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49年10月1日，当“伟人”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全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布：“中囯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时南北欢呼，天地动容。年青一代的我们，更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载歌载舞，大家紧握拳头举手发誓：为了祖囯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康宁，为了国家迈上民主自由的坦途，我们纵是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辞！不料，忠诚坦白换来的是凌辱批斗，无私奉献所得到的是地狱人生。二十多年泣血含寃，半世人生饥饿劳累。在那茫茫无边的黑亱，在那荒芜贫困的国土，你在问、他在问、我在问、大家在问：我们奋力营造的是红彤彤的世界，为什么得到的却是座黑沉沉的地狱？

值此创刊一周年之际，《往事微痕》北京义工向各地难友、朋友问好！

前排左起：赵明大、卢玉、铁流；后排左起：任蘅芳、燕遯符、纪增善、博绳武、李家騤、孙传久

我们这些当年高唱“中国我爱你”却蒙受了沉重打击的人群，如今的幸存者已不足百分之五。在青春耗尽的垂暮之年，年华无色的人生岁月，我们也得到了“改正”，个别的还荣居高位，可是更多的人却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仍受极左势力的打压欺负，有能力不能发挥，有热量不能燃烧，好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

无论怎样说，后三十年总比前三十年好，至少不饿饭、不再遭受批斗凌辱，基本上过着“食而安，居有所”的生活。但是毛派反动势力还在兴风作浪，它们留恋毛泽东时代享受到的特权，希冀重温摧残“阶级敌人”的兽性快感。极左派借政改不举的浊水污泥，拼命反对“今天”歌颂“昨天”，叫嚷“后三十年不如前三十年”，企图颠复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宪政之路。为了“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我们绝不允许历史再回到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老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易位，把人变成鬼的罪恶时代！

为此，我们必须“拒绝遗忘，留下历史”，把过去所经受的灾难如实写出来，告訢千千万万的后来人：现在的国家，比毛泽东时代好一千倍、一万倍。毛泽东不是“中囯人民的大救星”，它是“中囯人民的大灾星”！同时告訢人们今天的社会还在诸多问题，诸如政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黑恶势力猖獗，等等，都是未彻底根除毛泽东思想流毒所致。《往事微痕》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这半世人生有过的灾难、遭遇、不幸写出来，告訢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人，供前车之鉴以促新政。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這血泪斑斑的书证，怎能抹煞？谁又能抹煞？！

我们一年来已留下近二百万言，只要大伙儿支持，再坚持两年、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时间，就能留下千万言。人们可以通过這些小册子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囯！一个有血有肉，苦难重重的中国。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极左派们时时梦想着复辟那个时代！抹杀那个时代、不痛批那个时代，难道历史不会换一种形式重演？

欢呼山寨文化的勃兴
——为《往事微痕》周岁而作

杜光

套用一句小学时作文常用的老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之间，《往事微痕》就已经满周岁了。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卢玉、铁流和他们的义工们通过《往事微痕》这个山寨刊物，向社会奉献了二百多篇主要由右派难友执笔撰写的文章，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我认为，它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和意义是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右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真相，控诉了专制独裁暴君毛泽东一手炮制的罪行，表达了坚决要求认错、道歉、赔偿的权利。五十多年来，执政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结论，不但拒不认错、拒不道歉、拒不赔偿，而且不许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妄图把这个历史上的滔天大罪，消弭于抹杀记忆的“导向”之中。

2007年掀起的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的高潮，突破了当局的戒律和禁令，唤起了许多右派难友的维权意识的觉醒。《往事微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为右派难友开辟了倾诉冤屈和苦难、控诉专制主义罪恶的园地，也为他们的维权斗争，提供了新的阵地。这就激励了难友们的勇气，鼓励大家挺起腰杆，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发声呐喊。一年来有许多难友给它来稿来信，对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使《往事微痕》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

《往事微痕》以反映右派难友的苦难和觉醒、揭露专制主义的暴行和罪恶为主要内容，至于它的总的精神，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真”。许多文章所反映的是作者自己和家庭的真真实实的苦难史，真实、真切、真情，是这个山寨刊物的最大特色，也是它对当代的新启蒙运动所作的一大贡献。我觉得新启蒙运动的特征，应该包含两个“真”字：还原真相，探求真理。还原真相，是为了探求真理；探求真理，必须还原真相。固然，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洛克、马克思，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瑰宝，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但就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从现当代的历史中总结有用的经验教训，发现真理，指导现实。前面所举的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当代中国是从近现代发展过来的，这个时期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如何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要从近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真理，首先就必须还原历史真相。长期以来，当政者出于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采取了掩盖真相、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等手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冒充真理，以致社会上充斥着盲目自满的蒙昧主义。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探求真理，开启蒙昧。《往事微痕》上的每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充分揭露了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卑鄙阴谋，申述了自己或其他难友二十多年的苦难，从而为恢复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无数具体的细节。有些文章还就反右运动的性质、影响、应该吸取的教训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这些都适应了新启蒙运动的需要。

《往事微痕》的第二个作用和意义，在于它为正在兴起的山寨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加上了一分动力。山寨文化是文化专制主义逼出来的。因为文化专制主义日益严密地控制着文化事业，日益强化着舆论导向，而民间的思想却日益活跃，日益强烈地呼求真相和真理，人们无法忍受文化专制主义的封锁遏制，这才到处燃起了摆脱“王法”、“占山为王”的星星之火。在舆论导向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山寨文化却竖起了揭露真相、探求真理的大旗。人们无法公开地、合法地为真理而斗争，只好“落草为寇”，投奔到山寨文化的旗下。这就是山寨文化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

应该指出的是，在山寨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之间，真正违法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而那些为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具体法规，则显然是与宪法相悖的恶法。山寨文化虽然违背了具体的法规，却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真正的宪法遵守者、捍卫者。所以，山寨文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而文化专制主义有时却不得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例如，近几年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要查禁某一本书，或者不许发表某一位作者的文章，却不下达书面文件，只是打个电话给出版社或报刊的负责人，还不许记录，不许传达是哪里下的命令。这些人既要行使专制权力，又不敢留下痕迹，为什么？如果不是理亏心虚，要那么偷偷摸摸干什么？这些见不得阳光的记录，真可以为当代的文化史添上一笔黑色幽默的笑料。

在《往事微痕》出版了总共26期山寨出版物的一年里，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特别值得注意、并且发人深思的，是这一年里出现的山寨文化的新内容，那就是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的悼念、研究，他们生平事业和所言所行的历史资料的辑录整理，以至正式的传记，都为官方的舆论导向所不容，而不得不以山寨文化的面貌问世。或者是自费出版，无法进入市场，如《胡耀邦传》第二卷第三卷；或者是在香港出版，却不能在大陆发行，只能通过复印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根据赵紫阳的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或者是采取电子刊物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如《耀邦研究》、《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可是，他们的传记和对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却为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所不容，以致沦为山寨文化。这个令人可气可叹可惜的社会现象，是多么乖谬悖理！像这种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根本不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了山寨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它的意义、价值所在，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狭隘、卑劣、可耻。它对控制着文化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自我讽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从这种作茧自缚、庸人自扰的心理状态的解脱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与时代潮流合拍的现代政党。

《往事微痕》除了每期发送一千多份书面刊物外，同时还发行了它的电子版，依靠网络进行传播。网络文化不全是山寨文化，因为它包含着为舆论导向所允许的文化内容；山寨文化也不全是网络文化，因为它有着网络以外的文化形式。但是，网络由于有着宽广无垠、无远勿届的特点，无疑已经成为山寨文化的最重要的寄身之所。记得前几年读到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本书上的话：“网络事实上是资本全球化的先锋。”我们也不妨说：网络是山寨文化的先锋。对网络的这个意义和作用，我有着深切的体会。我2003年开始上网，就发现网络是我可以表达见解的最佳场所，是我晚年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用武之地。在此以前，我只能把我的文章复印一些，分送给比较接近的朋友，范围很狭窄；也有被报刊采用的，但往往是经过删节，不免有些遗憾。学会上网后，我在网上可以自由地抒发我的思想，使成千上万的人了解我的观点，进行交流。像我这样借助于网络传播自己思想的，还大有人在。正是大量的网络作者，促成了山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在欢呼山寨文化的兴旺发达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警惕专制势力对它的打击戕害。6月9日

，国务院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所有国产计算机在出厂前、进口计算机在销售前，都必须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这个以构建绿色、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为名，妄图控制网络、扼杀网络生机的卑鄙阴谋，刚一出笼就遭到了千千万万网友的强烈抗议。有的法学专家指出，这个措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违背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原则和《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一个国家权威部门为了控制网络，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竟然如此露骨地违法违规，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它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网民的愤慨。希望工业与信息化部在千夫所指的面前，能够认真地审时度势，收回成命，不要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行这个不得人心的措施，扼杀网络自由，打击山寨文化。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最后的失败。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科学技术的任何用来堵塞进步的新设施，都会遇到足以破解的新技术而失效。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不但将会威信扫地，而且你们预期的滚滚财源也将化为乌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是你们面对的前景。

山寨文化与导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为专制主义所不容，后者则是为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而生。所以，山寨文化具有反对专制专政、呼求民主自由的特征。近几年来，

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逼迫之下，山寨文化正以不可阻挡的气势不断发展。只有在整个社会由专制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之后，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的分野才会消除，两者同时溶进社会文化整体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旨在推进启蒙运动、促进民主自由的山寨文化，它的发展目标就是消灭自身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山寨文化发展越充分、越成熟，就越加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就日益接近它自己的消亡。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今天大力推进山寨文化，也就是为了早日消灭它，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009年6月15日

万民有口皆称颂千古无碑世代传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座谈会散记

郭少坤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天道无言，人间有情。四月十八日上午，我在北京有幸应邀参加了一次民间自发组织的纪念胡耀邦

先生逝世20周年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由德高望重的谢韬老先生的夫人卢玉

女士亲自张罗举办的，同时需要说明、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是，这次座谈会是谢韬

先生在去年身体健康时打算在今年（胡耀邦逝世

20周年时）举办的，可没想到的是在去年年底谢老突患脑血管病并住进医院，至今还在康复之中。更加难能可贵地是，卢玉老师不顾自己的年迈和还在病榻上的谢老，在百忙之中邀请了许多老人和相关人士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这种精神不但是令人钦服和感动，也更加凸显了胡耀邦

先生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此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在一个并不起眼而简陋的饭店里，聚集了中国的良心或者说是还有中国良心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

先生，原新华社社长李普

先生，原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杜光

先生，还有钟沛章

先生、辛子陵

先生等著名人士。座谈会会场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布局，只有一张正面上写着“胡耀邦”，背面上写着“国人良心”的字幅挂在一张椅子上。围绕着二张桌子，大家便开始了座谈。

首先是李锐先生发言。他说：“今年是胡耀邦

先生逝世

2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这两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周年纪年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五四追求的是‘科学、民主’，胡耀邦则是共产党内实践科学与民主的重要典范。我们现在纪念胡耀邦就是要落实普世价值，因为胡耀邦先生就是不受利益的左右，不受共产党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李锐

先生还谈到，共产党曾有过许多无法无天行为，正如毛泽东说自己那样是“和尚打伞”。现在的社会一切都被商品化，连当兵都要花钱，军队提拔干部明码标价。我们看看现在的腐败都到了什么程度，据说，在中国有二亿以上的富翁百分之七十是共产党人，还有一组数字，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的人掌握着中国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美国只是百分之五的人掌握着全国财富的六十。中国的贫富悬殊非常可怕，可我们还在那里骂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共产党再不思政治改革，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一位与会女士问李锐先生：“胡耀邦既然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被赶下台？”李锐

先生说：“共产党历来容不得反对意见，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人治。在胡耀邦执政时，在胡的后面还有共产党更加重要的两个老人在说了算，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还有左派邓力群、胡乔木在牵制着他，使得他的正确主张很难得到贯彻落实。是共产党的人治及其特殊性使胡耀邦不得不被赶下台。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个党还是有希望的，当然必需有更多像他们那样的共产党人。”他又谈到毛泽东对中国的危害，他说：“斯大林还没有干掉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却先后毁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人的知识，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接下来，朱厚泽先生发言，他说：“今年是胡耀邦逝世

20周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建国60周年。我想关于胡耀邦先生对中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作用就不多说了，主要想谈谈胡耀邦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和为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这里有党内以胡乔木为首的顽固派干扰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事件发生。在当时对于民主墙问题上，本不应抓人，和那些青年人谈谈和交流一下也就完了嘛。胡耀邦在处理时就反对抓魏京生，可邓小平却坚持抓人，结果矛盾激化，致使民主墙成了历史上的政治问题。”

这时，李锐先生插话说：“邓小平这个人比毛泽东更专制，六四事件，毛泽东不会那样处理，四五时期，也只不过是用木棍把人赶走。”

朱厚泽

先生接着说：“十二大后，胡耀邦提到政法改革，他说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更多的采取挽救而不是打击。可是，胡耀邦的思想一直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实践。八三年，陈云曾经提出要把胡耀邦废除，是邓小平保了胡耀邦。虽然如此，胡耀邦的工作仍然很难开展，八四年他到云南和贵州省视察，其精神曾得不到传达，最后是耀邦不得不直接召开县级电话会议才得以成功。在那次视察工作中，胡耀邦先生主要提出了富民政策，而当时的陈云和邓小平却以胡耀邦不懂经济阻止他管经济工作。胡耀邦提出发展专业户和私营经济，批评国有垄断企业，提出党同知识分子的矛盾需要解决，这些都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胡耀邦还亲自抓大案要案，当时的批件和官倒成风，胡耀邦对此非常重视。可是结果没有抓动，自己却被人抓了，直到后来被罢官。”

这时，有人问：“现任共产党领导人对胡耀邦是如何认识？”朱厚泽先生说：“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西方先进文明都给予肯定，显然对胡耀邦也是肯定的，前几天不是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发表了吗？”李锐

先生接着说：“不要只是为自己涂脂抹粉，即使搞了什么人权行动计划，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是一党专制，党说了算。”

辛子陵

先生在发言中说：“最近，中央媒体大肆宣传山西省的一个人民代表沈继兰，说她当了五十年人民代表，一直和党保持一致，还要树立她为榜样，你说可笑不可笑。”有人接下来说：“可笑就可笑在这样的代表究竟还有没有思想和作用，你说五十年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少变化，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时候她代表人民说话了吗？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又在代表谁说话？是林彪、四人帮还是毛泽东？这样的不倒翁是代表不了人民的意愿的。”辛子陵先生接着说：“胡耀邦坚决反对文化专制，提倡开放报禁，否则，舆论一律还要报纸、电台干什么？四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中央都不知道，这就是因为舆论一律，没有不同的声音。希特勒说过：“靠一张报纸，可以使老百姓感到地狱就是天堂。”钟沛章

先生插言说：“刘少奇就是因为说了一句‘饿死人要上书’，就得罪了毛泽东，后来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朱厚泽

先生说：“英国人说过，发展就是自由。”辛子陵

先生接着说：“应该鼓励民营刊物，如《炎黄春秋》、《南方周末》都应该放手，让它成为市场刊物，只有舆论不再一律，才会有畅通和准确的信息。”

李锐

先生又继续说道：“说起自然灾害饿死人一事，我曾经亲自问过毛泽东，我说，你是农民，你怎么能相信一亩地生产万斤粮食呢？毛泽东说，他是根据钱学森的说法相信的。这就是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就是现在的胡锦涛，他对现实和历史的真实又了解多少？他知道他曾经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多少右派吗？我知道，有六百多人。”

原新华社社长李普先生在发言中诙谐地说：“讲真话很不容易，虽然登不上报纸，但好在已经没有危险，现在也不怕告密，再说告密也没有用，因为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人插话说，在对

XX功的处理上，江泽民的处理是不正确的。对于XX功，完全可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被朱容基处理好，可江泽民又折腾起来重新处理，结果是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在国外也掀起了XX功热潮，现在好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XX功学员的抗议，有的还遭到起诉，你说这多被动，有损大国形象。李锐先生接着说：“人们有信仰比没有信仰要好，我在给印度宗教界的提词中写道，‘宗教并非鸦片，常做礼拜思过，社会和谐天下安’，结果还得了个金奖。”

在中央党校工作过的杜光先生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九十周年，胡耀邦逝世的二十周年。我们对耀邦的纪念意义是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科学与民主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用他的生命在中国进行了实践，因此，才赢得了国人的尊重。可是，在当前却有一股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社会上的毛左派和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前一段时间有人公开批评普世价值，可不要忘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是说过承认普世价值的。现在必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价值观，看到左的危害，认清既得利益者的嘴脸，防止历史倒退。”

钟沛章

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胡耀邦，毛泽东正如李锐先生所说，是‘功高盖世，罪恶滔天’。毛泽东时代，周恩来虽然是一个贤相总理，但是一个奴仆。胡耀邦是共产党的好书记，是个好人，但是他却经常挨整，经常作检讨检查，说明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不健康。但是，共产党出了个胡耀邦、赵紫阳，中国出了个胡耀邦、赵紫阳，相对而言，我们这个党和中国人还是幸运的。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就是最好的证明，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推动了自由民主，才有着今天的局面，相信我们的国家终将会进步，并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

这时，我向李锐先生提出问题说：“您所说的毛泽东是‘功高盖世’的‘功’指的是什么功？”李锐

先生笑着并看着辛子陵

先生说：“我那是在

1979年时候讲的这话，那时指的‘功’就是建国之功，可现在又需要有新的看法了。”

最后，大家又就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议论，李锐先生提到了杨佳案件，他说是我们的司法腐败造成了杨佳事件，杨佳是在申诉告状无望时才采取杀警以作报复的，虽然不应该提倡，但从老百姓的反映来看，对杨佳的同情就是对司法腐败的憎恨。现在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连杀人犯都被同情，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有问题了。

还有，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李锐先生在座谈会就要结束时，对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与会者说：“你们要把更多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要宣传启蒙自己周围人的民主理念，相信中国终究会实现民主。”

座谈会在结束时，人们围在一起，在那张“胡耀邦”、“国人良心”的字幅下合影留念。

这次座谈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来后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显这那些饱经沧桑老人们的面孔，回响着他们的声音，联想到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思想变化。应该说使我感到收获最大的历史真实的珍贵，包括共产党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这些老人，曾被誉为“两头真”，就是说他们早年为了追求自由民主积极参加革命投靠共产党的理念是真的，而今天他们又重新认识共产党并坚持批评共产党的专制，而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自由民主呼吁的雄心壮志也是真的，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的确应该为国人称道。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从党内到党外，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出现了那么多好人，可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实质问题，即使是像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人出现也未能左右中国的政局，非但如此，连他们自己也难保其身。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在民间出现林昭、张志新（附带说一句，张志新的妹夫陈叔平先生也参加了此次座谈会）、遇罗克，直到涌现出自七九、八九以来的无数民主斗士，以及他们推动的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运动都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看到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深蒂固，认识到实现自由民主的艰难，现实问题套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胡耀邦

先生没有背弃自己早年追随共产党时的信仰，在这一方面，他和赵紫阳一样是一位合格的共产党人；同时，他也是一名优秀的中华儿女，他在生活上勤俭节约，在作风上平易近人，在性格上开朗直率，因此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大写的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每一个有志于中国进步事业的志士仁人的典范。我们纪念他更是为了学习他，以他的为人和精神激励我们去为中国的进步而共同奋斗！

现代文明的标志就是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任何人治和“清官”思想都是错误的，也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但是，在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形成政治制度时，好人的出现和“清官”的作用还是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的，虽然他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不能够确保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实现，可有着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和清官总比没有要好得多，否则，中国的冤假错案更是俯拾即是，冤民更会多如牛毛，无疑，国家将会更为不幸。也许，以上正是这次座谈会召开的由来和人们的情结所致。

附带说几句话，我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三朝冤老”。我早在1981年胡耀邦先生执政时期就成为了一名冤民加访民，那是因为我在忠于职守受伤致残后并没有受到依法处理。当时，在当地（中共黑龙江省伊春市委）领导人的干涉下，使凶手逍遥法外，即使是后来通过上访在国家公安部和刘复之部长的亲自过问下，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显然，胡耀邦

先生并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小事。至于后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先生的领导下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直到前天我还到公安部上访），就更加使我感到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可怕了。当然，我不寄希望于任何“青官”来过问我的冤假错案，现实中也更不可能有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来关注底层弱者了。所以，我等只有顽强地“折腾”下去，为了个人的维权，为了社会的公正而努力，直到实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法律保护的宪政社会。

最后，用尚在病中的谢韬先生的一首《缅怀胡耀邦同志》的七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作为对举办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卢玉

女士和所有参加者的敬意。

缅怀胡耀邦同志七律

举国维艰起步难，耀邦大勇奋争先。

万民有口皆称颂，千古无碑世代传。

天道循环难阻挡，良心未泯跃尘寰。

英魂飞向云霄渡，不求功勋载史篇。

谢韬 2008年岁末（病前初稿）

沙叶新访谈录“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怀尧

1907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组织话剧社“春柳社”在东京上演话剧《黑奴吁天录》，这一年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序幕已被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以及曹禺的《雷雨》等剧目，至今光彩夺目，堪称经典。回首中国话剧的百年发展历程，在它从繁盛步入孤独的途中，时有力作并获得卓着声名的剧作家屈指可数。其中，弱冠之年便开始发表作品的沙叶新，可谓最为耀眼的扛鼎者，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甚至誉之为“当代莎士比亚”。
    然而，九十年代之后，沙叶新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在泛黄的新闻纸中，文学盛名起起落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陈毅市长》曾入选语文教科书，相信很多新青年都不清楚此君为何人。近日，在上海的寓所中，沙叶新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于是我们知道，毕竟青山遮不住，一个剧作家铁骨铮铮的戏剧人生，同样令人拍案惊奇。

文化穆斯林是如何练成的

吴怀尧：今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总三百七十七期）重点推出了您2001年夏天创作完成的剧作《幸遇先生蔡》，这是您近十年来首次公开发表剧作。该剧叙述了蔡元培于1917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的动荡经历，充满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部作品我是坐地铁时读完的，这里想问下您，当初怎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纪念蔡元培的剧作？

沙叶新：《幸遇先生蔡》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约，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下去。三年后，香港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既感动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崇高和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吴怀尧：我上初中时就是您的读者，语文课本节选了您的作品《陈毅市长》夜访齐仰之，“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时间到了！”资料显示，这部戏剧曾受到广泛赞扬，还获得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联合颁发的全国优秀剧本奖，但和它差不多同期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先是在国内引发争鸣，后来还被停演。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能否披露下内幕？

沙叶新：“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当时我们的一位领导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老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没有排演。我喜欢陈毅的幽默，他喜怒形于色，我对他的孩子和秘书采访很多，印象比较深。后来就写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这两个戏的宗旨是一样的。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这两部戏让我开始进入剧作家的队伍。
    《假如我是真的》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编写的，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直到1981年停演。《假如我是真的》引发的风波在当时看是史无前例的。一改“文革”时代领导说了算的做法，专为一个戏由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亲自召开座谈会，“商量”而不是“指示”、“命令”，《假如我是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例了。这个剧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而且涉及到“体制”的弊病，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回头再看剧本，当年反映的“问题”现在看来都是小儿科。

吴怀尧：七十年前，您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年少时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如何？

沙叶新：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汉化或南京话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您”（谢谢您）等等。
    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们都属于劳动人民吧！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这在当时绝大多数是瓦房是旧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显眼。

吴怀尧：成长路上，您和父母关系怎么样？他们对您有哪些影响？

沙叶新：我们关系很好。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您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他还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们做子女的要有爱心，要有孝心。这是很传统的很基本的道德伦理方面家庭教育。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艰苦奋斗，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吴怀尧：在文章中您经常提到您的妻子和弟弟，看得出您非常爱他们，除了丈夫和兄长的身份，你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扮演什么样角色？

沙叶新：我不但爱妻子，爱弟弟，爱妹妹，还爱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坐车坐地铁，旁边一个人很不起眼，说不定他有一两句话让你终生难忘，真的是这样，要记住别人的内涵，你待人好，别人才待你好，你爱别人，别人才爱你，你尊重别人，别人才尊重你。另外，钱会使人贪婪，要有一点钱，但不要太多，要有几个朋友，也不要太多，多则滥。

吴怀尧：很多学者年迈之后会变得迂腐固执，晚景堪哀。但您却谦虚明朗，在网络上还经常和网友交流，热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很想知道您是如何保持如此乐观平和的心态？

沙叶新：怎么做到保持乐观的心情，真的很难讲，谢谢你提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就想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对我的影响，要善，善是美好的事情，你比别人欢乐，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你善，就没有仇，没有恨，所以我思想情绪上，仇恨这种情绪不是说没有，很少，恨谁，想杀死他，咬牙切齿，非要上门打你去，没有这样，年轻的时候你踩我一脚，对不起，咱们没空吵架，就这样的脾气，是不是没有原则，我觉得我对艺术挺有原则的。所以可能跟我妈妈的善有关系，所以我回顾文艺基因上提到我妈妈，可能有点关系，现在科学，你好人，坏人，眼神就定了，你活多少岁，这个就不是我研究的范围，我做人比较热情诚恳，比较善良，真的比较善良，别人对我好我真是感激别人，我就说我自己了。

吴怀尧：您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您的一生，特别是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沙叶新：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您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您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
    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

吴怀尧：您这个文化穆斯林最初的汉语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

沙叶新：我们家里开炒货店呀，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瓜子、花生米。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落花生、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我是来者不拒、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好多现代文学的名着我都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家炒货店里阅读的，所以我现在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大概这也是儿时记忆的一种延续。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作家没有良心不可能写出好作品

吴怀尧：后来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促使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沙叶新：高二时我们语文教师是安徽人，姓武，叫武酉山。他的语文课教得好，非常生动，他总是饱含感情地把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崇高和美好很生动地传达给我们，使我觉得我做个中国人，特别特别幸福，因为我们有如此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供我们享用，给我们熏陶，滋养我们，丰富我们，让我们智慧和文明起来。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善继，稿子写好了，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高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得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五百元！1956年啊，您算算现在值多少钱！现在的稿费实在太低了。另外一个王立信同学也爱写稿子，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大家都是同学，为什么您能写我就不能写？我也得试试啊！就开始写。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发在《雨花》的前身《江苏文艺》上，那是我的处女作。后来还写了两首短诗，发在上海的《萌芽》，现在还有这个杂志。发表时我16岁，不，15岁吧。第一首是情诗。那时的中学生不像现在早熟，那时怎么都熟不起来。虽然是情诗，自己实在是情窦未开。现在想想很可笑，悔其少作。可那时还不知天地厚，觉得我要做个作家，甚至已经是个作家了。谁会想到作家这条路是如此地艰难，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

吴怀尧：您最初接触的文艺作品是小说，最初写的也是小说，后来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怎么就嗖的一下转到戏剧创作上去了？大学期间，您的阅读胃口和创作情况如何？

沙叶新：进了大学，我比较用功，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大学二年级吧，我又开始发表小说。我连续在《萌芽》上发表两篇短篇，都上了头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这在当时有点了不得，轰动师大校园，至少轰动了中文系。那时我很自信，我想我肯定将来是作家了，现在是准作家了。大学毕业前夕，周扬到上海来考查上海的戏剧。上海有十大剧种，淮剧呀、话剧呀、歌剧呀、滑稽戏呀等等。他发现剧团的编剧，很多都是旧时代过来的，没经过专业训练，文学素养和编剧知识都较差。有些老剧团都根本没剧本的，叫幕表制，到上场前，把大致剧情写好，贴在后台，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谁上场，什么规定情境，公园呀还是家里。然后是所谓的剧情：什么一男一女呀，数年不见，诉说衷肠，或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最后或相拥接吻，或再约佳期，诸如此类，然后您上台去表演。这样的编剧水平当然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于是当年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里，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办的戏曲创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大学毕业分配我到文化局，说我有一点理论思维，就分到文化局的理论什么什么室。

吴怀尧：生活就像一场电影，当下一个镜头呈现在我们面前，您已经是上海艺术剧院的一员，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这中间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

沙叶新：我的恩师黄佐临先生从文化局把我要了回来，要到他领导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这位老专家就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就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文革以前，我写了一个戏，叫《一分钱》。黄佐临

先生导演，莫大的荣耀。就那么一个小小独幕戏呀，这么个大导演亲自导演！这个戏有不少趣味性的东西，比如在舞台上变魔术呀，这在以往话剧舞台上是没有的。黄佐临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他说我写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犹有花枝俏的俏。他还对我说：小沙啊，您有本钱了，不过这个本钱不大，只有一分钱。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骄傲。

吴怀尧：您的主要剧作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造出来的，90年代以后作品似乎不多？

沙叶新：其实我一直在创作。80年代末我在写《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写了好几年，很艰苦，我说我如果能写好这出戏，生了癌病我也不后悔。后来又继续写了一些戏，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还写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去年我有三个戏曾演出。一个是在上海，刚才说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两次演出我的《陈毅市长》。一个是在纽约，去年4月21号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台湾导演王童在纽约举行他的影片回顾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三个国际大都市同时演出我三个戏，可喜可贺吧？
    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被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不是存目，不是选场，是全文。这是中国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的高校中文专业教材。我不矫情，我说实话，我很高兴，我一直比较喜欢我这个作品。

吴怀尧：90年代商业浪潮凶猛，中国转身进入消费时代，您个人是否受到冲击？

沙叶新：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所以知识分子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权和钱的选择。正如鲁迅所言，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作家没有良心不可能写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着、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您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90年代的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分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您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吴怀尧：知识分子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让我们联想到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您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定义是什么？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表现作何评价？

沙叶新：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扞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炒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做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
    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扞卫心灵的自由！
    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吴怀尧：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每个人经历的试炼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对您个人而言，在过去的岁月中，最痛苦和耻辱的是什么？

沙叶新：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对我自己来说，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必要时可以让步妥协，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必须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取。

吴怀尧：由己及人，您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沙叶新：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快把这沉重的话题翻过去。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

吴怀尧：您有没有畏惧、想退缩的时候？在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让您继续批判，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

沙叶新：我也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更无私敌，至少不会将把我视为敌人的当作敌人。我多的是朋友，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的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个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的。

中国话剧市场为何衰落

吴怀尧：商业戏剧在欧美历史悠久，目前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但是在中国，戏剧一直都不是很景气，更不要说商业戏剧的正常发展，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沙叶新：戏剧要贴近生活。而戏剧目前不景气很大原因就是面对真实的生活它掉头不顾，因为它太真实，不敢面对；而面对虚假的生活它扑面而去，因为虚假能一团和气。戏剧不是为了观众，戏剧不是反映生活，而是为了得奖，为了五个一工程。但谁都不要看这样的戏。所以我觉得戏剧应该迈向真实的生活。人要活在真实中，戏剧也要活在真实中。但生活不要戏剧化，生活戏剧化会很恶心。生活戏剧化叫装酷做秀。我个人认为当代话剧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真实性，和现实生活无关，缺乏干预生活的激情。

吴怀尧：20世纪中国话剧我所知不多，您能否给我扫扫盲？

沙叶新：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中国话剧也有它起源、成长、发展的过程。从春柳社开始，当时的话剧由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以一种外来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典型如《黑奴吁天录》。一开始，它就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戏曲走了另一种路数——反映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反映社会问题，“戏剧为人生”的传统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倾向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时刻更显示出它的力量。建国以后是离开戏剧艺术本质越来越远的一个时期，话剧基本成了党的宣传工具。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所有文学艺术包括话剧，都被要求成为“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1949年以后，话剧是一个逐渐被工具化的过程。你几乎想不出，从1949年到1976年，有哪些话剧能在戏剧史上留存下来，当然，老舍的《茶馆》是个另类，是个异数，它是不遵守领导指示而产生的作品。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来的作品，一定不是“遵命”文学。
    从1976年到2000年这25年中，话剧艺术最为兴盛的时期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戏剧走在其它艺术形式的前面，是戏剧带动了文学的复苏，现在人们还记得《于无声处》引发的巨大社会震荡。然而，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时期的作品，就不能单单从“轰动效应”来评价了，应该从艺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它进行理性分析。70年代末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话剧艺术，和1949年以后的话剧艺术相比当然是个进步，思想内容上触及时弊，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80年代的话剧在总体水平上要远远超出过去70年，但没有高峰，没有经典，没有代表人物，没有新的流派，没有新的戏剧思潮，所以我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也不能很高。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来话剧艺术一直处于“讲话的限制之内”有关系，即便思想相当解放的80年代也未完全摆脱“讲话”的束缚，对话剧艺术本质的认识尚无新的思维和理念；可能有一些，但影响不大。
    90年代以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构想大步实现，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变化。这个时期的中国，是我们自己所不承认的那个“中国”逐渐被国人接受的过程。社会思潮中，犬儒主义占了上风，声色犬马很自由，就是没有思想的自由，这对艺术本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带来了极大伤害。这个阶段的话剧，虽然花样百出、拼命想留住观众，但观众流失依然很多，好多话剧剧团因无观众都无法演出，导演、演员甚至剧作家纷纷“转战”电视剧，剧场门可罗雀，越来越小众化，小到只能自己欣赏了。被定位为“高雅艺术”的话剧是越来越衰落了。

吴怀尧：除了创作之外，当代戏剧创作在体制、市场、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哪些弊端？

沙叶新：据我有限的了解，几大戏剧院校招生时“走后门”几乎成了潜规则，这当然是教育腐败的结果，这样的招生能培养真正的人才吗？真的很难说。编剧和导演需要艺术，需要思想，更需要品格，如果这几方面全都缺失，对整个戏剧事业的发展将有重大影响。至于剧团体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走向市场。1985年到1993年，我在上海人民话剧院当院长的时候，经费来源已经相当一部分靠演出了，不足部分才需要财政补贴。合并之后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体制更灵活，演员的使用、编剧的使用基本符合市场化规律，奖励制度、用人制度都有很大变化，这是好事儿，能激发艺术生产力。

吴怀尧：当代社会休闲娱乐方式的多元化，这是话剧市场衰落的主要原因吗？

沙叶新：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有影响，但它不是根本原因。我在美、英、德、加、澳、日都看过戏。美国百老汇的戏剧非常发达，固然很多是商业戏剧，但也仍然有不少新锐的、先锋的好戏；即便商业戏剧也极为精彩。我去英国伦敦考察，出租车司机竟然不知道我们要找的剧院在哪里——不是司机对伦敦不熟悉，而是伦敦的剧院太多；在个人所得税极高的英国，戏剧工作者的所得税却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他们为伦敦成为“戏剧之都”、增加财政收入立了大功；我去参观演员进修所，那里全是自费且价格不菲，五六十岁的老演员尚且一丝不苟地练体形，真让人感动。这些国家的娱乐方式比我们中国多样化得厉害，但他们的戏剧仍然兴盛不衰。对国外戏剧人而言，戏剧是一座精神的圣殿，是生命的追求。为什么要当演员？“别人只有一个生命，我有上百个生命活在我的角色中！”中国当代话剧人则更多是浮躁。

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

吴怀尧：说到美国，我想起自己在念书时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材中，经常把它和霸权主义、干涉我国内政联系在一起。您去过美国，怎么看待这个自由女神像矗立的国度？

沙叶新：美国是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国家，它不过两百年，现在是世界首富。对它的赞美和对它的攻击，可以说势均力敌。这个世界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同样一种事物都可能有两种以上的看法。所以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价值观非常非常难。包括对9•11的看法都有两种。有一点我实在是难以忍受。虽然我是穆斯林，是回族，但是我对美国的两座大楼被轰炸非常悲痛。死去的都是些无辜的人呀。我不讳言我喜欢这个国家，喜欢美国人，他们年轻、有活力。他们比较少谎言。他们比我们要有诚信。他们比我们有较高的素质。我曾多次去美国，和美国黑人、美国外交官、美国教授、中国留美学生交谈过。他们说感谢美国给了他们机会。我和一些并不喜欢美国的人也交谈过，他们说：虽然我不喜欢美国，但是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美国。因为我安全，我自由，至少有言论自由。两个免于的自由你们知道吗？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有缺点，这我就不说了，有点套话之嫌。说别的国家好，就一定要说它一些缺点，不如此就怕人说不爱国，这太没意思了。凡是想要出去的人，我建议你先到美国看看，不带成见地看一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不理解的，比如它的霸权，但也一定会发现让你惊喜的。

吴怀尧：历史的天空没有人可以遮蔽。近些年来，全球化推倒各国疆界，使全球经济向一体化大踏步挺进。在这种大形势下，您觉得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得到保护和发展？

沙叶新：全球化势不可挡，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改革以来20年的现代化其实就是朝向全球化。所谓跟国际接轨，所谓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就是全球化！向谁改革开放？向朝鲜？向越南？向古巴？是向美国向欧洲啊！是向资本主义世界——是不是？难道不是这样嘛！向国际接轨，你跟阿富汗接轨？跟第一世界接轨啊！WTO，为什么花了15年参加这样的组织？15年啊！哪样不被他们审查了？假如上个世纪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列举很多，我认为加入WTO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我们一直强调稳定稳定，加入了WTO之后，我们严格地遵守那些规矩去办事，能不稳定吗？
    全球化之后，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会进来，美国的大片会进来，唱片会进来，没有关系。美国全球化的程度应该比我们高多了吧！应该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吧？你们去看，他们也保护本土文化。也许他们不典型，历史太短，本土没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对印第安的文化还是加以保护的呀。假如美国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有5000年历史，有丰厚的民族文化，那它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考虑民族文化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不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吗？看来这句话有点道理。全球化不会淹没本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相反还会丰富全球文化。如果全球化让每个人都说一种语言，都穿一样的服装，都是一种性格，都跳一样的舞，这样的全球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全球性不是破坏性。对民族文化还是会保护的。

吴怀尧：上海曾经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重镇，但近些年最让人瞩目的是它跑步前进的经济，而不是整体的文化深度，这和上海的文化人肯定是有关系的，对此您怎么看？

沙叶新：上海是商业城市，将本求利，要精密计算产出和投入。这浓厚的商业气氛和价值取向，不能不对海派作家有所影响，所以海派作家多少都有点生意经、生意眼。这也很难说是坏事，否则也太书生气，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尽管如此，海派作家也并非没思想，没脑子，没是非，没正义。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受影响，其二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损伤，这样他们才“敢于”出头，“敢于”说点真话；否则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并不鄙视他们。他们其中不乏极富才华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他们之所以有时不得不像“二丑”，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控制极严，言论空间极小，说真话的成本极高。但只要他们不卖友求荣，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只要他们不损害他人，他们的小心保护自己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们有沉默的权利，有自保的权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心中也并非没有良知和正义的火焰，只是有待点燃罢了。况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这样的“大声喧哗”，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们那样“沉默是金”；我不说你懦夫，你也别说我愤青，相互尊重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否则思想文化的生态也会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吴怀尧：幽默是一种境界和力量，您的文章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您觉得自己幽默吗？

沙叶新：自认为幽默是很不幽默的一件事情。佐临先生跟我讲：哪有自己讲自己幽默的呢？什么是幽默？幽默是洞察事物本质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不仅洞察事物本质的矛盾，并且能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的一种才智。幽默的人有一种豁达的、开朗的情怀。要真正做到幽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我只能说我有点俏皮或者调皮。幽默这个级别，我还达不到。

吴怀尧：对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红灯记》，您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记忆，在一篇文章中对其着墨甚多，能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沙叶新：1965年3月，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来上海献演，我去看了，地点是在上海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我坐在楼下第一排的边座。大幕在开场锣鼓声中升起，第一场是粥棚，李玉和在和交通员接关系，矛盾突出，冲突激烈，极为简练地就将全场观众立即带入戏剧的规定情景之中，令人不得不看下去。随着剧情的发展，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鼓掌拍红了双手，眼泪模糊了双眼。那样的激赏，那样的亢奋，那样的感动，那样的赞叹，直至剧终都觉得自己的情感在燃烧，从面颊到周身血液都是火辣辣的。这样的观赏经验，令人久久难忘，如今事过三十多年，和当年一同看过此剧的朋友谈起那一次的观剧感受，还是那么激动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看此剧是在1965年，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虽然政治台风已起于青苹之末，但整个社会还没经过文革那样政治狂暴的大冲洗，当时的气氛还不像一年之后那样的紧张和肃杀，文艺欣赏活动也还没有完全被宗教化、政治化。
    那时对我以及绝大部分的观众来说，看戏还仅仅是看戏，是欣赏，是玩乐，是嗜好，是享受；并非朝圣，并非拜佛，不是上课，不是受教。那时艺术欣赏中的观演之间的关系还属正常；虽然政治第一仍被视为金科玉律，但也还没有绝对化到以后那样吓人的程度。鉴赏心态还是自然的、真实的。所以我和我的同时代人那时在观赏《红灯记》时所获得的强烈的情绪感染，应该是一种美学感受；当年那样一种空前的激动也纯因《红灯记》的艺术魅力所致，眼泪绝不是硬挤的，掌声更不是夸张的。这和以后在文革中再度观看此剧时的心态有所不同。
    《红灯记》尽管在文革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层灵光，被异化成一种政治权势，被供奉为一种文化宗教，但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认它本身自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它确实是好，确实是美，确实是精彩，确实令人激动。虽然它也有时代局限，但不论从剧本本身还是从表演导演、音乐创作以及舞台美术的水准来说，都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观众普遍接受，才能感动当年整个一代人，以致对它如痴如狂，就像当年我看此戏时所表现的那样。我本来就是一个京剧迷，小时候也学过一些京剧唱段，看了《红灯记》之后我又成了现代京剧迷，迷上了样板戏。我女儿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我给她取了个样板名字，叫“沙智红”，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八出样板戏，我让我女儿一人就占了三出，可见我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样板戏的痴迷。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戏剧，有什么样的戏剧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当年像我的这样痴迷于样板戏特别是痴迷于《红灯记》的观众，为数并不少。

吴怀尧：如果现在回头来盘点一番，你觉得此生最欣慰的是什么？

沙叶新：就是我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个人一生能从事他最喜欢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当一个作家，但是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基本还算一个吧，不是很有成就。另外，我每次转型都不错，先是戏剧创作，后来当院长，当院长至少没有成一个贪官，清清白白上台，不带污点下台。

吴怀尧：在祝您早日康复的同时，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孤独的时候？

沙叶新：我觉得社会越进步，社会越文明，应该孤独者越来越少，解决孤独的方法、包括药物也越多。我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就不孤独。我有三不：一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睡不着觉，看到枕头就打呼；二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胃口不好，精饲料、粗饲料都能吃；三是不知道什么叫生气，但总是惹别人生气。不生气的人一般不太会孤独，他的人际关系好呀。我因为从小受宠爱，我的家庭也很和美，而且我的基因不是孤独型的，所以我不孤独。这真的和基因有关系。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究孤独的座谈会，主持人在采访我的时候说，她不信我不孤独，硬追着我问：沙先生，您想想看，您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说：有了，有了。我想起来了她很高兴：什么时候？我说1939年。啊？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妈妈的子宫里。在妈妈的肚子里那多孤独啊，关在里面十个月，没电灯，没电话，漆黑一片；养出来了，谁都不愿再回去，可见那是孤独之处，你说是不是？

采访手记：

    秋天的晚些时候，黄浦江的流水已经很凉了。
    经过邮件和电话沟通，沙叶新先生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此前，2008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他被查出患有胃癌。四天后，住进医院。4月10日开刀，24日回到家中休息调养了11天，5月5号回到医院做化疗。“我当初之所以没说我患癌，绝对不是因为我担心让大家知道了，我会自卑，我会变成需要眷顾和同情的‘弱者’，从而我会在正常、健康的群体中被疏离。不，我是怕人麻烦，怕人为我担忧，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忧心忡忡。”他说。
    比起他博客上的照片，沙叶新瘦了一圈。我问，生理上的变化是否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影响？生完病的状态跟以往不太一样，他说，消极的不是没有，总觉得有阴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发和转移，这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十年以前还可以说来日方长，现在不知道来日是何时，好像我总是喜欢去想象，可能人离死亡越近，离世俗越远。”
    他靠在椅子上，拿着一个按摩仪在身上来来回回，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获得第二次生命，就觉得打了胜仗，会更积极工作，更热爱生活，更热爱生命，更热爱我的朋友，更热爱我的家人。”访谈的过程中，沙先生热情的招呼我们喝茶，配合我们拍照，回答我们的提问，为我们朗读他弟弟的诗歌，让孙女“乖，把门带上，出去玩哈！”
    两个多小时不停歇的谈话，我们见识了一个剧作家顽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乐观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时候，他明显有些累了，我们随之停止了这次谈话，并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余下的采访。不久后，当我们再次短信联系沙先生的时候，获悉他身体不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坐在电脑前回答我们的提问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通读了沙先生个人博客的所有文章，希望能有所发现。
    幸运的是，我们的不少问题，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过阐述（这也说明我们的采访功课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入）。于是，我们有针对性地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将之和此前的采访融为一体并请沙先生过目后发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读者据此认定这个访谈“偷工减料”，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歉意。
当然，我们最想说的，还是祝福沙先生身体好，心无忧。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李　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积极的。但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起用了邓小平。一年后，由于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冲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并把他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基本否定，毛泽东晚年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儿。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有时候有些"谈不拢"。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坚定的，如成立"特区"等等，这是壮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经济"。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被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没有完全跳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陈云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启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上世纪80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又有几个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间穿梭，经常送材料；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1983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这几个人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以后这几个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赵联手制止。

　　1989年风波，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挽救了我国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做过总结。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总的说，取得极大成功，但也有教训需要总结。邓小平同志功绩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所以，我建议也做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样，我党我国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也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且呈难以遏制的势头，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如此下去，会使中国共产党沦为一个利益集团，构成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党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确的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专制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20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中共的兴旺发达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晨读随笔

丁弘

茅盾

先生有《夜读偶记》，50年前读起来觉得很深，内容也丰富，文笔既是随意的，又是言之有物的。受益甚多。我今在耄耋之后，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晨间读一点，随手写一点，算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一、讨论“普世价值”很热闹

上月看到陈奎元先生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他是针对温总理的。看那调子不是理论层面的讨论，而是政治层面的争论了。这位陈

先生是社科院的院长。《人民日报》居然也刊出。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个小文章回应。题目是《否定普世价值意欲何为？》吉林史学家靳树鹏先生函称：“这一问，问得好！”中央党校的杜光先生第一次通过电子邮箱来函说“你仍是通俗活泼的文风，深刻。写的好，不是一般的好”。王荣钧先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把我的文章群发给文友，说“有说服力”。唐宝林兄（北京历史研究所前中国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也因处得好，“批评我话说得太客气了”，应该怎样怎样。

出人意料，在这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批判普世价值的议论，火山似的喷涌出来，其势汹汹然！许多报刊投入了战斗。

如说：“肯定普世价值是敌对势力的渗透阴谋！”强调“普世价值是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认为世间谈不到“普世价值”。

邓伟志

先生（据说是萧县人，同乡呢）上书中央呼吁争论休战，认为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中国争论这个问题，国际影响太坏，对“否定普世价值意欲何为？”他最后作了回答：“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个理念设计和建立的制度，他们反对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来取代一党专政、全面垄断的现实制度。当前中国的现实充分表明，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总根源。”

二、从“党主立宪”到“十问宪法”

陈平同志赐阅他的大作《十问中国宪法》。这些年，许多同志想的是“能执行宪法”就好了。“何日宪法大开张？”李锐老、马沛文老都有文章强烈的呼吁。中国的《宪法》怎么样？还没看到这样的文章呢。

1954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宪法》，叫“五四立宪”。但并没有“立”起来。不过是停留在字面上。记得为订了“宪法”，奉命到省里（南京）去学习十天（叫长会短训）。回来煞有介事的在报上写了几篇“讲话”。一阵风过去又不谈《宪法》了。工作中遵循的是“党的政策”。政策随着运动的发展，而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如划右派的“六条标准”等等。前提是违宪的。

百年前康梁他们争取的是“君主立宪”，慈禧和那些王爷们认为：“天下者，爱新觉罗氏之天下也！”你要立宪，夺我们的权吗？康梁出逃，谭嗣同献出了头颅。

百年后，争取的是“党主立宪”。希望党可以领导着执行《宪法》。无私地还政于民。看来也难度很大。而执行《宪法》，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台湾的李敖先生狂傲、幽默而风趣，到大陆来宣称拥护共产党，理由是大陆的《宪法》也很好啊。

陈平是司法局的负责同志，所谓业内人士，讲之精矣！研究《宪法》，认识独到，他和美国宪法、俄罗斯宪法等文件具体比较，认为有十点可商量的地方。认为《宪法》不宜规定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也不要讲述历史，讲的话反而背了历史包袱。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他描绘一个漫画很有趣：

在路口上，克林顿奔“资本主义方向”。叶利钦张望一下，也走了这条路。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的路标拔出来插到另一边，也跟上去了。

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是必要的”。认为《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就丧失了话语权。

三、读应克复文章有感

收到过几本《当代中国研究》，这是在美国Princeton这个地方出版的刊物，是一个国际性的理论平台。在上边看到过几篇应克复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有时也直接寄给我，昨天就收到一篇，是谈《邓小平的改革理念和实践》的。

拜读仍是过去的感觉，一是所论为当今最重要的话题；二是讲的深刻、细致，有独到的见解；三是语言通俗，逻辑性强，从启蒙的需要来看，可说“克复文章甲天下”。这可能是我的偏爱，这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如同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不否认五岳的雄伟，更不否认黄山的“归来不看山”。

从他的文章，总得到新的启发，这儿只举今晨看到的一点：

30年前，推倒“两个凡是”，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认为是伟大的转折，认为真是太好了。从而得以启动改革开放这新的30年嘛。仅仅这样看是科学的吗？

应克复的文章中说，锁定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就没能把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他认为可从三个视角思考，一，中国近代的基本历史经验；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三，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基本教训。都是同样说明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经济的贫困呀！更重要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引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后，毛式的现代专制集权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力和对人性的杀伤力，是中国历史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中国人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解决贫困问题是重要的，政治改革同样重要。

他认为“对工作重心转移”应作新的历史评价。

应的文章一般登在国际论坛上。这当然也有好处，说明：一，中国并非无人；二，中国有议论自由，能写这样的文章。

我想到仲甫先生的话，法律保护已有的文明，言论自由创造新的文明。（大意）

四、重新认识伯恩斯坦

修正主义本是褒意词，思想有错或是过时，进行修正不是很好吗？可是列宁的这条路线，却把它作为贬意词，认为修正主义是敌对思想。毛泽东把“斗私批修”作为战略任务。

国际共运中，列宁认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伯恩斯坦。不是一般的批评他，而是认为十恶不赦，语言的情绪是值之死地而后快的！

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剥离了马列，这是捍卫了马克思。谢韬谈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分清了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的界限和其中的是非功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清伯恩斯坦了。因为近百年间，我们在他身上泼了大多的污泥浊水。

上月我在电子邮箱上给国发同志发一句话：“现在最好讲讲伯恩斯坦的故事，你有兴趣吗？”他认可，又感到材料不足。其实“故事”云云，讲讲情况而己。他有单位的依托，是党校的负责人之一。

为了促进，我写了一个提纲，这可能是多余的：

为什么想起了伯恩斯坦；

他的小传；

列宁为什么最恨他；

他和恩格斯的关系。恩格斯把他作为思想的传人，甚至把很多财产都给了他；

马恩之后他的地位和贡献。

在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恩格斯五次重述此语）是否可以说伯恩斯坦这个所谓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真的传承了马恩的衣钵呢！

何祚榕

先生上书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三同志，郑重推荐余孚先生的大作《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承何先生的关怀，对余文得以先睹为快。这篇文章立意高远、知识渊博，立论如曹丕所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中以不多的文字就说清了伯思斯坦的历史地位。

余孚说：“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辈，他根据德国的变化修正了马克思原来的思想。一百多年前，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正在得到自我调节的能力，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中产者日多，资本主义必将走上民主之路，工人上升为市民，自由主义将完成社会主义。”

余孚是说：历史证明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正确的。而列宁把马恩早年不妥之处，提供给东方，与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成为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五，高玉宝，你怎不说话呀？

昨天，上海王荣钧先生在电脑上传给我五篇文章，都是谈《高玉宝》一书的。他不知道我认得高玉宝。

这些文章，看了叫人难过，是从不同角度揭示《高玉宝》书中的“周扒皮”这个典型人物是虚构的，捏造的，不道德的。其《半夜鸡叫》一章，说地主早起学鸡叫，让佃户早出工，刻画“周扒皮”的贪婪无耻。在实际生活中，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勤苦致富，买了些地之后，仍是省吃俭用，一根腰带也舍不得买，用些破布条扎在腰间，“从早到晚不闲着”，且待人宽厚。《高玉宝》一书中，不真实的生动细节，成为全国地主的形象。周在土改中被打死。“龙生龙，凤生凤”，他的孙辈在文革中仍被斗。可是，有贫农老太私下说，周家是好人，有上台批斗的也露出一句话来：“在他家吃的（比现在）好些。”

转来的材料有孟令骞的《半夜鸡不叫》，有陈宝成的《忧伤的心灵》，有李广宇的《叫与不叫问题》等等。我想里边应有高玉宝的文章，高玉宝你怎不讲话，其实你是一个好人，你不讲别人怎么知道真情呢？

1956年我到北京，正和他一起住在十二条海运仓那个大院里。我在人民大学本科，他在预科。当然因为《高玉宝》一书的出版，影响很大，组织上照顾他，给了他一间小平房，但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了，双人床就是在两个条凳上，放一个木板，歪斜的挂着帐子。有一个三抽屉的小桌，几个凳子。我是调干生，当时每周写点东西，作为“首都通讯”寄回自己的报社，为此，我对高玉宝立即感到兴趣。

这样，今天我可作为“人证”，证明高玉宝和作家荒草之间是有争论的，他不同意歪曲事实，反对把不是周扒皮的事加到他身上。我还有“物证”，即当年我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它记录着高玉宝当时的心情是不解和不安，他说：“这样写，我怎样做人呀！”

高玉宝的文化水平很低，十个字中有三四个不会写，我看他本子上的书稿看不下去。荒草同志进行辅导，这是他的任务。他有理论，认为文艺创作进行塑造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必要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当然是理直气壮的，反复对高玉宝进行教育。最后高只有唉声叹气……。一位乡亲后来问他：“有半夜鸡叫这样的事吗”他吱唔说：“这是文艺创作艺术上的事情。”进而又解释：“这儿没有，不等于全国没有。”这是在大环境中无可奈何的自嘲。

周春富的惨死是不幸的。高玉宝也是不幸的。他当时就感到不安。后来认为应服从革命的需要，只有顾全大局。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但他不得不像韦君宜说的那样“为革命献出一切，居然还要献出良心。”他有什么办法！我当时记录了他和荒草之间不休的、长时间的争论，也没有肯定怎么才是对的。虽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当时是非界限是模糊的。“政治挂帅第一”。

为了激发斗争精神，这是不择手段的。毛泽东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既然是暴力革命，“兵不厌诈”，诈就是骗，就是谎言。

既然是暴力革命，对谎言也就不要奇怪。

把《半夜鸡叫》作为中学教材是谎言。

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作为干部教材也是谎言。这一点章士鸿先生（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的文章讲的清楚。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史》有多少真话，多少假话，这也要重新研究。

今天，我们对高玉宝只有同情，对荒草也不应深究。从革命的规律性，李大钊早有话，最担心“天天在破坏人类的文明，”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也从这一规律性担心人类的道德取向。

许多人关心到《高玉宝》一书造成的不良后果，澄清事实是应该的。一个民族丧失道德理念，是可怕的。现在说谎不脸红的人已经比过去多了。如再这样下去，何谈科学的发展观呢？

和高玉宝同志分别已50年，音信全无。现在许多人谈你的书。你看到一定很难过。你应该发言。你在哪里？你还健在吗？

与秋石兄绝交书

吴祚来

秋石兄是秋天的石头，冷峻而有骨气，钢铁一样的坚硬，但却没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灵。

我记得他小时候叫红旗（他表哥叫梁效），后来是小平同志关心他，改了他的名，叫求是，意思是别打着红旗躲猫猫，还是求是一些吧，为国民做点实事，说点实话。

现在他有了文化了，改个诗意的名字，叫秋石，秋后的石头，有点冷，在点硬，但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也死不了，因为他是无血非动物。

秋石

先生祖父是犹太人，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中国人，因为祖父的关系，所以他对犹太人学者有感情，因为父亲是苏联人，所以他对前苏联政治家有点喜欢，妈妈是中国人，所以他用中国文字写作，会说中国话。

秋石

先生最近写文章说，中国人啊，最好还是用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管理中国，实现思想一元化，就是遵守他外祖父的那些十九世纪的思想原则，永远管制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似乎中国人永远不能有自己思想，永远不能独立思想，中国人离了他祖父那几本破书，就活不了，没他祖父那几句话，中国人都不知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祖父有什么思想呢？

一是暴力思想，就是对有钱人、有权者进行暴力革命，全世界没钱人联合起来，管理世界统治世界。这种思想现在能用么，鼓动无钱无权的人对有钱有权的人实行暴力革命，这不就是颠覆政权罪么？

二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邓小平以来，中国人讲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国人早明白了这点道理，怎么还要回到秋石先生祖父那儿去取经呢？

秋石外祖父讲斗争，胡温讲和谐，南辕北辙呀，我们听谁的，当然听胡哥的，胡哥没思想？还得听秋石外祖父的思想？扯吧你。

三是剥削理论，资本家就是剥削家，专门剥削穷人的，现在经济危机看出来了吧，农村人没有工作了，没有就业机会了，自己没钱了，国家经济也没力量了，原来呀，资本家是鸡，你养资本家，资本家就给你下蛋，鸡看起来剥削了养鸡人，但鸡可以不断下蛋给你吃啊，这蛋是什么呢，就是工资呀。你把鸡给杀了，谁给你下蛋呢？

全世界人要都听秋石先生外祖父的，全世界人都得饿死或者回到原始社会过丛林生活，或互相斗争死了。

秋石

先生说，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他外祖父的思想来统治中国。

前苏联的历史北朝鲜东德国的历史南亚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等，都是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你外祖父的思想，但结果呢？文革时代也是你外祖父的思想，结果呢，我想告诉秋石先生一个常识，就是，历史的选择，不同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能等同于公民的选择，人民是政治家口中的一个概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公民却不同了。公民每一个都有选票，通过选票来选举自己的执政党，选举自己领导人，人民能干什么？人民与历史躺在一块，与那些独裁者们一起，早

"万岁"了。

公民们才伟大呢，他们用税来养活国家，养活政党，养活执政者，因为他们是国家与政党的供养者，所以他们有自己神圣的权力，决定国家的未来，所以，决定国家与执政党的，不是历史，也不是人民，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公民，这么一点小道理，秋石先生怎么硬是不懂呢，还是假装不懂，在那么混饭吃呢？我就不明白，秋石

先生是公民，还是人民，如果他是公民，他通过纳税与选票就能证明自己是公民，而如果他是人民，他怎么能证明自己就是人民，人民是一张巨大的支票，只有独裁者才能使用它。有一点社会常识不得不告诉秋石先生，那就是科学是不能做为国家信仰的，只有宗教才能做为信仰。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是会进步的，如果你将一种思想视为科学，那么科学是会进步的，人类开始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那就是当时的科学，后来以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再后来，太阳是太阳系中心，太阳系不过是银河系的一员，所以科学不能作为信仰，只能不断推翻前人成果，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科学不能作为信仰，十九世纪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能作为信仰，无论是你外祖父的，还是别人外祖父的思想，都是站在那个时代看问题，现在拎出哪个学者，思想都比那个时代的人先进，科学，为什么呢，当代人能站在古代人肩膀上，古代人能站在当代人的肩膀上么？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不是解决终极关怀的，只有宗教是解决终极关怀的，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历史认知中的一环，如果死抱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位外祖父的大腿不放，只会使伟大的中华民族变得弱智，变得愚昧。政治家追求的，不是文化特色，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利益，文化人追求文化艺术特色，宗教家追求信仰，经济家追求利益，政治家追求什么呢？

政治家追求价值，也就是政治家为民族追求自由解放，追求民主正义，通过制度来保障这些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实施，政治家如果追求信仰，那么就会政教合一，就会出现中世纪，政治家如果追求经济效益，那么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谋利的公司，政治家如果追求特色，那么就会有政客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不追求价值，只玩些特色，政治不需要特色，要的是价值，没有价值只有特色，那是浮光掠影，贻害民族民生。秋石先生，你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了，还是说点中国人的话吧，别老是你外祖父说过什么，外祖父原则，伟大的胡哥和谐理论早将你外祖父阶级斗争理论扬弃成骨灰了，还有敬爱的温总理，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到他慈爱的母亲，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对快七十岁的儿子温总理说，要用良心讲话。是啊，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天地良心，是母亲的良心，秋石

先生，听自己母亲的话吧，对中国母亲负责吧，别对十九世纪的外祖父负责，让外祖父见鬼去吧，我们做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我们讲良心，我们讲人性，我们讲科学，我们讲民主，我们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先人的养育之恩，你的外祖父对你个人可能有意义，但对我们无数中华儿女，带来的只有罪错，没有恩情！

秋石

先生，醒醒吧，做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别在那大胡子外祖父的膝盖下乞求一点所谓思想的残渣剩羹。

2009-3-18

可怕的告密制度

艾风

近读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及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两文，不禁使我思考起中国的告密者与告密现象。虽然我对章文明指是黄苗子等告密者把聂送进了监狱尚存疑问，因在“聂档”一文中找不到有力证据。但想到章诒和既然敢于指名道姓，而且文中还说黄苗子身后另有一文化人在监视与告密他，看来章似乎确是另有所据了？

后又读到章诒和《卧底》一文，此文根据冯亦代自己出版的一本日记类书藉《悔余日录》所载，冯在1958年被有关部门派到章伯钧家当卧底，每次到章家去闲谈后都要写书面汇报。所谓有关部门，可能是指统战部。当时有关部门派人找冯谈话，先晓之以义，后诱之以利，允诺给以摘帽、恢复原工资、组织给以充分信任等等条件，要他完成卧底任务。冯答应了，而且完成得很好。冯直到晚年有所悔恨，才出此书记录下这段历史。

黄苗子是著名画家，冯亦代是翻译家、出版家，两人都曾被打成右派，都是受害者，在我心目中素有良好形象，想不到他们也会去充当卧底者与告密者角色，真正地使我震惊不已！

告密现象，在我国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要驭服臣工，巩固王位，都会利用或鼓励告密。到明清两代，告密已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不论锦衣卫，还是文字狱，都制造了一连串恐怖政治。但若与毛泽东的专制统治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利用康生之流所创造的一套告密制度，可说集苏联克格勃与蒋介石军统、中统之大成，达到了超越世上所有专制制度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地无分城乡，人无分亲疏，时无分运动中或运动前后，处处有、时时有告密者与告密现象存在。它以革命的名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下，儿女告发父母，妻子检举丈夫，朋友揭露朋友，同事告密同事，都成了家常便饭，还制造舆论，洗换头脑，美其名曰：大义灭亲，站稳了阶级立场，提高了阶级觉悟，是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表现，是入党、提干、升薪的必要条件。这就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的家庭理念与社会道德准则，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历来固守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个人尊严，变成人人都跪伏在毛泽东脚下的奴隶……。

这套告密制度，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逐步形成，建国后毛泽东把它推向全国，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毛打断了几千万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迫使他们无奈地臣服于他的脚下，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这个虚称的共和国从党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这套告密制度，不仅有一套理论支撑，而且有各项制度相配套与完善。诸如人事制度、档案制度、户口制度、粮食制度等等，还有运动初期的分类排队制度、动员制度；运动中期的检举揭发制度、坦白交代制度、内查外调制度、大小会批斗逼供制度；运动后期的定案、处分制度等等，不胜枚举。核心是处处在教育、鼓励、提倡你：告密光荣，告密是政治进步的表现，只有告密才能得到信任与重用；不告密就是落后分子，三类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就会受到岐视、批评、处分。

再从公安制度与党团制度来观察。全国城乡每个基层单位都设有治保委员，加上街道、村子里的类似小脚侦缉队之类的积极分子队伍，就把所有人都监视得密密实实。只要你家来个陌生人，就有人上门盘问；只要你稍有不满、牢骚，就会一一汇报上去。你想入团、入党吗？那就不仅要经常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教你不断汇报别人的思想与言行，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学会告密了。因此，告密现象被日益普遍化、日常化，几乎遍及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告密制度下，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几十年下来，可怜的中国人还真不知自由为何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是集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之大成。据一份材料披露，毛的保险柜里装着文革被期中央领导人你揭发我、我揭发你的书面材料，而保险柜的钥匙长期由张玉凤掌管。所以毛在世时，中央领导人都不敢得罪这个女人，还要讨好她。即使毛去世后，依然如此。这个告密制度的恐怖性、残忍性，可见一斑！

在这种告密制度下，告密者就比比皆是，形形色色。从中央大员到斗民百姓，从名闻中外的政要、专家、作家，到已被专政的劳改犯，劳教、管制分子，虽不能说人人有份，但你至少在无数次坦白交代中有意无意地涉及了别人，成为不是告密的告密。

告密者大致分两种状况：一种靠告密而向上爬，靠告密而求得各种政治、经济利益，这类人的灵魂已扭曲，心灵已被毒化，他们应受到众人的谴责与鄙视；另一种是因蒙蔽受骗而告密，被斗被逼而告密，对这类人应予原谅。尤其在劳改、劳教、右派流放集中地，公安管教人员为便于控制、管理这批人，故意在这些人中挑起矛盾，制造“狗咬狗”，逼迫他们相互告密，对此种情况，更应予以同情、谅解。对像黄苗子、冯亦代这种受害者，被有关部门利用人性弱点，许以种种好处，一时做了卧底者或告密者，人们也应给予原谅。但他们本人应像冯亦代那样表示悔恨、醒悟，慢慢净化自己的心灵。

总之，告密制度是可憎的，告密现象是可怕的，它只对专制统治者有利，对平民百姓绝对有害。它越盛行，社会越恐怖。只要个人曾有个告密行为，不管是主观有意还是被迫无奈，都该反思与悔恨，都是一种耻辱，都是这个专制制度刻在我们脸上的烙印，就像林冲脸上的火印一样永远洗不掉。只有人人起来批判告密，批臭告密，永远不再告密，才能割掉这个长在专制制度身上的毒瘤，才能迎来民主宪政的春天！公民自由的春天！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李新回忆录《流失的岁月》的历史价值

韩三洲

2008年年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1918——2004）的回忆录《流失的岁月》，几经周折，终于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新本人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助编、中共北方局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中共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教务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并担任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2年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可以说，依照传主本人几十年革命生涯以及体制内的丰富经历，再加上真实的言说，这部回忆录应该有它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不只仅仅停留在是这些年常说的反思二个字，而是在还原历史，让后人看看，几十年来，我们一向视为高尚的、神圣的中国革命，曾经历过多少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党内一些落后的带有狭隘封建性东西，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多少危害和后遗症。

整风的手段伤害人

延安整风，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而中共北方局整风高潮，是在1943年。李新当时在北方局青委工作，目睹很多整风时期的事情。当时，北方局的书记一职，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来的一切指示，都奉命惟谨，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得到重视时，北方局就已经认真的学习了。1943年春，太行分局召开全分局的高干会议，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北方局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对此，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但会议上的这些争论没有结果，闹得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彭德怀为此受到“围攻”，也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对毛发脾气所讲“延安整风，你操了我几十天娘，我操你几天娘还不行！”的由来。不过，当年的薄、安等人，并没有提到“百团大战”，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说打日本打错了，特别是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要是说它错了，这不就是汉奸思想了。谁也不会想到，这在今后竟成了彭老总的一条主要罪状了。

彭德怀走了，来了代理书记邓小平，此时北方局的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这年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所以在备战声中加紧了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十多天时间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为了加强反内奸的领导，还成立了一个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邓小平是1943年10月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清查混进党内的反奸斗争。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代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邓小平的说话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的敌工部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他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李新认识张义权，觉得这样的同志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是不会有问题的。

此时，中央又发来一个针对领导干部的电报，电文称：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们身边。一看这口气，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口气。就在人人自危、个个紧张的时候，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跑步到村外的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准动！并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接着便把每个人的衣服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看有什么信件和文字之类的东西。搜查完毕，才宣布解散。各人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背包都已被搜查，所有的个人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书信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片纸不留，都成为审查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材料。后来才知道，这时候搜查女同志的情况，更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

当年把审干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得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身体的紧张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象。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只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在革命阵营里永无立足之地。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为“半条心”，敌特分子是“两条心”。无论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代”，只要坦白交代了，才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这就是传主所经历的整风运动，从中可以看出，当年整风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段和办法，是多么容易伤害革命同志。

任弼时曾经提出政党经费问题

书中记述，自参加革命后，连续三天仅有两个人作竟日长谈的，却只有一次，就是在1948年8月与任弼时的谈话，毕生难忘。

其中，任弼时具体问到永年全县党务工作干部的情况，县委多少人，常委几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县委机关多少人，每年需多少经费，全县共有几个区委，每个区委有多少脱产干部，不脱产的又有多少；全县共有多少个党员，多少个支部；乡村支部是否有脱产干部，支部书记是否脱产，不脱产他们的生机又怎样解决；全县共有多少个脱产的党务人员，全年党务工作的经费大约是多少，等等。任弼时问得极为详细，并做了一一记录，而且把数字记得很清楚。随后，又问：“你们现在的党务工作不很多，全县只有几十人，开支也不太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给，自己搞生产，能解决问题吗？”李新以为，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停止对下面的供给了。

任弼时解释：“现在要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是联合政府，不只有共产党，而且有各党派；到那时，如果各党各派的经费都是自给的，我们共产党的经费怎好由政府供给呢？”李新说：“将来新政府成立，对各党派也给点经费不就行了吗？”任弼时说：“问题不那么简单，你给他们多少？给共产党多少？谁来决定？而且，政党的经费由政府供给，这样好吗？”

政党经费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凸显的一个政治问题，任弼时同志能在60多年前认识调研这个问题，也是具有先进性和预见性。

“反攻倒算”与“让步政策”之争

回忆录说，在甘肃张掖地区参加“四清”时期，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看历史学家黎澍，因为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方面的指示。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

而毛泽东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与斗争，不可能有让步与妥协。这是他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黎澍在私下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20年代和30年代要去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李新也认为：“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堂也不坚持了。看来世界上天天有斗争，也天天有让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他们对最高领导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又感到忧虑，当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已经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点，岂不要绷断了？

为红四方面军抱不平

过去教党史，知道西路军是在高台地区被马家军打败的，现在来到了位于张掖的高台地区，当地还有不少当年失散下来的红军，作者就做了一番实地考察。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军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东征。东征军虽然对阎锡山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却招致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了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红军便称为西路军。他们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事的，决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还有中共中央的决定。作者考察时，对其中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到80年代才搞清楚。但根据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可以想见当年红军浴血奋战的情形。

在作者弄明白了这次战斗的时间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后，又让人心中极为愤懑。《毛选》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是这样写的：“为敌人吓到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竟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呢？很显然，这时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作者在60年代曾认真研究过“西安事变”，知道当时党中央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西路军都是按照这些指示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的失败算在张国焘头上呢？尽管张国焘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还有两万多西路军战士呢！党内斗争如此复杂而残酷无情，作者此时才有所领悟。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我们也听毛主席的话

曹德谦

《左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洛，魏颗败秦于辅氏。获杜回，秦人之力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 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这个故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某大人作出了一个正面的许诺，但后来又作出了一个与前者相反的许诺，作为后人，我们应怎么办呢？

魏颗在这里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他认为，他爸爸在清醒的时候叫他嫁后妈，因此，应采纳他清醒时候所说的话，不应该听他在昏迷的时候所说的话。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老爷子在清醒的时候说过些什么话。

1941年10月28日

，《解放日报》刊载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1944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做了长达8小时的谈话。他在谈到未来国家体制时说：“立即召开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和制订法律，一直到正式通过宪法为止。政府将直接向国会负责，国会的功能大体上可以与英国的下议院相似。”

谈到美国的干涉时，毛泽东说：“如果美国坚持美国武器必须分配给一切抗日的军队，包括我们共产党军队在内，这不能算干涉。相反地，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那才是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会帮助国民党继续违抗人民心愿。促进中国人民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干涉不能叫干涉内政。中国广大人民将欢迎这种干涉。”

他进一步说：“美国施展影响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由美国人来传播美国思想。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任何一名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会面时就应当向后者宣传民主。副总统华莱士到重庆访问就很好，应当增加这一类的访问。”

“驻华美军的每一名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宣传员。他应当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去进行交谈。美国军官应当去找中国军官进行交谈。总之，我们中国人认为你们美国人就是民主的榜样。”

“美国人在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如果各处都有美国人，就会对国民党起某种抑制作用。他们就不敢那么为非作歹了。昆明就是一个例子，昆明已相对地成了一个自由的城市。”

毛泽东还特别批判民众落后论，他说：“我们的体会是：中国人民是懂得民主和喜欢民主的，不需要长期‘训政’。”

“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相反的，我们欢迎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绝不会愚蠢地认为西方只有科学技术可取。美国不用担心我们合不来。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必须取得美国的帮助。我们是不能跟你们作对的。”

1945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问题时说，未来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他还精辟地说：“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刘少奇所忠实执行的。

这些都是早期的毛泽东思想。大哲学家冯友兰按时间的先后，把毛泽东一分为三：科学的毛泽东，空想的毛泽东，荒诞的毛泽东。大历史学家唐德刚则把毛泽东一分为二：前期的正确和英雄的毛泽东，后期的错误百出罪恶累累的毛泽东。

因此，我们也遇到了一个与魏颗相似的问题。听前期毛泽东的话，还是听后期毛泽东的话。答案当然很明显，必须听前期毛泽东的话。因为毛的后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已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

我们顺便要指出，胡绳时代的中国社科院领导者是一个清醒的领导集团，而今天的社科院领导者却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集团，竟把主张向美国学习的人斥之为别有用心。

最后，我们要引用党内精英李锐、李普、胡绩伟、杜光、张定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发杨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作为结束：

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不久便偏离了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市场经济赖以生长的土壤；接着开展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切断了在社会上传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这两个“剥夺”扼杀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繁孳，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环境，使它得以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导致社会倒退。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经历五十多年的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血不致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能认清这个历史趋势，愿应历史的召唤，为推动新启蒙运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烙印》序

钱理群

应该让每一个不了解那一段血腥历史的年轻人都来读这本书。

我多次说过，“强迫遗忘”，已经成为我们的既定的思想文化国策。它的要害，是要对年轻一代实行新的愚民政策，让他们不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无法识别新的欺骗，不能继承先驱者的精神遗产，导致反抗资源的缺失，而陷于麻木与盲从。

因此，即使是还多少关心一点当年的事情的年青人（更多的年青人早已麻木得什么也不想知道了），也经常发出这样的问题：这些看起来很和善的爷爷和奶奶，为什么会成了听起来那么可怕的“右派”？他们触犯了什么？究竟犯了什么“罪”？——坦白地说，每次面对这样的天真的提问，我的心都阵阵发凉：天哪，这是怎样的历史的隔膜啊！

那么，我的孩子，就请读这本书吧。钱奶奶告诉你，她的上了《人民日报》，惊动了“中央领导”的“滔天大罪”，就是因为她发表了《九点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

“凡是与群众利益有关的事情，应广泛征求民意”，人民“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求改善目前‘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现象”。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名言：如‘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所做成的’。说的好听一点，这是没有兑现的教条，说得难听一点，那简直就是空话”。

“（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

“我要求对胡风问题作一交代。胡风问题不单是胡风问题，他和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有联系，因为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制”，“党中央为什么不像教导我们的那样，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呢？这岂不是成了‘言者有罪，闻者报复’了吗？”

“不准侮辱人格，不许施以精神极刑！”

“一个政党，当她做的事符合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人民是拥护她的”，“人民看一个执政党，不但要看她的党纲、党章，还要看她的所作所为，还要看党内每个党员的作风”，“人民是会把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党和政府赶下台去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不朽的”。

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但如一位学者所说，“一旦常识遭到普遍的破坏，仅因为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多数人感到自危，生活就会极其可怕”，“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为可怕的”（雷颐：《捍卫常识，为什么要以生命为代价》，文载《同舟共进》2008年2期）。——这样的“因为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的“可怕生活”，而且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的。尽管在此之前，五十年代初批判《武训传》和反胡风时，就已经有了先例，但那还是在局部的范围。可以说，从1957年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危”中了。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说出常识，就要受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掌权者听着不舒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说出常识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

本书作者1957年说的那句话：“言者有罪，闻者报复”，可谓一语击中要害，点破实质。

请记住这一点：1957年的右派都是因言获罪的“思想犯”。

要问他们为自己的直言付出了多大代价？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血的控诉：多少灿烂的生命被剥夺，多少无辜的老人、幼儿受牵连，多么残酷的身体的摧残，多么深重的精神的创伤，还有永远也去不掉的“烙印”，就是五十年后，梦中惊醒，也仿佛“烙印依旧”，在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里，自己还是“思想犯”！

问题是，烙印依旧，是因为“言者有罪”的历史，并没有因为1978年包括作者在内的绝大部分右派被“改正”而结束。本书的叙述延续到“1998”，正是一个警示：在天安门广场惨遭屠戮的学生、市民，所犯的也是“思想罪”：1957年的历史在1998年重演，而且更加残酷！

问题更在于，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梦魇也依然未解。

不断传来的，是这样的大道消息：新闻总署副署长扬言要“因人废书”，这就等于公开宣布：“因言治罪”依然是今天的当政者管理新闻出版，控制舆论的基本指导方针。我们国家至今仍没有制订、看来也不准备制订《新闻出版法》，绝非偶然。

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新闻”：某干部或教师因在网络或手机上发帖对领导表示不满，横获“诽谤罪”而被撤职或拘捕，而且这样的新闻也是遍布全国的：前有山东高唐，重庆彭水，安徽五河，近有东北某县，难怪有人说：“言论获罪版本不断刷新，值得反思”（见《炎黄春秋》2008年2 期）。

这都表明，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言者有罪，闻者报复”的时代：本书作者1957年的“危言”依然是今天的现实，这确实令人惊心动魄，却又是必须正视的。

于是，我们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已经付出了多大代价，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结论只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是回顾1957年的历史，还要把1957年“争取思想、言论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后代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一位朋友说得好：“要保护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就是：使那些企图滥用权力的当权者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一旦他们侵犯了言论权利，一定遭到坚决的抵抗。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保障”。

当我们沉默，容忍，就永远没有言论自由；当我们开口，争取，就有了希望。

还是本书作者五十年前说的那句话：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8年3月2
日急就

和谐源于宽容

——五十年思想改造汇报之三

戴铭辛

欧洲一些国家的城市既没有中国大城市那么多的居民，也不像香港、日本那样快的节奏，置身其中你会有种种不一定能确切说得出来的舒适感，大概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挂在嘴上的“和谐”吧。

社会和谐不仅仅依靠外部环境和硬件保障，那么软件如何呢？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指谁是反革命谁就得是，如辩解就得罪加一等。人们相互间则是火眼金睛，连睡觉都要带着敌情观念，像地震年代防震那样敏锐地观察着周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即使在家里也是时时充满变数的，妈妈在孩子睡下后必须翻遍他的衣服裤兜，不能留下从课堂上检来的粉笔头，以免第二天孩子在外面涂涂画画，一不小心被人认出是条反动标语，那可就闯大祸了！

如此这般可能建设和谐社会吗？当然不会有人提，连斗都斗不过来呢，谁去提和谐。再说，斗争哲学是伟大领袖提倡的啊，是革命的法宝，连一个“和”字也是修正主义的啊！“评……”、“再评……”是当时的经典著作，讲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洋洋洒洒一直战到“九评”，真是头头是道、满嘴喷沫。最后据说把对方的理论班子打哑了，捍卫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老百姓哪懂这些啊，只知道拍巴掌、喊加油。因为这是领导安排的雷打不动的学习任务，谁敢说个不字呢。

还是政治家有政治头脑，双方举了免战牌，各家忙各家的事去了。不知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今后的书本里会是个怎么样个写法？其实不用你小百姓操心，不好写就不写么。57年从“阴谋”变到“阳谋”不就是一眨巴眼的工夫，还带着点贼皮蹋脸的调侃么。其实始作蛹者也明白这不是什么高棋，所以还要带点无赖相。小百姓可就苦了，有人大呼上当，有人觉得是自讨苦吃、甘认倒霉。其实啊，阴谋伤害的是敌人和对手，阳谋伤害的则是全体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仅仅为了私心、权欲，这值吗？历史会记下这一笔的。

中国老百姓真是最“温良恭俭让”的了，50年了，55万人的冤假错案还不能让他们说句话吗？都可以写进吉尼斯世界记录了，怎么没人申报呢！除了已经作古的，有幸活下来的年青的已是古稀了，当年岁数稍大的现在都已耄耋了，还有一百多岁的呢。50年的真话、实话——归根到底是人话终于想说一下了。何必让当局如此紧张呢，为见一次面，有人出门时就作了不能再回家的准备，你没看见73岁的老人用轮椅把94岁的老妈都推来了吗？这不是炒作，老人们一辈子都不会懂这个。这是悲情、是悲壮！是会受到全世界尊重的。

不幸的老人（包括已经故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国家的草根百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他们是草根，是这个民族的根，既不想高攀去与鲜花斗艳，也不会与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卫星样板田争宠，他们只默默地为牛羊提供草料、让孩童们在上面玩耍。但他们也决不是窝囊之人，只是往往信守“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格言，今天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捶胸顿足要讨个说法也确实出于无奈，他们想把要说的真话、实话留在人间，要不然一旦去到阴曹地府，人话是无法与鬼沟通的。

当局为什么就不能宽容点呢？和谐社会是人心所向，50年前要是当局也有一丁点儿和谐社会的想法这将免去多少百姓的伤心和今天当政者的烦恼呢！

期待一个权利主导的“对话时代”

傅国涌

2009年，中國又一次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朝廷的紧张程度大大超过了往年，某种意义上比20年前开年时还要恐慌，那道广为人知的“不折腾”上谕，就是一个小小的明证。到2008年，经历了30年经济层面的改革，原来这条路无疑已走到了尽头，北京奥运会是最后一次超级盛典，以GDP为合法性全部来源的王朝注定了走下滑线，不在预料之中的世界性金融风暴更加使这个把全部赌注押在经济增长上的王朝雪上加霜，所有的动作于是都围绕着如何保稳定展开，在“不折腾”的旨意下，近期不时传来有博客和网站被“折腾” 掉的消息，这场针对所有官方媒体和民间网络的清理、堵截行动，又大大加剧了这种恐慌气氛。

　　对于朝廷维持现有统治的努力来说，中國今天最要害的部门不是安全部、公安部，也不是国防部，而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近60年来，特别是最近这20年来，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两个部在舆论控制和愚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两个部主导下的信息过滤、强行洗脑、修补粉饰，使多数人处于不明真相的蒙昧状态，这个吏治败坏已深入骨髓的王朝也许早就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人算不如天算，互联网的诞生使密不透风的恢恢天网有了许多网眼，随着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失效，国人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原来完全由朝廷操控的话语权开始不断流失，令朝廷日益感到不安。如今朝廷已不再将共產主义乌托邦作为自己的远景目标或道德诉求，而是羞羞答答打出一面褪了色的无比暧昧的社會主義旗帜，而且在上面缝上“中國特色”的补丁。

　　所以在1月4日

和5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上，分管这一块的中常委李长春要强调与民间争夺话语权，“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前，2007年11月16日，他在《求是》半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就曾直言：“当前，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人们思想活动的獨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但他提出的应对之方只是“坚持用社會主義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所谓“社會主義核心价值体系”到底是什么？人们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是贪污腐败，就是专横垄断，就是男盗女娼盛行，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宪法权利只是纸上的空头承诺，就是我们只能够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空调、汽车……这样的“社會主義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与馬克思主义创始人虚构的社會主義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与斯大林、毛澤東这些混世魔王主宰的所谓社會主義实践也已风马牛不相及。20年前，做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出版具有预见性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產主义的兴亡》一书，当年10月被中國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以“反面教材”名义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预言了东欧的红旗落地，20年后读来，尤其震撼的还是他对中國的预言：

　　“中國将加入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恢复自己昔日的泱泱大国的地位。然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國将重新解释共產主义的主旨，而共產主义理想的象征，将不再是一个在国营钢铁铸造厂里辛勤劳作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

　　这一成就的代价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淡化。现代中國在进入21世纪后可能仍由共產黨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现在已进入21世纪的第9个年头，事实与布热津斯基20年前的预言几乎是吻合的，这本书的价值也因此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改换包装的灰色王朝就是稳固的磐石，不会遭遇危机，永远不会陨灭了。恰恰相反，在放弃了高调的共產主义乌托邦之后，对自主社会充满恐惧的王朝将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上，这种依赖性之强，使它骨子里变得非常脆弱，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变数就不在可掌控之中。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8年下半年以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不信任朝廷的漂亮许诺，朝廷要拉动内需，鼓励消费，而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信心的国人几乎不为所动。对经济危机的惊惧压倒了一切，求变的心理开始在国中弥漫，许多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怕朝廷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强烈地感受到，御用文人们也感受到了。

　　近期，在官方媒介上不断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暸望》周刊2008年第51期刊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从外部来看，敌对势力通过支持境内一些‘异见人士’，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挑战我政治底线。境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既有否定黨的领导、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黨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有人宣扬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还有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科学报》在2009年1月1日

刊载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得更清楚：“现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存在两种极端的思潮。一种思潮将欧美式民主作为今日中國发展的指标，过激地诉诸西式民主。一种思潮将今日中國存在的问题看作是改革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过激地诉诸‘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其实，压根就不存在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这些价值从来都不是地域的，这是仲共创始人陈独秀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不值一驳。

　　中國的历史走到今天，可以说是四种思潮、力量之间的较量，除了上述两种，最强势的当然是掌握现有大部分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信奉的不过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全部目标就是保持现状，继续无限度地攫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并且子孙永保荣华，最次也是要移民欧美。另外一种就是在杨佳案和瓮安等事件传达出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力量，我对他们这些个体和群体显示出的中华民族的血性尚存，深为感慨。民粹主义和否定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试图回到毛澤東时代的思潮有某些交叉，与自由民主的思潮也有一些交叉。其主要诉求是公平、平等，对于受到不公正待遇、处于两极分化下面一极的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为民族找到出路，只有和第二种思潮结合才是可取的。

　　时至今日，说到底，无论掌握朝廷权柄的既得利益集团下多大的决心，拨多少的经费，都不可能把其他思潮、力量连根拔除，持续保有一家通吃的态势。谁都知道，要想长久地保持现状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变是必然，也是常态，问题只是怎么变？向哪个方向变？几条变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坏的一条路，那就是王朝崩解，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社会陷入无序状态，重新分配社会的财产，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流血，将使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再次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这是我和我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都不愿意看到的一条路。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对话、开放、和解之路，各种不同的思潮及其代表的实质性力量相互搏弈，相互制衡，承认多元多样多变，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吃不了谁，通过对话，制定新的规则。走这条路的主导权目前看来还在既得利益集团手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导权也会发生转移。我个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部分清醒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能早日接受事实，与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让2009年成为对话时代的起点，20年前我们曾经丧失了一次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机会，难道还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争取双赢、多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真的要倡导“不折腾”，就应该开放舆论而不是管制舆论，从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入手，把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将一切问题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舆论，这才是落实“不折腾”。如果“社會主義核心价值体系”真的不怕放在阳光下，接受各种质疑、挑剔、批评，那么，我们今天走哪条路，选择哪一种价值来重建核心价值体系，都可以在公共媒介上进行讨论，而不是单方面专横地将某些思潮、价值扣上“西方”、“欧美”等地域性帽子，加以轻易的否定。

　　中國要变，这是大时代的呼声，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轻的成本和平地完成“变”，这是我们每个负责任的中國人要思考的，无论在朝、在野。前几天，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发短信说，“如果现政权能在近期这个段落成功转型，主动放权、让权，代价最小，于民族乃是幸事。社会成本问题可探讨，然放眼世界，任何自由皆争来，非乞讨来也，恩赐只有不丹。”我回复说：不丹也是先有十万人示威争来的，不是王室主动放权，乃是内外压力的结果。所以，我不赞同策士的高论，而寄希望于中國多一些公民，像“天涯”、“牛博”上的那些公民那样，站在公民的身份说话，而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处处抱着为朝廷谋划的心态，策士和公民的立足点不同，前者着眼于权力，后者只知道自身的权利所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建设公民社会，而不是乞求当权者。知识分子在这个变动的关头，选择做策士，还是做公民，此事甚大。有些人嘴标榜超脱、超然，打着学术旗号，故作高深状，骨子里还是为帝王谋，归根到底还是依附于权力，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几千来，包括一百多年来，中國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几乎都由追求权力的人主导，这一次应该由追求权利的人来主导。2009年，历史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未来的路能不能走好，固然取决于朝廷的举措是否得当，同时也取决于民间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公民品质，当然，更取决于大多数公民能不能把自己当公民，以权利主导这一轮的社会变革进程。

　　2009年1月10日

走进历史时光隧道，发现民族文化英雄

——纪念国际文化名人熊式一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燕遯符

说明：熊式一先生是上世纪顶尖级翻译家、文学家和戏剧家，由我这么一个文学与戏剧的外行来为他写纪念文章，其中自然有需要说明的原因。我有一位朋友是熊家后人，想要在熊

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举办些纪念活动。那时候我正在北京市民间文化交流圈里进进出出，认识一些文化人，就去找他们。初步了解熊先生情况之后，有的人很感兴趣，准备写文章，积极操办。可最后，这文章谁也不敢写。“上头”发了话：“熊式一是最大的右翼文人，不宜纪念”。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把这活儿接了下来。既是为朋友帮忙，更是以此与“上头”对对话（或较较劲儿）。此文在一个小型纪念会上发表，受到许多来自“左”方的攻击；2005年商务印书馆低调出版《王宝川》中英文对照本，以此文为代序；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在大陆出版熊先生的书。上世纪前期，中国知识界里绝大多数人都被“共产革命”忽悠，只有熊先生等极少数最具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慧眼识真、特立独行。今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正在进行反思，想要找回丢失了的魂魄与精神。以熊式一先生为参照点，肯定会大有裨益。（2009年2月7日）

熊式一

先生是谁？凭着什么尊他为民族文化英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正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和侮辱，租界公园赫然打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文弱书生远涉重洋只身去到伦敦，成功地把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到了西方世界的中心，倾倒了包括英国王室和美国第一家庭在内的千千万万欧洲人和美国人。从此之后，他头戴国际文化名人桂冠，把中华文明的种子撒向全球。文以载道，自古以来，杰出的文化人自然又是最富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优秀炎黄子孙。这一点既反映在他的文艺创作上，也直接表现在他的传奇经历中。二战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奔走呼号，虽然手无缚鸡之力，那功用并不在千军万马之下，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过独特的贡献。民族文化英雄的称号，他当之无愧。他，就是熊式一先生。

熊式一

先生1902年10月14日生，江西南昌人，三岁丧父，母亲周氏出自南昌名门大家，博习经籍，旁通岐黄，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熊式一先生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很小就把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古文辞类等背得滚瓜烂熟，为日后的成就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但他并没有如母亲盼望的那样“状元及第，官拜翰林”，只是笔耕一生，为中西文化交流架桥铺路。这大约是受了父亲“睥睨官场，不屑功名”遗风的影响。

早在二十年代从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毕业后熊式一先生便开始了写作和翻译生涯，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刊》上发表小说剧作，并翻译了大量英国名著，如肖伯纳的《人与超人》，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巴里的《彼得·潘》和《可敬佩的克莱敦》等。他满怀希望给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胡适送去大摞译稿，胡适无意出版。徐志摩却大为赏识，称之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徐志摩的推崇引起学界瞩目。一些大学拟聘为文学

教授，均因没有外国大学学位无法呈报教育部而未果。他“咽不下这口气”，于1932年底只身西渡英伦。

在英国，许多留学生热衷研究莎士比亚，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偏要弘扬古老中华文化，让西方人见识中国传统戏剧的风采。那时候世界看中国，除了包小脚吸鸦片就是三妻四妾野蛮残暴。为了给同胞正名，塑造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他比较了几个通俗剧本之后，首选《王宝川》的故事，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花了六个星期时间用英文把它改写成英美人士能够接受的雅俗共赏的舞台剧《王宝川》注。剧本完成之后，屡经波折，半年未能上演。1934年夏被伦敦文艺性出版社麦勋书局看中，慎重出版，成为文艺刊物上的热门话题。一时洛阳纸贵，文学泰斗肖伯纳、毛姆、巴里、威尔士等人大加赞扬，纷纷与作者结交。同年冬在伦敦演出，由熊式一先生亲自导演，首演成功，卖座奇佳。此后一周八场，连演三年九百场，可谓盛况空前。伦敦人以争看《王宝川》为荣，惊动了王室，玛丽皇后携儿媳和孙女（当今伊丽莎白女王）亲莅观看，外交大臣以及各国使节陪同前往。后来此剧还在欧洲各国演出，并于

1935年秋飞越大西洋，成为在百老汇上演的第一部中国戏，美国剧坛为之轰动，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接见作者，合影留念。……。总而言之，《王宝川》问世之后，在它的读者和观众心里中国成了“神龙出没，桃李争艳，梦幻储于金玉宝器之中，文化传于千变万化之后”的天国仙乡。

《王宝川》飓风吹过，世界各国人士都称它是中国舞台剧的杰作。熊式一先生认为这是误解，应该让世人知道中国文艺精品与一般通俗剧本的差别，于是紧接着又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孜孜不倦把元曲巨著《西厢记》逐句逐字译成英文，结果卖座倒不如《王宝川》。与下里巴人比较起来，阳春白雪毕竟曲高和寡。但《西厢记》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肖伯纳直说：“我爱《西厢记》远胜于《王宝川》。《王宝川》不过是旧式传奇剧罢了，《西厢记》则和英国古代最佳舞台诗剧并驾齐驱，而且只有中国十三世纪才能产生。”《西厢记》后来成为英美各大学中文系与亚洲研究所的教材。哥伦比亚大学更向联合国文教基金会申请经费，把它印行成大学丛书。

弘扬中华文化不是一代人的事，必须后继有人，所以熊式一先生又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曾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上世纪

50年代初应林语堂先生邀请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主持文学院，后来又在香港创办清华书院，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优秀学生在世界各地一流学府任中文教席。现任牛津大学教授、《红楼梦》的英文译者大卫·霍克斯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中国读书人自古忧国忧民。熊式一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又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1940年前后他以中国现代时势和社会变迁为题材与背景，创作了剧本《大学教授》与小说《天桥》。英国文豪威尔士称那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写了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国史学家陈寅恪读后赠诗：

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

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大学教授》共三幕，从“五·四”运动写到抗战前夕的南京政府时期，对社会政治的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是非难辨作了惊心动魄又细致入微的描述。可惜我们中国各个时期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们无缘及早拜读。如果早知道有那么多政治上的阴谋诡诈，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去为野心家们充当棋子儿和炮灰……。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该书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取景于杀人如麻的中日战争前夕的南京一幕之后，我又加了几行开战后的一鳞半爪。恐怕有人要说这是画蛇添足，反减低了戏剧的高潮，但是宁可如此，我要让大家听一听日本军阀对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的反应是什么！”熊式一先生宁可牺牲自己作品艺术上的完美，首先关注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人格魅力跃然纸上。

“七·七事变”前后熊式一先生正在国内。当时所有作家不分左右组成全国文人战地工作团，他与宋庆龄、郭沫若三人被推为主席团，在上海招待各国记者，作大规模国际宣传。后来大会议决，公推宋庆龄赴美，郭沫若赴德、法各国，熊式一

先生返回英国。当时英国保守党执政，与日本结为同盟。他到处发表文章，争取舆论支持。还陪同孙科去见丘吉尔，丘吉尔正在乡下院内砌墙，表示只要自己上台，一定支持中国抗日。不久张伯伦下台，丘吉尔果真上台，但屈服于保守势力，答应日本要求，关闭了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运输大道，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熊式一先生义愤填膺，立即写信指责丘吉尔言而无信，并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英国当局，引起舆论同情。不久丘吉尔夫人回信：“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滇缅公路又开放了。”

熊式一

先生还做过一件大事，写蔣介石传。那是开罗会议之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到后期，要为罗斯福、丘吉尔、蔣介石等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领袖立传。写蔣介石传的任务落到了熊式一先生头上。从着手准备到成书历时数年。<THE LIFE OF CHIANG KAI SHEK>于1948年出版。它不仅增进了欧美等英语地区人士对中国的了解，也为后代研究蔣介石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留下了珍贵资料。

1959年故友郭沫若邀请熊式一先生回大陆观光访问，熊先生以在香港遇车祸为理由婉言谢绝。80年代初从香港清华书院退休后，熊先生一直在香港台湾等地居住。1990年还获得台湾文艺特别贡献奖。1988年年近九十的时候终于踏上回大陆省亲的路，看望他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子女。1991年8月2日

再次从台北回来，本来还打算去南昌，不幸于9月15日病逝于北京。终未能回到江西老家，但总算安息在故土，了却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作为国际文化名人，熊式一先生以文会友，广交中外名士，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梅兰芳、老舍、冰心、费孝通等许多业绩辉煌声名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或曾经是伦敦他家里的座上客。可是半个世纪以来他本人的名字在大陆却鲜为人知。十年之前笔者也是如此，直到

1992年熊式一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的长媳张华英女士请我写篇纪念文章，看到了一些私人收藏资料，才知道现代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文化巨人！这一发现使人震惊，也引人深思。……。

回顾多年前西方戏剧舞台上刮起的那股中国风，对于今天人类探讨如何继承各民族优秀传统，共创地球村新文化，必定大有裨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建设“全球伦理”的问题，其实“全球伦理”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看看熊式一先生的《王宝川》，也许就能得到许多启示。它问世将近七十年，已经有上百种语言的译本，在一些国家被指定为中小学必读教材，成了帮助青少年塑造健全人格的经典。这个剧本不仅在当初引起轰动，而且经受了全世界读者观众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历久弥新，至今仍不时在各地上演。它的魅力来自何处？来自发自人心的真情实意，来自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坚贞情操。时代有古今之分，地域有东西之别，人性之至真至诚却不容变更，这就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由中国传统通俗小剧改写而成的《王宝川》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久影响并非偶然。与讲述王宝钏故事的京剧《红鬃烈马》剧本相比较，它有几处重要改动。首先，在剧本开头的相亲过程中去掉了怪力乱神的内容，只留下宝川慧眼识真；尤其是原来那位西凉国的代战公主不再作为薛平贵的另一位妻子与宝川平分秋色，而以宝川平贵夫妻团圆作为结局，否定了中国历来的一夫多妻制，后者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总而言之，只有超越了传统，才能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今天我们振兴中华文化，一定要站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去伪存真的提炼，才能够海纳百川，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前进。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我们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熊式一先生正是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肖伯纳给他的信中曾经写道：“等到一天中国把世界各国的各种人全吸收尽了，归化尽了，同化尽了，理想中的天堂便人人可登了。”此话也许不宜从字面去生硬理解，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这位文化背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坛巨匠对中国的景仰和倾慕。这就是说，只要人人都奉献出正心诚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会导致相互排斥和敌视，反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尊重友好交往，一起走进大同世界。熊式一

先生的功绩正在于他向全世界献上了中国人的诚意正心。从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中西文明对话。发掘和继承熊式一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用文明对话去化解文明冲突正是关系到当今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话题。

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不分派别，不分倾向，只要这个人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作出过卓越贡献，人民就应该尊敬他，记住他。这才是泱泱大国气度。上世纪初，中国人形象遭到严重扭曲的时候，熊式一先生利用戏剧舞台为我们的民族赢回了尊严；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国家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又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祖国和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学识、才华、人格、风范至今煜煜生辉，堪作后世楷模。今天，我辈正致力振兴中华民族，发展先进文化，又恰逢熊式一

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但愿能够以此为契机，走进时光隧道，清除里面的乌云迷雾，让历史天空中这颗明亮的星在它挚爱的故国重放异彩，照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

谨以此文与海内外前辈长者学子同仁共勉。齐心协力发掘和继承好熊式一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熊式一先生将“钏”（Armlet）改为“川”（Stream），认为这样更典雅，可以入诗。

独立不改，微茫起正声

——读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有感

王康

读到卢跃刚先生

2009年2月26日《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已是3月4日

了。这封信是一座里程碑，中国知识分子睽违已久的个人精神独立和道德重建的宣言。

这份宣言不是空穴来风。孔子：士不可不弘毅……，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不知道跃刚是否宗奉儒家，但这份宣言贯穿首尾者，皆浩然之气。中国三千年来上帝缺位，宗教涣散，孔孟以降将天地人间之道诉诸个体生命，故有“任重道远”之叹。

近日收到苏州亲戚寄来的一包信札，中有梁漱溟先生

1971年3月28日写给二姨唐至中的信：“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云云。我又正重读爱因斯坦1933年3月10日在美国西部帕萨迪纳《不回德国的声明》（3月11日发表于《纽约世界电讯》，New York World Telegram）：“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等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象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跃刚的信，既遥接梁氏独立风骨，又远续爱因斯坦这类生于现代极权国家而格外珍视自由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历史精神。

2006年，章诒和女士因为一位霸道而愚味的文化官员邬书林的禁书言行，连续发表三封公开信，为自己的尊严拍案而起，在道义和气势上逼退了“新闻出版署”这样古怪而专横的意识形态衙门。我曾在一个讲坛上以“乌托邦与公开信”为题作演讲，借俄罗斯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到托尔斯泰《致亚历山大三世》到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讴歌在历史关头独立而英勇地运用良心和智慧的高尚行为。并认为广义而言，知识分子一切正面推助文明，抵抗愚昧、邪恶和专制的文字言论，都具有公开信的性质。

当下中国经纬万端，从精神历程看，它已进入自己的公开信时代，如同马丁·路德向罗马教廷宣称：这是我的立场、我的信仰，我不能不这样；如同左拉对法国军界和最高司法当局宣称：我有的仅是对真理和正义的崇尚，我决心不使法国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我相信法国感谢我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如同萨哈罗夫：为了俄国的精神出路，必须铲除使人虚伪和虚与委蛇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环境，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思想自由和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对信仰的迫害……，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荡之中，维护生命的唯一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现在，轮到中国来体现自己的信仰自由、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了。

跃刚的公开信应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特别缺乏个人独立自由地表达对人生、社会，尤其对精神道德世界的主张。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自觉，没有在此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担当，中国将要么停留在沙聚之邦的封闭世界中，要么沦为拒斥文明自由和人性的野蛮帝国。

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运动是使人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那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那种“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在伟大的康德看来，并不是由于缺乏才智，而是由于缺乏在没有权威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康德的口号是：勇敢地成为智者吧！（Saperearde！）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

事情很清楚，时下中国的智者们，对“国情”、“社情民意”、“全球化”等的了解，早已远远超出康德、爱因斯坦、恰达耶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是这些聪明识时务顺应潮流的衮衮俊杰诸公，却远离中国最基本的真实，罔顾中国的危机和凶象。一个象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和生命共同体，决不可能仅仅依靠金钱、更不可能仗恃专制而通向真理、公义和幸福。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

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未来。对我们而言，采取还是不采取可能甚至肯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独立而大胆地运用智慧的人生立场，还取决于对社会状态的感受和对国家前途的期待。大体而言，中国已经出现两种评价标准和结论。一种自然属于官方及其全部舆论工具（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自我宣传、美化，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崛起”、“盛世”、“优越性”、“独好”；另一种并非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反，但它拒不承认一个摒弃了善恶是非、正义、谦卑、感恩、敬畏、慈悲、怜悯等人类深度本性和文明公理的社会，会拥有光明的未来。相反，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巨大的物质膨胀和经济扩张与精神、道德、伦理、思想、灵魂世界的严重失衡和悖反。专制空前“成功”、国家权力空前强大，青年一代几乎悉数被金钱、欲望和虚无主义征服，民族主义越益呈现出虚骄、狂妄、排外、目空一切、巨大历史非理性……与此同时，杨佳案、三鹿奶粉、矿难乃至汶川地震，可谓人之自暴，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八十年前，一场“大萧条”导致苏俄走向斯大林主义，东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崛起，十年后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值此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国何去何从，不仅攸关此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而且涉及世界祸福。中国能不怵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没有万全之策，中国的事连上帝都头痛。只能返求诸己。

跃刚为中国开了一个新头。他拒绝来自国家性质和官方审批的荣誉，这对中国知识界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犬儒主义是一次干脆而稀罕的鄙弃。

跃刚公开、鲜明地表明自己“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不愿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参加‘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径直告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不能参加这个评选”。我们实在久违了这种“直道”。跃刚和我所存活的这个“新中国”正在迎来它的六十周年本命年。每一个国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特殊年头。跃刚此文，也许没有《零八宪章》那种作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本的影响和意义，但作为2009年早春二月间的一封公开信，它给长怀“不忍之心”忧国感时的人们的启示，却别有一番滋味。跃刚有幸，互联网轻而易举地将绝迹了六十年的大丈夫精神传遍世界。

跃刚此文，反复提及几个名字：刘宾雁、苏晓康，赵紫阳，尤其刘宾雁。我个人深受宾雁先生之惠，读之热于衷肠而心有戚戚焉。离开刘宾雁，中国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还能真实、客观、完整地陈述吗？离开了“头马”的竞赛还有什么意义吗？尘封了曾经给人以温暖、鼓舞和希望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神圣忧思录》，斩伐了由于长久思想管制、精神压抑而归于急躁、激进却轰动和刺激了亿万国人的《河殇》，“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予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理智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旨在斯言，跃刚不参予精神灭绝，断然而立，宾雁先生天上有知当大慰。

离开了曾贵为国家总理和执政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还能进行吗？跃刚并非政治中人，但中国既然政治凌驾一切，他与我们就不能置身“政治”之外。而由一名作家来证伪最高统治阶层的荒唐缺失与全社会的遗忘，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我们离“和谐”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真正关心的只在公义与真理，从不是觊觎任何权位。一切权力中人是否也该有所触动有所反省呢？

无待他求，这正是一种纯正的中国士人精神，慎终追远，存亡继绝，守先待后。重提，反复提及刘宾雁、赵紫阳，并非时髦。道成肉身，刘、赵的精神、作品、事业仍然存活，仍然是中国的大忌，更是中国高尚精神的象征。此中风险忧患，正是跃刚为先贤托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最特别、最珍贵的贵族精神。顺便说一句，刘再复先生不久前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礼赞东西方贵族精神，我真有一种久违的感慨。古今中外一切贵族精神的核心，乃是独立地求道、卫道与传道。贵族精神并不只是痞子流氓精神的对立面，而是充实、光辉、自洽，无待于外的守持与担当。高等贵族精神则接近殉道者和圣徒，苍茫寂寥，移世独立。唯如此，才能推己及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想起了余秋雨，这名在“文明的碎片”里“千年一叹”的散文家，二十年来荣居帝国“大师”之列，透显当代江南才俊八面风来六合声闻的风采。在那封“泪书”中，他自愿（但愿仅仅是“自愿”）降低身段，公开训诫在地震中丧子失女的父母们不要“横生枝节”，以免给“国外反华敌对势力”

以“口实”，读之令人愕然。有研究当代中国作家文人者，把卢跃刚、刘再复和余秋雨的行状文字略作比较，庶几可写一篇新《性格组合论》。

面临各种荣誉，人们的态度千差万别。我行我素，咎由自取本无可厚非。当年萨特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声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这名准斯大林－毛泽东哲学家却在天安门城楼向独裁者鞠躬。索尔仁尼琴拒绝叶利钦的“圣安德烈奖”，却接受了普京的“最高国家奖”，两者都源于他的“俄罗斯情结”。近二十名男女因各种缘故拒领诺贝尔和平奖。跃刚拒绝参加一次报告文学评选活动，并不构成文学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这是一次特殊的精神拒绝和道德升华。跃刚宣告：恕不“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式的配合，‘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记者的特殊感受，特殊直觉，特殊情绪。它幼稚得像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成人世界的世故卑污阴暗无趣而拒绝接受面前的脏物，它对斯世斯国功成名就弥漫洋溢的乡愿哲学太不给面子，它让那些人性练达世得洞明的名流、专家、权威、大师何其惋惜而欲开导之规劝之惩诫之，却如春雷春风掠过天庭地面人心。

萧伯纳、威尔斯、罗素曾奉行“费边主义”，甘地、托尔斯泰、马金·路德·金坚持“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中国则“百代皆行秦政制”，作鹰犬，作喉舌，作耳目，不知天下羞耻事。文人墨客沦为精神宦奴，实在是东方最惨不忍睹的史迹，佛陀、阎王在世也无可如何。跃刚的人生选择简约明确，我个人认为将来可选为中学语文和公民读本的范文，甚或列为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卷头语：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俄国文学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怕乌斯托夫斯基，老派的诗人和文学绅士。1979年苏联新斯大林分子趁老暴君诞辰

100周年企图复辟倒退的历史关头，帕氏慨然签名，与萨哈罗夫、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等世界闻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起……。我们的跃刚已经多次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辞和文体，显示了他自己的“纲领”，使我们受益不浅。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跃刚还很年轻，拥有众多友人。他的路还长，我衷心感谢并祝福他。

跃刚此信，精神气象其来有自。我愿把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一段相关文字，献给跃刚：

先生对命运垂顾的领受始于最后十年，始于四顾寂寥、一无凭籍的历史荒原，始于抉心自食，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光明觉悟，始于为中国，为中国知识人再立人极、再立中国圣贤人格的苍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后，先生在一片肃杀凛冽中作河东狮吼：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若见性时，轮刀上阵也得见之”，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霄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视一切高位强势富贵功名若浮云过太虚，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

惟斯语，先生已顿成人杰，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见，当天地色变，狂飚骤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于恐惧，出于困窘，囿于偏私，出于无奈，聪明、世故、练达、识时务的中国刹时重归于无声。先生一语既出，即若金声玉振，振聋发聩，闻者莫不动容，莫不醍醐灌顶，如遭电击，如受棒喝。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再论反右派冤案并未了结

王亘坚

2006年两会期间，我通过“岩松信箱”发出《反右派冤案并未了结》一文，希望两会代表和委员坚持正义，支持受害人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不出所料，这些代表和委员无一人表态，这是中国特色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必然的现象。

三年多过去了。众多受害“右派”人士上书中央，据理力争，义正言辞，但执政党官方对此不曾有所答复，由于国内外正义人士的呼吁和质问，包括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为了敷衍应付，对个别反映强烈的受害者也稍有安抚，如送水果看望，给于微量补助，补发原工资（不考虑物价因素），甚至给个别人分少量住房等等。以此瓦解受害人的斗志并分化他们。

因此，有必要重申我们劫后余生，风烛残年的右派老人及被害致死的诸难友家属及子女的强烈要求。

1957年，由毛泽东阴谋策划（他自己叫阳谋）以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为手段（他自己说是引蛇出洞）以整肃和驯服知识分子使之屈从于毛的专制统治为目的反右派运动，总共打了55万多“右派分子”（他自己叫聚而歼之）。毛的这一罪恶阴谋夺去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青春，葬送了他们的光辉前程，撕毁了刚刚制定的宪法，野蛮的践踏了人权，极大的败坏了社会风气，从此真话绝迹，假话盛行，常见献媚取宠，绝少逆耳忠言，家庭内部互相防备，父子、兄弟之间划清界线，甚至揭发告密，以获得生存的空间，使党的领导凌驾于宪法和称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之上。党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人敢于批评的和不受监督的特权阶层，使昔日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变成歌功颂德只能鼓掌的工具。这就为日后的官场腐败成风播下了种子，并为毛泽东以后发动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文革”等祸国殃民的运动扫清了障碍，使毛泽东真正成为独断专横的恶霸！他的绝对权力把中国拖到了经济崩溃，人民悲惨，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总而言之毛泽东阴谋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后患无穷！

被毛泽东诱骗并聚而歼之的数十万“右派分子”在长达22年的屈辱苦难生活中受到了骇人听闻的迫害，不但被撤职、扣薪、劳改，许多人被发配边疆，因成受不了繁重的超负荷劳动，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妻离（或夫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是不胜枚举。所有右派子女都受到歧视、敌视和凌辱，耽误了他们的升学和就业，许多右派家属和亲友被株连，终日不敢抬头。总之，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

毛泽东死后，“文革”才得以结束，在敬爱的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坚决而果断地几乎全部为“右派分子”做了“改正”，使他们重振精神，发挥才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有这批人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是，由于 “右派改正”当时受到“两个凡是”阴魂的干扰，加上邓小平“是必要的，正确的，问题在于扩大化”的谬论，这一重大冤案至今并未了结

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至今未能彻底否定这场运动，如实地承认它是一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而不是以“改正” 来敷衍。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对邓小平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第二，既然是大冤案，对受害者就应该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对“改正”右派被扣发22年的工资应当补发并考虑物价因素；

第三，既然那场罪恶的运动使那么多人蒙受长期的深深地精神折磨和痛苦，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有不少家庭失散解体，有不少右派子女因受歧视而影响了升学和成长，婚姻和事业……那么在对这一冤案平反的同时就应当予以精神赔偿，而不是仅仅的不发工资；

第四，“文革”扣发了“走资派”的工资，一律全部补发，只有“右派”不能享受这种权利，为何？

近几年来，向执政党提出上述要求的函电和声明不绝如缕，众多劫后余生的右派老人艰难的上访或参与签名，许多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也义正词严地向当局提出为右派正式平反并赔偿损失的意见。

总之，为蒙冤22年的右派平反昭雪是必然的，是迟早要落实的。执政党当局绝对不能采取装聋作哑，自然淘汰和日久蒸发的办法，那样是不得人心的，是不会得到人民群众信赖的。既然声明以人为本，既然要构建和谐社会，对如此重大的冤案不理不睬，若无其事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残存的右派老人已不多，且都风烛残年，但除他们本人外，还有他们的晚辈和亲友，还有众多的社会正义人士（包括在海外的人士），他们都不会坐视不理，许多右派子女的优秀代表，有的写出影响深远的专著揭露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阴谋及其后果；有的写出右派家长蒙冤和苦难的经历；有的满怀深情的怀念已经含冤离世的亲人或长辈，所有这些都是人间正义的呼声，都是对执政党的劝告或警告。

如果官方想以小恩小惠削弱右派老人的意志，放弃自己的部分权益，降低索赔标准，只要求补发工资不考虑物价因素，只要求补发工资不要求精神赔偿，那是让老人们廉价出卖自己的债权，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让老人们在最后的年月里丢掉原则，将自己应得的利益拱手让出。我们这些老人一生光明磊落此时能如此奴颜婢膝吗？这样能对得起死难的难友吗？因此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坚持原则，为了我们受之无愧的名义和当得权益而奋斗。

官方给一点补助固然也能解决点问题，但就其性质而言，它不是赔偿，而是施舍。如果官方承认五七反右是冤案，那么，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必须履行赔偿义务的。对于世人皆知的反右大冤案，官方无论如何不能采取回避或拖延应付的办法，这样做永远堵不住亿万世人的嘴。既然声明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对如此重大的千古奇冤听而不闻，袖手旁观，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呢？

一个女教师不幸的一生

赵世秀

我叫赵世秀，北京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原马相小学）退休教师，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河北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小县城，优越的家庭环境，让我从五岁就上小学，12岁上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初中部，童年的幸福无忧，使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一直学不会提防人心的险恶，不过，即使我有足够的心计，也提防不了毛泽东的险恶，中国五十五万右派，精英无数，有谁想到会被毛泽东的“阳谋”谋杀？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华北沦陷，中华民族危机，日本人烧杀抢，我到处逃难，冬天躲日本鬼子，趴在坟地里，黄昏刚要回家，抬起头就看见鬼子骑着高头大马从河堤上走过，我和姐姐立刻趴在坟头上，嘴里不住的祷告：谁家的老祖宗保佑我们吧！在当了四年亡国奴后，我终于过了黄河逃到中国地（日本人没有占领的地方），考上了河北中学，一年后日本鬼子打过黄河，我又跟着学校逃难，沿着伏牛山十八盘，跋山涉水，脚上的鞋还没干就又开始过河，但我们内心充满希望：逃到中国地，自由、读书、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肩负起民族的兴亡。单纯又强烈的爱国热情，恐怕是所有流亡学生的信念。只是没想到，在解放了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我必须接受批斗、毒打、劳改、流放，却无处可逃。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让我这个在茫茫人海中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被卷进了这场五十五万生灵涂炭的大劫难。在这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中，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学老师，一个自认为论知识、论才情怎么也没资格应该划为右派圈里的人，居然也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五十五万分之一的右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调到马相小学。年底，正值我休产假，在家没参加反右的动员会，产假结束后学校告诉我，你是右派了，看大字报吧。划右派的理由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贯轻视领导仇视团员（根本没有的事）。起因是在学习农业纲要四十条时的发言：干部下放农村锻炼两年很好，干部得到锻炼，农村又增加了劳动力，还可以监督农村干部执行政策，有的村干部逼着农民卖粮，交不够公粮就让在场院里站着不许回家。还有村干部把喂马的轻活分给自己亲近的人，又不好好喂，马都瘦了。马鞍子放在场院外，雨淋了也没人收。我们把政策学好，遇到这样的事可以帮着合理解决。这是我农村亲戚来看我时说的，却成了我当右派的理由。

我反省自己，从未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的念头，从事着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兢兢业业，像所有的人一样平凡地生活着，追求着自己的事业，两耳不闻窗外事。生活在北京，和农村、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八杆子打不着，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党和政府就给了我一顶“光荣”的右派帽子。在劳动改造期间，还算有点人性，没送到劳改农场，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孩子妈去挑城砖，五十多斤一块儿的城砖，用扁担一挑就是一上午；去高温车间劳动，汗就象淋浴一样，痱子一层摞一层，从炉前模具工一直做到产品检验，就是经我检验的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工人朴实善良对我很好，在他们的概念里，我并不是另类，工厂的领导看我的劳动根本不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说：你干这么好，就到我们工厂来吧，我说：好啊！你们到教育局要我去吧，结果，区教育局的领导回答：我们是让她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不是让她去当工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摁着头皮接受劳改，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个工人。像所有右派一样积极劳动，但从未写过一篇检查，从未在会上作过任何检讨，因为我没错，坦荡磊落，没有理由把自己像剥筋剔骨一样剖析的一无是处，以求得所谓的积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摘帽的恩赐，并不是我对抗反右，而是实在找不出自己错在哪里有值得检讨的理由，这些也是我在劳改小组里最后一个摘掉帽子的原因。那些和我一起劳改的右派，有小学一级教师、团支部书记、中学老师等等，我们一样的单纯积极，其中一位中学老师只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她站出来说：我了解，他不是右派，结果因为这句话她也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吗？如果这句话也够右派，那五十五万太少了，应该全国人民都是右派，那就不该叫右派，应该是全国人民都闭嘴，只让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说，那他也感到没意思，没人斗着玩儿了，他的其乐无穷哪找啊，所以还要引诱你开口，然后，打你个地富反坏右，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还有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可言？完全是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反右运动以及由此诱因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仿佛让我体会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在毛泽东一手策划和导演下的一九五七年这场知识界的灾难和以后的文革，使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我当然也没能例外。我的姐姐——山东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了解她下乡（蹲点）的地方老百姓吃不饱快要饿死了的情况，当看到报纸上说那个地方人民生活多么好，粮食亩产多少万斤时，说了句：吹牛。被想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者告发，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被逼自杀。

因为没有发现身边有我这个右派分子，老校长被免职，新校长也换成了周虹。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正在家休养，一天，突然去了很多人把我抓走，挂上右派分子的大牌子游街，不许回家，当天开大型批斗会，让我跪在台子上，从中学叫来的红卫兵做打手，一面说着无中生有的谣言，一面用鞭子抽打，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昏死过去三次，再用冷水泼醒，放在门板上，在渐渐清醒中听见两个女看守的对话：“她怎么办”？另一个说：“校长说照死里打……”。我犯了什么罪？有那些合理的审判程序？适用哪条刑法？一个共产党豢养的小学校长就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毛泽东这个大刽子手完全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他培养了多少小刽子手，文革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当局从没向这些死难者及家属道歉。周虹借这场运动私设牢房私设公堂，让我72岁的老母亲挂上地主的牌子批斗，我们是中农，街道开有证明，周虹撒谎告诉红卫兵说：证明没盖章。一个叫吴金荣的老师给我捏造了几十条谣言，她在一个会上作检查说：我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赵世秀干的，就是要表现积极想入党。共产党就吸收这样的人当党员，就像吸收周虹入党一样，这个家庭开赌博场的周虹，只是当年新四军到她家乡参加了队伍入了党，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解放后补习个初中，就当校长，因为是党员。就像吴金荣要入党，也要踩着我垫脚才行。周虹好像打死我都不解恨，她把吴金荣和她自己捏造的谣言，让学校老师都签名，寄到我丈夫赵晓林

(湖北汉川一中教师)的单位，指使汉川一中整他，赵晓林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逼自杀，通知我他死亡的时候已是一抔骨灰，骨灰盒上写着：历史反革命，至于他受到怎样的对待，不得而知，我一滴眼泪也没流，我一定要澄清他是不是“历史反革命”。最后给他平反时，汉川中学两个人外调八个月才搞清楚：原来赵晓林的一个同学作证他参加过三青团，调查全班几十个同学，还有校长老师没有第二个人证明他参加过三青团，找到作证的同学问为什么只有你一人证明赵晓林参加过三青团，他不得不承认是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作的伪证。是谁让他的领导逼迫他作伪证？剥夺一个生命的权力，比碾死个蚂蚁都容易，但是，我为他骄傲：士可杀，不可辱。他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邪恶，也足以让当权者看到他们的卑鄙。而我要活下去，苟延残喘也要活下去，要看着那些害人的人如何下场。

为了把我遣送回老家，让农村老家接收我，学校的王泰春冒充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对老家的村干部说：你们留下她吧，赵世秀在北京，毛主席都不安全。村干部让他出示证明，王泰春拿出的却是马相小学党支部的介绍信，村里不接收，最后他对干部们说：你们去北京管吃、管住、管路费逛逛北京，村干部他们到北京玩儿了一趟，逛完不得不答应学校带走我们。我们整个家都留在北京，只带了衣被，我母亲、我和两个孩子被武装押送，黑洞洞的枪口吓的我女儿只流泪不敢出声。在老家，没有房，住在我母亲家的小厨房里，一天半夜，一群说是民兵的人，敲门要搜查有没有反动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搜出来，把我的两块布料、还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等拿走了。日本鬼子是烧、杀、抢，毛泽东领导下的鬼子是打、杀、抢。被流放农村后，我大孩子在他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却不让上学，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就可以剥夺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权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他只能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不饱，白天下地，夜里拾粪，十几岁的年纪头发就是灰白的，直到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头发才慢慢变黑。我的母亲，在我到北京上访的时候，趁家里没人，跪在小板凳上，嘴里念着：“保平安…..保平安……”，她用这种最虔诚、最无奈的方式，祈祷我能平安、不被公安抓住。

1979年我回北京落实政策，在给我的结论上说：赵世秀同志在整风反右期间发表的言论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现决定予以改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一笔带过，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们走时在北京的家，房子、东西全被扫荡，带着衣被走，带着衣被回，走时全家五口人，回时只剩下三口。站在原是我北京的家、现在是西直门二环路的地方，我的家呢，房子呢？从右派到文革，二十年，二十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我两代人幸福生活的开始，被反右运动彻底碾碎了：当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站在讲台上，校长周虹向学生介绍说：她是摘帽右派，现在当你们的班主任时，那种屈辱让我都不知道该恨谁；当我的儿子用他幼小的肩膀背起粪瘘在半夜去拾粪(挣工分)、一群狗围着他咬的时候；当他们的同龄人追在后面叫他们小右派的时候；当我女儿的老师站在讲台，在全班同学面前面孔扭曲、声嘶力竭地对她说：“我要让全班同学和你划清界限”时，谁能说出这小孩子做错了什么。如果说小孩子不懂事喊他们小右派还有情可原，那做为老师这样说，对十岁的孩子是不是太残忍了！这教人善恶的老师，人性的善恶被政治被强权颠倒了。如果你惧怕可以不出声，但不可因谄媚、讨好去欺凌弱小，即使我们真的犯了罪，与孩子有何干？我们成了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游戏里厮杀的对象。成了独裁统治的牺牲品——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这群人，这群被屈辱和沉重压了半个世纪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几个浪头就被打下去裹挟在泥沙中不知所踪，但对于“人”这个生命的个体来讲，应该是如何的宝贵，应该是在平等自由中保有尊严、争取幸福的生灵，这种幸福是否也包括说话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包括生命被尊重的权利？历史终究会沉淀出它的真实，不因时间的流逝而遗忘，只能是越来越清晰。在沉寂了五十年后，我们终于在沉默中觉醒：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对各界、各阶层知识分子的血腥杀戮。我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比起那些已逝去的生命，我们有责任记录历史把这沉冤昭与世人。对于错误，政府应该向受害人及家属赔礼道歉，给与精神赔偿，这对死者是祭奠，也是对生者所受苦难的抚慰。西德前总理维利· 勃兰特面对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死难者纪念碑那永记史册的下跪，非但没有使自己颜面扫地，反而使德国人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中国共产党向来称自己实事求是，既然承认右派是错划，为什么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纠正，以赢得国人、受害人的谅解？历史不会遗忘，我们的后代也不会遗忘，与其欲盖弥彰，遮遮掩掩，为自己的错误找堂皇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不如大大方方的彻底承认错误，反而会使政府形象得到升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一向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抗议修改教科书，我们的政府正视历史了吗？哪本历史教科书上提到了对右派的残酷和对那些被虐杀的生命丝毫的歉意？？

五十年沧海桑田，回首往事，数不清的辛酸，道不尽的屈辱，我能简简单单地写出这些已经使我很痛苦，当年要在心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的热情，以及不止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为建设祖国的热情，被毛泽东无情的反右、文革彻底粉碎，成了无数生命的悲哀。但我始终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为自己的正直、宁折不弯自豪，为成为光荣的右派分子自豪。有时候我真想给自己做个胸牌，上写着：我是右派，我光荣！我这一生恨之入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和毛泽东，日本侵列者破坏了我童年的幸福生活，让我过着亡国奴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好在我还能充满希望地逃，逃到中国地；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反右和文革破坏了我及上千万人一生两代人的幸福，让我无处可逃，这就是他统治下的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这个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救星”，把无数中国人一批批推进死亡的焚尸炉，只不过比纳粹把犹太人推进焚尸炉婉转点儿，而他坐在中国人民的累累白骨上，继续他的独裁酷政。

1978年我右派改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周虹如何在文革中打砸抢、抄家整人，早已随她林彪死党的丈夫回了老家的周虹，在经过当地单位在北京的调查和全校老师的确认、并且她自己承认打砸抢的事实后被定为“三种人”；也许是王泰春在文革中太猖狂了吧，区委找我了解情况，我把知道的全说了并让我写成材料上交，王泰春也被定为“三种人”。极力提议我当右派的赵静宜，在我落实政策回学校后，匆匆调离学校，不管她极力提议我当右派是出于妒嫉，还是另有企图，如果她还有点人的良心，在这个年纪，是否也会感到内疚！尽管这些小爪牙们得到轻描淡写的处理，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替罪羊，对他们没有什么损伤，对于我们受害者，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更盼望着当年反右的元凶及帮凶（认为反右是正确和必要拒不彻底平反的），被记在历史的耻辱簿上，被后人唾骂，并使执政党汲取教训，彻底平反，不再使悲剧重演。

难以忘却的记忆

河南 王有备

无情的岁月像世代奔腾的黄河流淌不息，逝去的往事像空中飘浮的烟云转眼即逝。似歌似哀诉，记录了不知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的辛酸、生死离别的悲痛。回首往事，抚摸累累伤痕，掀开记忆的画面，不忍卒读。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炮火萧萧的文攻武斗，深深定格在我的脑际。深知个人肉体精神的创伤难比党和祖国的创伤，但记忆像一只永远被牵在我手上的风筝，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那是一场灾难，一场噩梦，痛定思痛，长歌当哭。

1957年反右时，对我在教育杂志和文艺刊物发表文章的每一个标点，每一个铅字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断章取义，出人意料的被称之为毒草，加上我出身于“罪恶家庭”，又被意外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真不明白人为的一顶帽子，人们再也不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同学朋友像躲瘟疫一样远离我，得意门生仇视我。我多么渴望过一天没有担心受怕，奚落歧视，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我真后悔不该念书，不该参加工作，就不会有今天非人非鬼的下场了。根据我的体力可以承受“劳动改造”对我的“考验”。一句污言秽语，一个卑视的神色都可以使我彻夜难眠，刺得我心头流血。非常幸运，1960年我侥幸被起用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我起用的第二年撒手而云。孤独的我在1963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儿子来到了我的身边，给我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好景不长，人才夭折，明星陨落，社会挣扎，祖国呻吟的、打着鲜红的旗帜向科学宣战，向文化进攻，扫荡知识，践踏理智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又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轮流批斗，挂牌游街游乡。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红卫兵的威胁挑唆下离我而去，不满周岁的孩子因是“地主羔子”、“右派崽子”，不让亲生母亲把他带走。从此我开始了当爹当娘的艰苦岁月，被撵出学校后，就住在村中属于我的那间年久失修的茅草屋里。这算什么家呀！没灶没桌没床。蜘蛛占满了所有的空间。我只好铺草为床，支土坯为灶，孩子放在好心人送来的破筐里，搁在不漏雨不透风的墙角。白天游乡时，我前挂牌后背孩，夜晚我在大队挨斗时，孩子在家任其哭嚎。在那虔诚同邪恶拥抱，蒙昧和幼稚结合，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年代，我能挨罢斗回家照看孩子，这对阶级敌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宽大和恩惠了。

一个冷雨敲窗的春夜，夜是深邃的，雨是冰凉的，我们几个“坏蛋”正在大队会议室里接受贫下中农吹灭灯的“教育改造”，怒斥声中伴着按头拧胳膊，拳打脚踢的疯狂动作，间或还有钝器落在身上，我只有两手抱紧脑袋任其摆布。长达几个小时的“教育改造”总算结束了，我已麻木不知疼处，头晕脑胀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牵挂着高烧嗷嗷待哺的儿子。在爱心的驱使下，我挣扎着起来，强支持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拖着灌铅似的双腿，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疼，踉踉跄跄时走时爬地往家中走去，仿佛眼前每一寸路都在延伸着距离，当我万分艰难地走近家门时，屋内死一般的沉寂，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本能地推开柴门，急忙去摸破筐中的孩子。他一动不动，鼻孔内连微弱的气息都有没有，胸前只剩下刚能觉察到的微温。一种从没有过的莫明其妙的恐惧占有了我所有的神经，急忙点灯一看，孩子已紧闭双眼，脸上的泪痕依稀可见，四肢冰冷，面部的表情不知是痛苦，还是祈盼，不知是愤怒还是怨恨。身边还放着好心人送来的鸭蛋………。我两眼一黑，瘫倒在筐前，当我苏醒时，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续雄鸡的啼叫，我发狂的亲吻着孩子，嘴里不住地念叨：“儿子！我亲爱的乖乖，爸对不起你是爸爸给你造的孽呀！你没有罪，你不该这样死呀！………”。我没有了亲人，希望完全破灭了，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想马上离开这个使我受气受累受歧视的非人的世界。面对昏暗的灯光呆呆地坐着，怀里紧紧地搂着儿子，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敢大声哭，也不敢高声嚎，生怕惊醒熟的儿子，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脚步声由远而近，在屋门外停下了，大声吼道：“天快明了，抓紧把孩子喂好，别耽误到公社游街。”我的心像刀搅一般，头像五升斗那么大，苦涩的泪水流了出来，觉得受压抑的感情将要沸腾爆发，我木讷地站起来，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怀里，用衣服裹紧，用绳子拴牢，幻想用爱心和体温唤醒这个幼小无辜的生命，给苦命的儿子最后的温暖。万念俱灰，一切绝望，我又想到了死，纵然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拴牢上吊的绳子，欲死不能，痛苦使我全揣颤抖，脑子里乱麻一团。远处的乌鸦哀叫了一声，我想它也有一个温暖的巢，我多么想有个温暖的家呀！家在那里？亲人在哪里？亲人在哪能时？儿子、母亲和不是出自内心和我离婚的妻子在哪里？我的心碎了，泪也流干了………。杂乱的鸡叫迎来了东方的鱼肚白色，我只有怀揣儿子去公社了。

草菅人命的“415”劳改集中营

铁流

本文所说的“415”劳改集中营，指的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与德国法西斯在战争年代设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针对的并不是客居异国的犹太人，而是和平年代的本国合法公民，其中主要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本国知识分子。作为“415”劳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一名成员，我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并且亲身遭遇过的真实情况据实记录，并以此文祭奠在“415”劳改集中营罹难的右派难友。

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四川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自然灾害”、“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划右派多，说明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饿死人多，是因为高举“三面红旗”。由于有“右派多”和“饿死人多”的丰功伟绩，原省委书记李井泉才得以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法律没有惩罚他，冥冥上苍还是给予他以最低限度的轮回报应。“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作为四川省最大的“走资派”，被红卫兵勒令跪在成都人民广场遭受30多万群众批斗，尔后老婆跳楼自杀，女儿遭“造反派”暴凌，儿子毙命于“武斗”。正应了一首民间诗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权威结论。难友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漫漫》一书中引用《当代四川简史》的资料为50279名。据民间传说，直到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次邓小平问李井泉：“你当四川省委书记，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现报上来的数字已超过了八万多人还有人申诉。我给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诉我一个实数啊！”别的单位揪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我所在的《成都日报》社不足50人的采编队伍，就有12名右派分子。相邻的《四川日报》社，150人的编辑记者抓了50多名右派。《星星》诗刊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右派。四川当时有7000多万人口，该有多少右派分子呢？

“415”劳改集中营

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重大“发明”，也是残杀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本国人民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的法律条文里，并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依法给右派分子定罪。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

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三条是专门针对右派分子的。这样一来，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仅仅依照这个“决定”，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右派分子及其它异议人士送到劳改集中营里强制实施“劳动教养”。与此同时，还可以装模作样地对外宣布：按照规定，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

“劳动教养”被称为“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间解教，主要是根据本人的“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蔽之：通过“劳动教养”，就可以把曾经拥有一些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及其它人民群众，改造成为一条条没有脊梁、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癞皮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轻则批斗，重则杀头，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是写文章惹祸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8600字的“干预生活”的小说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1957年7月19日

，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会上，我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分子，随后被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后转“415劳教筑路支队”，再转看守所、监狱，一共关押了23年之久，相当于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大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壮威助阵，成都至昆明的内昆铁路动工建设。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闻风而动，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4月15日组成集中营式的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我所在的第19中队驻云南省盐津县黄桷槽，负责开掘内昆铁路黄桷槽隧道。“415劳教筑路支队”共有3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大组，每个大组有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3至15名劳动教养人员，俗称“教民”，加上支队直属的医院、运输、测绘等队，总共有近万人，分布于云南省盐津县普茸渡一带。我们这些“教民”多是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专业技术，唯一的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力气。按照常理，筑路支队应该对我们进行最低限度的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应该学习十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共产党的专政当局一上来就拉我们上“火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话，为了提前“摘帽”和“解教”，哪管自己的人身安危，谁不愿意拼命表现呢？

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多是来自农村的复员转业军人，根本没有文化教养可言，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我们每天除了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晚上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即使是到一里外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要报告申请。相互之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来往书信要接受检查，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提前“解教”，还会常常去打小报告告密。据难友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回忆，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掉了脑袋，血淋淋地吓死人。以下是我自己亲眼目睹的几件惨案。

争先恐后的段大组长

四大组组长段某是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和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幸福美满。“整风”中他回应毛泽东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最高指示，在工厂里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

为此，段某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毕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说的，你说冤不冤？”

我不敢附和，笑笑说：“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

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

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一次他们大组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的安全，处理哑炮自然是责无旁贷。

段大队长争先恐后地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赶往哑炮现场。他蹲在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还在慢燃，突然“轰”地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飞向四处。一只胳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我和大家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

没有回声，只有横江在咆哮。我们以为段大队长是因公死亡，应该通知家属开个追悼会。情况反映向中队长，中队长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绝：“右派分子是专政物件，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副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真可谓：“为党整风献赤诚，多少男儿暗悲声？未待摘帽身先死，万千飞石葬冤魂！伤心泪落横江冷，少妻幼儿谁同怜？微愿化着乡台梦，悲歌一曲留古今！”

葬身危石的王思贵

王思贵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是1956年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工业局作科员。“大鸣大放”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只是由于出身小地主家庭，单位为了完成“反右指标”，不明不白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结婚。节后他高高兴兴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某地方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很爽快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指定地方报到，到了之后才明白那里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

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让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问了一句：“同志，我是工作调……”

未等说完，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他急得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

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

他傻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来。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王思贵被送到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开初他思想沉重，整天不说一句话。等和我混熟以后，有一次悄悄问我：“黄同志，这劳教有多长时间才能回到单位？”

“现在我们只能相互称同学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把我知道的有关劳教情况告诉他：“听我们单位党委组织干事讲，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机关重新工作。至于时间长短，决定各人的改造表现。”

他听后沈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我表妹来信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

我犯难了，如果说犯了错误当右派，对方说不定会划清界线，闹个鸡飞蛋打。不说吧便是骗人。他见我犯难，想了想说：“只要时间不长，我会表现得很好，干活大不了出几身汗嘛！”

由于他心地善良，思想纯洁，为人真诚守信，我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说话算话，劳动卖力，事事走在别人前面，从不拈轻怕重，组里人都喜欢他。不久，大家推举他作了组里的生产安全员。所谓生产安全员，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烟散尽，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个冲进隧道处理危石。这是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伤亡。好在他胆大精细，一直未发生过问题。

记得1958年元旦前夕，中队部提出“苦干加实干，创造高产迎元旦”的口号，规定每组每班掘坑进度1.8米

。

那天上班前，我们两人沿着横江河一边走一边谈，心情显得特别舒畅。他絮絮地告诉我说，他没将“劳教”的事情告诉表妹，只说暂调云南工作，大约1960年底可以回家。他还说，他表妹已在做嫁妆，亲手绣了鸳鸯戏水的红花枕头和喜鹊闹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结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劳教”回家结婚。想不到这竟是一相情愿的美好幻想！

两个小时后我们组接班，一上阵大家光身赤膊，放开双臂挥动12磅

大锤，拼命重击炮钎。只见坑道里锤光闪闪，炮钎和铁锤的叩击声震耳欲聋，那被击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细粉，洒满坑道。四个小时激战后转入填药装炮点火，不一会儿轰隆隆的炮声震得群山发抖，浓浓的硝烟填满坑道。为了抢时间，不等硝烟散净，王思贵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马灯，钻进了刺鼻呛人的隧道里。我和其它老右借此坐在洞外休息透凉，大谈“精神会餐”（“教民”们很难吃饱一顿饭，更难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纵论时政，只好说吃）。不足五分钟，忽听洞内哗啦一声碎响，接着听到啊哟一声叫唤，亮光突然熄灭了。

我预感出事了，一个箭步窜进洞里，重新亮上马灯。天呀，王思贵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飞离头部，眼孔鼻洞还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声呼叫：“思贵，思贵，你醒醒呀，说话呀……”

他没有醒，没有说话，热热柔软的身躯渐次变硬发冷。组里十多位老右和我泣不成声。鉴于上次段大组长的教训，我们不敢再提开追悼会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队部报告。睡梦中的中队长连床也没起，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急什么，天亮再说。”

我们不敢违抗，把尸体遗到一旁，又拼命抢进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条狗、一条猪。

后来我们把王思贵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用一块石头作标记。我伤心至极，愤慨至极，只能在脑海里写下一首哭拜诗：“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危石无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贱民。不信秋肃长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卫星”夺走16条生命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杀人如麻的政治风景线的权术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权术大师。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制造出上百万的政治“贱民”，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押送到劳改集中营或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质疑。偌大的大陆中国完全掌握在了毛泽东的网罗圈套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帝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绝对自由。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

接下来，毛泽东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又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实现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

1958年8月4日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一时间，“放卫星”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目标。

“415”劳教筑路支队自然也不甘落后，下达了日掘坑道5.6米

的任务指针，超过铁路兵机械化开掘任务的300%。

距我们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盐津县和普洱渡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前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就是只有猿猴才能够攀爬的万丈悬崖，这里奇险陡峭，只能通过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地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勒令劳教人员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

12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炮声轰隆。按照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是为了抢进度，抢工期，12中队采取掏掘开挖，从悬崖绝壁上凌空开辟一条血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

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

，那一天暴雨如注，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动了十几米，几百吨的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参加施工的右派分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部埋葬在由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惨剧发生后消息封锁，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属，也不向各中队通告。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有谁不知道这一人间惨剧呢！

这一惨剧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心存余悸。在我的《风波万里》组诗中，有一首诗是献给这些冤魂的：“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胡大学猝死厕所边

他姓胡，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的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

，长得白白净净，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就躺在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沈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只是还没有上火线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他回到学校读书，1949年之后考入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人民银行工作，后来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正在展开批判的西南师范大学讲师董时光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3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

想不到就因为这么几句话，他被划成右派，然后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

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

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全部寄回重庆家中，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

，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

我渐次发现胡大学瘦了，他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吃折耳根。一天天气特别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胡大学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到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警觉地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

没过多久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

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真可谓：“十万青年十万军，投笔从戎男儿情；未遂报国平生志，却是新朝一贱民。忧得妻子担儿少，节约克已脂膏焚；未曾摘帽先毙命，神州又多一冤魂！”

前所未有的“反抗潮”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狱吏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

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即使饿死也无怨言，还得说“社会主义是人间幸福天堂”。“劳动关”就是超负荷地加班加点，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痛骂自己、污辱作贱自己，骂得越厉害，作贱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

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

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的伙食费外，刚好买一斤黑市粮。

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以便在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瘁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上进入空前的恐怖残酷时期。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时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

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干部，1980年“改正”后曾出任《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末夏初砸铐逃跑，走到广元即被抓捕，关在“415”支队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即使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的毒辣手段。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门检举揭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的痛苦换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在劳动与生活上随大流的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支队集训队直管。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小监。顾名思义就是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阳光，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的是竟然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不得人心，导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得到“平反”。于是党内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也提出应该为右派平反。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大家一时间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性”，“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升虚火发高烧”，全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改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毛泽东是个要个人威信不要全国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所谓“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于是，一线回归的春光化为乌有，不满、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烧！时有难友周居正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此语一出赞同者众，想不到竟酿成“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洒刑场，或瘐死狱中。

周居正早在就读师范学堂的1945年便参加中共地下党，1947年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并且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一同囚于白公馆的渣滓洞监狱。1949年9月，当所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到了罗广斌的《红岩》小说及电影作品中，这一情节被移植到了女共党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1949年11月27日

，国民党血洗渣滓洞，周居正与罗广斌策动越狱，在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帮助难友郭德贤（中共党员，曾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现已离休）背出四岁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已经60多岁，在天津市当总工程师。关于周居正的事迹，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岩忠魂》中有详细记载，在红岩纪念馆的石碑上，至今仍镌刻着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

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开始思索，他在日记上写道：“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案发之后，这段话便成了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纲领”，也是周居正被杀的重要罪证。难友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

我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中尉军官，因在整风中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言，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军籍送来劳教。现在又提出“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的观点，并开玩笑说“愿自任书记长”。

我当时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西斯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就是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给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右派中的“王连举”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廉价地充当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凤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又向省公安厅报告。为了抓住“证据”以利于“破案”，公安厅以姚凤起为特勤人员，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担任“组织部长”。姚凤起立了大功，不但获得了“摘帽解教”的赏赐，两个儿子的户口直接迁入北京市，数十名难友却因此走上断头台！

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

一时间，整个筑路支队风声鹤唳、一片恐怖。对于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更是日夜刑讯，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讯，最后把供认或基本供认的69人定性为“反革命”成员，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经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现对遭受重判的23人进行简要介绍：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时38岁。1945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杨应森，原共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63年11月5日

被判处死缓。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

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

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原犍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健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1963年11月6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南下干部，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什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

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

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

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

被判刑20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

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

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年12月16日

判刑18年。据说是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事实是被活活打死于“415”支队的101队。

费宇鸣，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63年11月17日

判刑15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

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年12月17日

被判刑15年。

陈彦，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

判刑15年。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20、朱梦波，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年11月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

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复。

21、陈有为，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为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

被判刑12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后提出申诉，1981年8月24日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锺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健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某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诸君均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

16666-16758。

逃过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我因难忍饥饿三人偷米150被捕，为求活命越狱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辑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狱官金支队长，亲自到监狱提审我。他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长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早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

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

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吗？”

他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

我说：“我不知什么集团，只知逃跑。”

“你为什么要跑？”

“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审最后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某和李某。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后，李某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坚决不可“坦白从宽”

周居正、杨应森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杀了他们。

杨应森被判处死刑之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

他无可奈何道：“晓枫，哪有什么组织啊，你是知道的，就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一脸黯然。我解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个劳教中队，却一同在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关押过。监狱里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放风。我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喉高唱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第聂伯河奔流……”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一个纸团，纸团上只有“保重”两个字。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付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灼，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听说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然而，他的两个儿子终因经受不住残酷的政治歧视和精神压力，一个在农村用镰刀割喉自杀，一个跳嘉陵江自尽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诉喊冤几十年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魏昭关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他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

我笑笑说：“不知道。”

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牵连。”

“你承认没有？”

“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

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

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

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

他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森、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

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

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

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

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长寿县小学教员、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

1964年10月4日

结案后，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处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专门买来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某。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长时间才略显内疚地告诉我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

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后来忙于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从朋友口中得知，由于中共当局拒绝受理，此案迄今为止还在覆盆之中。

一位不该被遗忘的预言家——于勉

林宪君

于勉，山东烟台人，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银行干部学校校长，系行政十三级高级干部。

我和于勉相识于1958年3月在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劳动教养期间，初来大堡时，劳教人员住的工棚尚未完工，竹篾片墙还在敷泥，工棚内还没来得及架铺，劳教人员都睡在潮湿的地上，翻开垫被，下面铺的蕨草全是湿的，上面挂满水珠，许多人因此得了风湿关节炎，走路膝关节疼痛难忍。7月份才搭好通铺，我和于勉毗邻而眠，晚上常在枕边窃窃私语，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加之我又是他的烟台同乡，用胶东土话交谈，格外觉得亲切。他已48岁，大我25岁，我们相处不到一年，由彼此了解，信任到忘年交，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朋友和师长。

于勉一生为革命操劳，战争与疾病摧毁了他的健康，未满50岁的人已满脸皱纹，高度近视，看起来十分苍老。到了劳改单位，迎接他的是劳累和饥饿，每天开荒、烧草在等繁重而超体能的农活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其实最难忍受的还是饿肚皮，我们自来到大堡，几乎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每晚收工回来的晚餐只有一小木瓢包谷清汤粥，靠这点食物充饥常饿得睡不着觉。

当时于勉经济条件较好，常收到亲属从青岛寄来的食物和汇款。他体弱多病少有机会下山。我每次被派外出挑东西都要代他买些麻饼、白糖、核桃之类的东西用于充机，1959年以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了。

于勉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对事物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超前的思维方式，我俩有两次长时间单独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他不愧为一个极有判断力的预言家。因为他向我所说的内容，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不幸变为事实。

第一次是在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俩被派往几里外的北山坡中耕洋芋。出工时天气晴朗，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躲避不及，只好把锄头插进洋芋地，坐在锄把上，在草帽的遮掩下靠在一起躲雨。我全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饿，十分狼狈，当时思想“冒包”色，牢骚满腹。于勉见状，就问我是怎样当上右派的？我向他讲了当右派的荒唐经历：“1957年5至7月份我到山东老家探亲去了，8月份才回省团校，我既没有参加鸣放、写大字报，又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只是看到7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里有些纳闷，在日记里多写了几句：他们昨天还是革命同志，怎么给领导提点意见就变成了阶级敌人？毛主席不是事先说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现在又要给言者定罪呢？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我对毛主席搞的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套把戏实在弄不懂。我这些想法并未向任何人谈。岂料这期间领导已派人偷撬了我的抽屉，看了日记，然后由王毅校长出面命我交出日记。当天就根据日记上这些话把我划为右派。并说我是利用日记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不服，极力申辩写日记是当时的思想活动，不属于言论和行动，说不上是进攻。几天之后，我以不认罪，态度恶劣，坚持反动立场被定为极右分子。直到送劳动教养前才有人悄悄告诉我：省团校分了8个右派指标，只差1个了，是用你凑数的。指标完成后又发现团课教研室的刘世斌问题比我还严重，团校请示了市委5人小组，答复是：名额完成了就算了吧，把刘划为中右好了。我对这段荒唐经历越说越气，对于勉说：“如果人的思想活动都可以定罪，这和古代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腹诽罪’，有何区别？是他们撬了我的抽屉，到底是我犯罪还是他们犯罪？”

于勉听后连连摇头，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宪君啊，你真是个书呆子，政治上太幼稚，你教哲学教党史居然不懂政治，你对毛主席也太不了解了。”他把话锋一转又说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也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我觉得党内斗争比与日本鬼子，蒋介石的斗争还要残酷，还要无情。在挽救失足者和镇压‘红旗党’的运动中，我看到不少好同志都成了刀下的冤魂。你不要不知足，现在还要感谢毛主席给你留下了一个脑袋哩！”他又说：“我这个右派其实比你还冤枉，你还有一项思想罪，我是因为没有抓到右派才被打成右派的。”反右派斗争中，上级找他汇报银行干校划了多少右派。他说：“我们学校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结果这句话成了上级给他划右派的依据。理由是：“你说你们学校没有右派，这句话就是右派言论。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难道你们学校不是人群？你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是反党是什么？”他有口难辩，右派帽子就是这样戴在头上的。

他被撤职后新来的校长，一副极左面孔，上任不久就划了一大批右派，连在校学生都未能幸免。他成了本校的大右派，写不完的检讨，挨不完的批斗，又被降为工友使用，天天扫马路，冲厕所，为职工端茶倒水，听候驱使呼唤。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羞辱，终于在一次检讨会上发作了。他说：“我看这次反右派斗争，简直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无中生有地给人罗织罪名。”名这句话立刻被上纲上线，批斗会上说他 “含沙射影，把领导反右派斗争的毛主席比喻为一条狗，把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说成是一群狗，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广大群众。”从此，他又成为极右派，命运急转直下，最后被送劳动教养。

谈到劳动教养的期限时，我说：“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还够不上判刑，估计最多一年半或就该放回家了吧？”他说：“不会吧！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你既然被当作专政对象送来，我看决不会轻易放你出去，即使解除劳教还要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公安机关这一套我熟悉！”我听了凉了半截，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前途十分悲观，我说：“这样看来，我这一辈子不是完蛋了吗？”他又说：“不见得！你才23岁，年轻得很，只要能坚持活下来，我看还能等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我困惑不解地问：“可能吗？”他的分析是：“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一手策划的。毛主席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从来不会认错，他有一句话叫‘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我看只要毛主席健在，你我再有多大的冤枉，都不要去想，还能翻过来。我年纪大了，病又多，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我这副老骨头早晚会丢在大堡这个鬼地方。”当时，我已隐约地领会到他话中的含义，心里想，只有等毛主席去世以后，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了。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毕竟毛主席大我42岁，我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第二次说话是在1960年的夏天。从1959年起我离开三中队，到跑马坪五中队给小犯人当大组长。和于勉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沙坪农场的右派和小犯人们已开始大面积的患水肿病。有些人的脸、手、脚肿得发亮，两只眼只有一条缝。整体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则枯瘦如柴，形同骷髅。那些饥肠辘辘的小犯人，出于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们什么都偷，甚至刚种下的洋芋块，即使浸泡过福尔马林，洒上大粪也被他们刨出来烧着吃了。跑不动的病号，呆在工棚已奄奄一息。劳动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大组长的主要任务是背病号送卫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过三中队，在山坡上遇见于勉，他柱着拐棍，步履瞒跚地向我走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如今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日益恶化。战争年代饱一顿，饿一顿留下了胃溃疡，又患心脏病，实在拖不起了。近来队部给予特殊照顾，生天发一斤大米给我，可以自己煮来吃，免受食堂盘剥。”他手上提一个美国造猪腰子形铝饭盒，据说是抗美国援朝的战利品，已准备去煮烯饭，见我来了很高兴，顾不得煮饭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摆起了龙门阵，他问我五中队的情况，我说：“原先有400多人。后来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补充进来200多人。我那个大组分了40几个，结果跑了十几个。现在经常追逃犯都搞不赢。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锄头打死了两个，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进峭壁深渊，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陈重寅教援，小学老师罗志荣，大学生周兰新，医生刘天模等，这样下去要不了两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于勉听后立即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沙坪农场是克扣粮食，在全国是决策失误。”他对毛主席的个人品质极为反感，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毛主席制造了这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他说：“这场全国性灾难的起因，根子在57年。说了真话的人当右派，当阶级敌人；说了假话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么会有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既然亩产上万斤，怎么会大量饿死人？我看没有57年反右派，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无疾而终，毛这样一意孤行，中国还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为他激烈的言词而担心，怕他说漏嘴惹来麻烦，他对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为然，接着说：“当年我说了真话，如今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说话可要小心。只要能活着出去，你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反正我是熬不出头了。”他对整过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对我说：“那些伤天害理，昧着良心整人害人的家伙，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他们在反右派中捞到多大好处，他们最终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话的语气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个法利亚#老，在伊夫堡监狱向邓蒂斯说话一样，他提醒我：“是什么人从你的痛苦中获取了利益，今后就打他算账。”他甚至还向我讲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著名的复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说：“当年伍子胥破楚后，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刨出来，鞭尸三百以解心头之恨。有人阻拦劝说：弃了吧！将军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影响啊！伍子胥摸着满头的白发说：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别人爱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我才不管呢。”我当时并不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于勉的良苦用心。

这一次见面，他讲的很多，有些内容已记不清了。我看时间不早了，还有追逃犯的任务在身，便起身告辞，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两个月之后，我又一次追逃犯路过三中队，路边遇到重庆市公安报来的蒋柏龄。我向他打听于勉的近况，他说：“于勉已经去世了，他是病饿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个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饥荒的年月里，沙坪农场的山沟里早已饿殍遍野。被关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难摆脱这种厄运。像于勉这样的老者，更是在劫难逃，最先命赴黄泉。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1961年春，我又被调到三中队，听和于勉关系较好的郎先瀛等军人讲：“于勉死得很惨，人还未断气，身边的呢子大衣，俄罗斯毛毯和派克钢笔就不知去向。据说是保管在中队部。可谁也没有见过，更没有谁敢打听这些物品的下落。于勉下葬时半裸着身子，用一张破草席裹着尸体埋在山坡一个土坑里。时间大约是1960年秋冬之间，具体日期已无法查证了。

反右派斗争转眼就是50周年了，我们这些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是一生中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我还时常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劳改队，为自己尚未脱离牢狱之灾而胆颤心惊，谁也无法抹平心灵上的创伤。

当年于勉的预言，后来果然一一应验。他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判断入木三分。他向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今记忆犹新，在“57”难友罹难50周年今天，写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以示对他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批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何况我们说真话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不是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沈不沉

男主人公：豁出性命说实话

1969年，我被释放出关了2年10个月的禁闭室，原武林机器厂被撤消，剩下的劳改犯200余人调到蒋堂农场。1971年10月，以“武林案件”命名的反革命集团案审查结果确定为假案，我终于按照刑满释放的规格，脱去戴了一年多的脚镣，分配到缸窑场员队，戴反革命帽子留场继续改造。

浙江省蒋堂劳改农场，相当于团级编制，我所在的下汪大队下辖的3个劳改中队，集中居住在下汪的监舍内；此外还辖梨园、缸窑、里坞3个场员队，全部从事农业劳动。场员不同于劳改犯之处，是可以抽烟、留长发，进出没有武警看管，假日可请假外出，而且还有工资，我的月工资从开始的17元涨到23元。

不久，我结识了缸窑农场的水管员朱明伦。

朱明伦的案情颇具传奇色彩，他给自己编了两句顺口溜：“豁出性命说实话，为说实话进牢监”。我来缸窑时他的案件已经平反，恢复干部身分，但不在编，水管员只是业务分工的称谓。

朱明伦比我小6岁，上海人，长得一表人才，说一口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一个公社农机站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1958年夏天，县里布置农业大跃进任务，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县属各公社水稻每亩产量至少不能低于5千斤。各个公社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迫于情势，只得照办。有报5千的，有报1万的，唯独朱明伦所在的公社只报500斤。公社书记找朱明伦谈话，要他顺应时代潮流，不要因固执而误了自己的前程。朱明伦把公社书记领到晒谷场，他对书记说：“5000斤干稻谷摊在这块晒谷场上，它的高度就会超过30公分

，所以，亩产5000斤是胡说，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党。”

其实，公社书记何尝不知，他向朱明伦摊牌：“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别想再坐在这把椅子上！”偏偏朱明伦是个认死理的人，昧着良心做事他不干。

然而，真正令他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1958年9月11日

，广西的《柳州日报》套红刊发了题为《环江放出亩产13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的新闻，接着，《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又相继转载。这年国庆节，《天津日报》报道了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的特大新闻。为了打破一些人的保守思想，上海市决定立即组织部分农业技术人员前往参观，朱明伦是参观人员之一。到了田间，看到在一块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田头，他看不见一个农民，在场的全都是市县与公社的干部。他问在场的干部：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他要求直接与种植这块田的农民对话，但遭到拒绝。来此参观的上海农业技术人员私下议论，水稻是绝对不可能如此密植的，最大的可能是从其它田中把稻禾连根拔起移植到一块田中，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即使如此，这块田的产量也绝不可能超过1万斤。在当晚由天津市农业局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朱明伦的发言把所有的人都吓个半死，他明确指出，这完全是弄虚作假，践踏科学，其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他要求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并将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布。

朱明伦毕竟是个乳臭未干的浑小子，他这一来，捅下的漏子就大了。第二天早上他刚醒来，就被警车押回上海。接着，县里召开了专门的批判会，他被拔了白旗①，投入劳动教养。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朱明伦却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在劳教期间，他多次上书党中央与周恩来总理，措词严厉地指出天津新立村搞的样板是一场骗局，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已经在全国各地造成恶劣影响，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出调查组，对新立村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对搞这种国际骗局的人给予严厉处分。殊不知新立村是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充分肯定而树立的样板，岂是朱明伦能板得动的？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朱明伦的矛盾性质彻底改变，由原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朱明伦因“到处散布流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朱明伦在劳改期间，从来没有认罪服法，每逢填表，在案由一栏中都填“说实话”。他多次明确表态，说“农业大跃进是骗人的谎言”，甚至扬言“我就是死不改悔！”为此，他吃尽苦头，每次开批判会总少不了他。他虽然如此顽固地抗拒改造，但却没有加刑，刑满释放后戴反革命帽子留场。

早在1962年4月，中共中央就已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的、迅速的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对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蒋堂农场对准备予以甄别平反的一连串名单中就有朱明伦，但在与上海协调时却遭到搁浅，当时的上海是“文革”重灾区，大家都热衷于造反打内战，哪有空闲去管这种事？更何况上海方面拒绝让他返回原籍，更不同意他回到原单位。当我来到缸窑并认识朱明伦时，他已在此留场8年。

浙江中部特别是金华一带，由西到东是一片狭长的黄土丘陵，那里的泥土被当地老百姓形容成“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这样的土壤种植水稻产量极低。浙江省公安厅却看中这块宝地，在此建立蒋堂农场，在党中央“以粮为纲”方针指引下，一队又一队的劳改大军浩浩荡荡到此开山造田，并把从下汪到梨园的一大片梨树砍去种植水稻。

缸窑场员队在西边山脚处造了一个水库，还造了一条两米宽的明渠昼夜不停流经队部，

200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靠这条明渠。缸窑村的农民见此处有水可用，也造了一条明渠，双夏期间，水源严重不足，双方为了争夺水源而纠纷不断，缸窑中队的一位生产队长出面与农民交涉，却被打成重伤住院。

朱明伦经过分析后认为，水库水源充足，问题出在两条明渠的水浪费太大，他建议在队部附近打一口井以杜绝明渠的无端浪费。缸窑中队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场员队伙房东侧打了一眼井，却真的没想到，井深不足3米

，水质却清冽甘甜。缸窑村地处黄土坡，长期缺水，农民见缸窑场员队打出如此清冽的水井，便礼聘朱明伦帮忙，朱明伦经过勘查，选定了打井的位置，打出来的这这口井，居然比缸窑中队水井的水质更好。

由于朱明伦对缸窑场员队的杰出贡献，他被蒋堂农场正式任命为缸窑中队水管员，并在下湾水库旁边造了一幢15平方米

的平房，作为朱明伦的栖身之所。从此以后，两条明渠不再使用，两家也不再为水而产生纠纷。

终于有机会访问朱明伦那幢神秘的小屋。

屋里摆设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自制的小桌子和一个小小的煤球炉。靠墙角放着些锅盘碗杓之类，墙面刷得很白，却没有按照当前最流行的格局，在正中位置贴一张毛主席像，而是贴了一张座右铭式的墨写大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种千篇一律的座右铭十分平常，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及至我了解了他的案情之后，不由得从心底泛起一股肃然起敬的意念。他的这种近乎冥顽的执着与坚韧，对传统道德底线的坚守，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这决不是每一个挣扎在困境中的人都能够坚持得下去的。

次日，我到场部汽车修配厂检了一块黄铜，特地请一位老钳工加工了一颗铜豌豆，经过抛光后金光闪闪，煞是好看，正面刻上“响当当”三个字，还在中间装上了耳朵，穿上丝线，当作一件吉祥物郑重其事地送给他，他有点不知所措，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过了两天，我在缸窑的小店里碰到他，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可惜我没有关汉卿①的才华。

我报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他终于读懂我了。

我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50年代发表过一些诗歌与小说，但现在却是个戴反革命帽子的异类，没有资格在报刊发表文章，即使稿件质量上乘，一旦进行政审，还是会被被刷下去。然而积习却蠢蠢欲动，居然胡诌出一篇小说。大意是说，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女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虚心向农民学习，从改良品种入手，终于种出大苞米……稿子写好了，但在署名问题上却举棋不定，最后找朱明伦商量，署上他的大名，小说就顺利在省报上刊出了。

女主人公：奇特的出场方式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邮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个足足一尺来长金黄灿灿的大苞米，再看寄件人的署名是“赵慧娟”。这事在我脑子里整整盘旋了一整天，夜晚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赵慧娟是谁？为什么要给我寄苞米？一连串的问号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天快亮时，忽地在朦胧中惊醒，“赵慧娟”不是我那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吗？这本来就是凭空杜撰的故事，怎么可能会有小说中人物给作者寄邮件的事？这岂不是荒唐透顶！

我在省报上发表小说的事只有朱明伦知道，更何况用的还是他的名字，解铃还须系铃人，只要找到朱明伦，就能够解开这个谜。

朱明伦解开谜底，由此牵出了一个缠绵凄惋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

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全面停顿，只有人的生产突飞猛进，城市人口激增，生活资源匮乏，大中院校的毕业生与城市青年无业可就，于是中央决策，把大批青年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歌十分流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就是我胡诌的那篇小说的时代背景。

缸窑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三个来自上海的女青年被分配到这个公社，起先，她们被编入由公社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挨村挨户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队解散后，她们被安置到一个小队里从事农业生产，但仍集中住在公社的宿舍里。她们打听到场员队的朱明伦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当过农业技术员，就向他请教改良品种的方法。其中一个叫方若伶的只有19岁，显得特别热情，隔三差五往水库边的那幢小屋跑。因为是同乡，朱明伦也特别关注这位小妹妹，把自己在屋边试种的改良苞米种子送给了她，还教她苞米定向栽培技术，使苞米在生长期内的通风光照更好，还可以在空档处套种大豆。为了鼓励她做出成绩，朱明伦特意把我写的小说送给了她，他不想沾我的光，就把这篇小说作者的姓名透露给了她，于是，小说中的“赵慧娟”便成了方若伶心目中的偶像，她在朱明伦指导下种的苞米果然不同寻常，收割以后，她拣了两个最大的寄给了我。

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我在50年代中所写的诗歌或小说一样，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大抵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让人物作出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行为，归根结蒂要归功于党的教育，诠释一种这个时代中国文学所独有的主题理念，即所谓的“歌颂”，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无非是一种政治标签，决不可能有一点性格与灵气。

从朱明伦对方若伶的描述中，我的脑海中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形像，她穿一件白地蓝格子衬衫，胸前别着一个毛泽东去安源的像章，头戴一顶上海红卫兵特有的向日葵遮阳帽，一头青丝在脑后绾了一个大髻，向日葵遮阳帽的后边就被卷了起来，只剩下前面的一半，就像田间盛开的半边莲，她也因此获得了“半边莲”的雅号。

可是，当我见到这位上海姑娘时，却令我感到赧颜，我小说中的赵慧娟没有一点形像上的正面描写，就像一个影子般飘来飘去，显得那么苍白。而眼前的方若伶却是齿白唇红，身材高挑，她的举手投足，处处散发出青春女性的芳馨。

此后，水库边、柳树湾一带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场员队里关于朱明伦交了桃花运的传言，已经到处沸沸扬扬了，我揣摩着这事有可能是真的，虽说二人年龄悬殊过大，但只要情投意合，倒也未尝不可，中国历史上就有许多先例，如孙中山与宋庆龄、鲁迅与许广平等。我用一种调侃的口吻把我的想法告诉朱明伦时，他却是一脸的严肃，断然拒绝，连连说“不行，不行！这简直是犯罪！”

然而，我却看见朱明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多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

这是《歌德自传》中的一句话，脱胎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原话是：“爱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爱他。”这是一种无私的、无望的爱情理念，一种不谋求任何占有与回报的彻底的奉献，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哲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事情并未顺着我的意愿发展，就在他们交往的这段美妙的小夜曲中，却出现许多刺耳的杂音。

当中国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胸怀凌云壮志，改天斗地，发誓要创造人类历史上最辉煌业绩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女青年，遭遇到的却是太多的不幸与无奈。由于她们来自大城市，正值青春妙龄，长得如花似玉，一些农村青年便因之垂涎三尺。多数情况下，她们又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等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再软泡硬磨，不由得你不乖乖就范。一旦她们下嫁农村，便从此断了归路，她们的户口就会一辈子在此落户，再也无法迁回原籍。

缸窑公社的团办主任耿某原是这个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但耿某生性喜欢沾花惹草，经常绯闻不断，他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队长时，就有好几个女青年惨遭毒手，但她们只能隐忍，敢怒而不敢言。耿某对方若伶特别青眼相看，对她处处照顾，有时还会动手动脚。不知怎的，被加油添醋的传闻传到了耿某妻子的耳朵里，她火冒三丈，怒气冲冲来到公社，指着方若伶的鼻子大骂她是“狐狸精”，方若伶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凌辱，气得她嚎啕大哭，整整三天粒米未进。

不到一年时间，与她同时从上海来缸窑插队的两个女青年都已先后嫁了人，搬出了宿舍，16平方米

的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致使风险越来越大，她不得不处处提防，还特意买了一把剪刀放在床头以备不测。

一天夜里，她主动把朱明伦约到柳树湾，二人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窃窃私语。方若伶倚在朱明伦的胸前低声说：“伦哥，我还是处女，我给你吧！”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明伦有点不知所措，他定了定神，这才吞吞吐吐地说：“不，你是天使，我不能玷污你，我的理智要我守住你的最后一道防线……”

方若伶悻悻地离开，临行时丢下一句话：“伦哥，你真傻！”

尽管她时时戒备，但不幸还是降临到她的头上，这次，她无法回避了。

写日记是朱明伦长期养成的习惯，除了记录思绪，评说时政，也摘录一些中西方的名人警句。一天，他们正在小屋里讨论高尔基，恰好朱明伦的本子里抄录了高尔基早期的几首诗，便拿出来给她看。这时有人来找朱明伦，要他马上去一趟队部，朱出门后，方若伶独自一人翻看着小本子，越看越喜欢。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渐暗，还不见朱明伦回来，她便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怀揣着小本子离开了小屋。

谁知祸起萧墙，黑暗中总是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她。

方若伶住在公社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厢房内，吃过晚饭，她一人捧着小本子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公社武装部长的妻子来喊方若伶，说她儿子有一道算术题不会做，请她代为解一下。方若伶把那小本子郑重其事地卷在被子里，然后锁上门出去。等她回到宿舍，却见房间里亮着灯，耿某正在灯下翻看她那心爱的小本子。

“你怎么可以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方若伶怒气冲冲地问。

耿某一脸狡黠的笑容：“我早就怀疑这姓朱的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现在你看，”他举起小本子：“铁证如山！”

朱明伦确实记述了“文革”期间他所见到的一些反常现象，也有一些牢骚与不满，如果耿某真要举报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朱明伦很可能会再次入狱被判处徒刑。方若伶想到这一点，不禁柳眉倒竖，脱口而出：“你真卑鄙！”

“是吗？”耿某皮笑肉不笑，“你喊呀，喊得响一点，等大家都来了，我就把它公开！”他再次举起小本子。

这一招还真的把方若伶镇住了。她终于放低了声音：“你想怎么样？”

“这还用问吗？”他走近方若伶压低了嗓门：“我只要你——一桩最廉价的交易。”

方若伶在心底盘算着，在对方绝对占上风的情况下，硬拼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她想得更多的是朱明伦的安全，为了她心爱的人，她愿意牺牲自己。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方若伶在拿回小本子并确认它安全的情况下，她愿意献出贞操。

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也为方若伶的失身而哭泣。

将近午夜，朱明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急忙开门，进来的是浑身湿透的方若伶。她扑倒在朱明伦的身上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朱明伦已猜着几分，他抱起方若伶，一阵阵地吻她，他对她说：“好妹妹，千万别这样，我会永远爱你的。”

朱明伦突然发现，他的语言竟是那样的无力，他在此时竟会显得如此笨拙。

“明伦哥，我对不起你……”她的全身在颤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的，我们明天就去登记。”朱明伦终于清醒过来，说出了方若伶期待已久的一句话。但此时方若伶只是从牙缝里迸出了两个字：“晚了！”她从怀中取出用一个女人的贞操换来的小本子，双手呈送到朱明伦面前，睁开被泪水与雨水沾湿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朱明伦，“晚了，一切都晚了！”

方若伶的目光从朱明伦身上慢慢移开，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当她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张写着“如果我爱你，与你何干”的纸条时，她尖叫了一声，挣脱朱明伦的手夺门而出，朱明伦赶紧起身追了出去。

一声轰然巨响，水花四激，那一夜，场员队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朱明伦那撕心裂腑的呼喊。

第二天一早，缸窑队所有的场员都停止出工，100多人自发来到水库下水寻找，两个小时之后，方若伶的尸体被打捞上岸，朱明伦抱着她哭得死去活来。

朱明伦在水库边为方若伶建造了一座小坟，墓碑上写着“爱妻方若伶”，并把自己的小本子在墓前焚化。他当着墓碑立下誓言，他将终身不娶，作为对方若伶的报答。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平静。朱明伦知道，耿某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在当前法制被践踏的状况下，莫说没有任何证据，即使有足够的证据，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孽海余波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傍晚，耿某骑着自行车从兰溪县城回家的路上，整个鼻子被人割去。尽管公安部门千方百计捉拿行凶者，却始终未能破案。

这件事流传着好几个版本，据耿某自己的陈述，他是在自行车上被人从背后上套上麻袋，从下而上将他的整个鼻子割去，动作极其利索。等到他忍着剧痛掀去麻袋时，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被吓得说不出话的老太婆，根本就没有看到凶手的影子。另一种版本说是朱明伦干的，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虽然他有复仇的动机，但却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像他这么个文弱书生，又怎能是身高一米八的耿某的对手？最后一种版本，也是绝大多数人肯定的版本，是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客所为，无论如何，这都是耿某强奸方若伶所遭到的报应，缸窑场员队包括缸窑村的农民，十之八九为此事拍手称快。

耿某伤愈后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查出有贪污情节，被清洗回家当了农民，从此他多了一个外号：耿塌。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我接到朱明伦的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方若伶。

我们在金华车站见面，如今也已经是满头白发。他从一个农科所退休，有高级职称，每月可以拿3千多元的退休工资。但他仍然恪守当年在方若伶坟前立下的的誓言，从1978年回上海后至今没有结婚。

老友重逢，旧地重游，20多年前的酸甜苦辣一夜间注到心头，说不尽的喜怒哀乐，拂不去是莹莹往事，当某一个细节变得朦胧淡化的时候，相互间的补充便立即使这个情节变得鲜活。

来到场员队旧址，眼前的变化真有点令人眼花缭乱，昔日那么熟悉的地方，如今却变得异常陌生，要寻访过去遗落的脚印，真不知有多么艰难。小水库连同方若伶的墓葬早已不复存在，原先的黄土路，如今都变成了水泥路，许多小轿车在这条路上往来穿梭。

来到缸窑村，已经没有人能够认出我们。我向一位老者打听“耿塌”，此人已经在10年前死于一场车祸。被撞得身首分离，极为惨酷。

当晚灯下写成一阕【木兰花慢】：

记当年此地，曾携手，话缠绵。对风雨江堤，撕心裂腑，难复沉冤。浇我千杯闷酒，怕胸中块垒只依然。往昔穷途末路，如今桑海新迁。

刘郎不死又重还，愁压九重天，把万种悲情，两行热泪，来洒君前。料得今宵归去，对孤灯耿耿夜无眠。四十年间旧事，一千万里江山。

1978年8月初稿

2008年8月修改

真实姓名：沈沉

电话：13157717036

电子信箱：scbcsbc@126.com

善良温柔的王义珍

—— 重庆市长寿湖右派采访录
四川裴桑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大家一致同意。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

，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北京上访记

马万才

1975年7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和曾在省信访办一起上访的老徐、老张等一行4人在成都火车北站混上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踏上了希望渺茫的上访之路。

老徐,成都某大厂科长,清理阶级队伍时查出系“漏划地主”,被开除回仁寿老家管制劳动；老张,广安人,供销社职工,因写歪诗《饭碗兮归来》，用词晦涩,涉嫌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公职。此兄是上访老客,经常“飞车”来往于成都、北京之间,沿途大站,火车上下运行车次,进出站时刻,他背得滚瓜烂熟。用他的话说,京蓉去来,就像堂屋门到灶房门那样便捷；刘老师

,女,教师。“文革”极盛时的一个下雨天,在办公室用印有毛泽东像的旧报纸擦皮鞋,丢了饭碗；本人是“右派”老案,长期在省信访办上访无果,故尔与他们结伴同行。

我们当时都没有固定收入,囊中羞涩,连车上3毛钱一盒的盖浇饭也舍不得买,邻座的旅客用餐时,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去观赏那飞逝的田野、山川。等其它旅客吃完饭,张兄便忙活开了。他把饭盒、筷子收集起来,一趟趟往餐车里送。一切收拾停当,他就像变戏法似捧回4盒热气腾腾饭菜:“吃吧,免费的。”老张说,出门外,没得钱不要“坤”起,只要嘴巴甜手脚勤快就饿不倒肚皮。

火车越秦岭,过宝鸡,列车员过来查票,老张说:“我们是去北京上访的,没钱买票,等将来补发了工资,一定加倍寄给你们。”列车员听了把我们带到列车长那里:“这4个人是上访的,没买票。”列车长简单地问了我们一些情况,便让我们回了原来的座位上。

车到石家庄,列车员走来小声告诉我们:“前方劝阻站有公安上车查票,列车长叫你们下车,买短途票乘乌鲁木齐过来那趟车进京。”寥寥数语,饱含着对上访人员的同情和支持,令我们感动万分。

列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已是正午,老张带领我们从一豁口处绕出了车站。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周身汗渍，异味扑鼻。我们到站外一座公共厕所里用自来水美美地冲洗了一番。傍晚,我们决定露宿车站广场，并按老张的建议每人买了一张牛皮纸,作睡觉之用。

入夜,永定门车站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壤,人数不下千人,百分之九十为上访人员。人们三五成群,各自为阵。广场周边靠围墙搭起了很多塑料篷,很多上访者在那里歇宿,并且砌灶煮饭,作上访的“长期抗战”。上访人员中,有军人、干部、工人、农民、记者、起义人员……,各行各业,不一而足。案件有“文革”期间的,而大多数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蒙冤者,其中57年的“右”案上访者为数不少。人们大多以籍贯自然形成圈子。四川人多势众,谁都不敢惹。到了北京,不管来自那州那县,凡四川人通称老乡,无比亲切。

在四川“帮”人群中,经老张介绍,我们认识了达县的梅连长（转业军人）、宜宾的谭老师（女）和安县的老郝等难友。谭

老师30岁左右,蓄短发,着白衬衣,素雅大方,端庄清秀,酷似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饰演的林道静。和谭老师从宜宾一起来的还有几位男士,他们来京已久。当时，她和梅连长等正席地而坐,随意聊天。在谈到当时北京的上访形势时,谭老师说：“根据最近到有关部门走访的情况看,大家仍不容乐观。接待人员纯系敷衍,能推就推,无人敢定调拍板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要灰心,应该继续齐心合力,百折不挠,天天去跟他们送材料、泡蘑菇,日积月累,光是堆积如山的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材料就能压死他们。你们看,光永定们广场都这么多人,还有长期滞留在北京站的,住在甲八号联合接待站以及各部、委接待室的,更有全国大量没有来京的,这就是力量,这股力量切不可小觑,它足以排山倒海,冲决一切障碍。只要时机成熟,到时不管是“文革”冤案还是历史旧案,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大家切不要丧失信心。”谭老师一席话,有如醍醐灌顶,我们似乎看到曙光就在前面,信心倍增。

北京的夏夜,无露水更无蚊虫,晚风掠过,分外凉爽。地铺牛皮纸,挎包做枕头,仰望天空,月色皎洁,带着万千思绪,猜测未卜前途,不知不觉进入梦乡。根据规定,各类历史旧案由相关部、委归口接待,于是我们4人便各行其道,晚上仍回广场会合。

我到位于白广路的水电部接待室时,还未到上班时间,门前已聚集了十多位上访者,其中三个着军装的映秀电站的水电兵还在接待室外一间空屋里铺了地铺,估计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一位来自辽宁的年轻姑娘(代父上访)告诉我,这里的几个接待人员态度粗暴,几乎天天和上访人员吵架,提醒我小心。接待我的接待员姓朱。当我递上申诉材料时,他看了不到一分钟便扔过来:“右派问题不接待,趁早回去吧,在北京滞留对你没有好处。”来在矮檐下,跟他争吵毫无用处,我只好忍气拾起材料退出接待室。全部上访者例行公事接待完了,朱接待嘴上叼着香咽,手里捧着茶缸,迈着方步,悠闲地从接待室走出来，见我正和一映秀水电兵盘腿坐在地铺上下象棋,朱接待便走过来观“战”。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这位朱接待不仅动口,后来还索性蹲下动起手来。他越俎代庖,助战我方。几个回合下来,“杀”得映秀客一败涂地。朱接待得意极了,少倾,他拍拍我的肩:“你进来。“你什么成份?” 坐定后他问道。

“贫民。”

“在地方上有活干么?”

“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力。”

他听后颇无奈地对我说:“57年’反右’涉及面很广,光全国水电系统就有上万人,不要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接待员,你就是找到钱正英(部长)她都无法解决,原因是上面没有政策；因为各部、委都设有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水电部也不能没有。但涉及到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比如说“反右”,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还是回去等着吧,看今后有没有新政策下来。”

当时北京有两处专门接收上人员信件的地方:枣林大院一号和国务院接待室。凡写给毛泽东、王洪文、江青等人的信均在枣林大院一号投送,写给周恩来或各副总理的信则交国务院接待室。

枣林大院一号院坝里确有几株枝叶茂密的枣树。上访人员们手持信件等候在院坝里,大约十点钟左右,两个解放军出来将所有信件逐一收下。一上访人员问:“这些信中央首长能看到吗?”一个解放军回答:“这些信我们统一交办公厅信访局,首长能不能看到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放心吧,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总会有人管的,不然我们天天收信干什么!”

国务院接待室有桌椅供上访人员写材料、休息,还备有饮水。

工作人员收完信后叫大家暂时不要离去,半个多钟头后,个别人被叫了进去, 其他人则被通知可以走了。我和老徐正欲离去, 却见安县老郝正在接待室一角用钢笔在一块水泥纸上划着什么，几个四川老乡站在他周围。老郝是教师，“文革”中被打成“坏分子”，来京已数月，主访“高法”。此兄在大热天还穿着又脏又破的夹衣,脚上的布鞋大洞小孔，脚趾外露,一日三餐全靠在饭馆里“拣盘子”,吃饱了就回“高法”接待室睡觉。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他今天豁出去了,准备孤注一掷。他在水泥纸上划出一个斗碗大的“冤”字,用别针别在背上,手中拿着一张16开的毛泽东像,准备到接待室门外的大街上跪着喊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能否还？估计老郝此去凶多吉少,四川老乡们都将随身携带的水和干粮倾囊相赠。老郝吃饱喝足,精神抖擞,面无惧色,大步迈出接待室,手中高举毛泽东像当街一跪,高声大喊：“冤枉啊,毛主席万岁！”“冤枉啊,毛主席万岁！”

惊闻呼叫，来往行人霎时从四处涌来，将接待室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不一会儿，两个解放军匆忙跑出来挤进人群，把老郝从地上拉起来，轻轻扶着两臂（手里有毛像）往接待室办公区走去。看着老郝远去的身影，我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四川老乡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事发当天下午，老郝即被送到市郊一所监狱里暂做杂役，待查案情。三餐有吃，可自由活动。不久，国务院办公厅专函致绵阳地区政法部门，内容大致是：迅速实事求是查清郝某问题，如属冤案，立即平反，妥善安置。如此人再来北京肇事，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定予严惩云云。此消息的可信度也许要“开平方，打八折”，是否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呢？

除了水电部，我还去过统战部、公安部上访。还有人约我去中南海贴大字报。统战部每周一、三、五各接待半天。到统战部上访的多为“右派”及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党起义、留用人员。接待我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同志。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们千里迢迢来访想必是有冤情，但我们统战部现在连公章也没有，实在是爱莫能助。你把材料留下，我们登记后再往上转。”河南的杨某也是水电系统的，被划“右”后，妻子与他离了婚，为免受牵连，带走了儿子。老母亲失去孙儿，儿子又遭不幸，绝望之下含恨自缢。老杨从此孑身一人，便成为职业上访者，长期滞留北京。

中南海那条街密布解放军和警察，戒备森严。那里不准照相，不准贴大字报。老杨约我去中南海佯装贴大字报，目的是让他们抓进去，见了大官好告状。老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的小儿子才满一岁，万一抓进去有个好歹，一大家人怎么办？因而不敢冒险。十多天后再次碰见老杨，他说他真的独闯中南海了，可抓进去后经过盘问，给了他一张返回河南的火车票，并派专人送上火车，直到火车离站。他只赶了一站便下了车，重新返回了北京。

到公安部上访要先到窗口领取表格。那里的老上访告诉我，劳教、劳改的“右派”理所当然能领到表格，开除回家的一定要说有公安人员押送才能领到。我如法炮制，顺利领到了表格。

表格内容无非是姓名、性别、年龄、何时何处因何事受何处理，要求解决什么问题等等。如果预约次日上午接待，当晚可入住公安部接待室（有专为上访人员设置的连间铺）。

我入住那晚大约有几十个人住在那里。天气闷热，难以入睡，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一起摆龙门阵，不时有公安人员来回巡视。一个年逾七旬的山西籍老人，衣衫破旧，胡子砬碴，拄一根竹拐杖，不知是因为天气燥热还是环境因素，他突然将竹拐杖高高举起，一面用力猛击连间铺，一面高声叫喊：“天啊，这是什么世道，这是什么世道啊！……”。叫声一声高过一声，令人们惊愕不已。一男一女两个公安人员闻声前来制止，老头儿反而越叫越凶。公安人员见他年纪太大，瞪瞪眼无奈地离去。

第二天上午接待我的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看样子才从公安院校毕业不久，胸牌代号“103”。几句简单问话之后，便伏案翻阅我呈上的申诉材料，神情极其专注。看着看着，他突然拍案而起（还真把我吓了一跳）：“岂有此理！就这点儿破事就弄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是荒唐至极！”少倾他对我说：“可惜现在没有政策，我也帮不上你。材料我负责给你转，你回去耐心等待，这些冤假错案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

这位可敬的年轻人，57年反“右”时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在他的心目中，一个贫农出身的技术人员给党员提一点意见就被打成敌人一定是天方夜谭。可他哪里知道，数百万古道热肠的人，当初就是这样跌入万丈深渊的。问题没有解决，但“103”凛凛正义之声却令我感动了良久良久。7月底，亚非拉国际跳水大赛将在陶然亭公园举行，公安人员在车站广场附近大肆清理外流人员，衣冠不整者首当其冲。老张因军委接待室有几个军官请他代写上诉材料（有报酬），决定暂不离京；梅连长、谭老师等转移至北京站（那里也聚集着许多上访人员）住宿，继续周旋；刘

老师上访虽一事无成，却找到一条生财之道：向北京市民讨要北京市搭火证（极易要到），然后在车站、旅馆等地找外地来京出差人员换成全国粮票，最后寄回成都由其丈夫卖钱。我和老徐只好打道回川了。好不容易来一回北京，临分手前，我们相约游览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7月30日

深夜，我和老徐“鬼鬼祟祟”徘徊在永定门车站铁路边，准备爬车回成都，不巧被一巡夜警察逮住，他将我俩带回车站值班室，经过仔细盘问，证实我们确是上访人员后便叫我们等着。三点多钟，一列下行普客徐徐进站，警察跑来叫我们：“快走！快走！”他将我们送上一节车厢，又对列车上一名乘警低声说了几句话后离去。

汽笛长啸，车轮飞转，列车日夜兼程向成都进发。归途中，我们一路顺风，还全程享受了免费供应的饭食。谢谢了，人民警察！

再见了，北京！（附记：三年后，中央关于改正“右派”的55号文件终于下达，我于79年获改正通知书，80年1月恢复工作。嗣后，老徐也获平反，恢复工作，补发了工资。

我逝去的丈夫，为什么成为右派！

葛娴

当我翻阅他的遗留材料——整整的一箱材料时，我不能再对这桩大冤案沉默了。那里面有多少血和泪啊！他是受尽折磨至死的。

赵节，我的丈夫，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部（现国际台）副主任兼华侨部主任。1956年8月，他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7年党校整风时，因为他对清华大学一张为胡风辩护的大字报有感触，回来，在召开的党小组会上说：“写大字报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的意见值得考虑。从公布三批材料看，把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材料不充分。但是，我相信中央可能掌握了一批更重要的材料，否则，胡风不够反革命。”他又说：“胡风遭逮捕后未公审，是否合乎法律手续？”他的发言被小组同志揪住不放，以后就无限上纲，批评转为批判，上纲到“攻击我们的革命法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是“反党反中央”。

这就是他被打成右派主要的“罪行”；同时也说明了赵节同志是我们党内堪称敢于说真话，敢于表达意见的好党员。

人民日报6月8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他们党小组开会座谈，他又说：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党要整风，就要让人讲话嘛！”他对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认为毛主席不该大发脾气。特别是对触到了我们最痛处的言论，更要进行独立思考。当小组批判他的观点时，他反驳说：“在党内，大家都可以自由谈看法，为什么就批驳我？难道你们讲的都是对的吗？你们对我的发言不公平。你们是在围剿我”，是“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右派老虎来”，是“想一棍子打死我”。他对小组有些人用歪曲他的话来批判他最反感，他气愤他说：“这不是我的原意，你们这是强奸我的意见。”别人一面批判，他一面反驳。最后，他说：“我不说话了，反正你们没有说服我，我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当小组里有人说是在帮助他认识错误时，他说：“到底是我错，是你们错，还不能下结论。”在小组里大家争不过他，就召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在支部大会批判他的时候，他还是别人质问一句，他解释一句，始终不低头。于是他又被升格到四个党支部联合召开的大会来批判他，他还是不服。于是，他又被升格到全校大会上作为重点批判对象。

在党校出版的《实事求是》（1957年9月18日

）校刊，他的大名上了头版头条。大标是：“反党由来已久，赵节反动观点被驳倒。”其实并没有理由驳倒他。大会指出：“他把攻击的锋芒直接指向我们的党中央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证明赵节已经堕落成了党内的右派分子”。他的右派帽子就这样戴上了。1957年12月3日，党校校长杨献珍作的整风和反右派的总结中说，党校整风运动中共揭发了29名右派分子，这是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很大的收获。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干部，多数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我们在斗争中揭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真面目，并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样就消除了党的隐患，纯洁了党的组织，这对于党的建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赵节是29名右派分子中的第20名。

从当上右派到改正（但改正中的说词是自相矛盾的。诸如，结论中仍有“攻击”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对的，等等，为此，他非常生气），长达21年。他这漫长的艰难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的身体一直很弱，又有许多疾病缠身。1959年起，他就被迫到京郊南口去劳改。他很少能回来，也不允许我去的看他。我俩之间，便靠书信来往。私人之间的信件，是保密的，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可是，在那个年代，有理向谁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虽然已经“摘帽”，一下子又成了专政对象，非要我把他当年在京郊劳改期间的私人信件交出审查。因为据说反动思想最容易从私人谈话啦，从私人信件啦，搜罗到真情。我本来想据理力争，但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怕什么？我正要让你们从这些饱含泪水的信中，看看他是怎么受劳改折磨的。所以，我把他在劳改期间17封私人信件全部交出。

在农场，他每天上午5点半起床，6点半上工，下午1点上工到5点半下工，很紧张。他每天要挑60多斤重的砖，挑几十次来回。他的体重也不过90多斤，又有慢性气管炎、气喘的毛病，很是瘦弱，怎么能把六七十斤重的砖挑得起来？还要挑几十次？每天劳动回来，还要写思想汇报，作检查交待。直写到深更夜半。他顽强地用自己的生命来拼搏，但还总是批评他“干劲不足”。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因为身体有病，劳动跟不上，拉在后面，不但自己苦闷，还惹人讨厌”。“上星期，曾开了一次地头批评会，大家集中地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一连20天多天，背疼得不能行走，挑担水要歇好几次，已经到那种程度，我总觉得已经尽力之所及做了。每天都干得筋疲力尽，出大汗……”。一次，他回家，一进门我吓了一跳，简直认不出是他了。泛黄的脸，“胖”（浮肿）得人都变了形。他用无神的眼直盯着我，我一阵心酸。那时正当困难时期，到哪去买营养品？排了绕几个圈的队，只买了两斤水果糖，一点糕点、饼干。他已经钙化愈合了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一次次地吐血，一次次地拉红白痢疾，长期的腹泻，喘气、憋气，可说快到生命的极限了，于是才被“照顾”回家。同时安排到广播电台资料室当资料员。

1961年10月，顶在头上千斤重的右派帽子被摘除了。他以为从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松了一口气了。然而，他太天真了，右派帽子虽然被摘除了，可是右派的实质并没有变。还是要每周写一次书面思想汇报。检查“你认为你是改造好了的右派吗？”“你是不是还有右派思想？表现在哪些方面？”从不放过。不仅如此，每逢一有风吹草动，他都要受检查、挨批斗。什么反右倾啦，出了个什么反党集团啦，他都要奉陪。有一次，斗争什么反党集团，他陪斗，因时间太长了，他晕倒了……。

1966年春夏之交的“文革”开始了，当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广播局的造反派关押起来。

那里面的种种处罚花样极多。挂牌、打骂、剃头、罚跪、游街、抄家……他们与世隔绝，整天在被侮辱、谩骂中过日子。公布的十条专政令，内容极其惨酷，“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有12处；同时又作了6条口头专政规定，如不准互相谈话，不准写信，不准家属来信，不准哭，不准笑，不准喊老喊小，说话不准出声，哼哼也不行……。“不淮”之词达23个之多。

我的孩子非常想念爸爸，有一次，大女儿见到一个监督员，孩子说：“叔叔，能让我看我的爸爸吗？”这位监督员，是广播局的人，知道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有同情心，他偷偷地告诉我孩子：“你等着，等你爸爸出来劳动时，你就看见了”。孩子跑到老远铁路旁边等着，过了很久，果然，“黑帮队”出来了，后面便是“牛鬼蛇神”队，长长的队伍，一个个慢吞吞地走着。下班后，我孩子又悲又喜地对我说：“妈妈，我今天看见爸爸了，他真可怜！爸爸还能回来吗？……”
他回来了。他是被人背上楼梯进屋的。这天，我已买好火车票打算第二天到外地去采访。傍晚下班回来，给我家带孩子的大娘关切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再不管了。我今儿看见老赵到医务所看病。脸都成了死色，路都走不稳了。前后两人押着他。你不要出差了，赶紧，救人要紧。”我马上直奔关押所。我冲上大楼，找到他的住处。他躺在木板床上，微弱地对我说：“我发烧有一个多月了……”。我见他神色不对，找来监督员：“人病成这样，还不送医院？”我赶紧跑到广播局医务所找到值班医生。这位姓王的女医生深知赵节的为人，她立刻要了一部车，让我去接他到医院去。一到医院，他就昏迷过去了，4个医生抢救，他还是昏迷不醒。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下了病危通知：“你赶快通知他的单位，你要作最坏打算。我们尽量抢救”。我打电话到关押所，对方却回答：“我们管不着……”把电话挂上了。我非常生气，“啪”的一下，也把电话挂断了。

我躺在病房外一条长椅上，心很乱。告诉他单位？找谁？谁理你？他不是已经交给关押所了吗？……。凌晨，终于，他的血压开始上升便回家了，但还没过危险期，而我，不能不出差，只好把几个孩子、病人全交给了管看孩子的大娘。医务所那位好心的女医生，天天到我家来给他打针对症治疗。对这位不怕右派占边、救人一命的王医生，我是终身难忘的。

一天，忽然来了个人，叫我换好半年全国粮票，作好准备。对我说：“已决定你爱人要送到湖南去劳改。”“他离开北京，就不会再回来了。你要另做打算。”刹时，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直往下流。我们从此就算分手了？孩子也不再有他爸爸了？我心惊肉跳地等着坏消息的到来……。唉！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变得如此地无情啊？！

他从医院抢救回来病初愈，又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不久，“战斗队”忽然对他宣读了一项决定，对他实行“专政”。他感到自己右派帽子摘了，为什么还要把他当专政对象，就不服，马上写了一个书面声明，要求审查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说自己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没有敌、特、叛问题，坚决不接受对他实行“专政”。他又惹祸了，马上进行批斗，接着，被赶出了广播局宿舍。每月发26元个人生活费。好在，我每月有100多元的工资，够全家计算着过日子。不久，在远离广播局简易住处，又要被赶出，我只好向我们《人民日报》暂借住一间房，已经领导审批，却又被极少数仇视右派的人，把我借住的一间屋子的门窗起光，成了一个破庙式的空屋；又把自来水龙头拧走，满屋成了一条河。经我交涉，后又让搬到一间黑屋子住，并把电线掐断；又把烧饭炉子拿走；更惨的是，竟把我住处旁一间男厕所关闭，堆上石子，不让他上厕所……。在刺骨的寒风里，他摔倒骨折。叹气说：“真是生不如死啊！但我决不死，我还有老婆、孩子，我不能给他们留下冤枉的后患。我也不愿做一个不明不白的冤死鬼。”

无穷无尽的专政、劳改、审查、清算、写检查……没个尽头。无数次地急送医院挽救，没完没了。然而，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正确，也坚信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34年，他十几岁时，就受到方志敏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他在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领导的“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作宣教工作。为《特种工作团团歌》作词、谱曲；参加创办《火星周报》，撰写发刊词；为组织《火星社》起草章程等等。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多次在艰险危急中智斗脱险，完成党的任务。皖南事变发生后，在极艰难条件下，他出生入死，坚持着隐蔽的地下斗争。

赵节二十多岁起，就开始在新闻岗位担任领导工作。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观点。他办报总不断有新的观点。他还提出，一个人不但要思想品德好，还要有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文明的国家。他教育子女每人学会一门本事，不要做空头政治家。他当领导平易近人，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被贬到广播电台资料室当资料员时，与病魔斗争中，还在完成任务之余，编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就是这样一位有骨气、有远见，对党的革命事业做出出色成就的人，于1992年2月6日

在长期折磨中逝去了。他当年只是说了一些真话、实话，为什么会被划成右派？为什么一辈子翻不了身？为什么一来运动，就有他的份？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为什么株连到我，为什么株连到子女，株连到我的家族？我心中有着太多的为什么。真的，我到今天还是不明白。

2009年3月13日

八十载南柯一梦？

——耄耋之年的一点人生感悟

张泽石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时，孩子们商量要为我办“八十大寿”。80个春秋如百驹过隙，许多往事不断涌上心头。常言道：“人生如戏“，仔细想，80年来，我在自己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的角色真是不少，也很不一般。

22岁之前，我扮演的大都是喜剧和正派角色：长辈宠爱的乖娃、成绩优异的学童、相当虔诚的基督信徒、抗日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立志要科学救国的清华大学物理学子、争民主反腐败学运中的活跃分子、热情奔放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宣传队长、解放军文工队长、志愿军宣教干事等等。
到了1951年5月，我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被后便开始扮演悲剧和“反面角色”了：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绝去美国去台湾的“傻瓜蛋”、因参与领导“反背叛”爱国斗争而受到特别监控的“死硬共党分子”、巨济岛“最高监狱”里的“刑事罪犯”、“战犯集中营里”的“战犯”；遣返归国后又成为当局眼中的“变节者”、背着开除党籍处分到处求职被拒的待业者、被强行拆散婚约的失恋者、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教书匠、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改犯、被关进牛棚批斗的“大叛徒”等等，真可谓风狂雨暴、惊心动魄，幸承苍天保佑得以大难不死。我的这段出演悲剧角色的“舞台生涯”长达三十年之久。

1981年时来运转，在我落实政策恢复党籍之后，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再度扮演正面角色：职工大学校长、科技协作中心总工、民办科研所所长、自由撰稿人等等。还拥有了老教授、名作家、离休老干部这些甚为光彩的头衔。我的译作、著作曾盛销一时，我的影像镜头曾多次在电视台的专题片中出现。

正由于我扮演过如此众多的、非一般的角色，不少知情者说我的一生充满值得羡慕的“传奇色彩”！其实如今我已经意识到：无论你扮演的是最可爱的“革命者”、“英雄战士”；或是最可耻的“右派”、“叛徒”，到了你的人生舞台落幕时，你将什么角也也不是，你只不过是人世间一个普普通通的过客、宇宙中一粒随风而去的尘埃而已！而那些你曾以为永远忘却不了的悲欢离合、冰霜血泪也不会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既然来到人间走了一遭，八十年来又经历过这么多风雨、见识了这么多世面，还是应该认真总结一下，或许能给我所热爱的中华民族和我所惦记的家族后人留下点什么有益的东西。

我回想起文革中难忘的一幕。1969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打成“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抓进牛棚。当天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对我的声势浩大的全校批斗会，深夜专案组又派“群众专政队”的红卫兵把我押去单独审讯。那位专案组长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张泽石！我们知道你很会演戏，但是孙猴子再会变花招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慧眼，就你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又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洋奴教育、还跑到战俘营当翻译成天跟美国鬼子混在一起，鬼才相信你会拒绝去美国、拒绝去台湾！我们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被美国鬼子派遣回来，又干了哪些间谍勾当为好！”。我申辩说：“我是作为坚决要求归国的志愿军战俘总代表被国家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到军事博物馆去查一下档案就清楚了。”话刚说完，就听押着我的红卫兵喝斥道：“你他妈的还敢臭表功！”随即就感到腿上屁股上被狠狠地踢了几脚。这时专案组长向那个红卫兵摆了摆手，对我说：“我们并不想逼你招供，是你的顽固激起了革命小将的阶级义愤，你回去好好写份书面交代，争取从宽处理！”。当我被押回到囚室门口时，那个“革命小将”猛一脚踢了我的膝盖，我一边揉着膝盖一边对自己说：“我他妈的下辈子一定要投胎工农家庭，一定要当个文盲，一定要当个体力劳动者！”；又想：“当年你在清华要是老老实实读书，或者被俘后答应去了美国，就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你这才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完全是咎自由取、自讨苦吃！”

那年我40岁，正好到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但我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疑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何罪之有？”；“上教会学校何罪之有？”；“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以去美国、去台湾？”“我拼死拼活从战俘营回国来怎么反而成了罪人？”；“这个国家还值得我去爱么？”……

我带着这些沉重的困惑继续我艰难的人生旅程。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我曾多方努力去寻求它们的答案！有的比较快地得到了解答，有的却长期因扰着、折磨着我的心灵！因为那些问题涉及到我自幼建立起来的信念、涉及到我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终极评价！

现在，又一个40年过去了，对于那些问题我自认为是基本上“释惑”了！

最容易解决的当然是“家庭出身”问题，只要看看工人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就再不会有人羡慕工农出身了。我十分感激我的祖父。正是老人家的顽强奋斗，使他自己从一个放猪娃成长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乡镇会业家，又坚决要我父亲远去北平读大学，才有了后来我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才使我避免了一辈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卵子不挨边”的那种命运！至于上教会学校我要感激我的老爸，正是他尽力送我到教会学校接受了长达六年的高质量中学教育，才使我得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奠定了我去搏击风浪、应对危难的人生根基。应该承认：即使在70年前，不少教会学校在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上也比我们现在的应试中学教育要好得多。

较难解决的问题是“我当年该不该参加革命？”。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我们那一代从漫长艰辛的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面对着国家的羸弱、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大都具有革新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国家的强烈愿望，只要有人带领，就会毅然投身革命。我正好考进了有着民主革命传统的清华大学，加上我的热情浪漫的个性，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革命洪流。正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贪污腐化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政权。后来之所出现了“该不该参加那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的问题，是因为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如它所承诺那样去执行“新民主主义”、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自康乐富强的新中国，却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苦难！

15年前，我去台湾探亲，目睹了我当年要打倒的国民党在台湾实践三民主义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感受到了我曾参与的那场国共内战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的可怕伤痛与裂痕。那时我敬立在台北中山纪念堂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前，遗憾地想：“中山先生，要是您能多活十几年，将国共合作维持下去，建立起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去实行三民主义，就不会出现那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暴力革命了，而一个民主自由康乐富强的新中国也就屹立在地球上了！”。只可惜历史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去改写。

至于“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是困扰我最重、带给我痛苦最深的两个问题，我将放在本文最后去诉说。

先说“我当年该不该参加抗美援朝？”；“该不该屈服于敌人当了俘虏？”；“被俘后可不可去美国、去台湾？”……

1951年3月，我和战友们都是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跨过鸭绿江的。我们那时当然不知道美军并不打算侵犯中国，更不知道中国是正在为金日成的冒险狂热与斯大林的自私狡诈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我们至今仍然自豪于参加了那场战争，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是忠贞的爱国者，是坚强的中国军人。

“你既然是坚强的中国军人，那为何又束手就擒当了美军俘虏？”。这才是多年来困扰我和难友们的沉重思想包袱。我从战俘营回国后被开除党籍的一条重要罪状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时我确实还剩有一个手榴弹，我因为被身边一个小宣传队员哭喊着阻挡着没有把手榴弹引爆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一直为自己没有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羞愧，甚至也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只因见到难友们太需要我这个会英语的大学生跟大家一起去共患难，才促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朝鲜战争中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事失利陷于敌后因伤残病饿失去抵抗力而被俘的。我们已经是为国尽力为国受难了！然而，正是“被俘可耻”、“投降即变节”这种违反人道的封建战俘观害苦了我们。它既是促使我们那一万四千名难友违心地背弃自己的亲人故乡去了台湾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年毛泽东对我们这七千名拼死拼活回归祖国的难友给予“开除党籍、军籍、终身控制使用”这种重罚的根本缘由！毛的封建帝王残暴本质也由此可见其一斑。

我初中高中的英语教师都是美国老师，考上清华大学后，更是立志要去美国留学。因此，当被俘后我被邀请到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担任文职翻译人员并承诺停战后送我去美国上大学时，我真的心动过。最后被我婉言拒绝了，并非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对我来说，那时的美国就是敌国，我要是去美军部队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这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当年的这个决定，我至今也未反悔过。我真的庆幸那时年轻的我竟能具有那份坚贞：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做到了拒绝诱惑、心甘情愿去承受战俘营的苦难。

我更庆幸自己能跟难友们一起通过两年多极其艰辛的斗争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尽管回来后受到过极大的委屈与磨难，但我也获得了只有在祖国才能获得的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近30年来所享有的学习和创作的权利、尊严与人身自由。我正是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孤岛上、在战俘营的黑牢里才真正懂得了“祖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我弄明白了我们回国后所受的磨难完全是来自那个独裁暴君，我对祖国就只剩下爱和担忧了！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去台湾探亲，每次去我都要去看望在台湾的难友，深入了解到他们当年所受到的身心折磨与政治陷害、他们到台湾后所受的歧视和他们对亲人故土的痛苦思念。我不再把他们看成是“经不起考验的懦夫”。我们不能把愤恨和指责放在受到残酷迫害的难友们身上，真正的罪人是那些制定强迫战俘放弃回归祖国权利政策的美国政客和执行这个罪恶政策的美国军人与他们豢养的走狗。同样，如果那时有别的会英语的难友答应了去美军部队当翻译，我现在也不会骂他是“汉奸”，因为他可能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跟我不同，甚至他可能有亲属在美国，他应享有选择其人生道路的权利。

现在来谈谈“我该不该参加共产党？”。

我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较深地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的熏陶，甚至笃信过基督教义。然而在我1946年到了清华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就把我们这些急于推翻旧世界的青年学子给俘虏了！1947年夏天我就加入了共产党。现在看来正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我推进了共产党队伍。1948年夏天，我在冀中解放区住了三个月，看见那里政府清明廉洁、人民安居乐业，便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绝对没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共产党会变得比国民党更加专制独裁，更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会比国民党官员更加贪污腐败！

多少年来，我苦苦地从现实中、从理论上去寻找共产党为什么会变质的答案。在我去香港、去台湾、去泰国、去韩国、去美国时，曾经从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发展的对比中思考过，但帮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弄清问题本质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资料和文章，让我较多地了解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迄今为止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当年去参加共产党没错。那时我真诚地想参加革命，而那时共产党的表现也让人相信它真是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党。至于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以及“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之后就立即变成了专制独裁政党甚至成为一个无力挽救自身腐败堕落的政党？看来是源自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即有老祖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理论指导；也有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样板；还有我国两千年皇权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与崇尚“忠”“义”之游民文化的深厚传统；更有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在本身素质上那些先天不足的缺陷！

那么，“这个党还值得我信赖么？”

如果这个党继续这么专制下去、腐败下去，当然不值得信赖了。但是，我还保留着对它的希望，希望它能在历史的推动下、在人民的督促下、在众多优秀共产党的追求下向好的方向转变：变成一个不需要用枪杆子来维护的，而是由民众真心用多数选票选举出来的清廉、民主的执政党。

我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前的共产党和60多年前我加入的那个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了：党组织的中坚成分已经不再是以农民和游民为主而是以国家公务人员和社会知识精英为主了；广大党员的文化素养、独立思考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今天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跟60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国内，社会进步巨大、人民觉醒显著；在国外，全球化代替了两大阵营对立、五大洲民主浪潮澎湃。当我在台湾看见国民党竟然能够主动将手里的军队归还给国家、并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继续推动民主宪政改革，甚至实现了中华民族国史上第一次和平政权轮替，我就想：中国国民党能够做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做不到？

应该有那么一天，我们共产党的有魄力又有智慧的中央领导成员们，终于突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并化解了那些因激愤于社会不公要求回到毛时代的同志们的疑虑，成功地在修改党章党纲的党代大会上，以多数票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转换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并正式宣布立即启动民主宪政革新。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活到这一天、好让我带着这个天大的喜讯会见已经先我西去的亲友、校友、战友、难友们，让大家都含笑于九泉啊！

这些想法我平时极少跟儿女们交流。他们不愿我“苦了一辈子，却守着清福不享，一天到晚瞎操心！”，他们希望我“了却尘缘、淡泊人生”。但我却怎么也做不到，真辜负了孩子们的好意！

回顾从我出生至今的这八十年，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我的张氏家族、中华民族、地球星族都是极其不平凡的八十年！在这八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争、灾害、危难，但也催生了巨大的科技、经济、文化进步。我少年时代幻想过的“顺风耳”、“千里眼”已经通过手机、互联网及卫星电视实现了，连美丽的嫦娥奔月神话都已变成了现实。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又让大家惊讶地看见了中华民族乃至地球星族同舟共济的感人情景。80年来，“地球村”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真是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整个人类从贫困愚昧快速走向富裕文明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从艰苦危难的阴影中走向辉煌。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现在看来应改为“生逢其时”了！

人老了喜欢忆旧，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儿时山青水秀的故乡：幼年时家长老师的关爱；少年快乐的学校生活；青年时的梦想、追求与为信仰而甘愿承受的苦难；中年时跟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为子女为学生所付出的爱心与辛劳；退休后撰写自己人生经历时的激情；外出游览时所见到的旖旎风光；以及跟亲朋友好友聚会共享亲情、友情时的温馨。

由此看来，我已经度过的八十载并非南柯一梦，而是一段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真实人生。幸哉！足矣！

2009年春于北京石景山

来稿摘编

字字血泪哭故友林昭

陆志常

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以北京大学女学生沉崇遭到美军的强暴为导火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划下，全国大专院校的进步师生举行了一系列的反迫害、反饥饿、反扶日……等学生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巨大力量。当年，我们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莘莘学子，是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热切企盼早日结束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在这迎接新中国早日到来而为之奔走呼号的热血青年群体里就活跃着彭令昭的身影。

解放前夕的彭令昭，当时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中学高中部，也是学校里参与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于1948年暑期加入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共地下组织。入党后不畏艰险，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苏州解放后，不顾家长的反对，毅然投身苏南新专这所革命学校，1950年参加苏南地区土改工作，土改结束后，于1952年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被“加冕”为“右派”，这令她百思不解：自己十余年来对党无比热爱，换来的竟然是为此巨大的无情打击！在痛苦的思考中，她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如焚、心力交瘁。不幸的是，她生逢一个十年动乱的时代、一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一个极权横流的时代，入狱八年，横遭折磨，她坚守真理，宁死不屈，最终在1968年4月29日下午3时

许遭到秘密枪杀，倒在上海龙华机场3号跑道尽头的血泊之中。这位中国英雄年仅36岁，就这样结束了她光辉短暂的一生。值此令昭就义40周年之际，追忆往事聊表对故友令昭圣女深切悼念和崇敬之情。

我在1947年考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读，我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当时在上海《大公报》任副总编的李纯青先生是我的表姐夫，他认为我的写作基础较好，适宜从事新闻工作，于是通过民治新专校长陆贻、顾执中的挚友费彝民

先生从中关说，经过考试，顺利地入学就读。民治新专校址在长乐路39号，校舍极简陋，就是一幢弄堂民房，学生全部走读，但师资阵容十分坚强，为王造时、许杰、孟宪章、盛公愚、笪移今、后啸冲、顾庸中……等知名教授任教。这所学校被称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参谋部，当时是很进步的。可是在“反右”时曾在该校任教过的教授纷纷“戴帽”落马，关的关，死的死，呈现了知识界的一派肃杀冷酷景象。我入学后借住在表姐夫李纯青、表姐谈家芳的家中，一段时间后我渐渐意识到表姐夫家的来客特别多，三言两语后就外出，行动很神秘，白天与国民党握手，晚上和共产党联系，用毛泽东整人的行话说，就叫做“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纯青先生和我虽是平辈，但至少年长我20岁以上，他是福建厦门人，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和日语，与人交谈时经常借助笔谈，以辅佐语言能力的不足。他在《大公报》任副总编外，还兼社论委员、副刊《时代青年》主编。因为他交友广泛，所以时常把《时代青年》的稿件带回家中用业余时间阅读，实在来不及时就叫我去帮忙。纯青先生用笔写了几条看稿的要求，我的任务是看第一遍和经纯青先生决定退还的稿件由我办理退稿信件。记得在1948年春的一个晚上，纯青先生要我填写几份铅印好的退稿函件（其中一件就是给彭令昭的），我把退稿理由填好，经办人一栏签上我的名字后，把信封写好，贴上邮票，随后投入弄堂口的邮筒里便算完成任务。可是在一个星期后，纯青先生从报社带回来一封信，是苏州景海女中的彭令昭写给《时代青年》陆志常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令昭收到退稿涵后的感谢信，自我介绍是一位爱好文学写作的中学生，今后希望“陆编辑”多多指教等谦词。我微笑着把来信递给纯青先生，他看完后在一张稿纸上写道：“彭令昭的父母我都认识，这孩子的文章很有见地，我已用过几篇，有一篇讴歌学生运动的散文《新绿》写得很好，很有激情。你抽空给她回信，不妨与她保持联系，经常交流探讨……。”随即，纯青先生从抽屉里找出刊有《新绿》的样报，送给了我。

回到卧室，立即仔细阅读这篇以“吴剑”署名的《新绿》，文笔流畅，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热情洋溢，特别可贵的是，字里行间充满对热血青年的敬佩鼓舞之情，她希望每位时代青年都应当不畏强暴，面对统治者的镇压而不惜付出自己的鲜血，浇灌祖国大地上的一片片新绿……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令昭的文章，并且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文章，构思深邃，胆识过人，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独裁统治的痛恨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这种高尚品格和远大抱负谁能相信会属于一位少年女学生？！

当晚我就给令昭写了回信，并且郑重其事地自报了“家门”：我是上海民治新专的学生，常州人，寄居在表姐夫李纯青先生家中。他是《时代青年》的主编，退稿涵是我代替李

先生办理的，不经意间在退稿函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实不应该，深感抱歉云云。从此，令昭与我维系了三年光景的书信往来，笔谈的内容除学生运动的情况外，其他如国共两党的战局、物价暴涨、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及一些社会新闻，也是我们笔触所及的。

1948年春夏之际令昭来信说，多次通信未曾谋面，可谓“神交已久”，今寄上“小照”一幅，有机会希望能大家见见面。这张“小照”的确很小，是一张半寸的全身照，照片背面竖写着“给—你”两个字，让人颇费猜测。我和令昭的通信很简短，都是一张纸写完。记得令昭在信中常用“多承谬赞，不胜汗颜”，“字多如涂鸦，有劳渎神”等谦逊词句。解放后我由于不善奉迎之术，因而一生颠簸，真所谓“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已近鬼门关”。隔离审查、刑事拘留、工纠关押、游街示众、逮捕法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挽救”我的措施从未间断，坎坷一生，令昭和我通信的资料在急风暴雨中不知所终，是十分可惜的。

1948年6月中旬上海高校陆续分批提前放暑假，以避免学潮的扩大。那时，我准备回常州度假，纯青先生对我说：“既然令昭希望大家见见面，你何不在苏州稍作逗留，去景海看看她？”我遵从了这一建议，翌日晨即乘早车离沪，到苏州时将近9点，出站，签票后雇了一辆黄包车直奔天赐庄景海女中，在传达室办好会客手续后，门卫老伯领我进了学生会客室。不久，见到一位身材瘦弱，穿着背带裙扎了两条辫子脸露微笑的少女出现在我面前。我有些腼腆地走上一步向她打招呼：“您是彭令昭？”她很大方地与我握手说：“对格，倷就是陆志常？”我点了点头，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开门见山直呼其名，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她用手向靠背椅上一指，示意我坐下，我急切想把当前上海学运情况告诉她，因为谈话内容有些“犯禁”，所以想把门虚掩上，哪知道刚一伸手就被她拦住了，她低声向我解释说：“教会学校有规矩，会客时不能关门。”经她这么一说，觉得很难为情，显得自己缺少教养，于是改口对她说：“我是趁回常过暑假之便，顺道来和您见见面的，能够见到您就很高兴了，今后我们还是保持通信，有机会欢迎您到上海来玩……”她表示赞同我的意见：“蛮好！蛮好！蛮好！今后多写信交流。我正在上课迎接大考，有机会去上海的话，一定去看看倷。”临别时再次握手，在“再会”声中告别。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前后共几分钟，从此以后，天各一方，阴阳相隔，直到1981年2月17日

《常州日报》上发表了《今日红花发——忆林昭同志》一文后，我才得知令昭1968年遇难被害的噩耗，虽然我在南京二野军大学习时也和她在苏南新专通过几次信，到1950年初，由于彼此流动性强，无固定地址投递信件，又因彼此都在开始接受“革命的考验”，神情恍惚无暇及此，所以就中断了联系。1982年4月中旬，在《常州日报》社叶强先生（令昭苏南新专的学长）的引领下，随同前往苏州灵岩山参加林昭衣冠塚的安葬仪式。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我有幸认识了令昭的胞妹彭令范先生，及令昭在苏南新专的学长，如谢忱、陈祥荪、肖风、金承达、黄涛声、金易东、顾钰芳等诸位先生。在仪式进行中，我接受主持人的指派，作为令昭的生前友好，手捧她的一束头发和几件衣服安放进墓穴的骨灰盒时，悲从中来，双手颤抖不已，霎时间现代曹孟德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大小杀人魔术都涌现在我的眼前，频觉心潮澎湃，不禁仰天发问：人权何在？！公理何在？！

最后，恕我套用电视台的一句广告词：“谁识庐山真面目，唯有亲临此山中”来作结：令昭以自己可贵的青春年华和生命的热血为代价，最终揭露了以无比狡黠的阴谋，用残杀有识之士的暴行，来巩固个人的独裁统治的卑鄙行经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令昭无疑是伟大的探索者和反对新封建的先行考。

安息吧，神交三载的故友！善良正直的人们将永远怀念您这位英勇不屈的民主斗士，愿您的真爱永留人间！

完稿于2007年7月7日草录于2009年1月6日

鼓响天下

叶金满

读了《四川特辑》詹大风佳作《五十年后话当年》后深受感动。作者提出：四川地下党员在反右当中被一网打尽，不知其它地区是否也会如此？

据我所知，全国地下党员都同样受罪。从我们广丰县来看，13位地下党员只有一人幸免。其余12位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右派分子。

让我摘录傅国涌的文章《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内容：

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国统区地下共产党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是否卧底，有争议未定论。

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瑰、刘斐等。他们在隐蔽线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这十六字方针是高明的谋略。

又有关于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是在有力配合征战，大局已定，胜利不可逆转之时，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李慎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前说：“怕不止是南京地下党而是全国地下党。”但李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历史事实证明，这十六字方针不是针对一时（解放时期）一地（南京和其他“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是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里逐步排挤、消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

可以理解，自反胡风、反右以来到“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害的不止是党外人。大量的“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是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是破解谜团的钥匙。

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指出：从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毛发动的历次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是毛的作品。远谋大略。

答案终于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得到。一位属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如何处理。毛亲自批示这十六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批示是发至大军区负责人止，所以鲜为人知。

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是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渡江胜利后，在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她只被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很快就挨批评，降级安排，后和丈夫沙文汉双双坠入右派。1949年组织开展南京地下党整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纯，成份复杂。”

陈修良不服，当然挨批。当时邓小平去南京地下党整党。57年，在9月17日

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还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却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的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案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没有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南京发生的情况，一定向毛作了汇报，才有康生对地下党向毛请示处理方针。

1945年毛在陕北洞窑里“七大”口头的报告，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时就听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

，周恩来起草，经毛审阅修改党内指示更是白底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做梦想不到，将迎来灭顶之灾。大网已经布下，以前充其量是利用他们。那些有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反蒋的民主人士，奋不顾身的地下党员，在毛泽东的棋局中，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个抛弃的棋子。在严酷无情中，用满腔热血换来猜疑和戏弄，结果是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顶戴一定要用他们的热血来涂红？

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的热情和理想，却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屣。即使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大道网200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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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第一任省委书记陈正人在落实地下党时说：“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组织”！江西地下党问题直至今日也未彻底落实！

通讯处：邮编334600 江西省广丰县裕丰大道288号

想我这一生

钭东星

七十二年前，我生于缙云一小山村。自曾祖父母掮一山锄一麻袋逃荒，讨饭至此，开山苦干，落脚为客姓。故世代相承的祖训只有一句：“靠自手干来食”，憎厌谋人而食。从生到死，除盐要翻三四百里山路到海滩去担来，其余一切皆自手干出。祖父通本山草性，能解蛇毒，到“文革”后期垂危，仍坚持不吃店药不打针。父亲解放前入中共，一生只认干，怕恶算，杜撰“毛主席谋（与毛谐音）点食食，刘少奇还留点食食。”被公社反吊差点打死。世代居深山的本族老亲，到五十年代初来拜年仍留前清长辫，声若铜钟，魁梧憨朴。祖上种山，有回猝遇猛虎，撂下锄头就扭做一团，滚下山来，人虎皆已半死。生性朴厚古直，异乎时世。我也自幼怕生人欺诈，不怕毒蛇凶兽咬伤。发现古人书能体谅民弱无告，故喜欢古书，尤迷《水浒》好汉。四岁开始诵古文（不讲解），习大仿，学珠算，教唱《苏武牧羊》、岳飞《满江红》外，一无所闻。高小至中学，数理化能不留级就算，没兴趣。

每周往返三四十里上县中那年，中共初得天下，未遑编教材，课本仍用旧书局所印，教员多抗战间从大城市流寓、解放后怕返乡被清算者，学生大得教益。社会、学校都高唱民主自由，我们半大小子更自在，所读由古文扩展至鲁迅、胡适。有些年份每五天一集，要开大会听宣判、看枪毙，乡间风传“老蒋几时便要回来，朱毛不长了”，也不影响学生对光明的信心。县中的存书几乎读遍，自觉已不赖。只是农村种田老实受气的事层出不穷，立志要为他们打抱不平。高中毕业前原拟保送我上军干校，很高兴机会来了，别人备考我摸鱼逮松鼠，等着带兵打天下不平。高考前一天，体检出一蛀牙，军干校不要我了。第二日仓惶进考场瞎碰，竟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了。父亲说：“自古读书总读输。”我坚持去，山东出好汉，不信会输。我疟疾大发，吃了大娘舅一只狗，祖父卖了棺材板当路费，北上求学去。

1955年入山大才十七岁，本愿是练好笔当记者，以文为天下百姓鸣不平。看了三层图书楼的丰富典籍，听了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高亨诸老的学术盛名与陆续授课，我被震摄而收拢心，先把图书馆读完、名师的货学到手再说。在山大的十一年，由吃菜干而每月伙食十二元，精力奇旺，几乎夜夜在图书馆熬到下半夜三点多才就寝。兴趣最大的是古典文学与哲学，叫黑格尔难住后，专务古典文学。一种进入思想殿堂的崇高使命感，油然而生。舆论宣传年年、月月“形势大好”“成绩辉煌”，打天下不平的夙志渐退。大二、三之际，第一次卷入大鸣大放，大字报满校（最后无处可贴，拣石子压在马路上），民主讲坛日夜自由争辩，议题遍及国内外，激情昂扬。我于党国政制，毫无所知，政治斗争，更无半点经验。本不能明辨，却瞎仿鲁迅，好与人辩：坚持反对要党委退出学校，指责党委一声不吭，反驳农民日子不如解放前。我们很孤立，全级三个班只三五人是保皇派，公开争辩的只剩我一人。鸣了一个月，中共转而号召反击右派进攻，实获我心，积极参加批判右派观点。党总支让我参与整理右派言论，才知邓小平的报告早已明确将言分九等（左中右内又细分左中右），将鸣放言论按文件套入即是。本以为只是分清观点是非，最终事出意料，成为敌我斗人，尊敬的老师与要好的同学，都成了不可接近之敌（同室八人三右派！），严酷肃杀，非复校园矣。打倒右派，中、左说话也都小心了。从此没人敢说真心话，国是遂不可问。我闹不清错在哪，兴头是凉了。党总支书记送入党表要我填，我说：“党员八项标准，我只够三项，入了要玷污党。”是由衷之言。不过，上代讨饭，靠党领导翻身上大学，读书报民的信念，坚执不移。所以58年发动学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时，独萧涤非教授没人敢批，我又狂妄请战，在全系大会上胡批了一通“资产阶级唯心论”。我做了整同学、批老师二件大悖良知之蠢事，愧疚终生。毛调唆学生、工农斗人文志士之计，终非小子可识。

59年毕业论文还像样，分配留系任萧涤非师助手，愧悔无任。一拜从师，终身若父，恩师给我订了《廿年红专培养规划》，决心十五年夜以继日完成之。旋遇“关于三面红旗大辩论”人人表态，我闻农村已开始饿死人，不敢言政，且说无关政治的产量：亩产几万斤，必每棵稻头高几十丈、重几十斤乃能，而稻杆细软不能支。会下都同感，会上皆批我，反右余悸也。党棍最后质问我：“是相信毛主席圈阅的党报，还是相信你自己？”我对：相信事实。结果成了全校“反面典型”，成仿吾校长兼书记要给我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经总支书记与师长求情，我不检讨，答应“闭上臭嘴”不再发言，才“姑念其年轻，免予戴帽处分”。庐山诬彭之变，其时尚保密，“辩论”是重演引蛇出洞。坚持产量不实，成为我大半生屡遭残害的始因。心想毛也种过田，却逼全国说谎，何足以敬，乃厌恶政治。白黑攻唐诗，讲课声誉颇佳，又为日后“厚古薄今”种下祸根。62年学生右派甄别，有次突然发现原同室学友在听我讲课，心里一惊，邀他来玩，已对我“敬鬼神而远之”，痛感“反右”害人之深，深深自疚。到了“文革”，我就小心保护右派。

在山大时下过两次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1年人畜大批饿死不可止无法瞒，组织一万六千人省委工作团下去救人保畜，我要求参加，要亲眼看看农村形势到底有多好。在寿光县前杨公社驻村十一个月，把留给骡马的饲料拿出磨豆浆，天天给奄奄待毙的饥民送，自己也累饿成三度水肿住院，还是死人不断，甚至连抬尸的都乏人。原千二百口子人的村，我们临走只剩六百余人。有个十来岁的女孩，饿得精瘦，两眼依然美丽动人，后来突然不见，我问谁都支吾，更怪了。社员叫我“就别问了，好吗？这年头，总不能全家都一齐饿死吧”，才慢慢明白过来，已叫全村有名老实的亲爸吃了！陆续听说邻村也有，还有结队趁黑去盗公社粮仓的。而大多数是像我去送终的社员，死握我的手不放，口里喃喃：“小钭同志，这是毛主席不知道啊，不然怎么能叫干这个！”太平盛世，风调雨顺，举世最好治的顺民，这逼民死地的领袖，我们还得维护其光辉……我首次感到自己在高墙深院里的所谓科研宏论，无异参与犯罪！所以1964年下到掖县搞四清，斗干部特别起劲。不敢犯上，迁怒其下，而不自知其过。

1965年10月我以“厚古薄今”调离山大，是命运大转折。初，成仿吾紧跟林彪“突出政治大检查”，提出“三古（古文、文学史、古汉语）”课砍三分之二，教员走一半（多老先生），为此发动学生揭批老师讲义（山大讲课必自编讲义，经教研室讨论才上，不得按部颁教材照书请客）。从社教刚返校，党总支（已换上整人专业户）就告我学生对我意见很多，要好好检查。一看，净“阶级调和”“人性论”之类屁话，我引证的马恩与诗人原作都未读就批，比我58年批萧师更臭。随即写了份反驳交上。最后才给我亮牌：这次是遵毛主席指示（即后来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批示”）展开批判！有理走遍天下，我决不收回驳斥。于是，以“厚古薄今”罪名调出山大，时1965年10月也。

按介绍信到博兴县一中报到。后来批斗我“混入一中教师队伍”，才得知：原定我调济南某大学，博兴为另一人，写介绍信者乱点鸳鸯谱，组织人事部门诡秘如窃贼，害人直如儿戏。

在一中教高三，一学期未满，又躬逢神圣浩劫；县衙未识，县委已确定我为斗争重点：“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文化数一中高，一中以钭高。抓他准没错！”有人愁没材料，老县委书记有经验：“先揪出打倒，七斗八斗，材料就斗出来了。”（此亦伟大教导语。可知毛泽东留给全党的真财富只有斗人权术，“思想”则无。）校党支部唆使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质问钭老师》：为什么不愿呆办公室？晚上熄灯晚？早晨不早操？——“这不是搞阴谋，又是干什么？”毛之史无前例的创举，就此开场。我懒得理睬，学生却火了，迅即跟贴几百张怒斥大字报，顷刻间总支已成过街鼠。密谋陷害我的对话，又被学生偷听公布，众目睽睽，连碰头都难了。慌上县委诉苦：“了不得了，一中变成小台湾，我们共产党又得转入地下哩！”县委感到敌情严重，先后派出二批工作组进校，都被学生七嘴八舌骂了出去。我不参与，正好看看自己的教学效果如何。地委听取各县汇报后，认定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全地区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派出庞大的带枪工作组进驻，宣告与师生决一死战：“你们赶不走，除非用棺材抬出！”严禁师生交谈开会，叫烈属来忆苦思甜，伪造我的地富出身，让贫下中农向我讨血债。直至有学生被逼疯，有跑去卧轨，乃大怒：放过学生，朝我来吧！贴了十几页的《革命群众运动万岁》，满篇马列语，既指出学生某些言辞不当，更怒斥只有反动派才与学生为敌，决心奉陪到底。多数渐渐怯场，少数学生被送回本村管教，最后打出

22名右派学生（21名在我教的高三），14名反党教师，我为“牛鬼蛇神总代表”，扫厕所挑大粪，被专政。县委欢庆揪出我是“全县文化革命的最大胜利”，廿几个县直单位如法开展批斗我的文化革命。中国地广人众，我身历的“文革”与京沪等地显然两样，不可一概而论。

近半年后，有学生偷赴浙江查明我家庭成份实为上中农，起而为我也为自己受迫害平反，要争回公民权，必批“刘少奇反动路线”。而坚持镇压的保皇派则“不准牛鬼蛇神翻天”，“继续痛打落水狗”。双方由动口激化为动手，县城扩展至全县，无不卷入。持续至1981年南调，15年不得喘息。而全县打钭与保钭的斗争轴心，一贯未变。这页镇压与平反的恶斗史，并非如时论所谓无是非之大混战；我是否有反革命罪，甚易据事实、准法律了断。

连续十五年“不停顿的革命”中，我戴过18顶罪帽，总计关8年牛棚，大小2800余场次揪斗，打砸抢关绑架开水烫头备尝，5度抄家衣物书籍文稿日记情书洗劫一空，四起五落（毛一讲团结95%即起而平反，一有新战斗部署必成“活靶子”），不去多说了，少些梦魇。经济分文不沾，异性一次未染，外地组织一无挂钩。县校两度掌权，批判而禁止伤人，亲自抓捕本派二名违法学生头头，自知臭老九犯不起错误。校内斗我最起劲的，因教得学生都不爱听党支部的话了，“与党争夺青少年。”社会上批得最凶的，是“三反四指向”，反对“红色新政权”与支左军队搞白色恐怖。两次自杀未成，四回打昏死又复苏。我命贱，奇硬过人。发觉我想自杀后，立即批判“畏罪”“自绝”，恰好传来毛批“温情主义”的最新指示。乃陡然醒悟：我无罪可畏，就忍痛含垢活给你们看，打碎腰腿骨，别想打出一句诬辞，天下还有打不服的人！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的1978年6月4日

，我犹以恶攻伟大的“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报杀，主罪有三：污蔑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说毛搞个人迷信。材料均专案组自揭自证自定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打不出旁证杀不成，就加紧脚镣手铐不准解手等等毒刑折磨，狱长明告：“老钭，别想三想四，这辈子就瘐毙里头算了吧。”“你这人，吃亏就在不服。”我答：“只要铐不住舌头，就骂你这狗杂种专政，敢关我却不敢审我告诉罪名！”在狱中，屡梦到处找毛辩论，又叫总理解围脱了身。毛是杀出来的铁打政权，没人能推翻，只有自己恶贯满盈，人心丧尽，才会溃灭。

1980年9月26日

强行把我拖出狱塞进车，说“撤销案件”，仍不肯实告什么案。抓放都不敢言明理由，中共行专政情同鼠窃之为。山东依旧浩劫帮执政，申告地省不果，至京亦然。最后出了个文件称：非敌我，应平反；然文革犯有错误。请教何谓错？县委书记劝道：“现在连毛主席都有错，你我能没有吗？”耍无赖了。党能万岁，人命有限，熬不过它。只得妻离子散，一身伤残，劫前上百万文稿札记荡然无存，离开学习思考争了廿八年公民权的山东，调回浙江师院。（后经胡绩伟、胡耀邦切实过问，县委才决定平反割尾巴，称“当众平反”，却还瞒着博兴民众与我本人！）

这是旷古未闻的民族大劫。虎口残生，虽属侥幸；食人害物的嗜血兽性未改，万民生存，仍无保障。

1981年12月30日

来浙师院。心疼专业荒废太久了，本想教书苟全，倦问国是。八十年代复兴职称，教师尔虞我诈起内讧。我的学生都有博导衔，不屑再申请副高；《大学语文》他人不愿教，我去上。虚名实利都放弃，但求与世无争。万不料揭发考生作弊，也得罪党委，竟至入狱。仍旧树欲静而风不止！

84年春，政法系党支部书记张某找我：“今年要恢复招函授生，报考者多为文革中会背口号而文化极低的。你给出张《大学语文》试卷带答案，把80%给我刷下去。直接交我，单线联系。”我如约完成。至夏阅卷，同组龚义老师发现一卷照抄答案，四人共同认定为弊卷：古文颇难，十小题与答案一字不爽；作文易混，连小学生都不如。四人签名，交函授部查处。第二天听说，哲学、党史、政经三科亦有全抄答案之卷，一查，四卷同出新任校人事副（正缺）处长何德荣。其时老邓言干部四化有“专业知识”，而何只读过中专，与张某为同乡兼师生关系。耀邦任书记一身正气，“中兴伟业，人心为上”“我不下油锅，谁下？”大仁大勇，超越一党私利，感召了一代人。上海刚因自学考试舞弊一案处分十多名官员，举国热切希望改善党风，所以全校大哗，要彻底查处舞弊。经督促，校纪委主持请我提问何德荣，我准备了46问；结果连已考试题的文字尚有不识，答卷却准确如我。抄袭证据确凿无疑，已可定案。何曾瞪眼反问我：“今天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问个不休；钭老师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对我们党委新班子不服？”我说：“这与本案无关。你的案结了，我可以回答，决不学你这种无赖。”我看轻了小人的能量。

党委书记方焕启从省开会回校，风云突变。何是他的心腹，立即召集党委会，传出：“作弊是小事。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维护党的威信，还是攻击搞垮新班子。”作弊考生的无赖之辞，成为大学党委的共识！早上打饭还热情招呼的老师，下午打水就低头而过，浩劫老调重弹，竟使全校秀才上演川剧大变脸。其余揭发作弊的老师，先后撤回。深夜，一老世故充说客，叩门劝道：“作弊不也为多读点书嘛，何不学太白金星打哈哈？胳膊拧大腿，你的教训可不少了哇！”我怃然：“都想过。作弊满分而不作弊落考，我怎对得起全省考生！有脸称师吗？”去面质方书记：“你有没有说揭发作弊是政治立场问题？有，这就和你辩；没有，你向全校声明。”王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不置可否。向中央与省教育部、报界申诉，全退还方手。“光明报”记者想来了解，被省委宣传部周某（据称是方“战友”）挡住。纪委明称案子先挂着，暗中发了个“查无实据”（我五十来条证据一字不提）的文件，瞒着本校，专发我告过的上级。得知后责问纪委办公室是谁写的？个个摇头称“我不知道”。从不搞红头文件的中文系，学生评课最臭的系主任跟风邀宠，破天荒出了个“一号文件”，撤我教研室主任一职，却瞒我。上下办事，一副贼相，笃奉宁左勿右的为官诀窍。暑假游普陀寺，遂想皈依佛门。

方退二线后，仍踞党委，何顺利“大学毕业”了。新书记，旧衣钵。88年校职工代表大会上，我面质台上的书记：“考之前，党委是否集体商定答案，何奉命应对？不然，何个人自考，怎么构成攻击党委罪？”“为作弊考生专发辩护文件，浙师大打破了高教史的纪录！”（有录音存）全场热烈鼓掌，代表愤激填膺。　　　

紫阳主政，良知未泯。转过一年，我正埋头治汉赋，猝遇“打倒官倒”的89年北京五月风潮。5月18日

十几名青年教师蜂拥而入：“军队攻城，学生自焚，人都死了，你的论文写给谁看哪？”问得我跟着上街游行去，在全城大会上讲了篇话：学生所争，不过与人人相关的公民权；国防军不守边而进京屠民，打破历史纪录；邓不但有为右派摘帽之功，更有给右派戴帽之罪。——大略如此，没啥特别。（有录音存档）“六·四”后杀声震天，党报军报“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黑体大字，触目惊心。自问对照传达的清查界限“言与行有别，戒严前与后、“六·四”前与后性质异”，无论如何都网不着我，比起成群带头的校系干部们的表现，差远了。地区公安处头头说：“本来也没什么，不过你有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就和他们不大一样。”我一再追问：中央是否决定翻“文革”的案？他支吾其辞。（浩劫遗产，究竟是彻底推翻，还是当法宝坚持？当政者始终暧昧，造成人为混乱。）校清查领导小组凶焰熏天，成员有何德荣这伙作弊复仇者，及中文系为教工篮球赛夺锦旗而特留的黄华童，不学有术者都瞅准以人命升官发财的时机到了。全校捕四人，三人在中文系，教师独我。办公室闲杂人员的黄华童以清查诱捕立功，后评为全省高校四名优秀中共党员的亚军，扶摇而成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主任。中文系欲升官者，无不仰仗其鼻息，连想评职称，都先得与我划清界限。何德荣因血腥资本雄厚，几次查出贪贿，都稳如泰山。我又一次成为卑劣小人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1989年9月16日

被收容审查时，来人一再解释：我们本不愿管，你们校党委催得急，省高工委几次批评我们还不收你，我们抗不住，只好委屈钭老师了。12月初，黄华童代表校党委“最后挽救”我：“你的反动立场是一贯的，要深刻检查根源……”我甩掉大衣想揍他，慌得他跑了。过五日，收审升为逮捕。1990年7月11日公检法三家联合跟我谈：“早想放你，校党委先说五四不行，又说六四要出事。现在跟校方谈好了，都说你学问好，欢迎回去上课，原工作、原工资、原职称、原待遇，一切不变。只要你自己别感到从我们这门头出去抬不起头，就行了。”问他们我算因何捕、以何放呢？齐说：“教育释放呀。就像街头打架弄来了，双方批评几句都没意见，就放了。你又不是刑事问题，起初就是学校强调你在那边师生接触太多，不利讲清问题，硬说放在我们这里有利些。现在问题都讲清了，该回去了。”捕我，根在校党委有人急于借刀杀人。靠整人杀人升官发财，早成六十年的中国特色，全党高度自觉。出狱后，专案组名曰解散，方、何、黄诸嗜血动物仍阴沟作浪，迫害不休：不准上课，不发工资；先命我参加校园劳动，我应：劳改由法院判，不由党委决定；继令我去收发信报，我答不能胜任；最后警告半年不服从分配，停薪去职；我冤狱都饿不死，还怕这！拖到退休前几年，才决定给我“记大过”的处分，他们算好我此生不可能申请职称了。别人加薪二次，我不明不白被减了两级。都无所谓了。

我从1966年至今四十四年，未尝透气。先因教书深得学生欢迎，犯“与党争夺下一代罪”，后以认真执行考纪，触“损害党的威信”之大忌；一点教师良知，获罪一生。然六十年来比我冤深命惨者，天下该有多少！我无权怨艾，义当反思。

毛公固千古雄猜英主，所整皆倒，犹恨恨曰：“人还在，心不死。”六十年宣教天下者，皆以独尊毛心为核，众生灵纵人还在，心宜死一如亿兆行尸走肉，圣心始安；不然就专政！此实强人所难，亦强天所不能。民之天良为天赋，以专政淫威灭士民良心，非法办天公不能。孔子曰：“以直报怨”，“贫而无怨，难”。况百般肆虐而求其感恩！《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

　2009年春节

我向毛泽东上书批评“反右斗争”

陈定学

三年困难时期，我还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那时我曾给毛泽东上过一封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批评“五八年大跃进”、主张“包产到户”的万言书（见2006年第6期《炎黄春秋》《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万言书中，我不仅对“五八年大跃进”提出了批评，而且对“五七年反右斗争”也提出了直率的批评。那时右派已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反右斗争”也被称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冒极大的风险去批评“反右斗争”，并为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鸣冤叫屈呢？

三年困难与“反右斗争”

为了撰写万言书，我曾多次到农村进行调查，我在调查中发现，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浮夸风”。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大放“亩产万斤粮”之类的“大卫星”，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然在一夜之间“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公报），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既然粮食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那么在上缴公粮时就必须按照“大丰收”的产量来上缴，但由于实际产量很低，于是许多农村干部就把农民们的口粮也作为公粮上缴了。由于口粮严重不足，于是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就出现了无米下锅的局面，而农民们则不得不靠大锅清水汤和野菜艰难度日。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严重缺乏，结果就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和饿死人的悲惨局面。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像“亩产万斤粮”这样的“卫星”，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虚假的骗局，可是为什么在诺大的中国，竟然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揭穿这些骗局呢？

我发现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与“五七年反右斗争”有很大关系，在1957年4月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展“大鸣大放”。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就风云突变，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反右斗争”，一场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许多在整风运动中“向党交心”“大鸣大放”的人，许多提了批评意见和建议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时间，右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并在一夜之间跌入了万丈深渊。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向党交心”、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于是很多人都从中汲取了“祸从口出”“说真话倒霉”的教训，变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三缄其口，不敢提意见，不敢讲真话；还有一些人则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两面人”，他们人前说假话和套话，人后方敢吐真言；而真正敢于公开讲真话、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少，几乎形成了一种“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获罪、闻者报复”的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一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之徒受到了提拔和重用，这些人巧舌如簧、阿谀奉承、大说假话、大唱赞歌，导致假话、大话、空话四处泛滥、甚嚣尘上。正是由于假话、大话、空话四处泛滥、甚嚣尘上，正是由于人们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浮夸风”“放卫星”泛滥成灾的时候，当“亩产万斤粮”这样的牛皮堂而皇之地登上党报的时候，尽管有许多人心知肚明，但却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揭穿这些牛皮和假“卫星”。正是由于反右斗争所造成的这种恶劣的政治局面，正是由于极左之风横行无忌，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后就酿成了三年困难这样的大灾难！

既然“反右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可是为什么经过了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之后，举国上下竟然假话、大话、空话泛滥成灾？为什么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成风？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讲真话？为什么巨大的灾难会接踵而至？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反右斗争”极可能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冤枉的右派

假若“反右斗争”真的存在着严重问题，那么那些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的“右派”们，会不会受到错误的打击呢？他们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吗？这时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一些右派老师们，我曾在县城的东关小学读书，那时赵智海老师还不到

20岁，红红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经常穿一身学生装，围一条深红色的围巾，他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能歌善舞，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赵老师是那么年轻，在他不到20年的人生道路上除了上学就是教学，可是这样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呢？更让我吃惊的右派是傅中南老师。傅老师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对我们也像母亲一样和蔼可亲。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她是南方人，讲一口南方普通话，惟恐我们听不懂，在课堂上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课文。那时我们经常参加劳动，她是老师，原本可以不用亲自参加劳动，但每次劳动时她总是身先士卒，抢着累活脏活干。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到火车站去运砖，她的手指被粗糙的砖头磨得鲜血直流，虽然砖上留下了斑斑血迹，但她仍然坚持到最后。傅老师确实是一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的好老师，可是这样一位好老师为什么也被打成了右派呢？后来我在一张大字报上找到了答案。原来我们班上有一个年龄较大的插班生，在农村劳动时入了团，由于她学习不努力，傅老师曾批评过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了傅老师的一大罪状，理由是她批评了共青团员，而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所以批评团员就是攻击党，于是傅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共青团员不努力学习，老师好心教育她，老师反而被打成右派，我觉得傅老师实在是太冤枉了！

傅

老师是冤枉的，那么其他的右派又是什么情况呢？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县一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右派，并对教育界右派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了解到的情况更让我吃惊，原来在全县教育界，像傅中南老师和赵智海老师这样的情况还大有人在！许多老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大都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真诚地对学校的工作和个别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或建议。例如某学校的一位领导常常不备课就去给学生上课，一位老师在整风中提意见说，学校领导应该先备课然后再去上课，不备课就去给学生上课是不负责任的，结果这位老师就以“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一中有一个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自杀了，有一位老师写大字报说，假如学校领导能够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那么他极可能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结果这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理由是他“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最令人可笑的是，一位老师在右派作检讨时打瞌睡，人们让他发言，迷迷糊糊的他说：“他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结果这位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有一些老师性格比较耿直，喜欢提意见、喜欢仗义执言，有一些老师在工作中与领导有不同意见，还有一些老师与领导有矛盾或个人恩怨，在反右斗争中这些老师大都被打成了右派。例如一中的教导主任丁岳，由于与校长在教学工作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于是丁岳就被打成了一中“反党集团的总后台”，成为一个闻名全县的大右派！一直到1965年，这样的事情依然在重演，渑池高中的翟树翰老师，本来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由于他与校长发生了一次口角，这个校长就立即召开大会把翟老师重新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在了解中我还发现，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大都是各个学校的业务骨干，有些甚至是很有才华的人。例如翟树翰老师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语文教师，他在讲古文“飞将军李广”的时候，声情并茂、动人心弦，许多学生都被感动得泣不成声，课堂上哭声一片！刘成钧

老师书法、绘画俱精，县城里许多单位和店铺的招牌都是他书写的，后来他的书法作品曾被送到日本展出。记得那时许多学生都盼望刘老师上课，因为他的板书就是很好的字帖，在刘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我的同学中出现了不少字写得很漂亮的小书法家。于惠臣老师原是某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由于在大学时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教俄语，但多才多艺的他不仅俄语教得好，而且能拉会唱，在音乐方面也很有造诣……

通过了解我发现，在“反右斗争”中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其实是冤枉的，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些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教师，甚至是一些优秀的人才！

可怜的右派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几乎连小孩都知道阶级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由于右派已经被列入阶级敌人的行列，所以这些右派的命运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他们原本都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或知识分子，但是一夜之间却跌入了万丈深渊，这巨大的打击对于他们无疑是灭顶之灾！由于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不少右派万念俱灰、精神崩溃，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而更多的右派则不得不走进那长达二十多年的噩梦岁月！由于他们已经成了“专政对象”，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们几乎成了最低等的“贱民”，这些“贱民”们不仅在政治上屡受折磨与打击，而且在精神和人格方面也倍受屈辱。那时的右派几乎成了人人唾骂、个个鄙夷的阶级敌人，他们就像瘟疫一样无人敢于接近，甚至连一些亲戚朋友也与他们划清界限、断绝来往！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政策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由于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任意斥责、谩骂、侮辱、欺凌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们只能像木头一样默默忍受，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否则就会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与打击。在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右派分子们又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活教材”，受到了不断升级的批斗、折磨与打击。有些右派实在不堪屈辱，就忍痛撇下妻儿老小，背井离乡，铤而走险，闯关东、跑新疆，或者到偏僻荒凉的边塞农村去当农民，或者到深山老林里去做苦工，他们在那里隐姓埋名、提心吊胆，过着像逃犯一样的流亡生活。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后，不仅本人成了专政对象和“贱民”，而且家属、子女及亲戚也受到了株连。不少右派的妻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随丈夫到农村劳动，而右派的子女们则被列入“黑五类”，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许多天资聪明的右派子女无法进入高中甚至是初中学习，他们在升学、参军、就业、入党、入团、提拔等方面都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对待，致使许多优秀人才被压抑、被埋没，令人惋惜！为了免受株连，有不少右派的妻子与丈夫离婚，有不少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致使许多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时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开除了公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改造，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们不得不去干那些笨重的体力劳动。由于他们是专政对象，所以他们干的往往是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活，许多右派被派去打扫厕所、挑大粪，还有许多右派被派去修水库。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灾，渑池的一个水库大坝决口，负责抢险的领导就逼着右派们跳到汹涌的洪水中去堵决口，结果这些右派被汹涌的洪水夺去了生命！虽然右派们干着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活，但他们的报酬却是最低的，所以这些右派们穷困潦倒、生活窘迫、度日艰难！傅中南老师后来被送到一个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看见了她，那时她骨瘦如柴、面色蜡黄，蓬乱的头发上粘满了黄土与草屑，已经褴褛得千疮百孔的黑棉袄上露出了许多花絮，脚上趿拉着一双破破烂烂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破破烂烂的粪筐，步履艰难地走着，不知道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就是一个乞丐！傅

老师原本是一个颇有风度的职业女性，可是那时的傅老师却几乎变成了一个乞丐！看着如同乞丐一样的傅老师，我不禁热泪盈眶！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每当我回忆起这令人心酸的一幕，都忍不住流下泪水！看到这些昔日受人尊敬的教师和知识分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觉得这些右派们实在是太冤枉、太可怜了！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可怜的右派们说句公道话！

通过了解我发现，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大都是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层的中小学教师，他们所谓的“反党言论”其实不过是对学校的工作、学校个别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或建议。平心而论，这些批评、意见或建议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中肯的和实事求是的，有些甚至是切中时弊的，而真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极少。通过了解我还发现，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些批评、意见或建议，完全是因为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真心帮助党整风，并非是企图“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些老师热爱教育事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事实证明，这些老师大都是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教师，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通过了解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反右斗争”中，有许多老师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是冤枉的。那时我想，渑池只是河南的一个小县，一个小县的教育界就错打了这么多右派，那么在全国教育界，在全国那么多行业里又会错打多少右派呢？

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大都是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好同志，由于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对他们“一棍子打死”，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把他们置于“九死一生”的悲惨境地，让他们受尽屈辱、折磨与打击，我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也严重违背了当初“言者无罪”的承诺。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大都是各个学校或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中还不乏优秀人才，把这么多业务骨干和优秀人才开除公职，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进行劳动改造，让他们白白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这不仅是对人才的摧残，而且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这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

通过了解事实的真相，通过对“反右斗争”的认真反思，我深深认识到“反右斗争”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确实把许多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打成了右派，确实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了把“反右斗争”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帮助这些处境悲惨的右派，我决定把这些也写入万言书，1961年的夏天，我在万言书中写道：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由于基层干部错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结果导致人们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引自“万言书”第3页）

当时右派已经被定性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右斗争也被定性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我在万言书中却对“反右斗争”提出了批评，批评反右斗争“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在那个把反右斗争看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我的这些批评确实是直率而又大胆的。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我把“反右斗争”的主要错误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这是不全面的。

1961年的暑假期间，我把这封万言书寄给了毛泽东。由于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结果我也像那些右派们一样被打入了万丈深渊，我被打成了“小彭德怀”“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和那些可怜的右派们一样，我也度过了14年噩梦一样的岁月，直到1979年，我的冤案才得到平反。作为一个小小的中学生，我深知自己的地位极其卑微，个人的声音也十分微弱，但在那个严峻的岁月里，我对“反右斗争”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为可怜的右派们说了一句公道话，并喊出了压在人们心底的正义之声，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对“反右派运动”的意见

卢盛国

一、简短的回顾

52年前，1957年，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在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的口号下，进行了“反右派运动”，其结果是55万多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把他们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且还祸及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数量多达数百万人。

44年前，1962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建议对“右派”进行甄别，但被毛主席、党中央拒，只同意对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并在此前后几年中分五批，共约30万“右派”得到了“摘帽”，成为“摘帽右派”。31年前，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将“右派分子”全部“摘帽”，从1959年至1980年，共摘帽人数为552973人。

29年前，1980年，对“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工作。全国“改正”的“右派分子”共552877人，将“摘帽右派”总数减去“改正右派”的人数，全国只有真“右派分子”96人、名。28年前，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运动”作了正式的结论：即“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二、对“反右派运动必要性”的质疑

根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实事求是的原理，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尺度，来衡量“反右派运动”，现提出以下质疑。

1、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改正”的，占“右派”总数和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在“反右派运动”中，不问青红皂白、随心所欲的、甚至硬性分配反右指标，把“右派分子”们往死里整。从此使人们“不敢讲话了”，彻底的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拉开了“极左路线”的序幕，从此斗争不断，先是“三面红旗”狂舞，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非正常死亡；同时，“反右倾运动”使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干部挨批斗；接着“四清运动”使基层干部又遭劫难；进而导致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和悲剧，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一场浩劫。这能说是“必要的”吗？

2、1957年，中共党内整风时，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号召、动员党外人员向党提意见，要大胆的“放”，并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时隔不久，就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在全国展开了惊世骇俗的“反右派运动”。这种翻云覆雨的作法，也是“必要”的吗？

3、1957年，在中共党内整风时，虽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也许有几十、几百、几千个在党的鼓励下，说过或写了一些“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但毕竟不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行动。对待思想和认识问题，却开展铺天盖地的、无情打击的、残酷镇压的“反右派运动”，并且无限扩大到55万多人，这也是“必要的”吗？如果说当时有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个真右派向党进攻，就应当发起规模如此巨大，打击人数如此众多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那么，以同样的逻辑来推论“文化大革命”。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未必就“挖”不出几十、几百、几千个“走资派”。如果“挖”得出，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也是“必要的”呢？显然，这样推理是荒谬可笑的。

三、“改正右派”果真改正了吗？

被错打成“右派”的55万多人，从名义上是“改正”了，但从实际的结果来检验，却是值得探讨和存疑的。

第一是名不正。既然是错打了的，就应当同处理其他各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一样，都用平反昭雪的名字，为什么独对“改正右派”如此“厚爱”，只“改正”不“平反”，难怪社会上有人说：“摘帽右派”也好，“改正右派”也好，反正还是“右派”，从政治上就没有恢复名誉。难怪在社会上每逢有点风吹草动，当局首先睁眼盯着的就是“改正右派”们。

第二是在工作安排上，按照1978年9月17日

中央批准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改正右派”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实施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改正右派”都被降职安排了，使他们不能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才能。

第三是经济待遇上，按照《实施方案》规定，“右派”“改正”后，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既然是把人家错打了，还把人家作了降职降薪、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直至判刑，而且一整就是20多年，由此造成工资收入的减少或全无，却不以补发，这在法理与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四、能够重新评价“反右派运动”吗？

1981年6月21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反右派运动”作了正式的决议，迄今已有18年了。1998年1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杨继绳著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在记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处理冤假错案时，写了“有些事情甚至从事实上否定，但不从名义上否定。对60多万“右派分子”几乎全部改正平反，但还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样，60多万“右派分子”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也没有伤害当年反右的积极分子，还为今后的反右留下了余地”。（第530面）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当时（1979—1981年）还握有重权的“反右派积极分子”们，他们认为否定了“反右派运动”就是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以坚持“反右派运动”只是“严重扩大化”的“必要”论。

时间到了十八年后的1999年，客观、主观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右派分子”们和“反右积极分子”们都已进入暮年，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即将去世，盼在尚未离世之前，“反右积极分子”们能把自己留下的“反右死结”，再由自己来解开。二是经过二十多年思想解放实践，人们对“左”祸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实质，有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三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更能实事求是地认真地洞察历史问题，更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问题，更能为数以百万计（右派和他们的亲属）有受害者解除负担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们中的年老者，能在死后不留遗憾地安息，使他们中的年轻者，在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能够心神欢畅，专心致志地奋勇前进！

附：卢盛国简历：1929年生，湖南临湘人。1948-1949年在长沙读高中时，参加民主学生运动，1949年8月参加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1962年送农村监督劳动，1962年收回工作，1964年摘帽。1970-1972年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二年，1973年撤销判决，收回工作。1979年改正，1983年入党，1987年在新化粮食局离休。

身份证号码：4325241992906060077通讯处：湖南省新化县粮食局转邮编：417600电话：0738-6530049 小灵通：0738-6183922

难忘的1957年

易善学

1957年我刚满23岁，是我从部队转业在地方工作的第3个年头。过年元月，我从政府文教科调到县委宣传部做理论教育工作。不断的提拔升擢。多少有些飘飘然之感，觉得自己的地位高了，本事大了，便有些骄傲自满起来，对一切都表现不在乎。就是在这以前，我也一向不喜欢买领导的帐，不会阿谀逢迎不说，还总好挑挑领导的刺，只要你做得不对，我就敢提你的意见。如1954年2月，我在部队团司令部管理股当文书时，团参谋长在一天晚上点名时，违反军委公布的《内务条令》，错误地宣布班级参谋助理员允许蓄长发。我就写信到兵团令部告了他一状，兵团司令部严厉批评了我团参谋长擅自修改《内务条例》的错误行为。虽然我做对了，但事后却遭到参谋长的报复，穿了他给的“小鞋”。回到地方后，也多次向领导提过意见，甚至是一些尖锐的意见。我那时就象是初生牛犊不畏虎。牛本来是惧怕老虎的，因为老虎是它的天敌；牛犊何以不畏虎。是因为它没有经历过虎患，不懂得“虎要吃牛”的性格，才导致1957年那场灾难。

这年夏天，共产党内再次开展整风运动，并动员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县直机关连续开了几次动员大会，要求青年团员要站在帮助党整风的最前列，带头打破顾虑，积极参加在鸣大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就是不动员，我也毫无顾虑的太天真地想：“帮助党整风是好事呀，党员有错误，提意见让他改进就好了嘛！”更主要的这时我有着浓厚的报恩思想，认为象我这样的旧社会放牛娃，能到县委宣传部里当干部，完全是靠党的培养；尤其我家世代贫穷，解放后分了房子分了地，经济上政治上都彻底翻了身，毫无疑义地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只要是党号召要做的事我率先响应，不打折扣，更何况我是个青年团员，是党的助手，更应该一切按党的指示去做，当群众的模范。就是基于这些思想认识，我在大鸣大放中是县委机关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在县委会厅里我贴的大字报最多，鸣放记录簿上我向党提的意见也最多。如我是：“合作化运动走快了，农民没有思想准备，大多数不自愿。” 统购统销购了农民的过头粮，使许多人造成生活困难。“农业社把生产统得过死，只重视粮食，不注意发展经济作物，现在农民要做鞋连搓鞋索的苎麻都买不到”。“现在粮食紧张，干部也吃不饱，县委食堂应想法买点红薯干，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县委魏书记官僚作风严重，在下级面前老是扳着脸，同一般群众没话说，简直象个活阎王！”“县委办马主任夫妇俩都有工作，却不关心下级干部疾苦，自己利用职权要困难补助，把补助费拿去买手表戴，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要把拿去的钱退赔出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待这场运动我确实够认真的了，完全是急公好义，仗义执言，毫没考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我甚至沾沾自喜地想：我真心实意地帮助党整风了，我做了一个贫农儿子、一个青年团员所应该做的了。我是那么天真多么单纯啊，思想就象一泓清澈透亮的水！尽管不少好心人劝我：“这些话还是少说为佳。”我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这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具体行动，是出以公心，领导会理解我的。”从而我对“鸣放”更加无所顾忌了。那时敢于鸣放，敢于向党的领导提意见，敢于向党的方针政策提不同看法和建议者，多属有知识有见解的热血青年和性情直爽的人，尽管言辞偏激，锋芒太露，但其出发点都是善意的，是希望党能改正缺点，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按理说，我有过几次因向领导提意见而遭受打击报复的经历，而这次大鸣大放我为什么还不吸取前车之鉴，继续提所欲提呢？是由于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这一次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是一次严肃的政治运动，没有谁，胆敢打击报复。我又总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提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何况动员提意见的会一场接一场地开，上级又一再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足见党的诚意了。正是这个思想的支配，才使我把那些劝我谨慎的话当成耳边风，反讥之为“胆小怕事，觉悟不高”。鸣放起来依然我行我素，竟胆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到“皇帝面前舞刀”，还自以是“英雄气概”呢！这正是我“娜斯佳性格”的再次展现。娜斯嘉是谁？她是我看过的一本前苏联小说《拖拉机站工与总农艺师》的主角，她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青年，只要是错误的东西，再大的官她也敢顶，我非常崇拜她，所以在部队和地方跟不少领导顶撞。这次动员鸣放我自然毫无顾虑，一开始就成了积极分子。

现在看来，大鸣大放纯粹是为反右作准备的，是“引蛇出洞”的战略，这在已出版的由知名作家叶永烈撰写的《反右始末》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毛泽东把他的这一手腕美其名曰“阳谋”，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也！所谓“引蛇出洞”，其步骤是：普遍鸣放，形成重点，围而歼之。到了鸣放后期，一些准备划为右派的所谓“重点对象”都一律不下乡搞中心了，有的还把他们由基层调到机关来当“右派样榜”。当时正值秋旱，秋作物种不下去，机关抽了许多干部下乡领导抗旱，宣传部讲师组的人也都下去了，唯独把我留下。然而我对这种部署的真实意图竟然毫无察觉，反以为是上级器重我们这些鸣放积极分子呢！直至反右前夕，宣传部和县委会过去亲密相处的同志突然与我疏远了，拉开了距离，表情冷漠。在参加两场县人委会（即政府机关）组织的斗争右派谭咸能的大会以后，就更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了，但我仍以为自己出身成份好，又是青年团员、转业军人，历史清白，决不会把我打做右派的。然而万万没想到，这时我已被列入“右派分子”名单了，被推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同志们之所以不敢和我亲近，那是在同我划清界限。

1957的10月27日

，县委会会议室靠主席台的墙上挂出了一条大横幅，上书：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搞深、搞臭、搞透。会上，县直属党总支书孟天伟罗列了中央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罪状以后，便把我的名字点了出来，并冠以“右派分子”的帽子，与章、罗相提并论。我听了有似晴天霹雳，又如五雷轰顶，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什么滋味。其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拉开了县委会反右的序幕，我成了县委机关的第一名右派。过去鸣放的一些言论经他们上纲上线一分析，便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当然不能接受。要说我有小资阶级的主观、片面、狂热、偏激，我认了，但我压根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这样的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我仍然不肯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本来嘛，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恩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恩将仇报去反对她呢？这才是我的真实思想，怎能违心地去承认反党呢？我精诚地向他们表白：“不信你们把我的胸膛剖开吧，看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你们即使把我烧成灰，也决找不到‘反党’二字！”我再也找不到什么更适当的词为自己辩解了。

谁知我这种这实事求是的态度竟被歪曲成“顽固、恶劣、抗拒”，更加扣上“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对抗反右运动”……等等大帽子。见斗我不服，便调兵遣将，增强“火力”。把县直机关一些能言巧辩之士都集中到县委会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于是，批判升温了，斗争升级了，日以继夜连续作战，真有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亢，措词一个比一个尖锐激烈，真有如连珠排炮，铺天盖地向我压来，完全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我见事已至此，说什么也白搭，只好低下头来，顺着他们说什么就认什么。继我之后，县委会又揪出了罗运生、王道生、周鼎勋、易积云等7名所谓右派。反右斗争从1957年10月持续到第二年2月，有的人先天还在斗别人，第二天自己也忽然变成了右派，接受别人的斗争。机关的气氛十分紧张，简直人人自危，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例如县邮邮电局局长许鹤年就是这样，那时他30来岁年纪，长得英俊潇洒，工作有水平有魄力，因此运动开始时把他调到县委反右办公室。只因他有头脑有主见，对反右不怎么热心，对揪出来的所谓“右派分子”态度暖昧，更重要的是在县委领导跟前不那么俯首贴耳，看准的问题也敢直抒已见，因此在反右快结束时把他也打成了右派，给反右运动作了“总结”。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原因故然很多，但向领导提意见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

机关反右开始不久，运动便逐步扩展到全县，其声势越来越激烈，打击面越来越宽，教育战线是重灾户，全县有800名教师打作右派，占教师总数50%强，有的学校教师几乎全成了右派。农村虽不划右派，但只要挂上号，也进行揪斗，大哥易善展这位勤劳一生的农民，也因我而跪台板子。到了运动后期，文斗基本变成了武斗，打人、罚跪司空见惯。有的人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便走上了悬梁，投水、跳楼自杀道路。我党历史上有过不少次的左倾错误，但受害者之多（据《反右始末》记载，全国有80万人划右派），不但建国后是首次，建党以来也堪称第一，而且是开创“以言定罪”之先河。经过这场运动以后，全国出现一边倒的形势，形形色色的思想观点都隐蔽了起来，很少人敢讲真心话，言论自由也就名存实亡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这种状况导致了大跃进的狂热和经济的破产。被专政是什么滋味？只有到这时才开始体验到。反右运动开始两个月后，便把被划成右派的人集中起来劳动，有的去云县苗圃，有的去云英陂农场，哪里需要人都可来联系，反正是不要钱的廉价劳动力，如邮电局需要人架电话线了也让我们去干过。不论到哪里干活都有人带着，他们虽不是武斗警察，但同样很凶，把我们当“敌人”看待，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言语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有一次在猪圈掏粪，我甚至羡慕起猪来，觉得它可以在猪圈里自由自在地活着，而我们却被监禁，受歧视，受人的呵呵斥。

反右结束时，我们的队伍增加到78人，这个数字表明，县直机关的右派已占干部总数的20%。右派队伍扩大了，劳动中被专政的感觉反而小了，大家在一起有讲有笑，无话不说，无论过去是部长、科长，还是局长、主任，现在统统成了“囚犯”，等级界限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融洽了。也就在这时，分化瓦解的工作开始了，管理人员经常找人去谈话，还有意在“右派”中物色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刺探情况。有一次在劳动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中国搞建设要走南斯拉夫（独立自主，不充当苏联的贸易伙伴）的道路！”马上被人汇报上去了，于是我的“罪状”上又增加一条：“与国际上的修正主义遥相呼应！”其实，强加给我的不实之词又何止这一条，原来得罪的一些领导这时乘机给我塞进不少黑材料，文化大革命中宣布我的所谓右派材料时，有什么“减租减息是减鸭子减鸡”之说，真是弥天大谎。

1958年4月8日

，是右派最后被发落的日子。按照极右、中右，一般右分别开会，处理结果是：极右被逮捕判刑，中右送劳动教养，一般右遣送到农村进行监督劳动。感谢苍天保佑，我被划在“一般右”类别中，与王道生、周鼎勋、杨枝荣、邓光富等10人一道，被送往渣江区，我和原县新华书店经理兰少田（南下干部）分到赤石乡东风农业社插队落户，成了不折不扣的“三等农民”。

为中华圣女招魂

读铁流《追访四川大学女生冯元春》有感

叶光庭

冯元春，中华的圣女！

冯元春，天国派遣到罪恶的人间的天使！

这是一个黑暗、罪恶的年代，中国人民历尽了恐怖和苦难！

当亿万人在暴君残酷的统治下变成驯服奴隶的时候，当亿万人在花言巧语的蒙骗下丧失良知的时候，一个娇弱的姑娘毅然挺身而出，向群众大声地宣布了一个真理：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剥削者！

这是黑暗里撕裂夜空的一道强烈的闪电，这是万马齐喑的中国的一声惊雷，这是对沉睡的灵魂的一次发聋振聩的震撼。

在那个老百姓只能向暴君高呼“万岁！万岁！”而一言之失即可丧生的年代，谁敢发出这样犯上的大胆言论？谁敢以孤单脆弱之躯，挑战至高无上的权威？

她是先知，群氓都浑浑噩噩，她却独自清醒。她为人民发出愤怒的呼喊，她不惜为真理而殉身。

鹰犬们立即向她扑过来。她受尽牢狱和酷刑的折磨，依旧大义凛然，拒绝认罪。最后，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她的生命。

千万人受了蛊惑，是非颠倒，良知丧尽；她关爱人民，为人民争取人权和利益，可是人民却不同情也不了解她，反而无情地诅咒她，责骂她。

可悲呀！圣女！可悲呀，这个民族！

历史终于还她以公正，这位崇高的中华圣女，这位天国里派遣到苦难人间的天使，终于洗净了恶魔和无知愚氓泼在她身上的污水，她重新放射出圣洁的光辉。

魂兮，归来！我们这个做惯了专制独裁奴隶的民族，需要你的反抗精神！

魂兮，归来！我们这个被传统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社会，需要你的睿智的胆识！

中国需要真正的解放。让你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叛逆抗争的勇气，鼓舞亿万人民，唤醒他们起来砸断身上的镣铐，奋勇前进！

让我们齐心协力，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融入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为世界和平、为谋求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伟大的圣女魂！在我们的艰难的斗争中，我们将从你身上汲取力量！

我遭受的“反右”经历

陈星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过一部根本大法《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１９５１年底和１９５２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１９５5年的肃反，我所在的单位，都有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而在反右时则更趋严重了。使人感到最痛心的是当你最痛苦的时候，却是他们最开心的一刻，把人当成抓来的野生动物去戏弄嘲笑。干这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正是他们的积极分子，幕后操纵者有些就是党的领导干部。起初他们还偶尔出来假腥腥地制止一番，到反右时成为公开化、合法化，变成赤裸裸地上阵指挥，总结经验，论功行赏。什么民主法制、言论自由，后来在党内也消失了。

“洮河流珠”是洮河八景之一，每到冬季从上游起就漂浮着一粒粒晶莹透亮的，进而连结在一起形成各种几何图形，透过蒙蒙白雾看去好象朵朵白色睡莲浮在水面；两岸红柳丝条随风摇摆，河中野鸭拍翅嘻戏，玻璃般的冰床上时有渔人凿冰捕鱼，使这个寂静的银色世界分外好看。由于囚禁在场里，靠河的一面没有围墙，我才能欣赏到如此风光。

按照“肃反”政策是国民党军队连级、宪兵排级、行政乡级以上就能称作历史反革命。而郭希贤是盐务局的译电员，当然不算历史反革命，而我是连里的指导员，自然要算个连级，历史反革命帽子戴定了，算什么帐？在农村有些地方，把保长也“统战”到反革命里，我只能低头认罪。大约是１９５７年６月，县委审干办公室干部吴国梁叫我去看了“历史结论”，长长的几大篇，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能求全责备。最后的结语是：“经查证：本人交待老实，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不给任何处分。”这当然是经过县委决定的。吴国梁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感谢党的英明伟大。”吴又说：“为了落实你的问题我们在西安见了西安市市委书记赵伯平和陈子敬等同志；在昆明找到汽车十五团政工室主任李烨；在贵阳见到了你的好友钱大星和罗文玉；在广州找到了秋尽；在长沙和许德生、范明灿谈过话；在上海政协见了周伯敏，还有你的一些老同事。不容易呀，我们三个跑了半年多，总算落实了你的问题，以后好好工作。”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幽默地说：“多谢你呀，，我们几个干部要逛这许多大城市，开开海陆空的眼界是办不到的哟。”党为了搞清干部历史，花钱是在所不惜的。

我们林场场长胡宗彦被调往河西，任酒泉地区检察长，他从庆阳带来的班子和警卫人员也都未能带走，汪仲举当了代理场长。党内整风，已逐渐在报上公开化，一再阐明是和风细雨的，不搞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不强迫党外人士参加，但欢迎他们自愿地帮助党内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对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各级组织和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员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听取并加以改进。

１９５７年5月间，几家全国性的大报，刊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党外知名人士的发言，编者加了按语，表示赞赏和欢迎，过了几天只见原文不见按语，不久便有反击文章出现。可是在我们这里依然没有党外人士发言，汪书记便引证了毛主席的“如果没有言者无罪这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他进一步强调：“难道你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相信吗？”果然，有几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对汪书记进行帮助，何耀明仗着他是共青团员，以一身正气揭露汪在工作中的独断专行；陈文海触及到汪的一些作风问题，汪红着脸向他们保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不报复。”但他后来还是因批评了毛主席而坐了５年牢。

“肃反”时我是最后一个，这次可能又要唱出“压台戏”。总之，圈里的羊、瓮中的鳖，手到擒拿。名正言顺”的右派已有１５个；以工代干的“坏分子”也有十多个，占在场正式职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办公室空空荡荡，会议室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坐满人，大院里到处都有一堆堆喧闹的人群。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狂呼乱叫，使你眼花缭乱，目不暇顾，仔细看去才是一个个“右派”分子和“坏分子”被团团围在中央，强迫他们交待问题。当这种圈子渐渐缩小时，便是积极分子用指头捣被斗者的眼窝，用手掴耳光，用脚踢踝骨，这叫“说理斗争”。当圈圈扩大时，就开始“练排球”，推来搡去，当时的术语叫“闯太黄”（一种加工中药材的方法）。如果圈圈开了口，便把被斗者连推带踢拥向二百多米远的围墙边，他们把这叫“踢足球”和“狮子滚绣球”。有些被斗者也只能是滚来滚去，如果还交待不出问题，积极分子便把那满脸是血的人，你一拳我一脚当作“沙包”去练功。在这一群“武士”中，有的是当之无愧的；有的是拾便宜的；有的是违心的；有的是刚刚挨过斗为了划清界线的。总之，是人都得上阵，家属则是怀着不同的心情前来旁观，夫人等则是看自己的丈夫站在什么位置，如果站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便目不忍睹地跑回家去。有的则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看××的男人是否也在挨斗？有的则希望自己丈夫能一拳砸出一顶新纱帽或一级工资，最理想的是通过这种表现能成为党员。张春华的老婆一手擦泪，一手死死地拽住儿子，生怕他挣脱去闯祸。汪书记还动员一些被斗者的老娘去参观，劝儿子早早交代问题，于是我幸喜自己的老娘和妻子均不在此，将来登场少一层痛苦。汪书记是特殊观众之一，他的那支长长的象牙烟嘴已换成红玛瑙的咬在嘴上；一双手塞在马裤兜里，象一只大油桶，滚在哪里哪里就燃起熊熊烈火，当进入最高潮时，他便站得高高的，眯缝着眼，吐口浓烟，似笑非笑地听那嚎叫、质问的大合唱。

我偷偷地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痛苦地抱着头想：“看斗取乐，自古有之，虫里的斗蟋蟀，禽里的斗鸡、斗鹌鹑，畜里的斗牛。无论是“人斗牛”或“牛斗牛”，都是平等的力和智的，然而如今汪书记欣赏的则是不平等的“人斗人”。鲁迅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我看到这些人的样子，也是“忍看朋辈成新鬼”，却“难向刀丛觅小诗。”张春华体健如牛，腰里系的一根绳早被扯断，脸被血抹成了关公，喘着气在挨打；郭希贤早已成了一摊泥，躺在地下，头上无帽，脚下无鞋，那几根黄毛也被撕得所剩无几，他的大头儿子一双袖头湿漉漉地紧贴在母亲身边。田海云一对泪汪汪的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她抱着闯了祸的“千金”，拖着大头儿子闯进了人海，向她丈夫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脓包，活不成还不会死，洮河又没盖盖，走。”她丢下两个孩子拖着郭希贤跑向洮河边……

王耀华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刚分配来就在野狐峡工作，像个没出过门的大姑娘，连谈恋爱也不会，我们好不容易给他介绍了个农村大姑娘，虽不识字倒也品貌端庄通情知理，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着。汪书记对王不能说不关心，让他把媳妇留在场里去基层当兽医，家里的事有他照顾，王耀华毕竟不是傻子，根据汪的作风他也能猜出十之八九，何况媳妇经常向他哭诉，但王敢怒不敢言。有次，他给驴看病，竟然脱口而出骂了声：“老不死的汪驴。”这“汪驴”二字竟也飞进汪书记的耳里。当然也怪王耀华死心眼。他若像女秘书丈夫那样，把两只眼全闭起来，双双入党，跟着汪书记高升，岂不一生太平。王耀华被调回来不让回家，便在院里看大字报，看着看着，好像得了神经病，时而大骂，时而痛哭，时而狂笑，还向“战斗组”成员的签名上吐口水，他回到集体宿舍，手舞足蹈，以蔑视一切的样子指桑骂槐。媳妇抱着刚满月的孩子给他送来一缸子面条，他既不看媳妇也不抱孩子，把缸子扔了出去。晚上不睡，坐在窗口只是喝水，自言自语地骂个不停，他狠狠地在桌子上击了一下，睁大双眼：“这还像个人生存的世界吗？”似乎根本没有考虑明天的斗争大会怎么过。早晨按照规定位置站了队，跑了几圈早操天才微亮，睡在王耀华左右的两个积极分子忽然发现王未上早操，便向带队官贺发心耳语了几句一齐跑进宿舍，王还躺在自己的被窝里，贺气得直喊：“他妈的，叫你来交待问题，不是叫你来睡大觉……”见王不理，两个积极分子跳上床，一摸王的头冰凉，鼻口没气，只是两眼圆睁，牙齿紧咬，口角出血。连忙去向汪书记汇报，汪书记非常冷静地回答：“不要管，一切照常进行。”

对于王耀华的死，人人心照不宣，所以院里的斗争会斗得没劲，积极分子忙着换标语，贴的是“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王耀华大会”。同志金检察长在汪书记的陪同下，酒醉饭饱之后，浏览了一下大字报，便十分严肃地站在讲桌后面，脸上杀气腾腾，汪书记破例地把烟嘴拿下来，手从马裤兜里取出，调整了一下嗓门，强调了大会的严肃性后，积极分子便把临时拼凑起的批判稿念了起来、同检察长是被请来验尸的，但未带那位“子宫法医”，也未带其他官员。他开门见山地说：“有人担心王耀华的死会给反右斗争带来不利，这是多余的考虑，恰恰相反，它会使我们擦亮眼睛识别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激励大家的斗志。右派分子认为王耀华一死，反右斗争就会松口气，这是白日作梦。”“王耀华不仅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因为右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就是反革命派，不要说死了一个王耀华，就是死他十个百个也等于死条狗。”这时我偷偷地看了一下王怀曾等，他们面露得意之色；再看那群右派似乎都有些吃惊。同检察长继续说：“汪书记说不要给棺材，给条竹席，要我说，席也不给，就那样光着身子拉到上河滩喂狗。”这时我想，同检察长可能还不知道王耀华昨晚就没脱衣服，不然还得扒掉。我正在想，忽听同志金又喊：“贺发心，为什么不动，拖到上河滩去。”贺发心等跑进大宿舍，王的媳妇把孩子搁在王的身边，趴在丈夫身上正哭得死去活来，提来的饭倒了一地，几个人抬起王耀华，她还死死地拽住不放，哭得天昏地暗，她不是在哭，是向苍天控诉。是向大地呼救。她流的不是泪，是从心尖上喷出的血。是从胆囊中淌出的苦水……到了上河滩本想丢下就走，贺发心发现土坎上有个洞，那是一冢古坟，农民取土时挖出来的，嫌那里的土不吉利便没人再去动它，于是七手八脚刨出残骨朽木把王耀华的尸体塞了进去，这也算是贺发心的良心发现，做了一件人应该做的事情。回来到处找遗书，什么也没找见，只有桌上剩下半杯沉淀的药粉告诉他们，王耀华是它毒死的，与世界上任何人无关，汪仲举得意洋洋地在人群中昂首阔步。一个风华正茂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了。同志金夹着鼓鼓的公文包气宇轩昂地站在各个单位的讲坛上指挥着反右斗争的飓风席卷大地。

王耀华，他来到人间仅仅二十六个春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带走的则是尚未喷出的满腔仇恨。他那一双未闭的眼睛还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未来。王耀华，你的死，真的光耀了中华吗？

王耀华死去的当天晚上，我一直没能入睡，我并不是为他的不幸而悲痛，而是在思索同志金今天讲的另一段话：“你们洮河林场的反右斗争，搞得很不彻底，眼前真正的右派还没揪出来。”他向我瞟来一眼，接着说：“汪书记说还没找到右派言论，这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论点。要知道，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决定的。他说，也是右派，不说，也是右派。不要看他……（他又看了我一眼）会写两个臭字，会画两笔丑画把你们迷糊住了。他没有在会上说，就在会下找；口里没有就在日记上找；如果还没有可以在档案里找……”他说得愤怒了，那对狼眼珠似乎要暴出来。我和同志金每每四眼相遇，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一种不详之兆拢上心头。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向东的一面大墙是揪右战斗组贴大字报的专用“圣地”，每个右派都是半夜子时降临在这里的。早晨跑了几圈，我便模糊地看出那里贴出的一张新大字报．又跑了两圈，便认出：“坚决揪出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陈星”。“陈星”二字写得特大，还用红笔圈了又打上两个“×”。罩在心头的浓雾终于散了，我在反右斗争中再也不是旁观者。于是，反而觉得踏实了许多。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只挨了一天斗，他们逼我交待右派言论，我说：“同检察长指示得清清楚楚，说，也是右派，不说，也是右派，这就等于有交待也是右派，没交待也是右派，既然是个客观存在的右派，你们何必费这么大的劲？谁想出出气，我可以把这个不值钱的生命毫不怜惜地奉献。”我摆了个挨打的姿式。怪，竞没人动手，他们可能疲劳了。现在已经到了“反右”最后阶段，又来了个“向党交心”运动。不知是不是真的“人人过关”。总之“右派分子”必须向党交心。“交心”并没有搞那种雷厉风行的斗争，而是“一帮一”的个别“帮助”。说白了就是公安人员的逼供、诱供。帮助我的是财务科长谢宗芳，他让我这个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在《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甘肃出版的）里挑。为了让他好交差，我便挑了几条作为与右派分子“内心共鸣”。我落泪了，然而流泪也是不满社会主义、不满反右斗争的表现。反右尚未开始时，我和一个小工人祁全德打康乐球，他技艺高超，我便顺口说了句俗话：“红萝卜调辣子看不出。”经积极分子分析：红萝卜调辣子是又辣又甜。小祁是共产党员，当然是说共产党又辣又甜，而我根本不知道小祁何时入党，但这种分析逻辑使我感到又可笑又可悲。总之哭是犯法的，笑也是犯法的，然而有些不会哭、笑的人也犯了法。几个月后我在看守所见到一个半哑的小农民，被作为反革命抓了来，因为他在喊“毛主席万岁”时喊成了“毛主慢岁”，被工作组分析成“主”是“猪”，“慢”者停止也，问他是不是？他只是点头，这就是他供认了的罪状。运动接近尾声，那些积极分子打着得胜旗，唱着凯旋歌，走上各自的新岗位，王怀曾捞了个卡车作业所的主任，不过党证还是没有拿到。凡被打成右派、坏分子者，都从人民中分解了出来。最初我们还可以拿着碗依次排队打饭，后来便是等革命人民开罢才能打，还不许坐食堂的桌椅，要蹲在院子的墙角处，吃罢再由林警带去劳动。这里边最倒楣的是我，因为那位木商李向荣被汪仲举任用为正式炊事员之一，他又把着窗口，右派的饭是剩什么吃什么，打到谁跟前没有就拉倒。我的一双手伸进窗口，他装作看不见，馒头、菜只向别人手上给，到了最后，便把为我准备的两个发霉的馍往我手上一塞，我稍一迟顿，他便把馍往案板上一扔，这样我就得挨一天饿。李向荣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并且一再提升，２０多年后我从狱中出来，他虽退休但仍留看大门。对我热嘲冷讽地拒我于大门之外。管理员李俊夫倒是个大好人，他原来是在野狐峡做饭兼保管，既勤苦又小心，汪仲举看上了他的小心谨慎才提拔他当了管理员，他见李向荣如此待我于心不忍，但又不敢说他，便在他自己办公桌的柜子里藏些吃的，要我有机会就去饱餐，谁知竟被李向荣发现，反映给汪书记，差点砸了李俊夫的锅，好在他常向李俊夫拿不掏钱的东西，因而才只挨了一顿批评。最近汪书记经常给我们右派宽心：“批判斗争从严，处理使用从宽，你们要好好劳动争取从宽处理。”洮河边要修一条长堤，先要伐倒摩天大白杨和红柳。这不只是伐倒，还要刨根，劈成柴烧，三个人一棵当天完成，上厕所也得有林警跟着。有次我和张春华低声说了一句话，屁股上被林警踢了一脚：“怎么？想造反？”虽则管得严，大家却都为争取“从宽处理”拼命地劳动着，忍受着人间难以忍受的屈辱。我们学会了怎样做奴隶，奴隶就是忍辱负重地劳动，把自己的需求降低到禽兽水平，仅仅是为了活着。

有一天，妻子领着儿女在积极分子和林警的监视下来探望我，见我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悲从中来，泣不成声。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了。因为眼泪是弱者的流露，也是绝望路上的产物。它流在狼的面前，能鼓凶残；淌在善良人的面前会增加他们的痛苦。我把眼泪化作苦水和仇恨一口口咽下去。

“反右”为名，“反人民”是实

叶思几

我是江苏靖江人，1921年出生。1946年国立中正大学毕业。解放后曾在上海水产大学、上海电力学院任物理、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教师，1951年评定为副教授。1957年10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1982年起当选上海市杨浦区第七、八届人大代表。1987年退休，著作有纪实文学《生死沉浮》。

1957年掀起的整风运动，一旦风起，席卷全国。在上海有一所新兴的中等专业学校——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的前身）。有学生1200余人，由于电力工业的特点，95%以上招收工农、革命干部子弟。我是任教理论力学的教师，新评出的1957年学校教师中唯一的先进工作者。在校中稍有威信，颇受学生欢迎。

9月1日

开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仇启琴在开学典礼上，宣布停课整风，并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前书记柯庆施所作的《动员为党整风》的报告，称：“动员全体师生员工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反对‘主观、宗派、官僚三大主义’。每个人都得写，写得越多对党越忠诚，表明是和党站在一起的。只整党内，不整党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酝酿几天后，在9月5日上午，学校规定的同一时间，贴出大字报。学生的大字报几乎全是对学校改三年制为四年制有意见，因为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困难，都想早一点工作，不愿校多读一年。我响应号召，轻信了柯庆施的动员报告也写了一张，没设标题，内容是：“前本校数学科青年教师何乃祺，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53年派来我校，家住西北天水，有老父妻儿，妻子又在生肺病，屡次要求领导调他去西北工作，照顾家庭。可是领导上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使他长期闹情绪，不安心工作，以致精神失常，冬天挨冻不盖被，慢性自杀。当他在春假期间接到妻子病故的消息，自己也就悬梁随她而去，遗下孤老，两个孩子，以后如何不得而知。”

大字报写好后，尚未贴出，许多同事围观，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于是在大字报上方加贴一条横幅：“官僚主义害死人”。工程力学科主任倪维赞熊赞扬写得好。具名是我一人。大字报贴出后，全校师生员工纷纷前往观看，人头攒动。气轮机学科主任张家齐、1956年评出的先进工作者，取出钢笔在大字报我的具名旁边补签了名。学生们支持，掀起又一轮大字报高潮。两三天内大字报上升到3000张，大字报之多之快，成为上海教卫系统整风之冠，引起上海市委的注目。

其时，毛主席正正在上海，市委责令学校将所有大字报抄录呈阅。9白17日晚8时半，主席接见了校长兼书记仇启琴，在座有柯庆施、陈丕显、马天水等领导人。主席向校长频频指点那些大字报要注意。事后，仇启琴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关怀着我们——记向毛主席汇报整风情况的一次谈话”刊载于10月号《中国青年》，作了详细的记述。事隔6天，9月23日

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钦本立，在市委授意下，亲自采访，亲自撰稿，在该报头版报道了一篇文章“何乃祺是官僚主义害死的么？”指责我“制造谎言”，向我发难。见报后，我认为报道失实，立即求见校长要求更正。校长经过研究后亲笔给我写了介绍信，内容是：“你报9月23日的报道，未与我校联系过，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经党总支决定，同意他本人请求，请你报准予更正。”盖上学校的大印。

在9月24日

的《文汇报》上以来函照登形式作了更正。然而未能挽回我们的厄运。

市委派市委副书记刘季平来校监督指导，由上级党委书记张超导演，仇启琴执行，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学生所有班级（约30多个）经过表决，在教学大楼前大道两侧，贴出海报，支持我写的大字报的，接近100%。然而“方针既定”，岂能改弦易辙？10月25日

上海《解放》、《文汇》、《新闻》三大报，同声批判，“罪状”是：“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右派分子叶思九居心险恶，企图煽动闹事。”其实，这表明了并没有闹事，也未煽动，只是“企图”，“罪”在“居心”。比CT洞察得还“高明”，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此，数百名涉案师生，包括学校党政领导，同遭浩劫，演绎着人生一幕幕生死沉浮悲欢离合的惨剧。

学生中开始划右37名，受划右百分比的限制，经过两次核减，最后划了12名“娃娃右派”，全部是优秀的共青团员、有的还是共青团、学生会、班级干部。数以百计的学生虽未被划右，但在档案材料里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内控。在运动进行中及随后不久，有曹立生等3名学生，投江、溺水、堕楼身亡。当时流传着：“海、陆、空、小右派死路一条。”贺步陶被处劳动教养，放逐到青海，至今下落不明，无形消失。一句到安徽劳动教养，落实政策时来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夹着一条破草席，以便旅途夜宿车站。胡继宏是被内控的，留校察看，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湘西桑植，到了“文革”被殴打惨死。有的学籍、团籍被双开除，遣送原籍农村，完全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

教师中的右派，那位补签名的气轮机学科主任被下放劳动二年后，打扫了20年的学生宿舍厕所，年过半百才成了家。那位为大字报赞好的工程力学学科主任下放劳动二年后任图书馆管理员。《电工学》教师李家骥看了报纸的报道后，在办公室向同事开了一个玩笑说：“谁将我的名字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我向他磕三个响头”，被批判“为右派分子打气”而划为右派。他是由长春电力学校调来的，在那里他和驻校苏联专家组的一名女共青团员跨国恋爱致孕，于是两罪并惩。判刑劳改。《自动控制》教师施蕊初，在大辩论中，为《官僚主义害死人》大字报辩护说：“大字报是事实，符合党的整风精神”被批判为右派分子辩护，划为右派分子，同时指他在震旦大学时是天主教徒，参加过教会主办的《圣母军》，也是两罪并惩，判刑劳改，妻离子散，改正后，抑郁病逝。

校长仇启琴，是上海交大1941年的地下党员。为了给我写那封介绍信，便被认定是“右倾”、“包庇右派”。运动结束后，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扫地出门”调离去了武汉水利学院。他背了20年的包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将“处分”撤销。1984年离休。2001年上海电力学院校庆50周年，老校友派代表去武汉迎接他回沪参加庆典，我与他分别40多年得以相见。长谈了3个小时，并作了《谈主知纪要》。他郑重地对我说：“我不后悔“！两位耄耋老人，挥泪拥抱惜别。

副校长徐振声是1948年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在“反右“中平安度过，仇启琴离校后代理了校长。1958年底，中央电力、石油、水利、煤炭等五个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最后要求党员向党交心。他向党交心说，对所在学校1957年反右有怀疑，这样下去，对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有影响啊！希望部长们，向党中央反映，要采取纠正措施。回沪后即受到上级党委批判“严重右倾”、“为右派翻案”，保留副校长职务，停止党内活动。直到“文革”，以“右倾分子”、“漏网右派”等罪名，被“革命群众”打得昏死四次，断了肋骨三根。1985年离休，他曾对我说：“你是上了当，我也是上了当啊！”

1957年10月，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时，要我表态。我说：“我服从党的决定，但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批判我“不认罪，要翻案”，骂我是：“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右派分子”，定我是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58年9月，我随上海一批3000人去安徽修筑花凉宁水库。竣工后调淮河中游的临淮岗修筑水闸堤坝。劳动之重、生活之苦，劳教四年，累死饿死大半，我侥幸死里逃生。1962年解除教养，同时摘帽，遣回原籍农村种地，达15年之久。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浩荡，中央55号文件下达，我申请落实政策，仍由原《文汇报》总编辑，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钦本立，为我联系《文汇报》，成立落实政策小组而获得改正。

当年我受劳动教养处分后，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断绝，陷入困境。年近古稀的母亲为了减轻负担，主动去了原籍老家种地。二三年后，在饥盆、悲痛、绝望中病逝。死后一天才被邻居发觉，生产队为她办了后事。

我有七个子女，最大的读高中，最小的还未上学。他们在升学，就业上受到各种岐视，由我妻子一个人抚育成人。我的妻子解放前苏女师毕业，是上海普陀区一所小学校长。她受到多次政治冲击，由于她工作出色又查不出任何反动言行，总算保住了职位，连续任校长30年，直至退休。以她一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大小，其艰难痛苦不言而喻。退休后，发作了恐惧、抑郁症，2005年逝世。为了纪念她的一生坚贞不移地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贡献。我和子女们为她守孝三年，在她的遗像前，每天插上鲜花，供上水果糕点，焚香默哀。

这件反右运动的大冤案，是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好学生柯庆施的亲自关注下，市委副书记刘季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操办策划，市委中专党委书记张超坐镇指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舆论宣传，一竿子到底制造出来的。

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年了，大量的反右史实，不断涌现，上述只是其中一个例证。我们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从哲学上、逻辑上来对反右运动作科学的分析考量了。

1978年“改正”右派时，有一种说法：“反右运动没有错，错在扩大化。”因此对反右中的错案，冤案，给予“半个调子”的改正，而不是平反，使错划的右派们留下一条遗患无穷的尾巴！

我们研究所谓“反右没有错”，反右是没有错，但是反错了对象，“反右”成了“反人民”就错了；而且是诱使人民提见，然后围剿之，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所谓“错在扩大化”，扩大了十多万倍，它不是在反右执行过程中的局部的、技术性的错误，而是反右政策本身，内涵本质的错误。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是群众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民，诱使他们提意见，列入镇压对象，是镇压民意的反人民行动，是毛泽东挑起和领导的反人民事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蒋介石追随孙中山推翻满清皇帝，打倒军阀，是革命的。他掌权以后，专制独裁，镇压了人民的民主运动，最后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只有两种人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观点，一种是反右执行者，手上沾了血腥，没有勇气面对，自肉割不深；另一种是极左思想根深蒂固阴魂不散的人们。他们掩盖事实真相，文过饰非，厚颜无耻。他们渲染有人杀气腾腾要杀共产党，这是指葛佩琦被歪曲宣传的言论，在他改正时已得到了纠正了。即便是作为样板的不予改正的五大著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储安平针对全国大大小小的单位都要按一个共产党员当一把手的事实，提出《党天下》的批评，这些都是当年党纪国法允许的公民合法权利。现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就是“政治设计”出来的吗？平反冤、假、错案时，建立的各级“落实政策小组”不就是“平反委员会”的翻板吗？现在不是强调统一战线要构建和谐社会吗？可见他们的建议、批评有先知先觉之明。至于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的意见，都是为会社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修补门窗之辞，更不在话下。所谓《章罗同盟》组织反党，更是子虚乌有，纯属捏造虚构。那么那场声势浩大，震惊世界的反右运动，究竟抓到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右派呢？其结果造成了扼杀民意，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只是镇慑了人民，医好了那些“敏感”政治家们，担心中国是否也会发生东欧波凶事件的心病。这样的反右运动还有什么“正确性”、“必要性”可言？凡有良知，真诚爱国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科学发展观，最近又提出要坚定不移的解放思想，很是英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才取得了今日中国的辉煌成就。为了中国的文明进步，社会的公正和谐，人民的幸福生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希望出现第三个“凡是”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只有存真求实，坦诚自信、有勇气的人或政党，才能承认错误，取得人民的谅解、得到人民的拥护。否则不可避免的将被历史抛弃。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118弄3号201室邮编200092###

怀念磐石

李传体

我于1983年与磐石结为伴侣。他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资料，有关他的过去，我只是从他偶然的“翻古”中听说一些。《石鼓滩头》的编辑来访，嘱我写他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我只能将零星的记忆加以梳理，或许可以让人们知其概略。

磐石于1921年7月出生在衡阳县石市乡一个贫穷家庭。十口之家靠父亲设私塾课徒的微薄收入加上母亲日夜纺纱、缝衣挣点小钱维持生计。父亲精诗善书，与闾里大书法家曾熙交往密切，这使磐石自幼即受到良好的熏陶。他承严父的教育，天资聪颖，读书发愤，没有钱买纸墨就用水在地上写写划划，“总角便四书五经成诵，真草隶篆俱习”(中国文联吴震启语)。每逢七月半，各家各户“敬老客”(祭祀亡故的先辈)，他帮大家写纸包；有人请他代写书信，有求必应，写得又快又好；小小年纪就受到乡民敬重。十三岁时因生活所迫跟乡下一位老中医学医，历时三年学有所成治病救人而闻名乡里。后又在小学教课，每月可得几斗米补贴家用。有点空下小港和田里摸小鱼捡田螺。他一天到晚不歇气地干活，别人给取了个外号“寻事干”。

青年时期，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他从戎抗日，在国民党军队当文书。1949年解放前夕，所在部队散了，他和几个同事逃跑，身无分文，沿路乞讨，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1950年考入省卫生厅举办的卫生学校，毕业考试成绩全班第一，被留下工作。不料第二年因曾在国民党军队做过事而被下放到常宁县人民医院。他想能有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当个好医生就很幸运了，由于医道好，深受患者欢迎，有段时间负责县属各区卫生院的建设，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吞噬了。有个同事对他说“快要调工资了，你一定有份”。他随口回答：“怎么会调到我头上来呢?”就这么一句话，就认定为“国民党军官对共产党不满”，进行批斗，停发工资。反右运动不但搞莫须有的“言论罪”，还要算历史老帐。他和另几个同命运的人到裕民煤矿附近共租一小屋，靠挑煤叫卖为生。1958年宣布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起先在耒阳清水铺修公路，后转押到常宁西岭大义锡矿，三、四年后转送到湘潭谭家山煤矿。此时妻子提出离婚，法院判决两个孩子中的老大由他抚养。 磐石父殁母亡，妻离子散，带着十岁的儿子到煤矿，自己每天下井挖煤，儿子织箢箕，两人相依为命。几年后，由前妻抚养的老二不满十岁，思父心切，独自乘火车到衡山，走了几十里，天黑了，一位善良的老奶奶将他留宿一晚，次日继续步行找到煤矿，父子相见，抱头痛哭。这是多么凄惨的情景啊!

1965年，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带工作组到煤矿，偶然之间遇到磐石，很惊奇地问煤矿领导：“邓磐石怎么会在这里?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嘛!”建议安排到医务室用其所长。这样，磐石得以重操旧业。孰料好运不长，第二年文化大革命来了，煤矿停产，劳教人员被遣送回原籍，发给每人200元安家费。磐石带儿子回老家，此时除了一间上不遮雨，四面通风的破屋，他一无所有，连灶也是临时用几块土砖架起来的。父子俩起早摸黑在队里出工，养了一头猪。要烧柴，大跃进炼钢把树砍光了，山上光秃秃的，两人经常半夜起床跑几十里到远处砍柴，摸黑回家。如此度过了十三年。儿子结婚，没有礼金，只得把楼板拆下来换钱。

对这二十多年苦难生活的记述与感怀，在磐石大量遗作中我只找到两首，录之如下：

调寄南浦·惊梦

风雨莫凭栏，梦乍回，平添多少愁绪。恹恹理残书，黄昏后立尽夜阑无语。伤心一片，怕看它落红飞絮。惜春已暮，空辜负韶光，白头谁恕。

醒来咄咄书空，总余悸犹存，铁窗忧怖。鹰犬逞凶狂，惊回首，蓦地惨云凄雾。无言敢怒，纵亲朋短长难诉。十年沮洳，谁是补天人?把云裁去。

追忆牛棚生涯

绳枢瓮牖更蓬门，壁洞墙穿四面风。

已是巢倾还卵覆，何愁水尽又山穷。

锅穿灶下柴难火，屋漏床头被不烘。

堪笑人人都白眼，亲朋避路怯相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概是1979年，全国中医研讨会在我市中医院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繁重而又缺适当人才。该院老医师李熊飞推荐磐石。此时磐石尚是个未被改正的右派，经市委书记刘质毅批准，由他来负责撰写衡阳市中医院五十年的院史。在短短一个月内，一本内容翔实，文字精美的册子编印出来了，读者无不啧啧称叹。省卫生厅在我市举办全市在职中医进修班，聘磐石负责内儿科的授课，学员个个叫好。

1980年磐石获改正，已是花甲之年，随即办了退休手续。此后的二十三年，是他生命中大放光彩的时期，他在书法、诗文、篆刻等方面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文联“晚霞工程”组委会出版了《邓磐石诗文书法选》，深圳市福田区书画院出版了《邓磐石书法篆刻作品集》。其书法，“篆之古拙，行之宽博，楷之正直，隶之朴厚，率如其人”(书法家欧伯达语)。其“篆刻艺术有三个特点：格高、韵古、骨坚”“品先生之印，如饮陈年清醇老酒而又令人回肠荡气”(书法篆刻家杨宝林语)。他的作品参加国内外的展出，受到广泛好评，多次获奖。黄河碑林、湖北莲花山碑林等全国各大碑林都有他的书作石刻。中华诗词学会广东分会出版《中华新韵府》，组织全国十余位名家参加，磐石是其中年岭最长者，也是贡献最大者。他是一位既肯干又能干的人，一位古道热肠充满爱心的人，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真是天大冤枉呀!我有时想，只有那些为保护自己的权势而陷害无辜置于死地的人才是人民的罪人，为什么不去惩办呢? 1983年，经曾庆言老师(曾熙之孙女)介绍，我们结为伉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地善良、朴实忠厚，有很高天赋，有真才实学的人。当时，我的工资收入和子女条件都过得去，可以说比他还稍好些，但我看重的是他这个人。我们建立了家庭，厮守二十年，情深意笃，他可以全身心投于事业，发光放热。

从1984年起就发现他患了冠心病，他带着虚弱的身体重操翰墨。1996年起病情加剧，两次心肌梗死，市委宣传部李正南副部长几次到医院看望，叮嘱院方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老天爷保佑，终于抢救过来了。他写了一幅《自挽联》：

何必生来，幼受贫，少受苦，壮受冤，晚岁稍得清闲，犹有诗书债棘手。

不如归去，山也乐，水也欢，花也笑，泉台尤觉干净，更无名利欲熏心。

(又一处的下联是“正好回去，德不孤，道不贫，学不厌，衰年安归乐土，更无名利欲熏心”。)

这副《自挽联》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可以看出，他吃过那么多苦，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另方面，他对生命还有留恋，因为“犹有诗书债”，他不愿还可以造福社会的知识财富随他而去。在病床上，他对我及儿孙们说：“我不能死，我不想死，我不得死，因为我还有很多事业没有完成，我必须活下去”。2003年12月20日

，磐石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现在日子好过了，他居然离开人世了，写到这里，我的心都快炸了，不能再写下去了。

一次劫难幸免记

余国荣

张庶良，道地农民，不入品泥巴官，我终身难忘。1959年雨季前，地处名山县百丈乡的百丈水库堤坝的内波岸滑坡约三十多米长，上面命令必须在洪水来临之前抢修完毕，以免溃堤。这个水库是名山、邛崃、蒲江三县投劳，在“大跃进”中人力兴建的杰出水利工程，我所遇到的麻烦事情也就发生在这里。

水稻栽插完毕，烈日炎炎的盛夏到来，我有幸被派去参加水库堤坝抢修。我到工地劳动快半月了，自信在“和风细雨”中厚赐“右”冠，告别脑力劳动归农近一年来，体力大有长进，尽管终日肩挑背负，也还自得其乐。我的信条是：少说话，多劳作，不惹事。

西去的烈日告诉我又快度过了一天。挖土锄、锹的撞击声，肩挑土筐来去急促的脚步声，倾土入水击起的“噗哧”声，交汇成一只劳动交响曲，但在夕阳的指挥下显然音量减弱了许多。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高音喇叭里响起：“蒲江东北公社的民工，收工后不准走，在坝左头土坪里开大会。”大家伫立听完后，又各忙各的事。

收工号声刚一吹响，人们便很快收拾了工具，来到坝头上坪围成一圈，东北公社管水利的董营长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这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居住集中化、生活一体化”一瞬就实现了“老四化”的年代，一个乡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内上上下下领头的都称营、连、排、班，后面带上个“长”字，官愈小，愈得从事具体劳动。我说的张庶良只不过是个排长，他除了开会领任务，别的享受都同农民工一个样。太阳西沉，白昼未尽，昏暗而微弱的电灯光洒在土坪内肃静的人们身上，面目渐渐地看不分明。这时，董营长大声发话：“大家不准说话，我们开个大会。”稍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必须超额、提前完成抢险任务。可是，阶级敌人对我们很不满意，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昨天晚上，指挥部号召加夜班，为什么加不起来？这中间有人捣鬼。这个人是谁？就是右派分子余国荣。我们必须同这种坏人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讲演，一霎时造成了非常紧张的气氛，几乎连人们呼吸的声也听得清楚。

我的耳边“轰”地响起了这声炸雷，差点使我张皇失措，幸好我是校场场坝的麻雀——胆子吓大了，没有引起神经错乱。等他说完，我恭敬地问：“董营长，允不允许我说呢？”我的想法是：允许我说就好，否则我便一声不吭，由他摆布。

他气势汹汹厉声而傲慢地说：“咋不让你说呢，今天你跟我说不清楚就走不脱！”民工们鸦雀无声。

我心里做好了迎接苦难的准备：大不了他唆使少数“群众”使我受点皮肉之苦而已，他还不敢伤我的筋，动我的骨，弄得我不能挖泥挑土，更谈不到那最坏的地步。加夜班，我第一个先到工地，当时大约是晚八点半左右。我等了约半小时，没人来，自己便开始挖土。不久，王元德来了，稍后，李国隆也来了，我们三人便一同干了起来。我们干了一个多钟头的活，仍然没有人来，觉得有些累了，便坐下来歇歇。大约近十一点钟，张庶良排长来了，他对我们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回答说：‘指挥部不是在喇叭里喊加夜班吗！‘他说：‘回住地开会。’于是，我们便收拾了工具，跟着他回到了住地，结果，会没有开，我们就去睡觉了。”其实，中间有两句话我没有说，也不敢说。这是张排长和我们走在回住宿地的路上说的掏心窝子的话：“大家都没有去加夜班，你们去干什么？从早干到黑，人都累散架了；今晚早些休息，明天早些出工，精力足，效果好，不是一样么！”

董营长把我的话听完，转而狠声暴气地对着张庶良：“你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张庶良被弄得迟疑了好一阵子，才简实地回答：“的确是那样。”

董营长一下子火冒三丈，暴跳起来，用强硬、指责、威胁又带开导的语气说：“张庶良，你笨求得很，指头伸在你的嘴里都不晓得咬！”这句话虽把张庶良弄得耷拉着了脑袋，却把众多的民工激怒了。民工中有一位青年高声怒气地吼道：“你这是开的啥子会？安心陷害人。开你妈的个求！嚯——散会！”

这一声颇具号召力，霎时间人跟人，工具碰工具，脚步接脚步，民工们一下子散个精光，各自回住地吃饭、休息去了。董营长讨了个没趣，很不甘心，奔到我面前，用力一挥手将我头戴的旧草帽打落在地。这时，我心里想笑，却又笑不出声来。

民工们都走散完了，只有我和董营长还在原地。无奈，我只好拾起还得为我“抗日”的旧草帽，离开了土坪，也向着住地走去。他随在我后，嘴里不停地嘀咕，只有早熟的秋虫应和着。当我沉默地顺着一条小沟往回走时，他在后面不无意味地说：“谁都晓得，今天我把你得罪了，你用那三十二两的净钢（意为手枪）把我董某哪样了（意为杀害）就是了。”我也带刺地回敬说：“董先生，谁都知道我余某是耍笔杆子的，枪杆子吗？耍不来。我只在舞台上演戏时玩过木枪，那是假的。董

先生若有哪种真家伙，不妨掏出来让我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就这样一路你讥我讽，走回住地，各自饭后睡了。

这夜，我可无论如何也睡不安稳。

第二天微明，民工们吃了饭又蜂拥至工地干了起来。我虽一夜未入眠，但上工却不能晚，干活更不能懒。我在工地上大约干到上午近10时许，有人传话下来说：“余国荣，郭县长叫你马上去指挥部。”我知道又不清静了，准是那个营长告了我的御状。

指挥部设在离坝左头约一华里的小山顶上，我一边往上爬，心里一边不停地打鼓：这难关也太多了啊！我汗流浃背地走进指挥部办公室，董营长早就候在那里了。郭副县长是我的老领导，一脸农民气质，他不露形色地问我昨晚的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照实复述了一遍。他端坐着听我把话说完，然后。似有所嗔地说：“滚下去，好好劳动！”我知道这是给了我和那个营长一个好下的台阶，转身一溜烟跑回工地劳动去了。

事情虽过，我的心却又受了一次创伤。董营长和我一见面，即使不说什么，彼此都看得出心里很不舒服。两三天后，我在伙食团刚吃完早饭，胃，如刀绞股剧痛起来。工地卫生员来检查，说我得了胃炎。吃药无效。那年月，饭不能不吃，吃半斤米的饭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吃完饭就痛得我头上汗直冒，只好躺在厨房里的柴草堆上蜷缩着身子呻吟，当然也就不能出工。我吃了饭胃便剧痛，痛后到顿还得吃。如是吃了痛，痛后吃，接连三、四天出不得工，董营长真把我无可奈何！

一日，天尚未明，我照例到伙食团吃早饭，刚吃完饭，胃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恰巧，董营长来到伙食团，见我又是那般模样，气不打一处来，便居高临下责骂般地对我嚷道：“光吃饭不劳动的东西，滚回自己的家里去！”说完，一掉头阔瞳走了。我心里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精神上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幸好只有一个身子，无行囊牵挂，于是，待痛楚稍缓，便双手按腹慢移，进而逐渐甩开双手，离开了百丈水库，顺着川藏公路，高高兴兴地朝着回蒲江老家的方向走去。这时，我只能依靠自己经受过一定锻炼的一双腿脚，一步一步地去缩短七、八十华里的路程。烈日无情，幸有破草帽遮面，抵挡一阵。经过一天的旅途煎熬，至晚抵家，已是饥饿难忍十分狼狈了！

说来奇怪，不知是压力小了点儿，抑或精神上稍微愉快了点儿还是怎的，肚子也没痛了，胃炎似乎也无影无踪了，大概这预示着一场小劫难的了结。

第二天，我又到公共食堂端饭吃了去田间劳动，过起我稍微宁静一点的吃饭——劳动——睡觉周而复始的生活来。

时光闪电，一晃到了1980年，我的冤案平了。我未回原文化单位，却一转而到中学为起人的师表来。当然，这时我要尽力对孩子们传授知识，启迪他们的智慧，可心底里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同村当年的泥巴官张排长。他曾危险地为我顶起了一方好像要塌下来的天，使我免于一次小劫难，我得知恩图报。可惜我刚恢复工作，要竭力开发荒芜了二十多年的头脑，学用同步，属于自己支配的闲暇时间的确太少。一个星期日例假回家，碰见往日的张排长在小山坡上放牛，我毕恭毕敬地献上一只烟，与他聊起了以往那事。他没有多的话，只说：“我们是乡里，从良心上来说那时我应该那样做。我不仅当时心里怕，而且后来也怕。不过，反正一辈子搓泥巴，看谁能把我怎么样！”我当面向他表示由衷的感激。

忙于教学数年，忽一日，闻知张庶良已与世长辞，我顿时热泪盈眶。后来，我与他的儿子小有接触。改革开放了，他儿子种植花草、树苗。一次，学校要美化校园，他儿子来我校联系出售花草事宜，我当着校长的面，促成了他一桩生意。这对于我，绝不能算是对当年张排长的报答。我想：“当时他就那么有良心，也不会图我报答他什么。我除了在职时尽力工作，以报答社会外，今已退休多年，将记忆中有关他和我的往事，用拙笔记下来，想必对他的阴灵也是一种安慰。

社会在不断变化，但好人终归是好人。张庶良排长！你这种普通人的朴质品格，真使我永志不忘。人世间，好人总是生生不灭。

2003-9-1

一个老共产党员“平反”二十六后的忠实进言

邱有才

中国历史上很不正常的反右派运动已过去四十九年。广西在这场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帽的百分之百平反了。但这场运动带来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流毒之深和种下的祸根却难拔除。怕讲话，怕批评他人，特别对领导干部不正之风，贪污腐败，不敢批评，更谈不上斗争，这不是一代、两代人难能自然消失的。我想促进反腐斗争向前推进。肃不清贪污，建立不起公正和谐的社会。中央有决心反腐，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望对此运动有所表示，对当前反腐工作的推进或许有一定裨益。

那场反右运动，确有一些领导本身腐败，下面干部揭露出来，不但不改，反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甚至于利用手中权力，在反右中进行无情的打击，为数不少。平反二十六年，经过不断反思，就以当时的反右派政策衡量，我不应是右派，应是革命中的左派。

我是广西临桂人，祖宗乞讨到广西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全靠开山打工度日。单传，目不识丁，受无文化之苦，受地坝之坑，盗贼一次又一次劫难。据传祖宗有一祖先因嫖一女遭活埋，小时扫墓，长辈们每年到此墓前都谈到此事，我印象永难忘。特别荒乱之年，来自外方的人，人少总是挨劫，成了大乱大劫，在二百多年内三次迁居，目不识丁，种几亩薄田，受尽无文化之苦。让我上学，进学校之苦，不想再说。考进广西桂林中学，实属不易。但在这里，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成了反对腐败国民党中坚。与其他进步同学一道，以桂中为主导三次学潮：一、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六四运动”在桂大游行，即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二、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间秦强

老师贫病而死，抬棺游行（附有照片）。电影《风雨桂林城》也反映我们的斗争；三、是由于桂林伪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论桂中民主”歪曲报导，派代表谈判要报方如实改正遭拒。引起了全桂中学生到了报社办事处，人走楼空，即对报社和甲山的印刷厂进行捣毁；并将中央日报，全改成“种殃日报”“造谣暗报”等，与解放东路的中央银行，不能按时发广西大学职工薪水和学生伙食，早已将中央银行，涂改为“种殃银行”。变成桂林东西一对活宝，吸引广大市民前往观看，掀起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高潮。加速了国民党崩溃，起到一定作用。但敌人要作最后挣扎，特务横行，到校抓捕进步学生，急难之际，未敢在校久留，夜潜逃回乡，逃避敌人特务之抓捕，在敌占区是反对国民党之中坚，临时头目之一，怎么变成“右派”？

二、上山打游击去。潜回农村，即以我地处临阳界偏僻，桂北又派来何康、杨帆、李琳（均系化名）潜回六塘，与回乡的进步学生一道，先搞民运活动，收缴地主官僚武装，很快建起数十人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路东支队第七大队”（初叫人民翻身队），为了迎接总队来临，打通从临阳去潮田任命我为第三武功队长，领取向临阳交界出发，当队伍进入阳朔所属兴坪地界，总队由于形势变化到潮田后又缩转兴安高尚；决定将武工队撤回大队。约半月，大军解放了桂林。我七大队与大军在六塘会师。给我们两个任务：一是支前，二是解放未解放乡村。从我的历史一向站在对敌前列，那有敢于是敌人斗争的右派？

敌人反扑，家难发生。当我大队解放了大片乡镇。会仙事件惨案后，即调我入临桂公安局，敌人视我是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抓捕我，拔除临阳界上一钉，多次捕我不成。于五0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农历正月初八，家有一侄儿结婚，认为我必返吃喜酒。孰知未回去，未捕到我，抄走了家中所有财物，烧毁了房屋，父兄八人遇难。

攻打我家的匪徒共一百余人，其中主要元凶，都是特务、伪乡长等，如：

①石竹衡，桂北军统中校特务头子，临桂南边山新胜村人；

②莫光芬，塘头伪乡长，塘头乡木桥头村，我军未进攻伪乡公所之前已入山进入石作衡匪部任大队长；

③诸葛卫，塘头山背村人，塘头乡公所伪乡队副，经常有乡武装二十人左右，配有机枪一挺，步枪、短枪二十余枝，当我武装围攻驻地山背村，将武器全藏村后山岩内围攻其家三个小时才投降交出。是攻打我家元凶之一；

④叛徒江土养，塘头五敬村人，塘头解放时，伪装进步，投奔我大队，委任塘头税征员，在征税中，因无人监督，将收税所得叛变投入石竹衡上山为匪任军需；

⑤李世熙，塘五敬村人大窖口，住在我家的下村，曾任乡长、乡队附和村长，率领同村的惯偷流氓王××、王××、王××及五敬村大地主黄××同上山为匪；

⑥黄××，五敬沟河桥村，伪村长，奔石竹衡匪部，以上数人探我行踪，特别听说我入公安局，就成肉中刺，日夜梦想抓捕我。趁我族中一侄儿于1950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农历正月初八日

）结婚，拂晓围我家房屋，机枪在后石山上向家射击，天明前无法攻入，放火焚烧，而入内不见我，抓走父兄八人，一人当场中弹牺牲，一人枪杀门外，三人枪杀坪地山，我父和尚不足十五岁的小弟，加一堂侄遇害靖西村火场坪，丢埋一山薯坑内；牺牲一月余，扒出，父亲是七孔流血，弟弟是满身枪眼，这是我家惨案过程，应该和敌有不共戴天仇恨，可是潜入革命的地主分子常明宇趁反右之机，进行报复。任什么要报复我成右派。

四、从反右加害的事实：

①反右区直机关开展鸣放之前一九五七年七月已到灌阳，未参加鸣放，没攻击党的言行，那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

②得不到实际材料，遂将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他玩弄妇女数人，怀恨在心，在校内找不到具体材料，不惜破坏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批评与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顾，于是将党内民主生活材料拿了出来，批评玩弄妇女腐败行为。将所有党小组生活记录（当时的小组生活是每星期一次），均搬出来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哪有用这种方法对待一个革命同志。

另加上待处理十个右派（三十多人单位），要他们立功赎罪，也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如李昂同志武鸣武装土匪暴乱时，疑有通匪之嫌，被捕入狱近两年审查，到暴乱匪首已明确证实，他无通匪之嫌而作结论而调入公安干校工作。肃反又以原材料继续斗来斗去，我认为炒旧饭没必要，即成攻击肃反重大罪恶。以此作右派是几十年不服，上告数十次之多。

我是一个家破人亡，被公学校当时副校长常明宇（家地主），而成右派，因他是四十开外的人，弃去农村儿女原配妻子，即与同南下陈××结婚，到广西后比他年轻美貌女的多，垂涎三尺，见南下结婚陈××腊黄饥瘦，提出离婚遭拒。为了逼女就范，利用权势非法将女的禁闭学校一房中。女方不甘示弱，破门而出。无奈叫其南下工作死党，将陈××转移另地禁闭，逼女方离婚。与学校女生多人谈婚，因年龄悬殊遭拒。后与桂林侨校一女结婚，不到一月又闹离婚。法院交支部讨论，我是支委之一坚决反对。因在党小组会对他玩弄妇女性腐败批评和斗争，他对此结下怨和恨。五七年鸣放前，还在临桂四塘实践体验生活，调回即下放到桂地区灌阳县委宣传部工作。离干校已过一年多，区直反右结束，待处理阶段，三十多人的公安干校中右不计在内，十人打成右派。我被扣上这顶“右派分子”帽子达二十一年之久。国民党称我“共匪”“奸匪”要抓我，烧毁房屋，父兄八人遇害，与国民党特务不共戴天仇恨。父兄尸骨未寒，又被藏于党内地主陷害成右派。一边称奸匪，一边加害成“右派”，到底我是什么人以此逐及上告到平反，不但未解决，反将报告转回灌阳，四清文革，以死不悔改“右派分子”戴上三尺高帽，绑着游街，鞭抽、棒打，晕死街头，几乎与父兄同归西天。遍体鳞伤回家，老母哭；三岁儿子和妻子走投无路，她帮一好心老农，黑夜送药到家，内服外擦才搀救这条生命，刚能动弹又送进监狱；三岁儿子送回老家，结果饥饿而死。

右派平反与其他右派平反不同。一九七八年八月胡耀邦同志提出右派要复查，下文到灌阳组织部，即于十月派出以张××二人专案调查我的问题。当时公安干校停办，干部已散到全区，学校原被划右派分子已到多个农场劳改。工作组以当年划右派来源逐条查对、甄别，他们发现公安干校腐败的常明宇加害人太突出，学校刚三十余人，十人划于右派。从三方面加害我：一是当年党小结记录加以歪曲成罪行，破坏党内民主；二是动员待处理的右派戴罪立功，杜撰加害；三是跟常转的个别死党断章取义、打击报复。将我一向坚强革命者打成右派，受冤二十一年，去调查的工作组感到惊奇，写了一万余言的平反报告（此材料存在我档案中），1979年元月第一个为我平反。组织虽认定我为右派是错的，个别人泄私愤，报复，违反党章党法而不追责，如何肃清党内个别当权者腐败之初，谁敢去碰，如广西的成克杰、江西的胡长清的腐败问题，绝不是一天形成，他们问题开初已有人知，只是怕打击报复，发展到了不可收失的地步，受到法律严惩。所以，反右派所带来负面影响对领导怕提意见的逆流，恐怕不是由于自身受害而考虑，未受害的老人或年青人，也有同一想法，不肃清此流毒，中央讲得再多腐败也难肃清。这是平反二十六年的反思。

二00六年元月二十六日

老“左”们在忙什么

——无聊偶记

杨锡九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十分活跃。他们在某网站，打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旗帜，替“文革”招魂；打着为替工农谋利益的幌子，做他们自己设计的“共产主义”的美梦。并搜罗现实中的阴暗面大加讨伐，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又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自己装成一尘不染、至大至公、一心一意为民谋福祉的群众代表。在他们看来，现在中国就要亡国、亡党、亡头了。他们说：“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只有高举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

那么，这些当年的老“左”们，他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在台上时，给了全国人民什么样的生活呢？老一点的人，如果不健忘、如果不是有意遮掩、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只要稍有一点民心、良心，就会知道，“文革”及“文革”前的那些年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天堂”生活？

1953年，土地改革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炕头还未热，就一道命令统统收归农业社集体所有，1956年大多数农民被驱赶到农业合作社，58年又转入人民公社，吃了几年大锅饭，后来不得已散伙，到今天已经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全国实行粮食、食油、布匹、棉花统购统销，以后到1960年扩展到一切基本生活资料的凭票供应。最严重的1960年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只给2两油，28斤粮食。有的国营农场把职工口粮减少到每人每月14斤皮粮。

1955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开展了以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为中心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据1980年7月公安部复查报告统计：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共审查2100余人，逮捕92人，定为反革命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判刑的3人。据后来对胡风案件审查、平反结论看，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于人的大冤案。

1955年肃反运动中，立案审查140多万人，查出了现行犯3800多人，还不足0.3%(包括高饶集团、潘杨集团冤案也在内)。140万人约占那时各层次知识分子总数的26%，大致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如果加上教育、商业、机关团体脱产人员共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六个人中有一个肃反对象。每100个人中有6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即每一个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平均有16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对此1957年整风中不少人对肃反运动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罗瑞卿说：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75万多人，还有上百万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外出调查研究的达328万多人次，可见规模之大，危害之广。

1956年9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把许多夫妻店当成资本主义收归公有。仅据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落实政策，从原86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区别出的劳动者达70万人，占原定资方人员的8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573页）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制造了史无前例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全国性最大冤案。在1978年春落实“右派”政策时，全国被改正的“右派”552877人。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危害，直接导致了三年灾难的发生。全国性的粮荒，迫使人们吃豆秸、苞米秸、苞米核等代食品，为了开脱罪责，一股脑儿制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与“苏修逼债”，借以逃避责任。据杨继绳《墓碑》记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700万人。

1959年反对以彭德怀等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962年甄别平反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他们都是敢于讲真话的同志。

1966年，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重用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批坏人，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文革中死人2000万，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人民币8000亿元。在“文革”中，有103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52位人大常务委员，76位政协常委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其中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8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2人，总书记、书记、候补书记1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6人，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11人。各省、市、地、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统统被打倒。广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劳动模范、先进分子被强加各种罪名，残酷迫害。据统计，文革中，17.5%的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人民解放军中，有8万人遭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各级公、检、法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565人。在全国仅因“恶毒攻击”一条罪被判徒刑的就有10万多人。从1978—1984年3月，全国平反冤假错案1090746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文革”案件。

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仅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全市被打死1772人，抄家33695户，被驱逐出北京市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85198人。除民建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一百人，都被斗争或抄家，并被通牒解散，次日起即停止办公。上海市红卫兵在全市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北京市在一个月时间，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00万元、文物玉器61.36万件。非法没收住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

刘少奇冤案除他全家都受株连外，全国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有26000件，错受刑事处分的28000人，其它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者无法统计。

内蒙自治区有27万党员，被打成“内人党”的34万6千人，打死16222人。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0位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作为审查对象，在整顿期间为科学家落实政策的有800多人。（9）

文革结束前的28年，全国大型政治运动举其最大者有23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教会三资革新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反胡风集团运动、肃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运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党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压缩城镇人口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又套入了数不清的小运动，举其大者有11次：如扫“四旧”运动、红卫兵运动、夺权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解放干部和落实政策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党建党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

以上就是老“左”们现在振振有词地大谈特谈在他们掌权时的德政，给与全国人民的莫大“利益”、为全国人民设计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天堂”。

为什么老“左”们，津津乐道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呢？不是年轻无知、人云亦云，就是这些人是当年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于已经失去的“国有化天堂”耿耿于怀，死不甘心。写到这里，不仅想起了老左们奉为圣经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二位大师当年批评过的一种人，倒很像今天的可爱的“左”先生们。

哪一种人呢？就是那些失去特权地位的封建贵族的遗老遗少们。马克思、恩格斯给他们定义为“封建社会主义者”。《宣言》说：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7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唧唧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的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臀上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这就是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为那个大转变的时代的遗老遗少们的画像。没曾想，它也正好给今天的那些连俄国本国人都抛弃了的斯大林式的专制“共产主义”者们画了像。今天的老“左”们，他们高举斯大林专制主义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重新接过起了“文化革命”中的口号，振振有词地呼喊“打退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大肆挞伐“资本主义复辟”，为江青鸣冤叫屈，他们要干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们要在全国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兑现毛泽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革命”的预言。实现毛泽东在1958年规划的“共产主义”。

可惜，人民再不会为那些动听的口号所欺骗了。当年那几千万人的血还没流够么？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退的，他们的这些作为，只能为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所淹没。

友谊回声

常州市新市路陆志常：

《往事微痕》的诸位义工老夫子，十分荣幸地接到您08年12月29日的赐书。你们既是仁者又是君子，烦请问候。

人们是喜欢怀念的。07年初我动笔写《哭》文以悼念彭令昭，此番您们向我征稿，我就在《哭》文中草录三千多字出来。

《往事》的文章是人民的真实意志，是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是老百姓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我现年75周岁，1950年2月18日正式入伍参军，转业回地方后调到“地方国营晋宁县下石美抽水站”。

“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仅仅提了点亲身感受和身边生活所见所闻与个别领导对群众的暴虐作风，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83年得以平反，88年4月从一个县属企业退休回原籍至今。

我是一个从小在乡村长大没见过世面的孩子，那次运动吓得我胆战心惊。如今，时间已过去50多年了，还健在的大都是70—80多岁的古稀老人，时随境迁，每个人的境况不同，不一定每个人都想去揭这块伤疤。不过，史实是要有人来真实捍卫和记载的，尤其是当事人。

您们能够不惧风险，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去还原、捍卫、记载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广东省昭关市徐志坚：

《往事微痕》编辑您们好！

经难友和凤鸣介绍才有机会给你们写信。说什么呢？一句话；感慨万千！回头看一下，多少难友在五十多年前的血雨腥风中带着愤怒，带着反抗离开了人间，然而坚持抗争者还大有人在，你们就是其中的一员！我相信，我们的维权，一定会取得成功，这是中国历史的使然。

我这个的右派是“天生的”，因血统论所致。我父亲入党于一九三七年，入党后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解放后被杀（八一年被平反），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不划你右派还划谁？所以我说我的右派是“原装”的。

在那漫长的的岁月里，我虽有“原罪”，但没有背上那个沉重的十字架，反而在那个历史舞台表演得“淋漓尽致”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点“反仆为主”之戏，这恐怕就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于是，我写下了《阿Q赋》。

通讯处：广东省昭关市曲江马坝村邮编：5121000751-6679165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余国荣：

我首先向你和你们问好！辛苦了！

我是最近才和成都难友彭慕陶（“五七”受难者）取得联系的。

我叫余国荣，笔名因歌（有时也用鹰歌或因戈）。193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蒲江县原东北镇，现住鹤山镇张塘村。1950年后在县文化馆任文艺干事。

1957年10月1日

，我县机关开始整风，在反右中，因五首小诗被划为右中之极品。1958年8月，因不服处理，愤然回家务农劳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又因“贼”罪冤狱十年。刑满释放回家，1993年在城北小学退休至今。

不久前从《往事微痕》第16期封底获得信息后，感到《往》刊欲给后代留下一座历史金山，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其风险也不小。我除了对“五七”老人们敬佩外，自己也愿在有生之时日，尽力做金山中的一粒沙尘。随信寄去500元并寄两套自编抽屉诗集给彭慕陶，请他转寄一套给你们，望鉴别其中有无可取之作。

通讯地址邮编611630：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河东路物资局一幢二单元四楼手机：15882199630

山东省济南市王士侠：

收到第22期《往事微痕》，展读之下，感到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读到深夜，难以释手。推窗而观，夜黑似漆，遥望贵刊闪亮而到，令人喜无尽。预祝贵刊长命百岁，愈办愈好，万众支持，发杨光大。若有余刊，不论刊号及何时出版，均请赐寄，祝贵刊全体人员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山东省济南市文西路44号山东大学医学院东村8号高层公寓2208 邮编250012

湖北省桃市邮政局13号信箱王老头：

从难友汪先生处读了“往事微痕”第22期，如获至宝。如能读到1—21期则幸甚了。

您们正在做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工程，中国人民不能再继续做受蒙蔽、受欺骗的愚民和奴隶了。您们是中国的良心、脊梁和舍生取义最勇敢的大无畏斗士，国人将全面彻底地觉醒，我中华民族将大有希望，中国人民最终定会步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世界潮流的大家庭，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敬祝您们健康长寿！胜利！

安徽省绩溪县曹德元：

《往事微痕》22期收到，非常感谢。

我亦五七年受难者，读了《往事微痕》上的文章，感同身受，感慨甚多。22期所刊之文均很好，尤以王亘坚、艾风之文更为深刻，入木三分。

当年受难者，如今至少有已越古稀之年，其苦难经历，以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历史之铁证，非常必要，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所以，我认为贵刊应广为联系当年难友，请他们将自己苦难经历写出来，公之于众，最好将难友之经历，收集为书。

铁证如山，则所谓反右运动能不彻底否定？“阳谋”能不彻底否定？盼望能得到《往事微痕》其他各期。

电话：0563-8166110 手机：13956596476

陶懋勋：

感谢你给我寄来《往事微痕》09年3月5日刊，读后深感很多作者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事实昭然，凡有良心者都不能不作为此结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前路微茫，艰难险阻。不忘往事，正视历史。

山东青岛苑耀辰：

《往事微痕》已读20期，每每读来，先则哀民受虐泪如涌泉，继之痛恨暴政义愤填膺，久之即深入思考。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中共政权这样专制，象毛这样暴虐无道，

中共第二代人物倡导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且拨乱反正、平反冤案，本以为邓大人真的要实行民主，广开言路，可89年6·4事件的发生，却叫人毛骨悚然。目前，海内外要求平反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最近大家寄希望于“两会”，希望人大作出决议，但现在看来当局仍保持沉默，希望贵刊继续揭露，大声呼吁。

读者王刚：

昨日，十分高兴收到您们寄来的 “往事微痕”。拜读之后，感到这是敢讲真话大家喜读的刊物。刊物宗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推动改革，促进民主”这个宗旨十分好，我支持。寄一篇拙作，请指教为盼。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邱有才：

您寄来的“往事微痕”我一夜之间全部通读一遍，过去，许多人写的反右材料，反映出左倾路线将许多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打成右派，长期不作检查纠正，比刑事犯罪还难纠正。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活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将我写的一篇反思文章寄上请查收。

电话0771-2235750

辽宁省鞍山市亢正仁：

我也是年过古稀的人了，我不是“右派”，但我十分同情“右派”。他（她）们是国家的精英，是倍受迫害的不幸者。我对这些已年迈的遭遇者、罹难者，寄以无限的敬意和哀思！祈愿至今的尚健者健康长寿，安度晚年。今汇去200元给《往事微痕》，以表我一片心意。

武汉市青山区侯德：

我是湖南人，77岁，50年参加教育工作，58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66年又被打成“黑鬼”反动派人，70年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72年又撤销其处分，79年改正，94年退休。

最近我回湖南在一个同事家里读到了《往事微痕》十二期，真十分惊喜，爱不释手。我想我能得到过去出版所有的《往事微痕》那该多好！谢谢！拜托。最后致以崇高的敬礼。

广西桂林市柯林：

看了《往事微痕》非常敬佩诸位的无私奉献精神，出力又出资，可惜我在桂林，不能亲临参与，遗憾。前三天，我曾寄一本《屈辱的岁月》与你，这是广西老难友的真实记录。

上海周道南：

《往事微痕》博先生你好！

我是在1958年反右斗争即将结束时，无言论，无行动，因单位右派人数不够，硬被填补上去的右派。从《往事微痕》第十四期起，陆续收到，感谢你们在垂暮之年，大义凛然，仗义直言，提供这么多的真实历史。凡收到的我都作为极其珍贵的藏书。也向凡我所认识的同类朋友、同学、故旧进行宣告与传阅。

我是中学退休教师，本年度为表绵薄之力，特寄上邮资和印刷工本费人民币二百元。数目甚微，只表支持心意而已。下年度再寄。

山东青岛金慨夫、朱凤如夫妇：

尊敬的编者，撰稿者，发送者：您们好！

请接受我和我的家人，衷心诚敬的祝福。

经难友介绍，得睹《往事微痕》数册，许多文章，对那些掩盖罪恶历史的人们进行了痛斥和鞭挞，文章写的好极了，我和我的家人，都十分赞叹。

1948年，我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读书，参加过数十台的演出，“四·一惨案”，被特务打的头破血流（当时我是地下团员）。

1957年，被“阳谋”的天罗地网网住，成了右派。1964年，是摘帽右派，调地方戏曲剧团（芪腔）任导演。1979年时改正右派，不让回原单位，住房不落实，评职称没份儿。家属和孩子们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大家都可想而知的事，就不赘述了。

有文章说，刘宾雁、苏晓康，以及赵紫阳、胡耀邦……现在都被蒸发了，我们这个国家，对某些人和事，习惯于蒸发。三面红旗时代，饿死了人被蒸发了，夹边沟被凌辱而死和饿死的人数也被蒸发，文革整死了多少人也被蒸发了。我很担心咱们这本《往事微痕》，该不会遭到蒸发吧？！本人今年已84岁了，真到了那时，本人也一并蒸发亦无憾矣。匆：即祝大家吉祥。

四川省气象局老干办徐英杰：

《往事微痕》编辑，我们都经历了二十几年的苦难，从五七反右开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信念使我们不畏惧死之，信念使我们战胜任何困难达半个多世纪，我们就在这样条件下生存了下来。文革后打倒了“四人邦”，中共中央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给于我们“改正”，恢复了职务、工龄，我们得到了应该得到的解放。应该说我们可以大吐一口气了，好好地再为这个社会做些切实的工作，然而，从落实政策到现在二十多年，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依然，人格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还是一个泱泱大国的二等公民。

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重視倾听我们的声音，尽管我们都是古稀之年，但我们头脑还清醒，更不畏惧任何艰难，一定要为中国历史讨回一个公道！

四川雅安熊习礼：

近日挑灯夜读雷一宁专集,字字玑珠字字泪.令人感慨万分。

我身为右派,而且是极右,经有共产党人和转业军人的高人指点,很快醒悟了，认识到大独裁者的本质和脸谱。

读雷一宁专集,看49年以后,每年都在搞教育革命,教育改革,其内容实质荒诞无稽,荒谬绝伦，荒唐透顶，混乱无比，其目的就是消灭文化,整人害人,培训奴才。

云南：邵世远：

读《往事微痕》感赋：

霹雳惊雷破禁封，先知警语醒塞恐。

何如五四钟声响，又见中华有正宗。

岂计眼前身后事，欲将历史伏神龙。

若期国运昌隆日，大好时机瞬即纵。

改革三十年述怀：

十年改革起胡云，开放莫忘第一功。

六四风波方向变，自由民主又朦胧。

和谐空喊刀枪慑，人治又成破浪风。

国富那如官僚富，民穷最是自由穷。

北京杜明达：

对杜光序言‘两个不一样’的看法。

杜

先生在给叶孝刚专辑的序言中，提到为什么存在两个不一样的疑问，我的理解是它具有普遍性，并非个别。记得一位与刘少奇有些关系且为之出过力的军官，不肯赴台，以为留下没什么，运动一来，不得已向刘求救，刘指示地方自行处理，无需考虑他的贡献，他的下场可想而知。这里没有什么平等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谁心存幻想，是他个人的事，怪谁来哉？杜先生是否还有一些“书生气”？差异是绝对的。

因尚未看完第二篇，姑且提这一点.。希望认真考虑！

读者陈显琰：

当我拜读每期《往事微痕》之后，都能使我往上看，看到了阔天；再立足环视，扩大了视野；俯首朝地下听，倾听到了许多冤魂的呻吟声，这一切都使我感慨万千。从值得欣慰的方面看，在劫后余生之年，还能听到各地一些历经各式各样磨难至今还挺立的幸存者所发出的倾诉声，也得知许多解封的史实和学术研究的独到见地，使我茅塞顿开并获得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我辈之间虽然学历、经历不一，社会背景与地位不同，但“五七”的历程使我们的心灵相通。除此之外《往事微痕》诸位义工不计个人得失而无偿地、孜孜不倦地为我们默默无闻地服务的奉献精神，我们发自肺腑的感激。在此，只有祝愿您们健康、长寿！以表谢意。如今后印刷费用及邮资不够支出，请您们随时告知。

现住址：福建省建阳市西桥新村江景公寓中单元701室联系电话：13859314751

浙江嘉善吴明海：

两次收到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18号楼11门403号博先生寄来的《往事微痕》（第22、23期），请代为致谢。阅后，深为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所有文章，及其丰富的思想内容所感动。本人也是亲历者，感触尤深。在当局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情况下，这种以自费印刷的形式，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往事”可以留下这段历史记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历史，以史为鉴，让苦难的历史不再重演，以便去建设真正的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本人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博先生汇去《往事微痕》的工本费，表达个人的心得体会，以示对编者的敬意和支持。顺致敬礼！

浙江绍兴周永宝:

《往事微痕》望借一角，将此生不幸遭遇有所披露。

我出生于浙江省龙泉山区的一个农村，毕业于龙泉简易师范,1949年后在本县农村小学任教。

我在1957年与道太区教育工会主席写一份鸣放综合稿被划为右派，留校监督改造。59年县委宣传部通知：凡留校任教的右派分子全部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1961年初秋某日，我被党委书记押阵和五个右派去三溪口山上割玉米草，高温加上骤然的暴雨使我险些丧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农场会计张敏（摘帽右派）向领导告密说我组织“反革命集团”，同时在抄家中抄出一份“鸡身宪法”诬为反革命纲领，于1966年9月14日送进牢间关押160天，因无真实依据，1967年2月20日

释放回农场。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被游斗三、四次。

1978年改正后被安排在龙泉第二中学做后勤管理食堂工作，到83年才建立家庭。

92年退休，现迁居绍兴市安度晚年。

编者提示：

尊敬的朋友、难友、战友：你们好！

由于我们都是老人义工，年龄偏大，又无钱雇請打字员，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输入处理大量的文字来稿，希望来稿最好是“电子文件”通过电子邮箱邮传。我们知道很多难友都不会操作电脑，但可以請儿孙们帮帮忙，要不自已下定决心学一学。学会电脑学会上网，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视野之宽、速度之快决非报纸、杂志、电视所能比及，和亲友通通信、聊聊天、千里之遥如在咫尺……。我们也都是七十多岁才学电脑的，入其境方知其美，它现在早已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和得力帮手了，不然我们也根本无法编辑出版《往事微痕》。其实使用电脑并不是很神秘的，比收看电视、看DVD难不了多少，老年人使用电脑最困难的是文字输入，买一个“手写板”(例如汉王手写板)汉字输入就象在纸上写字一样了容易了（出售电脑的地方有卖）。然后找会电脑的人指点一下，用不了几天就会使用了，在使用中学、在学中使用，会给生活平添了无限的乐趣，会觉得自己又年青了许多。我们五七老人都是聪明有毅力的人，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学会。有什么能难住我们？又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永远是坚强勇敢的人，永远是生活的强者！

现将几事重申于下：

一、凡来信来稿，一律寄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2号楼6-302博绳武先生收。邮编：100007 电子邮箱： wswh57@sina.com 电话010—84072150 手机13263177205

二、凡愿意捐赠和支持我们《往事微痕》的，需要留名回信的，請将捐款赠款直接通过邮局汇至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黄静女士收。邮编：101100，查询电话：13161294500。

三、不需要留名和回信的，請将捐赠款通过银行直接汇入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开户名葛亮：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因汇款不显示人名，若需核实，汇后請来信告知，以便我们查对）。

四、因难友王玉林患病，从现在起寄书工作改由李家骙难友负责，如有漏寄、错寄或未收到者，请直接与他联系。李家骙难友电话：010-84210475 手机： 15311651309

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工作，只能在各自家里忙着做事。我们做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仅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往事微痕》一月两期，每期8至9万字，就是我们几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折腾，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

《往事微痕》编者 2009年6月25日

① 1958年6月1日

《红旗》杂志创刊号发刊词：“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全国各地在认真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迅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① 关汉卿散曲《不伏老》：【南吕一枝花·尾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蹦踘；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