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2009年1月5日

目   录

(02) 编  者     2009年新春寄语

(04) 谢  韬     读《往事随笔》赠王大可

(04) 余英时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10) 张冬冬     中国造神的经典“巨著”《东方红》   

(19) 铁  流     彻底否定“反右斗争”是打破中国民主进程的“瓶颈”

(23) 钟沛璋     这是为什么？——姚芳藻著《六月飞霜》序     

(28) 茅于轼     平反之年——1978

(30) 邹  媛     陈独秀的后人也未逃过反右一劫

(34) 林楚方     “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朱镕基

(41) 曹德谦     我的右派经历

(44) 燕遯符     默默难诉草根情——我心中自己的人生之路

(60) 谭显殷     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70) 史若平     在劫难逃——从真实史料忆反右

(81) 陶渭熊     不能忘却的几个右派难友

(87) 杨耀庭     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位弟弟

(90) 严家伟     不敢接受“平反”的人

(96) 王玉林     165名优秀空军军官的右派人生

(101)刘  衡     征求购书

(102)“五七”档案：覃承源 、刘蘅、陈英华、马怀麟、赵维光、陈愉林

(106) 友谊回声： 董品宣、丁弘、林永万、廖伯偕、关家麒、蒋礼昌

(107) 在东风拓荒纪念碑前： 沉痛悼念长眠于地下的“五七”难友

2009年新春寄语

                    编者的话   

 新年说往事，和谐忆暴残！自由不可挡，民主耀坤乾。

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天灾人祸频繁。先是冰雪，接着是西藏骚乱、四川汶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再后是杨佳袭警……这些事还未了断，又有了“三鹿毒奶”，接下来是物价暴涨、股市狂跌，国际金融海啸也渐行渐近，真叫老百姓“吃不了兜着走”。而一些顽固不化的毛派人物却趁机作乱，把如今愈演愈烈的贪污腐化、权钱交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竟然栽赃到改革开放头上，彻底否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要为“四人帮”翻案，重提毛泽东臭不可闻的“阶级斗争”，甚至公然叫喊要“打倒腐败政府”（魏巍语），“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对于三十年前那些腥风血雨的历史，却极力进行掩盖，以假乱真，还大肆渲染毛泽东生前“德政”，处处和胡温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唱对台戏。为了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北京一些历史老人勇敢地自费办起了这个《往事微痕》。

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掩不住，封不了。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民族的生命。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息地生存和壮大起来的。可是，毛派势力在当今意识形态官僚机构中的代理人，却千方百计地让人们遗忘历史，失去记忆，不准人民去正视历史，书写历史，去记述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因为那是灾难、是不幸、是痛苦、是血泪，有损于毛泽东的“伟光正”形象。

自1949年中共新政伊始，特别是毛泽东执政的28个春秋，他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恶事，但这都是至今仍不可触及的禁区，所有报刊、电视、电台、网站都不准吱声言说。每逢有关的纪念日，那些毛派的代理人，就要出面向媒体打招呼或内部行文，设置“四不准”：不准报道，不准宣传，不准集会，不准纪念。何其心惊胆战、心虚胆怯也！

天道不死，忠义长存，历史永远是历史。无独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军人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政变，自任摄政王，图谋推翻民选的左派共和政府，结果引发了举世震惊的西班牙内战，导致50余万人丧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西班牙社会党政府的推动下，其众议院通过了一部《历史记忆法》，正式起诉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宣布对他执政四十年间的受害者平反并给予赔偿，同时展开全面的“去佛朗哥运动”，规定所有纪念佛朗哥的雕像、碑匾等标志均须废除。当年的受害者认为，这是迟来的正义，是在正视历史的问题上跨出的重大一步。同西班牙这样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仍在实施“强迫遗忘”的愚蠢政策，不让总结历史教训，不去消除历史积怨，致使朗朗乾坤、威武华夏，变得黑白颠倒，是非混淆，邪恶猖獗，民怨沸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何谈起呢？

我们这些生命已快到尽头的历史老人，余年惟一耿耿于怀、拳拳于心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都能够挺起胸膛，昂起头颅；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反对倒退，反对复辟。新的一年，我们瞩望着中国的《历史记忆法》的诞生和对历史罪恶的清算！

在新春来临之际，我们《往事微痕》五位义工老人，祝全体难友、战友、朋友，身体健康，合家快乐！

读《往事随笔》赠王大可

往事随笔一写真，    人生悲乐黯然陈。

平凡儿女平凡事，    风暴临头灾祸身。

倾诚奉献怀痴事，    沏骨凝寒赤胆心。

升华抛却遗憾恨，    满堂清风满纸情。

八七翁  谢 韬

二千零八年七月十四日於北京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

余英时

国学“大师”太多了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 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上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 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 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 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 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在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惟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

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中国造神的经典“巨著”《东方红》

                      张冬冬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 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因被驱使成为最大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真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里发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那钢琴深沉的前奏引出的真挚的长呼吸的女声合唱，直到最后高潮的混声合唱，使我曾感动落泪！十年后的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 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锵有力,深刻感人, 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项背耳!美国《时代》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即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倏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交响乐；在罗马、希腊也没有“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并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且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不过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并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得以特殊兴旺。但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等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惟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 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的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后，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 “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全面地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地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发现并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颂神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 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对“感恩”的封建奴性及其由来还没来得及深思，人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张扬奴性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需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习。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还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以庞大、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像西欧各国那样，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 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更突出,有了强大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拥有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红旗歌谣》)，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像脱离了人间、远远地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净，成了强行拔高的、改造的音乐“四不像”，既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更没有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似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尔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的恐怖。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濒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决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得以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地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锋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锋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像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再加上《国歌》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东方红日》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融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名为“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 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被赋予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他的颂歌就有许多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浏阳河》,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锋籍贯山西, 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山西晋中的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如今胡锦涛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黄山颂》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由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而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地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缘由之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的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后记：

1.《东方红》所标志着的感恩思想的历史原因，是更加悠久的中国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产物。对感恩思想的深究和探讨，是更加深刻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展开，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

2.感恩思想和忠君观念，是同一事物的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好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它们的历史来源也同样悠久，都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过程，没有对封建的农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进行过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这都不是本文的范围了。

3.《东方红》由一首小歌的标题，进而到1963年又成为集中表现中国20世纪革命史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标题，说明了对毛的歌颂和评价又上升扩大到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史的意义，是为文革的前奏和舆论作准备。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已经是在否定了文革和初步批判了个人崇拜之后的1985年，却又一次同样兴师动众投入巨资恢复了《东方红》大歌舞，虽然改名为《中国革命史诗》，而内容却和1963年的版本全部相同地歌颂毛这个人。这种和历史的进步相逆反的文化现象，却没有被提出过任何反思和质疑。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每逢有关节日，总是要在ＣＣＴＶ再次播出《长征组歌》，且莫说长征的历史真实已经被多人在多处多次提出疑问，被作为其象征和代表的18勇士强渡泸定桥就是子虚乌有的、被编造出的假历史；包括人造卫星的呼号仍然是《东方红》；在文革中产生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结尾仍然是《东方红》，而文革已经结束30年多了，如今仍然在到处演出。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事件，却在今日也照常反复地继续做着，而没有引起过任何评论和质疑！许多回忆录都说绝不能使文革的历史反复再出现，但是上述事件难道不是正在反复着吗？

彻底否定“反右斗争”是打破中国民主进程的“瓶颈”

铁 流

五十年前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的巨大灾难，给千百万幸福和睦的家庭带来毁灭，把大批有能力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打入阿鼻地狱，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这场全民性的灾难至今仍遭受到中共当局内毛派人物的打压、封杀，为不少学者、专家遗忘与淡漠。而今很多六十岁以下的人压根儿不知道“反右斗争”，更不知道“右派”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后又吃了些什么苦，受了些什么罪，又怎么九死一生地活到今天。更为可悲的是一些受害的当事人也竭力回避这一历史事实，甚至将它视为耻辱、罪过，不敢向亲朋儿孙提及，更不敢向社会袒露心迹，留言写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现今活下来的右派人数不足当年被划右派人数五十多万的十分之一，且均是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老右就死尽死绝了。当然，这段反右的历史灾难也就结束了，“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就“自始至终百分之百的正确”了。历史若是真的如此，那么总有那么一天，这个灾难又会重复发生。因为，不正视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不总结历史的国家是灾难重演的国家，不承认自己错误的政党必然重蹈覆辙。

历史不能湮没，历史不能篡改，历史不能回避。从当前中共一些毛派领导人的行为趋势看，大有可能再搞一次剿杀言论的“反右斗争”政治运动，不然当前何以如此封杀反右历史，打压生命快要结束的右派佬？例如不准他们聚会，不准他们发表只字片语的文章，不准媒体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仍在重复历代封建帝王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老路，这多么可怕！据悉，中共一些毛派人物把今年“反右斗争”五十周年视为“高危年”。只要我们冷静细致地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毛派人物为什么不准反思历史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提及“反右”和解决“反右”问题，就必然要彻底清算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反人民、反文化、反进步、反民主的罪行。因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不但造就毛个人一言九鼎的帝王地位，还把中国文明进程逆返到二千二百年前的极端黑暗、极端专横的秦王朝时代；还把曾经有过民主朝气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极端专横、极端残暴的封建法西斯政党。他不但把五十多万爱国家、爱民族（当时也爱共产党）的一大批敢说敢为，有能力有才干有正义感的知识精英贬为贱民，还把他们的人格、尊严、情操毁之净尽。用所谓揭发、检举、告密和坦白交待、争取立功等自辱手段，打断了他们的脊梁，使之成为万劫不复的寒蝉奴隶。自此黑白颠倒、善恶易位、美丑混淆，好坏难分，造成全社会说假话、讲空话，做假事、作虚事的大环境，激励一大批见风使舵、寡廉鲜耻、无良心、无人格、无公义的阿谀奉迎小人与伪君子位居要津，改变了中华民族善良诚实的性格，使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传承的中国演绎成为一个正义不张，邪气炽烈，民主死亡，自由泯灭，没有一点法制与伦理的荒唐怪诞的中国。因此，才有“总路线”、“大跃进”的勃起，才有烧尽民脂民膏的“三面红旗”、“大炼钢铁”的胡闹，才有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的“人民公社”。

自此神州赤地千里，巢禽无树，饿殍盈野，十室九空，发生“人相食”惨绝尘寰的酷烈事件，近四千万中国人死于这场灾难。当这个灾难还未告结，第二个更大的历史灾难“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在赤县粉墨登场。这个旷古未有的巨大的民族灾难，几乎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和古迹毁之一旦，国民经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又发生”“四.五”和“六.四”以及近年打压“法轮功”成员事件。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国家不是在“化敌为友”，而是在“化友为敌”。一些当权的毛派人物总是喜欢制造新的对立面，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以证实“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必要性，而不知这是国之不幸，民之不幸的灾难轮回啊！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没有这些愚蠢的政治运动和悖违天理人情的政治事件。如果从1956年我们国家就能沿着中国共产党“八大”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走下去，中国早在三十年前就达到了今日大好的政冶与经济局面（这里大好的政冶经济局面是相对而言，今天的中国远比毛时代的中国好一千倍、一万倍）。毋庸讳言，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也毁灭了新中国；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也毁灭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实事求是毫不夸张地说，“反右斗争”是中国百罪之源，万恶之首，如不彻底解决这个“源”和“首”的问题，中国决不会有“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要解决这个“源”和“首”，就必须批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可是毛泽东至今仍是中共毛派的神主牌，就像佛教的释迦牟尼。惟恐一批判一否定毛泽东，就会发生当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骨牌效应，所以当局才不遣余力地封杀打压，决不准许有任何反思。遗憾的是，不仅中国执政当局避而不谈此事，好些海内外学者以及不少民运人士也忽略此一历史大事件，把过多的力量与精力花在其它方面上，放弃了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根本问题“反右”，不知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固然，“文革”、“六四”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灾难，但它毕竟不是“源”，不是“首”。用句套话说，“纲举目张”，纲不举，目何以张？抓不住本质与主流问题，当然解决不了病之所在的根本。时不待我，机不可失。海内外有识之士应紧紧牢牢地抓住“反右斗争”，好好地做出一篇大文章，不负祖先的荣光、死难者的遗愿！

近日一位网友写道：“今年是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当年这场运动, 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 并以残暴的国家暴力手段彻底消灭了对中共统治的不同政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 可以说, 不了解反右运动, 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反思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当事人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见解。

我们基本上同意此一见解：“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缺乏传承, 这个断代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民主的断代传承起来，但这个断代传承却很困难。一是，中共毛派千方百计封杀这段历史，特别是近年来尤为突出，根本不让人们了解接触这段反右斗争的历史，更不让人们知道右派们所历经的各种灾难。教科书上不让写，报刊上不让载，电视上不让放，连互联网上也不让讨论，甚至连贵过去的反映右派的电影和书刊也不准再演再版；二是，反右斗争发生的年代越来越遥远，健在的人越来越少，加之这部分人中大多数早已吓破肝胆，至今心存余悸，根本不敢把自己一生所受的苦难告诉社会，告诉人们，留给历史，仍小心翼翼近似过着死亡般的生活；三是，不少专家和学者由于各种历史的、资讯的、政治的原因，不愿意在这方面刻苦下功夫去研讨、去发掘、去整理有关“反右斗争”事情，认为现实意义不大。而“文革”、“六四”遍地都是现成的材料，寻找起来十分容易。所以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快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简单列举一个事实：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据可靠材料证实，死的人总数不足七百余人，而“反右斗争”仅北京大学就揪出了七百八十多名右派分子，其中极大部分是娃娃学生。如再加上北工大、清华、人大、北航、北医、北师、中国政法等几十所高等院校，仅北京的学生娃娃右派便不少于一万人，全国近千所高等院校，有多少学生右派娃娃啊！他（她）们的青春、年华、前途、事业、追求、抱负、爱情全部被毁，多数人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度过，被杀掉、被折磨而死的何止七百多人！应是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七百多人！据悉，全国学生右派不少于十八万人。有人透露，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官方统计数，实际多于一百万），被杀和被折磨而死的不少于十万人。仅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1960年至1961年就饿死了二千八百多人，四川峨边沙坪右派劳改农场饿死的右派不少于五千人。为什么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惊愕？原因是那时的社会太封闭太专横，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视觉画面，这就需要我们学者、专家去发掘、去寻找、去整理这些深埋荒丘的尸骨。

“反右”比“六四”酷烈一千倍，一万倍，十万倍，时至今日无任何一个地区和群团为它举行一次凭悼的烛光晚会，历史显得太不公正！以致到今天没有一个为中共当局既能接受又能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心轴。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彻底否定“反右斗争”，是打破中国民主进程的“瓶颈”。

这是为什么？——姚芳藻著《六月飞霜》序

钟沛璋

1957年6月8日

这是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接着就是在全国所有报刊和各种大小会上万炮齐轰，一场惊震中外的历史浩劫，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成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顷刻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成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社会贱民。这究竟是为什么？明明是响应共产党一再明白告示，要大家提意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改进党的领导，怎么忽然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呢？这究竟是一种圈套，是阴谋，还是毛泽东发明的新词——“阳谋”呢？

反右斗争以来，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己经争论了五十年了。这同另一亇相关的大问题，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究竟是功大，过大，还是罪大的问题，可能都还要争论一百年。而有一点，现在己可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是一位世间少有的谋略家，曾作为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说过：一千年才有一个。毛泽东读的古书，在政治人物中比谁都多。光是专供历代帝王研究统治权术的史书《资治通鉴》，浩瀚达三百五十四卷、千万字，毛泽东自己说就看过十几遍。这也可供了解，为什么许多党内外的政敌，从蒋介石到王明、张国焘，纷纷败在他的手下；为什么不光是崇拜英雄的打土豪的农民将领，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竞折腰”，纷纷跪倒在他的足下。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从号召帮助党整风，又忽然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大开杀戒，这要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变化和他的思想发展变化来进行研究；还要从他一生的根本谋略来进行研究。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惊震了世界，特别是共产主义阵营。接着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动乱。这都深深触动了毛泽东，他想应该从苏联和东欧吸取教训，改进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他前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并确定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面对共产党阵营的大动荡，毛泽东表现出的深虑远谋，雄才大略，使许多知识分子都为之倾倒。费孝通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傅雷给他儿子的信中高度赞扬毛泽东，说“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大家都没有看到毛泽东是“棉里藏刀”。毛泽东总结苏联教训时说过，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不能丢。毛泽东的开明、开放，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和统治。当他看到威胁到他的权力和统治，“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就拿起了刀子，就“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觉得把右派分子分割在一个个学校、一个个部门，“聚而歼之”，就不会有像匈牙利那样右派分子集中闹事的危险了。这祥，经过反右斗争，被“聚而歼之”的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全国达55万多人，而事实上一百万还不止。

毛泽东对新闻战线的反右特别重视。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6月14日

为什么是《文汇报》呢？《文汇报》是中国知识分子爱看的一张报纸，是毛泽东早就安好的一步重要棋子。

《文汇报》是在战火中诞生的，与知识分子爱国、民主情怀紧紧相连的民间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借外商的牌子，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坚持爱国抗日的宣传。出刊才半个月就挨了炸弹，死一人、伤二人。到1939年5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由于坚持民主和支持共产党的立场，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又复刊。但是在解放后，民间报纸被认为是私营的，私营的就属于改造之列。派来当副总编的一位党员明白宣告：“我被派来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的。”有几十年办报经验、以笔头锋利、泼辣著称的总编辑徐铸成，竟再也写不出社论了。到1956年4月，《文汇报》又停刊了。这一次不是被勒令停刊，而是“自动宣布停刊”的。

停刊不到三亇月，大概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真的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决定《文汇报》复刊。复刊的批文还特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现在已届耄耋之年的姚芳藻，当年还是一个活跃的年轻记者，她在这本《六月飞霜》书中，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文汇报》的同仁们如何欢欣若狂地投入复刊工作，如何为贯彻共产党的“双百”方针而奔走，又如何陷入“阳谋”而被“聚而歼之”的全过程。这对我们真实地了解和研究“这是为什么？”，会有帮助。比如，因为都是女性，她对另一位更著名的女记者、《文汇报》副总编、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就有较详细的介绍。浦熙修是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二姐，人称“浦二姐”。她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时写过不少好报道。1946年，她在南京下关和平请愿事件中挨过打；1947年，当和谈破裂，中共办事处撤离南京时，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党所委托的一切任务；1948年底，解放前，她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牢狱之灾。她的情况，毛泽东很了解。1949年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浦熙修介绍给毛泽东时，毛马上说：“你就是坐班房的记者。”就是这位“坐班房的记者”，被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点名为“能干的女将”，是资产阶级方向挂帅印的两帅中的一帅。因为浦与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有若即若离的恋爱关系，就在她身上划上一条粗粗的黑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于是，原是反国民党的“坐班房记者”，就顷刻成了反共产党的“能干的女将”了。说你像就得像，你就得真像是反共的能干女将，认真检讨、认罪。毛泽东连续两次亲自撰文批判《文汇报》，整个新闻战线也立即成了一片火海，纷纷捉拿、揪斗右派分子。不但殃及《光明日报》、《大公报》、《新民晚报》等非共产党的报纸，而且连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的报纸《中国青年报》也不能幸免。总编辑张黎群被撤职、检查。从小参加革命的副总编陈模和刘宾雁等一大批骨干，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当时虽有绝大多数同志不赞成把我划为右派，但到了反右巳告胜利结束的1958年，还是在刼难逃，被补划为右派。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狠心地来对待知识分子呢？因为从毛泽东看来，经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威慑他的权力和统治的最危险的力量。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国内的资产阶级己经敲锣打鼓地庆祝改造胜利，巳经伏伏贴贴臣伏在他的足下，共产党已掌握了全国全部资源。但是知识分子却还有思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能让巳没有皮附的却还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飘在空中吗？必须全部收拾干净。毛泽东看到在校大学生在鸣放中，言论激烈，于是把这些正在培养中的新中国有独立思考大学生，也都一网打尽，通通送往劳教、劳改。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对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肉体上进行摧残和消灭，而毛泽东的高明是特别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下功夫。从解放后进城开始，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他还熟练地运用延安整风肃反时采用的手法，让知识分子彼此告密、揭发，互相残杀，这样他们本身也成为残害知识分子的帮凶，失去了控诉、控告的道德权力。这就是许多人尽管受到非人的摧残，事后却不愿意再说话的原因。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作为民族的智慧和良心存在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这一切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创造力的摧残，是极为深沉和长远的。作为有大智大勇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为什么一点也不感到这种严重的危害，之后更高奏“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的凯歌？这是由毛泽东一生的根本谋略决定的。这个根本谋略，在他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赠柳亚子那首《沁园春》的词中，巳明白表露。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从陈胜、吴广，到刘邦、朱元璋、洪秀全，打天下都是为了坐天下。毛泽东不同的是，他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都不放在眼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大帝。当时有人就一眼看穿了毛泽东的雄心。如当时《大公报》的总编王芸生，就写过批判的文章。只是当年左派文人的捧场声压过了批判声。

毛泽东的谋略，是分几步实现他千古大帝的目标。第一步，是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这在延安党的“七大”时实现了。第二步就是确立《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一语道破的“党天下”。本来，按照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夺取全国胜利后，就没有什么民主党派的份，但是当时因“世界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不同意，因此才出现了开国初期，新政协、《共同纲领》和联合政府的暂短局面。之后很快就不认账，而通过反右派斗争，横扫所有民主党派，才完全实现了党天下。第三步是家天下。反右之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毛泽东亲自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橫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把开国元勋也一个个打倒。到1976年他临终前最后安排的接班人是江青、毛远新，清楚表明他像历代帝王一样，他的最后目标是家天下。当然毛泽东还有更髙的目标，他要胜过斯大林，成为有无尚威望的世界革命领袖。这从他晚年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种种决策中可以看出。

姚芳藻这本《六月飞霜》，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写到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从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照上面说的毛泽东两大步谋略，可能会得到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2008年11月11日

平反之年—1978

茅于轼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多是社会精英分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受平反的一个对象。我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接着文化大革命又被抄家，扫地出门，并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之路。

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还有像四个坚持一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当时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主张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等等（还有：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是毛泽东去见他还是他去见毛泽东）。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么那时候的共产党就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所以要对我平反，在逻辑上还有没搞清楚的问题。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据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那就是究竟谁对谁错。

陈独秀的后人也未逃过反右一劫

邹  媛

随手翻得一本写陈独秀一家人的书，他的后人也有加入过我们这个派别——右派的。再到网上搜索，看看写右派文字的朋友有没有写过，看看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有没有编进去，竟一无所获。于是记下来，为编右派名录的朋友提供参考。

陈祯祥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孙女、陈鹤年的长女，1937年出生。出生时他爷爷陈独秀还关押在南京监狱。她出生后，就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失去童年的幸福和欢乐。1949年12月，热爱祖国的父亲便把12岁的她和9岁的妹妹祯荣送回大陆，就读于北京的学校。她们姐妹俩和许多孩子一样，天真烂漫，甜蜜地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儿，脖颈上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跨进学校门。1950年 10月25日，韩战爆发，正在北京读初中的陈帧样刚满13

陈祯祥年纪虽小，但好学上进，生性倔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参军未能如愿，心中不甘，于是她就向团组织申请，要求加入青年团。可是，她的年龄又不够，团支部书记鼓励她说；“你要求进步和参加团组织，我们欢迎，待你长到16岁，团组织一定接收你入团。”

陈祯祥据理力争：“刘胡兰当年入党年龄也不够，只有16岁，党组织不是破格吸收她入党吗？难道入团就不能破格吗?” “刘胡兰是英雄。”“英雄也是人，她入党时还没成为英雄。”团支部书记被陈祯祥这种要求进步和要求入团的强烈愿望感动了，向学校团委作了如实反映。校团委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当年底就吸收她为青年团员，为许多同龄学友所羡慕。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她都是学生干部。

那时，首都北京每年都举行“五一”、“十一”盛大庆祝游行，那沸腾欢乐的场面是多么令陈祯祥向往，尤其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泽东，那是多么的幸福。她入团以后获得参加庆祝“五一”、“十一”盛大游行的资格，尤其使她不能忘记的是1957年“五一”劳动节．她作为游行队伍的仪仗队队员，身着盛装，手捧鲜花，兴高采烈地站在天安门东侧的华表下，当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她挥舞着鲜花，尽情地欢呼：“万岁！万万岁！”此时，她感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还听了彭真代表党中央宣读的整风决定。当时，她想自己是一个团员，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不久．就是这个她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发动了—场整风反右的运动，革命风暴无情地席卷着神州大地，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数人遭殃。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陈祯祥，在院领导的再三动员号召下，鼓足全身勇气，总算“鸣放”了一炮——学校图书资料少，新老师多，教学质量不高，建议院领导采取措施，边整边改。她万万没想到，一条意见却招来了“弥天大罪”，反击她的大字报四处贴满，批判会一个接一个：

     “陈祯祥给教学质量提意见是假，否定党的教育事业是真。”

     “陈祯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在教育战线上打开向党进攻的缺口。”

“陈祯祥，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中国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孙女。你父在香港，你反党是有意识的，你是天生的右派。”

“陈祯祥对党不满，对党怨恨是有阶级根源的，你爷爷陈独秀不被开除出党，你父亲至少是中央的一个部长，你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不会来师范学院的，所以，你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 。” 

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一齐打，压得陈祯祥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她偷偷地哭泣，穷思苦想，她连爷爷陈独秀是个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难道爷爷有问题，后代就一定会反党?难道定居香港的人都不是好人?子女也不是好人?……她怎么也想不通，辨不清。起初，在班上党支部的促帮会上，她还为之反驳，但几次班级和系的批判会把她批驳得“体无完肤”，压下了她的“反党气焰”——她沉默不语，听天由命了。运动结束，她这个“天生右派”终于落网，被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陈祯祥心中一股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青春之火几近熄灭，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

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1952年携儿女在大陆定居，一直在一家职工医院当司药。平时工作负责，勤勤恳恳，为儿女含辛茹苦，很少言语，医院里的同事没有人说她不好的。当母亲从陈祯祥同学的口中得知女儿遭此厄运后，如同晴天霹雳，天旋地转，悔恨自己当年目光短浅，觉悟不高，千不该万不该跟陈独秀儿子结婚，害得自己的爱女成了右派。此时，她才悟出“陈独秀”这三个宇的分量及其给儿孙辈带来的政治阴影，她愁得生了一场大病。在病中，她愁肠寸断，痛心疾首，左思右想，为了使在大陆就读的几个子女不再遭受陈祯祥的厄运，摆脱陈独秀的政治牵连，含着泪水，毅然提出与在香港的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离婚，彻底与陈家断绝亲情。后经北京中级法院和香港代办处联系，于1958年批准双方协议离婚，规定陈鹤年每月给其子女抚养费人民币1560元。

许桂馨一家人太天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照样受陈独秀问题的株连，全家无一人幸免，都遭受了更为深重的政治灾难。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燃烧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显赫的标题，发表了这样一篇举足轻重的大批判文章——《彻底批判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烈火燃烧下，陈独秀在北京的儿孙们再遭厄运，一个也没有逃脱被烈火焚烧的命运。

陈祯祥任教的中学，造反派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宣布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勒令她检举揭发陈独秀并交出陈独秀的照片。陈祯祥从来没见过爷爷陈独秀，也没见过陈独秀的照片，她哪里交得出？于是便把她的档案抛出来，说她是右派翻天，包庇陈独秀，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于是对她关押、抄家、残酷批斗，实行专政，以致患下全身病症。陈帧样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当作信条，所以平日教学认真，教学质量高，她所教的班级学生考高一级学校的录取率高，曾受到校长的表扬。与她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丈夫刘邵，教学也很认真。这样，造反派把她夫妇俩和校长打成 “三家村”，还写批判文章在报上发表，对她及其丈夫进行攻击污蔑，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她的丈夫刘邵竟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宣布为“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还勒令她检举揭发丈夫的罪行，划清界限，争取宽大处理。陈祯祥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病倒。即使这样，造反派还是不放过她。

母亲许桂馨尽管与原夫、陈独秀之子陈鹤年离了婚，但她毕竟曾是陈独秀的儿媳妇，灾难依然降落在她的头上，被污蔑为“特务”、“坏人”、“陈独秀的孝子贤孙”，无情地被关进“专政对象学习班”，批斗、逼供信……后又被强迫下放劳动，吃够了苦头。

右派改正后，陈祯祥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为副教授。l992年5月她自费去了爷爷陈独秀晚年生活的四川省江津县，探寻爷爷当年的足迹。她在江津县委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凭吊了江津修复的爷爷陈独秀的原墓址。她又沿着当年爷爷陈独秀的足迹，登上了僻静的鹤山坪。当她走到爷爷陈独秀石墙院破屋故居时，她不禁哇地—声哭了，她简直不敢想象，当年爷爷陈独秀在这僻静、落后的山村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在这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石墙院破屋度过他那晚年最后的日子的。接着，她不顾旅途的疲劳，风尘仆仆地赶到自己的故乡——安庆，参加北京党史学会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在会上，她含着泪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倾诉了她父母及其—家所饱尝的坷坎、流离、曲折、辛酸的生活，声泪俱下，揪人心肺，催人泪下。这算是陈独秀后人在公众集会上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历次运动的一次血泪控诉吧！

“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朱镕基

林楚方

      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3月1日

我的右派经历

曹德谦

首先请读一读我的右派“改正”证书：

关于曹德谦同志右派问题的审改结论

曹德谦，男，江苏松江人，一九二三年一月生，家庭出身律师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一九四九年十月从美国回国参加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一九六零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行政十六级降为十八级。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曹德谦同志被定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了复审，结论如下：

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曹德谦同志在小组讨论会和座谈会上发言数次；在社办小报《前进报》和国际部的墙报上写过几篇文章，就列宁关于党的定义、公安部对派遣出国人员的审查、新华社使用干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比喻是不妥当的。如他说列宁关于党的定义的学说可以修正；在同一篇文章中不加区别地谈到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和我国公安部；在同一篇墙报稿中把美国铅管匠出身的劳工部长同国际部一位非党副主任相提并论等均系原则错误，但从其整个发言，整篇文章看，尚不属于反对列宁关于建党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而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对一个具体单位使用非党干部的意见。

从曹德谦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爱国的，同情、拥护共产党的，工作表现一贯是好的。

根据上述情况，曹德谦同志在整风鸣放期间，虽然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在国际部甚至在全社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考虑到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以及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等因素，这些问题尚不属于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有关规定，一九五八年不应划曹德谦同志为右派分子，现撤销一九五八年国际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曹德谦的政治结论》，恢复曹德谦同志的政治名誉和原十六级工资待遇；对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抽出销毁。

                              新华社国际部审改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三日

国际部部务会议通过，同意曹德谦同志的审改结论。

      国际部副主任  李延宁(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同意复查小组意见，予以改正。

     政治部副主任  米荣运(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

同意对我的结论。

曹德谦(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

我是建国初期第一批美国“海归”。

在鸣放初期，党组织派人来说服我“解除顾虑”。奉命来下说辞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英文秘书林克的妻子。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决无害人之心，她只是奉命执行而已。在党的催促之下，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墙报上。于是，当批判来临时，新华社内部刊物《前进报》发表了国际部副主任言彪的一篇通栏大文章《曹德谦是自由主义的急先锋》。这是一篇说理文章，我认为它是实事求是的。现在事隔五十多年，当然想不起我所写文章的实际用辞，但大意我还记得清楚，可以略谈一二。

先说“改正”书的第一条，关于列宁问题。我当时说：列宁党是一个地下党，采取黑箱作业，是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但在执政后继续这样做是不对的，执政后的党应当是马尔托夫党而不应当是黑箱作业党。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美国的民主不是吹牛的。美国工人阶级代表可以参加政府。即使不能参加政府，它仍然是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美国人人可以骂总统。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内的。我认为共产党在教科书中所说的，或是在宪法中所说的，与实际表现完全不同，共产党言行不一，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我还狂言，自由必须靠我们自己去争取，不能靠共产党的恩赐。

因此，我对言彪的文章是赞成的，觉得他没有说错。我承认我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但说我是急先锋是不对的，因为我完全是听党的话而发言的，并没有想当英雄。

现在，我仍然认为我不过是一个为了保命而向共产党屈膝下跪的投降分子。

我曾一系列进了三个新闻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我一生笃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为了活命，我却出卖良心，在认罪书中一再批判言论自由，其实言论自由一直是我心中的宝贝、心肝、蜜糖、DARLING和女皇，而我却加以诋毁，这是我的良心债。最后，我受洗为基督徒，我需要忏悔。

我永远向林昭表示敬意。谢谢上帝，中国还有人敢拒绝“检讨”。

当然，我也十分尊敬赵紫阳总理，因为他是当代共产党高层人士中惟一能坚持真理，拒绝”检讨”的英雄。

[附注]  我没有在密苏里大学毕业，而只是肄业。我想回国参加十一大庆，所以放弃学位，提前回国。

默默难诉草根情

——我心中自己的人生之路

燕遯符

第一节 早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外婆全家撤离南京，老幼病孕回湖南老家。1938年2月20日，我就出生在湘粤边境小城郴州。几个月之后，妈妈带着4岁多的姐姐外出工作，寒暑假才回来，把我留在外婆家。小孩多病，郴州又有瘴气，我害过恶性疟疾、肠热症

大约4岁的时候，我却挨了一回打。突然之间，父亲从西安回来，也住外婆家。那一天小孩们都在院里玩儿，他拿一细竹鞭轰我们，别人都撒腿跑了，就我傻呆着没动，挨了一鞭子。倒不很疼，只是气愤：“舅舅、舅妈都不打我，你怎么就敢打？”于是发了狠话：“长大了，杀死你。”并不真懂什么叫“杀死”，只知道这句话最解气。父亲勃然大怒，要把我扔河里去，我不求饶，他抱起我就往河边跑，我在他两条胳膊里拳打脚踢又哭又叫......当晚就高烧昏迷住进了医院......烧退清醒之后，看见父亲进了病房，我赶紧扭过脸去，绝不拿正眼瞧他。充满我心的，不是恐惧，只是憎恶。这憎恶还牵引出生理反应，心口发紧发憋......（多年之后，遭遇毛泽东暴政，心里也只有憎恨、厌恶和鄙视，并伴有心口发紧发憋，与记忆中儿时的反应一模一样。）

后来与父亲的关系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转变过程一点也记不得。想必他后怕了：我要真死了，他如何向外婆一家交代？必定是千方百计表示友好，毕竟小孩儿好哄，就把他的可憎可恶给忘记了。从此之后，他就有了父亲样子，终其一生，再也没打过我，总是一脸慈爱可亲。渐渐地，他成了我的朋友和老师。每天早起，教拳、剑、棍，教诗经、左传，也教数学，把记数、运算和图形混在一起，透彻明了，又挺好玩儿；稍大我上了三师附小，每天下学回家父亲就讲西遊记：“唐僧上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1950年之后，我离家住校。先在南岳岳雲中学读了一年初中；该校数学课程独具特色：一律用坐标纸做作业，把代数、几何、三角混在一起讲，与父亲对我的数学启蒙教育思路一致，我自然如鱼得水；此外，印在我脑子里的还有我们的校歌：“衡岳之气苍苍，化作云兮飞扬，为霖为雨兮，暜及七泽三湘”；有祝融峰下的清泉、瀑布和漫山遍岭的映山红；也有一步一拜的香客们那一声声悠长的吟唱：“南——岳——烧——香——朝——天­——地——”。1951年到湖南省一中上高中，唸书倒挺开心，数学老师张德兹爱提问，谁都答不上了才叫我；还给某大龄同学当了三年小老师，每堂数学课后，都給他重讲一遍，颇有成就感；烦心事就是政治。其实，1949年之前我也和许多人一样，认可共产党宣传的主张，盼着国民党政府垮台。这件事已经完成，就该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干吗还搞什么靠拢党团组织呀，争取政治进步呀，跟戴着假面具演戏似的。再说，什么叫“毛主席万岁”呀？听着特别扭，特不习惯。皇帝才叫万岁，辛亥革命早把它推翻了。记得早在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之后，来我家神聊的客人中就有人说毛想当皇帝。而今看来，果真如此。这事1949年刚“解放”时我就问过父亲，他说，不仅个人不可以万岁，“共产党万岁”也是个悖论。共产党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宗旨，一切阶级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自然也没有了。所以，是共产党就不要万岁，要万岁就不是共产党。那个时候我不可能透彻理解这些事情，但是都牢牢地存储在脑子里了。还有，刚上高一我参加了一次团日活动，布置团员们在班会上如何发言，“抛砖引玉”，诱导别的同学把话说出来......。外婆家有一部世界经典儿童读物《爱的教育》，是我独立阅读的第一本书。三师附小图书室有整套《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我全看过。大概这些书都融化到我血液里了，让我看着那团日活动就像童话里邪恶的巫婆......。那时毕竟年少，不谙世事，只是跟着感觉走，此后再也不肯去过团日，并且讨厌一切类似的活动，开会、上政治课就犯睏。有一回，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出了一道好像是与时事有关的作文题，烦得我脑门子疼，没交作文，发作文本的时候他在课堂上搬出“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气势汹汹对我进行声讨，下课玲响我赶紧跑去堵住教室门又哭又叫：“你出的那叫什么题我都不爱做，反正你也是班主任，叫校长把我开除得了”，惊动了别的老师，跑来劝架，这事好像就完了，我也早不记在心上了；没想到这事并没有完，差点儿让我考不上大学。

1954年高中毕业，上大学要全国统考。班主任对别人关怀备至，细心指导填报志愿，就是不理我。我从小爱天文，以探求宇宙奥秘为己任，自然把南京大学天文系填成第一志愿，把要求分数最高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填成第二志愿，为的是显摆我狂：“我想上哪个大学，就能上哪个大学，要不，大学给谁办呢？”可是那年南大天文系不到中南区招生，这么重要的信息，班主任不告诉我，而北大一般是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的，这样一来，我就多半会考不上大学。幸亏那年北大招生老师宽宏大度，把我录取了，让我好歹有个大学可上。

其实物理从最根本的层面探究宇宙本质，和天文差不多，也挺好玩儿。54级普物课一直是系主任褚圣麟先生亲自讲授。他也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的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上课特别生动，老爱讲科学家特别是居里

大学期间最困难的还是政治课。有一回几个系一起上大课，别人都低头记笔记，我听不进去，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必定还扭来扭去弄出响动妨碍了别人，不知谁打了小报告，课后田昌武老师找我。讲坛之下的田

第二节 一九五七

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引发了北大的5.19民主运动，短短几天，大字报就舖天盖地，党委书记江隆基盛赞那景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受到5.19思想风雷激荡，我这“老落后份子”脑袋自然立即发生相变，本来云雾般模糊一片的政治直觉，顷刻之间凝结成条理清晰的逻辑思考。在同学们的大字报里，有的人出口成诗，鼓吹扔掉假面具，挥洒真性情；有的人舞动“毒草”，横冲直撞，旁若无人；有的人提出具体诉求：言论自由，民主办校，取消政治课必修，改留学生内定为平等竞争......原来，我并不孤独！人与人，心都同，情相近，性相通；有的人写出“利己主义原理”、“自由主义者宣言”之类的专论，着实叫人钦佩，很多年之后，我才达到那样的思想深度；有的人质疑统购统销，当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那政策是剥夺农民处置自产粮食的权利，三年人祸时期更发展为强征暴敛，掠夺农民口粮，饿死几千万人；有的人揭露肃反冤案和档案制度内幕，让人心惊肉跳，悲痛气愤；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之后，斯大林个人独裁造成的滥杀和恐怖令人发指；有的人总结经验教训，写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分析精辟，逻辑严谨，行文流畅，叫人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总而言之，5.19让我欣喜，让我激动，思维高度活跃，从小收藏到脑子里的诸多内存信息都被读取出来，这些信息自然也成为对眼前形势进行分析判断的依据，结果是，刹那之间心里边就布满了乌云：在“毛主席万岁”和“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金銮殿上，哪里有民主和法制的容身之地？这次整风是毛泽东发动的，可他只叫手下人除“三害”，自己并没有丝毫要洗心革面、改弦更张、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迹象。他那“言者无罪”的承诺能有多大可信度？看起来，中国的事情还“夜正长，路也正长”啦......，5.19火光可能会被扑灭，5.19前景不容乐观！我要把这些话说出来，要与同学们互相勉励，哪怕像天庭盗火贼普洛美修斯一样，天天让老鹰啄食心肝，也要坚持前进，等待广大人民觉醒之后重新点燃这火光。于是，就写了篇不到一千字的短文，题目叫《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 没有署上真名实姓：自知笨嘴拙舌，发怵抛头露面，只是有话想说，说完了就拉倒；可不署名又怕人说敢作不敢担，就写了这么一段话：“暂不署名，若认为此文有必要装入档案袋，请出布告，本人立即公布学号姓名。”写成大字报后，别人替我贴到小饭厅南墙上，并抄送中文系54级王国乡。隔天王国乡找我，说文章写得好，他们要收印散发，只是形势分析和前景预测过于消极悲观，能否作些改动？我说，要说的就正是这些话，一点儿也不能改；结果他还是删了一句“工农群众不会支持我们”，别处只字未改，照原样儿刻印出来，和另外的七、八篇文章一起，当作传单散发到校内外，取名叫《民主接力棒》。后来这短文又被收进取名叫《广场》的大字报汇编。

果不其然，鸣放很快就变成了反右。《民主接力棒》和《广场》都被人民日报点名，定性为“反动”。我的文章未署名，开始还平安无事。暑假回了武汉，说起学校情况和我的文章，父亲大惊：“糟了，共产党会把你开除的”。接着又说：“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别人教唆的吧？一定要去交待清楚，不能够讲情面。”（父亲是急糊涂了。这种事情，谁教得了我？硬要找“教唆犯”，那就是他自己。当年，发现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之后，父亲毅然做出抉择，从陕西回到湖南；同时，也拒绝辛亥故旧的劝诱，决不转而又去投向蒋政权；铁下了一条心，要当草民。那风骨，那气概，果然是“举世趋膻利逐时，鄂东皂帽独凄迟，羞顾高车金瓦砾，此心千古几人知”。虽然父亲几乎从不跟我说自己早年的事，然而无声润物不是更能深入骨髓吗？）我说，文章就是我写的，张贴、抄印和散发倒是别人干的，不过并没有瞒着我；这些事有什么错？危难当头就推到别人身上，那我成什么人了？父亲毕竟是明大理的人，大约也记起了我从小就不是那种挨了打还去求饶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提“交待”二字，只是无奈地告诉我，这种事情，也只能“用君之心，行君之意”了。那个暑假，父亲教我一套道家养身法，就像是身心健康的护身符，让我受益无穷；还嘱咐我做好思想准备：“而今而后，天地虽大，没有申冤之处，苍生虽众，没有同情的人”。

“没有同情的人”之说相当恐怖，幸好被我此后的经历所证伪。我的事被知情人告发之后，班长梁秀慧找我核实，我自然不会赖账。她说：“你平日里政治课课堂讨论都不会发言，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谁教唆的？”我说，从前是写不出来，5.19之后，几天功夫，就写得出来了。过了些天，梁秀慧又告诉我：“你妈给江隆基来了信，用脑袋担保你跟共产党没有仇恨，你可要表现好一些”。我没说话，心里想，什么叫“表现好”呀？真有罪，自然要忏悔，没有罪，只为害怕强权就低头屈膝，我的人格尊严何在？姨父姨妈与江隆基私交不错，妈妈肯定是想通过这层关系打苦情牌，哭她当年在武汉坐牢的事。用得着家长说人情吗？在检查“反动”思想根源的小组会上，我如是说：“我的毛病就是喜欢自由自在，而且自己爱动脑子，都是我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要是我妈不生我，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会后组长对人说：“燕遯符说话够多歪，那叫什么检查，不等于骂人家共产党吗？”我真的不是成心骂人，那是我想得出来的最深刻的检查。陆平调来北大顶替江隆基之后，气氛越来越吃紧，大饭厅高音喇叭不断传出刺耳欲聋的歇斯底里尖叫，我都不愿意去买饭。同屋赵世瑾是二七罢工时期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侄女，她妈特别胆小怕事，叮嘱她不要“温情主义”，可她不仅给我通风报信，还替我把饭端回宿舍，又买蛋糕，又买巧克力。物54-3班只开过我一次批判会，同班两位女同学自然必定得发言，说了点儿就那种场合而言有些不伦不类的话。梁秀慧说：“你连个入团申请书都不肯写，够多么不长进”。陈宗蕴开口就叫小名儿：“哎呀，小豆付......”。她们的怜惜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发言的都是别班积极分子和哲学系“卫道士”，同班的其他同学全都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蒋邦本除宣布开会散会之外，也一直是双唇紧闭。其实，大家都身处政治大地震的危楼断垣之下，此刻的表态，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政治安危与前程。同学们用高贵的缄默陪伴我度过那艰难时刻，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心里。陌生人说什么话都不能十分伤害我，三年多朝夕相处的同窗如果翻脸不认人，我可能会很难承受。据说蒋、梁等人后来还去说我那文章其实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空空洞洞，想要大事化小，上边坚决不答应。就因为下手不狠、同情右派，我们班，我们年级，我们系，许多反右负责人自己后来也成了右派或受了处分。那些个在反右中侥幸过关的人绝大多数也躲不过文革，甚至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去喂血吸虫，像纳粹时期的犹太人一样，比右派还惨。

第三节 草根死不了

1958年3月8日

文革十年我全在工厂度过，应该特别说上几句。毛泽东发动文革为的是“清君侧”。这事1957年他就想干，没有干成，一拖再拖，到了1966年，才来了此心愿。毛一贯的拿手好戏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次自然也如法炮制，果然叫刘少奇之辈陷入灭顶之灾。但是，各派斗来斗去，互揭对方“后台”的老底儿，却无可避免地引发出另一个毛决不愿看到的结果：让人们知道了不少政治内幕，学到了不少政治谋略。于是乎，“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平民百姓的自我思想解放运动。工人接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揭批本单位头头脑脑欺下媚上的种种行为；厂区里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其中许多都是语言生动内容精彩的锦绣文章，姐儿们那份儿兴高采烈，不亚于5.19时期的北大学子。她们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注自然也变得非同一般，一个个都成了时事评论家和哲学家。1976年3、4月间，大家在车间里一边干活儿一边偷偷地传阅来自天安门的传单，说的是一些“人生七十古来稀，小平已经是七十”之类呼吁邓小平出山的话。有一次让“鸡贼”发现、告密，治保委员挨个儿审问。王春德、崔荣、赵学敏、赵秀娟、曹恒芳等人在事先来不及互相商量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全都隐瞒了我的名字，其余便如实交代。她们知道，她们自己比较容易想办法对付，要是把我说出来，后果便不堪设想......。这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分明是无产阶级被专政！毛“万岁”盗用无产阶级的名，对工人、农民和全国百姓进行专政。

那工厂有关头头对我还不是特别恶，妈妈坚持托亲拜友，也许给了我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现在想起来，为了我的事妈妈真是操碎了心，可妈妈不明事理，总是骂我逼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见了棺材还不掉泪”......我受不了，对她很不好，甚至在人道水平之下，总是不理不睬，直到2002年年底妈妈98岁高龄病危之际，我才感到愧疚，写了个字条：“遯符对不起妈妈，请妈妈原谅”；如果时光倒流，我或许能做得好些。）文革一来，我家亲友死的死，关的关，进“学习班”的进“学习班”，工厂领导班子也靠边站，工人造反派当权，我就吃苦大了。“鸡贼”们与我不同类，本来就瞧我不顺眼，正好趁机大显积极；二百五们喜欢热闹，人家越狼狈，她们越欢天喜地；姐儿们有心相护，明面儿上没法儿说话。“横扫”阶段让全厂“牛鬼蛇神”在大操场挂牌示众，人家的牌子是铁皮桶盖做的，给我弄一铸铁桶盖，理由是：“她最坏，死不认账，还臭美”。这个因陋就简的发明还真是一厉害刑具，低头弯腰，脖子上挂着那玩意儿，死沉死沉，一站就是半天，难受就甭提了，幸亏一直练父亲教给的养生法，总算还活着，而且没有落下大残疾。车间里时不时把我揪出来批斗，拳打脚踢“坐飞机”......。可说实在话，我心里兴奋。《怎么办》里我不就盼着“全国人民都觉醒过来”吗？事情正一步步朝这个方向走，我当然高兴；与姐儿们其实也更加心心相印，身上受点儿苦，我也认了......。终于，毛泽东死了。那一天我正准备上夜班要睡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兴奋得觉也甭睡了，给自己削了一个丫梨吃，以示庆贺。晚上进车间接班，个个眉飞色舞，通宵无人犯睏。

工厂也是一所大学。感谢“伟大领袖”，二十年劳动惩罚其实倒成全了我，让我认识了人性：1. 必需群居合作，交换劳动以维持生存；2. 利己原则支配每一个人的行为；3. 人与人智力平等（计较起自己的利益来，谁比谁也聪明不了多少，谁比谁也傻不了多少）。原来，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劳动价值说，其真实涵义和真理性证明，正在于它是这三条人性的反映。此说称：“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也就是说，人人共有的避害趋利心理与行为使得交换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与供求状况相互影响，不断上下波动并最终趋向于一个确定的数值，这个数值即是该商品的价值。毛体制下，“计划经济”覆盖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无所不在的“组织分配”阻断了劳动者正当避害趋利、自主择业谋生的路；要是不当“鸡贼”，想依靠诚实劳动来提升自己的生存状况，绝对是痴人说梦；干活儿累得要死的，工资反而拿得少。那工厂是一些私营小厂公私合营合并而成，我那工种原来的保留工资是58元，后来涨到头也只拿38元。无论各岗位之间横向比较，还是同一工种“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纵向比较，挡车工都吃亏死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干下去。不是都成了傻子不知道吃亏难受，实在是“组织分配”像奴隶的枷锁套在了每个人脖子上。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无从称量。社会主义有明确界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既然没法儿称量劳动价值，哪来按劳分配？没有按劳分配，哪来社会主义？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坐实了毛泽东的罪：他走的是一条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假社会主义真奴隶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的坚冰刚刚开始融化，我那些姐儿们稍有点儿条件的都纷纷走出车间另寻出路，新挡车工又招不进来，人手严重短缺，开工困难，于是，头头们不得不改善挡车工待遇：给中班费，改计件工资，实行四班三运转，纺织女工率先享受双休日......。看起来，早先盼小平出山岂能是无缘无故？那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

可是现在，又有工人怀念起毛泽东来了，是怎么回事？我与当年的姐儿们一直没断联系，头些天还在电话里与邓少敏认真讨论过这事儿，认为要分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不必十分当真。要知道，“机贼”和“二百五”也得归到工人里去，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是会有些失落和寂寞，不过他们要是太高兴，别人就会太难受，再说真要回到光吃窝头的年代，他们才不干呢，也就利用如今有了点儿言论自由说着玩玩儿，当作是另一种热闹。值得关注的是有人赶紧来钻空子。例如，据我所知，反右时声名显赫的哲学系“卫道士”如今变成了北大“著名学者教授”的，就有人故伎重演，再一次装扮成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当着大学生和研究生的面说什么“过去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如今都成了雇佣劳动”。此处所说的“过去”与真实的过去相差何只十万八千里，可年青人信以为真，把自己眼下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归咎于现行政策。这种人公然利用北京大学这块地盘，诋毁给全体中国人带来温饱实惠的改革开放，颂扬陷千百万人于灭顶之灾的毛氏“无产阶级专政”。从1957年到如今，50年一以贯之地睁着眼睛说瞎话，50年一以贯之地不肯与百姓同悲同喜。他们就像是知识分子中的“鸡贼”。不过严格说来，算成知识分子也有点儿困难，说得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话的人，能说他真懂马克思主义或真有知识吗？从年岁上看，和我们差不多，也七老八十了，何不赶紧回头？哪怕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地活上一天，也省得到时候后悔白到人世间走了一趟。第二种情况就必须认真对待谨慎处理了。那是一些人借着“怀念毛泽东”来表达对当今盛行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不满。其实，腐败盛行正是由于否定毛泽东还不彻底，没有及早清除掉毛泽东留下的特权病灶。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叫人放弃特权，往往会闹得社会动荡、你死我活。文革结束时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既能扫除特权，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避免冲突：文革中非毛氏嫡系权贵被砸烂得差不多了，“四人帮”倒台又让嫡系毛氏权贵也栽进了茅坑儿；人们奔走相告，举国一片欢腾，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空前融洽，应该是清除特权体制的最佳时机。机遇稍纵即逝，在清算毛泽东蓄意制造的十年文革浩劫和红色恐怖的时候，把老百姓对特权的正当批评也当作“极左”一起清算了。随着“老干部”一个个官复原职，特权体制很快又强壮起来恢复了元气，甚至变本加厉。于是，改革开放中政改严重滞后于经改，形成特权体制与市场经济相会合这样一个贪污腐败的温床……。之所以成为了这种局面，到底是情势使然？还是由于集团利益的拖累，“总设计师”个人胆识魄力与人格境界有所欠缺？这个问题如果眼下还不好评说，有一件事却可以肯定无疑：89“风波”的时候用枪口对准反贪腐群众，就真的是对不住当年百姓的深情厚爱了。人们盼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以百姓心为心”，却一次次收获了伤心与失望，人们向上天祈求平安与吉祥，万般无奈之下，也难免会铤而走险。邓小平的继任者，也就是当今国家的领导们，能不能改弦更张，以博大的情怀和广阔的心胸，谱写中国历史新篇章？

第四节 “改正”之后

该说自己1979年“改正”之后的事情了。

我出了车间，赶上文革后全国第一次给技术干部评职称，规定脱离技术岗位十年以上者不评，我没干过技术，自然就没有申请；可这工作进行到差几天申请人就该宣读论文，头头找来了，说我算1958年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又从未脱离过“生产技术”岗位，有资格申请，末了还撂下一句话：“你写什么论文呀？写打线儿？”分明是有点儿要难为我，大约料定我写不出论文，不得不自动弃权，大家好看笑话。我一直干熟练工，倒是算“生产”，可真没有“技术”，写什么呀？正抓耳挠腮，情急之下想起折腾过车间质检的事，就写了篇《关于络经工序的质量管理》，还真有实践有理论，挑不出毛病。这下就轮到上边为难了：批准吧，成了笑话，除了打线儿，我什么都不会；不批准吧，都逼着人家写出像模像样的论文了，我得了理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给我这打线儿工发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师证书》，红色封面上国徽金光闪闪，里面还盖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的大印，一本正经，像那么回事儿，还真就成了一笑话。

按理，“改正”后我们这些学生应该回北大安排。细说起来，北大想用“执行中央政策”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自己对我们犯的罪推得一干二净还真有点儿困难。不仅反右当时大抓学生右派，比例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还把大批学生轰出学校。把我们轰出学校之后的做法也特别恶毒。与北京师范大学做个比较：师大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的学生90%以上几年之后都叫回学校重新唸书，而北大受同类处分的人重新回校唸书者少之又少。1979年“改正”之后，师大把没有重新唸书而又去劳动教养了的人叫回学校进行安排。北大的做法却完全不同，据说时任校长周培源坚决反对召回学生右派重作安排。（所以，1989年4、5月间，听说周培源以九三学社领导人身份声援请愿学生，我就恶心得想吐，并且担心学生们又快要遭殃了。）

北大不管，我只好自己找地方，找了好几处，都因“技术干部纺织局一个也不放”告吹，不知怎么我又变成“宝贵人才”了。费好大劲去了纺织局职工大学。这可是个叫人开心的好地方，老师们多来自各厂，都是些家庭或自己不怎么“红”的文革前大学毕业生，一个个都是又聪明、又好心眼儿，只有也学物理的姚教务主任有整人的爱好。我很努力，不仅认真复习，还回北大观摩留校老同学讲课，梁秀慧又帮我联系去做了信息光学处理的系列实验......。可是我讲课不受学生欢迎。姚让物理教研室沈溥听我的课，想挑毛病，把我退回工厂，我就丢脸大了。可沈老师闭口不谈什么难点重点之类的教法问题，只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听了燕

退休后我加紧修炼，又学中医，身体逐渐康复。1996年之后去《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打工。这书又叫《大英百科全书》，系统介绍西方意识形态；出第一个中文版是邓小平拍板，参与的人大都是老右派和老反革命，总编也来自劳改农场。我打工是第二版了，从前的人死了一些，还有些80多90多了，实在干不动，就补充了新人。许多人不在编，给钱很少，干活儿很重，可个个都干得特卖劲儿，觉得一辈子瞎晃荡，好不容易捞着机会干点儿正经事儿，钱少也认了。这工作结束就到了2000年下半年，我又进了民间文化交流圈儿。开始特高兴，一堆人定时神聊，框架是“只谈文化，不涉及宗教与政治”，可什么事情不是都能变身为文化吗，这堆人正是干这活儿的行家里手，所以，实际上是无话不谈；还真能互相启发，擦出思想火花，干了些尊老批孔、为中华文化正本清源之类的事；只要顺了心我就肯卖力气，帮着做了不少文字工作，自己也写了几篇署名文章，以二十年学制“劳动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驳斥“世风日下”的说法，论证市场经济才是道德经济，并且替祖辈父辈反思......。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太聪明，尽是花花肠子；有的人特与时俱进，逐渐做起了捧毛尊孔的时文。我哪能再去捧那个场呀，也就Bye，Bye了。

再说索赔的事。1979年之后就有耳闻，没太往心里去，正忙着干别的事呢，顾不过来，加上也有点儿稀里糊涂，闹不清改正与平反有多大区别。后来听说共产党内部专门有个秘密决定：“对右派不赔偿，不道歉”，这就把人气炸了，非较较这个劲儿不可，于是1995年给北大写信，专门就要赔偿、要道歉，未见回音；1996年又去信追问，有了回信，说接到新的中央精神之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1998年北大百年大庆，校史里反右这段历史几乎是空白，我心里很不舒坦。2005年看到某人找渠道在香港出了一本专写北大反右的书，号称“信史”，却有许多明知故错之处，我著文指正，那渠道却向我关上了门，我只好于2006年年初再找北大，重申要赔偿、要道歉，再加一条，要大家都来写回忆，折腾了一年，没有结果。万般无奈，2007年我参与了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集体维权行动，除了与社会各界幸存老右联合上书中央之外，又和北大的若干右派同学一起三番五次给中央写信，给北大写信，还当面找到过许智宏校长，专门就当年大规模地残酷迫害学生一事，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道歉。我们至今未得到当局或北大的正式回复，却不断有居住地办事处等机构派出年青人进行劝诫，说北大是个政治敏感的地方，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谐局面，不要回北大参加学校的活动......。我十分抱歉未能配合年青人完成上级指示，可我相信这又是北大出的坏水。鼓吹毛氏“无产阶级专政”才真破坏和谐安定呢，北大不管不问；我们做的事正好促进和谐，北大却严加防范，这一切是何道理？！所以，北大越不愿看到我们回去，我们就越要回去。

十多年折腾这些事儿，也长了新的见识，添了新的感悟，看来，前人的经验教训要派上用场。受个人经历与历史条件的局限，一些书生型老共产党人看不出剩余价值说与劳动价值说互不相容，完全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本心真诚善良，却造成殃及亿众的恶果，最该记取的教训是当了一回“傻冒儿”，与同样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的毛泽东弄成了一伙儿。毛心里其实另有主意，他志在“打天下”，为的是要“坐天下”，是要“君临天下”。所以许多老共产党人大呼上了毛泽东的当，受了毛泽东的骗。这又是一个重要经验教训：认识人是相当困难、相当复杂的事。不能光看他嘴里说什么话，手上举什么旗，更要观察他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心里头打的是什么主意。我从小的兴趣爱好都与政治无关，能力上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却在今天被逼卷入维权行动，直接参与政治，不得不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就更要牢记前辈的经验教训。事实上，这些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我也真的是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睁大眼睛观察，小心谨慎分析，还的确就发现有那把争民主喊得山响的人做起事来竟然是相当的非民主，也有那口口声声要讨伐批判毛泽东的人说话想事用的还就是毛泽东的思路……，看起来，清算毛泽东已经是一件艰难得要命的事，要把寄生在人心里的张泽东、王泽东、李泽东全都清除掉，就有点儿难于上青天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事情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

何以自处？我有点儿消极，也不太消极。还是一如既往吧，尽心尽意，把持好每一个今天。胡诌小诗一首，以结束本文。

《参禅证道歌》

未来还未来，锦梦好难托；

逝者如斯矣，寻之奈若何；

大哉执今日，灵动舞婆娑；

胸内存铁石，头上显神佛；

坎坷成正道，何惧多妖魔；

魂归自有时，求索复求索。

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谭显殷
（作者1957年为重庆市团市委宣传部长）

解放前，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我10岁那年，父亲贫病交加上吊自杀。12岁时我来到重庆，考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我在南开读了五年，解放前南开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和方式方法至今令我由衷赞叹——那是培养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地方。
    1947年1月（南开读高中时），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后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专门从事学生运动，并担任地下社支部书记。我很活跃，演进步剧，发《挺进报》，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由于我太投入，很快上了黑名单，我只得弃校出逃。那几个月的日子艰辛得很，没钱，没住处，不敢找组织和朋友，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不幸又拉肚子，天天跑到面馆里找师傅求面汤喝。这个时候正逢暑假，我翻进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悄悄住下来。快开学时，学生要回来，又得逃。正在这时学校贴出布告招生，我走投无路，便去考。一考，考中了——南开中学已给我打下了五年的初、高中功底。这所大学就是政阳法学院。
    这时已经是1948年下半年了，川东地下党很活跃，国民党抓得也凶，我几乎没敢在学校的宿舍里睡过觉。这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多了，但我天生机灵，次次逢凶化吉。有一次在七星岗，几个特务逼上来，只差十几米都让我胜利逃脱。
    解放后，我担任了南岸区团区委书记、区党委宣传科长等职。在任时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长裴秀娟结了婚。1956年，我调到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
    1957年反右，我是团市委常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运动对人的批判和处理，我开始感到反感。说几句话，提一条意见，怎么就成了坏人？这不是明显的以言定罪吗？这不是明显的对起码民主的破坏吗？
    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我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很让我激动，我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一个目标奋斗。那时，我认为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政治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反右整人，扼杀民主，堵塞言路，与当年共产党大声疾呼的东西背道而驰，与我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它本能地引起我强烈反感！
    我不同意划康中清（市团校教研室负责人，1959年死于长寿湖）为右派，也不同意划黎民苏、陈忠笃为右派，认为他们只不过给领导提了一点意见，或者说了几句俏皮话。我说，曹贞干谈到外兴安岭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历史事实，怎么成了反苏罪行？如此整人，会堵塞言路，以后谁还敢讲真话？
    我这个人关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就要直说出来。1957年8月，我对南岸区委宣传科科长陈适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谈了我对反右的看法，对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陈适情在对其他人摆谈时，谈了我的观点。有一个姓张的人把陈适情的话整理成材料告密，陈适情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斗。陈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青年，他经受不住，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独自站在区委下面长江边的一块礁石上，我估计他投了河，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转到了团市委，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团市委的反右斗争，与团市委常委离心离德（后来定为与“党”离心离德）。
    团市委还有一个干部叫旷忠炽，领导反复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后领导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见本身就是对党有意见，你必须交待。旷忠炽被逼得没法，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了一条他认为最保险、最万无一失的意见——针对伙食团的炊事员。他说：伙食团卖红苕可以剥了皮卖，皮可以喂猪，也不算浪费。
    没有划他右派，划的右倾，罪名是“对粮食政策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劳动，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了，因为没过多久就轮到我头上。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5月，全国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三大”的代表，重庆共四人，廖伯康、于克书、刘文权、我。在会上，我感到“三大”发扬民主不够，例如，我们去时，收集了很多团员的意见，但根本没人听，小组会开了几天，连记录本都不发。我在四川省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大”缺乏民主，结束时，我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声的会议”。
    我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
    我是属于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当了“反党分子”，我便彻底清醒了。
    到长寿湖后，被分到捕鱼队，这是农场里最好最实惠的劳动单位。这得感谢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他是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下放下来当副场长，在团市委时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顾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从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说，那好，你到捕鱼队去。
    我在长寿湖，一开始就没有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错了，共产党肯定错了，我谭显殷没错！我是团市委打的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告诉团市委这帮难兄难弟，如曹贞干、高志长、黎民苏、李甫杰等，咱们一定要抱成一团，决不要互相揭发，互相斗，谁要是去“汇报”，大家群体攻击他，孤立他。那时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整人术：老是挑动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让人们内部互相起哄，他坐收渔翁之利。我说，咱们要活得轻松，要少挨整，一定要团结，要想办法同他们斗，不要咱们自己内部斗。我们这帮人抱成一团，少吃了不少苦。
    大饥荒那几年，我对难兄难弟们说：私人的东西咱们绝对不要动，公家的东西，能吃则吃，湖里的鱼，不能吃？我们劳动者不得食？饿死？休想！
    那几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赶场，突然有人扯我的裤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她大约八九岁，脸像张白纸，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里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带我走吧。” 她的声音像一只小猫。我问她，“你妈妈呢？”“饿死了。”她说话有气无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会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
    我心里一酸，把她抱起来，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收养她！喂她点小鱼她就能活下来。旁边一个右派说：老谭，放她走，我们哪个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来，掏出五角钱和二两粮票塞到她手里，对她说：“你到前面食店去吃碗面”。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头，睁着像猫一样哀哀的眼睛望着我。
    我转身逃亡一样地走了，她还在后面叫：“我会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饭……”我不敢回头，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我剌激很大。
    1960年，饿归饿，阶级斗争抓得紧。那一年春节前，上面宣布，长寿湖所有右派分子不准回家探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分子”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几天假。我打鱼时，捞到小参子鱼，总是细细剖了，晒在船篷上，晒干后春节带回家。每剖一条小鱼，都让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儿女。听说不准探亲，右派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我望着那一包小干鱼，发呆。
    捕鱼队队长金践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虽然没成家，但有个母亲，他挂念得很。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金践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对其他右派说，有一些事必须要到狮子滩去，由他同我去办，两三天就回来。金践之是队长，有点权。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我同金践之各自挑一担年货溜到湖边，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船。从飞龙划到狮子滩，要整整6小时，我们俩憋足了劲，拼命划。天，黑沉沉的，静得很，只有桡橹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哗哗的水声。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半夜，我同金践之弃船登岸，挑起担子飞走。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有60多里路，我们必须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庆的船。
    那一阵好走！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俩实在吃不消了，爬上一个山坡，看见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践之突然坐起来说：“不能睡，不能睡！东西遭偷了就惨了。”我顾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践之硬挺着，坚决不闭眼，一心一意守着年货。那年货我记得是几个老南瓜，十多斤红苕干，一包小干鱼，还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回到重庆，在南岸区海棠溪一个油毛毡棚子里卖菜。我回来时，身体好好的，精神也没垮，我带妻儿老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就我一个人最神气，完全不像是“释放”归来。当然，家里遭得很惨……
   1958年我去长寿湖后，几年里家里死了三个人。那时，上面三个老的，下面三个小的，经济很紧张。1958年我父亲得病，无钱医治而死，1960年小女儿饿死，1962年我妈妈上吊自杀。我最难过的是我妈妈。
    饥荒年家里不准烧火，只准吃集体食堂。食堂在江边，我家在半山腰，我妈是小脚，身体又差，不管刮风下雨，每顿饭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饭。饭只有二两，吃完饭爬坡回来，累不说，又饿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见她爬坡回来。她右手支一根竹竿，左手拿一个碗，目光呆滞，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和祥林嫂一模一样。
    我妈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粮食，哪怕一个小土豆给她的孙儿。她身体垮了，脱肛，直肠垂落在肛门外，每次都要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

在劫难逃——从真实史料忆反右

史若平

离休后闲来无事，翻箱倒柜，整理过去的材料和信件，翻出了“文革”后退还给我的自我检查材料，这是当年在“牛棚”里写的。其中夹着一份1957年夏反右斗争中，山东大学校部专为我开的一个大型批斗会的记录稿，《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以及一些人批判我的发言。不知何故这份材料也退给了我，可能是“文革”中的专案组无法清理这堆积如山的黑材料，好在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另—份资料是1978年11月18日

一份真实的反右记录

    关于反右中批判我的会议记录，用300字稿纸竖行书写，一格一字，字迹比较清楚，上下文基本连贯，错别字是难免的，看来是经过加工整理过的。记录稿没有具体日期，可能是在1957年初秋，大约七八月间，正是全国反右高潮的时候写的。记录稿分三个部分：一、《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二、《大会批判发言》；三、《支书总结报告》(记录稿”从略”)。令我不解的是，记录稿只有我个人批判思想根源，而没有我交代的“右派言行”，也许由于对我的批判会开了多次，前几次会上交代过了。不然的话，没有”右派言行”，何来“思想根源”?好在1979年1月我的第二个申诉书中，引述了官方文件，当时定我右派的结论，比我的“交代”充实得多，足可弥补这一缺憾。至于那位书记的总结报告，可能有书面的，所以记录“从略”了。这位书记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上纲上线的高手，并兼我的专案组长。当时组织了一个三四人的班子，对我进行轮番“地毯式轰炸”、“帮助”，并连续为我开了多次大型批判会，最后依旧没能将我“挽救”过来，只能沦为“右派分子”，足见我“顽固不化”，自绝于人民。这位书记给我编制了厚厚一本结论和揭发材料，却不给我看结论部分，便给我戴上了“帽子”。现在重温他《总结报告》中的高论，不能不感到遗憾。

《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

    记录稿这部分只记下了不到七百字，两张稿纸多一点。我在会上的分析批判，肯定比这要多得多，否则是更难逃脱“蒙混过关”的罪名的。当然，能记下这些要点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能保存到今天，更是难能可贵。没有这份记录，靠我40年后的回忆，将是一片模糊，一笔糊涂账。有了这份记录，脉络便清晰起来。现摘录如下：

一、我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尽管参加过反蒋活动，对革命有过幻想，但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社会主义大变动时期走上了反党道路。
    二、在校刊工作上，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问题，作为校刊室负责人，群众对校刊有意见，而自己没有勇气来改正，反而强调党委不领导校刊，实质上是对党委不满。
    三、强调个人独立思考，个人意见同党委意见不一致时，就对抗发牢骚。
    四、对肃反不满。肃反审查了自己，搞清了自己的问题，反而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五、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严重，运动中不向《人民日报》看齐，却向《文汇报》看齐。

记录稿中，就那么干巴巴的几条。现在想来，就是这几条，还是书记挂帅的专案组和反右积极分子们一两个月“帮助”的结果。专案组的小会不算，仅大会就开了不下十次。如果没有他们多次揭发批判，帮助我上纲上线，我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简直是想“蒙混过关”。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是没能“混”过去。说明我当年既顽固又愚蠢，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假使当年我“聪明”一点，把群众的揭发全包下来，不够再凑几条，你要什么有什么，检查时把自己臭骂一通，把自己说成 “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样也许能过关。继而一想，这也未必。如果是那样，反右派的”伟大成果”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全国55万右派又从何而来呢?我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以上的“自我批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积极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的发言，比起我的检查来，调子至少高出八度。下面引述他们的发言要点，目的是对事不对人，这八位同志和我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他们当年更迎合潮流罢了。引述时姑隐其名：

《大会批判发言》

王 ×：史若平态度不老实，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攻击肃反，攻击党，参与《青岛日报》事件，组织鸣放稿件，全国右派(的言行)都在你身上有反应。史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事先考虑的，有策略的，他要把党孤立起来，捆起来，全面向党进攻。他充当了向党进攻的炮手。

庄××：史的态度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好像肃反冤枉了他。他是右派分子在山大向党进攻的最有力的一个。他操纵校刊《新山大》，任意歪曲事实，把一些反党的言论用大字标出。他和章伯钧、储安平、陆侃如都是不谋而合的。

尹 x：史的反党罪行是严重的，他从四面八方来向党进攻。他说因在肃反中追查他而不满，这也不符合事实，而是别有用心，要翻肃反的案。

焦x x：史的检查是将十数次的会议批评他的材料综合罗列。我们认为肃反是正确的，但史却诬蔑并丑化积极分子，说他们没有起码的常识。还说发动群众搞肃反的方式是错误的。在旧社会你有疑点，你别想过关。他还嫌(山大)搞出九个反动分子太少。 (原文如此)
    王x x：史是有经验的，事事小心谨慎。但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我校校刊被右派分子利用，史是起了辅助作用的。鸣放中史说，山大从来没有民主，现在已出现了。他所向往的民主，是国民党时杀人放火的，对人民压迫的民主。你从前要求进步，但事实证明，你的要求进步另有动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几年的教育，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改造。

刘x x：史为什么说我们的春天来得晚了，难道说我们以前没有春天吗?这是恶毒地向党进攻。要按照你的意图办报纸，会把报纸引向何方?鸣放时校刊不是向右转了吗?史应彻底交代，深刻检查。

王x x：我对史的检查不满意，他只是将十数次会议的材料总结并艺术加工了一番，只讲客观效果而不讲主观动机。束星北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为什么欣赏他的言论?为什么同情肃反被斗的人?

张x x：史的罪行是严重的。校刊在鸣放中变成了反党的工具。史认为报纸有两重性，尤其强调它的商品性，这是极端反动的。报纸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是党的思想工具，绝没有两重性，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史还认为新闻学属于学术问题，我认为学术是学术，反党是反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重新摘录了1957年那份原始记录，是为了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今天无需在这里为我自己辩护，因为历史已经为我重新做了结论，而且后面引述的1979年1月《我的补充申诉》，已根据当年反右给我的结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辩护。当年—些同志对我的揭发批判，在那种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年代里，从1955年到1957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反右斗争，两年当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这类批判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些史料时，也许对这类大批判的特有语言会感到陌生，甚至有新鲜感。

《我的补充申诉》

1978年9月17日

为了忠于历史，兹将原文摘录如下：

前几天(1978年12月下旬)，校部机关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很感谢今天党组织对复查我的问题的重视和关心。只有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今天，才有这个可能。因此，我特别对党中央表示衷心的敬意。
    1957年把我定为右派，结论不同我见面，也没有让我签字。我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不负责任的。这次组织上让我看了结论，根据这样的结论把我定为右派，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工资从18级降为23级，我是口不服，心更不服的。结论中，有些属于我的问题，有些同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我至今有不同看法，还有些正确的观点竟然也成了右派“罪名”!
    这里补充申诉如下：
    一、“结论”第三部分“平日表现”中，承认我“自参加工作以来，表现一贯积极。”既然“一贯积极”， 当然就不存在“反党”问题。可是，结论笔锋一转，又给我罗列了几条“罪名”，而且这几条是1953年以后的。这就是说，我在1953年，就有“反党言行”了，我这个“表现一贯积极”，不成了“一贯反党积极”了吗?这种自相矛盾的结论，实在令人惊异。   

(1) 1953年，我还不是校刊室的负责人，只是一名编辑。“结论”中说“校刊登载了同学申诉他们在班里受到压制的长信”。来信是经校刊室主任和学校领导审查同意发表的。后来，校刊又奉命写了一篇《我们的检讨》，也是领导授意和同意发表的。给我加的“罪名”是：“用校刊编辑来领导开展批评，实际反对党和行政关于稿件处理的一些规定。”这种说法，简直是说我在1953年就企图“篡党夺权”!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党和行政关于稿件处理的规定》，又何来反对这一规定?其次，校刊所有稿件都由校刊室主任及校党政领导两级审查，我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就能“领导开展批评”了吗?195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提出，批评稿件只要符合事实，不一定经过被批评单位同意，就可发表。最近《人民日报》又重申了这一原则。退一步说，学校的规定没有发给校刊室，而且这类规定如同中共精神有抵触，校刊贯彻了中央的决定，有何过错?

(2) 1953年底，毛主席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1954年春，当时校刊收到不少来信，反映党团活动过多，影响学生学习和体育活动。校刊处理来信，当然要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这也成了我“攻击党团活动”，“攻击团委会”的“罪名”。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当时，把身体放在首位，就是因为学生健康有下降趋势。校刊处理来信只是反映学生要求，而且这一要求又是符合毛主席“三好”指示精神的。这种是非不分的罪名，我是不能接受的。
    (3)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学习小组长。后来说我”右倾”，不让我当了。“结论”说我因而“对党不满”。有的人还说我“怀恨在心”。这有很大出入。我对小组长并不感兴趣，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搞专案，三不了解情况，我凭什么要某人交代什么问题，这个组长不好当，我也不想当。不让当，我正求之不得，不是“怀恨在心”，而是“正中下怀”，我正好多搞点业务。当个组长，开会要记录，会后要汇报，还要开组长会。
    从1953年到1955年，“结论”编制者花了一番心血，每一年给我编造了一条“罪名”，其目的，是要说明我“反党”并非从1957年开始，而是由来已久。报纸上开展批评有中央决定为依据，“三好”是毛主席的号召，校刊贯彻这些精神何罪之有?有些人口口声声”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各取所需。不贯彻中央决定，不提中央决定，而另搞一套自己的“规定”；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运动一来，自己成了“一贯正确”，却把任何意见说成“反党”，以扩大其“战果”。有这类思想的人来领导政治运动，能不“扩大化”吗？至于说我因撤“小组长”而“对党不满”。只有“官迷”才会编出这类笑话。
    二、“结论”的第四部分“已核实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是我的主要“罪状”。有关校刊工作方面的，综述如下：
    (1) 校刊《新山大》在党的整风运动期间，是始终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党委决定停课整风。校刊每周出一期，每期发稿两万多字。鸣放期间，教学活动停止，校刊配合鸣放，配合政治运动，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不是党员，根本不知道有党内指示，我只能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及学校党委的部署来执行。“指示”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实行开门整风。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一再强调“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以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当时只能根据这些精神来编辑校刊。现在读了《毛选》五卷，才知道有“阳谋”和“引蛇出洞”的说法。
    (2) 校刊每期发稿前，都由宣传部直接审查，重要稿件由党委副书记审查，清样也交领导审查。“结论”却说我“回避”领导看大样，“回避”两字很暧昧，是我送党委看了呢，还是没有?如果真的我不让党委看，为什么不写上我“拒绝领导看大样”呢?这种模棱两可不敢肯定的“罪名”，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材料，作为经过“核实”的定案材料，不有勉强拼凑之嫌吗?
    (3) 说我”发动教师向党进攻”，罪名大得吓人，我简直成了“罪魁祸首”了!向教师组织稿件，这是校刊的正常工作。鸣放时根据党委布置，组织教师写稿，名曰“帮助党整风”， 不叫“向党进攻”。正如党委邀请教师参加鸣放座谈会一样，能说党委发动教师“向党进攻”吗!我请x x教师写稿时，x x教师并非右派，后来被划为右派，便成为我“发动教师向党进攻”。这种罪名不能成立，也不合逻辑。鸣放期间，我还请x xx教授写了歌颂党的领导的文章，发表在校刊上，这为什么又闭口不提呢!更重要的是，校刊发表的稿件是经党委审查批准的。
    (4) 校刊上《民主报墙头出现》那条新闻报道，是我写的，但也是经领导审查同意发表的。从这一报道中找不出任何一句反党言论。正是在同一时候，学校党委决定开辟“民主墙”。我的报道，同党委的部署是一致的。
    (5) “结论”中说我“认为前一阶段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形，才是真正的民主”。根据是我在一篇报道中写了“全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那句话，这种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做法，不能令人信服。“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写的，是强加于我的。毛主席在1957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上指出：“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烧好。”学校党委决定开辟“民主墙”，党委召开鸣放座谈会，这不算“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的民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是党中央总结的经验教训，强调今后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三、其他方面的问题：
    (1) 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在动员下讲的，光明正大。我对肃反工作提出的意见，是有亲身感受而发的，不能把任何正常的意见同“反党”和“攻击肃反”联系起来。“结论”上引了我一大段话，由于是记录稿，不可能准确。即使这样，这些话也根本扣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我在发言中引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被删掉了。我说：“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然后我说：“而有的同志则不一样，先下结论后调查，先给你定一个框框，你是反革命，要老实交代，否则就是不老实。后来一查不是。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至今认为，我的这些话，是有的放矢的。并且基本上符合中央整风精神的。这种主观主义，“文革 ”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这种由衷之言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服。
    (2)“结论”中引了x x对我揭发的若干条，大有出入。把一个人的揭发材料作为“已核实的材料”，不需旁证，而且在当时不允许我申辩，这是极不公正的。仅举一例：x x揭发就说过，解放后我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胡说，我当时在青岛就有不少朋友。我只是说过：“肃反搞了我，我过去的朋友不敢通信了。”这是实情。因为怕抓辫子，把私人信件公布出来上纲上线，还怕株连别人。
    (3) 关于新闻观点，我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学问，属于学术范围的问题。关于我说过“报纸有党性，也有群众性”的论点，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马列主义的常识。列宁论述过，毛主席也号召“大家办报”。如果这也属右派言论，这是谁家的标准?我还说过报纸有两重性，这也非我发明，而且这是可以讨论的。（注：这是1979年初写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报纸的商品属性，已是公认的现实了。——作者）
    (4) 类似这样的话我说过：“对上级的号召不能盲目地响应，要独立思考。”我认为这不能成为右派言论。这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反对奴隶主义那段语录精神的。毛主席曾强调要经过自己的头脑周密思考，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
    总之，我对给我定案的结论很有意见。根据这样的结论把我定为右派，我死不瞑目。我决不否认我在工作中和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些也不能作为划我右派的借口。尤其是把我有些明明正确的观点和意见，都作为右派言行对待，只能说明有人处心积虑要把我打成右派。在反右斗争中，根本不允许我申辩，剥夺了我应有的权利。定案结论不同我见面，这本身就说明有的人心虚，不那么理直气壮。我被定为右派后，1959年虽第一批摘帽，但我这个“摘帽右派”仍然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打击，“四清”整我，“文革”变本加厉。我父母、妻子、儿女受到株连。经济上处于艰难的境地。我曾将《三国演义》上的两句诗抄在笔记本上：“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我原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含泪去见上帝了!

以上是我在1979年1月9日

不谈拙作《大字报巡礼》，真是奇哉怪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左”的革命外衣下，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就是一切，就是目的，手段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我的补充申诉》文后附《大字报巡礼》说明如下：

《大字报巡礼》是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在校刊上的我写的述评。从这篇文章中最能反映出我当时的思想倾向和对党的整风运动的态度。你们不是说我利用校刊反党吗?为什么不从这篇文章中找反党的证据呢!很明显，从这篇文章中，如果不抱偏见，能辨别出我的态度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
    这篇《巡礼》中强调了“真理愈辩愈明”，既谈了“帮助党整风”，又谈了“群众自我教育”。并强调了大字报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反对谩骂。这篇文章同给我定案的“结论”中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限上纲比较一下，也许有助于复查。《我的补充申诉》，虽然是1979年1月上旬写的，当时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基本上已说清楚了。本来，我想根据1957年划分右派的标准(也是复查改正的标准)再写一点看法，为留有余地，没有写。现在看来，1978年55号文件仍以此标准来衡量是否应该改正，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的。其实这六条划分右派的标准，随意性极大。有的条文到1978年显然已过时了。例如“诬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各国分裂”等，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苏关系恶化，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不听老大哥指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1957年因“反苏”罪名被打成右派的，不过是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即便如此，按照这个标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还是打错了。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悲剧。当然，这个反右历史悲剧比起十年浩劫的社会大悲剧来，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当年山东大学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成绩”。全校共划右派204人，约占当年全校师生干部的10％。教授、副教授划右派16人，约占25％；教师划右派54人，约占20％；学生被划右抓114人，约占8％，干部划右派6人。

知名的教授被划右派的有陆侃如、高兰、赵俪生、张维华、许思园、胡昭全、束星北、陈机、曲漱蕙、沈汉祥等。至此，50年代前期华岗校长领导下生机勃勃的山东大学，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文革”期间，山东大学遭到了更大的摧残。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引述了上面的一些历史材料，我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但是，反右斗争中揭发我“攻击肃反”，“翻肃反的案”，并说我肃反初期因撤掉我的学习小组长职务便“对党怀恨在心”等等，“文革”中变本加厉，我一时成了右派加叛徒特务，遭到了毒打，休克达5小时，十年“文革”我劳动了九年，这些与反右仍然不可分割。因此我不能不谈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从这里也可看出“左”的倾向由来已久。
    1955年那场肃反运动，起因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当时在文艺界、教育界就揪出了—批“胡风分子”，有不少还被关进监狱。这就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队伍中隐藏着一批为数不少的“反革命分子”。在山东大学，首当其冲的便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学者，可敬可亲的华岗校长。他1955年春被捕，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校长兼党委书记都成了“反革命”，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还会少吗!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肃反”初期校刊室同教务处其他科室一道学习，我是学习小组长。我当时认为，小组长的任务是领着大家学习文件，组织讨论，提高认识。学习小组不同于专案组，何况我只是团员，不是党员，更非专案组成员，因此我无法完成在小组内抓“反革命”的任务。当时注册科有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白x x，有人揭发她有一张青岛沦陷期间穿着日本和服的照片，据此就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她根本否认这一指责，说年轻时觉得好奇才照此相。我作为小组长，手头没有任何材料，有什么权利逼其承认是日本特务呢!结果我成了“右倾”，小组长被撤。反右中这件事成了我“对党怀恨在心”的一条罪状!一个小组长是多大的“官衔”呀!我宁可“右倾”，也不愿当“左派”去搞逼供信。1956年1月上旬，肃反运动后期，我新婚不到十天，山东大学人事处处长邱x x找我谈话，他以严厉的口吻说：“组织上已掌握了你的大量确凿材料，你的问题很严重。为了挽救你，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很显然，这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警告。这种斩钉截铁的口吻，无疑属于敌我矛盾，不属于审干范围。材料既已“确凿”，随时可以“定性”，从宽从严，在于我是否老实交代了。这对当时背着进步包袱的我来说，无疑晴天霹雳，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我是清醒的，我问心无愧。“交代”什么呢?我想不通。1947年春夏，我在苏州—个专科学校读书，任校学生自治会执委，参加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主编过公开出版的进步文艺刊物《牧野》。1948年读完四年级，考进《苏报》当记者，同时参加地下进步组织群社，收集过苏州敌城防部署的情报。同年11月在苏州被捕，押在南京特刑庭看守所。在严刑逼供下，未出卖一个同志。1949年1月28日

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在这里，十分感谢党中央，坚决为历史上和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十分感谢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坚决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拨乱反正，我个人才有可能重新工作了九年，并安度着一个愉快的晚年。解放前我参加过的进步地下组织和地下团，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我已参加了多次老战友聚会。1986年5月，《苏州报》总编辑陆乃斌同志约我写的回忆录《遥寄苏州话当年》，发表时还刊登了我的简历和照片，我首先给自己恢复了名誉。1987年冬，我已离休，山大组织部又根据苏州的正式文件，给我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恢复了共青团地下团员的团籍。并由校党委发专文，“推倒在此问题上对史若平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947的我在苏州主编的文艺刊物《牧野》，作为进步刊物，专列词条，收进了1995年公开出版的《苏州市市志》。1996年秋，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群英谱》征编办公室，给我寄来和我有关的三份材料，征求我的意见。每份材料都有材料提供人、证明人和执笔人。这些材料为《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大型史料丛书做准备。这三份材料的标题是：《史若平不顾自身安危，抢发新闻掩护同志》、《史若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写在狱中墙上》、《发自地下的声音<新民主报>》。从反面人物而到正面人物，我读了有点受宠若惊，总觉得有点不自在。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尽管它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这些代价，当然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民族的灾难。

不能忘却的几个右派难友

陶渭熊

五七年受害的众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还艰难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谁还记得他们、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下面记录几个无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见证毛泽东“阳谋”的罪恶，并以此文纪念反右运动——这个人类史上最无耻、最反动、最大规模的文字狱——50周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在农村劳动改造半年之后，又被调回西师，在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由此我认识了许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读的苟文纯

在西师劳动队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学生中，苟文纯是最显眼的了。他已经38岁，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头黑发浓密粗硬，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络腮胡子天天刮得干干净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隐约显示几分高贵。如果只看他的头，你一定认为他是大款、显赫政要、学者、教授。而其穿着则犹如乞丐：一件污黄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补满补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烂成绺，举臂抬手就飘带似地飘舞；裤子同样疤上重疤；破皮鞋补了又补已不能再

补，走起路来“哧呵、哧呵”响个不停。难友们学他一步一顿地走路，嘴里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乐了。他的劳动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铲除苗先铲断；叫他担粪，他穿着那双破皮鞋摇摇晃晃，扑哧扑哧粪水溅了一地。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60级学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银行的行长。49年以后任副行长，和那位不懂业务又很蛮横的党员正行长经常发生冲突。三反时那正行长借机把他打成贪污分子。后来帐虽然查清了，但副行长也给撤了。秉性刚直的他愤而辞职，以为凭本领还找不到工作。殊不知从此就呆在綦江农村老家。1956年大学扩招新生时才考到西师外语系读书。他和班上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显然有不小的代沟，青年们叫他向党献红心表决心的时候，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就是这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回答，已经“够了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
    他的言谈不多，休息的时候用朗诵莎士比亚著作和唱歌来打发时光。他经常唱一首极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他唱歌的时候，和他同处一室的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他那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时而激昂的歌

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凄凉、悲惨、愤怒与抗争有境界。唱完后他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挂着泪花，我们的心也随之激烈地搏动。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诉与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后，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饥荒威胁着每个人。学校里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劳动队员个个饥饿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当局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谋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还修饰整洁，仍然不失当年银行家的风貌，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远，无粮无钱，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饿浮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着行走……两天后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来，每当我想到苟文纯，就想到那绅士般的头颅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协调实在叫人玩味。其实他的头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视强权、反抗暴政的象征，是一尊不屈不饶的头！而他的衣着是寒酸

的、贫穷的、破烂的、强加的、被迫的，是对强权的揭露与控诉！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竟褴褛如此、潦倒如此！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苟文纯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运使她香销

徐香圃是劳动队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岁，已婚并有了孩子；历史系60级学生。大约家庭孩子的牵挂吧，她很忧郁，管教干部认为她思想改造不积极，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劳动队解散才复学，这样她就从1956到1963读了“七年

制”本科。64年春节，我在重庆一个朋友处会到她。此时她很高兴，说毕业后分到江津地区江北县，旋即叫她参加四清

工作队搞四清运动。我大吃一惊，说：“我们都是四清的对象，你却去清理别人。”因为按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与否，都是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权利，只能像肥猪等待宰杀一样等待在四清运动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还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也很顾虑，曾向四清工作团长表明我的身份，那团长说‘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原来她的高兴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终觉得是一种危险。那次分别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参加过四清的人无意间提及文化革命开始时，四清工作团集中在永川整风，斗争一个混进四清工作队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一阵阵颤抖。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队有上佳表现，说话、做事、汇报工作、写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来的是嫉恨，连四清工作团长也受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当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四清工作团长不再说“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的话了，把她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她首当其冲，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什么“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大字报横扫，大标语围剿，大会场批斗。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灭。在颠倒黑白的人间地狱中，她便选择了抛家弃子，愤而自杀，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锋利的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

而徐香圃竞选择了死亡！毛泽东的残暴，给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灾难！
    徐香圃就这样香销园圃。

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经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原四川省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没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中惟一没有“改正”的人，化学系58级学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张标语式大字报惊动了所有人：“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认识他是在右派劳动队，是一个剃光头打赤脚穿补巴衣服，粗手大脚的农民模样的人，是劳动队最忘命的几个人之一，力气大，不怕苦，挑、抬、扛经常在200斤以上。那时的右派学生是最单纯最听话的，虽然有天大的冤屈，但党给的处分都无条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复学。但是不惜体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体。当每吨3两大米变成3两豌豆，

再变成9两红苕，最后变成6两麦麸的时候，饥饿、浮肿，步履艰难，他再也不能带头干活了。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

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和全中国4000万饿殍一起被毛泽东拖进了“大跃进”造就的巨大坟墓。没有追悼会，没有通知亲人到场，挖个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只死猪死狗。
    1961年曾清经被追认摘帽，1979年却没有“改正”，听说与他“要杀共产党”有关。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杀共产党”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世界皆知，结果怎样？栽赃陷害。既然《人民日报》可以在全世界致诬、说谎，那么西师党委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弱势学生罗织罪名呢？如果曾清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仅仅是个右派，肯定不仅仅是二类处分，劳教、劳改、甚至杀头，都是他最适合的去处。但是，可怜曾清经已抛尸荒野无人为他申诉，他只能在阴曹地府继续戴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学生终于整“对”了一个，七百几十分之一的“正确率”，不仅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更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的确凿证据。邓小平的理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位弟弟

杨耀庭

父亲杨后增（又名日进），1919年生于江西省广丰县大塘底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排行老大，下边有两个弟弟，一曰后贤，一曰后育。

父亲自幼聪颖好学，强记博闻，高小毕业后，因家计困顿不能升学，到一家杂货店做店员。他白天做生意，晚上自修初中课程。两年后，以同等学力的身份参加九江师范在上饶行署的招生考试，一举夺得全行署16个县市第一名，从此献身民族的教育事业。在三尺讲台上，父亲孜孜不倦教书育人，又肯钻研，不久便成了广丰东南乡的名师，后被提拔为吉岩区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由于业绩优异，多次受到县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和嘉奖。

大陆政权易帜后，我家被划为地主成分，爷爷杨鸣达戴上地主阶级分子帽子。父亲仍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52年还被任命为壶峤中心小学总务主任，并连年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父亲秉性鲠直，不事权贵，惹怒了一位姓郑的区委书记，从此便没有一天安生。1957年，在没有任何“右派言论”的情况下，仍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那年肃反，县肃反办突然宣布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莫名惊诧，因为1949年前，他一直与政界毫无沾边。他对肃反人员说明，他一直当小学教师，从没离开过三尺讲台。若是当了乡长，当地老百姓怎会不知晓，请组织认真调查。不料那位肃反人员又是拍案子又是瞪眼睛，大骂父亲不老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高压威迫下，父亲无奈在“当过国民党副乡长三个月，抓过一次壮丁”政审结论上按指印，旋即就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父亲有幸逃出了鬼门关。直到1992年，广丰县政法委书记夏金福出于良知，主动给父亲平反（在此之前，不知申诉了多少次，都毫无作用），摘去了父亲戴在头上35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夏书记感慨地对父亲说，当年认定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原始材料，只是有个农民在乡政府办公室听到有人当面叫过他杨乡长。经调查，那个农民的检举材料是按肃反人员授意写的。

在暗无天日的毛时代，惹怒了一位共产党的基层书记，就要遭此大罪，善良的人们，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二叔父杨后贤，1923年出生，当年江西贵溪高等师范的高材生。他才华横溢，敢做敢干，是教坛上一员勇猛的闯将。1956年，他从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上调县文教局组建教研室。不久，《广丰教研》问世，好评如潮。其时，学习苏联一边倒，中小学实行5级记分制。1957年，毛泽东设下阳谋，开门整风，在一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鼓噪声中，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二叔也敞开心扉，在座谈会上大发感慨：“5分制好是好，但失于粗疏，没有百分制精细，我看在重要考试时，还是采用百分制好。”由是闯下大祸，被扣上“反苏”罪名划为右派分子。因罪行轻微，留校任教，监督改造。从此，二叔沦落为没有人格尊严的贱民，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过了20多年非人的生活。他上课时，胸前必须佩上“右派分子杨后贤”的白布条，学生喊他，不能叫老师，只能直呼其名。他还要在课余的时间里，打扫厕所，给食堂挑水。一出校门，小孩子就会在一片“右派，右派，像个妖怪”的叫骂声中，扔着泥团、石子甚至干粪疙瘩追打他，且无权自卫。这痛苦的非人生活，摧毁了二叔的精神与肉体。他的额顶秃光了，脸形成了倒三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不能笑，也不能哭，连大声讲话的自由都没有。只是一站在讲台上，又恢复了先前那生气，津气十足，声音清晰洪亮，语调流畅甜润。1959年，风调雨顺年景好，神州万里却处处闹饥号寒，饿殍横藉，时闻人吃人的惨剧。右派分子的待遇，当然更要低人一等。一个风高月黑的秋夜，一脸浮肿的二叔断然逃出广丰，到瓷都景德镇做苦力，竟也赚得半饥半饱。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被查出是右派分子，于是发配浮梁山区劳动改造，在那里过了十多年炼狱般的日子，直至1979年。

千言难尽比我略长几岁的三叔杨后育。他笃信马列，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渗入骨髓，弥漫五内，奉若至宝。参加工作以后，埋头苦干，枵腹从公，定期向党交心，几十次上百次写入党申请书，以期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平日里，他嗅觉灵，警觉高，一切可疑的言行，都难逃他的火眼金睛。每临政治运动，三叔总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斗胡风分子，批右派分子，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战功赫赫，一时成了阶级斗争的尖兵，让阶级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听他的一位同事说，杨后育在批斗会上，总是打第一炮，血眼横睁，声若炸雷，其热如牛。一两句不合时宜的话，甚至是无心的玩笑，他都能往线往纲上靠，大有不置人于死地决不下战场的英雄气概。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赤胆忠心、阶级斗争的斗士，也不逃不脱阶级斗争魔掌。1961年，大陆风声鹤唳，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伟大领袖又一再告诫国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杨后育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天生的“崽仔”。加上他针锋毕露，还时现峥嵘，得罪的同事自然不少。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几个同事一凑合，便罗列出杨后育的十大罪状，诸如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大哥喊冤，为右派分子的二哥鸣不平等等。一贯冲冲杀杀的杨后育，如今只能可怜巴巴地耷拉着脑袋站在批斗台上，一任同事的狂轰滥炸。尽管多是不实之辞，但百口莫辩（其实也没有辩驳的权利）。不低头也得低头，不认罪也得认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从来不发慈悲。杨后育痛哭流涕，噬脐莫及，但他的醒悟太迟了，世上从没有后悔药。1963年，同事们又捕风捉影，给杨后育头上安了一条吓死人的罪名。于是开除公职，回老家做了地球修理工，至今未能平反。

呜呼！时值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的幽灵，还不时在神州大地游荡的今天，噩梦般的昨天还会回来吗？我不能回答自己！

不敢接受“平反”的人

严家伟                                                                                                                                                                               

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的冤案多如牛毛。邓小平上台后，其中不少人得到了纠正即所谓“平反”。这些人当然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我有一位难友，却在获得“平反”后，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遮遮掩掩，像做贼似地不敢声张。这真应了那句俗话：年年怪事有，此事更稀奇。

一

    这位朋友叫母世新，四川筠连县人。母家在当地系望族名门。母世新的祖父是国民政府时筠连县的县国民参议会的参议长，且家道殷实，所以1949年共产党一来，其家肯定是被打击的对象。财产没收，老一辈中的不是被杀就是劳改，真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惟有小孙子母世新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此时母世新年方十八九岁，高中毕业，身体壮实。1950年韩战爆发，不久中共亦卷入其中，急需兵源，母世新便顺利应征入伍到了朝鲜。由于他身体素质好，人又机智聪明有文化，当然强过那些文盲兵，几次仗打下来便升为班长。这时的母班长经过部队的教育、“洗脑”，一心要背叛原来的“剥削阶级”，跟着党闹革命，解放全人类。雄心壮志比天高，冲锋陷阵非常勇敢。但正当其部队冲过三八线以南不久，强大的联合国军却从他们的背后仁川登陆，将其部队拦腰斩断，母班长所在的团几乎全部被歼灭。母与排长拚死突围，摸爬滚打钻山林走小路，昼伏夜行终于逃回部队。但就在到达的那一刻，排长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母世新又一次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韩战结束后母世新随部队回国。不久国内开始了肃反运动，就是要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部队的外出调查人员了解到母的家族背景系“恶霸地主”，且与共产党有“杀亲之仇”。于是有高度阶级政治觉悟的中共政工人员联想到韩战中的那次突围战斗，”怎么你母世新一人逃回来了？”你不“壮烈”倒也罢了，但会不会是美国人抓到你后又放你回来要你当特务呢？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不过人家当时毕竟还叫“最可爱的人”，无凭无据，无法下结论。但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便请他老兄“光荣复员”了。由于这层原因，他也没资格到机关单位“吃皇粮”，而是安排回老家“修理地球”（即种地当农民），并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农村团支部书记的职务。母世新看着那些一起在部队的低智低能儿，一个个都分到地方上当了干部、工人，自己在韩战中哪点也不比他们差，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吧，却落得个最后修理地球的待遇，心里自是不服气。但这时，“党妈妈”又来给他作“思想工作”了。他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又说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叫你任团支书也是党对你的信任嘛。于是母世新又一次听从了党的教育与安排，便“扎根”农村了。

二

   光阴似箭，很快就来到1957年，整风鸣放开始了。二十几岁的母世新，人再聪明也猜不透“毛伟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响应号召带头给领导提意见。当时他们的区委张书记和一位妇女主任关系暧昧，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但聪明人都只在背后指指点点。可愚蠢的母老兄竟在整风鸣放的会上给书记提了出来。虽然话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请书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后多加注意检点一些，以免影响不好。但已经使书纪大人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了。“知趣”的人连忙出来打岔、圆场，“王顾左右而言他”，事情也就敷衍过去了。也没说谁对谁不对，反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书记当然照样当，与情人照样“陈仓暗渡”，天下依旧太平。但母世新的祸根却已深深埋下，只待“秋后算账”了。

    1958年的春天，母世新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当地一位农村姑娘正式结为伉俪。就在他二人一同走上婚姻的殿堂，在中国人所谓的“洞房花烛夜”的晚上，我们精明的张书记，不失时机地向母世新举起了复仇之剑。

洞房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敲门声，起初母世新还以为是亲友来“闹房”。中国的风俗，新婚之夜至亲好友可以到新房里来玩笑打闹，谓之闹房。于是便说“快十一点了别闹了”，谁知房外却恶狠狠地骂道：“放你妈的屁，谁给你闹？再不开门老子开枪了！”母世新一听知道不对头，连忙开门。接着，几个五大三粗的“基干民兵”手里拿着枪与绳子，一下子便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母世新捆上就往外拉，母大叫“你们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得到的回答是“你犯了什么法你自己还不明白，还消向吗？”这真是世界上最妙的答案。新娘吓得哭天喊地，亲友四邻也被惊动了。那时中国根本没有什么《逮捕拘留条例》，农民更不懂这些。内中有两个胆大点的乡亲终于问了一声：“同志，你们究竟为何要抓他嘛？”内中有个头儿模样的人答道：“我们奉区委张书记的命令，来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家要站稳阶级立场啊！”此言一出谁也不敢出声了。只有新娘子死死抱着新郎不放，嚎啕大哭。母世新这时心里己基本明白是张书记在捣鬼。这个经过枪林弹雨的硬汉子，定一定神对新娘说：“小梅不要怕，我没有干坏事，我相信党和政府，到了县上说得清楚的，你松开手让我走。”新娘子慢慢松开了手，一头瘫倒坐在地上。周围的亲友见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这时母世新昂首挺立对周围亲友大声说道：“我母世新从来没有反党，只是得罪了张书记，我和他到县上讲理去！”接着又对几个民兵说：“不要拉拉扯扯的我自己走，好汉做事好汉当！”堪称英雄气概。只是也太天真幼稚了，中国有你可以讲理的地方么？！

三

    到了筠连县看守所已是凌晨两点过了，奇怪的是看守所的管理人员未得到任何通知，也不知抓来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犯了什么事，因而一度拒绝收押人。但几经交涉，押送的人又出示了张书记的“手谕”（就是一张盖了区委公章的便条），看守所的人都知道这位张书记可是县里响当当的红人，不敢得罪，于是终于同意“暂时收押”。

    “一入侯门深似海”，中国的“牢门”更胜过侯门，一点风都可以把你吹进去，十条牛也别想把你拉出来。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进了牢门的母世新还有什么理可以讲？更兼张书记大人手眼通天，全力伺候，暗箱操作，更加当时正是镇压右派的高潮时刻，张书记就代表党，你假提意见之名，行攻击张书记之实，就是攻击党，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再加母世新出身“反动地主家庭”，与共产党有“杀亲之仇”，新账老账一齐算，连参军赴韩作战都被说成是“混入我人民军队”，所以更说明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动家伙，判刑自属天经地义。最终判刑十五年，送到芙蓉煤矿劳改。

四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母世新同为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该矿的严管中队。这个队除少数专门调来做劳改干部“耳目”的刑事犯外，其余的都是所谓的“新、老反革命分子”。中共干部把曾在国民党任过职的人称作“历史反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头上说的“老反革命”，而把中共夺取政权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中，或因持有不同政治见解，或仅仅因为思想“反动”而被判刑的称作“新生反革命”。而在那些劳改干部眼中，“新生反革命”比“老反革命”更危险更可怕，是他们监控的重点中的重点。我们这些人当时劳改的“科目”就是弄去装运煤炭上汽车，每天抬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炭，经过摇摇晃晃的跳板运上汽车，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再加吃不饱、饥饿、疲劳、苦役、精神折磨，就是把你活活往死里整。而且工作场面毫无安全保障，你在下面装煤，上面矿车在倾倒煤炭，大块小块的煤飞快滚下来，就像现在的古装电视剧中，一方士兵在攻城，另一方在城墙上将石块向下抛打的场面一样的惊险，所以受伤是家常便饭，无人性的劳改干部对轻伤者还不准休息。

    有一次我和母世新都被煤炭打伤，而且伤得不轻，所以被允在囚室养伤。在室内无人的时候，由于平时彼此都比较知心，所以无话不谈。母世新对过去的事真是感触良多后悔不已。他说“我要不是在朝鲜拚死突围跑回来，要是被美国人俘虏了去，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当时他们在逃回来的途中，美国飞机从天上撒下大量传单，上面有中文。大意是：持此条向联合国军投诚，不仅保证你生命安全，并且按日内瓦公约给你战俘应有的一切待遇。当时他的排长都动心了，可母世新坚持说“不，我们要回到祖国去！”母世新是爱祖国的，可是祖国爱他吗？我听后也不禁喟然长叹：“老兄，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往里钻啊！”我们当时这些话要是被劳改干部知道了，肯定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们谁也没有出卖谁，这就是政治犯的操守，良心犯的良心。

    以后，母世新被调到煤井下去挖煤，“打掘进”。那更是高度危险的工作，面对高瓦斯，烂岩层，这些根本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完全是在玩命冒险去夺煤炭。母世新多次负伤，终能幸免于一死，正如中国一句俗话“此人福虽不大却命大”。然而在毫无劳动保护的条件下，长期面对井下的粉尘，满刑后又戴着“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就业”继续干，前后十几年，你再大的“命”，也终于难逃“矽肺”这个职业病的魔爪，而且达到了二期矽肺。

五

    到了上世纪末，母世新的“好运”终于来了。不知道当地官场出于什么因素的考虑，大约有人要想给当年那个骄横一时，现已下台失宠的张书记面子上一点难堪，于是便把母世新这个案子翻了出来并作了无罪判决的纠正。作为个“小小礼物”送给了他。当这个迟到的公正，以邮寄方式送到母世新手头时，母世新却真有点像那首爱情流行曲里唱的那样，不知该“如何面对这迟来的爱”。于是将这分“礼物”悄悄装进了衣服口袋。

    因为这时的母世新早已过了六十岁，每月可领到几百元的“退养金”，勉强维持生活。如果一旦平反，劳改队当局就可“名正言顺”地告诉你，既然你无罪，那么刑满就业人员这个身份就不存在了。于是只适合于“就业人员”的退养金你也就不能再领了。至于其他的向题请找你原来所在的单位解决，我们劳改单位不管这些事。因为在此之前母世新已见到过这类向题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母世新的原单位是“广阔天地”大农村，这个单位只能安排他去“修理地球”，而且修到任何年龄，既不可能有干部，工人式的退休金，也不可能有“就业员”式的“退养金”。试问一个年近古稀又身患矽肺职业病的老人，如何生存？何况其妻几年前又不幸触电身亡，真是雪上加霜。因而他只有选择隐忍不言。

    但是在有严密档案制度的中共政权下，这种事怎么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所以不久他所在的劳改队当局就知道了。好在主管其事的那个干部，已不是当年那些流氓无产痞子，此人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他把母世新悄悄叫了去征求母的意见，究竟要不要“平反”？当他看着龙钟老态的母世新一脸为难的样子，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于是说“看在你过去在井下确实为我们矿出了不少力，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只要你不提这事，我们就装着不知道，好不好？”后面的潜台词就是“就业员”你还可照“当”不误，“退养金”当然也可照拿，放你一马吧！真是叫人笑不出来，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六

迟来的公正己经不能算是真正的公正，然而就是这么一点点意外的“幸运”，母世新也不敢去面对接受。这个穿过了枪林弹雨的硬汉子，这个在酷刑迫害前没有低头的硬汉子，这个在非人的苦役中挺过来了的硬汉子，却在他的垂暮之年，不得不忍辱含垢地去接受这样一个完全不公正的结局。可是谁都可以说他们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当年整他，判他的那些人可以说，我们是按当时的政策办事，政策是上面订的，我们仅是执行而已；劳改队更说它没责任，他们说，我们是按法院判决办事，你平了返回原单位去，其他的我们管不着。中国历来就没有对受冤者进行赔偿的意识。“大老爷”给你洗了冤，你该叩头谢恩才是。故虽有一部国家赔偿法也是形同虚设。前些年陕西有个叫麻旦旦的姑娘，无缘无故被警方抓去说她“卖淫”，又是关，又是打，又是罚款，后来该女通过几家大医院¸妇科专家鉴定该女为处女。这时一名警官竟然嬉皮笑脸地说“处女就不能卖淫吗？她可以用口交嘛！”我们不能不被这位警官高度发达的想象力和丰富的性经验所折服。最后法院判赔偿麻旦旦七十二元人民币。这就是一时轰动全国的“处女卖淫案”。所以母世新除了接受那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结局外，还能有别的任何选择吗？因此，看来惟一有错的就是母世新本人。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的，当年他若不拚死突围跑回来，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他是把祖国认作亲生母亲，可“党妈妈”哪会心疼你这个“阶级敌人”的孩子呢？母老兄啊，你错就错在害了一场自我多情的单相思病！

165名优秀空军军官的右派人生

王玉林

刘  衡：征求购书

各位战友、朋友、难友：          

我叫刘衡，一位87岁的老新闻工作者，一生受尽苦难，为“拒绝遗忘，留下历史”，特将几十年来所承受过的灾难与不幸写在一本三十余万字的回忆录里，书名《直立行走的水—一个“顽固右派”记者的苦苦抗争》。书中有漫画家方成的插图数幅，还有对萧乾、王若水、刘宾雁等难友的回念文章。

本人在回忆录中，不仅记述了比法国《悲惨世界》还要悲惨的生活，比阿拉伯〈天方夜谈〉还要奇特的遭遇，还写了如何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对命运进行长期不屈的苦苦抗争。正像阿富汗卡塞姆汗诗人写的那样：“我死去过一百次, 已经习惯于死去生还。在这长期的斗争里, 我永远像烛焰一样安全。消耗的是蜡烛, 不是火焰。肉体日益消瘦, 灵魂始终炽燃....”每册工本费30元人民币（含邮资）有愿意购买的朋友请和本人联系：通信处：:北京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北区宿舍22楼4单元305号

 邮编100026   电话:(010)65365095   email: lh5789@126.com。

“五七”档案

覃承源小传

覃承源，男，一九三九年生，成都市人。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四川省灌县林业学校，同年被选送考入四川大学林学系森林经营专业。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在四川农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团籍、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曾被拘押流放于荒漠连绵的四川峨边沙坪农场垦荒；在崇山峻岭的云南盐津修筑内昆铁路开挖隧道。此后，又经历了四川凉山州成昆铁路以及川北广（元）旺（苍）铁路的修筑。一九六一年摘帽解教后，被清放回原籍成都市，重新回到所谓人民的怀抱。此后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长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从事“七十二行，架车为王；衣服磨烂，颈项拉长”的搬运工生涯，直至一九七九年始获改正。被落实于成都市教育局基建设备处工作，一九八六年调入成都市十三中学任教，直到退休。

刘  蘅小传

刘蘅，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华容区武城乡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从幼儿园念到大学二年级。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两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当过宣传部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 一直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陈英华小传

陈英华，女，黑彝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高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出生于云南省泸西县白水乡吾乃白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年在白水小学读书。一九五一年考取教导队，到宜良专署集训。五月调弥勒县土改工作队分明普区土改队员。五二年调弥勒县供销社工作。

父亲陈天禄耕田种地，农闲小本经营，收农副产品进城贸易，购生产生活资料回乡销售。长年累月省吃俭用，稍有积蓄置田盖房，天道酬勤。土改划为地主，房屋财产全被没收，成了上无片瓦下无落脚之地的穷光蛋，白白操劳辛苦一辈子。要是懒汉就好了，省得当地主诛连九族。父亲和大哥陈国强都是被斗死的。母亲者怀英，家庭妇女务农为业，饲养耕牛猪鸡鹅鸭，闲时挑水果上街，因父亲事而早逝。姐，陈英秀，沾着地主子女，为地主婆，嫁到弥勒县大庄区新中科村，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贫下中农开心打人玩，后活活打死，鲜血遍地，脑浆流出，仅有茅草盖身，任万千的绿头苍蝇在尸体上飞去飞来，所幸为亲友发现才掩去尸体。

1958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官官相护，压制出身不好的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旋即由武装押送去开远卧龙谷农场劳改，再转弥勒东风农场劳改，每月15元生活费，劳动强，吃不饱，不久患上水肿病，时肿时消，消消肿肿骨瘦如柴，无力出工，被斗打骂，在孕妇哺乳期也扣工分。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随夫分到开远市食品公司工作，工资低得不够医药费，住房寒酸简陋陈旧，一家四口只有52平方米，穷困至今无处诉说。

马怀麟小传

马怀麟，男，出身自由职业家庭，本人成份学生，文化高小，1937年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县迆萨镇大宅街34号。1951年考入红河县贸易公司任售货员，11月调蒙自贸易分公司，1952入团，3月调开远县百货公司计算物价，后去组建开远县煤建公司。1957年调开远县商业局任物价股长并出任团支书。1958年2月上毛泽东“拨嘴法”骗术之当，被打为右派分子，押送弥勒县东风农场劳改，拼命劳动月得生活费16.2元。22年牢狱专政，打斗蹂躏，死去活来两次，身已变形，积劳成疾，骨断三处。1962年牢狱内门当户对，与女右陈英华喜结连理，不久生下一女二子小右派，长女马雯，长子马煜，次子马良，但升学不易，求职更难，无可奈何自谋出路。

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回开远县商业局，伉俪右派偕儿女五口之家。但局财务科改正不昭雪，处处作践歧视，扣压排挤，侮辱接踵而至，忍无可忍，先礼后兵，短兵相接，局长拉架，责成向被打人赔礼道歉。科长何媛说：好汉今日手下留情，算你龟孙命大。1982的统购统销蔬菜放开，1983年调开远市蔬菜公司任经理，实为数百人之丐主，翘楚走马上任，经营23个月南菜北调，赚213万元，功高盖主。改正右派第一次遭贬，辛苦赚的钱落入他人口袋。

1989年诚诺市纪委、人大聘请，调市乡镇局派出任炼锑厂厂长。此厂连年亏损，肉骨头都被人啃光，分文无存，负债累累，银行拒贷。我自筹资金，经营15个月赢利33.73万元。经济承包合同期限91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

赵维光小传

赵维光，1931年生，双亲文盲，从祖辈起就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生活在两万人的小县城。1938年上小学，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教育，对孙中山推翻满清两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十分敬佩，对总理遗嘱背诵得滚爪烂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44年小学毕业，学校举行隆重颁布毕业证书仪式，校长教师分别致祝词，全体同学高声齐唱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顷刻我有肩负重任又不胜惶恐之感，意识到读书学了知识就非同一般平民百姓。毕业后考取该县惟一的一所最高学府

1957年底，学校接到县委通知，借调我到县委参与农村工作队，学习三天后分到农业社基层，完成今冬明春大兴水利和冬季积肥运动。我分配到最偏僻的高寒山区柒布底村住下。令人不解的事终于发生。当年（1952年）我参加土地改革，为发动贫雇农组织农会，把穷苦农民一夜间捧上了天，农会权力大到天上，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想枪毙谁就枪毙谁。一句话，农会说了算！现在农业社干部大多是土农会骨干，他们听到县委工作组下乡好似鬼子进村，只留下老人和小孩，其它全跑到深山老林挖野菜去了。我深入村干家里，掀开锅盖吃的是野菜，我一人参与村供销社搭伙，只要交粮票交钱就有饭吃。眼下农民如此生活在我心里打了一个疙瘩，产生了恻隐之心。在1958年整风中我就说了种田人没饭吃，村供销干部不种田可以吃饱饭，还把白米饭喂守门的大狼犬。乖乖，我就这么一句话当上了右派。自此月薪42元减为12元，发配农场监督劳动改造。1960年我外祖母因断粮只好服毒身亡，此乃无法无天，不讲天理良心的政治运动。

我在1958年开始的右派生涯中死去又活来。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对右派帽子一风吹，1979年发给一张改正通知书，这张改正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政治入场券不清楚，只知道短命的死在农场有好多好多的难友啊！而今媒体天天叫喊“特色理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可那二十多年前的悲惨历史全成为 “禁区”，谁敢去揭露？说白了，这又是一场对政治的隐形讽刺，所以毛派老是作乱。历史让我回忆起孙中山先生说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陈愉林小传   

陈愉林，1936年出生于上海市，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58级学生，1959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56年加入中共。1957年6月5日，作为学生党员干部，参加北京市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受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长彭真的接见，并在回校时向校内作了传达，被指煽动反党。当把《彭真讲话记录稿》向北京市委核对时，彭真的秘书在《彭真讲话记录稿》上批：“未经本人审阅，内容概不负责。”另在向《光明日报》反映院党委领导整风不力的人民来信上签名。1958年，在反右补课时，被补为党内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分配内蒙古乌素海农牧场劳动改造。1961年摘帽，调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设计院。1966年，在是年开始的文革中受批斗，打成“内人党徒”。1978年恢复名誉、党籍，调入建设部华东市政设计研究院。1982年任院长兼副党委书记、人大代表。1989年奉命移居香港，经商有成，是著名中国问题评论家。著作有《天地良心》《北京桑拿天》等。

友谊回声：

成都95岁老人董品宣：谢韬老同学老同志，久违了，你好! 最近在友人处借得你题写书名的《往事微痕》第一、二、四期，读来备感亲切。因文章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是我很熟悉的，有许多话都是我想说而未说出的。我因年事已高(现已94岁)身体不太好，不能伏案久坐，本想写点我经历的荒唐年代的许多荒唐故事湊个热闹的，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你们几位在北京的耄耋之年的老友，创办《往事微痕》很有崇高的社会价值。这些真实荒唐的历史，再不抢救，再过几年，恐怕就泯灭了。你们在不多的有生之年，拼着老命抢救荒唐的历史，做得很有社会意义，令人钦佩。能否赠送我一份，教育子、孙、曾辈，以慰晚年。

江苏南通84岁老报人丁弘：第13 期拜读，拿着放大镜看，效率很差。感觉是，中心突出，史料翔实，惊心动魄，无懈可击。是战斗的檄文，宝贵的史料。你们作了重要的贡献。

云南大理林永万：《往事微痕》所载文章写的真好，好就好在一个“真”字。说真话，写真人，讲真事，探真理，把一桩桩的历史事实用文字的形式告诉后代子孙；在中国的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令后人难以置信的怪事。怪就怪在在民主共和国的国度里，竟然冒出了一尊不穿龙袍的皇帝。在他的皇权下，民主被追杀，自由被剥夺，人权被践踏，人与人之间没有爱，没有和谐，只有仇恨和戒备。在这些怪事里，有几百万中华儿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为奴隶，960万平方公里上空的云里、雾里，悬绕着几千万迄今无处诉说的冤魂。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一尊伟人所说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明史”。

这些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能掩盖吗？能封杀吗？能禁止吗？能淡化吗？后人将以何为鉴而知兴替？历史不答应！人民不答应！！良心不答应！！！

《往事微痕》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历史正本清源办了件大好事，我感谢你们。尽管我收入微薄，自愿捐资￥500元，希望如我的云南老乡又是老友李运禹所说：“要坚持办下去，直至最后一个人”。

郴州廖伯偕詩二首：一道阳谋贬北迁，混淆黑白乱抽鞭；曾经热血倾邦国，毕竟天真犯圣颜；炼狱株连诚胜昔，强劳茹苦怎堪怜；何时彻底光天日，劫尽潮平释本源。  旧梦阑珊咒逝年，虎林完达大山连；躬腰播种拉机撁，俯首抬筐问坝沿；一片深情留黑土，三年苦战别荒原；春秋丰纪欣犹健，镜里慵窥雪鬓绵。

关家麒：三期文章我都看了，感同身受。愿您们保重身体，注意健康。需要我做什么事，请不客气的提出，就将会全力支持，并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常州市周线巷蒋礼昌：我是一个8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在一个科技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我是农民子弟，出身贫苦，洁身自爱，廉洁奉公，热爱真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不多讲话保持沉默，所以未受冲击，但对那些极左思潮表示反感，同情很多朋友。我希望你们这个刊物继续办下去，我也会陆续寄钱表示支持。

在东风拓荒纪念碑前

沉痛悼念长眠于地下的“五七”难友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在东风拓荒纪念碑前，沉痛悼念长眠于地下的“五七”难友。

五十年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都先后被发配到东风农场来。在来了以后的那些无比艰辛而又特别漫长的岁月里，你们或因疾病、或因工伤、或因饥饿、或因不堪承受的折磨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虽然，你们的具体死因各有不同，但人们深知，你们都是带着无奈的悲愤和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你们还没有对你们的父母高堂尽完儿女应尽的孝道；你们还没有对你们日夜盼望团圆的妻室儿女尽到应尽的责任；你们还有许多想说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总之，你们还没能看到那些非常的日子里特别渴望看到的晴朗天空和美好人间。而你们一个个就这样早早地、无可奈何地走了！

为此，你们那些肝肠寸断的亲属，和我们这些有幸活下来的老友，都深感哀伤和悲痛！

今天我们在此悼念你们，就是要寄托对你们的无限哀思，就是要表达对你们的深切缅怀……

相信吧，长眠地下的难友们，你们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所作过的奉献和所留下的诸多问号，必将成为一切良知坚守者的痛切回忆，也是奉献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安息吧，长眠地下的难友们！你们无奈、无告的悲愤和遗憾所写下的这段历史，已经被愈来愈多的国人所关注，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要去进行严肃反思。

可以告慰你们在天之灵的是：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抖落了她身上的尘埃，恢复了她的青春，并正逐步走向依法治国的正确轨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已经成为过去；禁锢思想、以言治罪，不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全力以赴地领导着全国人民构建和谐社会。这种实实在在造福人民的宏图大志和正确决策，大得人心！它必将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恶劣倾向。胡锦涛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为此，我们深受鼓舞。可以坚信，在中央“以人为本”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诸如言论自由等方面的神圣权利，必将得到更好的尊重与保护，我们过去的悲剧将不再重演，全国各族人民，将有望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从而万众一心，焕发民族青春，把我们的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最后，让我们再由衷地告慰一声：安息吧，长眠于地下的“五七”难友们！

                               有幸活着的“五七”老友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