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第12期 （友谊交流，非卖品）

2008年12月5日

目  录

［特稿］领袖可能受制于权势阶层，总书记可以直选杨继绳

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

——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                 辛子陵

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杜  光

当代知识分子的灵肉抉择                         刘晓竹

《走向自由》的故事                             王建勋

相见难言少年事，半世人生再重逢                 铁  流 

如此 “阳谋”                                  李  斌

难友李君                                       赵文滔

粘血带肉的一粒“粉末”                         林永万

学生右派—这“右派”不是那“右派”             燕遯符

我的家史与思想史                               张耀杰

“新书介绍”：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编  者

“五七”挡案：李泽衡、杨世元 、杜明达、王铁生、罗慕骞

友谊回声：              葛嫱月、王西麟、戴传熹、王洪甲、、郑兴

［特稿］领袖可能受制于权势阶层，总书记可以直选  杨继绳

voa记者李肃:最近，在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授意下，中国文化部试图逼迫《炎黄春秋》杂志主要领导人下台，这场风波使这个著名的改革派杂志再次成为新闻焦点。这个杂志的领导层对中国的改革如何评价呢？从《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说法中可以略见一斑。

*改革之成败*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认为，应该肯定中国改革的经济成就。尽管一部分人占据了经济成就的主要部分，但是其它人也相对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政治上也相对宽松了一些。杨继绳：“改革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杨继绳把这个问题的形成归咎于中国官方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前领导人邓小平。杨继绳：“不公正的原因还是邓小平南巡讲话。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效果。一个是正面效果，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负面效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专政。就是最后的结果形成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而‘14大’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成为后来1993年以后的改革路线。当今问题的一切罪恶根源就在于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权力不受制衡，权力可以在市场上换来大量的黄金白银。”

强人政*治变成常人政治*

杨继绳认为，中国的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现在的领导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杨继绳：“强人政治已经变成了常人政治。过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革命年代造就的一种政治强人来执政。现在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通过机会、性格、才能、道德这么一个顺序走上了最高的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

*领导人向民间寻求力量*

在这股“合力”中，领导人如何行事呢？杨继绳说： “当今社会的合力是权势阶层的力量最强，所以权势阶层可能就决定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势阶层的俘虏，被他们所俘获，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 “他们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力量。当然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选票，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魄力，只好通过亲民，到民间去说好话、做好事、流眼泪、念诗来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寻求力量。但是这样是不是行？也可能有一点效果，但是还很难说。”

*何以解困?唯有民主*

杨继绳指出，民主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杨继绳：“要防止既得利益群体左右改革的方向，防止现在的领导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工具，只有一条：民主，在民众中寻求支持。而且当前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中国现在没有选举，没有选票来支撑，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亲民来支撑，来改善形象，来获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这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到底能不能很直接，能不能变成现实，还要看。”记者：“那就是说，您还是认为现在的最高领导层是有可能，也是有意愿逐步地走向民主化。”杨继绳：“我想他们年龄跟我差不多，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甚至他们在高层可能比我们站得更高，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我想他们也会知道，只有民主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市场经济必须和宪政民主相结合。马克思的一句话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嘛。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变了30年了，上层建筑还是过去那个样子，矛盾不就出来了嘛?( “所以这样常识性的问题，我想他们会知道的。只不过他们的行为不能像我们说话这么自由，受合力的左右，所以我们要体谅他们，要看，要支持。这是我的想法。我们那个杂志社也是这个指示，要支持，支持现任领导，推动中国前进。”

                                                                                                 *冒险敢言才有言论自由*

杨继绳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在新闻界工作了几十年，把言论自由看得很重。杨继绳：“严格说来，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的。但是只要我们的媒体积极进取，上面感到压力，也可能暂时退让，言论空间可以慢慢扩大的。我们不希望某一次突变或者某一次马上言论自由了。言论自由是一个过程，需要我们言论人不断地冒风险，不断地说话，这样可能才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言论自由才开始搞民主。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

 *激进→无政府→专制*

杨继绳特别强调应该实行渐进式民主化。

杨继绳：“中国近百年来吃激进的亏太多了，吃急切的亏太多了。不要太激进，不要太急切。你首先积极，要是不积极的话，你老拖下去，矛盾不断地积累，最后可能发生爆炸式的危机，结果一切都粉碎了。这就不行了。还要稳健。” “如果太激进，如果这个激进的程度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整个社会的无政府，可能新的专制就来了。专制是医治无政府的最好的良药。如果一旦群众承受不了无政府的突然，他们会像欢迎上帝一样欢迎专制者。”

 *高层直选派别公开*

杨继绳认为民主化应该先从中共党内开始。杨继绳：“怎么走呢？道路很多。我就提出一个，首先是党内民主。最高一级，总书记可以直选。党代表是真正选出来的。现在我们新华社党代表，几个几个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选过党代表。第二步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这就是多党制的一个雏形了。然后才能慢慢地由一党专制变成多党政治。”

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

     ——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  辛子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份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位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史达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委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怀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时当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得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八句则是勉励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雪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史达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婆娘(林彪在日记中一直这样称呼江青----编者按)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回忆：“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进行选举。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一千五百零八票，而实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得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捩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邻某国，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它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袁世凯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跑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

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

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它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它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导“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

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着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他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它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人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1948年国内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逼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整了刘伯承，整了陈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把毛这次讲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据党史学者考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注销《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皇权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团”。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

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

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粉碎“四人帮”前夕，军内流传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谈话，大造反对后党的舆论。

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着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随后，话锋一转：“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

汉初的隋何、陆贾是文臣，周勃(被封为绛侯)、灌婴是武将。毛说的典故出自《晋书•刘元海传》。刘元海就是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的刘渊。他本是匈奴人，小时候却对诸子史传，无不综览，曾对同窗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孙中山在徐锡麟蒙难后送的挽联中，用了这个典故“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鄙”字改成了“恨”字。毛引的是孙中山的说法。

周勃的功劳是“诛吕安刘”。刘邦死后，太子盈十三岁即位，是为孝惠皇帝。子少母壮，吕后专权，任命其弟吕台、吕产为将，掌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廷，北军卫戍京城）。惠帝二十岁抑郁而死。吕后立惠帝养子继位，称少帝。四年后，废少帝，幽杀之。吕后将三兄弟吕台、吕产、吕禄封王。刘邦生前有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陆贾游说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吕安刘。密谋后，周勃以国防部长（太尉）的身份入北军，厉声曰“为吕氏右袒（褪下右边衣袖），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周勃下令逮捕吕氏诸男女尽杀之。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人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作者为中国人民解军军事学院大校研究员）

2008年8月5日

注释：《历史的真相——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

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杜光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一周年。每当我回顾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一个问题就会不时地窜进我的脑海：究竟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

透过混浊紊乱的表面现象，我们不难发现，1957年的反右运动竟是一幕集颠倒荒唐之大成的历史剧。独裁者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善意的批评建议看作恶意的攻击；而最荒唐的则是左右的颠倒。毛泽东6月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里，让各地党委“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他在此以前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

此话大体不错。但实际排的结果怎样呢？政治领域的左右划分，起源与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开会的时候，第一二两等级的僧侣和贵族坐在会议大厅的右侧，第三等级坐在左侧。按照当时的政治态势，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市民是激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阶级，贵族和僧侣则是保守的、反对革命、维护封建制度的阶级。从此以后，倾向于激进、革命的政治力量便被认为是左派，倾向于保守、反动的政治力量则被称为右派，在两者之间，不左不右的，便是中间派。反右运动中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保守势力称为左派，却把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知识分子叫做右派，左右双方完全颠倒了。

左右颠倒的根源在于把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社会五十多年来的一切混乱的总根源。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应当“争得民主”，“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旧的国家政权”；同时，这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真正充分的自由”。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者在联合起来的企业里，享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生产力极度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也很低。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具备孕育社会主义的条件，相反却有着浓厚的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因此，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一旦放弃民主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做革命对象，就只能依赖封建专制主义。因为如此落后的社会，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供任何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即使是被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进行东方式、封建式的解读。于是，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就得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隐蔽下公然复辟。试看那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不民主，社会不自由，劳动者虽然被组织起来，却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社会制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它与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却符合于封建专制社会的所有特征。所以，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实质上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和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期待，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主革命的内在本质。所以，这些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派，是真正的左派；而那些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巩固个人独裁统治而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镇压革命派的封建专制势力，才是顽固保守的反动派，是真正的右派，包括那些充当反右运动的爪牙和打手的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这种荒唐的颠倒在经过50年的曲折历史之后，仍然充塞着人们的头脑。直到今天，那些被认为或自命为“左派”的知识分子，依然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自己的使命。他们留恋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统治，保护名为国有制的官僚所有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他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自由；他们自命为“社改派”，即社会主义改革派，实际上却是要把社会拉回到那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专制独裁的时代。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言论和行为，充分表明他们不是什么左派或极左派，而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右派。真正的左派是那些要求突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争取民主自由、呼吁改革政治体制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还人们以符合于历史实际的本来面目。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个名是必须正的，名正才能言顺，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作者原系中共中央党校科技办公室主任）

当代知识分子的灵肉抉择    刘晓竹

知识是一种痛苦，共产党来了之后，更是一个个苦字了得。你不选择共产党，让你肉体痛苦或肉体消灭。但选择了共产党，让你精神痛苦或精神消灭。从战争年代到运动年代，从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这个灵肉线索应该是清楚的。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再次面临痛苦抉择：要不要继续跟党走？不跟党走，肉体很痛苦，一来小鞋不舒服，二来收入要损失，搞不好还有牢狱之灾。但如果跟党走，精神很痛苦。因为，昧着良心，厚颜无耻，没有人格，精神能不痛苦吗？
    然而，大变之际，读书人也要选边站。时下都说跟着感觉走，但究竟是肉体的感觉还是精神的感觉？我看还是要选择。毫无疑问，一部分知识分子会选择共产党，在权贵温柔乡醉生梦死，脑死而终。甘心做一党专制的白手套，做权贵的马前卒，一定会有这样的人。但是，另一部分人会跟着精神走，跟着良心走，跟着历史的脚步走。虽然短期内有困难，会很不舒服，说不定会挨整、被撤销教职等，但是，他们却可以得到读书人非常珍视的自由。没有自由哪来尊严？自由既是一个抽象概念，也是具体入微的生活方式，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纲络自由，结社自由，乃至反党的自由、击鼓骂骂的自由等。从秦始皇以下，读书人两千多年没有自由。今天，自由的曙光就在眼前，难道我们会放弃吗？
    读书人一旦选边站、要自由，自然就有道义。有是有非，有黑有白，这是道德前提。反过来说，没有是非，没有黑白，就谈不上道德。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搅浑水，扭曲一切，搅浑一切，让你没有了是非，如此一来，大家就可以在荒谬与言中同流合污了。所以，读书人的道义担当第一是打击假大空，第二是实话实说，第三是说良心话。那么，你是为权贵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你是站在历史起家步一边，还是站在专制腐败一边？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读书人一旦有道义、有担当，就要介入，叫做行动主义。实在说来，书斋里也容不下那么多纯学问，所以，可以分出来一部分人搞行动主义法学，行动主义的社会学，行动主义的政治学，行动主义的环学等，一句话，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一些实实在在事情，叫做理论与行动相结合，知识与维权相结合。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从郭飞雄到胡佳，从郭泉到凌沧洲，还有很多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历史将肯定他们，老百姓会肯定他们，他们也是我们读书人中的英雄。
    总之，形势非常紧迫，明年很可能出大事情，大家不能不有所准备。知识界面临一次洗牌，那些与权贵紧密合作、敌视自由民主的知识精英将被淘汰出局。而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站在老百姓一边的读书人将有机会脱颖而出，开创中华文明的新天地。知识分子的灵肉抉择，历史抉择也。

《走向自由》的故事    王建勋

《走向自由》这本书，曾以《自由声音》的书名，于二○○六年一月在大陆自费少量印行，是一本为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由我主编的论文集。

胡耀邦先生的大德懿行，本书的三十三位作者已用他们的如椽之笔，从各自的不同角度阐述得十分明清晓畅了，无庸我再置喙。下面仅就此书的成书过程中发生的若干故事，向读者诸君做个交待。

缘起于筹划纪念胡耀邦大会

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午，李普在他们新华社职工食堂三楼的一间小餐厅，请了四桌客人，为的是庆祝李锐先生米寿。头儿老太太们面前“献演”了一首“杂合唱”，好像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寿宴来的大都是文人，寿礼中也就多是图书和书法、美术作品了。我那天送给李锐的“礼物”别具一格，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份文件复印本，这份文件上罗列的禁止大陆发表、出版的作家、作品名单中，“李锐”的大名赫然在目。寿翁看罢，哈哈大笑，然后又大声朗读了一遍，引来满室更大的讪笑声。

在主宾俱欢的热烈中，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在半年多后的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冥寿九十周年时，举办一次缅怀耀邦的纪念性学术研讨会呢？我把这个念头插空向在座的几个老人分别做了简述，获得一致支持。于是，我回家后立即动作起来。

五月五日，我草拟了一个《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论研讨会（暂名）初步构想》，分送诸人征询意见。

其宗旨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国际等方面初步分述胡耀邦对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学习并发扬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专制主义彻底决裂的超人勇气及其深远影响，探索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胡耀邦思想体系宏阔、深邃，迄今未有人系统耙梳，精心整理，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现拟举办的这个研讨会，就是想在这方面开个头，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广大公众知识分子对这位伟人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工作的重视与积极参预。

需要说明的是：

“发起人”当中，于老光远先生后因轻度中风，住进北京医院，退出。

在“拟邀与会者”的二十五人中，我在起草这个《初步构想》时电话中应允了的杜润生、杜导正、高放、吴江、张思之和严家祺，后来有的婉拒，有的没有下文。一些没有发邀请信的人闻讯要求参加，共收到三十四人的三十一篇文章，其中孙长江与他人合着，送来了两篇。作者中的张凯、何家栋、刘宾雁先后西行，他们已看不到本书的公开面世了，甚为憾事！那么就以这次的正式出版，向这三位先贤致敬吧！

至于原来答应予以赞助的那两家公司，两个多月后退出了。我另找了一家勇于道义担当的公司赞助。

开这个研讨会的场所，我首选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看中的是那里有温泉，还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约在二○○五年的夏末，确认参会的人数大体定下来后，我直奔小汤山疗养院。日期、房间定好，价钱讲妥，过了几天我又去交了订金，签了合同。

此时，中办发了个文件，说要在当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公开纪念胡耀邦。我看了这份由王刚领衔，十几个部、署、会、省协调的文件后心中暗喜，中共中央终于开了窍，如果能以此为开端，后面将是人间正道了。

“黑白二警”突然约谈

天气转凉，路边的鲜花开始凋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浊流滚滚来。

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我和张显扬正在朱厚泽家谈别的一件什么事，忽然手机响起，一个陌生男声传来：“是王建勋

我问：“谈什么事？”

孙（公安局的）答：“当面谈吧。你现在在哪儿？具体位置？我们马上去找你。”

我说：“你能打通我的手机，就应该知道我现在的位置吧？我现在在别人家，我们还没谈完，你来不方便接待。”

孙又问：“那你几点可以谈完？”

我看了一下表，不到十一点，估计再有一个钟头就差不多了，于是告诉他：“下午吧。”

孙氏在电话那头说：“行，那就下午见。”

收起电话，我纳闷地说：“我是良民呀，最近也没有犯什么事，公安局找我干嘛？”我们三人参详了一番，不得要领，于是放下这个题目，继续我们的谈话。

下午快到两点钟的时候，我刚回到我家楼下，手机又响起来：“王建勋先生，还是我。我姓孙啊。你到家了吗？”

我四下望了望，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人，于是漫应了一句“到了，正要上楼。”

孙警察说：“那我们现在谈吧。”

我说：“欢迎阁下光临寒舍。我家的门牌号不用说了吧？”

孙答：“去你家谈不方便。你爱人退休了，她在家听见不好。”

我说：“那就到马路对面社里谈，我在五○五。”

迟钝了片刻，孙狐疑地问：“去你们单位？跟不跟你们头儿和保卫部门打招呼呢？去了却不跟他们说，不合适；跟他们见面吧，又没这个必要，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几句话和你说完就完了，我们走了，你却要费口舌解释半天，别人还不一定信，多麻烦。”

我想也对，就告诉他：“那么好，就不去办公室。在社里一楼的大厅谈。”大厅里有几张圆桌，是专门用来接待作者和读者的。

孙继续反对：“你们单位就不去了吧。”

我反问：“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去你们单位了？”

孙说：“如果真把你请到公安局，那问题就严重了。没什么大事，只是随便聊聊。”

他的这些话把我搞胡涂了，有点不耐烦地问他：“我家你们不来，办公室你们也不去，上你们那儿你又说没必要，大冷的天儿，难不成我们站在马路边上谈？”

他赶紧解释：“我们不做『马路天使』。你家北边不远有个华北大酒店，在那儿的咖啡厅怎么样？”

那个地方我知道，北京奥运会前，奥组委的新闻中心就设在华北大酒店的配楼，我曾在那儿打过短工，时间不长。现在好像换东家了，里外焕然一新，店名也改为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了。此为后话，还是回到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下午，请读者朋友接着听我讲故事的后半截儿。

我对孙警察说：“可以，就那儿吧。”

他接着要敲定时间：“两点半？”

我说：“不行。按我的生活习惯，每天午饭后我都要睡一小觉。”

孙退了一小步：“那就三点。”

我继续讨价还价：“万一睡过了头呢？保险起见，三点半吧。”

　　“行，三点半在华北大酒店咖啡厅见。”孙如释重负。

我听出他要挂电话了，急忙补了一句：“怎么找你呢？我又不认识你。”

孙警察在电话那头轻声地笑了；“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认识你。”

我一拍脑门儿，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句：真笨！怎么问这么个傻问题。

公安明言当局不许开这个会

准时赴约，是我的做人准则之一。小寐醒来，步行十几分钟，约莫三点二十的样子，我走到华北大酒店门口，兜里的手机响了：

“喂，王建勋先生，你到了吗？我们在等你。”

我紧忙回答：“到了，到了，就在大门口。”揣起手机，转身进了旋转着的玻璃门，正要右转去咖啡厅，一个身量与我差不多，上穿白色夹克的年轻人迎面朝我略笑着，轻声唤我，然后自我介绍：“我姓孙，今天跟你通了几次电话的。”我向他伸出右手，他稍一怔，迅即也抬起右手。握手礼毕，他引我走向咖啡厅。快走到一张放着两杯茶的桌前时，另一个年轻人脸上带着勉强挤出来的微笑站了起来，比孙警察矮一点，瘦一些，脸色略显黑黄，好像穿了一件西装，深色的，没打领带。他们问我喝什么？我要了一杯什么茶，现在不记得了，应该是铁观音吧，这是我平常喝惯了的。几句寒暄过后，很快他们要进入主题：“这次请你来，是想了解……”

“等等。”我靠在高背的竹椅上，呷了一口铁观音，打断了孙姓警察的开场白：“你在上午的电话里说是公安局的，那么我还说我是公安部的呢。”

“嗯，对。你是要验明正身啊。”说罢，他从白色夹克里兜掏出一个深色的狭长夹子递了过来。

我接住，放在圆竹桌上，摸出眼镜盒，打开，取出花镜，把镜绳撩过脑后戴上，然后拿起夹子仔细端祥。这是我活了五十三岁第一次见这玩意儿。夹子是竖式的，外面镶着一个银白色的警徽，估计似乎是铝质的。此前我曾听人说，总警监、副总警监的肩徽和左胸前的警号是银的，他们的工作证上的警徽该不也是白银的吧？如果是，揣在兜里沉不沉啊？

关于警徽的胡思乱想，转瞬闪过，我瞥了一眼对面两位黑白二警，他们面无表情，默默地看着我。向上翻开工作证，塑料薄膜下面插着的白卡片上写着：孙荻，国家安全与政治保卫总队，“付”科长。我合上皮夹子，边递给他边问：“你们这个国家安全与政治保卫总队，从名称上看，它的职责不是与安全部、安全局交叉甚至重迭了吗？你们怎么分工呢？”

孙荻仍是面无表情，“不知道。”他冷冷地说。

我接着说：“那么这个你应该知道。回去告诉你们干部、人事部门，‘付’科长的‘付’字写错了，应是立刀‘副’。”孙荻听罢，打开刚还给他的工作证，看了一眼，惊讶地抬起头来：“唉呀，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注意。王先生，您不愧是老编辑。”

那个黑西服也把他的工作证递过来，我摆摆手说：“不必了。你们俩是一块儿的，看了一个就行了。可是我没有工作证给你们看，身份证我有，还看吗？”孙荻和他的搭档相视一笑，没有要我也“验明正身”。

接下来谈正事时，孙荻主谈，黑西服自始至终没怎么说话。

他们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问我《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论研讨会》的筹备情况，诸如谁组织的？有谁参加？谁出钱？时间和地点？等等。二是明言这个会不许开。

我对二警晓以大义

我反问他们，胡耀邦你们了解多少？他的历史功绩你们知道吗？他的下台和他的死引发的“六四”屠杀你们听说过吗？黑西服和白夹克一脸茫然。我大概讲了一下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九七八年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告诉他们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逼胡耀邦检讨、下台的经过，还向他们简单回顾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的历史片段。我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首都，纪念中共的前任总书记、死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怎么就不行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研讨的是本。拉登、达赖、李登辉或陈水扁，你们的干涉也没有道理。你们的枪口指错人了。再过几天（实际上是十八号），就要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了，内定三个政治局常委出席，主持人和主发言人也是常委一级的大官儿；湖南和江西还要搞纪念活动。你们出面调查、禁止我们的学术活动，不是明目张胆地跟中共中央对着干吗？年轻人，“反党”的罪名，两位担当得起吗？不要被人当了枪使。

我继续讲，我们没有什么组织，“君子不党”，只有我一个人居间联络。参加研讨会的人，大多是七老八十的党内专家、学者，还有几位年过九十的。他们中约半数人的党龄可能比两位的父辈年龄还要大。这些人聚在一起，无非是对他们衷爱的老领导胡耀邦再表敬意，对中共党内和国家的民主进程各抒己见罢了。毛泽东六十年前不是讲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我又说，官方和民间自发纪念的主体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你们可以，我们就不行呢？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难道你们连胡耀邦这个人和纪念他的活动也要垄断起来？就像两位今天的着装，执行公务却不穿制服，这我可以理解，为的是工作方便；但穿便衣，颜色、样式却又不同，为什么呢？不同的审美标准使然。意识形态、价值选择为什么不能也多元呢？难道一定要回到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老路上去？我还把《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关于玫瑰花与紫罗兰的比喻说给他们听。

从孙荻和他的搭档面部表情上看，我觉得这些事他们听得很陌生。

最后，我真诚地邀请这两位保卫国家安全的警察作为我个人的客人，来旁听我们的理论研讨会，并请他们转达我对他们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直至周永康、罗干的邀请，也欢迎他们前来旁听，光明正大地来，堂堂正正地来，在阳光下来，听听我们对胡耀邦及其思想的辨析，听听我们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意见。

孙荻表示，他们回去会把我谈的情况和邀请如实汇报。又问：“您的课我们可以去听吗？”

　　我说当然可以，“你们离开学校多久了？哪个学校毕业的？”两位年轻人告诉了我他们的母校，校名我写此文时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北京的两所不错的名校。然后我又简单回答了他们问我对当红的几位大陆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孙荻好像是发自内心地说：“以后还要向您多请教。”我看看表，已快五点了，便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了吧？”他们表示同意结束。我叫来服务员结账，孙荻抢先让他的搭档付钱。我说，按我们的规矩，谁工资高就吃谁的，我的退休金加上讲课费应该比你们多一些，还是我付吧。正在交钱、要发票的黑西服说：“我们能报销，我们能报销。”

结完茶钱，我在前孙荻他俩在后鱼贯而出。走到旋转玻璃门前站住，我转身向黑白二警握手道别，孙荻说，“我们用车送您。”我说谢谢了，这么几步路不劳二位开车送了，早点儿回家休息吧。

孙荻说：“不像您想得那么复杂。”他顿了顿，轻轻地滑出下面的话──“是于浩成说的。”

把于浩成也搅进来了

顺着不停转着的玻璃门出来，我在回家的路上脑筋也在不停地转，于浩成？不会吧。老于去国十几年，年前刚回来，他给我打电话“报到”时，我曾大吃一惊。简单问了问他的近况后，我还在电话里戏谑他：“共产党对你不错啊！刘宾雁几次三番要求回来都不准，公安部怎么瞎了眼放你溜了进来？芳庄四室一厅的新房子住着，十几年的工资一分不少，连党籍都还在！”

上得楼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核实。于浩成说，十几天前确有一高一矮、一个不太胖一个有点瘦的警察找过他。他让我等等，说去把日记本拿来。不一会，他在电话中给我念了那天的日记。我责怪他说：“唉呀，老于！你怎么连锅端啦！”他不解地问：“这种事有必要瞒吗？”

我骂他：“你在美国十几年的舒服日子把你过胡涂啦！你说了也就说了，干嘛事后不马上跟我打个招呼呢？你不会是对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时有胡耀邦的批示仍耿耿于怀吧？”

老于在电话那头嗫嚅着：“我……我没想那么多……对不起……老王……我……。”

二○○六年，我和老于都稔熟的一位朋友两次向我解释此事。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包遵信的遗体告别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老于致悼词。告别式前，在贵宾室等候时，我和老于相遇，两人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老于致悼词时，我还提醒他把帽子摘掉。

从十一月十四日的这天起，后边的四五天里，大小衙门的几拨人纷至沓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表达的都是同一个坚定意思：此会不许开！搅得我不胜其烦，课都备不好。

还是在这几天里，先是小汤山疗养院来了电话，说，对不起，十一月十九、二十日两天，你们包的那座小楼不对外了，接市卫生局通知，市里在这两天安排局以上干部住院体检。我又打电话去问备用的那“三窟”，马坡的回答是：换锅炉、停暖气，不怕冷的话你就来。金台饭店和中国职工之家的答复，则是文质彬彬、礼貌多了，理由却缺乏想象力地同一：你预定的那些房间恰巧被中办（中央办公厅）和全总（全国总工会）占用了。机关招待所性质的饭店，当然首先要为本机关服务，这个理由很堂皇。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温家宝端坐主席中央，吴官正主持，曾庆红讲话。原定出席的胡锦涛中午才从首尔（当时是不是还叫汉城？不记得了）返回，巧妙地避开了大会。

湖南和江西也在这天的前后搞了纪念活动。

会开不成改为出书

我忙了半年筹备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论研讨会》，就这样被搅黄了。原拟与会者无不义愤填膺，但他们和海外的几位的论文仍如期而至，于是就有了前年的《自由声音》。《自》书一出，索要者纷来。因经费有限，印数不多，未能全部满足各方需求。迟至今年九月，《工人日报》前总编辑张宏遵称受胡启立之托，还前来索取。

最后，关于书名《走向自由》，再向各位读者交待几句。这是我三年前定的，有两个考虑：一是我和本书的各位作者都崇尚民主和自由，为达此目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胡耀邦的离世，使他终于挣脱了精神枷锁，放下各种顾忌，他永获自由了。这从《自由声音》的装帧设计可以看出，它与原书名《走向自由》是非常合的。《自》书临印刷时，经不住两位在现场监制的朋友在电话里向在家的我再三劝告，我勉强依从了他们的意见，临时同意将《走向自由》改为《自由声音》，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充分理由。出于对这两位朋友无偿劳动的愧疚和对他们的政治理念的尊敬，我当时无奈地违心答应了。利用这回正式出版，得以纠正我当初的无奈和违心，仍回到原书名《走向自由》。《走》书面世后，那两位朋友如果看到，我先在这里说声“得罪了”。与《自》书比较，我删去了一位作者的一篇文章，也一并先在这里告罪了。

上面拉拉杂杂地仅凭记忆，把《走向自由》的成书缘起和出版经过大致概述了一下。可能有词不达意之处，愿胡耀邦的在天之灵，引领我和你们走向自由！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本文作者为北京退休编辑）

相见难言少年事，半世人生再重逢    铁流

旧愁添新愁，往事恨悠悠！说什么“反压迫，求解放”，“除剥削，争自由”，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贪腐黑恶神州。  争斗拼杀，你死我活，不堪回首。马妖列鬼，斯魔毛怪，皆是吃人野兽。而今“共产天堂”安在？千年华夏，万里赤县，太多怨鬼冤囚。

 2008年10月26日回故乡的第二天，难友彭慕陶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铁流，有个叫白竹均的认识你，她是你们干训班的，也是移民美国回来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认识，她是二班的，不但认识，至今还说得出她的模样，瘦精精的高挑个儿，一双大眼睛，性格内向，不多言不多语，挺稳重，是不？彭由衷地夸我一句：你记忆真好！

不是我的记忆好，是那段生活太“精彩”。1951年中共执政伊始，需要大批管理城市的干部，我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学徒娃娃，领导上为了要重用我这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三代穷人，把我从当时所在的一区工委送到中共市委干训班培训学习。用组织部长马识途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培养一批骨干队伍，充当“红色政权”的各方要员。其真实目的所在，是要把一大批天真纯洁，不谙世事的小青年，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杀伤力最强的“炮弹”。我“有幸”被选中。

在我记忆里，中共成都市委青年干部培训班校址设在西城吉祥街五号一座旧官僚的大公馆内。这座大公馆的主人，有人说是潘文华，有人说是田颂尧，其实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戴季陶的。院子很大很气派，由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组成，左边是欧式洋房，右边是中式庭院。欧式洋房是一色的罗马柱，落地的玻璃窗，阳光屋，楼顶花园，四周是茂密树林，一派法国风光。中式这边是古朴典雅的黑漆双扇铁皮包果的大门，大门上钉着发亮的铜钉，门前有对大石狮，还有上马凳、下马石和拴马的石环，大门后是凋花楠木屏风，穿过屏风两侧是厢房，正中是空旷的花园，然后是客厅、正房、后院、大花园。学员大多数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他（她）们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建设新中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解放事业，纷纷放弃就读大学和出国的机会，来到这里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礼”。

这个培训班有两百多人，没有党员,团员也超不过二十人。我和其它七八个人属于调干生（即已有工作单位，又称带薪培训），分编为四个中队十六个小队（又称学习小组）。每个小队有十二、三人，设小队长和学习组长各一人。小队长管思想、管生活，组长管学习、管组织。干部培训班直接由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室领导（那时不叫厅，整个市委机关干部不超过一百人）。我们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用冷水洗脸、刷牙之后，拿上特制的小木凳，排列成三人纵队，挺着胸、昂着头，高声歌唱着：“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不能给美国当洋奴。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能把生命当粪土。走，跟着毛泽东走！五万万个人，十万万只手。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

歌声嘹亮，情绪激越，唱得血管里的血似乎要往外冒了，心里充满着荣誉感和胜利感。除此还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穿街走巷，最后来到中共成都市委所在地多子巷，挤在一间铺着红地毯的很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艾思奇主讲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学习的固定教材是三本书，陈伯达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在培训班里不分等级，不分出身，也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关系平等，亲如兄妹。由于学员多是学生，干训班自始至终沈浸在活泼、愉快、轻松、乐观的校园风气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绰号根据各人爱好、性格、长相来定。每天学习的上下午时间有半个小时的工间操，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唱歌跳舞、做游戏，诸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瞎子捉跛子等。学习主要是听广播、听报告、看书，除此就是讨论，大家坐在矮板凳上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谈得十分认真，就像西藏小喇嘛在辩论佛经。另外，每周还听一次大报告。作报告的是市委几名主要领导干部，有组织部长马识途，宣传部长叶石，秘书长曹振之。马识途胖胖的，看去像个大资本家，是地下党的老党员，曾经担任过西南联大第二党支部书记，为了掩盖身份冒充过香港猪鬃商人。秘书长曹振之矮矮的个子，脚短手短，戴副黑眼镜，不苟言笑，一脸严肃，谁都怕他。宣传部长叶石，一米八的身材，风度翩翩，讲究修饰，满口京腔，讲话很有水平。大家崇拜他，特别是女同学。

他们三位都是一流的宣传家，所作报告深入浅出，有理有据，使你不得不信服共产党必胜的道理，国民党必败的原因，以及人类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培训结束后，她分配到成都市工商局，很快加入共青团，送到省委党校学习，并经领导指定为团支部书记，是重点提干对像；我则去到风雷激荡的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搞“土地改革”运动，从组员到工作组长及至科长、秘书、记者……一心扑在工作上，全身心地为 “革命”奉献，自此天各一方，再未见面。想不到六年后的1957年，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双双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三位为我们“洗脑”的报告人，在仕途上结局也不好，叶石和我们“殊途同归”，曹振之名列“右倾分子”，马识途后来是 “刘邓”在四川的“黑干将”。历史啊，你该怎么评说？

五十七年，历史长河的一瞬。在难友彭慕陶的安排下，三天后我们在金西路一家叫老虎灶的茶馆见面了。昔日翩翩少年而今均己老态龙钟，她身佝躯残，步履维艰，要不是那双大眼晴，简直无法认出她就是当年举止端庄，苗条俏丽的白姐。

万语千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真是笑不出、哭不出，丝丝苦味在心头。我们久久默默相视，都在追忆那段是怀念还是诅咒的日子……她挺乐观直白地先说开了：1957年我在报上看见你因写文章成了“右派分子”，总对不上号，黄泽荣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学徒娃娃，怎么会是“右派”？到后来我也成了“右派”，才明白这场运动的荒诞可笑。唉，在那个年代只有两种人，卑贱者和卑鄙者，你不整人必然被人整，我们不当“右派”别人就当右派。不是我们坏，是这个制度坏。她又接着说，我看了很多“右派”写的书和文章，但都缺乏反思，多是写自已如何如何受难、受罪、受苦，却没有写自巳如何如何去为这个制度做坏事。“反右斗争”前我们都是这个制度的拥护者、追随者、执行者，都在为这个制度的巩固建立打拼，实际上为自巳也是为老百姓营造“监狱”，一座铜墙铁壁的“监狱”！说得明白一点，你我不过是“权奴”而己，所以是“最卑贱的人”！

她接着说：在处分书上签字那天，我没有哭，但心里在哭，我自已在问：这就是民主吗？，只能承识不敢有一点异议，连呻吟也不敢！就那么几条意见换来了二十多年的枷锁……

      她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由不得我惊呼地叫出：白姐，我同意你的观点！她微微一笑，这笑既苦涩又辛酸，像柄利刃吱的一声，划破一堵美丽无比厚厚的装饰得十分金碧辉煌的宫墙，顿使你从迷茫中有所醒悟，原来这堵尘封的宫墙内一片龌龊，一片肮脏，一片血腥，男盗女娼，你争我夺，无所不有……

      沉默好一阵后，她轻轻地一叹说：1998年我去了美国，给台湾、香港移民讲起这些事，他（她）们都听不懂，无论我怎样花力气解释，还是听不懂。他（她）们根本不相信为一句话和一篇文章，被整一、二十年，甚而坐监杀头。后来我才闹明白，这是两个不同社会的观念差异，别人是人性社会，在爱的阳光中长大；我们是专制社会，在仇的厮杀中求生。马列主义是正教还是邪教，毛泽东是救星还是灾星？经过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想给我的难友说几句话，经过漫长的苦难，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民族需要爱，不要再在仇恨中生存，要包容要宽厚，从心里化解仇恨，大家都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要去争争斗斗，你杀我我杀你？结果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匍匐屈膝在毛泽东的脚下，众口同声说：我有罪！我有罪 ！！我们不也帮了毛泽东的忙，造就他个人的极权统治。当然，他们有枪谁都怕死，不过我们得将历史留给后辈，决不让悲剧再重演，唯一的办法就是爱！爱生活，爱生命，爱一切人。   我身板骨由不得一震，心地一下光明了许多：似乎只有宽容、反思，才能治愈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心灵的毒害，才能根绝“暴力革命”对我们灵魂的污染，不然民族难以重生……

        是夜难以入眠，决定再追访她。一拨电话，她应允了，邀我前去。三天后又是一个愁雨压地，秋寒袭卉的上午，我按时去了她的住地。她住在无电梯公寓的四楼，有心脏病，行动诸多不便。一杯淡淡的清茶，无语胜有语的静坐，我们两个老人又回到了少时中共市委干训班光怪陆离的生活……

      干训斑学习的中心议题是：认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把握人生革命命运。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从猿变人的氏族社会进入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然后奴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顺应历史发展，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反动的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必然失败垮台。

      在坚信革命必胜的前提下，再分为四个阶段重点学习。第一阶段，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第三阶段，告别旧世界，拥抱新中国，把以前有过的不好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向党和组织交代；第四阶段，巩固学习成绩，自我检查总结收获。

      第一阶段学习轻松，没有压力，泛泛地谈些认识上的问题，上下午工间操，快快活活跳舞、唱歌、做游戏，不知人世间什么叫忧，什么叫愁，嘻嘻哈哈像群小麻雀。每天晚饭后，总是三三两两沿着吉祥街穿过马正街，越过坍塌的城墙，漫无目的地在郊野走来走去，谈天说地，互道人生理想，或围坐在锦江河边的草坪上，望着千里田畴，万顷绿波，大有“鹰翔长空，鱼翔浅底”，“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凌云壮志。时而引歌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领导人民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草地上翻滚，歌声在树梢上荡漾，歌声伴着锦江潺潺流水，飘出很远很远。然而，历史“回馈”给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偏偏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灾难……

      你又是怎么成为“右派”的？我问。这是一个我对所有难友的共周提问，其实历史早已作了回答：“革命需要右派！阶级斗争需要右派！威慑人民不满与反抗需要右派，不然何以叫‘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如此，我仍要这样问，实际是填补一点心里永远逝不去的迷茫，就像海洛英瘾客难解海洛英的迷茫一样。

      她静静地说：和你一样，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可是这个党、这个领袖需要在大小知识分子中抓“右派”，作为祭品巩固统冶。我不明白怎么就当了右派，成了敌人？我自信自已爱这个党爱这个领袖，所以才在1962年向成都市检察院投递申诉要求“甄别”我1957年划“右派”一事。检察院没有理睬我，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单位理我了，“打退右派分子白竹筠的猖狂进攻”！若干年后我想到当年的做法真可笑，就是这个整你的党你还去哀求它，能有好果子吃吗？。

      沉默，又一阵沉默。沉默后她起身拿出一个纸包，从里面翻出一叠发黄的纸卷交给我。我展开一看，竟是她1967年写给“中央文革”一封上万言的“翻案书”。这“书”是用腊纸刻的，工整娟秀，一笔一划，毫不马虎，看得出主人的用心专注与希望。首页的标题是：最高指示：“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又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文是：控诉！控诉！！控诉！！！李廖死党及其黑爪牙，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对我进行政治陷害的罪行！副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我整整十年。

      这里所指的李、廖，就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走资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张人均、罗荪、何旭东，均为成都市工商局长、人事科长、计量所长等大小党政负责人。她见我看得认真，忽然窃笑起来说：你看我愚蠢不愚蠢，都这个时候了还相信他们。唉，“右派”的悲剧就是愚蠢，直到今天可能还有这样的人？找他们“平反”，找他们诉冤屈，希望他们发善心，这可能吗？其实我们“右派”反什么党？反什么社会主义？不就说了几句真话、实话而已，活活被整了几十年。我比你好，还没有进去，仅作为一般右派处理，降两级工资留机关工作，但运动一来就是斗争的“活靶子”。1960年就摘掉“帽子”，但仍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又成了“改正右派”，反正我们此生与“右派”脱不了干系……

      我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见解，说：谁能平？谁又能平？

     她不以为然地点拔道：平也好，不平也好，人家才不在乎哩！反正手中有权力、有军队、有监狱、有警察。唉，“解放”快六十年了，我常说把他们做的事放在桌上评一评，从批俞平伯《红楼梦》，到“抓胡凤”，从“镇反”到“土改”，从“三反”到“五反”，以及“高饶事件”、“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哪一件是做对了的？哪一件是做错了的？我可以和他们任何一级的领导，或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辩论，但条件是宪法要在党的头上。只要宪法在党的头上，我就是胜利者；如果宪法在党的脚下，我只能认输。这个“党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不解决，有什么值得说的？

      她的话平平和和，毫无个人激愤情感，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如此深邃透明，深感自愧弗如。我放下手中那一叠发黄的材料，关切地问：这几十年你是怎么走出来的？

      她凄然一笑，那笑的波纹使脸上皱折更深更深，似乎每一条逝不去的皱折都刻着“政治运动”留在人间的险恶。她沉静了会儿，梳理出往事的思路，一字一句说：我没有被打、被吊、被捆，但一直屈辱地生活。划我“右派”时，我是个孕妇，每天离家上班，总担心能不能回来？还有，只要共产党一搞“运动”，我就是被打击的对像。从1957年到1978年“改正”前，先后被批被斗百次以上，从一个小姑娘斗成一个老大姐，你说笑人不？好在斗我的人私下对我特好，就是那些“积极分子”有时也送来一个关切的目光。再有我丈夫好，他虽是党员，“组织”上多次动员和我离婚，可他一直坚守感情的底线，就是不离！要不那几十年就悲惨……

      社会还没有死，公义还没有死，民族还没有死，人的良知还没有死，要不谁挺得出来？一股秋风穿窗而过，沉闷的小屋顿觉清爽。   她舒舒地吁口气，是宽容还是宽恕，听得她自个儿说：我信了上帝，上帝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女儿自幼聪明，读书成续优秀，但上不了高中，初中毕业就去建筑队挖土石方，可一直坚持学英语，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一个考上四川大学外语系 ，90年代初就和先生移民美国，总算能自由自在生活。

我为她庆幸，也为我们“57”罹难者庆幸，我们中不少人的儿女都是优秀的，不因父母所受灾难而垂头丧气，正如我女儿说的：爸爸，你们一代太苦了，太不幸了！我去美国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学会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观，来改变我们这个封建专横的国家……

如此“阳谋”

——屏边县“不反右派”真相    李斌

云南屏边县的整风反右运动，于1958年2月进行，中共屏边县委书记张某某向全县干部作整风动员报告说：“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没有右派。”

张书记还担心大家不能打顾虑。又特别强调：“同志们，为了帮助党整好风，我代表县委向大家保证：对于大胆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如果有人敢于报复、打击，县委给你们撑腰。我再次代表县委向大家声明，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

张书记的报告让我激动不已，立即写出“运动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谈了对整风运动的认识，暴露和批判自己的思想顾虑，表明了帮助党整好风的决心和态度。

以后转入小组鸣放和大组鸣放。小组长是肃反运动中入党的白云中心小学校长汤某某，大组长是副县长邓某某。邓某某对我特别客气，无话也要找话拉一拉。对我的发言总是给予特别的表扬与夸奖。鸣放的第四天，邓大组长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以极其亲切、信赖与尊重的口气说：“你们都是我县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你们不仅能力强，工作出色，还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只有你们才能提得出一些有份量、有见解、有深度的意见来。你们一定不要辜负县委对大家的希望。”

他特别表扬了我，说：“我看李斌同志的表现就很好嘛，积极写大字报，踊跃发言，与党同心同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的。为了让李斌同志所提的意见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准备组织全县的教师大会，请李斌同志到大会上去发言。”

邓对我的表扬和期望，使我产生了怀疑，感觉像是一种圈套。然而，很快我又想到了张书记的报告：“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这话绝不可能是随便说的，没有必要胡思乱想，应该相信县委，做到胸怀坦荡。这样一想，终于又战胜了怀疑，答应了在大会鸣放。

那天上午，我便心地坦然地走上了大会鸣放讲台。参加大会的人，除全县的教师和县文教科的所有干部外，还有政府、县委以及部分委办局的头头。

会场鸦雀无声，气氛严肃得有些异常，连一向善于言辞的邓大组长的开场白，也显得十分呆板。这种气氛，我再一次有了“圈套”的感觉，但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打退堂鼓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硬着头皮前闯。

下面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屏边县的教育事业，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但教育质量普通偏低，主要原因是师资素质不高，许多教师连一般的课堂教学程序都不懂，甚到还念错别字。

县委、政府要重视提高师资素质的问题。还应对教育事业投入些资金，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对一师一校的村小，要多给一些关心和照顾，，她们一个人在一所学校工作，上至校长，下至工友，就是一个人。既要上课，又要带孩子；既要批改作业，又要生火煮饭；既要下乡搞中心，又要当乡上的文书；要吃菜，得种地，要吃肉，得养猪……

二、我县农村学校的学生流失现象严重。流失率一般要在30%左右，五荒六月则高达50%以上。有的学校开学初期有学生三五十人，到了五荒六月，往往只剩下几个人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情况呢？根本原因，是农村吃粮太紧张，征购太多，留粮太少，学生拿不出粮食交给学校食堂，被迫辍学。

三、应该完整执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政策。我认为屏边的干部政策上存在着重“德”轻“才”的倾向。又把“德”混淆为“出身成分”，把“才”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白专”。我建议对干部实行考核录用。

四、应大力加强和改进屏边的宣传工作。我们屏边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好地方，但由于宣传工作薄弱，知道屏边县的人很少。我建议不要单纯宣传所谓的中心工作，更不要屎急才挖茅斯，而应当积极主动地向省外、向全国宣传我们屏边。

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屏边“有反必肃”是做到了，而且往往做过了头；而“有错必纠”则成了一句空话。屏边无论在镇反、肃反、三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逼、供、信，都有过错捕、错判的案例，并迫使一些人上吊自杀……

在发言中，我还就“屏边县委会占用屏边省小校址”、“某区委书记强行抽调教师去搞中心工作而迫使学校关门停课”、“某女遭某干部污辱一直未作处理”等三件在教师中反响强烈的事，作了简要的口头补充。

鸣放结束，我如释重负，认为自己终于做到了响应号召、与党同心同德而感到特别轻松。然而，当我正沉浸在欣慰中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首先揪出白云区委书记王浩中，立即召开全县批斗大会。还是那位张书记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说过，我们屏边不反右派，我们屏边也没有右派，但现在我们屏边不仅发现了右派，而且这些右派已经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我们还能不反右派吗？”

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堂堂县委书记，说话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多么卑鄙无耻！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到“圈套”二字千真万确！

就在批斗王浩中的第二天一清早，一条“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斌揪出来示众！”的横幅，十分醒目地粘贴在屏边县省小的墙上。它用铁的事实告诉了我，我相信张书记、相信县委，我简直是个白痴！

在邓大组长的指挥下，那些“反右积极分子”、那几个肃反运动中火线入党的骨干分子，把我的大会发言进行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后，对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大会、小会斗争，大字报、小字报的揭发批判。把我所提出的意见，说成是“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而射向共产党的一支支毒箭”。说我从党的教育事业、粮食政策、干部政策、肃反政策到宣传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向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而猖狂的进攻；说我借大会鸣放之机大诉共产党的苦，煽动教师对党不满，影响十分恶劣，情节十分严重……

对这样一些指责，我当然不服。我向整风办公室提出三条书面意见：1、请求把我的大会发言用书面完整地向全县干部、群众公布；2、对我的发言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做法是有意对我的歪曲和诬陷，我表示抗议；3、“右派”既然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派，我既无组织，也无纲领，何谓“右派”？

邓大组长对我的三条申辩大为恼怒，立即调兵遣将，层层发动，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迫使人们与我划清界线，起来对我进行斗争。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说：“你们距离划右派只有一步之隔了，若想幸免，唯一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看你们的对李斌这样猖狂的右派分子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敢不敢当面揭发、批判、斗争？”；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他又对一些出身成份好的老师说：“现在正是你们向党表明心迹的时候了，对于像李斌这样反动、这样猖狂的极右分子，你们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其他教师，他也竭尽了高压、欺骗、呵哄与挑拨离间之能事。经过这番发动，大家都对我同仇敌忾，有的甚至挖空心思编造诬陷。我的一位叔叔李XX揭发我“在父亲的坟上与他母亲抱头痛哭。大家知道李斌的父亲是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的，这充分说明他对共产党怀有杀父的深仇大恨。”我的一位舅舅也诬陷我“动员他鸣放”，又对他说：“暴风雨就要来了，不要慌张，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守口如瓶，就让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大家的批判斗争，亲友的揭发控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我万口莫辨！于是，一顶早就为我准备好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便沉重地戴在了我的头上。

原来，所谓的“帮助党整风”，所谓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所谓的“我们屏边不反右派”，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蛇出洞”而精心策划的“阳谋”！

在我之后，还有许多许多教师、机关干部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我们屏边不反右派”的真相。

难友李君    赵文滔

李君（愿意讲经历，不愿公示名字，因此姑隐其名），广西籍，母丧，老父和小妹住在香港。1947年在天津某大学建筑系读书。

1949年政权交替时，受“反饥饿，反迫害”、“沉崇事件”以及诸多学运的宣传影响，认定共产党是中国的未来，虽然老父几次促归，他`毅然留在天津继续学习，没有回香港。

年毕业，分配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

1956年，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为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工科毕业生大部授以“工程师”职称，工资上调，李君心情愉快，更坚定了为祖国服务的信心。和家里通信时，总不免给小妹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1957年整风时，李君按照党的号召，紧紧跟着党走，抱着一颗红心，积极给党提意见。正巧这时候，受他影响的小妹从香港投奔他来，要在祖国就学，将来也要报效祖国。当即安排住在他处，找了一个学校补习、复习功课，准备来日投考。

不料一个月后，形势突变，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哪管你什么爱国港澳同胞,立刻给扣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李君思想未免简单，他以为既是人民内部问题，无非批评教育，大不了降一点工资。后来发现情况越来越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根据党的要求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竟被反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最终竟被送到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工资更是一文不名。在监狱里，无时不惦记着那来北京投奔他的小妹，他没了工资，自然小妹的生活立马陷入了绝境，不消说，报效祖国的美梦自然也破灭了，没人照顾怎么办？……几天之后，得到单位的通知：已购火车票送她回港了。

嗣后，李君被送茶淀农场劳教。

大约是197？年，我们在安定门外偶然邂逅，他和一位有点残疾的女性结了婚被送回京。他也在作临时工，一身破烂蓝布衣服，脸色苍白，目光迟滞，嗫嗫嚅嚅讲不出什么话来，和刚到半步桥时的思想敏锐，仪表堂堂，开朗健谈判若两人。

回到北京，他才知道57年他被送半步桥后，小妹在这突然失去了生活依靠的灾难中，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尽管后来设计院还算萌生了一点人性，给买了一张回香港的火车票，打发她回港，但对一个小姑娘来说，这刺激来得实在太大了，在车上，这意外的人生风暴、恐惧、绝望煎熬了她一个昼夜，似乎她觉得人间已经无路可走。车到香港，她下了火车，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教堂。一个小姑娘并不相信上帝，也不懂宗教，此时却认为只剩下宗教是唯一可以被她信任的所在。只有把心灵和肉体交付给“主”这惟一的路可走。她泪流满面，向教会表示她的决心，感动了教堂里的姆姆，得到教会的同意，当天就作了修女。李君在讲述小妹这段悲伤的结局时，自不免咽不成声。

1979年落实右派“改正”政策后，他申请回港被批准。后来，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北京的港澳中心施工时，他还作为港方工程师被派回北京监工。我们在北京又多次见面。他回港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如今，老父受这一子一女遭遇的刺激，早早去世，作修女的小妹，由于精神创伤，一直生活在抑郁中，也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妻子也离异了。在他84岁高龄时，孤独一人住在香港政府照顾老人带有救济性的公寓里，孤寂时就打来电话，似乎想聊天，却又讲不出多少话，总是说：“唉！老朋友，想起那一段凄惨的经历，那叫什么人生啊！唉！九死一生，活得真不容易呀！唉，唉，……”

我拿着电话听筒，自然也很感伤。是的，那叫什么人生？！我们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啊！

粘血带肉的一粒“粉末”    林永万

章诒和说：“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还说：“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我受章老师的启迪，愿意将我这一粒“粉末”纳入这个公共空间，让它和众多的“粉末”、“碎片”糅合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来。

一，我的简历

我姓林，名永万，女，1930年11月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鹤庆县人，离休干部，住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紫云商贸街住宅小区F3-3号。邮编：671000  电话：0872-2194251。

我于1948年12月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MC），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任中共鹤庆县城镇第二街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鹤庆县委委员兼青年团鹤庆县第一区区委书记、小学教师联谊会主任。后又任鹤庆县商业局工会宣教委员。1957年11月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1979年4月“改正”，恢复党籍、公职安排在鹤庆县商业局做一般工作，1990年离休。

二，我的右派言论

1，揭发县委书记陈×与多个女人的通奸；

2，批评县委组织部不提拔任用有知识、有能力、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而提拔重用那些没有文化、没有能力、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看风驶舵的小人；

3，批评县委高指标征粮，强迫农民交售口粮，青黄不接时出现饥荒；

4，批评各乡镇党委组织学生及社员敲锣打鼓赶麻雀，耽误学习和耕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5，批评有的乡镇党委要农民在田边挖大井蓄水，认为这是一种减少土壤肥力的错误措施。

上述五条意见得到与会者的支持，县委整风办的同志也说“提得好”。

三，县委翻脸，一夜间把我变成共产党的敌人

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后县委翻脸了，说我这这些意见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因此对我进行无休止的大小会批判，还组织全县的干部大会对我进行斗争。

他们对我提的意见是否是事实只字不提，却用无限上纲的方法给我扣帽子，说“陈×是是鹤庆县党的领导人，他就是党，批评党的领导人就是丑化党、攻击党、反对党”；说征过头粮一事是“林永万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反对社会主义”；还说“林永万反对党的干部政策，她所谓的‘德才兼备’是以地主、资产阶级的标准为标准，反对‘依靠贫农’的阶级路线”；还说“赶雀、挖大井是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林永万打击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我的态度及对我的处理

会后县委找我谈话，要我低头认罪，争取坦白从宽。我不买账。我说：“告诉你：你们对我的批判，我林永万这一辈子都不服，你们想咋个整就咋个整。”说完后我拔腿就走，头都不回。

因为我死不低头认“罪”，县委就按最高标准处分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戴上右派帽子送劳教所劳动教养。

五，在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岁月里

处分决定宣布后，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离胎才六个月的女儿需要我哺乳，县委还算有点人道主义，没有将我送劳教所，把我送到本县“城镇手工业联合社”劳动改造，这样就整整教动改造了二十一年。

戴帽、双开除、送教养已是对右派的极顶处分了，但鹤庆县委还不解恨，还要破坏了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是转业军人，中共党员，在鹤庆县委组织部工作。我们经自由恋爱于1956年结婚，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为人正直，他支持我的五条意见，对我被打成右派不平，表示不管今后浪有多涌，风有多急，都和我在一起终身不离。但县委不准，以“划清敌我界限”为由，逼着他和我离婚，否则要给予党纪处分。

县委的这一招他没有对我说，是我从另一个渠道听到的。面对这个现实，我不愿他年青青地就把前途葬送在我身上。我主动提出和他离婚，他坚决不同意，夫妻俩泡头痛哭，母亲在侧也泪如雨下。最后采取拆衷的办法——假离婚，待我摘帽以后再复婚，于是办理了离婚手续。

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一旦感情动真格了，真是难舍难分。我们仍常来常往像过去一样地生活。结果假离婚被县委识破了，他又遭到严厉的批评。县委为彻底割断我俩的关系，强迫他和一位贫农的女儿结婚，说“爱情要有阶级性”。被他拒绝。

此时我陷入了万般痛苦之中。我想，我们重新结合的前提是我摘帽，但摘帽的前提是“认罪”。可我是个固执地信奉“生命实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是皆可抛”的犟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愿“认罪”，摘帽就是不可能的；我也作好了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的准备，所以我们之间就丧失了再结合的前提。面对如此的现实，为了爱他，我下了真离婚的决心，支持他和这位贫农女儿结婚。我们这个家庭，就这样在共产党的强权下，被活活拆散了！

在二十一年的岁月里，我和其它右派一样，人格被侮辱，人权被践踏，自由被剥夺，眼里流着泪，心里滴着血，过着奴隶般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啊！

学生右派—这“右派”不是那“右派”    燕遯符

1958年2月底3月初，北大等高校突击“处理右派分子”。学生右派处理分四类，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第三类“留校察看”，第四类“免于处分”。

我受第二类处分。被轰出学校，去北京市光华染织厂（原机织印染厂）“劳动察看”，接受“群众专政”。厂部、车间各级头头脑脑告诉工人，要对我们这些小右派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说：“别看他们年岁小，可厉害啰”。工人问：“小右派都说了些什么呀？”头头脑脑说：“他们说的话，不能告诉你们，不能帮他们继续放毒”。

除干活儿之外，我们还挨批挨斗，说是帮助我们“改造思想”。批的是些什么呢？说来说去，无非是“你们这些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妄图搞政治设计院，叫嚣轮流执政，向党夺权，要让我们工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还让“低头认罪！”

可这个罪怎么认？什么夺权呀执政呀，与我们有何相干？拿我来说，1957年夏天我只写过一篇短文，坚持国际歌精神，批评“人民恩人”和“人民大救星”之类的神话，并且要求从法律上和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真的认为这些说法和想法有错有罪，要帮我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应该是向工人群众公布我的文章呀。群众知道我到底有什么危害人民的“反动言论”之后，才好对症下药帮助我呀。可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相反地。把我的真实思想言论对工人群众严格保密。

不仅我一个人的情形如此，所有我周围的“右派”的情形都是如此。我们这些人在1957年夏天的真实言论和主张都被严密封锁。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通通是向党夺权和轮流执政等等。

一方面让工人对我们进行“群众专政”，监督和帮助我们“改造思想”，另一方面却又严防死守，不让工人知道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事未免滑稽，却绝妙地反映了毛作贼心虚害怕人民的虚弱本质。当年的我们以年青人特有的敏锐和纯真看出和说出了毛在夺权时期和掌权之后截然不同的两付面孔，揭露出所谓“人民大救星”已经作为新兴权贵利益的维护者而站到了人民的对面。毛最害怕的就是人们看清他的真相，自然要严密封锁我们在1957年夏天说出的那些实情，以便老百姓永久愚昧。他自己才好安安稳稳地去当那不叫皇帝胜似皇帝的皇帝。

为什么又要给我们通通加上“妄图轮流执政，向党夺权……”之类的罪名呢？想弄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对提出政治设计院之类建议的头面人物或“大右派”们稍加评说。在1949年之前，他们曾经向蒋介石争要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为毛“打天下”出过力气立过功劳。毛“坐天下”之后却并未认真落实“联合政府”的承诺。建国之初的确给安排设置了一系列高级别官位，随着时间不断推移，毛的恩赐却逐渐吝啬逐渐缩水。他们在1957年夏天发出的声音或许可以看作是对毛的背信弃义所表示的一种试探性的有限的抱怨吧。当然不敢对毛个人的特殊地位提出质疑，也未必真敢向共产党夺权，实际上对毛的专制政体构成不了什么威胁，所以也不必一定要置之死地。然而过河拆桥是历代开国君王的一贯作为，毛岂能例外？何况他们似乎又在嘀嘀咕咕说三道四，难道想再一次祭起对付老蒋时用过的那套“争民主、反独裁”的法宝？而且他们也多少提出了一点儿权力诉求。看来，给他们罗织些罪名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以毛当时的赫赫声威，就硬把这点儿权力诉求说成是向共产党夺权，并据此就硬定个反党反人民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这些当年的小青年的情形却很不相同。我们要求毛兑现的是“为大众求解放”的承诺，揭了他口是心非的老底，这样一些思想和言论真的有可能对他的专制政体构成威胁。所以他真的是痛恨我们，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放心。但是往死里整人总要有个罪名有个借口吧。前面说过，毛不得不把我们的真实思想言论严严实实地向群众隐瞒，而且我们又没有任何权力诉求，直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罪名还真是有困难。怎么办呢？得另外设圈套想主意。毛想的是一个什么主意呢？这人不愧为天字第一号大阴谋家，真有毒招儿：大杂烩一锅煮。硬把我们这些只争公民权利的人和那些或多或少有点儿权力诉求的头面人物栓在一起，取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那些头面人物叫做“大右派”，把我们叫做“小右派”。（必须向世人说清楚的是，一般“小右派”，特别是绝大多数学生“右派”，其实根本不是“大右派”的追从者或同伙人。“大右派”倒的确关注过“小右派”，1957年5月19日

毛泽东肯定是这么盘算的：反正“大右派”和“小右派”都被“引蛇出洞”了，又都在“帮党整风”的时候说过一些话，抓住这一点便可以制造谎言，混淆视听。至于这么些人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呢？反正手上有权，把真相封锁起来，媒体上绝口不提“小右派”揭露的事实和发表的观点，大讲特讲的全是“大右派”的事情，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小右派”似乎就是“大右派”的追随者或小喽啰，硬把“大右派”说过的一些话安在“小右派”头上，事情不就妥了吗？这样一来，给“大右派”编排好了的“反党反人民”的罪名不就顺理成章地挪到“小右派”头上了吗？接着再把大批大批的“小右派”往死里整，不就师出有名了吗？

毛泽东硬把真诚的小青年和政客捆绑在一起，这一手十分恶毒十分阴险，是反右运动的又一大阴谋。也是毛泽东的又一大罪恶。却没有受到一般研究者的注意。或许因为“小右派”虽然在人数上占了绝大多数，可毕竟太“小”，太不起眼儿，容易被忽略不计。也或许是某些专家学者们的兴奋点只在研究“学问”，建立“学派”，对探究历史真相并无兴趣。然而，对于“小右派”自己，情形便有所不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只要真相没有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仍然耿耿于心，无法释然。2007年4月6日北京一些右派聚餐，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席间谈到是否该建个反右纪念馆，也好留下一些历史见证。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56级学生“右派”徐光华持反对态度。他说：“要是建了那么个纪念馆，把章罗他们跟咱们搁一块儿，那算怎么个事儿呀……”

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级学生“右派”王书瑶新近（2007年6月2日）写了篇文章，明确提出在1957年的夏天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右派”声音。一种声音来自有权力诉求的头面人物，要求的是“分一杯羹”，对于专制政体的根本并无大碍。一种是民间大字报发出的声音，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与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相容……

总而言之，虽然无论是“大右派”还是“小右派”，都应该说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但是，那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受害，不容混淆。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一些学者和一些“右派”自己正在认真反思历史总结教训，当今国家领导迄今尚未公开表态，据我猜想他们也应该会在考虑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该不该重新认识，怎样来重新认识。。。。。。我认为，大家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开两类不同的“右派”，才可能看清楚过去，才可能处理好现在，也才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不虚的历史教训。

我的家史与思想史    张耀杰

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读书人，这种“历史癖”的养成，根源于少年时代老辈人的讲古和自己的乱翻书，成熟于阅读英文读本以及胡适的中文著作。

一、我爷爷的“非正常死亡”

1964年，我出生于河南省禹县梁北乡大席店村。据历史传说，尧舜时期，这里是以大禹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夏王朝。由此可见，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已经是中国大陆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区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却只有“饥饿”两个字。

听老人讲，我的爷爷张天霖和大爷爷张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们老张家在太爷一辈绝了后，太爷是从十里开外的黄榆店抱来的外姓人，当地的民间土著，把从别人家里抱来用于传宗接代的养子叫做“买官儿”。我太爷虽说是个“买官儿”，却一直娇生惯养，长大后因为抽鸦片卖掉了全部的土地房屋。我爷爷和大爷爷十三、四岁便一人一条扁担走村串镇，靠着当货郎挑夫赎回了房产，后来才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也就有了我。

我爷爷和大爷爷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强干的姥姥即曾祖母，经常要从两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钱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爷抽鸦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里撒泼骂街，公开斥责我的未成年的爷爷和大爷爷不孝顺，直到我爷爷和大爷爷乖乖地交出血汗钱。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信仰一贯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时期，因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钱置买的一点田产，已经在县城经营小钱庄的我爷爷，回到乡下参加土改，并且再一次挑起货郎担。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童年时代玩“扯羊尾巴”游戏时，唱过一首“日头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脱”的宗教谶语式的童谣，据说是从土改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传下来的。与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还有一首诅咒村干部的童谣：“孩儿，孩儿，快点长，长大当个大队长，穿皮鞋，披大氅，抓着喇叭哇哇响。”所谓“扯羊尾巴”，在有些地方叫“老鹰抓小鸡”，无论是狼吃羊还是鹰吃鸡，都是由最弱势无助的成员来充当牺牲品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为了抗拒财产充公，许多农户流着眼泪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后聚在一块偷吃牛肉，边吃边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实上，牲畜被大批宰杀和农具被大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直接导致了大批农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二、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连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我的母亲还是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官僚，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只是为了照顾数十口内亲外眷才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像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的我父亲，一直是“争上游”的积极分子，“反右”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把一名据说是“作风”不好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受报应，连累妻子儿女与他一同操持中国大陆最不成其为职业的一种职业：务农。从此以后，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

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是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所谓“刀头肉”，就是从猪的腰部割下来的肥肉块，煮熟后可以拿到死人的坟头去烧纸祭典。一个忍饥挨饿几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后的阴曹地府。她唯一的寄托与希望，就是想象之中的阴曹地府，会比所谓的人间天堂更加温暖光明一点点。

我小时喜欢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里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拉卖煤”时拣来的。

“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两个轮胎的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城乡居民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要成群结队“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不义之财买菜割肉过春节。我从小就知道父亲靠“拉卖煤”挣来的血汗钱很不光彩，但是因为争抢一块大肥肉，我还是要和哥哥妹妹们哭喊打闹。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其中的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

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连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

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为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了漂亮女人，还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2005年夏天回河南老家时，我才得知“老虎仇”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三、我的读书生涯

在“文革”中没有完全烧掉的父亲的存书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论语》、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声》和父亲读师范时的几种课本。在放羊的时候，我把一本《论语》读得滚瓜烂熟，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明明是人之常情的道德错位，竟然被孔老夫子强词夺理地说成是“正直”之“直”。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难怪孔夫子他老人家“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了。孔子时代的生活水准与我的童年时代大体相当，几只羊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种依靠。要是我放的羊被人偷走了，一家人连买盐打油的钱就没有了着落。孔门儒学把人之常情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绝对神圣化的“劳心者治人”的“神道设教”的愚民圈套，几千年来一直是以扼杀牺牲民间弱势者的正当人权和宝贵生命为血泪代价的。

反胡风时用马粪纸印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政学两界的写书人，其实大都是争权夺利且造谣说谎的人间败类。我自己的饿肚子与这些人的争权夺利和造谣说谎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的。

1978年，14岁的我离家到乡办高中读书，最好的口粮是带着几点葱花的麦面饼子，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馒头。因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开饭的时候连开水都抢不到手，只好用温水浸泡长满黑毛的干粮充饥。半年下来，我开始头晕眼花，经检查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贫血和近视，只好就近到亲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参加高考时，16岁的我体重只有38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学本科的高考成绩偏偏考取了相当于中专的河南省漯河师范学校，至此才开始吃上白馒头和大米饭。由于身体瘦弱和情绪低落，我采用各种方式逃避上课，两年时间基本上是在阅读中外书籍和睡懒觉中度过的。

1982年春节前夕，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我的肩上。半年后我成为农村中学教师，为了寻找远离农村的个人出路，18岁的我开始自学英语，并且从各种英文读本中侧面触摸到欧美国家的历史事件和文明常识，从此养成了更加自觉的“历史癖”。

四、来自胡适的不惑之光

2000年夏天，由于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黄河》杂志的谢泳。我当时还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争论中，我坚持认为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适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谢泳以他特有的诚恳宽厚告诉我：“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还是应该多读一些胡适。”

谢泳的话语并没有说服我，他的诚恳宽厚反而深深打动了我。随后我集中时间阅读胡适，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终于找到足以点亮自己的不惑之思：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自从被胡适的不惑之思点亮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去点亮现代中国的历史盲区和社会盲点，进而点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从鲜活生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在我看来，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就没有历史。世界上没有无水之源和无根之树，前生前世的老辈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下社会的根源所在。我所要点亮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于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历史局限性。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给更多的朋友和读者，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换言之，我所点亮和讲述的虽然是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21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录自《西湖》2007年第4期。张耀杰，男，1964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农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

新书介绍：《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既是教育、科学、学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核心创造力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政学两界的必争之地。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复活”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同人刊物，从而全面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由此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这是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也是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些民国时期曾经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时代浪潮的北大教授，有着迥然歧异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重新发现北大教授在政学两界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路径选择和精神资源，对于建设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现代化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推荐说：“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中央党校杜光教授推荐说：“张耀杰的书稿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推荐说：“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的那样明晰，真让我佩服。”

本书是张耀杰的第十一部著作，2008年8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各大书店有售。征订和邮购电话：010—65513658，罗先生。

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录自张耀杰的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范泓是笔者的文友，通读他的《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于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与女儿陶琴熏生离死别的人生悲剧的历史重现。陶琴熏女士的长子沈宁恰好也是笔者的文友，笔者此前也从沈宁笔下读到过陶希圣与陶琴熏父女的人生传奇。因此觉得有必要综合相关资料，对于北大

一、五四时期的陶希圣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3岁时跟随先后任河南夏邑、新野等县知县的父亲来到河南。1915年，16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师从章太炎弟子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朱蓬仙等人攻读传统国学，课本包括《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二年级学生的陶希圣，只是政治运动的追随者。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5月4日天安门集会之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挨打，外交总长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陶希圣随大队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

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刑法教授张孝簃被学生团团围住。张孝簃面对学生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

当时的陶希圣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开启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几乎是毫无兴趣，而且从来没有听过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胡适的授课。尽管如此，陶希圣依然没有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写在《潮流与点滴》中的话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1927年1月，陶希圣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从此与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由于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产党元老施存统告诉他说：共产党没有拉你入党，是想留一个左派以便于党外合作。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圣听后“毛骨悚然”：“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天，陶希圣脱离国民党武汉政府到上海卖文教书。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他担任法学院教授。一学期后，他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在随后六年里，北大教授陶希圣陆续出版四卷本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的历史观。他所办的《食货》半月刊，还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学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这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1938年12月，陶希圣、高宗武等人跟随汪精卫前往越南河内。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驻美大使胡适信中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不同，陶希圣的政治立场“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

1939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危难关头，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带领五个子女从香港来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里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万冰如留下18岁的大女儿陶琴熏与泰来、恒生两个儿子充当人质以应付汪精卫。陶琴熏和两个弟弟脱险之后，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文章写得真切动人，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很大轰动。参与营救的杜月笙秘书万墨林，也在《沪上往事》中回忆说：“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称“高陶事件”。

三、名门之媛陶琴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1942年10月，陶希圣替蒋介石执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由他捉刀代笔的。前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却没有如此幸运，只好远走美国投靠驻美大使胡适，终其一生流落异国他乡。

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41号。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为了挽救女儿及其家人，他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熏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吴淞口会合。然而，他所钟爱的女儿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熏回忆说：“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按照范泓的访谈与考证，作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熏之所以坚持与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与她的同窗挚友、陈布雷之女陈琏有很大关系。作为新闻记者的沈苏儒，一边是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岳父陶希圣，一边是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堂兄沈钧儒。在对于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他也直接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熏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是陶希圣托人辗转送来的一根金条，帮助已经怀上第二个儿子沈熙的陶琴熏度过了难关。

陶琴熏怀女儿沈燕时已经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苏儒在大自己40多岁的老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陶琴熏经沉钧儒的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介绍，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为革命立过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的嫡亲伯父陶述曾，以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陶述曾儿子、农机专家、农业部党组成员陶鼎来，也为困境中的陶琴熏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如此，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熏再也没有了18岁时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

1954年，周恩来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陶琴熏抓住机会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办公室派出化名海澜的工作人员与陶琴熏“单线联系”，陶琴熏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父亲陶希圣却没有写过一个字。

1957年“大鸣大放”时，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不平则鸣”的陶琴熏，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熏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影响，她才得以从轻处理，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苏儒下放农村，陶琴熏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1966年春天，陶琴熏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这年秋天，所在单位的“革委会”强令部分教职员工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陶琴熏在惩罚性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苏儒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起“谋杀案”，陷入绝望的陶琴熏想到了自杀。“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弃自杀念头，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

1975年初，陶琴熏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说是要给姐姐寄药。陶琴熏只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特效药品，之后的药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熏在小说《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吴淞口的生离死别：“碧绿的海连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辽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

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熏在病痛中去世，终年57岁。对于这位名门之媛，范泓以诗化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大同情怀：“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在海峡彼岸，万冰如已经于三年前去世。80高龄的陶希圣，深夜提笔写下古诗一首：“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诗后附有注解：“琴熏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86年，先后赴美的沈宁、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圣闯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索取特许令。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诛连九族的传统。”

于是，望九之年的陶希圣不得不亲赴美国。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剎那间，“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十个月后，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五七”挡案：

李泽衡小传

李泽衡，祖籍广东，1936年出生于越南河内，三岁返回香港，后迁居云南昆明，就读教会学校上智中学。1950年求学于艺术师范，学习绘画中，毕业后，分配到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创作过若干紧跟时局的宣传画、年画、插画，如：《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幸福生活》、《毛主席会见云南少数民族》等。初出茅庐，不谙世事，更不懂政治，只知画画，敬业于编辑工作和倾心于美术高境界的追求。1957年毛泽东搞“阳谋”，发动反右，出版社以“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与党离心离德”为由划我为右派。宣布处分：“保留公职，撤职下放，监督生产。”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即回社工作。”

1958年1月28日，遣送至 弥勒东风农场。放牛、牧马、撑船、赶车、割草、砍树、搭棚、开荒、辟路、除厩、沤肥、挖水井、刨粪坑、挖鱼塘、抹土基、冲土墙、打炮眼、炸石头、修水坝、挖垡子、犁烂田、翻晒场、扛大粮……脚板戳满枯苦刺、脚跟开大裂口，用纳鞋底的针挑、用麻线缝合；肩膀化脓用破布垫；满肚子的蛔虫，不时从屁股眼里钻出半截；烂衣破裤里的虱子肥肥壮壮，都已习以为常。饥饿、生病、受伤，仍然要担负沉重的劳动，每月还要违心地写自我认罪的“查评”。忍受了这劳役之苦和精神折磨，至1960年初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但还必须继续留在集中营里。集中营里暴行肆虐，再生冤案无穷，1962年集中学习过程中，有人诬陷我和另外几个人组织“贝多芬反革命俱乐部”（他们实际要说的是匈牙利“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而被残酷批斗。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挂牌、游街、抹黑脸、戴尖帽、披麻布、架喷气式等污辱、摧残，九死一生。为避免遭到更大的伤害便逃跑，在人间地狱里挣扎，以摆地摊卖革命歌片、充当油漆工、建筑工为活路，和母亲艰难度日。抓回农场，被批判斗争。毛泽东死了，农场掌权者又捏造罪名，制造攻击华国锋的丑恶假案，折磨、伤害我又长达一年多，至今留下残疾。

 1978年底虽作了“改正”，但原单位迫害我的人当权，以“出版社超编”为由，拒绝我回出版社。弥勒县主动接收我在县文化馆工作。在弥勒县工作的6年中，不断向文化部、国务院侨办上告。经有关部门通报云南人民出版社在落实政策中的卑劣行径后，1984年回出版社，工作、生活仍继续遭压制、迫害，而我仍兢兢业业地工作。曾先后经被评为县、州、省先进工作者，是摄影家、美术家等协会会员，曾任云南省越南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10年），1997年退休。现今，厌于时兴活动，偶尔作画，深憾原本美好的事物，被私欲所践踏，以致扭曲、变形至毁灭，好在人世间尚存正气，倡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精神不会消亡。

杨世元小传

杨世元（原名杨世炫），男、1937年农历十二月初七出生于浙江处州府云和县，离县城约十华里的一个小山村----霞晓桥。

我家有十多亩田地，土改时划上地主成份，后来怕复查不够格，又加上“破产”二字，成了破产地主。爸爸37年毕业于杭州高级中学，当时抗日救国烽火正盛，投笔从戎考进了黄浦军校，抗战八年浴血奋战，1945年日冠投降以后，退伍还乡，从事商务经营。孰知镇反来临未免此劫。

在云和这个小县城，反右派的辨论会是57年的暑假开始的，7月中旬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政治学习，先进行肃反，许多老教师，捕的捕、判的判、最轻的戴上反革命帽子管制改造，我们学校就有一位叶正和老师，年龄不到四十岁，被追被逼得无地自容，在厕所里割脉自尽，残酷啊！到了8月中旬转入整风反右，没有呜也没有放，也不开座谈会，就由那邦左崽子点名，点一个批一个，处理一个，头一个是小顺区的王芝健，据说揭发的右派言沦，性质严重，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第二个是沈村中学的麻存芝，麻

第三个点名批判就是我。说我假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混进共青团，为首组织右派集团，到处煽风点火。我一条都不承认，我接受不了，我想不通，我要申辩就说我反批判，几个左崽子赶上台来采取“强硬”措施，我吼叫着：“领导上宣布是辩论会，不是批斗会，为什么动手打人？”说时迟当时快，一个小学校长被我一掌从台上推了下去，当时我有玩命的劲头，台上的几个人呆住啦！会场上混乱地呼叫：打人啦！打人啦！突然一声哨子声，会议主持者终于开口了：今天是辩论会，要他自己捡查交代，看他认罪态度再做结论。今天会议暂时开到这里，散会。

三天批斗了三个人，两个定性做了处理，对我是留了一个尾巴，实际上，是“罪行”还未“编”好，让我听候处理，控制使用，又留下来教了一个学期。

我于1958年3月8号送劳动教养，在浙南的龙泉诃农场关了四年、浙北的长兴农场关了八年，是没有刑期的劳教犯、留场犯，过着非人生活，被苦役与饥饿折魔，熬到1969年11月被清理返回老家，事实上我己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一个列入另册贱民，求职无门，但我头恼里的文化知识，盗贼再狂暴也抢不走。我凭一张选民证，闯荡江湖，出卖苦力，做过木工、泥工、砌石工、砌砖工，钢筋工、木模工、修过公路、修过水厍、盖过房子，走遍了浙南闽北，渡过了十年的流浪生活。后来我勤学苦练学习绘制建筑施工图，在自学函授相结合的努力下，有关单位批准录用了我的图纸，我成了浙江驻闽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到78年右派安置改正时，我己经是工程专业的万元户，

1979年右派改正后，我被安排在云和县教育局，负责校含修建工作，1984年云和与景宁分县，我被调景宁县教育局分管校含工程与校办工厂，曾任景宁县校舍办公室、勤工俭学办公室、校办企业总公司副主任、主任、经理、总经理，直到1995年提前办理退休，同年底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宋城的人造旅游景点的建设，还参与过萧山湘湖的杭州乐园、台州的东方太阳城等旅游景点的建没，退休后又干了十多年。如今我孤身一人，父母兄弟皆于我先去，我是断子绝孙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留下我们那段血和泪的遭遇，讨个说法，让历史后人去评述。

杜明达小传

杜明达，  男 ，1927年5月末生于察哈尔省延庆县上水磨村（1958年划归北京），在高龙庙小学读书，因七七事变而停学，以后转辗流浪，在北平、洛阳、宜阳、西安、汉中、天水等地读小学、初中。日本投降后回北平，不久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1949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地质组。1952年夏提前毕业分配到成立中的中央地质部，作实习技术员。1955年调入部普查委员会地质室，不久参加肃反运动，被怀疑有问题，8 个月后始被解除，但不再受信任。1957年夏石油地质局关士聪命我带队赴云南踏勘石油地质而来云南。

1958整风补课，被批斗、解职。在未宣布任何处分情况下，调往文山地质队，因未给工资介绍和粮食关系，只得每借支25元，屡次反映无人关心。成为事实上的‘右派’。后调西畴大坪搞铅矿，1960年调永平14队，因直言反对‘迷信党’、批评虚报浮夸而挨猛烈批判下放劳动。

1962年转入11队，经我多次申诉，队党组织发现档案里确无处分决定，本来可一笔勾消，却为个人别宵小使坏而设法将我补成右派，并因此成为‘翻案’典型。文革开始，1967——1979年再度下放劳动并成为斗争体罚抄家对象。涉及‘反对三面红旗’、‘翻案’等，因担心失去工作而屡屡向省、中央反映，却招来批斗，再次阻止婚配。虽然获得职工家属好评，力主解放，却借口‘不承认戴帽’而‘无帽可揭’。1979年统一‘摘帽’，恢复工作。在地质界多位学者（如黄汲清院士等）和前后两位副部长及所率工作组的反复说服下，省局才同意‘改正’。1983年由部党组落实政策调部经济研究中心，最后晋升为高工。

1987 年底退休。把精力用于能源结构改革及气候改善，琢磨“四海升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山青水秀、国泰民安”的道路；建议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以信息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走兴利除弊、后发先至之路，实现清廉、高效、理性的电子化政府和社会。协助技术革新和创造。多次上书建言，建议清华大学成立天地学系等。1999年获（一次性）政府津贴。

王铁生小传

王铁生，男，1927年1月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从1952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1992年退休。半个世纪末，发表并出版了有关经济学专业著作，译有论文及专着300多万字。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阳谋”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我的所谓“罪状”是：污蔑肃反扩大化；攻击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赞赏林希翎以及同意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由于“罪孽深重”，我被判劳动教养5年半，曾作为一名饿死的劳教犯被抛入墓穴，却大难不死奇迹般地重回人间。其实与生命同等重要的我的年华岁月却永远永远地消逝了。不妨粗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从1958年（我31岁）2月，我被送往劳动教养开始，直到1979年（52岁）3月我重返人民大学时为止，这21年时光我是这样渡过的：5年半劳动教养；6年半强制就业；9年在一家合作小诊所打杂。试问人生能有几个21年？！何况从31岁至52岁的这21年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创造能力的黄金年华！！

然而更有甚者，由于受我的株连，我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黑五类”，长子无处不在社会歧视与迫害的重压，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秉性聪颖，自幼酷爱数学，还在小学六年级时，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就曾用平面几何证明（a+b）²=a²+b²+2ab而引起老师的赞叹。一棵本应幸福成长并有所作为的幼芽就这样被残酷地摧毁了。一项莫须有的“右派”罪名。毁灭了两代人的生活。多么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却又是实实在在、血迹斑斑，是野蛮残酷现实的写照！但愿这段疯狂、荒唐和阴暗的历史插曲，今后永远不再重演。有关我一生遭遇与不幸，详情主请主《血泪交响曲——我的“右派”生涯记实》一书。联系地址：浙江杭州日朝晖四区20-1-202

罗慕骞小传

罗慕骞，1928年生于重庆市綦江县蒲河乡黄沙村，高中文化，祖辈均以竹编手工艺为生。我原名罗庆杰，因学汉朝张骞的故事，爱慕其英雄行为而更名为罗慕骞。

上中学时亲眼目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加之胞兄罗心宇（民盟盟员）和表兄卢况（延安抗大学生，地下党员）的直接教导，对共产党的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主张深信不疑。在綦江中学读书时积极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49年11月26日解放军先遣队（又名敢死队）四人到达家乡蒲河场时，卢况及心宇兄和我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场，并俘国民党溃军300余人。随后参加武工队，征粮剿匪，英勇战斗，战功显着。到50年9月分配到粮食公司任储运员，由于工作积极，不久提升为储股长、仓库主任。50年入团，53年入党，曾是綦江县第一次团代会代表、团机关总支副书记兼军事体育委员、工会主席，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52年还出席西南贸易部在重庆召开的地区以上储运科长会议，真是名噪一时，红得发紫！

在53年至57年对粮食统购过火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过左政策深有体会，特别对当时的县长徐兴勤在粮食统购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给农民造成的莫大损害和严重恶果，深感痛心和痛恨！于是在57年的整风运动中，在县机关干部的鸣放大会上我被指名发言时，以具体的事实和数据指出了徐县长在粮食统购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给农村造成的劳民伤财。谁知在后来说我是“替农民叫嚣，反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罪名划为“右派”。由于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可查证，我坚决不承认有错，最后以态度顽固处以开除公职，流放到最穷的、最寒冷的石壕大罗坝交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每月只给九元生活费，所做工分不能参加分配。

62年搞帽后调回县粮食局，本应恢复原职原薪，由于杨天彦仍在县粮食局任局长，和我因争一女同志有私仇，竟然公报私仇，不但不复职复薪，反而不顾我在东溪农场强迫劳动抬石头中摔伤右腿，伤口尚未全愈的事实，硬要我去从事身体完全无法承受的重体力劳动——挑粪种菜！还说：“摘帽仍是摘帽右派！”

我在忍不可忍的情况下，于62年10月申请回乡，后来县委又将我调回。但到65年“四清”时杨天彦又乘机报复，以右派观点未改的罪名开除送交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虽经政治、经济各种压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百般折磨，仍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熬到79年虽然右派改正，因杨天彦仍任县粮食局局长，又是县委常委，百般阻挠，拖至82年我将其告到市中院，才得以改正。83年调至油脂公司，后来退休至今。

                          2008年11月于綦江

友谊回声：

北京葛嫱月：从钟沛璋同志那里看到了《往事微痕》十分惊喜！我和孟庆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学习，他读新闻系，我读中国文学系，因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而被捕，在狱中斗争相爱，出狱后赴解放区结为夫妇，却在举国欢庆建立新中国后，出乎意料地于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庆远已于2004年3月逝世，他生前曾希望我写个文学作品：我当右派22年，但估计即使写出来，生前未必能问世。他去世后，我一直谨记在心，整理了相关资料，只是还没有写成作品。近年来我很高兴地看到了《往事并不如烟》和《吴祖光传》等作品。但是，要想出版社为我出书，我还没那样的能量。现在看到《往事微痕》，喜出望外。看来，形式的发展比我们预计得快！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团结起来力量大！寄去200元，希望能按期寄书给我，最好把以前的也补给我（已有5、6、7期）。

北京著名音乐家王西麟：收到第十期《往事微痕》。向编辑朋友们致敬！最重要的是黄河清的第十期文章，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文章。包括《炎黄春球》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中共的体制内呼吁改革，但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一批评包括对我尊重的李锐老先生的在内。我认为必须实现多党制才是救中国之道。《炎黄春秋》的所有文章都是那《第二种忠诚》的历史局限性已经太太清楚了！必须要逃出和跳出此思维僵化的模式。谢韬老人的观念也是如此的不足，他们的呼吁都是没有走出历史的局限性，没有普列汉诺夫的高度。所有为了救中共的药方，充其量都是奴才的请求！

杭州戴传熹：凡被毛泽东指鹿为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右派，个个都是社会的良心！其突出的共性；“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曾记得，德国前总理科尔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时发表的声明中说：“所有这些回忆和感觉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些当做各种人的生活经历来尊重，不去破坏它。我们应设法敞开心扉细心聆听他们的声音。这需要一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同样，对于反右斗争以至我国的每一段历史，也都非常需要这种回忆和沉思的气氛，非常需要尊重和聆听各种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从而使我们能够在直面历史真相，原貌的前提下，重新唤起并不断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思索，从中总结教训，鉴往知今，避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蹈覆辙，再造灾难。《往事微痕》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郑重的工作。与此相反，如果对历史的本来面目任意取舍涂抹，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或故意装聋作哑，怕从镜子里照出什么丑来……那么，耻辱也许掩盖了，但尊严也不复存在；痛苦也许会被淡忘，新的灾难就可能运顺而来。

      伤口可以愈合，境况可以改变，民族的记忆却永远不能消亡，因为过去的历史永运不会对我们失去意义。如果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想方设法让人们忘记过去，设若干禁区，不谈反右、不议大跃进、更不谈文革，否则就成了什么什么的，以“稳定”来压制一切！       

      要问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世界留下些什么，我想，对于从九死一生中存活下来的右派而言，那就是我们的亲历和所见了！因为这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真实的历史。应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经历的劫难、荒诞与耻辱说出来，如实地、充分地把它们写下来，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把它们写下来，能够在子孙后代面前成为他们前辈诚实和郑重的见证，能够使他们从中真正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有个科学的历吏结论。这件事《往事微痕》正在艰难地完成中，实在可敬可贺！                                           

新疆乌鲁木齐《新疆时报》社王洪甲：《往事微痕》正在开拓一项矫正国人记亿和是非认识能力、复兴民族气节风尚的工作，以开塞启蒙，不胜企盼之至。

 云南省开远市刘孟懿：我们都是“57人”，虽未见过面，但心却是相连的，知我心者唯《往事微痕》。50多年来，我们“57人”是怎样爬过来的？一句话：苦累饥饿加棍棒。搞阶斗争的人是奴隶主，其余的是奴隶；“地富反坏右”又是奴隶的奴隶，一直生活在人间地狱最底层即“19层”。吃的比猪狗不如的饮食，干的最苦最累最重的脏活，谁个把我们当人看待？当我提笔写《小传》时，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滴，痛心不己。

中国这场革命（1921—至今）根本就错了，特别是1949年以来。为什么？理论指导实践。理论错，指导实践难道不错吗？！“10月一声炮响（炮根本没响），给中国送来马列”。这“礼物”就是“阶级斗争”的魔鬼学说。于是中国中邪发疯了，疯狂至极。改革开放前中国为毛而发疯：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改革开放后为人民币发疯，连“羞耻“二字都没有了。谎言满天；陷阱遍地是现实写照。G把国家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还口口声地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不知羞耻！不彻底改变封建的法西专政，中国是无前途的。

云南省开远市郑兴：我家祖辈三代一直靠拣煤渣、做炭巴卖钱为生，当地人只要说“炭巴老倌”都知道是郑瞎子家、1950年我小学毕业上不起中学，15岁拜师学裁缝两年。因为我出身贫苦是新政权的依靠力量，把我提升到公安局工作，我文化低，身穿警服只能在街面维持社会治安，对乱摆滩的人，又是街场老百姓，自然是做讨人嫌的工作，我生性是个慈悲心肠的人，根本不适合这种工作，我找借口辞退公安工作，1957年5月25日，县人事科办了退职手续（有凭证）。第二天又回到缝纫社上班，心想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平安学手艺过日子，但美梦不长，1958年单位开展鸣放，我这老实人自然受骗上当，善意变恶意，给我戴上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帽子，并且，还在全县职工大会宣布我是从公安局开除的。随意篡改历史，马上五花大扎丢进监狱四夜三白天，后来押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只发给12元生活费，被扣发的工资，五十年到今天不了了之，这是什么法律，问苍天也不会回答。

我到农场后，家属被株连受歧视，内人宋美芬虽然比我有文化（中学生）不仅学历、资历合格，但招工进厂都因为我而受影响。当不成工人，只好自谋出路。身怀有孕也要干超体力劳动维持生活。1962年大概是因为工不能判敌我矛盾，我莫明其妙被通知我回家，但不能回服装厂。为了养活一家人，只有进搬运队靠苦力挣钱维持一家人生活。此后的28年生下四个孩子，但因受我的影响而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小的孩子还是无职业人员。

1976年天空一声巨响，说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抓，以后落实（83）4号文件才恢复我的名誉，通知我回厂上班，不久退休，现在我读了《往事微痕》更年轻了，下决心跟定“57人”，永远做个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