是漏网右派的根据。这是后话不提。

1958年，我是真正的驯服工具。为了宣传总路线，我写出了朗诵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北京市团委推出，让我们在全市总路线誓师大会上朗诵。有十万人的大会啊，在太和大殿前举行，这便是我当驯服工具的一例。为歌颂大跃进，放卫星，我一天写诗百首，也放了写诗的卫星。我成了党的宣传工具，完全没有了自我——我没有了恐惧。

反右倾，让我又恐惧起来

1959年暑假，我回到了划归红徐水的家乡，目睹了当时的严重现实，听到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大炼钢铁，将好的铁器化成了没有用的铁疙瘩。吹牛说谎的人不挨批，食堂没有了粮食，可说是民怨沸腾。农民以为我在北京能见到毛主席，便要我给毛主席写信。我思想有了斗争，我写不写？会不会写出问题来？但多年来的党的教育，要让我为人民代言的思想起了作用；我不是不能有个人主义吗？这种不顾百姓，只想个人安危不是个人主义吗？当时我相信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而是下边胡搞造成的。于是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真情的信。给农民读了,大家都说好。我便在北京前门的邮筒里投进了百姓的呼声。

回到北大,才知就在我写信的时候，彭老总因为为百姓说真话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听了张炯同学向我说了党内开会传达的内容,我再次恐惧了。但信已发出,对同学们的话也说出,听天由命吧。我这时只盼着那封信不要邮到,只希望不要将此信转到北大来……可我在同学中散布的言论,便成了后来北大进行反右倾学习时的重点批判内容。1960年,我的北大毕业鉴定上写着“任彦芳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便让我一直将它背到中国文联。我的内心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1960年开始饿死人了。我的大舅,一个老共产党员,饿死了,我的二爷爷饿死了,多少人得了大病,我也得了浮肿。我明明知道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不能再说真话,但为这个说谎的世界而更加忧虑。

1961年秋,北大和我所在的中国文联联系,说我的北大鉴定中有关我的错误，因我说了真实情况而不应这样写,所以将我的北大鉴定撤销。故我的档案里没有我的大学鉴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内心恐惧

1966年，我从焦裕禄电影创作组解散后，回到长影参加运动。我内心充满了恐惧。为了不犯错误，我一切听党的话，听工作组的话，我成了红五类，我当了工作组信任的革命动力。我的内心很不理解，但又要听话。记住了当年反右派的教训，以为这就是又一次的反右派，因为路子和当年反右一样。当时工作组的重点人物，要整治的人，与我没有不同，只不过他们写过作品，变成了毒草，思想上与我没有不同。这是我恐惧的内因。我被工作组信任，派我去看着当时电影文学的主编，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党外人士。我与他一个房间住，却没有想到，他在我住的屋里自杀了。我感到恐惧又恐怖。我要向工作组写他自杀前的表现，还要我在大会上声讨他。过后，竟有人怀疑是不是我鼓动他以死抗拒运动！我内心恐惧，却必须表现积极。这是最让我难受的年月。如果我不表现左，我可能当了右派。

我如何从恐惧变成无畏，开始了思考，提出了大胆的问题

京开始批反动路线，我到了北京。我从不明白里，似明白了，知道这次不是反右派是整走资派。矛头向上才是大方向、大民主，我觉得什么话也可以说出来。我思想上得到解放，不再害怕，不再不敢说不敢动。这以前是反动路线搞的文化大革命，我说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我写出大字报叫“不明白”，提出了过去不敢说出的不明白的问题．我批“反我即反党”；更大胆地写出一张“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的大字报，并在大会上发言。

一条黑线，两个宗派

在长影问题上，很久以来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在斗争林杉、袁小平的大会上，人们发言，揭发他们反对宋振庭同志；而当宋振庭问题揭发出来之后，这问题又如何解释呢？

揭发岳林问题，说：“岳林执行了周、林、夏、陈的旨意，可岳林自己却提供了另一个材料，他从中央周扬那儿领来指示后，是向省委富振声等书记做了汇报的，是省委同意后才执行的！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样能把林杉、袁小平、岳林斗倒吗？林杉上台不是省委点头答应的吗？1962年省委座谈会，不是富振声主持召开的吗？林杉夺权，挤走了亚马同志，不是省委同意的吗？我厂许多坏影片出笼，省委都没有看过吗？吴德同志应负什么责任？……等等，等等！

所谓吉林省在1962年向林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实际可笑！）省委能够提供多少可靠的事实呢？

我们认为：宋振庭等和夏衍、陈荒煤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派系之争，骨子里是一种货色；宋振庭和周扬之间则看不出什么斗争了。在陆定一看来，周、林、夏、陈和吉林省委的富振声、宋振庭黑线是孪生兄弟。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周扬来长春，陆定一来长春，并不是进入了敌国。宋振庭向陈荒煤的检讨书，做了吴德同志向陆定一报告的附件，这件事实正好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反问一句，如果省委在过去以为长影实现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为什么吴德同志在1964年2月21日专门邀集长影在整党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判，受了处分的人（林杉、袁小平、王炎、王家乙、林农、于彦夫、纪叶、赵心水等人）举行座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开导和安抚呢？吴德同志在长影问题上，应该说有严重的错误！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吉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犯了更大的罪，吴德同志应当向吉林省人民检查交代！

东山老虎，西山老虎都吃人，都必须打死！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林、夏、陈和富振声，宋振庭是一路货，都反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统统打倒！

这张大字报竟成了两派观点的分野，当年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左派，反对这张大字报，而当过右派的和文艺黑线人物，却支持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是为这些挨整的人抱不平的。这样，我便自然成了一派观点的头头。没有多久，我由胆大变得恐惧了。我才知道这次革命，是不能说出真话来的，不是大民主，而是大专制。我平时学习时说的话，后来也成了罪行。

我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有关于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国不经过民主主义便想搞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我便向友人说：我国从1953年便要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空想？是不是犯了左的错误？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不和毛泽东的意见一样吗？为何刘是错的，毛泽东是对的呢？我当时无畏的话，便成了后来的罪行。

文革中的极大恐惧

我先被打成“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头，后来又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长影到五七干校，整了近五年之久，差点家破人亡。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提出来的问题，经批斗，才知多么严重和可怕。只举一次批斗会吧。

我在长影参加的是向深处揭挖阶级斗争盖子，要挖出暗藏在长影的五一六反革命来。全长影开始重点揭批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写出的一张有名的大字报，叫《一条黑线，两个宗派》。定为长影极左思潮的纲领，说是将它批透，便揭出“五一六”来了。

我所在的三连开过几次批判会之后，1970年7月24日上午，在长影大剧场召开全厂大会批判任彦芳的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的观点。我低头接受批判，做着记录。

批判的声音：任彦芳明着是批黑线，实际上是专批红线，它的要害是为历史政治运动翻案。在任彦芳看来，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这次揭黑线，打倒黑帮，全是狗咬狗的宗派斗争；进一步说，他认为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也是狗咬狗了，也是一个宗派反对另一个宗派，是在争权夺利，都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是何等的反动！难道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也是宗派斗争吗？

我此时想：当时写这张大字报，真没有想到是如此的深刻呀。叫批判者一上纲，这的确是罪孽深重的大字报啊。心里想，这也许真是一场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呢！批判人真的说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内心真的是为历史上被整的一些人抱不平的。我为右派报不平，我尤其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我一直认为只有彭老总是在为老百姓说了真话而受难的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在大会上人们呼叫着质问我，我只有点头承认：我反动，我真的反动，我欢迎大家深刻地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全民大恐惧的年月，是不许你有思想的年月。全民都被毛泽东忽悠了，受骗了。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并且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帮派。这个帮派搞的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从广大人民的角度看，人民从没有当家作主，所谓解放后的路线斗争，是以毛泽东为帝王正统与反对者的斗争，谁不同意毛泽东便是反党，反领袖便是反党，这是宗派之争，从没有在争人民当家作主。

平反让我走向了新生

我经历了胡耀邦之后的最好时期，我又可以思考了，思考使我走向觉醒。

1979年2月我接到了吉林省五七干校党委给我的平反决定，对在干校近三年的审查我的五一六问题得出了结论，根本与五一六没有任何关系，是吉林省王怀湘一伙紧跟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恶果。

我得到了新生，便是消除了恐惧。这一年到1989年，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十年。我重新活了，是对党重新有了信心，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人人心情舒畅。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因为要起到一个党员的作用，我在河北反不正之风，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支持。我得到了反不正之风的胜利。但也觉悟到，这不是人的品质问题，而思考到这是我们的专制体制造成的病。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的思考，是我觉醒的开始。

我认识到中国必须回到新中国刚建立时的纲领：搞新民主主义，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吸收世界文明，与国际接轨，政治上必需搞民主政治。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

六四的枪声，让一大批知识分子觉醒；也让知识分子重新进入了恐惧中

因为恐惧而说两面话，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可怕的是没有了真实声音，重新进入了谎言世界。我接近的老前辈对这种与广大人民对立向学生开枪的处置，是很担心很痛心的，我和许多前辈一样，为此十分痛心。这是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如刘绍棠对我说的：这枪声可以保中国二十年安宁，二十年后怕不好说。这是党的一个心病，不治会要命啊。他说得清楚，但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却没有这样真实的心声。人们都知刘绍棠是真正的左派，谁知道他的内心呢？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中国不敢再实事求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让人民说真话，不敢面对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采取有力的改革。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报财产这样国际上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欺压百姓因而引起人民的反对和反抗，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政府失信于民，总理的亲民形象不能解决体制的病根儿。而执政者害怕真实声音，便只有听歌功颂德之声。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思考的问题。我作为一个经历六十年风云的人，只想平安生活，不想过不安宁的日子。但又关心父辈流血得来的国家政权，不能自己消灭了自己。这样一个党是任何敌人不能打倒的，只有党自己把自己打倒。我们的党正在打倒自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情景啊。

我幼年时便知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其中有一条是免除恐惧的自由。如果中国当政者明白，应首先让中国人民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有让大家说话，中国才会和谐。千方百计不让人说话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只有这样要求，先让中国人民有宪法提出的言论出版自由吧，从这一点开始，给中国人民以自由的希望，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事。

                                                       2010年2月3日

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

——怀念我的母亲郭秀仪

黄向明

“奶奶，您安心去罢……我们都在您身边，大家都很好，不用担心……”母亲最疼爱的孙女阿光，在弥留之际的老人耳边抽噎着说，“奶奶，留下您的祝福，带着我们的怀念，到天堂的爷爷那里去罢，他正在那里等您。去罢，去罢，安心地去罢……”

72年前(1934年)，他们两相情悦，结为连理，共同度过了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36年。尽管死神残酷地把父亲从她身边夺走了(1970年)，然而在尔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漫长岁月中，她的心从未和父亲离开过一分、一秒。如今，在父亲仙游36年之后，她也乘鹤西去，在极乐世界和父亲聚首一堂了……

                                     一

36年琴瑟相谐，36年別鶴孤飞，而今又再破镜重圆。这当然不是什么天数，却是何等奇妙的姻缘！

这种巧合于我究竟是悲还是喜，连我自己也不甚了然。母亲撒手人寰，谁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然而，父母久别重逢，又怎不令人喜不自胜、欢欣雀跃？

这不是一部评传。因为，人民已为母亲盖棺论定，盛赞她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摘自2006年11月22日“中央电视台”及2006年11月27日

这也不是一篇悼文。因为，我不准备描写母亲如何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跃马扬鞭，率领十一集团军妇女工作队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如何与宋美龄、邓颖超等各界知名人士创建并领导了“妇女抗日救国委员会”及“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日烽火中，振臂疾呼，为孤儿募捐，拯救、收容和培育了战争难童三万余名；又如何置耄耋之年的多病之身于不顾，奔走于世界各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奋斗不息等等这些足以使她留名青史的光辉事绩。

二

我只想缅怀父母的百年婚恋。这是一篇饱蕴着甜蜜、温馨、忠贞和爱情的美丽童话；也是一部充满了智能、谋略、果敢和刚强的真实信史。那些鲜艳夺目的绚丽光点以及动人心弦的生活剪片，在我脑海中频频闪现。这一切虽然那么悠长、遥远，却依旧那么清晰、新鲜，激起我无数次的心灵震荡和浮想联翩……

母亲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就已成为闻名上海的“美人”。二十一岁的她，风华绝代、冰雪聪明。自然成为富家子弟、达官贵人的理想对象。她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追求者的鲜花；马路两边，排满了追求者的汽车。

然而，她只一笑置之，不为所动，却能慧眼识英雄，偏偏爱上了以电车代步，在办公楼下打着雨伞耐心恭候她的黄琪翔----我的父亲。

三

父亲气宇轩昂、仪表堂堂，既有儒士之雅更具大将之风，北伐期间与周恩来、叶剑英、汪精卫等三人同膺“中国四大美男子”之桂冠。不过，这位以显赫战功，二十九岁便荣升北伐军“铁军”军长的年轻将领，当时正被当局通缉，生死悬于一线，而且几乎身无分文。这一切，母亲都置之度外。交往中，父亲刚正不阿、光明磊落、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高尚人格和伟大胸襟，使母亲在爱慕之中更对他产生了崇敬之心。

 “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

他们终于在异国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结成了永志不渝的夫妻。二人新婚燕尔的消息，轰动了国内军政界，成为一时之美谈，世人誉为“英雄与美女”的天作之合。从此，母亲不仅成为父亲梦寐以求的贤内助，更是他不可替代的亲密战友。

一天，父亲在主持“中国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的大会时，被纳粹警察逮捕。母亲立即联同留德学生和进步人士一起赶到中国驻德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迫使大使馆通知警方释放了父亲。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并肩战斗。

1949年8月，父亲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怀着一颗久离故国的赤子之心，抱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带着几个儿子奔向北平。他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热情洋溢地说道：“二十多年来，我在政治圈里摸索着。我有时鼓舞，有时彷徨。革命的发展，是那样错综复杂，要看得清楚，把握得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现在，我深深相信：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中国是确定地走上了光明伟大的前程了……”不久，他给暂留香港处理一些事务的妻子写信，表明他破釜沉舟，全心全意跟随共产党的决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跟着毛主席走。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一根草都不留……”

母亲二话不说，卖掉了一切，没在国外留下一根草！

他们二人拿出大部分变卖所得，资助爱国人士北上，支持农工民主党的活动经费。

四

 1957年父亲是毛泽东钦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自此他们的处境与生活发生了一点急转弯。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人们对于这条夫妇离合的规律，大都笃信不移。然而世上所谓规律者，大抵都有例外。父母的婚姻生涯便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明证。母亲自此成了父亲的“保护神”。

1966年，“十年浩劫”拉开了血腥的帷幕。八月底的一天，一群红卫兵豺狼般冲进黄宅，对父亲百般侮辱，然后更挥舞皮带狠命抽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母亲奋不顾身，扑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年迈的丈夫，并义正严辞地对恶棍们说道：“黄琪翔是共产党从国外请回来的。如果你们把他打死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不答应！”

那群鼠辈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叫道：“不打他，就打你！”

母亲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说道：“打吧！”

无赖们狂嚣道：“打！”接着，三步两步冲上前去就要拉人。父亲正要奋起相救，却被几个暴徒合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另外十几个便立刻将母亲推入了另外一个房间，紧锁房门。他们兽性大发，臂头盖脑便是一阵歇斯底里的拳打脚踢。为了避免隔壁的丈夫感到痛苦和悲愤，母亲咬紧牙关，不哼一声。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右手骨节断裂，几乎全身瘫痪。   

当时的医院，不敢收留他们这些所谓“牛鬼蛇神”。幸好家中存有一些祖传的跌打药粉，母亲连吃带敷一个多月，伤情方始逐渐缓解。

混世魔王们用完酷刑，又进行彻底抄家，将他们扫地出门，驱赶到党派宿舍居住。

一天深夜，父亲紧拥着和自己生死与共的妻子，含泪对她说道：“秀仪啊，你要是不跟我结婚，就不会受这些苦……原……原谅我吧……”

母亲深情地凝视着他：“琪哥，嫁给你，我从来就从没有后悔过，再苦也感到幸福！”继尔凄然一笑道，“你一辈子拥护共产党，我二话不说，跟着你。你要一生一世跟着毛主席，叫我变卖所有财产，一根草都不留，我二话不说，全卖了。现在我们扫地出门，真是连一根草都没有了。可我并不埋怨，更不伤心。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只要有你，我就什么都有了……以后，你去哪儿，我还跟到哪儿……”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父亲声泪俱下，把母亲紧紧抱在怀里，“秀仪，我的妻，我可敬可爱的妻……我黄琪翔何德何能，能够有你这样一个贴心的人！秀仪，我心疼你。也为这些孩子们惋惜，谁把他们教成了这个样子，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要法西斯！唉……”

五

住在党派宿舍，父亲同样受到机关“红卫兵”和所谓“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他每天早上七点必须到达机关，跟其它“右派分子”一起，打扫院子，清洁厕所。然后打开机关大门，当着满街群众的面，向毛主席“请罪”。接着他便被关进一间小屋里反省，写检查，或者强迫从事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难以承受的艰苦劳动。有时还要接受“群众”批斗或陪斗。造反派们一不高兴，便对他拳打脚踢。他遍体鳞伤，衰老的躯体常常流出片片鲜血。为了不让妻子伤心难过，即使在寒冬腊月，他也会偷偷脱下内衣，用冷水洗净，湿着就穿回身上。

一天晚上，父亲十一点多钟才回家。他精神萎顿，心如死灰。母亲见势不对，一再追问之下，父亲才实话相告：“他们每天不是打就是骂，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我黄琪翔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鬼子的飞机大炮面前，没眨过一下眼；在特务的明枪暗箭之下，没低过一次头。如今却猪狗不如，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你再看看当今的中国，开国元勋一个个被残害至死；亿万百姓更是朝不保夕。这是什么世道！‘士可杀不可辱’，这种畜牲一样的生活，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古人有尸谏之说。我宁可堂堂正正地死，绝不窝窝囊囊地活！我唯有一死谢国，用我这血肉之躯去唤醒蒙昧的民众……今天我想用台灯的电线自尽，可是电线断了……”

母亲强忍着肝肠寸断的悲痛，故作厉声地对他说道：“这叫堂堂正正地死吗？！你只是为自己着想，你要好好斗私批修！( 当时风行全国的毛语 )”接着又说，“如果为了自己舒服，就让子孙后代一辈子都背上黑锅，那我就会站在你的尸首前面宣布和你离婚！如果你被他们害死，我就会跑到中南海静坐绝食，为你伸冤，直到我死！”言毕，两个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抱头痛哭。他们哭的不只是自身的厄运，他们在为自己的民族痛哭，为自己的祖国痛哭！

六

从此，父亲每天回家，母亲对他当日在机关的情况都只字不提，反而敦促他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父亲自然明白，这样做，一是为了使自己分心，不再对白天的遭遇耿耿于怀；二是使“红卫兵”们无隙可乘，抓不住任何把柄。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妻子而深感庆幸。

1970年5月，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单位给父亲另外安排了住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然而，他终因在精神上、肉体上长期受尽折磨和煎熬而积郁成疾。

1970年12初，父亲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四人帮”控制下的“北京医院”。

病榻上，父亲反复叮嘱母亲：“在运动中有些亲属、同事和朋友揭发、批判过我，即便有些不实之词，或者过火的举动，那都是当时形势所逼。你不要记恨他们，要原谅他们。如果将来他们有困难，而你又有条件的话，仍要尽力帮助他们。”

“琪哥，你一生襟怀坦荡、宽容大度”，母亲回答道，“我是你的妻子，怎会让你失望。”

护士答道：“卡拉霉素。”打完针，父亲就开始昏昏入睡。午夜时分，他忽然大叫一声便溘然长逝了。

1970年12月10日

( 他隔壁病房的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和父亲的情况完全相同：几天后出院，一针昏睡，大叫一声便与世长辞。医生诊断他们两人都死于“心肌梗塞”。有人则推测，由于黄、陈二人皆为周恩来之好友，所以“四人帮”要加害他们，护士所打的是“安乐死针”。然而真正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悬案。)

七

母亲只身一人，默默地坐在丈夫的遗体旁边。她早已欲哭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从她尘封的记忆中，破土而出。

事情发生在1949年初。当时父亲已决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他和母亲正准备从上海绕道香港，奔赴解放区。母亲素来不信鬼，不信神。临行前几天，不知何故，她一时心血来潮，便去找了上海一位相学名家算命。相士给母亲批的是：“运来广厦千万间，运去无瓦遮双肩”；给父亲批的是：“半生百鸟朝凤好风光，临终唯有属猪守身旁”。

“唉，果然不幸而言中。”母亲轻叹一声，想道，“红卫兵抄家，扫地出门，正合了“运去无瓦遮双肩”。今天琪哥含冤长逝，只有我这个属猪的人陪伴着他，不正是“临终唯有属猪守身旁”……怎么就这么准？莫非这真是命？”

然而，母亲是不信命的。她从未屈服于命运的魔爪。她挣扎，她反抗，她斗争，从不放弃，从不言败，她活着就是为了和命运搏斗……( 一生之中，她动过九次大手术，得过两次乳腺癌和一次皮肤癌。医生曾两次通知家属，她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寿命。但是，每次她都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神，一直活到九十六岁的高龄。)

母亲觉得父亲的死因可疑，定要追查到底。她向院方索取病历。军代表坚持不给。争论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

万箭攒心的母亲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极力克制着自己悲痛的心情，立志要斗争到底。她为人处世素来思路敏捷、多谋善断；谋定而动、一干到底。

八

母亲对时局进行了准确、透彻的分析，认定在“四人帮”横行的中国，必须内外夹攻，上下施压，才能迫使当权者做出某些让步。她当机立断，做了两件事：

一、母亲于当日上午十一时，写信给周总理，报告这一噩耗。她认为，当今的中国，只有周恩来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也只有他才有权力和胆色挺身而出，为屈死的老朋友说几句公道话。

她的信不卑不亢，言简意赅：“黄琪翔一生拥护共产党，如今他去世了，你们应该怎么安排他？”写毕，她请一位亲戚把信直接送到国务院。

这就是她所设想的“内”和“上”。

二、母亲早就看透，中国人最好面子，而那些根本就没有“面子”可言的“四人帮”尤其死要面子；同时他们最害怕，因此也就最注意“国际影响”，特别是“台湾影响”。

于是，写完给周总理的信，她就立即给国外发了两封报丧的急电。一封发给父亲在马来西亚的妹妹。黄氏家族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亲友，不少还是位高权重的侨界领袖。另一封发给在香港居住的张发奎将军。张发奎是父亲的姻亲，曾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和陆军总司令等要职，在台湾党、政、军各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母亲想，通过这些人，父亲逝世的消息马上就会在海外传开。

这就是她所设想的“外”和“下”。

母亲确信，如此以攻为守，抵背扼喉，怎样为父亲善后，有关方面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考虑了。

果然，下午一时，她就收到了国外发来的大批唁电。

下午二时，一位军代表受周总理之命，代表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向母亲表示慰问。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民主人士都被视为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周恩来却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饬令全国政协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本人还敬送花圈，以示哀悼，并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讣讯。这在豺狼当道的时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九

1980年，母亲致函邓小平先生，要求为父亲彻底平反。不久，邓小平做了批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同时“文革”时期一切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也得到了彻底纠正。 

人类对于“爱情”和“婚姻之道”的探索和研究，历时

何止千年，文章又何止万千。然而究竟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之道？请看看我的母亲吧……

2006.12.24.凌晨五时于香港

空军中尉被虚拟军事法庭审判

于 福

近二十年来，除了谢晋的反思三部曲电影启蒙了人们的良知外，反映57年那场“反右”浩劫的文学作品、报告文学、回忆录，尽管不被提倡，却也频频出现在书店、图书馆中，我就已经购阅了十几册。而境外的因为缺乏渠道，见到的比较少。近年来，尤其从反右50周年之后，在网上又看到了很多文章。原来这五十多年来，反右题材不是销声匿迹，而是在孕育中。人人都相信迟早会有一天尘埃落定，水落石出，还反右一个真实，把“正法必要扩大化”这类愚昧无知的谎言抛弃，不必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近来偶从友人处看到二册《往事微痕》，赫然在目的“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令人振奋不已。“往事并不如烟，盖棺未必论定”更让人感慨难止。我作为55万或317万的一分子，对这份“国内友谊交流”的非典型文集既喜又惊，喜的是不只是知名作家的声音也可以边缘化出现，惊的是在当今民主自由的渐进状态下，此文集能像《炎黄春秋》那样艰难而挺拔的生存下去吗？有关人恼羞成怒后会怎么样？诚然，我们已经都是八十岁左右的人，固可无所畏惧，估计也不会再次反扑搞什么追查迫害了吧？

下面，我从一个非凡的角度上说说有数以万计的军官右派怎么被虚拟的军事法庭非公开、缺席、其实根本不存在地审判过、宣判过剥夺军衔、开除军籍、开除党团籍和行政处分……的天方夜谭。它羞辱了民主与法制，成了一个笑柄和丑闻。

几十万右派在混沌中沉沦，多少血泪故事各有殊异，只有苦难深浅的区别。我惊愕夹边沟事件和《九死一生》那种血泪斑斑的凄惨之余，不禁暗暗觉得我有幸去的那个农场还稍稍有些人性，尽管难免几年的艰苦劳改。摘帽留场后的四清、文革、清理阶级队伍的屡遭批斗，反复劳改的种种遭遇，就不一一赘述了，毕竟总算一一扛了过来，熬到了79年妥协的改正。

我要说的是前述的各种公开和边缘化的文集中谈军队中的右派经历比较少，说不定有些人不知道还有这么个群体。

我是1951年在大学里响应抗美援朝号召，作为青年团员带头报名投笔从军的。到部队四个月之后满18岁。在空军航校学成后（并且是轰炸机空勤领航员）留校任教（三八线上已停战）。接替了苏联教员和国民党空军留用人员，当时也是一代天骄青春焕发的空军中尉，教过领航学员、女飞行学员和越南空军留学生，得过表彰。而57年春夏之际的整风反右大潮中，我们作壁上观，读报学文件一旁观望，当社会风潮陡起大批判，令我们看得心惊眼跳，百思不得其解。

入秋后，部队特别是军事院校机关、训练部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启动整风除“三害”，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是四大三不这套动员，但惊弓之鸟哪里会议论什么政策方针呀？并且三八作风下的军营生活里根本没什么可说的！很长时间只是反复读报，无人发言写大字报，要说也是骂骂章罗同盟和储安平葛佩琦。最后上面强压每人必须写多少篇，哪怕是滥竽充数的大字报，以造成一些声势。大家所言所述都是蝇头琐事充数敷衍。

我在同事提供题材和怂恿下写了篇游戏文章《啼笑因缘》，署名103居士（103是宿舍门号），内容是处协理员遗忘了一件婚恋申请报告，使有情人惆怅许久，待报告找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此事勉强能凑上关心群众不够的官僚主义，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如同元月八日《这是为什么》横空出世一样，我们那里也要在百般诱导限令下的大字报群中找出5％的右派来，这与全国的55万大同小异，《啼笑因缘》短文几次辩论后被批判成毒草，我和一些赞许、支持者被打成了一伙右派。此事上过军内刊物《人民空军》的整风反右栏，白纸黑字钉上了耻辱柱。几个月后，右派们凑够和超过了5％之后发配省内某农场劳改，我航校一行17人由保卫科男起解押送到流放地。省内各部队若干个单位集中到这大农场约300人，再分散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个别少校（1人）大尉少尉外，90％是中尉，我等空军中尉就有几十人，其经历罪状、处理都略同，只有降级多少的区别，我被降了三级，算中等（中右转业的就更多）。宣布我右派时是57年末，刚刚过了24周岁，我的军旅生涯就走到了头。

我要说的是其他55万同类不会有、难以想象、甚至不能相信的——那就是我们被虚拟的、没人见过、没人受审的军事法庭审判过！

我们是事后才知道，有一纸军事法庭判决书伴随一生。因为反党反人民成了右派而被剥夺军衔，然后才有其他各种处分。似乎有点像当今罪臣要被解除人大代表身份。这是一件虚假的恶作剧，似乎不剥夺军衔就不便处分，而剥夺军衔就必须通过军事法庭审判。本来就已经践踏了民主，亵渎了法制，却偏要羞羞答答走个法律过场。这大概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一场丑剧闹剧吧。原来神圣的法庭也可以这样乔装打扮、粉墨登场。

如果真有这么一场审判，我被检查方起诉，站在被告席上也不会抗辩的，我一定会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毕竟我才降了三级，否则我会被降五级乃至无级。但是虚拟的军事法庭没给我（以及其他300位难友）这样的机会，不是我缺席，是根本没这回事。什么都没有就走完了这个过程，何谈什么法制！

在改造的岁月中，反正已经大难临头，参与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多了一纸判决书本来是无所谓的事。但是有一位原为志愿军装甲兵中尉的难友，随身带了份判决书附件，在春节假期获准返乡探母病时出了事，因为衣衫褴褛、行色匆匆，在大连码头候船时被检查而露出了此纸，因此收押。经百般解释不通而收拘。直到以后电话外调联系到农场，证实确系请假而非逃亡才释放出来。好端端又蹲了两天拘留，多么晦气！此事轰动了农场上上下下，此后我们这些右派在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一起受教育被训斥时也就更低下更卑贱了，因为此事件的副作用是，本来大多数在一起劳动的农工们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干部看（农场自己也有十几位右派也在劳动中，虽然活儿轻一些），这一下子却多了被法院审判过的罪犯印象，让我们没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叫苦不迭。

以上所述不是传说故事，是真而又真的事。

附言：

多年来，见到过许多右派苦难经历，却少见提到军队右派的事，不知我们是否列于55万之中。在78年底闻知55号文件之后，我自认为确实是在错划之列。先上访总政治部，转到空军政治部（受理的是保卫部，颇令人不解，当初并非保卫部门批判结论，虽然是由保卫科的人押解去劳改农场），尽管右派摘帽已经十几年，但敌我矛盾的曾经阴影依然笼罩着，因此保卫部门接待处理也不得不无奈应对。回到了原部队（早已换防他处）时，发现出面接待的居然也是保卫科长（团职），判决我时他是少尉助理员。但彼时氛围已变，相待甚善。在京的空政信访接待军官告知我可去原部队申诉，说随即用电话通知对方接待你，也算客气。此人30岁左右，显然不大清楚22年前军队里发生过的事。他叹了一口气说：空军有6000人呐！好大一份工作量啊！使我能觉察到他的同情心，令我感动不已。空军6000右派数字准吗？保密吗？其他军种呢？全军呢？大概会有几万人吧？这在55万中吗？谁能告诉我?            

春风不渡玉门关

——陈有为正传

罗铁夫

陈有为是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人。1963年12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其他基层法院判处马盟人死刑、死缓、无期、有期徒刑28人，其中陈有为被判刑12年。1981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陈有为无罪。陈有为是马盟案被判刑人中唯一被平反的人。

2006年3月，我在重庆大华陆桥公司打工，多次看望过陈有为，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于是，为其作传。

陈有为是四川省武胜县人，中共动员知识分子帮助整风到击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期间，他在武胜县一家民办小学当老师。

陈有为是学农的，民国时期的1949年在四川大学农学院读书。共军攻克成都后，他逃回武胜老家避难，其时，他的家乡也被解放了。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共产党的党政机关当然不要他。为了谋生，他报以高中学历应招当了民办老师。

陈有为喜欢旧体诗词，常在纸上涂鸦，写些风啊！雨啊！自我欣赏。1957年共产党号召民主人士帮助整风，实在不关他的事。他说：一个民办教师，算什么东西？很明白自己的身份，谨小慎微；同时，感觉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帮助整风，其中有什么名堂。所以，无论校长、书记、教育局长如何动员许愿：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什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呀……，等等、等等，他都不为所动。就连“今天天气好呀！哈哈”，这类话都不说。他自鸣得意，老子不开腔，你把我奈何哉。没事的时候写些无关痛痒的诗句自娱。恰好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咬得他又痒又痛。痒得难受，痛得钻心。

罗隆基写了首打油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登在报上。陈有为在登那首诗的版面天头，写了句古诗：“春风不渡玉门关”。

陈有为的行为被革命的老师发现了，革命的老师立即向革命的校长告密，革命的校长立即向革命的教育局长告密。革命的教育局长立即召开教育系统批判大会，陈有为右派就这么当定了。

革命者看问题就是尖锐，他们将“春风不渡玉门关”这句诗，分析得丝丝入扣，有盐有味，真个的革命透顶了。他们揭露说：陈有为紧跟罗隆基，上下一起进攻共产党。他们批判道：春风就是东风，就是革命的风，就是共产党的风；不渡，就是吹不进；玉门关就是剑门关。革命局长做结论：陈有为书写反动诗词“春风不渡玉门关”就是不要共产党进四川。陈有为辩解道：局长，这是唐人写的呀。局长说：管你糖人写的，还是咸人写的，都是反共的。

陈有为如愿已偿。

陈有为到了415信箱，被编进右派中队，认识了母增民（原国防科工委地球物理研究所技术员，因反对制造原子弹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和他成了好朋友。通过母增民又认识了好多、好多朋友，如杨应生（原成都军区泸州军校军事教官、右派分子）、陈同瑞（原中共四川省委机要秘书、右派分子）、任世同（原重庆电磁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兼行政办公室主任、右派分子）……，在集训队还认识了张先痴（作家、诗人、右派分子）、周茂歧（原井研县银行干部、右派分子）……等等。陈有为对我说，他们都提到过你罗铁夫，虽然不曾谋面，但是，印象很深、很深。

1962年6月，陈有为被捉进集训队。

他被捉的原因是姚凤起（原南充地区公安处干部、右派分子）向警方告密，说杨应森曾向他说过，陈有为、蒋文扬（原重庆针纺站干部、右派分子）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警方认定陈有为参加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证据是他向杨应森交了一个信封，信封上贴了邮票，就是说，陈有为履行了加入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手续。警方还认定他筹集了70元“反革命经费”给杨应森，进行“反革命”活动。

陈有为承认有这些事，但是，不承认警方认定的是“反革命”。

他交代说：我给杨应森一个信封，上面贴了邮票，是叫杨应森给我写信用的，并不是我加入什么马盟、牛盟的凭证。

他交代说：蒋世恒（原遂宁县法院副院长、右派分子）来集训队看我，说杨应森好困难，裤儿都没得穿，向我借点钱。我要蒋世恒给杨应森带去70元买裤子遮雀雀，不是给杨应森作“反革命”经费的。

陈有为逃跑到内蒙古教高中几年，那里工资高，又没什么用处，所以积蓄了些钱，朋友有困难，他都支援。他说：母增民清放回家，我就给了他几十元钱做“盘缠”（四川方言：路费）。

他在监狱里，无论坐死牢、关黑监，戴脚镣、手铐，捆呀、绑呀、吊呀、打呀……他就是不认账。

警方逼他承认，他就叫喊：“你们刑讯逼供呀！”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警方对他说：只要你承认，我们会从宽处理，抗拒是要从严的。

陈有为回道：你们这些是哄娃娃的。

1963年12月18日

陈有为在法庭上大喊“冤枉”，还举报警方刑讯逼供。

法院认为，陈有为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陈有为有期徒刑12年。

陈有为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一纸下来“维持原判”。

陈有为时年31岁。

陈有为自嘲他低报学历的“好处”。

他笑逐颜开地说：人家有规定，反革命分子的学历高，判的徒刑多，学历低，判的徒刑少，徒刑与学历是成正比的。老毛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嘛。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右派分子），大学，枪毙；傅汝舟（原四川省建工局干部、右派分子），大学，20年；费宇鸣（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右派分子），大学，15年；我高中，判12年。我问他初中生呢？他说10年。我说：看来我的学历是在高小与初中之间，因为，我判了七年嘛。

大家哈哈大笑。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陈有为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理由是没有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所述事实，还是以前那一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判决：1963年认定陈有为参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宣判陈有为无罪。

陈有为被改正、平反后，分配在重庆市李家沱小学教书。他说，我官还原职了，而且还提高了档次。当右派前是民办小学教师，而今是国办小学教师，比以前资格得多。他连声叫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李家沱小学位于重庆市郊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环境不佳。我去李家沱寻找这所学校，费了好长时间。

陈有为家约50多平方米，所幸的是儿女已成家自立，老两口相伴相依，虽然过得清贫，到也“知足常乐”。

我在重庆期间，陈有为陪同我看望了周居正遗孀、魏昭遗孀。我们还和蒋文扬、陆清福一起看望了车玉生老（外科专家，右派分子，在415信箱劳教时当医生，挽救许多劳教分子的生命）。

陈有为陪同我去土桥看望任世同遗孀陆纹燕，遗憾的是陆姐不在家，向邻居打听，他们也不知其去向。

2006年5月，我和李才义、铁流前往重庆看望五七同学，陈有为参加了聚会。

陈有为告诉我一件事，他说：陈民国在五马坪劳改时被枪毙了。

陈民国：四川省涪陵县人，大学学历，右派分子，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1959年押到415信箱强制劳动教养。1962年在永川新胜劳改营就业时涉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案被捕。

1963年12月17日

陈民国被判刑时年33岁。

陈有为说：他和陈民国一起在五马坪劳改营改造，那些靠拢政府的劳改犯人，为了争取立功减刑，检举陈民国进行反革命活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不问情由将陈民国枪毙了。五马坪劳改营的党委书记在上世纪80年代见到陈有为，忏悔地说：是我无辜地杀害了他。

束星北

                                  王贤才      

不久前，应邀到青岛，参加束星北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感触很多。

束

但是束先生性格极为刚烈，拒绝任何形式的假话空话，不说违心之言。这就注定了他在解放后的不幸遭遇。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那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在高教界实施的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从此综合大学只设文理科，农、工、医、商等独立建院，大学里不再设院；束

海军某部雷达坏了，也是修复无门，经上级批准，同意束先生试一试。束

两次修复，使束先生名声大振。有人向他祝贺，束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布衣的爱国情结。束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已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仍然十分关注祖国科技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发展。他很想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但已没有这种可能。他已被完全排除在科研大门的外面。一位一流物理学教授长期效力的岗位，竟是学院的走廊和厕所！作践斯文，莫此为甚。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对束

1962年初，束先生的一个学生悄悄找到他，愿为他安排出逃海外。束先生不禁怦然心动，他自然很想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经过认真考虑，束先生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我知道，作出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有人认为这是束先生改造的收获，终于能够站稳立场，辨别是非，没有走“叛国投敌”的道路，“自绝于人民”。我倒觉得要是束先生真能走了才是天大的好事，那年束先生57岁，虽说有点晚了，总比困守青岛要好。中国不缺一个勤杂工，厕所打扫得再干净，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也没有多大分量；而人类则是痛失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这能叫“叛国投敌”吗？文革初年，音乐家马思聪亡命美国，当时也叫“叛国投敌”，后来也觉不妥了。须知在这之前，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很多革命先行者，也都有过这样的流亡经历。今之朝野衮衮诸公及其子女移居海外，更不在话下。他们这样，都不是“叛国投敌”，为什么要苛求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的物理学家？

但是束先生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不是束

有人为束先生感到惋息，说要是束

那么迟生40年如何？迟生40年，1957年束先生只有10岁，“右派”之灾可免，“历史反革命”也扣不上。处境肯定好得多。但以我们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能培养出束

人们常说，“性格就是命运”。小说家好像特别钟情于这样的说法。的确，小说书中人物命运，常常可以从人物性格中得到诠释。束先生的悲剧，好像也是这样。但我却很不愿认同“性格就是命运”这样的话。人生百态，性格天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原无高低优劣之分。一个好的社会，好的领导，应该像海纳百川一样，容纳各种各样的性格，让各种性格的人得到充分发展，我想这也是“以人为本”题中的应有之义。不能要求人人都在规定的性格范围内成长，否则就咎由自取，吃不了兜着走。

因此消除束先生这类悲剧，根本问题是要消除产生这种悲剧的机制。据说胡耀邦曾说过要发誓再不要搞政治运动的话。他算是看透了各种政治运动除了整人制造悲剧，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德政之一，也有这条。我辈过来人，感受尤深。但是不搞政治运动，看来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总有人贼心不死，想用这种最方便整人的方式去整人，也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意思吧。巴金老人生前常有“又来了”之忧，“又来了”就是政治运动“又来了”。也确实有那么几次，好像“又来了”。我个人就曾有过“又来了”的感觉。兹事体大，不妨多说几句。上世纪80 年代初，我就翻译世界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一事，给该书三位总主编写过一封信，说到我从学生时代起，立意翻译此书的经过，后因打成“右派”，译事被迫中断时，我觉得对西方人士，须要对“右派分子”（“rightist”）作一点说明，否则他们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这顶帽子的严重性。我是这样写的：

 “……不幸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就像是在希特勒德国戴上‘黄色大卫星章’（‘Yellow David Star’）的犹太人，备受歧视和屈辱……”

后来我把此信译成中文，作为《希氏内科学》第15版中文本第六分册的《译者前言》发表。这封信后来成为《希氏内科学》的经典文献，收进出版此书的W.B.Saunders公司百年纪念文集。在国内也没有引起什么令人不快的事。但是当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好像“又来了”的时候，就有麻烦了。当然是早就盯上了，蓄势待发而已。于是抓着这几句话，上纲上线，一时间，好像又有小子鸣鼓齐攻之的味道。或曰你不怕么？我说不怕。怕也没用。不过是个比喻。比喻只能在一个特定方面作出阐释，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比喻都是跛足的。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你也可以上纲说：6亿人（当时全国人口6亿）都成了舜尧，地、富、反、坏、右呢？他们也是舜尧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混淆阶级阵线吗？

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那场运动终于没有搞起来。这是很好的事。早能如此，共和国会减少多少冤魂野鬼。

束

我是山大校友，也是束先生学生。对束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如果当年束先生没有调到山大，而是留在浙大，或是调到别的什么大学，就能免此一劫吗？不能，肯定不能。只要是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无论是在哪里，都会如此。时也，亦命也。这就是在劫难逃。因此，束

 南昌市八一大道603号39-2-101室邮编：330006

电话：0791-8621581；13803524252

回忆两件事

柯 林

这算什么教养条例

1961年12月，那时我在新兴农场基建队，队部布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我明白了两点：

1．这是最高行政处分，属人民内部矛盾；

2．劳教有时间限制，最长三年。

学习一个星期，讨论了几天，最后是自己对照“罪行”，自报劳动教养期限，算是对认罪好坏有所认识，有所提高的表现。

不提自定期限尚可，一提我就火气来了。我来农场从1958年4月19日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八个月了，这一千三百三十五天算什么？是住宾馆招待所吗？这是农场呀！我什么也不想了，便说：“我来时通知书上明白告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大恶极，应定最长三年。”管理员说：“你说点具体的罪行才好定罪呀。”我说：“我只是提了一些意见，而且大都是在机关学习讨论会上联系实际时说的，讲的是一些观点，认识，当然也有一些不满和牢骚，我说不出有什么罪。”我又说：“三反分子，还算不是大罪？三年算是宽大我了。”（注：直到1979年2月，才知划我为一般右派）他说：“你认罪态度很好，定期一年半（十八个月）就可以了。”

直到龙南队，那是1963年4月，宽大又降临至我身，提前宣布：解除劳动教养，提前了两个月；但是却不同于其它十七人：既不宣布遣送我回乡，也不宣布留场就业，算是等待处理。好家伙！一等待前后总共就是二十一年。

说到这里，我总又记起了1958年4月15日，桂林市计委主任李用甫对我说：“小柯，你错误不大，去农场劳动、学习、改造，一年半载即可回来；要是不去，就要脱离革命队伍。”我是要继续革命的，我就高高兴兴自己去市公安局报到。到那以后才知道从此失去了自由。不知道那位李主任是欺骗我还是他也上了阳谋的当，谁也不知道。可惜他已早离开人世，不然，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讲什么依法治国？这明明白白是无法无天。讲诚信，讲取信于民，历史的教训，谁来澄清，谁来补救？

我们当了一回“小白鼠”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就是学习教养条例自报定期后不几天，中午饭时得到通知：今天下午不出工，在宿舍等候。约三点，哨声响了，集合点名，一个不少。站好队，叫蹲下，并说要小便的先报告再去，回来也要报告再蹲在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便搬来桌子、凳子、饮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一个说今天来给大家治病，大家要守规定，不用惊慌，喊一个上来一个。管教员在一旁监督，一人在一旁发药丸（好像鱼肝油丸一样大小的胶丸）。管教员很认真，眼睁睁看着药丸是否在舌面上才叫喝水吞下，然后，命令回宿舍躺下，不准出宿舍一步。我吃了药丸，一进宿舍。往日的嘈杂声一点也没有了，只有轻微的鼾声。我也感觉头昏昏沉沉，连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便倒在床上睡着了；但是，人还是有一点知觉，手足想动一动都不行，头脑里是唿唿、嗡嗡的声音。大约在晚饭时才有人慢慢起来，屋子里才有响声。直至吃饭时，我仍头昏昏，眼前金光闪闪。第二天出工，一身没劲，手足软无力，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便议论：大家吃同样的药，得的是什么同样的病？有当过医生的难友断言：肯定是什么新药，拿我们做试验。而且事后管教员还警告过：“不准乱说，谁说谁负责任。”

几十年过去了，想起这件事，真还有些后怕。我们就是应当拿来做新药试验品的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说明真实原因并动员我们为革命作贡献，一定要强制吃药，又不说明真实原因呢？这完全是违法行为，是违反人权的。

2005年6月30日

                           不幸中的万幸��

                                 刘学德��

1958年5月24日

那是1956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报社新调来一位约20岁的小R姑娘，引起了一向有和尚庙之称的报社里的大小光棍们的极大关注。我当时醉心于绘画事业，对她的到来没有多大的反应。但日子久了，在谈话中，才知道她是我大妹妹的中学同学，两人很要好，她对我的家庭早有了解。我们的接触随日俱增，互相都感到满意，逐渐从同事、朋友的关系上升到恋爱。在一次幽会中，我向她提出确定我们的关系，而她面带忧郁，似有难言之隐。在我一再询问下，她才说出真情。原来，她之所以能够由道县千家洞的下放知青群中被挑选调来报社，是由于被报社的总编辑罗光泽看中了来做他老婆的。罗的年岁比她大许多，老气横秋，给人一种猥琐的印象。令她生厌，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但他位高、权大，又有一名在报社号称“高级媒婆”的人为之卖力效忠，对她不断软硬兼施，但她一直没有为权势所屈服。我听了这些，才知道罗表面道貌岸然，内心却十分丑恶，由过去对他的尊重转为鄙夷。我把此事告诉了我的大哥，大哥忙警告我，说：“这是很危险的事，他有权有势，总有一天会报复你的。”劝我与小R分手。我天真地认为自己一身清白，工作上尽职尽责，没有什么辫子给人抓，何况小R对我很好，我怎么可以辜负她的一片真诚，去讨好领导呢?我没有听从大哥的劝告，与她继续好了下去，罗十分生气，却一时奈何不了我们。��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报社已形成高潮。由于我对这场运动有一种模糊的前途难卜的预感，于是采取不参与的态度，一字未写，一言未发。有一次报社召开鸣放座谈会，点名要我参加，我以要外出组稿为由，借故没有出席。过了几天，报社又要召开座谈会，这次我科的副科长奉命缠着我，一定要我参加，我无法拒绝。但会议一直开到十一时半，我还没有发言。这时那位副科长点名要我就报纸美术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我是从来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中发言的，在他一再催促下，我只好红着脸，嘴唇打颤，就处理通讯员的一幅漫画问题发了大约不到十分钟的言。��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工人美术通讯员寄来一幅漫画，我初审认为很好，便送办公室审定。负责人也认为不错，但要作点修改。我把意见告诉了通讯员，他改后我再送办公室。可那位负责人反认为此画不能刊用，说什么头为什么画得那么大，手又画得那么短。我解释这是漫画，需要夸张，但仍未被采纳。为了尊重通讯员的劳动，我把此稿寄往《湖南工人报》，结果不仅发了，还被评为优稿，特来信感谢我对他们的支持。我在发言中，结结巴巴以此为例提了意见，建议主管领导应学习一点有关漫画的知识。另外还说：“对工人通讯员的画不宜要求太高、美术作品有美的感觉就可以登。”这就是我在会上的全部发言。��  后来那个副科长又奉罗光泽的指使找我，要我配合鸣放画漫画。我当表示拒绝说：“画反对鸣放的漫画是压制鸣放，上面有令是不允许的；画鸣放的漫画，会对党不利，所以我不想画。”他说：“这是罗总的指示，是工作任务，一定要画有关鸣放方面的，好配合宣传。报上发了，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的责任，由领导负责。”在这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我没有坚持，放松了警惕，冥思苦想画了两张漫画，其内容也只是批评审稿上的某些主观主义表现而已，最后也没有见报。��

反右开始，报社已抓出了三名“右派”，在批斗×××的会上，×××作了交代检查后，罗当场宣布：×××检查深刻，从宽作为“起义右派”，不戴右派帽子。这样报社右派就由三名减少为两名了，这无疑是不好的预兆，看来这个“右派”指标该会转授给我了。��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出现了团支书写的针对我的一张大字报，但还没有指我为右派。此时，罗要副科长通知我去谈话。说是谈话，毋宁说是谈判。��

这本是罗“宽宏大量”给我一个机会，一步台阶，如果我妥协，也许可免遭厄运，但我愤怒拒绝了。几天后，便召开了对我的批判会，定我为右派分子，罪行是：��

 ①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②宣扬资产阶级唯美论，反对美术为政治服务。��

③利用漫画恶毒向党进攻。��

每次召开的批斗会，都要小R参加，在罗的威逼之下，她只好嗫嚅着将别人的话复述一遍，但我们私下感情还是很好。��

我的解释与申辩是毫无用处的。罗利用毛泽东搞的“帮党整风”的阳谋早已设下圈套，我虽然有所觉察，可还是没逃脱他的魔掌。��

在我被划为右派后，罗看我和小R的关系依然很好，多次找她去训话，说什么“刘学德已是右派，将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会有好下场。你还和他要好，也有你好受的。”鉴于这种处境，我向她提出分手，免得连累了她，她哭着说：“是我害了你。我不能和你好下去，但我也决不会嫁给那个姓罗的王八蛋，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心满意足了。你对我的感情，我会永远珍惜的。天会有眼睛，罗光泽总有一天会受到报应的。”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被扼杀了。��

我说的话果然在几年后应验了。罗长期瞒上压下，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于1960年间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了党籍，下到三塘农科所做一名工具管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数次的批斗，开除公职，押回老家劳动改造。��

整人的人又被整，这在那个年代是常见的现象。不知罗光泽在长达20多年的痛苦煎熬中是否有所反思，对他以卑劣的手段诬陷无辜的丑恶行径感到愧疚?��给我的处分是降职留用，工资降为30元，但过了一个月，便押送我至农村监督劳动，取消工资，只发给生活费15元。直到1979改正时，我才知道，我原来的降级处分并未改变，有档案可查，对我的惩罚升级，纯属罗私自所为。我百感交集，彻夜难眠。过去的几个月，犹如从高空坠地，又被猝然冒出的一丛荆棘紧缠，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无法脱身。未来似茫茫大海，我被一只无形的魔掌推下了水，要么沉溺死亡，要么奋力学着凫水，游向那看不到边的彼岸。这时东方已经发白，我起床走出大门，被眼前的美丽景色怔住了。这个生产组是由两个山下的屋场组成，中间约有一百多亩垅田，垅中有一条小溪，两岸由一座小石板桥相连，桥边有几栋高大的樟树。其中一棵斜倒在溪边，清澈的溪水映出茂密的树影。几只小鸭在树影中嬉水游荡，流水潺潺，炊烟袅袅，绿葱葱的禾苗，发出诱人的清香。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决不亚于俄罗斯大画家什斯金的风景油画。我忙问放牛的老者这里的地名，答曰：“安乐塘。”好一个村名，真有些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时我忘却了烦恼，心想，能分到这里来，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我还很年轻，又没做过亏心事，我要记住小R的话，坚强地像模像样地活下去!��

早饭后出工，经王益祥和组长商量，分配我俩和妇女们一道到山上刨草皮积土肥。我知道这是照顾我俩。在劳动中，她们劝我俩慢慢使劲，不要太累，注意身体。过了半个多月，我逐渐适应了。以后劳动时，都是安排我们干轻活，晚上，王益祥，组长及一些社员都喜欢来我们住处说笑拉家常。当他们知道了我们被划为右派的真情时，都感到奇怪和不平，从此对我们更加友好和关心。大概过了两个月，我得了病，发高烧卧床不起，社员们纷纷来看望，特别是王益祥的妈妈，为我找药送水，不时守在我身边，不是亲人胜亲人。��

到了1958年秋天，随着“大跃进”进入高潮，成立人民公社，高级社改为大队，生产组改为生产小队。村村都开办了公共食堂，我们也进了食堂吃饭。这时中央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了，要求超英赶美，提前跨入共产主义。于是各级领导瞎指挥，一平二调，浮报虚夸之风盛行。这股风也打破了安乐塘的平静。一天晚上，市里来的一个蹲点干部，命令我们这个生产队，在一个晚上要在田中选出良种五百斤。队长很为难，男人已调出干别的活，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和妇女，这个任务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的，但又不能拒绝，只好派我们这帮人下田去选。

时至深夜，还只选出百多斤，露水打湿了大家的衣裳，冷得发起颤来，更有那小儿啼哭，盼着他们的妈妈回家去。队长见此情景，便说：“大家随便摘些满数就成了，反正上面不知道。”但事后那位蹲点干部不知怎么察觉了，他深知治不倒农民，就把我叫去审问一通，说主意是我出的，妄图破坏大跃进，要严厉处分我。我当然不会承认，他又要我交待是谁指使的，我说不知道。正在这时，队长连忙赶来，承认是他的主意，与我无关，结果他挨了批评。

后来队长对我说：“听说你被叫去，我真担心你会有亏吃，所以连忙赶来承认，顶多撤了我的这个小小生产队长的职，若是你那就惨了。”这事虽然与我无关，但我还是从内心里感激他保护了我。在那不明不白的年月里，要嫁祸于人是极容易的事，何况我是个右派，又到哪里去喊冤呢?��

一时掀起放卫星运动，公社书记的卫星田被安排在我们的生产队里。搞卫星田照例用人海战术。这天，从各队抽来四五十人，我也在内，站满小小的一亩田的周围。只见公社书记对我们大队书记指指点点说了一顿就匆匆地走了。接着大家就挑肥下田，大淤、豆饼、猪屎以及黄豆足足下了20多担。莳田时，要求密植，能在秧上面放鸡蛋不落地。据说这样亩田就能产几万斤粮食来。几十个人忙了大半天，才完成任务。事隔多月，大队通知我们几个“老右”去卫星田，一看禾苗确比一般的稻长得高壮，但由于密不通风，已出现黄叶，要我们梳掉。到收割时，却没有通知我们去分享放卫星丰收的喜悦。我问王益祥，他没好气地说：“你们那次去后，不到一个星期，禾全部起了火虫烧死了，放个屁卫星，莳得那么密，肥料又放那么多，既不通风，又太肥，稻子怎么受得了?不烧死才怪。真是劳民伤财，一窝蠢猪!”

我只有抿嘴一笑。��

大跃进在继续深入开展，公社要组织一些人写标语、画壁画、搞展览、美化各队公共食堂，宣传“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上面得知我是个画画的，后来的几年里我很多时间都被调去搞这项工作。我内心庆幸因为我还会画一点画，吃起所谓“软钱”了(拿笔杆子)，可以少干农活，引起同类者的羡慕。��

经过这场狂热、愚昧的大跃进运动，全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摧残，本很贫穷的农村更加贫穷，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然而上面还是不断布置我们到处去写美化“大跃进”的标语口号。我们所走到的公共食堂，已经是空空如也，灶上不出烟了。有一次，在另一个队里，遇上同类者刘贤灿，他拿着一菜团子给我看，说是他们吃的。我一闻一股馊臭味，令人作呕，这个所谓“菜团子”是红薯藤加粗糠皮做的。我说：“这怎么能吃呢?”刘说：“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不知道以后有什么可吃呢!”还有一位同类者叫时力行，曾和我在一个生产队，后调至另一个队去了。宁波人，年过五十，原在一个工厂任会计，为人老实忠厚，不知他怎么也沦为右派。妻儿都在宁波，和他划清界线，不再理他了。于是他孤寡一人，没有什么接济。那时一个月15元的生活费又有多少用场?何况有钱也买不到吃的，结果活活饿死在他所在的市郊杨柳大队。“改正”后，他的妻儿又想起了他，来衡阳寻找，结果连个坟墓都没有找到。那时全国的人民和同类者，饿死者何止他一人，有资料说是4040万!��

大约60年代中期，蒋介石叫着要反攻大陆，公社接到上级命令，必须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集中看管。我们公社这个管点设在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约有六七十人，由民兵看管，整日劳动，主管的是市公安局派到郊区的特派员杨孝松。他表面严肃，其实对我们比较和善。他要我负责宣传工作，有一次还派我至江东区东阳渡和我们同样的一个管点去搞宣传展览，所以我的行动还比较自由。一直到这年底才宣布解散，各回各队。很久后才知道，这样的集中，一旦蒋介石真要反攻大陆，我们这批人都得挨枪毙，来个斩草除根，好险呀!

到1961年，不知毛泽东怎么发起善心来了，要求对“改造好”的右派“摘帽”并重新安排工作。我市由统战部出面，把我们这批监督劳动的右派集中到东阳渡对面的果木园艺场，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名曰加速改造。在十月国庆时，宣布摘掉第一批右派帽子共四人，十一月间，又宣布第二批共七人，我有幸在其中。当时把我们七个人都分配去由公安局、民政局联合办的收容所当管理人员。我向统战部的颜干部说明，我没有能力搞好这个差使，还是想干我的本行美术工作。他说：“你要回报社是不可能的，那是党政机关，你想去哪里就自己去联系吧!”我经友人的介绍最后去了市京剧团搞布景工作，工资定为行政的最低一级月薪34元。��

京剧团当时还算民办的，只有书记和一位副团长由上级派来。演员多是旧社会出来的，演的是传统戏，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外地流动演出。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不浓的环境里，我苟且偷生，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大概是1963年春，支书找我说：“上面有精神，对你们已经摘了帽的工资要调整，原为21级的只降一级，你原为22级，应调到23级。21级以上的降两级，不久就会落实。”后有消息说，将会对右派进行甄别，搞错了的可以平反。听了这些，我心中当然高兴，可是后来再也没有消息。事后听说，那是统战部长李维汉搞的，毛泽东知道后大怒制止了，还撤了李维汉的职。��

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某天市文化馆馆长廖蔚中和剧团副团长谢培城突然来找我，在剧团办公室内廖声色俱厉，像审犯人一样审问我：“你参加了一个以我馆彭启宇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你必须老实交待你们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我一时真感莫名其妙，回答道：“没有那回事。”他马上怒起来：“你不老实交待，有人检举你们曾在白沙洲一棵大樟树下开过秘密会，其中有×××……”，我说“×××我到现在都不认识。”接着他又问：“你去工人电影院看过电影吗?”我说：“电影是经常看，我还很喜欢看。”“你去过电影院美工室林容聪那里吗?”我说：“电影没开映时我去坐一坐是常事。”“谈了些什么?”“还不是谈看电影。”“那你们谈过电影《红日》吗?”(后来知道这是一部受批判的电影)，我答道：“我随剧团在外地演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最后，他审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站起来严厉地警告我：“×××是没有摘帽的右派，还有湘剧团的李海龙都老实交待了，你顽固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应该知道你过去是右派，现在也是个摘帽右派，将会受到罪加一等的惩办。”

说完就愤愤而去。谢副团长一直坐在那里没说一句话，他一直对我是同情的。从此后，廖再也没来找过我。后来我问李海龙你都坦白了吗?李大怒道：“哪有那回事，全是他造谣陷害，他被我臭骂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若干年后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斗争廖时，他说了真话：“当时彭启宇定为思想反动分子，平时看到许多搞美术的常到他那里，我为了立功好升官，就奇想出会有一个以彭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存在，就把市里差不多所有搞美术的人划进了这个集团。成员中如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更说明他的反动，所以就少不了要找刘学德这样的人。”��

当时四清文艺工作组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大案表扬了廖，并上报市公安局，好在公安局经过调查找不到什么证据，才罢休。��

在那个以斗为荣以斗为乐的年代里，一些人的灵魂扭曲了，想通过制造各种冤案，踏着别人血渍往上爬，这种人多么恶毒卑鄙。这是毛泽东时代的特殊产物——政治腐败。��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这些“右派”及“摘帽右派”又成了革命的对象、剧团停演闹革命，我表面上故作镇静，内心是十分恐惧的，每看到街上一串串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的所谓“牛鬼蛇神”，其中有我认识的“摘帽右派”，更是胆战心惊，每晚都无法入睡，不知何时灾难轮到我的头上来。��

经过一段时间，无人写我的大字报，更没有抓我去游街，心中稍感宽慰。这一次，我又遇上几位好人。我进剧团时，就一直和李崇保同住在保管室。他只是个打小锣的，但他是党员(那时剧团只有几个党员)，年纪与我相近，虽然没有官位，但颇有威信。为人和善正直，许多事他说了管用，没人管的事都是他管，所以被称为“不管部”部长。他和我一样是光棍，我们朝夕相处，渐渐有了友谊。他问我过去，我坦然相告，得到了他的同情，处处都维护我。加上我在剧团多少年来，从没乱说话，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任劳任怨，每当排演新戏，布景任务繁重，我是惟一的美工，日夜加班，经常“连轴转”，总能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我对同事，不论老少，都非常尊敬，从没与他们有过争吵，所以他们都觉得我为人老实。文化大革命中，我更是埋头工作，没参加任何派别活动，加上有李崇保这把“保护伞”，剧团两派都没有为难我，让我在那疯狂恐怖的日子里得到偷生。��

但在1968年间出了一件事。有天晚上演出完了后，我见前台刘太山主任搬来一把长楼梯爬到舞台前方高处，把一个已挂了多年的向阳花(葵花)图案摘了下来引起了我的疑虑。回到宿舍，忙问李崇保，李向我大叫道：“你还不知道，你撞祸了!你怎么把向阳花上的花瓣画成了12片?说是像国民党的党徽(因它是12个角)，这是花鼓剧团书记的老婆看出来检举的。这个女的真是吃多了饭，不看戏，眼睛却那么尖看到上面去了，而且算得那么清楚，我们天天看都没有看出来。就是12瓣，又怎么联想到国民党党徽上去了呢?真是太无聊!”我当时吓得脸都白了，出了一身冷汗。我知道这事的严重性。曾听说过，也在报上看过，有人出过类似的事，受到残酷的批斗，有的还遭到逮捕判了刑，何况我这个“摘帽右派”，这下可完了。我急得哭起来，忙向他解释：“我是一直很注意这个事的，记得那天我正在忙于赶画布景，刘主任拿来一块胶合板要我画一朵向阳花，锯好后挂在舞台上方。当时我没有多想，鬼使神差地随手一画，没有去数一下花瓣，便忙于干别的事，他也匆匆走了。我早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怎么会明知故犯，自投罗网呢?”李说：“我当然相信你，可现在是在刮这股风，你还是快去找驻团的军代表小马解释说明清楚，这就看你的运气了，当然我会为你说话的。”我赶忙去找小马，他听了我的陈述，没有动气，只是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如果你有那种思想，就要好好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你回去好好想想。”过了许久，军代表和造反派都没有来找我。后来听李崇保说，他和谢副团长及刘主任极力为我说话，又找了一些人进行调查，其中找过李海龙(湘剧团美工，出身好)。李说：“我也有时不注意画过12瓣的向阳花，但花的形象怎么会与国民党党徽相同呢?真是乱扯蛋!”军代表小马为人较正直，也就没有再追究，使我又逃过一劫。��

1971年上级来指示，本市四个剧团要合为衡阳市文工团，谢副团长对我说：“上面说现在的文工团是江青领导的革命文艺队，政治上要求高。我们想留你，可上面军宣队领导不同意，我们就无法了，现在准备调你去饮食公司子弟学校教书。”我内心是不想离开剧团的，尽管工作繁重，但已在此工作十年了，大家都了解我，在各次运动中都没整我，这里是我的避难所，新单位又不知如何。但军宣队下令要我走，我岂能抗命?于是我提出：要我教书，一是没有能力，二是政治条件也不符，是否可另去一个地方?谢副团长马上答应我，可自己去联系。经友人介绍，市毛巾厂需要美术设计，我便找上门，结果被录用了。毛巾厂是一家有一百多人的国营小厂，多是婆婆妈妈，原生产布匹，后改生产毛巾。毛巾上要印花，所以需要美术设计。在文化革命高潮时，也有几个人起来造反，因多是中老年妇女，“造反”精神不强，每来运动，只是拉出原有的一个资本家及一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开一两次批判会就了事。我去后，由于不断努力，设计了许多新图案，增加了许多新产品，在全国及省产品评比会上多次得奖，从而使产品畅销，得到领导及工人群众的好评。所以我一直呆到打倒“四人帮”算过得平安无事。我为又落了一个好地方感到庆幸。��

我去毛巾厂这一年，已经是38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不久经我父亲的友人介绍，一个农村姑娘来到我的面前。她叫肖莲芝，22岁，家住近郊，家境不是很好，弟妹七人，她最大，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父亲是生产队长。见面时，我就毫不隐瞒地向她说明，我已38岁，曾划过右派已摘帽，以及收入及家庭情况向她一一作了介绍。她对我的年龄有怀疑，说我没有38岁。我拿出了户口让她看，她才相信，认为我是个诚实坦荡的人。至于右派问题，她表示不在乎。经过两个月的交往，她主动向我提出结婚。此时我反有犹豫说：“我对你是满意的，但你对我并不很了解，希望你还是多了解一段时间。”经过一年的接触，除了看看电影，说说话，我连她的手都没有去触一下。她认为我确是个厚道可信的人，到年底，我们才结婚。��

去城南结婚登记处，却遇上一位“好心”的女干部。她看过双方的介绍信后，鼓着两眼盯着我不客气地问道：“你多少岁，是第一次结婚?”我说：“介绍信上不是写清楚了吗?38岁，初婚。”她又问“怎么现在才结婚?”我也老实回答：“过去划了右派，多年前已摘帽，时间耽搁了。”她马上眉头一皱摇着头不理我了，接着问小肖：“他这样的人，你怎么同意和他结婚?是否是你父母得了他的好处包办的?还是他骗了你?”一连串的问题紧迫小肖，小肖却干脆明白表示是自愿的。那个女干部又说：“你年轻不懂事，还是要多想一想，不要上别人的当，这不是好玩的事。”她不断做小肖的思想工作，言语尖刻，表面上好像是对小肖关心，实际是有意羞辱我。我又恼又气，真想臭骂她一顿。但我尽力压制自己，一声不吭，耐心等待。在小肖多次表示是自愿的，没有受骗后，她才迟迟提起笔，还一边唠叨：“开了结婚证，你们就是夫妻了，以后你不要哭哭啼啼来找我开离婚证!”小肖说：“谢谢你的关心，不会的。”她开了证明，我俩拿着结婚证急急离去了。��  后来小肖对我说：“自从我和你好了，我父母倒很开通，尊重我的选择。可是村里干部及一些群众倒反对，说了不少闲话，我没有反悔，我相信你是可以信任的。”��

事实证明，我和她结婚几十年来，相处是美满的，她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女人，不仅贤惠勤劳，聪明能干，为人忠厚善良，长得也漂亮。结婚后，她没吃过一天闲饭，起初还住在娘家，依然坚持干农活，怀孕几个月后才到城里，还到处打零工。到临产前还在修防空洞赚钱，没有半句怨言。她的父母从来没有麻烦过我，反而不时送来不少的农产品，实在难得。��

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小肖也进入了毛巾厂工作，我们的生活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两个女儿健康成长，一家人和睦亲密，我充分享受到家的温暖。��

朋友们都很羡慕我，说我的父母积了阴德，感动了菩萨，送给我一个好老婆。我也认为，在我的半生坎坷中，这是上帝赐给我最大最好的补偿。我终生感谢她的父母，感谢她，如有来生，我还要找她的。��

在反右运动中，我由一个纯洁热情、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和艺术的青年，变成“人民的敌人”；和几十万“同类”一样，度过了充满屈辱和痛苦的二十余年，虚度了生命中最好的年华。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

然而我又是幸运的，在艰难的日子里我遇到不少的好人，如农村中的王益祥，剧团中的李崇保，谢培城，刘太山及李海龙，公安特派员杨孝松以及许多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与我无亲无故，但他们无私地保护帮助了我，使我一次一次地逃过厄运。世界上还是好人比坏人多得多，他们的恩德虽然不能一一报答，但我会永远记住他们。如今，王益祥、李崇保、李海龙等都已离开了人间，我衷心祝愿他们在天国过得愉快、美好；更衷心祝愿还活着的好人们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好人啊! 我永远想念你们 !��

“品种齐全”的衡阳“反右斗争

鉄   流

我知道衡阳这个名字是五十年代被划为“极右”、在“劳动改造”的滇沛流离中，一次翻阅乡人才女黄娥写给流放丈夫杨升俺的诗：“雁飞不曾到衡阳，支字何由寄永昌？三封书简妾薄命，六朝风烟君断肠”。才知它是湖南第二大城市，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均在这里出生。因它又有“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传说，故又称“雁城”。可在那“红旗漫卷农奴戟，�手高悬霸主鞭”的“阶级斗争”岁月，不因为它是“伟人”起事的乡省，就逃脱了“阳谋”一劫——也是个疮痍满目的重灾区！

据《衡阳市志》记载：1957年当时这个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共挖出右派集团118个，划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党员187人)，占反右单位总人数的8.86%。右派分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的1772人，占45.98%。市民盟、民革、民建三个党派32名市级委员有18人被划为右派，占56%。全市中小学教师被划右派的比例达15.5%。还有一部分被划为中右分子。对这3854人的处分，70%以上是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和保留公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余的人，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大部分被强制下放农村。这些人被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工资大幅度降低或取消。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人口较多，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以至衣食无着，挣扎在死亡线上。”好些人因此提前离世。

新近翻阅难友应山红主篇的《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实”，在460页上读到牛德山先生所写的《迷糊、聋哑及其它》一段反右纪实史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些一味媚上阿上的昏官庸官黑官，为了证明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竟将一大批最善良、最底层的小学教师、售货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她）们中既有什么也搞不清楚的迷糊人，也有又聋又哑的聋哑人，还有目不识丁的工人和未成年的花季少女……筒直就是它妈的瞎胡闹，彻头彻尾地整人害人，哪有什么“正确”、“必要”可言，纯是凑数拼数，五花八门，品种齐全。在人们心目中以为右派总是多少有点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或官场中人，然而不是啊！请看下面這几个例子。

迷糊人李霁月

她是浏阳人，反右时已年近五十。虽是教师，文化水平却低得可怜，滥竽充数地教着初小一年级。她生性孤僻与同事很少交往，除了在课堂上平时难得开口，每天教完几节课便闭户不出。每次集体学习，她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打瞌睡，不论人家怎样批评以至嘲弄，就是不改。时间久了大家习以为常，便听之任之。

她是独身，闻说解放前曾与一个花花公子同居过，后被遗弃，从此再未婚配。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朝鲜的领袖是谁，志愿军司令员是谁，一概不知。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中，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也说不明白。1958年寒假集中整风反右，在小组鸣放会上她照例打盹眯糊。工作组的同志喊醒她问；“刚才×××的发言，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认为他的发言怎样?”��

“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就这样，她便因“支持右振和右派一鼻孔出气”而与×××一并落网了。此外还有一条罪状，就是她曾在闲谈中说过“我那里卖的油条细得像筷子，风都吹得起。”那当然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了。她被押送农村监督劳动，由于有一双解放了的小脚，又是高度近视，在田埂上走路还要别人搀扶，手无缚鸡之力，连个小锄头也举不起。怪不得农民为之叹息说；“这号人怎么也送到农村来?真造孽啊!”队长只得安排她带几个孩子。1961年被调到社会主义学院。请勿误会，以为她入了高等学府。这个学院其实是个短期政治学习班，对右派或摘帽右派来说，仍是个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思想的场所。一天来了两名外调人员找她谈话。右派们都是非常敏感的，对这种难见的新鲜事纷纷猜测议论：难道要摘掉她的右派帽子?凭她这样的表现，哪里够资格，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了几天，那俩人又来了。一个大胆的右派去偷听，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李霁月是我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堂妹。在国共争夺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李贞将一个儿子托付给她抚养。李霁月多年忍饥挨冻历尽艰辛把孩子养大成人。没想到就在临近解放时孩子高中毕业了，竟在一次游泳中不幸丧命。她为此内疚痛苦万分感到无颜见亲人，所以解放后虽然李贞谅解了她，一再派人接她去北京，她就是不去。这次来人还是奉命来接她的。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如果去北京将军府处境必会好许多，但她仍坚持不肯去。以后的情形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她一人住在江东一间小破屋里，衣衫褴褛，瘦小佝偻，改正后病死时孑然一身。打盹几分钟，受苦半辈子，你说冤不冤哉！

聋哑人高扬秋

他十岁那年因病而全聋半哑，久与之相处，可勉强听懂其结结巴巴的短语。解放前他靠卖黄泥河水谋生，与地下党员查微结识，被培养担任交通员，传递了许多秘密文件，无一闪失，不久加入了地下团。他没有上什么学堂，但聪明好学曾把字典抄写过三遍，练成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流畅，又擅长绘画。解放后先后在市总工会和市工人俱乐部(现工人文化宫)工作，多次被评为三好团员和先进工作者。1958年5月，反右斗争已近尾声，领导上却亲自找他苦口婆心动员：“你是团员，是党的助手，要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你又是残疾人，会有什么野心?尽管放心好了！”于是他写了张大字报，提出几条意见：��

一、市总工会主席处理某件事欠缺民主协商，造成损失；��二、某某干部系起义人员，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与政策不合；三、自己年轻，工作量大，粮食定量少了些，是否可增加一点。几天后就宣布他为右派。

在批斗会上大家声嘶力竭地讨伐，口号声如万炮齐发，他无动于衷雷打不动，左顾右盼不知所以。最后认为他顽固不化，从重处理，开除公职和团籍，被押送株州劳教。株州方面的人说衡阳人发癫了，坚决不收。他在株州只过了一夜就被退回。在衡阳劳教所一个管教人员叫他拉一车煤，他发现煤是公家的，煤却往那人的家里送，便愣头愣脑一本正经地提出抗议，得到的回报是加大劳动量。在一次用船运煤去东江镇时，要他一个人担两吨焦炭上船，又命他拉纤。烈日曝晒，汗流如雨，他拉了30多里水路，只吃到两个小馒头，晕倒在湘江河边；不谙世事，自作自受，你说蠢不蠢？当然后來活活被整死了。

工人李君健

1958年，他是衡阳市二医院放射科工人，一生酷爱京剧，同事中的赵真琦、卓德章也有同样爱好。事有凑巧，赵有历史问题，卓是副院长、农工民主党成员、外科专家，本市有名的“一把刀”。这两人在反右斗争中，一个按反革命处理，一个判成了右派，于是李君健也跟着遭殃。主要罪名有二：1.与赵、卓关门听收音机，虽然实际上是欣赏京剧，却硬说他们结成了反党集团，在偷听敌台。2.李是单身公，一向不修边幅，对人说衣服难洗，特别是领子和袖子最脏，最难洗，便说他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二十多年后，给他下的改正通知上写道：对他改正的主要理由是划右时他系工人，而中央当时明文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准划右派。但是，此时他已四十四岁，时光不能倒流了，不是右派又怎样？白白受了几十年罪，敢去找专横不讲理的共产党吗？

少女梁秀春

1940年她出身于衡阳县确山乡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日寇入侵衡阳，4岁的她在逃难时散失在丛林里，如不是被人发现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1956年她就读于私立大刚会计学校，被地区百货分公司招去在秘书科当打字员。因眼睛不好，次年到祁阳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站柜台，或摇着巴浪鼓挑货下乡兜售。17岁的少女天真浪漫充满幻想。1957年全公司30多人已揪出14名右派，成绩名列全县。这个单位在揪斗右派中有个创造，凡要揪某某人事先画好头像用白纸覆盖，临到批斗时才揭开。除夕那天小梁去上班，见墙上又贴出一张头像照例被遮盖着。她抱着孩子似的好奇心，猜想着这排行第15名者是谁。刚走近墙边就被人团团围住，揭开白纸一看正是她的头像。罪状是什么呢?

1957年10月正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某日一顾客递给她一卷纸，说是对公司提意见。她随口答应顺手代贴，原来是批评公司经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刘继波抛弃结发妻另觅新欢，是“新陈世美”。于是，便定她“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并且是“反党集团”成员。而她与那名顾客并不认识。此外，她说过1954年粮食统购统多了，还发生捆绑吊打现象；农村互助组转初级社又升高级社，步子太快了；1956年肃反外调人员满天飞，差旅费开销太大，有些可用函调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肃反运动”。她遭到辱骂殴打，遍体鳞伤，三天三夜连续批斗，逼她交代“反党集团”的头头。她只有十七岁，上报的定案材料竟写成二十岁。她受到开除干籍留用察看、降薪的处分，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她不断申诉。到了1961年底，上级查明她的年龄确实被加了三岁，便作为特殊案件进行甄别改正，恢复了干籍，留了一个“留团察看一年”的尾巴。她被安排在白水百货批发部工作。到1968年底她临近分娩，又被揪出来，说“1957年划右派年龄不够，现在够了”。批斗会结束后一个小时，孩子呱呱落地。她再次受到降薪发配农村的处分。从少年到中年，梁秀春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而那个挟嫌报复陷害无辜的公司经理却官运享通，步步高升。

毛泽东治下的中囯就是如此，作恶的步步高升，干事的天天受罪，变人为鬼，封妖为官，举国一样，比比皆是。仅管反右斗争已整整52年，至今仍 是“必要及时”的德政，只是“扩大化”而已。不“平反”、不补工资、不赔偿，还不准提及，不知当局安的什么心，还要再搞一次“反右斗争”么？不知胡温的“和谐社会”对此作何解释？难道就算了吗！

这笔欠账永远记在历史的铜柱上：反右斗争所坑杀的不是五十五万中国的知识人，是中华民族的正直、正气、正直！

大山深处走来的年轻人

——谁打开了地狱之门

姚孔亮

滇南的哀牢山，异峰奇岭，巍峨峭拔。混浊的红河带着土红的色彩汹涌澎湃，昼夜不息地奔腾在弯弯曲曲的山谷，造就了山里人纯朴、刚直、勇毅、坚韧的性格。

五十年代初期充满希望、理想的年轻人，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建设美好、幸福的新中国有着坚定的信心，满腔的热情拼命地学习、工作着。姚孔亮这个山里人，在红河县也不例外，而且是走在前列的佼佼者。谁能料到，那个凶险的丁酉之年，他从一个戴着优秀教师的桂冠、团支书记重点培养入党的对象一瞬间——听到大跃进中，一个基层干部出狂言：“在大跃进中发怨言的人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他在帮助党整风鸣放会上提出批评：这个干部的话不妥——就被扣上了一顶右派帽子，罪名是反对大跃进，于是他走进了地狱的大门。

1958年春末，姚孔亮被戴上右派帽子从大山中的边城走出来，进了设在开远卧龙谷的农场，（集中了红河州被处理为监督生产的右派）。1959年6月下放干部回收后并入弥勒东风农场，此时的东风农场已是一个集中500余右派（少数、反、坏帽的人）监督劳动的农场。

1959年初，东风农场的饥荒才开始，卧龙谷农场并入后已蔓延开来，姚孔亮和我分在一作业区（有四个生产小队）—— 一小队。初见他，不高的中等个子，浓眉下一双聪慧有神带有宽祥的大眼睛，机灵中透出憨厚的山民性格，待人十分和善。在饥饿的情况下人均要负担四十亩的旱地作物（苞谷、花生）。劳动强度之大，时间之长世所罕见，都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有着山民体质的姚孔亮在近三年的磨难中终于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东风农场的干部，大都是下放后留下来的。有的作为骨干，有相当一部分的档案上有内控字样或中右，他们以十倍的狂“左”对待这些遭难的人。记得一作业区的指导员张致泽（虽是师范学校的教员），系中右，曾主持过因“偷”花生打死李元德，重伤解传宝的斗争会。那天上午在宿舍里的打斗会，姚在难友中是个十分善良的小伙子，不伤害任何人，更不会告密，打小报告。他躲在破旧的蚊帐里坐在床上一言不发，那些同类相残者有些对他很有意见，主持人即改变方式，下午集中全作业区的“积极”分子（打手）在一间空中楼阁房内打斗，大部分人出工干活。幸而小队长桂宝华（坦克兵专业的下放干部）内心对这种打斗颇不赞成，看在眼里说不出来。对姚则刮目相看，以后处处给以关照、保护。1960年初即摘去帽子，成了老撤。像这样的干部在农场是很少的，从场部到生产小队长几十名干部中就两三个，他们们赢得了难友们的传诵、赞赏。大多数干部严厉的对这些右派进行监督，争着表现自己有坚定的立场，进行阶级斗争的觉悟，争当左派。不折不扣贯彻领导指示，作恶多端的也是极少数，有着痞子的本性。1961年12月桂宝华队长关心撮合，他与水利厅来的摘帽女右派杨若兰结婚，是农场少数右派结婚的第一对。成为21年的“幸运者”。姚孔亮摘帽后就调去养猪，他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不论干什么都能钻进去，做出成绩来，为保持饲料中的营养免受破坏改热煮为生饲料。在农场的养猪场“扭亏为盈”中名列第一。在那种体制下，极低的所谓工资，全靠姚的事业心干出来的。紧接着姚又调去养鸡场，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共同养鸡。从此养鸡事业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是他生命的全部内容。

小两口白手起家，没有饲料粮，喂鸡的那点粮食就到秋收后的大地里搞小秋收，设法搞点油枯，米糠加菜叶来喂鸡。靠传统方法，老母鸡抱蛋，一窝13-15个蛋，出壳8-10只，成活养大6-7只就很好了，所以每年都在300只的水平上徘徊。发展当然是缓慢的，他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省吃、俭用买来有关养鸡的书籍，从有关杂志上了解到发达国家日本、美国现代化养鸡场的发展水平，鸡肉已成为人人都享用到的肉食。看看我们这个小养鸡场的现实，价钱十分昂贵，全场800多个劳动力，老难友谁能吃得起，基本上为场部干部和外来客人服务，变成了稀罕的食品，一般人员只有病号、产妇才能得到几个蛋（交钱后拿着场部的批条才能得到）。那时，姚心里就定下宏愿，一定要把鸡养得多多的，让人人都能吃到鸡肉和鸡蛋。小两口刻苦钻研、学识互补，先搞成了温化孵化法，又自制成电孵化器及相关设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文革后他已达到专家的水平，完全可以到农大的讲坛上授课了。

养鸡场成了姚、杨这对患难夫妻的“世外桃园”，没有了晚上捆绑吊打的斗争会，没有了不论白天，黑夜无休止的“义务劳动”，没有了提防“犹大”的告密……但他们在场部那些干部的眼里终究是摘帽右派，仍然是阶级敌人，是贱民、是牛鬼蛇神，只不过是这许许多多不幸人群中的“幸运者”。

创办鸡场的坎坷路

文革后在农场难友之间暗传着两句话：“毛升天堂，我们出地狱。”果不其然，大独裁者、暴君终于松开了紧握大权的手——死了，应验了。1979年初难友们都离开了地狱，走出了农场的大门。姚孔亮被安排在州畜牧兽医站，到位即被州农业局抽去做土壤普查工作。经常到各县出差，市场上鸡和蛋都很少的现状，使他对养鸡事业难以释怀。此时农场派大员到他家请他返场，准备办个大型养鸡场，他颇为心动，但又不愿回到那个葬送了多少人才想起来就使人伤心的地方。1981年春天来临，滇南的气候是十分温和的，那天，一辆吉普车驶入农科所——开远要办养鸡场，知道他是养鸡专家，特意请他去帮助建场。经过双方领导协商，他被借调到开远成了筹办养鸡场的主角，而且一个配角也没有。事情是样的：八十年代初工业调整中开远氮肥厂停产下马，为了安排厂里无着的工人和待业青年，市里决定建立现代化养鸡场；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场地的基础上，办有一群不懂得养鸡的下岗工人的养鸡场！所幸的是他又回到心爱的养鸡场，继续他的养鸡事业。

成立建鸡场筹备组，他任副组长，实际上一切都是他主抓；从选址、场区布置，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紧张有序地进行。工人们热情很高，认为有他这个专家就有了靠山，个个信心十足。这时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没有一点养鸡技能的工人，怎么能上岗养鸡呢？当然不能，办培训是个好办法。下决心！因陋就简，没有教材自己编写，理论结合实际的教材更能使学员们容易接受。第一期当年6月1日开学，一个月后结业；第二期以课堂讲授和实际饲养操作相结合。使学员结业后就具有上岗操作的能力。养多少只鸡来供大家实习呢？这是个争论得很激烈的问题，也是一个认识客观规律的关键问题。何况鸡舍未建起，养在什么地方？进鸡苗的款从哪里来？在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大家都看着他这个专家。他说：“养100只也是养，1000只也是养，10000只也是养，只要有地方。”县委知道后，把刚建好的看守所供给他们办学习班实习用。他从昆明实验鸡场一次就进了鸡苗2000多只，并告诉大家8月培训班结束，中秋节就可供应上市。大家都觉得专家有些冒失，不少人为他捏把汗。他带领着学员们，从课堂讲授到实际操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此同时为了让学员懂得操作孵化技能，从上海进了一套孵化设备，就在院子里搭起栅子把设备安装好，开始教实践孵化的培训。为了练就青工学员的过硬本领，特别是在防病治病上来不得半点虚假。为便于教学管理，他和学员们吃住在现场。机遇总是给幸运者，而幸运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总是给那不怕艰险、勇于奋斗的人。中秋节前，第一批2000多只肉鸡上市了，第一批7000余只幼鸡出壳了，使建场的资金有了着落，工商银行也答应给予贷款支持。这两个第一批震动了滇南重镇——开远。

到当年年底，半年多的时间建成一个五万只蛋鸡规模，包括孵化、育雏、育成、蛋鸡、种鸡车间，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建成生产齐全的机械化养鸡场。

现代机械化鸡场已建成，事业有了成就，他的名气大了，媒体，各级领导、宾客接踵而来。有参观的、有访问的、有来作视察、指示的；有要求传授技能办场经验的，要求帮助建场的。这期间他脱离了鸡场的工作，为省畜牧局办了养鸡培训班，为个旧、师宗、石林等地先后办了七期培训班，培训人员300余人次。帮助个旧卡房建场，州民政局、师宗乡镇企业，石林等地建立养鸡场的工作。曾被师宗聘去担任养鸡场场长近两年。1987年他从师宗回到开远鸡场。一看大惊失色，几乎一口气上不来：原来在他离开的这些年，养鸡场的头头们贪大求多、急功近利，不务实、讲排场，上了罐头厂，食品糕点、饮料饭店、养猪、食用菌等项目。由于技术资金、管理都跟不上，资金分散，一样都搞不好。1987年亏损高达130多万元，债台高筑，资不低债，濒临破产。他辛辛苦苦倾尽全力创办的养鸡企业，本可大展宏图，却被无能、利禄之辈搞成这样一个烂摊子。在这样的局面前，他除了愤怒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深知就像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要让他起死回生是多难呀。他想还不如返师宗养鸡场，去发展那里的事业。他拒绝出任场长的决定，支部书记、主管领导都来做他的工作，伴以党员要服从组织和决定等等，他都无动于衷。然而，面对几百工人要求他出任场长的呼声和信任，他不得不考虑。工人们说：“只有你姚场长能收拾这个烂摊子，让它起死回生！”最后他只有硬着头皮，接过这个烂摊子。

接手后比他想的还要糟，鸡群疾病丛生，死亡率高，成活率低，每天产的蛋顶不上早已收过的预付款，每天需用的饲料款都没有着落；财政不给钱，银行不贷款，那些当年来视察，发指示的官员们一个个都避得远远的，谁也不会来帮帮他，职工工资发不出。千头万绪，至关重要的是解决资金问题。首先向职工摆明鸡场的困境，已到了资不抵债的破产危险境地。必须紧紧依靠工人群众，稳定人心团结起来、整顿纪律、共渡难关。经与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决定在职工当中集资入股。职工们认清了失败的原因，相信他这个场长带领大家能走出困境，创造新的辉煌。大家积极性很高，很短时间内就集资20余万元。

为了鸡的防疫，使引进的优良鸡种——法国的伊莎鸡能有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只有把鸡场原有的鸡全部淘汰，从头到尾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腾空、消毒、净化。为了引进伊莎鸡种与杭州养鸡场软磨硬泡，并以“支前”须要为由，终于引进了父母代的伊莎优良品种，形势很快起了变化。随着新鸡群的更新成长，一车车鸡蛋销往昆明附近地州、销往广西南宁、北海直达海南岛。

在结构调整中坚决停掉与鸡无关的项目，专一把鸡养好，不断开拓进取，不花国家投资，把五万只规模的场扩大到12万只规模，生产上攀登了一个新的高峰。

职工们在欢庆建场10年之际，贴出巨幅横标“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说得多么好啊！养鸡场的职工们底气很足，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利润超过50万，100万，成了开远的盈利大户。农业部派专家10人前来考察，他们带着疑问来，开始向他们汇报还不相信，“真是这样吗？”最后他们信服了，并说：这样的成绩全国少有，建议将开远列为全国禽蛋生产基地。次年“全国畜牧业工作会议”在昆名召开，交由他们养鸡场在昆承办。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他的名气在全国叫响了，各种头衔“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纷至沓来，《云南日报》头条新闻报道《西南之星》将他收入《中国专家人材库》《二十一世纪人材库》，平时他的一些话也收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格言集》《中华名人格言》。人一旦出了名各种媒体都会找上门来。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醒的头脑，每一次成绩的取得，事业上每上一个台阶他都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市里虽将出国考察的名额给了他，为了节省1.5万元公款，他主动放弃。市职称评委摧促他写材料解决他的高职问题，正是工作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对这个关系到个人工资待遇的大事，他却满不在乎，他淡淡的说：“写那么多材料，我哪有时间啊！”就这样他把高职也放过了。省畜牧局要把他调到省种鸡场担任场长，档案资料都调走了，最后开远市委不同意，他也不坚持，一次晋升的机会与他擦身而过失却了。原来他有一个更大更新的“梦”：他计算着把“种鸡分场”分离出去，建立“红河州种鸡场”（名称已经州畜牧局认可）。其规模首先满足全州鸡种的供应，进一步再扩大到全省。这就需要引进先进鸡种，培养自己的鸡种，把养鸡场扩大为15万只的蛋鸡场，加强扩大奶牛、鱼苗两个项目，把租用食品公司的养猪场改为种猪场，专门养种猪，解决当地猪苗从四川长途运动的问题。一个集鸡、猪、鱼，奶牛的华远集团公司在他脑海里形成了……当他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各类工作组出出进进，特别是市委工作组进场，他变成了集资的祸首而被重点审查。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在这里什么作用都起不了。

市委工作组来头不小，由人大副主任为组长，提出那些十分可笑愚蠢的问题，把他搞得头昏脑胀。“五七阳谋”“十年文革”一切人文道德、公平正义…… 遭到彻底破坏，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投机钻营的小人，愚蠢无能之辈有了活动的宽大空间，忌贤妒能的小人无处不在，虽经拨乱反正，但其流毒难道是一两代人可以清除的吗？面对工作组他义正严词愤怒地申诉：“当养鸡场被搞成了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烂摊子时，你们到哪里去了？哪个敢来收拾？是我，在职工们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费尽千辛万苦，把它变成了滇南甚而全国知名的养鸡企业，成了税利大户。没有为我自己谋得一分一厘之利，如今你们用什么集资违纪、听信小人之告密，无非是想把我整垮，居心何在？”来势汹汹的工作组留下“我们不了解情况，你没有什么错，就是要像你那样干！”的说词灰溜溜地走了。事后他大病一场，住院期间，深感世事唯艰。要想做点事为什么这样难啊！他只有打起精神，与全场职工一起继续奋斗。

他这个“场长”之位早已有宵小之徒觊觎，恰他时已年届五十七，按《国营企业工厂工作条例》规定，任期3-5年，已不具备下轮承包的资格，当局需另找承包人。当局无奈要他写辞职报告，他当即从口袋拿出辞职书。始料不及的当局只好同意，由支部书记承包。岂料这位新承包人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既不懂养鸡门道，又不知如何管理，把一个好端端的鸡场不出两年即毁之于一旦。1998年后连年亏损，年亏高达200万，先停产后破产。职工们各奔东西，到后来整个场区全部荡平。他带出来的中层干部大都已有了自己的养鸡场，个个都是万只养鸡场，撑持着开远禽蛋基地的面子。

“远华集团公司”的梦破灭了。之后，他对白凤乌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年一剑”磨出了白凤乌鸡

白凤乌鸡原产江西泰和县，明时李时珍之《本草纲目》、清时汪昂之《本草备要》和《中国医学辞典》《中国药物动物》均有明确记载，列为珍贵的药用鸡种，故又称药鸡。该鸡性辛味甘，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含多种维生素，胡萝卜素。其维生物E的含量是普通鸡的2.6倍。蛋中所含胆固醇低干普通鸡蛋3.09倍，并含钙、铁、氯、纳、钾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医治妇科病的“乌鸡白丸”以白凤乌鸡为主要原料。封建王朝时白凤乌鸡是进贡皇室的珍品。1951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是我国送入太空的第一个动物珍品。早在农场养鸡时他就知道乌鸡的药用价值，到开远创办养鸡场的日日夜夜无暇顾及，但在他心底里潜藏着跃跃欲试的冲动。到退休下来后，他就下定决心踏上探索养殖白凤乌鸡的艰辛历程。和他患难中结成的伴侣，在事业上相濡以沫，特别是一次车祸老伴腿脚受残，引发了心脏性风湿病，仍不遗余力地支持他。此时女儿女婿又遭下岗失业，仅靠老两口的退休金2千余元。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先租下部队闲置的约十亩的缓坡林地和几间简易的房屋，稍加修整开始了漫长的跋涉。在农贸市场上，超市里很少见白凤乌鸡，鸡蛋就更不见踪迹。从该鸡的生产性能上看，其体重仅1公斤左右，且生长缓慢，周期长，年产蛋仅80个左右。蛋又小，因而生产者大都不愿饲养。所以在饲养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要解决“体重轻、产蛋小、周期长”这一关键的课题。他常用自己的话“创业者之路，犹如上山采蘑菇，沿着别人的脚印走，没有坎坷，没有荆棘，也不会有收获。向着自己的目标走，会有障碍，会有惊险，但也有别人不曾有过的收获和快乐”，不断地鼓励自己。

开远的气温没有严冬，在鸡舍的建设上可以节省得较多。为避暑，他租用的10余亩山坡林地是理想调节温度的天然场所。在长期养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探索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下功夫钻研这一鸡种的分子组合，生长的特点与其它鸡种的差异，从品种的来源、特性决定选择饲养程序的设定，从其独有的鸡肉、蛋香味经反复实验研究找出其基因产生的物质。为此他搜集了国内各地许多的鸡群种苗进行对比分析，如何在鸡肥、蛋大的情况下，其特有的香味依然不变。发现了这种香味来自某些植物内，为白凤乌鸡产品纯香味正提供了物质保障。为使鸡群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他在租用的坡地上选择种植一片××（租用后他率全家四人栽种），全开放式笼养，在大自然中与植物之间优势互补，劣势相克来保证生产质量。到2008年初经过九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功、成熟了，饲养的白凤乌鸡每只从1公斤左右到2.5公斤

开远市政府2008年授予农业创新奖，同年5月15日《云南日报》作过报道，媒体电台在新闻栏目中不断报道，中央七台农业节目来电联系采访事宜，做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发来佳宾邀请参加活动，皆因经济困难，难以承担相关费用而谢绝。

姚孔亮，一个企业的退休干部，老两口的退休金不过2千余元，既要养家活口，又要研究开发白凤乌鸡的新品种。省吃俭用，一分一厘都往这个项目里投，坚持近十年的漫长岁月。如果这个项目由国家研究机构来做，国家要投入多少经费！他在这样艰苦的境地里取得了硕果，难道不能感动当局给予支持吗？没有，就是没有！这是多么令人忧伤而不解的事啊！

2008年政府安排了40万的贴息贷款，由于没有抵押物而眼睁睁的贷不到手。此前有过一次遭遇；有几个相识的人要求入股，共同发展，他当然求之不得。干了半年，不和他打招呼，也不说明理由，乘他不在时强行将近万只刚开产的白凤乌鸡低价出售，连同他几年来试验过程中一点一点积累的一千多只鸡一扫而光卷款而走，多年的心血，毁于这伙人之手。就在这雪上加霜，一筹莫展极为窘困的时候，宜良教师进修学校的“五七老友”廖庆荣，闻知将存款3万元全部取出借给他；建水干休所的“五七老友”杨敏说动其子陆续借给他10万元；开远“五七老友”赵维光知情后即四处奔走，在老友聚会上大力宣扬，在很短时间内就借到35万元。他们是赵维光、张镛、马怀麟、李知信、刘孟懿、普忠科、郑兴、李和芳、熊恭年、马跃三、王豪、屏边的马伯荣、禄丰的李广钧。文山返开远的王忠福愿借出五万元，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五七”情结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带着身心倍受摧残的躯体，背着破烂不堪的行装走出地狱的大门，但报国之志未减。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热潮中仍不忘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奋斗着直到退休。他们未得到当局一分一厘的赔偿，葬送了二十一年的青春年华，得到一纸改正通知，不给分毫赔偿，这难道不是要使我们的共和国蒙上耻辱吗！他们为了支持姚孔亮利国利民的事业，将自己微薄的退休金、牙缝里省下来积攒的几个钱都拿出来，这种高风亮节比之那些现今的达官贵人、市侩小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同时一个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人士知情后从他的日本朋友处借来（为期5年）30万元。有了这65万元的资金注入，不到两年白凤乌鸡就发展到两万只，市场情况十分火爆，库存一直是空空一个蛋也没有，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场面。省农科院一次就要6千多盒24万个蛋。特别是佳节之际各方要货电话不断，大的订单根本不敢接，不少客户被惋言谢绝，源于生产能力、规模小只能是望客兴叹！

在这草创的十亩林坡地上由于必须归还借款，一年间归还了28万5千余元（含息），自有资产（含流动资金）11万元，就无力扩大再生产。现有存栏最多一万只，没有力量规范场区建设；反之又陷入困境，规模越来越小，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根本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资金。啊！他太穷了，愿意帮助他的难友们也太穷了。

是难圆的梦吗？

今年是牛年，是他的本命年，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正像姚孔亮的属相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已满七十三岁的他应是“儿孙绕膝、享受安闲、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的时候，而他却仍在编织一个又一个让人们吃得更好的梦。前三十年有二十一年在地狱里苦熬，为他在养鸡事业里打下了十分厚实的知识技能基础。后三十年又在养鸡事业的波涛里拼搏。人生该享受的一切他都没有享受过，吃的、饱了就行，穿的、不冷就行。望着他花白的头发，仍是浓眉下那双睿智，真诚略带天真的眼睛，岁月的流逝在他脑门前额上刻上几道深深的裂纹。听他娓娓道来：“我设想；若能有800万投资，建成10万只规模的白凤乌鸡养鸡场，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种鸡基地。此后，以发展农户为主，带动千百农户饲养白凤乌鸡致富。”根据市场情况逐渐扩大，发展到百万只、千万只。形成了这样的规模后，进行深加工，生产开发各类包装食品，精加工、生产保健品，提升产品附加值，年产可达20多亿，获利4亿，上缴税款2亿多。产品销往各大城市和连接南亚自由贸易区，让更多人享受这一优质健康的食品。我深信他的测算是从实践中来，是精确的。但是，这800万，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来说，无疑就是天文数字。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梦能圆吗？

一位朋友的奇异经历��

陈静波

我的这位朋友，一九四九年春与我同在力报工作。他是学新闻专业的，搞外勤记者，我们常见面，但多是含笑点头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写了一篇社会动态的报道，其中所用的“共军”一词被新闻室主任王某改为“共匪”，他怒不可遏地与王某争吵起来。不久，警备司令部抓了一批人，其中有几位报业同仁，他也突然没来上班了。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一所中学当校长。我在文化部门工作，偶尔与他相遇，只握手而未深谈。他行色匆匆，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是从报纸上获悉的，当时不禁为之震惊。在那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月里，我哪敢去探问究竟。不久后，我被调到省城，从此与他一别四十年。��

最近我来衡阳探亲，特地去会晤这位虽然相识近半个世纪却不深知的朋友。都是离退休人员了，都有老年人共通的“忆旧症”，时间充裕，心情宽舒，我很想摸清当年使我感到有些神秘的同事的底细。他娓娓所谈的，果然是颇富戏剧性的奇特历程。我劝他记下来以传之后代，他说：“有人约稿，我谢绝了。上面对反右和文革所下的结论以及在落实政策方面所实行的政策很不相同，文字狱巳使我受够了折腾，不想再行孟浪之举而招惹麻烦。”于是我将他的谈话纪录加以整理，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突然消失之日写起。

下面是他的谈话：

“当时有的地下党员被抓了，有的被杀了，警备司令部还在清查搜捕，组织上紧急转移成员，我被指派回老家祁阳县开展地下斗争。那时我二十五岁，任区工委宣传委员兼城关支部书记。年轻气盛，斗志昂扬，大有“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的气概。我们有血性之勇，却缺乏斗争经验。不久，一位叫徐祯安的同志被捕后壮烈牺牲，我被通令缉拿。敌人在疯狂，我们也变理智了，深感没有革命的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自由。‘怎凭赤手拯元元?’于是发动同志们去找枪，找来找去还不到十条。大概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父亲的挚友周昆源要去国民党新七军第二师当少将副师长，知道我思想激进，以试探的口吻悄悄地对我说：‘我想投靠共产党，你为我找门路，找好后，你带点人来搞政工，武官也要。’我便匆匆赶到衡阳找城厢工委书记周震阳汇报请示。他极为高兴地赞成我去新七军策反，并加派我一个军事委员的职务。我带了六七人去周昆源的基本队伍第五团，起初当少校政工干事，不一月升任中校政工主任，成了‘白皮红心’的人。全赖周昆源的全力支持和我们辛勤有效的策反活动，第二师的官兵基本上在我们股掌之中了。经过与‘华中剿总’机智斗争以及与军长颜伯刚的直面较量，第二师终于在九月份开进道县。为了争取第一、第三两个师共举义旗，在对代军长曹茂琮多方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便实行兵谏，指挥第五团突然包围军部，胁迫曹代军长于十一月四日领衔全军在道县通电起义，道县、江华为我解放。我随即率第五团护送南下工作组进驻永明(今江永)，不费一弹一卒收缴了三个县的地方团队连同新七军共约二万人枪。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零陵军分区第二纵队，我被任命为五团政委。

“经历了这段生死斗争的考验，我到本市的七中、九中任校长。怎奈风云难测，一九五七年横祸飞来。来我单位领导反右斗争的粟副部长在动员会上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你鸣放了，讲了点过激的话就划你为右派分子。在这场斗争中，你不鸣放倒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管他的演说有多么强的鼓动性，我还是小心谨慎，所发的言和所写的大宇报都没有上纲上线的价值。不料我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了右派。一切申辩是徒劳的，所受的灵肉摧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只得以阿Q式的奴性自责自戕接受‘加冠’。��

“孰料鬼门关易进难出。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押送去株洲的省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我的家庭因此瓦解了，妻子被迫带着五岁的女儿和一岁半的儿子改了嫁，正在读小学妁长子被赶到我的老家农村自食其力。从此我形影相吊，只有以尚有祖国这个大家庭来自慰了，虽然这个大家庭视我为忤逆不肖子。��

“在新生工程队我是丙等劳动力，每月除伙食费外领二元左右的补贴。当时是‘三面红旗万岁’喊得震天价响的大跃进年代，我们‘放卫星’，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大家都相信可以用汗水来洗刷罪过，争取早日结束劳教。��

“苦日子到来了，我转移到斗笠山煤矿，每天七两粮食，水煮黄菜叶难见油星。大批人患了水肿病，我还兼患干瘦病。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拄着锄头去工地。出工的人不断减少，有的病倒卧床，有的死去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组人在炼焦厂与工人接触多，彼此进行不讲价的以物换物的地下交易。我们拿出衣鞋、被单等用品，换来几个鸡蛋，或一钵水煮南瓜，或十几只红茹，有烟瘾的还可换来几张烟叶。凡是能拿得出来的，我毫不保留地拿去交换了。我看不到也不去想前途，更谈不上理想，剩下的只有动物的本能：觅食和保命。

“一九六一年冬，我被解除劳教回到衡阳，已是倾家荡产的人了，连换洗的衣裤也没有。人家有亲可投，有家可奔，我却是釜底游魂，东借宿一天，西寄住数日，找工做没门路。毕竟车到山前必有路，管区一位姓许的女主任带领我们十几个无业居民去金甲岭开荒。连年来经过我们饲养种植，鸡鸭鱼菜逐渐丰盛，管区大小干部常来一饱口福，而我们这些财富的创造者，却整月不知荤腥味。��

“良禽择木而栖，我打算择善而去。我丢掉了幻想，认定体力劳动是我今后谋生的惟一途径，劳动的对象只有土地最可靠。几经权衡，便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已阔别十五年的故乡。解放初期参加学习时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四十岁了却去‘接受农民再教育’。��

“我带着在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迷茫信念和幼稚的憧憬，破帽遮颜地在家徒四壁的境况中，带着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儿子茹苦含辛地过日子。我家乡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田里的技术活我不会干，放塘养鱼挣的工分少，分粮也就少，常常无米为炊。在这穷窝窝里我和儿子能活下去吗?我感到绝望了。�� “文化大革命来了，地、富、反、坏、右是老运动员，新加盟的是走资派．批‘三家村’、‘炮打司令部’，一步步显露杀机。红卫兵掀起的龙卷风喧嚣着‘造反有理’，全国机关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都去‘闹革命’了，真枪实弹互相屠杀，处处是悲号、眼泪与血腥。真是史无前例，世界独创。最高当局颁布了‘二十一种人’的条条框框逐个来对号，还要追查三代，查来对去，‘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处在如此疯狂荒诞的年代，面对现实，除了婴儿和白痴，谁都理所当然地会有所感触。亲戚朋友不以我鄙陋，不时来我家闲谈。报纸上天天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透露半点真情，于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而且许多‘谣言’事后被证实和承认。我的生命钟没有停摆，自然要谈谈观感。我说过：彭德怀上万言书为民请命有什么错?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人代会选举产生的，怎么一声喊打倒就打倒?我也说过：文化大革命成了武化大革命了，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和缴的税款供他们搞武斗花费，不如不交。我也说过：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延续和发展是有它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尚在进行中，封建主义遗毒还严重存在。封建主义没有进步性，而资本主义对我国却有某些足资借鉴之处。没想到隔墙有耳，我的这些议论被人告发了，县革委会罗织成四大罪状，一是为‘刘修彭贼’鸣冤叫屈；二是崇拜‘帝修反’，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四是煽动农民抗税抗粮，并以搞‘反革命纠合’的罪名，扬言要让我‘有吃有穿’。所谓有吃，就是沉到水库里去吃水；有穿，就是用铁丝穿手掌心；也有人主张由我自己挖坑，然后活埋。幸好革委会内部有好心人向我透露消息，促我远走高飞。我亡命贵州凯里、铜仁等地，东躲西藏，惶恐终日。也许是命不该绝，我在雷山县朋友处避难近两个多月，想起不能长久当食客，该外出找工做，便去汽车站买次日去凯里的车票。不料票已售完，正在彷徨间，忽有人来退票，于是得以于次日凌晨搭上车。而我家乡县革委会两名来抓我的人，与我同时在凯里上车去雷山，两车对开各奔西东。后来他们审讯我时，追问我在贵州是否有个情报网。��

“一九六九年实行‘大联合’，要求各地恢复秩序，不准乱捕乱杀。我天真地以为形势有了转机，所有‘误会’到了可以澄清的时候了，于是在铜仁自首投案。县革委会以我上述罪状判徒刑十八年，我只好‘从容做楚囚’。我在监狱里搞过扳金工、炉工和型铸工。犯友们相处稍久，对彼此的案情基本上了解了。我发现在那无法无天的乱世，冤案可真不少。‘四人帮’垮台时，好些犯人希望得到减刑，或纠错平反，可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管教干部更严厉规定犯人不得议论国家大事，不得有任何幻想。于是有些犯人通过探监亲属带出申诉书，我在这时为几个我认为确属冤案的人代笔。讵料犯人中的积极分子向干部检举了我，监狱的王副政委在犯人大会上斥责我是黑律师，要进行大会批斗。我诚惶诚恐度过了四天，批斗大会尚未开锣，刘干事突然来寝室拉着我的手说：‘到我房里去谈。’他的手虽然握我很紧，却笑容可掬，不像押我去接受批斗的样子。他告诉我，我已无罪释放了。我离开监狱时，替八个政治犯带出了申诉书。��

“1979年给我彻底平了反，1983年起我称心如意地干了三年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为数以千计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办了实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明媚和煦的春光。党经历了历史的阵痛，拨乱反正，涤荡了漫天阴霾，带领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日渐繁荣昌盛。但是，历史的经验要记取，虽然事隔四十年，我们仍应旧事重提，多方面深层次地对反右派斗争进行总结。��

“我的大好年华已付东流，壮志未酬人已老，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代。我对儿女孙辈们说：‘历代的某些当政者滥用权势，残民误国；正是这帮人，总是自诩为最最英明和伟大，你们要万分警惕。’”�オ�

1998年元月��

回忆被错划右派的苦难历程

刘敏禄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1951年参加工作，从事职工教育，担任教师和教导主任，负责建筑行业职工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校长由工会主席兼任)。针对建筑工人工作流动性大、文盲多的特点，我们不断探索办学方法。一是将工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常用的文字自编一套扫盲识字课本，使工人易懂、易记；二是想方设法在市区办了四所学校，让所有流动的工人均能就近入学，坚持系统的学习。通过几年的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加快了扫盲进程，提高了工人的文化，促进了生产发展，培养了人才。我们的作法得到上级的肯定，中国建筑工会派专人来衡阳考察，帮助总结经验，在全国建筑行业推广。1955年至1956年间，我们学校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我本人荣获省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省扫盲积极分子、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一连串的光荣称号。1956年暑假，我参加省总工会和省教育厅联合组织的全省优秀教师和劳动模范赴庐山休养。党对我的培养教育，铭记在心，我决定更加努力工作以回报党的知遇之恩。��

1956年， 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动员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提意见帮助党克服缺点，信誓旦旦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出于对党的热爱和信任，响应号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不料引发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点名斥责民盟“表现特别恶劣”，民盟上层的大批领导人受到批斗，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民盟基层的成员纷纷中箭落马。

1958年年初放寒假，本市职教和小学教师集中在市二中学习。按过去的惯例，学习班是按学校编组，组长由学校负责人担任。这次整风学习，我所在组却由上级指定我校副教导主任彭文诚担任组长，这就预示着我已被列入“有问题的人”的行列。我诚惶诚恐，小心翼翼，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明知刀已悬在头上，仍抱侥幸心理力争躲过这一关。学习班头几天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会场冷冷清清。市教育局文局长找我谈话：“鸣放搞不起来，主要是学校领导没有带头。党对你培养和信任，给了你不少荣誉，你还有什么顾虑?就是划右派也不会划到你头上来。”我知道他是放线钓鱼上钩，更加警惕。我想，右派定性总得有反动言论，我不开口，材料到哪里去找?何况，我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一心只想搞好本职工作，平时对国家大事不怎么关心，对共产党一贯热爱，要我提意见也实在提不出来。��

然而，在那个年代，命运并不能由自己掌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陷阱早已挖好，除了往里跳，别无选择。一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突然一二十人拥上来将我围住，气势汹汹向我提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领导中国?”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随即回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他们批斗我说：“这不是你的真实思想!狗口里长不出象牙。你从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不挖思想根源，今天不放过你!”我再三声明衷心拥护共产党，决无反党之心，可他们大声吼叫，拳头挥舞，硬逼着我“交代真实思想”，如此纠缠了一两个小时。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阵势，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不知怎么搞的，竟脱口按照那群“积极分子”的要求说：“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很久以后有人问我“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要命的话也可以随意说?”我说不出个究竟，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那些人见我“缴械投降”，如获至宝，立即要我当场将这句话写下来，作为定罪的铁证。��

此后，他们采用车轮战术对我进行审讯。每晚散学后，把我叫到一间房子里提出各种问题逼我回答。1955年建筑工会组织工人去岳屏公社前进大队与农民春节联欢，学校教师全体参加，我指着一户农民家里的狗说“这只狗好瘦”。审讯者便问我的目的何在?我说：“没有什么目的，那只狗本来很瘦嘛!”他们就硬逼我交代“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搞糟了，人没有饭吃，哪有粮食喂狗，狗才这样瘦。”斗到半夜，不准我睡觉，而他们却是轮着上阵，轮班休息。我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精神恍惚，只有招供。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你是怎样混进革命队伍的?”“你是怎样骗取政治荣誉的?”“你加入民盟是不是为了拉帮结派以反党?”

虽然我本是通过考核被录用，获得荣誉是经过群众评选、上级批准，加入民盟是因为共产党宣称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友党，但在这些人的逼供下，我都按他们的口径一一“认罪”。最终给我下的结论是“火线入盟，猖狂向党进攻，已堕落为右派分子。”��

学习班结束后，我戴着“右派”帽子回校听候处分。不料我校新任领导彭文诚又组织教师每晚开批斗会，逼我交代“贪污罪行”。这些人真是狠毒啊，必欲置我于死地，因为如果我承认贪污，那就政治、经济“两罪并发”，可加重处分直到判刑。学校的财务管理一直由总务负责，我主持工作时，总务一职由任课教师每学期轮流担任；到银行取存款，必须凭学校公章、领导私章和总务私章。经反复核查，查不出我有一分钱的贪占行为，批斗才停止。��

我于1958年7月被押送到市郊岳屏公社红旗大队第四生产队监督劳动，工资被取消，每月领生活费15元。此时我才知道，我所在的民盟支部五名成员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他们是市文化馆的李显光、杨帆夫妇，市教育局的刘性煊，市图书馆的黄芝圃。��

我在生产队积极劳动，工余时间尽力为社员做好事。如当时搞大跃进，社员日夜出工，想上街理发都挤不出时间，我便学着给社员义务理发；社员套鞋漏水，我学着给他们修补；生产队开展扫盲，我给群师(社员中稍有文化的被推选当扫盲教师)辅导课文；由此得到队干部与社员的好评。1960年10月经上级批准，岳屏公社党委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随后调至市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和劳动。1961年4月分配到市总工会劳保部工作。1963年9月开展“小四清”运动，说“摘帽右派不能留在市级机关工作”，又将我下放至市建筑材料厂。我在50度高温的砖窑里干了十余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3月才得“改正”。在改正的批文中说，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行政20级工资，由市建材厂安排适当工作，建议民盟市委恢复其盟籍。至于我在20余年中被停发的工资及精神所受严重伤害应得的补偿，则一字不提。党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扣发的工资全补，而对反右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却如此对待，显然有失公平。邓小平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全国划右552877人，错划率是99%点几。衡阳市(不包括县及铁路，只限于市区)划右派366人，错划率为100%。反右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8年改正，历时20余年，被错划的人长期劳动改造，不断挨批斗受体罚；人身失去自由，亲朋好友断来往，全家受株连；工资全取消，生活断来源；子女求学无门，惟一出路是上山下乡……种种苦难到了极限，许多人经受不住过早离开了人世。我已是83高岭，今天还能活着，算是万幸。现简要记下这段历史，让后代知道历史上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真相。我衷心祝愿中国共产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领导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人民生活更幸福。�オ�

 (作者系湖南省界牌陶瓷总厂退休干部)

毛泽东为什么保护“右派”作家姚雪垠

                                  陈可荣

文革中“右派”虽然是死老虎，但许多人还是受到残酷迫害，他们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许多人成为派性斗争的牺牲品，但是作家姚雪垠却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这是为什么呢？

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不是草寇之辈，是我国几千年农民革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毛认真研究过明史，对李自成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娴熟在胸。他在全国解放前夕就告诫全党，要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姚雪垠知道毛重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即寄赠一部给毛。可能当时毛没有及时读完这部著作。但是据记载，1966年6月中旬，毛准备离开杭州汪庄时，秘书整理毛随身携带的图书，拣出了这本《李自成》。说明毛是随身携带并且认真阅读这部小说的。毛离开汪庄以后，到韶山住了十几天，6月28日抵武汉。7月8日

这期间，毛泽东已把它阅读完毕。何以知道？毛泽东在8月中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经看完，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当时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所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给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这条最高指示，对姚雪垠来说真是生死攸关。当时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红卫兵正狂热地揪斗“黑帮”，许多文艺界人士遭劫。人民艺术家老舍就因不堪毒打和侮辱，于8月24日投湖自尽。姚雪垠在武汉也早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姚雪垠定然在劫难逃。

毛泽东“予以保护”的指示，犹如赐给了姚雪垠一块“免斗牌”。武汉市委立即研究如何落实对姚“予以保护”的措施，规定：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三个“不”，救了姚雪垠，使他得以在动乱中继续写作。由于毛泽东对《李自成》极为关注，专门批示，使姚雪垠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书稿、藏书和积累的两万张读书卡片没有被查抄。

为什么毛泽东喜欢小说《李自成》？人们只知道毛泽东重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却很少人知道毛曾经运用李自成成功的策略和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之后，东山再起，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故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经再无力量打内战了。但是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迅速溃退，大片国土沦陷，毛泽东看准这个大好时机，作出迅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的决策。这是中共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不能利用机会扩大自己力量，便没有共同抗日的基础了。因此，毛泽东的全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都建在利用日本的入侵，发展壮大自己这一思想之上。

当林彪要在平型关作战伏击日军辎重队时，毛泽东一连发几封信给林彪，要求不要同日军作战。但是当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打得血肉横飞之时，八路军袖手旁观，林彪实在感到羞耻，所以还是照计划打了平型关战役。毛泽东不让八路军打日本人，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说军队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辟解放区，发展武装力量。但是正当全民抗战义愤高涨之时，谁理会他的指示呢？因此，彭德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照样打他的百团大战（实际上是百排小战），毛泽东是非常恼火的。1945年七大前夕召开华北工作座谈会，批判彭德怀的错误路线，1958年庐山会议上又重新翻出来清算彭的历史账，可见他对彭怨恨之深。

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经越过中共中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停止对日作战。他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他为中共制定整个抗战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毛泽东是不许中共军队打日本的（八路军还打过一次小小的平型关战役，彭德怀打过“百团大战”，新四军是绝不打日本的，原因后面谈），他心里的算盘是利用抗战发展自己，而不是与日本人作战。他想利用抗战三分天下，因为南京、武汉失守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形成：汪精卫拥有半壁河山，国民党退到西南穷乡僻壤，中共拥有华北华中的大片根据地。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军事格局已经出现。

毛泽东有过多次关于“三国志”的谈话：“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毛泽东“抗战”之心可见一斑。

彭德怀不执行毛泽东的方针，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但是派去新四军当政委的刘少奇却是百分之百贯彻这一方针的。新四军从来不打日本。他们秘密做交易。

谁都知道，毛泽东和汪精卫是特殊的恩师关系。1924年国共合作时，汪精卫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是宣传部秘书。汪精卫派毛泽东去办过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使他获得一些政治本钱；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当了国民党总裁，推荐毛泽东代理几个月宣传部长，还要他在同年的国民党党代会上代表宣传部作宣传工作报告，使他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汪精卫对毛泽东来说绝对是恩师关系。谁都知道，汪精卫是因为与蒋介石不和才跑到南京去的，在反对蒋介石这一点上，汪、毛骨子里就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汪精卫、蒋介石三者之间存在非常微妙的三角关系。他们像东汉末年魏蜀吴的三国鼎立，但又与当年的情况不同，他们各有各的后台，汪精卫靠日本，蒋介石靠英美，毛泽东背后有苏联，谁怕谁呢？他不敢说出来而实际上想做的是“联吴抗曹”。因此毛泽东越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毛）的名义派潘汉年去和日伪拉关系。潘汉年通过汪精卫的关系，直接出入上海日军司令部，与日军当局谈判。但因为日本人认为中共叫喊抗日最响亮，不知毛泽东要搞什么阴谋，没有达成协议。不过中共与汪精卫之间绝对是建立了亲密关系的，潘汉年频繁地与日伪特工头子李世群和胡均鹤来往（李世群原来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被捕后叛变成为日伪特工总部头子，后来又当上汪伪江苏省主席兼清乡总指挥。胡均鹤是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团中央书记，被捕后叛变。后来又在李世群手下特工总部当处长、苏州区负责人）。在李世群、胡均鹤的安排陪伴下，潘汉年还去南京与汪精卫直接谈判过。潘汉年来往南京、上海、淮南之间，通过日伪检查站是胡均鹤陪伴的。汪伪特工总部与新四军军部之间建立了长年直通电台，互通情报。当年重庆就吵得沸沸扬扬，如今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完全公开了（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诺夫回忆录有详细记载）。

毛泽东要三分天下，打日本就不能动真格的。他的策略是，利用抗日幌子，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但是又不能让人知道中共力量壮大了，这就需要把实力隐蔽起来。就像当年李自成那样，南原大战之后，退守商洛山，隐蔽起来，养精蓄锐，封锁消息；有时以极少数零星力量偶然暴露一下，造成闯王残余力量已经非常弱小的印象。使明朝当局麻痹，待力量壮大之后，时机到来，便突然向明朝发起总攻。这是李自成成功的经验，也是毛心中的心中计划。但是秘密计划不能公开，更不能大肆宣传。而彭德怀激于民族抗日义愤，也因为华北战场的战争需要（解放区被分割，必须联成一片），打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既让蒋介石知道中共壮大了（于是不断限制，不断摩擦，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又吸引日本主力来三年大扫荡，造成解放区和八路军力量损失过半。这是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地方。毛泽东利用抗日幌子，毕竟壮大了自己，抗战结束时竟发展成一支拥有二百多万人（包括民兵）的武装力量，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算不算从李自成那里学来的经验很难说，但至少可以说和李自成的策略是一致的。姚雪垠的小说正是描写和讴歌李自成的这一策略的。有心的读者会从中领悟：毛泽东不抗日是对的，彭德怀抗日是错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是应该的。算历史账，这是自从延安整风以来，毛泽东党内斗争的一贯手段。但是庐山会议很不得人心，整彭德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饿死了几千万人，后人一定要鞭尸的。所以一想到彭德怀，他就极端害怕。利用姚雪垠写作，通过讴歌李自成，也间接地讴歌了毛泽东，打击了彭德怀，更为他抗战期间的大量汉奸言行抹粉。这是他文革中保护姚雪垠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地址：（523008）  东莞市东城路第一教师村14栋201室

电     话：0769－22459987  电子邮箱：chenkr140@yahoo.cn

《书的情缘》

贺承业

    清理旧物,换新书橱，又遇上了要处理许多旧书（这大约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下一次就是在我死后由别人来清理了）。把它们堆放在门口等待收荒者来拿走时，却延误了下来，我不忍心啊！这一天没有拿走，我看着它们一天，就引起不少联想与思绪，越看越想，越是舍不得分别啊！
   这一本本蒙尘的旧书，它带给我的是一个个难忘的故事，一段段美好与心痛的回忆，它引起我浮想联翩：我从小爱书，童年时（上世纪四十年代）要是能得到一本书，那是十分难得从而十分珍爱的。除不多的几本课本外，更盼望能有一本有趣的课外书，在识字不多时更想有画本之类的书。那时，是见书如见宝。记得在初中时（1947-49年）曾读到过一本《中学生》杂志（叶圣陶编），真是爱不释手。其中有一篇作文题为“我想当级长”。那时家里能翻到的旧书，我都要去翻腾出来看看（不管是否能看憧，先认下去再说，因为它总是给我打开了一扇新门）。那时，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很少，也很珍贵，就连有字的纸也要敬惜，“敬惜字纸”就是一句古训，更难有随便丢弃的书。我也就养成了爱书的习惯：爱这一扇扇门给我一片片新的天地，一个个未知的世界。我这一生几十年来，每到一个地方有机会时首先就要去那里的书店、图书馆。（这些地方往往是当地的一个标志与亮点，如新华书店，成都的就在当年最繁华的人民南路广场，如我们县城[阆中]的就在东门口，好气派啊！）那时多渴望有自己的一本一本的书啊！我养成了收藏书的爱好，到中学毕业时（1953年）已收藏有自己读过的教科书之类的书。到了离开家乡要（步行）外出求学时带不走许多书，我竟抄写了一册书摘珍藏（这个手写硬封面‘红光’日记本，一直就在我身边），这是第一次与爱书告别。
   后来大学四年（1953-1957年）我分秒必争如饥似渴地读书。有许多心爱的书，但却无钱买呀，只能很少地，选了又选地买下几本好书。多是数学方面的名著，多数就只能靠手抄了，这样也慢慢地积下了一两箱书。谁知到毕业离校前夕，竟被划为右派。这贱民的身分，还能带那么多书吗？我只能尽力精简去许多书，也表明我告别“白专道路”，这是我第二次与心爱的书痛苦的告别，但我仍然留下了满满一箱子书。
   后到了重庆四十二中学，重庆的枇杷山图书馆也曾是我常去与向往之处，那时（1957-1959年）一有空闲就带上干粮去美美地坐上大半天。这一天天气如何、有什么事发生，全然不知，只留下了书中的难忘！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被无端加码下放农场劳动，我心爱的书因无地存放而丢失了许多。（当时连我这个人都无处存放，何况我的书啊！）

在这文字狱大兴的年代，视书文为危险品，早些处理掉吧，眼不见心不烦啊！1963年被迫回原籍时，已注定此生与书无缘，就更得处理掉许多好书，这是我第三次泣血与爱书告别，只留下很少的几册书与心爱的读书笔记，其中有严栋开老师编写的讲义《群与代数方程式论》（此书留到现在）。
   时光必然地到了疯狂的文革年代，书与罪几乎等同，书是少得可怜，人都疯了，不是饿死就是斗死，谁还读书啊！此后总体上我虽与书告别，但也有几本可以看的马列著作与红宝书之类的书。文革抄家时，无知的居民红小兵把我的数学外文书与笔记抄走后，我又去据理要了回来，这些劫后复生之物，保留到现在，也是历史的见证了！后来出于实用也购买了几本土建方面的书，与子华婚后，她虽做零工但却也爱书，只不过没有条件读书吧了。到有了小孩后，我们给孩子一本一本买了小人书，订了《少年报》《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集邮》等，每期他们都争着读，读后都一册册保存好，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总算是对书的一种怀念吧！……终于等到了1978年的改右，我恢复业务到阆中师范校任教。这时，保存的几本数学书居然成了珍贵与骄傲之物，后又渐渐买回一些我曾失去过的书，数学名著就是我的最爱：如《古今数学思想》（M.kline着）、《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亚历山大洛夫着）、《代数学》（范德瓦尔登着）、《数学手册》、《现代数学》、《统一的现代数学》、《数学教育学》、《数学思维学》、《数学概观》、《希尔后伯特》、《趣味数学》、《数学小丛书》……以及各种数学史书（其中有在重庆古旧书店淘到时的商务1９３７年版的李俨着《中国算学史》……等等，这时我还订了《文摘报》（光明日报办）、《新观察》，《数学通报》、《数学通讯》、《数学教学文摘》（后改期名为《数学教育文摘》，从它的试刊起我就收齐了的）等，后来有了木工朋友朱华礼给我做的专用书架，这使我异常地高兴，就是这个书架跟着我从阆中到德阳近三十年直到今天才换新的。我又千方百计地旧书摊上淘得一本本好书……这样几年下来到我离开阆中时（1987年）已有了上千册藏书，迁到德阳时还是忍痛割爱，又丢弃了大量的杂志与教本，这就是我第四次不得不选择性地与一些书告别了。
   到德阳后由于工作与学术活动交流，我的资料与书籍大量增加着，几乎常常不得不清除一些不用的书籍与手稿。这时我又继续订有杂志与资料，有《数学教育学报》（从创刊号开始）、《数学教育文摘》《文摘报》《杂文选刊》《散文选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随笔》……等，还有友人赠送的许多报刊如校刊与台湾出版的《古今艺文》，还有南开同学会编的《时文便览》。以及关1957年那事的若干专着如《思忆丛书》等以及著名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如焉》……还有一个来源便是收有我发表文章的书刊，也越收越多，除数学与教育方面的外，还有杂文、散文与诗歌。可惜很多好的报刊订不上如《同舟共进》，有些杂志如《方法》不久又突然停刊，深以为憾事。退休后的晚年我们也很少外出，有许多时侯我与子华就在家中读书，真是：“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常常同背一首诗、同谈一本书、同忆一段情，争论一个字词的读音与写法，往往弄得打赌，这也是晚霞中一道光采。到2004年迁居时又只好清理掉不少过期之报刊，这些我都是连续收藏得十分齐的，这又是一次大大的忍痛割爱，这就是我第五次不得不又与一些书告别。
   这次，2009年，算是第六次大清书了。如今，书已是越来越不值价，这不仅是“读书无用论”的一次又一次流行（每次都有其新的背景与来头），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物欲横流、道德消失，心中没有了神圣，没有了信念，也就没有了敬仰的书。更是由于时代变迁，新的信息出现，纸印的书也渐退到次要地位，加之印刷品商业性泛滥与政治性利用，无用的、令人作呕的印刷物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字纸’早就不值得‘敬惜’了。当初千方百计得到的一本本书刊，如今真是“一文不值”，望着这一堆堆整套整齐的旧书，我不禁大笑起来：哈哈，真有趣！不过还是尽可能地保留下一些可作为纪念与回忆的东东，就让它们伴随我到死吧！（11月30日

林希翎北京追思会引发的反思

金为民

一

读了铁流、杜光、丁弘、高鸿凡等同志所写追思林希翎的文章之后，悲愤之余，突发奇想，何不给中宣部写封信，附去这些文章，询问可否在国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如果不许可是为什么？它们违反了哪条法律？我之所以发这奇想，是因为几天前，我刚读过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北京报刊上接连发表《纪念刘和珍君》《死地》《可惨与可笑》《无花的蔷薇之二》《空谈》等杂文，尖锐揭露批判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爱国学生游行请愿的暴行。段祺瑞政府当时既没有威胁鲁迅，也没有封杀发表上述文章的报刊。惨案发生七天之后，政府还允许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死难学生开追悼会，任其控诉政府暴行，未加任何干扰。不久，段政府京师地方检察厅还发表公告承认：“此次集会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当之行为”，承认有“误伤”，国务院会议决定对死难者“从优抚恤”，予以安葬。最近还发现有史料记叙，段祺瑞后来还到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墓前下跪请罪。所有这些当然不能为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罪行开脱，但段政府毕竟当时还能公开认错并容许举行追悼会，容许发表揭批自己罪行的文章；段祺瑞还能向死难烈士公开请罪。可我们的“人民政府”对自己的极左政策所造成的苦难、对待受难者，为什么还不及北洋军阀那样勇于认错，那样宽容、文明、人道呢？

请看林希翎生前身后受到的待遇吧：她的全部“罪孽”无非就是半个世纪前在北大校园说了些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发了些逆耳的忠言，批评了斯大林的暴政、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质疑“一边倒”照搬苏联经验的国策、质疑胡风案的不合法制，呼吁实行民主法制等。历史实践证明她的这些意见不但不是什么反动言论，相反都是切中时弊具有先见之明，大有利于建成“民主、自由、富强、独立”新中国的忠言。如果当时毛泽东能听取她的这些意见，后来就不会犯下那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罪错了。毛泽东如果有段祺瑞的胸怀，早就该向林希翎请罪了。可是她被判了15年徒刑，受难20多年，全家亲人受株连。直到毛泽东死后，99.99%的右派都改正了,中共当局惟独不肯给她纠错,为的是证明反右还是“必要”的。林希翎因此被迫移居海外，晚年身患重病都不准回到祖国，终于客死异国他乡。北京的亲友要为她开个追思会，竟也遭到当局种种刁难、阻扰、威胁。号称改革开发、以法治国的“人民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一个大半生遭受极左政治不公打击的知识精英、民主先驱战士呢？我实在想不通。我想看看今天的中宣部，有没有八十年前段祺瑞政府对待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刘和珍的那种开明态度，允许公开发表纪念林希翎的文章。可好心的友人劝阻我，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搞不好会惹火烧身。我缺乏林希翎无私无畏精神，终于没敢发这信。

二         

我再读《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前前后后》等文章，又回想起六十多年前，1946年秋天在上海参加李公朴、闻一多公祭会的前前后后，两相对照，不禁号叹。

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集会上发表演讲，尖锐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实指蒋介石）专制独裁，黑暗腐败，民不聊生，大声疾呼反对内战要和平，反对独裁要民主。会后惨遭军统特务杀害。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激于义愤，拍案而起发表《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控诉国民党法西斯暴行，又遭军统特务暗杀。毛泽东在延安发去唁电：“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致电唁。”同年10月，民盟在上海闹市区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公祭会，上海文化教育界及各界人士几千人参加这个公祭会。当年我只是个16岁少年，也不知李、闻是何许人也，我是跟着我二哥金仲超和几个上海进步人士参加这个公祭会的。开头我还以为去看戏呢。进了剧场，看到楼上楼下已坐满了人。我们在二楼左侧包厢找到了座位，这里离舞台较近。我看到台口上方横挂一条大白布贴着斗大黑字：“李公朴闻一多公祭大会”，舞台两侧两幅挽联引人注目。左联是“青天白日人可杀乎”，右联是“取义成仁民之主也”。我二哥他们热烈又愤激地解说了它的双关深刻含义：青天白日既指国民党党旗，又指光天化日，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竟敢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杀人，而且杀的又是代表老百姓意志、愿望的仁义之士。在当场和后来，我二哥他们又向我解说了李、闻惨案的背景及真相：蒋介石专制独裁、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独裁要民主，反对内战要和平，要求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代表全中国老百姓的意志愿望。李闻等民主人士支持中共的正义主张，大声疾呼反对独裁要民主，反对内战要和平，结果遭到军统特务杀害。

天蟾舞台正中悬挂着李公朴、闻一多的巨幅画像，正气凛然，庄严肃穆。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坐在台上。我二哥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吴国桢摆出这副开明姿态，掩饰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丑行。但吴国桢在会上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干扰、反对的态度、言行。会后，当时上海的进步报刊还作了报道。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对照中共当局对待林希翎追思会的态度，不能不感到困惑不解（另见下文）。

李公朴

三

六十年前的十月金秋，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热泪盈眶迎来了毛泽东许诺的“民主、自由、富强、独立”的新中国。可是，从那以后的三十年，我们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却是完全两样的新中国。

李公朴、闻一多当年向蒋介石要民主、和平，被军统特务杀害，毛泽东发唁电高度赞扬他们为民主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号召全国志士继承二公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最后胜利。可是，我在新中国却看到了胡风和他的战友们，出于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给毛泽东党中央上万言书，对文艺工作中的公式概念化、狭隘为政治服务以及宗派主义领导作风等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要求有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结果，胡风和他的文艺战友们，统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不由分辩统统关进了监狱，还殃及他们的亲友几千人。由此又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使几百万人（主要是进步文化人和地下党成员）遭受不公打击和长期磨难。胡风被关了10年后被判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服刑期满，本该释放了，又“改判无期，关死为止，不许上诉”，自称“多大的风暴也不能奈我何”的胡风，终于经受不住如此长期的屈辱与磨难，他的神经崩溃了。这位“中国的别林斯基”在狱中挨过24年后，出来已是个身心残疾人，当年的敏锐思考力和主观战斗精神，已难见痕迹了。胡风文字狱可谓是新中国的千古奇冤。此案株连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受害之惨，对中国民主、人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当年之李、闻惨案。

四

当年，罗隆基在李闻公祭会上当面厉声痛斥国民党特务头子潘公展，指控蒋介石法西斯暴政，公开号召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会场听众愤激情绪达到高潮，把公祭会开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会、声讨会、反蒋动员会。当时，我们很担心罗隆基的安全。可是，公祭会上的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不但当场未加任何干涉，事后也没有任何加害。可是十年后，新中国的罗隆基为维护民主、人权，帮助中共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以十分理性、温和的态度，向中共建议由中共领导各民主党派组成平反委员会，鼓励受害者都来申诉。结果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各级党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党全国展开反右运动，罗隆基首当其冲地成为批斗重点。民盟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组织整整七个月重点揭露批判罗隆基“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民盟中央发动罗隆基的亲信包括他的女友彻底揭批“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通过一系列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大会小会自残自虐、互残互虐把罗隆基批斗得简直成了“和蒋介石一样的卑鄙政客”（见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可是最后罗隆基却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企图”，说他自己也搞不清“章罗联盟”从何而来！可他已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搞得身败名裂，家破业毁，从此在新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革前夕，他孤身一人悄然离世。幸亏他早走几个月，不然文革风暴中，他的命运定将更加悲惨。历史实践证明了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是善意、正确的，只是提早了20多年。“平反委员会”本身就是需要平反的历史大冤案。罗隆基这位旧中国的民主先驱战士、勇敢的反蒋英雄、杰出的民主宪政活动家在新中国的命运具有典型性，证明了在新中国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并不比在蒋家王朝容易，甚至阻力更大，更艰难！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民主和民主战士的高度赞扬，与建国后尤其1957年后对民主和民主人士的现实态度对照，其差距之大，颇值得深思。

五

罗隆基是民盟创建人，曾经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是对新中国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外知名人士，所以对罗隆基的处理还算是宽大的。我还看到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主人士要求中共兑现当年在延安许诺给新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对中共执政以来的倒行逆施提出批评意见，完全出于真诚善意，结果却遭到更加残酷打击、非人磨难，死于非命，还殃及子女亲属。如果毛泽东在世，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不必多举其它，只要看看林昭、张志新、林希翎这三位真理殉难者女性的悲惨命运就够了。林昭当年不过是继承、发扬了北大争民主、争人权的优良传统，在全党全民掀起造神运动时，她提早十年批评、否定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这就犯了所谓“恶攻罪”。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十几万字抗争的血书，不但当时被看作死不认罪的铁证，至今仍被绝密封存，不能面世。她被执行死刑时，颈部勒紧绳子，嘴里塞进塞子，以防她喊口号……这位舍身捍卫民主、真理的圣女，在中共监狱八年所受到的磨难，比当年渣滓洞里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对待江姐还要惨毒得多！尤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林昭被杀害后，公安人员特地上林家向林昭母亲要5分钱子弹费，那意思是林昭咎由自取，死有余辜，连子弹费也要你家自己出。林昭老母亲听了当场昏厥过去，从此神思恍惚，后来死于马路边。林昭的父母弟妹们所受到的株连和磨难，也是江姐没法比的。张志新也是按照党章规定共产党员的权利，比全党全民提早十年批评质疑了文革，就被判无期徒刑，戴上脚镣、背铐关进“小号”。又由于她坚持真理讲真话，拒绝认罪，又被加判死刑立即执行。怕她会呼喊口号，拉出去执行前，先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早就被赶出沈阳到边远山村落户了。丈夫被迫和她离了婚，子女被迫和“反革命”妈妈断绝关系。封建专制社会阴毒的株连手段，以革命的名义，统统用来对付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共优秀党员张志新，施行精神酷刑，为了使她陷于众叛亲离的孤苦之中。

林昭和张志新，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理该享有的，也是毛泽东早在延安就信誓旦旦许诺给新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为了批评监督祸国殃民的极左政治、毛泽东专制独裁，竟然遭受如此惨苦的下场，比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江姐的残暴手段，有过之无不及！究竟是什么理论、制度、传统、国民性综合作用，才会造成这样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惨剧？这难道还不该让我们所有爱国的有良知、良心的中国人深长思之，并找出正确答案吗？请再看看林希翎，受难大半辈，死后，亲友开个追思会还百般刁难，如临大敌。她究竟所犯何罪，中共当局今天还这样对待她 ？

六

林希翎在五十年前为响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号召，帮助中共整风，公开提出斯大林在苏联搞个人崇拜，实行专制暴力社会主义，制造了无数冤错案，冤杀了大批忠诚革命干部和无辜人民，使苏联人民遭受长期苦难，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她指出中共也存在个人迷信和封建专制特权，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中共应该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从理论、制度上进行反省、改进。她还指出反胡风、肃反运动中任意将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是不讲法律。她还尖锐指出一些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专横特权等不正之风有制度根源。她大声疾呼中共要实行民主、人权、法制。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了，林希翎当年批评指出的正是毛泽东晚年极左、专制的要害，是现行制度弊端所在，也就是当今改革开放正在解决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当年能够真正按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认真听取林希翎、林昭等人的逆耳忠言，从此接受斯大林专制社会主义暴政的教训，实行新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还会有1957年那场全国上百万（有说370多万）爱国知识精英及其亲人受难20多年的惨祸吗？！还会有1958年全国大刮五风，带来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左祸吗？还会有后来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全民造神运动，终于导致了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文革浩劫吗？还会有全民族狂热、亿万人受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吗？！毛泽东当年如果真能听取林希翎等人的忠言，而不是把她们治以重罪、死罪，毛泽东在延安许诺的“民主、自由、富强、独立（和平）”的新中国早就建成了，那他就真正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伟人了，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根据历史实践检验，林希翎等人当年向毛泽东、中共提出的批评意见，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有大功，理应给予最高荣誉才是。可是林希翎等人的“罪行”却被逐步加重，从极右加为反革命，判刑15年，磨难20多年。在99%以上的右派都纠错改正了，惟独她的帽子还留着。不但她自己长期受难，她母亲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走投无路，流落边疆几成饿殍。弟弟妹妹也都成了“黑五类”子弟，倍受歧视。她的男友也因为同情她，在结婚前夕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下放。直到21世纪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位民主先驱战士还被迫流亡异国它乡，身患重病都未能获准回到日思夜梦的祖国。甚至在她离世后，北京的亲友们要为她开个追思会，当局还如临大敌，百般阻扰，这到底是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

七

八十多年前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能够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七天之后，允许女师大给刘和珍等烈士开追悼会，允许鲁迅在北京报刊公开发表纪念刘和珍、尖锐谴责政府暴行的系列文章，并未受到当局的任何迫害。段祺瑞政府还能公开认错，段祺瑞还能亲自到刘和珍墓前请罪。六十多年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能够允许不久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举行公祭会，而且就在上海闹市区天蟾舞台，有各界人士几千人参加。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居然也参加了这个公祭会。还允许李公朴夫人在会上哭诉李公朴为和平、民主杀身成仁的经过，控诉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暴行。允许郭沫若、罗隆基、史良、邓颖超等左派人士在会上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使几千听众受到一次反蒋启蒙教育。

试问我们的人民政府当年能允许为被判反革命“恶攻罪”的林昭、张志新开追悼会吗？又会有哪位政府官员、领导人敢参加这样的追悼会呢？哪个领导敢参加这个追悼会当场就会被“砸烂狗头”，立马打成反革命，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统统都要被看作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一个也跑不掉！这可不是想当然，有文革中大量例证。今天，又有哪个政府官员、领导人敢去参加林希翎追思会呢？几十年来，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中共官员、领导人到林昭、张志新墓前，到夹边沟死难者公墓前，到文革死难者墓前，到1989年六四死难者墓前下跪请罪呢？是毛泽东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制度以及“舆论一律”的环境决定了不允许出现这种事，还是中共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在号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我看到为争民主、自由、人权的先驱战士、优秀人士的处境，竟然比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更为艰难，其命运更加严酷。使我不禁想起储安平当年所发的感叹：国民党统治下，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大意）。

八

蒋介石在军政、训政时期针对中共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搞专制、独裁，甚至搞法西斯特务统治，这是历史事实，其罪恶应受谴责。但他没有也不敢根本否定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准备实行宪政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向蒋介石要民主自由是坚决、真诚的。但建国以后，他按照斯大林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首先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民主只是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决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有真正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对任何政府官员包括最高领导人有批评监督之权。而毛泽东自认为他“当然地”代表中国大多数人民最高利益，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因而有哈耶克所称“致命的自负”：凡支持、拥护他的政策主张、理论观点者就享有人民民主权利，凡批评、质疑、反对者就是阶级敌人，就剥夺民主权利，不许“乱说乱动”，还必须“舆论一律”。谁要是允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那他自己就是阶级敌人，就要被专政了。这就是毛泽东的民主专政观。前30年新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就是实践了这种民主与专政。究其实质就是彻底剥夺了人民对中共对政府批评、监督的民主权利，只许歌功颂德喊万岁了。其祸国殃民的后果如上所述，有目共睹。

九

回顾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我悟出一条根本教训，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不论曾经多么咤咤风云，不论用的是什么堂皇借口，谁只要践踏民主、人权，残害民主先驱人士，必将祸国殃民成为历史罪人！

试想如果当年蒋介石认真听取并接受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强烈呼吁，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组成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又避免了“一边倒”倒向苏联、卷入冷战、爆发朝鲜战争，从而引来长期闭关锁国；更不会有照搬斯大林主义的一系列左祸劫难。则中国早就走上和平民主富强独立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了，国民党也不会被赶出大陆，蒋介石也不会成为“人民公敌”蒋该死，而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名垂青史了。毛泽东如果在建国以后坚决实行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接受斯大林搞专制暴力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在1957年接受爱国民主人士的逆耳忠言，放弃斯大林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和一党专政的理论、制度，放弃对领袖的个人迷信，真心实意实行他在延安窑洞信誓旦旦许诺的“民主自由富强独立”新中国的理想，那他就是前无古人、功劳盖世的历史伟人了。就是因为他以阶级、阶级斗争和专政，加上个人迷信、舆论一律这一套，肆意践踏民主、人权，残害民主人士、爱国精英，终于使他从功劳盖世走向罪恶滔天。我们这代人不由得常会想起前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临死前发出的悲叹：“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我们也经常发出同样的号叹，只是更加沉重罢了。

铁流、绳武同志：义愤填膺匆匆赶写的文章不免有重复、欠妥之处，敬请斧正。

                                             2010年2月20日于温州

地址：浙江温州水心住宅区桃组团12栋206室

邮编：325028 电话：0577—88506246   金为民

                         屈死的北京右派

姜万里

今天是2010年春节前夕，二弟提前来给我拜年。

在谈到毛泽东时代的荒唐时，二弟讲述了一个故事令我十分震惊，十分愤慨。这是一个屈死了52年而至今还背负着“反革命破坏”罪名的右派难友，甚至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的二弟姜万宇，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分配到石油工业部青海石油勘探局专家工作室做俄语翻译。第二年，1957年，因为受我被打成右派的影响，把他赶出专家工作室，下放到茫崖地区狮子沟探区土方二中队“劳动锻炼”。所谓“劳动锻炼”，实际上是变相“劳动改造”，干的活计就是从早到晚开山挑土。

打开地图，茫崖镇位于青海省的西北角，在柴达木盆地的西端。二弟所属的土方二中队工作地点狮子沟探区，在油沙山附近。土方中队的任务是开山劈石，给钻井队架设钻井开辟场地。

这一带是一片盐碱地，大风起时飞沙走石，冬严寒，夏酷暑，生存环境极其严酷。

时值1958年秋，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出“大干快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在此前一年“反右派斗争”的威逼下，人们掀起了疯狂的蛮干高潮。

正在轰轰烈烈大干高潮中，有一天突然得到命令，狮子沟探区职工都集中到油沙山探区开大会。这是一场批判大会。批判对象是一名已经死去的右派分子，罪名是“反革命破坏”。

这名不幸的死者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他是北京来的石油技术干部，因为被戴上“右派”帽子而发配来油沙山探区钻井队跟着打钻井。

毛泽东脑子发热，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全国上下疯狂起来，油沙山钻井队自然不敢落后。为了快速打井，违背操作规程，树立钻塔时，四只钻塔底脚打地基灌水泥不足养生期就投入使用，而且井架上边又省去“绷绳”（斜拉绳），为了抢工期，指挥者就命令开钻。

大家都见过，钻井的井架高30多米，矗立起来就像一座孤塔，四角若不拉上绷绳，就好像风中的一根筷子，加之地脚灌注的水泥尚未凝固坚实，不能保证稳定。更何况钻机要用1000多马力的柴油机带动，转动起来扭力巨大，不拉绷绳的后果可想而知。

当时这位北京右派因为是技术行家，看出其中的危险，就提醒说这样恐怕不安全。可是立即遭到左得头脑发昏的领导的呵斥：你泼冷水怎么的？吓得这位已经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入地狱的右派难友不敢再多说什么。而其他有些人心里明白却因为看到说了真话的人被打成右派的下场也就噤声不语。

这位遭到呵斥的难友可能怀着“你们不怕死，我又何尝怕死”的心情默默地走上二楼钻井平台，跟着开始干活。钻机开动了，巨大的扭力摇撼着没有绷绳牵拉的钻塔，钻塔开始像喝醉了酒的莽汉随着钻机的转动而开始左摇右晃，不消一刻，那钻塔轰然倒下。可怜那位右派难友来不及躲闪，也根本无法躲闪，因为他所在的钻井平台离地面有10米高，他们操作手又是被圈在塔架里面，好像铁笼中的猪狗，只能束手待毙。井架倒了，三角铁刺入他腹部，当即一命呜呼。

可是事情没有完。井架倒了，死伤多人，是大事故。瞎指挥的领导人却不怕，自有他脱身的办法。那年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功劳成绩都是吹牛拍马之辈极左人士的，一切罪过都是地富反坏右的。出了事故找原因，他们就异口同声往死去的右派难友身上推，理由是：“他事先就说不安全，他怎么知道不安全？不是他破坏是谁？”

于是就召开了这场批判大会。可怜这位难友不但自己送了命，还连累家属也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

此一冤案过去已经52年，自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也已经32年了，不知这位难友的冤案得到伸张平反没有？他在北京的家属知道不知道自己亲人死亡的真相？

                                           2010-2-12

                          我们那一网

雷崇功

我的母校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57年反右时我们是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学生。进校时50人，后有转学停学的，这时只有46人了。这是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班，也是个团结的班。学校环境优美，教我们的教师有很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吴宓、孙铭勋、曹慕樊、刘又辛、杨欣安、刘兆吉、吴则虞。我们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准备报效抚育我们的祖国。1957年春天，民主的清风吹进华夏古国，吹进我们校园，大家激昂振奋，我们轻松地参加大鸣大放。文科论坛、“白丁报”、“海鸥报”等俱热气腾腾，仿佛还在玩笑似地辩论着，“阳谋”突然来到，大家都懵了。董时光、孙铭勋、曹慕樊、陈东源、罗荣梓等老师先落网，接着各班也开起了杀气腾腾的斗争会。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冯孝敏老大哥，他入学前当了多年小学教导主任，知识渊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抛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吗？”又印发《鸣放在北大清华》，成了出头鸟。接着揪出团支书、“志愿军叔叔”金太林，团支委、右派刊物《白丁报》副主编廖常勇和校文学社社长黄鹏先。大家私下议论，一个班四个右派，太多了，其时尚未想到右派的下场如此悲惨。哪知这只是第一战役，更“辉煌”的战绩还在后边。下半年全国都在欢庆反右大胜利，以为已圆满结束了。1958年刚开学，又叫要“深挖”，挖出向继维、邱茂棣、杨介五、周义亨、陈年高、张淮明、彭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忘怀，许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礼堂。才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讲演,全场掌声雷动。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刘扬烈突然跳上台去夺话筒，一边声嘶力竭地叫：“不准董时光放毒！”会场秩序大乱，金太林和另外几个同学上去制止，把刘扬烈推下了台。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状。刘扬烈则成反右英雄，编辑左派刊物《群众报》，在反右时杀气腾腾，天天点名批判右派，煽风点火。原来他有后台，中文系党总支和教师党支部在幕后出谋划策。他的准老婆刘建芬是党员，他则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阳谋”他早知道，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后来果然火线入党、夫妻双双留校、评教授，虽然他实习时做小偷尽人皆知,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对1958年的“补课”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位被楸出的是向继维。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绩优良，常钻研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但不问政治，团也不入；又正在谈恋爱，因此很少参加鸣放会，偶然来一次也从不发言。一开始就把恋爱纠葛突然弄到班上来讲，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来他追求的是个预备党员，据说她去医院检查，还是处女，讲党员坏话是攻击党，并且品德败坏，戴上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两顶帽子，立即开除学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们没有性关系，他怎么成了坏分子？两天的斗争会没有揭发他一点右派言论，因正常的私生活被定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太多了。从这里开始反右补课，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估计白伟还没有如此水平。以后他的遭遇很悲惨，曾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劳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后也只有东躲西藏。好在他在难中遇到一位识珠女子，白头偕老，晚年还幸福。

我在1962年回想起那荒唐可笑的斗争会，特别浮现起在会上有人星沫四溅地大讲“膜”的常识的情景，写了一首诗：“偶    忆”两条道路决死活，荡荡巍巍撼日月；慷慨陈辞发欲指，津津乐道处女膜。“补课”结束不久，学校对我们右派作了处理。分为四类：第一类，劳动教养。据说这个无期的劳改是专门为右派开设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时光老师、学生右派刘期朗、朱云隆和我们甲班的李言畏等属此类。以后董、刘、朱都升了级，正值壮年的董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尽管向往自由民主的曙光，但大多很幼稚，没有鸣放出什么重磅炸弹，多是党员作风、教育弊端和课程设置等。冯大哥提的问题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创。我主要是鹦鹉学舌说“党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报》编辑，划为右派也不冤。那么多政坛元老和学界泰斗都难识其奸，我辈黄毛小子被网住也不用后悔。

1958年冬,我与从农村回来的金太林等二十多人组成伐木队,去壁山与铜梁交界处砍树和运树。劳动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气,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网之鱼，没有“人民群众”监督，觉得分外轻松。只有一位很和善厚道的老工人带队，他不会陷害人。晚上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睡前至少要闲聊一两个钟头。那是最开心的时候，说说趣事，相互打趣，但决不说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严峻和前途的险恶似乎全不放在心上，笑浪在静夜大概要传播好几公里呢。后来我填了一首词：“破阵子 · 赠伐木队诸君”沙盘，何曾话辛酸。人在坎坷中识，同罗更是相怜。屈指西风已四度，天涯蓬转几桑田，应犹忆壁山。  （1962 初夏）

词中的 “大战母狗”、 “沙盘定计” 和“坐火箭”都是当时著名的笑话。因言获罪以后，大家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头装哑，禁锢得太久的天性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释放了出来。金太林最近说，这一生最难忘、最惬意的就是在伐木队那两个月的经历。

1958年我班有五个右派与其它同学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监督改造，处境更为恶劣。彭玉君曾写信说，实在过不下去，想回西师来劳动。这当然不可能，以后她历经苦难，在她的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里有真实的反映。周义亨和陈年高的遭遇都很惨：周劳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分加重了惩罚；陈工作四年就被开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劳动服务站谋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回家务农。黄鹏先在劳动队放羊时，一只羊摔死了，他被批斗后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后来流落贵州绥阳，好不容易当上小学民办教师。我是1959年11月分配到剑阁县的，工资32元。大学毕业生起码薪金本该42元，可周义亨只有25元。他来信说：“綦江待人何薄！”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右派在哪儿也不好过。不能上课，只能做勤杂工，哪儿都受歧视和打击。1962年我被精简回到简阳老家，穷乡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老老实实劳动，大队、公社和县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没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被诬为“大同党”头目，在土牢关押一年多，严刑逼供，到了体无完肤求死不得的境地。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牵连很大，逼死二人，后来不了了之。既不向我们认错，也不赔偿，甚至没有宣告结案，不知专案组是否还在搜集我们的材料。我后来写的《别样的幽默》虽不愿再现严酷，但也作了一点记载。后来当了八年外流犯，屡遭危难和折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与许多同网朋友一样，不愿再提往事，待心情复苏时再写吧。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劳动队呆到1962年“复学”半年，作为6 2级毕业生分配了出去。尽管老邱1959年国庆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时又重新戴上光荣的右派帽子批斗，并开除公职。其实“摘帽右派”仍是右派，许多右派摘帽后仍是专政对象，政治处境并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类自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一网几乎无人幸免。现在我们“改正右派”没有平反，当然还是右派。北大著名学生右派谭天荣在1957年反右运动高潮时宣告：“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

右派分子的家属和亲友都受到牵连，我的哥哥雷任远被迫害致死。他是丰都中学数学教师，也长于绘画。1959十年大庆时奉命为墙报画刊头，他画的是天安门，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画得较暗，这是绘画的基本常识。可是就只因这个刊头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照他们的逻辑，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当然心怀不满，故意污蔑新社会，把天安门画成一团漆黑。1960年初死在狱中，刚刚26岁，教书一年多。说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他身体强壮，朴实忠厚，性格憨直，不善言辞，照说不会得罪什么人，可是竟遭此荒唐的不白之冤。

十年浩劫后，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却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样，恢复了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在工作中都很努力，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补回来。几年后都被评为高级教师，金太林、廖常勇和张怀明当了校长，其它同学也都是教学骨干，作出了很大成绩。课余时间则笔耕不息，突出的是黄鹏先、彭玉君、廖常勇。黄鹏先在浮躁的当今社会甘于寂寞，勤于笔耕，发表文章500多篇，200多万字，专著10本；尤其在儿童文学方面有丰硕成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彭玉

我们这个班46人，已有14人去世，我们这一网12人只有多灾多难的周义亨去年年初去世。11人中最年长的冯孝敏身体一直欠佳，但精神矍铄。廖常勇近年多病，黄鹏先腿脚疼痛行走不便，他们与其它同学会面少一些，但与大家也有联系。我们其它同网8人每年至少都要聚会1—2次，相信这种友情会永远保持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对世界看得更清楚。对从前和现在的谎言嗤之以鼻，近三年在博联社、凤凰网等网站开了博客，写了三十多篇时政博文。其中有五篇论述反右运动，另外有多篇也涉及到反右。“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与储安平、傅雷、刘宾雁这些精英同在一网，也是幸运。九死一生，居然活过古稀，现在是无欲无畏，活得充实潇洒。这就是当右派的收获。希望右派们健康长寿，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依法获得应有的精神和物质赔偿，看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祖国屹立于东方。     

                                                  2009.9.22 于武汉后湖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贺承业

3月14日

我亲爱的大兄范恒

范三弟 

1946年3月18日

我当时七八岁，懵懵懂懂，只知道先是二兄于1945年去了香港， 1946年大兄又离家远行。他们二人在家时，住西屋，两张破床。二兄是文艺气质极浓的人，不问政治，自顾作诗、写字、吹箫；大兄则思想左倾，一天到晚看书。二人偶然发生路线斗争，争吵几句。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晚大兄二兄大打出手，大兄当头给了二兄一巴掌，二兄则拿起小榔头作兵器，想敲大兄的脑瓜，在父亲的怒斥下停战。我则吓得大哭，事后倒是二位兄长来哄我玩，其时穷窘殊甚，大兄送我一只料器无足的小犬，二兄给我一块糖了事。二兄说，我的字和八指头陀（敬安大师）的字相似，命我抄八指头陀的诗稿，每抄完数页，给我一块糖。而大兄则叫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二兄远行时，我写了“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给他祝福。而大兄之逃逸则是我睡了一觉起来，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后才知的。童年的孤独是最无援无告的，二位兄长是我的偶像，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而今我只有在家中自己练字，再也没有二兄的欣赏、大兄的赞扬了。这孤寂的年月中，最快乐的事，是等待二兄的信，他总会在香港弄到一些外国邮票来给我收藏。还有令我对大兄深怀感激的是有一天他寄给我一个小木盒，其中有十只高可三寸的石猴，都是一个动作捧着桃子蹲坐着。南通地摊上出卖的石猴都是一寸大小的，动作也完全一样。我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巨富，每天给它们洗澡，然后排队躺在我枕边，与我同时入寝。

1949年对我家是充满了阳光的，入城的解放军，个个和蔼可亲。父亲已得到大兄的信息，知道他 1948年底又去到苏北。拿着大兄的相片，问一个排、连长模样的人，他们安慰父亲，说好像在部队里见过这个人。终于有一天，大兄竟背着一个盒子炮回来了；一身灰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倒不像电影中常见的见到家人还行什么军礼，像过去一样依旧叫一声“父父”、“娘奶”。我则哇的一声哭着奔向大兄的怀抱，这倒使大家乐极悲来了。二兄不久也来探亲，教我唱“解放军，向南开，我们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来……”阖家团聚之乐，非一言可尽者。

我其时10岁，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也难免对自己有影响，看到上海印的儿童画刊上，有云某家鼠患，主人养猫捕鼠，鼠一绝迹，主人则把猫赶走。有一天大兄回来，我拿着画刊问大兄，这猫就是蒋介石，鼠就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被赶跑了，你们又把蒋介石赶跑了，是不是如此?大兄起先一惊，继之大怒，讲了四个字：  “胡说，放屁！”大兄一辈子只骂过我这一次，大概也只给过二兄一个巴掌。一般说来，长兄如父，他对我们都是十分爱怜的。后来，我很琢磨过这“胡说，放屁”四字的深刻内涵和大兄愤怒的原因，终于内心里原谅了大兄的詈骂。

我家好景不长，1953年，我已15岁，在通中上高一。有一天到学校，听到背后有几个不大相善的同学三言两语的嘲讽，似乎讲大兄已是一只大老虎  （“三反”、  “五反”之中称大贪污犯为大老虎），我猛地一身冷汗，一想大兄也确乎有半个来月不见回家了。回到家中，父母亲似乎也有风闻，一室寂然，更无欢笑。有一天母亲和我在街上行走，见到彼时任南通市长的周伯藩。周是世家子弟，文质彬彬，他很亲切地叫住母亲：“缪校长，最近还好吧?”母亲低声问他：“是不是范恒成了大老虎啦？”　　

周市长哈哈大笑： “大老虎？唉，他连小老鼠都不够哩，名士派，大手大脚，过几天等好消息。”

大兄回来了，拢上去问怎么回事，他说要出远门。母亲以为是劳改去，大兄慢了两拍说：“去一厂打老虎去。”

（编者注：去一厂参加三反五反的新闻报道）

这其后几年，大兄当南通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南通市报副总编辑，恋爱、结婚、写书出版，这是大兄生命史上最幸福的日子。

1957年，反右开始，父亲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右的座谈会上慷慨陈词，在报纸发表《好小子，你来吧》，意思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正等着你呢。然而不久大兄被作为南通市大右派揪出，反党言论虽然没有，但省委一领导来视察，以大兄的气质，不知逢迎为何物，加上犟脾气，好顶牛，提意见，于是被敏锐地发觉，大兄有“反党情绪”。倒霉的大兄被坚持定为右派，打入另册。大兄不服，终于有一天大兄真的要去监督劳动了，他回到家中长跪于父母亲面前泣不成声，父母亲扶起他，母亲说： “你是品学兼优的好人，我们知道，去吧，毋以家为念。”此后，我家由革命干属而成地富反坏右之属，每于苦中作乐，我常嘲讽父亲，您那“好小子，你来吧”应改为“好儿子，你来吧”，父亲苦笑而已。  

从1957年到197２年大兄逝世，这14年大兄受的是难以言喻的折磨，无法一一详述，略举其大者： 1959年“拔白旗”时，大兄劳改的乡村中，有一“阶级立场”特坚的干部，把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一捆绑在村边大树下，一个个吊打近乎致残。大兄平日在村中待人极好，村民忧其不堪，在混乱嘈杂中，一好心农民与一小童以剪刀断其绳索，劝其快逃。大兄爬起，负夜步行奔回家中，找到革命挚友，时任南通市副市长的曹从坡。宅心仁厚而又顾念旧情的曹从坡兄立刻各方面通融、联系，把大兄上调到南通商业部门及市图书馆整理古籍。对于这项工作，以家学渊源而又博通经史、学贯中西的大兄，真是如鱼得水。两年中他分类编目著录，对图书馆贡献至钜。其间他更把家藏的珍本图书，上溯十二世的诗人范国禄的《十山楼诗稿》和曾祖范伯子先生的《三百止遗》，在父亲的同意下，捐献给图书馆。这是一个身在苦难之中、无路请缨、报国无门的人的一分对祖国的拳拳之爱。

大兄住在家中，父亲无法安慰这长空折翅的爱子，只有在萧瑟的囊橐中挤出一些钱，买一些可口的小菜和好酒，等待大兄下班归来。今天我每当听到《北国之春》中的“大兄确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时，都不免潸然泪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其时，大兄又被揪到工厂劳改），工人中有几个造反派，这时成了风云人物，对大兄下手之重是令观者失色的。他们斗争他，抽打、吊打他，至加重了大兄的腰椎病。直到大兄去世，他的腰上总围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以支撑身体不使蜷瘫。每天晚上回来，大嫂哭着给那皮开肉绽的受伤处上药包扎，等待着的是第二天更残酷暴虐的抽打。即使如此，大兄没有叫过一声痛，他继续读毛主席的著作，做了很多的笔记，也写了不少深自忏悔的诗作。这其中，他没有任何虚伪，他直到死，都认为苦难是自己的改造不力、以至违反了党的教导，是罪有应得。大兄读书笔记和其他读书杂录数百万字，在红卫兵的一把火中化为灰烬，这其中饱含着大兄晨昏书夜的心血。大兄被造反派反背着手，低头向着烈焰，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火光中消逝。

大兄爱上了酒，那是没有丝毫浪漫的诗人意味的，他拼命地劳动，被殴打、读毛著、喝劣质的酒，然后睡去。在把他划为右派之后，十几年他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后重新入党”，然而他没有等到那一天。I971年他终于病倒，是直肠癌。酒，尤其劣酒，绝对是腐肠之鸩。大兄在医院中，精神深深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痛，只是越来越频繁地请护士注射杜冷丁，在麻木中昏厥过去。清醒的时候，他睁大着两只眼，等待脱去右派帽子的消息，这是大兄抗拒死亡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人们并没有满足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摘掉帽子平了反，总算实现了“二十年后重新入党”的誓愿。

没有追悼会，火化的那一天十分凄凉。大嫂泪眼已干，她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学识那么渊博，人品那么崇高，而今天他去得何以如此的寂寞。我和几个侄儿在场，我看着轻烟从火化炉烟筒中飞出，啊，大兄!啊，大兄!

难友诗词

吴家泽

（ 一 ）

文革“余哀”         

 浩劫身经心尚酸，  十年“文革”痛不堪；几多黄土埋忠骨，  三代人心失不还。        1985年10月

（ 二 ）

读戴煌《九死一生》感言        

 疯狂岁月雾茫茫，   犬吠狼嚎北大荒；浩劫囚奴铸铁骨，   无端冤屈总难忘。          2008年12月

（ 三 ）

读曹德元《罹难记》感慨

——回顾上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大地若冰寒，    是非颠倒完。无奈天作孽，    幸得命回还。  

 2008年12月

（ 四 ）

悲痛反右  文革后患    

冤狱日诛过万千，      故名“造反”戮良贤。人寰血肉悲惨绝，      为首元凶避不嫌。 诡谲“阳谋”肃异己，造成动乱不堪言。传承仁义一朝毁，      后患无穷祸百年。   20097月

（ 五 ）

读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记念胡耀邦》  

中华大地红旗飘，   亿万人民颂舜尧。甘苦与共六十载，   惨遭“左祸”命难逃。坚持民主步新潮，   构筑和谐第一条。世上从无救世主，   不当奴隶挺胸腰。                                        2009年9月七律 ----千秋泪
                                    

宋文申

九州好戏连台唱，    腥风血雨争豪强。一人成名万骨枯，    千里饿殍因断粮。庐山元戎含恨死，    开封绝款并肩王。没牙独夫犹自诩，   “马克思加秦始皇”！

2010-年元月1日

黄述尧

东荆河颂（古  风）

昔闻东荆河    自恨不相见     今日渡东荆     河水流涟涟

涟涟河水流    反右过此间     渴饮三五口     河水香甜甜

香甜东荆河    冉冉赴天边     天边群岛还     吾等仍前行

前行周矶场    劳教三五年     他日改造好     转饮庆更生

黄述尧：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曾在周矶农场劳动改造，后倍受煎熬二十余年。现年八十六岁，离休前是湖北沙市教育学院教授。现居湖北荆州。    

联系电话：0716-8223270

又及：1958年6月12日，随到农场的有李刃夫、李贤文、王明生、王守愚、钱治安、贾德明、甘方纲、李松林，当时护送的是荆州的公安人员。

李文兴

往事即兴

五十方今农场聚，荆河泪水紧相随，苍天大地循回日，孙众群呼老汉归。

李文兴：划“右”时系同济医大学生。现居珠海。联系电话：0756-2629591

罗公颂

李国威

求索扶桑为济世，菁莪师表李桃魁，食推衣解情多趣 ，身教言传义最诙，

眼见天街天帝瓦，脚蹬地市地皇煤，荆河名宿乘凫去，学子后生奠旧醅。

罗公正镶字少玉，1894年10月4日生于江陵。早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五年后回国，一生从事理化教学，业务娴熟，设譬贴切，深入浅出，幽默诙谐，雅谑互呈，活泼风趣，知识易懂易记。先生拒大学执教之邀请时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小学、中学都一样，何必一定要去教大学……”先生乃杨震宁

罗

罗翁百岁诞辰暨辞世十五年之期，九州岛大地及域外台、港崇敬先生之人士，云集罗公故里潜江（原江陵）县铁匠沟小河口举行龙讯诗会纪念。

余与会为正镶公撰联，以慰“半头和尚”在天之灵耳！正义彰楚野甘心自创踽行传镶公育荆华笑语唯陈兼爱篇。

又：四  首

世时有道似失常  煞费周章海易桑  善辩鹦歌绳索锁  喧嚣鸟雀院庭翔

久悉蕉叶单传绿  早种梅花广品芳  共愿连年天地阔  奇葩珍兽遍八方

人生愿望何难策  世事无律应有常  大树未倾根尚固  好花虽谢种犹香

砍林种稻猢狲散  去藕植棉鹤鹭翔  喜见东风时雨至  昆岗丽水野群芳

凤逸龙蟠亘古逡  楚材晋用獭鸟粼  蜂迷桃苑华如锦  鹤瞰荆江稼似茵

无欲无私天地阔  有波有浪海湖淳  青衿远去伊人愿  老九尚识桑梓春

正茂风华大志屈  暮归复誉返先居  面临长水渔帆影  背倚荆堤桂柳群

种草唐花缘为趣  钓鳌漫画方成蘧  古今放眼尘俗忌  谁怜江天动荡云

弱冠之时，左祸殃及；复誉之期，已过不惑之年。身心疲惫，幸归故里，自嘲而聊以自慰矣！

李国威：原湖北沙市三中教师。1957年划右，历经周矶农场改造、“文革”时强制下乡，直到“右派”问题“改正”后，才重返讲台。现已退休。现居江陵县郝穴镇。  联系电话：0716-4738930

难友档案

徐舍予，原名徐人舒，1933年4月生于四川新津徐家渡。1950年1月经驻成都蜀华中学军代表冷明介绍投考西康人民干部学校，4月进入雅安，9月到冕宁县。1950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青年团区工委干事、副书记、团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55年任中共冕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6月当选第一届冕宁县委候补委员，党的县监委委员，1957年3月经申请“下放”，回到团县委,任书记。

因一向“忠诚于党的事业”，积极、负责、大胆、主动地工作，一度受到党组织信任，连年提拔。1957年参加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并任负责人之一，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投入中共旨在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由于对党内政治生活、民主作风；对1955年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涨；对中共西昌地委书记李占林在地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通过开展“反保守”，大幅度虚增全地区1956年粮食产量，从而也使冕宁县经统计部门统计核实，县委全体会议郑复位案的比上年的48047.5万斤增产8.39%的幅度，被“订正”为增产13.39%,计虚增2402.35万斤粮食；在贯彻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之后，党内一部分干部对待知识分子仍抱有宗派主义情绪；县委不注意发挥青年团、妇联等群众社团的组织作用，团组织难以开展必要的独立活动；党组织及其负责干部在决策和具体工作中，遵守法治不够等问题，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批评；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斗争初期，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内部“排队”时，不同意将勇于在党的会议上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对党组织的工作提出批评的县税务局副局长、候补党员罗忠本列入右派嫌疑名单（四类），主张将其排为一类；在县人委机关指导辩论时，强调对批判对象坚持说理，只能“文斗”……

我的上述言论和行为，被当局栽诬为“不满意党，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将团委架（驾）于党委之上”，“歧视工农干部”，“企图修改党的组织原则”，“污蔑合作化政策，否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消极对待整风运动，为右派分子开脱”，强加上五项罪名，于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下降5级工资，送农业社监督劳动的处罚，成为毛氏现代“坑儒”，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11%的人被打入另册者中之一。本人遭难，殃及亲属，妻子被调离人民法院，女儿升学受到影响，弟弟候选参加援外的资格被取消。但本人坚信：“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竟然拖延了21年之久。

1959年10月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1960年回到机关，相继在县农业机械局、工业局、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基层国有商业系统食堂、旅社、种猪场等单位工作。1971年3月因向党组织申诉，被视为“闹翻案”，受到“暂不戴回右派分子帽子，帽子交群众手中，以观后效”的处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消息传来，10日再次递交书面申诉，要求甄别。“反动”程度达到伟大领袖甫一逝世便闹翻案，当然免不了又是一场被批斗的下场。好在毛一手炮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长达10年的浩劫终于宣告结束，延续了几十年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不再为纲，在被批斗一阵之后，便也不了了之。两年后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得以改正，成为官方后来公布的全国划定右派552973人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97人（仅占“右派”总人数万分之一点七四）没有改正以外，其余99.98%以上，即552877人均属“反右扩大化”中的一员，被恢复中共党籍，党龄（中断21年之后）连续计算，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20级，被安排到冕宁县商业局“学习经济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出缺，负责主持工作），1985年“跳槽”，到西昌任凉山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总编（总编出缺）。1988年评定为编辑，1993年晋升副编审。1981—1989年参加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专业学习。期间担任凉山州出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方志协会理事。1993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表彰。

1993年9月以后退而不休。初应聘为特邀总编，参与总纂《西昌市志》一年，复投身私营经济、领办中外合资企业4年余，创办民营企业（台登公司、格林公司）8年。十余年间，从事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项目开发经营，每年能帮助数千户、上万户山区贫困农民增加收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产品出口西欧、南美、南亚等地区，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在第二次就业中，自身价值进一步体现出来，也使家庭物质生活多有改善。

陈德驷：四川人，专长音乐和古诗词，能作曲，能拉一手小提琴，且歌唱水平很高。原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曾是歌唱家马玉涛的开门教师，后调到《海军报》当记者。他于一九六二年被发配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跟我在同一个中队（一中队）。过去我不知道有关他的情况，可他说他早已从1957年的好几家报纸上知道我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他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是因为在整风反右期间为音乐届的老前辈刘雪庵被打成右派鸣不平，自己也被打成右派的。他的年龄比我大十岁左右，其文学和音乐功底都很深，我一直称他为陈老师。毛泽东针对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为赞赏江青，反其意也发表了一首卜算子《咏梅》。陈德驷也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并且谱成了曲子，其词意隐寓是歌颂右派的，可惜我现在记不得了。1964年是劳改队比较宽松的一年。过春节时管教干部让陈德驷在一中队里挑选若干年轻有文化水平的犯人组织一个歌咏队，他让我参加，我说什么也不参加，我说我不给共产党唱赞歌。他说“我也不愿意干这事，但他们（管教干部）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专长，没法推辞掉”。1966年我因日记事件被押送到严管队，从此不知道他的下落。
   

许默夫：黑龙江人，年龄比我大大约十五到二十岁左右，原是解放军报的一名编辑。他对我说过，他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哈尔滨监狱同一位日本老共产党员一起坐过牢。那位老日本共产党员曾问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革命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是为了革命？”并且让他考虑三天后再回答。他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了吃饭”。那位日本老共产党员说，你答对了。并说无产阶级之所以起来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简单点说就是为了吃饭。现在有一种论调将革命当成了目的，说一切为了革命，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他还对我说他出狱后因为失去了跟党的联系，一直没有恢复党籍。他就是为了这个在整风反右期间写了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的。我被押送到严管队后，不知道他后来的下落。

    张维德：上海市人，原是北京农业学院助教，因为发表一些反对苏联农业科学家米丘林和科学院长李森科的言论被打成右派的。1959年跟我一起被发配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不过他在四中队，我在一中队，互不认识。后来大编队，他也被调到了一中队。他说他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张维德看起来人比较老实，说话也比较谨慎，不像我因经常顶撞干部受到带手铐脚镣关小号的惩罚。1966年我被调到严管队后跟他失去了联系。1972年我刑满在乌兰农场强迫留场就业。1974年到半拉山修公路，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他。他说他也在新河农场强迫留场就业了。因为不在同一个单位，他说话也就大胆点了。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看来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了。连他的亲密战友林彪都反对他，这样继续乱下去，中国非发生大的变化不可。对此我也有相同看法。我还劝他好好保重身体（他有胃病），等着看罢。1976年毛泽东一死，“四人帮”被抓，我们又见过一面。他还说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可是不久华国锋提出两个“凡事”的主张，他感到没有希望了，于1978年给右派改正的五十五号文件在报纸上公布的前一个月上吊自杀了。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死去，真是莫大的悲哀。

    章承顺：浙江泰州人，原是北京地质学院二年级学生，比我小两岁。1962年我们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一起呆了四年。他的罪名和我一样是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但他的详细情况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包括我。2009年8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来“拜访”我，我喜出望外。他是跟他的夫人（小学教师）一起来的。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他说这几年我从网上看了你发表的全部文章，从网上打听到你的电话的。还说当年你被打成右派后，名字上了好几家报纸，我一直就很佩服你。他跟我谈了他被打成右派以及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的原因。1979年平反，落实政策在一家粮食加工场当了场长，但嘱我不要在网上谈他的情况。因为他现在退修后的生活比较好，儿子在一家外企公司任高管，收入颇丰，因此不愿意再让人知道过去的事。因此我对他的介绍也只能到这里。

附  录：铁流近期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两封信

一、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第十封公开信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你好！

您身挑国家大梁，手操千绪，日理万机，系党国命运于一身，本不应打扰，但又不能不打扰。我不知道主席阁下为什么老放不过我们这批右派老人？

众所周知，50多年前我们这批50多万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追随共产党的革命者，却被毛泽东的“阳谋”沦为共和国“贱民”，整整被残害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熬到他寿终正寝后的“改正”，想不到余年仍然如此不幸！

是我们反对了主席阁下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还是破坏了主席“科学发展观”的治国谋略？为什么老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压监控我们，而且节节升级加强控管。过去我是所在地通州区“维稳办”重点“关照”对象，自3月27日“茶叙”后，陡然升级成了中央和北京市的“关照”重点了，真是太看重铁流了，使我有点受宠若惊！

今天（4月16）晚9点，我购好北京去上海的列车票，行前又受到截阻。上午11点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孙科长打来电话：黄老，你今晚要去上海开会吗？

我回说：不是开会，是去看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顺道看看朋友。

他说：你不能去。我问为什么？他说，电话上说不清楚，等你睡了午觉后下午3点来你家看你。

我在阳光屋备好茶水，欢迎贵客光临。下午3点，执行公干传达上级指示的北京市局孙科长、国安局焦帅和通州一位国安老熟人，来到寒舍。三位都是年轻后生，总年龄加在一起约长我十余岁，儿孙辈的人了。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儿孙辈管爷爷们的事，多么滑稽？

孙科长开门见山说：黄老，你今晚不能去上海，去了也没有人接待你。

我问：为什么？

孙科长说：没什么，就是不能去。还说，从今天起，我们公安局不管你了，把你交给了国安。

我冲焦帅一笑说：昨天我在京城俱乐部一见你，就知道你是国安的。

他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我是记者出身有职业眼光。干你们这行的不是追踪，就是卧底，或搞暗杀，脸色总是阴阴地少有笑，所以不如孙科长气度明亮。

他承认他是国安的。

我问：国安是专管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的人，难道我们右派相聚一下谈谈往事，也是颠覆了国家政权？请明示。

他说：我们只要求你今晚不能去上海，没有说你颠覆国家。

我又问：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

他说：你思维敏捷，见多识广，有学问，从内心说，我很同情你们的不幸。

我道：既然这样为什么老盯着我们不放？

他回答：这是我们的工作任务。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两年多来，我对监控、打压已成习惯，毫无恐惧之心。我光明做人，严守法纪，有什么怕的？但对限制我去上海的行为表示出强烈义愤！我说你们太过分了：去香港不让去，去埃及旅游不让去，现在连上海也不让去，我还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底犯了什么？你们干脆逮捕我算了。

他们不回答，说没想逮捕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如实向领导反映。

我道：限制我的正常人身自由不等于就是逮捕吗？

接着，我重申了我“三个区分”、“三个承认”、“三个要求”、“三个反对”的人生原则与行为底线：

三个区分：把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改革开放的共产党区分开；把建国的前30年和后30年区分开；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改革开放的缺点与失误区分开。

三个承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人一切言行须在宪法框架内；承认中共是现阶段国家的执政党，不能去反对侮谩。做得对的支持，做得不对的批评；承认共产党在一天一天进步，在改善国计民生。

三个要求：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斗争”；要求为受害人赔礼道歉；要求发还20余年扣发、停发的工资。

三个反对：反对封杀掩盖历史真相；反对把毛泽东头像长期挂在天安门；反对毛派极左势力复活。

我请他们全部录音，把我说的话如实向上面反映。如果党政高层认为我的这些观点是“颠覆国家政权”，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公开下令逮捕我，用不着限制我人生的正常行动和监控我的通讯设施。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光明磊落，按法律办事，这就是我要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第十封公开信的内容。

焦帅

我还问他们：我们和你们的矛盾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三人众口一词：人民内部矛盾。

我道：那就对了。解决敌我矛盾用军队，监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被整了几十年，关了几十年，后来给予“改正”，恢复了工龄、职务、组织关系，所扣发、停发的工资却不补发，你们能接受吗？

我一再表示：只要补发了这笔工资，我可以再不发声，老死书斋潜心写作。我如果拿到所补到的工资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而且愿意帮助政府做这件抚平历史创伤的事情。

他们有些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我答：社会的公平公义！

我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纵为此杀头坐监也不后悔！两小时“关怀”结束，送三人出门。我拍了拍焦帅肩头：小伙子，下次再来脸上多一点阳光少一点阴冷，我会回你一个灿烂。

冒犯了主席阁下，啰啰嗦嗦写了些言不成体的东西。

上书人：铁流，本名黄泽荣

2010年4月16日

二、给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信

尊敬的周永康书记：您好！

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写来此信。

2006年您还是公安部长时我给您写过一封信，您虽未回复但做了妥善处理。当时北京市黄色短信泛滥，误伤了不少好人，我认为是公安机关一些人在坐肥“钓鱼”。信寄出不到十天，北京市公安局就多次发文下令：打击手机黄色短信。朝阳公安分局负责人两度登门向我致歉。此事处理结果令人十分满意，向不少朋友做过宣传：中国公安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警匪一家。

自2007年始，我因曾是“改正”右派，还是当年毛泽东“关照”而又被关押了23年的右派分子，理所当然参加了“原右派人员”向国家索赔维权活动。不论是61人上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还是赴美参加“反右斗争五十年国际研讨会”，都有我。于是，我很快成为国安、公安重点“关照”人物，不但出境受限，所有通讯设备也受到监控。为此我曾九次给胡锦涛主席写公开信表示抗议！

尊敬的周书记：您出身平民，深深体察下层疾苦；您也是共和国一员，目睹历史错舛。1957年毛泽东非法发动“反右斗争”，一夜之间把党内外五十多万知识精英沦为“贱民”，为天理、公理、情理和党纪国法所不容。自此国家进入一个长达20多年的黑暗悲惨岁月，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到今天我们党不敢直面，还说“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请问：正确在哪里？必要在哪里？到底扩大了多少？五十五万八千人，只有九十六人没有“改正”，而这没有“改正”的右派中，多人在逝世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是小学生的算术题，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改正了，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打错了，怎么还能说这场运动是“正确”的呢？使人更不能理解的是，“改正右派”都得到了“三恢复”（即恢复职务、工龄、党团组织关系），可是二十余年蒙冤期间被扣减或停发的工资却不补发，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通的。所以，受害的难友们及其遗属深感不平。有谁能平？谁又能平？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纵是20岁划右的年轻人，现也是耄耋老人，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他们怎能不作最后的呐喊抗争？！

“反右斗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多万知识人，绝大部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近十万人被活活累死、饿死和折磨死，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我就是从死亡堆里爬出的一人。即便是苦苦挣扎挨到“改正”之日的右派，绝大多数人十分贫困，他们什么优惠政策都没有赶上。特别是学生右派，没出校门就被投入“监狱改造”，事业、青春、爱情全毁之殆尽。人都是娘生爹养，如果自已儿女罹遭此难又有何感想呢？现在他们中许多人终生未娶，孤孤独独孑然一身，断子绝孙终老至死。像我有车有房，送子女出国受教育的老右，恐不足万分之一。

由于右派的历史问题得不到彻底完满的解决，心灵创伤自难抚平。呼吁、呐喊、维权，是情理中之事。可是当局一直冷漠置之，回避不理，甚而打压。这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引起维权抗争越来越强烈的声浪。虽然我们不会上街游行，也不会自焚杀身，更不会诉诸于任何暴力，因我们是明理知义的读书人，更何况子女多在共和国机关工作；可心里怨恨至极，嘲骂无声：共产党太不讲理！

“反右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瞩目，关乎公理与人类良知，绕是绕不过去的，拖也拖不过去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千古亦然。时间拖得越久越被动，何况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出于道义和历史责任，我是积极推动维权抗争的人，自然是公安重点“维稳”人物。只要一到敏感时期，如“两会”、“六四”、“国庆”或外国元首来访，甚至朋友相聚吃一餐饭，也会引发轩然大波。上月27日，为办好“三真”（真事、真情、真实）、“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微痕》，我们约请五十余位朋友在北京双味轩吃顿便饭，全国“维稳办”竟然下发通知“取缔”，直至闹得海内外沸沸扬扬——这用得着吗？有传说是周书记签的字，有说是刘京同志签的字。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事后我们多次找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靳政同志，因为他是3月26日亲临我家传达指示的干警：不能茶叙，是中央高层意思。

我是15岁就参加革命的童工，抓捕过反革命，揪过地主，斗过资本家，“反右斗争”前一直在党政部门工作，1980年“改正”回归单位又从事记者生涯，1987年举家北上定居京城。因工作原因和不少高层领导接触，法制观念特强，故一切行事严守宪法，坚持在法理内维权，体制内抗争。我虽然力批毛泽东所做乱党、乱军、乱政等诸多罪恶，但对共产党仍怀好感。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的一分子。拥邓、护江、胡，支持政府现行政策，但在右派维权抗争上是死硬派，纵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天理不容。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当局建立一个互动互信的沟通渠道，发还20年拖欠的工资，安抚死难者亲人。但它需要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谁做谁留芳百世，千古景仰。

尊敬的周书记：你是国家领导人，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又是分管政法的头人，还是全国“维稳办”领导小组组长，对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和责任感。我希望你不是过眼烟云的阁揆，而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华国锋、叶剑英力挽狂澜粉碎了“四人帮”，为人千古称绝；胡耀邦“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至今为人推崇；邓小平拨正国家航帆终于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一穷二白”和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以及结束“领导人终身制”，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率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赢得世人广泛的尊敬；纵有“六四”失误，也不失为伟人！

尊敬的周书记，难道你就不能为“反右斗争”的遣留问题划上一个历史的句号，突破现有的错误决定，而建功立业名彪青史吗？

自古大丈夫重身后名而不乐享眼前富贵，救苍生解民于倒悬应是书记所为。为此冒昧进言阁下，请书记三思！右派虽为老人，却能感动社会，赢得民心。最后祝书记健康长寿，心情舒快！

上书人铁流（本名黄泽荣别号晓枫）        2010年4月15日于北京

友谊回声

成都广汉晚辈刘绍坤敬：

《往事微痕诸位前辈：你们好！谢谢你们多次寄来的《往事微痕》，这是老师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可喜可贺！最近看石天河老师送给我的大作《石天河文集》之二野果文存（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一文，上面提到流沙河曾写了一篇《我的交代》约一万二千字，我好像听彭慕陶老师说起你们有这篇文章即《我的交代》，可否请老师发来。谢谢。请多多保重身体！我一直在拜读俞梅荪兄的文章，请代我向他致意问好！      2010年3月12日

四川雅安熊习礼：

泽荣兄并《往》刊诸友：久未给你们写信，因为我与李曰垓有约，我二人准备合写一篇著作，各写各的，约定在今年年内6月30日，至迟8月30日前合稿。目前我正全身心投入构思和书写一篇认知1956——1957的理论性文章，手法是用准确的时间、日期、时间天数所发生的事件，用数学的周密论证、计算，逻辑推理的医学诊断方法来论断以1972年的反右运动为中心的事件及其前前后后。我虽然才疏学浅，水平甚低，但是受诸多名家传世之作的启示，兄台等主持的《往事微痕》体现的社会的良知、独立的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勇气的感召而产生的心志和夙愿。因其费心伤神，时感身心疲惫，幸好我会医学调理，才能保持健康。

四川宜宾难友罗铁夫：

感谢《往事微痕》刊发了我的个人信息，使我有机会与更多的难友交流，能进一步提高认识。其中“毛泽东将中国人整成鬼”不只是我罗铁夫一个人，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就连他的党人刘少奇、彭德怀……都成了鬼，因此，“毛泽东把人整成鬼”，具有普遍性。我罗铁夫仅是普遍中的个别，正如诸多老兄被整成鬼，也是普遍中的个别一样。“毛泽东把人整成鬼”是揭露、控诉老毛的滔天罪恶，而“毛泽东把我整成鬼”就仅仅是毛泽东对我个人而已。特殊不能包涵一般。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刊发的文中删除了“……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应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一场资本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好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这一段。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虽然年轻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模糊，但是它仍具有现实性。中国的主流是自由主义（马克思叫做为“资本主义”），不是共产革命，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是13亿中国人都关注的问题，我在《小传》里写上这一段，是有用意的，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已更正，编者）。编辑在修改作者文稿的同时，要注意文章中重要的部分。

《往事微痕》已经刊出44期，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资金原因，版本不可能与官方的刊物媲美。但是在排版时也应注意。《往》刊第42期刊载了我的一首小诗《哭杨应森》。大概是为了节约版面，刊发时没有分行。

诗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无论古诗词、现代诗歌都有其形式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特别是自由体的诗，如果不分行，就什么也不是，刊发这样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往》刊为了容纳更多的作品，需要尽量缩短文章占用的版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目前状况下，可在编排段落时再挖掘版面的空间。当然这是很麻烦的事。

《往》刊从“伤痕”到伦理，在“诉苦”中寻找根源，这是很了不起的。《往》刊刊出的《北大专辑》《何家栋专集》《辛子陵专集》《杨绳武专集》……是很好的。《北大专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1957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反对共产暴政的民主运动。北大的民主学子们，旗帜鲜明地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些专集让更多的人系统地了解历史和他们的观点，从中获得启示。《李曰垓专集》在揭露、批判毛泽东反右本质方面是很有力量的。共产政权建立后，官僚系统也随之建立，这是任何统治者都要做的。在毛泽东面前横阻两个官僚系统，一是刘少奇掌控的党务系统，一是周恩来掌控的行政系统。官僚机构的建立，制约了毛的绝对权力，对于“无发（法）无天”的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苏共反“个人崇拜”，揭开了共产铁幕，中共八大决议直接挑战毛泽东权威。在如此形势下，毛决心打倒自己党内的政敌。1957年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搬起这砣石头的初衷，是要打倒官僚刘少奇、周恩来，肃清党内异已，维护他的绝对的独裁统治，其手段是延安整风的再版（发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来打倒“宗派头子”王明、“经验头子”周恩来，再整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自己夺取党的最高权力扫清障碍）。由于自由主义分子对共产党建政以来所施行的暴政不满，反对“党天下”，把矛头指向“大和尚”，“事情正在起变化”，老毛再次与少奇同志联手，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云南的“反右”就是毛泽东的忠实爪牙残酷整肃异已的证据。在四川借反右消灭异已最典型的，是宜宾刘张两口儿搞的反右运动，专员、市长都没跑脱，其手段的残暴与云南的爪牙难分仲伯。

我们要控诉毛泽东的暴虐，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为什么”？

你们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学术研讨会是大事，提出的研讨内容是很重要的。只有弄清了“为什么”？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关于会议地址请你们再考虑。北京固然最好，最具影响；但是，也是最麻烦的；当局能容忍吗？大理好风光，云南地方对“原右派人员”也是欲置之于死地的，要考虑可能发生的不幸。来自全国100多老右集会是件大事，吃、住、行和医疗都是不可缺的，组会者还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会议的筹办不容小视，选择的地方尤其重要。我建议在成都为好。成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气候宜人，生活不高，适宜会议。

我建议以征集文稿、出专集为好，会避免许多麻烦事，避免不可预料事件的发生。我们随时随地都不能忘记，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大陆不是台湾，胡锦涛不是马英九——六四的血还热着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近期网上发帖：《胡锦涛内部讲话》，有网文称是胡江斗的产物。无论这个《讲话》是否出自胡，是否伪造，它都确确实实暴露了共产党的本质——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往事微痕》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迹。我没猜透当局为何能容忍，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你们思考过没有？放长线吊大鱼？引蛇出洞？……我从来就不是英雄，也不是怕死鬼，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了不起了，知足了。死！是自然规律，但是拚老命也不可取。切记马克思名言：“革命需要被动因素。”

当然，如果你们决定召会，有机会我是愿意参会的。我希望认识更多的难友，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许良英、茅于轼、杜光、蒋绥民、博绳武、李曰垓、后永年、董克让、陈奉孝、燕遯符、李昌玉、史若平、纪增善、李家骙、茆家升诸难友，都是五七人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对他们心仪已久。特别是李曰垓。我原以为右派中我是最年幼的，戴上那顶桂冠时才17岁。哪晓得，李老弟比我还惨，当右派时才16岁。李老弟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就火眼金睛，成为智者，他的毅力和好学真使我好感动。请老兄转达我对他们的战友情、同志爱，希望他们勇于战斗、善于战斗，在来日无多的时间里为我们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面临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谁是“第五代”接班人，关系到胡江两派的生死存亡。胡江斗已经公开化、白热化。近期召开的两会，是江派公开向胡派叫板。人大、政协、公安、宣传都掌控在江派手里，他们沆瀣一气，围剿胡温，大有天下非我莫属之势。网上评论称，江派已失势，不准确。人家江派势力还大大的。无论胡江哪派接班，本质是变不了的。胡胜，百姓苦；胡败，百姓苦。但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将会给民主力量带来崛起的机遇。

湖北仙桃市：王平

39、40期《微》刊收到了，非常感谢。想说二件事：

一、《微》刊在皇城眼皮下能出刊2年，又在御林军打手严打下继续坚持出刊，可以说明二点：一是真理和正义在我们《微》刊这边。二是以铁流为矛又为盾的义工们，都是无私无畏且是大无畏的勇敢斗士和当代英雄，让我等难友肃然起敬。

二、您们的妻子（丈夫）一定是最好的贤内助，也是最不怕鬼的英雄汉。令人敬佩之至。另附拙文：《苟活七十八，感悟一、二、三》请斧正。谢谢！

                           一悟《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这一词，代代相传几多时，都说遵此教导做，健康长寿无忧思。

总结一生苦难史，方知此说有不是，奴隶知足暴君安，穷人知足暴富逸。

温饱户型小康家，也常念此知足经，有的真念有的假，迫于无奈自宽心。

暴

我们穷人与奴隶，切莫愚昧中奸计，倘若我们知足了，方便暴逆宰割你。

当今政体行专制，革命倒退六十年，官员多属贪昏暴，穷人奴隶倍受凌。

穷奴生活在地狱，生不如死悲愤极，还要他们知足乐，胡说八道放狗屁。

铲除剥削和压迫，我们只能靠自己，奋争民主和人权，打倒贪官和暴吏。

人民当家真作主，自由平等享权利，共同富裕人人乐，才是我们知足时。

最不知足是毛君，野心勃勃无止境，出身农家不务农，跳出农门拿薪金。

青年粪土万户候，中年就想登龙廷，老年窥伺全世界，死时想超斯大林。

人心生来难知足，范例正如毛泽东，但不能作非份想，更不能害老百姓。

                          二悟《右派改正》

毛邓反右丧天良，违宪违法反人性，冤案拖了二十载，自惭愧疚搞改正。

大罪化小小化了，还要感恩载德政，只是认错不认罪，杀不抵命债不赔。

劳教劳改又株连，伤害千万无辜人，滔天罪恶不悔省，一纸改正愚弄人。

毛邓暴死罪尚在，后继当局应担承，新官不理旧官事，甘愿千古留骂名。

反右大罪六十年，一直掩盖到如今，往事微痕揭真象，当局下令严查禁。

一错再错错加错，一罪再罪累罪行，横行霸道几十年，就仗特权施暴政。

任凭世人共谴责，我行我素不听闻，假大空话坏做尽，从不汗颜脸不红。

人有脸来树有皮，无脸无皮怎谓人，脸皮不要焉知耻，无耻之徒怎主政？！批评武器毛共倡，不批自己只批人，人若批评毛共罪，说你反党判徒刑。

如今放弃反党说，改换颠覆政权罪，总之毛共批不得，一摸虎屁虎吃人。

人民冤苦何处诉，国际法庭远天边，当个中国人真难，何时才能见青天。

幸  中央出胡温，提倡和谐人为本，差可抗衡左祸派，政体改革有期待。

                           三悟《毛共功罪》

毛共共有三大功，世人皆知也光荣，功伴罪来罪伴功，见仁见智话不同。

毛

四龙人民小康时，大陆人民普遍穷，人家经济大发展，大陆濒临崩溃边。

暴力统一全中国，是祸是福难说清，前三十年祸国民，后三十年跛脚行。

毛

毛共大夸第三功，经济改革显威风，国力国威大提高，异国外邦皆来朝。

可叹改经不改政，致使社会百弊生，贪昏暴官百千万，百姓一片叫骂声。

吃喝嫖赌逛世界，国帑民血撒中外，贫富差距天文数，此功已排世第一。

虽创外汇数万亿，水泥堆成高楼林，马路拓宽豪车拥，亿万廉价血牺牲。

生态环境遭破坏，沙尘暴扫北东京，癌症怪病频暴发，毒气毒水毒百姓。

兰天白云难见到，废气废水与日增，国土资源倒卖完，强征农田打农民。

官商勾结图暴利，红黑联合害人民，贪昏暴官群魔舞，冤假错案又丛生。

县省伸冤官护官，万千冤民拥京城，县乡军警截访回，拳打足踢关衙门。

官民矛盾日益烈，群体抗争频发生，军警镇压保贪暴，恶行循环难止停。

记者律师维权士，见义勇为鸣不平，贪暴视为眼中钉，杀关管判不留情。

言论自由宪法载，贪昏暴官不遵行，文化专制达顶点。文字狱又大开门。

到处树敌敌人民，不怕人心丧失尽，搬起石头砸自脚，既暴且愚实可怜。

专制政体雷不动，暴力政治反人民，经济腾飞政反动，是功是啡世人明。

昆明：车仲英

    祝往事微痕健康长寿！

                                  一

淡泊名利一身轻，往事微痕倍有情。耻向牡丹争富贵，愿随红叶乐清贫。

                                  二

一轮明月，万里江山，俯仰无愧天地；十里红尘，丢掉青史，褒贬自有春秋。

                     怀念林昭、张志新烈士

                                  三

十年风雨暗山河，惨目伤心抠死多。巾帼英雄存浩气，万家热泪化春波。

                                  四

小小一匹夫，忠心献黎民。敢与苍天斗，风雨任平生。                    

湖南：罗来炳

自去年五月承新化难友卢盛国先生介绍和赠书，开始读《往事微痕》，不久即与贵刊联系并付少许款项做为纸张费。书内容丰富，是57难友的心声，因得知讯息太迟，故前面书无缘读到，后又因遭查封，有些书没收到。1——26册，手中只有几册。今贵刊既重印，很高兴，请为我计划一套，以便阅读和珍藏。相信诸多难友都能体谅你们的艰辛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捐赠。

至于寄书为节省邮寄费，请寄新化难友卢盛国先生处，因为他是分发新化部分难友《往事微痕》的义工。如有事请他转告。

                            读《李曰垓集》

读了诸多难友的文集，心里感到震动，许多有才华的人死于那场洗劫，较之他们我可算幸运者了。当时右派的命不如鸡。李曰垓难友提到小学教师宗大贤因饥饿扫下磨里一两玉米面，被吴姓独眼龙用锄头打死，领导不追究责任，轻描淡写说了一句“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右派的生命不值一两玉米，打死像踩死一只蚂蚁，谁来过问。赵正荣因坚持原则正义，不为县委书记报销狐裘皮，被报复打成右派，其妻蒋武聪刚生下孩子十四天，强迫走九十里山路出夜工，致会阴破裂，送医院医治医生渎职死亡。这些操柄者哪有一点人道主义啊！李曰垓难友因当过记录员，知道一个县领导霸占属下妻子诬以特务逼死人命的血腥内幕，十六岁没有其他言论，为要灭口被打成右派。那时候趁着那场运动领导想打谁就打谁。笔者也因纠正学校领导读报读错字遭怀恨被撬门入室，翻箱倒柜寻找材料，断章取义抄录日记中的句子整成材料，并无中生有任意罗织而罹劫。从书中读到的报复的例子很多。但李曰垓先生没有任何言论，为了灭口打为右派，劳教、劳改二十一年，其遭遇比我更惨了。李曰垓

                             读《辛子陵特刊》

读《辛子陵特刊》获益良多，了解了很多原来不知的历史内幕，辛先生用很多具体事例揭露了毛氏在大跃进造成的许多灾难。毛氏不惜以两千万人死亡、经济崩溃为代价，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多少功臣学者迫害致死，以反修防修为幌子，蒙蔽了多少人，初时甚至中共高层都不知道毛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辛子陵

初毛泽东选定刘少奇为接班人，目的是为推卸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罪责，把刘少奇做替罪羊。刘少奇哪里知道。选林彪做接班人，则是利用林彪来打倒刘少奇及老帅。其学法家权术真是到了家。他集古今权术家的大成，运用得那么神妙。

辛子陵

四川：卢福熙

我是1957年在四川省德昌县教小学时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当时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以及《光明日报》的储安平均遭到批判，谁还敢铤而走险在鸣放中说公道话，经县文教部门的一再动员，我总是保持沉默不敢开腔。运动末期县教育科组织五、六个教师找我座谈，我只是摆脑壳不作声，最后仍宣布我为右派分子。对此我一直想不通，不认罪，也就成了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当时我仅21岁是该县当右派的老么，在农村管制劳动，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断送了我的整个青春年华。在历次社会运动中谁被打倒我就成了谁的社会基础。开初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继后又是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天呀！对于以上这些栽赃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回忆起来实在是啼笑皆非。

赵尧生和我是同时坐牢劳改的难兄难弟，对人生彼此都有说不出的痛苦。前几天感谢难兄赵尧生借了《往事微痕》一本和《抹不掉的一页校史》一本阅读。阅读中我的眼泪象喷泉样涌出，仿佛又回到了那挨整的腥风血雨之中。可幸的是在九死一生后还活着。我希望绳武先生能赠与我这方面的作品阅读。我也打算向《往事微痕》投稿，但苦于联系不上，投稿的目的是想述说一个好端端的青年被陷害成白发老翁且无休止。

四川省：卢福熙

难友赵尧生给了贵处出版的《往事微痕》。其中的叙述钩起了我回忆往事，悔恨我怎么出生在那不讲理的岁月，我的青春年华全部沦落在人间地狱中。于3月6日我向你投函索取《往事微痕》阅读。自信寄出之后，又连续从电话上讯问了三次。今天向博

重庆：满濂

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年过80岁的老人，他比我还年轻几岁，因为等车，我在翻阅《论语》，他说：“我们交换看看如何？”我说可以，这样我才知道“往事微痕”是什么书。

《往事微痕》很好，我走马观花看了几页，对我的印象是：说理透澈、明白、深沉，叙述十年动乱时的某些事，感人至深，我给一个朋友说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把上述与一位老者的接触说了，他说你能给我弄一本吗？他是在1957年在重庆日报上投了一篇稿，打成右派，劳改多年。我希望订阅，不知每月多少钱，请告知。我因老婆刚去世，负债累累，数月之后，我将无多有少，捐赠少许。

重庆：然旭

自从与你做联系后，我已收到〈往〉刊第39、40春节特刊41、42期，非常感谢！本来有很多话，想对你谈，又怕浪费你的时间，这里就不说了。只希望你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有充沛的精力，把〈往〉刊继续办下去，并且越办越好，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感谢你和〈往〉刊的编辑同志们的大恩大德的。

谈到“友谊回声”中有难友建议：对57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不应隐藏，我也有同感，因为我在这些运动中就亲身经历或亲眼见到过，有些冤假错案是如何造成的，但因年老体残（已89岁了手脚都不方便）又无人资助，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一定在每年初都给你们一定的资助，以表我支持《往》刊的决心。《往》刊合订本请寄给我一份。

重庆：谭笑

上月，我在九十五岁的沈有年先生处得见〈往事微痕〉复印本，沈大哥也是一位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他问他们部里的领导：“我们出差在外，反右的事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该领导问：“你们七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沈说：“是。”“那就是右派，单位把你们七人都算上，还差两个呢！。”他的领导如是说。这不是一千零二夜的“天方夜谭”吗

我借阅后一个突出的读后感，这不是“微痕”，是惨绝人寰的“血痕”！朋友们见了，又复印了十几本，大家传看，还说如再有，他们也要复印。在此，我向贵刊提一个希望，能否每期寄我一本，以满足永川看的朋友的要求。

随信寄上诗几首，以表对贵刊的热爱和支持。

                                 反右

忠言逆耳命如丝，背上飘飘右字旗。苦雨凄风人变鬼，全家老幼亦低眉。

                                 震怒

风调雨顺是荒年？一语推开罪万千。气得龙王捶玉案，尔曹说谎敢欺天。

                                红海洋

十载神州红海洋，大街小巷血涂墙。敲锣打鼓同声庆，错把灾星当太阳！

                                 阳谋

轻轻一掌，把知识分子打了一个倒栽葱；哈哈一笑，这是“阳谋”。

                                 忆昔

大办钢铁，办得山穷水尽鸟飞绝，人与牛羊争草吃，个个风吹如黄叶，神州遍地罩乌云，怨气弥天昏日月，说什么超英赶美，一时兴起头发热，万里山河作赌注，八亿国民当烂铁，谁敢言个“不”，管教你，披枷带锁皮出血，一顶帽子扣头上，头难抬，眼发黑，亲朋绕道走，妻儿遭眼白，年迈老双亲，泪尽眼枯肝肠裂，夜半闻鬼哭，阴风把门拍，新坟复新坟，四野悲声叠，本是炎天大六月，神州无处不飞雪。

神五飞船感赋

火光耀眼箭离弦，潇洒扶摇上九天。玉帝弹冠迎远客，银河改道让飞船。

掌声阵阵如潮涌，贺信频频似雪翻。华夏子孙轻霸道，愿同朋友结桃园。

                               黄果树瀑布

声似春雷动，银鳞舞太空。头藏东海里，尾隐大山中。

                                   龙

龙吟天地惊，千里似雷鸣。入海波涛涌，腾空日月迎。银河嫌水浅，玉宇觉身轻。张口乾坤小，气吞万丈鲸。

江西省：熊鸿贵

3月11日

成都：邓辅治

有幸在我的剧专同学处读到你们编辑的《往事微痕》，引起一连串遐想；你们辛苦。找回历史，树立人格标识，是民族大事，历史大事。新春将至，除旧迎新，你们高瞻时空，透视历史，这一天终会来的。

且不说那些以革命名义杀人者的杀人口号，资产阶级在哪里……？权贵们自知！《咫尺黄泉路》是时代的演绎，高歌革命者也自知……他们会向林昭父母索要子弹费，他们也会向钟馗缴纳子弹费……把时代、把历史送进坟墓的是谁？他们也自知！

林希翎去世及北京难友们的追思会也引起了我对往昔的追思：林希翎代表的是北京学生群体，中国学生群体；更是时代良知群体，道德群体。重翻历史，对林希翎的追思使人深感赧然。我长林希翎十二岁，按中国人年龄排辈算，她应是下一代，但细思之，说她是我们这一代的师长也不为过；我们这一代有人“三反”了吗？没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知道吗？不知道。有的只是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朦胧期望。然而林希翎却尖锐地提出了表述毛泽东思想的“封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命题，批驳了毛泽东搞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无法无天的诬陷。如此先知先觉，其胆识，我们这一代人有过吗？至少我没有过。既使是毛、邓最痛恨的章、罗，也无非是“他们不该要求民主”。也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但跟“三反”挂不上钩。无疑，全部动因就出在毛泽东深恶痛绝的“有知识”。

什么叫知识？不就是对天、对地、对人生的认识，生存要素的“油盐柴米酱醋茶”么！毛泽东要的不只是奴化知识分子，而是奴化时代，让人们伸手向他乞讨“油盐柴米酱醋茶”。可不，没有战争硝烟，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罪恶的人民公社饿死四千多万人，谁敢不等待毛泽东的施与？甘做毛泽东的奴隶？

每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轮为贱民的右派各有不同的遭遇，但原罪就是一条—知识。因而对社会主义的赤诚和由衷的建议，就成了对奴隶主义的叛逆。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破产，社会良知的追问，终于承认“反右”的错划。错，是什么概念？既错，为什么平反？不道歉？不赔偿？经过三十年的折腾，其实谁都明白，毛泽东是“阳谋”的策划者，而积极操控的不就是他的团伙，他的追随者，文革期间又被他打为走资派的当权者划的吗？而今他们为自己平了反，成为既得利益者；更不应忽略的是，他们是靠执行毛泽东思想起家，能给右派平反，动摇他们的立足点吗？不过，历史终归是历史；“赵盾弑其君。”董狐代表了社会良知，记录了历史。孔子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阳谋”是历史，划的人要泯灭社会良知，历史良知，但历史不会被“扩大化了”所掩盖。

从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中，我深深感到灾难深重的不只是几百万右派及其一千多万被诛连的“十族”，而是全中国人民，整个时代是风惨惨，雨凄凄，死别生离。2003年我写下了这篇《普天之下》的文章，不，不是文章，是历史记录，寄给你们，也算是历史资料吧。

另寄上我们剧专成都校友会出的通讯08、09两年的第二期，供回溯“新”中国也许有点意义吧。不论如何，那也是华夏五千年的一段耻辱历史。

《……在那无尽的远处》和《找回历史》两文中的主人公谢晋和王生善都是我在剧专的同届同学，王生善寄居美国长达半个世纪，因“海外罪”失去回国的权利，你们当然不知道。但谢晋声震影坛，尤其是他的“反右三部曲”在神州大地引起的躁动，震撼海内外，惊骇了权力层而曾遭禁映，但却反而启动了毛泽东在黄泉路上哀泣的文艺复兴，贱民们用眼泪清洗着“十族”的冤屈耻辱，引发了人们对那罪恶年代的沉痛思考，你们当然是熟知他的……其实，谢晋与贱民之间，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由于命运替他安排了一个避祸的机会，正当反右时，他却派去了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和拍《女篮五号》，错过了挨整的机会。其后，时局的沧桑，父母的被迫害致死，不断压榨他的政治影片……如果不是他“九死其尤未悔”的抗争毅力，他不可能拍出“反右三部曲”及其余韵不减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尽管毛泽东思想权力层浑身发颤、吆喝被压迫者和社会良知“忘记过去”……

是的，历史是由胜利者遮遮掩掩任意书写的，但胜利却无力任意篡改——从谢晋逝世后的葬礼——由四封唁电上升为中央级、到34人参与追悼会的演进看，似乎也是历史回归吧！尽管是不得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社会良知！

看来，林希翎追思会尽管棍棍棒棒，却不见刀枪剑戟，未必不是如此，这也就是历史！

河南：宋才志

我想要份《往事微痕》合订本读读，但觉得您们太辛苦了，我却“无功受禄”，如对我这读者有何要求，请只管吩咐。

前信谈到我的改正问题，给我的洛市革教1979年40号文件是1979年2月3日，但因尾巴问题直到1983年12月2日

回想我被劳教四年，遗返原籍十七年，加上历年当“运动员”坎坎坷坷，但在难友中还称得上比较幸运，残酷的史实，也该让后代人明白。

安徽：吴家泽

喜见第41期《编者的提示》。1——26期《往事微痕》合订本（4卷）印成后请寄给我两部（一部给曹德元难友，一部我要）。另诗稿请酌用。

“文革”余哀

“文革”身经痛不堪，十年浩劫泪斑斑！几多黄土埋忠骨，三代人心失不还。 

                              新千年新春感怀

中年不幸遭磨难，念载蹉跎志未残。岁月无情人已老，金瓯永固我心安。

黄花晚节香如故，笔墨丹青乐自欢。港澳回归前国耻，更期一统盼台湾。

                                 忆往昔    

日落西天撑起担，小心步步拐泉弯。几多泪汗浸衣湿，透过星光摸下山。

喜见前方明火把，长兄寻找我家还。无言相对长叹气，饮露餐风夜已酣。

                     读戴煌《九死一生》感言

疯狂岁月雾茫茫，犬吠狼嚎北大荒；浩劫囚奴铸铁骨，无端冤屈总难忘。

                        读曹德元《罹难记》感慨

              ——回顾上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岁月

大地若冰寒，是非颠倒完；无奈天作孽，幸得命回还   

                          发扬“五、四”精神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五、四精神须发扬，自由民主国家强。和谐稳定除邪恶，政体改革世代昌。

海峡两岸期统一，中华民族慨而慷。而今势必重吁起，封建残余一扫光。

                       沉痛“反右”“文革”后患

冤狱年年数万千，假名“造反戮良贤，人寰血肉悲惨绝，祸首罪魁且问天。

诡谲“阳谋”肃异已，自怜自危苦熬煎。传承仁义一朝毁，后患堪忧祸百年。

           读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感怀

中华大地红旗飘，亿万人民颂舜尧。甘苦与共六十载，惨遭左祸命难逃。

坚持民主步新潮，构筑和谐第一条。世上从无救世主，不当奴隶挺胸腰。

江西：王树枫

寄来41、42期和辛子陵特刊中编者的提示，要将1——26期《往事微痕》经重新斟校后，分为四卷，编订成合订本，这对于我这个去年下半年才加入的读者，非常有利和欢迎。

未读《往事微痕》之前，几乎要忘记过去被打成右派和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种种迫害之痛苦。读了《往事微痕》之后，使我重新记忆毛泽东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和罪恶，绝不能忘记，应留历史，为后人评说。希望能得到《往事微痕》1——26期的合订本。我也会发给“五七”难友以及其他难友。

王树枫今年86岁，俞彐玲81岁（重病在身），往后的时间不多，想把《往事微痕》全部资料留给子孙后代不忘毛泽东27年独裁霸主罪恶行为。

深圳读者杨俊杰：

最近的《往事微痕》办得越来越好，你们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突破，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最近连续推出的《辛子陵特刊》、《杨继绳特刊》、《谢韬专集》 等，特别是《谢韬专集》应该是目前推出的最全最新的文集。你们所作的对于您、谢老、杜老等一批甚至几代遭受历史迫害和煎熬的前辈的资料收集工作实际是在抢救和挽救历史，竭尽全力给后人留下最珍贵、最可靠、最真实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也是你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经过认真反思后作出的完美答卷。这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 一直以来接受官方所钦定和垄断的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引发了我们探索真理和追求真相的兴趣和良知，同时增添了我们“铁肩担道义”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矢志不渝地继承前辈在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条件下终身追求的民主、自由、正义、公平、人权、宪政等人类普世价值不悔的精神，为全体公民的自由民主和中国现代化做出不懈的努力。

重庆市：郑汉生

1957年，我憋了一肚子不满——郑汉生我这个人肯定是要当右派的，跑不脱的。我个子不大，嘴巴敢说，从小叽叽呱呱，1957年也叽叽呱呱，痛快了一回，付出了一生。

解放军打下成都时我18岁，高中毕业不久，正好遇上彭德怀派来支援贺龙和李井泉的一支部队，我参了军，当了一个连队的文化教员。

在部队干了两年半，剿光了金堂地区的土匪。1952年部队上朝鲜前线，把我刷下来，嫌我个子小身体单薄。我转业到重庆市总工会，当了一名秘书。

我是很活跃的人物，个子虽小精力旺盛，尤其是嘴巴没遮没拦，叽叽呱呱啥都敢说。到了 1957年，早就憋了一肚子不满：对市委的封建衙门作风；对总工会的思想工作方法；对肃反的扩大偏差；对一些党员的专横骄傲；对用人任命的宗派主义；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等等我都有意见。党号召我们帮助它整风，提意见。我认为机会来了，噼噼啪啪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我说市委机关像衙门，脸色难看、态度冷硬；说总工会本是群众团体，也变得官僚化、衙门化；还指责一些党员干部耍特权，说大话。我不光说，还动笔写。我公开说过：“我要看一些共产党员的丑事和新 闻”。我用“耻闻”的笔名写出一串大字报。还写了一些顺口溜，例如：“X书记放大炮，X部长莫家教，XXX伸手要，XXX多骄傲”等等。嗨， 那几个月，我潇潇洒洒痛痛快快走了一回。嗨，我太年轻，完全不懂事，该遭！把我揪出来斗的那个场面吓死人。台下群情激愤喊打喊杀，批得我昏头转向，骇得我屁滚尿流！批我斗我的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其中还有我的好朋友。我噗地一声软了，我觉得自己做过头了，把共产党骂狠了点。后来，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出台，我一看，妈呀！我几乎条条适合！给我定罪，果然每条都挂上号。只有一条有些冤枉：破坏党的国际主义政策。当时总工会住有日本工运的实习小组，打开水时我错拿了他们的热水瓶，争吵了几句。不过，总的来说我该遭整，判我监督劳动不冤枉，尤其是同那些啥也没说就划右的人相比。

我被隔离审查，父亲来看我，旁边守一个人。父亲对领导说：“儿子不忠，我带回去管教。”这是“新社会”，根本不可能。

1958年3月，我被押送到长寿湖。到长寿湖后我还很天真，心想，我言语虽说激烈了点，但毕竟是响应党的号召，最多发配我两、三年，两、三年后我才30岁，回城结婚不算迟。当右派后只发15元生活费，这一招立马让我全家陷入困境。我虽然没有成家，但我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弟妹，每月都要寄钱帮补家用。工资一断，两个弟弟马上面临失学，真的立竿见影。1979年“改正”后，我工资恢复到1957年的57元。我算了笔帐：1958年到1961年，每月15元，1961年摘帽后加到每月 30多元，农场觉得多了，又扣了一点。1971年说我表现好，加到41元，1977年再加到47元，两年后“改正”，恢复到57元。算下来共产党共扣我工资6705元。哎，你说，把人冤枉整20年不说了，扣的钱总该补吧。不！分文不补！知道不，当年好些饿死的人，每月只要多三块、五块就可以活一命。整右派从经济上下手，导致了好多家庭家破人亡！“改正”后，抛出一句话“国家困难”，把20年剥夺的钱一笔勾销，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1984年给市总工会申诉，要求党和国家补发扣去的工资，这是对一个无辜受害20多年公民最起码的责任。我在申诉信上说，这笔钱不补发，不对我们进行赔偿，我死都不会瞑目。(刘宾雁在丁抒著《阳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1982年，宋庆龄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