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第二十四期-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掀开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序幕。今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缅怀。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呢？还是借用鲁迅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遭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过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二十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的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红小鬼，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的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企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他曾叹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胡耀邦去世，是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但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四”政治风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佔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全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贫富悬殊比美国还要厉害（美国5%的人口掌握佔60%的财富）。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人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对它的解决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是我88岁自寿诗中的尾联。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引出了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也实为大幸了！

《胡耀邦传》和山寨文化

期待已久的《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终于在2008年12月出版了，这是对即将到来的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但是，这两本书没有出版单位，没有书号，只是作为征求意见稿自费印刷。这是现今常见的一种出版形式，凡是被正式出版机构排斥的作品，往往采取这个办法。或者是标明“征求意见稿”，或者注上“交流资料，非卖品”，以区别于正式出版物，所以被称为非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我认为更确当的称呼应该叫山寨出版物。山寨出版物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瓦岗寨是对于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梁山泊是对于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的话，那么，山寨文化就是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叛，山寨出版物则是对于现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抗议和反叛。

山寨文化是相对于导向文化而言的。这是在文化专制主义发挥到极至条件下的文化分类法。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里，曾经把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大致区分为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当然，这样区分今天仍有它的实际意义。但是，就当前的文化现象来说，把社会文化区分为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更可以体现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更明朗地反映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庙堂文化属于导向文化自然没有歧义，民间文化则明显地存在着为舆论导向所容许和为它所拒绝的文化类型，这在出版物里表现得最为显著，最为突出。我把被舆论导向所不容的文化称为山寨文化，就是为了揭示文化专制主义（舆论导向则是它的政策表现）的反文化反自由的反动本质。

在八十年代那些相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里，没有产生山寨文化的土壤。虽然也有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如对《苦恋》和《河殇》等的批判，但这些作品都是以合法的文化形式公之于社会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执政者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处心积虑地加紧舆论控制，掩盖历史真相。为此，他们全面地垄断新闻出版工具，动辄运用政治权力，对不符合于舆论导向要求的文化成果进行打压，千方百计地扼杀独立、自由的思维成果。这几年的所谓“扫黄打非”，总是把“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首要任务。在这股文化逆流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扮演了最可耻、最卑鄙的角色；他们把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视若敝屣，弃之不顾，经常下禁令，划禁区，查禁这个，处理那个，把全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新闻出版，完全置于他们的专制主义控制之下。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和2007年初的“查禁八本书”，就是他们的彰明昭著、臭名远扬的文化专制主义“杰作”。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施虐，催生了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促进了它们的发展繁荣。

山寨文化这个概念，是由去年的山寨版春晚肇始的。但作为与文化专制主义对抗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出版领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有价值的书都拿到香港出版，却又无法在内地发行。于是，山寨出版物便应运而蓬勃发展。人们从盗版书里得到启示，见到一些香港的好书就加以复印，给亲友阅读；拿到复印书的人又复印分发。这个四面扩散而没有止境的链条，成为山寨文化发展繁荣的触媒。还有一些书虽然在内地发行，但发行后又遭到禁止，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哈维尔文集》及2007年被禁的“八本书”等，也成为人们争相传诵、一再复印的读物。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是山寨文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对山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些山寨出版物的传播、供应者。北京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陈昭，从2004年开始复印各种禁书，供应需要这些书的读者，三年里复印的资料达三百多种，成为山寨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因此在2007年10月被羁押，海淀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以“贩卖国家禁止出版的政治敏感性书籍”为由提起公诉。12月16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复印贩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晚年周恩来》《党史笔记》《鲜为人知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司马路回忆录》《重审林彪》等“非法出版物”），判处陈昭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参与这个活动的另二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三人各处罚金一万五千元。他们为发展山寨文化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因为他们把许多被禁止的好书传播到人们的手里，帮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摆脱几十年来被灌输而形成的传统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思考问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间的启蒙和觉醒。

促进民间的启蒙和觉醒，是山寨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文化构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山寨文化突破导向的樊篱，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引导人们另辟蹊径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文化专制主义对它的压力愈大，就越加促进它的发展。

《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被文化专制主义逼进山寨文化的。三卷本《胡耀邦传》的几位主编早在胡耀邦逝世不久就决定编写一部这位伟人的传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完稿。200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时出版《胡耀邦传》。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一审再审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许多无理的刁难。为了争取出版，主编们费尽心机，委屈以求，忍痛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如：只出版第一卷，即1976年以前的传记；删除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不发表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的序言；主编们的序言要大量删削（后因主编们拒绝删去而被撤消）；等等。于是，2005年11月就出版了一本没有序言、没有后记、内容残缺不全的《胡耀邦传》第一卷。至于二、三两卷，虽然书稿再经修改后，在2006年就送有关部门审查，并且多次请示催问，但是，将近三年过去了，依然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为了使这两本书发挥应有的作用，主编们不得不放弃对公开出版的幻想，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自费出版。《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这样被迫地成为山寨出版物的。

《胡耀邦传》成为山寨出版物，对于山寨文化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前总书记，连他的传记都不能为舆论导向所容纳，而不得不进入山寨文化的领域。这个事实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文化专制主义的凶残和卑劣，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寨文化的无限容量和吸引力。它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虽然日益张狂，肆意打压、扼杀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但在不断发展的山寨文化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你来一个“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网民就针锋相对地来一个低俗的《草泥马之歌》，而且迅速扩散，传遍全球，你能奈他们何！山寨文化也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日益繁荣。这个趋势，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山寨文化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广阔的园地里，无数网民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怀。它的作用和价值，绝不是少数导向网络所能比拟的。尽管文化专制主义者布下了数以万计的网警，也无法扑灭网络上的山寨文化的熊熊烈火。特别是许多内容丰富的电子书刊，更使山寨文化大放异彩。它同书面的山寨出版物相映成趣，成为山寨文化的两支劲旅。

由于山寨文化来源于对文化专制主义和现有某些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搀杂有许多不健康的落后的因素。如何在山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剔除它的不健康的因素，避免它的消极影响，当然应该注意。但是，它的主流是健康的进步的，在传播创造性思维成果、促进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并且成为“五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对启蒙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耀邦反对文化专制 ——兼论开放报禁的必要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深深怀念胡耀邦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耀邦是为改革开放大业挥斤运斧、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派他去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当“两个凡是”像攔路虎一样，横陈思想领域，阻碍解放思想的时候，派他去当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两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为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前提。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改变领导体制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长达七年之久。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和支持，胡耀邦成为改革开放事业的肇始者和奠基人。

耀邦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言论自由、反对文化专制。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我们不搞审查。”[1]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流传事件。这是一部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的爱情小说。作者张扬，19岁。“四人帮”成员姚文元审读后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张扬被捕入狱，“内定”死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胡耀邦反映此事，胡耀邦批示按冤案处理，知道受害者是知青，还指示将他的户口迁回长沙，安排工作。张扬得以平反回城。《第二次握手》1979 年7月正式出版，两三年内总发行量达430万册，并有朝、蒙、维、哈萨克等4种少数民族文字译本。这部长篇小说的印数说明它受到了读者罕见的欢迎。

胡耀邦为许多思想犯平反，但他无力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这需要高层统一认识，修改法律，改变制度。

长期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钳制舆论，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党犯多大错误都是“伟、光、正”，领袖犯多大错误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纪念耀邦同志，我们要继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斗争。这个言论自由是广义的。《宪法学》公认的定义是：“言论自由，就是宪法规定公民通过口头或书面以及著作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因此从广义说，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也可以包含在言论自由之内。”[2]

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曾经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3]

建国前夕，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文化工作干部谈话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4] 实际上，我们不但保留了数十家私营报纸，而且还批准创办了几家新的私营报纸。据1950年3月统计，全国私营报纸共有58家，分布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区。[5]

1949年9月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闻界有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参加，其中私营报业代表人物有王芸生、徐铸成等5人。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发展人民出版事业“。

195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省和专署两级政府的工作，为媒体做出了榜样。文章揭露：1949年平原省濮阳专署和聊城专署在秋季征粮工作中，组织不善，计划不周，使运粮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数天，以致运粮农民的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牲畜亦缺乏照管，结果濮阳专署造成运粮农民死亡2人，牲畜死亡50头；聊城专署共病伤14名农民，死牛57头，伤牛58头。3月9日发表《彻查濮阳运粮事件》的文章指出： “首先表示濮阳专署和该地中共地委没有认真地考虑他们当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这一事件又表示他们特别缺乏群众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第三，他们还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最后，文章指出：“平原省的人民政府和中共省党委对于濮阳事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彻查濮阳运粮事件，应当使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主要负责人员，在群众中、在报纸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严重违犯群众利益的分子必须适当处分，坚决执行纪律。对受害群众应进行道歉并适当地补偿他们的损失。”3月24日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事件的发现和处理，不是中央幕后导演的，是媒体主动“出击”，发现问题、揭露矛盾的。他们在评论中说：“我们的报纸既然是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我们就有责任揭发错误，直至其公开接受批评，真正彻底改正错误为止”。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报纸是多么好啊！

1950年12月，政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第一次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武汉《大刚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严问天等私营报业代表与党报代表共同出席了会议。会上广开言路，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积极性很高。

1951年4月毛泽东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7] 1953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学术要“百家争鸣”，[8] 文艺界和知识界欢欣鼓舞。

在“一边倒”的大背景下，我们搬来了苏联新闻模式，开展大学《真理报》、塔斯社等活动，从管理体制到具体政策，都步步收紧。报道真实新闻的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1956年初步形成的百家争鸣的空气，都从报纸上消失了。1957年7月1日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废止了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剧——饿死37558000人。[10]

在这个历史时段，不仅社会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党内也被剥夺言论自由，新闻出版工具长期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极左权势集团所操纵，哄骗蒙蔽人民，为空想社会主义鸣锣开道，推波助澜，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提出反冒进问题，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6月20日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猛整周恩来，“大跃进”的空气日益浓厚。《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从这时起，《人民日报》向“左”倾斜，为大跃进造势。

为了兴修水利，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从而实现了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大协作。

尽管邓拓拼命“左”倾，他还是被撤销了《人民日报》的领导职务，6月任命吴冷西为总编辑，8月，任命吴冷西为社长兼总编辑。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伟大领袖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笑着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和张国忠的对话，一位党领袖和一位县委书记为秋后粮食多了发愁的对话，全是热昏的胡话！这些热昏的胡话上了全国的报纸，成为全国的舆论导向。

鉴于周恩来被整的教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紧跟伟大领袖，8月6日

康濯写的通讯本来就够“浪漫”的了，但他仔细阅读报纸时，发现高产数字比原稿更“浪漫”，急忙打电话查问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13] 这是吴冷西比邓拓“高明”的地方，这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要求。

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是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不紧跟形势就完蛋了。”

许多中下层干部跟着吹牛撒谎，是被大跃进的声势逼的，跟着吹，将来完蛋，但眼下得彩头；不跟着吹，马上就完蛋。

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徐水县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1958年夏收之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全国各家报纸放出一个又一个“高产卫星”。仅荣登《人民日报》的就有：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时，被当地农民戳穿了骗局。“说实话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多人，打死三百多人！” [14] 政府造了假，老百姓没有说真话揭穿的权力。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把真话、实话消灭了。更大的吹牛造假的典型出现了。

河南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信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报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水稻高产卫星的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45000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六时许，205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6.63亩试验田及其周围四百三十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13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12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324375.5斤。这本是436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6.63亩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6.63＝48925），得出亩产48925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卫星竞放的局面踌躇满志。9月5日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15]

毛泽东昏昏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媒体向全世界公布，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秋收以后，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毛泽东傻了眼。他除了改变口风，抢占正确路线的制高点，在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

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58000人。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党不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反而为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制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党中央授意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盖错误的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把“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著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 “齐报秋粮丰收”。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

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也得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三面红旗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6] “舆论一律”做到了这一步，但这是执政党的成功呢？还是执政党的堕落呢？“舆论一律”不是帮了共产党，而是差一点毁了共产党，我们今天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在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观念，似乎报纸的根本任务，仅仅在于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忽略了毛泽东在栽了跟头以后痛定思痛悟出来的那个真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是在总结自己，这里所说的“人”是最高领导人。他在反省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根据一知半解的教条，轻率发动大跃进闯下的滔天大祸。

假如毛泽东有蒋介石的宽容大度，允许王芸生的《大公报》继续存在（且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派党委书记），允许《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中共执政史上就不会有饿死3755万人这件事情；毛泽东也不会一个跟头摔这么惨，毁掉了自已的一世英名。

在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报纸对人民是造福还是为祸，全凭最高领导人推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报纸本身无能为力。当一条错误路线像泰山压顶一般贯彻下来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在专制体制下面，再懂得真实性重要，也无法将真实新闻发表出去，更不能发表自以为正确的言论反对错误路线。邓拓当时赞成周恩来的稳健的建设方针，所以才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但他顶不住毛泽东的“君父式”的批评，后来咬着牙“左”倾跟了一段，还是受到撤职处分。新闻没有立法，要以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好恶为转移，这个要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解决。每当党和国家重新走上正确路线，报纸以其真实的新闻和正确的言论重新赢得人民信任的时候，这个要害问题，也就是新闻管理体制和制度本身的弊病问题，就被掩盖了。

在新闻出版方面，我们要大力恢复建国初期的宽松体制和民主传统，恢复党报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标志，就是报纸像1950年那样，成为“人民大众的耳目喉舌”。统一于人民性，表明党没有不同于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如果统一于党性，就表明党有了离开人民利益的自己的利益。大跃进是毛泽东的想法，不是人民的要求。毛的意志统一了全党，就变成了党性。掌控舆论“牛耳”的邓拓党性不强被撤职，换上党性强的吴冷西，为害就大了。党性越强离人民利益越远。这是党的宣传工作有诸多禁忌，愈来愈不能服众、愈来愈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目前亟待改进者有三：

我们所说的出版言论自由，不止是评论电影名星和讨论诸子百家的自由，首先是臧否时政的自由，是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批评的自由。

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制造“左”的谬论，歪曲事实真相，掩盖毛的错误和罪行。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为了从根本上打退“左”派的政治攻势，打垮时时事事处处掣肘改革开放的“左”的意识形态，必须开放舆论，让全国人民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了解历史真相。

饿死3755万人这件共和国最大的公案，党和政府至今没有向人民有一个负责任的、实事求是地交代，还不许人民讨论。像杨继绳的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专著——《墓碑》，竟不能在大陆出版，而不得不拿到香港出版。报纸上、网络上也不许人们发表揭露各地饿死人的真人真事的回忆文章。尽管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近年中央又表明了在适当时机重新评毛的意向，但书报检查机关和网络“警察”沿袭“左”的传统，以掩盖毛的错误和罪行为己任，继续压制评毛的专著和文章的发表，颂毛的专著和文章却一律开绿灯放行，以为这是在坚持“党性”。否！这是给党帮倒忙，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

目前在中国，旧的话语权——毛泽东思想，比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其号召动员能力要强大的多，极左派正以“毛泽东思想”拉大旗作虎皮，迷惑动员群众，进行疯狂地反扑。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1月魏巍论文集《新语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公然反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鼓吹“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17] 与刚刚闭幕的十七大唱对台戏。魏巍是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临终前留下遗嘱，对“十七大上把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已经砍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表示不能容忍，把现任各级领导人列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反对魏巍的观点，但不反对给他出书，按照宪法应保护魏巍的出版自由；但同时也应该保护杨继绳的出版自由。只准颂毛，不准批毛，宣传暴力社会主义的网站受保护，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网站被查封，好像又回到了姚文元在宣传口当家的时代，这是不正常的。要创造民主平等、摆事实讲道理的舆论环境。要解开相当多的群众认为改革开放不如毛时代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知道了那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3755万人的人间地狱，定会幡然醒悟。只有让全党同志讲话，让全国人民讲话，重新评毛，不同的观点交锋，把魏巍提出来的问题辩论清楚，看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救”中国的？才能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打败极左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主导地位。

胡锦涛说：“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8] 问题是怎样知道民意呢？靠“党性”极强的官方媒体是不行的。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1958年浮夸风能一直刮到1960年春天，为什么每年饿死几百万人的事情能连续四年发生，为什么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压制民意长达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所谓“设置对立面”，就是开放报禁，扶持民营报刊，党和政府为自己设置一面能客观评价政绩的镜子。毛泽东在1957年4月说过：“我看每个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19] 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历史上办得最好民营报纸是《大公报》。1902年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以客观、真实、敢言著称。1926年张季鸾接手后，在派系林立、军阀争锋中提出“四不主义”的办报宗旨：一曰不党，不依附于党派、军阀和财阀，立场客观公正；二曰不卖，报纸不搞有偿新闻和评论，也不向社会收取一文钱的经济赞助；三曰不私，报纸所发言论必取国民之公意，不代表少数人说话；四曰不盲，报纸不跟风，不盲从于各种时髦主张。这“四不主义”使《大公报》在强权林立的派系中和钱能通神的商业社会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色，不屈服，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如实记录历史，深刻反映民意。在那个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年代，毛泽东说只有这张报纸“把我们共产党当人”，[20] 蒋介石则每天必看此报，而不满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两党最高领导人都对《大公报》给以高度评价。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没有别家报纸有此殊荣。

对《大公报》贬意的评论是所谓“小骂大帮忙”。任何独立的民报，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取这种立场，这是它与执政党的机关报和革命党（或反对党）的机关报的根本不同点。它不能对现政权持敌对立场，而又要对社会有所裨益，就只能是针砭时弊，反映民意，促进社会的改良。“小骂大帮忙”是说虽批评了政府但其长远功效有利于政权的巩固。这是民报正确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立场，不应该被贬低，被讥讽，而應该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敬。

胡温新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要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要建设和谐社会，尤其需要这种既不仰赖权力，又不仰赖资本，客观公正、反映各阶层、各界别、各民族声音的民间报纸。开放报禁，准许民营报纸出版，是下情上达，了解社会动态，了解民心向背最实在的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民主渠道。

按现行新闻媒体的批准注册登记制，要创办报刊，必须由“主办单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方能提出申请，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审批。而所谓“主管部门”必须是党、政、工、青、妇、民主党派等体制内机构，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单位。没有“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则根本不具申请资格。显然，必须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民营报刊才能出现。

办一份像《大公报》那样的有水平、有威信、有操守的民营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一个成长的历史过程。可考虑让有条件的报刊转型。目前最具备条件的，报纸是《南方周末》，刊物是《炎黄春秋》。如果让这一报一刊彻底民营化，政府多扶持，少限制，最好是不限制，摆脱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一定会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不辜负社会的期望，为建设和谐社会架起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

我们学来的苏联新闻模式，在报刊上揭露和批评官员要经过审查批准。现在发展到内部报道也要审批：凡涉及省上工作特别是省领导层问题的内部报道稿件，必须经过有关省领导审查。这一条规定就把对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通道堵死了。尽管在规定中规定了各省领导对送省稿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但不得扣押，可是有谁愿意把反映省上问题的稿件送给省上的当事人去审查呢！[21] 现在不仅高级领导人不能批评，连县级领导人也批评不得了。去年竟然发生县委书记派公安人员进京抓记者的事情。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2008年1月4日

老报人冯英子写过一篇杂文《孔狗江马论》发表在1998年《书屋》杂志第一期，说的是在揭露官员及其亲属腐败劣迹问题上，我们的民主还不如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二小姐带着叭儿狗坐飞机从香港飞往重庆，“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连乃父孔祥熙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抨击一番。而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动用专列，带了四匹骏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玩之事，在江青垮台前，媒体绝对不敢揭露。当年舆论抨击孔二

再不要用什么“资产阶级假民主”为我们自己的“无民主”做盾牌了。请问：美国揭露克林顿的性丑闻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真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其“特色”绝不能是为领导人文过饰非，那是“为尊者讳过”，是封建专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更不是真民主！

社会主义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采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强化预防制。据法学家凌其翰的《出版法》 [22] 一书介绍，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受政府机关之干涉，在出版之后，仍须受法律之制裁”。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既无须受检查，亦无须求特准。且不必向行政机关呈报，自出版以至发行完全自由。惟出版物若有违法事实，自当于出版后依法惩治。”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给了新闻出版业较多的自由。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就曾酝酿过新闻出版法的起草，后来被叫停。这件事情应该重新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我们的新闻出版事业必须有法可依，有法保护。不能是哪位领导人或前领导人看到某一报刊某一篇文章不合自己的口味，就兴师问罪。在民主国家，新闻工作者不受法律以外的权力的约束，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可以批评，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中国，新闻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要树立起来。再不能出现县委书记追捕记者的丑闻。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要立的法，是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法，而不是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法。我们制定新闻出版法的目的是为了切实维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公共权力机构的监督权。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这样一部法，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才真正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

新闻出版自由是社会的净化剂，对官员的监督有特效。民主国家没有“纪委”和监察部，就靠媒体监督。给媒体松绑，就能管住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媒体是把贪官们见不得人的事曝光的载体，也是上达中央的“通天”渠道。贪官最怕的无非就是这两条，一是曝光，二是通天，这两条的威力是其他监督方式不可替代的。我真不明白，若真反腐败，为什么放着全世界通行有效的方法不用，而又作秀创设反腐新机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党内反腐机构管不住党内的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等于用白猫监督花猫，是靠不住的，多年来“越反越腐”就是证明。真想反腐败，就把对官员的监督交给群众，交给媒体。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败的诚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吴思

一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

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三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四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言论自由与口论自由
狄马

说话的权利当然是天赋的。但作为天赋人权的“说话”，指的是用喉咙说话，不是指到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上说话。
    自然状态下的先民当然也用喉咙表达思想，但想不到发表，更谈不上版税。比如，一个女猿人爱上了一个男猿人，不会直接就把他拉进洞穴按倒交配，合乎情理的想象是，女猿人攥住男猿人毛茸茸的大手，嘴里发出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稀奇古怪的声音，这就是求爱。那时当然没有文字，但女猿人发出的就是“爱情诗”，女猿本人就是“美女作家”。但后来人们觉得单靠声音交流，传播面窄，且不易留存，于是就发明了文字。比如，一个部落酋长发现山背后有一头獐子，就立即召集部落成员商议，谁打前锋，谁攻后卫，谁跑中场，肯定是有一番争论的，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不能看到那时候的领导讲话和普通群众“举手表决”和“掌声通过”的情形。
    有了文字当然是好事，人们可以汲取更为久远的经验，可以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但“治人者”几乎从文字诞生的那天起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比如，在口口相传的“说话”阶段，皇帝爬灰、皇后偷汉，只可能在后宫以及几个亲随大臣之间流传，而且用不了几年就会湮灭无闻，而现在史官把它记录下来，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秽乱宫闱的秘事就不再是几个太监咬着耳朵互相传播的小道消息，而是一件铁板钉钉的千古事实。于是，各种各样的封禁办法，形形色色的书报审查，名目繁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从此史不绝书。
    文字发明以前当然也有不让人说话的先例，但除了派人盯梢、雇人告密以外，没有什么好办法。周厉王统治时期，文字有了，但还不至于有报纸，他的残酷暴虐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就逢人讥讪嘲弄。厉王大怒，就在卫国雇了一些跳神的老婆子，监视他们，“以告，则杀之。”这是最早的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例子。但从理论上讲，这个办法愚蠢透顶，如果以一双眼睛盯一张口计，全国就得有一半人口训练成卫国的老婆子——况且百姓不能说话，但还“道路以目”（用挤眼睛来表情达意），所以，不出三年，国王就被流放到山西去了。
    除了盯梢、告密，当然还有更彻底的钳制人口的办法，那就是割喉咙。割喉咙又称“罗马刑”，但与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不论在罗马，还是欧洲其他地区，割喉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行刑方法，往往只是临时的加重刑罚的手段。只有非洲、亚洲、中美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的一些原始部落还使用“割喉刑”，但目的不是压制舆论，而是用于祭祀神灵。只有20世纪的中国“文革”和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才将其列为自己制服思想犯的行刑方法。史料记载，从1975年到1978年“红色高棉”用刀割断了成千上万人的喉管，有些行刑者甚至重新启用了一种古老的割喉办法，那就是用尖利的棕榈树叶划开犯人的喉管，然后在颈动脉旁来回不停地拉。“文革”烈士张志新临死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但割管就戮的范例，张志新只是其中的第三十位，因为在此以前许多“反革命犯”临刑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在当局看来是不配的。北大才女林昭临刑前想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她的嘴里，她奋力反抗，只喊出一声“妈妈！你在哪里？”，狱吏就用布条封住了她的嘴以及眼睛。她终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具体日期是1968年4月29日深夜

。江西姑娘李九莲死时尽管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背插亡命长签，但还是害怕她讲出什么，所以一个武警事先就将一支竹筒插入喉中。具体日期是1977年12月14日上午9点

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野史”

本书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的，而且是比中国大陆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要真实得多的历史。

因为本书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三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历史教科书和某些历史著作中，或着意回避（反右，大饥荒），或轻描淡写（文化大革命）：这都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历史教育的禁区，“强迫遗忘”是中国当局既定文化、学术、教育政策。

还因为本书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命运，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我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人的心灵世界”（《六十劫语。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鲁迅曾说，中国“官修”和“钦定”的“正史”对历史真相的遮蔽太多，不如去读“野史”，“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你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吗？请读本书这样的“野史”。

但我又无法将本书当作一本给我以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来读，我是用心去读的，或者说本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并心为之一动的，是本书作者的“身份”。在书中这样介绍作者：“三岁时成了右派狗崽子，于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学，没有读完中学。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种人，大年三十与父母一起押送农村整整十年”。简短的数十言的背后，是一部心酸的历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刚刚参加的一次有关反右运动的讨论会上，一位“小右派”的带血的倾诉——

我们的父母受迫害，我们跟着倒霉。他们是冤枉的，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

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心迫害，那种凌辱和磨难留下终身的创伤。

我们别无选择地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只能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活着。

我们这些小右派学会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又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谁能够偿还？谁能够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巫一毛：《我们这些的小右派》。作者写有《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的自传，英国蓝灯书屋出有英文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有中文版）

在这些无辜的孩子的追问面前，不仅罪恶的制造者，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审判。我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运动时竟然忽略了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历史苦难，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书的阅读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读懂本书，就必须先读懂（了解，理解，体会）“书外”的这一“小右派”的心灵史。

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还没有写下个人的这段历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转向父辈的历史：他早在1985年就因自己的尕爷爷饿死在夹边沟，而开始走访活着出来的人，写成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全国首次披露了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血腥的历史，打破了禁区，并顶着各种压力，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于2002年写出了《风雪夹边沟》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五年后又再作修订出版。作者显然怀有历史的责任感：父辈被遮蔽的历史，后代来书写，父辈没有说出、不允许说出的话，后代说出来；父辈的血不能白留，父辈的苦难要转化为精神资源，父辈的精神传统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这是历史的命令，是父辈生命的嘱托，更是自己内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过本书的写作，而使自己摆脱了体制制造的先天“失脑”（不会独立思考）和“失语”（不会说自己的话）的状态，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我正是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哑巴说话了！”，这意义实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特地写到，小说的主人公杨鹏劫后余生回到当年的坟地，“把热身子贴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难友们的血在我的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其实也是作者的心声：他通过本书的写作，同样感受到父辈的血在自己“心脏和血管里流动”：这实际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传递。这意义同样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宣布了“强迫遗忘，割断历史”的体制意图的无用和无效。

“谁能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本书的描写，最引人注目，最惊心动魄之处，自然是关于在大饥荒年代，在夹边沟里，所发生的“人吃人”现象：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不仅“韩胖子”，连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赖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杨鹏和雷燕，都有意无意地吃过人。而小说中的多才多艺的上海小伙子马丰的临终遗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后，难友们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将自己的死讯告诉父母！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的曾经震醒了几代人的一大发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我曾经说过，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是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的。首先是实指，即本书所描写的这样的真的吃人。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因战争或灾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记录。但中国的特点，一是这样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别多，一是还有“习得性吃人”，即“理论指导下的吃人”。有学者根据《清史稿》的记载，统计出清王朝有352次灾荒，发生了19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的相互吃；这就是说，清朝统治的250年间，大约每十五年就发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参看《拒绝遗忘。说“食人”》）。而本书所描写的人食人事件，却发生在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十年之际，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广西等地发生，这个事实是触目惊心的。还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广西吃人，是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旗号下发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论指导的“习得性”吃人；而本书所写到的夹边沟的吃人，其表现形态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后却依然是有“理论指导”的，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牺牲论与代价论”。本书写到，夹边沟农场场长刘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现吃人现象而感到压力，向地委书记商震汇报时，竟遭到了怒斥：“你这是右倾。国家暂时遇到了困难，你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说这话，这是个立场问题。该死的娃娃球朝天，搞社会主义呢，死了一个人，尻子就松了吗？”——在当政者眼里，在“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面前，人的个体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高论，越是理直气壮，越令人恐怖。

我们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夹边沟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本书对此涉及不多（这可能是一个弱点），只有一处点到，就特别值得注意。据说劳改农场后来从夹边沟转移到高台县明水滩，是因为中共甘肃省委要在那里，“联合酒泉一带的十一个农场，让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基地，成为甘肃省的一个米粮仓，以便甘肃在粮食问题上完全自给自足”。——原来在历史的空前惨剧上面，还蒙有一层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神圣光圈！其时也正在河南农村（那里也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劳改的右派，著名的经济学家顾准，一语道破这样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浪漫空想的实质：不过是要建立“地上天国”（参看《顾准日记》）。这正是典型的“国家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观”，和反右运动以后极大地强化了的，拒绝科学决策，缺乏制约和调节功能、纠错机制的高度集权体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两千八百多人的劳改犯，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1959——1961年三年内，全国死于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的人数，至今官方还没有提出准确统计，但据学者的研究，总在一千万至四千万之间。

这真是血的教训：“地上天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空想，在专制体制下，它的现实实现，只能是“人间地狱”。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夹边沟事件”的实质。

最后，还要说到鲁迅所说的“吃人”含义的另一面：那是一种象征，指的是“精神上的吃人”，即饥饿的惩罚之外，还加以精神的迫害与控制，使“人”不成为“人”。

于是，我们注意到，本书在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它有两条平行线索：一条是主人公杨鹏和他的藏族姑娘桑杰卓玛的爱情故事——他们在青海兴海县的“鬼山”上相遇，其时桑杰卓玛正戴着“法王”所强加的“黑带子”，被视为“鬼”；正是时为共产党县长的杨鹏，将她“从鬼变成人”，并在这一过程中结出了爱情的果子；而另一条主线，却是杨鹏无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接受“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要“从人变成鬼”。人们自然要联想起我们那一代就很熟悉，今天年轻人也时有接触的《白毛女》的著名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是《白毛女》的续编：“新社会又试图把人‘改造’成鬼，而人却要坚持为人”，于是，就有了“改造”与“反改造”，“人”与“鬼”的反复较量：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情节故事与内容。

这里不准备具体分析本书对形形色色，个性各异的“人”与“鬼”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的生动描述——作者一点没有把复杂的生活与人性简单化，而是如实地写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气”（当然也有毫无人气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气”，看似堕落为“鬼”，却在坚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摆脱“鬼”的诱惑、纠缠的斗争-------等等。我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外在环境的一切条件都在逼人为鬼，但夹边沟里的大多数人，都坚守住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并且正是在漫漫无尽的苦难中，维护了人的尊严，理想，独立思考的权利和精神自由，从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把作为本书描写对象的右派，仅仅看作是历史的受难者，更要珍惜他们身上所积淀的民族精神财富。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右派的后代，正是从他的前辈那里，吸取了宝贵的精神滋养，从而挺身为“人”的：本书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启示。

愿魏思文院长灵魂安息！

我敢断言，大学生生活对各国、各民族的年青人来说都是一段向往和留恋的时光，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也不例外。政府和人民对培养大学生也的确是尽心尽力了，因为这些学生今后要承担建设国家的重任，而中国又多么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啊！

工科学校的学生一个个比较死心样，大多是不开窍的榆木脑袋，这倒不是作贱他们，而是为了今后工作的需要，必须从一开始就接受严格、精细、一丝不苟对待每一件工作的教育和熏陶。他们会比较自觉地遵守各种标准、规范和制度条例，因为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即使是稍有马虎也会加工出废品、造成事故、闯下大祸。其实这样的学生是最听话、最好管理的，甚至在工程数据计算时连一个经验公式都不愿意违背的，他们会去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吗？多虑了吧。

工科学生就是这样一板一眼地要求着自己，既没有文科学生那种“啊太阳！啊月亮！”的诗潮澎湃，也没有艺术院校学生那种突发的灵感和激情。搞技术工作就得严格得近于苛求了，难怪乎有些人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走上了领导岗位甚至担任了要职，大多也不会去附和什么“15年超英赶美”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啦！

北京工业学院是搞国防工业的，和北京航空学院被称为姐妹学校，都是为国家培养军工人才的。按当时的说法同学们的出身没什么大问题，报考前经原来中学政审过，是选送的，要不，你自己报了名也不会录取你（万一你是受派遣打入军工系统的特务呢？）。班上还有不少从老区来的和转业的部队干部战士，上几年速成中学后升入大学的。这样的学校在57年的运动中理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的，个别学生思想、言论跑偏了，帮助、帮助，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可偏偏因为我们是学国防工业的，必须从严要求，四千多师生划了四百多右派，超过师生总数的10%，是上面定量指标5%的一倍，大大超额完成了。

据说当时的魏思文院长第一批才划了77名右派，去市委向彭真一汇报挨了劾，院长本是小地主出身、解放前在胶东地区打游击，被过捕又坐过牢，于是为了表现表现赶紧回来补课，学生划了6%、教师划了11%，但到底是多少连抓右派的人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了。79年右派获改正时就听说有一位老兄千里迢迢来到学校要求办改正手续，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右派名单里没你啊！我没法给你改正。”这下老兄可真急了，嚷嚷道：“我这右派帽子戴了二十几年了，现在怎么又不是了呢？”你可知道按当时的政策，不是右派就不能改正，不改正就没法给你安排工作，工资、待遇一切免谈，这可叫人比当年受处分时更气急败坏呢！到头来还是改正办的同志有水平，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先在名单里给你添上，再给你办改正手续，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当然可以了，原来事情就那么简单，一顶右派帽子可以使人被赶出校门、被剥夺公职，可以使人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但有时候缺了这顶帽子还真办不了事，还得争着戴上。中国的事情笑话多着呢，别样样都当真了。

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右派份子一个个蔫头搭脑，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反了党、反了社会主义？

按右派数量排序，北京大学当然是第一啦，工业学院就排到全国第二。

接下来，魏思文院长在处理右派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宣称：“我们学校是搞国防工业的，决不能留右派份子，留下一个右派就等于留下一颗定时炸弹！”

按常理说魏思文院长秉承了‘阴谋加阳谋’的最高指示，动员了手下一帮‘大胆假设、不用求证’的打手，把学校的定时炸弹也清理得差不多了吧！但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十来年过去后金猴奋起的千钧棒这回却重重地打到了魏院长自己的身上。

据说文革中工业学院的两派造反组织都是反他的，那他肯定是死定了，如果是一派反、一派保，哪还有活路。事有凑巧，他家修房子拆后墙发现有两把手枪、五发子弹。这在当时可绝对是大事，两派组织争先搶人、审问、报功。先抢到人的一派更是不遗余力、严刑逼供。追问有没有手枪？有几支手枪？子弹有几发？最后还要追问枪号？这真是天知道，那枪其实不是魏思文的，他住的房是进城后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房主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解放前南逃了，枪是他藏匿的，魏思文怎么会知道呢？打死他也答不上来的。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院长给活活打死了。

我当初听到这事时真有点幸灾乐祸，想当年你用莫须有的罪名治人，伤害了不少人，而今别人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你，怎么样？这叫害人终究会害己，实不可为之。

转眼四十余年又过去了，每当我拿着老年证免费乘坐公交车时总有人称呼你‘老大爷’还给你让座时，我觉得社会风气的确好多了。

对魏思文院长也别老是耿耿于怀了吧，我真心地愿他的灵魂安息！

坎坷的历程，可哀的赤诚

1937年7月魏青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白云乡前堡村一个中产家庭。明丽如镜，游鱼可数的菇溪水是滋润心田的母亲河。父亲的勤劳厚道，母亲的正直善良是其家传基因。

1945年5月，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歌声中，十二岁的我跟随大人扭秧歌，打腰鼓，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不久，又迎来土改工作队进村。

1950年夏天，毕业于白云小学，即当上家乡三个自然村的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土改反霸斗争。少不更事的他腰系红绸带，手执红缨枪，带领团员率先闯进三姐夫家，揪斗三个村唯一被划为“地主”的三姐夫的爷爷（稍后的‘检查土改’爷爷改划为富农）

1951年至1957年，先后就读于温州市建国商校及温州中学高中部，其间亲历目睹建国以来诸多政治运动宁“左”勿右，狂热过火造成的负面后果。这在我年轻单纯的心坎上投下阴影，但仍坚信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的前途无限美好。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建成先进工业国的伟大方略。这似乎有总结过往经验教训，开创新局面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到了次年（1957年）春夏之交，形势突然大变，一场史所空前，被其始作俑者毛泽东诡称为“阳谋”之术的“反右运动”骤然而至。在这场运动中，母校多名备受尊敬的优秀教师，因为积极响应毛主席整风号召，竟被当局打成“右派份子”、“反动份子”，押送农场改造。此事令笃信“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的人们大为惊愕，大失所望。这成了魏青心路历程的转折点，往后的历史和现实见证了“反右”是共和国走向混沌的起点。

1958年响应知识青年进军农村文化号召，魏青返乡创办白云农业中学。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运动，目睹“兴修水利”“大办钢铁”“亩产卫星”6300斤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给乡亲父老造成刻骨铭心的灾难。联想到自家大姐夫在水库工地上累饿而死，大姐为了活路，拖儿携女逃荒闽北，不久，土法上马的水库，因山洪暴发溃堤成灾，三姐为抢救被洪水卷走的老母自己反而葬身洪涛。这惨痛的一幕幕，使满腔的激情，理想化为泡影。魏青痛定思痛，深切感到这一切正是“反右”反掉正直敢言者的孽果，是专制人治制度导致执政当局拒谏饰非，滥施权力的必然结局。

1959年夏至1961年秋，魏青响应支边号召，携妻来到宁夏贺兰山落户，先后在石嘴山中学、矿务局中学从事语文、历史教学，并带职进修大专文史课程。这时“左”祸造成的灾难已祸及全国，但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却针对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左”祸变本加厉。在这场运动中，魏青不满“反右”、“大跃进”的言论、文字被同事揭发出来，学校当局将其错划为“漏划右派”打入另册，押送农场集训劳教。地处贺兰山下，黄河堤畔的集训队，在短短六个月里七百多名遭难者，因饥冻加迫害而丧生的超过半数，其惨酷之状不亚于甘肃的“夹边沟”事件。魏青能大难不死，真是天赐大幸。

1962年至1969年，历经劳教、患病、失业、婚变等一连串厄运，魏青重病在身，抛妻别子，只身离宁返回家乡。在困顿床褥，生计无着的境地下，以绘画人像、书写楹联为业，落魄江湖，历时七年，先后写下数十万字的诗文杂感、旅途随笔，编集成《湖海萍踪》一书，以血泪斑斑的惨象控诉“左”祸肆虐，民不聊生的现实，不幸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没焚毁。多年的心血结晶毁于一旦，悲忿之情，难以自禁。

1967年春间，“文革”派争激化，武斗成灾。标榜支“左”的派别头头纷至沓来，要求魏青代予起草讨伐对方的海报，一概遭拒。为了逃避派性纠缠，魏青决意离开家乡，开始为时三年的流浪书画生涯。这年二月他以一名流落者的身份，匿名投书前国家主席，其时已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同志。魏青在信中坦言：“在‘左’祸肆虐的年代，刘主席‘三自一包’的务实政策及彭老总为民请命的肝胆真言，正是给我国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国计民生打了起死回生的‘强心针’。单凭这一点，毛主席如果还有一丝良知，他感激支持都来不及，哪能如此丧心病狂地陷害革命元勋、党国忠良？！”在该信的末尾，笔者以极其执著，真挚的言词断言：“凡是党奸国贼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都是不得人心的，总有一天要被历史人民所清算。”所以，魏青诚挚祝愿身陷囹圄的刘主席、彭老总“吃饱饭，睡好觉，保重身体，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判”。这番话语，终于在十年“文革”结束后，得以验证。

1969年11月，魏青因此案被当时的公安机关军管会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及“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押送浙江十里丰监狱农场劳改。从某种特定意义来说，监狱是特定时期社会万花筒的集中缩影！更是陶冶性灵，磨炼意志的“特种学校”，魏青在这里整整呆了十个春秋。直到1979年11月，历史终于对魏青宣告“无罪”。但因当时“两个凡是”、“宁左勿右”阴魂未散，法院在宣告魏青“无罪释放”的判决书上，居然还残留着“错怪毛主席属政治性错误”的可笑尾巴。直到1980年5月，中共中央宣告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法院才将这条尾巴割掉。这件事，见证了司法不独立，无真正的法治可言。

1979年元旦，无论是对国家或对一切遭灾受难的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好好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里，凡是狱中在押的人都能读到令人振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魏青同其狱友石冰同志（一个三、四十年代冒死从事高校地下革命活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老共产党人）相约以狱中喜读全会公报为题各作“春回感事”诗一首（合称“春回二首”）。想不到改革开放至今，已将三十个年头了，恼人的“倒春寒”还依然嚣张。今为了促使历史的遗哀，不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魏青觉得有必要将旧作“春回二首”抄录于此，和全体同志共勉。

1981年春天，在胡耀邦总书记的直接过问下，宁夏自治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冲破重重阻力，为魏青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十年冤狱工资。就在这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毛主席功大于过，要求全国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纪念他，原谅其晚年的重大罪错。魏青为此急切致函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严正指出：中国人民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其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赶走一个老独裁者，让一个新的暴君以加倍的疯狂搞祸国殃民。当年井岗山的南瓜，延安的小米饭，喂养人民子弟兵，不是为了将来有个光屁股，饿肚皮的社会主义。建国之后，无数血泪斑斑的事实证明，这个所谓“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原来是个乱党祸国的大灾星，丧心病狂的独夫民贼。时至今日，哪能让我们的人民认国贼为功臣，将痈疽当宝贝，视耻辱为光荣！

1982年12月10日，鉴于过往“有宪法却没有宪政”的可悲现实，魏青特让儿子魏云星趁北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之机，手持标语牌“还独夫民贼毛泽东的真面目，决不能再将历史的耻辱当作光荣的纪念”来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由衷表达新时期中国人民强烈请求执政的中共真正开创民主宪政的新局面。

1985年秋调回温州侨中工作，直至退休。魏青依然喜好文史书画，关心时政社情，不改忧国忧民，秉笔直书的习性。

1987年春夏以来，闻悉敢吐真言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藉，口碑甚佳的胡耀邦总书记被迫辞职，魏青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寄函邓老人家，坦言相告：对一个曾为国家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来说，在其功成名就之后，最忌、最令人抱憾的是未能真正做到纳谏让贤，功成身退。这件事的严重性，很可能断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使伟大改革家的光辉形象蒙尘。

1988年秋天，魏青分别致函邓小平、蒋经国两位国共元老，倡议邓蒋二人，本着当年老同志、老同学的特有情谊，重开两岸和平谈判，双方遵循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适价值，努力开创新局面，尽快实现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的伟大构想。

1989年5月17日，有感于天安门广场政治风波，魏青夜以继日，急切写成《深化改革，推进民主，健全法治，力克腐败——潮流之所趋，民心之所向，国运之所系》一文，本想寄呈邓老人家，后因得悉中央宣告对首都实施“戒严令”而作罢。

1992年春天，在邓老人家南巡讲话的激励下，有感于权钱肆虐，纪法涂炭，赃官相护，民冤难伸的严峻现状，特以《谈古论今兴废事，披肝沥胆寄真言——一介布衣就党政制度改革及党风廉政建设等重大国是问题特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万言书》运用诸多史实，结合切身感受，论证“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的铁则任何时候不会动摇。并坦言：中共如果不痛下决心，在科学民主的制度建设上切实做出划时代的业绩来，想真正健全法治，实现和谐中华，全面小康是断断不可能的。

1993年至1996年，正当党中央向全国发布反腐败总动员令之时，浙江省丽水地区青田县党政法机关一伙上下抱作一团的腐败份子，居然对全然无辜的的村民周世鼎，蔡有花一家三人，连同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的村支部书记在内，一共四人被抓捕下狱作为人质，继续对其家属敲诈勒索，横加迫害。这近于天方夜谭式的奇案，激怒了久不过问社会“闲事”的笔者，终于拍案而起，为素不相识的苦主代书了多份致上级党、政、法领导的申诉状。但此番义举终归未能感动上苍，不但无助于冤主讨还公道，反而连为民代书的笔者也惨遭荼毒。青田县法院及丽水市中院的审判官，遵照浙江省政法委书记斯××（笔者曾在一封信函中责问他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的旨意，居然以“诬告陷害”公检法干部，“扰乱司法秩序”，“损坏司法机关声誉”恐怕全世界司法史上都找不到的“莫须有”罪名判处魏青有期徒刑三年，尽管本人发自九十年代中国监狱的“最后一份申诉状”，至今已整整十四年了，虽经数十人次上访投诉，始终似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这件事表明没有科学民主的制度作保障，所谓司法公正、阳光反腐只是自欺欺人的宣讲。

1998年5月魏青获第三届“希望杯”全国师生书画大奖赛一等奖，并由“当代师生书画家协会”聘任为常务理事。2001年6月获二十一世纪海峡两岸书画交流大赛金奖，并应邀赴桂林、汉城二地参与授奖庆贺活动。

2007年7月23日，适逢笔者七旬寿秩，魏青自撰“百年宪政圆梦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一联，权充身后墓志铭。

2008年8月至2009年1月，拙作《为加速推进科学民主的制度建设而努力——从战后斯大林同丘吉尔的一番对话说起》一文，先后获社科院决策者杂志“和谐建设优秀征文”特等奖，及建国六十周年“重大学术理论”前沿金奖。此文被编入《和谐中华理论与实践》论文卷及《中国知名专家终身成就获奖文集》思想宝库卷等书。据此，本人接受“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请，出席“第十届中国经济高层论坛年会”，并获得“中华知名专家”荣誉称号。拙作《坎坷的历程，可哀的赤诚——一个人的心路历程见证了共和国行进的步伐》一文，被决策者杂志社·和谐建设专题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研究室分别编入“和谐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一书及建国六十周年大型历史文献《历史的回眸》一书。

在笔者的老家——“中国钮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的桥头镇，在这么一个事功重商的地方，魏青却一生淡泊名利，身处乡野，心忧国是，热衷时政，我行我素，世人难以理解，谓之为“菇溪一怪”。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魏青本着“位卑未敢忘忧国”，“为民仗义不避祸”的心态，写下重要感言，愿同全体公仆共勉。

悠悠万事，务求制度民主为要；朗朗乾坤，当以秉公从法为上。

空军头号右派泣血控诉噩梦年代

我叫李凌，出生于1925年5月，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我经常做噩梦，梦境大致相同，总是梦见后面有一群恶人拿着刀枪棍棒追我，要打我杀我，我吓得拼命跑。跑着跑着前面就是悬崖，再也无路可逃了，眼见后面的恶人越追越近，我心一横眼一闭纵身跳下……一下子我就惊醒了，心还在狂跳不止，半天才能平静下来。第二天，我的女儿问我：“老爸，昨晚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我听见你又哭又喊的。”我说：“是啊，又是那个噩梦。”

为什么噩梦总是挥之不去？那是因为50年前我被打成右派，受尽了摧残折磨，心灵深处烙下了可怕的阴影。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那段痛苦的历史，也许有些人拼命要淡化那个黑暗年代的罪恶；但是，历史不会改变，罪恶总是要清算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噩梦年代发生的事情告诉子孙后代。

1925年，我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父亲是小手工业者，家境贫寒。我13岁那年，家乡沦陷，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先是逃到香港，后来辗转来到大后方云南昆明，1942年考入了闻名全国的抗日民主堡垒——西南联大。在那里，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抗战结束后，联大解散，北上复校，我随着队伍进入北大，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后来，我进入解放区，调入中央青委（即后来的团中央），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到农村参加土改、支援解放战争等工作。

1949年，我仍在中央青委研究室工作。不久，领导通知我，我国建立空军，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人才，要从各单位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空军工作。于是，我作为“优秀干部”之一，被组织选调到哈尔滨第一航校担任政治教员，并兼任政治部宣传科、文化科副科长。

1955年，我被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担任政治组组长。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动员报告。他传达中央整风的精神，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还举了毛主席的一个例子，大意是说在陕北的时候，有一天打雷，劈死了一头牛，有一个老太太说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当时保卫部门就说她是反革命，要把她抓起来。毛主席不同意，并说要了解人家为什么这样骂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才知道：陕北本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如今干部军队几万人一来，老百姓公粮负担太重，所以普遍有怨言。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军民关系也大大改善了。刘亚楼司令员用这个事例说明，共产党要听取不同意见，哪怕骂自己的难听的话也要听，从中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他还检讨说，自己脾气急躁，常常骂人，影响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贴大字报，给他提意见，帮助他改正缺点，等等。

当时空军党委要办一份专门给空军高级领导干部看的《整风简报》，要我们政治组的同志分头到空军所属各机关看大字报，参加座谈会，把大家意见收集上报，登在《整风简报》上。于是我们分头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大家普遍反映说，刘司令员的报告态度很诚恳，很受感动，于是他们打破了顾虑，说出了原来不敢说的心里话。建筑部有一位工程师挨过刘司令员的骂，刘说要枪毙他，从此他就很害怕，不敢见刘司令员。有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觉，因此希望刘司令员“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有一天晚上，政治组的同志回来一凑，许多单位都有类似反映，于是大家说，我们应该响应刘司令员的号召，贴大字报，希望能早日引起刘司令员的注意。把大字报内容凑齐后，谁署名? 这些同志过去都因为家庭、历史等问题挨过整，被斗怕了，都不敢署，就说：老李，你是组长，是我们的头，又是老党员，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署吧! 我们支持你! 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出于爱护党的忠心，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却不知由此惹出大祸，使我痛苦终生。

这张大字报题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因为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为《整风要和风细雨》，我们就跟《人民日报》学，而且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主要是请刘司令员向毛主席学习，少发脾气，少骂人，所用的语言也几乎是刘自己检讨时说过的话，只是多加了建筑部那个工程师发言的例子。

我的大字报贴出两三天后，空政大院内就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致声讨我这个右派，把我先后关在地下室和楼上的一个废弃了的厕所里；怕我跳楼自杀，还用木板把厕所的窗子钉死，派卫兵在厕所门口把守，开大小斗争会，把我像排球那样摔来摔去。

先定了性，再找证据。这是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个常用手法。刘亚楼、吴法宪他们从我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方面找不到任何毛病，就从我的“现实表现”中找到两个“罪证”：其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其二是有一系列反党的理论和纲领。

罪证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为了能阅读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原著，我刻苦攻读俄文，1955、1956年我翻译了两本俄文书籍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是：《成长中的一代》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写了《论公私合营企业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质》一文(此文长约8000字，《大公报》1956年12月23日

1957年初，空政机关评先进工作者，因我工作一贯表现好，且翻译出版过书，又有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且被《新华半月刊》转载，是“向科学进军”的成果。于是把我选为先进工作者，戴大红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一起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

不想，仅仅过了几个月，我这个先进工作者却变成了右派，原来受表扬的先进事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追求名利的“罪证”。在批判我的大会上有人说我因个人名利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发展到反党，云云。同一件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罪证之二：刘、吴派人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6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论定息性质的已发表的文章，另外5篇，有一篇是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笔记，其中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会转化为对抗”的论点提出质疑。另外4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当时中宣部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正在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参加争鸣。文章的主要论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应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如科学家、艺术家等或因负担的责任重，或因贡献大，应该多分配，但不能过多，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4．城镇的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大，又全是商品性消费，因此应分配多一些，但不能过多；

5．我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文件。文件规定，以后五年职工与农民的收入平均都增长25％一30％。我认为，都能增长固然很好，但工、农的收入基数本来不一样，如果都按同样百分比增加，过一定时候，工农收入的绝对差距，就会扩大。工农收入，城乡差距越来越扩大，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会影响大量农民放弃农业、拥入城市……

上述5篇文章都是初稿，没有发表。他们把这些文章搜出来，我心中还暗暗希望，领导上可以了解，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原则(即官员收入不应高于工人)，到共产主义社会工农、城乡差别应消失，联系中国实际研究问题而写的，不是反党。可我太天真了！他们把我的这些文章当作抓住了我反党的罪证，当作我的反党纲领和理论。批判大会上，说我胆敢对斯大林的伟大著作提出质疑，真是胆大狂妄；说我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在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简直“罪大恶极”。我的罪名因此升格，从右派升为“极右”，亦即空军“头号右派”！

在空政大礼堂，在吴法宪的主持下，召集军委空军、北京军区空军和南苑空军部队所有知识分子共一两千人，开了整整6天批斗我的“反党纲领”的大会，不容我做任何分辩。

比起其他兵种来，空军知识分子特别多。他们是把我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的典型来批斗的，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发言的都是各部队的宣传部长、宣传科长和理论工作者。

有一天，在散会走出会场时，有一位刚在会场上批判过我的宣传部长迅速地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对我说：“你的文章都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批判你是不得已，是违心的。”说完马上就跑开，消失在散会的人群中了。这使我感到一丝安慰：到底有了解我的人!但我也知道，在当时气氛下，谁也不敢公开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否则，他自己也会被打成右派!

为把我搞臭，刘、吴把我写的几篇文章都印出来，装订成16开杂志大小，印发全军。其中一份也装进我的档案袋。在1979年为我平反时，我的这些“罪证”也退还给我。这使我在22年之后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思路，抚摸至今还滴着血的心灵的创伤。

我被定性为空军头号右派以后，宣布开除我的军籍和党籍，每月只发生活费20多元。我心如刀割，天啊! 我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十多年，如今竟被开除党籍!

我还从报上知道，我在白区工作时的战友，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的袁永熙以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都被打成右派! 后来还知道，在校长蒋南翔的主持下，一个清华大学竟打出469名右派分子！曾经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威胁中，大声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四位西南联大的教授，除一位幸免外，其余三位，即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都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我被两名持枪士兵押送，发配北大荒劳改。途经哈尔滨，我的同学、好友李晓(李曦沐)闻讯到哈尔滨火车站来看我。当时我是犯人，不能和一般乘客那样在火车站候车室，只能在霁虹桥下面铁路边上一个大约只有二三平米的扳道岔工人的小房子里等。他千方百计找到这里，我只能对他哭，有持枪士兵在旁边，不敢多说话。他也只能鼓励我要好好劳动，改造自己，就痛苦地告别了。他当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副秘书长。那时，右派像麻风病人一样，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以他的身份来看一个右派，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诚挚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想起1949年12月，我满怀豪情，到哈尔滨航校担任政治教员，在此后数年中曾多次带领即将当飞行员的学生去参观，经过霁虹桥，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却以“犯人”的身份哭着在这里和好友告别。

两个战士把我押送到北大荒虎林850农场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我的身份是被监督劳动的极右分子。中午到达，还没喘过气来，队长就交给我一把大铁锹，命令我按规定尺寸挖土，挖成一方方的大土块(相当于砌房用的砖块)。然后叠起来作墙，木结构，茅草作顶，下雨漏水，这便是我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干打垒”的住房。床是垫上草的大连铺，每个人所占宽度约40—50厘米，睡觉时一个人想平身睡，旁边两个人就得打侧身。冬天时，几十个人的大房子，只有一个小火炉，四面透风，外面大风大雪，室内温度接近零度。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累得腰酸腿痛，走路也打瞌睡。开始时，玉米高粱饭还能吃得饱，后来粮食越来越少，一个月口粮标准从30多斤下降到18斤。棒子面粥稀得照得见人影。午、晚饭就是两三个小窝头，就一点咸菜，根本吃不饱，真是饥寒交迫。

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队长、指导员经常训斥：“你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你们不但要用汗水来洗清自己的罪恶，还要向党交心，互相监督，用行动来证明对党的忠诚。”这就是号召互相告密。

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班被派去锄玉米，玉米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当时天气闷热，大家光着膀子干，玉米的大叶片满是毛刺，把大家弄得很难受，又热又累。大家请求班长(也是右派)休息一会儿，班长看着望不见边的玉米地，怕完不成任务，一次又一次请求，他都不肯答应。大概后来他自己也受不了啦，就同意大家歇一会儿。几个“右派”围坐在一起，有人忽发奇想说：这时要有一瓶冰牛奶喝喝就好了。有人说，不必牛奶，有瓶汽水就行，有人说有根冰棍就行，有人说有杯水就行……没说两句，班长就吆喝：“起来起来，别在这里精神会餐啦，快起来干活!”大家挣扎起来又去锄地。

没想到第二天清早集合时，指导员训话：“你们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们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有人还梦想喝牛奶、汽水，吃冰棍，不死心，梦想恢复你们失去的天堂，过资产阶级生活，休想!”“我们掌握着你们每个人的思想，谁说过什么话，我都记在本子上，你们能不能摘右派帽子，就凭我们一句话!”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威胁。我知道，昨天的“精神会餐”被什么人告密，作为自己向党交心的立功表现了。自此以后，我们之间，只有闭嘴，沉默，不管多苦多累，不管内心多痛苦，多委屈，也不敢叹一口气，即使对最熟的人也不敢说一句真心话。一群人像一群衣衫褴褛的哑巴。

当时，我们甚至有点羡慕在附近劳动的其他劳改犯。被判到北大荒劳改的大都是反革命，杀人、强奸犯，判了重刑，但到底有一个期限，而我们何时摘帽，则是遥遥无期……有一次，派我们去烧炭，这是新活，谁也不会干。领导就派一个劳改犯当组长监管我们。对着一片水曲柳、山核桃和可以制造军用装备的黄菠萝木，我们问组长，这些都要锯下来烧炭吗?太可惜了!这就惹恼了他：“叫你锯你就锯，别说三道四。别看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们归我管!你们能不能摘帽子，就凭我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像唐僧的紧箍咒，一念起来，使我们人人恐惧。不几天，大片大片的好林木都被我们锯倒，烧炭了。后来听说，农场发不出工资，为了创收，就下令把这些珍贵木材当烧炭材料。炭窑都在山上，烧出来的炭装在草袋里，担到山下，一路上跌跌碰碰，整块炭变成了碎炭，不值几个钱，而大片好森林却毁了！

北大荒确实土地肥沃，千百年没有垦殖，野草长了又烂了，在地里形成厚厚的草炭肥，听说几年不施肥都可获得丰收。我们4月间刚一来时，看见大拖拉机拖着两台24行的播种机在广阔的平原上播春小麦，心中确实高兴，即使再辛苦，也愿为国家多打粮食贡献力量。但按一般气象规律，这里秋天收获时却是霪雨季节。我们这个农场的土地太平坦了，有些地方甚至有大片洼地，水排不出去，眼看金黄的麦子泡在水地里。原来准备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的，但因地里积水，机器进不去，只有靠人割。这可苦坏了我们。每人分配几十亩的任务，累得腰酸臂痛，抬头一看，还是无边无际，一片麦海。完不成当天的任务就不能回去，累极了就只得爬着，跪着割、拔……原来是准备用机器脱粒的，现在机器进不了地，就只好把割好捆好的麦子在地里堆放成麦垛，割完后用人力背出去脱粒。这时已经割麦一两个月，麦垛里藏着一窝窝老鼠，麦粒早喂肥了老鼠，所剩无多。而我们一年的辛苦——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农场来说，我们这些右派是不用付工资的，是可以奴隶般地使用的队伍，小麦失收烧炭补，这就是农场的如意算盘! 但是前面已说过，空毁了大片好森林，烧炭还是所得无几。

听说以前就有人认真调查过，认为这里地势平洼，而收获季节又多雨，应该先挖排水沟，再播种，但被认为是思想右倾。于是急功近利，先播种，结果吃了亏。总算使一些人认识到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于是决定在冬天不长庄稼时挖排水沟，任务自然又落到我们右派队伍的头上。

北大荒土地广阔，听说拖拉机开荒，晚上一直往前开不转弯，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再往回开。在广阔的土地上挖排水沟当然就越挖越远。生产队住处离工地十多里甚至二三十里。老右们就不能在生产队宿舍睡觉。吃饭可以由生产队送，睡觉则只能随着工地进度往前进，即隔几天就要“搬一次家”。这种“搬家”是很特别的。每个“班”(约十来个右派)要搬的头天下午，监工头就派两个人拿着一把大锯，一把镰刀到前面几百公尺外的地方，锯几十根一人多高的木头，再割草把木头“人”字样捆起来．搭成马架式窝棚，再割些草垫在冰冻的土地上。待到天黑以后，这个班的人就陆续背着铺盖卷赶到，躺下就睡，这就算搬了家。由于任务重，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分别拿着铁镐、铁锹，推车赶到工地开挖。北大荒天寒地冻，真是冰冻三尺，三尺还不止。一大镐抡下去，在冰层上只起一个小白点，而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五方土，在大跃进的年头，队领导逼着我们“放卫星”，于是任务增加到十方、十五方……“完不成任务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你们还要不要摘帽!”一句话把我们镇得心惊肉跳，不管多苦多累，跪着、爬着也得干。快半夜了，自己睡够了的监工放话：“回去吧，今天没完成的任务，明天补!”大家回窝棚，满身泥巴，穿着脏衣服和烂鞋子，爬进被窝倒头就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有时冻醒，寒彻入骨。被窝还没有捂热，只躺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被赶起来干活。几个月不洗脸不刷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个个活像野兽!

小安，来自中央某机关的一个右派，年纪很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身体瘦弱。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奉命上山伐木，还要套上牛车把木头拉回来给伙房烧。这时是初冬，北大荒的山上已经有积雪了，山很陡，路很滑，下山尤甚。我们锯完树，两个人一组，把长达六七米的大树扛上牛车。小安和另一个难友扛一根，大概因为木头太沉，又因长期吃不饱，不够睡，小安一下滑倒，沉甸甸的大树压在他身上，他满脸鲜血，脚也崴了，顿时人事不醒。我们赶紧把他抬上牛车，送回队部。队里的“医生”

一开始想过触电，但我也知道，触电不一定死得了，只落得个终身残废，而且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电闸；接着想到跳水，但一则附近没有河流，二则我会游水，入水后会自然浮起来游向岸边；我也曾想过像小安那样，在山上抬大木头时滑倒，让木头把我砸死。但此后就没有抬木头的机会，而且小安被压倒以后，鲜血淋淋的脸孔长期浮在我的脑海，实在太可怕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如果我不是在1959年底第一批就摘去帽子调离，如果我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我就肯定累死饿死了。因为“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人民都挨饿，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这个右派队粮食就更少(一个月只有18斤定量，副食很少，油脂几乎没有)，活就更累。据曾和我在同一生产队劳动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同志在1998年出版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记载，许多右派被送去劳改的锦西煤矿劳改队，1200多名犯人，在“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饿死了1000多人!我们这里的右派队伍死亡比例略少一些，据一个队统计，为三分之一左右。

1959年冬，我和陈瑞金同志等被宣布第一批摘去帽子，并分配到850农场党校(后改为机械化学校)当政治教员。这所学校仍然有劳动任务，一到农忙就停课，全校师生下田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也在10个小时左右，很累。但到底比在生产队好些，而且摘去帽子，思想负担也轻了。让我当政治教员，那是驾轻就熟。但还是饥饿难忍，晚上时时饥肠辘辘，无法入睡。

我记得有一次春节时，上级发下来十粒水果糖，就是那种一分钱一粒的小水果糖。我真想一口气吃完，但一想，不行，只能慢慢吃。以后每天饿极时就舔一舔，一直到“五一”才舔完。学校还学习外地“先进”的经验，搞什么“双蒸法”，据说就是将玉米棒子的芯磨碎、掺上糠和玉米面蒸发糕。第一次蒸熟后再掺点水蒸第二次，看起来，发糕的体积比原来的大些。但粮食只有那么多，吃下去，一会儿又饿了，这等于自己骗自己。

周围的农民早把附近的树叶捋光、树皮剥光，吃了。大家都知道，“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树的皮被剥光，树就死了。但为一时救急，还是剥了。虽然这样，因严重饥饿而得浮肿病的人很多很多，也常听说饿死人的事。北大荒的地很多，而且很肥沃，但是过去不准开自留地，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有的人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瓜菜，还被批判斗争，后来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才放宽了政策，准许开点自留地。从1962年以后，饥饿情况有所好转。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原来也是从部队中来的，到北大荒后，曾在农场场部工作过。他听过我的政治课，双方建立了信任。他结业前悄悄地对我说：场部在研究右派摘帽的问题时，看过你的档案。但怎么看也不像右派，而且农场要建党校，需要政治教员，所以就把你的帽子摘了。

我们这个右派生产队共有四五百名右派，大部分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文联、教育部、一机部、交通部、新华社、大公报等，军委系统的只有我们几个人。后来又有几个退伍军官因“说错”话，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此，这里的军队右派就多了起来。按规定，中央机关来的右派，一般都要回去，或到别的地方继续劳动或分配其他工作；而部队来的，即使摘了帽，也只能留在农场劳动或工作。我因此留了下来。

虽然黑暗恐怖笼罩在头上，但是人间仍有温情存在。使我十分感动的是，我联大的好朋友黎章民(时任音乐出版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对我特别关心，时时写信来温暖我的心，出版了好的新书他也寄来。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挨饿，有一次说要寄食品来，我马上回信婉谢了，我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挨饿，他也在挨饿，我怎能要他的食品呢!

有一次，我接到我爱人的来信，她那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信中说：春天到了，百花盛开。她带着两个女儿到中山公园玩。孩子们到处跑，她自己到树荫处找张藤椅坐下来，泡壶茶，看稿子。对中山公园我是熟悉的。接信后，忽然浮想联翩，一夜之间，写成一首自度长短句：

暮春三月，寒潮过罢，骤暖京华。一夜惊醒，千树万树梨花。中山园里，水榭堂前，风景如画。群莺乱舞丁香架，烟柳画桥雪山茶，游人如织，春装婀娜。不负那，艳阳天气，锦瑟年华。

争得一席地，傍着绿窗纱。一张藤椅一壶茶，斟酌再斟酌，文章传海内，一字不能差。任孩儿们烂漫玩耍。眼前景物千般好，压倒群芳，还数那，明眸皓齿，一对姐妹花。

可惜，那人在天涯，不然共泛兰舟，到柳荫下，却问人面好还是桃花?

怎生图将好景，和这番心事，一一告诉他；又只怕，画里的柳丝，系不住游子的心猿意马。牵挂，牵挂，越发想回家。

这首自度曲是我一气呵成的，兴之所至，随意拈来，根本不考虑什么格律音韵，满篇都充满着愉快乐观的情调。其实当时我内心正充满着悲伤：被开除了党籍，前途未卜，今生休矣! 还株连到爱人和孩子们。写这样的长短句，也只是想自我麻醉，苦中作乐，自我“精神会餐”而已。其实当时我心中常常默诵的是最能反映我悲苦心情的另一首古诗：“枯鱼过河泣，后悔复何及。寄书鲢与鲂，相戒慎出入。”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调整政策。由于我已摘了帽子，为照顾我的家庭，北京市委同意1963年9月把我调到北京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一直到1978年，在通县呆了16年。

这期间，我继续有劳动改造任务，工作主要是催耕催种和做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被当作“死老虎”(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批斗和强迫劳动，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满面流血。我虽然受到如此迫害，被开除党籍更是如剜心般痛苦。但我暗下决心，要继续按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消极颓废，不能碌碌无为。但自知政治无望，文史方面也不敢搞，要继续为人民做些贡献，只有向农业科技发展。于是我向老农请教，钻研农业科技知识，种试验田，把调查研究和试验的结果写成文章30多篇，在农科杂志上发表。后来调到县农科所工作，我还给各公社和生产队的技术员讲过课。关于农业气象、玉米、小麦、水稻，甚至养猪、养鱼方面的文章都写过。有些科研成果还在市里展出过。当时如果把我调到农业战线的杂志社，当个专业编辑我是一定能胜任的。

在通县麦庄时，我还管养猪。我发现集体养猪场因青饲料、猪圈等根本问题无法解决，98％以上都赔钱赔粮，全县每年亏六七千万斤粮、300多万元。这在每人每年收入只有七八十元的当时，是一个巨额数字! 而社员养猪户则又快又好。社员养的猪，出售给国家，肥料(猪圈粪)交给集体，社员自己则增加了收入。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县、公社、生产队有的领导认为，社员养猪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要加以限制，而生产队和大队的猪场则是集体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即使赔本，也要维持。这就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向领导提出过应放宽对社员养猪的限制。但每一次都受到批评：“怪不得1957年把你打成右派，你到现在还满脑袋瓜资本主义思想!”“你知道不知道，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想再说也没用，只好暗暗继续调查并和猪场饲养员、社员讨论，分析原因，积累了大量材料。我相信，这些材料总有一天会有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记者、傅作义的女儿、我在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傅冬(原名傅冬菊)找到我，要了解农村的畜牧情况。我带她到通县几个公社和生产队调查、座谈，傅冬回来后结合我原来的调查材料，写了三篇文章。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电台还广播了)；一篇在社科院的《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一篇在《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供中央领导同志看，对调整农村养猪政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彻底平了反，噩梦年代终于结束了。整整22年啊，人一生最好的时光，就在最黑暗与最痛苦的煎熬中挨过了。而比起许多已经死亡的难友，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是幸存者。

2007年是反右50年，想起当年我就禁不住心惊肉跳，悲愤满腔！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控诉那个黑白颠倒、人性灭绝的噩梦年代。今天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罪恶一定要清算，教训一定要总结，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灾难远离中国！

几个右派大学生今昔

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级学生，1937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年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伟人的幸运，既未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雄心壮志，更未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改天换地豪情，仅想学成后当一名新中国的机械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制造出新型的汽车、飞机，所以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容许他，认为他不爱党和毛主席走“白专道路”，一夜之间将他打入另册，当了二十多年“修补地球”的“牛鬼蛇神”。其实他是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语，“整风鸣放”阶段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可到了反对“右派”斗争中，学校天天组织学生学习，叫大家发言，面面相觑发不起来。一天读报，讨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班领导叫他带个头，说什么呢？他想了想说了几句不巴题的话：“人家的发言，管他有道理没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这样成了极右，大会批小会斗，他不服据理力争，大家说不过，最后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最奇怪的是他的同班好友郝蕴仓，一个只知学习读书的人，就因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北大是反右重灾区，其实清华也是重灾区。北大是文科，笔杆子多；清华是工科，写文章人少。所以现在国内外写北大右派的书多，写清华右派的书极少，几乎看不到。我们动力机械系，我能说出名字的就有十一个右派，说不出的更多。全校近万名师生员工，至少有八百多个右派，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铭，以及毕业清华的朱镕基等等。1958年3月5日那一天，就集中处理了103个老右。这些人现在死的死，残的残，今天幸存下来的人已不多了，活着的也成了化石。

我认识他很偶然，半月前我去上海旅游，无意中认识了他，谈及往事竟成挚友。“右派”封号成了当今我们一代人交往的“通行证”；管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立马比亲兄弟还亲。想不到一千二百余年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竟有如此巨大效应！这得“感谢”毛泽东的“恩赐”，若无此“伟大运动”，何能将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那天，他来旅店看望我，两手自然紧握，热情万分：“嗨呀，难友！难友！”

他身高有1点8米，瘦瘦的像根电杆，鼻梁上架着副深度眼镜，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语，一句是一句。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是：“终于活出来了，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呀！”

待坐定后，他呷口茶，开始慢慢说开来：“清华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样都整得很惨，特别是送劳改的右派大部分都整死了。”他屈着指头，念出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仅我们动力机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进去，先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监督劳动，画图纸查资料，日子还勉强能过，到了1960年突然升级。升级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反党言行，是他们搞“大跃进”搞砸了，做贼心虚，怕我们说什么。6月16日那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大会场挂着一幅大标语：坚决把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就这样，我们几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铐抓到公安局，尔后送到北苑化工厂劳教，再后转到清河农场。你知道不，清河农场原先是日本人监狱，专关政治犯；日本人走后是国民党监狱，也是关政治犯；国民党撵跑后又变成共产党监狱，便专关我们右派了。这个监狱大得很，听说关了几万人……”

“你们吃得饱吗？”我在四川很多监狱关过，从省到市到县，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动队，二十三年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我想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下，对犯人一定讲人道，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捆，一定无饥饿负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脸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皱折，像块千百年的老树疙瘩。他说：“老兄，共产党的天下，哪有吃得饱的监狱，穿得暖的劳改队？我们每月定量26斤，可农场又规定六斤菜顶一斤粮，实际吃到嘴里的不足15斤粮食。15斤粮食怎么活？饿得走路打飘飘，浑身浮肿，两眼昏花，我这么大个子，还不到八十斤。那时我什么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进口能填充肚子，生蚱猛、生蝎子、活蛤蟆……”我吓得叫了起来：“这能吃吗？”

我也是饿得来头昏眼花的人，也吃过生苞谷、生麦子、生肉、生鸡，却没有生吃过这些东西，不知是饿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还是缺乏胆量。他极其平静地补充一句：“我还吃过生蛇哩！”

“生蛇怎么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弱书生，在饥饿面前比我还勇敢！“吃起来有点像奶油的味道，”他慢条细语道：“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里劳动，一条大花蛇蹿过来，我举起镰刀将它砍死，去头去皮去内脏，然后放到嘴里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听得出神，想到那吃生蛇的景况，满嘴是血，一口鲜红，能通过喉管顺利地吞下去进入肠胃吗？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相信，立即找出个更恐怖的证据说：“还有个叫鞠壁光的难友比我厉害，他抓着活蛇就吃，不去头皮，不去内脏，捉住就往嘴里放，嘴对嘴那么一口咬下脑袋，那蛇痛得扬起尾巴，啪啪啪地打他两个脸蛋……”

人，二十世纪的文明文人，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时代，是野兽还是动物？罪孽啊罪孽！

当我心境还未平静，他又讲出一个更揪心摧肝的故事：“清河农场到底饿死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队上干部发现你要死了，就送到场部卫生死亡队去排队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个难友要死了，却老是咽不下这口气，望着枕头边的空碗出神。恰好这时一个干部打从旁边经过，他吃力地坐起来鼓足勇气哀求：报告干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热汤面，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这个干部还算有点人性，动了恻隐之心，特批伙房给他煮碗热汤面。他端着热汤面，唏里呼噜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饿久了肠子太细，噌一声，肠子断了，热汤面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这时，睡在他旁边一个等死的难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面，一根一根捡来吃了……”

我听得几乎要呕吐，说不出是难过还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难道如此下作吗？是谁彻底毁了他们，使他们变成狗，变成猪，没有丁点人的价值！他见我听得专注，接着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学工的人都很细心，近似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不然机械灵敏度何以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密度呢。他说：“清华老同学马丁和我铺挨铺，早饿成皮包骨头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时只能抱着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队，掉在后面好远好远，管教干部骂他耍死狗。他不申辩，回到工棚连打饭都没有力气，只好托人帮打，打回饭来他已经咽气了。那阵农场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组埋不过来，得排轮子次，我陪着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点也不怕，人到这分上了哪还有恐惧感，一天只想着吃，盼着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农场就不给我们吃饱，说艰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说到这里他停了会儿，竭力从记忆的库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单：“清华同学陆洁清也是饿死在农场的，时间是1969年9月16日。我去清理遗物，箱中只有一顶皮帽子，是他读书时家里寄来的；还有王庭相饿得一路走就扯路边的草填肚子，后来也饿死在我身边；还有……”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桩桩酷烈的追寻，我实在写不下去，望着窗外仍阴沉沉的天，想着何时云开雾散，满地阳光？中共不少当权者都是清华学子，不知可否知道，你们的学兄学长有如此惨痛的经历？在“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出身清华，贵为中华人民共华国主席的胡锦涛先生，为什么竟不让人们去追思亲人，祭奠亡灵？拒绝回忆，拒绝悼念，就是拒绝忏悔，拒绝反思，难道要让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不能遗忘啊！

他出身书香门第，江南水乡，自幼聪明过人，小学未毕业就进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绩入选清华，报国良愿竟成灾难！他此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出在他父亲为他的取名上。他第一个读书名字叫殷畅宙，畅宙畅宙，中国人怎么能去畅游宇宙？这不太自由了吗！中国人，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只能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有鉴此于，“右派改正”后更名为殷惕生，就是要不忘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各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说一句前至少要想三遍，决不能意气风发地再去“畅宙”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人诉说过冤屈，更未对有过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满，总是认认真真教书，小心翼翼做人。说话细声细语，连咳嗽也不敢放开喉咙。好不容易熬到退修前的1999年，才评上个高级中学教师职称。所幸一双儿女成才，女儿就读华东师大，是江苏全省的高考状元；儿子学软件，成续裴然，而今均在美国工作。人才外流与父亲遭遇不无关系，他（她）们要想活得滋润，活得自由自在，不能重蹈父辈复辙。要么做工具，要么做小鸟，啊！今日中共为了取信于名，虽然羞羞答答提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却不去消除解决历史积怨，能和谐吗？

我是物理系1954级校友。借春节联谊校友相聚的机会，向您呈交这封信，为的是提出一点要求和一个建议，一点要求：
1995年8月22日曾致信北大党委和校长办公室，就因错划右派所受伤害要求赔偿（附件一），1996年3月18日

共产党把我从“左派”改造成“右派”

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对书中受压迫、受欺凌的弱小者总是满怀着同情，对贪官暴吏和仗势欺人的恶霸土豪，总是充满憎恨。到了读高中时，我碰到了一位我极其尊敬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先生。当时他因上海沦陷，回到老家临海店前村；我就读的回浦中学，也正好因避日机轰炸搬到店前村，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生物学教师。

我出身于三代书香门第，曾祖父在前清做过官，早死，到祖父时家道败落了。父亲小时在台州六中读了几年书，因家贫，中途辍学了，就开小店从商。积累了点资金以后，他又开办酒坊，兼营山区土特产，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来。他犯了一个当时无法预知的错误——买了些田地，于是在共产党的土改运动中，就被划为地主，并因此而丧了命。

当时我只是一个思想单纯的书生，对共产党其实一无所知。我既把共产党看作中国的希望，当然把它想象成一个仁义的政党，相信它所实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报上的宣传中，在一些公开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地主本人，则是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极少数恶霸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才予以处死。

因此我对土改抱着十分乐观的幻想，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惨遭屠戮的下场。我以为，父亲虽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还是经商的，按政策，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这比起单纯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来，罪行要小一些，惩罚也应轻一些，也许还可以保有经商的那份财产吧——真是幼稚无知得可笑！再说，他一生与人为善，没有欺压过任何人。因此我压根儿也没想到，一个推行社会正义的政党，会把“恶霸”的罪名横加到无辜者的身上。至于分田分地，或者强迫劳动改造，那也没有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避免的阵痛，我应该支持。

可是我错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来一次血腥的大屠杀。那时我家邻近各村，几乎“村村见红”，不少地主之家，还是父子双双罹难的。我们邻村的岭下和叶岙二村，就各有两户人家父子同时被杀；我们村有个地主与我父亲同时被处死，还好他的儿子及早出逃，才幸免于难，但以后还是被抓，送新疆劳改了十几年。回忆起这场大屠杀，我真不寒而栗。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结核，曾在家养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愈，当了中学教师，不然我一定也成为枪下之鬼了。

虽然我家惨遭此祸，我对共产党的信仰仍没有动摇。我相信报上公布的才是共产党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层干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执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杀了无辜的好人。以后每看到运动中这些残酷的现象，我也常常这样解释；我太相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了，总无法把这些暴行同它口头宣传的仁义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再加上每次运动来时群众表示的热烈拥护，使我误认为这是共产党得民心之故。这种幼稚无知，使我长期迷误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师范学院（大跃进时改名杭州大学，后又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书，那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接着又号召人们助党整风，鼓励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各级领导大力发动鸣放，人们的顾虑逐渐打消了，座谈会上有人开始发言了。领导对大家的批评，总是大加表扬，于是发言愈来愈热烈，学生的大字报对党员干部提的意见更尖锐。

当鸣放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惊得目瞪口呆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风向顷刻发生逆转——助党整风变成了反右派运动。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们中文系教授任铭善也在其列。

那时我对政治太无知了，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个运动会搞到我。我个性沉默寡言，座谈会上极少发言，也没有写过大字报，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党委副书记朱子英忽然走进了我的寝室。坐定之后，他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摊在我面前，指着说：

“这是你的朋友陈松泠转来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写给陈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划了些红杠子。原来我和他谈起我校的鸣放情形，以及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我谈到肃反时学校党委发动教师斗 “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后却查明不过是些早已交代过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这场运动却导致中文系一位张姓教师自杀，并严重地伤害了同事之间的感情。我还连带谈到苏联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认为在肃反问题上，我们也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但我写这封信的本意，其实主要并非批评共产党的错误，而是称颂共产党的伟大，称颂这次整风运动。共产党虽然过去犯过这些错误，但认识了错误后，就决心改正，这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地方。我还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会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途是光明的。

一个思维正常、不带偏见的人，谁都看得出这是信中的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我指着信末这些热情洋溢，真诚赞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进行剖白和自辩。

第二天就召开了一场对我的批判会，除了中文系全体教师外，别的系也派来了代表。会上的积极分子众口一词，都咬定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虽然在信中极口赞扬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是对这些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打手们，无论怎样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脚下；他们可以完全不顾逻辑，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在后台的支持下，狂吠怒号，扑在猎物的身上乱撕乱咬。

对这场从大鸣大放到反右运动的急剧转变，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来。伟大领袖不是保证“言者无罪”，保证“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吗？一国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提意见的人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知道，至于我本人，自问确实是一片真心，没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但以后对反右出现了一些解释：某地发生示威游行，某地有人闹事，呼喊反动口号。整风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利用，所以不得不发动反右派运动，予以回击。显然这只是欺骗群众的借口。我虽然受了莫大的委屈，也只得勉强“想通”了。

虽然对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这时还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理由是我仅仅在私人通信中发表这些错误言论，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放毒。我想，这一定是当时的党委书记焦梦晓对我的宽大，——焦梦晓是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官员中最没有官架子的领导人，他接近并尊重教师群众，不是那种专门整人害人的酷吏。共产党内也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但好人在这个残酷的党内是吃不开的，因此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反右倾运动中，焦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斗得蔫掉了。可是我终究没有逃脱右派之祸——因为以后我的一篇批评教条主义的杂文被发现了，——而且还定我为极右。

比起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和四川、陕西等地来，浙江对右派的处理甚至可说是极其仁慈，极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为一般干部，下放到萧山一个生产队里劳动，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虽然也知道他们的底细，但都把他们看作同志，态度亲切，而不是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

一位监管我的党员“启发”我：在系里处理我的会上，我应该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向党汇报，以表明自己的真诚悔过。我真是个傻瓜，果然老老实实地认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从不通到想通的过程一锅子端出来。结果领导并没有如这位党员所说，把我看作这是真诚悔过的表现（也许这里又埋藏着一个“阳谋” ），反而把我的发言看成“猖狂反扑”，因而给了我从重的处分。

系领导在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时说，本来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处分我的，但鉴于我的恶劣态度，他们要另作考虑了。推想起来，这些审判官们一定怀着险恶的心理：一个恶霸的儿子必定会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乡，群众会把对“恶霸”父亲的仇恨发泄在儿子身上，够我消受的。可是共产党的悖逆的逻辑常常与现实相左：他们以为被处以极刑的人，一定是遭群众痛恨的恶人，却不会反省他们自己在滥杀无辜，杀的却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亲不但与人无怨无仇，而且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为人排难解纷，给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时他自学中医，虽不以行医为业，但常为村人义诊，把不少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农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亲要被处死，企图营救他，发动贫下中农在申请书上按指印，呼吁土改队赦免他。当然，共产党决不会倾听这样的呼声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杀地主。

这些情况，当然是我的审判官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想到，对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劳改生活过得更轻松愉快。

我在家乡监督劳动七年，除了三年饥荒时得了浮肿病，几乎饿死外，我从没有像在杭州学校里那样，受人歧视，受人欺凌和斗争。生活在淳朴的村人之间，我反而感到温暖。特别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顾我，觉得我不应受此不公正的处分。但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的流氓干部给我穿小鞋，——不过同别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于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对老师们的某一句话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有些观点简直荒唐透顶，十分可笑。运动迅速发展，许多人被批斗，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挂牌游行。我本人也挂过写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关过牛棚。我对这些现象感到迷惘，但此时我还沉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梦里，没有觉醒过来。我还相信毛泽东是真正为了反修防修才发动这个运动的，至于“革命群众”，我以为他们幼稚无知，做事走极端，其实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这场运动愈来愈失控了，特别是武斗，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并肩战斗过来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内奸、公贼，真太难想象了。直至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由怀疑到豁然大悟：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党内的一场权力之争。毛泽东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暴露了。官方拿出来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自圆其说。伟大、英明、一贯正确、从无失误的圣主明君，怎么会这样失察？怎么会把林彪这样阴险的奸臣，选为亲密战友、并在党章上定为接班人？这位一生最忠于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第二把手，又怎么竟会变成要暗杀他如此崇拜的伟大领袖的敌人？过去在宣传里把他抬得这么高，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物，怎么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是处的坏蛋？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写入历史的战功，也都一笔勾消了！——这是实事求是吗？无论毛泽东手下的文痞们怎么善于玩弄生花妙笔，铁定的事实终究是抹煞不了的。谎言就是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于是我心中这座伟大的神像，从高处摔了下来，砸成一堆碎片了。

自从一九六五年回校后，因为我是“摘帽右派”，没资格教书了，就被贬谪到教材科，刻写了十多年的蜡纸。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了，接着，万恶的四人帮也被打倒了，人心大快。一九七八年五月，地理系一位名教授把我调过去搞外国地理翻译，兼教专业英语。比起有些一辈子被埋没的难友来，我的命运总算还好，没有被完全当成废料丢弃掉，多少还有做了些于社会有益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毛泽东时代遺留下来的冤假错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只因反右涉及当时的太上皇邓小平的面子，为了证明他当年紧跟毛泽东，雷厉风行地反右派确有必要，所以要留下这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大右派不能改正。虽然右派得到的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被扣的工资也不赔偿，共产党甚至没有对被伤害的右派作过丝毫道歉的表示，但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究竟可以松一口气了。在暴政之下苟延残喘了三十年，第一次卸下身上的枷锁，心中总感到宽慰一些；同时，我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也产生了新的信任和希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犯过错误，特别是文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经济复苏，更坚定了我对共产党的信心。我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是会有光明前途的。可是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我对共产党最后的迷梦，——我终于明白：这个政党是永远都不会放弃专制独裁的，不会放弃它所获得的特权的，它也是永远不愿让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

我原来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即共产党所谓的“左派”；可是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改造”——先把我“改造”成怀疑派，然后再把我“改造”成为他们的反对派——“右派”。一切都被弄颠倒了！我原来真诚地拥护的共产党，其实是我自己心中的美丽幻影；现在我已经看透的现实中的共产党，其实是它口头上所宣扬的反面。我现在可以坦然地承认：一九五七年我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所反的党，正是毛的专制独裁的封建法西斯党，我所反的社会主义，正是天天杀人斗人的、血腥的封建法西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当时没有认清它的真面目罢了。

今年是伟大的六四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共产党换过几届政府，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导人。对任何有民主思想的领导人，这个党都是容不得的。今天的共产党愈来愈腐败，愈来愈残暴，愈来愈凶恶。它残酷地镇压法轮功，打击地下教会；它与民争利，在城市里强拆民房，在农村强占农民土地，逼得这些受害者不断上访；它逮捕维权律师；它对敢于说话的民主人士判以重刑；它把揭露黑幕的新闻记者关入监狱……

这个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党，岂不是十分明白了吗？今天的共产党，早已背叛了它在革命早期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曾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现在却走向反面，它要“奴役全人类”；它曾声称要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它现在已建成的，却是“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封建奴隶制社会！

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正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曾自我标榜过，他们是以“消灭压迫、消灭剥削”为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但正是他们自己，背叛了这个怀有伟大目标的政党！他们曾宣扬过，他们要建立的，是“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正是他们自己，背叛这个人民所想望的社会主义！

在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多少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伟大崇高的、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如果他们地下有灵，知道现在以他们的名义、踏着他们的血迹而来接他们的班的，竟是这样一批贪污腐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党，不知他们要怎样痛哭流涕了！

我们这些受尽折磨和苦难的右派老人，今天还要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我们是继承了过去为社会主义而牺牲的先烈的遺志的；而今天还在肆意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共产党，则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先烈，应该向他们，向全国人民謝罪的！

一九五七年浙江师范学院所划的右派，今尚能记忆者有下列几位，但有关详细情况，未能完全了解（除标明“亡故”者，现皆在世；死生未卜者标“？”）。

读钱理群

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伟大先驱鲁迅先生的“五四”精神曾在刀山火海的杀戮戬灭中，点燃了启蒙的火炬，英雄先烈们肩起了黑暗的闸门被屠夫们关闭……

在相隔半个世纪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民运再次继火传薪，结果又遭“阳谋”暗算，百万人惨遭迫害，眼泪和鲜血淌遍中华大地。

三十多年后，发生的“八九”民运，乃至令世界震惊的“六四”枪声和钢铁履带的辗轧声中，又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喷洒在帝王城下？“……没死一个人！”这一完美惨酷的回答，给中华民族和世界民族划上了句号。尔后，竟至连为此纪念的祭日也被权势者严禁！

十几亿中华民族的儿女十八年（1989—2007）来，在懍懍畏懼的末世中沉默、沉默、沉默，在伟大的盛世辉煌中，在和谐的声浪里，在世风颓靡、权色污秽的欢歌海洋中，保持着世间绝无仅有的“佛的谦忍之心”。然而，殉道者们英灵的悲泣犹似末世的阴霾，四时恶循的悖逆……“天怒在南方挂孝，立春在南方冰结”，这是怎样的四季交替啊！有血肉的民族啊，还期待“良知”的到来吗？

联想（八年抗战）倭寇在中华大地任意蹂躏，而真的勇士却背着奸贼的罪名，那些投机者倒成了英雄。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让敌人骑在头上八年之久？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独裁还需要多少中华儿女们的鲜血和生命才能换来和平、民主、自由？

《拒绝遗忘》是用“舍利子”的脑汁，巨人的鲜血及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肝胆写成的一部真实鲜活的历史，在幽谷的今天如日月之辉，佛陀之光！我们，应该跪下来细读此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致其礼！

爱莲新说——纪念李九莲赴难四十周年

五千年文明古国，可敬之人甚众。历代皆敬仁人义士。自列、毛以来，世人甚喜斗争仇恨。予独爱天地乾坤阴阳牝牡之和也。天地并，乾坤同，阴阳偕，牝牡合。女娲以地補天，林昭以坤振乾，九莲、海源、志新以阴济阳。牝牡之合，即爱心之现，仁义之行，刚柔之实；端赖女娲、林昭、九莲、海源、志新之力也。予谓当世，阳气衰，乾纲颓，幸地坤阴牡犹略存，宁冥冥不灭中华焉。当世士子，耽富贵赏牡丹，玩隐逸栽盆菊之际，有地母处沉沉暗夜，九莲寓拳拳苦心、良心、仁心、爱心、天地之心、乾坤之心、阴阳之心、牝牡之心、牺牲之心。予爱九莲，乃爱天地乾坤阴阳牝牡之和也！

来稿摘编：

相思泪不尽，寄语天涯人
——写在二〇〇〇年志立八十冥诞周祭

成都 阚芳如

岁月匆匆，不觉已是三十二春，你还好吗？我想你走了那么久，一定很思念我吧。我一样的深深的思念着你，爱着你。床头上是你当年大学毕业时送我的小照，我每天都要向你诉说我心中的话语，你听见了吗？我想你一定听见了，因为你不是常常回到我的身边吗？你音容依旧，风采依旧，还是那么漂亮，那么潇洒，英俊不减当年！我俩相依相偎，漫步在从前我俩定情的望江楼旁，府河岸边。我羞涩地低声向你诉说着我三十二年对你的无尽思念，我爱嗔地怨你三十二年为什么不给我捎封信回来。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能的抚慰我孤寂的心，思念的苦啊！但你却总是笑而不答，我急了，一掌推向你，却不见了你的身影，不觉睁眼一看，茫茫一片夜色，夜是那么的静，四周悄无声息，窗外一弯冷月挂在天边，微弱的月光，照在我的床前，也照进了我悲伤的心田，此时的我，仍是孤灯独眠。刚才那难得的美好时刻，竟是南柯一现，我为什么要酲过来，我多么想永做梦中人，与你长相伴。

三十二年前，尽管你有千千万万个舍不得，舍不得你一生向往的美好人生，舍不得你热爱的教育事业，舍不得你的白发双亲和家乡的亲人，更舍不得你一生相依为命的妻儿！可你还是在劫难逃，魂断他乡，含冤而去！你走的那么匆忙，走的那么凄凉，走的那么令人痛断肝肠！至今尸骨未存，魂归何方！我遥望云天，泪湿衣衫。望苍茫大地，我声声泣血，声声泪，声声呼唤我的君，你归来吧！归来吧！我的君！

我深知，那年月由不得你啊！多少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难逃这十年浩劫，何况你一个“摘帽右派”的区区乡村教师，这是命耶！非耶！

我更深知你有一颗赤诚善良的心灵、你无限热爱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十八年来，你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献身于乡村教育，无怨无悔。对爱情你更是忠贞不渝，我俩虽相知相爱二十载，相聚却不到五春，全凭鸿雁传书诉衷情，尝尽了人间的别愁离恨，但这一缕情丝却永远相连，来世也不断！相恋时，你虽身边多裙钗，但你却对我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婚后你又曾对我说：“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你们母子，必舍其一时，我会痛舍爱子而留你”。你这些刻骨铭心的爱的话语，深深的烙在我的心底，让我幸福地享受了一生。

今天我虽不知道你身在何方，但我知道你是在天的那一边，我更知道你心中的期盼。如今我可以向你告慰的是，你的沉冤于七八年党和政府已为你昭雪平反，尽管这是一个迟到而苦涩的“喜讯”，但它毕竟还了你的清白在人间，你若有知、定当含笑九泉。我还要告诉你的是，你爱的两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了两个既可爱又优秀的孙孙（一个孙儿一个孙女）。你就好好的安息吧，不要再有牵挂，我也知道你更期盼我早日与你重相见，等着吧！这一天不会遥远，那时我会带着你留给我的百封家书来与你鸳梦重圆，永远相伴在天上人间，共长眠！

深夜读阚

三十二年一瞬间，犹记当初盟心寄粉笺；风风雨雨哪摧残，梦里牵手，梦醒如烟！生死离别已经年；八十冥诞情涌泉；芳心如许世间少；掩卷嘘唏，清泪涟涟！

赫水横流山河哀

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不！十月炮未响，送来的却是列宁主义。列宁强奸了俄国的历史，产下一个苏俄怪胎；他又强奸了中国的历史，克隆出毛式怪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斗争哲学，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苏维埃”！毛说：“如果没有矛盾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斗争就是他的生命。而陈独秀则主张“议会斗争路线”，如能实现，我国民主宪政就可提前60年，能推动我国和平进入民主现代社会。陈说：“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苏俄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也排斥民主。

为夺政权，党内斗争十分残酷。在上海，周恩来、赵容，因顾顺章叛变，杀其家属16人，留下顾的幼女一人，由谭钟玉送至老家抚养。在苏区打AB团上万人死于非命。延安的“抢救运动”，滥杀无辜，王实味就死于屠夫刀下。毛把夺政权看着比生命还重要，谁能帮助他办成此事，谁就是朋友，反之则是“敌人”。抗战期间，他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脚，以壮大自已的实力。此事得到证实；上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正要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毛却向其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侵略’。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不知御用文史家们如何为其开脱？

这场“革命”是对是错？历经半个世纪实践和检验，回答是——“错的”！其“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革命”。暴力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死胡同。其罪恶核心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是封建的法西斯专制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如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并没达到此目的。蒋介石政权虽是专制主义，但存在着民主机制：如言论集会新闻出版等有自由空间；有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制度等。毛的“革命”就把上述民主机制都消灭了。这场“革命”是破坏，改变了“不该破坏、改变的民主机制”，但却保留、强化了“该彻底推翻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场“革命”以封建专制主义来代替有民主机制的专制主义。正是前面走了一只狼，后面来了一只虎。远远比不上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是进步的革命，而毛的“革命”是历史的逆反，历史的倒退，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所提出的“纲领”是骗人的，是不会兑现的。假如当时毛不把蒋赶到台湾，能握手言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至今还会有“台湾问题”吗？联合政府的议会由共党、民盟等党派组成，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制衡，沿着“三民主义”路走下去，在60年代初，就可能走上民主宪政！可是，我的假定被毛以“坐龙庭”的事实打碎了。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的对话称“窑洞对”。黄提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都未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毛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灭。毛当众撒谎骗人！事隔五年就把民主丢进垃圾堆了。他独断独行，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来代替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他认为《共同纲领》不是“人民政府”的政纲，“无专”才是他的命根子。为了巩固统治毛控制舆论独树一帜，防民之口如防川。“皇恩浩荡，万寿无疆，太平盛世，成就辉煌”的颂歌不绝于耳，世界第一。禁锢思想如罐头，限制自由如牢房。全国一辞，万民唏嘘。说真话有罪，说假话有功。万马齐喑，谁敢说话？极权政体世界第一。党政合一，党凌驾于政府之上，自上而下委任制，选举走过场。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没有监督，制衡力量。人民意志必须服从领袖意志。司法不独立，“人大”是花瓶，政协是橡皮章，如此等等，人民只有生活在“真空罩”下痛苦挣扎。极权政体必然是暴君的自由王国。毛玩弄权术于股掌间，世人不得安宁。他精通《二十四史》，如何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驾驭群臣，迫害、株杀功臣。坚持终身制、一言堂、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在“无专”掩护下，对法家思想运用自如，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一个连一个，把人民推进火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反右是专制独裁的胜利

“反右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阶级斗争，不论其手段是阴谋或阳谋，自始至终整个运动都是错误的——是专制对民主的践踏，是独裁对法制的摧残。实际上，党内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抗争，从1959年到1964年的五年间，曾先后五次给30万右派摘了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1年7月，给所剩的右派几乎全部摘了帽子。当时邓小平还健在，因为他本人既是当时反右的实际操作者，又要维护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因而即使知道反右搞错了，仍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因此，只改正，不平反。据查，摘帽结束，全国留下了96名右派。当年的五个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赫然在榜，另外还有他们在各地的“骨干”91人。这些人不仅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去见上帝，而且还将“遗臭万年”。为了96个“右派”，整了几百万知识分子，还说“反右”没错，我不能苟同邓小平的意见。我认为邓伟大，他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使中国从噩梦中醒来，开创了新的生活。但我不认为邓小平的每句话都代表上帝，他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和对右派的处理便极不公正。

毛泽东的功过后人自会给以公正的评价，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但反右绝对是错了，当时根本就没有右派，只有一批爱国的追求民主而被党邀请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右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如前所述，反右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给上千万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因为反右，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断子绝孙，仅1959—1962年的三年，除了饿死几千万人民，再饿死的，便是右派。当年右派们被遣送到最苦寒的地方去劳动改造，其处境还不如囚犯。当饥荒袭来，囚犯尚有国家的定量供应，右派则是饿死活该！当今中国谁统计过当年饿死了多少右派？谁能找到他们的墓穴，在他们的灵前作一点忏悔？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施罗德为德国人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而忏悔，在犹太人的灵前下跪。而布莱尔却在英国议会废除贩卖黑奴法令200周年之际，向非洲的黑人兄弟赔罪，使笔者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当今中共的领袖们，应该正视历史，承认错误，还给“右派”们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才能真正立诚于天下，立信于天下，从而得到中国人民真心的拥戴，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公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承认当年反右的错误，为全体右派（包括未摘帽的96位右派）平反昭雪，公开赔礼、道歉，还他们以清白。这样做才会赢得民心。

二、给所有的右派在经济上予以补偿。右派们所经受的21年苦难，心灵所受的创伤，当然不是用钱能补偿的，但补偿至少说明了自己的“认错”给人以心理上的慰藉；当年未给右派平反，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太穷，补偿不起，因而作出违心的决定。今天，中国富裕了，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光公仆们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消费就达一万亿。仅拿出公仆们一年不该花的公款来补偿右派，也足够了。

右派问题，迟早会平反的，早平反比迟平反好。给右派平反，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块试金石。当今的中共中央真的要在中国推进民主与法制的过程，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从而建成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承认反右之错误，给全体右派平反，才能重塑中国的正义与良知，才能恢复中国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才能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拥护。

民心不可侮，历史不可辱。再过二十年，历史必定会给制造反右的毛泽东一个极其公正的评价。无数革命先烈、民主斗士奋斗牺牲、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个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福利化的新新中国正在向我们走来，让我们用给右派平反的实际行动，大步向前去迎接她、拥抱她吧！民主的曙光已照到中国。给右派们彻底平反，中国改革的航船必将破除坚冰，胜利向前。民主的太阳必将尽快在中国升起！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等为代表的3178470名“右派”们，你们将名彪青史，光照日月！一切当年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治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无名英雄们，将永远在中国人民心中闪光！”

反右是专制独裁的胜利，从此，毛泽东把中国带入苦难又带入浩劫。革命未成功前，毛泽东反对过蒋介石的专制与独裁，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曾大加讨伐。可谁知道，毛泽东掌权之后，却加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尤为欣赏，并竭力实践之。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党给了毛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有权一人否定党的决定、决策。建国以后，毛坐上共和国主席宝座，通过宣传机器，大搞个人崇拜，忌恨知识分子，也忌恨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尤其忌恨刘欲取自己而代之（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感觉）。反右，彻底粉碎了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搞民主的企图，把昔日的“联合政府”变成了“一党专政”，而且反右的“胜利”，使全党重新确认毛泽东思想的永远正确，使毛泽东感到自己摇晃的宝座，重新稳定了下来，使毛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全党的精神领袖地位，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毛泽东不仅给几百万右派戴上了“紧箍帽”，也把敢于讲真话的一切人的嘴钳了起来，从此中国在毛的“鞭策”下“万马奔腾”，但却“万马齐喑”！一个政治上朝气蓬勃正走向民主的中国被毛扼杀了，取而代之的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加蒋介石的独裁与专制。

反右之后，毛踢开了党的八大的决议：大讲阶级斗争并称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置党内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抵制予不顾，把反右开始的极左路线强加于党，在中国大地上，近于疯狂地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谁也不能阻挡毛的疯狂，他要十五年超英赶美，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他的策动下，搞起了“全民炼钢运动”，要使钢的年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一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几千万、上亿人大办钢铁，甚至老百姓的锅也砸了炼钢。结果，老百姓苦了，山秃了，留下了遍地的小高炉和似铁非铁，似钢非钢的四不像，严重冲击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之后，浮夸风，共产风更刮得天昏地暗，全国各处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从上到下，一片浮夸，在广西竟放出了水稻亩产十八万斤的卫星，让毛泽东无比欣慰。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不仅实现政社合一，而且实现工农商学兵为一体，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更把数亿农民带入了绝境。由于浮夸，高产量带来了高征购，许多农村人民公社连口粮、籽种都征光了，许多人民公社的食堂靠“大锅清水汤”度日。“天灾不断人祸横行”的1959—1962年的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语）中，中国约有3755.8万人饿死，其中城市588.3万人。据统计，中共上台以前的2129年，中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203次，总共饿死人2991多万人。而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数超过以前总和还多764万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10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结果，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全国党政军民除极少数拥有特权者之外，都处于饥饿之中，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如当时的重庆，大学生的口粮由36斤/月下降到18斤/月，居民则由原来的每月26斤降到十几斤，其中一半用红苕粗粮代替。肉每人每月二两，也难得保障，布票每人一年仅一尺二寸，要用5个人的布票才能做一条裤子……

在这巨大的灾难面前，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抵制，纷纷上书，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盲动与错误，这又惹怒了毛泽东。毛又于1959年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社会主义”运动，当时党内约有2200万党员，反右倾的结果，使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忠诚之士，约有360万党员倒了霉，占当时全党党员的六分之一。党在流泪，中国在死亡线上挣扎。反右之后，毛泽东带给中国更为深重的灾难便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一向依附于统治阶级。极少数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要么隐居山林，要么便是遭到迫害。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次致命的打击，一场是反“胡风”，受迫害的仅两千多人，另一场是“反右”，再一场是“文革”，知识分子们在迫害面前，大多数人都惊慌失措。以反右为例，人们为了自保，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揭发父母，学生揭发老师，朋友揭发朋友，情人揭发情人。其中，出卖灵魂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栽赃陷害者有之，全国知识分子互相撕咬，互相厮杀，结果整个中国道德沦丧，人性堕落。整个中国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被强权践踏蹂躏，假丑恶满天飞，整个中国几乎无人敢讲真话。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是反右后中国最大的灾难。

1963—1965年，中国从饥饿与苦难中刚走出来，刚缓一口气，毛泽东又以反右的余威余勇，把中国带入了十年空前浩劫（1966年—1976年）。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而透过历史的迷雾，人们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举全党全国之力置自己的政敌刘少奇于死地的权力之争，是为了让江青当女皇的精心部署。毛泽东建国后当上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斯大林死后，他更想当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甚至想发动一场核战争去消灭资本主义，不惜以牺牲全世界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口作代价。由于毛泽东建国后日益左倾甚至疯狂，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日益下降，同时毛也感到刘少奇威望日益提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由于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真理。刘受到毛的青睐，确立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建国后，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益左倾，与刘少奇的政见日渐分歧。1958年底，党八届六中全会毛假意抛出下届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退居二线的建议，不料弄假成真被党批准，毛从中认定刘少奇对接班的迫不及待。之后，刘少奇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家主席，毛又不甘退居二线，对刘少奇便日益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毛打倒了刘，并置之于死地，中国却被毛带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党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公检法被砸烂了，学校停课了，一切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党的干部统统被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那些在反右时的左派知识分子也在文革中堕入地狱。“文攻武卫”，全国陷入“打、砸、抢”的武斗中。最后，毛泽东也控制不了中国局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暴露了毛泽东的独裁与专制，进一步暴露了毛泽东践踏民主与法治的本来面目。刘少奇是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被毛打倒并置之于死地。刘少奇曾手执宪法，企图维护自己的尊严，然而宪法在毛泽东看来不过是几页废纸，哪能当真？毛在反右前的一个月曾说自己是大和尚，以后又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由此可见一斑。刘少奇死后，毛泽东决定从此中国不设国家主席以免威胁到自己的“独尊”。之后新接班人林彪想当党主席，又不把权力让给江青，有逆龙鳞，最后落得丧命蒙古温都尔汗的下场。

邪恶时代的往事

毛泽东打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幡子，以“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幌子行暴君之政，扭转中国历史的车轮，使人民走上与愿望截然相悖的混沌之路，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曾遭受一场又一场的大灾难，烙印下惨绝人寰的历史。如今，历史真相一幕幕将被淡化、遗忘。“反右”运动拖延了

新中国的这段历史，正是国歌声中一直唱着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历史！其实，人们早已明白，这是“无法无天”的结果，是一系列国难之山。毛泽东冒天下之大不韪，妄图称居“世界王”，疯狂地推行阶级斗争的暴政，用诡辩的“阳谋”，实现一切阴谋，致使全国上下，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泱泱大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历史的暴政，应验了：愚是统治者的宝座之基，奴是强权者的财产之源，兽是野心家的权势之所依。几千年如此，令人胆寒！“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玩世不恭、人民惧怕的枭雄，已睡倒神坛，成为僵尸，但他的幽灵，难以消亡！他的暴戾恣睢，后患无穷！毒太阳虽沉落，灼致肿瘤的余热未尽。人们刚从怅惘迷茫中苏醒，面对绝灭人性的罪恶之丑，仇视、憎恨、烦腻。投入舒心、畅想、追求美的作为，修复人性、情感、心灵、生命的创伤，多么必要！——人类需继续繁衍，假恶丑不会停止同真善美的较量。只有良知坚守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和谐才有希望。

1948年，“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的歌声传来，使沉闷的天空带来几分新的气息。就是这年，一直在香港太古轮船公司工作的大哥，突然间，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地出现在普贤村（后改名和平村）的家中庭院里。母亲惊奇地说“怎么回来也不事先告诉一声”，哥说，因为太想念母亲。不几天，穿着平布麻鞋土里土气的他说：“在县上教书，不回香港了。”当时谣传：“朱毛来了，天下大乱。”大哥说：“这是胡说乱讲。”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城。教会学校的神甫、修士们也吹着洋号，欢迎解放军。我的大哥居然身着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1953年，当上军官的哥，告诉母亲，已谈好对象。他结婚，上级说因女方阶级成分，不能留他在部队，调到云南省委党校任教员。这年我毕业，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任美编。1955年“肃反”，大哥因冠以“英国间谍”而受审查，被弄死。父亲从国外赶回来，无可奈何地说：“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哦，没办法，相信政府吧。”母亲则要求党校赔还儿子。党校的领导说我父亲拥护人民政府，说我母亲无理取闹。我把此事告诉出版社书记，书记说：“要大义灭亲啊。”抱着大哥留下的不到一岁的女孩——苍天啊，可怜哪！1957年，毛泽东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反右运动，强劲政治风暴霎时席卷全国。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书记、社长兼编辑王起同志，在运动批斗人的间隙，悄悄告诉我：“小李，有人想把你划为右派，你赶快在会上作个检查，我好表态……”不明真相的我，心里蹦蹦直跳，为避免被划成阶级敌人，一定得自我批评，作检讨。那时，年仅21岁，不谙世事的我，当编辑已有四年，画的是《把余粮卖给国家》《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等紧跟时局的宣传画。（云南人民出版社50周年，汇编历史出版总书目中，将我那时画的画均署名为“本社编绘”）编的，写的，均无问题。平时从未议论过国家、社会的事情，更没有讲过什么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话。拿什么作检讨呢？摸不着头脑。想来想云，想到编辑室主任刘以同志曾批评我“不问政治，搞单纯技术是不行的”。于是我在会上检查自己不问政治的危害。编辑室主任刘以主持会场，他下结论的话使我十分反感：“你反对党的出版事业，还用毛主席的讲话‘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来诋毁出版社；你和党离心离德，你不但有右派言论，甚至是反革命言论。”这种强加于人、无中生有的批判，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治病救人”的批评。年轻气盛的我，听了就火，把检讨的笔记本往桌上一甩：“那就随你们把我怎么划吧。”检讨会没有开下去。社内的大字报、小字报我不看，批张健、批王岚、批陈铭安……如火如荼的批斗，我不吭气。每天跟着大会小会熬，总想着不知何时轮到自己。几个月过去，没动我一下，快到年底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你也是右派，不准回家了。”就这样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为右派，成为被侮辱、被损害20余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之一的敌人，终生留下不可消解、不可挽回的心灵和生命的创伤。

“双帽”设置，随欲扣戴

小学毕业后选择考上我市的初级师范学校。1949年下半年，当师范尚有一个学期未读完时就跨出了校门从事教育工作。由于我长期在农村小学任教，故对底层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只因我性格耿直，所以对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无所畏惧地予以口诛笔伐，从而就让一些基层干部产生了成见。趁反右斗争之机，就成了他们的“活耙子”。

时于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并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承诺做到“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并鼓励大家切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据此，从中央到省级与大城市的民主党派人士、上层知识分子均纷纷响应，在大会、小会上坦直陈词，各新闻媒体也立即转载。一股生动、活泼的民主热潮在全国沸腾。讵料，此景犹如坛花一现，自《人民日报》发表“工人起来说话了”的社论后，即开始大反扑。此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就扼杀在摇篮之中，也为此后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饥饿铺就了无言无阻的通道。这一切的一切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均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时于1957年5月份，各大报刊均纷纷刊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于指名道姓地对上层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批判之时，我县中、小学教师在暑假已集中学习。在学习结束的头十天，我县在未经大放、大鸣、大辩论的程序就直接进行反右斗争，在全县的每个区，批判有影响力的个别典型，而我就是首当其冲。把我平时的开玩笑与所发牢骚怪话均一一无限上纲上线当作整我的材料。因为当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并坚信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即使是“死硬派”，只要他（她）们不触犯刑律都不要逮捕；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的最高形式，仍保留政治权利，每月发给原单位80%的工资。当我看到那些欲踏别人肩膀向上爬与借题发挥的所谓运动积极分子整人的态度时就特别使我感到恼火，我毫无顾忌地给他们予以回击与展开辩论，闹致僵局。只因我们同一个区的教师叶俊夫，出生地主家庭，他本人也有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故交代出195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夜晚与我及刘森瑞老师说了一些心里话，组织上为达要把我扳倒之目的，就对他抓住不放，日夜对他进行疲劳战与诱供等手段使他如此编供：“那天夜晚我与陈显琰、刘森瑞三人开了秘密会议，由我写信给浙江省民盟主席、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宋云彬叫我做龙泉县民盟主席，我封陈显琰为“大将”，封刘森瑞为“军师。”这样一来，他们如获至宝，于是小组、大组对我进行批斗，要我交代叶俊夫这个右派集团，致使我更加气愤地予以回击。

就在1957年暑假集中学习即将结束的前十天，集中全班教师批判叶俊夫与吴任时。叶俊夫在台上进一步扩大编供：“我以安仁区的龙南乡小学为据点发展陈显琰，以安仁区小学为据点发展张琨。”

此后，班部叶××主任（即当任教育局副局长）曾找我个别谈话两个小时，再三劝我要交代叶俊夫这个组织，因我不能自欺欺人而拒绝。

再往后由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刘××部长找我个别谈话。他首先问我：“你通过这次学习有哪些提高？”我答：“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大大的提高。”“你说的提高表现在哪些方面？”答“首先在粮食问题上，我过去总认为农民吃不饱饭。事实我已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出乎意料的是，当鸣放进入高峰时，叶副局长带我们到县中心小学那个班去参观“取经”，参观回来后，叶副局长鼓励大家说：“你们看县小那个班大字报放鸣的质量多么高，你们如果有这样想的，也可以跟他（她）们一样写。”接着一个仅小学毕业的女教师季××也写了一张“粮食统购统销十个死”的大字报贴出去，接着她就逃不出批斗关与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在讨论处理右派时，领导的意图旨在令大家自我教育。然而有些积极分子就乘此大叫大嚷：“把她送劳动教养好了！”这样的政治风暴，使这个家庭妇女思想意识的季××简直无法承受，使这样一个仅有一个幼儿的女教师在写了一份遗书后投河自尽。

1958年8月31日有个姓骆的积极分子，把我骗到法院，在我未接读县检察院的起诉书与未通知我请律师的前提下，就由姓杨的审判员对我进行审讯，我向审判员提出出示反革命小集团自上而下的纲领与计划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证与物证时，审判员就引述到我对党有刻骨的仇恨。我辩道：“我家解放后，既无田地被分，也无资本被合营，更无亲人被镇压之仇，试问：仇恨从何而来？当天草草闭庭。

就这样，把我这个年仅25岁、正直、善良、遵守法纪的青年打落冤狱。

在冤狱中度了两年多，顷接家中妻子来信云：提出与我划清界线。我接读后毫无犹豫地回信同意她这种做法。与此同时，另写一封信给龙泉县法院叫她代交。

在狱中每个人写给家中的信，都不能封口，经管教干部审阅后再给予寄出。因为这些管教干部大部分都是部队里转业过来的，文化素质大部分都低。历经我再三周旋后，并严正提出：这是关系到我与妻自愿离婚的信函，即使内容不健康的话也不能扣压。如果法院审判员认为该信内容有损他们尊严的话，再加我五年刑期我均在所不惜。直至1961年秋龙泉法院才寄达给我双方自愿离婚的调解书。

历经五年的铁窗生涯，使我在这个“大熔炉”里接触过各阶层的人物，也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频繁的探讨，从而使我真正地获得了新生。

五年冤狱满后不给我回家，他们以关心我的今后就业为由，给我留场就业两年。由于在农村张贴了《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的发文后，我就通过这一政策的精神与他们通过斗智的步骤，终于在1965年8月份给我处理回家。

回家后已是32岁了，已到了妻离子散家破的惨境！接着而来的严峻考验就是如何迎接生存的挑战。比如说回到原单位去，即使你无偿地当一个代课教师都不允许；到环卫所去当清洁工，他们又怕到单位去会偷看文件；到集体厂矿去当炊事员，他们又怕你会投毒；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你摆卖水果也不容许；到农业社去从事农业生产，因为我不是农业户口也进不去。只有到临时的建筑单位去做苦工底下的苦工。在那个年代里，我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找到苦活做，就算是最大的幸福，故写下了七律诗一首：

溪流石滑步难开，肩扛重石挺腰行，命汗淌流为存活，练就体魂竟超常。

处处求生处处吟，乞求生计总无停，咬紧牙关力挣脱，苍天不负有心人。

历经十四年流离颠沛的辛酸，不亚于五年铁窗生活与两年的半铁窗生活。直到1978年中发11号文件下达后，我就以超前的意识与无畏的气度提笔申诉。当时我县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调卷审阅后，授权我户口所在地的龙泉市城关镇革委会发文摘掉我右派分子帽子，并通知于1962年死于十里丰农场的叶俊夫所在地公社革命委员会在村里开大会为他平反。

当我接读摘掉我右派分子帽子的发文后，就向龙泉县法院提起书面申诉。由于在1958年9月份我已按法定上诉期内上诉至温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由于我的态度不减当年的傲慢与法院某些法官左的遗毒尚存之故，经我不断地向各级人民法院申诉与各级纪检部门与人大常委会申诉，直拖到1979年12月份才下达复查与再审判决书定性属于冤案，宣告无罪撤销原判。由于我县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于1979年1月10日

友谊回声：

浙江杭州张允若我的一点建议：近来经常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热心人传来有关时政或历史反思的信息资料。对于这些朋友关心国事、热心传播真理的情怀，本人深感钦佩。所传材料虽然常有重复，但也确有不少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对此本人深为感谢。不过在钦佩和感谢之余，不禁想起一点：这些朋友有传播真理的热心，有各具特点的信息来源，有网络传播的能力和经验，能不能把传播的效率提高一步呢？能不能把目前用于群体传播的精力和时间，分出一些来转到大众传播方面来？应该说，我们这些聚集在《往事微痕》周围的朋友，是个有着许多共同经历和共同语言的人群。我们相互之间的传播交流（也即群体传播）固然是必要的，它能起到互相启发、增进共识、加强联络、协调行动的作用。但是从促进全民启蒙、推进宪政民主的大目标来说，我们实在应该扩大传播的范围，实在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进行互联网上的大众传播（传统媒体上的大众传播，已被封死），向我们群体之外的广大公众、特别是中青年网友传播真相和真理。这实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加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本人建议：凡有条件的朋友，都到互联网上去、特别是到一些大的网站（民间的或官方的）上去开辟阵地，或开设博客专栏，或进入各种论坛（BBS），播发文章和资料（包括自己写的或转贴他人的），以此来向广大公众传播真相和真理。如果每人每周播发两篇文稿，每篇有50人点击，加起来就能影响100人，每月就能影响400人次，一年就影响了近5000人次。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大家都来做这件事，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本人目前已在四个网站上开设了博客专栏，也在某些论坛上经常发帖，每月至少有上千读者。尽管也会遇到种种阻力，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注意分寸和策略，大部分东西还是能发出的。我常常为此忙碌，感到时间和精力不够用，但又觉得生活充实，毕竟也为社会进步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我郑重建议并热切盼望更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一行列中来，一起来为民主启蒙出力。我相信，尽管我们已经年迈并逐步沦于社会的边缘，但是，以我们的经验和智慧，我们是可以在网络天地里为国为民大有作为的。

吴国平来信 尊敬的博老师：谢谢您寄来《往事微痕》二十期电子版，我和儿子都在学习你们办的刊物，更在学习你们直言求真不畏难的可贵精神！你们在向失血的中国注射死而复生的宝贵血液！我将你们视为永恒生命的活的火焰，你们必将在我们后辈子孙的身上激发出永远与邪恶抗争不息的无穷力量！其实最值得书写的，也许不是诉说不尽的如许往事，而是你们“不计死生成败事，直教正气祛邪魔”的宝贵精神，这一句我想到的话正是你们的人生写真！请代向铁流先生、王玉林先生及所有刊物编辑同仁问好！

辽宁绥中前所农场读者卢菊生 博先生：首先让我对您说声辛苦了！多少年来我一直纳闷，我们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很少有敢说真话的人？电视里有《实话实说》栏目，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实话实说就不那么通畅呢？在漫漫长夜的期盼中，我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那就是你们几位耄耋高龄的长者，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不惜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在各自的斗室中艰难地开辟了《往事微痕》园地。这是你们在胡、温等领导人创办以人为本、广开言路的新形势下办的一件大好事。过去被阉割了的历史、被掩盖了的真相，将在这块园地里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往事微痕》能从一言堂的残酷统治下挺身而出，值得庆幸。我看电视剧《走西口》，其中有两句歌词：走西口人憔悴了心没瘦，走西口含着眼泪放歌吼。我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只要一息尚存，就理当走进这块园地来耕耘浇灌，让它绽放出更多绚丽的花朵，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

上海彭志一 借《往事微痕》，向大家介绍一下五十年前不幸去世的范永寿同学。他1936年4月22日出生于上海市，自小就没受到过双亲的关爱，被上海市的一家孤儿院收养。他天资聪慧，从小就喜爱看书学习。上海市1949年解放，1951年8月他报名参加解放军，因年龄较小，录取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华东装备后勤部医训队，在华东军区第16陆军医院担任医护卫生工作。工作过程中他不忘补习数理化知识。1956年夏天，他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凭着平日自学的良好基础成绩，经过高考应试，被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冶金机械专业录取，成为一名大学生。他皮肤白晰，个子不高，生着一张娃娃脸，有一双天真而明亮的大眼睛，在这双大眼睛的背后充满了对科学奥秘探索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为一个孤儿，能够步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无疑对未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期待……

他平日自恃自学能力强，不太爱听课。但学习认真刻苦，有空时常背诵俄语单词，还想方设法学习英文和德文。对数学物理和力学有着非凡的悟性。没有看到他十分吃力的念书，但主课成绩却非常优异，门门功课都是5分……他比较有个性，又因是孤儿，性格较内向，故平日与同学接触不多。由于他曾经参军并工作过，是“调干生”，政治上比一般高中毕业直升大学的同学要“老练”。可谓“年纪轻，功课棒，资格老”，不免有种“优越感”。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范永寿积极参与。他天真地认为既然上面号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就应该积极地参与和热情地宣传。他数次到北京市内各兄弟院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去看大字报。回校后向班上和宿舍内同学讲述看到的内容和各大学的动向。其中有一些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的“秘密报告”内容，这在当时是新闻，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可惜的是，他政治上太天真幼稚，完全不知道“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才21岁的小青年，哪里会懂得“引蛇出洞”的阳谋。

六月份，全国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学校也开始分期分批地揭批“右派分子”。署假过去后，九月开始上大二课程。当时我班共33名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检举和揭发，范永寿和王宗吉、鲁长发三个同学被年级党支部定性为“右派分子”，分别进行批判、揭发、斗争。范永寿的“右派言行”是：散布各高校内的右派言论、传播赫鲁哓夫“秘密报告”、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等内容。范永寿性格刚烈，12月22日那天晚上，在第一次宣布他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批判会上他一言不发。回到寝室后，其余五个同学都己熄灯就寝，唯有他在他所睡的下铺帐子内点上蜡烛还在写什么。大家以为他受到批判后心情难过、深夜睡不着，没有介意。第二天上午继续上课，五位同室同学见他仍在蒙头睡觉，想必昨晚未睡好，就没有叫醒他而都去上课了。等到课毕回到寝室时，看到范仍在睡，且一动不动。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赶紧通知年级党支部来人。一看人已没有了呼吸且身体己有些僵硬，当即通知学校医务室派人来。经检查，确认范永寿在深夜服了大量安眠药，抢救无效，自杀身亡。据说他身故时手里抱着一本日记本，具体内容不详。
一个年仅二十一岁，有着锦绣前程的聪慧青年，就这样被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多么令人悲伤、痛惜！他太年轻了，他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的同窗深切怀念范永寿同学！我们要把他的名字和经历刻录在“反右纪念碑”上，让后人知晓。希望这段悲惨的历史永远不要再重演了！范永寿同学，你安息吧！

原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系61.8班全体同学(彭志一执笔)

一封读者的电子邮件 《往事微痕》各位编者老前辈：我是郑州的一位中学教师，很荣幸读到你们办的该民间刊物。我已经从师友那里拥有贵刊前十八期的复印件。遗憾的是缺失第八期。在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你们做这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情怀和境界，认识到你们仅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的希望和寄托。你们的确有强烈的是非观、责任感，我能感受到刊物内在的精神风貌，它充满青春活力的执著、坦荡、真挚、勇猛、刚毅，我真没有想到你们这些没有办公室的编辑们都是七十耳顺的人。读《往事微痕》，作为年近不惑的后辈，我更应该自剖和愧疚，我们的智慧在哪里？我们的勇气在哪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在我的视野中，《往事微痕》已经勾勒出特定岁月的历史真貌，扫却时代的虚假光辉，渐露恶魔的姿容原形。它启悟我，不只是要诅咒这段惨痛的历史和这群疯狂的魔鬼，而是更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去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错误。博大表现在，要对我们当时整体民族的素养和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进行批评，促进这个民族的全面自醒。同时，更应该以忏悔的思辨去回顾过去整个时代的愚昧堕落。思辨表现在，对于所有的错误和罪恶，不仅是把这些恶魔的代表送上耻辱柱和审判台，还要责问和痛斥那些帮凶和看客。我们不仅应以当时的特定岁月为整体病态标本，去剖解这个民族群体性的已死去的血脉和灵魂，更应该全面地批判那个时代所遗留至今的顽劣性的源流和腐蚀性的根基。你们在，前辈的铮然气脉在！《往事微痕》存，国族的复兴契机存！我有一个建议和要求，烦请每期发给我电子版。这样便捷！节约！也便于我摘录、传阅。另外，你们已经出版的各期电子版能否发给我？

赵家怡 寄来的《往事微痕》先后四期都收读了。这个刊物办得很好，讲真话、讲心里话。今天讲真话的太少了，这样的刊物我喜欢。另寄一页诗稿，可从中略知我的生平及观点。狂歌五叠：

狂生自小爱伸手，乱翻诗书启灵牖。不羁性格甚顽皮，时笑时啼时怒吼。

蓉城负笈到高庠，不事王侯非妄口。傲骨棱棱学友惊，诗篇历历随时有。

远离牌桌但攻书，不信吟诗须仗酒。独行独立不媚上，如斯处世宁无咎。

倏尔左氏逞阳谋，横扫异己若摧朽。反右刚能脱网罗，白旗一拔名居首。

从此竞成运动员，黑雾笼身人事否。浩劫空前卷地来，罪名强加不容剖。

喜闰中秋月复明，幸遇吾宗同步走。字变兰亭逸兴飞，吟如玉笛英风赳。

九月江城亦落梅，笑看功人与功狗。散仙端可压昆仑，不负光畴贤父母。

我兄书诗带佛心，青莲秀出宁泥后。多情红豆寿偏长，绝胜灵和殿前柳。

浙江温州石桥 你们寄来的《往事微痕》已收到，谢谢！前几期的《往事微痕》是由我的朋友送给我看的，阅后深受感奋。平时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之后，眼目、耳朵随之闭塞，是非不分，黑白难辨。今读《往事微痕》，顿开茅塞。难得当今世上，还有谢韬、李锐、王玉林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敢说真话，实在令人钦佩之至。我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高校教了几十年的书，也算历经风霜。但由于我生性孤独，不善交际，平时沉默寡言，开会不发言，对政治问题冷眼旁观，尽量避免涉及，所以未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其它分子，但我的同学、同事、友人、学生，被打成右派或坏分子者亦有多人。他们都是正直、善良、富有才华的好人，遭受文字之狱，终至家破人亡，惨不可言，因而心中颇感消沉。今读《往事微痕》，觉得真理不灭，中国最后必有希望。专制必亡，民主必胜！

四川雅安熊习礼 发来的《往事微痕》已收阅，编得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家园智慧和理性的光辉，将来总有一天在中华大地上像纽约曼哈顿南端的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一样，塑一座大理石的林昭像，是东方自由光明的象征——东方女神。我正在学电脑，还不熟悉操作见谅。

杭州难友 ：《往事微痕》义工编辑们：你们辛苦了！这段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能有一批幸存的当事人发掘出来，不容易，很有说服力。对今后我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恢复我国知识分子阶层里真、善、美的人性有很好的历史教育作用，而且对为争取民主、自由合法权益的牺牲者是一种最好的追思缅怀形式。这场无形而又惨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五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八位中华民族精英，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史实，将永载人类历史宝库，千秋万代永放光芒。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滚滚奔腾前进，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阻挡的。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也不例外，注定要失败！我们今天能出版《往事微痕》，这就是一个世纪历史性的胜利，实属不易。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还很长，人生苦短，我们这一代已到耄耋之年，行将就木。抡救历史，拒绝遗忘，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培养争取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年轻人也很有必要。我们杭州难友很希望在回忆写作当年尘封的历史的同时，也要进行民主、自由传承的组织工作。在京难友望多费神。多灾多难的2009年春天来了，让我们伸开双手，展开胸怀，紧紧地拥抱罢！

广西柳州市刘晋芳 《往事微痕》编辑：辛苦了！感谢你们为人类正义，文明，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好事，让这个沉冤半世纪的共和国的“阶级敌人”及屈死者的千古奇冤，大白于天下。新近，有幸捧读部分《往事微痕》。桩桩命案，斑斑血痕，悲痛难抑，不忍卒读。愿借《往事微痕》一角，将长期寻诉《死里逃生——我的右派遭遇》的往事，见诸于世，汇成道道深痕。倘能唤起善良国人共同追忆，重新找回濒于泯灭的良知，挽救滔滔顿失的人性，奋起追寻世人共同向往的自由、民主、平等，万民舒心，共建和谐，实国之大幸！

云南省昆明市董克庆 在友人处断断续续地见到几期《往事微痕》，深受感动！你们以耄耋之年，不惜冒着残酷迫害的政治风险，为了留下历史而孜孜不倦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七难友的悲惨历史搜集拢来，汇编成册，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对五七难友们申冤维权意识的提高起了作用，对在愚民政策下长大的年轻一代更具发聩振聋的特殊功效。你们此举，真可谓功在千秋，泽被万代，令人钦佩！我虽愚钝，但也愿意为留下历史而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年年底，曾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诗词句作汇编为《存真集——念一斋韵校》一书分送亲友。现又按《往事微痕•五七之声》诗词专集征稿信的要求，从中选出诗词各十首寄给浙江杭州钱明锵先生。为求教诲起见，特寄上《存真集》一册，敬请给予大力斧正。即颂编安。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省科技馆杨平 你好，拙著《死里逃生》蒙你在《往事微痕》上刊出。谢谢！我也是五七年在成都陷入阳谋的，当年不过二十四岁，以后的经历如《死》文所述。今年已七十五岁了，承石天河兄介绍得知《往事微痕》，上周又收到石兄寄来的第十八期复印件，欣喜之余才知道还有那么一批硬骨头志士，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努力着。原来敢讲话，想讲话的人，还是有地方讲话的！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其实，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被欺骗了。错划右派的人数不是五十八万，而是三百多万。公仆欺主说假话骗人，脸不红心不跳，可见厚黑功底确乎深矣哉！我认为本期刊载的邵燕祥的《二○○九：送旧迎新漫笔》和铁流的《千古绝唱》都是非常好的文章，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就体现在这些地方。我衷心希望我们这份心爱的内刊的触角，不仅限于往事微痕，更要面向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终究老了，要教育青年一代。可惜我没能看到其他期，就是本期也还是天河兄惠赐的复印件。若还有多余的望能惠赐几本。以后望能每期都寄一本来。随信寄来一百元算是订阅内刊的工本费。因我退休工资低家庭负担重，很不好意思。

云南昆明杨天胤 你们好！前日收到《往事微痕》十九期，拙作《我的金色年华》及其他收入集中，谢谢，谢谢。前几年我的初稿才写成，看了的人都说：不可能发表，但很有价值，两三百年后，找都找不着。为此，很多朋友将原稿拿去复印保存。我想：既然朋友们对此有兴趣，我把它整理成书，自费印刷，分赠亲友。去年，西北民族大学和凤鸣先生（也是你们的朋友）来信中也说：由于我们国家目前尚不存在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哪个出版社会同意出版。后来他建议我：“将文章缩写成三五千字，由他向你们推荐，在《往事微痕》上刊登。但我写时是率性而为，嘻笑怒骂，意在吐尽心中块垒。为缩写事情经过勉强澄清，但感情难以抒发。蒙你们的相助，使它在几乎被舆论一律扼杀而胎死腹中时，得以起死回生，让更多有识之士及中青年朋友知道共产党还有这鲜为人知的一大‘德政'”（陆清福

《天堂路》——献给《我的金色年华及其他》文中被饿死在马豆沟的孩子：

宝宝，拉住妈妈的手，马豆沟后面的坡太陡，妈怕野草刺棵，绊你个跟斗。

宝宝，你慢慢走，爬上山顶，天堂就在山背后。那里有包谷饭，荞粑粑，大米稀粥，让你喝个够。

宝宝，你瘦脚小手，坡太难爬，路太难走。你等妈妈，妈就在你身背后。

陈光寒难友来信 《往事微痕》编辑：我叫陈光寒，前半生多灾多难，在朝鲜战场经受烽火岁月磨炼，后以我是地富子女表现不好为理由，发一张火车票给遣返回家，使我这样一个“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为累赘，被抛弃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因专业问题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工作考察两年的处分。后来在工作单位正式宣布我为右派，每月发给生活费十八元，直至一九六二年甄别后撤销处分，每月发三十元。一九六六年转正后每月四十八元。一九六七年在清队运动中又无端被打入牛棚，隔离审查，进行劳动改造。后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全家下放。直至一九七八年十月复查后才取消处分，改为每月发生活费二十五元。一九七九年改正后才恢复原工资待遇。我的妻儿也跟着熬过一千多个饥寒交迫的日子。我之所以屡受打击，是因为我有原罪——是地富子女，也许是我狂妄自大过分追求什么高尚纯洁的人生，也许是因为生活在苦难深重的地方和岁月。总之我很不幸。

罗来炳 编辑部难友：新化难友卢盛国先生送些《往事微痕》复印件给我，阅后很受感动。这是难友的心声，是人类至高至真的文字。凡是读过这种书的难友，谁都爱读。十余天前我为贵刊寄去二百元，承你们操劳就很可贵了，凡收到了书的人都要寄印书成本费才好。虽然收到书的人家庭情况各异，按家庭经济情况付款可以，但成本费是应该寄来的。如果以前十多期书有剩余的话，请为我寄一些来。今寄来《撬门入室》一文，这是真事，没有虚构，在可能的情况请略为修饰。另外我想将大跃进中自己几乎饿死，病死，及目睹一个难友活活饿死的情况写一篇短文寄来。

五七年时我还只有二十一岁，一个区区的小学教师，缺少社会经验，非常幼稚。不善趋炎附势，不善阿谀，得罪学校领导。有一次学校学习，读报时学校领导某君读错字，我为他纠正，他脸色顿时变了，觉得有失自己的尊严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五七年夏天，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来校时，发现我的门锁被打坏了。被子和衣服没有丢失，只是抽屉被翻动过。我实在没有东西，只有几本书和一个日记本。我以为是小偷翻钱，因没钱而作罢。我把这事告诉领导某君，他说某乡干部在我那儿睡了一晚。我当时毫无警觉，毫无预感，没有责怪某君打烂我的门锁，更没有去了解某乡干部是否真的在我房睡过。直到五八年春整风运动快结束时，他拿出本子，断章取义地念了我的日记中的某些句子。这时我才知道他打锁的目的是寻找材料进行报复。这场整风运动给了某些人报复之机，他们手段卑鄙，无所不用其极。无中生有，任意罗织，无限上纲。本是正确的意见却打为“毒草”。这一场整风运动毁了多少有用之材，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是劫后余生，在大跃进中几乎饿死，较之饿死的许多难友则还算幸运。读了难友们的文章，我终于将憋了五十年的往事写出来。未经人家许可，撬门入室找材料整人，竟然达到目的，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闻。

一、入室撬门果断行，诸君不必当新闻。当年定罪莫须有，衣钵真传是此人。

二、世路崎岖多险阻，青春罹劫过危滩。人生苦短韶华逝，壮志消磨棍棒翻。恶梦频临灵肉损，阳谋轻布栋梁残。车轮滚滚朝前进，话柄长留后辈谈。

上海 孙家荃：《5.19>专辑收到，正全力拜读，感愤不已。当今主流多少煌煌巨著，尽管被吹得天花乱坠，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将灰飞烟灭。而这本小册子虽然悄然问世却注定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愈益显露出它不灭的光华。请向为她的问世而付出心血的作者和义工们致以谢意和敬意。我们的朋友日见增多，队伍日见扩大。“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随邮附去刚完成的拙文，请斧正。我想，从“五七”出发，无疑乃主力；但揭露与最终结束极权统治，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合力，然否?

上海音乐家 茅鼎文：《往事微痕》收到后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当初并不知道是你提议给我的，谢谢你的厚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根源就是封建！民主法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钟鼓奖风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联系到我工作、生活中所看到、听到、碰到的种种事情，我十分痛苦，欲喊无声，欲哭无泪。现在又要开会了，以后有机会在详谈吧。

北京作曲家王西麟：你收到的非正式刊物《往事微痕》是我提议寄给你的。这是一些已经年逾古稀的右派老人们自费、义工所办的赠阅刊物。为了说出真实的历史，而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是50年前的扼杀民主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的血泪历史。民主法制的根本事业今日也并没有解决，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民主法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母校也和我们国家一样，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际水准的音乐学院而没有民主和公开化也是不可思议的。如钟鼓奖这样的重大争议却在整个上海的媒体没有只字报道，在上音也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因此使我们发问：没有任何民主监督就能建设成一个国际现代化的上音吗？而另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音乐创作真的能够脱离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吗？音乐创作真的是脱离人文背景和人文思想的纯技术的行为吗？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上音和全国音乐创作和音乐学的空白领域。这就是我所以提请寄给你读此刊的用意。

北京庄重：您好；赠我的《往事微痕》北大“五一九”专辑已于昨日收到了。此书内容甚好，正如序言所说：“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血和泪的控诉。”我要将血泪与他们流在一起。无奈我已93岁，血和泪都快枯竭了。谢谢赠我此书！向此书的作者致敬！

上海西渡徐则文：收到你们寄来的三期《微痕》，真是个不小的惊喜！每一篇我都从头到尾细心拜读，读后思绪万千，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掩卷叹息；有时切齿愤懑；有时泪下如雨。读完三卷后，问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么，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个“双料货”，1957年在上海新沪中学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虹口法院按“右派加历史等于反革命”判刑三年，送青海却丕却农场劳改，从此妻离子散，父母双亡……唉，一言难尽。 1978年改正，可改什么正？！如今是；人老、身残、心死，独守冷斋、奈何奈何！

一、请求你们：往事并不如烟，要把刊物办下去；二、请求你们继续按期寄赠你们“留下的历史”。三、你们出力出钱，免费赠阅，太辛苦了，我想寄一点赞助费，请即告知收款人姓名地址。

云南一批读者（张民权执笔）：《微痕》越编越好。近日得到的第22期，全是掘地及泉、针砭到穴的好文章，读之使人愈加深透地理解当代史中尚在滴血的罪恶与黑暗，并真正激发起期盼民主前景者的责任与良心。跟一般的诉苦文章不同，《噩梦醒了吗？》选载的5个小节能从较高的视角撕开滇东北11县反右黑幕，并直书那批刽子手中的代表人物，由此剥开其幕后直至决策层嘴脸，朴实文笔中自然闪现力透纸背的巨擘风采，启动读者挖根溯源。建议尽快刊出《噩梦醒了吗？》全文，或发专集。

四川省气象局徐英杰：贵刊是《往事微痕》，这是微痕吗？我多么想把我们尚存的残年来展示以往的岁月，让八0后，九0后的后辈好好总结历史，让在文化大革命狂命追随毛泽东的红卫兵好好总结他们那一代失智的疯狂，彻底清除毛泽东的人为马立主义。

我在共产党监狱中渡过了整整十八个年头，奇怪的是我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真心实意的迫随者。我自幼天资聪明，喜欢思考，因五七年看不惯苏联专家在我们共事中的所作所为，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反苏为突破口把我这个十三岁参军的红小鬼一夜之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共青团），下放到四川省西昌专区米易县监督劳动改造。五八大跃进、大炼钢铁，当时米易县全县是无电灯照明（也就是全县无电），怎能练钢呢？练出来的钢鉄？我说这些不是铁是废渣，这样我又犯了不老实监督改造为由送我去劳动教养。六一年解除劳教留厂就业，过着同犯人一样的生活，六九年和在押犯一同送到四川省峨边县沙坪茶场劳动改造，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才被清放回成都。整整十八年啊，人生最精华的年龄。如果不是因为我年轻，不是因为我自信自立和追求人格完美，恐怕我早就死在监狱里成为一个魔鬼。

编者提示：

由于我们都是老人义工，年龄偏大，又无钱雇請打字员，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文字来稿，希望来稿一定請通过电子邮箱邮传。我们知道很多难友都不会操作电脑，但可以請儿孙们帮忙，要不自已下定决心学一学。不会电脑不会上网，就远距时代，不知每天发生的事情，便成了社会的弃儿。我们也都是七十岁才学电脑的，不然根本无法编辑出版《往事微痕》。操作电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手写的“汉王笔”（出售电脑的地方有卖），然后找会电脑的人教一下，一般半天时间就学会。学只学几样：1、上网；2、收发邮件；3、查看消息和下载。

我们五七老人都是聪明有毅力的人，只要下定决心就会学会。有什么能难住我们？又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永远是坚强勇敢的人，永远是生活的强者！为了“拒绝遗忘，留下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要尽快学会电脑，才能把毛泽东反党反人民和反自由民主的罪恶记录下来，将来全中国人民审判他那一天才有书证。我们必须学会电脑。

一、凡来信来稿，一律寄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2号楼6-302博绳武先生收。

二、凡愿意捐赠和支持我们《往事微痕》的，需要留名回信的，請将捐款赠款直接通过邮局汇至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黄静女士收。邮编：101100，查询电话：13161294500。

三、不需要留名和回信的，請将捐赠款通过银行直接汇入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开户名葛亮：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因汇款不显示人名，若需核实，汇后請来信告知，以便我们查对）。

四、因难友王玉林患病，从现在起寄书工作改由李家揆难友负责，如有漏寄、错寄或未收到者，请直接与他联系。李家揆难友电话：010-84210475 手机：

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工作，只能在各自家里忙着做事。我们做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仅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往事微痕》一月两期，每期8至9万字，就是我们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折腾，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原谅。

[1] 何　方：《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2] 《宪法学》（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群众出版社，1984年。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版第1087页。

[4]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春秋》，405～406页。

[5] 曾憲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来源：www.66wen.com

[6]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27～128页。

[7] 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8] 1953年8月毛泽东与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谈话时提出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9] 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

[10]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上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6月二版增订注释本，第356页。

[11] 毛泽东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南宁会议上印发，并加此批语。

[12] 张帆：《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页。

[13] 曾文经：《传媒的魔力》，时事出版社。

[14] 《乌托邦祭》，苏晓康等著，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379页。

[16] 转引自1943年9月1日

《解放日报》社论：《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