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留下历史  

第13期 （友谊交流 非卖品）

2008年12月25日

目    录

改革30年题句并寄望                         谢  韬（）

反右斗争和大饥荒的必然性                    姚监复（）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杨继绳（）

三年人祸，到底饿死了多少中国人？            铁  流（）

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佚  名（）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吴晔兴（）

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胡  泊（）

请给数千万农民饿殍冤魂一个纪念吧！          杨金声（）
夹边沟农场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任俠家（）

“粮”字的代价                              李  俊（）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张大军（）
几樁人吃人的惨案                            柔  剑（）

大饥荒是制度性人祸                          平  儿（）
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茅于轼（）

大跃进歌谣选                摘自1958年《人民日报》（）

“五七”档案：    蒋绥民、高作纯、 刘孟懿、费宇鸣、李斌（）  

友誼回声：  李泽衡、李清廉、丁振海、胥忠仁、周维康（）

改革30年题句并寄望     谢  韬

一

卅年改革半乾坤，  经济起飞腐败危；

天怒人怒强忍怒，  官场商场黑帮肥。

群言逆耳倾巢覆，  挑战失机难作为！

民主治国中兴路，  民心宪政光荣归。

二

米寿之年漫遐思，  人生波涌几多危；

腥风血雨战争日，  暴政专横阶斗时。

呼唤民主百年事，  官僚权贵制不移；

应运而生人何在？  历史英雄不失期。

反右斗争和大饥荒的必然性     姚监复

中国大陆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出现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和平时期气候基本正常的条件下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河南是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重灾区。我2006年访问了王庭栋——“潘杨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副秘书长），正是反右派政治思想斗争，在经济上、社会上酿成的恶果：非正常死亡人数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国死亡人数的“巨死亡”。现以河南反潘杨王集团事件为案例，分析“反右派”造成“大饥荒”的政治思想渊源关系和历史的必然性。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企图将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打成“右派分子”、“极右分子”。最后认定潘复生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毛泽东拍手。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和1958年反右派补课中，吴芝圃曾企图将潘复生打为“极右分子”，中央未批，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突然袭击，在会上发言指责潘复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当场拍手。潘被免去第一书记后，吴芝圃被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认为，右派分子不能超过参加运动人数的2%，不应在县以下开展反右运动。吴芝圃揭批“潘杨王”以后，又来了一个反右补课，全省划了7万右派，占全国55万的14%，全省干部的15%。县以下单位、中小学、工厂、农村也都划右派。全省上下在反右后，噤若寒蝉，唯左是从，毁掉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吴芝圃批判“潘杨王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河南创造了人民公社。
    吴芝圃以极左路线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政治上、组织上批倒斗臭以后，又从党内到党外、从省委到基层、上上下下批判潘杨王的农村政策，包括自养牲畜、自留地、包工包产、自由市场、小块废地种树个人所有等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是“小农经济优越论”、反对统购统销的“右倾错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吴芝圃“创造性”地执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河南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

 结语：观察河南1957—1958年反右派斗争和反右补课，1958—1959年反右倾斗争，使极左路线在政治、思想上占了统治地位，贯彻到经济工作农村工作上，形成五风盛行局面，河南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走在全国反右倾的前列，冒进得最远，对人民危害也最烈，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最多。反右派与大饥荒有思想渊源关系，不同地方反右派、反右倾的深度与广度同巨死亡的强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总之，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反右派与大饥荒、大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这是中国有历史的连续性与必然性的苦难的历程。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杨继绳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 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 。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記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三年人祸，到底饿死了多少中国人？  铁流

评价一个国家领袖人物不是靠当权统治者的结论，更不是传媒文过饰非的打扮，而是他到底为国家民族做了些什么事？人民得到的是幸福还是灾难？毛泽东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八年（1949年—1976年），勿说他在“土改”、“三反”、“五反”、“胡风案件”、“反右斗争”、“十年文革”中整了多少好人，杀了多少无辜，仅就三年“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便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人的事他并不是不知道，是知道而为之，这就不得不令人发指！作为一国之君，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对善良的子民能这样残暴无情吗？

“三年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中国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一个重要史实。对这一史实，中共至今秘而不宣，严密封锁，惟恐外泄。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个年度的人口变化的数字。这数字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一九六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接着，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事实指出：“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五千四百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一九五八年产量五千亿斤增加百分之八。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一九六O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一九六O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一九六O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来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81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二00五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二00五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数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统计表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百分比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2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2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8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8             5.11   

据此表数字可以看出，四年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百分之一八.四，江苏佔百分二.九，而浙江只佔百分之O.六,江西略高,也只佔百分之一.一，区域内的差距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灾前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八,湖北只佔百分之二.三。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灾前人口总数百分之四.七，广东只百分之一.七。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百分之一三.一，贵州百分之一O.O二，云南只有百分之四.二。在西北地方，甘肃佔百分之六.五，陕西只有百分之一。在华北，河南高达百分之六.一,山东为百分之三.三，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百分之一.一，山西更低至百分之O.四。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胜，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

有些城市年青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政策是牺牲农村保城市的，在一些重灾区的城市，如郑州、成都、重庆、兰洲等，仍有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由于他们未经历饥饿，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也未发现有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没有饿死人。以为中国是一遍笙歌，花香鸟语的安详图画，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另外，当时饿死人的消息全被封锁，纵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也不清楚，别说是一个省了。再加上执政的中共又三缄其口，从不正面回应此事，总以沉默来掩盖历史事买，使得中国的不少老百姓，竟然不知道历史上有此大灾大难！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跨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徵》）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道路的错误。所谓阶级斗争、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论路线所致。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结果，必须徹底揭露、否定、批判！

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的中国人？

毛泽东是个空想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个极其残酷的偏执狂，拒谏从非，纵用小人，视百姓为仇敌，玩权力于指间，好大喜功，梦求世霸，不失为千古一暴！

要追溯饿死人的原因，应始于“一化三改”（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他为了学习苏联，走“组织起来”集体化道路，卡住国人脖子，管住人民肚皮，从1953年起在全国实行粮、棉、油及其它副食品的统购统销，取缔和消灭了中国数千年来藏粮于民，积谷防饥的传统。在这之前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储备粮食，屯满缸溢，纵是天旱三年也锇不死人，平常一日三餐怎么吃就怎么吃，不按计划而依肚皮，可是统购统销后吃饭便论斤论两了。

1953年的统购统销工作，实行的是高指标的征购，又是抬高田亩实际产量压低口粮标淮的方法，把农民家里粮食搞个精光光。当时我是成都市郊站东乡（现已撤销建制）的工作组长，为了完成任务，就曾带领武装（农村民兵）搜查农家存粮。统购统销后不足半年，川西农村普遍发生缺粮，大批农民涌进城市抢购干粮（当时买糖果饼干还不要粮票），以饱腹充饥。此后，广大农民再未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大毒草”《向党反映》小说，有所表述。

统购统销后不久，全国农村工作重心转向建立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把千千万万农户手脚全捆绑起来，使土地与农民脱离关系，成为没有丁点自由的农奴。接着，不仅将生产资料划归集体所有，连生活资料也成为“一大二公”的公社财产。更损的是不准农户开伙，一律到公社食堂吃饭，砸锅毁灶，断烟灭火，取消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宁愿老百姓饿死，也不给一点出路。在饥饿遍及村村社社的时候，还不准农民外出逃荒，视逃荒为“盲流”，轻则批斗，重则丢监，使千千万万农民喝着“大锅清水汤”而死。

1958年，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既无干旱又无涝灾，可是农业生产却大面积减产。其原因是毛泽东为了“超英赶美”，下达死命令：全国必须完成钢铁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1957年全国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五万吨）。甚而说：一吨不少，一斤不短！“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了完成这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才掀起“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大批农村丁壮抽出来去深山采矿（有资料显示，高达一亿人），高炉添料，至使熟透的庄稼烂在田里，没有人去收割。一位伤残的老红军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写道：“谷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本来收成锐减，但浮夸风却吹破牛皮，粮食亩产不足五六百斤，抬高到几千斤和上万斤。河南省1958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却虚报为四百五十亿斤，结果将当年实际产量的七十五亿斤上交了国家，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减产的情况下，国家仍多征购农村粮食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村怎么不饿死人？

1953年共产主义霸主斯大林去逝后，毛泽东自视未来的共产主义领柚非他莫属，不惜国力财力，更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投出大批物力去收买落后国家的领导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对外援助为十三亿七千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为二十三亿六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十八亿七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五亿元。他所期望的是能成为新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主，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买他的帐。在中苏论战公开化后，毛泽东为使越共主席胡志明听他指挥，一次承诺给越南提供二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这二百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九六三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毛泽东为了称霸世界，自不量力的搞军备竞赛，为了把原子弹送上天，竟不顾人民死活仍然坚持粮食出口换黄金和外汇。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三百四十三亿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三千万吨（六百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换取黄金、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百分之二十四。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了为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一九六O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每年三百二十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合七十六亿八千万市斤，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

中共应向人民谢罪

    由于毛泽东的罪行未被揭露，又由于中共仍喋喋不休地宣传他的“伟大”、“英明”，不少中国人至今蒙在鼓里，特别一些未经过三年人祸的中年人和年轻人，还对他十分迷信、崇拜，这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笔者认为，中国不批判毛泽东，无民主自由可言；天安门城楼上不把毛泽东的头像取下来，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一党独裁；人民广场不把毛泽东腐尸清走，人民决没有言论自由！遗憾，新近中共召开的十七次代表会上，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先生，还在重复历史谎言，说什么：“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我们国家仍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法宝，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彻底完了，说不定那天再来个“三年人祸”，又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条鲜活的生命成为祭品。

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掩盖历史，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恶、最狠、最毒的暴君、酷君，中共应为他向全中国人民谢罪！

（以上有关资料引自辛子凌《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特此说明）

                                                       作者原为成都日报社记者

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佚名

一 、 人文神地说荥经

    荥经古称若水，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地区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线的咽喉。荥经土地资源丰富，全县幅员1781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当年人口6万余。
    自古以来，荥经就以其文化底蕴厚重，而享誉历史。荥经古为氐羌地，是羌彝等民族共居之地。荥经又为人文始祖颛顼帝的故里，春秋战国时期属于蜀国，公元前316秦（文王）灭蜀国，公元前期223年秦始皇赢政灭楚，迁楚王严（庄）道在此设县，故称严道县，；西汉时邓通于此开铜矿铸钱，“邓氏钱、布天下”。 此后各有废兴，但自古以来，都历为郡县治地，历史悠久。
    作为有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荥经，这里是令人景仰的人文神地：荥经有颛顼故里——六合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颛顼帝的老家就在严道。在荥经，至今有经历千年风雨保存下来的四座古城，即严道古城（先后治所古城坪，今荥经县城）；静冠城（位于六合清华村，相传诸葛亮屯兵之地）；邓通城（位于天凤乡、宝峰乡，相传邓通铸钱集散地）；孟获城（位于石滓乡瓦山，相传孔明七擒孟获地之一）。荥经为古代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大熊猫的故乡，红军长征曾经过荥经。
    荥经山奇水秀，资源丰富，有美丽的原始森林风光，有干年古刹、庙宇，还有名噪四海的南方丝绸古道。
    山河秀美、物产丰饶的荥经，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却沦入家家见浮肿、户户有死尸、村村断炊烟，哀鸿遍地、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即使在死人过千万的四川，荥经惨案也成为震动全省的典型案件！
    就在这万民垂亡之际，荥经县又发生了当时举国罕见的武装抢夺国库，开仓放粮，救济饥民的所谓“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成为当年罕见的政治事件！
    二、 “跃进卫星”酿大灾
    1958年8月底开始，荥经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荥经县人口六万多。至九月，全县建起十多个人民公社，大办起五百多个公共食堂，全县人民被纳入“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三化”，即“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军事化体制。
    雅安原属西康省，各级干部大多为转业的山西南下干部。西康撤省并入四川后，雅安两任地委书记何允夫、秦长胜都是山西南下干部。他们拉帮结派很有名气，只要讲得山西话，就有希望得提拔。荥经县委邢书记是山西南下干部，大跃进以来，他一直是秦长胜书记亲手树立的“红旗”书记。
    在山高水冷的荥经县，人们长期以林木和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粮食作物为玉米、薯类，水稻为一季中稻，亩产约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跃进年代里，邢书记亲手扶植的高产“卫星”，就达到亩产“万斤”、“三万斤”和“六万斤”！ 荥经县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高产“卫星”的“红旗”县。
    大办钢铁，荥经县又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钢铁卫星”的“红旗”县。全县抽调二万多劳动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炉”，上山砍树，建窑烧炭。四个多月下来，全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仅留下几处山大断路的原始森林幸免于难。荥经县因此换回“钢铁卫星”红旗十几面！
    是年8月起，全县农村青壮劳力全部开进“钢铁基地”，只留下一万多妇女和老弱病残耕作和秋收。秋收季节，劳力奇缺，大量粮食烂在地里。
    到了年底，地委开会落实国家征购任务，邢书记又在会上大放“卫星”，说是五八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万斤，增产到5600万斤。实际上，当年粮食减产两成多。
    秋收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国家征购任务又按“高产卫星”数字，任务“落实到社”。一些公社干部向邢书记反映实际情况，遭到县委高调痛批，一顶顶“右倾机会主义”、“落后保守”、“富农思想”的帽子压下来，一杆杆“白旗”插下来，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运出去。荥经县又一次夺得“征购红旗”,而全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
    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断了粮，社员拿草根树皮塞肚皮。由于政策调整，夏粮收割，全县粮食情况略有好转，部分地区还给社员发放了一点救命粮。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高潮，荥经县又是“红旗”县！五九年全县粮食总产才一千多万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书记又是一番“更大跃进”的神吹，声称粮食总产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跃进”的大潮中，“跃进派”邢书记上调，得到提拔。 大跃进中屡放“卫星”的饶青，接任了荥经县委书记。他接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继承了前任风格，在一门心思“更大跃进”、“夺红旗”的指导思想下，终于把这个烂摊子，闹成个更大灾难的深渊。
    饶青上任，刚好赶上庐山会议后“反击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掀起“更大跃进”的政治运动高潮继续来潮。一贯积极卖力的姚青，当此之际，正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到1959年底，县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粮大减产。姚青书记接着前任的高调报高产，大喊荥经实现了更大跃进，结果征购指标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多。姚青下令，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就地进仓，就地封存，然后上调。老百姓口粮、饲料和种子不管。但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任务。为此，他在全县党代会上提出报告：《乘胜挺进，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历，继续反右倾，鼓足干劲，为夺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不顾群众大批死亡的事实，继续大讲大跃进、大丰收、大好形势！
    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姚青亲自挂帅，大搞起“反瞒产”运动。在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情况下，县委组织各级工作队和工作组，下到社队，大力施压，以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查抄“后手粮”、“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的宗旨，用姚青的话来说，就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从社员家里和社队仓库中把粮食搞出来！”为此，县、社、队各级工作队、工作组和社队干部一起动手，开展起一场以暴力“催粮食”的“人民战争”。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据荥经县委在“双整”（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材料披露，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各级干部对“不老实”的干部群众，使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捆绑，吊打，人撞人，火烧，锄把捅进阴道，刀砍，活埋等几十种刑罚！
    这场运动的结果，荥经县委在“双整”运动中总结说：“社队仓库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断粮，社员群众基本靠野菜为生”！
    到1959年11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树藤叶（晒干）、玉米秸秆、棉花壳等磨成粉子，掺上野菜、树叶之类，号称“吃饭技术革命”，煮成“面糊糊”的稀“饭”，成年社员一餐两汤瓢，老弱病残则一餐一汤瓢。
    到1960年初，全县各公社的公共食堂，掀起了一场“吃饭技术革命”的“代食品”运动。据当事人回忆：“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三、 “荥经惨案”骇天下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
    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
    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书记向姚青汇报，请求开仓发放粮，遭到他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
    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姚青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红光满面！
    吃饱喝足，姚青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姚青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各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扔到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我在采访时，听知情人回忆说：直到九十年代荥经县城拓建新城区的时候，施工的田坝里，还不断挖到当年的大规模死人坑。当时，工地一传出挖出“万人坑”，四乡八野的乡亲们就蜂拥而至“看热闹”！
    至于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53.15%以上。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的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
    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荥经惨案”是四川大饥荒的典型案例，最终却成为四川省委负责人为诿过于人而抛出的替罪羊。
    中央知晓四川灾情的最初信息渠道，主要是通过干部群众大量上诉的告状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明朗以“一个四川干部”名义发出的“关于四川灾情和李井泉问题致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书”；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发出的“给毛主席的信”；以及1962年6月，廖伯康在参加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时，先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后向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四川灾情问题的汇报。在谈到四川死人过千万的灾情时，廖伯康对杨尚昆说：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
    廖伯康在这里所说的姚青被捕判刑事件，发生在1960年秋。
    1960年5月后，随着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和大饥荒的日趋严重的显现，中共中央领导人感觉到大灾难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初期的政策调整。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发出《十年总结》。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大政方针的调整决心日益明确。
    当此之际，“荥经惨案”仍在大规模持续发展。荥经县和雅安地区不少人写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省长李大章到荥经调查后，震骇惊心至极。正值中央下令开展反“五风”运动。为抓典型，李井泉亲自下令，雅安地委书记秦长胜主持，将姚青当“整顿”和“反五风”的典型逮捕，并以“破坏三面红旗”的罪名，判了八年刑，送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跟着一个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雷师傅赶马车。
    姚青老婆一看他落到如此下场，恐怕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于是坚决要求与他离婚。而接任姚青职务的新任县委书记尹斌汤，垂涎美色，连人家职务和老婆一起接收了，一贯在县委大院摆书记夫人派头的姚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吴晔兴

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兴和他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二00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文

一九五九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让我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吴永宽，二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一百二十人中共有七十二人饿死。

合计七十二人，分别在一九五九年农历十月、十一月死去。

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胡泊

我是1960年出生的，小时候妈妈和大人们都说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的小孩，最可怜了！当时粮食紧缺，有钱也买不了食物。大人都缺少食物，妈妈自然就没有奶水喂我,说我是喝米汤喂养大的。记得我11岁左右妈妈每天给我一角钱，让我每晚到牛奶店喝一碗牛奶，连续喝了3、4个月。哥哥、姐姐们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我记得，妈妈对我特别疼爱，好象是要补偿生我时没有吃到的奶水似的。
    长大后,我一直对60年左右的事情,对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特别好奇，总想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听到都是些简单的叙述，诸如食品缺乏，有钱也买不了东西来吃等表面的事情。比我大几岁的二家姐说：她当年拿着半个馒头在妈妈工作的饮食店门前刚想吃，突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抢了就跑。这就算是可怕一点的事例了。但这次到了好友薛丽丽的家乡柳城县沙埔镇，和薛丽丽的伯伯彻夜长谈，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可怕59、60年。不！应该是恐怖的59、60年。在广西柳城县沙埔镇一个叫高田的村屯，薛丽丽的爸爸和伯伯就是这个村的人，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这个村被改名为沙埔营高田三排，59年时叫沙埔公社高田第三生产队，现在叫沙埔镇高田村三社。57年之前农村是实行互助组的形式，即几户农民自己结合起来，收成除交公粮外，剩下的按各户所出的土地和劳力来分配，互助组先后经过初级社和高级社。但不管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当时农民的日子过得蛮好的，起码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但58年“反右”之后，全国 “大跃进”，全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从那时开始，农民就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把人赶到村里的祠堂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薛伯伯笑着说沙埔乡放的卫星是亩产2.6万斤,但他不知道，离沙埔不是很远的环江县，所放的卫星是亩产13万斤，他们还差了10万斤呐！而且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
    大丰收当然就要高征购了。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把各户拿出来的五谷杂粮全部磨成粉加糠做成饼，大人每天3个,小孩、老人每人2个。 全队男女老少200多号人，一天到晚就吞着口水等吃。有时还经常断顿，就找些喂猪的红薯叶加糠煮熟，每人一汤瓢。薛伯伯说,当时大家都学会吃生的，就象牛羊牲口一样见什么吃什么。干活时，大家就摘玉米吃玉米、挖红薯啃红薯、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煮来吃。事实上，家里也根本没有炊具。而且一旦被发觉，后果就更可怕。薛伯伯说,他们什么都吃过，野生的苦马菜、车前草、树皮，还有毒蛇、蚯蚓、蚂蚁甚至癞蛤蟆、鼻涕虫和蚂蟥。还说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
    每天在祠堂里尽听到小娃仔的哭叫，拉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夏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好不容易熬到夏收了，大家以为可以有吃的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反瞒产私分”等，直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征购粮交完后就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野菜汤，于是又伸长脖子望秋收。
    但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灌了半年的野菜汤，人的营养匮乏，体力严重透支，浮肿病终于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腿上一按一个深窝。有的地方已经传说有饿死人现象了。
    最恐怖的时刻终于来临：59年12月的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薛伯伯说，很多人应该都有和他一样的想法，那就是：能吃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就在那年冬天，薛伯伯的班里（当时伯伯在沙埔上小学五年级）就饿死了三位同学，一个叫兰笨牛的同学（因为名字特别,所以薛伯伯就记得这个人），在到山里挖野菜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个不记得名字了。他们都才十二、三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薛伯伯说,那年冬天村里饿死和浮肿病死亡的人数不下10个。
    在我国历史上也有过大饥荒的事，但我想那现象应该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也应该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发生在当代的那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三年中,总不能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遭灾吧？我也专门问薛伯伯:那几年是不是发生了旱，涝之类的天灾?薛伯伯说了一句话:“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地。”
    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的时候了。不仅该给老天爷和大自然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老天爷，是因为太阳每天暖融融的照耀着大地，使得树木和青草能够正常生长，而草根、树皮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盘中餐啊；感谢大自然，是因为大自然孕育了昆虫、蚯蚓、癞蛤蚂，而它们也是那两年广大贱民们的食物啊。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
    第二天,我要回南宁了。经过村口，我站在村头的一块空地上想，这里是不是应该立块碑，写上59—60年XX村饿死的人，但柳城有多少个这样的村？广西有多少个这样的柳城县？中国又要立多少个这样的碑？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为那年中饿死的中国人立块碑吧。记住他们，愿他们的灵魂安息！用这个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请给数千万农民饿殍冤魂一个纪念吧！
—— “大跃进“45周年感言

                     杨金声

1958年，我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大跃进”引发共产风。这股共产妖风，将农村刮得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应该说是十室十空），民皆饥色，鹄面鸠形，途有饿殍，村无炊烟。饥饿中的农民之苦，状况之惨是城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和中南海里不吃红烧肉的人想象不到、也看不到的。详情无须细说，仅举几则简例，即可说明问题实质：
    (1)饿急的农民什么都吃，连猪都不吃的玉米秆子芯也吃，吃下去消化不掉，又排不出来，是夫妻的躲在房里，互相抠出不成粪的粪块，年纪大的人自己抠不出来则被活活胀死；
    (2)饿急的农民什么也敢吃，把自己饿死的孩子煮着吃，被公社干部发现，还遭到斥责，可干部们也不想想，是什么原因把他们逼到这地步；
    (3)家里有孤根独苗的男孩，则将几个女孩的米汤食给男孩吃，将女孩锁在房间里，硬被活活饿死；
    (4)家里人饿死了，不敢声张，去冒领死人的米汤食。冬天，尸体存放久了，被干部们发现，揭开被子一看，尸体上的眼珠已被老鼠吃掉了，耳朵、脸、脚趾均被啃咬得脱皮露骨，目不忍睹，见到这种惨状，真是欲哭无泪，欲嚎无声啊；
    (5)冒领死人米汤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一个地方，几乎村村都有，全家整户被饿死光光的，绝不是个别例子。山路崎岖，小路雨天泥泞难行，和水道纵横出门靠划小船的圩区，行走不便，又远离公共食堂，农民饿得走不动路，也划不了小船，致使小村饿死绝，小屯饿死光！
    那三年，真的是鸡犬不闻，万户萧疏，蒿草阻路，屋舍颓然，寒风瑟瑟，日色无光，伤心惨目，有如是耶！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最让人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几十年来一直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改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个谎言，来掩盖连续三年的人为灾难。林肯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少数人于永远，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远。”据统计：当年的自然灾害，低于1956年和1957年，怎能以此来蒙骗群众，自欺欺人呢？这是极不自律、不自省、不道德、自毁信誉的拙劣做法。泱泱大国，堂堂中央竟出如此下策，夫复何言？
    至于究竟饿死多少农民，当时政府虽有统计，却一直噤默不语，视为禁区。改革开放后，言论开禁了，一些书刊才敢陆续透露一些闪烁其词或语焉不详的数字。例如：《庐山·1959》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P207-208上写道：“全国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新党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P381上巧妙地写道：“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请注意，这只是一年的统计数字）。《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三期P30则写道：“据正式统计，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不管是“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还是“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均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戏言。这些书刊虽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毕竟不是政府官员的讲话，更不是政府的文件或文告，出于对重大问题的慎重和不讲过头话的考虑，这些数字的刊出，可能是留有余地的。（农民饿殍新数字为：4319万。见《安徽老年报》2005年5月25日

夹边沟农场1500名右派活人吃死人 

任俠家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三，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十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在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夹 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张大军

我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乌龙集（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在五十年代初改为淮滨县固城乡）老庄大队蔡庄村。在她童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她的花季人生投下沉重的阴影，虽然她最终得以死里逃生，但却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相关历史事件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记录、总结和反思，以至于我们作为大饥荒幸存者的后代对那段历史都已经有点模糊了。对于一个以历史记录见胜于世界文明史的国家，无论是从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以古为鉴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遗忘和轻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个人非常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发掘并记录那一段让人揪心的历史。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今年夏天，我断断续续与我的母亲就其在大饥荒时期的亲身经历作了几次对话，下面就是这些对话的简要记录。
　　（我要说明的是，在整理的时候，我修正了母亲的过于俚语化的表述，以便所有的中文读者都能完全明白对话的含义。而我保留了那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口语化表述，以便体现该记录的对话特色。另外，文中的日期一般是指阴历，因为这是她们的纪年习惯。）　　

儿子：大跃进前我们家（指我母亲的家）里有几口人？

母亲：五八年的时候家里有六个人：你的姥爷、姥姥、两个姨，一个个舅，家里四个孩子中我最大，你舅舅最小。当时你太姥（指我母亲的奶奶）是一个人单过。
    儿子：大跃进前家里的生活状况如何？
    母亲：五八年以前，自己家耕种分给自己的地，各家的地基本都差不多。主要是因为家里的人比较勤快，所以咱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当地算中上等。那时候吃的大部分是细粮，有时侯吃粗粮，但温饱没问题，五八年以后吃的主要就是粗粮了。五九就全是草根树皮了。儿子：当时为什么要搞大集体？人们不是还过得去吗？
    母亲：都是动员的结果。当时说加入集体就象投资一样，五八年的时候还有宣传游行。刚开始，一般人都不想交，大部分人都藏着粮食。村干部就开会动员，说大队大集体多么美好，一般人就都把粮食交出来。
    儿子：加入大集体后有什么变化？
    母亲：大跃进后社员都集体干活，也开始吃食堂。伙食是论劳力发饭票，各个家里不用做饭，也没法做饭，因为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要交出去。五八年的时候村里还有粮食，有饭吃，可以吃饱，但没有自己家吃得好，吃得大部分都是粗粮。
    儿子：生活水平下降后，社员有没有意见？村干部没有反映情况？
    母亲：有意见，但没人敢提，主要是因为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效果。当时有一个人，叫简金发，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对当时形势的不满，顺口溜前面的两句是：吃的是猪糠，使的是牛力。后面的我记不起来了。后来，简金发遭到村里的大批斗。有了这事以后，社员就不太敢提意见。还有，当时的社员还能吃饱，所以他们都忍着，没有人提意见。
    村干部也知道情况没有以前好，但是强调这是政策，必须要执行，所以也没有干部向上提意见。
    儿子：五九年发生什么了？怎么情况一下子就变得那么差？

母亲：五九年虚夸更厉害，上级检查粮仓的时候，下边的干部都做了手脚，粮仓里面堆放着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只在上面放一层粮食。社员大部分人都知道浮夸，但没有人敢于举报，同时觉悟也比较低。
    五九年下半年天旱少雨，减产一半，稻干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收成。红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响，基本没受太大的影响。小麦是上半年收的，没有天灾的影响。五九年上半年还能吃饱。五九年下半年的时候，食堂没了粮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菜，只在野菜汤里放很少的豆面（注：指大豆磨成的面）。有时吃红薯和红薯片汤，但再也没有吃过细粮。
    五九年底六O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开一次伙，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
    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一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等到到家里的时侯，盆里只剩下汤了。家里其他人只好不吃。饿得人只知道各顾各了。
    还有的人家，在家里有人饿死的时候也瞒着不报，因为如果瞒着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着一个名额，可以多打点饭。你小姨饿死的时候就隐瞒了好几天，她就躺在家里。
    儿子：当时姥爷、姥姥、姨和舅都是怎么死的？
    母亲：年纪最小的一个姨（六岁）和舅舅（三岁）是在一九五九年秋天先后死的，他们是直接饿死的。你二姨六O年被送到信阳你二姥爷（我母亲的二叔，当时在信阳市的一个干校任主任）家，因为饿得有病，身体又弱，过了两三个月也死在了信阳。
    你姥爷是在五九年冬天去世的，那时是因为受不了折磨，他出去到你二姥爷那里避难时在路上死的。当时村里的干部要洋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洋钱。几乎所有家庭情况好一点的人，都会逼着交出洋钱。如果说没有，就会遭到村干部的拳打脚踢。姥爷挨打以后，交了一部分，村里干部说还有，所以就继续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当时，你姥爷挨打受不了，他就去信阳找你二姥爷，想去躲一躲，连带着去找点吃的东西。由于身体虚弱，到罗山（信阳的一个县）的时候就病倒，随即死去，并被埋在那里。
    你姥姥了解到我姥爷去世的消息后，就一直哭，心情悲伤再加上没有东西吃，身体很差，两、三个月后也跟着去世。
    儿子：当时二姥爷和三姥爷作为干部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吗？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母亲：当时你三姥爷（指我母亲的三叔）是大队（现在叫村）的一个小官，大队队部一直都起伙，我当时偷偷去吃，还很害怕被人发现。偶尔去吃一下，回来后也不敢给别人讲。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
    你二姥爷有时会寄钱回来，五九年秋天的时候还可以买到东西。到五九年底以后，就买不到了，不知道是没有粮食了，还是不让卖了。那时有钱也没用了。有人把衣服、洋钱和其他家什都拿出来换东西吃。五九年过后，拿这些东西再也换不到任何吃的了。
    儿子：我们临近的安徽情况如何？你们没有去安徽找亲戚帮忙（注：我们老家与安徽省阜阳地区的阜南县接界，我们家有一些亲戚就是安徽人。包括我的姥姥也是安徽阜南县王营村人）
    母亲：安徽比河南稍微好一点，五九年我去俺二姨那里拾豆子，后来那里也不行了。当时的亲戚也都顾不了别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时河里没有摆船，我就一个人摆船，有一次船一下子被冲到河的中间，给我吓得够戗。
    儿子：当时整个村饿死人的情况如何？
    母亲：那时，有人几天不吃饭，直接就饿死了。还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体极度虚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当时整个村死了一百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三分之一。
    儿子：你见过或听过人吃人的事吗？还有整个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母亲：咱们那里有人吃人的事。咱那有一个邻居，是蔡加轩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时候，她正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你们村（我父亲所在的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个本家大娘以及你干爸的母亲，也都吃过死人肉。吃过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看人的时候都直直地盯着。
    当时固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
    儿子：到这种时候了，还没有人提意见吗？村民没有其他的救助措施吗？
    母亲：五九年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提意见，如果有人提意见，村干部就会打他们。即使饿成这样，就是没有人提意见，还是因为害怕。
    只有一个人能说，他叫简疯子，也有人说他是神仙，因为他有时预测的事很准确。他就经常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因为他被人看作疯子，当时在固城街上公开说，也没人管。
    另外，五九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五九年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和烧锅，野菜也不让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干部发现家里有野菜，就会打藏野菜的人。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村干部曾去人到咱家里找粮食与野菜，用大铁棍在院子里到处撅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粮食都被发现了，然后就被拿走没收了。少数人家因为饿，自己家里起火熬菜汤，结果锅被砸，熬的菜汤当然就吃不成了。
    儿子：当时的干部也没人向上反映吗？
    母亲：当时的人都不准提意见、不准乱讲、也不准人员乱走动。你太姥去信阳市看你二姥爷，你二姥爷就不让你太姥讲饿死人的事。因为他也害怕。你三姥爷在五九年时是大队干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讲。
    儿子：那时还有人干农活吗？
    母亲：五九年冬天和六O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
    儿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开始有粮食吃？
    母亲：六O年三、四、五、九月份的时候，陆续有救济粮到生产队，生产对就开始重新起伙，那时还是公共食堂，虽然仍旧吃不饱，但已经好了很多。
    到六O年麦收过后，社员还是吃公共食堂，但由于有了收成，社员差不多能吃饱了。到了六O年秋天，村里开始分自留地，自己家可以种，不用交公粮，从那以后，公共食堂可能就散伙了，以后就论工分发口粮。
    儿子：当时饿死了这么多的人，没有处理干部吗？
    母亲：在六O年秋天或者六一年春天，政府进行民主补课，对村干部在大饥荒过程中的行为（如打人、不给社员吃饭和虚夸）开展教育和批斗。负有最主要责任的干部要“坐大仓“（当地的一种俚语，好象是指坐黑屋和关禁闭的意思），但没有坐牢和被枪毙的。
    儿子：您成为孤儿后怎么办？
    母亲：那时你太姥已经从信阳市回来，我就和她在一起生活，一直到与你爹结婚。你太姥一直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年。

“粮”字的代价      李俊

这是作者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在此文刊印时，难友李俊刚于今年11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死在路边。我们《往事微痕》全体同仁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深深地哀悼：你，一个受尽苦难的“57”老人一路走好！并向李俊难友家属致意和安慰。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没有阶级性的真理。食所依者，粮也。在毛泽东时代，我对这个“粮”字有过希望、有过迷惘、有过困惑；为这个“粮”字我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而今年过古稀，行将就木，趁现在记忆尚存，把我经历的真实事实写出来告诉子孙，让他们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发生过的荒唐事，谨防淡化，无史为鉴。

一，我对“粮”字的的希望、迷惘、困惑

一九三三年我出生在云南省宾川县力角镇白中村一个贫农的家庭。我家祖祖辈辈种粮、纳粮、吃粮，为了一个“粮”字，一代接一代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土地，但始终不能摆脱青黄不接时挨饿的厄运，不过还没有饿过肚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云南“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大理专员公署招干，我虽初中尚未毕业，但因成份好而被录取，分配在邓川（今洱源）县粮食局工作，一九五三年晋升为该县第三区粮库主任。命运安排我和这个“粮”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五三年土改结束，我家分到了土地。这年宾川地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经父母辛勤耕耘，粮食丰收。家里不仅有了足够的口粮、饲（实）料，还有余粮上市，真是人饱、猪肥、有钱花。父母笑了，笑得那么甜，从父母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好景不长。仅仅一年。一九五四年，当父母还沉醉在欢乐里没有醒来的时候，党中央来了个“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硬性规定：农民地里产的粮食除口粮外的余粮只能按指标卖给国家，非农业人口的口粮，按国家规定的定额由国家供给。我没有水平去考虑这个政策是对或是错，只知道是中央政策就要坚决执行。但在执行中不可回避地碰到两个现实问题：

一是收购的指标过高，但又不准改动必须执行。逼得农民不得不把口粮、饲料都作“余粮”卖给国家，青黄不接时又陷入像解放前那样饥饿的困境；

一是对矿山进下劳作的劳改犯的口粮供应的定额过低，也是不准改动必须执行。在我的辖区内有一个开采铅锌矿的劳改队（北衙铅矿），井下劳作的犯人的口粮每人每月只供给24市斤，其中70%是大米，30%是蚕豆或麦子。大米属精粮，70%足斤足两，蚕豆或麦子是原粮，发放后加工弃皮就达不到30%应达到的斤两。井下劳作是重体力劳动，24市斤口粮根本不够吃，再将原粮加工弃皮后就更不够吃了，劳改犯也是人，总不能叫他们饿着肚子干活啊。

在这两个实际问题面前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首先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从不怀疑，但是面对这两个高指标和低定额所造成的后果，我又无法解释，于是我迷惘了。

我虽身为区粮库主任，本想把收购的指标降低，把供应的定额提高以解决这对矛盾，但是官卑职小没有这个权力，我困惑了。

二，是这个“粮”字使我沦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我被派到州委党校学习。开学伊始的第一课老师就讲授唯物辩证法的“存在决定意识”，讲“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认为造成高指标低定额的原因是县委、县长不实事求是，制定指标和定额时不从实际出发，凭想象乱定，如果他们能来党校听听老师的讲课，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正当我专心学习，思想有了上述认识的时候，党校开展了整风运动，校长刘萍号召大家对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提出批评。还说，中央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误以为真，天真地去响应党的号召，在座谈会上根据我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中碰到的这两个问题，及学习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向中共邓川县委、县长提出批评，说他们犯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还斗胆要求他们改正。

言发了不到一个礼拜，打退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进攻的运动开始了。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而来。大字报列举了我四条罪状：

（一），说我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二），说我反对中国共产党。理由是：县委、县长就是党，批评县委、县长就是反对党；

（三），说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理由是：我说了“劳改犯吃不饱”是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为阶级敌人说，我就是阶级敌人，而且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

（四），说我是云南大右派龚自知的孝子玄孙，理由是：我说了“农民把口粮当作余粮卖，青黄不接饿肚子”，这是故意捏造事实，打击农民的爱国热情，是发表“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的右派言论的云南大右派龚自知的孝子贤孙……等等。

我想申辩，但又说不出一套套说得清楚的道理来。我寄希望予给我讲辩证法的老师为我说句公道话，谁料这位老师也正在挨批判，我抓瞎了。

两个月后宣布给我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职务，把我送到我辖区内的另一个劳改队（姜寅农场）监督生产，半年后又转送到宾川太和农场第四生产队监督生产。自此我沦为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三，在当敌人的日子里，又在“粮”字上遭罪

（一）管朝明其人

太和农场第四生产队是辖于本场马围片区。党委在各片区设党支部，管朝明是农场党委委员兼马围片支部书记又兼第四生产队队长。“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马围片的事就由管朝明一个人说了算。在一人说了算的制度里，如果说了算的这个人稍微有点人性，在他手下当右派还可以喘口气，而管朝明则是一个绝灭人性、心毒手狠的政治流氓，在他手下当右派就比牛马都不如了。

（二）“大跃进”中的管朝明

我到四队时正值举国上下“大跃进”，全国党、政和人民都疯了，管朝明更疯。他居然提出：“别的队只是放试验卫星，在一、两亩土地上小搞搞，我们四队要放大面积卫星，卫星的规模是：水稻平均亩产万斤粮，棉花平均亩产上千斤，红薯平均每亩产三百万（斤），花生平均产三千斤。”

管朝明是农民出身，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但竟然自欺欺人，把这些牛皮数字写在大红纸上，贴在大牌牌上，率领全队的人民和敌人，抬着牛皮牌，敲锣打鼓地到场部向场党委“报喜”。说来也怪，场党委也公然相信，还对他个人和他直接领导下的第四生产队为全场的个人和集体的“标兵”，号召全场向他及第四生产队学习。

（三）我在“大跃进”中

“报喜”归来，灾难和“标准”同时降临。管朝明为了证明他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标兵”，一股劲地提高劳动定额。水稻定额由每人每天自拔、自运、自栽1亩，提高到2亩，密度不能少于4.5万丛；耥秧10亩；中耕旱地作物15亩；棉花间苗30亩……。在这些同样是天文数字的高定额面前，在正常的八小时的劳动时间内是绝对完不成的，只有增加劳动时间。从十小时增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乃至十六小时。十六小时的连续劳动，别说是有血有肉的人受不了，就是无血无肉的机器也受不了，人已疲备到走着路都会睡着了的程度。即便如此定额仍然完不成。下放干部和革命群众完不成没事，右派完不成则不行，开始是被拳打足踢，但再打也完不成，后来他们手打酸了也就不打了，但劳动时间并没有减。

人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劳动时间如此之长，是需要相应的能量补充，但口粮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7市斤，为响应党节约粮食的号召还要减了3斤，只有24市斤。我被饿得淌清口水。

解放前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也挨饿过，但地里还有权属自己的青菜、南瓜可以掺着煮稀饭吃，再困难还可以到山里找些山茅野菜，野生山果充饥，也不至于饿得淌清口水。而今解放了，搞毛氏社会主义，地里的青菜、南瓜已不是自己的，变成国家和集体的了，谁敢动，动了就是“贼”，就要戴上“破坏国家、集体财产”的帽子，轻则挨打、挨批斗，重则下大牢，谁敢？！再说到山里寻食我想都不敢想，右派分子哪有这份自由？去了，视为逃跑，抓回来被打个半死。谁又敢？

（四）梦中白毛女向我走来

太疲劳了，淌着清口水我进入了梦乡……，梦见白毛女向我走来。他对我说：“你真傻，庙子里有的是贡果，拿来吃就成，菩萨是普渡众生不专政，对偷贡果的行为不追究，怕啥？”白毛女的这番话使我啼笑皆非，我回答说：“白大姐，你在山洞里不知洞外的情况，现在庙里的菩萨都被当作老墙土打碎，拿去作肥料去了，哪里有什么贡果？再说即便有，我是右派分子，没有你那份可以到庙里去的自由啊。”白毛女听了以后无奈地轻轻地说：“也是。”说罢飘然而去。

白毛女走后我竟想：白毛女虽然遭黄世仁迫害，但还有到庙里去的行动自由，有贡果可吃的客观条件。我是右派，一无自由，二无条件，我与白毛女之间没有可比性，切莫奢望。

（五）上“梁山”惨遭镇压

我没有为“三面红旗”而甘愿饿死的觉悟，饥饿逼着上了“梁山”，当了两次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两次都落入法网，惨遭镇压。追根究底还是为了这个“粮”字。

第一次是偷改饭证

管支书是个聪明人，他明知每月24市斤口粮对谁都不够，如果凭饭票打饭，不会细水长流的人，会把30天的饭票10天就吃完，剩下20天没有饭票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所以他把饭票改为饭证。所谓“饭证”是把24斤口粮÷30天（月大÷31，润月÷28或29，又日历为准）得出每天吃粮的数字，又把每天的数字按“早点吃少，午饭吃饱，晚饭吃好”原则，按比例一分为三，每天每人每顿吃多少，不论男、女、老、少斤两都是一致的，都印在饭证印好的格子里，（简称为“饭格”）。每打一次饭，发饭人就在饭格里打个勾，以记载这顿饭你已经打了，不能重复再打。因打饭的人多，为提高效率，伙食团设了三个打饭的窗口，党支部开恩，给了右派分子可以到任何一个窗口打饭的自由。

为了能重复打一次饭，平息饥肠咕噜，我从这个实际出发闪出一个念头：把在这个窗口打饭时划的色轻轻地刮掉，再凭刮掉的饭证到另一个窗口再打一次，就可以吃到双份。念头付诸实践，居然有效，颇为得意。谁料才得意了三次，竟被右派中的左派杨汉武发现，向管支书告发。

管支书当晚就召开斗争会将我揪出，此时我才发现与我犯同科被揪出来的还有右派分子阮光星、张亮华、杜章等三人。管支书不容分说，四条绳子捆四个人，一律吊在梁上。这次是管支书亲自动手并率右派中的左派杨汉武、李茂林、李发增参加对我四人一阵猛打。说来也怪，当时竟不知道疼，只有恨。待管支书和二李一杨三位左派打累了，把我四人放下来时，才发现四人都遍体鳞伤，痛得动弹不得。打手们离去后我们四人才由流着眼泪的十几位右派连抱带抬地回到宿舍。

是夜我疼得彻夜未眠。边疼边想为什么遭此冤孽。我想：管支书打右派应当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划出来的敌人，列宁教导他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过来理解，对敌人的残忍就应该是对人民的仁慈。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给人民以仁慈，如果管支书不打，那末把列宁的教导放在哪里？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在列宁主义这个部分就不完整，还叫什么共产党的支书记？管支书打我是有理论依据的。但是二李一杨与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什么竟下这样的毒手？我大有“煮豆燃豆萁”之感。

次日，“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接组长通知：管支书指示：我们四人每人扣口粮10斤，每日照样出工。我一算，亏了。改了三次，不正当得利2·4市斤，扣了10斤，亏了7·5市斤。党支部赚了。

第二次是偷猪油吃

某日，管支书命我在中午休息时义务劳动，为伙房挑水，任务是将伙房里的蓄水池挑满。蓄水池很大，挑满大约要挑30挑，每挑60公斤，距离为150公尺

此案当天侦破，我也供认不讳，照例晚上又是斗争会。会上管支书审我：“为什么要偷国家的猪油吃？”我答：“吃不饱，肚子饿。”管支书就问大家：“你们是不是也吃不饱？肚子也饿？”与会者异口同声回答：“吃得饱，不饿。”管说：“可见李俊说他吃不饱是在造谣的。既然他吃不饱，今晚就提一桶饭一叫他当着大家吃个够，吃不了用棒棒塞。”说罢就令左派杨汉武到伙房提一桶饭来，要我跪在地上当众吃完。

苍天保佑，伙房的全部剩饭不到5市斤，由杨汉武盛在一个大桶里提来。管支书也不看桶里究竟有多少饭，就叫我跪在桶前，命左派李茂林和李发增准备棒棒，在我吃不下去的时候用棒塞。于是我就跪在桶前，在中共马围支部书记管朝明的领导下，在全队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在全队右派分子的目睹下，以爪代勺，轻松愉快地把这将近5市斤的大米饭全部吃完，一颗不剩。吃完后我向管支书报告：“报告中共马围片党支部，右派分子李俊执行党的命令，现已将桶里的饭全部吃完，命令执行完毕，请指示。”管支书气得七窍生烟，咬着牙齿吐出七个字：“今晚撑死你，散会！”

回到宿舍，众难友投以羡慕的目光，我也自感得意。此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千多年前，秦朝宰相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与今天中共党支部书管朝明指饥为饱的现实相比，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之处在于：赵高是在奴隶制度里说的，而管朝明是在大救星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里说的。今天看来最高指标：“马克思+秦始皇”，不是随便脱口而出，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次日东方照样红，太阳照样升，但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接党支部通知：扣我口粮10市斤。我又亏了。

（五）为了一个“粮”字，四队的四位右派分子付出了生命

我为了一个“粮”字虽然遭受了二十二年的折磨，但毕竟把牢底坐穿活下来了。我亲眼目睹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四位右派，为了这个“粮”字，在那扭曲了的年代里永远离开了人间。他们是：

右派分子杨善根，男、31岁。他被饿得路都走不动了，管支书还强迫他去挑稻草。当挑到一个水塘边时，腿一软跌倒在水塘里，捞起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右派分子彭树涛，男、30岁，因饥饿偷食了花生被管支书吊打，生不如死，上吊自杀；

右派分子张家让，男、40岁，因饥饿偷吃了红薯被管支书打，生不如死，服毒自杀；

右派分子杨昌荣，男、31岁，疲、饿交加，晚上睡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死在被子里。

他们是死了，是非正常死亡。但是由谁为他们的死承担责任？这个现在没有解开的死结何年才能解开？

六，结束语

一九七九年我没有经过摘帽就被改正了。但是对我当年整风时在党校提的那些意见究竟是对？或者是不对？改正时没有说，以“扩大化”三字轻松代过。我不能理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去扩大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绝灭人性、假话说绝，假事干尽的混蛋，偏要去扩大说真话办事的人？这又是一个现在不能解开的死结。至于此结何时解开？我只能对儿孙说：“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几椿人吃人的案例        柔剑

（案例1）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以“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政绩”，所以才留存至今。这是份很贵重的资料，得感谢执笔人。

报告说：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四十一岁，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用具棺材将其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兜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另一份报告说：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社员杜之田已死两了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属阶级斗争范围，报了不利于乌纱帽，便压了下来。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成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都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另方面报喜不报忧，总是成续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永远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互为因果，上下隐瞒，天知地知，谁个不知？虽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断发生，但谁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没有粮食，粮食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去换取世界领袖的地位，怎的不锇死人嘛？

（案例2） 崇庆县（今成都崇州市）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惨痛的史时，说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往事。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高潮中我在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一九六O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徹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槌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的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视，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0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佔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户户屋里不见火。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风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蚁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吃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粘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实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纳说：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缕烟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二娃家房后是块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前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穿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仆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点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挪开，可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外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夹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禄，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在地门板上，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挠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条瘦肉筋。当然做老子的开了口，这一窝野种就疯迷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支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才树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华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喷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听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枪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禾、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烙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营营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三十，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一九六一年春荒过去，地里依然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杆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这新一轮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定罪。只好睁一支眼闭一支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胃，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大饥荒是制度性人祸     平儿

1958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今年正好50周年，半个世纪。此后，1959、1960、1961年三年，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饥荒，因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紧接着，共党为之辩护，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于“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讳过饰非的举措，实际上是说给饥荒死亡者的亲属与饥饿死亡边缘的那些农村居民听的。而他们自己却有一定清醒的认识。如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这次大会上，毛也不得不声称承担“主要责任”。刘另外还说过发生了"人食人"的悲剧，而这，他和毛是要被载入史册的。
    三年大饥荒是制度性的人为灾害。所谓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马克科姆·卢瑟福)。制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宪法秩序，第二种是制度安排，第三种是规范性行为准则。本文在第一种、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制度"这一概念。
    一、人民公社制度是大饥荒的直接性根源
    三年大饥荒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直接恶果。1958～1962年间的人民公社制度，其突出特征，可以“五风”为标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
    共产风遗祸惨矣!1958年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运动，是中共中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莽撞尝试。公社的规模巨大，有的是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小的地域也有今天几个乡大。湖南省平均每个公社7470户。(《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0页)在几千年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刹那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共产，出现“一平二调”，“平”是平均主义，“调”是无偿调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无偿调拨劳动力。据统计，仅湖南省平调的物资总量价值16.09亿元，人均51.9元，相当于全省农民当年一年的纯收入。(《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1页)头脑发热的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们，使农民进入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的生活秩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餐食堂化，驱使几亿农民去斗天、斗地、斗人(毛泽东青年时期有"其乐无穷"语)。每一农户失去了生产与消费的自主权，也失去了灾荒来临之际自救的可能性。
    浮夸风肇难狠矣!放高产卫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级干部喜极也，担忧粮食多得没有仓库存放，毛泽东曾建议休耕、吃5餐等等，于是高征购是逻辑的必然：超英赶美的核心是工业大跃进，高征购工业才能大发展。高征购，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口粮征购了去。一个县如此，一个地区如此，一个省如此。吴芝圃、曾希圣、李井泉(河南、安徽、四川)们恶贯满盈也。在普遍的“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即使湖南周小舟主政，也控制不了疯狂的卫星与穷凶极恶的高征购。区别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一个食堂，管住了全中国农夫的口和胃，也左右着奄奄一息趋向饥饿死亡的快慢。荒唐的是，大饥荒的1959年、1960年，粮食出口却创造了记录。
    强迫命令风助纣为虐。1957年反右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巴。1959年庐山会议封住了官员的嘴巴。1958～1961年则是赤裸裸地用扁担、皮带、绳索对付农民的嘴巴。在打人的人数、比率、频率方面，人民公社可以获得古今中外当之无愧的金牌。例如，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市郊干部打人者占55.6%，被打死与殴打后自杀的农民达103人。(《湘潭市志》第1卷第204页)1960年，耒阳县委就全县19个公社发生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严重事件向地委检讨。(《耒阳县志》第44页)1958年12月，石门县委就部分干部强迫命令，一年内造成73人死亡事件发出通报。(《石门县志》第33页)
    瞎指挥风是专制独裁体制的逻辑延续。全国仅有一个大脑，每一级如法复制，顺之者不昌，逆之者必亡。正是在这驾驭奴隶般的军事化的组织模式下，好大喜功的共产党搞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大修公路，一方面毁掉一二十亿亩森林，另一方面却炼成了几千万吨废炉渣。绿水青山一两年间成光山秃岭，干旱年接踵而至。天灾亦源于人祸。真正是天怒人怨。湖南省农村劳动力约1260万人，一会儿动员600万人大办钢铁，一会儿动员600万人大办水利，与此同时还大办交通，大办社队企业。(《湖南省志》第八卷，第41页)风雨时不避，冰雪下餐饮，黑夜晒谷，把一户户箱角、门扣、铁锅、茶炉搜括去炼钢铁，把入云的树林烧毁种红薯，红薯丰产了却忙于炼钢任红薯腐烂在土中，你怎样评价这一系列的荒唐与昏庸？
    干部特殊风人心使然，莫可厚非。问题是60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意识形态，使干部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受到制度的庇护与纵容，也提供了剥削与压迫农民的便利条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在于这是违反人性的。都是血肉之躯，都要衣食住行，都有七情六欲，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三个代表”都不能不是欺骗。问题是如何以制度来遏制人性之“自私自利”性。自1917年以来9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扩大化、严重化、极端化。
    二、统购统销制度、干部任用制度、户籍制度等是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粮食统购制度是刚性、强制性的制度。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上、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1957年，国务院又规定"农业社分配粮食，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先后顺序：第一首先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收购任务(包括增产社的增购任务)；第二，留下农业社生产必需的种子和饲料，分给全体社员基本口粮和必要的饲料；第三，在解决了上述两项问题后，才适当照顾劳动强出工多的社员，或用来发展副业和多养牲畜"。而在实践中，贯穿人民公社始终的是，统购带有强烈的刚性与突出的强制性。之所以高征购高到农民保命粮也能夺走，是因为国家、公社、干部被制度赋予了强制性征购的权力。口粮也好，种子也好，饲料也好，在长官意志过度过分之时，“征”了去，“购”了去。为完成收购任务，干部、工作队可以随心所欲地闯门入户、翻箱倒柜、见粮就收、颗粒不剩而合法化，这是制度性的抢劫。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总产量10960万斤，仅够口粮，却被征购了5974万斤。广西环江县放出了亩产13万斤的高产卫星，总产量实际0.828亿斤，征购指标高达1亿斤，过度征购导致环江县1959年、1960年死亡4万多人，占总人口1/4。(《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湖南绥宁县1960年突击外调粮食24760吨，同年因饥饿患病13534人，其中营养性水肿病6210人、妇女子宫脱垂病5888人、小儿干瘦病3436人，这批人中非正常死亡1212人。(《绥宁县志》第38页)
    干部任用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仿佛一个变化多端的幻想花筒。批了一个邓子恢，饿死千万人。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上书实实在在轻描淡写，却不能不被毛氏打成反党集团首领。跟随彭氏倒霉的是几百万良心还没有全部灭却的各级干部。党内斗争自清查“AB团”与延安整风以来，历来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干部路线是“驯服工具”与“螺丝钉”。导致弄虚作假成为官场明规则。如河南一个县委书记在报告中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安徽临泉县委对各公社的电话通知，说完不成粮食任务，就要考虑职务问题。等等。(《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因此，毛氏中央能够把全党统一为荒唐透顶的共产风工具，也能把几亿农民的灶台拆除，把人间化为地狱，把农村变成监狱式军营。
    户籍制度是大饥荒时农民坐待毙命的守门神。户籍制画地为牢，限制了人口逃荒可能性。灾害与饥荒在中国历来是区域性的，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毕竟自然环境、粮食产量、地方官征购强度是有区别的，流浪以就粮是自古以来活命的一个方式。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承认流亡到外地(主要是城市)的农民，仅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约有300万人。中共中央要求不得招工、不得报户口、不得供粮食，一律遣送回乡，要求派人在交通要道劝阻，等等。广西环江县把追捕到的外流人员集中“教育”，关押之中非正常死亡44人。(《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官方以一个户籍制把人口流动限制起来。一户死绝，一村几死绝，一乡半死绝，然而不得不坐以待毙，这就是当年的景象。
    与此配合的，还有司法制度、警察制度。自土改开杀戒之后，镇反杀人，反右捕人(5万多右派被送劳教)，一派秋风扫落叶的萧瑟之气。中共当年统治的恐怖主义、神秘主义，使全国性的饥荒缩小为一家、一村的饥荒。有饿死的，没有抢粮的；有奄奄一息待毙的，没有请愿与示威的；有高歌“三面红旗”的，没有敢于说一说直系亲属在农村被饿死的。统治到如此地步，把枪杆子、笔杆子运用到如此炉火纯青、如此登峰造极，毛泽东们不折不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茅于轼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外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七千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十九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一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就是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都会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粮食不足那时候是全球性问题，各处地方都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到处都有人饿死，但是都是小规模的。现在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十九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达到 1%以上，增加了十几倍。至于寿命，在十八世纪末平均寿命是26岁，这是人类几万年挣扎的成果。而此后不到二百年的今天，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增长到 67岁，寿命的年增长率增加了50多倍。十八世纪末是人类发展的转折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值得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来研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可以做到消灭饥荒成为容易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终于被彻底克服。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大家所说的大饥荒，和历史上的饥荒比较，是十分有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经济落后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中。饿死的人数顶多只不过几万人。确实，当今世界上患营养过剩和肥胖病的人数早已超过饿死的人，也正在超过挨饿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饥荒死人？经济落后的国家比较容易饿死人。贫困不仅仅是生产不足，而且是基础设施的不足，很少有保险，储藏，贸易，公共行动等补救措施。卫生和医疗的落后都扩大了饥荒造成的后果。当今世界上受饥荒威胁最大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如安哥拉，索马利，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由于国家穷，一旦发生饥荒，很难迅速克服，其后果会延续多年。

      粮食歉收会导致饥荒。饥荒往往发生在极端气候期间，如干旱，水灾，使得粮食严重歉收。但是歉收既不是饥荒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国家里，也都有相当的弹性来调整丰歉。我国学者宋国青对我国因为气候特殊而减产的情况作过分析，他得出的结果是气候影响产量在一个局部地区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总产量的百分之一。因为各地的丰歉会彼此抵消。在全世界范围内气候影响产量的程度就更小了。不过他的分析不包括气候变暖等长期变化的后果。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比如1931-33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大饥荒，当时苏联的人均GDP是现在非洲经常受饥荒侵袭国家的三倍。同样地，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鲜的饥荒，他们的人均GDP也比大部分现在有饥荒的非洲国家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损失却大得多。这些例子说明由于比较好的公共管理，可以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大大地减少饥荒的损失。阿马蒂亚·森教授专门研究饥荒，他说现代饥荒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饥荒，往往是粮食的分配机制被破坏，而不是没有粮食的供应。森的研究提醒了许多学者去研究饥荒发生时的分配状况。他们发现在饥荒流行时周围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由于分配上的障碍，挨饿的人得不到供应。分配的障碍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被破坏，有钱也买不到粮。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钱买粮食。这时候不是没有粮，而是没有钱。只想办法去增产粮食，不注意提高百姓的收入，就搞错了问题的对象。收入不提高，粮食再多照样会饿死人。不过因为穷而饿死人是很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以后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当今时代大规模饿死人都是因为人为对市场的阻隔，使最重要的供应渠道失去作用。

      在今天，饥荒的防止是容易的。运输费用大大地下降了，粮食储藏成本很低，信息传播非常迅速，国际的饥荒救助到处可得，营养和医疗的知识大有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大规模饿死人是非常特殊的事，它往往是和极权政治或战争相关。斯密（一位现代学者，和十八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同姓同名）就说，现代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森教授甚至还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

      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在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饥荒很容易从别处获得粮食而被缓解。世界市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缺粮，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粮食禁运而饿死人。相反，倒是许多饥荒因为国际援助而得以避免。中国1959-61的饥荒和朝鲜前几年的饥荒就是因为取消了国内市场，又隔断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否则饥荒绝不会那么严重。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饥荒更因为不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而格外严重。粮食不能流入，如果人口能够流出，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市场的自由参与，人口的自由流动，都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果把人圈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许可商品和人口的任何流动，粮食只能自给自足，那么任何原因造成的局部供应不足都会造成饥荒，都会饿死人。所以饥荒造成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对人们自由的干涉。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饥荒死亡人数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1959-62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一般专家估计为1400万到4300万之间。这两个数相差极大。我自己对这个统计作过很粗线条的，但是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其方法如下：当年的人口数是上一年的人口加上新出生的，减去死亡的。死亡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和饿死的。从颁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灾荒前后的人口数，如果能够找到此期间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剩下的就是饿死的人口数。但是新生人口和正常死亡的人口数是未知的，所以只能求助于假定。如果这两个数和灾荒以前相同，没有变化，可以算出饿死的人是4200万。但事实上灾荒年代新生人口肯定会减少，所以实际饿死的人到不了4200万，大约是3500万比较可信。我国学者金辉对三年灾荒的死亡人数有过更彻底的研究，他对公布的人口数有怀疑，因而作了更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规模饥荒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对我国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我国的经济实力有就有了巨大的增长，人均收入比1960增加了近二十倍，社会的组织化有了彻底的改进，专制已经消退，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物资的流通十分方便。所以大饥荒事实上已经成为过去。可是我国的许多政策还以防止饥荒作为前提。比如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导致城市的用地供应不足，房价飞涨。我们应该了解现代学者对饥荒的最新看法。

大跃进歌谣选

稻堆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擦擦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月宫装上电话机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

“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

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

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两只巨手提江河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

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

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

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

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比比看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

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

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一个红薯滚下坡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

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

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

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

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

“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奇唱歌来怪唱歌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

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

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

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

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

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

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公社的山羊

公社的山羊长的壮，上山碰到非洲象，

山羊打个大喷嚏，轰隆一声比雷响，

大象吓的直哆嗦，扑通跪倒直喊娘：

“娘呀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

跟它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种个南瓜象地球

种个南瓜象地球，架在五岳山上头，

把它扔进太平洋，地球又多一个洲。

一头肥猪大又长

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

猪背可以降飞机，猪耳朵成了飞机场。

吆麻雀

                   消灭麻雀有信心,  东村猛追到西村,

                   吓得母雀经期乱,  吓得公雀漏了精。

                           我把地球戳个洞

                   他住西来我住东， 我把地球戳个洞，

                   竹竿捅到美国去， 吓得美帝半癫疯。

                               上月球

                   苏联老哥好朋友， 卫星载我上月球，

                   砍来桂树烧木炭， 赶下嫦娥去放牛。

“五七”挡案：

蒋绥民小传

蒋绥民，原名炳水，字涵之，冰水。出生于1934年，原籍浙江余姚与渚镇。炳水这个名字是外公给起的，他按生辰八字，分析了我的性格刚烈似火，宜用水来制约，故名炳水。绥民是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后自己起的，意欲当一个平顺的老百姓，不再“惹事生非”。当年因家境贫困，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饱受战争的创伤。小学未业就到上海当学徒，时年十三岁。越是爱读书，可谓饥不择食。在工余时间到书摊租过武侠小说，在思想中种了扶危济困、劫富济贫等因子。十八岁那年（1951年）借钱护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侥幸被录取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身永民建筑公司设计部当监工练习生，因文化水平太低，每晚上夜校补习，后来在本单位读夜大，弥补了这项缺陷，跻身进入技术人员队伍，获得了工程师职称。

在设计院期间，我生性活跃，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考入了北京市工人业余歌舞团的民族管弦乐队，成为二胡演奏者，同时把所学的知识带回设计院，在院内组建了乐队，自任队长，继而成立了歌队、舞队、京剧队、话剧队，节假日演示各种节目，每当周末乐队为本院举办周末舞会伴奏，舞票还散发到儿童区院、建工局、水电局等邻近单位。一时名声鹊起，当时的北京饭店、新侨饭店也邀请乐队来饭店伴奏。但好景不长，由于生性好动，我是单位的活跃分子，是工会的文体委员，在党委号召下，参加了整风运动，积极参加鸣放，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确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因为这是毛主席的金口玉言，丝毫没有戒心。结果中了“阳谋”之计。批斗大会上又因不低头认罪，甚至昂首挺立，不服从低头、哈腰椎间盘突出、下跪的指令，在台上和“积极分子”打了起来，人事科罗列的罪名我拒不签字，结果被党委书记斥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极右分子，1958年秋被送劳动教养。

雍和宫藏经馆被公安五处用为劳动教养分子的临时集中地，负责登记的陆定一的秘书石盘，他以极左的姿态对待被收容者，进门就给一个下马威，搜身后宣读劳教戒规，安排劳动——一天纳两双鞋底，别以为这是女人干的轻活，一针一线，要求“横七竖八，时值隆冬双手僵硬，十指麻木，裂出血口也完不成任务。好在为时不长，二个月后就分配到安定门外辛店村的北苑农场翻砂车间。翻砂是一项又脏又累的重活，开始时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干活无时间限制，经常连班，由于睡眠不足，经常出烫伤、砸伤等事故，铸造件的废品率极高。劳教分子为了多睡一回可以不吃饭。可是到了1959年，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开始，社会上的食品控制很严，作为劳教分子，开始时瓜菜代粮，到后来瓜菜也没有了，动员大家去“小秋收”，除拣拾野菜外，把农田里的白薯叶抱回食堂，洗净切碎和炔子面掺和后熬成稀饭，日久天长，很多人大便干积，脸面及腿足浮肿，死掉了很多人，我因劳动积极原是技术人员，被提拔为检验员，劳动较轻，幸免于难。

1964年大部分右派集中到团河农场，我在三大队管理葡萄，大量地吃葡萄恢复了原气。没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对就业人员施压支边，我报名去了新疆农三师，和劳改就业人员混编成两个大队，主要是垦荒修建水利工程，修渠筑坝，土方定额为自装自御，每天必须完成七个立方来。只有超时劳动才能完成。因此不少“支边人员”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境况下，纷纷开小差逃跑，我也是其中一员。其中两次被抓，“乘飞机”带背铐，被斗被打已成家常便饭。而我认为最厉害、最恶毒的惩罚是饿！连队指导员已洞悉我们这些逃跑者“死不改悔”，认为打骂、体罚、检讨、重体力劳动等方式已经无效，只有使你跑不动路，是一种有效的惩治之法，并能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每天上下午一个不(?)窝头，一壶开水，把你长期关押在地窖中，解手时喊报告，由警卫放下小梯，爬上来带着长链铐，或两人连铐，不碍解衣脱裤，这样被关一年后，到了脸白如纸、骨瘦如柴，走路摇晃的程度，于是指导员就冷笑着说：“你有本事再跑个试试！”

求生是人性本能，意志力是燃料，只要一息尚存，谋求生存与自由的信念就不会泯灭！

1972年夏天，第三次逃路终于成功，在开枪威胁下强泳过河，砸掉手铐。为逃避追截，横穿戈壁滩，虽经千难万险，最终落户草湖公社，克勤克俭，获得了暂时安定的生活。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时，在公社揭发贪污会计而结识了下基层参加“双打”的工作队，获得了中央55号文件的信息，与北京联系后，1979年初被接回北京，恢复了工作。自励打油诗曰：

历经万劫与千险，棱石磨圆志更坚。

七十八十不服老，有作有为度余年。

世事国事自己事，重视邪恶是罪把。

愿借纸笔传后世，揭伪存真警愚顽。

高作纯小传

高作纯者，中共治下之右派分子也。一九三六年五月生于河北抚宁之一小山村。父兄皆事农耕。自幼顽劣不训，尚聪敏，志于学，一九五七年山海关中学（原田氏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九五七年八月余写了一篇题为《“整风争鸣”随感》之文章，其内容、观点与当局相左，为其所不容，一九五八年一月被北京师院划为右派分子。五八年三月被校方处以“保留学籍，劳动考查”，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先后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一带农村劳动。

不幸中还有一点慰籍的是，与在校时的女友陈××一起改造。她因其祖父陈独秀的问题而被划为右派。两个人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在精神上相互安慰。此举被校方视为大逆不道，改造中的右派胆敢谈恋爱，这还了得？于是连三并四地找我们“谈话”，并多次提出口头警告。但我们恋爱双方并不愿中断关系。为拆散这对情侣，于五九年九月以“抗拒改造”之罪名把我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最初是为处理右派而设置的一种刑罚手段，后又普及到了其他刑事犯罪，这是一种不合法制的作法，它是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有权者可以随意剥夺他人自由的处罚手段。此作法延续至今。在倡导以法治国的今天，它是否该到“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我进了监狱，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之安定门处北苑农场，延庆营门铁矿，宁河县之清河农场，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场，河北邢台之留村农场劳动改造。

劳教，初始是无期限的，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京市公安局于六一年给一些人宣布了期限，分为一年、二年、三年。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公安局并不照此执行。从五八年开始，北京公安局陆续收押了一些右派，他们中的大多数，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才陆续放出来，刑期达十余年了。有些人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释放，被关押达廿余年。

我是一九七○年初被释放的，后又被遣送回原籍，接受群众专政。

因为一篇文章而获罪，被当局有形的和无形的监狱关押了廿余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平了反。一个不黯世事的青年学生，从廿岁到四十岁的大好时光，被“政治”给无情地浪费掉了。这廿余年的艰难困苦，无论你怎样想象，都绝不为过。获罪的那篇文章都写了些什么而让当局如此的恼怒呢？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了，据回忆大致谈了如下几个问题：

1、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2、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问题。

3、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

4、关于中苏关系。

也许还谈了其它一些问题，时过境迁，记不得了。

我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明确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认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笔资金，刚刚经过战乱的中国一穷二白，哪里有这笔资金？我们既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也没有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当时中国有的是饱经战乱后的六亿农民，一个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政党，忍心去榨取农民的血汗来积累这笔资金么？（恰恰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主张应该先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重工业。这恰与当局的方针相悖。

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我反对强迫命令的做法推动合作化运动。主张在“自愿”的原则下推进合作化运动。

关于中苏关系，我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主张在美、苏之间“骑墙”。这又被当局视为“反苏”。

仅据以上几个问题，当局足以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几条今天看来都是好意见，可惜未被接受。

一九七八年底右派问题得以平反改正，安排在中学任教。九六年退休。

平反后，与当年初恋的情人，虽又重逢，但时过境迁，有情人终未成为眷属。

刘孟懿小传

刘孟懿，男，1934年1月生于四川省蓬安乡群乐乡中农家庭。祖祖辈辈务农。贪官污吏的统治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在我心灵投下失望的阴影。对此，我表示深恶痛绝！

父母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生活十分艰苦，还省吃俭用，决心培养个读书人支撑门户。1941年父亲送我去卢家私塾读书四年，能背四书五经，老师夸奖，父母高兴。遂写诗自勉：“背书进学堂/立志成栋梁/常读诗书香/莫负好时光。”

1945年读小学。1950年读初中一直到高中毕业。1955年参加全国第一届高考，被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地理系录取，成为家乡第一个大学生。父母、亲友都笑了。

在读中学的寒暑假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土改等。我亲眼见到：杀人太随便！只要书记说声“××该杀”，不问皂白拉去就毙了。我很疑惑：他说得对吗？原先跟官“跑龙套”的，怎么变成了“无产阶级”而为骨干，会干好事吗？莫非“前面走只狼，后面又来只虎”。

1955年8月，背负着父母希望，告别家乡，我踌躇满志迈进西师校园，决心读好书，做好人，将来才是好教师。

事与愿违。1957年5月整风开始了。心想：“玩啥花样？我不党不团干我啥事？”故我不参加“鸣放”也不写大字报，就怕读书梦化泡影。鸣放如火如荼，我写打油诗赞之：“西师鸣放真热闹，我们天天听报告，大报告呀小报告，严防陷阱中圈套。”

同年6月，我们59级学生刚从成都实习归来，一张《右派分子刘孟懿是反苏的罪人“大字报”贴出，观看同学都惊愕：他没参加鸣放无“反动”言论，怎么成“右派”了呢？怪事！

平时我爱与好友谈论《联共（布）党史》的“掩盖事实、粉饰皇权”的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问题研讨是正常的，怎么又成了政治问题？！做贼人心虚呀！学生谈论书中问题有罪的话，最好把我们嘴封起来，一举多得（不得说话和吃饭，不准思维好当“工具”使，但我是个人呀！）。

如果不是好友告密、出卖我，构陷这个“罪名”纯属“子虚乌有”。我一直要求“谁听到我说的”站出对质但没有这条汉子。此“罪名”至今仍是个谜。闲聊就作为定“罪”依据，则与法斯专政无异。此“罪名”我根本不承认，何“罪”之有？！那是“搞阶级斗争”之人强加的。人，一旦失去良知和人性，比虎狼不如！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57年12月，西师以思想反动，抗拒改造，把我开除了并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从此跌入人间地狱。

1958年1月，我带着“莫须有罪”回到父母身边并悲切地说：“儿没尽孝道连累了你们，真痛心！我被人诬陷，‘玷污’了门户，当个农民算了，”父亲悲愤地说：“当农民？！他们能放过你？！”父母，亲友受到了株连，只好哭着过非人生活了。

同年3月，冶保傅主任押我去乡上开“五类分子”会，去迟一步就遭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命，留下刻骨记忆。张书记还把我五花大绑。抛在地上，向社员宣布：“右派破坏我们美好生活，我们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边说边打还用脚踏，多么残忍！从此，我得了两种“挨症”，一“干挨”二“长挨”。在“阶级斗争”钢丝绳上竟走21年呀，稍有差池粉身碎骨！万幸！还是捡到这条命，何等惨烈！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下达，戴在头上达21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昂头挺胸走出“19”层地狱，呼吸到一点点新鲜空气同。一天，我碰见上面所述的那位张书记讥讽地说：“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怎么又翻身了呢？”他红涨了脸无言以对。

从此，我走上了讲台，向学生讲述着：大江东去还是西去？……这个故事一直讲到退休，至今仍在思考着。

忆往事如梦似烟，中国中邪发魔疯！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使人惶惶不可终日。神州大地，谎言满天，陷阱遍地。中华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坑害了多少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也只能装聋卖哑当“白痴”；剩下的多半是庸才、奴才和鹰犬了。普天下简直都是“坏人”，只有“搞阶级斗争”人，才是“精英”“好人”了。他们推动地球才会转动？！但事实告诉人们：正是他们丧尽良知，人性全无，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心狠手辣，惨无人道。总有一天，他们是会受到历史判的。

在漆黑的地狱里，那种日子和生活，那种人际关和思想……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为子孙留下一座历史“金山”，如同开远“57”人留下“白凤乌鸡产业”一样，内涵十分丰富。

我们再也不能让“超级大马戏”重演。谁要再演这场“戏”，必将是亡党亡国的“庆”，人人奋起而诛之。惟有不忘“反右”的血泪史，才能做未来的真正生人。

最后，我用《赤子悲歌》来作“小传”的总结：

读书蒙难遭魔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腥风血雨成往事，回首坎坷非寻常。

日批月斗“罪加罪”，戏语闲聊尽上“纲”。

赤子悲歌血泪史，“真空罩”下是国殇。

费宇鸣小传

费宇鸣、男、四川成都人，1931年出生，解放前就读实验小学、国立六中、黄埔高中。1949年12参加西川人民日报任校对，50年元月改为川西日报任校对，同年调军大川北分校第七支队，被分配到广元粮食分公司任秘书，51年就读成华大学被分配到绵阳江油人民银行任信贷员。57年打为极右送劳教，在筑路支队修成昆、内昆、广旺等铁路，61年解除劳教（此时已妻离子亡），在永川新胜茶厂就业，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案被判刑15年（其中7年黑牢小监足镣手铐是苗溪茶场典型的反改造分子）。80年右派改正，撤销劳教处分，政策就落实到此为止。81年安家，83年被清放回蓉，白手起家，先后自己办成都市西窑饲料厂、光华装饰工艺厂、青羊区医药包装容器厂任厂长，江油太白火锅大酒楼任董事长，四川风云寻呼台任副台长。1993年后就清闲在家，种花养鸟、弹琴唱歌，教子。子女都学钢琴，我不愿他们从政，政治就是整人，太黑暗了。小女川音毕业，幼子去年参加成都市中学钢琴比赛获三等奖，我希望我的子女都从事技术、艺术。

李斌小传

李斌，我因“出身罪”、“言论罪”，二“罪”并发而被打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历煎三年多摘掉帽子、解除劳教后 ，当了“摘帽右派”、“撤处人员”，仿佛还是有罪，转送弥勒东风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直到有了＜78＞55号文件……

李斌，原名李国僕，男，云南屏边县人，1931年5月生。自家父李忠邦的冤案发生，我的家庭出身，在“地主”前面又加了“恶霸”二字，名曰：恶霸地主。再加所谓“李忠邦，因有血债，罪大恶极，已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于是“出身罪”便“身”不由已地降临在我的头上；在整风运动中，我又不识时务地应“邀”登上了大会鸣放讲台，作了所谓“从党的粮食政策、干部政策、肃反政策、到教育工作、宣传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的大会发言，于是“出身罪”再加“言论罪”，二“罪”并发，在屏边划极右派便非我莫属。

其实，家父李忠邦并非恶霸，更无血债，恰恰相反，他一向仗义桑梓，抗暴安民，致力办学，支援学运。“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威武神算惩恶贼”等故事，在民众中传为美谈，方圆村寨，家喻户晓。正因如此，地下共产党员常常出进我的家，我家成了地下交通站、庇护所。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影响下，家父积极参加了万保邦将军（原六十军军长、我的堂外公）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在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共同策划下，组成了滇黔人民自卫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开展反蒋武装斗争。万保邦将军任总司令员，家父李忠邦为该部第三团团长。在同国民党26军的多次战斗中，因屡屡失利，26军前后三次抄了我的家，并悬赏大洋买李忠邦的人头。后来“边纵”四支队派人来与家父联系，家父在征得万将军的同意后，毅然带着自己的全部枪支人马投身“边纵”，被任命为“边纵”33团副团长兼四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在蒙、屏游击和解放河口等地的武装斗争中，支队首长、党委对家父所发挥的作用和所立下的功劳，给予了充分肯定。蒙自会师后，家父受“边纵”四支队和蒙自地区军管会的共同委派，组成并率领屏边剿匪大队回乡剿匪。屏边剿匪刚一结束，家父即遭逮捕，受尽污辱、毒打，不久就被枪杀了。沉冤三十四年才获平反。

当时，本人正在十三军文工团工作。在学校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后又打过游击的我，由于在文艺创作上有所崭露，被列为军内青年作家的培养对象，正准备送北京驻校学习。可是就在这时，十三军保卫部收到了屏边东区的来函称：“李斌的父亲李忠邦，因有血债，罪大恶极，已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与此同时，又有人在文工团大门口捡到一封诬陷我购买得一批枪支弹药、通知家人到开远接运的信。我因此被捕入狱。两个月后，因查明此信原是一个逃亡地主受人指使所为，我才得以释放。但从此不仅北京驻校学习成了泡影，并因此转业回乡。回乡后，当年一手刨制了家父冤案的某官员正在屏边县委任要职，他对我的工作安排百般刁难。经过抗争，才被安排到一所“一师一校”的村小去当教员。经过近四年的努力，我把这所村小发展成了中心完小，我也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学区校长。这时，那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我虽未被打成反革命，但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待遇，“肃反”结束后，当局根据“凡本人或家庭有重大问题的，一律不得继续留在领导岗位”的决定，撤销了我的学区校长职务，调到另一所完小任教。一年后，“整风运动”接踵而至，我被鼓励、动员、安排到全县教师大会上去鸣放。为帮助屏边县委整好风，我以事实为根据，有理有节地在大会上作了个书面发言（具体内容，请见另文）。如此一来，一场“阳谋”之灾，便让我“在劫难逃”。

有了〈78〉55号文件之后，既出自想争取时间多做些工作的本能，也是想抓住重新工作的难得机会展示一个“五七人”的存在价值，所以我一直在争分夺秒地工作。先被安排在个旧六中教语文，教学效果和工作态度很快使我成了学校的骨干力量，相继担任初三年级组长，全校语文教研组长，校办主任、及代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作，参与有效地改变了有“烂六中”、“农民中学”之贬称的个旧六中落后面貌，两年多时间，其校风、学风和教学质量便跻进了全市先进学校行列，本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称赞和认可；在调到红河州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教研员和一报一刊——《教育信息报》、《红河教育》常务副主编等工作期间，除采写、撰写了大量通讯、报道、评论、编者按语等各种文章外，还撰写了《也谈教书育人》、《语文教学效益摭谈》、《关于学生个性问题之我见》等十多篇被认为是有一定影响的教育论文在省、州刊物发表，有力地帮助推动了红河州的教育教学改革；所编导的职教电视片《路，是这样走出来的》成为省唯一指定复制播放的教育专题片；所承担的“班主任工作”研究课题，拿出研究成果、经州上组织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审查验收后，应邀到省、州内外作“班导工作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90多场次，听众达6万余人，反响强烈；在搜集大量反馈信息的基础上所撰写的教育专著《有时代特色的班导工作》一书，被评为云南省1990­­—1992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并由省政府颁发了优秀成果证书，红河州教科所、州社科联、州教育学会为此联合举行了“红河州教育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多次应邀参加州、市的教育成果专家审评活动。本人上述业绩，在红河州建州四十周年大庆之际被收入《红河人》大型辞书，以作为对红河州有突出贡献者的奖励。

我数落了这些本不值一提的所谓“业绩”，不是想炫耀，而是有一句话早鲠在喉：“一个个本可以做些工作的‘五七人’，如果毛泽东不滥施‘阳谋’，那将会为国家多作多少贡献？！”

友谊回声：

西班牙黄河清：《往事微痕》九期后各期收阅。这份底层右派自己的刊物为五十余年处在最底层受到最惨无人道折磨的民族的最精华，提供了一个可以喘息、可以透气、可以诉说、可以聚谈、可以做人、可以恢复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可以得到认同、可以……的园地。她受到底层右派的欢迎和衷心爱护是事理与逻辑的必然。她就是历史！就是每个底层右派的历史。所以苦难的记录、史料的汇集仍需要安排相当的篇幅，研究的升华则应提到日程上来。弟以为，在“从王实味……到王若望” 小文中所说的：“还应该更深入进去！‘阳谋’之揭、之论、之斥，留了几个右派不平反，而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之悖逆情理、之可笑可怜可悲，都应该也已经大议特议、议深议透了。停留于此，以为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以为真理天理在握，然后理直气壮地向中共责问呼吁要求，也已被证实毫无用处：中共尽管理屈词穷，依然不理不睬。……”是对的。确实“应该更深入进去！”编辑不妨特为此公开约稿。右派老人既有余悸的一面，也有老来不怕的一面。他们中不乏许多深刻者。他们的心声，他们对反右运动的看法、研究决不会只停留在记录苦难上。他们以当事人来深入分析研究评判反右运动的惨痛教训应该与他们的苦难记录一起留在民族的历史上。

云南昆明李泽衡：感谢你们诚挚的关怀，寄给我每期《往事微痕》，这是醒悟的钟声，前进的号角，为真正的历史作出真正的贡献，后代将受益。

牡丹江老右派李廉清：收到你们寄来的第六、七期《往事往痕》，再三拜渎收益颇深，几十年来一些问题一直使我困惑，你们的文章给我启发，使我思考。可以说是贵刊使我能在回首往事肘重新再认识历史。愿当局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真正依法治国，给人民民主和自由。

杭州市丁振海：难友处复印得《往事微痕》一册，颇受感悟——55万人，陈毅说是120万，实际300万，大家别忘了是一笔血泪帐啊！应该说我们活下来的都是残疾人！每当想起往事梦中惊醒，泪流满面，湿了被子衣衫。

湖南岳阳市胥忠仁：“往事微痕”篇章反映了“反右”一劫，人心之恶毒达到了极点，此仇此恨难以消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