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第11期 （友谊交流，非卖品）

 

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讲话记录                          赵明大

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                    李昌玉

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                              陈奉孝

一桩忘不了的血案                                    铁  流

被枪毙的右派                                        邹  媛

在浩劫中死去                                        叶金满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太和农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改造情况    后 永年

再说学生右派-平民与权贵的抗争                       燕遯符

遥祭1957年右派蓝钰同志                             高鸿凡

“五七”挡案：      刘浩宇、吴永良、宋际星、邵世远、王忠福

友谊回声： 周焕宁、臧晋镛 、李有样 、高野、沈辂、陈丛林等

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讲话记录   赵明大

（讲话的时间：2007年底，17大召开之后，谢韬为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又想跟同志们见面，又怕跟同志们见面，想跟同志们见面是从心里面想，中国有很多问题可以跟同志们沟通,“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国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为战，分散的孤立的。共产党政策是不准大家在一起，所以我怕跟同志们见面，既有思想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的顾虑。像今天的聚会，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是招忌讳的，只有婚葬嫁娶才容许聚会。共产党的统治，王安石的“保甲”运动没有做到，共产党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你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

我今天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从那篇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写成和反映，谈中国社会的动态，谈共产党的动态；一个谈谈17大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论问题。

我的文章去年2月份就写出来了，但一直压了近一年，直到今年2月份才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短时间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长期的积累。我们今天在座的，年轻时都是满腔热情追求民主走过来的，指导我们的思想，一个是抗日，一个是反蒋，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也好，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是个理想而已。

我们都长寿。长寿有个好处，看了几本全书，看了蒋介石的全本，苏联的全本，毛泽东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的全本，邓小平全本。胡锦涛讲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一个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维，一个是使全民族成为二重人格。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六四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个人丧失了道德感，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节操和道德观完全摧毁殆尽。邓小平时代使整个民族失去记忆，人民没有历史感，使人民完全成为新的另一种形态的螺丝钉。这是老百姓群众中提炼出来的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的概括。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有亲身体会的。我也跟大家一样，在这段历史中不断思索总结，特别是十年监狱重读马克思著作，过去旧时代说监狱是读书的好地方，对读书没有限制，但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只准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当时读的书有4卷本的《马克思选集》，2卷本的《恩格斯选集》，1卷本的《列宁选集》，3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报纸只能读人民日报。

我当时在秦城监狱，胡风他们关在东边，是单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助管理战犯，在战犯管理所跟范汉杰、黄维、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务头子康泽、王文举等在一起。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戴罪立功”，给战犯讲马列主义。当时给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个人经历也简单，而且慢慢查明许多问题都没有。本来1958年就解决我的问题，但我是毛钦定的要犯，当时把胡风集团吹得那么厉害，收不了场，所以一直拖了7年，当废物利用，直到65年才说我出身好，给战犯讲马列主义也讲得好，给我解决了。

我们的宣传把国民党说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实国民党的统治者很多是很有头脑和和见地的，也有不错的军事思想，我们的许多仗能打赢，不是赢在军事思想上，而是情报工作做得好，他们的机密作战计划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跟新旧政权的统治集团都有接触。了解了不少政治和经济的内幕，给了我很多启发，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促进我不断思考，从政治立场、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观点，一些思想。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表后的反映

当时感到文章出来以后会有比较强烈的反映，但反映这么强烈没有估计到。但总觉得还是有大的冲击。我所知道的，在全国特别是老同志，在边疆地区都有很强烈的反映，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过，包括乔石、万里、李瑞环，但中国政治的特点，看了都不讲话，都等着胡锦涛的态度。

《炎黄春秋》发表我的文章前，开了几次全体编辑在内的会议，做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势的准备。一是查封《炎黄春秋》，如果查封了就打官司，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疤疤。二是这期不准发行。《炎黄春秋》本来是每月10日发行，去年2月这一期，他们在1月25日

可是，我的文章发表后，3个多月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但（去年）2月11日

所以2、3、4月，3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包括我和《炎黄春秋》的心都悬着的。但左派反映很强烈。中国社科院曾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来批判我。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组织了几十人的批判会。我所知道的，在许多地方的老干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觉地学了我的文章，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发生了对骂。拥护的很坚决，反对的也很坚决。我收到了许多同志的来信，包括新疆、甘肃、内蒙等偏远地区的反映都很强烈。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许多地方代表，都在打听这篇文章的后台是谁，背后是否有新的政治动向。地方反映很强烈，左派攻得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实攻中央，说中央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马宾等17人公开表示、宣传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所以说，左派帮了我的忙，中央本来想冷处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来左派本想在全国发动批判我。借此造成給中央施压的态势，因为社科院和党校基本上都掌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里，他们准备在全国社科院和党校联合批斗我，給中央施压。他们的口号是：“谢韬

在这种形势下，（去年）5月10日

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央内部给各媒体有一个表态，对我的文章不传播、不批判、不争论，但个人可以表态。上海社科院曾发了两版，一版是反对，一版是赞同。《炎黄春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安全着陆了。另外，胡锦涛（去年）6月访问瑞典。温家宝（去年）5月4日

（去年）3月份人民大学开党委会时，有人说，社科院在批谢韬，建议人民大学也批，党委书记说，他们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听党中央的。隔了

我听国外一个跟中央理论班子比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锦涛对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论学术的争论中央最好不介入。胡锦涛比较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但***和李鹏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好，不采用民主社会主义。最后，为了保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左派也出现新的情况。邓力群4次写万言书給中央的执笔人段若飞也打电话给我说，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气。左派攻击你，是你的光荣！你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理论界是多年来想突破而不敢突破。我对你的勇气感到钦佩！中国的经济既然在搞市场化，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你现在是站在历史的前沿。另外，人大参加批判我的大会的人有些事后告诉我说，不知是开批判我的会，要知道就不去了。

左派里还有一个情况，反对我的人，是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我是在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叛徒。军队里面还有人因为我的文章而发生打架。总之，我的观点赞成的有80％多，动摇的有10％多，坚决反对的有3％左右。另外，“上海大众”的企业家说，民主不仅你们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也需要。黑龙江的一个老领导，原省委书记说，我们今天不接受一党专政,省一级的领导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但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党的中层干部也需要，他们在不民主的生活里面有他们的痛苦。

国际上反映也很强烈，瑞典一个记者，在胡锦涛访问瑞典前，来采访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公正、客观地介绍瑞典民主社会的学者，准备在胡锦涛访问瑞典时发表采访我的文章。另外，我会见了中联部组织的一个欧洲8国议会的来访团，我跟每个人见面，他们都说读过我的文章。欧洲还准备邀请我到欧洲去做访问交流。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国外的各大媒体都准备采访我，还有美国的一个作家也准备来拜访我。他们把我作为100年来中国大陆上可以公开谈论第二国际的第一人。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把心里多年来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老了，随时可以走，过去我们当两面派，二重人格，一开会，都自觉掌握分寸，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很有技巧。现在我老了，该说说真话了。我有首诗：“八十人生正风流，精神枷锁笑中丢”。我们一辈子都套着精神枷锁，现在把它丢了。但也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会成为替罪羊，在某个时候借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又再批判我，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中联部給中央有个报告说：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

关于十七大及今后中国改革展望

从十七大看中国今后的未来，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总体来说，我们是看不到中国民主的曙光了。从客观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领导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现，大致在20大，要5年到10年才有可能。因为有几个问题。首先，今天，在中国政治上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能取代共产党，与之抗衡。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乱套，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经济上，民主的进程要建立经济基础，建立公民社会，只有人民有了财产才会有权利观念，权利与财产是分不开的。要建立公民社会，使社会中产阶级化，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基础，中国今天还没有建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现在还正像鲁迅先生说的是

中国的改革前途，有三个：一、矛盾激化，社会动荡，那就会乱，乱的结果必然是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残局，会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对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来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第二种方式，民主的改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但时间就比较漫长。中国13亿人口，经济基础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从两方面促。促进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自觉进行改良。

赵紫阳的秘书杜导正说，赵紫阳对胡、温、曾三人有过评论，说胡是个明白人，但不会有大作为；温是个好人；曾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开明的形象。

胡不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的历史的人物，现在看来胡已经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大的方面不可能，但是，一、他在17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个重大贡献。二、17大还是坚持党的领导，但有所变化，这是在旧的框架内推进民主进程，用新的四个坚持，代替旧的四个坚持，现在的四个坚持是坚持思想解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样就把思想从苏联模式、毛泽东思想、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三、建国目标也有所改变，17大提出要建立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提出来。另外通过温家宝的讲话，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公正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果，不是哪个阶级的理念提出来。四、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的通过，说明中国在保护私有财产，恢复个人所有制上有所进步。

所以，17大虽然是在旧的框架下来推动社会发展，但也有新的内容，在中国政治上应该肯定17大。不管怎么样，要推动他向这个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个进步的措施；下面促，促进群众提高觉悟，保卫自己的利益，以维权运动促进民主运动。上面促，接受历史教训，顺应历史潮流；下面促进，群众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依法治国，两方面结合，逐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提出来，不能急，急就要乱；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13亿人口能够在10年内转变，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进步，都会触犯两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部分群众的利益，这两个利益很难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进。

我们这些老同志，我讲几句，虽然我们看不到中国的民主曙光了，有些悲观，但我们应该骄傲，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早生几十年，最多能达到康、梁的水平，晚生几十年，我们只能读历史。但我们刚好生在20世纪，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赶了个尾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了全程，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还参加了历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参加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我们一生5个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挨了整，但我们亲身经历中国2000多、3000多年来剧烈变化这5大革命都集中浓缩在一起的历史。我们跨越两世纪，一生5革命，不必悲观。

我们都是“两头清，中间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为现实的利益，逼迫他们去保住现在的利益，年轻人呢？是什么都是假的，搞到钱才是真的，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是丧失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我们这些老的，包括胡温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现在的胡温他们都是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温，是好同志。胡，许多人都觉得看不透，他不可能有大作为，但是他能搞搞小动作，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现在中央是胡温集团与江李集团的平衡。胡没有完全控制局势，江还有势力。今后究竟是哪派占了上风，还不好说。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局限，胡他们就像火车，能够平安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就不错了。对胡不能抱太大的希望，这不现实。但因为国际的环境，他也无法倒退，他是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

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

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科学的尊严  李昌玉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右派，为捍卫历史真相，不顾年高体衰，风烛残年，握管挥毫，走进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领域。这是值得庆幸的事。这里我漫谈一下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基本观点。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至高无上的学术尊严。那么，历史学的学术尊严是什么呢？就是捍卫真相。如果历史学丧失了真相，不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而是想方设法地屏蔽真相，掩盖真相，禁绝真相，使历史学成为御用的奴婢，权力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历史只能叫伪史，这样的历史学实在是学术的耻辱。
    半个世纪前，中国历史学界展开过一场大批判，批判历史研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主张研究历史要以史为据，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也就是认为历史研究要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必要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可是，根据毛泽东认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蛮横地认为，研究历史要以论带史，根据观点去寻找历史材料，结论必须符合既定的观点，符合某种设定的观点，如果材料不足不够甚至没有，甚至相反，都可以随意剪裁，嫁接，改造，编造，而且还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要符合共产党的主观利益。
    这种因为垄断了一切部门而取得的独家话语权，主宰了中国历史教学、科研、出版的一切领域，其流毒遍及国中，祸延子孙。
    毛泽东亲自主持写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个按照主观需要铸造历史的样板，在一些关键历史事实方面充满了伪造的谎言。这方面，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延安整风的何方先生，他写下了洋洋大观的著作《党史笔记

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     陈奉孝

刘奇弟

我已经改正、平反二十年了，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过上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然而有一块重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每当回忆起往事，夜不成寐或独自向隅而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流泪。许多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无论是在当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批斗和围攻或是在后来的劳改生涯中，面对捆绑吊打和老虎凳这样的残酷折磨，我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每当我想起被杀害的刘奇弟和张锡锟两位同学，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刘奇弟和张锡锟都是我当年北大的同学。刘奇弟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张锡锟是化学系三年级的。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优秀，而且擅长作曲、指挥并能拉一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经常晚上用小提琴拉“牧羊姑娘”和马思聪的“塞外组曲”，曲调幽怨感人。我也爱好音乐。因为同住在二十八斋的三层，我曾寻声去找过他。他向我讲述了五五年在北大物理系因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并被绑在窗户上的经过，此后我们成了朋友。五六年经甄别平反后，继续在校读书。五七年在那场整风运动中，他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嚎”（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要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刘奇弟贴大字报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公开向伟大领袖挑战吗？当时我就认为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不过我却为他的勇气和胆量所折服。当时他曾经对我说过，在他贴这张大字报之前，是意识到会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的，但他却毅然这样做了。于是在系里和全校遭到了批斗和围攻，但他不为所动。一个人为了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而甘愿做出牺牲，这是令人佩服的。

    稍后我与谭天荣等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刘奇弟想加入，可有的人不同意，因为刘奇弟的言论过于激烈，担心他加入后会对“百花学社”造成不利影响，可我坚持吸收他加入。我认为，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当时的文艺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既然刘奇弟能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有甚么理由害怕他加入呢？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而组织起来的吗？最后还是让他加入进来了，逐渐我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

    到反右的后期，全校的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为了创办“百花学社”的刊物《广场》，当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九月份，天气凉了，我身上只有一件单衣，是刘奇弟从身上脱下了一件线衣给了我。反右运动越来越激烈，我估计迟早自己要被捕，因为“百花学社”被定为“反动组织”，后又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而我被定为“百花学社”的幕后组织者，我就是穿着这件线衣逃跑的。我被捕后，这件线衣一直穿在我身上，直到十五年刑满后当“二劳改”，七六年在大兴安岭伐木时，因为我揭发劳改干部贪污盗窃被弄到深山里吊起来两个月，在清理帐篷时被人发现这件补定摞补定的破线衣，以为没人要了，给扔到火炉里烧掉了，使我感到万分痛心。

    刘奇弟被捕后跟我一样被判刑十五年，他先被发送到团河劳改队，后转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劳改，他在五分场，我在四分场。自从我被捕后我们就一直没再见过面。后来从五分场调到四分场一批犯人，有个叫孟福五的犯人告诉我，刘奇弟因为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一九六一年疾病加冻饿死在了小号里。

    刘奇弟被关过的那种小号，我也曾被关过五个多月。小号的寛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

    刘奇弟本来身体十分瘦弱，又有结核病，不要说关小号，就是一般犯人处在兴凯湖劳改农场那种恶劣的环境，十五年他是活不出来的 。我所以能够从劳改队里活着出来，那纯粹是侥幸罢了。

张锡锟

张锡锟，化学系三年级同学，在“百花学社”成立前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三害根源”，在文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 。这张大字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文中提到了“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文中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当年像这样一针见血地把问题提到了要害之处的大字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都是不多见的。这张大字报有幸被选进了邓九平和钱理群先生编辑出版的思忆文丛《原上草》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看后您会感到有一种心灵的震撼的。要知道，那是四十多年前由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无名之辈的青年学生从心底喊出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在当时虽不能为当政者所容，但对今天和今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仍然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另外，他还写了“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两篇大字报，驳斥左派卫道者逻辑上的荒谬，呼唤人性的回归。

   “百花学社”成立后，张锡锟加入了进来，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给我的印像是，此人敦厚踏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他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把自己的衣物卖了，孙传仪同学搞了部手推式油印机，我们又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在我住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我们连续干了四个昼夜，其中张锡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这种默默无言，埋头苦干的精神，让人很受感动。当时人们称以张锡锟为代表的我们这些人为实干家。

    我被捕后一直不知道张锡锟的消息。七九年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听说张锡锟后来被枪毙了，详细情况是八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岛遇到张锡锟的妹妹张锡铮才知道的。我被捕后，他跟其它右派同学一样被送去劳教。六九年林彪的“一号文件”下达后，他由北京劳教队被转到了川北的一个劳教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六年底被枪毙了，罪名是“企图组织逃跑”。既然是“企图”，又没有构成事实，何以被判死刑呢？那时是没有甚么法律可言的。

    对于张锡锟的死，他妹妹张锡铮八 0 年去川北那个劳教队问过，要求给张锡锟平反，可劳教队的干部说甚么也不肯，他妹妹也没敢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张锡锟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儿，女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怕再折腾下去，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要知道，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也开始拨乱反正，但因为过去的极左路线思想的影响太深，再加上过去党的政策往往是朝令夕改，因此人们担心，今天虽然给右派摘帽、改正，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张锡锟死后，妻子改嫁，女儿随母亲改姓，此后便很少有人再提到他。听后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

      刘奇弟、张锡锟等一批同学和友人死了，而我却仍然活着。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觉得自己好象当了逃兵一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责心理一直在噬咬着我的心灵。这么多年来，刘奇弟和张锡锟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记得有一次我刚结婚不久，梦见刘奇弟被打得满身是血，我一蹬被子吓醒了。我爱人问我是不是又做恶梦了？我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她，说着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我爱人了解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她劝我说：“过去的事情别老再想它了，他们已经死了，你又没有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老想过去的事情又有甚么用呢？我们现在过的不是很好吗？今后你别再惹事，别再自讨苦吃就好了，你前半生遭了那么多的难，九死一生好歹活出来了，今后咱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呵！我有甚么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呢？但他们的冤情却象一块重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感到无奈和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我回忆往事，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潸然泪下，是我的感情变的脆弱了还是甚么别的原因，我说不清楚。鲁迅先生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但对于刘奇弟和张锡锟，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忘却的。我知道天国是虚无缥缈的。如果天国真的存在，我盼望着不久的将来，能与他们在天国相会。也许到那时，我内心的痛苦才能消失。

贺永增

贺永增，北京市人，当时是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同学。他岁数较我们大很多，那时已是二十七岁。在北大整风反右期间，他与本系的助教周铎老师共同组织了一次“控诉会”，由英语专业一年级的顾文选控诉他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在杭州公安局遭受的迫害，为此他被打成“控诉会”的幕后黑手，又因为他自己并动员顾文选加入“百花学社”，被打成“反革命”，是我的“同案”，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在北京监狱服刑。判刑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得知他在六

我逃跑时曾去过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时各国驻中国大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而南斯拉夫大使馆不在东郊民巷，而在后园恩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条胡同。贺是老北京人。他告诉了我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所在地。贺本来有病，我想可能是病痛的折磨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才走上了自杀这条路的。贺对形势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反右开始不久，他告诉我现在北京市公安局，派了大批警察带上北大的红牌校徽（教职工带的）和白牌校徽（学生带的）进入了北大，专门监视北大右派的骨干分子，你已经被盯上了。的确，我也发现北大突然出现了不少新面孔，我走到那里都有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眼镜的人老在后面跟着我。贺还对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再顶风上了，应该采取退却策略。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百花学社”的主要成员，并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声明“百花学社”和“广场”的问题我负全部责任，企图让参加“百花学社”和“广场”编辑部的同学过关，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无济于事。反右后，毛又搞了“大跃进”，可能贺认识到毛的个人独裁已经无可挽回了，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他感到没有希望了，于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实在令人惋惜！

顾文选

顾文选，浙江杭州市人，是解放前杭州市公安局的留用人员。顾酷爱文学，特别喜爱诗歌，对胡风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非常赞赏。“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爆发后，他受到牵连，再加上他又是留用人员，平时他对杭州市公安局对犯人的匪刑折磨就有些不满，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在杭州市公安局他受到了捆绑吊打等严刑折磨。五六年是解放后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一年。那时中央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他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他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在杭州市公安局所受到的匪刑折磨的情况。整风开始不久，由于刘奇弟贴大字报要求给胡风平反，特别是林希翎来北大演讲，谈到了五五年肃反扩大化问题，于是贺永增和周铎便组织了一控诉会。控诉会在北大大礼堂举行，与会者有一千多人，由顾文选讲他在杭州市公安局遭受迫害的情况，许多女同学听后都哭了。控诉会在北大影响非常大，引起起了校方的特别关注。江隆基书记就说过“你们向党提意见，我们欢迎，但搞控诉会是不恰当的。”顾在控诉会上的发言后来登在了“广场”第一期上，题目叫“一个人的遭遇”。为此顾于五七年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在团河劳改农场服刑，六二年刑满后强迫留场就业。

六二年中苏关系恶化，那时的朝鲜是亲苏的，亲中的金日成长时间已不露面，他错判了形势，逃到了朝鲜，结果被引渡后来，开公判大会枪毙了。那次公判大会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了，以上情况就是李雪琴对我讲的。

黄宗奇

黄宗奇，河北省雒廷县人，一九四八年入党，贫顾农出身，北大哲学系调干生。在反右运动前期，他曾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反右运动的激烈化，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由说理批判变成了斗争大会，由只动嘴不动手，变成了手嘴并用，对被批斗的右派分子推推搡搡，而且往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身上泼脏水，搞人身攻击，被批斗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黄宗奇反对这样做。他说批判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应该是说理斗争，不能搞人身攻击，更不应该动手动脚，既然是说理斗争，被批判的人也 应该有发言权。这下坏了！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因为觉得自己是贫顾农出身，又有八年党龄，不服气，跟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于是被清除出反右领导小组，并把他关进一间屋子叫他反省，而且派一个同学看着他。他气不过要跳楼自杀，被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拉了下来，两人动了手。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是校篮球队员，身体强壮，他当然不是对手，于是便拿出一把随身带的水果刀，将那位看管他的同学的脸上划了一条小口子。这下可好，以“右派现行反革命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五八年被枪决，并且向各大学发表了公报。临上刑场前，允许他跟老婆见最后一面。见面时他跟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要另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临死前说的这些话都被记了下来。文革期间那么乱，但法院的档案却保存的很好。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开始给右派改正。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阅了黄宗奇的档案，认为这显然是一起冤案，又找来当年看管他的同学了解情况。这位同学如实谈了当年他与黄动手的真实过程。他脸上的小口子连个疤痕也没留下。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做的工作做的确还是不错的，到雒廷县找到了黄原来的老婆，但她已改嫁，又在唐山市找到了他的当架子工的儿子，给了2000千元钱，算是为黄宗奇落实了政策。在给北大右派改正落实政策当中，应该说这是落实的最好的。七九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改正、平反、落实政策，关于黄宗奇的事情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我就是从这里了解到的关于黄宗奇的情况。

林 昭

林昭的情况不用说了，纪念她的文章很多。

敖乃松

敖乃松（？——1973），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新婚之际因给本系领导提了几条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具体是什么意见，不清楚），旋被送往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不久新婚不久的妻子被他人霸占，因此他把自己与妻子的恋爱写成一部书的信念，成了他活着的唯一精神支柱。但不幸的是，小说被当时的管教发现，并视为严重的罪证，敖自杀未遂，自此之后受到更加严密的看管。绝望之中，敖乃松于1973年3月28日

任大雄

任大熊，浙江杭州市人，五六年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当助教。反右前夕他与同系的陶懋颀助教一同翻译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我也参与了），为此任、陶都被打成“右派”，但当时处分得并不太重，没有被送去劳动教养。但在六0年他与北京某些大学的青年教师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此被判了无期徒刑。在文革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如下：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书。这份死刑判决书，这是二十二年前的真实材料。即使曾经经历过那个荒唐岁月的人，今天读着这一文件，仍然会觉得寒气逼人。因为稍微接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都难以理解其中视人命如草介的逻辑。 这份判决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杀人如麻。一个案件涉及犯人二十六名，一下子枪决十三人，死刑比例极大。第二，杀人权在谁手里？在号称“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手中。 这里没有法院，没有检察院，没有原告、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陪审团。             　　第三，为什么要杀人？判决书说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 ‘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就是说，领袖要杀人；还说是根据“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就是说，百姓要杀人。就是没有“法”字。第四，这些犯人为什么被杀？罪行便是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些犯人的历史上，还先后组织过“科学共产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 “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组织。共产党当权者要杀的竟然也是信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你说怪不怪？其实也不怪。只要与中国共产党当权者的政治见解不一样，哪怕你比中共的“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 还要马列主义，也都是“反革命”，都要被杀头！第五，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也会成为罪状。例如，被称为“首犯”的王汝强，其罪行的一个内容就是：“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呜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可怕的时代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人们的努力是为了罪恶不再重演。最高指示坚决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７０）军刑字第２９号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六二年改判无期徒刑。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一九五八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政治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一九六七年三月和徐犯合并，成立 “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份，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一九五九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XX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抚宁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 “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份，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一九五一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白犯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一九六零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形十五年。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宽甸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予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生，伪职员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四八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房山县人。一九五七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清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尉氏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兴隆县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河北省行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杨犯在服形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六二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威海市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此判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桩忘不了的血案      铁流

梓童千载仰风高（注一），壮士须死志未消；

墙外芙蓉墙内血（注二），红染锦水浪更高（注三）。

注一，梓童，是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监狱所在地，原名梓童宫庙宇，是供奉送子娘娘的地方；注二，锦水即成都的锦江河；注三，成都又名芙蓉城，芙蓉为成都市花，木本植物，四月开花，花色红艳似火。

此诗腹拟于1964年4月，难友周居正被杀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当日。

题记：屈指，难友周居正被杀害距今已整整四十三个年头了，值“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不得不想起他和怀念他……

周居正 ， 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生于1930年。1945年在武胜县就读师专时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当时还不足十六岁，后失去组织关系，仍矢志不移，孤军奋战于重庆。1948参予和领导“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反蒋独裁运动和“组织民变武装”被捕，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共产党员杜文博（仍健在，中共重庆市委机关离休干部）等同囚一室。1949年9月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一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后来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江竹筠“江姐”的身上）。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决定血洗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他们又对监狱看守人员做策反工作［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写的《歌乐忠魂》和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付伯雍等人所著《狱中斗争纪实》、《浩气长存》等，均有记述。］在这枪林弹雨，屠刀见红，命悬一丝的越狱脱险中，他不顾自已身体瘦弱，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一个4岁男孩（此男孩现已64岁，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非常英勇，品德十分高尚。这一事迹当年白公馆脱险志士，原重庆广播电台播出部主任、离休干部、共产党员郭德贤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1949年1月，我在成都川西特委机关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常看到一个学生模样比较活跃的“犯人”，他就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

我想谁看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记载，不能不为周居正舍已忘生的英勇的革命行为所感动？就是这么一个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赤胆忠心为人民的革命者，1964年春，竟被“她的母亲”共产党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岩忠魂》，在幸存者人员的名单中，仍称周居正为“志士”，仍有上面那一段越狱脱脸的精彩记载。历史啊，你叫我们怎么诉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只能说不明，道不白，一笔糊涂帐。
     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庆市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对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坚信不疑，执鞭课堂向中下层党的干部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原理，视毛泽东为“伟大领袖”，相信他一切骗人的鬼话，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以在“大鸣大放”中向党捧诉心曲，结果被划成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改。经过近5年漫长时间的饥饿、劳累和难言的凌辱与折磨，终于在19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劳教，但仍不能被放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做正常的平民百姓。而是作为“三类人员”（即劳改、劳教、就业）强行安排到位于四川永川县的新胜茶场（简称“劳改营”）“就业”。他性格内向，喜欢写作。不但研究马列主义著作，还研究汉文字改革。在劳教期间曾写过数万字的“汉字改革方案”建议，寄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若不是“阶级敌人”此书早已出版问世，大赚了一笔稿费。

就在解教前夕的1962年1月，四川省劳教筑路支队留下几名解教人员在广（元）旺（苍）铁路沿线处理善后赔退工作，他是其中一人。他和职工三队留队就业的魏昭等5人，派到薛家桥维修筑路损坏的民房。在中间休息时，大家在一起烤火，抽烟，闲聊，各自摆谈了自己被错划为右派后的不幸遭遇，也谈了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以及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灾害”、饿死人等问题的看法。谁知这些“吹壳子”的“龙门阵”后经人举报，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竟成为全省以致全国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先后被捕数百人。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当时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难友送进了监狱，周居正也从新胜劳改茶场抓了进去，还罗织为首犯。筑路支队的狱官们不少人立了“大功”，黄袍加身，妻贵子荣。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森（右派，原沪洲军区中尉教官，共产党员）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分别杀于永川和灌县；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陈仲伟  （右派，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技术员）、廖廉康 （右派，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三人，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刑；彭恢荣（右派 原健为县粮食局会计）、杨全松 （右派，南下干部  原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朱文安 （右派 原.四川什邡县，单位职务不详）冉茂涵（右派，长寿县小学教师）等四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其它彭福志（右派，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14名人，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此亘古奇冤大案，至今未获得“平反”，成为千古悬案。

我是“415”著名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当然涉入其中，所幸活了出来。1962年我外逃西北，后通缉归案，1963年陕西解押回蓉，作为重犯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冉茂涵等关押于四川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还先后和他们同关在一个牢房。在周、杨两人被判处死刑后，党为了“挽救”和“教育我”，还将我与杨应森打入死牢整整两个多月。那日子真叫怵悚惊心，恐惧万分，成日脚镣叮当，刺刀逼眼，夜来探照灯在头上晃来晃去，每隔一小时警卫便来查仑，风声鹤唳，非文字所能表达。一天我们冒死仍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作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时，我们的热血第泊尔河奔流……”，当然引来一阵暴打。
     周居正被杀我不在现场，难友李才义（右派，原省财政厅干部，现在四川省建行退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64年初，我们近千名被强制在永川劳改茶场“就业”的“摘帽右派”正在给茶树修枝，打药，施过冬肥。一个天低云暗、霜风凛冽的日子，西山四大队所有的“职工”、就业人员和女劳教在黄泥塘红茶车间的大坝子里开会，大家估计又是教导员做形势报告，讲“东风压倒西风”或“乌鸦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阳”那套老调。可是到了黄泥塘一看，两处制高点的山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环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连平时穿便衣的管教干部们腰间也别了手枪，气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场部“集训”过的人，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幸而各队的人准时赶到会场，九点半准时宣布开会，原来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一位法官首先宣读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缓期执行。最后被武装押到前面的是个剃光了头，戴深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核对姓名、年龄、籍贯……时，才知道这人就是周居正。紧接着法官宣读他的罪行，主要是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自任总书记；书写反革命组织纲领——《新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最后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宣读完毕就给周居正的背后插了死囚标签，然后被架走，不到10分钟光景，天空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据说前面有人看见周居正听到执行死刑时好象在喊什么，行刑的公安兵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个人的不幸，也给家庭亲属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长子周复生，次女周复甦因受株连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当知青。周复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镰刀抹喉身亡；文化大革命中周居正的妻子曾昭英（教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游街示众累遭批斗，留在身边伴她的小儿子周复兴，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于1968年投嘉陵江自杀。几十年来的凄风苦雨，几十年来的孤灯冷衾，几十年来的凌辱折磨，曾昭英一直过着以泪洗脸的痛苦生活。现在年逾古稀的她在惟一的女儿周复甦的伴护下，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简直不敢去提想往事。真叫做“休提起，休提起，提起来珠泪满江河”。往事心惊魂断，雨血扑面，灯尽油干，不知幸福是何物？雪寒霜重，冷屋萧瑟，昏天黑地，此生何曾有片尔之乐？悲剧，悲剧，人世间重大的悲剧。
    弱者的哀吟，地穴的声音，总能换起人世间没有泯灭的良知与同情， 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共产党员、离休干部吴明先生，出于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向魏昭和周居正亲属伸出同情之手，无偿地向她们提供法律援助，花了几年时间自费跑遍省里不少县市，走访健在的当事人，对全案进行多次复查，又以律师身份看阅了所有卷宗，后深有所感地说：所谓周居正反革命集团案完全是沿袭反右派扩大化错误，强加于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身上的莫虚有罪名，此案不平天理不容！原判认定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的犯罪事实多属刑讯逼供、诱供和指明问供的供词。全案查获的惟一

  被枪毙的右派       邹媛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岁末的一天，在中国大地上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在云南东南部一个叫陆东煤矿的地方，大雪之后的冬天，寒风刺骨，一个叫陈学诗的右派要在这里被执行枪决，附近煤矿的右派被通知到现场观斩，藉以杀鸡让猴子看，警告右派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像陈学诗一样死路一条。

一九五八年九月，整风反右运动刚结束，陈学诗即被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曲靖陆东煤矿服刑。陈学诗怀着蒙冤受屈、愤怒不满的心情，接受武装押解的强制劳动，在劳改队里他一边服刑，一边向管教人员倾诉自己的冤屈，他要求政府给他申诉的机会，对他的判决重新考虑，他的要求并不违法，因而管教人员对他无可奈何，认为他是难于管教的犯人，是一个“特殊犯人”。在劳改队里，劳动强度之大，人们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时又吃不饱肚子。一天深夜，陈学诗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悄悄摸进管教人员食堂抓饭吃，吃饱肚子出来时，即被警卫人员发现，枪口对准他的脑袋喊：“不准动”，他怒吼道：“你这支烂枪为什么不对准美帝国主义而要对准我呢?”气愤之下，他一拳头把警卫打倒在地，其他警卫闻讯赶到现场包围了他，他被即时戴上手铐，那个警卫说：“这个犯人太非凡了，厨房门是锁得好好的，不知他是如何进去偷饭吃。”另一警卫听后，即用枪上的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一刀，也不替他治伤，要让他活受罪。随之，陈学诗被当作重刑犯送到曲靖专区监狱监禁起来。陈学诗大腿上的伤口已经生蛆，臭不可闻，他忍受着巨大的伤痛，没有瘫倒在地，从容地走向刑场，在寒风中结束了他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含恨离开人间。

人们要问陈学诗有什么冤屈，怎么一划成右派就被投入劳改？我们得回到反右派这罪恶运动之前。陈学诗，泸西县人，家居县城东门外，初中文化。一九四九年初，他得知组建华定周游击大队，便萌生了参加游击队干革命的念头。他背着父母找到华定周大队长，十分珍惜地抚摸着华大队长的十响枪，要求参加游击队为华大队长背手枪，在他苦苦要求下，华大队长只好同意收他参加游击大队开赴滇西，后整编入人民解放军某部。他参军时，年仅十余岁，因个头大，看上去并不算小。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陈学诗参加志愿军开赴朝鲜，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陈学诗在志愿军某部担任侦察排长，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他无数次的冒着生命危险摸入敌人阵地，掌握敌人动态。经历了残酷战争的煅炼和生与死的考验。陈学诗长得英俊，身高一米七八，在部队对体育器械驾轻就熟，练就一手好功夫，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位可爱的人。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志愿军分期分批回国，进行休整和审干学习，部队党组织要求每个战士必须向党交代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陈学诗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而远离家乡的，他根本不知道土地改革时家庭划的是什么阶级，无法向党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因此，一九五五年他被复员回乡，回到泸西后，方知家庭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房屋被没收，父母双亡，有一姐姐远嫁昆明，他举目无亲，无栖身之地，只好寄人篱下，他多次 到县人民政府人事科，请求安排工作，但人事科迟迟不予安排。陈学诗对这种办事拖拉、不 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痛斥了人事科长××× (县委书记的夫人)后，最终安排他到泸西师范附属小学担任小学教师。然而，陈学诗做梦也未曾想到骂了人事科长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一九五七年八月，在泸西县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期间，陈学诗根据县委书记的动员报告精神，针对各级领导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写出了不少的大字报，一些善良的人们为他胆颤心惊，捏着一把冷汗，而他却无所顾忌，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善意的，是有理有据的，是响应县委领导号召，是光明磊落的。待鸣放得差不多转入反击右派阶段时，陈学诗是小学教师中第一个被点名接受批判的人。在小组会上批判他时，他公然提出：“小组会批判不过瘾，要批最好在大会上批。”当大会批判他时，会场气氛激烈，批判与反批判交替进行，他藐视一些无限上纲的空洞批判，把它当作耳边风，甚至将高跷的双脚蹬在桌子上，他自始至终拒不承认是右派，确实是一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惧个人安危，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中秋节的下午，陈学诗在接受大会批判之后，吃完晚饭，为抒发思亲之情感，在宿舍里一个人边拉手风琴边唱歌，吸引了不少的听众，白天大伙围着批判他，晚上大伙又围着听他演唱，他表现得非常的自信和乐观。最后，陈学诗被戴上“阶级报复分子”和“极右分子”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一因骂了人事科长被认定为“阶级报复分子”；二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拒不承认错误，“气焰嚣张”、“态度恶劣”，因而定为“极右分子”。总之，县委主管运动的负责人，认定他是顽固不化的“双料货”，必须加重处理。一个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成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囚犯，他无论如何是想不通的，泸西的广大教师在内心里为他鸣不平。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旨在置知识分子于死地的反右派运动，泸西县有六十一个右派遭此劫难，有十三个右派死在农场，被枪毙的陈学诗一人。一九七九年初，中共泸西县委统战部将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接回泸西县听候安排工作，大伙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住下，经历二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满面皱纹，两鬓丝霜，有两位居家农村的难友，是披着蓑衣、腰系草绳来到招待所的。县委书记沈国安在接见改正右派时，看到大伙寒酸的情景，自然有所感慨，他在讲话中曾说：“陈学诗同志，是志愿军侦察兵的排长，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的枪弹没有把他射死，却被我们共产党的枪弹把他射死了。”这位县委书记，边讲边流泪，他的一席话讲得好，发人深思。

在改正错划“右派”的过程中，县委统战部虽然最后对陈学诗的错划“右派”的问题，也同样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改正”对长眠在曲靖东山红土坡的陈学诗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九泉之下永不瞑目！陈学诗的枉死，是历史的悲剧，他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难道骂了那位官僚主义者的人事科长就是阶级报复吗？他实际是被官僚主义报复致死的，公理何在？人权何在？陈学诗生的光荣，死的冤枉凄惨，我们幸存下来的人，想起了他，心里就十分难过，悲痛的泪水无法抑制而滚滚流下，他未能结婚留下后代，我们活着的人有责任把他被枪毙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让后人知晓，从陈学诗的悲剧中去思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段“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在浩劫中死去     叶金满

他死了，他死于文革中，时年33岁，正当青春勃发。

他是累死的吗？不是；他是饿死的吗？也不是；他是毒死的吗？亦不是！怎么死的，让我从头说起。

他和我同在上饶师范附属小学教书，是同事挚友，又是"阳谋"受害中的患难之交。他与我是同一棵树干上的两枝枯桠，完完全全的"同是天涯沦落人"。

57年"引蛇出洞"。该校共划3名右派分子。除了一名"免予处分"以外，就是他和我两人。又是同属"监督劳动"处分，同把月工资改为发15元生活费。原因是他与我同属反党集团。于是同时上山建立上师右派改造农场。因为他和我同姓叶，许多人误认为他与我是兄弟右派。其实，他的籍贯是浙江江山；我是江西广丰。天各一方。

他，牛大马高、身强为壮；我，骨瘦如柴，软弱乏力。而他总是时时把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弟关怀在身边，形影不离……

绍林兄呀！你壮烈地死去；没有亲受政策落实，我为你大为惋惜。

记得反右处分后，你我上山运材料建农场。你我各拉一把硬胎的平板车，到25公里

1959年，大炼钢铁中，由于你表现出色。你在上师的20多名右派当中，率先摘掉帽子，恢复工资、离开农场，当了学校的事务员。我感到摘帽无望，加上妻子风痛长期卧床，不得不另谋生路。于是我办好手续，领取275元退职金回到广丰。就这样你我各处一方。谁知你竟先离我而去。我为你极度悲哀。我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啊!

我的右派帽子一直戴到政策落实，来到学校领取改正书后，满以为能和你见面畅聚了。谁知章老师（右派）告诉我：叶绍林在浩劫中死去……我如五雷轰顶，泪流满面。

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一件细小的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但你还没有全部成全，却又倒下去了。这是你的不幸，更是社会的不幸！

1965年，学校调你去管理农场。又指派校工占祥云住农场指导学生劳动。他的家属随往农场。刚好你们的卧室只一墙之隔。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误入了圈套。

记得处分后，初改造时，上师教导主任郑志彬老师（右派）曾对我谈过：占祥云的老婆有一双淫眼，她看男人的视线总像两条绳索；假若男人不经心，就会牵着你脖子进入

由于你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加上动物本能的爆发力，欲火难当，最终被她的话"你是独一无二的伟男子，如你需要我，我会设法跟占祥云离婚，和你白头到老"所牵引……

你不知道她的话是假话。也可能当时是真话，但一到特殊气候就会翻云覆雨，使爱情与敌情互相错位……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瘟疫般传到上师。占祥云由农场工人一跃成为"工革司"的司令，学校领导都靠边站；戴上绿帽子的占祥云。受毛泽东的提携，转变成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常言道："老公行时，老婆举旗"。夫妻受愚弄变成"最高统治"的打手。淫妇当着老公的面，给你一记耳光说："右派分子胆敢在老娘身上动手动脚！"占祥云像狼狗一样狂吠："阶级敌人胆敢强奸造反派！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绍林兄啊！你像一匹白布掉进染缸，跳到长江也洗不清。无奈之下，你只好违心说："我坦白，我服罪"。

在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与占祥云双方都是受害者，可以共同一致。对付极权，然而他被最高统治者所愚弄，却又对你施害。你不得已只好以暴易暴。你利用呈交坦白书的机会使用菜刀杀了那淫妇。占祥云看到只好跪地举双手向你救饶！你大笑以后，举刀自尽。来了个不赢不输。悲壮！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你不该死得太早！   你的悲壮使我悲愤！

你的悲哀是看不到欺骗；你的雄壮是绝对不说假话。在浩劫中，不管你说什么话都难保证生命安全。你只有用行动来惩治打手。实际上是惩治极权社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公开说："要耀武嘛，不要文质彬彬。"你若再不出手，那就只有束手待毙-了！

杜牧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我们不能一直悲哀下！为了洗刷悲哀，让我们携起手来，乐观自豪地奋斗到底！

2008年10月12日

遥祭1957年右派蓝钰同志    高鸿凡

2007年12月，在朔风凛冽、天寒地冻之日，谨具薄酒素食，向无边穹苍致祭：蓝钰同志，你在哪里？一片沉寂，满目萧森，没有任何应答，没有一丝回音。我千万遍寻找，无数次呼唤，怎奈阴阳两界，相互屏断，壁垒森严，无从问讯。我决心不停地呼唤，在2007年末尾，在“反右”50周年即将结束之际。尽管声音非常微弱，但我以至诚之心，确信它能传播到遥远的遥远，将你唤醒而出现于云端，你亲切地向我招手，微笑着向我致意……
    回忆把我拉回到1958年，文化部召开右派分子大会，党组书记钱俊瑞按毛泽东规定，宣布像感谢日本侵略一样，感谢右派进攻。全场一片木然。由于这种“感谢”，你我作为极右被发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从此进入另一世界，开始另种经历。中东局势紧张，分场政委召集右派发出警告：必须老实改造，不准乱说乱动！右派来信被拆开检查，然后才交给本人。小组会，大队会，追查思想，深究动机，实施“反右”的继续。这些只是“感谢”的开始，“感谢”的初步。往后，才会咀嚼出这种“感谢”是无穷的，是永久的。1957，不得回忆，不得议论，不得为文，不得聚会，直到你将另一世界的遭遇完全忘掉，不再捉摸，不再思索，脑子变得白茫茫，思维成了稠糊糊，这时，党还要睁开眼盯着你，以防再次翻天。蓝钰同志，你及早超脱了，免去思想被钳制的痛苦，虽然这是以舍弃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我明白，保存思想与延续生命，在中共统治下是不可兼得的。你选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后者。我的生命的延续是何其悲惨，何其无颜！置之死地的折磨与精神虐杀的羞辱到了令人痛不欲生的地步，我离你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啊，锥心之痛向谁陈情，难言之隐向谁诉说，唉！可悲啊！
1957年，本是满怀热望，欲使陈旧有所更新，错误有所改正，可是，按照僵化的教义根本不存在“更新”的需要，更不用说“改正”的可能。它只允许一个声音，一种语言，一个模式，一种主义，其他都是“非我族类”，必须扑灭。所以，守旧与更新、保守与改革的冲交是必然的。蓝钰同志，你是更新者，你是改革者，你是面向未来者，你是先知先觉者。你看到当时出版体制僵化、陈腐、无生气、不景气，你提出了改革方案，其核心是：（1）国务院设立的出版管理机构只管出版的方针政策和协调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成立群体性组织出版协会，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2）国有出版社“压缩一批，裁并一批”，开放自由市场，允许私人出版社竞争。这个方案的实质是推行社会事业的自治化和推动出版事业的市场化，即使今天看，也是前进的号声，革新的鼓点。你的方案透露了未来社会的信息，发射出未来社会的光亮。自治化，市场化，还在1957年你就预见到宪政民主的两大特征，你让我们看到前程广阔、生机勃发的前景。我赞美你，崇敬你，你是个大写的“人”！
这个大写的“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多年酝酿的结果。我知道，在延安大树特树毛译东绝对权威时，曾经冒出过极短暂的自由思想空间，青委一些人办的《轻骑队》墙报着重针砭延安生活的不正常现象。你在上面发过文章，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你的“自由化”罪状，其实，这是你的民主思想的昂扬，是你的荣耀，你的骄傲。1955年，因胡风事件掀起一场肃反的洪涛巨浪，各单位成立肃反五人小组，开辟整人战场。在一些人看来，这是飞黄腾达的机遇，但是你知道延安“拯救失足者”的实际，那是无中生有的恶治，是横施暴政的迫害，因此，你断然拒绝党委书记邀请，不参予肃反五人小组的害人勾当。你做对了，做得正义，有气节，有骨气。是的，你作为“人”，在我面前逐渐高大和挺拔，一个大写的“人”字在我面前矗立！
你出生于1919年，正是民国成立后的战乱频仍年代。1937年在省立成都中学高中毕业后即回到家乡泸州农校工作。你是聪慧的，好学的，在抗日烽火点燃之际，你迅速接受新的思潮启蒙，在新的意识中觉醒，你拓开新的视野，诞生新的希望。1938年，你奔赴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从此开始了你的人生旅途的新起点。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晋绥边区党委宣传部科长、区党委机关报《战地烽火》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救亡报》编辑、延安《边区群众报》编委、西北《群众日报》采通室副主任、《新宝鸡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西北新闻局办公室副主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新华总社地方新闻部副主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你融入中共宣传队伍，成为新闻出版部门骨干；中共由于有了这样的成千上万的骨干而壮大，终成问鼎之势。你和党是不可分的，正如党和你是不可分的。然而，世事就是这样奇怪，在坚如一体的中共队伍中滋生了异类，统一物分裂为二。作为最忠贞的喉舌新华总社，它的骨干――地方新闻部副主任蓝钰和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却表现非凡，后来各自揭出义旗，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说明，中共绝不可能铁桶一般维持下去，其内部滋生反对力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共当权派向民主派进行凶恶反扑，毛泽东不惜狠下杀手。你的心灵的痛苦、情感的失落、知觉的茫然、思虑的彷徨，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曾经蒙上被子大哭痛哭，不是由于后悔，不是由于醒悟，只是由于一种莫名的痛楚喷涌而用痛哭予以发泄。其实，痛定思痛，还是可以从过去一帆风顺的发展中理出导致突然沉没的脉络走向，找出由彼及此的因果关系。蓝钰同志，你喜欢独立思考而不愿人云亦云，你倾向敢作敢为却厌恶独霸专横。这个优点使你在近20年中共宣传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而不断得到提升，也使你同这个以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为价值标准的组织逐渐拉开距离，只是你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1957年的暴发，出版工作改革方案的提出，突出地显示独立思考与唯唯诺诺的对立、敢作敢为与逆来顺受的对立，你才触礁而沉没。这一突然质变正是由你平日思想上的众多渐变累积而成。
有一点是明确的：你决定从新开始。北大荒超强的体力劳动，你的瘦弱体质是承受不住的，你咬牙挺了过来；那里凌晨3点天已发亮，晚间9点仍光亮如昼，一天十三四个小时的劳动时间，你咬牙挺了过来。你的行政11级高干生活待遇结束了，每月只领生活费32元，而且，不象其他人经常收到家里寄的点心、奶粉之类，你也挺过来了。你是接受改造的右派，与北大荒那些穿黑色囚服的劳改犯是同一的，你默默忍受着，挺过来了。只是有一样不同：社会角色的巨大变化没有影响你精神上的独立性，你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思维和自尊。同队右派中，有些在延安生活过，不免谈及毛泽东与江靑结合的风波，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你以沉默相对，不参与，不争论；右派中有些是作家和诗人，不免谈及文艺观点的异同，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你仍然以沉默相对，不参与，不争论。你不是由于害怕祸从口出，而是表现着不屑与闻的神情，显示着自身精神上的高贵性。在灵魂深处，党与非党的界限在你是非常分明的，党高于非党的意念依然是你的思维支柱。这样的心理状态是幸耶，抑非幸耶？
你终于作为摘帽右派回到北京，回到这个庞大国度的权力轴心。你能够适应下来，找到新的生存之路吗？据我的经历，不要说这里政治权势之威严，逢场作戏之虚伪，相遇封口之忐忑，处处提防之难挨，就说那些投向你的目光，扫过来的是两个字：“右派！”一切尽在不言中：“右派”！而“右派”就是“魔鬼”，不可接触者。那种目光使我无法呼吸，无法喘息，无法生存，无法讨活。这是对灵魂的强暴，对人格的酷刑。在这种情况下，我宁肯去北大荒劳改，那里还可以谈论毛江逸闻，还可以谈论诗文字画。我终于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可是，蓝钰同志，你未能逃离这个险境，何其不幸！“右派”两字竟然使你失去一切，“右派”两字竟然剥夺了你的生命！现实是如此冷酷，社会是如此无情！统治你的那个负责人叫齐速，文革开始时他扬言：你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我反对过，写检查，立字据，都可以。运动嘛，不要顶，要什么给什么，运动过后就会给你平反，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么一个油嘴滑舌的运动痞子，这么一个流里流气的文人渣子，当大家对他装腔作势、不懂业务纷纷提出意见时，你也趁势提了几条，没想到那个痞子兼渣子火冒三丈：别人提意见还可以，你是右派，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你也不掂量掂量！蓝钰同志， 你太天真了，你太本分了。你把他当作“人”，把他口中喷出的当作“话”，其实他只是人群的痞子、社会的渣子，他的“话”只是唬人的刀、吓人的剑。你觉得自己的伤口在喷血，你觉得自己的尊严被绞碎。你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自缢而亡。终年仅47岁，多可惜啊，多沉痛啊！有谁为之喊一声冤、叫一声不平？唉！蓝钰啊蓝钰，你真是一个不谙党情的书生啊！大约你从未悟出，这个党就是由齐速那样的人支撑的，这类人的科学名称叫“流氓无产者”，文革中他们的总代表是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毛泽东是所有流氓的头子，他说过：“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蓝钰同志，你落到这个党内，如果早一点认识到它的流氓本质，能够早一点有所预防，也许不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吧？不过，这仅是“也许”而已，因为一旦陷入这个党内，凶狠的权斗会使所有的善良者均无法逃脱悲惨的结局。唉！可怜的蓝钰！我流着两行热泪祭奠你！我以一片思念至深的心情呼唤你！蓝钰同志，你在哪里？

我的心中永远保留着你的形像：瘦弱的身材，白皙的面庞，两根吊带牵引的西裤，充满童心的心地善良。你的善良充分表现在对童稚的爱中，他（她）们天真无邪，你愿意生活于这样的世界。那时，你的女儿不在身边，你们夫妇把爱心赋予同院的小朋友。孩子们回忆说：“一到星期天，他家从早到晚就成了儿童乐园。小人书到处都是，零食吃了一地，有些比我们小的孩子索性他就抱在腿上哄他们玩。”“有时赶上他家吃饭，就跟他们一起就餐。所以，我们这群孩子只要一到他家就不爱走，家长不喊是不会回去的。”正因为你有这样的童心，所以，你不懂得世界之恶，你不能对付那些流氓、无赖、拨皮、瘪三。
如今，离你辞世已经40载。悠悠岁月，白驹过隙，古稀之年，天限已近。希望有朝一日，当灵魂出壳时，我会寻找你，飞至你身旁。我愿同你在一起，没者警察监视，没有特工窃听，没有手拷脚镣，没有牢房电网，在一片自由的气氛中，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如何摆脱世界之恶，唤醒人间之善，让至爱充满五洲，让亲情流布四海，或者，换一个提法：如何摆脱共产主义意识牢笼，换得真善美回归人间，让人类享受平等、博爱与真情、友善。为此，我不停地呼唤你：蓝钰同志，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纸短情长，不胜依依。在祭奠之日，请品尝我献上的薄酒素食吧。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太和农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

后永年

一、基本情况

太和农场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奎山脚下，于1958年1月中共大理州委直接领导组建，场部设在柳家湾建场初期的农场有双重性质，一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基地，一是对反右斗争中被作出监督生产处分的右派分子及运动后期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分子、阶级报复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分子劳动改造的场所，一九五九年，下放干部收回，“锻炼基地”的性质消失，一九六零年”接侨”性质演变为“侨乡”，但因右派分子等尚在,“劳动改造场所”的性质未变。

1958年2月17日

在右派分子中有原宾川县长顾思义，邓川县长李克林，洱源县副县长施吉川，大理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德元，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文林，大理州团委副书记刘培萱，州文化局长王静和，州民委负责人马丕伦，州公安局副局长张洪，水利高级工程师刘荣泰，林业高级工程师吴毓林，茶业高级工程师李格风，建筑设计师丁庆雄，省歌舞团团长余级秋，语言学家徐成俊，大学讲师王文路，中学校长刘伟志，中学教师王永祥（书法家）、冯三浩（诗人、书法家）、叶素萍、段明章、陈文寿、王建华，巍山县伊斯兰教上层人士马中位等。这些人的职业覆盖了大理州州级各县（市）的党政机关、公安、检察、法院、工、青、妇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文教卫生、民主党派、宗教银行、财贸等各部门，乃至售货员刘科山、公私合营服务公司的理发师何子俊等。其中最年青的是余海龙，时年十六周岁。

这些人在建场初期都分别编在各生产队的各生产小组中接受监督改造1960年”接侨”后，各队除改造较好的留在原队外，其他的一律集中于距场部五公里的第十一生产队，这个队不安置归侨，由来自宾川，祥云的贫下中农对他们监督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农场揪出的邓拓分子杨殿邦，反党分子罗大德，地主分子段佩英等三人，亦送至十一队监督改造。

1959年、1962年，两度有××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有××名各类反坏分子被甄别，其中有××名未开除公职的，被收回安排工作。已开除公职的，有的留场，有的经申请批准回家自谋生活，文革后期及1976年后有右派及各类反、坏分子××人批准离场回家。截至于1979年1月，在场的已摘帽的右派分子尚有××人，未摘帽的××人，其他各类反、坏坏分子xx人，合计××人（注：具体数字《太和农场志》编辑部及宾川县档案馆均无记载，仅有杨镜先生编撰的《大理百年要事录》第308页载：“1957—1958年，大理州共划出右派分子918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5人，反社会主义分子26人”可考）

1979年3月至6月，在场全部右派和其他反、坏分子都先后接到“改正通知书”和“甄别通知书”，除李振兴李家才等7人留场安排外，其他的均于1979年8月25日以前，先后收回原在地区，重新安排工作。

二、改造情况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阶级斗争逐步升级，农场对在场右派及其他反、坏分子的改造亦同步升级，其过程明显地可分作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2月至1962年10月），侧重于以超负荷劳动的手段进行改造。

农场虽然对他们有监督改造的职能，但对改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改造？改造好的标准是什么？在概念上十分抽象、模糊，从中央到地方也没有作出明文规定，难以操作。于是各生产队就各行其是。队与队之间就有着共同的普遍性和不同的特殊性。

（一）、普遍性和特殊性

普遍性：在工种和工时方面增加与下放干部不同的劳动强度。

建场的伊始，全国人民都陷入“大跃进”的疯狂，农场也不例外、全场下放干部乃至场的领导人都超负荷劳动。对右派分子等的改造，仅在工种、工时及完不成劳动定额的后果方面与下放干部有所区别。

1，工种区别：脏活累活，如扛木料、做砖瓦、抬石头、下煤窑、犁田、赶马、喂猪、放羊等工种，都安排右派分子等去做。

2，工时的区别：出工前，令右派分子等提前作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准备工作，收工后要收拾劳作现场，有时做一些临时性的义务劳动。

3、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果的区：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等在劳动定额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但下放干部完不成定额不追究责任，右派分子等则必须完成，对完不成定额者不论其身体条件如何，一概给予批评，训斥，一般不施加暴力，右派分子庞华锋（原大理州公安局刑事侦查科科长），于48年1月在洛阳战役中负伤，被定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因弹片在体内无法承受强劳动，持残废证为据，要求给予减轻劳动强度，此要求不但得不到批准，相反残废证被扣押达两年之久，庞摘帽后方才索回。

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四生产队和砖瓦厂建厂初期，其特点有三：

1、对右派分子等完不成定额者施以暴力

高定额全队一致，如：中耕包谷，每人每天1.0亩，栽秧：自拔自运、自栽每人每天0.8亩；在地质属风化石的山坡上挖橘子塘：规格1米×0.6米

震慑敌人的特殊方法

（1），火烧。杨元洪，男，生于1933年，原为弥渡县小学教师，划为右派后送第四生产队劳动改造×日四队草堆起火，党支书记管朝明怀疑是杨所为。审之，不认，即另燃一堆草将杨推于火中焚烧。晚上召开批斗会斗杨，令其跪于地上。施以体罚：以木杠压置于杨之小腿部，令靠拢党的右派分子李茂林、李发增站于其上踩之。最后以“纵火罪”处三年有期徒刑入狱，后又因查无实据,予以释放，送第十一队监督生产。

（2），饭塞。李俊，男，生于是1933年，原为邓川县姜寅粮管所主任，划为右派后送四队劳动改造。因饥饿偷食了厨房里的半个小罐猪油，被管支书勒令跪于全队人员面前逼他吃完一桶饭，吃不完就用棍子往嘴里塞,幸好当天伙食团的饭只剩下半小桶，李俊不用棍塞全部吃完。管支书无奈，李俊无恙。

（3），棒打。李念增，男，生于1930年，原系祥云县小学教师，划为反动分子后送四队劳动改造，因饥饿偷食厨房的饭，被管支书组织暴力斗争，用木棒打断了李之右手肘部。

3、培养右派中的左派监管右派

中共农场党委委员、马围片支部书记兼第四生产队队长管朝明，自封为党的化身，他向个别右派承诺：只要靠拢“党”,向党汇报右派的言行，听“党”的话，“党”叫打人就打人，则可以提前摘帽，回到人民内部。四队右派分子李茂林、李发增等从之，汇报了右派分子张洪在闲谈中因对反右斗争不理解，说了一些与当时中央对反右斗争口径不一致的话，为管支书获悉组织暴力批斗，并处张洪管制二年的刑罚。这些右派中的左派人物，向管支书汇报右派的私下谈话内容最积极、打右派下手最狠。果然，管支书说话算话，二李均于一九五九年第一批摘掉帽子，摘帽后即担任生产小组组长。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威福作，其心术之卑鄙，手段之毒辣，比之当年地主的“狗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两种不正常的现象。

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劳动量和口粮供应成反比，每人每月供应口粮27市斤（后减为23市斤），明显处于饥饿状态又超负荷劳动，大部分右派患水肿病，加之暴力斗争之残酷，人格被侮辱，人权被践踏，出现了两种不正确现象：

1、自杀

四队右派分子彭树涛难予承受，上吊自杀；四队右派分子张家让难予承受，服毒自杀；砖瓦厂右派分子黄之敬难予承受，溺水自杀；四队右派分子杨昌荣因疲劳饥饿，累饿交加死于被褥之中。以上四人均草草掩埋，而今只知冤魂在天，不知骨归何处。

2，逃跑

基建队右派分子李长青，刘家乐，胡文采等三人，难予承受，为寻求人格和人权被尊重，能够吃顿饱饭，于1959年8月，相约逃跑国外，在耿马县境内被抓获押回农场。经暴力批斗后，李长青被课以四年有期徒刑入狱，刘家乐、胡文采分别被课以管制三年、一年的刑罚，留农场接受管制。反动分子马克忠逃回昆明，途中被抓回暴力批斗，幸为尚有人性的党委书记吴河先予以制止，并亲手将绳索解开，资助人民币五角，要求他去理发，整理个人卫生、鼓励他好好劳动。吴河先因此受到批评被调离农场。由具有一定水平，内心明白，但又一贯对上唯唯诺诺。看风使舵，善于违心地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段伯苍取而代之。

第二阶段：（1962年至1966年5月）从“劳动改造”升格为“专政、压迫”对象。

（一）、明确了改造的理论、方法和目的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农场党委对“劳动改造”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具体的改造方法和改造目的。

理论指导：1962年1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最高指示：“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于是在理论上就将“改造”就升格为“压迫”。

改造方法：按列宁教导：“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学习雷锋名言：“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忍”。于是，对右派等的压迫方法就是对其在精神和肉体上加以折磨,并令此种折磨具有合法性。

改造目的：“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没有宪法所赋予的自由,姑且不论，连吃饭自由，屙屎自由都没有，成为比动物不如的奴隶。没有这两项自由的具体事实如下：

“没有吃饭自由”：1970年×日下午7时后永年收工回来正吃晚饭，专政队长林南祥通知义务劳动，后答：“吃完饭就来，”林不许，训斥：“你有什么吃饭的权利！”说罢将后手里端着的面条夺过砸在地上扬长而云。当时后的年方2岁的女儿后则静站在后的膝前，林抢砸时面汤浇在后则静的头上被烫得大哭。

“没有屙屎自由”：1972年初，场领导来十一队仓库里向革命群众传达林彪事件不准阶级敌人听，将他们男男女女20余人关在30平米的会议室里。专政队在室外持枪巡逻。此时历史反革命分子黄国华便意急，要到厕所解大便,即向专政队报告请假。专政队员钟公平训斥：“你有什么屙屎的权利！”拒不开门。在黄万般无夺时，右派分子王景岩出了个主意，叫黄蹲在会议室的东墙脚，其他男女一律面朝西筑成人墙，为黄大便创造条件。但不能屙在地上，想屙在报纸上但报纸上又都有毛主席的画像，黄无法只得屙在自己的帽子里，（屙后由窗口抛出。）

至此，任意殴打右派分子，侮辱他们的人格，践踏他们的人权，对他们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就有了合法的依据。

（二）、“龚集云大闹归侨堂”事件

此事件为农场党委定性为“建场以来最严重的阶级斗争”。

事件始于1963年4月，终于是1967年10月，历时4年零6个月，在这个时期里，农场党委始终围绕着本事件行使专政职能，明目张胆地干着不要脸的的欺下瞒上的勾当。

1，事件的过程

龚集云，男，生于1934年，祥云县沙龙镇青海营村人氏，原系祥云县青海营小学校长，划为右派后遣送太和农场十一队改造，接受监督生产。龚于1961年患间歇性精神病，发病期间因失去理智，曾有过诸多非正常人的行为，在人们的印象中都认为此人是“疯子”。

1963年3月龚病发，擅自离队到柳家湾场部迎侨堂楼梯下食宿达半个月之久，当时农场党委及干部职工都因他是“疯子”而没有当作回事，是州委领导莅场视察时见状认为不妥，指示带回原生产队。

4月×日下午5时左右，十一队接场部通知令将龚带回，队长郭长新即派马车夫——摘帽右派后永年驾马车载副队长李文明，民兵陈以栋到柳家湾场部执行命令。上车时目睹李文明手握扁担绳子。

车至场部迎侨堂前，李文明发现龚收工归来，即冲锋在前持扁担对龚一阵猛打。惨叫声惊动了正在迎侨堂楼上开会的全体党委委员，众委员闻声下楼视察。十一队所属水井片支部书记、中共农场党委委员杜有雄见状，即就地检起一个碗大的石头近距砸向龚的左脸颊，龚当即流血、休克，几位归侨青年怒声抗议，李、杜住手，众青年即将龚抱至农场医务室抢救（接诊医师是赵秉义和曹来玲。）以上事件的全过程为摘帽右派后永年亲眼目睹。

杜、李二人的行为引起归侨百余人之不满，皆聚集于党委办公室楼下（迎侨堂前）义愤嚷嚷，质问党委“干部凭什么打工人？”直至深夜不散，并于当夜向宾川县公安局作了反映。

次日宾川县公安局副局长杨昌来调查事件的真相，摘帽右派后永年作为本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履行公民的法定义务，作为证人如实将目睹事实写成文字证言交杨副局长。

2，场党委对事件的定性及采取的相应手段

事后，场党委将此事件定名为“右派分子龚集云大闹归侨堂事件”，定性为“阶级敌人猖狂向党进攻”，其程度“是建场以来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农场最严重的表现”为了使“事实”与“定论”相一致，场党委采取了四项手段。

（1），变李、杜打龚的真实事实为龚打李。责令十一队队长郭长新亲笔向场部写出书面申请，内容是：“副队长李文明被右派分子龚集云打得遍体鳞伤，衣服被撕破，申请补助给李文明红糖二市斤，布票一丈六尺”。以此作为认定龚集云殴打李文明的事实依据。

（2）捏造事实在全场大造舆论：“右派分子龚集云大闹归侨堂，向党委要老婆，将前来制止的副队长李文明打伤，有人说是“干部打工人”这不是事实，全场职工要提高警场，谨防阶级敌人造谣坏”。

（3），迫使证人改口。责令右派分子后永年将交给公安局的文字证言收回，并在今后言论上与场党委宣传的事实和定性保持一致。

（4），事件当事人远走。李文明在领到红糖后立即返回原籍。

3，四招手段实施的结果

（1），舆论造出后，非居住在柳家湾的各队场员对场党委的宣传深信不疑，并激起了阶级仇恨，但居住在柳家湾并亲眼目睹事件真相的人则感到困惑，都回避究竟是谁打谁这一事实的症结，异口同声表示“没有看见。”

（2），右派分子后永年拒绝收回证言，坚持看到什么说什么写什么。

（3），郭长新写的补助申请，经批准由十一队管理员杨镇从场部将红糖领回（因场部没有布票故布票未批。）后永年得知，从杨镇手里将补助的红糖夺过来砸在牛屎上，仰天长叹：“苍天有眼，岂容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事实。”

（4），李文明在领到红糖后即离开农场回祥云县原籍务农。

（三）、打倒右派分子后永年

后永年明确表示与农场党委的宣传拒不保持一致且坚持不改，于是后永年就成为农场党委行使专政职能贯彻“阶级斗为纲”的第一打击对象，农场党委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造舆论：向全场宣传：右派分子龚集云猖狂向党进攻，殴打队长李文明是后永年策划指使的，后永年还捏造事实，煽动不明真相的归侨闹事，把场部补助给被右派分子打伤的队长李文明的红糖砸在牛屡屎上，证明后永后对党、对贫下中农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还说“苍天有眼”，这明明是造谣惑众的反党行为，后永年是太和农场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2，组织暴力斗争会：1964年11月，农场开展“小四清”运动，场党委在砖瓦厂召开全场对敌斗争大会，批斗了右派分子龚集云、后永平、秦兆寿、张汝明等四人、龚集云和后永年的罪行如舆论所述，后永年申辩：“究竟是李队长、杜支书打龚集云？或是龚集云打李队长？党委书记段伯苍、保卫科长刁成义均在现场与我同时亲眠目睹，此二人都是中共党员，请他二位本着党性原则向大家作出证实。”话未说完就被两位女青年场员当场脱下鞋子打后永年的嘴巴，后永年边挨打边坚持把上述这段话全部大声地说完。结果激起了革命群众的阶级仇恨，几位贫下中农上台来对后永年一阵拳打脚砀，打完散会。

3，遣送龚集云回原籍。斗争会后，龚集云被遣送回原籍，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接受继续改造。

4，大规模斗争后永年。李文明、龚集云先后离开农场，事件的当事人已远走，中共农场党委就更放心地对后永年下毒手。

1965年12月“大四清”运动开始，省侨办工作队进场，1966年4月，召开全场对敌斗争大会批斗后永年。在斗争会上，归侨青年洪本元举两把匕首为物证，揭发后永年将此匕首交给他，指使他云追杀李文明、杜有雄，后永年还来不及申辩就被乱拳殴打，打落了一颗门牙，打断了两根肋骨，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淤血，当场休克被拖出会场。当后永年苏醒时，蹲在后身旁的工作队员袁本强对后说：“经查，洪本元的检举不是事实”后永年不作任何解释，只从带血的嘴角边吐出两个字：卑鄙！1966年9月宣布给后永年戴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1968年7月，因戴帽的时期界限是1966年5月16日以后，按“文革”政策给予平反，但事件的是非未提及，县公安局对此事件亦不了了之。“龚集云大闹归侨堂事件”至此告一个段落。

（三），第三阶段：（1966年12月至1970年3月）右派翻案，张洪惨死。

自1966年12月造反兵团成立时开始，到党的九大召开，农场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独立第三团”止。这三年多的时期里，农场党组织瘫痪，对右派疏于监督。在此期间右派分子张洪、后永年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刘少奇“黑六论”中的“驯服工具论”，误认为大理反右是执行刘少奇反动理论的结果，即萌发了上京翻案的念头，另23名右派得知，均写就申诉书委托张、后二人携带上京直呈党中央。

张、后二人于1968年1月13日离场，途经下关时正遇发生在下关的滇西挺进纵队武装攻占下关的“1·16”事件。1月16日

1月17日

（四），第四阶段：（1970年3月至1976年10月）对右派分子等全面专政。

由于九大的政治报告特别强调“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及有毛主席一系列关于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加之由现役军人主持农场工作，增强了对敌斗争意识，突出了对右派分子等的全面压迫。兵团党委就压迫右派等分子采取了以下措施：

1、成立专政机构

第十一生产队是右派及其他各类反、坏分子集中的生产队，即在十一队成立以林南祥、钟公平为首，全队民兵组成的专政队，履行对右、反、坏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2、制定“五要八不准”的行为规范

五要：

1、要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2）要服从群众的监督改造；（3）要努力学习革命的政治和时事；（4）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5）要外出请假来客报告。

八不准：

（1）不准造谣破坏；（2）不准拉拢腐蚀干部；（3）不准反攻倒算；（4）不准搞封建迷信和赌博活动；（5）不准投机倒把；（6）不准破坏干群关系；（7）不准消极怠工破坏生产；（8）不准窝留坏人。

3、制定改造制度

（1）每天出工前必须自觉地到会议室举行在毛主席像前作早请示，收工后作晚请罪的仪式。

（2）每天一次列队点名，接受专政队的训话或抽背五要八不准。

（3）每天除正常的劳动外，必须作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义务劳动。

（4）在毛主席“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等战略部署的各阶段中，适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万能“处方”，需要右派分子接受批斗时，由专政队押至批斗地点接受批斗。被斗的人数、次数，至今难予统计。

（5）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至此，右派分子等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叫天不应，入地无门。

（五），第五阶段：（1976年10月至1979年1月）管制松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接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生矛盾，农场党委看风使舵放松了对右派分子等的监管。唯支部书记管朝明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组织召开过数次对右派分子后永年的批斗会，但没有人发言，仅支书一人在会上对后永年训斥一通后散会。

三，农场党委履行完毕对右派分子等专政的历史使命。

1979年1月有，传达了中央55号文件，3月至6月在场的全部右派分子先后接到“改正通知书”，其他各类反、坏分子接到摘帽，甄别的通知书，被通知回原地区安排工作。除原右派5人，原反、坏分子2人留场安排外，其他××人于8月25日前，全部离场。

农场党委对他们的改正、甄别的通知，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不宣布，对他们的离场也未作任何表示，似乎此事与党委毫无相干。右派分子等只能留下自己的青春，卸下悲剧演员的戏装，不明不白地离开了这块掺和着他们的血和泪土地。以他们的离开为标志，农场党委也履行完毕对他们进行改造，实行专政和压迫的历史使命。

再说学生右派-平民与权贵的抗争      燕遯符

1957年夏天，大学生们也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十几二十岁的小青年被邀请来评说天下大事，自然兴高采烈、奋勇当先。除了关于民主、自由、人性、制度等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之外，同学们还谈到一些眼见的身边“小”事。譬如，不同级别的干部，待遇严格不同，连座椅都不一样；学校门卫势利眼儿，来访亲友坐小汽车进校可以长驱直入，步行进校却横遭盘查。。。。。。反右之后，这类“小”事也都成了攻击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我有个同班同学，是新四军抗日烈士遗孤，主要就是对这些事情不满，也被打成右派。她妈妈是一位农村妇女，十分珍视烈士家属的荣誉，无法面对女儿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样一个事实，选择了自杀身亡的路。

这事情似乎荒唐，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仔细想想，却不荒唐。它正好反映了毛泽东体制的实质，反映了反右的实质。学生们说的那些个身边“小”事虽然琐碎、不起眼儿、欠“水平”，却是对等级观念提出了质疑。毛泽东搞的是专制复辟。而等级、特权、专制是三位一体。自古就是如此，打着“人民大救星”旗号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这种情形相当于“又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这种人内心其实十分虚弱，最怕人们看破真相，说出真话。质疑等级观念，就是质疑毛泽东的专制特权体制。毛泽东将这种人当作敌人是理所当然的。

 老百姓对于特权或新贵的认识多从“走后门儿”现象开始。五十年前还没有发明“走后门儿”这个词儿，可是已经有“走后门儿”这种事儿，当时叫做搞“特殊化”。大学生们能够看到的搞“特殊化”案例自然离不开大学校园，例如，有一些高级干部子弟违规入学。。。。。。一般同学都是通过严格的统一考试程序进入大学校门的，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靠爹妈或亲友打声招呼，递个条子，就进了大学。一般大学生认为这种事情很不公正，无法容忍。1957年5、6月的一天，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某系54级学生谭天佑来北大，在理科女生宿舍26斋楼下找到我，说他们学校有不少学生是绕过统考渠道搞特殊化进来的，他们准备写张大字报说说这件事儿，把这些高干子弟的名字公布出来。其中有一位是我的亲戚，谭天佑问我肯不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作证。说实话，我感到为难。那时候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最恰当的做法叫“回避”，以为自己必须在点头说“肯”或摇头说“不肯”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点头吧，不好办，那毕竟是我的亲戚；摇头吧，也不好办，不仅因为谭天佑是中学时代经常陪我一起夜观星象的同班好友，更因为我知道确有此事（甚至了解详情），也知道这种特殊化行为的确不对，应该批评。我想：我家前辈从辛亥革命一路走过来，鄙视和唾弃的正是等级、特权、专制，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平等、自由与民主。他们不惜毁家捨业，不会是为了日后又建立一个新的等级特权体制，以便重当“贵族”。。。。。。所以，我终于艰难而又坚定地对谭天佑点头，说“肯”。

天真的学生们以为，毛泽东诚恳邀请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正是要了解和清除这类“特殊化”作为。谁知反右一来，诸如此类的批评都成了罪过，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卫道士”们说，一小撮儿敌对分子仇视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借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故意造谣中伤，恶毒攻击诽谤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你去解释，说这些都不是造谣，确有其事，不是反党，只是对个别干部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他们就会搬出“批评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员就是反对共产党”的“相声逻辑”，或者说：“你这是以点代面，以偏代全；共产党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你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是更加狡猾更加恶毒的反党”。。。。。。总而言之，一定会把你辩倒辩臭。在我的记忆中，北大哲学系的“卫道士”们最是“辩才无碍”，那“哲学”果然不是白学的。不过，如果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作为后台支撑，而是真正平等地、自由地进行交流和探讨，他们那份“能耐”恐怕就要原形毕露了。

我认识一个叫徐光华的朋友，本是北京师范大学56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先到一个农场察看了4年，回到学校之后也不让唸书，而是到实验室等处劳动，继续察看。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自然属于被扫之列，挨批斗，挂牌子。他抗拒挂牌子，说那叫侮辱人格，几乎被红卫兵打死。是一位印尼归侨实验员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以身相护，才让他捡了一条命。从此他罪加一等，被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谭厚兰轰出学校去劳动教养。直到十几年后，右派问题改正，才又回到师大，重新分配工作。因为当年才唸一年级，还没学多少专业知识，又耽误二十多年，再搞专业也太费劲，便去了一个街道办事处。

若问他当年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以至于受这么大的罪。他说什么也没说过，什么也没写过，不过是一个“跑腿儿”右派。师范院校专门为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所以他们最关心教育，主要就是从这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优良教育资源多被少数人占有。好的、有名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很多都成了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而且是什么级别干部的子弟上什么样的学校也有不同的划分，成为了实质上的各类贵族学校，培养新的贵族。教育资源属于公共财产，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新中国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以，优良资源被少数人占用是不对的，对于一般百姓的子弟来说，是不公平的。师大搞了一个“底层之声”，专门整理和讨论这类事情。他们还想举办一个“教育论坛”。准备联合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北京师院等其它师范院校共同研讨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此外，师大也对时任党委书记何锡麟个人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些大字报多贴在北太平庄师大本部，徐光华做的事情就是天天往本部跑，把大字报和消息带回位于原辅仁大学的生物系分部。

这些事情就是师大学生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仔细想想。也没有冤枉他们。抨击搞“特殊化”，只是对个别人的批评，尙且决不允许。他们提出的这些个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却不是任何人的个人行为或错误，而是毛泽东体制的本质所使然，是“组织”的安排。提出这样的问题，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只不过此处所说的“党”和“社会主义”，不是毛泽东在夺权时期信誓旦旦向中国人许诺的那个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党和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为新兴贵族或特权集团谋利益的地地道道的假冒伪劣产品。

1957年距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间还不太长，毛泽东体制的实质显露得还不十分充分，到处都还是一片万岁声和感恩声。热忱敏锐的青年学生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萌芽。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学生右派们自觉地站在平民百姓一边，与新兴权贵进行抗争，要求公平、公正、民主，抨击等级、特权、专制，书写了“新中国”第一篇讨伐特权贵族的檄文，奏响了“新中国”第一曲“底层之声”。

抓住平民与权贵的抗争这条主线，对于5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史才会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清楚认识。1957年春夏之交的整风曾给人希望，以为有可能解决矛盾于初始状态。随后的反右使这个希望变成了泡影。反右是毛泽东代表权贵对平民“出头鸟”的疯狂报复和残酷镇压，直接打击的是55万右派，威吓和震摄的是全体中国百姓。。。。。。将近20年之后，粉碎“四人幇”，结束文革。那时候举国欢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空前融洽。历史又给了我们一次千载难逢的化解矛盾的机会。但是在随后为“走资派”平反昭雪的过程中，借口批判极左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百姓对等级特权的正确批评也一笔抹杀。中国人再一次坐失良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杠杆逐渐发挥作用，金钱日益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威力。特权的运用范围随之大举转向经济领域，造成大量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事件。百姓的抗争则主要表现为反贪污、反腐败，于是便有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在枪口下被平息，平民对权贵的抗争再一次受挫。经济犯罪则愈演愈烈，并且派生出两极分化严重、掠夺性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时至今日，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切问题的主要根源都在于特权体制。

由此可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特别是彻底否定和检讨大规模迫害学生右派的作法，不仅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与当前反腐败工作有关，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这些幸存的学生右派在50年前主动选择了与平民为伍。随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底层经历，更使我们与草根百姓血肉相连，融为一体。今天，年近古稀的我们仍旧会义无反顾、为所当为，以春蚕吐丝的执着和九死不悔的坚毅，为摘除等级特权这个社会毒瘤奉献自己的余生。

当然，摘除这一毒瘤，必定会涉及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根据我们的年龄、经历等条件，可以在文化方面多做些事情。仔细想来，那些公器私用、以权谋利的人也很愚蠢、很可怜。获取不义之财，害人同时害己，只会成为生命的拖累。何不改弦更张？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和美好人生。

历史的因缘际会，使得共产党成为了当今中国的执政党。所以，共产党的清浊，关系到全国十几亿平民百姓的命运。共产党内历来不乏“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诚的社会改革者，我们这些右派幸存者中，也有不少人自己就是老共产党人，或者就是老共产党人的后代。我们真诚地希望，有着七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早日完成自我净化的过程，能够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果能如此，不仅是天下百姓的福音，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应该是最好的结局。

右派孙伯岚的凄凉晚年      吴茂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老家所在的大杂院里住有一孙伯岚老先生，高高瘦瘦的身躯，清癯枯黄的面容，常年著一件破旧却干净的中山服，戴一顶深色解放帽，颈上风纪扣从来都扣得密实。大院里的人称他孙老师，其实他早已不教书，五七年在成都第八中学当教员时被划上极右派，从学校开除教职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无业居民。孙

文革中形势多变，有一段时间，社会上闹武斗，乱糟糟的局面中，对他这类人的管制反而松了，连张主任都戴上红袖套去闹派性斗争去了，孙老师的日子似乎也好过得多。那年秋末天气转凉时，老伴甚至还给他缝了一件新夹袄穿在身上，脸上也有了一些生气。一天我见他站在矮墙边，对着一簇长得肥绿的芭蕉树发呆，不时口唇嗡动，念念有词。有几句我听得清：

孙

北京市劳教右派亲历记     冯志轩

人老了总愿意回忆；就是作监狱的往事也令我神驰。我行年七十有七，有幸64年中都是在共产党治下生活的。像党报常说的：在“伟光正”党领导下，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期间22年的青壮年时期是在劳改监狱中渡过的。坐共产党的监狱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愿意回忆它。

1957年共产党以本党整风之名，用“阳谋”的方法在知识分子中抓人，这一次给这批要抓的人起名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当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因为犯了“右派言论罪”，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共产党和政府（下简称：党府）宽大为怀，对“敌矛”右派，按“内矛”处理（注2）。于1958年2月14日

党府对“右派言论犯罪”的劳改系列分为五个级别：劳动察看、监督劳动、强制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从强制劳动那一级开始，动用警察看管之。比如稍后几年创立的北京天堂河农场，就是强劳农场，它的管理方式较劳动教养宽松一点。在北京，就是将你“解除劳教”了，也是“二劳改”（注3），在所谓“就业”队劳动，并不允许到社会上自谋职业。在党府意识中还是“社会危险分子”。

据我的经历所了解的，从关入监狱的级别看，对右派分子大部分是劳动教养一级，少数直接投入劳改（经法院判刑），或由劳教升级为判刑劳改。

从关入监狱的时间看，北京市市政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高校中专学生、教育界、文艺界、工矿企业的右派们，凡是需要抓到监狱看管的，抓入时间，第一个高峰，大多数是在1958年2到5月之间，少数在5月份以后。经历的路线大体是三条：从机关学校抓到第一监狱（北京半步桥），再分别转押到①茶淀农场，或者②兴凯湖农场，或者③洮河农场。从人数上看，以转押到茶淀农场的占多数。北京市关入监狱劳改工厂农场的右派总数有多少，党府档案未公开，无从知晓。仅我所在的茶淀农场，在1958年9月右派集中到三分厂后，共编成了四个大队，约500余人。散落在其他分场未被集中的，估计不少于300人，总数800人。其他两地农场，各以400人估算，则北京市被抓入监狱的右派，应在1600人到1800人之间。

在北京，抓右派进监狱，不限于1958年初整风结束时期。第二个抓进监狱的高峰，是在1960年。那时发生了中华史上空前的人祸，和平时期三年中饿死了三千多万城乡居民。这一次抓进的右派，大多数是按原处分，如劳动察看再升级为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据我所知，北京在挨饿时期升级抓进来的右派，他们的分配路线基本上不到农场了，大部分是到北苑、良乡等劳改局所属工厂。为什么？因为那时（1960年）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也没有警察进大院里来“晚点”了（注4），没有电灯没有人声，一片漆黑，是一个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把新关进来的右派再送进此地。

升级关押改造的右派分子有多少，也不能期望党府能够公开。但也有一点追寻的线索：到1962年5月至8月之间，北京市公安局将各地各监狱（工厂、农场）关押的右派，都集中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这时，像我这样1958年抓进来的，在集中的140多人中也就剩下三分之一了，约50人。其余90人左右，都是1958年后升级进来的。

由1958年5月，估计关押的1600多右派罪犯，四年后到1962年5月，就剩下50名左右的“精华”了；那些没有集中到团河农场的，去向有二：第一，饿死了。还有自杀的。比如：我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四人两名饿死（三局卢苇、汽车局何德一）一名自杀（汽车局徐某），就剩我一个。第二，解除劳教就业，少量回原籍了。茶淀农场饿死的右派有多少，同样是党府的机密，千古之迷也——我估计不会少于300人，他们长眠在“五八六”（注5）荒野里。

下面我叙述一下全过程和最后结局。

劳动教养的关押时间：

北京市对劳教右派关押时间的处理，可能是全国没有先例的。

（1）1958年2—5月抓进监狱，一律不定期限（这比判刑劳改尤甚之）。一直关押到1961年5月24日

（2）1961年5月24日

（3）但是这个定期，从宣布之日算起！那么以前关押的3年多算什么呢？党府从来不做答复和解释——我的理解是：用警察手段将你与世隔绝，因为“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

（4）宣判定期三年者当然继续关押了，到1964年5月23日

（5）那么，关押到何时呢？我们问党府的管教队长，答曰：不知道。继续劳改，又过了六年，到了1969年10月。这时，伟光正党的头号消灭了原2号，新2号发布了“清除令”。于是共和国前主席和他当年命名次序为第五的右派，被一起清除了北京；殊途同归，同国家主席一起押送“离京”对后者也算“荣幸之至”！

（6）1969年10月以后，伟光正党“九大”新的权力分配告一段落了。有了林氏的清除令，北京市党府不能不处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于是，这一批已经关押11年多的150多名右派，有了以下去向：

①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有家者，解除劳教不论摘帽与否，一律发配到晋东南长治地区王庄煤矿“苦役的干活”，约90多人；

②家在其他城市的，属于解除劳教者，不论摘帽与否，一律遣返，由原籍党府公安局处理，或关押或自谋出路，据了解大部分仍送去“二劳改”，如四川省就是。约20多人。

③家在三大城市，既不解除劳教也不摘帽的“死顽固分子”，约30余人，押送河北省公安厅管辖的沙河农场（地处邯郸地区沙河县）继续关押改造，其中有我(后来又升级到8年劳改)。其他人在1970年以“社会危险分子”的名称，交“冀鲁豫老解放区”进行群众专政、管制。当局认为那里的“革命”群众觉悟高，会管好这些右派。此时有个别的人“原始罪行”不是右派，例如文化名人张东逊的孙子张鹤慈、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女队），就和我们关在一个农场里。

以上，是我经历的北京市劳教右派的全过程，作为历史陈迹，记录于此。

“五七”挡案       

刘浩宇小传

    我叫刘皓宇,湖南平江人,1931年出生。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六岁时，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是整个小学以至初中阶段，都是在日本鬼子横行中国，烧杀抢掠中度过。那时上课，突然传来日军要来攻打长沙了，我们不得不停止学习，我和母亲一道捡起两件行李，急急忙忙在兵慌马乱中逃生。1938年长沙大火，我和母亲逃到益阳，回来时长沙已成一片焦土，到处是断壁残垣，夜晚漆黑一团。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平安，没有欢乐，有的只是流离转徙，避难逃亡，小学六年就读了六个学校。

　　抗战胜利了，满以为能过到和平的生活，但接着来的是三年内战，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当时我在长沙的明德中学读书，眼看着蒋介石政权腐败独裁，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崭新的社会出现。这时共产党高唱民主的歌声，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爱人民”、“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我把自己的热情全部朝向了共产党，在１949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在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日子里，我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四处演讲，真是热血沸腾，欢欣若狂。随后我考入了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很快便分配到新湖南报担任编辑、记者。我为做一个党报工作者，能为人民鼓与呼，能够歌颂光明，抨击黑暗因而感到无上光荣。但是幼稚的我，并不知道在民主自由的外衣后面，隐藏着的是专制独裁，毛泽东为了实行愚民政策，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于是我们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天天要批判个人主义，要不停地骂自己。因为我是学生出身，家庭也非地主、资产阶级，没有背上历史和家庭的包袱，虽然觉得要改造自己，但积极要求进步，紧紧地跟着党。到1956年，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总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动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到了1957年，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作为一个新入党的党员，怎么不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投入这场运动呢？谁知这并不是真要反对三大主义，而是一个阳谋，是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我们所提意见没有一条是为了个人，全是为了工作，是针对着如何办好报纸，使党报成为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既做党的喉舌，也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与要求。谁知以省委书记周惠为后盾的总编辑官健平与秘书长孟树德认为我们这些青年编辑记者，不是他们的驯服工具，是小资产阶级疯狂性，欲除之而后快，便利用反右派运动将我们一锅端，在147人的编辑部里打了54个右派，编辑委员会中12个编委打了8个右派，中层骨干全打光了，如果加上中右一起算，打击面达一半以上。我作为一个小萝卜头，本来放我过了关的，我已经调到株洲日报工作两个月，在当年年末，突然新湖南报社写一封信到株洲市委宣传部把我调回，仅开一次批斗会，便戴上了右派帽子，厄运加身二十一年。我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薪，送农村劳动改造的处罚。

　　我一到乡下，正是大跃进时期，我成了与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一同对待的五类份子。当时农村展开黑白战（就是不分日夜地出工），又没有饱饭吃，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只好奋不顾身地拼命，有时出工回来十分疲倦，已经睡了，到了寒冬半夜还要我像地主一样冒着夜暗，走几十里地去送通知；每当到了过年过节，大队民兵营长就召集五类份子跑二十多里到大队部去训话，内容无非是不准乱说乱动，不准串门子，不准到公共食堂去，不准不请假外出。在公社化的过程中，我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五类份子集训，由民兵押送我们。我在乡下，喂过猪，放过羊，打过豆腐，作过田、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挑过土修堤开渠，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我已由一个肩不能挑的文弱书生变成了每天能挑一百五十斤的男劳力了。此外，我还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产品商标，还当过理发匠，学过推拉疗法，给农民治过病。有一段时期，公社办了公共食堂要搞美化，抽了我去绘画，我就拿了颜料和画笔到每个食堂去画宣传画。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饥饿。我一天只有九两粳稻米吃，菜是没油的老包菜，八个人只有一小碗，怎么够吃呢？我不能像当地农民那样挖生产队的萝卜吃，只好到野地里扯芜葱、挖洋姜、用细糠充饥，而洋姜有一定的毒性，吃进肚内要不了一刻钟，一阵肚痛马上就得解手，否则大便就会痾到裤裆里了。细糠吃进去容易，可屙出来便不容易，有时屁眼胀烂了，还屙不出，只好用手指到肛门里挖。解一次大便连血都屙出来了。有一次，就因为我穿着破烂，被值勤人员当成外流犯，抓着关了一天黑屋子。那黑屋子一边放着个尿桶，另一边铺着一层草袋子，我睡在草袋子上，那尿骚气冲得脑袋发晕。最后查清了我不是外流犯，打电话的费用还要我出。

　　到１９６１年，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有千斤重的右派帽子，随后我被分配到衡阳日报工作，谁知摘了帽子跟没摘帽子一个样，又成了“摘帽右派”，内部控制使用。别人时刻暗中盯着自己，所改的稿子被怀疑从中捣鬼，渲染阴暗面。１９６２年贯彻阶级路线,又把我从报社调到衡阳市四中教语文，我明知从报社调到学校,,是认为我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是给出路，我仍从头学起,力争当好教师.可在学校我又成了反面教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作为‘死老虎’抓出来批斗。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当市里召开教师奸污女学生的宣判大会时,次次都要我去受教育;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首先怀疑是我在捣鬼;;我用一个二极管收音机收听本市的广播,被认为在偷听敌台，在教研会上,我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在上课时，因为学生听说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总是找我的岔子。当时说”两尺宽的讲台，阶级斗争激烈”,我又成了利用讲台放毒的人,成为被批判的人物。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首先被作为小邓拓揪了出来,关黑屋子、唱牛鬼蛇神歌、挂牌子、磕响头、淋冷水、戴白袖章（革命师生戴红袖章，这是故意侮辱），学生轮班批斗，还要“牛鬼蛇神”教师互相拳打脚踢殴斗，而那帮造反派学生却站在一旁大笑。除了挨打之外，整天还要干运砖、种菜、砌墙、打扫厕所等重体力劳动，简直是生活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１９７０年方才结束。工宣队经过长期调查，知道我除了是个“摘帽右派”外，没有其他问题，宣布要解放我，但老师们认为我不存在解放不解放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问题，因此我不能教书，不得不到伙食团卖了五个月的餐票。后来我害怕教书挨批，自认为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教书，要求调到校办工厂去搞生产，于是又干了近五年校办化学试剂厂的生产和供销工作。１９７７年经过千回百折才回到故乡长沙，分配在长沙市第十五中教语文。我因为右派冤案，一直拖到四十岁才结婚，四十六岁才生一个男孩。二十一年中一直拿四十五元一月的工资，从来没有增加过，后来也没有补发过。

　　三中全会以后，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我的党籍、原有职务和工资级别，我由鬼又变成了人。这时湖南省新成立了出版局，需要大批编辑，我被调到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科普编辑室副主任。此刻我像枯木逢春，又能做我能够做的工作了。但我已经四十七岁了，人到中年。我立志要发愤图强，挽回已经失去的青春，于是拼命地工作，先后出版了《家庭生活顾问》、《理发与发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四卷）》、《论三峡工程》、《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等书，多少为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贡献了微薄的力量。１９８５年后，我又调到了岳麓书社担任副社长，管出版发行。我坚持不脱离编辑业务，先后组稿、编辑了古典名著白话译本如《白话四书》、《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管子》、《白话荀子》、《白话战国策》等十一本书。因为从约稿到出书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来不及完成所有的书稿，便到了离休年龄，余下的工作只好由别人来完成了。我真是出师未捷便嘎然停止了工作，以致遗憾终生。

　　回顾此生，真有说不尽的遗憾，正当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能够做的事情不让做，不能够做的偏要我做，而自己要出力时，却“船到岸车到站”了。多可惜啊！好在值得安慰的是，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没有做亏心事，没害过人，自己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当我七十岁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曰：“七十人生恍如烟，饱尝酸辣苦咸甜。世事浮云无所计，但留清白在人间。”我实在只是一支小小的蜡烛，发出的光极其微弱，只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永远再不要发生了，那么我辈的损失换来了后辈的觉醒，则民主有望，自由有望，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吴永良小传

吴永良，别名麻花，生于1935年4月，父亲是饭馆里的堂倌，母亲一生下我就去富人家当奶娘。我1950年“参加革命”，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1957年9月，50多名警察一连三天把我围在中央拳打脚踢，我被迫承认：1、骂秘书股长就是骂共产党，因为他是党组成员；2、批评团支部书记“猫鼠不分，竹笋不辨”，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3、看《水浒》的动机目的是图谋仿效宋江造共产党的反。坦白交待：不但想造共产党的反，还想用块包天帕把太阳包起来，让神洲大地永远黑暗；还想取消大气层，让全世界人民窒息死光。罪恶滔天，非凌迟处死不足以平民愤！

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警察，与闻名全国的部长、专家、学者并列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宁不荣幸乎？我被定为右派分子中的“极右分子”，党和政府宽大为怀，仅给我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处分。21年后再度宽大“改正”，在公安分局继续当警察5年，在3家报社、一家杂志社充当编辑23年，直至2007年才“解甲归田”，每月领取1917元养老金苟延残生。右派本性难移：1997年退了党，从不言悔；1998年退出省作协, 不说再见。

如今，时移俗易，云开雾霁，“阶级斗争”巳不再是治国安帮平天下的法宝，资产阶级成了世人追逐的香饽饽，私有制无限地发酵膨胀，四海翻腾阿堵物，五洲震荡孔方兄……。当年毛泽东“指点江山”的各项政治运动早已成明日黄花，是非曲直，个中三昧几被淡忘殆尽！官方的各种史志都只记功不记过，载德不载愆，诸如《辞海》这类传播知识文化的权威工具书，对历次政治运动的释义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后人查看到时，绝对认为这些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辉煌的、伟大的。已有人翻出《反右派斗争》词目，指点着“利用整风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句话对我说：“把你们划为右派能错到哪里去？即便扩大化也是瑕不掩瑜,并且与现在的领导毫不相干。你们就不要再说长道短，影响安定团结啦。否则，判你个“危害国家安全罪”，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噫吁！历史这东西也他妈随意篡改，弄虚作假，愚弄世人？

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人格受尽凌辱，人性扭曲变形，铭刻肺腑，历历如咋日。闲来无事，一桩桩笔录下来，共十二章，依次为《我的小偷领导》、《我炮制的一桩冤案》、《对两位母亲犯下的罪愆》、《在“肚子大革命”中沦为贼头》、《在劳教农场作的孽》、《我是“打虎”英雄》、《宁教一家哭 不教一路哭》、《我的“特务”生涯》、《宁我负人 毋人负我》、《鼠窃狗盗 不以为耻》、《我的两面人生》、《充当喉舌 欺世盗名》,汇集成书，题名《一个退休警察的忏悔录》。

我从事宣传工作23年,习惯正面报道“锦上添花”；负面报道“蜻蜓点水”，写的这部《忏悔录》都是负面的东西,不但没有“蜻蜒点水”,而且无花可添,无歌可颂，这，绝对令正人君子们怒目切齿,难兔对我兴师问罪。

我害怕吃官司,切身体验到：中国的“人权”，不啻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可望而不可及；法律有如橡皮泥，任凭执法者捏扁搓圆；警察、法官、律师以及编辑、记者之流的人格尊严，往往不如妓女,妓女仅仅出卖皮肉,他们则出卖道德、操守、良知、公平、正义……。为避免再罹横祸，书中关健的人名、地名、单位名都着意隐去。我的化名比真名更切贴：本是一棵麦穗，碾成一撮面粉，糅成一条面筋，炸成一根麻花。小人物的历史亦即社会历史，无可否认。小人物的历史最具普遍性、真实性和研究价值。我自信这部《忏悔录》别有洞天,不同凡响，定教读者大开眼界，振聋发聩。不料写好后才发现没有哪家出版社和期刊斗胆付梓面世。抑或面世，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又有几许人瞥它一眼？想来只有让它殉葬,随我去阴曹地府找出路，否则，偷越鬼境跑他方,托生外国另觅娘。

宋际星小传

宋际星是个品质高尚的中国公民，但惨遭毛泽东的“阳谋”迫害，一生受尽折磨、苦难，仅在人间苦苦挣扎了67个春秋，于2000年含恨诀别人世。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小商贩家庭，父亲靠卖竹子养活六口之家，由于生活拖累，父母早年就去世。他凭自身的努力勤奋，以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完成了他的心愿，于1958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

在1957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开展大鸣大放、写大字报的高潮期中，他们刚好在外地实习归校。当时，他是团支部书记，带头向党交心，他是个刚直不阿的性格，禀性纯朴；在认真听党的话，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是就代表同学们向校方反映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哪晓得其后果会那么严重，触犯了校方某些人的利益，仅此一点就被打成了右派，你说这“右派”也太不值钱了！虽然在1961年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然属于“摘帽右派”。在人群中受到歧视不说了，在文革的十年中没有哪一天漏过对他的批判斗争；实在找不到批斗的，就把生活中的一般言行给你无限上纲上线，斗得他死去活来，我真怕他受不了去寻短，再三鼓励他：“一定要他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当时，轻工厅领导讲川绵有“三家村”。就这么一句话，我们宋际星就成了“三家村”的必然成员，又是一阵疾风骤雨的批判、斗争。以后下放到布场劳动改造；三班倒的劳动活，要在上班时间内扛100多斤重的的纱包，来回不断地搬运8个小时。就这样折腾着他原本就很不健康的身体，真叫雪上加霜，体质每况愈下；在家庭经济处于特别贫困的时候，他忍受病痛的折磨，坚持劳动，饿了就啃个冷馒头，其惨状令我堪忧：“他还能顶多久！”我对他用真诚的爱不断鼓励他：“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我要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我期盼他在最艰难困苦中也要有战胜它的勇气，坚决活下去！让他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自打倒“四人邦”后，要感谢胡跃邦的政策好，我丈夫宋际星才重获自由得到“改正”；1979年，他的母校重庆建工学院，给他寄来错划优派的“改正”通知书，并补发了毕业证书。受到长达22年的冤屈，就以“改正”二字草草了结，这段然不合理。22年的工资差该补发、22年来所受到精神、肉体上的虐待、压榨难道不该补偿？他的大儿、二女、老三（二子）都因父亲是个右派，在念书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在他们同学之间受到不可言喻的歧视，都因是“黑五类”子女不能完成应有的学业；宋际星有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因为哥哥的政治面貌而受到株连——两个弟弟小学还没毕业就赶下农村当知青，以后虽然一个弟弟考上了空军，但通过政审无法过关，只因哥哥是个右派。一家所受到的迫害、株连是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这“改正”二字就想草草了结这桩冤案是万万办不到的；也就是说没有公开的赔礼道歉、没有合理的经济赔赏，我们不可能善罢甘休，我死了还有三个儿女为他的父亲鸣冤叫屈。（根据宋际星之妻杨英琼提供素材，由右派黄绍甫整理）

邵世远小传

邵世远字远之、笔名：张民声、化民：王平、号：一笑斋主人。1929年2月生，云南弥渡人、大专文化。少时家贫。三代文盲，又值国难当头，立志奋发读书，将来报效祖国。稍长即接受民主、解放之教育，勉强读完初中，无力深造，便当了孩子王（小学老师）1948年3月加入"云南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6月入党，边教书边搞地下工作。组织民众反蒋反三征，发动青年参加游击队。1950年解放后调县委会，1951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师司令部任上尉参谋，1956年调临沧边防军分区，1958年整风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军衔，送劳动教养。1961年遣送回家监督劳动。1979年改正后到公社当行政秘书。因严格执行政策，挡了书记的道，受到报复被挤到食品站当职工。1986年离休。

在农村监督改造期间，我所在生产队与另一个生产队争50多亩山地，经大队、区、县解决，他们都袒护他队，我队不服，正紧锣密鼓酝酿一场械斗。我为了息事宁人，仅用了百字文，说了三句话：“中央1950年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废除一切封建土地所有制，怎能说是你们某人的山地？伙食团下放，中央又颁布了‘四固定’政策，这两个法令作废了吗？你们大法不依为何？”仅三天后县、区、大队即来我队认错。

在牛街食品站期间，1984年全国形势大好，生猪过剩，山区无肥猪市场，食品站又不收，又不许自己杀吃。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逐步富裕了，要改善生活，凭票供应太少。矛盾尖锐化，怨声载道.山区人民开始骂共产党了。是我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讯，详述此矛盾已制约着改革开放，影响经济繁荣，此项政策已不适应社会发展。此文在《云南日报》刊出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立即废除此项实施多年的国家重大政策，全国皆大欢喜。离休后，看到乱收费、乱罚款已成为社会公害，我痛在心，写了一篇杂文《好一个有偿服务》在《半月谈》上发表，中央在内部版上看到后，专门发表了社论，乱收费有所收敛，中央教委又将此文收入中专语文课本。

我50年代就是《解放军报》《云南日报》特约通讯员。写通讯、杂文。被划为右派后，被迫封笔二十一年，离休后，专攻传统诗词，兼习杂文。今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散曲研究会、云南省诗词学会、大理诗社会员、云南省楹联学会特约编辑、《弥渡诗联报》编审。中国国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名家会员，中共中央党校《三农研究》顾问。著有《邵世远诗词选抄》八集；《蒹葭集》《复萌集》《激流》（新诗）。每年在国内外发表诗作200多首，杂文数十篇。全国各大型诗集多收有作品。散文《夜赏琼花》获终身成就奖。简介已收多家大型典籍。世称"南国诗人""底层诗人""当今最活跃的诗人"有"写鬼神高人一等，刺贪官入骨三分"之誉。诗以题材广泛，语言新活，紧扣时代见长。擅长登台朗诵，经常被邀出席大型庆典，好评如潮。通讯地址：云南省弥渡县阔园小区19号邮编：675600。电话：0872-8160691

王忠福小传

我是开远人，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中国人民银行蒙自中心支行参加工作的，五三年由云南省分行王副行长主持，由红河州抽调

五七年调德厚片工作，暂时负责主持德厚营业所作全部工作。在德厚片工作期间，区领导在乡干部及五大所联席会上强调提出来，各部门工作必须以春耕生产为中心，银行负责发放贷款支持。①对发放口粮贷款，一定深入群众调查，缺粮的及时发放口粮贷款。②不准产生饿死人现象。③也不准贷款者去街上买黑市粮。④由区上审核批给粮管所负责供应。可是当我所农贷员，将口粮款贷给确实缺粮的困难户，找区领导批给购粮指标，去粮管所购粮时，粮管所说没有售粮指标。经和区领导及粮管所多方交涉无果，就不了了之。

到一九五八年，在帮助党整风时，在小组讨论中，又将此事提出来，区领导在小组讨论会上还表扬指出，帮助党整顿作风，改正错误，就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可以用大字报形式写出来。才一星期后的一天，因为我提出过发放口粮之事，不贷口粮款，饿死人要我们银行负责，口粮贷出去粮管所又不供应，找区上也不管，区领导和粮管所都在耍滑头，因此我就变成德厚区第一个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粮食三定政策的大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先送马坛区核桃寨炼铁厂，挑铁矿石、砍柴块，完不成任务不得吃饭，两个月后，被送到丘北水围寺劳教。在水围寺一个月以后，就调二百多人去烂泥沟挖煤、炼焦，我分在扛攘木组，每天要扛10架攘，每架三根。都是现砍的湿松树，长220公分

五九年春耕开始。由于去的人大部分病倒，我被攘木打伤胸部，加上煤层浅，已无煤可挖，无焦可炼，就撤回水围寺。因我胸部疼痛，照顾分去一中队，育辣子秧组工作，每人每天要负责一亩左右辣椒育苗。每天要挑40多挑至50挑水（每挑不少于50公斤

如今我已77岁了，这些往事仍旧印在我的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不堪回首。我从内心感谢我的贤妻，在我身处绝境时，王桂英依旧对我不离不弃，我在德厚，被划成右派后，德厚营业所会计张德志又落井下石，硬说我偷他100元钱……非法去搜查我的家，把我平时节衣缩食存得200多元钱，被他强行扣去100元。这点钱可是我妻子和三个儿女的生活费啊！王桂英无奈，只好去德厚乡政府请求迁回开远，可怜的妻子，回到开远后，用她那单薄身躯挑起一家五口衣食住行重担。白天身背一岁女儿去大庄三角海等地修水利，晚上替民工补衣服、做布鞋，缝衣服，每天工作十三、四小时，休息回家又要照顾我的老母亲，母亲因水蒸气肿病多次住五九医院。几次住院都是我妻照顾，母亲仙逝我都未能回家看上最后一眼……只有我妻王桂英和我姐王凤仙，扶灵柩上山安葬。做儿子的，未能尽最后孝道，我心有惭愧，可是我妻对我做的一切让我敬重她，没有她就没有现在这个完整的家，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儿孙满堂。我再次感谢她。向她致敬!如今：我写出这些往事来，不想批评谁，指责谁，只想道出这些事伤害了多少人。不单是伤害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本人，还伤害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伤害人的历史事件，我希望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让悲剧重演。

2006年8月29日

友谊回声：

江西广丰县李有样：五七落难，历经22年摧残，九死一生于79年"改正"、94年退休。今已年逾古稀蜗居陶庵，惨澹度日之余，喜出望外地收到京都寄来的7期《往事》如获至宝。每一期，每一篇，我都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阅读。每一期均在一天内读完。篇中之警言佳句，即用红蓝铅笔划线标志。重要名篇，读后即写下心得记要。那一个又一个患难相共之罹难者，虽素不相识，却成为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挚友。多想挥毫通讯，通电话旧，但苦无地址、电话号码、敬请日后在每篇之后附注作者之住址、电话、邮编。您们无偿地劳作，无私地奉献，无偿地馈赠这比任何珍贵礼品更为珍贵之《往事》，这不仅是义举、且是壮举，令人振奋，令人感慨，亦令人不安。读者不能"无功受禄"，不能让您们漫无边际的"无偿"下去。敬请将每期工本费（包括您们辛勤劳动应得之报酬,寄来一表格，我转交另一难友填写。敬请再寄数张)。建议目录每篇篇名之后，附记页数。

最后，请让我向您们——我深深尊敬的编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共和国有史以来首个友谊刊物——《往事微痕》致以最诚挚的祝愿：

2008年10月11日

陕西西安市高野：你们寄来的《往事微痕》我复印多份分发西安诸难友，众口称赞，均认为你们为大家办此要事，功德无量。你们年事均高，诚盼保重身体，要劳逸结合。

浙江省杭州市沈辂:短短两三个月《往事微痕》从百册增至千册，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从内容看也不仅仅论述57反右和文革，且逐扩大到历史各个层面，起着“拒绝遗忘，留下历史”的重大作用，一定坚持办下去。

云南省弥勒陈丛林：这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一件大事，建议所选文章要有深度和典型，不要太一般的东西。应选那些无人性只有兽帖的事和人，如《夹边沟记事》等。

云南昆明张海波：建议将“五七挡案”出成专辑，但印刷要精美一点，以便收藏。费用问题可筹集，凡入编者都需出钱。

江苏省常州市臧晋镛：由杨骏祺同志翻印了贵刊的几篇文章《不信东凤唤不回》、《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最早批毛的女英雄冯元春》等，一口气读完不胜感叹，对过去遭受过的不白之冤又重新回忆起来，今天居然有了说真话的地方，可以吐露真情，表达真理了！实在难得。对一个78岁的老人来说，对《往事微痕》特别亲切，尤如遇到了亲人一般的珍贵，望能寄一份给我，我将翻印出来送给同命运的难友一阅。

安徽合肥周焕宁:"往事微痕"一，二期已收到，看了倍感亲切。往事不堪回首，文中所述人和事，都历历在目。往事并不如烟，弹指一挥已历半个世纪。我有幸混入"丁酉同榜"，对谢韬先生更是无限钦佩，他在"炎黄春秋"2007年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是不朽之作。记得1953年我在中央重工业部工作时，有幸在中山公园听到先生辅导的政治经济学课，记忆犹新!丁酉年我曾为中央冶金工业部机关先进工作者，敢于仗义执言，对储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