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广西专集（第50期）

2010年6月5日

（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目  录

钱理群：“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广西专集序  . 2

原编者：幕已落 剧未终 . 6

王  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8

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 16

陈家铠：历史的警钟  . 19

廖新军：怀念父亲王定 . 21

冯建国：龙骨沟悲歌 . 23

罗建云：逝水留痕 . 25

叶向东：张文祺其人 . 28

黎世辉：苦涩的回忆 . 30

何宁明：终生难忘的假枪毙 . 33

顾家良：心声——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 . 35

柯  林：法与非法 . 39

高  霞: 肖杰明 王琼琰：离休老师16年拼成千万富翁  . 41

李业勋：从科学家吴仲华的遭遇看反右派的沉痛教训  . 43

吴雏龙：深度撞击  . 44

张廷球：心语  . 47

戴义开：在古瓦的那些日子  . 47

肖定铮：沙漠中的绿洲 . 51

虞忠仁：苍天有眼 . 54

王汉班：荔浦“反右”传奇  . 55

张墨森：疯狂年代 . 58

谭厚望：黄莎同志被冤害惨死 . 66

罗  维：一个女右派的际遇  . 68

黄惠珍：患难夫妻情深似海 . 69

谭乙进：山珍野味吾等独尝 . 71

邹  纪：啼笑皆非 . 73

冯  鸣：血泪心声 . 74

雷日新：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 77

徐超勋：黄崇伦，你在哪? . 83

曾尚朴：不堪回首忆难友  . 85

陈佚生：相见欢 . 88

傅世杰：血泪浇心 . 90

“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

——《往事微痕》广西专集序

钱理群

我读这本血泪浸透的回忆录，心情分外沉重。

因为我分明感到，所面对的不仅是曾经的过去，更是当下的现实。

我反复吟品这泣血的诗句：“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罗建云），不断自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在现在的中国，“反思”为什么竟是如此艰难？——我想，这也是本专集的每一位作者在提笔时，都要追问的：问自己，也问我们这个世道。     

因此，这不仅是控诉历史罪恶的悲情书，更是针砭现实的警世书。

在我看来，本书的警示意义有二。

首先是让我们看清当今的中国现实。因为历史正在重演，正在有限度地（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只能有限度地）回归制造右派千古奇冤的毛泽东时代。

当年所谓“阳谋”，就是先许诺、后收回，剥夺言论、出版自由，从此建立起了对思想、舆论实行绝对、严密控制的“五七体制”。这样的控制之网始终存在，近年则大有逐渐收紧之势。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今年通过的两个法律。一是经修订后重新公布的《著作权法》，其中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这里所加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限制，就给党和政府任意干预出版自由以极大的法律空间。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而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党和政府是先天地代表“公共利益”的，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都可以以“损害公共利益”的罪名，对它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不喜欢看到的著作的“出版、传播”进行监督管理。

还有4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要求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协助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展开调查”。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泄露国家机密”又是一个可以任意、无限扩大的罪名，这就事实上赋予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按照自己的主观认定，随意侵犯使用互联网与电信的公民的隐私权的绝对权力，从而根本上剥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信息传播自由。

这里所发出的信息，是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它表明，当局正在有计划地剥夺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信息传播的自由，强化对思想、舆论的管控。这一方面是前述“五七体制”的延续，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无法无天”，而是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这也就暴露了当局所谓“依法治国”的本质）；并且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代替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控告治罪。这是一种更加精致、严密，更加“现代”的思想、舆论控制，更具有“合法性”、隐蔽性、欺骗性，因而也是更令人恐怖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最近对《往事微痕》的打压，包括对本专辑编辑工作的干预，就可以明白，这都绝非偶然。当局正是要借此而发出明白无误的信息：第一，不但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也不允许发出当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包括历史的反思。我们在一开始就追问“反思为什么如此艰难”，原因就在这里：在当下的中国，言论自由只限于欢呼“就是好，就是好”（当局称为“主旋律”），其他的声音都是“不和谐音”，都是随时可以限制、取缔的。第二，一切当局无法控制的民间聚会，哪怕仅是茶叙，也都在严禁之列——而这两点，如果完全、彻底、普遍地做到了，就真的离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远了。本专辑里的许多惨痛的记忆，就不再仅仅是“历史”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出面干涉《往事微痕》这些言论、活动的，都是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所谓“维稳办”。这就表明，当局是把这些右派老人视为“有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的。其潜在的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这更是说明，反右运动的逻辑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影响着政治、思想、文化、国策的制定，这或许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五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密的，无所不在的，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建立了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不仅有监狱、劳改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和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告密、监控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天罗地网，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并将一切钻网的努力都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如有破网者更是严惩不殆——这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切身体验；本专集里的许多文章，都在这方面留下了血的记忆。

问题是，这样的毛泽东遗产，正在被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在2008年的奥运会经验总结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样的经验，在2009年的国庆庆典和2010年的世博会，都得到更为严格的实施，并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全国各基层，发展“维稳信息员”、“治安志愿者”，用网上的说法，就是将“卧底”遍布全国。这本来就是前述毛泽东时代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不过当年是秘而不宣，现在却作为经验公开宣布；当年是用政治手段培养卧底，现在却是用金钱收买，将其职业化——我想，每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面对这样的新发展，都是要倒抽一口冷气的。

这绝不是历史，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当下的中国，在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方面，正在自觉地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小杂感》）。在当下中国，“曾经阔气”的毛泽东时代的骨干与积极分子，“正在阔气”的权贵资本阶级事实上正在联合（尽管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矛盾），自觉推动毛泽东时代的复活。他们正借着“中国崛起”打起“爱党爱国”的旗号，试图影响年轻一代，这样的蛊惑，对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又富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的年轻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将这样的复活毛泽东时代的努力理论化，合法化；他们声称，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是建立“强有力的有效政府”所必须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所有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国，正形成了一股试图复活毛泽东时代的从上到下的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的。

因此，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努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就具有了极大的现实重要性与迫切性。本专集里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下，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尽管这还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讨论，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更全面、精细的发掘、梳理，和更深入的学理的研究；但第一，它是真实的——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天正有人对年轻人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错误、灾难，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大死亡，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被夸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事实，而且是血的事实，戳穿这些遮蔽历史重要方面的谎言。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绝对要求面对“一切事实”，包括本专集所揭示的这些让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善良的人感到恐怖，也让一些人不安的事实。第二，如前所说，这里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的中国，还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生，而且还有人要当作历史的正面经验加以推广，它就有了警示的作用——我读本专集里的文字，就总要想起年轻时候读过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那句话：“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本专集的第二个警示意义，就是它提醒我们思考：要做怎样的“人”？——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人”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

我读完本集中的文字，脑子里萦绕不去的，是两个人的形象：老共产党游击队员，原广西环江县的首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王定；底层百姓、原广西鹿寨小学教师傅世杰。他们在1949年后的中国，地位悬殊，文化程度也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遭遇：都被打入右派深渊，受尽磨难。但又始终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完全可以把他们视为广西，以至全国右派的典型代表，而又有不同的启示意义。

王定，心中惟有老百姓。其为官之道是“察民瘼，摸民心，为民谋利”。因此，1955年就发现了农业合作化所滋生的弊端，于1956年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首先倡导并推行“包产到户”，因而在1957年划为“极右分子”，整个县委也被迫改组。在王定自己已经成为贱民后，他依旧关心人民疾苦：1958年大跃进中新任县委书记一手炮制的“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放卫星后的高征购”、“追瞒产置人于死地”，以致最后“大饥荒，饿死五万人”——所有这些发生在环江土地上的荒唐事、大悲剧，他都看在眼里，“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先后十二次向广西区党委和党中央反映、申诉，却毫无回响。在他自己获得“改正”以后，又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最后才在报上发表文章《狂热及其灾难》，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对历史作出了严正交代”。而历史也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参看：王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在我看来，这同时也就树立了一个“为官”的标尺，并向今天每一个执政者发出考问：你自称“公仆”，但你能够像王定这样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上级，以至丢掉“乌纱帽”吗？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说真话，坚持为老百姓“鼓与呼”吗？

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在环江县，王定之外，还有一位继任县委书记洪华。他的为官之道就是迎合上级，作假虚报，打击说真话的干部，压榨百姓，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对于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本应该以王定这样的党的干部为依靠对象，这才是立党之本；而洪华之流则是真正的“害党之马”。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王定被整得家破人亡，洪华则步步高升。这样的“选劣淘优”的“自噬”机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腐败的重要原因。而下面这个事实却更为发人深省：洪华曾因民愤太大而判刑，到了八十年代，却被宣布“平反”；而王定则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只获“改正”。这样的鲜明对比，正说明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亦或直到今天，也依然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自噬”体制。这是现行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同样应该受到考问。

傅世杰，这是在广西城乡随处可见的普通妇女，但她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一是善良：她自己身处困境，却卖血为右派难友雪中送炭；在遭到反诬和伤害后，却绝不记恨，仍然以善待人。二是活得尊严：拒绝下跪，拒绝挂牌，因此失去工作，陷于生存的绝境，却绝不后悔。三是坚韧：以柔弱之躯，独自支撑着有着四个儿女的家庭。凭借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且总能绝处逢生。因此，当苦难结束，她能够坦然地说：“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活在这个星球上。”（傅世杰：《血泪浇心——一个女右派的悲惨实录》）——在今天，这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知的考问：在这价值混乱，道德沦丧的时代，你守住了“为人”的底线了吗？你活得尊严吗？你的灵魂还是干净的吗？在出席张志新、林昭塑像揭幕典礼时，我在纪念册上写道：是这些民族圣女“在民族精神堕落的黑暗年代，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现在，我又要说，傅世杰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拯救者。今天，当再一次面临民族精神危机时，我们要高声呼唤“傅世杰”！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与傅世杰们同时存在的，还有告密者，吹牛拍马者，出买灵魂者——社会从来就是这样。问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会“扬善抑恶”，傅世杰们备受尊敬；出买灵魂者则为人们所不耻。如果相反，傅世杰们处处受压，出买灵魂者横行于世，这样“扬恶抑善”，正气不彰，邪气上升，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了——不幸，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也是一种“自噬”，民族的自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和深思的。

我们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的存在，感到自豪与欣慰，从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又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总是摆脱不了不幸的命运，感到悲哀，从中看到了危机。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的真实。我们要从正视这样的真实出发，开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我们的“反思”就真正有了意义。

                                             2010年5月10日——12

幕已落  剧未终

原编者

广西来宾县古瓦和柳江县新兴两个劳改农场，在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曾关押过20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屈辱的岁月》仅仅是他们斑斑血泪史之一页，2006年夏共印了280本(2001年印了一本《百草情》10万字)。后来，有几位编者被“维稳办”“问话”。一位编者当面慨赠本书，说：“书中写的，句句是实。我们受苦受难几十年，今天难道连讲几句话都不行?!”这才不了了之。闻说，1982年6月12日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上报：广西共划右派14740人，已改正14681人，不予改正46人(14740是否“缩水”；今天是否都“改正”了?无法得知)。大家知道：副省长陈再励、省委组织部长王梦舟、宣传部长骆明、文教部长王劲、财经部长廖原、兵役局长廖联原(大校)被打成“右派集团”。广西是重灾区。如：平乐县划了500多右派；荔浦县委和人委机关的干部，70％被打成右派，人去楼空，基本瘫痪。

    在那无情的年代，柳江县法院门庭若市，离婚诉讼盈尺：女方“被迫自愿”，男方“魂断蓝桥”，法院“秉公判离”(只有极少数是假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奇怪的是，劳教了3年才宣布“劳教定期”(3年白搭了)。就这样：投入劳教——劳教定期——解除劳教不摘帽留场——解除劳教摘帽回家——解除劳教摘帽留场就业。这“留场就业”极可怕，实际就是无期徒刑。“留场就业”的原因是：一、老婆离婚，无家可归；二、老婆单位不同意入户；三、原单位拒不接收。因此，当年竟有55名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足足羁押了21年!直到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农场发给每个人一点钱，并用汽车拉到火车站，任其作鸟兽散……这55人中有一位叫曾纪正的，是铁路扶轮中学地理老师，湖南人，老婆和女儿在长沙，有房子。老婆离婚后，他有家难归。当他终于被清理回原校时，校方才告诉他：当年并没有定他为右派。忠厚老实的曾老师惊呆了，禁不住大声抗议道：“我为什么不是右派?!”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劳改农场的右派几乎人人浮肿。古瓦农场和新兴农场当时饿死了多少老右，谁也不知道。农场医院设在广林中队。据一位当年在医院做护理的右派透露：前后送来的病号约七八百人，大多有来无回。那个地方到处都能看见用小木板甚至砖头写着“×××之墓”的土馒头，一任日晒风吹雨淋牛踩——坟墓是永恒的沉默，真是愁煞了苦苦寻觅的断肠人!

    新兴农场右派分子死亡人数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从未公布，想来不至于像夹边沟死的多；但这绝非老毛开恩，实是老天有情。因为，新兴接近北纬24度，夹边沟却接近北纬40度。不过，我们亲历的“国家机密”也有些少：王成(广西人民出版社办公室副主任)被斗打致死。秦黛(作家)和朱世安(广州海政文工团。他舅舅是有名的包天笑)被斗打后送广林医院死亡。田映(才20多岁)挨斗打后撞墙惨死。苏汉钧，中学教师，不承认是右派，拒绝出工劳役，被拷上脚镣，关在牢里，直关到死为止。阿们!魏永寿，花名毒蛇，爱打小报告；挨斗后想不开，身捆石头在夜晚跳水塘自杀。王朱田均未结婚，人死子断孙绝。多年之后，在热心难友何榕高主持下，我们在柳州市郊梳妆岭之阳为王成修了一座坟墓，里面只放有一顶帽子。每逢难友聚会，大家都要去王成墓前祭扫一番。已故难友冯建国说，它是广西右派的“图腾”。

在“文革”中，灌阳县水车乡右派蒋润琪(小学教师)时绍光两家共10多口人，除了一孕妇，全被杀光。南宁市郊明阳农场右派曾南星、龙孔光、汪说汉、刘忠开被就地枪决；还有一些右派被装进蔴袋丢进邕江淹死。平桂矿务局右派张泮生被活埋……

劳改农场竟有两位老红军“右派”，一位叫李志英，原宜山统战部副部长，山东人；一位叫李耿昭，广西龙州人，红八军干部，知识分子，死于新兴农场广林医院。还有个柳州铁路局的“右派”工人王和科，是个文盲。

    老红军“右派”、工人文盲“右派”、抗劳教“右派”、非右派“右派”：“右派博物馆”一级文物。

这里，值得推荐两位难友。一位是包产到户全国首创者王定。他去世后，家人为他立墓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眉额“广西纳吉”。李昌玉誉之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右派墓碑”。李老师说：“这是罕有的勇敢，坦然的心地，自豪的称谓，更是愤怒的抗议。”“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是家人和百姓对他的礼赞。“广西纳吉”则是地方党报赐封给王定的光荣恶谥。

另一位是第一个揭露“文革”吃人肉兽行的王祖鉴。他原是来宾县委副书记，夫妻右派，被贬到武宣县文化馆打杂。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武宣在“文革”中杀人吃人肉100多名的事例，通过广州友人向中央举报。中央派欧致富率兵一连驰赴武宣，才制止了杀人疯。

广西难友积极响应由史若平教授执笔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发物质和精神损失》上书，至2008年春全国联署签名的四千余人中，广西就占一千多人。直到今天，广西百色地区平果等县基层的难友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晚景极为凄惨，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

    为了不致被厚厚的历史灰尘所湮灭，我们在2006年收集了一份当年在古瓦和新兴劳改农场的右派难友名单，让大家增补订正。现共得500余人。今天，我们要高声呼唤：广西的右派难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里……

    读了这个专辑，人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右派，原来却是理性、纯朴的一群。他们既无野心，也非狂妄，他们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但是，几十年来却被诬蔑，被扭曲，被践踏，被伤害。

    53年过去了，难道人生都有两个53年？国务院1980年68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发布30年了，难道还要再等30年才落实?!

                                     《屈辱的岁月》编者  2010年清明节

《屈辱的岁月》编者按：“改正”不等于“平反”。右派只“改正”，但未“平反”。因此，至今不予补发被扣21年的工资。即使贵如朱镕基，也一样。“改正”了，就是完整的公民吗？

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广西全州 王 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难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只有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虫另  （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到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扣了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4个正副书记，3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8个区4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3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6亩移到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副书记季某和农业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大队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篼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必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要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反“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度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连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摘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干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摘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摘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难》）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广东三水 卢蒙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寄住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上世纪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注一）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写给妻子几个字：“请抚养好儿子。黄莎临终前。”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注二）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以来，曾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改正”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诫>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约二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害党祸国殃民、“实用主义为本质，左为表现形式，自杀为特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77岁。

注一：应是2000多人   注二：应是几百人

（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这是作者原稿）

（作者祖籍广东三水，1922年10月出生，1938年9月加入中共。自1949年三罹冤假错案共36载[含劳教12年]。1979年“改正”，1983年恢复党籍，1985年“彻底改正”，旋离休。二等公民。）

历史的警钟

广西  陈家铠

                            “右派”来了

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正在专政机关改造场所的新兴农场工作，领略了这场宏大的历史事件过程。

报纸登“右派”，“右派”来了。1958年秋，一队队，一帮帮的“右派”到新兴来了。我好奇地尽力从他们身上寻找报上“右派”的影子，但怎么也搜索不到。他们中多是知识分子，多是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教师，也有少数在校大学生；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干部。我觉得他们并非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不似牛鬼，也不像蛇神，而是与常人无异；不少人比一般人还要有风采，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知书达礼，一表人才，态度平和，但不卑躬屈膝。他们不但不可怕，反而令人怜悯。再看看档案，都是一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材料”。啊！他们完全是冤枉的。我陷入了沉思。

说他们是“鬼”，在某个含义上讲，倒有点像。刚来时，一个个身体尚算健壮。过了段时间，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一个个又骨瘦如柴，眼深颧高，肩膀高过耳。这种形象，只有在电影里日本皮鞭下的中国劳工才见到。这时的“右派”，外貌还像什么人？倒真像鬼了。那些饿死、病死、逼死的“右派”的的确确是冤鬼、饿鬼啊！

后来知道，“整风”整出了五十五万右派。他们中有钱伟长之类的科学家、教授；有由国外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报纸上喜欢用“一小撮”来形容。秦始皇杀了几百儒生，他们说是“一小撮”；现在五十五万“右派”，他们也说是“一小撮”。他们就不痛心，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中国人才缺乏，若把这五十五万人投入到建设国家中去，作用有多大！这五十五万人，连同株连的亲属，就是几百万，几百万本来是积极的因素，竟变成消极因素，这损失又有多大？秦始皇焚书坑儒，死的虽是几百儒生，焚的虽是一批典籍；但他给中国的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开了消灭文人、消灭典籍的先例，宝典湮没造成了历史空白，从此人人自危，百口莫开，使暴政更加肆虐，加速了暴秦的灭亡。“反右”造成万马齐喑，再无人敢讲话，再无人敢讲真话，造成了后来的“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大办食堂变成了大挖坟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斗暴杀的十年浩劫。当年焚书坑儒后，鹿可变为“马”；而今“反右”后，亩产可达“十三万斤”。学生可以斗老师；整村的地主可以斩草除根；国家主席可以戴高帽游街！“反右”，给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造成了莫大损失，“反右”之过错，怎样讲，都不为过。

有人说，已经给“右派”改正了，恢复了工作，领了优厚的薪金，还要怎样，还不知道感恩？呸，这是势利小人之见。现在所讲的完全不是个人恩怨纠葛，而是国家兴亡的大事。个人恩怨可冰释，国家兴亡大事就要作为一面镜子，留后人借鉴。

右派多忠贤

1958年冬，我由劳改局学习化验回来，场里安排我主管科研室。

科研室归直属队管，队长傅永久。教养人员中有个大组长王定，白天带几十名“右派”搞基建杂工等。晚上科研、修造厂、基建等一百多人先由王定集合好向傅队长报告，队长讲话后，分组学习讨论，我和其他干部也到场掌握。

当我得知他是闻名全国的环江县前书记时，心中为之一震。他富于正义感，为了环江县人民，搞包产到户，结果被打成“右派”，送农场劳教，先在开荒队即后来的龙凤队，不久与莫一庸等人来到直属队。我对这位一表人才、彬彬有礼、诚实爱民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与敬佩；对当时红人洪华则憎之。

王不为难干部，不卑不亢。他服管服教，但不认罪悔改。所谓服管是指遵守监规纪律，不顶撞干部；服教只是表面上听从干部怎样教就怎样做，不与分辩，但内心是不可能服教的。莫说我们一般干部水平没有他高，即使是中央理论教员也教他不服。因为明明是白的，你却说是黑的；他正确，你说他错误，能服吗？至于说不认罪悔错，则何罪之有？无罪又如何认？不错又悔什么？把正确的改去，岂不是越改越错！

王关心难友，常开导大家，自己要看重自己，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不要做蠢事。难友有病，他安排休息看大夫。对人以诚相待，不欺下瞒上，在难友中威信很高，都把他当知已。

不久，科研室名亡实存，我和莫一庸搬化验室到都乐一加工厂，就再也没有见过王定，但我心中一直惦记着他。

我一直想知道假话亩产十三万斤的真相，但有关当局讳莫如深。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热衷于清朝男人的长辫子，编这个“戏说”，那个“戏说”，但对现实的、活生生的、绝好的环江假卫星典型题材却不敢问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王定写了篇关于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真相的文章，登在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上，题目是《狂热及其灾难》。此文严谨、翔实，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作者经过多年的明查暗访，冲破层层阻力和压力，费了许多心血才写出来的。

1958年，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搞了块1.13亩的“试验田”，先将此田中禾苗拔去另插，然后在9月28至30日，在一百多亩较好的中稻籼谷选用约六十亩最好的已成熟的禾苗，集插到试验田中。10月9日上午，在区、地县验收组监督下开镰，晚上结束，剩0.055亩作参观。第二天上午，洪华宣布在1.075亩得干谷140217.4斤，平均每亩产130434.14斤。在报纸、电台、记者、电影界的鼓动下，特大“卫星”上天了！

作者调查的真实情况是：这1.075亩得谷26000斤，另处担来充进67000斤，另外的47217.4斤是虚数，是“团团转”反复过称得来的。

洪华因此升了官，上了地委。而环江却因此带动全县弄虚作假，大减产变成大丰收，因无余粮而饿死五万人，有的整村死光。后来，由于反应强烈，洪华被判五年刑。1958年春，笔者下放柳江成团，亲自目睹了买江村一个生产队长，因私自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被扣上“用谷种蒸酒破坏生产”的罪名判刑15年，真是捉一个人比捉邻居一只鸡还容易。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判15年，而5万条人命才判5年刑，同是1958年的事，而处罚却有天壤之别，真不知法律天平是怎样秤的。

王定在临终前两年，揭出了死死捂了4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假话的真相，以告诫世人、后人，其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洪华口讲为民，实则害民，他权欲熏心，好大喜功，他欺山区人民老实好骗，结果饿死十七万人中的四分之一多。乱石小冈，白骨累累，当官的虽给他平反，但环江人民不答应，冤魂不答应，一提起洪华名字，人们眼睛冒火。他永世是可耻的反面教员！

王定真心为民，包产到户蒙冤，但24年后，全国走他创的路，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先声王定，多么勇敢睿智啊！诬他为“牛鬼蛇神”，企图把他搞臭，是徒劳的。“改正”后升为副厅级，历史作出了结论。王定于2000年逝世，临终前还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笔宝贵精神遗产，丹心可见。他是好公仆，永远活在环江人民心中！

编者按：作者陈家铠先生是一位正直、敬业的老公安。退休前曾任新兴农场和石榴河农场干事、科员和大队长。现定居柳州市，安享晚年。祝好人长命百岁！

怀念父亲王定

丹麦  廖新军

2000年4月中旬，我在丹麦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可是，我父亲直到临终，都没有见到我这个儿子，我也没能看上他老人家最后一眼。

我的父亲原名廖基豪，“王定”是他投身共产党武装革命使用的化名，后一直沿用。1957年，父亲因直言批评上级和在广西环江实行“三包到户”而被打成右派，押赴农场劳教，我们全家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涯。

我是家中的长子，父亲被关押劳教那年，我才七岁。母亲去劳改农场探望父亲，都按父亲的嘱咐带上我一同去，在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长时间的别离，失去父爱的那些日子，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终生痛苦的烙印。

大饥荒时，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里，成批成批的人因饥饿和非人折磨而死去，与父亲的每次相见，都有可能成为永别。

在反右运动中期，面对上级的高压，组织的要挟，旁人的相劝，善良的母亲始终拒绝与父亲“划清界线”。作为对她的惩罚，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从此不批准她请假去探望丈夫。自那以后，每次都是年迈的外婆带我去看父亲。有一回，外婆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米做了几个小粽子，带去给父亲，父亲把其中几个粽子分给了难友。在我吃完了一个之后，又把他吃的那个分了大半给我。

三年后，父亲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回到家里才一个多月他又被送到一个远离环江的劳改场，作为“脱帽右派”继续接受管制劳动。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染上了疟疾，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生命垂危。父亲接到病危通知后，获准回环江看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父亲慈祥的脸，泪水顿时涌出我的眼眶。在那大饥饿的岁月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及外婆和两个舅舅一起挨饿，种种辛酸苦楚，我多想跟父亲说说啊。可是，我的嗓子像是被堵住了似的，发不出一点声音。

父亲又回劳改农场去了。离家那天，他坐在我的床边，叮嘱了我很多话。临别时，他掏出一张一角的票子，塞进我的口袋里，我拼命地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父亲离去的身影，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

后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也来到农场，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在艰苦的岁月里，在饱受欺凌的日子里，父母的关怀爱护，让我和弟妹们得到了家的温暖。

几十年来，不管环境怎样恶劣，父亲总是要我们努力向上，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人。他自己也以他的正直，以他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影响着我们。

严酷的政治迫害，从没有动摇过父亲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但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留下了许多久治不愈的伤病。

在劳改农场，年逾五十、体弱多病的父亲被迫与年青人在一起干同样繁重的体力重活。有一次，他们装车，装运建筑的片石，拖拉机在过渡时，突然刹车失控，顺着陡坡冲下河岸，倾翻在水边，满拖斗的石块四处飞散。坐在车上的父亲和装车的同伴，摔倒在河岸上，幸好命大。父亲头部和颈部受了重伤，几经治疗，仍留下伤痛和胃溃疡症；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一直靠药物维持。

1999年，父亲因身体不适，多次住院留医，直至秋天终于一病不起，诊断的结果是晚期骨癌。得知父亲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恨不能立刻回到老人家的身边。

2000年7月29日

编者注：廖新军仅仅由于在国 外发表了一篇直抒胸臆的文章而失去了回国给慈父送终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孝道，被邪道放逐了！

作者简介：廖新军，王定（廖基豪）长子，现定居丹麦。此文有节删。

龙骨沟悲歌

湖南怀化 冯建国

新兴农场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劳改农场，劳改对象多是当时的土匪，恶霸和不法地主。到了50年代末，一些轻刑犯人已经服刑期满，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木工、泥水工等则留场就业。后来的教养人员把他们称之为“就业土匪”。他们中有的已娶妻生子，可以单独居住，成了劳改系统里管理较为宽松的人群；在他们之中有些人不忘旧时的优越，对共产党的天下怀有仇恨。他们对共产党反右派运动把大批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送来农场劳动教养幸灾乐祸，拍手称快。有一次，一名“就业土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出了一名右派劳动教养人员正是当年判他劳改的法官，真是冤家路窄。这名“就业土匪”毫不掩饰内心的仇恨，指着这名前法官骂道：“就是这个王八蛋，当年是他判我劳改的；如今我就业了，你反而来教养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吧？活该，报应！！”这名“就业土匪”仇恨的发泄在“就业土匪”中是有代表性的。

“就业土匪”常在教养人员面前显示他们的优越和威风，因为教养队的干部常把他们当做监视教养分子的打手。

1960年6月1日

因为有人见证这个小南瓜是被打人在公路边向农民买的，并说敢于站出来做证，于是激发了众人的暴怒，一下子集合了20余人，有人拿着绳子、扁担要去和“就业土匪”算帐。

当时我没有在事发现场，但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也去，我们去和他说理，不是打架，把绳子、扁担都放下！”监舍去木工房之间没有围墙，在我们到达木工房之前“就业土匪”早有准备，他手拿一把斧子站在门前恶狠狠地说：“别过来！过来我就不客气！”我边走边说：“你放下斧子，我们不和你打架，我们是来证明那个南瓜不是偷你的，是买的，有人做证。”说话间我已来到他面前，猛的按住了他的手，夺下了斧子。众人见势一拥而上，我只说“不要打死就行了”。

在我们到达木工房之前，早有教养分子的“积极分子”跑去队部报告了，说有人闹事。队部知道事态严重，就近调来了一个班的武装看守跑步赶到木工房，解救了“就业土匪”的性命。

武装把我们团团围住，押回监舍。早有其他“就业土匪”、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把参与人的名单报给了队部。队长站在门口照名单逐个点名，然后由“就业土匪”执行捆绑。他们用脚蹬，用手勒，捆好了手浇上一瓢冷水，被捆的人顿时手脸发乌，大汗淋漓。队长命全队集合，向证人了解真实情况后，明知引发事件的南瓜是买的，队长向大家训话，宣称：“这个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买的。”一个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买的这种逻辑，只能出自强权之口。队长不紧不慢地讲了10多分钟的话，下边被绑的20多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呼喊声牵动在场人的心，上边讲什么，根本没有人听。队长见此怕绑死人，宣布散会，听候场部处理。

松绑后收监的（农场设的监狱）只有我和柳州铁路局的火车副司机谢一民两人。在被绑的20多人中也只有我和谢一民虽然汗湿衣裤，但却强忍着剧烈的痛苦没有呼叫。在农场改造记录里，我曾在古瓦农场在过“强制班”“看押组”，被干部称之为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

龙骨沟队向场部上报本事件时定性为“暴动”。为防发生意外，第二天全队不出工，对事件的参与者、幕后人进行揭发、批判。场部对此事件十分重视，对参与者连夜“过堂”，先审讯未收押入笼的人。人们都一致诉说了“就业土匪”平时因队干部或默许或授意对教养人员捆绑殴打的事实。最后在提审我和谢一民时已半夜两点钟，场长、政委、管教科长等主要场部干部都在场。

我的陈述是：“就业土匪”殴打、捆绑教养人员由来已久，且肆无忌惮，手段毒辣。如昨天无端殴打好人，致人不省人事，激发了人们忍无可忍的事件；又如昨天捆人时把棕绳捆进了肉里还要加一瓢冷水，这都是队干部亲眼所睹。其残酷甚于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旧时刑罚，此等行为是对教养政策的破坏。

“就业土匪”捆绑、殴打教养人员带有阶级报复性质，是在发泄“就业土匪”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仇恨。我列举了前面说过的“就业土匪”对以前判过他徒刑的右派教养分子的谩骂内容，即可证明他们仇恨殴打的非仅教养人员，而是仇恨共产党政权。事件的发生是某些队干部所谓的“以毒攻毒”的手段，纵容、默许“就业土匪”打人的结果。我们的陈述全无惧色且理直气壮。

新兴农场政委李殿是一位政策性较强的领导，在他的参与下，场部经过对事件的审讯，听取了受审人的陈述，分析了案情的实质后，下了规定：“各队开斗争会要先报场部批准再执行，禁止在斗争会上打人。”在这个事件中受捆绑酷刑的20多人换得了申张正义的机会。场部立下的各队开斗争会要报场部批准和不准在斗争会上打人的规定，给了教养人员一个暂短的免受皮肉之苦的生存环境。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场长、政委也要下跪挨打了。政委李殿曾一度被下放到矿业队监督劳动，和右派分子们一起劳动。大家很同情他，尊重他，因为他当政委时很尊重教养人员的人格，人心自有公道。

“文革”中新兴农场死了十名干部，其中四人被当场打死，这是必然的；但已经超出我要说的范围了。

这是龙骨沟的悲歌，是右派的悲歌，也是我们民族的悲歌！——谁能说不是？！

作者简介：冯建国，湖南人。桂林市邮局副处级离休干部。享年80岁。

逝水留痕

广西柳州  罗建云

我14岁参加革命，在白区搞地下斗争。解放后投身剿匪，荣立三等功。16至23岁历任柳地公安处、柳江公安局、广西公安厅侦查员、中队长、特派员、所长、监狱负责人等职。平时喜欢舞文弄墨、谈古论今，还自负胸怀大志。岂知1957年冷不防身中“阳谋”，当年的红小鬼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58年4月宣布右派名单时却没有我，乃起立质问，政委答曰：市委还未批，我们会有办法对付你！

两周后，果然被开除公职送古瓦农场劳动教养，并立即派人押送回家拿行李，限时30分钟。

一到家，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已泪流满面地忙着为我张罗行李。我抱起刚出生40多天的儿子，他刚会笑，他频频对我傻笑。也许婴儿纯真无邪的笑打动了一旁监听的年轻公安干部，他一扭头就离开了。我与妻抱头痛哭。一望婴儿，他又笑了。傻小子怎会明白，由于爸爸的株连，你的未来将要面对多少坎坷，多少苦难啊！

在古瓦农场和新兴农场的几年，说是经历一场人间炼狱并不为过。对身体的摧残，是超强度的劳动加饥饿、打骂和凌辱；对精神的摧残，则是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刑事罪犯、土匪特务皆可大赦特赦，唯独右派是十恶不赦。残暴的肉体摧残加精神摧残，终于导致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不是明摆着把人往死里整吗？笔者就曾被两个刑满留场的土匪用扁担痛打一顿。他们边打边咬牙切齿痛骂：“你也有今天！你烧成灰我都认得，姓罗的，你不是看守所长吗？老子今天教训教训你！”我痛得卧床两天；但这两个反革命暴乱时被俘被判刑的土匪却未受任何批评处理。

1962年，我终于解除劳教回到柳州，以为凭劳动总可以养活一家子。岂知不久又碰上文革大刮十二级台风。为“纯洁社会主义城市”，在街道干部押送下，我牵着稚子的小手，踏上了充军流放的茫茫山路，流放地是宜山县一个最偏僻最贫困的山区小荒村。有诗为证：

流放途次·1969年5月

挈妇将雏投大荒，烟水云山两茫茫。

天若有情容我老，人间岂可无沧桑！

危楼独上吊落英，迁客穷途此登临。

黄花自黄山自壮，愁煞南冠断肠人。

在农村一呆就6年，工分值是每天0.17元。开始住的是一间牛栏。幸好纯朴的山民 和大队直至公社都待我甚好，认定我既在大厂当过车间主任，技术必定高超，非要我当全公社的机电技术员不可。我只好硬着头皮，靠老友寄来的几本看图识字式的技术资料，边干边学边摸着石头过河，居然不负众望，为山区修好了数十台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设计安装了4个小水电站 ，办了两期培训班。公社为此5次颁给我先进生产者奖状。公社高中和初中也经常请我到校讲课。当公社驻地和十几个村庄破天荒用上电灯时，农民开大会庆祝，高呼“向罗同志学习！向罗同志致敬！”面对此情此景，我陷入沉思：一个备受凌辱和虐待的另类分子，一旦被当作人看待，是可以拼发出闪亮的光和热的。

被当作人对待，尤其是被当作自己人看待，我那喜欢舞文弄墨的老本性，竟然不知不觉又冒了出来。每逢节庆或红白事，都热情应邀帮农民写对联。其中一联颇得公社领导称赞：新春办喜事，不忘国事天下事。大旱夺丰年，牢记党恩政府恩。还结交上好几位喜欢吟诗作对的农民和高初中老师，并时有唱酬。他们的赠诗真挚感人，有“九月重阳喜相逢，贤兄割草在山中 ”、“多亏良才献高策，山村也有机器声”、“华灯不减城镇色，山村岂无机器声”等令人难忘的诗句。把我这个流放犯尊称为贤兄、良才，心里总是暖乎乎的，不禁自忖自慰：靠这点现炒现卖的机电技术，可以在农村混完这下半辈子了。

被株连流放到山村的稚子，他似乎觉得很好玩，不到一年就满口壮话，认了几位老庚，养了一帮鸽子，还学会阉鸡。凭借手巧手小，生意还不错，既补贴了家用，还邦补了烟越抽越厉害的老爸。有诗为证：

山村抒怀·1971年10月

独倚柴门听暮鸦，寂寞荒村何处家？

历落雄心惊岁晚，嶙峥傲骨阅鬓华。

牛棚偏宜住牛鬼，野树何妨绽野花。

此生学得雕虫技，一路风光迎晚霞。

1975年邓小平复出，我举家重返柳州，安排在日用电器厂当电镀工。1979年胡耀邦雷厉风行帮右派改正。刚从海军转业的二空政治部主任认为我最冤，要第一个改正。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档案不见了，反右批文和劳教手续也不见了，到市公安局查底子居然没有。于是当年的反右英雄，现又执掌改正大权的骨干们主张：既无不实之词可供推倒，又无劳教手续可供改正，放到今后再说。眼看改正名单宣布，改正机构即将结束，我的怒火终于爆发，与他们大吵一场，又到主管局大吵大闹。他们威胁说要叫公安局来抓人；我骂他们是误国误民祸害干部的凉血动物。直至1980年底，才不得已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重新建档。除照例留下几条尾巴外，也不得不写上“在地下工作中，对敌特斗争积极、勇敢”，最后结论是“恢复工龄、恢复干籍”。这时我的鬓发已过早斑白了。有诗为证：

改正有感·1980年12月

雪凌霜摧忆当时，心有余哀鬓有丝。

历落雄心惊岁晚，嶙峥傲骨叹暮迟。

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

岁月空流人空老，掬吐衷肠赋此诗。

改正之后，我既不想从政，也不想重返公安战线，乃重拾22岁时为响应团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立下的誓言，满腔热忱地投入科学技术这块净土。20多年来，终于学有所成。撰写的20多篇论文分获国家、省部和地市级奖项，其中一篇入选工程院与中科院合编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库》。五项专利获国家授权，其中一项发明得到中国科技日报、清华科技和英国专利文献推介。有关事迹载入了湖南省科委编撰的《中国发明家大辞典》。

天道酬勤，我终于以初中二年学历，破格晋升为工程师。并先后担任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科研所长、名誉所长，成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获柳州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连续10年当选柳州电镀协会秘书长及理事长，是西南10省市电镀协会秘书长联席会召集人。

1992年我毅然提前三年离休，全身心投入自办工厂。有道是光阴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就年进古稀。手拿明镜当头照，我已满头银鬓，垂垂老矣！有诗为证：

七十初度·2005年3月

刀光剑影忆旧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故垒黄花频入梦，战地英魂每念思。

生无媚骨媚世俗，老有丹心著丹书。

岁月蹉跎吾辈老，箫鼓夕阳赋此诗。

回首前尘，22年大有作为的大好青春，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中虚掷了。告诫国人，不论阴谋阳谋皆可休矣！国家绝不能只靠政治运动过日子。一波接一波发起政治运动，把看不顺眼的、敢讲真话的、敢进逆耳忠言的干部成千上万往死里整的“其乐无穷”，万万不可再重演；否则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技术文明将无从谈起。万幸的是，中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图，终于在新世纪起步。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民族之光。

张文祺其人

广西龙州  叶向东

新兴劳改农场矿业队有一个生产干事张文祺，他很偶然也漏点老底给大家听。他说1949年他39岁扛山炮来到柳州，以后就下地方管劳改犯了。按此推算，1963年他是54岁了，虽长得满脸皱纹，身材也矮而且佝偻，但精神好，上山步履轻捷。唯独他常背一支驳壳枪，好似看管什么重犯一样的架势。

有一次他说，他在东北日本人的煤窿挖煤，那个煤窿有处看着要塌下来了，那里正站着一个监工的日本鬼子，说时迟，那时快，他匆忙过去把那鬼子一抱出来。那鬼子脱险后很感激他，送给他一袋面粉呢！又一次他说，他在一个老财家里做长工，老财很信任他，给他驾驭大胶皮轱辘车，而老财的大少爷在县衙门里当县长（汉奸），他经常赶胶皮轱辘大马车到衙门里，马鞭抽得啪啪响。看他的神情，至今仍感到十分惬意，实在是一副活灵活现的狗腿像。也因为过去的经历吧，现在不用打扮，真是天生的董超、薛霸再世。在他的淫威下，我们受尽凌辱与磨难。举点事例聊聊：

矿业队的挖矿定额是十分沉重惊人的，1963年——1964年，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斤毛矿，并且是按小组要集体完成，比如，一个小组15个人，每天就要完成15000斤。碰着窿口挖到富矿点时，还好过点，一般情况都是要干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才能完成；但是，你越拼命干，张文祺的压迫也越沉重，他一步一个“包”：

一、包给养：每组都有一个做给养的，就是为大家下山回家挑饭，于是给养的任务要小组去完成。

二、包土方：如矿层上面压有较厚的土方，必须挖掉的话，你挖多少土方，就加多少天的任务。比如说，你专门挖了一天的土方，明天每人就要2000斤任务。

三、包病号、包工伤：如果小组出现病号、工伤，留下的任务就要小组去完成。

四、包下雨：每天下雨耽误了的任务要加在明天去完成。

五、包逃跑：小组内掺杂有些社会教养小流氓，如他们逃跑了，小组就要为他完成任务。

至于秤矿的那杆秤，1963年开始时，是一杆很古老的商品秤，秤砣也是原来配套来的；但张文祺要在秤砣上加上半截十字镐。这样，你起码要挑110斤去才能秤得100斤，比高玉宝遇到的地主老财有过之无不及。后来那杆秤被人偷了（晚上收工都留在工地），就叫木工自己粗制滥造一杆。那秤更大了，特别是秤砣是用一块蜂窝矿来替代的。什么叫蜂窝矿呢，就是锰矿的一种矿瘤，它内部有千疮百孔，状如蜂窝，遇上下雨天，它能大量吸收水分而加重。木制秤杆湿了也加重，秤起东西来，由于力点的加重，使得挑130斤去过秤，也只能得100斤了。

最惨的还是强迫你在极端危险的地方挖矿，数次发生大塌方。其中最严重的是一个叫做5号窿口的地方。本来1963年开窿口时在山边开挖，矿量多，土方薄，很好开采；但是日日月月向前水平推进，土方越来越厚。到了1965年上面已经压着22米高的土方了，而矿层又更薄，且还低落下去。如果要先挖掉土方才开采，随便一动工就是六七千立方，没有一千个劳动力拿不下来。所以，张文祺昧着良心要第一组的十几个人天天往深处再向里掏空挖进去，明明知道岭顶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他每天早上也去看一看。裂缝一天比一天长，一天比一天宽，后来裂缝的宽度已经超过一米了，仍然强迫大家下去采挖。在他的淫威下，只好提心吊胆地去卖命了。好得那天正是大家出窿口吃午饭的时候，果然，崩塌下来了，几千乃至上万土方倒下来，整个窿口完全被掩埋了。唉呀！如果提前十分钟崩塌，那凄惨真是永世难忘了——被埋在塌方下面的人，不管上面出动好多人力，三天之内也挖不出尸体来啊！

张文祺对其他的干部也不时露出凶相。如1964年底，柳州外贸局来矿场装运锰矿时，那个叫做龙秘书的人，因与张文祺对采样发生争执，张文祺竟涨红了脸骂道：“妈的，你不要犯错误送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好受，我不整你个半死，我不姓张。”

1964年的深秋，有一天收工回来，大家都急忙到龙榜村背的小溪流去洗澡，恰巧陈家祯在我旁边，他突然发出惊讶的声音，我掉头过去一看，见他正在翘起脚板来看，并惊叫：“怎么搞的，我脚板的厚茧肉都给老鼠啃光了！怪不得今天走路有点痛！”我过去看个清楚，果然见他的脚板那层厚厚的茧肉还有老鼠牙齿啃过的一条条痕迹。他昨晚太好睡了，老鼠啃脚板竟然不醒。当时，我觉得无法理解。可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两个脚板上！实在太累了，睡下去简直像死了一样，连自己的监舍，自己的床铺是什么样子，几乎弄不清楚。睡在自己附近的人，只要不是同组的，有时终年也互不相识。原因也很简单：天未亮出去了，天黑回来又去露天场去“学习”。晚上十点之后摸黑回来就倒上床困死累死了，巴不得立刻睡熟，哪里还顾得其它？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正当“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刮他一个十二级台风”的腥风血雨年代，张文祺就更威风了。那个平时阴森可怕的指导员李景和也带妻儿逃避回哈尔滨了，那时张文祺更是夺权在手。当时，新兴农场李殿政委也被管制在他手下，凭其颐指气使，李殿只能低声下气听驱使。而作家秦黛及海军送来的朱世安就是惨死于其时。

在董超、薛霸之流的淫威下，说什么“劳动教养”，什么“改造”，都是百分之百的鬼话。真实情况是奴役！是敲骨吸髓的剥削！是任意垢骂侮辱乃至毒打……。还有就是鼓励变节、诬告，让人出卖良心：专门收集别人的言谈，上纲上线去告密，以为就能从狗洞钻出去。

作者简介：叶向东，广西龙州人，1925年生。1958年7月划右，保留公职送劳教。1964年摘帽，被无理扣留在农场6年。1970年“清理还乡”。1975年收回安排工作，1979年“改正”，1988年离休。定居南宁。

 苦涩的回忆

广西横县  黎世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就被送去农场劳动教养，历时十余年之久。

农场劳动教养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许多人物，事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浮现在眼前。为了一个忘却的纪念，仅将铭刻心灵的点滴之事，如实记录，与难友们共话。

麻疯草里寻宝

新兴农场龙凤中队对面雷劈山背后的穿山，是一大片排列不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旱地，人民公社社员种花生、红薯、木薯、芝麻……是当年队里的劳教人员完成生产任务后常到此处捡漏的场所，你翻挖了我再翻挖……，寻宝似的寻求得到那怕指头大小能充饥的遗漏农作物。我也曾不少次到此地光顾。

某天铲草皮，我完成任务较早，抓紧时间到该处“寻宝”。经过一番挖地三尺的劳动，毫无收获，筋疲力尽，丧气地在一个凹囊地旁边躺下休息。这个凹囊地横直顶多十多来米，长着比人高的杂草，浓浓密密，最多的是一种叫麻疯草的野草。这种草最可怕的是全身杆叶都长有透明的白毛，毛很硬，极尖利，你不小心碰着它，刺得你疼痛；过后发痒，痒得你咬牙切齿抓破皮肤！大约为此被称为“麻疯草”。当时我坐近休息，只为避避冷风，无意中发现身旁有几株半枯萎的花生藤，拔起一株，带出几粒花生，再拔一株又有几粒，令我十分惊喜。时间不多赶着回队参加晚学习，当晚神秘地享受着意外的收获。这晚我怎么也睡不好，老想着凹囊地里的花生尚未挖完。

第二天，我突击完成任务后又神秘地溜到那里，先在凹囊地周边“寻宝”，有了收获，保证当天的充饥，继而细心观察，发现麻疯草的根部杂草丛生，也有一些花生藤，我想一定是大跃进后社员丢弃丢荒的！我探险般地用锄头柄压开可怕的麻疯草，现出一条小道，侧身深入，到中间，我的天！竟发现一小片茂密的花生，我惊喜万分……以后，我断断续续地到该处光顾有20多次。多么感激苍天对我的保佑！多么感激在危难中大自然对我的恩赐！这是我苦难的岁月中又一段最难忘的插曲！

1998年我带着妻子到柳州参加难友聚会，坐车一过穿山，我就十分注意那片救过我命的宝地……接近了，到了，终于发现了！我心潮起伏地指给妻观看，妻不断点头，顷刻之间，凝成了夫妻间爱情中一个耀眼、灼热的亮点！！

一次巧妙的合理抗争

当年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大多都能接受劳动改造，强烈地希望通过改造，早日回到革命队伍；最少也希望脱掉帽子，回家团聚，做个普通的公民。因此，都忠心耿耿地努力劳动，认真学习，咬紧牙关，忍着病痛，坚持出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我因有一技之长，曾被派当劳教医生，体验最深刻的是：不少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吃不饱肚子，面黄肌瘦、眼睑、下肢浮肿，有心脏病的，肺结核的……都坚持出工不轻易休息，医药又十分缺乏。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每餐两个“火柴盒”木薯馒头，一盆无星点油花的青菜汤，不要说劳动，就是维持心肺跳动所需的热能都不够；每当寒潮到来，不少人员连30℃的体温都达不到！我记忆最深的是柳州来的熊展英，他凭着强烈的渴望坚持出工——任何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都难以理解其中的“伟大”！

对被劳教的右派分子来说，最可怕的是要完成每天的生产任务。之所以说可怕，是你今次完成了，明天的任务又增加，永无止境！而更可怕的还是完不成任务，扣你饭菜，不准收工，这是生产干部最常用的“有效”手段。

为了生存，当时我们曾进行过一次合理的抗争。

记得是1962年的冬季，很冷了。当时龙凤中队二分队，队长姓刘，一个脚有点跛的北方人。他抓生产最厉害，劳教人员怎么卖力他也不会满足，他下的任务很重。本来入冬以后都稍微放松一点，但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总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大组长（由教养人员担任）叫莫福民，他原是南宁桂西卫生学校的教师，矮个子，人极机敏，办事果断，他巧妙地“组织”了一次合理的抗争。

一天，刘队长下达了具体任务，明确命令：“任务不完成，不得收工！不准吃饭！”莫福民终于抓到机会。他讲得更明确，更严肃：“……近来完成任务都很好。今天定额虽提高了，通过努力还是可以完成的。从今天起，个人完成不行，小组不完成也不行，要全分队人人平均完成才算数！完不成不得收工！不准回队！不得吃饭！组长听清楚没有？”几个组长高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刘队长见组长的情绪饱满，很满意！他对大组长是很信任的，然而，队员们却忧心忡忡：又是多么可怕多么难挨的一天啊！连续多天的苦战，性命都赔进去了，今天还要增加任务……一到工地，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往日苦中作乐的调侃嘻笑再没有了。然而，仍有几个体格较好的队员要求组长分任务到个人，好完成去“捡漏”；但马上受到冷嘲热讽，有的说“不用去‘捡漏’啰，你多出点力，我份饭菜送给你？”莫福民则坚持集体完成才算完成，弄得想分任务到个人的也不好意思了。

上午，大家还干得似模似样，刘队长巡到之处干劲更足，他一走又松劲了，几乎全明白，今天挨整是无疑的了；高不可攀的任务往往适得其反。中午饭一般是不被扣的，吃过午餐，莫福民不准休息，要大家继续干。刘队长见中午都不休息，很满意。不是抢收抢种的季节，生产干部大多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再到工地巡查，刘队长更是这样。刘队长一走，体弱多病的躺下了。明知完不成任务等着挨，谁都无心干了，当组长的干了一下也无心了。莫福民招呼几个组长坐下聊天。下午刘队长临收工前又到了工地，一了解，离完成任务差一大截。他恼火了，大发脾气，招来大组长小组长狠批一顿……下令抓紧时间突击完成。最后忘不了重申“完不成任务不得收工，不得领饭”的指令。组长回到组里假意发动又干起来了。刘队长满肚子火。但他终归明白任务太重了，不可能完成。超过晚收工时间后他先回去了。去前自然命令莫福民非完成不可。

要是以往，任务完不成，干部走后个把钟头大组长也敢下令收工，晚上接受一顿训斥，是最含冤的事。今天莫福民一反常态，不叫收工。他对大家说：“今日完不成任务刘队长发火了，我不敢下令收工。回去挨批的是我和几个组长，求大家谅解。谁想收工自己回，我们不负责，我愿和大家继续干，等到干部来叫收工才回去！”他的话音一落，队员们发出叽哩咕噜的轻叫声……很难体会其中的滋味；但大部分人员已心照不宜了。

每晚七点半钟，全中队集体大操场学习，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思想改造，是劳教场的制度，不能无故缺席。这晚二分队的位置空着，一个人也不见。管教员覃干事感到奇怪，问梁中队长，梁中队长也不知何故，询问其他分队长也无人能回答……此时伙房组长跑到操场报告：二分队全未领饭，饭罐少不能周转，影响明天早餐的准备工作，请示解决。八点多钟莫福民不失时机回到大操场，越级向梁队长覃干事汇报情况，请示完不成任务能否收工？能否给饭吃？并强调天黑了，又寒冷，队员四处分散，下落不明；要紧的是有不少带病出工的老弱残，恐怕出问题……弄得梁队长和覃干事不知所措。完不成任务不得收工，不得吃饭也是他们常说的口头语……梁队长只好尴尬地指示莫福民：“先叫大家回家再说……”

当晚，二分队人员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地回队。有十点以后回的，有十二点回的，大部分不吃饭，个别根本不回队（当然干部不太担心右派分子会逃跑）。

人格侮辱

记不准是1960或1961年，但却是我整个劳教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大小情节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

那时，我在新兴农场谢村矿业队当医生。该中队除少数机关来的教养人员外，全是社会教养。挖矿劳动强度大，队员大多是青年和中年。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了。有一位来自广西某地质队的右派名叫曾志轩。他个子矮小，极端老实，受过高等教育，这种人夹在社会教养中，自然有格格不入的心理。物以类聚，我与他接触不多，但思想沟通还可，彼此有点友谊。

当医生的一般不与队员同住，墙外有一间独屋作卫生室。某天是休息日，记得当日下午4点钟左右吧，突然中队干事刘明贵，命令式叫我到大监舍去处理一个紧急病人，要我跟他马上前往。我以为是什么危急病人，一拿药箱就跟上。一到监舍门口，刘干事大声叫道：“曾志轩，你快出来！”曾志轩出来时，监舍内似乎出现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曾到我面前时有点显得不知所措。刘干事大声问：“你是不是吃了生木薯？”他胆怯地承认了。刘干事接着对我下令：“你马上灌他大便，让他吐出来！”并用手向厕所指指。事情那么突然，我也懵了；但我很快镇静下来，心想：防止吃生木薯中毒催吐灌粪便？够古怪新鲜！为了慎重，我扼要问了曾志轩到底吃了没有？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现在感觉怎么样？……曾说是昨天下午收工时过老百姓的地里拾到吃的，并用手比划大如鸡蛋，只有四、五寸长，又是开春后的木薯，目前并无不适感觉……我心中有了点底，但刘干事又大声对我下命：“不管那么多，××的娘，灌他大便，教训教训他……”此时监舍内又有些笑声。我对刘干事说：“不必这样，有药会让他能吐出来的！”刘干事马上向我瞪火眼，恶狠狠地骂：“他妈的你黎世辉！”我坚持说我会处理，马上回卫生室要药……当我取好针和药回到大监舍时，看到队员已集合在厕所前的空地，曾志轩站在列队外，样子十分难堪……刘干事叫出一名队员到厕所用碗装来大半碗稀粪便端到曾的面前，刘干事命令：“你吃不吃？不吃就灌！”此时队员中发出一片：“灌他！灌他！”的呼喊声。曾苦瓜着脸说：“我吃！我吃！……”他闭上眼睛无奈吞下两口粪便，立刻恶心呕吐……。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最苦涩的回忆！

注：他教数学从来不用看教科书，但复职后就是不让他上讲台。后因脑溢血殉职于办公室内。

作者简介：黎世辉，广西横县人，学医从医一生。两个儿子，一为生态学博士，另一个也是医生。                         

                                                 2000年11月6日

                                                （原载《百草情》）

终生难忘的假枪毙

湖南  何宁明

    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时间，我身高1.72米；而每月粮食定量只24斤，要应付强制性的体力劳动，显然是极其艰难的，因此经常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中。

    回忆在龙骨沟劳动，已属强制性劳动；这还不算，龙骨沟又在这个队设置一个看押小组，也就是强制性中的高度强制。组长派曾经是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人担任。这种人厉害得很，一天到晚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斥责我们，我们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

    一天我们在队部附近劳动，我借故解大便，暂时离开小组，走到50多步远的地方，见一新挖成的粪池，尚没使用。在粪池码头处，有人拉了三四堆粪；粪池的那端，地势比较低，最深处有一尺深的雨后积水。我发现那里丢弃了一头剖开肚子的猪，真是太可惜了。我在那里休息了将近20分钟的样子，才回到小组，可心中总是在盘算如何将那猪拿来美美地吃一顿。我把这一发现，告诉其他队员，商议如何把猪拿来大家分食。我们队员，大都可靠，唯有那刘德桂一人，阴险狡诈，阳奉阴违。我邀他晚饭后两人溜出去，把猪在清水里洗干净，就地找些枯玉米杆堆起来烧烤。恰巧那天夜晚，队里开斗争大会，斗争那些在劳动中偷吃红薯、玉米的人，队里闹哄哄的，我们可以从容地处理好烧烤的猪肉。刘德桂对我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回去看看动静。”谁知他回去后，将我们的行为向蔡队长汇报，并领着队长朝我烤猪的地方奔来。朦朦的月色下，我远远地看见一前一后两个人影直冲我的方向而来，我高声问是谁?也不答话。我见势不妙，忙将猪从火中取出，做好一切转移准备。离开火堆丈多远的样子，见有一丛杂草，便将猪肉丢入草丛中。此时，人影爬上斜坡，蔡队长历声说话：“你何宁明好大的胆子，杀死我的猪，在这里烧烤!”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匍匐在地。我说：“蔡队长，我在粪池里发现一条剖开肚的猪，我拣来烧烤吃。”蔡队长硬说我用刀杀死了猪，追问我用的什么刀子，刀藏何处。我说：“我的确没用刀杀猪。调查清楚了，如果我是用刀杀猪，可以枪毙我。”话音刚落，只听得清脆的一声枪响，并且还发出火花。我立刻吓昏了头，魂不附体地跳起老高，跌倒在地，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下意识地想：有枪的响声，又看见火花，我可能中了子弹；但又马上想到，为何没有痛的感觉？蔡队长厉声呵斥：“还不快起来！”他继续和我争论，在争论当中又朝我开了一枪，真是吓人得很。蔡队长连续开了四枪，吓得我魂不附体。最后蔡队长对我说：“这里是三岔路口，是队员出工收工必经之地，把你枪毙在这里，吓坏了他们。我要将你枪毙在那偏僻的地方。”我听说他今晚非枪毙我不可，两腿发软无力，站也站不稳，对蔡队长苦苦哀求道：“蔡队长，为了怕饿，偷点东西吃，不致于犯死罪嘛?”

    “不行！你犯的错误太大!”我感到讲好话行不通，只好横下一条心，准备一死了之。一想到劳动教养的折磨也实在难以忍受，死了也好，我胆也壮了，腿也不软了。我问蔡队长准备在什么地方枪毙我？他就说听他的口令，叫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指挥我向左转或向右转走了一阵。我发现身后没什么动静，遂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时只见蔡队长距我四五丈远正在解小便，我也马上报告队长，我要解小便。得到他的许可后，解了小便，继续走。行到两山夹峙的过道，他喊了立定口令，只听得蔡队长在距离很近的地方扳手枪的声音。他一字一字吐音很清楚地说道：“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月×日对何宁明执行……”我硬着头皮静听他吐出“枪毙”两字结束生命。良久，蔡队长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应声而立。他问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他说，难道你不想他们吗?我说：“想也无用!”他语气缓和地对我说：“唉!家里这么多人，他们可想你啊!偷东西吃这个大缺点，难道改不了吗?……”说话声一点杀气也没有，并转而对我进行一番思想教育。然后两人沿着山坡回队，经过丢猪的草丛时，寻到烧烤的半生不熟的肉，他叫我送到伙房，给大家加菜。

    后来听人家说，蔡队长一回队，马上斥责刘德桂，说他险些送掉何宁明的命，在场有很多人都听到。

    次日出工，经过假枪毙现场，我寻觅弹壳，拾得二颗，不禁全身发抖，仿佛仍在受死刑折磨!

    我自从那次假枪毙后，精神过度紧张，半个月内，头发无缘无故脱了很多，埋下了后来患神精分裂症的病根，吃精神分裂症的药一直到现在，38年了，病仍未好!

作者简介：何宁明，湘籍，百色师专美术教师，已魂归离恨天，再也不会害怕假枪毙了；何况，蔡队长也没要两角钱子弹费。

心声——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

上海  顾家良

若是我们不能忍受煎熬，又怎能赢得对自己的看重呢。

                                                     ——尼采

从理想到梦想——直到梦想的破灭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所在的中正中学理所当然的也解散了。接管当局给我们这些还留在学校的学生的出路是：转学到其他普通学校或自愿进入其选送的“青训班”或随军的“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我则自愿由“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介绍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录取报到后，也就算开始了我的革命军人生涯。

    1949年7月17日—1958年5月，这短短的9年从军生涯里，我感到值得推敲与令我费解的有：

    一、有人常问我：“你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始终坚持这么说：“我当时只是个不足17岁的中学生，就说是一时的冲动吧！我经历了日本侵占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时期；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后的种种表现和处处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情景，我能不冲动、不激动地考虑自己今后对新中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对人生的选择吗?从军，是我从小从启蒙老师的教导中得来的崇高理想：做一个军人，保卫祖国。有国才有家，洗刷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者给我们国家、民族蒙上的耻辱，难道说这不正是时候吗?可是，当时偏有这么些“党”官，在我以后经历的每次运动中，总是认为我这样陈述是在唱高调，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抓住我这个出身不由已的家庭出身问题，一再做文章。就是那怕我兢兢业业，每年以出色的学习、工作成绩 (有历年来所属单位出具的立功受奖证书及职务晋升)，来证实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崇高理想的真挚追求，结果还是被挂起来。终于，1958年5月竟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被迫离开了我自幼所心爱的、理想的事业——海军。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是现行国家体制所特定的。可是当对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不同意见时，我们的党委领导却公然要我们以“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党委的决定”去无条件执行。试问，我们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时又到哪里去了?

    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我就不懂，为什么末了被清洗出军队的都是那些非党干部、群众，难道就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或曾是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士、技术骨干?而这些人，在人民海军创建初期都可说是有功人员。有的曾是我的教员，在教学上是非常认真的。毕竟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在旧中国，除了为了生计所迫，也有像我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从事海军的。相对再看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吃饱喝足后，几乎一丝不挂躺在甲板上晒太阳。他们动不动就指手划脚地按他们的海军舰艇条令训人。我们自己的某些党政干部，平时不好好学习军事技术，大海航行中不想克服晕船困难坚持不了值班不说；可是当舰艇一进港湾刚靠好码头，就想方设法先上岸取乐……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外有别” ?

四、我的海军生涯，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只有10个年头；但有幸这是我人民海军创立的头10年，我一直是在国防第一线——水面舰艇部队服务，从信号员、信号班长、观察通信部门长，一直晋升到扫雷舰大队的观察通信业务部门长；从东海到南海，从黄海到渤海都留有我的航迹。在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我曾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的海军检阅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舰队我曾先后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荣立过四等、三等功数次，获得海军二级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正当我以这么些无可非议的成绩，争取加入我心目中理想归属——中国共产党时，突然被划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我被迫离开海军时，我的心碎了，我的理想、梦想，被这无情的阶级斗争粉碎了，我的心在颤抖、在流血。要不是当时我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年迈的双亲在，我是会以死相抗争的；我是绝不会顺从按“党官们”的阶级斗争的需要的路走下去的。

在那黑暗无天日的“改造”日子里

我参加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纯洁的对祖国、人民的爱和奉献；要不然在上海解放前夕，我完全可以随学校迁往台湾，或在解放后继续求学，继承家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前者的道路。可是历史却偏偏给我开了个绝不能算小的玩笑：正当我从理想跨向梦想的一刹那，竟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推进到今天也还没法说清的历史上最最大的纠“错”而不了了之的所谓“反右”运动漩涡。这究竟是谁“错”了？谁该纠错？在前后长达22年的改造日子里，妻子被迫改嫁；老母临终也没能见我这长子一面；小弟也因受我株连不能上大学，且被迫带病插队落户远乡，惨遭灭顶之灾。理想与梦想的破灭，亲人与家族的被株连，以及我在被改造“圈子”里所经历的那种没有公道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难道就这样以所谓“纠错、改正”而不了了之一刀切掉吗?

从我被定“罪”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可说心中始终没有认过什么“罪”，只是有时被迫作“检讨”时，才口不从心地作出些象征性的认“罪”表演，以求得少受皮肉之苦与精神上的折磨罢了。由于我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开始，我曾几次三番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局申诉，结果是被一再以不认罪服管而加重处分。大小公开批斗不算，被迫进“圈”内的小“圈”(即禁闭室——农场小牢房)前后就有4次之多。以后，在同窗难友的开导下，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开始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在特殊环境下保护自己的斗争艺术。我树立起信心，一定要活下去，要活着走出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改造大学”，彻底冲破这牢笼，迎接明天的太阳。我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会还我清白！

我和“圈”内所有右派难友一样，从进“圈”那天起，第一、二年，还相信单位领导及那些“党”官们，一而再、再而三、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只要好好改造自己思想，不用一、二年，就可以“脱帽”返回原单位工作。但到时候，就算是有那么几个名额，除了被用作对内外宣传作秀外，也几乎全是被迫作“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处理。这样年年复年年，该死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了尽可能不使家人在运动中受牵连，为了能使自己活着等到天总会亮的那一天，大家只好学古人“卧薪尝胆”的精神，对“圈”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丑闻，一忍再忍。你，“党”官，一年又一年的骗我们，我们就无奈一天又一天的骗你——磨洋工。你骗、我骗、大家骗着过日子。但“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信仰，始终不渝地在我们心中荡漾着!

我的处分明文是“监督劳动”，可实际上执行的竟然是“劳动教养”。但最后当我在原单位落实“纠错、改正”政策清理档案时，竟找不到我被改判劳动教养的文书，可在农场却当我是劳教分子。真是冤上加冤，令人发指！    

“劳动教养”听说是当时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我们这些右派在圈子内部文档里，被套以红色(代表“政治犯”)。我们原来的官衔要比现管我们的那些党官大；现在又不逃跑，不发表反动言论，劳作定额也尽可能完成或超出。因而一般管教干部也不那么和我们过不去。当然也有些干部由于政策水平不高，运动中别有用心，使我们心灵、肉体受到难以修复的创伤，甚至使有些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笔账到头来又该向谁去清算?！

由于劳教人员队伍来源复杂(有来自社会上的小偷小摸、够不上刑事处分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们右派分子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大合唱”时，就有机会得到“重用”，一般单独出外勤务都指派我们去。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难”期间，尽管农民自己生活也很贫困，但看到我们挨饿、坐以待毙的情景，也都深表同情，有的还偷偷把宝贵的口粮卖给我们，或让我们到他们已经收获过的耕地上复收(俗语“检漏”)。更有甚者，找对象竟敢找上门来(有寡妇、也有大姑娘)，排除各方压力，找到了她们心爱的好人。最终，老天也没有辜负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们。今天，当年与我们右派结亲的壮族妇女，都有着美满、令人羡慕的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难忘“圈”内的小“花絮”

1．所谓休息：在法定节假日，说是给休息，但借大扫除、人员调动、重新编组等为名，进行翻箱倒柜的检查，弄得大家疲于奔命。那些被以所谓违“纪”为由没收炊具、食品、书报刊物的难友则敢怒不敢言，自认碰上了鬼，活该倒楣！

2．所谓“加菜、议价菜”。每逢重大节假日，加菜还是多少有一些的(那怕是些老、残、病、弱而死的牛、猪、羊、鸡等动物)，这也算是节日给我们疲劳一天后的补偿吧。而平时的议价菜，也还是用上述的那些动物为原料，加工后，以每小勺 3--5元的高价卖给我们。有些人戏说：“我们这些人从此也就可以过‘穷不出一个月(所谓月“工资”到时是发的)，富不超过七天’的日子了。”

3．终生难忘的小锅小灶：当时我们大家把它视为“炼钢”。这不仅使我们保持争取活着走出去的本钱，同时在取得那些原材料的过程中，也能接触到圈内外可信任的难友与群众带来的一些信息，加强了团结与友谊。

4．竟有这样来自上级的一位管教干部，他强迫所有我们(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每两个人挂不同数码牌在一起照相。完毕后的训话中，他除了把柬埔寨读成东坡寨、“刚果有个非洲”、裙带风读成裤带风等颠三倒四的胡言乱语外，还狂称我们都是为了“上下两个洞”而进来的贪官污吏、好色之徒。然后又怕我们不懂，就解释说，这上洞为嘴——好吃懒做；下洞就是妈你的“B”。这时，似乎天公也听不过去了，便以雷声对他发出警告。可是他还以为我们怕下雨，就大声吼叫“不要怕，下雨我也要讲” 。但老天爷却马上下起了雨。当我们正要看他怎样往下讲时，他却不顾—切，像兔子那样飞快地溜了。

5．文娱活动：就拿我在的那个称为“右派分子成堆”的地方来说，真是到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以“苦中作乐”的时候了。记得在龙凤队一次晚会上，当黄松蕃、柳原两人用英语合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国语“桃花江”以及用哼调哼出《上帝保佑》这首外国古老民歌的时候，包括在场干部在内，一片叫好(当然，在场全体干部和部分人员不懂外语；只能说是欣赏他们的歌喉和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歌词，并佩服他俩的外语水平而已)。另外，霍实那副好嗓子，在从天不亮出工到天已黑收工途中，他用高吭的歌喉，为大家歌唱抗日战争时期激动人心的歌曲，鼓舞我们坚韧地活下去，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来到。这些情景，令我至今难忘。

  在此，我深切缅怀昔日在“圈”内而现已相继故去的益师良友王成、秦黛、田映、黄松蕃、周继颐、苏建德、霍实、张鹏、吕辅周、石仰人、朱世安等难友。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患难与共的高贵品质，令我毕生难忘！

心  愿

一息尚存的“五七”难友们，热望你们——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教育好自己的儿孙，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的复兴而奋斗终生！

保护好右派心目中的图腾——王成的坟墓及墓碑，让有幸见到它的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善、美心灵和苦难的历程！

2005年5月5日

住址：上海市国科路29弄1号902室    邮编：200433

电话：（021）55061416       手机：13501610629

法与非法

四川乐山  柯  林

这算什么《教养条例》

1961年12月，那时我在新兴农场基建队，队部布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

我明白了两点：1、这是最高行政处分，属人民内部矛盾；2、劳教有时间限制，最长三年。

学习一个星期，讨论了几天，最后是自己对照“罪行”，自报劳动教养期限，

算是对认罪好坏有所认识，有所提高的表现。

不提自定期限尚可，一提我就火气来了。我来农场从1958年4月19日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八个月了，这一千三百三十五天算什么？是住宾馆招待所吗？这是劳改农场呀！我什么也不想了，便说：“我来时通知书上明白告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大恶极，应定最长三年。”管教员说：“你说点具体的罪行才好定罪呀。”我说：“我只是提了一些意见，而且大都是在机关学习讨论会上联系实际时说的，讲的是一些观点，认识，当然也有一些不满和牢骚，我说不出有什么罪。”我又说：“三反分子，还算不是大罪？三年算是宽大我了。”（注：直到1979年2月，才知划我为一般右派）他说：“你认罪态度很好，定期一年半（十八个月）就可以了。”

直到龙南队，那是1963年4月，宽大又降临至我身，提前宣布：解除劳动教养，提前了两个月；但是却不同于其它十七人：既不宣布遣送我回乡，也不宣布留场就业，算是等待处理。好家伙！一等待前后总共就是二十一年。

说到这里，我总又记起了1958年4月15日，桂林市计委主任李用甫对我说：“小柯，你错误不大，去农场劳动、学习、改造，一年半载即可回来；要是不去，就要脱离革命队伍。”我是要继续革命的，我就高高兴兴自己去市公安局报到。到那以后才知道从此失去了自由。不知道那位李主任是欺骗我还是他也上了阳谋的当，谁也不知道。可惜他已早离人世，不然，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讲什么依法治国？这明明白白是无法无天。讲诚信，讲取信于民；但历史的教训，谁来澄清，谁来补救？

我们被迫当了一回“小白鼠”

1961年12月，就是学习教养条例，自报定期后不几天，中午饭时得到通知：今天下午不出工，在监舍等候。约三点，哨声响了，集合点名，一个不少，站好队，叫蹲下。并说要小便的先报告再去；回来也要报告再蹲在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便搬来桌子、凳子、饮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一个说今天来给大家治病，大家要守规定，不用惊慌，喊一个上来一个。管教员在一旁监督，一人在一旁发药丸（好像鱼肝油丸一样大小的胶丸）。管教员很认真，眼睁睁看着药丸是否在舌面上才叫喝水吞下，然后，命令回监舍躺下，不准出监舍一步。我吃了药丸，一进监舍，往日的嘈杂声一点也没有了，只有轻微的鼾声。我也感觉头昏昏沉沉，连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便倒在床上睡着了；但是，人还是有一点知觉，手足想动一动都不行，头脑里是唿唿、嗡嗡的声音。大约在晚饭时才有人慢慢起来，屋子里才有响声。直至吃饭时，我仍头昏昏，眼前金光闪闪。第二天出工，一身没劲，手足软无力，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便议论：大家吃同样的药，得的是什么同样的病？有当过医生的难友断言：肯定是什么新药，拿我们做试验。而且事后管教员还警告过：“不准乱说，谁说谁负责任。”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这件事，真还有些后怕。我们就是应当拿来做新药试验品的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说明真实原因并动员我们为革命作贡献呢？一定要强制吃药，又不说明真实原因，这完全是违法行为，是侵犯人权的。

2005年6月30日

柯林，四川乐山人，1927年生。1943年参加学生公教人员志愿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受训。下士坦克兵。1946年返学校。南下后，在桂林市计委划“右”。1986年离休。大专文化。

离休教师16年拼成千万富翁

高  霞 肖杰明 王琼琰

在我市鹧鸪江有这样一个老人：1989年，60岁的他从长塘中心校离休后，借款7万元开了一家服装厂。经过精心经营16年后，服装厂扩大到三个分厂，身家超过千万。他，名叫何榕高。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莫名其妙成右派

1957年，何榕高是柳州地委的一名小干事。1958年，他无缘无故成了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当时我就是：‘—头雾水不知天’，忽然一下，就变成了—个‘削尖脑袋钻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何榕高一边用手比画着“削尖脑袋”的动作，一边对记者说着。

这教养一教就是6年。1964年6月，何榕高终于从劳教场回来了。虽说不用再劳动教养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没有脱掉右派的帽子。每天活干得不比别人少，可是工分却比别人要少得多，而且上街需要跟大队请假。尽管如此，何榕高仍然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心中鼓励自己：“我是好人，总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的!”

含冤二十年终平反

一眨眼15年过去了。1979年，已经48岁的何榕高终于获得了平反。

“那一天，我正在家附近的地方挑牛粪。远远的就看到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村里，停在了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了三个拎着包、干部模样的人。”何榕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这三个人在确定我就是何榕高后，对我说了一句我—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同志，我们冤枉你21年了……”说起当时的往事，何榕高还是湿润了眼眶。

从那以后，何榕高才正式得到平反，开始回到原单位工作。

离休之后才创业

    1989年，60岁的何榕高从长塘中心校离休了。离休在家后，每个月靠200多元的工资生活，还要养活几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何榕高感到必须要搞一番“实业”来干干才行。搞什么“实业”呢?何榕高想到了开—个服装加工场。

    于是，说干就干。他先是用自己在村里的6间平房从朋友那里借来了7万元。7万元，在1989年看来，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对于何榕高在那个年代就敢借如此大笔的款项，记者感到非常吃惊。可是，何榕高说：“当时，我的心里根本没有多想，只是想：如果我亏了，大不了这房子就不要了，带着家人回老家种地。”正是有着这样的信念支持，何榕高开始了他的“实业之梦”。接着，何榕高又找到了鹧鸪江村委，在经过村委和生产队同意后，何榕高拿到了一块三亩大小的土地作为工场的建筑用地。

    在有了土地和钱之后，何榕高便开始着手建厂房、买设备。由于一切都是刚刚起步，何榕高回忆时说：“所谓的厂房，其实就是一个用油毛毡盖的棚子。刚开始买来生产用的机子，都是我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一共有10台机子。”

一个月后，一切准备就绪了。看着在村子里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的年轻人，何榕高心想：与其让他们这样在村里闲着、给村委增添麻烦，不如把他们招到工场，给他们一份工作做。于是，何榕高就从村子里找了8个青年，然后又从市针织厂请来了两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就这样，他的服装加工厂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工场开工没多久，何榕高就在驾鹤市场租了一个摊位，专卖每天由他厂里生产的衣裤。“由于我们生产的衣裤款式好、做工细，因此，每天—拿到市场，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后来还有人直接到厂里预订呢!”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榕高就特别开心。

真诚感动上帝

一年半之后，何榕高不但还清了那7万元的债，又起了一栋三层楼、面积达33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的机子也全部重新添置，规模扩大到了60台。尽管成绩做出来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没有满足于当时的成就。他又从市针织总厂聘请了一位老师傅，让他设计比较流行的服装款式，同时还按照规范的要求监督服装的质量。于是乎，他们场里生产出来的服装基本都是“当天生产当天卖光”。1994年，他们厂生产的衣服不仅被区内的客商认可，还引来了外地的客商，甚至走出国门、出口到了越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在服装的布料方面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根据这一特点，何榕高也开始提高服饰在布料方面的要求。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的做法，使得他的服装厂越做越好、越开越大。

如今，何榕高当年的那家小服装厂已经扩大成了3家大型服装厂，总共11个车间，占地700多平方米，总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聘请的工人人数达300多人，总资产超过1000万元。现在，工厂每月所需的布料就达50多吨，每月可以生产成品服装达25万套，服装的范围涉及到了童装、居家服饰等方面。

但年岁不饶人，现已76岁的何榕高决定把厂子交给3个儿子管理，自己正式退休了——颐养天年。

爱心回报社会

由于何榕高的事迹突出，他先后多次获得由自治区、柳州市政府评出的“离退休先进个人”、“老有所为奉献奖”、“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何榕高富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乡亲们的帮助，没有忘记社会的帮助。上世纪90年代，在柳州遭受洪水的侵害后，何榕高老师先后捐款捐物达10万余元。2001年和2003年，何榕高还自行出资4万多元，为鹧鸪江村马鞍屯的村民修建了一条直达村子的水泥路。

                           （原载于《柳州晚报》2005年10月18日）

从科学家吴仲华的遭遇看反右派的沉痛教训

广西陆川  李业勋

1979年我刚恢复党籍不久，听到传达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的报告。其中谈到科学家吴仲华的事，其大意：吴早在四十年代便是名扬世界的飞机制造专家，三叉戟飞机是他发明创造的，英国飞机公司把他当宝贝，不仅给他非常高的工资待遇，还给他提供很好的科研条件。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独裁，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深感痛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认为祖国复兴富强有望，便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以报效祖国。他多次谢绝英国飞机公司的挽留，冲破英国政府设置的障碍，于1954年回国。

回国后继续搞飞机研究工作，但对当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单位领导对科研人员的工作干预过多有意见。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剥夺了他搞科研工作的权利。

1962年林彪想坐三叉戟飞机，派人去英国采购，飞机公司的老总第一次见面便问：“三叉戟飞机的发明创造者在你们中国，怎么向我们购买三叉戟飞机呢？”我们无言以对。在交货时英国人给我们飞机是次品，试飞时性能不好，便向英国人提出要求：退货或换货。英国人的答覆是：按合同规定如果飞机不合格，可以退货或换货。但是你们得说清楚，飞机哪方面不合格，然后派人检查证实后才能退货。但我们只觉得性能不好，又说不清是什么问题。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时，王震同志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吴仲华去交涉。当组织找吴谈此事时，他并不计较几年来所受的冤屈，为了挽回国家的声誉和经济上的损失，答应去交涉。英国飞机公司的老总看到吴仲华来了，谈判一开始便说：这件事不用谈判了，我方接受你方的要求，由此造成你方的损失，由我方赔偿，并向你方表示歉意。

经历了二十一年的苦难，人间的悲剧惨剧，我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实在太多了，我的心也渐渐麻木起来，没有过去的激情豪情了。但听完这个传达，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很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想如吴仲华这样有真才实学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宝贝，任何国家都是求之不得的。对中国更宝贝的是：他还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放弃在国外的高薪厚禄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虽生活和科研条件都很差，还是努力工作。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回国，说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是拥护的；被无端迫害几年后竟不计前嫌，以戴罪之身去找英国人交涉，以维护国家利益。其拳拳爱国之心，真是“虽九死犹未悔”，他是人类的精英，更是国家的栋梁。

如此国宝式的人物，只因为当权者多次请他参加座谈会，说什么提意见帮助党风就是爱护党，跟党一条心，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多次点名要他发言时，才提了一点意见，当权者听了如果觉得逆耳，又无雅量，把他大批一通，已是过份；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成右派，定为敌人，置之死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骂名千古，但他是明来，并不搞什么“引蛇出洞”“阳谋”之类的卑劣手法。先发布禁令：不准议论朝政；有些儒生不屈服于独裁专制的淫威，继续议论，才下令杀了一百多个儒生。这与55万相比，实在不成比例。项羽设“鸿门宴”是有点“阳谋”的做法了，但他最终也不敢把刘邦置之死地，只不过给他嚇出一点冷汗罢了，我想，项羽也害怕千古骂名的。

在采购飞机的过程中，英国人对那些专会整人的“英雄”们，是采用玩弄和羞辱的手法。倘若在国内，“英雄”们一定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处以极刑；可怜魔爪短了一点，还无法伸向国外，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英雄”们也知道要挽回面子和损失，只能靠科学和法律的知识，而这方面自己偏偏没有，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屈尊请吴仲华去交涉了。请一个被自己定为敌人的人，去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外国人谈判，心里自然是一股辛酸苦涩之味，很不情愿的，但除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最近读报知道，欧洲空客已能制造航程超万里，载客800人的特大型客机。而我们呢，只能制造航程千里，载客百人的中型客机。我想如果当年不迫害吴仲华，而是重用他，国家的飞机制造业绝不会这么落后的。中外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残害忠良，宠信奸臣”，必然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已告终。但最痛心的是害了国家和民族！

作者简介：李业勋，广西陆川人，1933年生，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58年划为右派，一贯不“认错”。“改正”后在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离休。

深度撞击

广东汕头  吴雏龙

人间有否此如来

孙悟空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在取经路上，却被认为不服管教而饱尝了紧箍咒之苦；到了西天，如来却封他为斗战胜佛。这不仅是对孙悟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否定——否定他在五百年前，把孙悟空镇压在五指山下。

在天界，如来至高无上，法力无边，没有谁敢对他说不；如今，他居然有了这种胸怀，岂不是令人刮目么。那么，我们人间呢？

历史是块大理石吗

在学校听历史课，老师会插讲一些有关历史是什么的知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介绍胡适博士对历史的一个比喻：历史像块大理石，在张三手中，是一个样子，在李四手中，又是一个样子。（注）不可思议——当时我这样认为。

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及以后，得以看到发生在自己与别人身上的事，就由不得你不信了。

举个例子：一直都说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是白区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是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可是，到了文革，一夜之间，他又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光是这六个字，就使人触目惊心。然而，文革过后，又说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要重新推倒……

这是不是给胡适博士的比喻找到了新佐证呢？如果不是让张三从李四手中拿回这块大理石，那么，李四的刘少奇塑像就要变成永恒的了。想起来，该有多么可怕啊！

鲜丽得好像是血

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有一段时间，真是帽子满天飞。不是说，江青是帽子工厂的老板娘么。这些帽子，可不是扮靓饰美、遮雨挡风的。每个帽子，都有它的名称。有一顶帽子，记起它的名字来，可有足足的19个字，请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真是朗朗上口，掷地有声。而且，还是用55万个青春编织，用22年的血汗染色的。这该是多么沉重，多么鲜丽：沉重得让人窒息；鲜丽得好像是血。

巴掌该打在谁的脸上

正在大跃进与灾荒齐头并进时，我在蒙难中，被农民兄弟打了一个巴掌。

当时，我所在劳改农场中队的那个村的村民，因为据说要过起提前来到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就按上级指示，把锅头、铁器砸烂送去炼钢，然后兴高采烈携家带小直奔那吃喝不要钱的集体食堂去了。祖辈居住的旧土屋不要了；炉灶也被挖去做肥料了。

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回来了。兴高采烈消失了，只有一股气与怨，迎接他们的只有那个破败的家，而且还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当天我高烧没有出工，这个屋主见了我，就不由分说，一个巴掌朝我打过来。

当然，我能有什么话说；只是心里在想：农民兄弟的这个巴掌，到底应该打在谁的脸上？

伟大的创举（上）

天还黑麻麻，就要出工，在工地吃早饭，宁可让我们在工地呆着等天亮，也不让我们多睡一会。

中午也是。当我们吃完午饭，好不容易在四处无遮挡的工地，用所有工具和自带的床单搭起一个帐蓬后进去躺一会时，开工的哨子又响起来了。

下午，不，应该是晚上，因为天已经黑了。大家拖着一身疲惫，一身汗污回到宿处时，便急急忙放好工具，掏出2分钱（2两米的官价）去向那些就业人员的家属买来一盆河水，匆匆抹拭一下之后，便将自己的身子往床板上一掷，呼呼睡去。

这样的糟蹋，不是创举么？

伟大的创举（下）

将我们这些从事超强度劳动的“劳教分子”的粮食定量从原来的40市斤改为27市斤；

把我们应有的主粮比例超规定搭配杂粮；

玉米煮熟后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壳和渣；

红薯煮得烂扒扒的再称斤；

木薯渣蒸成馍块，每人两块，每块比火柴盒要大些，就是一餐。

遇到有死猪仔，便切成丁，连同属于应剥弃的芥兰菜皮，炒成一锅，装成小碟。每碟各有几丁几片，卖1元，可以打白条，到时在当月生活费扣还。而当年绝大多数的我们每月只有18元，扣除每月固定伙食费10元，还有8元，这8元便变成欠条了。因为一口气可以吃下10碟8碟的。这1元钱1碟，是当年官价粮的10市斤，而当年的猪肉，官价不超过7角钱1市斤，换算成现在市场价，那一碟要10元钱的。

这样的盘剥，不是创举么！

注：这些话不是胡适说的，而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詹姆士所说的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作者简介：吴雏龙，汕头市人，生于1931年。青少年时代侨居西贡金边等地。1950年起分配至柳州市工作，任职于公安民政部门。大专学历。

心语

江西  张廷球

一

反右运动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序幕，是头一次浩劫。被错划的右派对国家对人民是和屈原、魏征、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方志敏、张志新等一样的忠贞不渝的人。

二

我上大学和工作时，主张除对有大功劳者外，对任用和提升人员都应通过考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这样。可是，反右时批判我的人却说这样就要人头落地。但是，改革开放后却又实行了考试制度。

三

当时，国内报章上替苏联说话，说苏联军费比例小，美国比例才大。我心里觉得，苏联为了自卫自强，军费比例不会小的。这本来只是心中的想法，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我也说出了这个想法。可是，结果就把我划成极右分子，给了我最重的处分——劳动教养。我做了最繁重的挖锰矿劳动，每天任务1吨，价值50元。整整经过21年，体重由70公斤降至40公斤

作者简介：张廷球，江西人，1926年生，1952年复旦大学毕业，广西冶金建设公司干部。在劳教中从未斗过人，亦未被人斗过。他采取锅牛式劳动，从未完成过一天任务。“改正”后，他的惟一愿望是找位女右派组成家庭。惜乎，迄今未如愿。现独居柳州，晚景孤凄。叹叹！

在古瓦的那些日子

广西柳州  戴义开

一

    我是1958年3月到古瓦农场砖瓦厂的。我们这些在“反右”中被千夫所指，日以继夜，七斗八斗过来的老右们，早已斯文扫地，半点脸面都没有了，听说能让集中到一个农场，在一起边劳动边学习，改造好了，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去，当然一般都愿意听从安排的。我还带了石印版的一本《苏东坡诗选》、一本《吴梅村诗选》。负责送我们一行十三人去劳教农场的公安局赵科长在火车上，逐一递送香烟，跟中学的黄衍斌校长还握了手，让国画家敖老感动得要掉泪。其实呢，行政处分嘛，不但我们右派们没有想到，也许办惯案子的赵科长当时真的也没有想到,一场更惨烈的厄运正降临到这些被称为右派分子的头上，而且，这场厄运历时竟长达二十二年，能够活下来的，还留下许多后遗症。

    到来宾车站，赵科长召来几个挑夫帮挑行李，这个时刻，再麻木的人也能找回“反右”前那种与人平视的感觉，以致我刚踏进农场时，仰望蓝天白云，居然还有点“今日得宽余”的情怀呢。

    第一天晚上，砖瓦厂管教干部马干事就叫集队听讲话。他说：“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了，  我们排除了干扰，大跃进就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接下去说的是“脱胎换骨”、“花岗岩头脑”等等。

    但是，出乎想像的严酷的挑塘泥劳动，很快就把书生们从肉体上压垮了。首当其冲的是肩膀红肿、溃烂，可塘泥照样得挑。从岭脚挑到岭上，我把渗透着汗水和血水的衣服一层层卷在扁担上，以缓冲肩膀所受的磨擦。不少人通过各种办法弄到垫肩，系起来，两肩垫角跷起，疲惫已极地拖着扁担走向工地。晃眼望去，好像孙悟空变幻出满山遍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不过，这个时候唐吉诃德挑战的对手不是风车，只能是自己。为了填肚子的两餐活命饭，为了顶住“一年、两年”的煎熬，求得与父母妻儿团聚，舍此别无它途。

    收工途中，就路边水沟洗涤，我临水自顾，照见鬓发眉毛斑白如星霜，猛然—惊：难道真的伍子胥一夜白头了?原来是整天的汗渍造成的，只不过比别人显著些而已；身上惟一的一条蓝短裤，也像撒上石灰似的。蹲在水里把它擦几下，洗掉了，回到大宿舍它也干了，用不着脱下晾晒。这条短裤从春暖穿到冷冽的寒潮到来，无论日晒雨淋，日作夜息，都没脱离我的身体。最后脱下时，已不能再穿上。国画家敖老幽幽地劝说我：“后生家不要太冲，你不看人家老农，下田还专门穿件长袖衣。”他样子该五六十岁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他那件被称为全场最昂贵、特厚特大的垫肩，就越显得更大更沉重，套到他肩上，简直成了《水浒传》里林冲那副大木枷了。后来，他连饭碗大的两砣塘泥也起不了肩。之后被调到蔬菜组锄草淋菜，再后来不多久，就听说他死了，是早上起床时邻铺发现的。老画家被席子卷走没几天，又听见负责放牛的教育学老专家卢显能教授倒毙野岭。去年，因为卢教授兼学院教育工会主席，学院的一些学生便到他宿舍请他表态支持延长学年的要求，老教授说了几句劝慰的话。这几分钟的会见，竟使他老人家蒙上黑后台的恶名，卒致死于非命。48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还十分难过。

红水河涨大水，上游冲下来许多木头，我们组临时接到紧急任务，要跑步赶去捞木头。跑得最快的是戴右派帽之前任桂林市人民政府民政科所属教养院学校教师的李军。此人粗眉大眼，是个美男子，又兼老实热忱，多多少少能缓解他周围这些劳教分子的忧悒、消沉、孤僻、冷漠的气氛。近来他不断在各种场合表态，说要争取获得第一批解除劳动教养，尽早回到革命队伍。我觉得他的表态是极为热切的。由于过量劳动，他浮肿比别人明显，好在年轻，干活路还有劲。我们赶到河边，他已脱掉长裤、鞋子，向汹涌的急流中疾驰而过的木头划过去。这是个结霜的早晨，水很冷。负责管生产的韦干事正在跟大家布置工作，有人一声惊叫，只见李军往水里一沉，木头上苍白的手臂迅即没入洪水中，就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李军的身影从此永远消失了。韦干事在水边呆立一阵，突然大发脾气，大骂一通之后，叫我这个小组长回监舍整理好李军的遗物，然后送交队部。我整理李军的棉被，似乎还触感到他的体温。我打开他的家书，有被水渍模糊了的文字——是妻子的还是丈夫的泪水?抑或是夫妻两地共有的苦泪?他妻子的信里说：“现在的日子，最大的快乐是抚摩肚子里的小宝宝，明年的今天，他该会叫爸爸了。”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震颤不已，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终于明白了李军为什么敢于向汹涌的红水河奋不顾身地扑过去。

二

    老画家和李军的离世，就像悄然无声地沉没于幽潭深处的两颗小砂粒。相比之下，来自某高中的谢老师的故事就显得热闹多了。那是马干事明白说了“劳动教养有什么期限?几时改造好几时得出去”之后才爆发出来的。

    人们白天跟两泥箕大的沉重的塘泥拼搏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跟自己两块同样沉重的眼皮作斗争。只要管教干部不在附近，学习时个个像和尚打坐似的，都不吱声；可也怪，谁要顶不住眼皮闭合，鼻鼾声跟着就出来了。自然有打小报告的。毛泽东讲得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第二天打鼻鼾的果然就被管思想的干部点名批判了，这种批判使那倒楣鬼总得要有几天甚至长时间变成委顿不堪的病人。

    谢老师的事情发生在晚间小组学习的例会上。这晚上两间大监舍劳教队员集中门前就地坐下。坐我旁边的是原中学老师潘老，先两年“肃反”结束，最早送来的老教养，因为有一嘴浓浓的一字胡，得绰号“鲁迅”。原来抱着膝盖很悠然地抽着烟斗的他，突然发现劳改队也来了十多个，他神色大变，紧张地喃喃自语：“出事了，出事了。”潘老是老劳教，有见微知著的能耐。平常这时候马干事出来巡视，总是叼着牙签的，今晚就没有，我认为这也是个兆头。马干事身影从队部那边一出现，这边会场立即鸦雀无声，“鲁迅”的烟斗也瞬间消失。马干事双手抱胸，绕会场踱圈子，踱到潘和我背后竟然止步不前了。怎么回事?难道潘老烧烟的气味被闻出来了?吸烟被认为是“跷尾巴”的表现——也许我借《苏东坡诗选》给潘老被打小报告了?霎时间，我感觉得背后好像是矗立起一座大冰山，寒气透骨。好在他终于踱进会场，叫一声“不要勾头!”全场的眼睛刷地都向着他。他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你们这些右派，眼前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接着说劳动教养是改邪归正的必由之路……然后提高声调，厉声说：“今天还有人胆敢大放毒草，叫嚣什么‘劳动教养违反宪法!’”

    原来如此!我那股冷感顿时回暖，也分明觉察到潘老僵直的身躯松弛下来了。接着就是全场先唱一轮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谢老师被揪出来。他一口咬定“劳动教养就是违反宪法”，而且有批必驳。他的倔强使那些劳教分子的情绪更为亢进，很快就把斗争会推向高潮。身材颀长的谢老师完全淹没在这帮勇夫的拳脚之下。飞扬的尘土笼罩全场。批斗结束，各人起身，拍拍裤子，弄起更大的灰尘。灯光阴暗，人们在蒙蒙的灰尘中像幽灵般散去。

    大会没有再开。谢老师与我不同监舍，不同工地，接下来的情况不大清楚；但那晚他所在组的外号“小报告”的某某受到表扬，因此特别招人注目。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小报告”持续几天所得回头率很高。听说他那个组天天在工地搞现场批斗。谢老师就只有“劳动教养违反宪法”那一句话；批斗他的话也就是“花岗岩头脑”那几句，了无新意。

队员们当然宁可嘴巴累点，巴不得多占用那怕几分钟的干活时间，所以也乐于这样搞。后来，听说管生产的韦干事跟管思想的马干事吵了一阵，说那个组的生产不成样子了。马干事很干脆地顶回去说：“政治是灵魂!”吵完折衷一下，把谢老师每天交到各小组工地，轮流批斗。轮到我这个组，他跟着去挖土方。大家也不跟他说话，见到韦干事身影，就吆喝几声：“老谢，动一动!”到休息时大家围成圈坐地，比大家更为鸠形鹄面的谢老师站在中间，组员轮流发言，因为干部不在，大都言不及义。解放前是某大报记者的老秦，说话爱挖苦人，看到被斗者垂眉闭目，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叹口气说：“你呀，你想充电影《红岩》那个许云峰啊?”

    其他发言也都慢条斯理，不温不火，都想把批斗拖到开午饭时候。不料韦干事更是棋高一着，工间休息时间一到，就出现于工地，叫喊：“开工!”吩咐我立即把谢老师“押回队部”，以免影响生产。他全身有伤，走得很慢，我只好耐心像个跟班似的跟着。走上一段乡间牛车路，他变得活跃起来，见地面有果皮蔗渣之类，必定踉跄上前，拾进嘴里。

    我们组就只轮斗过这一次，最后听到他的一条消息是：死了。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又兼大饥馑的流言越来越多，谢老师生前虽然用生命为代价反抗了一阵子，死讯传来，却没有产生什么轰动效应。

    2005年，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所要研究的两个“目前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劳动教养”。

    谢老师辞世快五十年了，泉下有知，当会乐见其成的吧。

    短短的时间里，几位认识的相继死于非命，心里总有些想法。这个时期，也是我过劳动关最艰难的时期。肩膀磨伤剧痛才熬过，腰部的挫损却越来越严重。干活时没大感觉，休息下来就剧痛。晚上，怕触痛腰部，得小心翼翼地躺下，在大宿舍此起彼落的、从恶梦里发出的呻吟和哀哭声中，似睡非睡地度过夜晚。早上起床，先得要翻身扒着，两手撑着，背后好像压着两百斤大米袋，慢慢抬起上身，双脚就势用力，然后再翻过身来坐定。就这样，每早起床就要把“腰痛”这个对手摔倒我才能起身。我不知道哪天终于被摔倒，但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

    每天两餐的热量不足以对付体力的开支，看不到尽头的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饥饿和衰弱感，跟周围的同伴一样，我也浮肿了。实在累得不行，我就脱下眼镜，借抹眼镜汗水之机，放下挑子喘口气，歇他几秒钟。挑担已经是一种求生本能的驱动，不劳动，谁养活你?

    两个别组的队员挑着满泥箕烧坏的砖经过，听说是专门负责掩埋死者的；这烧坏的砖是给死者立个记号，好对来找亲人的家属有个交代。这掩埋专业队我知道其中的一个，外号叫亨达利。有些年纪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亨达利专门卖眼镜，他就有眼镜卖。谁都知道他从哪里进的货，可谁都不愿意说出来。同我一道来农场的十三人，近三分之一戴眼镜，敖老已经与世长辞，其他眼镜佬都转到种菜、看牛等轻工组去了。有人说从重工转轻工的，等于下了病危通知。现今还在重工组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面对天际忧郁的群山和眼底滔滔不息的红水河，我脑子里萦回着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句永恒的话：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沙漠中的绿洲

广西来宾  肖定静

1988年荔浦县纪委书记邱海洋先生趁在南宁开会之机，顺路驱车到迁江中学看望我这个右派难友。他与我在劳改农场共同服苦役三年。他去农场教养前是荔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今天真如古语所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饮酒畅谈中，回忆了农场时的生活，这使同他来的年轻手下干部，如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如邱书记的一套呢子衣服，只换了几斤大米；我的一支美国派克金笔，只换了几斤红薯。真是：金笔诚可贵，呢衣价更高；若为生存故，两者皆可抛。

欢聚后，我常常在沉思，我在古瓦农场遇上了几位好人，如戴义开、邱海洋、李敏章，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些，学问和社会阅历都比我高和丰富。我是刚从师范毕业后，工作仅只一年，就踏上了这条沙漠之路；由于年轻，遇事缺乏分析考虑，这样就会犯很多小错误。他们对我谆谆开导，时时帮助，既是名师，又是益友。我在农场中遇到他们，就像一个人在茫茫沙漠中艰苦跋涉，烈日当空，唇干口燥，五内如焚时，突然遇到了一片绿洲——这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

每当花朝月夕之时，回忆之门就情不自禁地打开。那沙漠之旅确实是惊心动魄，但亦有绿洲的温馨。那苦苦挣扎的艰辛，我在《百草情》一书中的《浪漫人生路》已有记叙；现在要表述的是绿茵的芬芳。

记得有一次我们组有一位姓姜的，在夜间偷去了我的伍元钱，第二天他去小卖部买东西时，被别人发现检举，当晚在组里进行批斗。当时除开伙食费外，这五元钱就是全月劳动所得了，因此我很气愤，准备在批斗时狠狠揍他一顿。晚饭后几位师友找我谈话，他们情深义重地对我说：你的气愤我们理解，但是你对姓姜的难友了解吗？他的妻子已离婚再嫁，父母在大跃进时，贫病交加，相继去世。他举目无亲，无人看望，实在可怜。我们只批评他的错误就行了，打人既是野蛮行为，也是对人性的不尊重。这些既朴素又具有哲理的话，在我心灵深处第一次起了深深的震撼。当晚组长点到姜的名字时，他一站出来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当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把他扶起，看着他黑黄的瘦脸，呆滞的眼神，比鲁迅笔下的润土还要润土。那种精神麻木状态真令人惨不忍睹。事后我又和几位师友聚在一起，谈到下跪之事。从奴隶社会起，奴隶对奴隶主要下跪；封建社会臣下要对皇上下跪，民对官要下跪，家仆对老爷下跪。现在批斗也要喊下跪；而姜姓不经喊就先下跪。难道下跪也是我们的国粹吗？一位师友说，美国学者马格利特认为：社会性的羞辱之所以是一种伤害，就在于，羞辱不把人当人，使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生存尊严的把持。中国又有位哲学家说，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既有天使的美德，也有魔鬼的邪恶——那晚上你的表现，是向天使之路起步了。

又记得我们组里有一个姓王的，他是地质队的工人，原籍山东，个子高大，确属山东型大汉。他只有高小文化，头脑简单，他一心只想听干部的话要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在收花生和红薯时，有人吃了一点，他晚上就偷偷地去向干部汇报，使小组经常为此开批斗会，真是组无宁日。几个师友在一起商量，如何应付如此狼狈不堪的局面：你对其正面教育，他头脑简单接受不了；你说在收获时吃点东西，只是生活小节，不称偷（正像鲁迅《故乡》中的润土说，过路的口渴吃一两个西瓜是不称偷的）；但要是他将原话汇报给管教干部，那麻烦会更大。讨论结果，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当他威胁和打骂弱者时，由我出面教训他。他虽然是山东大汉，个子大，但因平时吃不饱，消耗热量比别人多，脸已有些浮肿，马步不稳，正像黔之驴一样。虽然我们这里不是贵州，可广西也有我这样的小老虎。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也就勇气倍增了。有一天他又发了气，要对别人动粗了，于是我向前去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扑向我，我和他较量了三个回合，他都被摔在地下，气喘吁吁。然后由几位师友上前去和他娓娓谈心，我也向前对他道歉。山东大汉就有这个特点，佩服将他打败的人。他不但心平气和地接受大家的好意，而且还承认了他过去的不对。从此我们小组也就风平浪静，海晏河清了。

积极改造，回归队伍，我们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正如小说《人啊，人》里写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我们组的生产任务每天都要完成，可又不能让任务不断上升（以我们当时的口粮和体力是不堪上升的重负的）。所以年轻体壮者完成任务后，就主动帮助一些年老体弱者一起完成。这样管教干部也就满意；他们在上级面前轻松，我们也就轻松了。每晚上的学习，别组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晚批斗这个，明晚批斗那个。而我们组的学习都是在谈生产和生活中的趣事，偶尔传出一些愉快的笑声，就像一道流星划破夜空，成为学习场上一道亮光。我们组在装红砖时，对技术不断改进，既省煤，又省工，质量还不断上升。来宾县建大礼堂就是全部使用我们生产的红砖。因此我们组获得了先进，个人也得了奖。每当工余之暇，或风雨之天，我的几位师友，特别是戴义开先生就先进入书域，今古中外。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就登书山，观奇景，两三年来许多名著和古典诗词都在这时得以饱览，这为我以后恢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后来我曾写下了一首小诗：

忆那一片芳草地

崎岖沙路鬼神惊，知友相依自可行。

喜得绿茵芳草地，严寒过尽是新春。

三年多的农场劳教生活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真如陶渊明所写《归去来兮》一样，“载欣载奔”，总以为获得了自由。其实，接着十七年的农村劳动，更是艰难之旅。好在有了那片绿洲的经历，能遇事不惊，从容应对，正像邓拓的诗：“久经坝底惊滩险，何惧深渊起巨霆”。

在农村中我结识了不少插队知青，有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这一代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们这一代则是到农场劳动改造，其艰苦程度，借用一个古代成语，真是有“异曲同工”之感啊！在这些人中我认识了两个杰出的少年，黄立羽君和唐宏建

1981年二十多位高考落榜的农村同学向我和黄立羽，陆才能老师恳求，办一个高考补习班。我们深知他（她）们家庭困难，无钱到县里或其它地方补习。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的面孔，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光，尽管我们也困难重重，但却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于是我们只好答应了。当时学校没有教室，我们租用了校园附近的一间民房，并与同学们一道动手，清理杂草丛生的庭院，打扫到处是蜘蛛网的房屋，还修整了学校舍弃的课桌。开学的第一天我和同学们说：“我们这间教室就像刘禹锡《陋室铭》中所写的‘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让我们师生为美好前程，用书声，墨香装点这陋室吧！”

在一年的艰苦生活学习中，我们不仅传授了知识，我还把在农场“劳教”中得到师友们熏陶为人的高尚美德，言传身教给他们：一是善良厚道，二是光明磊落，三是聪明机智，当以善良厚道为最。

一年后，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的在商海中奋战，十多年后各有所成。2002年他们在同学聚会时，盛情邀请我们几位老师。除了尊敬和感激之外，他们一致说：回忆那补习班学习生活的一年，不仅学了好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之道。那一年，我们在茫茫的人生途程中，就好像在大沙漠中遇到了一片绿洲……这句话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动至深，思如潮涌。

聚会后我又想了很多。年年都有高考落榜的青年，而今更有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寒士。夜里我再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现在仍有不少寒士在人生崎岖的途程中艰苦跋涉。啊！我心中默默地祝愿他们，也能在沙漠中遇上一片绿洲，得以喘息休息，然后鼓起勇气前进，到达杜甫所写的“广厦千万间、寒士尽欢颜”的境地。

苍天有眼

广西柳州  虞忠仁

解放初，我投笔从戎报考军政大学，毕业后在部队任组织干事，后转业当上了人民教师。

和平建设时期到了，各处欣欣向荣。为了国家的美好前程，党号召我们帮助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提了些意见，结果把我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劳教，从此葬送了22年青春年华。

1958年6月一个沉闷炎热的夏天，被柳州市的便衣警察送我到来宾古瓦农场接受教养。去时讲：学习半天劳动半天；结果是超强劳动。开荒造田，每人每天要完成土方开始5立方米，后来加到8立方米。种田（双抢时期）铲秧、挑秧、插秧一天一人一亩（一般农民每人只能插三分啊！）。

秋天铲草皮积堆肥，一人一天2700斤，只准带10%的泥。

做木工的，只给方料，一人一天一副门（包框）。

完不成任务就是反改造，就挨批斗。

到底教养有否期限，谁也不知。脱帽了，又说：“你无仔、无女、无亲属、无人接受。”用种种借口，要我留场就业继续改造，每月每人21元生活费。我只能听天由命：不死是自己的命；死了等于消灭反革命。

如今已是事过境迁，回忆当时的一切，无限感慨！幸得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一切被冤屈的人，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我方能娶妻生育繁衍后代。

当然，不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痛，22年漫长的苦难日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忘掉的，而且也是不应该忘掉的。但我坚信，自己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心平气和地与祖国共荣辱，干好一个炎黄子孙该干的一切。

啊，苍天啊！苍天有眼，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愿难友们同享。

荔浦“反右”传奇

山西  王汉班

荔浦反“右派”运动已过去47年多了。这个运动把一个好端端朝气蓬勃的县击倒了。从此使该县各项事业走入低谷，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其主要原因是把党多年培养的干部队伍摧垮。这是阴谋家郑益三从中捣鬼得逞、直接危害所致。时间长，直到改正错划右派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落实，才逐步有了恢复。现将我耳闻目睹回忆片断写出来，供后来人回味和反思。

炮击县委、人委

荔浦县1958年3、4月间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开始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思想发动摸底，只在县委、人委墙上贴出了些大字报。接着开始了所谓“斗争”，揪出并斗倒了各级干部共362人。如：

县委副书记包天兴，县委副书记吴景文，宣传部长唐季民，宣传部副部长丘海洋，财贸部长曾祥葵，县长莫子成，副县长罗云（当时已调广西日报），人委秘书王石民（现名王汉班），文化科长李敏，教育科长李一心，工商科长廖李芳，农业科长彭贤英，交通科长李明亮，手工业科长刘轩，卫生科长黄更里、周仰钦，公安局长莫林，公安副局长韦跃宣……

大部分骨干被打倒，职能科室瘫痪，各项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

党的领导核心垮了

按我们党历来工作方式，大的中心工作，必须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县委书记钟镇静是整风领导组长，公安局长郑益三是成员，领导运动。刚开始不久，钟书记认为应该准确掌握政策不能过“左”过“右”（因有1957年以来的经验）。但郑益三觉得不对他的胃口，向上反映荔浦整风有右倾。上级不明真情，把整风组长改由郑负责。这正是郑所祈盼的。书记不管中心工作，即意味着靠边了，也是郑夺权成功了。

“反右”的扩大化

荔浦当时全县人口有18、9万人。干部职工在册人员1565人，划出右派362人，占职工总数23.13%，县委和人委机关划“右派”占70%。反右后，机关人去楼空，基本瘫痪。与邻县阳朔县委、人委才划9人也相差甚远。按当时中央规定运动处理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四，也大大超过了。而同级和上级对此情况无人提出异议，也无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划谁谁就是“右派”，一锤定音。监察工作不是软弱无力，而是虚设。一个县经过解放后八九年，全体人民艰苦奋斗，精心培养出的干部队伍，是精英，是带领全县人民走向繁荣的带头人，是最大的财富。可见干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然而，这次“反右”恰恰把一大批好干部打倒了。这是全县人民最大的灾难。广大干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运动一来却遭到无情打击，任人宰割无人保护。为什么县委书记出来主持公道，掌握政策，竟被推开靠边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有些情况真是咄咄怪事。

这次反右间接不说，直接造成362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状。广东支边青年、商业干部冯光，被戴上“右派”帽子，不给摘帽近二十年，四十多岁才结婚，害得人家有家归不得。改革开放后他返香港探亲再也不回来了，叫人伤透了心！中学校长蒋源，因照顾郑益三不周被划上“右派”，1979年才落实政策；改正恢复工作后决心返回家乡，坚决不留在荔浦。还有一位校长潘晓初，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给戴上“右派”帽子，妻离子散，一个孤老头子，一人在家，年老力衰，自谋生路，在市场上帮人切烟丝度日。

这次反右，把社会风气败坏了。压制民主，堵塞言路，无中生有，中华民族美德“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诚信做人”，变了味，居然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把我们党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传统都丢尽了。社会风气道德败坏的损失，这笔天帐无法计算。

这次荔浦“反右”惨案，如何能在以后荔浦或其他地方不再发生类似案件？我想，加强法制教育，坚决执行法律制度，任何郑益三、赵益三在法制的强大铜墙铁壁面前，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向党委讨回“右派”帽子

荔浦县报社排字工人伍启芳，把郑益三错排成“郑三益”，招来大祸。首先是批斗，工人们不答应，斗不起来；郑指示县报社负责人李颂一定要把他打成“右派”。因为不是干部，在送右派去古瓦农场时，李不敢违抗郑的命令，也将伍随车送古瓦农场。在六十年代 “右派”脱帽时，因为农场找不到伍的档案，一直在农场教养。直到农场结束时，才写了个条子，送他回荔浦原籍。1979年“右派”改正都办完了，也轮不到伍启芳，伍很着急，到统战部问个明白，统战部说：“右派中没有你。”伍说：“怎么没有？我已当了二十多年‘右派’，还到古瓦劳教了13年，你们就给我个‘右派’改正吧！”这把县领导难住了，查遍了所有资料，也没有他的名字。请示县领导黄河富，才特批了作退休处理了事，没有道歉，没有经济赔偿。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人，没有手续，白当了20多年‘右派’，又在古瓦地狱中熬了13年，妻儿子女受了多少苦难？人身受到多少不明不白的侮辱？耽误了本人，又耽误了妻儿前途。当工人当的毁了自己，毁了家人，毁了下一代，谁负责？向谁讨回公道？国法在哪里？天理在哪里？人权又在哪里？

右派“翻了天”的变化

1979年，中央政策来了，荔浦的“右派”全部改正，官复原职。

1979年县委书记黄河富同志给改正的同志办了改正手续，恢复了公职。不久接替他的是刘万福同志（后任区林业厅厅长），上任后调查了荔浦情况，认为这是个“左”的重灾区，立即采取坚决果断彻底的行动：凡22年前从岗位下来的，立即仍回原岗位，恢复原职务；现任职的调出去。所以荔浦立即出现了干部大调动，大换班、大改组、大恢复的新局面。群众说：“右派”翻天；人们流传“老右”回来了。老八路又回来了！“老右”成了荣耀的代名词。这期间，恢复原职的人家，门庭若市，道贺的人们络绎不绝，像过年一样，见面就双手合十恭喜！恭喜！

县各系统立即补充了300多位有经验的干部，各行各业立即出现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多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烈士们。在“改正”后的丘海洋同志主持下，花两年时间，在黄砂岭上即荔桂路旁最高的250米处建起了烈士纪念塔。周围种上珍贵花草，绿林成荫，每天早晨，中青年都要到此晨练，与地下烈士们共度美好时光。

新建五十米、三十米

罐头厂、饮料厂、食品厂、制鞋厂等纷纷开张，全县已向工业县转化，也许不久会变成荔浦市了。

随着丰鱼岩的发现和开发、龙槐镇的建成及附属设施的投入使用，把世界级的桂林风景区，延伸到荔浦新的旅游点，给千万户人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前几十年，当晚上10点听到清脆铜铃声，人们都知道，那是唯一的荔浦中学的作息钟声。仅有初中的荔中，现在不仅有了高中，而且不是独子，已有了多个兄弟姐妹，在为荔浦人民培养着各类人才。

荔浦政法战线，公安系统配备了几十辆摩托和现代化通讯工具，可与大城市公安媲美。一遇案件，公安人员像风将军一样，从天而降，吓死了坏人，大长了好人的志气，做到了公正严肃执法，使破坏分子得到应有打击，保卫了各条战线的安全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把近二十年荔浦的发展都归功于“右派”政策的落实；但迅速全面发展，是有改正“右派”政策落实的功劳。一个县一下子补充了具有火山爆发一样干劲的干部300多，其力量是巨大的。

荔浦走过的弯路，愿它永远成为过去。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振精神，以更大的硕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我这个老“荔浦人”，殷切地期盼着。

2005年8月5日

作者简介：王汉班，山西人，1932年生。17岁南下入桂参加剿匪、土改、镇反工作。26岁被错划右派，48岁改正。历任荔浦县人委秘书、工业科长。土建工程师。离休。

疯狂年代

北京  张墨森

晴天响霹雳  瞬成阶下囚

1958年春节刚过不久，轮到县级整风运动开始。我当时是平乐县委秘书，前不久，一位好心的朋友忠告我：“整风是假，反右是真；整风是名义，反右是目的。所以，凡是有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不能提；不管是谁提意见，他就是右派。动员会上，千万不要听信别有用心的人的花言巧语。”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地委办公室有几个年轻的秘书，在地委大院贴出了一张漫画式的大字报，标题是《升官图》，其中，画着地委书记杨林的爱人郭英（平乐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蒙谷的爱人明义（蒙山县委书记）。有的干部看了这幅画认为提的意见很正确，也签了个名在大字报上。几天之后，地委开始反右派，画大字报的人当然以“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等罪名被划为右派；认为意见提得正确而签名的人也无一幸免。这位好心的朋友还说：“反右派的任务是百分之五，一百人中要反出五个；如果批斗会上斗到你，就肯定划你是右派了。斗争你时，逼你反省，所列事实，无论是真是假，你都要承认，可免受皮肉之苦；如果你认为是捏造事实，不承认，他们会采取‘车轮战’轮番批斗你，强迫你跪下，拳脚棍棒并用，往死里打。”

    果然不错。在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上一再强调：“这次整风一定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证‘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要‘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听了之后，心中有数。

    平乐县“整风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薛家驹，忍耐不住，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哑巴和官》，意思是不提意见的人好升官。内容是长滩区委书记张机生时常吹捧县委书记，从来不提任何意见，吹大炮(虚报、吹牛之意)又是他的强项，有一次在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称：红薯大丰收，一个红薯有四斤半重。后来被提升为县委农村部副部长。大字报贴出几天之后，地委的通知就下来了：“撤销薛家驹平乐县整风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工交部部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十九级降为二十四级。”据传说，当时的县委书记肖含艳出面力保薛家驹，因为他俩在解放前地下党游击队是亲密战友，否则“右派”非他莫属。薛家驹气病交加，几年后与世长辞。   

    整风运动进行10多天后，就召开动员大会开始反右派。平乐县委首先斗争的对象是华大校友原宣传部长马成功和桂北土改队来的原农村部副部长蒋斌，因为他们两人曾向中央反映过平乐县在搞粮食统购时过左，造成饿死人事件而引起中央对广西的高度重视。

    斗争完他们俩人之后，就开始出关于我的大字报。此时此刻，我清楚地预感到厄运到来了：他们要打我为右派。

    我没有大鸣大放；但他们讲：你在1957年春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调回北京，在报告中向党进攻。

    的确，我写过一份报告。写报告肯定要写一些理由，如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还引用了一条成语“乌鸦尚有反哺义，为人当报父母恩”。又如，南下干部到广西后，培养了很多本地干部，目前又提倡干部地方化、民族化，南下干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请求准予调回北京。

大字报声讨我的内容是： 

    “打倒右派分子张墨森！”

    “右派分子张墨森污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干部地方化政策！攻击干部民族化政策！”都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胡乱上纲、歪曲事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斗争我的那天晚上，还没进会场，就听到口号声不断：“打倒右派分子张墨森！”这种“煞”被斗争人的威风的做法，在“三反”、“肃反”中，我早就用惯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别人“煞”自己的威风。

    我牢记那位好心朋友的话：不承认也得承认，免受皮肉之苦。

    斗争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王绍忠(他原是我领导下的县委办公室保密干事)训斥我：“你要好好交代反党罪行。”

    “你把我们共产党讲得连禽兽都不如！”

我回答：“是。”

“你是日本汉奸！”

“是。”(我心里想：“七·七”事变时我才5岁。是就是吧!)

    “你是国民党特务！” 

    “是。”(我17岁在北京入华北大学，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革命门；南下剿匪，还没见过国民党特务。)

    “交代右派组织！”   

    会场喊声呱呱：“老实坦白！不讲叫他跪下！打！拿棍子来！”

    迫于形势逼人，我交代了我们右派组织的成员：都是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和还没有出生的人的假名。

    “继续交代你们的行动纲领、计划！”

    我就乱编(因为是乱编，没有印象，无法记忆) 。

    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栽在我身上，我都一一承认。

    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便喊我出去，还一边警告我：“老实点，不许搞破坏！”

    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这时候，我想到，我小小年纪“投笔从戎”，南下广西解放他们，在剿匪中差点被挖眼砍四肢。这些事情，他们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他们想到的是打倒我们，坐我们的位子。

我们挨斗之后，还到平乐地区礼堂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地委书记骆明(原省委宣传部长)讲话，狠狠地骂我们，说右派怎么怎么坏，骂得唾沫四溅。还没骂完我们，何秘书上来与他耳语：“省委长途电话，通知你马上回南宁。”几天之后，《广西日报》头版头条登载：省委挖出一批反党集团，其成员有原省委宣传部长骆明、原组织部长王梦周、原财贸部长廖原、副省长陈再励，还有农村部副部长陈岸也被划为狭隘民族主义分子。原来大家都是“—丘之貉”彼此彼此！难怪群众讲：“整风整风，越整越疯。”

    1958年6月宣布把我划为右派不算，还加上“极右”开除了我的公职和党籍，送劳动教养(就是“劳改”，美其名劳教)。

    宣布送劳动教养后，我就收拾行李（当时，我是真正的无产者，只有被子和蚊帐）。第二天由武装民警押送起程。当时，我单身一人，毫无牵挂，感到无所谓，只是憋着一肚子气。到平乐县汽车站，见到同去劳动教养的县医院院长莫楚宝，他的妻子、孩子都来为他送行，呱呱哭；小孩不停地喊：“阿爸你冤枉，你不能走！”看到这般“生离死别”的情景，不由催人泪下。对于凭空捏造的冤假错案，只能忍气，万万不可气不过而自杀、逃跑；如果那样做，他们会扣你一个更大的帽子：“畏罪自杀”、“畏罪潜逃”。华大校友、县文化馆馆长冯岩气不过跳楼自杀身亡，弃下娇妻黄黛西，还落得个“畏罪自杀”罪名。当时，平乐县挨打成右派的知名人士有：县委第一书记陈岸，宣传部长马成功，财贸部长李会峰，农村部副部长蒋斌，县委秘书张墨森；政府机关有：副县长张墨林，县府办公室主任吴保新，粮食局副局长李耀（文革被丢下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上达，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汉辉（文革丢下河），县人大常委主任苏式平（文革被打死），县人民医院院长莫楚宝，县公安局政保股长桂庚生（文革丢下河），沙子区区委书记鄢广王，沙子区副区长张祖乃。平乐县被打成右派的据说有500多人。

四同古瓦

古瓦农场在来宾县以西18里处，原是劳改农场，因为这次被划的右派人数众多，特地将其腾出来安置右派。我到农场的第二天，荔浦县的右派也被送来了，等他们下车后互相一看，大家都哭笑不得，因为不少是华大校友，荔浦县县直领导差不多都来了。

    华大校友钟山县的席得本和原平乐地委共青团书记柳志秀都来了，看来华大同学是“杀鸡儆猴”的标准牺牲品。

    我们闲暇时开玩笑：我们是“四同”人员，即“同学”(华大同学)、“同志”(革命同志)、“同案”(右派同案)、“同监”(共同被关在古瓦劳动改造)。

    同是南下的华北大学同学，分配在省、市工作的极少被划成右派；分配在县一级工作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被划成右派。打个比方讲：省市如大海，大鱼多得很，一尺长的鱼还算小的，在那里的华北大学的同学大小如五寸长的鱼，所以都能穿网而过幸免于难；县一级如小河沟，五寸长的鱼就算是大鱼了，连小孩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畚箕撮到你，所以县一级的华大同学个个祸来难逃。

可怜华大同学，小小年纪参加革命，从北到南，为了解放全中国，置生死于度外，在解放战争、剿匪战争中没有牺牲，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相逢在古瓦。此次不是一般的相聚，而是同监相聚，“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觉泪涟涟，悲愤不已。我和一些校友被分配在来宾砖瓦厂。开始，大家都认为可能是毛泽东他老人家一时恼火，故意整治我们一下；过了这一两年，他的气消了，就会释放我们回家的。所以大家都积极劳动，争取早日解除劳动教养，脱帽回家。还在劳动中开展竞赛，你追我赶，打砖由每天一千块到一千五百块，到二千块、二千五百块、三千块，轰轰烈烈的场面好像当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饿饭新兴

由柳州鱼峰山向南，往石龙方向走，距柳州二十五公里的砖瓦厂，称“二十五公里砖瓦厂”，这个砖瓦厂，是正宗的劳改场所，前几天刚走了一批劳改队。环境也不好，住的全部是茅草房，也没有床，垫些茅草睡在地上。当时由于砖瓦销售不畅，暂时不生产，我们每天帮附近月亮塘、拌塘的劳改农业队积肥、刨草皮、烧草皮。我们所在的这个砖瓦厂隶属于新兴农场，粮食靠自给自足，由于大部分土地种木薯，所以每天的早、晚餐分给我们的都是一块比手巴掌还小的木薯粑，一勺青菜汤。吃完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碗，即使这样还跟没有吃过饭似的，肚子里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