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重读自己五十年前所写的文章时，不禁为自己的出言不慎而感到后怕。“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会出现秦始皇和法西斯”，农业合作化“毋宁说是对农民的奴役”，这是什么话？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话，是该杀头的话。而我却活了下来。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当时北大领导人的理性、宽容、仁慈？还是因疏忽、大意，竟使我成为漏网之鱼？这确实是我此时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就留待读者去评说吧。
2008年12月2日于北京
孙传仪
自述简历：丙子年生于北京，家庭虽无显赫门第，却亦不乏书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传统人伦教育。十八岁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阳谋之盛举，获颁赐右派分子封号。朝廷特为此类分子制订劳动教养刑律，遂于丁酉除夕与诸多北大学子同系狱，此后廿余年，服苦役于兴凯湖与清河两劳改农场，后又远戍新疆。终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隸则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谕，谓：丁酉之祸乃将数人扩大至数十万之误，并对此数十万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号。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边陲小镇获一西席，执教于新疆兵团农二师电大，并于又一个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庆日于燕园曾凑得仄韵七绝以答学友之问：湖光塔影春依旧，如梦似烟学句读（音dòu）。识字清风今何在*，西疆古道驼铃骤。
*注：清初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此酿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狱大案。
个人往事中的划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过后的那几天，专政机器在北大校园内暂时停摆了。于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做出了当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几个学生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办一份独立的刊物，以将当时校园内的自由氛围延续下去。他们组成了编委会，筹备完成了创刊号，为使人们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刊物命名为《广场》，以纪念旧日北大红楼的“民主广场”。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这是现在流行的官方语言）师生们的支持，纷纷解囊预订，马寅初校长也答应给500元的资助。继而就发生了纸张被印刷厂工人扣留，马校长的承诺也被他的秘书拒绝。于是编委们自掏腰包重新购买纸张，决心将刊物出版交到预订的同学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陈奉孝同为数学系54级的同学，得知他们的困难时，便从化学系一位同学家中借来了油印机，当时是生物系的徐锦堂同学负责刻蜡纸，我负责油印。记得在最后装订时，物理系的一个班（忘记是那个班了）由班长带队全班干了大半夜，创刊号终于油印出版了。然而那台暂时停摆的机器又高速的运转了，《广场》被收缴并集中在大饭厅前焚烧，积极靠拢组织的同学们在焚书的灰烬旁欢呼雀跃，欢庆自己又获得了党委的关爱。
《广场》这次油印出版过程的一切细节，全被侦查得一清二楚，参与人员无一漏网。连化学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机并出借的同学也被授予了“右派分子”的称号，我本人获得的称号字数颇多：“极右分子，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陈奉孝反革命小组织发展对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内的同学充任临时的兼职警察，然后到了2月15日
也就是农历除夕，将我移交给正式的警察。警察当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劳动教养申请。然后与其他同样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个指纹和掌纹，办妥了入狱手续，再押送至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年的艰苦劳动，辗转于东北（兴凯湖）、华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劳改单位。从事着脱胎换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兴凯湖农场、清河农场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几道划痕。现将较深的记录于下：
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住同一个大院、在同样条件下劳动、受同一群军警的保护，不同之处是劳改人员知道自己的刑期，劳教人员却不知道自己的教养期限，我们这些“黄埔一期”（教养期间，狱方规定彼此要互称同学，故有此比喻）的教养人员是在几年以后才宣布教养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从宣布之日起计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几年算是“试用期”，不被计入“教龄”的。
在清河农场发生的一件事，却凸显了劳改与劳教人员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劳改队员们都已集合完毕，还听不到我们队长吹集合的哨声，直到劳改队员们都出工走完了，才听到哨声和“集合了”的喊声。出了监舍来到院中，发现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岗加哨，墙头还架设了几挺机枪，因而集合时队伍里较往日安静了许多。
集合完毕，队长开始训话：“今天要进行选举！你们虽然犯了严重的罪错，但和劳改人员还是有区别，你们还是有公民权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下面发选票，每人一张，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后排队把选票投到那边的票箱里。”
由于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受宠若惊的人们，乱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乱将领到的选票揉成一团，偷放到口袋里，准备出工后扔到地里。当然这一举动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选举完成后，重新整队带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担心，我的行动若被发现，有可能变成破坏选举的罪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局根本不屑于统计选票，也就无从发现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天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不过这道划痕，却无法抹平。以后“到了社会上”（这是我们在劳动教养及教养期满留场就业时所一直向往的），每逢学校组织选举投票时，我都要抬头仰望，寻找墙头架设的机枪，然后将选票揉成一团，随手丢掉。
六六年幸运地被从清河农场再发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虽不免“与天斗，其乐无”但却逃过了“与人斗”的厄运，得以苟活至今。记得在龙御上宾之日曾凑得七律，现录于此作为往事中的又一道划痕。
重阳感怀：
鹿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紧随身。湖河恶浪难离梦，大漠蜃楼易断魂。顶束南冠胎依旧，舟泊瀚海心未昏。遥望天都寻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由于专制机器的暂时松动，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园内很是活跃了一段时间，展现了一个大学应有的辉煌。当时一位青年记者（只记得是刘王立明之子）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报道，将当时的北大校园比作伦敦的海德公园，当然这是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责时发表的，随后这位记者为此丢了饭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时隔久远，加之当局实行的，选择性强迫遗忘政策，成效显著，导致这方面资料的缺失。近年来几位年逾古稀的当事人，纷纷撰文，试图为那段历史提供一些文字资料。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或许对将来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所裨益。由于个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着被革命工作，羞于动笔，损伤了脑力，因而无法系统地回忆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将个人记忆中尚未被别人提及的情节记录于下。而以下凭记忆所述之情节，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许”、“大约”的字样，许多细节也难免失真。但决无凭空杜撰之事。
当时校园内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另有三个刊物颇有典型意义；一为声名显赫之《广场》，这已有多人多处提及。当时也受到官方特殊关注，因而许多文字作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来，内中许多文章被收录入《原上草》一书，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报，自我标榜为卫道者，与《广场》针锋相对，但却无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笔编造一些无聊文字，多为人身攻击或造谣，好似当今之恶搞，不过更加无畏，因为他们知道无人敢于追究。记得当时壁报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谣说《广场》编委们用读者交的预定书款在饭店大吃大喝。事实是《广场》油印出版完成后，大家凑钱举行一次会餐，然后宣布解散。我当时因无钱，是赵青同学为我代付（忘记是多少钱了）才得以参加的。看到这条造谣的文字，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那架“机器”已高速运转起来了。《浪淘沙》的作者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但却未获当局赏识。至今也无一文流传。
第三是数学系学生，我们54级的同学洪允楣办的壁报《探索》，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因是个人独立创办，又只张贴在宿舍楼道里，因而影响不大，但也体现一种思潮。
这三类人竟然殊途同归，悉数进入网中，只是时间有先后。首先是当局制造了一个《广场》集团，凡与《广场》有关的人，全被网罗其中，给以封号。然后是针对《探索》的批判：打着平等探索的旗号，为反动分子张目，这样的人当然也是右派分子。洪本人虽未入狱，但也被下放工厂劳动，由工人阶级监督改造。
最后是那些《浪淘沙》的编委们也都未能幸免于难，尽数进入先皇的网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卫道文字实在过于粗俗，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脱离党委领导主动出击，不符“驯服工具”之标准。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杀鸡儆猴”中之“鸡”。（可不是现在“繁荣娼盛”后的“鸡”）。这些《浪淘沙》的编委们，想必都是文学巨子，若能写些回忆文字，定能为那段历史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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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完成后，恰有一位北大学友来访，指出小文中对该事件的一些叙述错误，以及对当年形势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对话的主要内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写关于“探索”部分有误，首先那壁报不是洪独自创办的，参与者来自各系，大多为学生干部，总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约来的。另外壁报不是贴在楼道内，而是张贴在大饭厅那边。不过你所说“探索” “标榜中立，呼吁各方不要意气用事，大家坐下来共同探索，以求得解决之道”是正确的。
主：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党在学校中的“优秀儿女”了。那又如何对他们进行批斗哪？
客：洪是被当成个人野心家而遭批斗，罪名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和共产党争夺中间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对“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开了，这种避实就虚的“批判斗争”艺术，在那时就已经被朝廷纯熟运用，臻于佳境了。
主：“探索”的诸君都说了些什么，以致触怒了朝廷？
客：具体说了什么，并不重要。朝廷要铲除的是“个人自由表达”的坏习惯，通过扫荡，树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风气。
主：那十几位被洪约来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关的人全部落入网中，无一幸免。不过我对你的“引蛇出洞”之说并不同意；所谓“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不过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种形式证明朝廷一贯的伟光正而已。
当年朝廷还是有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的，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思想。还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吗？那不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嘛。
“五一九”运动初起时，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时，依照惯性行事，并未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涉。这表明当时对学生们自由表达思想，当局还是允许的。洪等人恐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才采取办壁报这种行动。既为学生干部，自然是有一定“组织观念”的，因而我估计他们的行动恐也是在上峰默许或纵容下进行的。
后来这场由青年学生自发参与的自由民主运动，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与此同时，提出了“引蛇出洞”、“阳谋”等说辞以遮羞。至于以后所谓的“扩大化”，各单位定指标，层层下达抓人任务，那不过是恼羞成怒后的疯狂报复。
主：仁兄的这些看法，可有依据？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机密，一切不过是逻辑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两个老朽间的私下谈话，请勿张扬。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担心，若锦衣卫请我喝茶，我便说客乃我杜撰之人，实际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辞了。
纪增善
自述简历：1937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在江苏泰县。
1956年进入北大化学系学习。1957年10月被划为右派。主要 “罪行”有三条：第一条是替胡风喊冤；第二条是建议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第三条是说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其中第二条被定性为纲领性言论，并据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于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在工厂里因为不善汇报思想，不肯打小报告，被认为“不敞开思想，对党存有戒心”而始终摘不了帽子。文革发生后，又在1966年9月9日被遣送回原籍农村。1974年2月摘帽子。1978年8月落实政策回到光华染织厂。1979年10月20日获得 “改正”。重回光华染织厂后从事技术引进工作。因为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中取得一些成绩，1987年被越级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2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1997年退休。
长夜过春时
我1937年农历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泰县农村中一个叫子由桥的，四面环水的小村子。
1946年冬天来到当时的泰县县城泰州，寄居在外祖母家中，转过年来插入城东小学三年级上学。1950年以第四名成绩从小学毕业，同年考入泰州中学初中部。195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泰州中学高中部。1956年高中毕业，那正是“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北大为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直接到泰州中学招生，将我招入北大化学系。1957年，正当我在北大为成为一名原子能科学家而发奋学习时，毛泽东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右”运动，彻底击碎了我的梦想。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贬为贱民，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那时我才刚满20岁。1979年获得改正，那时我已经42岁。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被最黑暗的年代吞噬了。
回想起来，解放初期政治清明，干部廉洁，社会安宁，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我的心里也曾一度充满了阳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历得越来越多，想得越来越多，渐渐地困惑起来，心中的那一片阳光也慢慢地黯淡了。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个叫蔡守礼的我校高一退学学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在学校里开宣判大会，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师生们纷纷上台揭发和控诉他，根据我所听到的，他大体犯了这几项罪行：1，背后议论一位很得同学好评的生物老师，说他的课讲得不好——这是挑拨师生关系；2，在路上见到一个交售粮食的农民，问道“你把粮食卖了，吃什么呢？”——这是破坏国家粮食征购，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3，和几个同学结成 “五兄弟会”之类的团体——这是组织反革命集团。蔡守礼被牢牢地反绑在台上，拼命地挣扎着，从喉咙里发出“嗷嗷”的凄惨吼声，大概想说什么，但由于嘴被堵了，说不出来。最后他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全场响起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在一阵阵口号声中，我感到一阵阵悲凉。难道这些话和这些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严重到应该枪毙？旧社会里犯人在被处死前，还要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为什么现在一宣判就执行，不给他申诉的机会，不让他说一句话？不久后远处传来一响枪声，它宣告了一条年轻、鲜活生命的消失，也在我心中烙下深深的问号。
1954年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农民的余粮由政府统一收购，城市食用的粮食由政府统一销售）运动。那年夏天我在农村母亲身边过暑假，听说附近村子里一个农民被逼得没有办法，将口粮当余粮交售，然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使我非常震惊。那时报纸几乎每天都在图文并茂地报道农民如何自愿和踊跃地交售余量，我也真诚地相信报上说的都是真的，绝想不到会发生逼得农民自杀的事情。暑假后我将这件事作为暑假见闻写进了作文，并质疑报纸报道的可信度。当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姚，他平常还高看我一眼，见到这篇作文后非常生气，在批语中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立场有问题，如不改正，要犯大错误。那个时候“立场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感到委屈，觉得姚老师未免小题大做。后来才知道小题大做的恰恰是我。在中国一年饿死上千万人，也只是“一个指头”的小问题，逼死个把人算得了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对我思想冲击最大，以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读过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和许多批判文章，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意气相投的文人互相通信讨论文艺问题，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私人间的往来信件就成了反革命材料；在信里说怪话、发牢骚、骂人和非议领导就成了反革命罪行。批判文章和《按语》里的断章取义的手法、牵强附会的逻辑、蛮横武断的文风以及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恶毒用心使我非常反感，特别是那种牵强附会的逻辑使我尤其厌恶。我曾经跟人开玩笑说：“你随便说句话，我都能将你打成反革命。”他说了句“今天天气好”，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单说天气好？是不是要我们忘记毛主席和共产党？”这里的逻辑就是从一位解放军战士那里学来的。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胡风分子”鲁藜的一首歌颂北京的诗说，这首诗只歌颂了北京的蓝天白云和红墙绿树，没有提到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只沉醉在北京的自然美里，忘掉共产党和毛主席，用心何其恶毒！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和严密的思想控制下，不但“胡风分子”不能为自己辩护，别人也不敢替他们说公道话，甚至不敢对他们表示同情。我不平而又无奈，只好这样调侃调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以便能透口气。
时光流进了1957年。“5·19”以后，北大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沉闷的北大突然活跃起来，大字报前经常聚集着一簇簇人群，阅读、讨论，还有争论。5月21日
，我吃过午饭，照例到饭厅外浏览大字报，突然看到刘奇弟写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的心突然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正是在我心里压了几年的话，想不到现在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天理还在，人心不死！”激动之余，我捡了个粉笔头，在旁边的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 “胡风是百家争鸣的先驱”。回到宿舍后，继续和同学讨论胡风问题，由于激动，还失态地呼了一句“胡风万岁！”这时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党支部书记（或为党支部委员，不太清楚）陆鸿祺冷冷地说了一句：“胡风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至于万岁吧。”我回答：“在大家都唯唯诺诺，趋附逢迎唯恐不及的时候，只有胡风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这难道不伟大吗？”以后我参加了所有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是“胡风无罪”论的坚定拥护者。
另外，我有感于许多人不会或不肯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独立地进行判断，在偶尔看到“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一词，受到启发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
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甚至没有一个摺/任何毒液从它上
面流过/都会不留一丝痕迹/过一万年拿出来看/保证全新!
我的大脑皮层绝对光滑/像一面镜/任何魔鬼诱人的火光/都会被它反射回/任何真理都会映入脑内/一点不差/正如镜中的人影。
啊，绝对光滑的大脑皮层/万岁！
反右开始时我还心存侥幸，因为胡耀邦在回答我校学生代表的 “北大学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 这一问题时说过“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我自忖绝对进不了“极少数”之列。后来，特别是暑假以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也自知不免，但也无法可想。我既不会作践自己，跪地求饶，也不会出卖他人，立功赎罪，只有惴惴不安地等待灾难的降临。10月里的一天晚上，宿舍楼道里贴出了满墙小字报，通栏标题赫然写着“右派分子纪增善赶快低头认罪！”“终于来了！”我看到后这样想，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就在那一霎那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在放暑假前，陆鸿祺三番五次地劝我回家过暑假。那时我一定已入了右派名册，只是尚未宣布。他大概想让我在宣布以前能和家人享受最后一次欢乐的团聚。可惜当时我未能领会他的好意，由于经济困难，也由于想利用暑假好好看点书，没有听他的话，以致后来再没有能见到我的父亲。他在听到我被打成右派后，又急又气，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被打成右派后，我不断地在小班、大班（我们年级共5个大班，每大班分两小班）和年级批判会上受到轮番批斗。在会上我的被“揭发”和批判的右派言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替胡风喊冤。已如前述。
第二条是我的一次发言。1956年底或1957年初我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代表大会上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这不正常。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代表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国家大事，只好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举手、投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规定人大代表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称，我这是想用文化水平门槛挡住工农代表，让资产阶级控制人大，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非常恶毒。
第三条是在1957年暑假期间我对同学说，苏联教科书里将太多的科技发现和发明都归功于俄国人/苏联人，有大国沙文主义。据称我这是污蔑苏联，反苏，破坏世界人民大团结。
其中第二条被定性为纲领性言论，并据此将我打成极右分子。至于那首打油诗，可能因为是游戏文章，内容也没有深度，批判我时没有成为重点。
在批判会会前会后，系党总支、年级党支部成员多次和我谈话，不断要我交代和其他人的联系。大概是要从我身上挖出其他右派分子，但我确实是独来独往，无可交代，也只好作罢。在一次年级批判会后，陆鸿祺又找我谈话。我向他表示我是凭良知说的，我所说的都是自认为正确的话，没有阴谋，也不是恶毒攻击。陆回答说：“这正好说明你是自发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更严重”。我不免大吃了一惊，原来说真话是更大的罪过！怪不得中国人从那时起都学会了说假话，后来就发展到编假数、做假事、造假货。以致现在有人戏言“今天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外，其余都是假的！”
1957年，我们年级共划了10个右派分子，其中我们大班就占了6个，这应归功于陆鸿祺领导得力。寒假前反右运动进入后期处理阶段，其他同学都忙着开会，讨论对我们的处分，而我们10个人则被集中起来学习，实为集中看管。不论如何，这使我们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我发现绝大部分人都因为只言片语，或流露了一点对反右运动不理解的情绪，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例如，一位姓陆的同学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5月21日
在宿舍里谈论胡风问题时，我提到胡风的行为没有越出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时他刚好从外面回来，就接茬大声说了一句“我来查查，宪法上有没有言论自由这一条。”还有一位姓薛的同学，他只是在他的父亲，一位著名药学家被打成右派后，流露出一点不满和不理解情绪，也被打成右派。在学习中，一位姓王的同学说了一句话：“真理是共产党他们家的，只有共产党说的话才是真理，如发现自己说的跟共产党说的不一样，就得赶快认错，检查。”大家都觉得他讲得深刻。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学生右派按情节轻重和态度好坏分成四类，第一类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第三类留校察看；第四类免于处分。学期结束前，处理结果公布，我情节极端严重，态度恶劣，属于二类，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还有另外三人也是二类。其余人则为三类和四类。
1958年3月8日早晨，我在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接到通知，到礼堂开会。会上陆平宣布右派分子当日离校。散会后我回到宿舍，行李都已经有人代为收拾好了，不容我有一刻停留。我于是提了行李，上了一辆卡车，被送到东郊的北京光华染织厂（当时叫北京机织印染厂），其余三人被送到北郊的清河制呢厂。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中央已有指示，右派学生仍然留在学校内监督改造。北大获悉了这一指示，却赶在正式文件下达前，急急忙忙地将受二类处分的学生轰出学校。事实上在北京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的右派学生被赶出了学校，而后者是军工院校，情况特殊，自当别论。
被同一辆卡车送到机织印染厂的是19个人：北大7人，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2人，大部分为学生，也有几个教师和职员。我最初被分配到织场去装梭。这是一项简单、单调、几秒钟重复一次的劳动，非常累人，要以急行速度在几十台织机之间奔走，稍慢一点，织机梭箱里的梭子就可能用完，造成停车，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得算计好时间，快去快回。1958年底为解决染化料供应紧张的问题，染场建立了一个土化工厂，土法生产染化料。因为我是化学系学生，就将我调去。后来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化工厂下马，我转到染场。我们的待遇最初是每月15元生活费，不到该厂最低工资的一半，在当时只够维持一个单身人的最低生活，零用钱还得向家里要。多年以后才增加到32元。
我渴望着快点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无论是在织场还是染场，干活都很卖劲。工人对我的评价也不错。但是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太好，原因是我不怎么向他们汇报思想。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报。说真话？我不敢。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将我打成右派的理由是经不住反驳的，我也不会违心地认错。但这话能说吗！说假话？我不会，说起来别扭，有时我真羡慕那些能圆熟地说假话，把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很少向人事科汇报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打过有关别人的小报告。领导多次批评我“不敞开思想，对党存有戒心”，但我就是改不了。我觉得这是我摘不了帽子的主要原因。
由于生性使然，我虽然多加小心，但对于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现象，有时还是忍不住说几句。有一次，就因为说了两句这样的话，受到严厉批评。其一，光华染织厂染场有个贮煤场，堆放着大量燃煤，供自备锅炉使用。为防止煤堆自燃，染场常常发动工人在业余时间“倒煤”，就是用大锹和箩筐将煤堆翻动一次，帮助散热。煤的存放量通常是几百吨，翻动一次需几天时间。我质疑说，厂里有铲车、推土机，为什么不用它们来倒煤？其二，工厂为保持连续生产，实行三班工作制，上班时间为：早班6:30 – 14:30，中班14:30 – 22:30，夜班22:30 – 次日6:30。相应地开会也分三班开：早班15:00，中班12:00，夜班7:00。有时领导作报告，或传达文件，为减轻领导负担，就将中班和夜班会议合并在7:00开。这样中班工人为了在早晨7:00前赶到工厂，夜间就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如果会议时间短，中午还能回去补一觉；时间长，就只好忍着，工人怨言很多。我就说，现在有录音机，可以将7:00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录下来，在12:00和3:00会议上播放，领导既可以少讲一次话，工人也可以多睡几个小时，岂非两全齐美。这两句话是在宿舍里说的，不知谁向人事科汇报了。人事科一位姓高的将我叫去，疾言厉色地批评我，罪名吓人：怕苦怕累，对政治学习有抵触情绪，破坏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等等。我觉得这也是我不能摘帽子的一个原因。
到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同来的19个人中有12人摘了帽子，3人被送劳教，4人没有摘帽子，其中有我，没有人回校复学。被送劳教的人中有一位是北大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姓郑，复员军人，为人真诚，富于感情。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能以“时代需要这样的牺牲品”来自我安慰。解除劳教以后，他满心以为可以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却发现自己依然是个贱民，绝望之中投什刹海自杀了。他水性很好，自杀前特地在身上绑了石头，表明了他绝望之深和死意之决。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们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和造反派竞相展示他们的革命性，而展示革命性的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身上下手。他们在我后背上贴了一块A4纸那么大的黑底白字“右派分子”标签，走到哪里背到哪里。8月下旬，染场的“五类分子”被集中关押，监督劳动，上厕所要报告，吃饭只能吃最次的菜。一位平时吊儿郎当的工人负责监管我们，每天早晨站队训话，他先用一根竹棍逐一敲打我们的头，然后大喊一声“你们都是混蛋！”。大约两个礼拜后我们被释放回车间，过了几天，在1966年9月9日
我就被遣送回原籍农村。
我落户的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子由桥——当时叫娄庄公社红旗一队，而是在它北边，相距不到一里路的红旗二队。这里人均土地稍多一点，这大概就是将我落户到这里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没有一个亲戚或熟人。刚去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到牛棚里。这是真正的牛棚，里面养着一大一小两条耕牛，地方不宽敞，夜里我和养牛人打地铺睡在这里，耕牛就在离我一两米的地方拉屎撒尿，屎尿有时会溅到我脸上。两个月后我又搬进一间一直未使用过的猪圈。夜里猪就在隔壁打呼噜。直到第二年夏天光华染织厂补助了我150元，搭了两间小茅屋，才算安了家。
我们家乡民风淳朴，人性善良。农民没有固定工资，不种地没有饭吃，不能以革命为业，所以革命热情不高，对整人也没有兴趣。他们和当地的“五类分子”都是乡里乡亲，对他们知根知底，恨不起来。例如红旗三队有一个姓洪的农民，很老实，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但他怕背上一个“贫”字，儿子会讨不上媳妇，硬要土改工作队改成富农，等到富农帽子越戴越沉，想要改回来已不可能。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仇恨。我虽是外来的，他们对我也很照顾，起初安排我写标语，还一再叮嘱：“慢慢写，不要写错”。后来又安排我干些轻活。但我为了多挣工分好养活自己，还是争着干重活，一年以后我就和壮劳力一起干活，壮劳力干的所有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我曾参加过四次河工，在本公社或外地挖河；我曾和同伙一路背纤，历时9天，将一条水泥船拉到上海装运肥料，然后再拉回来……。
由于无效和负效劳动太多，农民虽然终年辛劳，生产还是不能提高，生活仍然很穷。年终决算时，一半人家的工分钱不够抵扣粮草钱，还要倒欠生产队一笔债。粮食也不够吃，经常是一日三顿稀粥，即使吃干饭，里面也要掺很多青菜胡萝卜，以节约粮食。当地有句民谣“青菜老米饭，吃完了上江南”，意思是即使倾家荡产，最后被迫出走江南寻找生计，也要炒个青菜，吃碗老米饭（纯米饭）。吃青菜老米饭几乎成了奢侈的享受。我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家庭负担，照当地说法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也是靠了兄妹的接济才免于冻饿。
平常每天天一亮就爬起来上工，晚上下工后精疲力竭，草草吃过晚饭，倒头就睡，没有时间欢乐，也没有时间悲伤。但每逢凄风苦雨之夜，不能入睡，思绪如潮，有时就不免悲从中来。一天夜深，我正做着又回到了学校的美梦，忽然被暴风雨惊醒。往事历历在目，但只能在梦中追忆；未来一片黑暗，正如这风雨之夜的树叶，不知何时被吹落何处，践踏成泥。我不禁掉下眼泪，渐渐地竟啜泣起来，泪水浸湿了半个枕头。后来我凑成了两句诗来描述此景此情：“雨扣窗扉忧如捣，风啸树巅思似潮”。
在工厂劳动时，我已经落下十二指肠溃疡的病根。来到农村后，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无规律，精神压抑和医疗条件差，病情迅速加重，多次便血和吐血。一个农民看到我病得很痛苦，说了一句大实话“你求求菩萨吧”，含义就是“早死早超生”。1972年冬天我和另外两个农民驾船到扬州附近的河工工地积肥（收集粪便），吃住都在船上。一次因故未能回船吃晚饭，就和同伴在工地副食店里各买了一包饼干充饥。我刚吃了几片饼干，忽然觉得心慌，忙将饼干递给同伴，刚说了句“我心里难受”，就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是胃部大出血，幸亏附近有医院，否则就……。后来我回到生产队，一个熟人见到我说：“听说你死了”。所以我常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我是1974年2月摘的帽子。当时我以为这大概是最后一批，属于“清仓”性质，后来才知道有人摘得更晚。文革结束后娄庄中学把我找去当民办教师，教高中数学和化学。1978年9月落实政策，我又回到北京光华染织厂。1979年10月20日
第一次改正，留下一个“有错误言论”的尾巴，1984年6月28日第二次改正，割掉了这条尾巴。
我总觉得我能被落实政策和改正，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是它将腾云驾雾的中国人从半空中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使他们终于从昏迷和麻木的状态中疼醒了过来，回到了真实世界，恢复了思考功能。他们在寻找历史轨迹时竟然发现，正是反右运动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那些当初踌躇满志地领导和指挥反右运动的当权者们，在文革中有了和当年右派一样的遭遇，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良心发现，这才有了后来的落实政策和改正。
回厂以后，我又当了一年工人。1979年10月，我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被调到总工程师室，从事技术引进工作。由于我在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1987年被越级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2年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人员”三等奖。1997年11月退休后又返聘一年，1998年11月离厂。人生易老。回首往事，我曾经懊悔过：如果不是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我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后来我想通了。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而根据现代生物学理论，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我生性愚直，不会逢迎，不会说假话，这恰恰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忌讳，所以必然命途多舛。这是命运，所以现在我不后悔。如果能从头再来，我或许还会这么做。 2008年8月6日
北大的无奈和无赖
（本文由纪增善执笔，最初发表时由纪增善和燕遯符共同署名）
1995年在国家赔偿法公布以后我们分别写信给北大党政领导，要求就1957年将我们错划为右派并给予劳动察看处分一事赔偿和道歉。1996年北大党委统战部给我们的答复的大意是：在中央没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这一答复透露了两个信息：1）北大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这说明他们默认这些要求是合理合法的；2）没有中央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他们不能擅自行事。第一点表明当时北大领导人还是有人性的，还知道文明社会的起码法则，没有突破社会的道德底线；第二点表明他们受到组织性和纪律性，即党性的约束，在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后，连说一句“对不起”的自由都没有。
在中国人性是柔性的，可伸可缩，可大可小。在毛泽东时代甚至只承认人性的阶级性，不承认人性的普遍性，对“阶级敌人”越狠毒，越残酷，就越显得有无产阶级人性。在这种思想的教唆下，医生可以拿注射针狠命地乱扎乱戳病人（刘少奇就获得过这样的待遇），学生可以拿皮带打死老师。当时谁要提“讲人性”就有成为阶级敌人，遭到同样待遇的危险。改革开放以后人性才逐渐回归。党性则是刚性的，人人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是“拧在哪里就呆在哪里“的螺丝钉，是“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枪。党员更是如此，要把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这就是党性。当柔弱的人性遇到刚硬的党性，就像血肉之躯遇到钢铁坦克，只有避让的份儿，否则就会血肉模糊。当时北大领导人虽然还有人性，默认我们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但还是得服从党性，连一声“对不起”都不敢说，这是北大的无奈，我们能够理解。
事隔10年后，纪增善在2006年3月3日
再次写信给北大党政领导，重提赔偿和道歉的要求。4月7日北大校长办公室一位女士打来电话，奉许校长指示给予答复，主要有两点：1）关于道歉，她说“已经道歉过了，改正就是道歉”；2）关于赔偿，她说“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到法院起诉中央，要求中央赔偿。”她的话使纪非常惊讶，以至怀疑是否有人冒充北大人员，假传许校长的答复，以败坏北大领导形象，挑拨群众和中央的关系，于是再次去信北大党政领导，要求证实是否确有这样一位女士奉命向纪传达上述答复。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看来一切都是真的。
“改正就是道歉”？！不必怀疑许校长的智商和中文水平，他不至于分不清这两个词的含义，只不过是使用了另一种语系：在这种语系里，权势集团或权势人物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制造和偷换概念，随心所欲地曲解字词。两千多年前赵高指鹿为马就是用的这种语系，现在许校长说“改正就是道歉”，又再一次丰富了这种语系。在这种语系里，权势集团或权势人物说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就像一个射手将自己的弹着点定为靶心，所以他永远百发百中，而且发发射中靶心。他们就是凭着这种语系实现了对真理的垄断。正所谓“强权就是公理”。当初赵高使用这种语系指鹿为马，是为了检验大臣们对他的忠诚度，看他们是不是相信赵高已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赵高已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狡诈！现在北大使用这种语系说改正就是道歉，是为了逃避责任，为了赖账。这是无赖！
“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这话是否应该这么理解：中央制定了划右派的政策，北大不走样地执行了这个政策，错划的原因完全是政策错了，错在中央，不在北大。如果我们的理解没有错，这话也只有一半正确，即中央的反右政策是错了，但北大也难逃责任。1）在胡适时代，国民党的特种刑事法庭开出黑名单，以“匪谍”罪嫌传讯北大93个学生。军警紧紧包围了北大的各个校区六、七天，但在胡适校长等人的周旋与回护下，校内没有一个学生被捕。1957年共产党只不过是下达了错误政策，并没有黑名单，也没有吓人的罪名，更没有军警包围，北大为什么不能像当年胡适那样保护无辜的学生，反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将大批学生打成右派？2）毛泽东规定右派比例是5%，北大为什么超额一倍，将约10%的学生打成右派（准确的数字和名单应由北大公布。即使是机密，已经过去50年，也该解密了）？3）如果说这些学生都符合当时的右派标准，那么许多学生没有一句“右派言论”，也被划成右派，是根据哪条标准？4）中央指示将学生右派留在学校里，为什么北大在获知这一指示后，赶在正式文件下达之前紧急行动，急急忙忙地将受劳动察看处分的学生赶出学校？5）即使北大没有一点主观错误，它也是直接责任者，应该承担责任。这就好像买了假货，首先要找商店，不能直接找工厂一样。要找工厂也只有商店去找。北大还让纪状告中央，大概想拿中央吓唬人。但是它又错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法制教育，人们已经懂得，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政府和个人也是平等的。政府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样可以将它告上法庭，哪怕它是中央。这正是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所在。总之不论从哪个方面说，北大总是有责任的。不仅想推脱责任，还想用中央吓唬人，是无赖的又一种嘴脸。
从1996年的无奈变到2006年的无赖，北大离五四精神，离人文精神，也离成为世界一流人文学科大学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2008年1月10日
沈志庸
自述简历：1934.7. 生於江苏省无锡市。因抗日全家逃难到上海定居。1940—1951.7．在上海小学、初中、高中上学。
1951．7.—1954.6. 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加军干校，后从空军独立三团转业。1954.10—1956.9．在上海公私合营荣丰纺织印染厂任干部。1956.9.—1958.3. 在北大物理系读书。1958.3．—1960.9. 在北京制药厂劳动考查。1960．9.—1969.10. 在北京公安局五处的劳教农场劳教。1969.10.—1979.6. 在山西公安厅霍县王庄煤矿当就业人员。1979.7. —1991.7.在北京第四制药厂工作。1991.7.—退休在家。
沈志庸回忆片段
一、参加部队
说起我怎么考入北大，还是有些故事。我是家中第一个儿子，受宠。在我上小学时适逢母亲患病，无力管我学习。因此我成了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回家从不做作业。上了高中懂了一些事，母亲身体也好了。她常给我们唸叨要学好本领，以便立足社会。
“解放”了，家中经济受到了一些影响（我父亲在银行工作，大约不易捞外快了吧）。1951年号召学生“抗美援朝”去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爱国热情鼓舞下，我想，不是可以去技术兵种吗，到那里也可学到本领啊，於是报了名。对於美国，说实话並没有什么仇恨，别忘了我是好莱坞电影的粉丝，一直看美国电影。朝鲜战争开始后才不让放美国电影的。
1951年7月批准我加入空军干校，来到了杭州笕桥预科总队，任务是政治学习，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讲解，让我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来到。共产主义社会是那种人人平等，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美好社会。共产党正在领导着人民为实现这伟大理想而奋斗。党员们为了建立新中国，解放全国人民已作出了无数的牺牲。配合 “白毛女”、“上饶集中营”等电影的播放，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马上在我头脑中树立了起来。要听党的话，改造自己小资阶级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了加速思想改造，必须要与旧的、反动的关系、思想决裂。組织上要求你们向党交心，与过去决裂，做个新的革命军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坦白运动开始了。指导员找了几个家庭背景较复杂的人，在全队会上作典型的坦白报告。我们都对那典型人十分羡慕，认为他是领导所信任的人，一定很快会被选去本科学习。当时最为苦恼的人大约是一些出身好的同学，他们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交待。因此，怕领导不相信自己，说自己不老实。后来分配工作的结果当然正相反，年轻的学生们当时是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
坦白运动结束，实际上我们政治学习的目的已完成了。现在想起来，这个政治学习玩得很高明。先来一套乌托邦理论请君入瓮，然后让你自爆家丑、自我矮化，不仅了解到你是不是可信任、可培养，又可让你服服帖帖地听指挥。
在迫切希望改造自己思想的氛围中迎来了参军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十月二日我们的预总队长王彪（师级，长征干部）在节日期间为了我们的改造思想，特地给我们全队学员作了报告，要求我们加紧改造思想将来担负更大革命任务。总队长是第一次和我们作报告。一个普通的党员在我们心目中已是高不可攀，何况是一个师级干部老共产党员又参加过长征的人。在我们中的巨大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在小组讨论会上，大家的发言热烈程度是空前的，纷纷表态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不辜负总队长对我们的期望。
因每个人已作了个人和家庭历史的交待，政治学习的目的基本达到。航校开始从我们这里抽人，我希望能把我抽去学地勤，但一切要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的。
社会上正在开展“五反”运动。我们转入“三反”运动，当然我们中没有老虎可打，但要求我们大义灭亲揭发家中的“五反”问题。
一天，我看到总队发来的“三反快报”上登了一篇报道。说总队长王彪因枪杀了交通员被押往南京受审。原来王彪在十月三日夜（给我们作报告的次日）让一个已跟随他有六七年的交通员（以前是马夫后为司机）一起去屋外厕所，在他解手时，保护他。结果他开枪打死了交通员。回来后王向組织交待说，因发现交通员与家中媬姆有染。他怕我追究，故趁我解手时想杀我，结果给我打死了。
事实正好相反，王彪把家中媬姆肚子搞大了。为了掩盖，他曾向卫生所的大夫要过打胎药，由於胎儿太大打不下来了，恰逢“三反运动”，就搞了这一幕嫁祸於人的杀人惨案。我读完报道后，所受到的震撼是生平从没有过的。这是什么党员呀！这样的没有人性，把一个跟随你六七年为你服务的同志就这样打死了。你真是畜牲不如。你在报告中不是说人民解放军是新型的军队吗，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是为了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老百姓走到一起来的吗。你就这样对阶级兄弟下手呀？你曾经是我们800余名学员的偶象知道吗！你曾以一个老革命的身份号召我们要努力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你自己却是一个冷血的杀人犯。我实在不能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人格分裂的两面人，竟然还在“革命”部队里当了师级首长。讲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黑夜里的杀人犯。几个月来的“伟光正”教育，因这条报道使我大为迷惑。
一个高官就可以如此随便的抢杀一个小兵。恐怖呀！但有什么办法呢，只求老天保佑，希望我不要遇到这种领导。因王彪送军法处了，使我略感宽心，真的希望是个别的。
二、参加工作
52年我被调到北京，待分配工作住招待所。原来我想去航校学技术，看来这愿望是落空了。但是在招待所住，没有人管非常自由。除了我们从预总来的人以外，还有从别的单位来的，待分配的人。他们都是干部，最高的是营级（团以上住更好的招待所！！）之所以来再分配，大概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打成“老虎”，后来审查没有问题。由於在运动中领导默许群众用“逼供信”等手段，后又没查出问题，领导很尴尬，只好调走了事。在和他们聊天中，大开了我眼界。课堂上讲的部队是不存在的。他们由於组织上先不仁，别怪他们不义。他们的分配工作是很麻烦的，挑三挑四不如意就不去，宁可在招待所呆着，反正也算军龄。竟然还可以和组织讨价还价，开了眼了！当然对我们的分配是很顺利的，我们全部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开始分我去空直通讯大队当文化教员。这个队是搞无线通讯的，有许多年轻的女报务员（49年前后参军的初中学生）。
大队里有一个参谋，当兵前与一农村姑娘结婚。爱人是一个贤妻良母並有一男孩。当他达到在部队可和女同志结婚条件时，他就想甩了她。有一天门卫来我办公室和我说，×参谋的爱人带了孩子来探亲，但参谋不让她们进门，咋办。我一听就火了，跑到营房门口把母子俩接了进来。心想你怎能这样没良心，现代版的陈士美。原来他怕女报务员们知道他已婚有孩子。
后来我调到独立三团（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团）。同一办公室的一位女教员，有一个老干部在追她，她不同意。结果党支书来做工作，许了好多愿，如：可保送上大学，可入党等等，还可不用上班思想斗争……本来婚姻是俩相情愿的事，现在这种组织出面做工作，已有强迫的意思，我很是不满。根据我对那些老干部的了解：不要看他们平时马列套话满嘴，但满脑封建意识。我给她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告诉他，你原来有一个男朋友並且关系很好，我已不是处女。”结果真有效，他追别人去了。
54年她转业离开了部队，临走时，感谢我替她出了这个好主意。
三、决心要求转业，去考大学
54年的时候，我在部队已生活了二年多了。朝鲜战争已结束，我想学技术的愿望也没有实现，两个促使我参军的动机都消失了。王彪的事、招待所中见闻、老干部的特权等等。使我觉得再这样在部队耽下去，将毫无前途，萌生了去意。
那时我担任初中几何课老师。全团有两个几何班。另一位老师是原浙大一年级学生担任，领导考虑他是大学生应该比我有水平，分班时他班的学员比我班多了六、七个。但经过两星期的教课后，我班的学员反而超过了他班六、七个。这是对我的肯定，当然高兴，但我怕因此不让我转业。
54年部队要实行军衔制。规定原大学生参干的，可评正排级。将来是少尉军官。我是副排级当然就不是军官了，我觉得很不公平。我知道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定，但我也可使自己变成大学生呀。因此，我下了要转业去考大学的决心。当我提出这要求后，领导很重视（要我教书而已）。马上派政工干部来找我谈话做工作。他说，你现在不是正排，好好工作将来很快可以提拔的呀。你的工作学员们肯定，领导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不过是些花言巧语吧了，将来他们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搪塞，我不想再吞下这个诱饵。我否定了他以为我在闹待遇的猜测。后来他用“为人民服务”的大帽子来压我。我就说唸完大学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呀。国务院也号召干部可以报考高等学校，学成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反正这一套“辨证法”我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最后，我举了一个女教员因嫁给了老干部送去上大学的实例。他可能没有想到我没有被说服。他应该说是在团里被认为较有水平的政工干部，所以才调到知识分子中来工作。我是不是伤了他的自尊？不知道。
有一天星期六下午，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否还想转业？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那我们去开个会吧。我跟他去到一个教室，里面已经有团支部的团员坐在那里等开会了。他在开场白中介绍说：我不安心在部队工作，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希望大家帮助我。有几个早已写好稿子的人发了言，当然除了套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那位几何老师的发言引起我注意。他的稿子是下了功夫写的，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好像很痛恨我似的。我想你们班上的同学到我班来与我有什么关系？批判（斗争）会结束前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只说回去好好想想。
看来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我真的要想一想了，妨害批准我转业的是我现在手中拿的教鞭。假如现在我表示接受批评不要求转业了，那我输光了。任何转机也不会发生了。假如我坚持呢？因为他们还要我上课大概不会对我怎么样。我知道部队当时就有一批人要转业的，我准备赌一把。一天我正好下课遇到了那干事，他主动的走来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並问我想通没有？我说：“我还想转业。”他马上拉下脸恶恨恨地对我说：“你要考虑后果。”就离开了。当时我确实有些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很快又开团支部大会，並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团籍（他很笨，一下把牌都打完了）。我並没有想到，他会一下就用完他的权力。受这样的打击我有些头痛，回宿舍就睡。一觉醒来，自问，我不是想丢掉教鞭吗？现在机会来了。转业不是我的最终目的，上大学才是目的。有了团籍是否对录取有好处呢，我想是的。现在要团籍承认错误，那我根本无棋可走，主动权完全在别人手中拿着。现在该怎样做呢？我想出了办法。次日，我越过干事直接去找政治协理员（营级）。他见我后先批评我个人主义严重，要改，否则很危险。然后又鼓励我说，好好认识错误，你还年轻、有文化，改正错误了，还大有前途的。你工作还不错，好好干，将来入团入党都有可能的（老一套工作方法）。
接着我问他，现在怎么办？
他说：“什么现在怎么办？”
我说：“我团籍没了，我怎么上讲台讲课呀！如同开除党籍的能当指导员吗？”
他愣了一下。
我估计他们事先没有想到这点，以为吓唬一下，我还不老老实实的听话，但他不会承认自己失策的。为了避开这尴尬的话题，他又提起只要听党的话，好好改造，一定会有前途的等等。
我说：“我又没有不好好干，只是打报告要求转业去考大学。国务院不是也有具体规定吗？你们怎么给我这么重的处分呀！”
我又怎么重回教室去上课呀的话题，並显出十分可怜的样子。
最后他说组织上再考虑。我出了他的办公室。凭他最后那句话我觉得有希望可放下教鞭。
新的一周开始时，干事通知我把点名册交给另一位几何老师，大概准备合併上课了。心想第一步目的达到了。
当我停下课后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因为部队还可开除我军籍的，假如那样就惨了。当时我觉得有两件事可做：1、主动要求做些事，表示没有躺下不干；2、要求恢复我的团籍。这两件事都可表示我还要求进步，避免对我使用极端手段。想好后，我就向干事提出，我可以帮助批改几何作业本，假如他忙不过来的话。我还可做刻蜡版等杂务。我这样说和做，给了干事的面子，缓和了与他的矛盾。但我应在什么时间提出恢复我的团籍呢？太早了团籍恢复了，要我继续教课怎么办？提晚了，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团籍根本不在乎，是个不可救药者。我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把写好的申诉信让干事层层上传到团中央，既没有看不起基层，又不会很快有结果。
54年中，批准我转业了，也改成了留团查看半年（空政团委批的）。
（有一次在与难友们聊天时，他们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被划为“右派”。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他们听后，有难友说我不要抱怨，你是老谋深算的反党分子不划你划谁？54年时我不满20不能算老，有什么谋、算？谈不上。只是我当时觉得由於我不想入党，在部队肯定没有前途。而组织上确要我在哪里教书，说是工作需要，而我只觉不过是利用我而已。打了一个要求转业的报告，又不犯法，又不违纪，你们就又批斗又开除团籍，能算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吗。从我在部队所见和我自己的经历，否定了这个党妈妈的慌言。我没有自我作贱、自废武功。他来招，我拆招而已。）
四、第一次遭报复
目的达到了当然很高兴。天真地以为和独立三团的恩怨就结束了。其实不会这样便宜我的。
54年空直单位转业人员，去了太原转建大队待分配。空闲时间政治学习是少不了的。由於处在过渡期，气氛就轻松很多。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可以凭同等学历的条件，去报考高等院校。梁成金、沈迪克和我等都申请去报考。所有申请报考的转业人员，全部批准了，只有我没有批，理由是谁让你为了考大学而闹转业的。这是对我不听话的报复和惩罚。按照54年宪法，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何况报考呢。平时自封为党妈妈的组织，就是这样的心胸狭窄、霸道，它违反自己定的宪法、军队转业的规定。你不听话和我斗心眼，看谁斗得过谁。在他管辖下的“同志”如同他们的奴隶一般，幸好没有碰到又一个王彪。但在党文化的洗脑后，我连提一下异议都没有敢。我再一次的想到，不能听它来安排。怎么办？正好当时有一个规定：干部转业由组织重新安排工作（不失业）；战士复员由哪来回哪去（不管分配）。当然同样离开部队，待遇是不同的，转业优於复员。但我选择了复员。我並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在上海能找到工作吗？但我一定要去考大学，没有工作在家自学一年，明年去报考就是了，独立三团管不着了吧。
回上海后，很快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公私合营工厂人事科当干部，待遇和转业一样。可算是歪打正着。这比留北京工作还要强，何况他们都留在山西呢。但我还是想去升学。
55年毫无困难地获得厂里同意我去报考。我太自信了，本来可以申请复习功课假，我放弃了。没有充分的准备就上考场，结果没有被录取。
56年吸取了教训。不但在平时复习，还参加了复旦大学主办的业余补习班。皇天不负苦心人终於北大物理专业录取了我。
五、第二次遭报复
入学以后，发现班上另有两位调干同学：周幼威和章鹏，我们叁人都在上海生活过。周54年从部队转业到山西工作，56年考入北大；章从上海公安局考入北大。我们三人从年龄、家庭背景、生活工作经历、兴趣等等都很类似。因此，很快就成为知己。
同班的其他同学是应届毕业生，把我们看成大哥哥。回想起自己的入学不易，又已经耽误了四、五年，我只想好好地唸书。
57年5月19日校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以饭厅为中心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又成立了百花学社。大部分同学趁吃饭的时间，端了饭碗边吃边看大字报。有的同学搬一个吃饭的桌子，放在广场上跳上桌子发表演说，是否类似海德公园？我不知道。可以说政治、思想空气十分活跃。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形成的。鸣放期间据我观察同学们大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鸣放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是学习上比较好的人，有才华，知识面广，善于独立思考。他们贴出来的大字报内容往往较尖锐、深刻，使人震撼。但对中共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更清醒、更本质的认识。可以说他们是运动的主角，但並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就是所谓“卫道士”们，他们反对前者的大字报的论点，但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除了扣帽子，就是抡棒子。他们是一群小丑式的人物，头脑简单、腹中空空、‘报’云亦云，传声筒一般。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但並不在乎，只要领导欣赏就行。第三部分就是没有贴大字报的大部分同学。他们的人数最多，没有贴大字报不等於不关心运动，就凭大字报前的人头攒动，和私下议论、传播之热烈，可以证明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反“右派”成了当然之事。
我当时就属於第三部分的人。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觉得这个党和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理论和实际有很大差距。但究竟问题在哪里，还不明确。给我印象深的大字报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简译本；讨论党应在国家里如何起作用，而目前党又很类似中世纪的教会组织和一个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党却大搞特权等文章。看完后免不了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也就是在自己的寝室里说说而已。在整个鸣放期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的活动，没有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什么政治观点，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小辨论会，没有到校外去串连，连林希翎两次来校演讲，我都没有去参加。但当我听到章鹏参加西语系的肃反控诉会后，也想根据他自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时了解的情况，要进行揭露时。我马上劝阻了他。我仅说了一句话 “你不要忘了共产党是很爱报复的。”他也有几年的工作经历，我想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当然我也是不可能想到会有如此严厉的报复的。章鹏也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公开发表揭露肃反扩大化的言论。
原来平静的校园，由於有了大字报而显得生气勃勃，我还是按原来的节奏：上课、吃饭、去阅览室，仅多了在吃饭时看大字报。根据上面所说的许多“没有”和对章鹏的劝阻，我无论如何也不该被划为“右派分子”呀！
说老实话，我在鸣放时並不积极，但对“反右”十分反感。按江隆基（时任党委书记）的标准我对自己有数，不会出事。但我很耽心章鹏会出事。假如这样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么。我觉得应保护他。我又一次地按照在部队与领导斗法经验，想出了一些对付的办法。
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按照江隆基书记划右的标准，我们都没有被划成“右派”。
称“反右”是“阳谋”，有这样无耻的吗？章鹏怀着对“反右”的不满甚至於忿怒，回到天津把学校里鸣放和“反右”的情况和现在已不能在学校说的话，一股脑地给他的哥哥倾诉。据说兄弟俩还展开了激烈的辨论。
章鹏在力学专业54级里有一个从小就相识的女同学叫乐瑛。在鸣放和“反右”期间他们来往很密切。我想章鹏会把原先想公布於众的，有关肃反扩大化的材料和他的“右派”观点，会全部告诉她的。
58年由陆平替代了江隆基（据说因彭真不满江太右，把江换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取消了江宣布的结束“划右”。重新来深挖细找“右派分子”。原有的“反右”恐怖气氛骤然升高。
有一天班上宣布开会。会上要求大家检举揭发章鹏的“右派”言行。散会前宣布章鹏从我们的寝室中搬出去（仅我们三人住）。並要求他交待自己的问题。
章鹏划为“右派分子”后，我已不很自信了。不过我估计这次的补课也快结束。一天吃晚饭时，乐瑛在小饭厅找我，希望和我谈谈。在小饭厅外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她说：“现在对我的压力很大，你看怎么办？”我说：“运动眼看就要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不交待，现在再说人家会原谅你吗？挺挺过去算了。”她说：“那就这样吧。”我说：“好吧。”我们就分开了。
第二天下午，上课的时间，听到“嘟、嘟嘟”的敲门声（我们熟人之间约定的暗号）。开门进来的却是班上的“反右”积极分子们，並拿了写好我是“右派分子”要老实交待的标语贴到了墙上。
我就这样直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这个程序有点不寻常。证明了我判断运动快要结束了，是对的。他们已没有时间再来搞什么揭发、批判、交待后再来定你为“右派”这一套花架子了。
后来周幼威告诉我，乐瑛是由领导指派前来试探我的。由此产生一些联想：1、組织上似乎还留给我机会，对我很关怀。而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咎由自取。但我要问，你们搞的“反右”运动有什么合法性？正当吗？光明磊落吗？我凭什么要接受这种“考验”；2、假如乐瑛在汇报时帮我一下，编些瞎话骗她的主使人，结果会不一样吗？当然我无权去要求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年轻学生，去为我冒风险。究竟我只是通过章鹏才和她认识的，她能信任我吗？她只要如实汇报就可以了。党妈妈搞运动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恐怖的气氛，然后人人向她效忠，听指挥去咬别人。
章鹏的哥哥为了什么要怎样大义灭亲？为了他弟弟好？为了怕牵连到自己？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没有他的揭发章鹏不会成“右派”，我更不会。而章鹏最后在监狱中自杀，我想他哥哥万万不会预先想到的。
记得当时划“右派”有六条政治标准。最后在宣布我罪行时，好像我条条都沾得上。天哪，不论你在什么时间说的、什么地点说的、是自创的还是转述的，想要给你按上就可以按上。因此，我认为划“右派”根本不需要条件，只需要有指标。我自嘲地说自己是“凑数右派”。话虽这么说，但给我的处分可不轻-—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对此，我只有一种解释：独立三团在我的档案放的东西起了作用。我说，党妈妈又一次对我进行了报复不会冤枉她吧。
在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下，生活是非常不确定的。当他把你算成同志时，你可能觉得还安全。一旦划入另类的话，什么坏的结果都有可能，直至死亡。所以有许多很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的怕毛泽东呢。
第一次的报复，经过自我奋斗，达到了我个人最理想的目的。第二次的报复，差一点送了我的命。60年9月30日
北京制药厂又以“企图逃亡国外”的罪名，把我送去劳动教养。冤枉呀，我只想能回校去完成我的学业，就烧高香了，出国干吗？。我考上北大是化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给我升级处分，一定是有人在交待问题时牵涉到我了。我知道已经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改变的。辨解毫无用处。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跟来人走了。所以为什么“解放”后这么多冤假错案？人治加 “伟光正”的永不认错就是答案。
疯狂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了粮食的亏产，已造成了大批农民饿死。为了稳定政局，北京就把部分“五类分子”收入专政单位看管，以防不测和恫吓百姓。
在教养单位根本吃不饱，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动。62年时我已皮包骨头，大夫查房发现我已三度消瘦替我请了病假，如继续出工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就亲眼看见，有教养分子在出工路上倒下死亡，想起来我还真要感谢这个大夫。
六、结束语
我快进入耄耋之年。闲时常回忆往事，为什么我的‘新中国’经厉如此不幸？不就是我没有十分听话，想了一些办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吗。这样是不是就因不符合奴隶身份而该受迫害？适逢学长谭天荣建议大家写回忆录，留下这段历史至少也可让家人了解。
随着“伟光正”光环的消退， “右派”的光环似乎在放大。“右派”中确有一大批有学问、有才能，忧国忧民的人。但更多的是一群普通人，不是“大公无私”的神。
划“右派”是“伟光正”操纵下的整人运动。因此，划出来的“右派”琳琅满目，什么情况的人也可能遭到不幸。不信，我告诉你一个例子，62年我们没解除教养的 “右派”集中在团河农场（劳改单位），其中有一位看上去不像知识分子的“右派”。有一天他和别人打架，队长要他写捡查，他让别人代写，我很好奇的问为什么？他人告诉我说：“他是个文盲不会写” 。
拿我来说，在鸣放期间我根本没有什么“右派”“业绩”，相反的是小心避祸，以免不幸。岂不知趴在地上和站在地上避祸的活动空间是大不一样的。
回忆中使我最觉可笑的是：划我“右派”完完全全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又不是党员，划我“右派”要县、团以上党委批准，並由此对我进行行政处分太无法无天了吧。侵犯了我的人权我不知抗议，反而觉得自己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我摘帽时竟然大呼“毛主席万岁”，对一个加害於我二十余年的罪魁祸首，我竟然如此黑白不分。
前些年和几个同校难友，曾向胡锦涛和北大校方提出过三个要求：1、要求平反（非改正）；2、二十余年的经济赔偿（没提其他赔偿）；3、要求言论自由等，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是不是他们认为给你改正就不错了，不要得寸进尺？是这样，也可以。公开说出来也算“伟光正”是条汉子。
近年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虽然高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不见成效。上访群众一波又一波，抓了送回去，又来了，络绎不绝。从瓮安到深圳，从吉首到重庆，从西安到陇南，可以说大江南北，街头就是老百姓的政治平台，群体事件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北京最近都可以聚集上千人到市政府抗议。杨佳袭警，网民欢呼。这都是因为不理睬群众合理要求，不切实解决矛盾，使矛盾逐渐积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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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自述简历：山东潍坊市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生，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我与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提出了四项政治主张：
1，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2，取消政治课科必修制度，改为选修；3，取消留学生委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4，开办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后我与张景中、杨路、王国乡、谭天荣、龙英华等六人组织了“百花学社”，我又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等人组织出版了刊物“广场”，结果“百花学社”被打成“反动小集团”，进而升级为“反革命小集团”。我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二年刑满，但被强迫留劳改单位继续改造七年。在劳改期间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非刑吊打、老虎凳、枪毙人陪绑、强迫与上吊死的人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前后十二次从死神手中侥幸逃脱，为此我写了长篇回忆录《梦断未名湖》，详细记述了劳改中的苦难。一九七九年“反革命”罪平反，一九八四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是大学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后一人。
我是怎样“堕落成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
1979年“平反”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孙
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像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像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像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得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
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老师教几何课，教的最好，我又喜欢数学，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镇压，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镇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明娟的父亲也被镇压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镇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
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帐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待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像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总是一次一次的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像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锷
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老师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这人说话太随便。在他讲这些话时，那位党员同学正在偷偷的记。因为他正坐在我的后排，被我一回头看见了。我对这些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觉得这跟国民党时期，利用一些特务学生盯进步学生的梢没有什么区别。
我喜欢理科，尤其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五四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它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它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
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共产党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共产党的一种不满情绪。
进入北大以后，我感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好像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地交谈。
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地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学校里搞的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帐，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五六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颀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我是不关心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
另外，我小时候很爱看《水浒传》之类的旧小说，从小就有爱打抱不平的思想。上高中后我读了俄国大作家托尔斯太、屠格涅夫、托斯托也夫等人的著作，读了法国大作家雨果、福楼拜尔、左拉、大仲马、巴尔扎克和英国大作家迪更斯等人作品。这些文学巨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我的感染很深。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回顾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淹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盖，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已故）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六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早晨。十八日夜里，北大校院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院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园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十九日大家到大饭厅开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作“五·一九”民主运动。这首诗现已被选进了“当代文学”里。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作肥料就是了。它的内容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椐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于泩。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谨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并附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暗；忠臣血洒地鬼哭神号”，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里）。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分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五徒刑，刑满后他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未名湖畔使人愁”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扫把沾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江隆基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上当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的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团声明”，他成了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现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于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机关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于胜、张志华（已故）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那种观点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右派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人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名周振礼），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镇，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右派，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是调干生，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她在部队的战友刘丙彝领来的。第二次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来北大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北大的大字报，二是找刘奇弟谈关于胡风的问题，因为林也认为胡风问题是搞错了，应该平反。她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因此当时的人大实际上是一个左派“卫道士”（当时的语言）的大本营。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三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像，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像，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签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
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情愿（由张元勋带领），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二人都是我中学的同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镇，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我们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在经济方面支持我们一下，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支持我们一分钱，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们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当时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告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走下坡路的开始，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青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王国乡写了“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还有“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写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写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四九年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九四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五七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七九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那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统统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捐钱最多的是生物系的樊启祥同学，因为他是华侨同学，经济条件比较好。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方励之教授名声大噪，我回忆起来了，当时他还向我捐过十元钱。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琨和我找到傅
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说你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鬼。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是孙传仪同学去借的），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女右派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的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北大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镇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七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像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以我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三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反右后期，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企图将“百花学社”其他成员的“罪责”都揽到我自己身上，好掩护他们过关。还有一张是早些时候写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三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三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杨路、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作“阴谋家”，谭天荣被称作“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奉承”了罢。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我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院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带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带学生的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多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做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予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被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 ，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八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 。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郊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贺是老北京人)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大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广场”和学生证，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九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唯一的衣服），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上，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那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 。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说，这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样，不然早晚我会被捕的，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那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带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卅二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也总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一零一无轨电车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五十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每天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辆开往东北的火车），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以上所述完全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没有半点粉饰和掩盖。当然，因为时隔久远，一个人的记忆力再好，也难免有出入，希望当年参与这一运动的同学，发现我记叙不对的地方，予以更正。我被捕后有关北大后一段反右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后来陆陆续续听说，留校监督劳动的右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希望有过这段经历的同学，把这一段历史续上。
七九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七九年七月到八零年七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于胜、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中奇（？），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五年，六二年刑满后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零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做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
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林昭原本不是右派，但在反右后她多次为谭天荣、张元勋等所有早期就被划为右派的人鸣不平，认为不应那么严厉地对待他们，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仍坚贞不屈，最终被杀害。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劭，他说林昭的墓就在苏州。他每年的清明节都到林昭的墓前看看。于劭和林昭只是同乡，没有其它关系。他能每年清明节去林昭墓祭奠一下，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八六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底。当时我问张锡铮，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有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的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
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或稀粥吃，身上还带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结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驻地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我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判我的徒刑，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的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他受不了了，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他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七八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七九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十五大的党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那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作家。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她出去后，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可能因此她本打算于一九九七年整风反右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一本纪念整风反右的书，至今也未出来。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我被捕后对当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
第一·用毛泽东他老先生的说法，那次来势凶猛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在共产党号召反右时，为什么就那么不堪一击，一夜之间就溃不成军土崩瓦解了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时还处于建国初期，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种种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首先，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建国前相比，确实大大提高了，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至少大多数工人在当时的宣传影响下是这样认为的），农民虽然对当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但从整体上来说，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建国前还是好多了，工人农民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既然党中央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推翻共产党”，大多数工人农民当然反对。当时报纸上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都是断章取义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了解事实真相，共产党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一点毫不奇怪。举例来说，当年全国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全国头号大右派葛佩琦扬言要“杀共产党”的话，工人农民能同意吗？但葛佩琦的话完全是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歪曲了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葛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是北大理学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陈忠经是北大文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二人都是地下党，“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成员。后来葛被派遣打入了国民党部队任少将参谋，由于种种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党籍，在人民大学任物理讲师。五五年他回老家平度探亲，发现由于共产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得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春天要靠吃地瓜干，地瓜叶度春荒。五七年整风期间他在人民大学开会时发言说，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来的天下，现在工人上了九重天，而农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当年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如今共产党把天下打下来了，却忘了农民，农民照样会起来杀共产党的。以上这些话掐头去尾变成了“葛佩琦要杀共产党”。幸好葛佩琦发言的原稿记录虽经文革的大混乱，仍然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的档案里存着，八零年为葛佩琦平反时都翻腾出来了。那时他住在北京交道口九十六号，他的申诉材料是我帮助整理的，因为他的视力已经不行了。我帮他把材料整理好，大院里有好几个热心的年轻人帮他抄写了几十份。葛不仅右派问题改正了，而且恢复了党籍，是陈忠经、章文晋和另外别人出的证明材料，证明他当年是被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
这场运动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当时的歪曲宣传，最后注定要失败那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从右派营垒来看，由于这场运动一开始完全是自发的，不论是民主党派的所谓“大右派”，还是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我曾经试图首先把北大的右派组织起来，进而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但这太不自量了。不要说像我这样一个二十刚出头的毛孩子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任何一个人想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到目前仍然是如此。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依附于统治者的，为统治者工作，向统治者要饭吃。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自以为是”的坏毛病，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支反对统治者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起一种“唤起民众”的作用，而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还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
第三·如果对右派营垒中的每个人进行分析，虽然绝大多数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但有没有个别人是抱着个人主义的目的参加进来的呢？我认为肯定是有的。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恐怕已成定律。因此一旦压力来了，不少人便纷纷倒戈，违心检讨并出卖朋友以自保，回想起来我感到十分寒心，我不愿意再提这些人的名字。
另外，毛泽东当年写过一篇“论联合政府”，文中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将来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倒向了共产党。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虽然民主党派的少数领导人也争取到了几个什么副主席、部长、副部长之类的职位，但大多有职无权，他们心中不满，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要说当年的民主党派的某些大右派愚蠢到企图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党掌握着几百万大军，他们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寥寥几个民主党派想借机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他们会傻到这种地步吗？后来陆续揭露出来的材料证实，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坐庄”之类的罪名，完全是伟大领袖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四·关于“阳谋”之说。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波兰首先发生了“波茨南事件”，十月份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恐怕也觉察到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毛病，为了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纠正共产党的某些错误。开始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没料到意见越提越多，越尖锐，最后龙颜震怒了。好！让你们提意见，你们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简直“不识抬举”！你们想“造反”吗？有意见就让你们提个够，等你们提够了再收拾你们！恐怕从此以后才有了“引蛇出洞”、“阳谋”之说。其实“匈牙利事件”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反对苏联的占领，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发动那次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伤害了五六十万社会的精英，实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五·对当年的那场运动应如何定性的问题。
邓小平为当年受迫害的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了反（这期间胡耀邦功不可没，他是抱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为当年的右派平反的），这当然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好事。但他仍然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罢了。但是请问，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搞错了，都平了反，那还叫“扩大化”吗？如果说当年真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那么个案处理就是了，用得着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吗？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我认为应当对那场运动像对“文化大革命”一样，彻底否定，彻底平反，恢复其历史真面目。据说在邓逝世前，香港“镜报”曾对邓榕有一个采访，说邓小平对当年反右运动伤害了五六十万知识分子以及对胡耀邦的下台这两件事一直感到内疚。这篇报道的真伪如何姑且莫论，但伤害了五六十万知识分子这是事实，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搞错了这是事实，既然如此，对那场反右运动不彻底平反是不应该的。“文革”当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受了迫害，“文革”后他们掌了权，彻底否定了“文革”，而反右运动虽不是邓发动的，但当时他却是主要负责人，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不改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呢？实际上，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毛泽东的影子。
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是继“五四”运动后的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说它自发，那是因为它不像“一二九”，“一二·一六”那样的运动，背后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五七年的那场运动（“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目的，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兑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许下的诺言。据我所知，在那场运动中，并没有那个右派分子的言论违反了五四年的宪法。我这样讲正确与否，请历史学家们去评说好了。
另外，应当说明的，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目前我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离国际标准还相距甚远，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统统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使我国早日进入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昌盛的社会。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民主、自由的倩影已若隐若现，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
草岚子看守所纪事
（一) 草岚子看守所简介
提起“草岚子看守所”许多人并不陌生。解放前，这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许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像彭真、薄一波等都在这里被关押过。新中国“没有”政治犯，把政治犯一律叫作“反革命”。这一罪名最初不知道是谁起的，我怀疑起这一罪名的人是否真正学过法律。一个罪名要成立，首先必须要有受侵害的客体，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譬如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当年的英国由手工业劳动进入了机械化大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从而使英国最早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这叫作工业革命。可是当时也有许多认识不到机械化生产的优越性的人，反对使用机器，英国的工人也曾反对过使用机器，认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起来破坏机器，难道也要把英国工人阶级打成“反革命”吗？“反革命”这一词的确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创造，完全可以与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相媲美。这一罪名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就连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除中国外都没有。多年来我国也有不少知名的法学家提出过这一罪名定义的不恰当，可是直到一九九八年九届人大会议上才决定取消这一罪名。当然，换一个名字，譬如换成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罪”，这只不过是换了个商标罢了，绝不会减轻对当事人的惩罚。不过中国的“反革命”罪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那就是指的“反对现政权”。“反革命”罪在我国是最严重的罪名，因为它指的是政治上的犯罪（可我们国家至今不承认有政治犯，当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反革命”罪指的是什么）它甚至比杀人、放火这样严重的罪行还严重。举例来说，人们大概还都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些犯有严重的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罪的人，被判了死刑，在枪毙人的布告上写的都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盗窃犯”、“反革命流氓犯”等。这些人的犯罪与当局所指的“反革命”的含义根本挨不上边，简直是一大笑话！不知研究法学史的人对此有何感想。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反革命”这一罪名是多么严重。
进了草岚子看守所第一道大门是公安局预审科的一排审讯室。我们国家审讯犯人主要的不是在法庭，而是在公安局的预审科，法庭上的审讯那不过是走走形式（直到目前也还是如此），真正到了法庭上，那就是最后宣判了。在公安局预审期间，不光是审问你的犯罪经过，甚至连如何判刑基本上也定下来了，因为在预审结束后，公安局预审科向检察院提供预审报告时，都附有处理意见，一般情况下，检察院和法院都会采纳的。因为在中国，公、检、法是一家嘛！
通过预审科长长的院子，再往里走就是第二道大门，进了第二道大门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当然，两道大门都有全付武装的军警把守。监舍分甲、乙、丙三监，这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已很破旧，监号里的条件十分恶劣。丙监是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楼底是监舍，楼上昼夜有武装人员站岗，时刻监视着院子里的动静。穿过丙监，后面又盖了一幢监舍叫丁监，而犯人管它叫“新号”。
因为是夜里两点多了，将我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以及案由（即逮捕证上的罪名）登记下来后，就把我塞进了丙监的七号牢房。深更半夜管理员一开牢门，监号里的犯人都爬起来了，我一看，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关着二十多个犯人，每人睡的地方不超过五十公分。监号的大组长叫王正波，听口音好象是东北人。后来听说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当过日本、美蒋和苏联特务，五一年就被抓起来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案。管理员告诉王正波：“给新来的犯人挤出个地方！”然后就出去了。王正波让别的犯人往里挤了挤，腾出了靠门口放着两个尿桶的地方，（新来的犯人睡在靠尿桶的地方，这是规矩）我就坐下了。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冲的我直想吐。管理员出去后，犯人们就小声问我叫什么名字，因为什么进来的。我一一都告诉了他们，王正波还说：“你就是在北大搞学运的陈奉孝？”还冲我伸了伸大拇指。其他犯人也以惊奇的眼光看我。
管理员出去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门外偷听。门上还有一个大约十五公分见方的观察孔，通过观察孔可以监视监号里犯人的动静。监规上规定犯人是不允许互相交谈案情的，他在外面听到有人问我的案情，马上开门进来，命令我出去，把我押到丁监去了。
丁监（即犯人们所称的“新号”）的条件比甲、乙、丙三监要好得多，监号都不大，水泥地面，不像那三个监号都是土地面。犯人都是单独关押，最多两个人在一起，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宽敞。在丁监关押的犯人似乎也比在甲、乙、丙三监关押的犯人“高一等”。我的对面号里关押的是一位大中华橡胶厂的经理（那时候的经理跟现在不一样，实际上是政府干部），斜对面号里关的是两个在抗美援朝期间在长白山的空降特务，美国人。靠近一头关的好象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军官，他的监号门口专门有一个解放军站岗，每顿饭给他送的都是四菜一汤。另一头关的是一个小老头，长年戴着手铐脚镣，脚镣后面还拖着一个大铁球，每次出来解大便，他拖着个大铁球，在水泥地上咕噜噜的响，我通过观察孔的缝隙看见过。后来听说这个人会武术，所以脚镣后面给他加了一个大铁球，别的犯人每天还可以出来放十到十五分钟的风，他却不行。我的隔壁关的是当年哄动一时的北师大的“女特务”谢忻。每个监号的窗户上除有铁栏杆外，在窗户外面还挂着一块挡布，防止犯人看到院子里的情况，但挡的不太严，我通过缝隙看到过她被叫去提审。此人细高条，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脚上戴着一付很轻的脚镣（那时公安部规定，重镣十八斤，轻镣八斤），走起路看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还经常听到她在监号里唱“囚辞”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在解放前很流行，舞厅里经常放。据说这首曲子的词是大汉奸陈璧君写的，很凄惋伤感，我不仅会唱，而且至今歌词记得一字不差。
第二天我被提审。犯人被提审，提出监号必须低头走路，不准东张西望，后面有一个端冲锋枪的士兵押着。院子墙上和大门的迎壁墙上到处都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我进了第十六审讯室，那个士兵就在审讯室外面等着。审讯员态度对我还算客气，简单问了我几句，就给了我一本“亲笔供词”，叫我回去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回监号后发现又进来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进元，北京市通县人，五十来岁，过去在伪乡政府干过事，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捕。他预审已结束，等待判刑。这个人是比较“认罪服法”的，属于思想“积极靠拢政府”的一类。后来我知道，他是被派进来监视我的，因为隔两天管理员就叫他出去谈话，他已经结了案，还谈什么话呢？当然是汇报我在监号里的表现，了解我是否不认罪，是否有“反动言论”，是否有逃跑思想，是否想“畏罪自杀”等等。在炕上已经预备好了一张小炕桌、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这显然是让我写亲笔供词用的。
我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亲笔供词，一共写了一百一十多页，从我与张景中、杨路等人贴第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到“百花学社”成立的经过和主要活动内容以及我个人写的四张大字报等都写了。这些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不写也不行，可是有些东西我没有写，像“百花学社”成立前的“花神庙会议”，我跟赵清、林树果等人开的“长河秘密会议”，贺永增、谭金水跟我的一些谈话以及我与北京石油学院和北师大等院校的“右派”的一些活动等我都没有写进去，我当时的想法是牵连的人越少越好，我基本上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我把亲笔供词交上去，第二天又提审我，这一次审讯员的态度大变了，非常严肃。他一开口就说：“陈奉孝！你的亲笔供词我们看过了，你的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只交待公开的活动，不交待秘密的活动，你的犯罪动机一个字也没有交待，我们再次向你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和犯罪动机，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回答说：“北大右派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至于犯罪动机，我们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动机。”他一拍桌子说：“没有秘密活动？！我给你提一点，长河会议你交待了吗？还有你的其他一些秘密活动，我们早就掌握了，你休想蒙混过去！你说你们的动机是要求共产党发扬民主，什么样的民主？你们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你们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想要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刚要说话，他就打断我，警告我说：“你回去好好反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如果像这样继续避重就轻、狡滑抵赖、抗拒到底，那只有死路一条！”第二次提审就这样结束了。
（二）草岚子看守所的审讯方式
公安局、监狱、劳改队的审讯方式基本上可归纳为“逼”、“诱”、“诈”、“拖”四个字。所谓“逼”，当然就是逼供了。逼供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发动同监号的犯人整你。在草岚子看守所，这种办法用的最多。在审讯过程中，如果审讯员认为你有问题拒不交待，他会告诉管理员说：“这家伙态度不老实，好好整整他。”于是当你回到监号以后，管理员就对号里的犯人大组长（即常说的牢头）说：“×××在提审当中抗拒交待，态度极不老实，你们大伙帮助帮助他，整整他的态度！”一听这话，犯人大组长立刻就会跳下来对你拳打脚踢，其他那些想表现自己靠拢政府，争取在判刑时从宽处理的犯人，也会跟着对你发起进攻。国民党当年曾搜罗过一些地痞流氓充当他们的打手，这些人解放后被抓起来了，可这些家伙大都是一些没有头脑的东西，在犯人整犯人当中表现非常积极。其实这一招是非常阴险的。因为管理员只是说“帮助帮助他”，并没有明说叫你们揍他，再说管理员也没有亲自动手，因此一旦把人打坏了或打死了，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犯人身上。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当犯人整犯人时，管理员会通过观察窗注意着里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可能要出事情了，他也会进来制止，打打圆场，对被打的人说两句好话，进行攻心战术。
第二种逼供的方式就是给犯人戴刑具，用小绳绑，这些都是“法律”允许的，不算刑讯逼供。后来我调到丙监遇到一个叫杨百万的犯人，他在日伪时期当过警察。审讯员说他有人命案，多次提审拒不交待。杨一直说：“我不就是替日本人当过几天看街狗吗（老百姓对警察的称呼）？敲诈老百姓几个小钱是有的，但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于是给他砸上脚镣、戴上背铐。请注意，在公安局、劳改队里，犯人犯了“错误”，戴的手铐跟抓人时戴的手铐是大不一样的。抓人时用的手铐中间有三个环，因此戴上后两只手仍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吃饭、拉屎撒尿都不妨碍。犯人管这种手铐叫“洋铐”。而在公安局、劳改队里给犯人戴的是“土铐”。所谓“土铐”即两个大半圆，一只手腕上戴一只，然后两只手紧紧并起来，中间插上一根穿钉，再锁起来，这样你两只手只能紧紧并在一起。如果是前铐，那还好些，如果是背铐，那就难受多了。国家规定戴背铐不能超过七天，因为时间长了会致残，可杨百万的背铐却戴了一个多月。吃饭时给他扔在炕上一个窝窝头，让他自己像狗一样趴着啃，不许别人帮他。有一次他把窝窝头拱的快掉在地下了，我就给他把窝窝头往里推了推，结果我还挨了批斗。拉屎撒尿指定一个犯人帮他解裤带、系裤带。他实在受不了啦，就胡乱承认杀过张三、李四，审讯时又对不上号，受的罪太惨了。他的两只手肿的像馒头似的。两只手腕子都磨烂了，最后给他摘背铐时，是用钳子将烂肉拨开才拿下来的，好长时间两只胳膊拿不到前面来。
戴手铐除了前铐、背铐外，还有两种戴法，一种叫“苏秦背剑”，就是将你的一只胳膊从肩膀上弯下去，另一只胳膊从背后弯上来铐在一起。再一种办法就是将你的两只胳膊弯到膝盖下面铐起来，这样你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这两种铐法滋味比戴起前铐和背铐来更难受。脚镣除轻镣、重镣外，还有“寸镣”。所谓“寸镣”就是镣子中间只有三个小环，戴上这种镣子，你干脆走不了路，只能扶着墙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所以叫“寸镣”。除铐、镣以外，再一种逼供的办法就是用小绳绑。公安人员从背后照你腿弯处猛的一脚把你踹倒，然后两个人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先缠肘部，再缠腕子，最后从脖子后的小绳穿过来，用膝盖顶着你的腰眼猛的往上一拉，把你的手从背后勒到脖子。这种绑法用不了十分钟就会让你疼的浑身冒汗。这种逼供办法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诱”。所谓“诱”，即诱供。诱供的对象多半是一些年轻初次入监或是知道你没有什么文化，头脑比较简单好糊弄的犯人。审讯员会和颜悦色的对你说：“你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出来就没事了，再说你还年轻，还有前途，你犯罪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是这些人把你害了，你应该恨他们 ，把他们检举出来……”这样的诱供我多次领教过，但我没有信他们这一套。
第三种办法就是“诈”。所谓“诈”，即诈供。犯人一进审讯室，审讯员问不了你三句两句，就从桌子上拿起一打子“材料”来（里面究竟写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冲你晃晃说：“x x x，你的罪行我们全部掌握了，这是关于你的检举材料，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你能彻底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我们会对你从宽处理，否则我们根据这些检举材料就可以对你进行严惩！”这种办法很管用。因为被审讯的人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些问题他本来不想交待，可又怕万一“检举材料”里有了会受到严惩，因此就稀里糊涂把问题交待了，可交待了以后又有点害怕。我认识一个叫宋人起的历反，山东莱阳人，镇反时他跑了，没有逮住他，五五年肃反时被抓住了。他有一条血债，就是这样被诈出来的。可交待了以后他又吓哭了。审讯员还对他说，一定会对他从宽处理，可结果还是被押送回原籍枪毙了。这种办法我不仅领教过，而且被我当场揭穿，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是后话。
第四种办法是“拖”。“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你抓起来以后，关进监号里长时间不提审，不理你，让你摸不着头脑，这是一种精神战术。对那些案情比较复杂而又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的人，往往用这种办法。我调到丙监以后认识一个叫郑国栋的人就是这种情况。此人一九五五年被捕，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次也没有提审过他，他沉不住气了，多次写条子打报告要求提审，交待问题。可是审讯员就是不理他，最后逼的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提审。这次真的提审他了，可是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审讯员说他避重就轻，只交待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主要罪行不交待，逼的这家伙简直要疯了。听说这人历史比较复杂，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组织“维持会”干过，后来又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据他自己说，干的都是一些混饭吃的差事，从来没有欺压过老百姓。可是政府怀疑他与两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有关。后来这两个地下工作者被杀害了，被捕前曾与他来往过，怀疑是他告的密，可是又没有检举材料，从档案里也查不到什么证据。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被捕的两个人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于是就把他抓起来，用“拖”的精神战术，逼他自己交待。对他倒是没有用刑，这家伙好象喝过几天墨水，可是精神很脆弱。审讯员对他说，要交待就交待你的“血债”问题，鸡毛蒜皮的事少罗嗦。人命关天的事，他又不敢胡说，后来弄的他简直像疯了一样，整天自言自语：“我没有杀过人哪！我没有杀过人哪！”管理员还说他装疯卖傻。
那时看守所规定，犯人结案前是不允许家属接见的，有不少人被抓进草岚子看守所以后，好几年结不了案，因此便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不少人因此而精神失常。
最让审讯员头疼的是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这些家伙跟公安局多次打过交道，对审讯员的这套审讯办法他们很门清，你对他讲什么“坦白从宽”，他才不信你那一套呢，只要他认为你没有掌握他的问题，整死他，他也不会交待，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重判刑。
（三）前三次提审经过 调入丙监 认识葛佩琦
第二次提审完了，我回到监号就琢磨，他提到“长河秘密会议”，肯定是有人交待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参加会的有我、谭金水、贺永增、赵清、林树果等人，谁会交待呢？是不是有人嘴不严流露出去，被人检举了呢？我一直纳闷。最后我想，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讲也不行，不如干脆讲出来，反正当时也没有研究过犯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所谓“长河秘密会议”不过是在反“右”最激烈的时候，北大的“右派”纷纷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已被迫宣布解散，这时贺永增向我建议要研究一下退却的办法，不能再顶风上了。于是我就个别通知了少数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晚上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做一个假检讨，争取过关（后来证明这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假检讨，就是真检讨也不管用，有人十遍八遍的检讨，也还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过，你们都可以做检讨，越深刻越好，争取过关，同时设法个别通知其他人也这么做。但我不能检讨，我再检讨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认定我是在搞组织活动，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第二天我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见“原上草”），把当时北大一些“右派”同学的问题尽量揽到了自己身上，好让其他人过关。
我把补充交待材料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又提审我。我一进门审讯员就对我说：“陈奉孝，你的态度可不好呵，我们是想挽救你，可你却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这对你可非常不利呵！你的问题虽然非常严重，但我们并没有把你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社会上的大右派一样看待。他们是一些野心家、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你不过是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我们想挽救你，而你却不跟我们讲实话，这样的话，我们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你。我们知道你跟他们有过接触，你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我们还知道你跟其它大学的右派也有来往，你们想搞什么组织，这些你都没有交待。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对你这么客气了！”我很清楚，这是诱供加威胁。
我回去考虑了一天一夜，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就把两次去“九三学社”和“民盟”的情况写了写。其实我去这两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第一次去是“百花学社”刚成立的第二天，因为我们要办“广场”没有钱，想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口头上表示很同情我们，好象很热情，但并没有一点实际表示。章、罗二人我也没有见着。等我第二次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们都回避了，我非常失望，从此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到了后来看到许多民主党派的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作检讨并互相检举揭发，我非常反感，尤其是对像吴晗（他不是右派，而是反右派的急先锋）这样的学者写的攻击别人的文章，我认为这纯粹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人格太低下了。所以后来吴晗在“文革”中被整死，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当时我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坏极了。可是要我交待跟他们的关系，他们指示我做过哪些事情，我也实在交待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干什么，我就只好把我两次去“九三”和“民盟”的过程写写算了。但我跟其他各大学的“右派”学生的联系，除跟人大林希翎的联系外，一直没有写，多次审我，我也没有谈。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把“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为此我在北大积极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而且是主要组织者。我也去过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跟那里的“右派”联系过，但是不久反右派开始，再想去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了，因为他们也都纷纷被看起来了。再说我跟他们联系时也只不过是谈谈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互相介绍一下经验，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谈什么成立组织的问题。如果我再把他们扯进来，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谈越谈不清楚，本来没有的事会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一直到结案，我始终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有两件事我交待了。第一件是组织人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点火”。当时是“百花学社”成立时大家讨论决定的，具体由我负责组织筹划，但我没去。第二件是邀请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来演讲，并要她通过他的男友（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弄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和我已从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这个报告，打算在“广场”上发表（后来“广场”被迫停刊，此事没有办成）。我们怕翻译的有误，想核对一下。这两件事不交待是不行的。前一件几乎人人都知道，后一件“百花学社”的大部分成员都知道。
我交上了第三份补充材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把我从丁监（新号）调到了丙监。要知道，在丁监是受优待的，吃的、住的条件都比甲、乙、丙监好。我有什么资格享受优待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经毛泽东点了名的，在全国是一个典型案件，我又是第一个被捕的，他们想给我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我写材料；第二，当时我的名字已上过报纸，又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第一人。共产党处理政治犯（当然他们不承认有政治犯）一贯遵从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的越轻。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头子康泽、沈醉，两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可是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而且后来都被特赦了。相反的，那些无人知晓的特务腿子、保甲长、乡镇长之类的，在镇反当中都被枪毙了，没有死的在镇反和后来的肃反当中也都被判了无期、死缓的重刑。这条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遵循。“六四”期间，大连的供销员肖斌因为向美国记者说了“天安门死了多少多少人”，结果被判了十二年重刑，而第一号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王丹才被判了四年，即便用中国现行的法律来衡量，肖斌的“罪行”怎么能与王丹的“罪行”相比呢！
首先介绍一下丙监的情况。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靠门口摞着两个大尿桶。两土炕中间有大约一米宽左右的一块空地。每盘炕上睡有十个人左右（因为随时有走、有来的，人员不定）。每人占的地方不足五十公分。墙上贴着“监规纪律”：一，犯人必须认罪服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二，
严禁对外串通案情，来往信件必须经过管理人员检查；三，严禁泄露看守所内部情况；四，禁止同号犯人之间交谈案情；五，犯人不准吸烟、喝酒及吃刺激性食物；六，不准交头接耳、小声嘀咕；七，晚上睡觉必须头朝外，白天必须坐好，认真反省；八，犯人必须认真学习，深挖犯罪根源，不准互相包庇；九，犯人在结案前不准接见家属；十，犯人不准接收家属送来的食物……等等。各看守所的监规纪律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后还有“如有违犯，严惩不贷”之类的话。根据记忆，以上几条与原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不会错的。监号的大组长叫刘宗汉，此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个小特务头头。学习组长叫尹风歧，曾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文书，全监号除我一个“现反”外，还有一个叫陈昌岱的也是“现反”，其余的全是“历反”。
我到丙监大约三、四天后，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提审。这次提审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交待“犯罪动机”，而且换了一个审讯室，由原来的第十六审讯室换到了第二十审讯室。审讯员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他让我又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大体重述了一遍，最后说：“陈奉孝，你很狡猾，你交待的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的。你们的秘密活动很多，你只交待了一些次要的，主要的你一点也没有交待，特别是你们的‘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组织纲领、目的动机却只字不谈。你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你自己负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提法。过去只是说“反动小集团”，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反革命集团”那是最严重的罪名。胡风问题不也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吗？全国抓了那么多人，而且由此扩大成了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次北大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被捕的，我在“如此伎俩”（见“原上草”）那张大字报的预言是正确的。
我马上意识到他让我交待“犯罪动机”，目的是想引我往套子里钻，好加重我的罪名。我稍微一考虑，马上回答：“除了在长河和香山一家小饭馆里我们少数几个人开了两次碰头会以外，其它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两次碰头会不过是研究如何做个假检讨好过关，并没有研究别的问题。《百花学社》没有什么组织纲领，参加《百花学社》的人很多，不信你调查好了。至于说犯罪动机，那应该根据犯罪事实来判断，我和《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这一点有我们写的大字报和我们办的‘广场’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一拍桌子说道：“你还狡猾抵赖，钱如平不是你们百花学社的成员吗？他不是贴出大字报号召你们预备好刀枪准备战斗吗？其目的不是想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又是什么？”我说：“钱如平贴那张大字报是他化名写的，别人谁也不知道，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与《百花学社》其他人无关。”他下令：“回去好好想想，这样下去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像往常一样，我低着头往回走，前几次拿枪的士兵只是在后面跟着我，这次却不时的拿枪把子从后面捣我。
进了监号刚坐下，管理员就进来发话：“陈奉孝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你们大家好好帮助帮助他！”大组长刘宗汉首先跳下炕来，一把把我揪到地上，给了我两拳，别人也跟着你一把，我一把的对我连推带打。这差不多已成了每个犯人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也并不怪他们。接着就是让我站在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帮助。这些家伙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所谓批判大都是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连理也不理他们。只有三个人对我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发言批判。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延泽，一个是马逸民，再一个是陈昌岱。
李延泽和马逸民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李后来对我讲，他最早翻译过“资本论”。我知道“资本论”最早是王亚南翻译的，他说他翻译过，不知真假。不过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犯不着对我吹牛，这一点历史学家也许能考证出来。马逸民当时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两个都是“历反”，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当时他们两个都被允许家属给送吃的，别人不被允许。陈昌岱原来是西欧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看样子也有五十来岁。当记者时他思想比较进步（左倾）。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他带回来的，任“台盟”主席谢雪红的秘书。他回国以后看到的情况与他对新中国的想象大不一样，于是记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满意发牢骚。他以为还是在西欧呢，记者骂骂政府没有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不行的。特别是这人大概过去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回国后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的，就去找周总理，开始几次周总理还批给他几百块钱，老这样周总理就不理他了。他就发牢骚说受骗了什么的。特别是在整风反右期间，他又说了些出格的话，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了。我就挨着他睡觉，他穿着毛衣毛裤睡（那年代一般人是没有毛衣毛裤的），整天挠身上，说有小虫咬。我说你是不是生虱子了？刘宗汉让他把毛衣毛裤脱下来看看，一看里面的虱子都滚成蛋了。毛衣里生虱子是没法拿的，这倒有个好处，虱子有了他这个毛衣毛裤的老窝是不会往外爬的。刘宗汉报告了管理员，把他的毛衣毛裤拿出去用一个破铁盆煮了煮，这下可好，开水一煮，虱子是煮死了，可毛衣毛裤变成球了，不能穿了。陈昌岱还问我：“虱子是什么？怎么这么咬人？”看来他是没有见过虱子的。
过了不长时间，葛佩琦调到了我们监号里。葛佩琦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扬言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他一进来，全监号的犯人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葛佩琦的名字虽然我早已知道，但这却是头一回见到他。他人看上去很慈善，戴一付高度近视加散光的眼镜，平时他也不大说话。有一次在放风解手时我问他“你就是人大的葛佩琦先生？”他说：“嗯！你就是北大的学生陈奉孝？我知道你们在北大搞了个《百花学社》”。时间长了，他还对我说：“我爱人也在人大教书，她教数学，我教物理，她经常到北大去旁听丁石孙
先生的课。”我说：“噢！那我早就认识了，我上课常坐在后面，有一位人大的女老师常去听丁先生的课，她有时缺了课还借过我的听课笔记，原来她就是您的爱人。我可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名字，学生问老师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他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朱秀玲。葛佩琦虽然是大名顶顶的右派，可被捕的罪名却是“历反”（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少将参谋）。关于他的案情，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过。每次提审回来，他也不说话，管理员也从来没有像对其他犯人那样，要大家“帮助帮助”他。七九年我回北大落实政策，从李燕生同学那里得知葛佩琦七五年就放出来了，现住在交道口九十六号。因为有同监号之谊且是老乡，我去拜访过他。那时刚恢复高考，他正在辅导邻居一些准备报考大学的青年的物理课，这时他才跟我讲了他过去的历史。他一方面备课辅导小青年，一方面在写申诉材料，可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加散光，写字非常吃力，后来他就口述着，我帮他写。他的第一批申诉材料就是这样写成的。他把我帮他记录整理的材料交给邻居的小青年门，用复写纸写了许多份（至少有几十份），看来他心里有数，他的问题要申诉成功是不容易的。
（四）草岚子犯人的生活 第二次肃反 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在这一段时间草岚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犯人吃的虽然是包米面窝窝头和没有油水的白菜汤，但主食并不定量，可以随便吃。大约从十月中旬开始，突然开始定量，最初是一天两顿饭只喝稀粥，喝多少都可以，可是由于粮食是定量的（说是每天八两，实际上远远达不到），粥稀的喝过以后连碗都不用涮。现在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顿能喝十三碗，如果将十三碗水倒在一个中号洗脸盆里，恰好是满满的一洗脸盆。当然一口气是喝不下这十三碗粥的，而是边喝边撒尿，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是喝到一半时候就下地撒尿。监号里有两只大尿桶，每只桶能装下二十公斤水，一半人喝粥，另一半人就下地排队撒尿。每天中午和下午开饭后要倒两次尿桶，一天倒出四大尿桶，可想而知喝了多少稀粥了。许多人喝稀粥喝的得了胃下垂，我现在就有点胃下垂，就是那时候得的。管理人员看这样不行，又改为吃窝头，早晨十点开饭，每人两个像牛眼睛大小的窝窝头，一碗白菜汤，下午四点开饭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一天八两主食可以呀！不至于挨饿。不错，我现在一天连八两主食也吃不了，可是别忘了，菜是咸盐水泡几片菜叶，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有人饿的受不了啦，就整天给管理员写条子，要求快点结案判刑到劳改队去。人们以为到了劳改队就能吃饱饭，后来真的到了劳改队，才知道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回事。
在十二月下旬，突然抓进来许多新犯人，白天晚上都往监号里塞。我那个监号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二十个人左右，可是这时突然增加到四十多人，怎么睡呢？一开始按着炕沿的砖来分地方，一人一砖宽。一砖只有二十四公分，仰着睡根本不可能，侧身睡也是你我身贴身挤在一起，被子也只能合着盖，这样连翻身都不可能，太难受了。后来大伙就干脆坐着算了，像排麻袋一样，两盘炕都挤的满满的，悃了就坐着打个盹。这倒有两个好处，一是人多不冷了，二是也不用天天“学习”开批斗会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春节。后来我才知道，反右后期搞了第二次肃反，后进来的这些人就是在第二次肃反中被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律：“为了让人民过好节日”，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这四大节日的前夕，都要进行一次大逮捕（打听一下当年的公安人员，他们能证实这一点）。当年凡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都是全国一个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晚上被捕的。有一次在甲监后面的夹道里放风，我突然听到张元勋在监号里讲话的声音，我知道他也被捕了并关在甲监里。同案犯是不允许见面的，这一点可能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监狱的教训，不仅在预审机关同案犯不允许见面（怕互相串供），就是到了劳改单位，同案犯也不能碰面，为此我不知被转移过多少个劳改支队、大队、中队和小队。七九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别人才告诉我，当年九月十六日我被捕后，我住的宿舍贴了封条并封锁了消息。当时学校里谣传很多，有的说我跑出去了，有的说我被秘密逮捕了，直到圣诞节晚上张元勋他们被捕后，北大才贴出大布告“北京大学破获了一个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过了春节以后，加紧了对我的提审，而且对我提审的已经不只是第十六审讯室，还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审讯室等。我的“罪行”已基本交待完了，而且已经有长时间未提审我了，这次怎么又提审呢？而且各审讯室提审的问题都大同小异，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想北大被捕的同学恐怕不止我和张元勋两人，有可能“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被捕了，因为属于不同的审讯室负责，各个审讯室为了核对口供，因此交换着提审，我猜对了。
各个审讯室的审讯员都逼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当然不承认。说实在的，直到五八年五月去宣判时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除我外还有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果和谭金水。当时我还想，既然说“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被捕的人应该不止这六个，至少谭天荣应该是跑不了的，因为他是“社长”；“广场”的编委大概也掉不下，可正式以“反革命集团”被捕的就我们六个人。当然后来谭天荣等人都被劳动教养了。劳动教养名义上还有半个公民权（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权），实际上跟劳改没有什么区别，劳改还有个刑期，而劳动教养在当时等于无期，这一点当年被劳动教养过的人可以证实。
从过了春节到四月底结案，前后对我提审了三十多次，提审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反复提审我已经交待过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别人的交待跟我的交待对不上号，所以才翻来覆去的审问。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大约是五八年四月中旬，从头一天下午四点开过饭不久，就把我提了去，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开饭前才回来，这中间三个审讯员轮流审我，搞车轮战，其目的是想从我的回答中找矛盾。其实我写的亲笔供词的内容我都背过了，不管谁提问，我的回答都是一样。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审讯员还到干部食堂给我拿了一个馒头吃，这也算是“优待”吧。另外还破例给了我一支恒大牌香烟抽（犯人是不允许抽烟的）。我又不会抽烟，吸了一口，呛的难受，就掐灭了。审讯员还嘲笑我：“你的精神头倒是不错”。
第二个问题是要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一点我当然不承认，因为确实没有，如果承认有的话，他当然会让我把成员交待出来，而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谁算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承认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首犯”。我更不能承认。既然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怎么能承认自己是“首犯”呢？另外我也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我要承认了自己是首犯，判刑肯定会重的。所以我坚决不承认，为此x x x还跟我对了一次质（我不愿提此人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当时他也是出于不得已，我能谅解他，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
大约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一次提审，一出监号门我看到四个公安人员把许南亭按在地上，给他砸脚镣，许南亭要叫喊，一个公安人员用力将他的头按在地上，嘴巴紧贴着地皮，使他喊不出来，许南亭的衣服都给撕破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许南亭不过就是贴了一张大字报，其内容也很一般（见本人在“没有情节的故事”中“北大整风反右回顾”），何至于被捕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许南亭贴的（如果“大字报”也可以申请“专利”的话，那这个专利权应该归许南亭，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谁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第一张大字报，才引出了北大“右派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因此共产党是不会轻饶他的。我又联想到了自己，由于我是搞组织活动的，共产党恐怕更不会轻饶我，因此我也做好了受刑的思想准备。但直到四月底结案，除了受过几次同监号犯人的“帮助”外，并没有对我上刑，既没有给我戴铐镣，也没有用小绳绑我，这真有点庆幸。我受刑罚的折磨是在进监狱和劳改队以后的事。
二劳改
“二劳改”这一名称的由来
“二劳改”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上世纪1951年的镇反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以及1958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黑龙江、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这些人刑满后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不准回家，强迫留场就业，这就是最早的一批“二劳改”。1955年后，刑事犯逐渐多起来，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因此“二劳改”中又多了不少刑事犯刑满就业的人员。1957年反右运动有相当一批象我这样的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边疆劳改，刑满后也加入到“二劳改”的队伍。
我最早听到“二劳改”这个名词是1969年从下放青年那里听到的。那时我还在黑龙江北安县长水河农场三分场劳改。这时从上海来了一批下放青年，他们对黑龙江地区天寒地冻的环境，劳动强度太重以及干部们对他们的粗暴管理不满，常常牢骚满腹。有一天黄豆脱谷，犯人打夜班，他们打白班，在交接班时，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青年对我说：“你们是大劳改，就业人员是二劳改，我们成了三劳改了！”至于“二劳改”的命运和遭遇就是下面我所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到的。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下午
，我最后一次迈出了劳改队的大门，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孤独的一个人，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带着满腹的狐疑去了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人员就业单位报到，从此开始了“二劳改”的生涯。
我步行走到四中队已是下午六点多钟，看到有些就业人员正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我问一个就业人员，队部在哪里？他向我指了指，我就径直向队部走去。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喊：“进来！”我就进去了。一个大约三十岁不到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就是主管就业人员思想改造工作的陈干事。此人原是一名会计，“文革”中靠造反爬上去的，干部的级别虽然不高，目前却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红人），他看我仍然穿着一身劳改服，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就问我：“你是不是刚释放出来报到的？”我说：“是！”同时把介绍信递过去，他看了一眼，马上说：“你进队部门怎么不喊‘报告’呢？今后进队部办公室必须首先喊‘报告’，跟干部讲话也必须离三米远首先喊‘报告’，记住了没有？”我答应：“记住了！”但心里却想，这不跟当犯人一样吗？接着他又对我身上进行了检查，并命令我打开行李，对行李也进行了检查，比检查一个犯人还仔细，最后对我说：“今天你虽然释放出来了，但别忘了你还有五年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时间，你头上还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今后你要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思想改造！”然后他就领我到了三组，并对三组的大组长潘玉林说：“他是刚放出来的，还有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们大家今后要好好监督他、帮助他。”
潘玉林叫我靠墙第二个铺位挨着学习组长高太冲放下行李，可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这位陈干事连问也没有问过我。学习组长高太冲人还不错，问我吃饭了没有？身上有没有钱？我说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便主动借给了我几元钱的饭票，我拿着从劳改队带出来的一个破饭盆子去食堂打饭。可开饭时间早已过了，伙房卖饭的人给了我两个凉窝窝头和半盆凉白菜汤，我端回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这就是我劳改释放后的第一天的生活。
在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当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一些年老的“历反”，以南方人为主，有江苏的、浙江的、福建的、江西的、广东的等，北方人很少，少数黑龙江省和内蒙人，多半是一些年轻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这些南方各省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带家属，算是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就业人员的“雅号”叫“二劳改”，她们自然就是“二劳改”家属了，至于他们的子女，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讲，是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类，说白了，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四中队规模不大，大约有二百人左右，种着两千多亩水田，像劳改队一样，全部是原始劳动。就业人员的编制、组织管理跟劳改队无任何差别，分中队、小队、班组。白天出工劳动，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后，由大组长、学习组长领着大家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报纸、开批斗会等。
我所在的三组共有就业人员二十人左右，住的房子跟劳改队也差不多。大组长潘玉林是浙江蓝溪县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兵痞，大字不识几个，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他的地位和作用如同监狱、劳改队的牢头，是专门由政府挑选出来帮着干部对就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手。学习组长有两个，一个叫陈锦仕，广东省人，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文书；另一个叫高太冲，浙江温州人，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副官，军衔还是少校。因为他们两个都有点文化，所以叫他们俩当学习组长，负责读报、开批斗会时作记录等等。不过这两个人还都不错，大概是有点文化的人彼此之间还有点同情心吧，他们二人对我这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学生，一直很尊重，特别是高太冲。他们二人都不带家属。高太冲还有个女儿叫高文雅，“文革”开始时是高三的学生，1968年下放到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兵团，因为她老子是反革命，她当然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因为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时，我曾经跟下放青年打过一年多的交道，因此他常常向我打听下放青年的劳动、生活情况，而且还拿出过他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过，看来父女情深。其他的就业人员多半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之类的下层人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多年劳改和“二劳改”生活的改造，他们除了知道干活、吃饭以外，几乎都成了“木头人”。
这个队的管理人员共有五人，指导员姓张，管教干事即我前面写的陈干事，另外还有两个管生产的队长，一个姓朱，湖南人，另一个姓孙。还有一个会计，也是干部。朱队长人还不错，不轻易对就业人员发火，其余四人都是东北人。那位孙队长个子不高，讲起话来满口脏话，鸡巴、巴子不离口，喜欢讲一些下流的歇后语，跟就业人员讲话，张口就是“二劳改，二劳改”的叫，什么也不忌讳。不过他不大注意就业人员的思想言行，只要哪个就业人员能干活，能超额完成任务，他就认为是好样的，可他表扬起人来也是满嘴脏话。姓张的指导员平时还可以，也不轻易打骂就业人员，但此人有点喜怒无常，而且贪心比较大。就业人员被批准回家探亲，每次他都让回来时给他带东西，像有些边疆买不到的日用品，让回家探亲的就业人员回来时给他带，可他从来不给钱。他跟陈干事似乎有矛盾。陈干事这家伙是造反派出身的大红人，主管思想教育，“原则性”很强，始终视我这样的“右派现行反革命”出身的就业人员为眼中钉，三天两头找我的麻烦。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有三十二元的生活费（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三十六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像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但不许一个人单独出门，必须两个人以上才能出去，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销假。像我这样刚刑满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出门必须由大组长和学习组长之类的人陪着，对于“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的就业人员，不许随便出门。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但真正能享受到这个权利的只有那些就业人员中的“积极分子”和回来后能给干部带来礼物的人，一般就业人员很难享受到这个权利。
第五，出工干活时只有干部带工，没有解放军看押，这似乎比犯人“自由”了些，但劳动时间一般比犯人还要长，因为犯人出工干活有解放军看押，收工晚了，特别是冬天，白天短，收工晚了看押的解放军不让。就业人员不受此限制，春播大忙时，赶上月亮天，有时劳动到半夜。
“二劳改”的命运
到四中队后不久，正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邦交关系，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监狱、劳改队自然也不例外。在小组学习讨论发言时，有个叫王其本的老就业人员问了一句：“田中角荣来我国访问带不带粮票？日本的粮票在中国能用吗？”这一问不要紧，说他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破坏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于是绑起来一连开了他三晚上的批斗会，差点把这个老家伙整死。
他问的问题的确有点令人好笑，但完全是出于无知。王其本是江西人，六十多岁，当过伪保长，念过两年私塾，因“历反”罪，在1951年“镇反”时被判刑十年，刑满后一直在乌兰农场就业，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的形象活像一个木乃伊，他对政治形势半点也不懂，对国际关系常识更是一窍不通。“文革”及其以前，我国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菜要菜票等等。那时出差办事的人，如果身上没有粮票，只有钱，饭店也不卖给你饭吃。因此王其本他老先生就认为既然人人出门都要带粮票，那么日本人到中国来也应该带粮票，因此就贸然问了这么一句，差一点被整死，连老命搭上。
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叫陆山的老人，在院子里大骂日本鬼子，被绑起来，嘴里塞上臭袜子，吊在树上，最后关进了小号。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个叫张举元的老就业人员，六十多岁了，江苏赣榆县人，解放前在伪县政府里干过几天文差事，并无什么具体的罪行，“肃反”时被判刑十年，人很和善，象棋下的很好，休息时我常找他下下棋。就业十多年，他省吃简用攒下了五百多元钱，想请假回家看看，他家中还有老伴和一子一女。人老了总爱思念孩子，陈干事开恩批了他的假。可是回到家里他老伴和两个孩子都不认他，因为怕受牵连，早就跟他划清了界线，妻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丈夫，孩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连他这五百元钱也没敢要他的。他伤心极了，找个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回到农场的当天夜里就跑到马号里吊死了，兜里还揣着那五百元钱。他死后钱当然是充公了。这件事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解放后历年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使人变得发疯的十年“文革”，把人们的灵魂完全扭曲了，人性泯灭了。屡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破碎，多少个屈死的冤魂，有冤无处伸。特别在“文革”期间，一家几口人属于几个不同的“造反派”，连吃饭、睡觉时都打“派仗”，使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啊人！你们的人性哪里去了？难道人们都疯了吗？怎么一个人就能把八亿中国人都变成疯子呢？我实在不理解。中国人的命运可悲啊！张举元的死使我联想到，幸亏我已经没有了父母妻子，如果我也有父母妻子，他们又会怎么对待我呢？我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第四件事就是1973年拔草时，有个叫范汝愚的刚刚释放出来不久的就业人员，三十多岁，哈尔滨市人，精神多少有点毛病，因为跟干部顶撞被吊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种的农药自杀了。有人看到他躺在炕上吐白沫，报告了陈干事。陈干事命令两个就业人员把他拖到院子里，医务室就在大院里，离就业人员的宿舍不到五十米远，要抢救的话，完全可以救过来。可是陈干事命令一个就业人员到厕所里用粪勺子舀了一勺子大粪汤子，撬开他的嘴巴往里灌，好让他吐，人没有救过来，死了，蛆虫、还在他脸上爬。我看到后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揪的难受。这就是我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不到一年亲眼目睹的几件事，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二劳改”的命运！简直连一条狗、一只鸡都不如！
就业人员李子昭（广东人，大学文化，罪名是历反，六十多岁，任就业人员统计）发明了一种插秧机，名字虽然叫机器，实际上没有任何动力，全靠人拉，很笨重。由于四中队的就业人员大都是一些六十来岁的老人，拉插秧机太吃力，于是决定让我拉，因为我那时才三十七、八岁，是个壮劳力。但我拒绝，宁愿弯腰手工插秧。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插秧机除了笨重，拉起来太吃力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下秧不均匀，老有断垅的现象，我怕管教干部找我的麻烦。要知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缺行断垅的现象，他们就不说是机器的问题，会说你是故意破坏生产。十五年的劳改岁月，我虽然多次犯“错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受刑罚，但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不认罪、顶撞干部和言论问题。对不认罪和顶撞干部我能替自己辩解，而且我没有理由也不会顶撞他；对于言论问题，譬如说因为议论林彪差点被枪毙，但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我可以咬牙不承认，他们要想硬给我定罪恐怕也很困难。但在生产劳动中可不一样，一旦认定你是破坏生产，因为有了物证，你有八张嘴恐怕也无法为自己辩解。管教干部平时老死死的盯着我，因此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拉那个该死的插秧机。
那一天是张指导员带工，他火了，抡起一把水平地用的二齿子就给了我一下，差点把我的左胳膊打断，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靠肩膀的地方打的全紫了，肿起来个大包，幸亏我穿着棉袄，不然的话，胳膊非断不可。这下不能干活了，他命令大组长潘玉林把我绑起来送回去。说来凑巧，走进队部恰好遇到总场的管教科洪科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向洪科长汇报了。他叫潘玉林先把绳子给我解开，我脱下一只袖子给洪科长看，他看了以后没说什么，叫潘玉林领我到医务室去用碘酒擦了擦，回到队部他批评我说：“有问题可以向干部说清楚嘛，不应该不听指挥。”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他可以给你戴刑具，也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这一次张指导员当着那么多就业人员用二齿子打人，影响是很坏的。平时陈干事就与他有矛盾，借这件事可能向洪科长告了他的状，过了不久，张就被调走了。而我在七月份也被调去了半拉山。从以上我所亲眼所见，亲身遭遇就可知当年的“二劳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2008.11.15.
宋林松
自述简历：宋林松，男，1936年8月15日
生，195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1954到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号5402125。家庭出身乃引车卖浆者流，父母不识字，他们先租种田亩后进城打工。由于功课原因，本人入大学前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进了北大则连吃饭也不要钱。“解放”伊始1950年就抬举我当起了学生会主席等“学生高官”。因此，我曾长期自诩为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至于“爱国主义”更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1958年1月底，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以后，江被远谪西北边陲去了兰州，北大则在一月份“反右补课”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补课，于是我这个学生团总支书记成了补划人群中最后一个（至少在物54级是如此）右派分子。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同年夏按期毕业时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60年秋摘帽。“文革”期1968年春“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再次在劫难逃了，谁知阎王老儿竟一脚把我踢回了人世间，实乃侥幸。在物理所耽了二十余年后奉母命调回了故土，后退休于苏州大学。到2008年，我又多活了40年、痴长了40岁。
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
“最幸福”说之滥觞，大概连现代中国考据魁首的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也探究不出来了。说者在我的“帽子”上缀以“幸福”的花环，未免幽默得太残忍了。也许吧，他们是观察表象得出的结论：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毕业时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处分并留校察看者虽寥若晨星，毕竟还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地散隐在燕园中；而那个物理所，即使没戴帽的物理系毕业生，也是最为想往的处所。第二年（
1959年）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新址后，虽仍是科学院第一大所，全所连我在内却只留剩四个右派，其中一位终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员，文革伊始就自杀身亡了；另二位从事的是服务性工作，却让我做了科研。他们拿的是生活费，发给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于其他新入所研究实习员的工资。
“幸福”何以频频降临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没有向耶和华祈求过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个右派中有一位却从小就是虔诚的教徒，即使在泰山压顶时也从未中断过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难以觉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善良、朴讷，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一向语不涉政治，仅仅因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册。圣父圣子圣灵没有护佑得了如此坚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为我“出身好”？父母不识字，原租种本家祠堂的田亩，孩子多了（我是老六）难以为继，就去了县城打工。对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过也没自卑过。正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们没什么文娱活动就以上床生孩子为乐，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说，我们同学中也有共产党的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贵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积极分子中倒不乏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者。显然“出身”这一条不成立。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入学时是团支书，后为总支书记。那时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党员都是“调干生”学习困难，还得分派成绩好的同学一对一帮助他们，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团干部身上，记得例如像每个同学宿于哪张床铺之类的事也是叫我划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课很重，工作，对我的学习曾小有影响，但我从未有过抱怨的念头，像我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能上大学而且是北大是很感激的，当然应该多做些社会工作。事实是给我戴帽前，我们级的党支部书记已被划成了右派，“官职”总比我大吧，可见最大的学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为我“罪行小”？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没有发过言，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等松散的学生群众组织。不过我购买过北大学生自办的《广场》杂志，后来这被说成是从经济上、进而推论为在行动上在政治上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其实，那时我对一些右派的话语除深受震撼并在内心有些赞赏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习惯，至于物理系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肃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当时的我认为太过火了。
最终是，我也难逃噩运。大概是因为我接受了伏尔泰的理念吧：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将维护你说话的自由。当时我还不知道伏尔泰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名字，然而虽历经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还没有被彻底扑灭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已春雨细无声地沁润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为成员之一在年级反右三人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班级三人小组的成员时，提出应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组成。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层领导小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于在群众中引起争论、放出毒草。你左派手里有真理，你怕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辩论过程不就是对包括本人在内的全班同学的绝好教育过程。我也去看望过外校已戴帽的中学同学，他们也是人，暴风雪中尤盼故乡送炭人，从生活上关心也有利于他们的改造。这也是照毛主席的说话行事，毛主席讲他也有几个右派朋友的！诸如此类。后来算总帐时，我被指责成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场上，为右派争领导权，是右派分子的代言人……，云云，于是把我也划成了右派。我很惭愧，当年没有起到一个右派分子的作用：大声疾呼，宣战“三害”（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由是我的“阶级局限性”？此前的经历决定了我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
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说是所谓的“探索集团”。1957年5月19日
，北大校园里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了遍野大字报。右派们虽自认为真理在握，但一开始他们就陷于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动机各异的人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或强扭“辩论”、 或斥责、或漫骂、或批斗、或推搡，左派们惯于仗势压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也在感情上逐渐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乱哄哄地一个多月后，人们疲倦了，运动归于低潮。数学系三年级（四年级已毕业走人，一二年级的按惯例要看看高年级动静）的一些团干部此时仍念念不忘帮助党除“三害”，就来拉物理系三年级的团干部，讨论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扰，使运动走上“正规”。我也去参加了一次，在文史楼底层的一个教室里，课早就停了，天气又热，有的骑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课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讲一通我说一气，嘈嘈杂杂收了场。数学系的说要就讨论内容出一张大字报，我表示反对。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们分岐太大，只是认为自己是个总支书，总得讲点“组织性”，刚才讨论时我的发言就最左，而且没有议论出一个统一意见。后来他们还是没通知我就出了大字报，并有位当时是数字系学生的中学要好同学冲到我宿舍房间里大骂我是胆小鬼，我什么时候当过胆小鬼！叫他打着手电筒照着我去补签了个名，那上面写些什么我都没有看。其后几天，那些数学系学生在厨窗里贴出了一批小字报，总的题头叫“探索”。于是，划我右派时就硬说我是“探索集团”的成员。说凡是“探索”者一概划右派。其实也不尽然，至少和我同房间就有一同学也去参加了文史楼的侃大山，虽然我的发言最左，但那位同学却没有戴帽。
还有件事可以一说。当运动发展到开始给人戴右派帽子时，反右领导小组开会不再叫我参加了。于是我明白我被撤职了。对那点“官”职到无所谓，但是被组织上误解，当时的我很为伤心。因此，主动上交了日记本，请组织上审视。一个人的日记是内心深处的独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实质。它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记被退了回来，大概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吧。可鄙的是，到1958年2月后我的日记本竟“失踪”了，戴完我帽子后它又被暗中塞了回来，至今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组组长）已钦定我为右派，鼠窃狗盗之辈于是就主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拼凑出了材料。2007年一位已入籍美国的当年同班同学说那时所发批我之材料上注明取自我的日记。
1958年1月底，北大刚经历过“反右补课”，于是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反右总结大会。这是自“5·19”以来从未举行过的到得最齐的全校师生大会，会议最后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庄重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分子，并通告明天起开始放寒假。言犹在耳，我却在其后被“补划”成了右派。被有计划地补划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们级的党支书也是其中之一，我不过是最后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无信，再次的欺骗群众。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并不把党委书记代表党所作的庄严承诺放在眼里。日期是他们划定的，承诺是他们作出的，法律是他们制订的，于是他们认为既然一切皆由他们恩施，他们就可以随时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称了嘛，就是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大师生成了釜鱼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实，党委书记、工作组长也只是一线指挥者。“
5·19”之后，燕园里就不乏身着楚楚中山装的陌生中年人前来观看大字报，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时被簇拥着默默观看后一言不发地走人。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来北大给学生传达了毛主席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帮助共产党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国最早出现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单位，是最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的帮助党除“三害”——后来则被称作是“右派进攻最猖狂”的处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运动领导者们的高度关注。
定义右派就是反革命并开始大规模抓右派后，燕园里一片肃杀。很快地，划一个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里开个会，无需事先告知大家，临时提溜出来的被划分子垂头丧气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个反右积极分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几句（群众漫应着）或不喊口号，不到半天就可以报销一个。日本军曹在南京大屠杀时杀红了眼睛，比赛起了谁杀人杀得多。1958年的北大划右派，有些人也划红了眼睛，这可是邀功请赏火线入党的难得时机呵。例如，一同学仅就所发教科书（“一边倒”翻译自苏联，不过讲课教授们不屑一顾）中的肉麻叙述信手写了个积分公式，什么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所有的“家”从负无穷到正无穷“f(家)d家”累加起来，就是罗曼诺索夫。这不是冷嘲热讽、恶毒攻击苏联老大哥嘛！戴帽。其实，那位罗先生是俄国人，凭他的贵族身份倘若活到苏联时代，定不会有好果子吃。虽然如此，待到划我时，理应是最后一个了当更顺溜了，可是班里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竟要讨论三天以“统一思想”，为我辩护者说即使抛出的材料凿实，此人没有城府，对谁都不设防，坦白率真得像个孩子，不能划呵。于是从哲学系调来了打手，由他们主打。其实，我的命运早就确定。真正划我为右派的场景，据说颇具戏剧性。物理系工作组组长杨述先生随手从桌上抓起一枝铅笔，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了一条线。这一划，划给了我一顶右派帽子，划给了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那个同学一顶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述夫人韦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说，“抢救运动”时杨述在陕北绥德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受尽冤屈，头生幼女也因无人照料而夭折，年青的母亲说“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抗日战争胜利时，急需大量干部去各地抢占地盘，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又得到了重用。到
1949年进京时，杨述他们俨然已成了“老干部”。杨述先生经过“抢救”，路线觉悟大为提高，革命锐气打磨殆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难觅踪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连他的爱妻也说“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杨述他们抱怨“为丛驱雀”，五十年代他们自己也“为渊驱鱼”起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
什么叫“路线觉悟”？倘若上峰指鹿为马，你老兄竟还要说什么皇帝的新衣，路线觉悟也太低了，等着挨“抢救”吧，当年就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等人没有被“抢救”过来而死在了延安；能够跟着嚷嚷“就是马，就是马”，前途则豁然宽广；如果会用一百种方法论证鹿即是马，立马叫你当政治局委员。至于是否剥削阶级出身、本人干过什么龌龊事之类，倒是无所谓的。姚文元、张春桥之流不就是例证。倘若说“抢救”运动还主要是当时在陕北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坎，“反右”斗争的受难者已扩大为全国所有年龄层的知识分子，“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则把全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运动间难道不存在传承关系？其中哪个受到过批判？连提都不提了，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一切“向前看”嘛。于是，君不见它们相继横扫了中华大地！
“文革”一开始，杨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后平反时已成废人并很快就病故了。没有听说过杨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间对“反右”有何反思。《思痛录》中也没有叙说杨述在反右期的表现，相反讲杨述说过北大的“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我宁愿相信这是韦君宜先生的偏听偏信，而不是为亲者讳往丈夫的脸上贴金。事实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紧接的那个班，右派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一！包含那个班我们整个年级的右派比率也高达
20%，虽然毛泽东规定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是5%。当时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学期起该系分成了3个系，外加现代物理系），物理系学生中右派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率，皆居理科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也数第一。如此多的右派、这么高的比率，和杨述先生没有关系？只说杨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刘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会答应。杨述原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死亡后，仅用为虎作伥、身不由已来解释他的行为，就太小觑他的主观积极性了。韦君宜先生说杨述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1945年之前和1966年之后杨述是受害者，确是悲苦；但是中间的二十来年，杨述正当壮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他是个施害者。《思痛录》第十章全是对已故夫君的追忆，作者认为杨述“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并升华为如该章标题所示是“当代人的悲剧”。然而，怎可回避，“抢救”运动极度震慑了杨述，使之脱胎换骨、丧失自我而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关键时节则泯灭人性、沦为绞肉工具。自然可问，杨述该负多大罪责？又能负多大罪责？如果我处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总有积极、应付、消极之分吧。同样被“抢救”过的韦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点戴上帽子，这一点在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郭小川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更早的“反AB团”时差点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则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人。他们没有像杨述那样在北大抓右派争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达高位”之说显然不正确。
二十多年来媒体所见竟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抵制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四人帮”只是一个层次，迫害广大群众的是他们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党支部书记之类的第n层次甚至更低。何况“四人帮”之上还有指使者。迫害人的行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个动静那些人又会勇往直前力争上游以邀功请赏，因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丝毫坏处却好处多多且终身受用，他们永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倒是无官无职的巴金先生写出过忏悔录，此外没有再看到过象样的检讨。很多人只讲自己如何受迫害，从来不提自己怎么迫害人，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倘用民间“一命抵一命”的准则来判别，杨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吧。评说杨述现象已越出本文范畴，且住。
硕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后，我跌入了漆黑深渊。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浑沌，一片惘然。我怎么会反党呢？开始懂事时就读的那个初中，原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斥资五千大洋兴办于溧阳丘陵山区，后迁入由共产党员捐赠的县城内的校舍时，教学质量已居全县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后，由地下共产党员的校长指定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苏州接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南区委的政治培训，回校后1950年即就任学生会主席。高中考的是苏南苏州中学，二年级时学校改名江苏省苏州中学，我是该校当时最大的“学生官”之一（团委宣传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干部），毕业时班上第一，全级没有排名。入大学前，由于功课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也因功课好和所谓出身好而当了学生高官。进北大后，更是连吃饭都不要钱。我的这些幸遇，固然不能说全是共产党的赐予，总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万元复苏、政通人和的表象紧密有关吧。但是，我这个党的孩子却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党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该怎么活下去？掏出鲜红火热的心以明心迹！是我那十分坚毅、异常辛劳的小脚妈妈伸开双手把我拉了回来，这才是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亲呵。
中文系同级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后激愤地说“……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很惭愧，没有她那么清晰的认识，没有她那么透彻，没有她那么剧烈。对于“阳谋”我也很震惊，那是右派分子的共识吧，深感受骗了。用阴谋手段对待人民大众，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重创了明日的国之栋梁，难道这不是民族的自杀行为、国家的自杀行为？但我在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在骤然重击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跄跄，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飘飘荡荡，心灵将停泊于何处？也有糊涂，颟顸，跳不出过去圈子的愚笨、驽钝。我的内心已完全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时间非常长，老是乱哄哄、嘈杂杂的。我远不如林昭那样明白、因而那样坚定，更没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总算，我没有一股脑儿往自己头上扣屎钵子，更没有揭发他人以争取“宽大处理”。因此到1960年9月，科学院政治部主任来物理所为我一人宣布摘帽的前一个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还在全室大会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后我仍幼稚，自以为进入“人民内部”了，和他人一样了。殊不知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科学院规定，全院所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每年都要下乡劳动一个月，不过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共产党员下去劳动过，我则是每年必去的劳动“常委”。对劳动我虽不在意，但精神伤害是存在的。再如，1963年物理所或我们研究室作为全院的试点，对1957年以来入所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的内容是外语加报告。外语任选英语或俄语，我报了二门，英语第一，俄语第三，俄语前二名属留苏归来者；报告的内容，他人大多是实验装置或工作总结，我做的是科研成果报告，而且听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员，自然不会是我去通告的。所内其他研究室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场考试过后，至少和我一起在1958年来所的其他大学生们，都从初级的研究实习员升到了中级的助理研究员，工资也涨了一级（不过是从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实习员和56元。等等之类，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赐吧。感谢“三年困难时期”（罪过！），有如后来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所言，物质上匮乏时精神上应宽松些，使得我及其他人还可以做些科研工作。1963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得震天响了。
“反面教员”的动辄得咎、受尽凌辱，个中滋味岂常人能理解。虽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后的“摘帽右派”使我也还是个陷于灭顶之灾的贱民，长期的钝刀子宰割对性情中人仍然惨烈。著名诗篇《游子吟》作者、唐时做过溧阳县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诗作中说“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他只是未考取进士（后仍被录取中了进士），我们却是争当平民而不可得。大观园中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统治下的摘帽右派。真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头，科学院虽然比北大宽松，我的日子也一点不好过。
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过了。由路线觉悟高的新宠们夺得各级权力并稍事休整后，便磨刀霍霍向众生、干起“清理阶级队伍”来了。1968年春，我们研究室已自杀身亡了一位“走资派”——党支书，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欧洲时，在英国买过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于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卖国主义，连气门芯也要用洋货！此人早就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一向是满嘴巴的马列主义，现在哪经得起如此委屈，于是从实验室拿了剧毒的氰化钾跑到香山上吊“双保险”自杀死了。虽然此人待我说不上友好，我仍要讲，买根气门芯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没贪污一分出差费，你管得着吗？这位大不了我几岁的中年人，业务水平也确很高，加上其政治条件，如果不死一定会是第一批院士，国家如此糟蹋人才，实在可惜。室里刚死了一位“走资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位先生毕业于著名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跪在房间中央由“小将”们左右开弓抽着耳光，就像京剧“三娘教子”那样被当众耍着猴。
前面已经批斗了二个类型的代表，接着该轮到第三个代表——我这个“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不要连累妻室的离婚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倒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墙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厘米、还只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没有流光血液，真是又一层的侥幸。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血管也瘪了，医生把断裂了的颈总动脉缝了缝，没有输血，药也用得很少。阶级敌人不是人，医院哪能人道待之。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发妻竟然命丧黄泉。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当年她违背了父母意愿，不顾已在上海任工程师（中级职称）的表哥的热烈追求，毅然和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摘帽右派（且是初级职称）结合，温柔细腻了我粗粝的的人生，虽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二月，这情意也弥足珍贵。新婚之夜我们曾半认真地誓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谶语成真，怎不痛杀人也么哥！妻参加了苏州一个受空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武斗后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权，她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批斗起了这位年青的女教师，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凭鲜血淋漓仍高昂着头颅，这个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尔。掌权者这样对待她，是否也和嫁了个“老右派”有关？给妻致命一击的是物理所外调人员“出事了”的那句话：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当晚，她就跳井自尽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没有脱离险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医院的同时，立即派了组里二位要员去外调吾妻。他们从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想从我妻子那里捞点稻草，竟逼死了我的爱妻！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四十年，连小外甥女也有了，对前妻却如苏轼言“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
在医院我被抢救过来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对于“自绝于人民，以死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斗，不过我身体过于虚弱，跪不动，只能背靠台阶半卧着摊坐于地接受批判。批后我即被收进了物理所的劳改队，日日夜夜有人监视，而且他们对我隐瞒了妻的死讯。连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一点点救命药也不给吃，更不要说营养食物了，我就像一只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狗那样整日昏昏沉沉地躺着。劳改队打手们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杀，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们就没有干系了。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是某些人的一贯主张，让对方“病死”他们最乐见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卧在那里，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气。右派的命也真是贱，我竟挺了过来。稍能活动时我就被押着劳动，体力不如其他劳改队员，只能坐着甚至半躺着干活。我没有像很多右派那样，在监狱、劳改农场、工厂、矿山、农村里吃足苦头，不过在首善之区的科学殿堂里也有着一种苦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呵。
在医院里在劳改队，我已被定义为阶级敌人，他们的伟大领袖早就指示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我被摒弃在了人道主义的大门之外。只要不立马就死，会有什么后遗症他们从不考虑。
物理所劳改队员是不能对外联系的，半年多后物理所劳改队解散前夕，我的老母亲接获通知赶到北京，守护照料了我，直到我的精神和身体趋于稳定。
我的大脑那段时期供血不足，受到了损伤。退休后逐渐显示了出来，先是患脑梗塞（俗称小中风）住院一个多月，不久前又被确诊为患有广泛性腔隙型脑梗塞。现在我说话有时词不达意，写文章慢慢来还好些，写到某处时印象中是有合适词汇的，固然还不必去查辞典（也无从下手去查），但要从脑袋中挖出来也颇费时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还将会有什么后果，随它去吧。只要还活着，就得努力写出那一段民族的悲剧。
右派改正时，我向北大人员申明，我不要盖有陆平图章的毕业文凭。虽然我在北大连续读到毕业，毕业时成绩还不差，否则科学院怎么会要我。我在北大念书时，陆平只篡夺到党委书记之职，还没有爬上校长宝座，校长仍是我入学时的老校长马寅初。他们说北大早就没了马老的图章，到哪里去办这张毕业文凭？我当即声言，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陆平是又一个杨述式的人物，早已抛弃了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理念，背离了北大传统，这种人的名字若出现在我的毕业文凭上，有辱我的清名。后来，他们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当年已办好的我的毕业文凭（谢谢这些工作人员，给你们添麻烦了），上面盖的正是校长马寅初的篆刻图章，说那时没发是因为我“政治”不合格，虽然盖有校长马寅初和教务长周培源图章的“北京大学记分册”上，没有“政治”这一课程。他们还说：全北大补发了那么多张右派的毕业文凭，就你一张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马寅初（我没核实过）。真够特殊的。就这一点说，我到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泽东去世后三年，共产党允许普通百姓调动工作单位后，我要求调离了伤心之地北京，这也是母亲的意愿，妈总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满以为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业，更好地为国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区尚且处处受挫，遑论山高皇帝远的场所。我终于明白，自己头上还戴着一顶“改正右派”的帽子，虽然谁也不会明说。也许吧，在显意识的、潜意识的“路线觉悟”高的衮衮诸公看来，戴过帽子的人终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长，其余该予之物悉归善解我意之徒。在他们眼里，那些恃才傲物的家伙，犟头犟脑，桀骜不驯，怎会任我颐指气使，哪能用得得心应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鸟尽弓藏弃之如敝屣。别忙举出反例，个例总是有的，何况还不知道对他们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对此，杨述等人到是可以作为一个脚注，虽然不那么全面，用数学语言说是满足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些戴帽前并非头面人物、改正后也没有机会被首长发现的普通右派，沉于底层，地方官员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紧得多，会是什么境况？不过就我来说，是否有点过头？不肯妥协，宁折勿弯，常在不经意间就得罪了人，特别是那些被领导欣赏的卑劣小人。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新贵陆续接任了我的领导，他们连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着个人私利，而且还戴着业务专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时听红学家分析林黛玉，说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经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了，越来越差。真个是，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缘于我的“路线觉悟”太低了吧，虽多次经历过惨烈的政治运动，却总不接受教训，因而始终成不了“俊杰”。
我无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一个。写这些东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开痂皮，依然是鲜血迸流。但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坚信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决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往昔曾轰响过一个声音，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过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是么，今天，也还是需要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述就是我这个被称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经历。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开始戴的这顶帽子好沉重呵。陷我于此种万劫不复境地的、就我个人的人格因素来说，是否渊源于北大给我的传统教育？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下，树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处于北大当时那样环境中那种氛围下，它们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却更见牢固，已然沦肌浃髓了。虽然那传统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吃足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固一生清贫，然拒绝苟同，且老而弥坚！“来世”是没有的，否则我仍要读北大，相信届时已恢复马寅初老校长所说的“北大精神”。
灵岩山下林昭魂
今年，2008年，已是林昭遇难四十周年。本文试图较为全面地昭示林昭的事迹和思想。1954年林昭和笔者皆从苏州跨进了北大校门，到北大反右末期的1958年初先后被划成了右派。1968年春，人妖颠倒的“清理阶级队伍”夺去了林昭的生命，期间笔者也被迫自杀却十分偶然地被抢救了过来。如今，笔者又痴长了四十岁，仅以此文纪念林昭。
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
1968年，“十年浩劫”的巅峰年，“清理阶级队伍”席卷神州，血色恐怖笼罩大地。其时我虽曾叩开过地府之门竟被阎王老儿赶了回来，然而和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的彭令昭即林昭，却遭摧折魂归了离恨天，是日4月29。 已经四十年了，这位烈女子的事迹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却着。
林昭的苦难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校史陈列室内竟只字未提反右，倘若1957年北大没掀起过反右运动，林昭怎会被戴帽──监督劳动──坐牢──遭枪决！他们不敢提及，那场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间接杀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的刘奇弟，和中文系林昭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戴帽后在1961年遭吊打冻饿而瘐毙狱中，当是较早的遇害致死者之一。
直到2008年春节，以当年物理系右派学生为首的一些人获得机会当面要求北大校长给予平反、道歉和赔偿，北大当局仍是推诿搪塞置若罔闻。林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北大学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北大人的骄傲。即使1957年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魑魅魍魉横行时林昭也没有不说话。有人以为钳制住知识分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学生的嘴巴，中国就只剩下万岁声了，嘴巴堵不住干脆枪毙之！
林昭的狱中斗争
在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活中，林昭进行了十分惨烈的抗争，用她那柔弱之躯猛烈地撞击着牢笼的黑暗，正义和邪恶间斗争的剧烈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仅举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狱警叫嚣“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狱中「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但她的斗志却更形高昂，「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除了残留的林昭日记、信函外，感谢林昭的胞妹彭令范女士、同学张元勋先生，录下了林昭狱中抗争的点滴，使世人得窥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诚如
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所说：“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
林昭出狱期的书信和写作，以及在狱中墨写和血写的文字，尤其是用鲜血和发卡书写在撕开的白被单条上的数十万字的上书、进言、声明、论述、诗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狱之花》、《提篮桥的黎明》、《思想日记》等等，无不高歌着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满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记录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斗争，付诸后人，为我民族。她的最后文稿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坐穿牢底血写数十万抗争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绝无仅有？如果那些文稿还存留于世，相当部分也仍被锁在了有关部门的铁柜之中。据说林昭的专案材料有一房间，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讲要绝密封存五十年。
现在人们虽只看到些残缺不全的劫后余物，那个“大写的人”也已巍然站立于前。激扬文字搏击专制，“不自由，毋宁死”的浩然正气诚力透纸背，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
林昭的思想理念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大校内刊物等处发表过不少诗作。在狱中她更书写了很多今体、古体的悲愤诗和明志诗，例如：「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对这些问题她回答和感叹道：「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祗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林昭进一步高义明志「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这些诗句虽不是全部直接引自林昭妹妹的回忆文章，但它们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轨迹的：「枉言正道是沧桑」、「蹈海我终不帝秦」！自己虽已命如游丝却仍心宇浩渺思祖国悲人民，那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之激情，那摄魂夺魄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语，诗中的“帝王”能不害怕？
人言燕赵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却以她的吴侬软语唱出了黄钟大吕。且听她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作「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热爱祖国，忧怀苍生，悲愤交加，呼天抢地，这境界当已高过关汉卿的“枉作天，难为地”之责问了吧。在万马齐喑的可悲时期发出如此铿锵之声的能有几人，真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中华文明！若把林昭比窦娥，义冲云霄的浩然之气岂窦娥血溅白绫之个人冤气可以比拟。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当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闻专业，但低了二级）在评论他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姊时，称颂她是受难的殉道的圣女。林昭则自署是「中国青年自由战士」。
确是，在林昭的血书中一方面沸腾着青春热血的激情反抗，同时也沉积了深邃透彻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设问「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权力去建立」。
于是，我们在顾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驱者，戴着右派帽子的顾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驱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残之时，却反对以暴易暴。为了全民族能获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献在了祭坛上，但是她不希望别人再流血。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思想价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说法，「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称作「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林昭在狱外的斗争
林昭说过「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林昭说是“日益”，表明她的“看穿”有一个过程，其中当然也有飞跃。
应该说，1958年初林昭的被戴帽、1960年10月的第一次被捕、1962年的接触社会、以及是年底的再次被逮捕，都使得林昭的认识有了台阶式的进步。林昭可贵之处是从不回避地直面人生，“看穿”固然需要智慧，也因她能抓住实质善于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至于从看穿到不甘堕落为暴政的奴才，就更需要勇气了。
1962年林昭在苏州时，主要由她制定并和一同志商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提出中国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总统负责制、军队国家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实现耕者有其田、允许私人开业和个体经营工商业、惩治有民愤者、争取和接受国外援助等主张。虽然这个二人联盟及其主张未见天日即胎死腹中，但已足见林昭当时的见解是何等的先进，显然那已超越了时代，不光是超越了纲领提出时的那个时代，其中大半主张至今在中国也没有实现。虽然它们在法治国家是早已推行的普世准则。这个纲领的提出，滥觞自是对已行政策的批判，它批判了早先的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以及农业合作化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做法，更谴责了还未结束的公社化、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饥荒这些流氓无产者的极端不负责任行为。这个二人联盟中人先后都被逮捕了，毛死后才有一人出狱，到新世纪那位幸存者著文说，是苏州一朱姓右派和上海的C姑娘告的密。
其实在第一次被捕前，林昭已在上海和同志们油印了一期《星火》杂志，对大跃进、共产风、批判彭德怀、借鉴南共纲领等表示了不同于官方的发聋振聩之看法，林昭并在其上刊载了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和《海鸥之歌》以喻心志。
林昭在个人身心困顿之时、国人迷茫屈从之际、当局暴戾高压之下，仍然提出了那样的看法、诗篇、纲领和主张，表现了她的大智大勇。林昭始终将个人哀痛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她自言其心「可对世人，可质天日」。可见，林昭的斗争不仅在狱中、不唯是血书，她在监牢之外，依然是时代的先锋真理的斗士。
哲人康德讲“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林昭没有说违心话也没有不说话，林昭没有不说话更没有说违心话，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需要何等坚硬的骨头，何等坚定的信念。
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医八个月，在那样的高压氛围下她还写信给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仍还在、竟还敢责问校方不是像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去保释学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学生送去劳动改造；更可贵的是她仍高昂着头颅，以右派一员的身份坚决否定了反右运动，她说1957年「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宣称「要以最后一息献给战斗」。
中国需要壮士烈女
我们这个国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长远，需要壮士烈女。需要刺杀吴王僚的勇士专诸，需要起兵苏州带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需要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需要抗击权奸“九千岁”的“五人墓”中的义士，需要奔走呼号反抗清王朝的顾炎武，需要因轻蔑清顺治帝驾崩旋被斩首的金圣叹，需要严词斥敌而遭日军枪杀的杨荫榆（独身的杨荫榆先生遭鲁迅破口大骂后，从北京女师大校长任上黯然回苏州继续兴学，日寇占城后纯熟日语的杨荫榆高张民族气节，为维护乡亲财物、保护女学生免受侮辱而屡斥日寇，终被日人偷袭枪杀于吴门桥下），更需要「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林昭自称）的林昭，以及林昭之后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遭枪决的苏州图书馆女副馆长陆兰秀。正如巴金先生言“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林昭清楚她面对的是残暴的镇压机器，她曾向探监的母亲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是的，顽石是能够被击碎的，君不见朱元璋、在苏州称王的张士诚、还有李自成、洪秀全，这些成则为王败则寇的顽石，不是或子孙或本人就轰然倒塌了么，因为他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若尽是胆小谨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倘遍布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寡廉鲜耻吮痈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这个民族早就趴下了。
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
1957年5月19日
，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全国第一批帮助党“除三害”的大字报， 其中沈泽宜和张元勋合作的政治诗《是时候了》擂响了“五·一九运动”的鼓声。
在这之前，林昭是个热爱共产党的用功学生。她不像谭天荣、刘奇弟、张元勋那样尖锐，林昭和我们这些后划的右派分子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也如她言是个「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过程。在5·19之前我们是、在5·19后开始时我们也还是站在“左”的一边，甚至可以说是“左派”，但是当接触到那些从未听到过从未看到过的话语，震撼得我们灵魂出窍，阳光下竟还存在着如许阴影和丑恶，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过对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等激烈形式，当时的我实难接受、甚为反感。
很快地，周围一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很不讲理的批斗，他们被说成了别有用心，这叫我们难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说「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还没容我等缓过气来，那些同学就被说成了敌人，敌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不叫人发急，林昭的日记上出现了「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我们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别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学说错了话，年青人犯错误上帝也原谅的，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对“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往死里整，世界之大就容他们不得？
在我们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为被划者争发言权，不赞成那种蛮横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的围攻群斗。毛主席不是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吗，不是讲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吗，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不是讲他老人家也有几个右派朋友吗，怎么我们一接触右派同学就是立场问题？《人民日报》6月10日
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当然可以说话，但我们学生也可以说话呀。而且老实讲一般工人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显由他人捉刀……。这些话很快就没法公开说了，只能写在日记上，或私下里发发牢骚。它们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个反右运动是黑幕操作。
于是，我们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学张玲所言“不识水性却胆敢弄潮，立即陷于没顶”。此时，林昭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这导致了林昭曾经自杀。我相信这些话语是林昭的肺腑之言，那也确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我也产生过和林昭相似的自杀之心，是我那不识字的妈妈用她温暖的双手拉住了我，使我推迟了十年才付诸行动。
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钟人外不知道其它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有兴趣者可参看拙作《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难的圣女，刘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惨烈。在遭看押前刘奇弟曾说过：“我是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原文是什何而非任何）。也许是老天爷没有假刘奇弟以时日，也许是学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刘奇弟的遗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扬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刘奇弟的同学也都是学物理者，也许是不会写、不敢写、甚至是不愿写、不肯写出什么来。陈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说过大意如下的话，理、法二院对老北大可能意义更形重大，但是出尽风采的是文学院和文科师生。我无意贬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过出于同一缘由进行了殊死斗争而走上不归路的北大右派学子尚有多人，他们同样值得凭吊。安息吧，我的苦难的右派兄弟姊妹。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命蹇时乖
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一向命蹇时乖？主体虽是工农，谁来宣传、鼓动、组织、领导工农？井岗山时期打过“AB团”， 枪杀了大批共产党自己人，连胡耀邦都虽未死也脱了一层皮，他自己说原是个“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时期更是主要针对青年知识分子发动了“抢救”运动，多达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记述说她和她老公杨述差一点儿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杨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组组长，杨组长划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笔者则是杨组长亲笔划定的最后一个右派，黑名单上紧挨着我的下一同学，幸免于难没被戴上右派帽子，
21年后戴上了院士帽子。
杨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刘奇弟的血迹？作为过来人，他真的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要反党？为虎作伥的杨先生自要负责。然而他又能负多大的责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杀人机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里投人，自己将被投入。悲哉，中国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