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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推动改革 促进民主
第20期 （友谊交流，免费赠阅）
2009年4月5日
目 录
沙叶新：什么是知识人？知识人的标准 2
胡德平：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的叶剑英 3
丁 东：终止文字狱 10
燕遯符：“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别解 15
张允若：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17
小 凤：心中的碑文 22
廖亦武：作曲家王西麟创作道上的坷坎 24
李曰垓：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 43
铁 流：杀人不见血的沙坪劳改集中营 51
王铁生：《复 活》 64
陶渭熊：画矛成右派 千古荒唐事 67
张鹿呜：泪祭长眠在兴凯湖的右派长辈们 70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下） 71
倪艮山：三 叩 鬼 门 关 78
曾伯炎：中国上访大军的先行者-悼汪岗 80
来稿选登： 82
杨 枫：我为什么成为共产党的“死敌” 82
李运禹：一群底层“右派”祭奠亡友 84
马鹤鸣：十六字方针的罪恶 85
胡正华：我悲惨的右派经历 87
田义杰：一个共产党人的反思 89
新书推荐： 91
附 录： 朱 正：赵文滔《伤害》书序 91
友谊回声：魏青、许为南、沈辂、李国涛、关家麟、岳三立、
戴家琮、黄拔荆、王桐纲、金为民、李兆祺 94
沙叶新：什么是知识人？知识人的标准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炒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做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
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
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标题为编者所加）
胡德平：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的叶剑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马上就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话要说，要纪念那些最有感触、最有意义的事情。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是一篇应该很好回顾、学习、纪念的重要文献。纪念应有慎终追远、承前启后的意义，还要有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价值。人们对以往历史的兴趣总是和对当前生活的兴趣呼吸相通，连为一体的。
倡导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叶剑英是我国十大元帅之一，开国元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与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不朽功勋。
但“四人帮”究竟是什么人？代表一种什么社会力量？在揭批“四人帮”的前两年，普遍的认识还没走上正路，甚至还十分荒唐！
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既然资产阶级是我国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那么“四人帮”当然就是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当然就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了。既然毛泽东把这种敌人称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这顶帽子从老干部的头上摘下，扣在“四人帮”头上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了。那时的批判就是这样做的。
“四人帮”倒行逆施，人神共愤，罪恶极大，但上述这种批判能服人吗？不但不能服人，而且发展下去终将葬送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信誉，还会给人一种成王败寇的印象。什么时候我党的理论水平低至这样一种可悲的状态，好象不给“四人帮”戴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就不足以置“四人帮”的理论、路线于死地。这一情况非一朝一夕所致，自1957年反右以来，一直如此。在把“四人帮”作为走资派批判的高潮中，某国家机关在1976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反对在市场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指责“四人帮”唆使地区之间搞“自由贸易”。这样的批判只能让“四人帮”讪笑于地下。他们会说：今日之中国才是资本主义呢！谁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谁在和美帝国主义开展经贸合作，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算不算资本家？我们“四人帮”坚持的是无产阶级彻底“全面专政”，资本主义的尾巴长出一寸一分都要无情割去，每人每时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兴无灭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听起来好象也确有几分道理，好象确是在维护社会主义，但是可信吗？
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
“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98页）
我说叶剑英是“倡导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是指在最有资格纵论放言的开国元勋中，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第一人。当然，有此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在党内外已零星露头。可以说叶剑英是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观察、研究“四人帮”，并与之周旋最久的一个人，时间比周总理还长。他的认识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均有重大意义。这是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个大前提。他认为：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 （同上，第501页）
“四人帮”及重要骨干的经历、地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非常非常一般。他们的崛起完全是在一种特殊关系光环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动之实的阴谋手段扶摇而上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
“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同上，第501页）
毛泽东晚年有一个非常吓人的错误，就是把自己、把无产阶级专政概括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无疑为“四人帮”兜售其奸大大打开了可乘之门，江青接着就叫嚷：“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叶剑英对此十分激动地说：
“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同上，第501页）
在叶剑英看来， “四人帮”既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残害全国人民；又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绞索，扼杀科学文化。其实“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所以叶剑英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同上，第501-502页）
当时，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虽已启动，但还未形成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不少党员、干部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叶剑英对此深有感触地说：
“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来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同上，第501页）
叶剑英反对封建主义绝不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有深厚理论根底和丰富阅历的。1980年6月他对耀邦同志说：
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还是个封建社会，还是农奴制，农民还是奴隶，我们不要把自己降为一个奴隶。……孟夫子都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个孔夫子不行，三天没有皇帝他就饭也吃不下了。
好在叶剑英并不孤立，从民主革命走过来的许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维汉十分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李老，李维汉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对耀邦同志详细说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
耀邦同志对李维汉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他回答：“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并建议他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
半年之后的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诚恳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他的开场白是：
“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石光树研究文集》第158页）
李维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他十分清楚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交谈中，他又说：毛主席批判教条主义，从1930年算起有十五年，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十年。但对封建主义在党内的遗毒毛主席没有完全认识。他认为：
（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不足，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同上，第162页）
小平同志的反应相当敏锐、及时，全力支持他的意见。邓小平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指出“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宣传。第二个行动就是在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的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并要与“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联系起来。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合理合法地成为我党的一项重要决议，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从而成为我党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二十年后，党内有人竟在海内外散布一种舆论，说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真不知有何证据？情况越是复杂，叶剑英作为“破除封建主义迷信的第一人”，他的眼光、胸怀和对党的负责精神就越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纪念，并知道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封建主义遗毒的关系，其意义是何等重要。
躬身力行民主法治的委员长
我军十大元帅，都从长期的战争中走来。元帅们一直秉承了井冈山时期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视人民为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打江山，是军中战神，而绝不是轻言征战，以“杀戮为耕作”的粗野武夫。元帅们（除一人外）普遍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讲民主、讲军事民主；讲纪律，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军元帅中以雍容儒雅风范统领大军的就不乏其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讲了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民主、法治。这是三中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它直接影响了此后三十年历史的进程。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后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都有充分的论述。本文只想说明一下叶剑英为何如此重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民主与法制问题。
首先，叶剑英十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十分清楚提出这一革命任务的全部现实根据，就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对这样一个社会，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时还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是欧洲启蒙主义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文化旧民主主义视之为福音，新民主主义也举之为旗帜，资产阶级要利用，无产阶级也要利用；资本主义奉为神圣，社会主义也不能排斥。但在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并对从孔夫子一直到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作出全面科学总结之时，绝不能把封建社会形成的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君父观念的伦理纲常、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人身依附的宗法关系的次生形态，移入当代社会，移入共产党内。
叶剑英的革命生涯，是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并直接追随过孙中山先生，接受过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世界大同的博爱思想，在此基础上，又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四人帮”大批民主派，象叶剑英这样的老同志怎能服气？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时，叶剑英已是有51年共产党党龄的中共领袖人物了。他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这次会议上，高举民主与法制的大旗，并以此批驳封建法西斯主义，总结“文革”教训，瞻望未来，意义是极其重大深远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对“四人帮”及文革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民主和法制问题。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在国家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民主、自由，都有行使自己民主自由的权利。任何民主都有其公开、透明、公平的程序。这些程序都要和法律相配套。民主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但是程序民主，也要摆脱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不断向实质民主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文革”就无从发动，刘少奇作为共和国主席就不会手持宪法还无法制止文革对他的羞辱和迫害。
但“四人帮”及极左路线竭力要制造一种恐怖，鼓吹“民主”是虚伪的，“法制”是禁锢革命行动的。正如叶剑英在讲话中所言：
“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只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它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叶剑英选集》第497-498页）
只有在民主法制问题上“四人帮”制造了混乱，通过党报党刊党的电台撒下弥天大谎，他们的奸计才能不受任何检验，畅行无阻。
第三，叶剑英在总结“文革”教训时，从民主法制又谈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这年的3月5日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国的人大在1954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这是一部反映人民意志的好宪法，但没有认真执行，没有正确处理好党、政府和人大的关系，随着个人迷信的盛行，任何一项运动，最高领袖任何一个指示，都可以冲击宪法，高过宪法，所以人大落下个“橡皮图章”之讥。叶剑英如何对待这项工作呢？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明心迹：
“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么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同上，第500页）
叶剑英公开讲出人大常委会是否可能会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这些话来，我想在我国的人大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吧！叶剑英对民主法制问题看到了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封建法西斯分子在党内兴风作浪，窃取国权、党权；一是着眼未来，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健全民主法制，一定要加强民主法制的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他代表人大常委会向中央工作会议表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同上，第499页）
说起来也怪，1954年第一部宪法诞生之前，我国倒是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工会法”、“婚姻法”。宪法出来以后，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遑论什么“物权法”了。
叶剑英还说到“各种经济法”，自然也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挂上了钩。1979年，也就是叶剑英荣任委员长的第二年，人大以叶剑英的名义，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部经济法。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二年——1978年，他荣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五年后的1983年3月25日,他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代表,不列入六届委员长候选人名单。1985年9月他与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躬身力行为我党废除封建性的终身制，实现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作出光辉榜样。1986年10月22日午夜过后,叶剑英在北京住所病逝,享年89岁。随后安放叶剑英遗体的灵车在全家的护送下,于当天凌晨三时静静、默默地驶向三○一医院，沿途不设岗、不布警。当天下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大会上，耀邦同志宣布了这一噩耗，全体人员起立默哀，全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党在肃清封建主义遗毒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如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还缺乏“以人为本”的思想，颠倒了群众和公仆的关系，人治重于法治；对人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的意识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地方存在的人身依附、官本位，以权谋私等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以言代法、执法不公，选择性办案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家长制、一言堂作风仍有相当的市场。这些老问题应抓紧时间解决，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新时代的众多课题又不断扑面而来。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何产生许多惊人的权贵资本？对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团结、引导、帮助、教育？就说“三农”问题吧，现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社会课题。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利益的巨大反差是什么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等级问题，这绝不应是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毛泽东有论：“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5页）
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消灭了社会上的等级现象，社会主义民主应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阶级。在这方面，我党既有补课任务，又有开拓前进的历史责任。
我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利益就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就是全国人民利益的集中反映。“只有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也是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过的一段话。今天回顾三十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幕，人们仿佛还在聆听他的报告演讲，他那雍容大度的仪态，仿佛还在鼓励我们完成未竟的崇高事业。
2008年9月19日
丁 东：终止文字狱
中国是一个文字狱源远流长的国度，也是一个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追求思想自由的国度。正如李锐的两句诗所言：“自古文章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的理念。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思想自由的普世价值。公民有权批评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成为民主国家的通例。哪个国家继续实行以言致罪，尤其是以表达思想致人死罪，已经成为文明人类共同谴责的暴政。
然而，毛泽东从1949年开始执掌中国政权，文字狱就不曾间断。胡风案、反右派案、反右倾案，就是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几起影响面广、受害者数以十万计的文字狱。到了文革时代，林彪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1967年颁布了公安六条，文字狱进一步升级，国家机器制造了一系列因思想言论致人死罪的惨案。著名的有：
林昭案。林昭批评了集权，主张人权与自由。1969年 4月29日枪决于上海，时年36岁。
遇罗克案。遇罗克批评了官方在出身问题上的人权歧视。1970年3月5日枪决于北京，时年27岁。
陆兰秀案。陆兰秀的知名度不如前两人高。她生前是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4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共产党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她从事过理论工作，较为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都促使她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产生了怀疑。最初，她只是不满文革中的某些现象，比如批斗她所信任的领导干部，继而不赞成打倒刘少奇等领导人。她曾经寄希望于毛泽东、林彪，想通过上书，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但她的努力，马上招来残酷的迫害。在失去人身自由的严酷环境里，她明确地提出，文革是历史的倒退，是毁灭性的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冒死呼吁立即结束文革。对于当时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说：“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立刻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照毛主席一贯政策，无条件解放还没有解放的干部。不要他们再多作检查，不要他们认罪服罪。已经没收的文件、书籍、用品，凡未上交可以整理出来的，请一律发还；发还冻结的存款和扣发的工资，避免影响本人和实用性家属生活，对低于一般工人生活的，请酌情补发。如因生活残疾病等问题有债务的，也请发还部分，使够偿还。”“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不是共产主义方向，无论锣鼓多么热闹，大红花多么热闹，多么鲜艳，欢送多么热烈，本质是不会变的。”追根寻源，她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问题出在毛泽东身上，出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她在一篇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可能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并且，她寄希望于党内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出来结束这场灾难。陆兰秀已经触及了毛泽东本人的问题。1970年7月4日枪决于苏州，时年52岁。
张志新案。对于毛泽东，张志新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以前中国大陆的各种报道，往往回避这一方面，所以公众只知道她反对江青等人、遇难前被割喉管极为惨烈，并不了解她的思想深度。她1969年8月25日写的一篇交待材料中明确地批评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她认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整彭德怀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她不赞成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判。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她认为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搞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这次错误路线已经发展到难以用一般的方法克服的地步，发展到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的严重程度。难以克服、纠正的原因，认为有以下几点：
1. 错误路线一方，过去一直是拥有着全党全民的信赖。因此，矛盾
在短期内难以揭晓，揭露矛盾的阻力在短期内难以清扫。
2. 错误路线一方，在这次大决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表现在拥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及其核心的核心——军权，在大决战激战前砸烂了公检法和宣传舆论机关。从政治上、组织上、舆论上都作了充分准备。斗争一开始，就占了压倒优势。在斗争过程中两条路线虽经反复较量，正确路线未见决定性成效。因而表面看事态未得扭转。错误路线一方在激战中，由于在客观情况迫使下，不能不对斗争作策略上的改变，但结果不是促进事态朝正确方向发展，而是使它相对地、较有利地维持下来和顽固下去。（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
3. 错误路线从开始就以马列主义为装潢，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继续搞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新贡献，来装潢和掩盖自己错误路线的实质，一时还蒙蔽着广大革命群众。
4. 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扩展到全党全民，它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掩盖了宗派主义斗争的本质．使宗派主义的错误和运动中一般群众运动的缺点、错误混淆不清，因此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反动实质未能及时被揭穿，反而把问题和责任转嫁于群众运动。
5. 这次路线斗争在其进程发展中，从手段和方式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路线斗争的范畴。就其实质来说，早已是阶级独裁和阶级专政的关系。集中标志的事件，可以说从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路线斗争色彩已基本宣告结束。因此要改变、纠正这个错误路线，也只能以阶级独裁和阶级专政的方式予以解决。”
张志新的思想，应当说具有相当的深度。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
以后对毛泽东晚年的批判，也没有超越这个深度。张志新于1975年4月4日枪决于辽宁，时年45岁。
毛泽东逝世于1976年9月9日。但因毛泽东而酿成的文字狱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结束。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判死刑的冤案还在继续发生。这里只举两例：
王申酉案。王申酉于196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3年，他就在日记中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1964年，批评思想独裁；1965年，他批评“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年，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67年，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划了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被捕。他在1976年11月写的长篇“供词”里，全面反思了毛泽东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错误，明确否定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等政治运动，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被枪决于上海，时年31岁。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的理由是：不杀王申酉，对不起毛主席。
武文俊案。武文俊是湖南溆浦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教师，1976年匿名投书国务院总理，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有十条：
1.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现在所谓 “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2. 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段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
3. 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4. 建立一支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警察，解决民事纠分和刑事犯罪。
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5. 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
6. 发展工农业生产。
7. 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8. 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9. 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10. 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武文俊的信是1976年4月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7月25日夜里，他就被捕了。167天以后，他在溆浦被枪决，时年40岁。
和林昭、遇罗克、陆兰秀、张志新、王申酉不同的是，他们后来都由官方出面平反昭雪，而武文俊的亲属1980年开始上诉，要求复查。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至今他也没有获得来自官方的平反。
毛泽东去世后的两年间，在中国大陆被判死刑的思想犯较为知名的还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在山西，有一个所谓“第四国际案”，实际上这些人也是不赞成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为首的张明、赵凤歧在1978年被判死刑。当时中共已经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高人民法院急令山西当局刀下留人，他们才幸免于一死。山西省分管政法的领导人不是为自己没有成为千古罪人而庆幸，而是后悔动作太迟，没有赶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之前把张、赵置于死地。
以言致罪，因思想杀头的血腥传统，固然可以远溯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毛泽东及其身后的一段时间，与之相比也不“逊色”。毛泽东本人就说过，秦始皇不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没有他多。在那个时代，各级领导干部中，意识到公民有批评领导人的权利以及不能以言论和思想给人定罪的，没有几个。杀害这些思想烈士，都是在各省市党委的常委会上讨论过的，讨论时不赞成杀人的极少，敢说他们无罪的恐怕连一个也没有。
青海省有一个知识分子叫陆锦碧，是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他在1969年写了一份万言书，批评反胡风和反右派是违宪行为，三面红旗是主观唯心主义，彭德怀案说明党内缺乏民主，《炮打司令部》是公然制造党的分裂，发动内战。并提出恢复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废除文字狱，建立国家赔偿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取消奴化教育，实行教授治校，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农村实行三自一包，缩小剪刀差，改善农民生活，精简机构，减少军队，减少对外援助，发展对外贸易，抛弃闭关锁国，改善中美中苏关系，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等治国政见，也在1971年冬天被西宁市公安军管会一审判处死刑。时任青海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郑文卿对他表示同情，于是在复核会议上提出重新调查某些细节。到了1972年，“一打三反”的风头过去，陆锦碧被改判20年有期徒刑，总算捡了一条命，等到了80年代的平反昭雪。据他说，当时另外两个政治犯，就在1971年被枪决了。像郑文卿这样的共产党官员，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大陆因思想而杀头的历史，终结于胡耀邦时代。而以言致罪的历史，则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什么时候公民有权自由地批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不必担心因此获罪，中国才算真正进入了政治文明。
燕遯符：“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别解
何谓“别解”？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句话共十个字，出自《论语》阳货二十五章。全文是：“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圣人把女子与卑鄙小人归为了一类，贬斥之意，明明白白。
本文拿出这十个字来，作一番别样的解释，赋予它全新的涵义，故称“别解”。“别解”有一定难度，我知难而上，逐字推敲。
释“小人”
《论语》中“小人”一词有确切的界定。作为“君子”的反义词，它特指品行卑劣之辈。在“论语”之外的普通汉语中，能够为“小人”找到什么别的解释吗？能够。它还有另外一个反义词，叫做“大人”，也就是成年人，因此“小人”可以解释为小孩儿，江浙一带有些地方方言还真把小孩儿叫做“小人”；此外，“大人”也指当官的一类大人物，例如“知府大人”、“巡按大人”、“包大人”、“狄大人”等等。因而“小人”指的便是不为官的平民百姓，包括山野村夫、市井小民等等。总之，在普通汉语中，“小人”可以指小孩儿或平民百姓。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比较看重直觉，放任性情，类似小孩儿；女人也比较淡泊名利，不在乎什么有出息还是没出息。用林妹妹的话来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更接近于平民百姓。如此看来，把“女子”与“小人”这两个词捆绑在一起，便十分恰当，并非侮辱女子。
释“难养”
再看“难养”的“养”字。它可以与别的字搭配在一起构成许多不同的词。例如赡养、饲养、喂养等等，都有养活的意思。但是比起男子与大人来，女子与小人更加皮实，平均寿命也更长，倒是不难养活。
“养”的另外一些搭配有培养、教养、驯养等等，都有驯化的意思，原指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家禽。鸡、鸭、鹅、猪、狗、猫、马、牛、羊等等便是家畜家禽，由比较容易驯化的野生动物驯化而来。它们的祖先本来生活在山林、原野、湖泽、草地，每天都要自己去觅食，很可能饥一顿、饱一顿，还要面对天敌的追杀和雨雪风霜的威逼。自从被人类驯化，一日三餐便有了着落，鸡食、猫食、狗食以及各种草料准时送到嘴边。还有鸡舍、狗窝、猪圈、牛棚之类建筑物遮风避雨，真正是个安乐窝。美中不足的是，总要对主人有所回报，或许充当鹰犬帮助猎杀野味，或许去做推磨、拉犁、负重之类的苦役，至少也要成为憨态可掬、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的宠物。更惨的是到时候就被送进屠宰场，变成了人们的盘中餐。
也有些物类秉性刚烈，情形便有所不同。我见过一只小麻雀，它被人逮住关进鸟笼，里面放了两个小罐儿，分别装着小米儿和水。可是小麻雀不吃也不喝，不停地尖叫着撞鸟笼子。哪里撞得出去？两三天就死了。真傻，把小命儿丢了。可它并不是一无所获。小麻雀之死多么美丽啊！它高贵的雀灵终于冲出鸟笼，飞上自由的蓝天，翱翔于宇宙太空。也避免了子子孙孙们世世代代被囚禁在牢笼里，任人役使，任人摆弄，连基因都被改来改去，成了些“没种”的东西。人们于是说，小麻雀“难得驯化”或“难得驯养”。
于是，可以对《论语》中那个著名的命题做出这样的一番解释：那其实是说女子与小人像小麻雀一样刚烈，一样“难得驯养”。古人在竹简上书写，惜字如金，所以简写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个命题，还可以对称地等价表述为“惟男子与大人为好养也”。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跟小麻雀似的死心眼儿，他们必须立志干一番事业，当个人上之人的大人。当了大人之后，更要兢兢业业争取当更大的大人，至少要诚惶诚恐地努力保住已有的位置，免得掉进小人队伍中去。这样，他们便不得不低首敛容、唯唯诺诺、察言观色、揣摩心意。必要时还得有本事把思维的逻辑和眼见的事实通通扔到一边去，硬是要看出来光腚的皇上穿了漂亮的衣服。当然，他们可能得到十分丰厚的回报，却也有“伴君如伴虎”的危险：撒过什么谎，有时自己也记不清楚，头一天说那衣服上绣的是金色牡丹，第二天记成了银色芍药，就犯了欺君之罪，后果便不堪设想。女子与小人的情形却不相同。老天爷赋予女性生养万物的使命，小人要吃饭穿衣过日子，这些都是要动真格儿的事情。所以她们必须直接与生命对话，掺不得半点儿虚的假的。于是养成了求真的品格，硬是只看得出光腚的皇上光着腚。这就是所谓“难养”。于是常常得不着好果子吃，甚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可只要还有一口气，女子与小人九死不悔，照旧“难养”。
用性别和身份来判断一个人好养还是难养，的确目光如电。不过应用到具体人身上的时候，还需要参考他（或她）的心性。例如薛宝钗身为女子，但满脑子功名仕途，便也好养，因为她巾帼不让须眉，精神上和男子与大人同类；相反地，也有些男子汉大丈夫虽然身居要职，地位显赫，却也为所当为，义无反顾，全然不拿自己高贵的身份当回子事儿，大不了去当平民百姓，再大不了去步那以身殉灵的小麻雀的后尘， 落一个死而无憾。这样的男子与大人便也难养，因为他们精神上和女子与小人同类。
“好养”与“难养”，这是两种不同的精神与品格。孰优？孰劣？孰好？孰坏？对每一个个人而言，其实无所谓，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样，说不上什么好坏优劣。对于社会、国家和民族，却是另外一回事。歌德名著“浮士德”全书最后一句是：“永恒的女性，领导我们走。”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早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了女子（即小人）精神，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大地才呈现勃勃生机。今天我们要提高全民素质，创造先进文化，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像个人样儿，就不得不大力提倡女子与小人的难养精神。
再说一遍：永恒的女性，领导我们走！
张允若：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一）
三十年前，在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是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结束了长期禁锢中国人头脑中的教条和迷信，推动了全国上下的拨乱反正和观念更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讨论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但是，这场讨论的着重点，在于明确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在于指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更不是某个伟人的金口玉言，而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这场讨论并没有更多地探讨人们怎样在实践中认识和判别真理的问题。实践应该是判别真理的惟一标准，但是面对同样一种实践，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把成功的实践视为失败，有人把失败的实践视为成功；有人把罪恶的实践视为善举，有人把造福的实践视为罪行。那么，究竟应该依据哪一种认识、哪一种结论来判别真理呢？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必须保证人们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的权利。只有让和实践有关的人，都能秉承独立的精神，对实践进行自主的认知、分析、思考，并且在不受压制、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相互之间自由的交流、讨论、争辩，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逐步接近真理乃至充分把握真理。总之，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必然会堵塞通向真理之路。
（二）
这一论断，不仅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所反复证实，而且也为我国人民近百年来的经历所反复验证。
远的不说，就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几件大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雄心勃勃，举起了“三面红旗”，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他们依靠反右的政治高压开路，鼓动狂热的群众运动，浮夸吹牛瞎指挥，企图在三二年内把粮产量和钢产量翻番，强使各项工农业指标突飞猛进。结果事与愿违，弄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出现了三年空前的大饥荒，饿死灾民三千七百万。灾难发生之初，党内已有不同见解，彭德怀等人为首的务实派已经对“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提出警告和规劝；可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陶醉于各种假象，专横独断，不仅不思调整，反而变本加厉地大反右倾，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跃进”。在灾难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有责任感的省区干部，冒着政治风险，开仓赈灾，解救了部分灾民；某些社队试行包产到户，发还社员的自留地，遏制了饿死人现象的扩展。可是这样的善举马上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恶行，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处罚。迨至灾难后期，全国农村已是饿殍遍野，并且出现了河南信阳地区死人百万、甘肃通渭县死人三分之一的恶性事例。材料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御笔竟然批示说这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致，下令要搞“民主革命补课”。于是各地就在基层干部中大挖“阶级敌人”，关的关，杀的杀，进一步扩大和加重了本已十分惨烈的灾难。总之，从1959年到1961年、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三年实践的成败是非本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竟然会黑白颠倒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咋舌。即使在事过境迁之后，几代执政者仍然对这段灾难躲躲闪闪，轻描淡写地把这三年说成是“自然灾害时期”或“困难时期”。可见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要揭示实践的真相和真谛，简直是与虎谋皮。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更加糟糕。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借反修防修之名，排斥异己，大整对他有过异见的“党内走资派”，把一切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统统打翻在地，还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折腾了十年，“死了二千万，整了一亿人”，使国家陷于严重的混乱和灾难。面对这种乱象，党内外不是没有抵制的。1967年怀仁堂的“二月事件”便是领导层不同意见的一次摊牌；至于在民间，张志新、遇罗克等志士都有过石破天惊的质疑和批评。可是这些声音连同声音的发出者，全都被扼杀以至消灭。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看来，这种全国性的动乱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声称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们不以这种荒唐的“实践”为恶，执意要把这种恶行延续到永远。要不是毛泽东寿终正寝，要不是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覆灭，这种荒唐的“实践”还不知要持续到哪年哪月。可见，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再清楚明白的实践，都无法自动昭告任何真理的。
和上述情况相反，一旦突破了思想的禁锢和政治的专断，有了一定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人们就能很快透过种种谎言和假象，找到真理，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在这方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断本身的命运就是个例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条十分朴实的真理。可是在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在领袖的金口玉言被视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迷信盛行的环境下，这条简明而朴实的真理是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谬论的；即使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在两个“凡是”束缚着人们头脑的氛围下，要公开地主张并传播这条真理也是大有风险的。只有经过全党上下一二年的努力，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各地报纸的广泛议论，使得两个“凡是”的禁锢被逐步消解、言论自由的窗户被逐步打开之后，这条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才得以重见天日、广为传播。
人们都知道，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重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而这样一种拨乱反正、回归真理的转变，就是在有了相对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取得的，就是在全会之前举行的长达38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与会者敞开思想、激烈而又自由的争辩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开辟了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正确道路。这样的实践，在五、六十年代是被视为危险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严厉批判和严格禁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和言论的开放，这样的实践才逐步得到认可。从1979年到1981年的三年间，围绕这一实践，党内党外、媒体上下，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光是在《人民日报》上就发表过大量的读者来信和讨论文章。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争论才使更多人看清了这项实践的利弊和意义，使得更多的干部接受并支持这项变革，从而促使中央在1982年的文件里最后确认了它的合法地位。以此为发端，也开启了全国农村改革以及城乡全面改革的征程。
综上所述，结论十分清楚：我们在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命题时，必须同时确认“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的命题，必须高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旗帜，才能揭示实践的正确答案；否则，实践的真谛不明，真理是无法判明的。
（三）
言论自由是当代社会公认的公民权利，它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不过，本文主要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论它，而是侧重于哲学的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明它对探索真理的意义。
在我看来，言论自由是个总题目，它涉及诸多方面和诸多领域。首先，它和思想自由是互为表里的。言论表达思想，言论自由以思想自由为必要前提，思想自由以言论自由为外在体现。其次，言论自由的实施，有语言形式（语言、文字）和非语言形式（音响、图像、体语、其他符号），主旨全在于表达和交流思想，所以言论自由也可以称为表达自由、交流自由。再次，言论自由指的不仅是人们正面直接的表达交流，它实际上涵盖所有精神生活领域的表达和交流，诸如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文学艺术领域的写作自由、表演自由，大众传播领域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人际往来中的通信自由等，说到底都是言论自由的具体体现。
总之，言论自由是人们通过各种语言和非语言方式表达思想观念的自由，它是人们从事精神活动的基本自由。只有充分保障这种自由，人们才能通过各种精神活动，有效地认识外部世界和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地认识和把握真理，整个人类社会才能在不断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向前发展进步。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规范和引导人们在精神领域的种种活动，但是决不可以非法地压制、限制或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不仅违背普世公认的人权原则和公民权利，而且必然会妨碍人类社会对真理的认识和探索，堵塞整个社会通向真理、通向进步的道路。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决不会是个公正、平等、和谐的社会，决不会是个充满生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公众已经普遍认可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可是，有些人却把这一观点作为套话来背诵，他们不愿或者不让别人对“实践”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讨论。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以往的“实践”，能回避则回避、能掩盖则掩盖，还把某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列为敏感话题，设为政治禁区，不许反思、不许谈论。对于当今正在进行的“实践”，更是要确定调门、保持一致，不许说三道四、有所议论。于是，从方针到路线、从理论到体制，存在就是合理，只能肯定、不能质疑。据说，“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中国特色的路线是无比正确的，这种中国特色的体制是无比优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是要传承千秋万代的。那末，为什么还要举“改革”的旗号呢？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旗号的必要性，所以必须继续举下去，反正退也“改革”、进也“改革”。一旦这样的“改革”付诸实施，“实践”检验的结果必然又是正确的、优越无比的。总而言之，“实践”的解释权完全垄断在某些人手里，所有媒体和出版物都要和他们保持一致，大家都要竞相唱响这曲既定的“主旋律”。
这种做派，显然同三十年前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的初衷南辕北辙的。当年用以解放思想的口号，如今却成为某些人用来垄断真理、索缚他人思想的手段。因此，为要推动新的思想解放，就必须从旧的论断前进一步，解决正确认识实践的问题；就必须明确宣告：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就必须郑重呼吁：还公民以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公民普遍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会让少数人垄断对“实践”的解释、把他们宣传的所谓“真理”强加于人，只会使我们的国家永远在禁锢思想、集权专断的老路上踏步徘徊，而不能大步走上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个正确的命题。但是，面对同样的实践，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结论；那末，到底依据哪种结论来判断真理呢？这就要让人们都能对“实践”作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讨论。为了防止某些人垄断对“实践”的解释，为了杜绝某些人把他们的伪“真理”强加于人，就必须同时确认“言论自由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这一命题。任何压制或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必定会堵塞通向真理之路，必定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2009.1.）
小凤：心中的碑文
妈妈，安息吧，你太累了……
1月11日凌晨，你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你是重症监护室里各项指标最差的患者，曾一度中止了心跳和呼吸。我们天天头悬利剑，陪着你闯关，3天一个坎、7天一道关……听医生说，你的脑部出血竟然吸收了不少，我们的心中又燃起一丝希望。随后你的肺部感染日益严重，高烧40多度，经过好几天的物理降温后，终于退烧了，但尿液越来越少，下肢、上身和脸开始肿胀，药物已经不起作用。
你以87岁的高龄在医院里苦苦抗争了27天，医生都说你已经创造了奇迹……最终奇迹未能延续，你的生命已经不是靠精神和毅力可以支撑。撤下呼吸机后，你很平静地去了……妈妈，我知道你推崇安乐死，但是在当今世界上，“安乐死”仍然任重而道远。遵照你的遗愿，遗体捐献给协和医科大学，完成了你最后“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心愿。
妈妈，你太累了……
10日你还在给老朋友、小朋友签名送书，还发给我们生气盎然的电子邮件。至今我的邮箱里，仍保存着你最后发来的《比人好看》，27张动物组图，时间永远定格在2009-01-10 16：57：59。
你的一生都是在抗争，你太累了！
我是你避孕失败的产物，因为医生吓唬你，才留有了今天的我。在采访工作中你匆匆赶回北京，差点把我生在四川。你几次在文章中提到，四年生了三个孩子，耽误了大好时光。
'57年你向党说真话，被打成右派，那时我4岁。
从我懂事，能见到的就是从农场改造回家休假的你，我们叫你：阿姨！
我永远记得你端着煮好的山楂酱，用小勺喂我们兄妹三人，为的是听到我们叫你一声：“妈妈”。
我学龄前就不断地要回答：“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你跟谁？”“跟奶奶！”我毫不迟疑。
我8岁时和大哥随着爸爸到了昆明，一年多后，二哥也离开你来到昆明，奶奶说你不想我们兄妹分开，从此你孤身一人在北京。10岁时我们又迁到内蒙古。
你千里迢迢南下北上来看望我们，我至今仍记得你那憔悴的面孔和疲惫的身影。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从儿童夏令营回来，不见了大哥二哥，才知道他俩偷偷乘火车跑到北京找你，害得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报警。当他们与你分别时，恋恋不舍，你挥着手说：“不要难过，我们四海为家……我们四海为家！”
文革期间你要去干校，不知一去之后何时可返，希望见我们一面，我和大哥去看你，那时你被驱赶到报社北蜂窝宿舍。小小的一间平房，根本住不下我们，我挤在一家好心的工人家中。你烧蜂窝煤炉，我煤气中毒，是善良的邻居给我吃白萝卜解毒。许多孩子用石子打你，欺负你，骂你是老右派……你给我买了一张去武汉的火车票，让我去看从未谋面的姥姥。爸爸连发三封电报催我回去，我不从，那年我不满17岁，我认识了武汉的所有亲朋。
你在报社小汤山干校时，我去看你，你养了一群小鸡，一吹哨子，小鸡全跑来围着你。为给我改善伙食，你说小鸡是你的孩子，但为了我，还是要杀它们。
晚上大家一起在阅览室看电视，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不看电视只看我，别人偷偷告诉我，我再也不去看电视了，我怕你的“怪异眼睛”。
你在请假回城短暂的时间里，第一是给在内蒙插队的大哥寄食品。你给在兵团的二哥寄信，里面放一块巧克力，信送到他手里，巧克力早被捏碎，如此“小资”，他被朋友耻笑，无地自容。
1977年我即将大学毕业，你写信给上海XX院党委，要求把我分配到你的身边——北京。接到你这个顽固右派的来信后，学校立即取消了我的入党和留校资格，哪来哪去，我只得又回到了内蒙。
1978年你的右派改正，大多右派受宠若惊，想不到有这一天，你却说这天来得太晚，为“改正”和“平反” 两个“说法”，至今心中耿耿。
57岁的你，想重返记者队伍，别人不允。为了追回21年流失的光阴，你风尘仆仆跑到全国各地，提着网兜四处采访。没有小车迎送，没有领导陪同，从而被怀疑是假冒的人民日报记者，你对此不解，而我心知肚明，世道变了，而你还保留在50年代的采访作风。你发回的文章，篇篇精彩，别人夸你赞你，你却感叹，说这根本不是你应有的水平。
我生了孩子，你写出稿子，你说我们各自欣赏自己的“作品”……你看我天天围着孩子转，嫌我不想着国事民情，让我出去看电影。回来见女儿在小床上，脸上蒙着手绢，你说要制造黑夜，让她安静。
报社给你分了新房，你不肯装修，也懒得添置物品，生怕会拖累你去抢回失去的光阴。
饭做好了，你一个人盛了，躲在一边吃完，洗了碗，不管别人……对物质生活你毫无兴趣，在精神世界里，你却一往情深。
在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大会上，你敢说不……刘荻入狱，却使你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网络的世界使你大开眼界，你在这新的土地上不断收获，不断耕耘……
你不谙世事，不媚世俗，总当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
你年轻时是“傻大姐”，中年时是“顽固右派”，老年时是“老天真”。
你追求真理，你忍受孤立，尽管总是不合时宜，却不让自己说出的话违心。
妈妈，你的一生，是永远铭刻在女儿心中的碑文！
2009-2-18于北京
（作者为名记者刘衡之女）
廖亦武：作曲家王西麟创作道上的坷坎
采访缘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２００１年２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1997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新作品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３年半以后的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士的首席小提琴家EGIDIUSS已经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
气急败坏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像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２４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来听排练的作者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关于这部作品的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了他久久的关于自己的作品的历史使命和创作理念的思考：“２０世纪过去了，２０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２０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既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说话没有思考”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
２００４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３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以及为鲁迅的《铸剑》所作的并由他自己担任演唱的《黑衣人歌》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宇的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热心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下午至２月１１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６７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态。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引起对谈者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由于听党的话按照领导的要求而致的“揭发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 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惟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吓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除了极少数人外，几乎大多不懂西方古典音乐，更不懂交响乐。用马克思的话说叫做没有音乐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文化空白和缺憾！
老 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 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但也不仅如此。这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悲剧，我是为一代受难的活着和死去的人说话。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生命的呼声。很久以来，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心中好像一个巨大的湖泊，我的愤怒，我的悲苦，我的哀伤，我的无奈无助的、被侮辱的卑贱的无声的呼声，无处可诉的一切冤枉，我看到的别人的被不公平，我的许许多多的感慨，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投入里面，慢慢地不堪重负。我感到中国好像是一个漆黑一团的深水潭，我的心也好像一个越来越深沉的大湖，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情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无耻而廉价的欺骗，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情？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但是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没有了！哪里还能有爱情？
老 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19６4年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交响乐》和《第四》《第五》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在清明节做丧事时中年农村妇女的哭坟的调子，还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交响乐》，我把这样的哭腔延长了，由低音提琴演奏整整９分钟。我常有这样的画面在眼前晃动：我眼前没有人，我看见好像是一群灰色的蠕动着的囚徒们的行列，模糊成一片灰濛濛的河流。没有眼泪，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我的音乐开始有９分钟长度的无尽的泪！八把贝斯，音乐的线条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是政治犯们的行列，也就是我心中的苦难的命运的缩影，我想这个命运的原始面貌人类几千年也没变，而中国人的命运就用中国的地方戏音乐，着眼的地方戏几百年都差不多，我用这样的音乐语言浓缩成就这么一段。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噹哐噹，铺天盖地的浩劫和巨大的灾难劈头盖脑的砸下来！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里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头发里、满头满脸全是批斗你时人们恶狠狠地吐的浓痰，粘满你满脸的浓痰，你埋下脑袋，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满屋子的人追着打你遍地爬的一个！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
老 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像《黑衣人歌》，一个不放过。
老 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体”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内心的拷问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残害林昭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像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 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１９４９年就参军了，从１２岁到２０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没有问题，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总是部队打下的一点呀。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的兰州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 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1957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的小高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像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1960年下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 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立马就不“根正苗红”了。我想：我考进学院不就是为了学技术吗？我为何被人家看不起呢？我心里有股劲，我一定要学好技术！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我推去了一切政治活动社会工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 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３０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我才感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迷宫，我积累了大量技术手段。于是在１９６１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４０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２５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 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判。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Ｚ君，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吓了我一大跳。
老 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我就是要搞业务。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６００年历史，６００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所谓１５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 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不，这些都是文革后才逐渐自我解放和叛逆出来的！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 威：有啥不一样么？
王西麟：离群众文化远一点，就离交响乐近一点。我为了进管弦乐团，要尽快完成我的第一交响乐。使用钢琴创作是理所当然，可领导为了刹我的傲气，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一台旧琴堆放在杂屋间，一时冲动，就招呼了几位年轻人，合力将这废弃的琴请出来，准备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后使用。不料轰隆轰隆刚推到走廊中途，就惊动了一位芝麻官员。他挺身拦住：“领导批准了吗？”我答没有，钢琴又被惊天动地地推回原处。这一来，我给团里的印象糟透了，并为此被遣送至号称“１３号基地”的中央广播局发射场劳动反省一个月。
１９６２年秋，老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宗旨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同历次运动一样，先在中央一级机关试点。1963年秋，中央广播局召开动员大会，公开号召群众批评领导，叫作“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老 威：据说这“洗澡”典故也源于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抢救”运动误杀误关了许多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功臣，闹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连军心也动摇了。老毛见这样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于是紧急叫停，斥责了特务头子康生。而自己也亲自跑到３５９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行军礼。并且说，同志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他还说，我是来下楼洗澡的，同志们把水烧烫点，千万莫客气。这流氓天子如此发话，臣民们当然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了。
王西麟：这种政治套路1957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后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约是这么说的：平时高高在上的干部，现在要主动到群众中，接受批评，把思想里的脏东西洗掉。如果主动、虚心呢，就洗“温水澡”；如果不主动，甚至抵触，就洗热水或烫水澡，让他在大批判中受点精神烫伤。这种钓你上钩的诱饵，中国人民在１９５７年见多了，就成耳边风。在一次次动员会上，女同志们都麻木不仁地织毛衣，只有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终于，我在小组讨论中跳了出来。其实我的初衷同众多右派一样，是要推动乐团工作，让自己的音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句行话即“为国为民，助党整风”。
当时上面提倡“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三化方针，对此，我首先宣读了毛主席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著名阐述：“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和古代的优秀文化……”然后借题发挥：“民族化与这一论述不吻合，交响乐也无法群众化。而广播电视化根本就文理不通，与芭蕾舞团提芭蕾化，木偶剧团提木偶化一样可笑。”我强调说：“三化方针等于是无思想内容，无思想前提，无思想方向的三无方针。”
开始我还挺注意语言分寸，渐渐，我的神经兴奋起来，口若悬河两个多小时。“业务不过关，就改吃政治饭，有一大批从上到下的吃政治饭的，凭什么管人？”我当时就这么说。我还提到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来工作的印尼华侨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挤的情况，人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却几乎在Ｌ副团长的手下呆不下去了。
还说了些什么记不住了，总之，我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帮助他们洗澡的。筒子楼里挤满了人，Ｌ副团长和几个干部亲自赶过来做记录，我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 威：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个时代出生的三岁小孩都知道。您可真够执著的了。
王西麟：就这一根筋的脾气，从当兵、反右、炼钢铁、下乡都冲锋在前，党叫干啥就干啥。可后来，交响乐成了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确了，一根筋就酿成了悲剧。
老 威：领导找您了？
王西麟：好几天，上面没任何动静，但谣言蜂起，传的是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我心里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们纷纷躲避，一个筒子楼，都绕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见首席长笛张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静的馆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发愁说：“唉，太没意思了，动员提意见，结果又……”
像头上罩着黑布“熬鹰”，上面觉得火候够了，才约我谈话。在去的路上，我已经垮了，如果那时组织上肯原谅，我肯定会嚎啕大哭，感激一辈子。进了办公室，团长坐在那儿，用恨铁不成钢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后慈父一般叹口气。说实话，团长是延安干部，有阅历，人不错，还是拉大提琴出身。虽然他目前代表组织，但看样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终于，团长说话了，语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可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不私下找我谈谈心。作为长辈，我还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嘛。而现在，性质变了哇，你的发言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右派向党进攻的继续！三化是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制定的，乐团不搞三化，难道要按你的方针走？”
我听得头皮发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团长又说：“又红又专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白专！眼里无组织，无群众，像公鸡一样傲！先是乱搬钢琴，影响极坏，组织上为了教育你，调你去１３号劳动改造一个月，却不见丝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副迷魂药，谁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好几次要表白，团长都打手势阻止了。只听得他话锋一转道：“虽然你与党闹对立，严重伤害了同志们的无产阶级感情，但只要老实认错，组织仍向你敞开温暖的怀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可１２岁参加革命部队后，组织上没有嫌弃你，还培养你学文化，学艺术，批准你入共青团，送你上音乐学院。知道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３０００个农民辛勤劳动５年！而你却反对为党，为政治，为人民群众，为你的衣食父母服务，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无地自容。团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声情并茂地指出：“必须深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并发展到反党邪路的思想和阶级根源，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否则就自取灭亡。”他还低声启发我：“和你一样，我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两次涂改发票，贪污了一点钱，可通过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你看见了，我现在不也是很好吗？”
人落到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为１９５７年右派们下放和劳改的下场我都目睹了。于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证要深刻检讨。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强烈十倍的激情“创作”组织上需要的检讨。回顾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１２岁进部队文工团，学文化和音乐，沐浴在阶级友爱中。每天３０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双脚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热水烫脚；当满身惹满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脱下脏衣裤，又烫又洗；行军累得走不动，是大同志抢过背包。以后告别部队考入上音，又在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下乡下厂积极劳动，曾被评为出席全市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负义，“三千个劳动人民以５年的血汗供养了我”，可我却堕落成思想变质，追求成名成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浑身发臭的坏蛋！
鼻涕、泪水淌了一大堆，我从来还没有以如此恶毒的语言诬蔑、咒骂过自己。我诚心诚意地觉得煽自己几百个大嘴巴，不，扣自己几百个屎盆子也不过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惧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还亲的党！只要你放我一马，不送我去劳改！
就这样，我昼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检讨书，双手交给团领导，盼望着能过关。
老 威：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在文革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交代的罪状多达一百多条，连家庭出身地主，两岁时被长工背过也算一条。
王西麟：我可是向党交心啊！在全团１００多号人都参加的共青团扩大会议上，我泪流满面地宣读了两个半小时，地点是１２０多平方米的人称“大播”的大乐队录音排练厅，空间高达２0米。
老 威：这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室内批判现场。
王西麟：演奏台占全厅的三分之一，还有合唱台和坐位架；为了确保录音质量，地板上都铺满了一层隔音的厚橡胶皮。这种地方，无论是搞音乐还是搞政治，没有一点杂音，效果都极好。半年中，我被全团斗争１０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台右侧，与左侧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众围绕，有的还登上排练架，由高处俯视，令我觉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检讨读到最后，我头昏眼花，嗓子丝丝地蹿着火苗，大厅内静得出奇，我还以为大伙被感动了呢。可突然……
老 威：断电了？
王西麟：有人发言了。我定睛一认，原来是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竹笛，本团政治秘书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惊肉跳：“假检讨！！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同志们，要坚定立场，打退漏网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进攻……”
笛子的高音刚落，广播局党组派来指导斗争的赵政委就定调了；他的声音稳稳的、轻轻的，可是分量却重重的：“王西麟的父亲毕业于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曾当过伪县长；姐姐先划右派，后升格为现行反革命，送新疆劳改；而他本人隐瞒反动家庭出身混入部队后，不思悔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恶性膨胀，终于发展到跳出来攻击党。同志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个子矮矮的赵政委身披象征高干级别的黄呢子大衣，语调虽然低缓，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寒而栗：“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斗争的性质，掂量一下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团结起来，打退王西麟的猖狂进攻！”团委书记高呼口号，森林般的拳头举起来，我如一团臭泥瘫在那儿，我完蛋了。
老 威：不是讲好要挽救你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升级了？
王西麟：我当时２６岁，哪想得透！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老毛在１９６３和１９６４年，发表了两个针对文艺界的批示，批判１７年的“死人专政，洋人专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我这种响应号召，帮“下楼领导洗澡”的热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时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 威：团长没再找您吗？
王西麟：大约两三个月，没任何人敢私下接触我，通知开会，也从门缝塞纸条。其实所谓反动家庭的老底，军队党委在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中早有正式结论：“１２岁参军，对家庭历史是逐渐知道的并已交待。参军后工作积极肯干，受其家庭影响不深……”
老 威：组织上应该很清楚，一个１２岁的小孩怎么懂得隐瞒成份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这样辩解过，但团长的回答是：“相信组织是经过了解的。”至于怎么了解，找谁了解，你永远没有权利问。正如一个人永远没有权利看自己的档案袋，里面或许装着互相矛盾的两种材料。要拉拢，就适当透露一点红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 威：面对一个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组织，您只能听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当时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样开会织毛衣，或者唱唱赞歌。总之，从１９６３年秋天到１９６４年４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团社教运动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为首，还挖出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首席长笛张海波、首席圆号陈英南、首席双簧管陈大康、首席贝斯魏宝正，都是一流的技术尖子。
老 威：是你交待的吗？
王西麟：别咬文嚼字了，是我出卖了他们，因为相信党。经过两三个月的批斗，人人都发过言，但组织并不满足这种疲软下去的战果。于是在“第二战役”打响前，团长在同一间办公室再次召见我，他的手势，眼神，包括唉的一声都和从前一样。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没人跟自己说一句话的死水潭里憋了近１００天，恶梦不断，神志恍惚，突然有个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领导，用这种温暖的姿态对你，鼻子怎能不发酸呢？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经过这一段的开会学习，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们态度不好，虚心一点，组织上对这场运动是有数的！你的错误再严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都能改好，你为什么改不好呢？”
这话意味着通过考察，组织还是把我当自己人，我的眼泪决堤一般下来了。
团长按老套话锋一转：“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检讨了个人的问题，现在，组织上希望你扩大一点范围，把你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也说清楚。至于哪几个人，在这儿我不点名，就看你的态度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已经充分地调查过了。你们平常如何议论领导，如何发泄不满，什么‘怀才不遇’啦，说三道四啦，组织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时间、地点，哪些人。我们再与掌握的材料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老老实实地负责任。”
见我迟疑不决，团长又说：“党不仅要挽救你，还要挽救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你不要认为对不起谁，因为同志关系也是有阶级性，有原则的啊！向党靠拢帮助同志，你不要错失良机。运动以后，你们还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别无选择，就我１０多年的受教育经历，只能相信“态度越好，处理越宽大”的组织承诺。像打了吗啡，接着的几天里，我在病态的亢奋中挖空心思地坦白。这里我要说清楚：运动是为了发动群众而动员大家相互议论、并称之为相互帮助的，我和人家并没有多的接触，仅仅是在小组会里的自由讨论中，和周围几个人有些议论，我想来想去也只能交待了我和仅仅这几个人的各种议论，１００多条罪状，全是什么时候我和什么人说过什么，他的反应如何；哪一天，我看见谁跟谁在议论谁；有一次，我想就团里排挤华侨专家林家弟兄的事发言，什么人偷偷踩了我一脚；谁在筒子楼与谁碰见，说“江胡刘柳（四个领导）不调走，乐团搞不好；还有1958年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人”，等等。
老 威：鸡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问题很巨大！当我在全团大会上一宣读《第二次交待——关于反党小集团》，排练厅炸了锅。
老 威：反党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为团长暗示越彻底越好过关。我不敢抬头，只一条接一条往下念，周围紧张极了，每个人都是一颗手榴弹，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个人名，耳边就轰隆一下，一片哗然。渐渐环绕我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个轮到谁”或“到底咬没咬我”。当我念到“某一天中午，ＸＸ和我站在筒子楼过道上议论领导”时，群众席上竟有人（吹小号的XXX）紧张得神经失控，大叫一声：“有我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人才一下子软下去。
宣读了一个多小时，念完了，我算松了口气，场子里却炸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一反往常开会那一本正经的肃静。大伙发言踊跃，几乎争先恐后，不仅骂我咒我揭发我，而且还撕破脸皮互相咬。反党集团的网越扯越大，终于多达十几个人。如果没有领导在场掌握全局，肯定会打起来。我惊呆了，直到宣布散会，“伪君子”“漏网右派”“该千刀万剐”的骂声还不绝于耳。
互相揭发的时尚，就这样如战火一般蔓延开来，会又开了几次，闹成一锅粥。而人们在会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准备打垮他人的炮弹。
经过大起大落的拉锯战，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斗会延续到梦里，而群众却换成了革命电影和话剧中的国民党、地主、还乡团，面目狰狞。我死去多年的父亲化作黑影，好像一下子站在我的床前。我半夜吓坏了，一连串地怪叫，连午睡也恐怖得大叫。１２平方米的屋，我却把窗帘拉死，生怕光透进来，因为外头红旗招展，从这时起我有了害怕房门被打开、进来人把我突然逮捕的感觉，而且此种幻觉数十年后才慢慢消失。每天清晨，喇叭里一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就腾地跳下床，抱脑袋哆嗦……这种“恐红症”困绕我２０多年，导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情绪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见墙上的伟人像就起鸡皮疙瘩。
老 威：您去治疗过吗？
王西麟：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疗养院，精神病诊断书我还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戴手铐送新疆劳改时，其症状与我类似：梦呓，哆嗦，头发大片脱落。不过，女同志发梦癫的动静肯定不如男的。
老 威：经过这样的折腾，您对组织应该绝望了吧？
王西麟：你别忘了，我１２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才呀。所以，当社教的高潮过去，团长第三次召见我时，我还是感激涕零。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态度端正，认识也深刻，这些，在作出对你的处理时，组织会考虑的。现在，希望你向党交心，从思想深处挖一挖自己的阴暗心理，找一找阶级根源！相信组织会把你的家庭问题与你个人区别对待的。”
老 威：这不明摆着挖坑让你跳吗？
王西麟：当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于是我写道：“自从第一次开会叫检讨，我就吓得发抖，害怕别人提起我的国民党父亲和右派加现反的姐姐；经过赵政委的上纲上线，我的古怪反动思想更多了——一切影片、戏剧中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派们的儿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觉，连隔壁敲门都怕，以为是公安人员抓我进监狱。我是狗少爷，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会堂，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呆在这人民代表呆的地方，不该来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相片看成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极了。我害怕自己成为向党进攻的困兽！”
我把几十次批斗中人们罗织的罪名都写成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通篇写了上百个“害怕”。我含泪坦白：“我害怕看见人，我害怕看见红颜色，我害怕听见《东方红》，我害怕看见领袖像！”
几天后，我照组织安排，将几十页“阴暗心理”当众宣读。大厅里静极了，犹如旷日持久的激战转眼间烟消云散，念完就散会。之后的两个月照样没动静，我似乎被遗忘了。
老 威：这么斗来斗去，人们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这期间的1964年春节，我在持续紧张半年的极度恐惧后，慢慢地麻木了！我又好像平常人一样居然恢复作曲，为大半年前完成的《云南音诗》之最后乐章《火把节》写了配器。很多年后我才被一位医生开导说这是我的神经要求平衡恢复的自然保护作用。
老 威：我刚听过，不愧为一曲热烈欢腾的民族颂歌。
王西麟：２０多年后它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评比的一等奖，并且代表国家在全世界３０多个城市演奏了几百场。
老 威：你居然能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写出极度奔放的交响大赋？
王西麟：如果不能这样，你现在就只能在疯人院里碰见我了，我持续紧张大半年了。１９６４年４月初的一天，团委书记ＸＸ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决议；次日，团长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另行分配工作。而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和浙江新昌等地。
老 威：这样的处理也算“保守治疗”吧。
王西麟：虽然从天之骄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还没有绝望。团长也鼓励我“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还像军人那样，学雷锋，抢着替列车员扫地。到了雁北地区文工团，我从打杂干起，搬道具，装车卸车，打扫舞台。《首战平型关》的话剧中，我也演个热血青年的跑龙套的群众，就是呼口号，摇三角旗的那种。送戏下乡，搭舞台，扫院子、厕所，拉排子车，烧洗脚水，都我做。我要彻底改造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后来，我以比当地高出许多的水平，歌颂战天斗地，好人好事，写出了很轰动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马峰写过《雁门关外一杆旗》，竖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几个乐章——《铁杆社员赞》《支部领导好》《雁门关外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
这可是本地区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音乐作品，合唱２０多人，加上乐队３０多人，我亲自指挥，气势非常宏伟。开演时地委领导都到场，印象大好。宣传部长陈ＸＸ（以后也是黑帮）还公开表扬，要我“别背包袱，改造后大有前途”。
老 威：有这么动人？唱两句听听。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弹弹钢琴，这样才能记起来。对，丁玲在这儿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受了启发，一开头就是“滔滔的桑干河”，浑厚的男声，不得了。以后我又主动去工厂、农村、军区进行音乐普及，弄的全是“雁门关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画／玉米水稻全能种／水库养鱼又发电”之类。
当时许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样，摇身一变，组成四清工作团，开赴农村蹲点。我在阳高县罗文皂村８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查农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产队会计回家过年，结果他终于和我当年一样，彻底投降。但稍后一核实，全是谎言。
老 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气说变就变，文革开始了，我的问题档案被公布出来，一下子，我又成了批斗目标。下放后洗心革面的“辉煌成绩”也变成罪状，因为曾被走资派的宣传部长表扬过，《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团斗我一人，与在北京一模一样，但是级别可是高多了！北京的1964年对我还是真正的文斗，光说不动，现在可不同了！满院子都是我一个人的大字报，口号震天响，接着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漏网右派、反党分子、隐瞒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句话，这几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导员孙广礼，一个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问题。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尽早过关，我故伎重演，写了一沓检讨。我充分发挥音乐想象力，套用《和声学》里的“调性轴心图表”，不仅重新交待了“历史问题”，而且精心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转调图》。我是Ｃ大调，即中心主调；围绕我的四周，按关系的亲疏，从里到外，分一级关系调，二、三级关系调和远关系调。比如副团长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连海，一级关系调，或Ｄ大调、Ｅ大调；乐队成员ＸＸ、ＸＸ，崇拜、同情我，二级；Ｆ小或Ｇ大调；稍次，三级；一般演员，点头打招呼，四级，远关系调，也用F小、Ｂ小调标明。
老 威：你能将这图画出来么？
王西麟：好，我画。真他妈算个创举。
老 威：这交响乐里的道道，真跟监狱一样，一圈套一圈，铁桶一般，无任何漏网之鱼。
王西麟：我就这样把自己给搞臭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骂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来，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组织是靠不住的，党的政策是不给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烧锅炉，强迫干体力活，一身驴打滚的政治阎王债。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队进驻文工团，我就和走资派们一块，抓起来斗了，扔进小仓库，打地铺，窗子全钉死。这儿过去是日本营房，现在集中关押全地区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后来又换了好几处关押地。我总是孤身一人，没有人敢接近我。直到有一天，也是被划为坏人的一个秦正其，才向我挑明白说：由于我的胡咬别人，才没有人敢接近我！他的点拨对我如同猛击一掌顿然开窍！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我终于幡然悔悟，这才坚决的走到了人民的反面，不但拒不交待任何问题，而且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包括“三个怕”等等全部统统推翻！不管万人大会，坐喷气式，还是私下帮助，我都硬扛着，呀！这一下我可成了硬骨头了！
在“从肉体触及灵魂”的清队学习班里，打人是家常便饭。有两个难友不堪折磨，就自杀了。所谓“喷气式飞机”，就是弯腰９０度以下，双臂向后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还挂大黑牌。团里有个曹玉柱，本来根正苗红，可私下议论林副主席“经常打喷嚏，身体不好”，被他的徒弟揭发，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灯光师，经常因陋就简，把废茶壶、铝锅或其它破铜烂铁装上灯泡，安在舞台周围射布景。挨斗时，他浑身就叮叮当当地挂满此类小发明。
在城里大会小会斗厌了，牛鬼蛇神们就被麻绳连成一串，随团去附近几个县，十几个生产队巡回“送戏下乡”。舞台一搭好，我们就和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块挨斗，先念毛主席语录“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后呼口号，喊“低头认罪”，于是黑压压一片坏蛋全在台下“喷气式”。台上的革命节目一演完，我们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赶路和下地，田间地头，想斗就随时吼“押上来”。有时晚上没找好场地，就寻间大屋，满炕坐着人，让我弯在炕下，交代“三个怕”。我已经坦白了几百次，早遗臭万年了，可大伙等不及开口，就拳脚齐下。还有浓痰和耳光，整得我抱头搂腰，遍地滚。男女老幼都极其亢奋，就像参加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随着斗﹑批、改进入高潮，人们的打人技术也趋成熟，公开上台挨斗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一个接一个往屋里叫。人们严阵以待，五个手指宽的小板凳摆在中央，你一进来就站上去，搞“喷气式”。有人早就候在旁边，闪电般出拳，打你亮出来的两肋。哐当倒栽盅，半晌喘不过气，脑门发出金属的声响，哇哇淌汗。还有跳起来砍后颈窝，双锋贯耳，捣后腰，踢后膝盖窝，这些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招数；还有跪钉板，打屁股，揪耳朵，抠鼻子……中国人真有发明创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齿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几乎叫扇聋了。
有天夜里，１１点钟，我刚睡下就被叫起来。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周围很静，一出门，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绳倒捆双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绑架的人质，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觉穿过院子，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个大坑，大约有两米多深，满脚的虚土。我以为要活埋，就又蹿又撞，却最终发出绝望的哀鸣。过了一会儿上面有撒尿声，我被扯上来，口舌干燥，好像心里都填满了泥。
又转了一圈，感觉被弄回来，进了后院的小仓库。这儿已腾空作临时刑讯室。我被贴墙抵直了，毛巾从嘴里抠出，有人左手扶墙，右手罩住我的后脑，把脸按扁在墙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开了。一个声音（我听出是本团的赵宝钦）问：“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里一松，因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没偷”，裤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钻心疼。腰以下血透了！凭声响，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刘慎贤，原是中南海警备师吹小号的。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在文革中鞭打过不少人。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放回去，才知道睡旁边的倪云翔和郝瑞峰都被打过。早起劳动，裤子粘牢两瓣，换不下来，我就冲到工宣队办公室，喊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以示抗议。
老 威：没想过逃跑吗？
王西麟：想了好几年。雁北地区，昼热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众坐马拉车，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还扛着乐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个小时，苦极了。刚抬一下脑袋，就有人吆喝：“想逃么？当心狗腿！”稍后有谣传，要把所有坏蛋送正式的专政机关。于是，我偷偷买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准备秘密脱逃。可没料到，骨节眼上我妈来了。这小脚老太太已７０多岁，我姐送劳改后，《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街道居委会就借此上门动员，要把她从兰州市里撵往农村。孤老太太没办法，就坐火车转汽车寻儿子避祸来了。
我妈带了２０斤面，一个粗瓷碗，还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队拦住她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正关押审查。”老太太还不明白：“我儿子１2岁就参军，怎么就反革命了？”
我被批准出街给我妈找了个旅店。可怜的老人，行李还没完全解开，第二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让她走的，现在一提都心酸……恢复自由后，我每年都回家探亲。老太太替我姐带两个孩子，前夫一个，后夫一个。我每月给她寄１５元钱。
我姐劳改释放，按规定只能在兰州郊区的农村落户，接受群众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上门，揪她时还把我妈拉去陪斗，喊“打倒王庆凤！”满街撵着用砖头扔。有一次我刚进屋，正和妈坐在炕上吃饭，哗啦一声砖头就进来了。我从边炕碎玻璃中捡起砖头，找派出所所长：“我是革命干部，打死了我妈你们谁负责？”
探亲假一个月，但每次十来天就呆不下去了。我多次找兰州军区的老战友，都说我家复杂。“王西麟一窝子反革命”！他们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过，一提“管制分子王庆凤的弟弟”，人家的笑脸就沉下去了。连一个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认识！”
我妈是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３日去世的。肺心病，气管炎，耳背。当时没钱住院，我就请了兰州军区的老首长，还有一个朋友叫谌薇薇，也是右派。我第一次听肖邦就是她演奏的，他们到医院发话，才让我妈住院了。谌薇薇１９78年曾送了我４０元给我妈办后事，当时真是一笔大数。提起来就伤心啊！
我家像一过道，纵深１０米，宽两三米，妈在这贫民窟里住久了，生性节俭。在医院的走廊住了三天，搬进病房，一直到抢救，一直到死，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回家吧，我们住不起医院。”
老 威：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辆大卡车，把妈放在一块门板上，就送火化了。带孩子，做饭，缝头巾挣钱，我妈太辛劳了！８２岁，双手都做变形了，枯树皮似的，我让人把这手拍了一大胶卷。现在，我姐的手比我妈还老，一个疯婆子，嘴巴唠唠叨叨，她爱用手抹桌子，一两个小时动作不变。我想和她聊聊，可她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几天还来电话，说挨打了；又说甘肃省的组织部长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会派民警来保护她，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说你都７０多了，人家会要吗？她回答当然啦，他还知道你是作曲家呢。现在又说她家里有个鬼，知道家里的全部历史，这个鬼每天都骂她，每天在她耳边说他的坏话。她去派出所要求把鬼抓走，可派出所说只能管人管不了鬼……可能是遗传，连我的外甥女都不喜欢说话，五十岁还没有对象，也怕见生人……有什么办法，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 威：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乐资源吧。
王西麟：在劫难中，我一直渴望温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喷气式，口干舌燥。回到住处时，有个贫农老大娘递过来一碗水，进嘴还有碱味，但我永远难忘，作曲时老想着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温暖太少了。
老 威：其实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却很强壮，大个子，大嗓门。我一次次向时代求爱，不，求饶，却一次次扑空！他们不需要！交响乐，苦难，他们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什么党是母亲，我看连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亲不得呀！
老 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了１４年，关押、拷打！践踏、蹂躏、遗弃、猪狗不如！生活被废掉，就因为那两小时忠心耿耿的发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学府，反右，大跃进，下乡挑粪，对西方２０世纪音乐一无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颓废没落；理查•斯特劳斯，反动；肖斯塔科维奇，洪水猛兽！我们落后了５０年，直到８０年代，国门开了，大量的东西涌进来，才感到听不够学不够。
老 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铁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难就开始了。爱情、事业、朋友，他没有一次满足。他被逼疯了，满耳幻听，他把这种声音画了出来。您和他的区别是您开头很满足：１２岁参军，叫人羡慕；读上音，分配在中央级音乐单位，年少时才华横溢，创作《四重奏》《云南音诗》，更叫人嫉妒啊。可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具备做御用音乐家的条件和技术！我注意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您都能轻而易举地弄出时代最强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环境那么糟，您边烧锅炉边创作“胸怀最红最红的太阳／走在文革的康庄大道上”，还有“太行山高有高哎／两岸红旗迎风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哎……”还揉进了“上党梆子”，民间上千年的曲艺元素。王老师，您本来能做官方的宠儿，象吕骥、贺敬之，音乐的门都没摸着，却官至部级；还有王酩，据说谱过不少文革歌曲；胡松华，一首《赞歌》，就成著名艺术家，享用了几十年。甚至对你有恩的贺绿汀﹑李德伦，也具有延安传统。说句难听的话，在新中国，音乐家等同于戏子，极少有拒绝拥抱新时代的。王老师，您的技术比所有的当红戏子都高呀，为啥在毛、邓、江几朝天子的手里都受排挤和迫害？临近晚年，还因交响乐不赚钱被北京歌舞团解聘？您去讲课，每小时１０元，不及明星出场费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写了几十部作品！我写了《第三》《第四》，正在写《第六》！像肖斯塔科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声音见证一样，我的创作也是……末日审判用得着……它们是永恒的！
老 威：我读过海外的相关报道，您的交响乐在西方２０多个国家演奏过，您被称为大师级作曲家。但对于商业社会里的中国人，这既高雅又遥远，除非您跟张艺谋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 威：您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大骂狗屎，和您几十年前在社教运动中攻击领导一样不识时务。时代变了，您这种不开窍的性格还不变，所以党和人民不认可。
王西麟：人们听不见我的苦难，交响乐的演出要场地，要资金。
老 威：您为什么不圆滑一点呢？
王西麟：六四大屠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大屠杀，吼叫、惨叫和哀叫，满面泪水的无声的叫。潘德列斯基写了《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我要写这个民族的系列挽歌，屈原、嵇康、王实味，一切冤死者的挽歌。我要打倒封建，为毛主义死难者立声音纪念碑……但是，老威，没人理解，我半夜醒来都哭啊，没人理解……
老 威：从灵魂上，您和梵高一样，挨揍的次数太多了，终于被栽培成专制的敌人。蒋彦永，一个已退休安度晚年的军医，去年因为揭穿谎言，公布萨斯真相而成为民族英雄。如果在民众可以监督所谓“公仆”的一个正常制度下，他也许永远默默无闻；还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儿子被枪杀，她也许会像众多知识分子那样，继续享受体制的好处，做教书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难者证词，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成为党的危险敌人了。
李曰垓：关于“反右”历史欠账的法理认定和解决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政治局：
五十一年前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欠账“反右”运动，其所造下的罪孽已经把执政党拖累到了在人类文明面前极其尴尬的境地，使我国当局在人权问题上长期处于被告席。“反右”罪孽的后遗症至今阻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数百万被残害公民的创伤历经半个世纪而远未愈合。这笔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拖延回避淡化不了，封杀禁锢掩盖不住，置若罔闻和不予理睬更是自欺欺人，把欠账延伸到子孙辈则正在矮化党和国家形象，增加解决的代价和棘手程度。如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不是假话，那么执政党就应该有勇气坦白历史，告别历史罪孽，变教训为智慧，使中共在道义上、法理上站起来。
为了说明解决此一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这封公开信以史实为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我国在联合国正式签署的三个重要人权文件为准绳，在澄清下列五个问题的基础上，对“反右”作出法理认定：
第一，“反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它所残害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历经半个世纪实践检验，这起文字狱是促进了社会进步还是导致了历史倒退？
“反右”发生于中共建政仅仅7年的1957年。毛泽东不顾已遭百年战乱之苦的6亿人民亟需休养生息，不顾百业凋敝的国家亟需一个和谐环境以振兴科技文化和发展生产力，不顾中华民族几代人是怎样热切地呼唤和期盼民主与科学，他在那7年内只热衷推行对武训传和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风冤案的制造和扩大株连，对南方局系统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的打击排挤。这些霸道行为整人已经十分过头，但当时尚未发展到整体性迫害知识分子和全局性反民主反人权，人民还怀着“站起来了”的幻觉和憧憬，多数干部投身革命时的民主自由理想尚未破灭，所以对毛泽东1957年春季的“鸣放号召”大家信以为真，以为浴血奋战打天下那几十年中的民主承诺大概要兑现了。知识界普遍估计毛会借鉴斯大林暴政恶果来自律和自警，认为毛主持通过的“八大”会议决议不可能自食其言，特别是认为一个胜利掌权的大国领袖基于起码的人格信誉和基本道德，不至于设骗局挖陷阱整同胞。短短一个月“鸣放”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太天真太善良了。1957年6月8日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出笼，全世界瞧见从那天起的“反右”运动，原来是一项铲除人权和民主的大工程。以当时的总书记兼任反右领导组长的邓小平创造性地全面实施引蛇出洞方略，贯彻阳谋思想，亲自督战，在横扫人权的恐怖政治气氛中全面分化干部群众，以官职和特权为诱饵培养恶棍大行其虐，包括制造知识分子人际间的自相残杀。“划右”的真实效果是：对党存有戒心的明哲保身者小心翼翼一言不发，催急了就讲几句歌功颂德的套话。这当然不够，他们的人性弱点在恐怖气氛中还要被进一步激发，必须随风顺势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以求自保才能逃过此劫。合乎这一模式者就叫做“响应号召提高了觉悟的基本群众”。而真心跟党同心同德、直抒己见敢于谏诤者大都落入陷阱。毛泽东用行动说明了他“反右”的真实标尺是：凡是具有或者潜在着民主意识，具有或趋于独立思考者都被他视为建立极权专制的障碍，“右派”帽子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史实表明，“反右”运动的残害对象主要是下列8个类型：
1．秉承五四运动精神而敢于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精英。其中文学艺术界忠于生活真实写出了社会真象而不符合粉饰太平之需要者，社会学和经济学界敢于提出利国利民建议者，如建议制定科学人口政策，控制数量而提高素质，因而不符合领袖准备以“不怕牺牲”的人海战术完成世界革命以“解放全人类”者；建议国家决策重大事项时经由专家论证以减少盲目性提高科学含量，因而妨碍领袖发挥随意性者；
2．与共产党历尽艰辛奋斗多年的民主党派诤友以及无党派志士仁人中，真的相信“互相监督”，不甘只当花瓶，怀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态度希望真的参政议政者；
3．在革命危难时期背叛上层家庭，倾尽财力，以身家性命支持和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4．海外学成后放弃优越条件而回国报效的专家学者；
5．对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对整人哲学奉行不力，残存着一定平等博爱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党内人士，包括高干；
6．党自己培养出来，在红旗下长大，水平与能力出众，但盲从性和依附性不够的干部、学生；
7．秉持独立人格和传统道德，正直而不擅投机，不背弃诚信，不趋炎附势的工农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历经枪林弹雨的复退指战员；
8．上述这些人的妻子儿女、亲属挚友，不肯离婚，不肯六亲不认，不肯放弃正义感和同情心，不肯响应“号召”者。
以上8类，构成了“反右”运动所残害的主体。这些人恰恰是代表着国家元气和民族智慧的先进分子，他们何以要反党？翻遍全国右派档案，哪条意见是要推翻共产党？意见中所提的批评哪条不是现实中确有的弊端？哪条见解和建议没有被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印证为先见之明？难道只因为先觉者提前讲出了真话，他们就应该被毛泽东列为“对抗性矛盾”的敌人？就应该沦为政治贱民？制造“反右”罪孽究竟为什么是“正确和必要的”？半个世纪前“右派言论”中萌生的智慧之光和先见之明全被诬为“毒草”，这叫不叫历史性的善恶颠倒和是非倒置？
“反右”罗织罪名的无耻程度创历史新高，残害公民人数之多为历史之最。对于上列8类被迫害对象，除了强加“右派分子”帽子外，同时被强加的其他莫须有罪名为：“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统统被推进“因右问题处理”的大型绞肉机，剥夺其公职、人身权利、生存权利，以劳改劳教监督劳动等名目武装押送集中营，残害时间竟长达20多年。被残害人数有多少呢？官方公布：有公职的右派552973人，1979年“改正”了的552877人，整错者竟达99.98%，而又故意留下96人不予改正，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1979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荒唐逻辑不准反驳。但这96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国人公布。另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战果是“打出”右派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教教职工右派36428人，在校大学生右派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不在上述右派之内。这样，“反右”残害的总人数就达4616032人。“中右”又叫内控右派，照样贬为政治贱民随时可以残害之。这四百六十多万残害对象直接株连的家属子女亲戚五千多万人，知情者、同情者数亿国人，被激起义愤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则无法计数。
上述《争鸣》杂志披露的数据如果不真实，请官方澄清，并公布1957年反右开始到1959年庐山会议迫害彭黄张周时短短两年内接踵受害者的真实人数；如果《争鸣》披露的属实，官方也应明确认可，给历史一个透明。
在长达21年至22年黑暗岁月的右派集中营里，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的摧残、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工伤、殴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逼使自杀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右派集中营成为普遍现象，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超过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多少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世界历史考证的严峻课题。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说：“反右使得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为事业造成长时间的损害”，“反右是当代中国政治也是毛泽东一生从高峰往下滑的转折点。”（《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胡耀邦说：“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当白痴。”（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是“反右”暴行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真实足迹，一步一个血脚印。
五十年前，邓小平在“反右”运动总结报告中说：“反右派斗争是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又是胜利，又是巩固，又是发展，意思无非是说“反右”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恰好证明“反右”导致了中国历史大倒退，造成了惨烈的民族灾难，中华民族至今仍未走出它的阴影。
第二，“反右”运动的本质和法理认定是什么？
著名学者胡平一针见血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1957•苦难的祭坛》）
那么，谁在使用国家机器的公权来实施这种犯罪？
毛泽东以党主席的专制特权第一步首先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剥夺了全体党员表达意志的权利。他当然知道“反右”不得人心，所以根本不敢事前征求党内意见，而是把已构成的“反右”态势强加于党，并且把不同意见的党员打成“右派”，使中共在世界面前显示的整体形象似乎是全党都赞成毛对人权的侵犯；由中共党组织中的“反右领导组”直接处理别的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任何无辜公民，开创了党组织完全被个人用以整人害人的历史恶例。
第二步，毛泽东践踏了国家《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最基本的立宪原则和制宪目的，同时推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对一切重大国事的审议权和授权职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八字方针就是毛的行动纲领。毛泽东踢开人大、行政、司法、检察、公安，不经任何控辩程序来残害公民，公民从而看不到国家的存在，更看不到宪法的存在。
第三步，毛以“一元化领导”模式由反右领导组直接动用专政机器完成对无辜公民的刑事拘禁，不要判决就可以把冤狱期延至20年以上。
第四步，毛直接掌控的官方媒体作为“反右”的精神施压工具和舆论宣传工具，对受害公民实施最大化的威压，制造了对家属子女亲朋好友的最大化株连迫害。1955年毛在制造胡风冤案时亲笔写下的“必须舆论一律”六个违宪作案的字眼封住全国人的嘴，从当时起就贯彻数十年而无改变，完成了对中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彻底扼杀，其中“反右”那个阶段达到了有史以来扼杀言论自由的巅峰。
这四个步骤，作为“反右”的作案手段，构成有组织的国家犯罪的史实。在法理上，只能定性为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这个定性的基准，是由整个文明人类共同承认的四大法律依据构成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3至第45条，其核心是第35、37、38条，这3条是明确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保障公民名誉、人格尊严的。公民中的确实违法犯罪者，也须经检察院批准后，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由法院判刑。
2．1948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当时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曾参加过制定和签署；
3．联合国《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代表秦华孙签署；
4．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政府代表秦华孙签署。
宪法和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任何政府如果不能保障人权，如果背离了民主原则，它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把国家机器变成诬陷和迫害公民的犯罪工具，变成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野蛮暴力的载体，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确定不移的法理认定。
第三，“反右”罪孽维护者的心态。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尽管当年右派分子的99.98%已被宣布改正，“反右正确性”早已告吹，但“反右”罪孽仍有极少数人竭力维护和企图延伸。这批人找不到维护和拥护“反右”的事实和理由，他们也绝不是真的相信“反右正确”，但在政治特权、既得利益和封建专制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甘愿充当此种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政治僵尸。正如这批既得利益者一方面自己早已采取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野蛮的敛财手段、早已提前纵情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高消费，但仍然每天板着脸孔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着专制社会主义的荒唐说教，用专制社会主义这个羊圈来继续圈住人民，要人民听任其榨取和宰割。
第四，正由于以上三点原因，决定了对“反右”受害者早就该有的彻底平反和依法赔偿拖延至今不予理睬。
1978年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的著名的“五十五号文件”给右派改正复职，该文件确实起到了缓解巨大矛盾、缓冲社会危机的积极作用，但它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一是故意用“改正”一词来代替本该明确的“平反”，用模糊概念偷换政治内容，继续贬损和压制“反右”受害者；二是以“工资不予补发”这句完全错误的话显示了对受害同胞缺乏同情之心，但说不出任何拒赔理由。这两大缺陷直接违反宪法、违反道义原则和社会常理。20多年整错了人而不平反，仅仅为了维持“反右”总指挥的形象和面子，进而保留和延伸其扼杀民主、镇压人民的专制特权；经济上拒赔则直接违反宪法第41条重要条文和人道原则。“反右”受害者是全国弱势群体中的特别弱势者，执政党和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拒不赔偿非法克扣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长期迫害导致的严重精神伤害。受害者和被株连家属子女在极度困难中熬过了20多年，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公民以最深疾苦和最大牺牲至死秉持爱国之心和坚贞之念，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脊梁骨，与被毛泽东长期贬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五百多万知识界同仁一道，用心血和汗水为现代中国撑起了第一生产力。历史表明，如果不是“反右”运动的破坏和戕害，我们祖国的元气不会大伤，后遗症不会入骨，社会公德不会如此沦丧，我国现代化水平会远比今天高得多，人民的幸福与和谐程度更不是今日的样子。
第五，结论：
1．在确认“反右”法理定性的基础上，给“反右”受害者彻底平反和依法补偿经济与精神损失，是执政党树立自信、敢于正视历史、坦白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明确告别“反右”罪孽，从道义上和法理上站起来的必经步骤，是执政党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实际课题。呼吁中央政治局正面回应“反右”受害者及海内外同情者的正义呼声，排除阻力和干扰，尽早尽快彻底解决此一重大道义欠账和历史欠账。这比承办奥运会更为重要和深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应以正式文告明确宣布50年前的“反右”是完全错误而且违宪违法的，为“反右”受害者彻底平反，向全党全国正式道歉，向世界昭示这个党能够自己纠错。
2．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用积极态度和负责精神实施对“反右”受害者（包括“因右处理”而被戴各类帽子的受害者）的经济和精神赔偿。建议按受害年度计，每年经济赔偿壹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壹万元。出于克制并衡量国力，这点要求属于最低。对已亡故的受害者，不论是受害期间惨死，或是改正后亡故，应一视同仁给予赔偿，并抚恤其家属子女，抚慰其亲朋好友。此项赔偿经费，用全面冻结和没收中国贪官污吏卷逃至海外的赃款，加上尚未卷逃而已被国库收缴的赃款解决。不敷之数，则从每年七千亿元的官员公款吃喝、公车消耗、公费出国旅游的巨额经费中适当扣减，把中国从“政府办公成本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的金牌榜上降下来，使祖国的廉洁度稍微改善些。因为这些贪官污吏与当年操办“反右”的各级权贵和恶棍有着本质上的精神递延关系，甚至特权承续关系。用他们吸食的民脂民膏弥补受害者，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公平正义。
3．明确开放“反右”和“文革”两个历史研究禁区，多层次多渠道鼓励学术性专题研究和纪实性著作出版，从精神领域弥补道德缺失，从思想文化领域复苏正气，促进全体公民树立诚实信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把与人民为敌的“阳谋”、“引蛇出洞”等骗术和陷阱扫进垃圾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匡扶社会公德，构建和谐。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敢于坦白历史的党才是在道义上法理上站得起来的党。
历经二十多年劫难和“改正”后的三十年殷切期盼之后，全国右派约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作古。他们临死前盼望冤案彻底平反的正当心愿并没有随之沉没，而是十倍地加重了幸存者和整个善良人类呼喊正义的历史责任。这封公开信仅仅是呼喊声中的一个分贝。此信执笔者李曰垓，16岁受害，是全国最小的右派，由于冤情之深和年龄之小而成为全国典型，是中央公安部直接受理的冤案。改正复职后以工作实绩和社会评价而被选为云南省昭通市第一届人大代表。赵苍壁部长派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徐盛龙同志赴云南昭通考察后写成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载入部编《春风化雨集》下册第二篇。这部书以百篇真人真事实录而成为全国冤假错案典型案例集，当时印发26万套，成为存世珍品，以见“反右”历史罪孽之一斑。此书出版于1981年，反映出胡耀邦总书记当时已有进一步彻底平反右派冤案之构想，仅仅由于总设计师的阻挠而中辍，使这笔道义欠账继续拖累中共到如今。那么，是否还要继续拖下去？
上书人：李曰垓
通讯处：云南省昭通市政通路13号附4号，手机号13578014353
铁 流：杀人不见血的沙坪劳改集中营
——仅将此文献给屈死在毛泽东时代的数千难友
中国有个四川省，四川省有个乐山市，乐山市有个沙坪县，沙坪县有个远近驰名的劳改集中营——四川省峨边沙坪国营农场。这个劳改农场现在已经出卖给私人经营。埋葬在这里的，有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尸骨；游荡在上空的，是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冤魂。在沙坪劳改集中营里，10000多人的劳改犯竟然饿死了6000多人，毛泽东镇压迫害本国的右派分子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屠杀虐待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大渡河畔的沙坪农场
沙坪农场前有巨浪滔滔的大渡河，后有八百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与甘肃省武威地区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相比，这里的环境之恶劣与镇压之残酷，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西南王”李井泉，比甘肃省的当权者更加专制野蛮，也更加惨无人道。
李井泉，江西人，是毛泽东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毛泽东，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毛泽东，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共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真可谓“大吏封疆加朱绂，皆是苍生血染成”。
沙坪农场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野兽横行，阴风怒号，霜剑冰刀，是一座天造地设的人间地狱。150多年前，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率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够逾越天堑，在这里全军覆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整风”号召而沦落为“阳谋”圈套中的贱民囚犯。他们与当年的石达开军队一样，死后无一具棺木，而是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多个人埋葬在一起。埋人最多的一个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秋后南瓜竟然长得又肥又大重达百斤，一下子变成闻名遐迩的“南瓜山”。我为此专门赋诗一首：“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冤魂绵绵归不去，啼血声声在谁家？”
随着被囚于沙坪农场的劳教右派以及其它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大量死亡，不少受难者家属四处告状，农场场长梁村夫因此被当作替罪羊判处有期徒刑7年。到了1963年，我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一度与梁村夫关在同一间牢房，他谈及此事竟然面无愧色：“我是共产党员，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我的天职，至于饿不饿死人，与我何干？”
梁村夫个子高瘦，一副永远正确的样子，即使坐监也整天抱着“马列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同样是囚犯，他每天的囚粮比我们多一两。我们是“二三三”，他是“二三四”。在那个年月，多一两囚粮等于多了一两血，毛泽东喜欢用民众的血汗供养刽子手，于此即可见出一斑！
沙坪集中营的由来
1949年12月，四川以所谓“和平解放”的方式落入共军手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国民党的军（排、连长以上）、警（所长、分局长以上）、宪（宪兵以上）、特（国民党的“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和“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政（县长以上），以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区分部书记和支队长以上）和乡（镇）长、保长、保队副、帮会头目等等，均属杀、关、管、斗的专政物件。不足70万人口的成都市，先后逮捕了数万之众。
毛一贯的政策是团结95%的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当时四川总人口有5000多万，遭受打击的人数就应该是250万人，其中被杀、管、斗的人数不少于150万。这150多万除被杀掉之外，大约有100万人关押在被称为劳改队的劳改集中营里。他们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在枪杆子押解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仅参加成渝、宝成铁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还到最为边远的马尔康砍伐过森林，此外还为不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修建办公大楼，就连当年中共西南局庄严巍峨的大礼堂，也是由劳改犯人参与建造的。廉价的劳动力，最低的管理成本，人员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又会有5%的人补充进来。所以毛泽东要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其效应是既可以驯化本国人民，又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恐怖威慑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共强化共产专制的独裁权术。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共揪出了10多万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4720人，实际人数应该超过12万人），其中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有4、5万人。如何安置这些“阶级敌人”，就成了当权者的一个难题。重修监狱耗时、耗工；放在城里工厂又要添置设备且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据说在省公安厅的一次会议上，劳改局负责人嘿嘿一笑说：“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别说4、5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于是当场拍扳，由劳改局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和赵功到四川偏远县份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位于小凉山腹地汉彝杂居的峨边沙坪设立劳改农场，作为右派分子的“自新”之地。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分子在枪杆子的押解下，从四川各地到这里“脱胎换骨”。其中包括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等等。中国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沙坪劳改集中营，由此建立。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勘察寻址的李、赵二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押送至此，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可怕的饥饿
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描写1942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有这么一段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国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国国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国国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我家虽然世代穷苦，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所以我当时认为这部小说言过其实。自1957年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28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才体会到钱拉•菲德甫对于饥饿的描写并不十分深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挨饿。
我所在的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一共有200多名右派，住在两座新搭起的大草棚里，上下左右两层通铺，中间是过道。新垒的泥墙四处透风，刺骨钻心的山风无孔不入。每晚点名排班，不少人都顶着被子站在空旷的山洼坝子里，乍看就像一群俘虏兵。我们的粮食月定量是22斤，不是白米而是苞谷糁，没有任何副食品。除去干部小伙房卡油和厨房炊事员层层克扣，每天吃到嘴里的不足七两苞谷。七两苞谷用水煮成稀汤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假如倒在石板上，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快餐”！
每到开饭时间，盛满苞谷汤的木质大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桶。大家排成长龙，由大组长掌勺，按人头一勺。在给第二勺时，如果碗里没有净空就没份。于是，大家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动勺，三不管烫，一边排队一边拼命“喝饭”，再辅以风卷残云的舌头将碗底舔得精光。这一切全是为第二勺作好净空准备。
当勺子再舀不出黄桶里的苞谷汤时，大家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醮，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手臂横飞，嘴巴共苞谷一色，胸襟汤汤一遍，斯文饿鬼一槽”。
吃着这样的稀饭，却要干着牛马一样的重活，每天开荒定额0.12亩（80平方公尺），完不成任务就批判斗争。在这种环境中，谁还有羞耻？谁还有尊严？
无论再黑心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懂得不吃饱肚子不能干活的道理。然而，共产党偏偏不给右派分子吃饱肚子，并且要强迫右派分子去干重活，正应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饥饿加大炮，是统治人民的最好方法。”
生命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时下的流行话语，只是早在1957年前后，我们这些右派劳改犯就已经在劳改集中营里面“回归自然”了。
我们小组15名劳改犯是清一色的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5岁，正是充满理想而且身强力壮的美好年华。悲哀的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一是拿钱买（那时托挑粮的搬运难友，在沙坪县街上可以买到糖饼之类的东西）；二是写信向家里要。买和要必定有限，最好的办法还是“就地取材”。我们在开荒中常常挖到白嫩嫩的鱼腥草，俗名折耳根，四川叫猪屁股，其药用功能是去毒开胃，健脾消结，也就是越吃胃口越好。把它用泉水洗净，截碎放在脸盆中以盐渍上，到了晚上九点钟下学习，便取出脸盆盘腿坐在各自床铺上，一撮一撮往嘴里送。人人如是，个个一样，那牙齿撕裂草根的嚓嚓声，细听去就像蚕房蚕蛹在啃吃桑叶——你说，这是不是回归自然？
感谢“英明领袖”，逼着我们学到了牛羊的本领。除用鱼腥草，便是寻找能进口的块状植物，这得有神农辨百草的本领。假如误将半夏等有毒物质吃进肚子，就会弄得嘴胀、脸肿、头麻、体硬，难过得要死。
面对如此酷烈的情况，也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胆大之人，当面向干警提出质问：“共产党是讲革命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饱？”
干警板着脸粗声回道：“没有杀你们就是人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给多少吃多少，谁叫你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告诉你们，改造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要想吃得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秋后丰收了日子便好过，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大家不敢抗辩，知道这里是专政机关，吃不饱也得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金秋八月。饿就饿吧，反正劳教时间不会很长，咬紧牙关扛过去！谁知道有好多人注定是扛不过去，最终埋骨于这个惨无人道的劳改集中营。
杀人不见血的毛泽东
“伟人”就是“伟人”，几千年几万年只有一个。环顾世界，暴君、屠夫有各种各样的杀人办法，哪一个都比不毛泽东戕杀右派的办法既“先进”又“科学”。他不动刀，不动枪，只是用饥饿把人慢慢折磨致死，就像猫在玩弄毙命前的老鼠。有难友这样说：饥饿是慢性的扑杀，枪毙是快速的死亡。饥饿之死其痛苦非言可表，死者在断气前神智清楚，五脏六腑似痛非痛，肠肠肚肚在一寸一寸断裂脱落！枪毙只是一瞬间，虽恐怖但不痛苦。那些时候经常听到难友的哀求：“只要给我一顿饱饭，枪毙我都愿意。”《涪陵日报》编辑潘天翼，曾经套用裴多芬的名诗抒发悲情：“生命诚可贵，粮食价更高；若能饱肚子，生命宁可抛。”
一个风雪天，我抢得满满一大碗苞谷汤边走边喝，不慎跌倒引起肠胃大痉挛，痛得侧身躺在雪地上。出于本能反应，那碗苞谷汤完好地掌控在双手之中。就是这个潘天翼，发现后飞跑到我的面前，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跌伤没有，而是直扑主题：“晓枫，你还吃不吃！”
我摇头，流着眼泪把那碗苞谷汤倾底倒给了他。
人啊，是什么荒谬与邪恶使你失去了良知与情感？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开完生荒的1958年清明，转入一年一度的春播岁月。在那拾净草根的土地里种下一颗颗黄澄澄的苞谷，也播下丰收的希望。丰收了自然能吃上饱饭，再不会为饥饿所熬煎。但是，这些屙屎不生蛆的生荒蛮土怎么能长出粮食呢？一些地块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啊！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可是在中国就有一些“科学权威”，1958年“大跃进”时，断言亩产水稻5万斤是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科学权威”断言“伟大英明领袖”可以活到150岁。谢天谢地，如果“伟人”真是活到那把年纪，今天的中国人别说玩计算机、坐轿车，可能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
沙坪农场的环境资源本来只能养活几百人，可是经过一些专家论证，结论是可以无限增容，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骤增到一万多人，不饿死人才是咄咄怪事！
接着，毛泽东再次癫狂发疯，说是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夜之间在全国发起“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又是“放卫星”又是“比武打擂”，折腾得每个人大汗淋漓、气喘嘘嘘，甚至十天半月不允许睡觉。当权者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干警们为了媚上请功，哪管你断筋折骨、撕肺剐心，只要他自己平步青云、加官进爵，什么阴损缺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党性原则”。
中国有句俗话：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三天不吃见阎王。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致使田荒土废，大片大片熟透的庄稼烂在土里，神州大地很快便饿殍盈道，鸡犬不闻，四川、甘肃、河南、安徽等省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烈场面，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把责任推给老天不下雨和赫鲁晓夫逼债，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过日子。
从1959年1月起，全国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从22斤骤降到19斤，我等有罪之人更是低得可怜。那19斤吊命玉米糁仅够装10天肚皮，于是浮肿、水肿、黄肿遍农场，走毙、立毙、睡毙满中队，有的中队死去大半，有的小组几乎死绝。10000多人的沙坪劳教农场，饿死了6000多人。
死于饥饿的刘盛亚
我知道刘盛亚的大名，是在步入文坛的启蒙岁月。当时重庆市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正在批判他的小说《再生记》，说是小说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焦点，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查阅相关资料，刘盛亚19岁时远涉重洋到德国求学，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刚刚崛起之时，20多岁的他就以一部《在S字旗下》，向国人叙述了法西斯极权专制的野蛮残暴，成为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
“七七事变”后，刘盛亚学成回国，以25岁的年纪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为避日寇轰炸，川大迁往峨嵋山，武汉大学迁来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各地汇集了来自京沪欧美的大批知识精英，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话剧运动的先驱人物熊佛西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一度在省立剧校任教。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候，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与刘盛亚被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时称北方神童，刘盛亚时称南方神童。
刘盛亚家住重庆，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由夫人于立群主持社务，刘盛亚被聘为总编辑。随着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迁址重庆，刘盛亚与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人，先后主编过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吴祖光找来手抄稿公开发表的。
1950年以后，刘盛亚从西南文联到重庆文联，没有了教授、作家的头衔，只剩下一个专业创作员的职位。
我与刘盛亚认识于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到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那时的他身着呢料制服，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囚徒身份相聚于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遭受着中国集中营的法西斯专政。此时的他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满是苞谷汤的残迹，神态显得恍惚呆滞。
刘盛亚长我十多岁，又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什么力气，却易于激动，而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之类的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善良，专门安排他看守播种在地里的苞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里拿一条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时不时嘴里发出“呜呜——”的吆喝声。远看就像个稻草人。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
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
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角的清水鼻涕，极其悲观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饿的日子真难过啊！”
“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
他摇着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在攻击党和政府吗！”
我听后几乎叫了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恰好我的妻舅在乐山川剧团工作，一天来沙坪县巡回演出，得知我们吃不饱，专程送来一罐三斤多的猪油，我立即分一半给他。开始他拒绝，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求下才肯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哭泣：“晓枫，你送我的猪油似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
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就是了。”
他一脸迷茫，对未来毫无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情况开始寄东西，可是为时已晚，他终于没有活过1961年，活活饿死在峨边沙坪农场。死后没有棺木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坟头，农场连死讯都没有通知他的家人。
1979年刘盛亚获得“改正”，在四川文联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装的不是骨灰，而是他身前使用过的一支帕克钢笔。他曾用这支笔揭露过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却不能用这支笔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集中营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暴行！
归国学子董时光
1957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批判斗争董时光的大会上，他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1946年，董时光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经常在美国的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1953年被驱逐出境。
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的那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他们一一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是：“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董时光随后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由于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在工作上经常与中共党委发生分歧。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院党委多次邀请他给党提意见，并且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怀着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与热爱，毫无保留地介绍了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重庆日报》邀请他写文章，他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大版，其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党委不要干预太多。”
为此，董时光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刊批，但他坚决不认罪：“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我反而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
他铿锵有力的辩解换来的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政治处罚。
一年后沙坪农场大调整，董时光从三根桥中队调到白夹林中队，我们之间开始有了接触。后来在陶渭熊的文章中，我又读到这样的介绍：“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后来在陈希同案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由于董时光是四川乃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数据中有如下记载：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满腔义愤于1953年9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
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
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共产党的共产专制显然缺乏最低限度的调查研究。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容不得普世性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虽然董时光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发生在大陆中国的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的政治运动，也应该是有所耳闻。1957年5月11日，他在老教师座谈会上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
19天后，他又在“文科论坛”上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阳谋”圈套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
当反右大潮迎面而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之后，在饥饿面前同样蜕变成了一条单纯觅食的“野兽”。我清楚地记得，董时光大约长我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或者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充饥。有一次干警嘲弄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由于饥饿，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争抢食物的豺狼。在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食物。于是，有钱的人将钱缝在衣服里，有食物的人出工把食物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把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天夜晚竟然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猜疑了好多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了失窃危险。但最终，却没有免去死亡的厄运。
1958年秋，董时光和我一起调离沙坪劳教农场，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只是不在同一个中队。到了1961年，他有一次出差挑工具，在路上饿得东偏西倒，为求一饱，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由于饥饿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造成肠梗阻暴毙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时光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都是大右派，侥幸的是没有像他们的弟弟那样死在大陆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里。
林宪君控诉右派往事
难友林宪君当年在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研室工作，因为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语，便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林宪君在沙坪农场的劳改集中营里整整呆了20年，他在《往事不堪回首》一书中写道：“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我又是从沙坪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据粗略统计，三年来全农场死人过半，饿死约5000人左右。从1959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斤，每天6两。这点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能落实进入肚皮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此时已变得穷凶恶极，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致命的饥饿令人失去理智不顾后果。1959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公分粗的乌稍蛇，爬到树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将它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塞进肚子，之后上吐下泻，差点送了性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在水沟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爬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见其水中蝌蚪、蚂蝗、红线虫纷纷游动，令我后悔万分。好在未中毒，活了下来。”
林宪君一度是大组长，也就是管教干部所信任的“教民”，曾看管过未成年的小劳教。据他介绍：“饿极了的小犯人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学校来的付景德带领十几名小犯人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蝗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小犯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付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饿极的小犯人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忘记了。”
一年之后，付景德因“逃跑”未遂被关进禁闭室。在一次押往工地劳动时私自离去，被看守的公安开枪打死。
小犯人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掀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便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蛤蟆），正喜滋滋地准备享用这“美味佳肴”，被中队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的肥肉失去，便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这样才把生命延续到1979年改正归来。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多数右派都患上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更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林宪君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人。与其它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多人减为6人。他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死的人可想而知。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年春，林宪君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供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名身强力壮的小劳教犯人进入深山伐木。经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糁，出工前就已被消灭干净。幸亏有付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享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他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名小劳教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只好全部撤回五中队。
不久，这批小劳教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林宪君亲手埋掉的。年底，这个烧炭大组连林宪君只剩下三个人。其它农业大组的小劳教，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劳教，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不收死人，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只好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劳教叫肖复兴，他爬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个红苕，被判了劳教……我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和林宪君边说话边倒下的，再也无法将他唤醒。在零下20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再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情此景令即将就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自己的来日也是如此，纷纷互托说：“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分上，千万埋深一些。”
结 束 语
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到现在整整五十多年了，毛泽东政权的继承者迄今为止也没有对他所犯下的这一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的罪行进行忏悔和赎罪，而仅仅以轻描谈写的“扩大化”三字一笔勾销，这是绝对不能令人接受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人道灾难始于反右。没有反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不会有“法轮功”惨案。共产党自此封杀言路、戕害正义，为阿谀奉迎之辈、无耻卖友之徒提供了晋升的阶梯。尽管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对于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改变，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横残暴的“共产专制制度”依然没有改变。大陆中国的根本出路，只在于像欧美文明国家以及日本、台湾那样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以至还政于民，还利于民，逐步建设和完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揭露批判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残暴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王铁生：《复 活》
这里讲述的并非列•托尔斯泰的巨著——《复活》。而是1957年，被“扩大化”成右派的一位教师，在劳动教养农场，被饥饿送进了“鬼门关”，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又被人拉回人间的真实的血的故事。
低洼不平的土地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个人两手把着车辕，肩套一条拴在平板前端铁环上的粗麻索，一步蹬一步，吃力地前进。另一个人挽一条系在胶轮车支脚上的长麻绳在前面拉。两个人都因用力而身体向前微倾，他们都解开了上身那件劳教农场发的黑粗布棉袄的衣扣。
“这口子也够惨的，才30出头就埋在这荒地上，听说还是啥子名牌大学的讲师哩。”驾辕的那人带着浓重的口音，边喘气边嘟囔着。他显然是在说平板车上那口底层由活动拉板构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
“他媳妇和两个6岁和7岁的娃儿今后日子咋个过啊？单是‘极右分子’和劳教分子家属这口黑锅就够他们背一辈子的了，惨啊！”
“唉，也是，谁叫他大鸣大放说三道四多话呢？”前面拉车的那人带着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说着。“我是为了糊口，在前门摆地摊，违反了格啥子城市管理条例被收容教养的。要吃饭，没得办法。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嘛，还说三道四干啥子哟，自找倒霉。”
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拉到了清河农场的坟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585分场的所在地。这里的土壤碱性特重，在一大片泛白的碱地上，连一向以抗碱性著称的、西荒地特有的芦苇也几乎绝迹，一眼望去，数以百计的乱坟堆无规则地遍布各处。坟堆前，一般树有一块约半米高，六七厘米宽的木牌，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和死亡日期。不过也有许多坟，除了一堆黄土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把平板车停在新挖出的坟墓前，穴深约半米，宽约0.4米，长约1.9米。然后抬下薄皮棺材搁在墓穴上，棺材正好比墓穴略长一点。驾辕的那人弯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动底板使劲往外一抽，只听得“叭”的一声，尸体掉进了墓穴。
就在这一刹那，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天大怪事发生了。随着尸体“叭”的一声掉进墓穴，尸体竟发出了“哎哟”的呻吟声。还好是在大白天，况且两名埋尸人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他们没有被吓得撒腿就跑；更何况他们也是劳教犯，他们对被埋葬的死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没有逃跑，还把那个命不该绝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三分场医务室。这苦命人的确命大，终于活下来了，而且一活就40多年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
读者至此也许已能意识到，这名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笔者。几十年来，笔者的一些亲朋好友总是要笔者讲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它似乎有点像大仲马笔下的唐泰斯从监狱古堡几十英尺高的悬崖上被掷进大海的故事。不过促成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曾经经历过死亡，或者说我有死亡的经验。诚然，有些溺水、车祸、触电而休克的人被救活后，他们的确也曾参加了死神的一次宴会而重返人间，但他们都是事发突然，一下子丧失了知觉，没有时间体会临死前弥留之际的感受。
和溺水、车祸、触电的暴死不同，我经历过的是一次饿死的过程。饿死是新陈代谢功能的逐渐衰竭，犹如一盏桐油灯，随着油碟内桐油的减少，灯芯上燃着的火焰是一点点，一点点地缩小并昏暗的，要经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会“嗤”的一声最终熄灭。
那是1961年初发生的事情，神州大地正经历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天灾加人祸，人们就连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整个社会尚且如此，劳改和劳教农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顿饭只能以清水煮马齿苋（一种野菜）充饥，据说也加进了一点玉米面，但在一大盆清汤寡水的马齿苋中，实在看不出也嗅不出有丝毫玉米面的存在（我当时在病号队，生产队比病号队的情况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以吃到一点粮食，如马齿苋玉米面糊糊、马齿苋玉米面窝窝头）。极度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体重由125斤减少到不足60斤，我形同骷髅的外貌，和高中生物学课堂上的人`体骨骼标本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体能已衰竭殆尽，膝盖以下部位常年冰凉并带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拄着木棍老态龙钟地拖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会把我绊倒，没有难友们的帮助，休想自己爬起来。
终于有一天，小吴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两名埋尸人，他们是生产队派到病号队来工作的，除埋死人外，还给病号送开水、送马齿苋——在给我灌好一暖瓶后，对我开腔了。
“老王啊，”小吴注视着我的脸，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该轮到你哥子上路了哩。”
“冬至不出年外，总是个把月的事。”小何补充了一句。
由于经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吴和小何积累了一种独特的经验。在闲聊中，他们曾对我们讲起过，像我们这些因饥饿而极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现外眼角垂，嘴角上翘，一般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当然，这种变化十分微小，普通人不一定能察觉，但他们因经验丰富吧，据说这种观察被证明已是屡试不爽。
又过了二十多天，不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天早上，当小吴和小何掀开用破麻袋缝成的门帘，进入我们病号队室内发出惯常的分发开水的吆喝声时，我发现我的四肢已不听我使唤，无法动弹，除了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外，嘴巴说不出话，眼皮也像注满了铅似的。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睁不开。我左边和右边邻铺的难友发现我毫无反应，慌忙叫小吴赶紧去找潘大夫。
潘大夫很快赶来了（他也是一个劳教人员）。他马上拿出听诊器在我胸部移动，仔细地听诊。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后，他继续用听诊器不停地监听我的心脏。
我还有听觉和一定的感觉，我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小吴和小何在商量什么时候来拉人，我也听到潘大夫在斥责他们不要瞎说，我还能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时就被拉去埋掉，我拼命想睁一睁眼睛或动一动嘴唇，以表示我还活着，但就是做不到。
我神志还很清楚，我意识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终结阶段。我并不畏惧死亡，说实话，与其在当时那样的悲惨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我曾经几次企图自杀。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门槛时，对人生的最后牵挂——拖着两个幼儿的妻子，年老体衰的高堂老母，他们今后将如何挺过这漫长而又险恶的人生！？——却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我忽然想起了每月都要从他们可怜的定量中（尽管比我这劳教犯只多一点点）硬抠出几斤粮食接济我，使我勉强维持生命的事实。我脑海中甚至清晰地浮现出两个刚读小学半懂事的孩子，正在“为了救救爸爸”的哄诱下，皱着眉头吃野菜的景象……我不能死，我不能死，绝对不能死啊！然而这次不是自杀，这次可由不得我在最后一刻把已套上自己颈项的绳索，再用自己的手来解开。
饿死的人与病死的人（比方说癌症死亡者）不同，饿死的人临终前不会感到有什么疼痛，毋宁说平时那种不堪忍受的强烈饥饿感（註）这时反而减轻了。我好像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慢慢地，我觉得我似乎从水面上飘浮到了空中，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潘大夫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终于进入了绝对寂静。
突然，“嘭”的一声震动，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寂静中惊醒……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事后，潘大夫说，也许从棺材坠落墓穴的一击，歪打正着，正好起了使心脏再搏动的刺激作用。因为他们也曾对我施行心脏人工挤压起搏的抢救，却未见效。我又问他，我从水面飘飘然上浮太空的感觉，是否就是灵魂脱离躯壳在升华？
“我是学医学的，没有学玄学。”潘大夫淡淡地一笑 ，“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劳教农场——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亲历的一次人间绝对少有的、被饿死而又《复活》的经历。它使我永记不忘。
[注] 我和我的难友们已饿到了见到什么都想吃的程度。一位曾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俄文翻译的难友曾亲口对我说，有一次他用了最大的毅力才好不容易的克制住了自己，不去吃墙边一堆外形酷似窝窝头的人粪便。另外，我们经常闲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碗红烧肉烧蛋，大米饭管饱，不过饱餐后立即枪决。你是否愿意作此选择？”我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都表示愿意。因为作一个饱死鬼的滋味，远比作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人的滋味要好受多了。个中感觉诚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非身历其境者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陶渭熊：画矛成右派 千古荒唐事
今年1月25日，春节前夕。我打电话向好友杨春谱兄拜年,听到的不是老友的惊喜声，而是一个小女孩低沉的声音”你是谁？”我说：”是他同学。”在一阵沉默之后,电话里传来悲哀的哭泣声：”爷爷昨天晚上死了。” “死了！怎么就死了呢？”才七十一二的人，并不太老，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于他并不十分美好的世界？
我凝坐在书桌前，思绪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
那是1956年9月，我到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读书的时候，经常看见一个瘦高、帅气的小伙到各班征求改善伙食的意见，经常看见他在伙食团帮厨，与伙食团长交换意见，那就是我们系上的伙食委员杨春谱。在大家的印象中，他热情、大方、办事认真，是一位充满朝气积极向上的好同学，深得大家好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好同学，竟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分子！更万万没有想到，他划右派的原因，竟然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西师党委为了发动全校师生帮党整风，消灭“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复动员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许诺“言者无罪”。从1957年6月3日起停课大鸣大放。幼稚的大学生们被共产党的伟大胸怀和诚恳态度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写大字报、办油印报、发表演讲，而不知道这是一场毛泽东早已策划好了的“阳谋”，不知道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毒蛇正等待着大家。春谱兄也办了一份最微小最短命的油印报《剌》，16开，仅出版一期，内容是向第一食堂伙食团长李某提一些改进伙食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无出格的言论，即使用放大镜、显微镜观察，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也找不出一颗反党的微粒，应该说他可以逃脱当右派的厄运；然而不幸他被“时代所选中”，因为刊头上画了一杆尖锐的矛，有人就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定那矛是剌向共产党的，他们的“理论”：你的刊物既名“剌”，你要剌向谁？不正是李某吗？李某是共产党员，你把矛头剌向李某就是剌向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由千万个党员组成的统一体，你反对其中的某一个体便是反对整体；你表面上虽然没有反对共产党，但是你把矛头对准具体的共产党员，这对共产党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是你杨春谱反党的铁证！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理论”和划分右派的标准，于是他就被这样的“革命逻辑”和“革命推理”“推”成了右派分子。
在分别47年后的2005年7月，我去古城阆中看望他。我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画那杆矛？”他说：“那不是我画的，是吴毓民画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说呢？”他沉默半晌后说：“那样的整人运动，反正都有人遭整，我不遭他就遭，我何必连累他呢。”原来他是代人受罪！他的人品和胸怀，何等坦荡宽广。
因是右派，政治课不及格。补考时他早没心思背诵那些烦人的教条，于是便被留级，与我同年级了。
1958年春，处分右派学生，他因为情节不严重，又是贫农出生，被从轻发落定为四类：只戴右派帽子，免于处分。但是这样的“宽大为怀”仍然使他遭罪一生，那顶重如千钧的右派帽子，如影随形，走到哪里臭到哪里。在那时的中国，你可以当扒手、流氓、盗窃犯、强奸犯，却千万不要当右派！因为前者好歹是个“内部矛盾”，是“人民”；而右派是“敌我矛盾”，是“敌人”。前者是“生活作风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小节”；而右派是“政治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大节”。前者可以恋爱结婚讨老婆生孩子过幸福生活，党委书记绝不会动员他的老婆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提出离婚；而右派，实际上被剥夺了婚恋权利，已婚的，党委书记一定登门拜访，动员老婆站稳阶级阶级立场，划清思想界限提出离婚……在那时的中国，苦难最深重的，莫过于右派。
1960年，他终于在屈辱之中读完了“五年制本科”，被分配到阆中县一个边远的乡村教书。那时，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哀鸿悲鸣，饿殍遍野，千里无炊烟，百步见新坟。他的处境，既有政治上的打击迫害，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暗无天日的政治环境；更有吃糠咽菜，食不果腹，阴暗潮湿，冬寒夏暑，缺医少药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落下了终生残疾，左腿脉管炎，行动十分困难，每走一步都必须借助拐杖，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就这样，他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教书上课，默默地忍受了20多年的苦难，终于等到了“改正”的那一天。可惜好境不长，他终于油尽灯灭，离开了人世。
杨春谱不是什么显赫政要，也无惊人的业绩；时代只准他承受苦难而不准他作出更多的贡献。他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员，一个毫不起眼的人。但是他见证了一段现代中国的沉痛历史；一段置55万知识精英于苦难、于死地，并株连千百万人的历史；一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正常思维，却又被刻意掩盖、强迫遗忘的历史——反右运动！而他个人被划为右派，更为离奇而古怪，轻如鸿毛微不足道：仅仅因为画了一杆矛！这样的荒唐，使不知道反右运动为何物的中青年人实在难以置信。可是，这就是历史，就是真真实实、确实发生过的反右运动！
这样一个荒唐的运动，却被一位大人物定义为“正确的、必要的。被篡改的历史，何时才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春谱兄，一路走好！总有一天历史会被人知晓的，那时再告慰你的在天之灵！
张鹿呜：泪祭长眠在兴凯湖的右派长辈们
今年是你们被发配祖国北疆兴凯湖五十周年。我以一名右派子女的身份，代表我的父亲以及部分幸存的右派老人来这里凭吊。献上一束鲜花略表我们的哀思。
在黑暗的1957年你们多数都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憧憬着祖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你们不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阴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圈套。是用花言巧语，来骗取善良人的衷心。更不知道历史上整风运动的残酷性，只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人只是说了几句真心话，就被专横跋扈，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划为右派，成为了阶下囚，被发配边疆劳动改造。从此厄运相伴终生，历尽苦难，处境堪怜。
从1958年初开始，你们陆续被迫离开了慈祥的父母、恩爱的伴侣和可爱的孩子，被送到了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的兴凯湖。在这里受尽了精神的凌辱，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忍饥挨饿。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所有人浮肿，有的人因身体虚弱到极限站都站不起来，只能躺在土炕上活活等死。有的人为了充饥不顾一切生吃地里的大豆和蘑菇，致使因中毒或饱胀而死。有的人饿到极至丢了尊严去找垃圾和粪便里的残留物吃。精神的折磨，身体的摧残，造成许多人灵魂绝望，人格丧失，身体衰跨，最终没能熬过这残酷的日子，带着满腔的愤怒、哀怨和对远方亲人的思恋，早早地离开了人间。你们在最后时刻身边没有亲人的呵护和安慰，身上也没有一件干净整洁的衣服。陪伴你们的只有平时用的饭盆儿和那右派的冠冕。你们的葬礼没有鲜花的簇拥，没有悼念的仪式，只是凄凄惨惨的呜呼以嘘。成都军区中尉杨泰泉死后，难友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两行字：“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这是他写给父母的遗书。惨！惨！惨！太凄惨了！早走的人还能得到一个薄木板的棺材和写有右派分子xx的小木牌，这是因他曾帮助党整风，党赐给的最后奖励。后走的人连这奖品都没得到，只是难友们用棉被一裹，上露着头下露着脚抬到雪地里草草地掩埋了。因为这些难友已是灯枯油尽，朝不保夕，无能为力了。我曾听父亲讲：“那时人人生死未卜，生怕得到那快小木牌。”我父亲和那些幸存者，虽然九死一生，但二十二年的右派经历让他们饱尝了更多的残酷遭遇——一言难尽，罄竹难书！
五十年过去了，你们破碎的心都已化作了泥土，但这段历史人们没有忘记。多少冤假错案，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家庭毁于一旦，早早晚晚都会一一清算。你们在天之灵等待着吧！
放心吧，长辈们！
安息吧，真正的左派！
2008年7月于天津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下）
—— 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重回科学院
为了解决回科学院工作问题，1977年8月我写了一个报告给科学院党组，请秘书长郁文转交。4个月后于光远告诉我：替我说好话的人已经不少，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秦力生和郁文都替我说了。问题卡在具体掌管人事权的干部那里。实际负责党组工作的李昌不敢做主，报告给国务院。再过4个月（1978年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又是政治局委员）批给国务院政工组，才得以最后解决。方毅批示中，说明这是“重新参加工作”（不算落实政策，工资不少于100元。4月，科学院通知我回科学院工作，工资103.5元。5个月后，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右派“改正”决定，我的右派问题是于1979年1月得到“改正”的，恢复了1952年定的工资级别，也恢复了党籍。对于右派改正和恢复党籍我毫无欣喜之情，因为1957年我不该被定为右派，而党五十年代后已经腐败变质，回到这样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郁闷。
科学院通知我回科学院工作时，要我重操旧业，从事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我则希望研究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经过交涉后终于同意我到新成立的自然科史研究所工作。这个所是1975年由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于1956年）扩大而成。原来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我去了以后才开始开展世界近代和现代科学史的研究。
1978年6月初，我回故乡迁户口，随后向科学史研究所报到，正式恢复了公职。不久，学化学和生物出身并长期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李佩珊也调来，她任副所长兼近现代研究室主任。由于房子挤，我们这个研究室就在友谊宾馆租住了4年，当时的任务是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史。这项工作于1983年完成，出版了86万字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参与编写的共24人，由我和李佩珊、张钟静负责统稿，全书总结性的结束语由我执笔。此书1999年出了增订本第二版，篇幅扩充为126万字。2004年被收入《中国文库》第一辑。
1978年，持续了29年的闭关锁国的自我封闭状态结束了，使我有机会看到世界现实，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加上我的专业是研究近代和现代科学史，过去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受到颠覆性冲击。60多年前被列宁判定已处于“垂死”阶段、以后又被毛泽东诅咒为“一天天烂下去”的西方世界，不仅没有死去，反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共产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消灭“三大差别”（工人与农民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实现！而我们这个自诩为“到处莺歌燕舞”的极乐世界，却只能在神话和谎言中讨生活。这个富有讽刺意义的鲜明对照，使我充分认识到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为消除“文革”对爱因斯坦的诬蔑玷污，经我倡议，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纪念会上由周培源做主题报告，他要我帮助起草讲稿。通过这次活动，爱因斯坦的伟大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境界在中国广泛为人们了解。
1980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胡耀邦任总书记。两个月后他就找李昌，要他组织科学家为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领导人讲授科学技术知识。第一讲是科学史，由钱三强主讲，讲稿主要由我和李佩珊执笔。讲稿中我着重写上了这样一个论断：“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这次讲座于1980年7月24日开讲，报刊上发表了讲稿全文，引发了一次学习科学史的热潮。
经历了以造神为标志的文化浩劫后，以思想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为基础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但承袭毛泽东衣钵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却视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洪水猛兽，早在1981年9月就发出耸听的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要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派运动。可惜时代变了，人心变了，他自知没有本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只能虚张声势地每隔一年搞一次小规模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却也遭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
1986年11月，方励之为加速改革步伐，约我和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我们三人11月14在我家聚会，商定会期定于1987年2月3—5日，限于学术性讨论，人数30人左右，联系地点设在我家。我们发出通知后，除费孝通和钱伟长外都立即回信，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袁翰青、黄万里、钟惦棐、曾彦修、刘尊棋、徐铸成、白桦、邵燕祥、曾肯成、陈学昭、孙章禄和陈修良。
方励之那天离开我家后就去上海，在几个大学做了关于民主和改革的讲话，反应热烈。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责备胡耀邦反自由化和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指责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三人立即开除出党。
随后，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方、刘、王三人被开除出党。按计划，在三人之后还要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由于我们决定无限期推迟反右历史讨论会的会期，赵紫阳发了慈心，我得以暂时幸免。
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使我心中仅存的对共产党的一线希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点残余信念都彻底破灭了。1988年11月，在几个民间研究机构联合召开的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我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民主与科学。“五四”前夕的1919年1月陈独秀就曾大声疾呼：只有民主（他称为“德先生”）与科学（他称为“赛先生”）“都不能推辞”。第二年，他开始组建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9月发表文章，把民主看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予以否定。“五四”的民主启蒙运动就这样被启蒙者亲手扼杀了。这是一出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由此，我认识到：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认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回到“五四”，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这种启蒙，首先必须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我1949年以前所从事的名为民主革命运动，可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以为只要共产党掌了权，自然就民主了，因为共产党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到1974年我才发觉事实并非如此，自己实际上也根本不懂民主的真正意义。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如此，以后几代在封闭环境下长大的更不用说了。
惊心动魄的1989
鉴于1989年是“五四”70年周年，又是《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而报刊泛滥着形形色色的反民主逆流，尤其是官方支持的“新权威主义”气焰日益嚣张，我觉得有必要隆重纪念“五四”，使“五四”精神深入人心。1988年12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明年工作计划时，我就提出，明年应该以纪念“五四”，宣传民主、人权为重点。方励之、吴明瑜、李佩珊、李昌相继表示赞同，最后于光远拍板：纪念“五四”是我们研究会明年活动的主旋律。
1989年1月，方励之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北岛等33位作家联名响应。2月，我与老同学施雅风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终止因思想定罪的历史。联名信请钱临照、王淦昌两位老先生领衔，签名的有42人，多数为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科学家群体共同发表政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反应是比较明智的，他们认为信的内容没有问题，并指示科学院各级党组织，不要找签名者谈话，以免他们感到压力。随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还请我们夫妻和施雅风吃饭，希望充分听取我们的意见。
从1月到3月，先后有4批共110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信，以及当局比较开明的态度，营造出现早春的民主气息，为随后因胡耀邦4月15日含冤去世而引发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作了铺垫。
学生对胡耀邦的遭遇愤愤不平，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他为“中国魂”。这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于4月24日对政治局常委颁布谕旨，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动乱，对它不能手软，要求准备流血，有军队可以对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经济上去就行了；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这道圣旨立即普遍传达，并成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学生们对这道杀气腾腾的圣旨并没有猛烈对抗，而是以一次理性的、和平的和自我克制的游行，要求当局收回这篇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定性错误的社论。当局拒不改正这篇社论，学生也不愿意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复课。于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顶牛局面，最后导致5月13日开始3000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无限期绝食。如此众多的青年学生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在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多年来为人们深感忧虑的社会风气的败坏，这些日子里竟奇迹般地骤然削减，人们自动维护社会秩序，长期涣散的人心自然地凝聚在一起，表现了中华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
这样一次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自发运动，竟以6月3日晚到6月4日血洗十里长安街为结束。这是稍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想象的，但却是邓小平早在40天前就明白无误地下了这个狠心，在罢黜了同情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以后，亲自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来实现其意图。
“六四”屠杀后，被官方诬蔑为“黑手”的方励之第一个被通辑。亲友们为我的安全担忧，劝我躲避一下。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做过三世人（1920-1949；1949-1969；1969-），已经活得够长了，现在能够为中国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当死而不悔！
“六四”后，中国政治上出现大倒退，政治高压、意识形态控制、假话空话满天飞，仿佛又回到了“反右”、“文革”。为了重撑改革门面，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海内外为之欢呼。我却给他泼冷水，发表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只谈经济改革而回避政治改革，更讳言民主，这种拐脚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那么值得称道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是“社会主义”（Nazi，即民族社会主义）！当局对此如临大敌，认为这是出版界最严重的政治事故。
1993年，为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做门面，释放了王丹、魏京生等政治犯。申奥落了空，1994年2月又把这些人抓了起来。为此，我起草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共有7人签名。3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记者对我的采访，并刊出《呼吁》全文。可是，当局不但不考虑我们的呼吁，反而肆无忌惮地侵犯呼吁者的人身自由权利。3月12日大批警察进入我们宿舍区，并堵住我的家门，把我软禁了3天。从此以后我们的宿舍楼经常有警察把守，不准外国记者采访，甚至随意拘禁来看望我的青年人。至于我家的电话，从1989年开始一直被窃听，有时干脆被掐断。
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5月，我起草一份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先从历史上论证宽容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我国自古以来缺乏宽容精神。呼吁书中希望当局不要把有独立思想的人当作“敌对分子”；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同时希望全社会培育尊重他人的宽容精神，切忌暴力行为。呼吁书请王淦昌先生领衔，他欣然同意；签名的共有45人。发表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各国一批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响应这个呼吁书的签名运动，一个月内共有一千多人签名，其中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宽容呼吁书竟遭到美国公民杨振宁的诋毁。他给王淦昌先生写恐吓信，胡说这是“不利于12亿中国人民的事”，是“严重的事”，“极为不幸的事”。王先生被他吓懵了，写了一封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信。他如获至宝，送香港报上发表，严重损害了王先生的声誉。为此，我不得不公开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杨振宁为虎作伥的无耻行径。这种行径，与半个世纪前德国两个卖身投靠希特勒的物理学界败类Lenard和Stark的恶行如出一辙。
心灵的交往与升华
世纪之交，我有幸同两位在思想、品德和学识上都令人尊敬的师友亲密无间地通信，前后各持续5年，直至他们于2003年和2004年相继去世。巧合的是，相互间每人都写了40多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谈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科学、民主、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悟。他们中，一位是新交的挚友李慎之，另一位是我1939年就受其启蒙的恩师陈规立先生。同他们的通信和真挚坦诚的思想交流，是我80岁前后最大的人生乐趣和精神享受。这是一种心灵的交流与升华。
李慎之比我小3岁，是1998年度开始通信的。以后见过两次面，主要靠文章和通信交流思想。我们都是青年时代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的，1957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家学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很深，不像我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他原来自称是“半个新儒家”，但1999年8月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悟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9个月后，写出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同在那封信中，他流露出极度的孤独感。说“国内外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我不同意他的悲观看法，而处处都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我寄给他一篇自己的《“89”十年感言》。一个月后，他寄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佳作，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震荡。他在去世前两个月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说中国近代史必须改写。他在信中提出一个初步的提纲，征询我的意见。首先，他提出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论点，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我赞同他的这一论点，并可以用一系列历史事实来支持他。不过，他也有不少考虑欠周的地方，如对毛泽东在三年战争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他计划在2003年写一系列论文，可惜3月22日就猝然病逝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无限遗憾。
陈规立先生是浙大心理学教授，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开创者，与王淦昌先生和竺可桢校长都有深交。1902年生，1939年2月比我早两天到浙大。那年暑假，我听了他的一次关于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1949年以前，在浙大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们之间的通信开始于1999年8月。那时周志成转来先生给他的信，信中一半是讲我的，说反右使我经历了“三不怕”（不怕开除党籍、离婚、坐牢），反右对我的政治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我立即给先生写信，并附寄几篇文章。他回了4页长信，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又反映出不懂世故，奈何！”我告诉先生，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这块土地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了我这个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因为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意亲近我，并推心置腹地引我为知己，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先生在谈到治学问题时说，“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他就是从这一点来与我结交的。我们的通信一开始就处于亢奋状态，先生把我看作完全可信赖的知心朋友，遇到不顺心甚至伤心的事，都要向我诉说，并向我逐一介绍他家庭的所有成员。
先生虽已近百岁，但看起来比我年轻，不但健康和气色都比我好，而且满口真牙（我已不剩一颗牙齿），能吃螃蟹。他工作不停，每年都要发表研究论文，还新招了一个博士生，连原有的，同时指导三个研究生。百岁老人还招研究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未曾有过，真是人间奇迹。先生满100岁的2002年1月给我一封长信中，提出一个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非常有价值的创见：“反对科学方法制度化”，“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决定科学。”他写成论文，可惜未及完成，5月8日不慎跌跤，右股骨和右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后进行股骨置换术，经过顺利，但引发了心血管病。在康复过程中，先生还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2004年3月18日，先生走完了102年奇迹般的人生道路。先生99岁时说过：“我明年就满一百岁了，我已声明从0做起！”“一切要从头学起。”百岁老人有如此壮心，该是前无古人。先生不服老，对他来说，生命是永恒的！
2005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2005年为“国际物理年”，理由之一是纪念爱因斯坦。德国政府干脆将2004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为让公众深入了解爱因斯坦，我编了一本图文并重的文集《走近爱因斯坦》。
自从1974年从迷信中猛醒以后，逐步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之本，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首先必须启自己的蒙。1983年完成《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统稿工作后，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我发现自己过去从国内流行的读物中所有了解到的历史是歪曲的，不真实的。如说，古代雅典的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卢梭（Rorsseau）被认为是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顶礼膜拜。而不知道雅典民主制虽有缺陷，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治精神的。可是，即使在今天，我国从上到下对这些几乎依然是陌生的。也不知道洛克（Locke）、英国“光荣革命”（1986-1689）和美国民主革命（独立战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更不用说卢梭比洛克晚生80年，法国革命是直接受美国革命的影响的；而成为20世纪最大祸害的集权主义，正来源于卢梭和雅各宾专政。我由此认识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叙夹议的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这项工作得到了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伴王来棣的支持和合作。近20年来，它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由于我们过去对西方的历史太不熟悉，需要读的文献和著作非常多。可是我的视力极差，1985年左眼视网膜脱落，手术后视力仅0.02，右眼也只有0.1，看书要用放大镜。加上我们记忆力都在衰退，写作非常吃力。此外，不时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意外的干扰，写作时断时续，进度很慢。但我有信心把它完成。这将是我对中国民主事业所尽的最大一分力量。（全文完）
2006年7月2日 于北京中关村
倪艮山：三 叩 鬼 门 关
——伤后试笔并答谢众亲友
我自有生以来，多在战乱苦难中搏斗挣扎。三十多岁时，被错划右派流放北大荒，历经饥饿艰险，一叩“鬼门关”；四十多岁时遭遇文革牛棚的法西斯炼狱，再叩“鬼门关”，两次均从鬼门关前折返幸存；迄84岁时，又逢凶险车祸而三叩“鬼门关”。现志之于后：
2008年12月15日下午，我骑单车去医院取检查化验结果并看医生。归途中，16时05分在阳光小区门前斑马线自北向南穿过行宫东街时，瞭望东侧车甚远，西侧车尚距约80米，遂骑车过道。在靠近道南路边时，被西侧飞驰而来的白色轿车猛撞，将我撞飞到该车前厢盖上，头顶碰坏汽车挡风玻璃，然后全身滚落路边地面。头顶有三处伤口，血流如注，面部、围巾、呢料上衣、手套皆染血污。从撞飞到落地，只有刹那瞬间，浑然不觉，直到滚落地面方意识到被撞，头脑幸未昏厥。时有过路妇女，曾将所购餐巾纸盒递我擦拭面部流血。俄顷交警驰至现场，随后救护车呼啸而至。几人将我抬上救护车送往人民医院抢救。二儿、三儿闻讯皆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并办理有关手续。经医院急救，将头伤破口缝合包扎，并作CT检查，安排住院。
我离事故现场时，所骑捷玛单车，佩戴的助听器以及水晶眼镜等遗留于现场不知所终。
住院时首次CT检查，颅脑饱满，无萎缩，状如五六十岁者，医生啧啧称奇。一周后再作CT，发现颅脑出现积水并有萎缩。虽未丧失记忆与思考能力，但头部有眩晕与涨痛感。颈部肿疼，难以转动。腰部损伤，起卧与翻身需人帮扶。周身骨关节无处不痛，但经X光检查均无骨折，堪称奇迹。伤后病状纷呈，厌食、便秘、胡思乱想不断，事故惊险情景萦回脑际；失眠、多梦、耳鸣、听力衰减、手抖。住院十余日后，一次因向床下低头取物，突感天旋地转，心态失控，摔倒在地；继而不时眩晕，并呕吐两次，血压急剧上升，由120/70陡升至150/88。经服药后症状始缓解。
住院期间，为求安静，曾两易病房，为观察颅脑变化，五做CT。腰身双肩进行10次理疗。先后输液92瓶（平均每日3瓶）。在医院护理、检查、治疗共34天，使伤情缓解好转，逐步恢复身心健康，遂于2009年1月17日离院回家。至2月6日始办清出院手续。
一个多月的病房生活，靠家人日夜陪护，三餐从家里送饭。我强忍伤痛折磨与精神痛苦。出院后乍回家中，虽时甫匝月，却恍如隔世。反思凶险灾祸，犹如一场惊骇噩梦。
回眸80多年的有生时光，先后经历流放边荒、牛棚炼狱、凶险车祸，三叩“鬼门关”。几番命悬一线，存亡系于呼吸之间，刹那间便可失掉已所拥有的一切。惊悚至极。揆此一生，深悟人世诡谲凶险，步履维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生命才有一切，生命是一切价值之本。为此必须珍惜生命。要好好活着，时刻谨慎惕励，不可疏怠，以保平安。
我平生几经危难忧患，而能逢凶化吉，遇险成夷，使自身得以幸留人寰，再续尘缘者，亲友或认为是上苍眷顾（我的颈间常戴南海碧玉观音）；或认为祖上积德庇佑；或认为自身命大；或认为家属缘分福气厚重，等等。也许几方面兼而有之。这使我益加深悟：为人修身之道，须远恶祛孽，不整人、损人、伤人、害人；行义积德，终必有善报。
因一祸而得斯二悟，庶几可稍补偿所付伤痛之代价了。
《后记》
这次肇事的车，属于民政干部管理学院车队。司机孙瑞耀是该院从部队借调的有六年驾龄的战士，由于超速和未及时刹车而酿成大祸。该院的正副院长、办公室主任、车队队长、肇事司机，曾先后数次到病房对我探望、慰问、谈心。善后事宜由次子春晓等与该院几经研究磋商，住院医药费2.5万元按规定由保险公司支付70%，我方负担30%。该院蒋院长通情达理，处理问题客观、果断，对我所遭受财产损失、精神损失，都作了适当补偿，使比较棘手的问题较快得以解决。
2009年2月10日，己丑上元节次日。
时年虚龄85岁
曾伯炎：中国上访大军的先行者-悼汪岗
汪岗在与原单位四川省总工会争回自己权利的奔走中，历时近３０年，１月２７日，忧愤亡于成都。
称他老右派，是因为他：一、资格老，１９４８年他１９岁就被中共打的民主旗帜吸引，为争民主参加地下党，还冒着风险秘密潜入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的鄂豫军区做了《战斗报》记者。再随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进入重庆，参加重庆市的军事接管与建政工作，任中共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刘伯承、邓小平开会，常有一个埋头作记录的青年，就是汪岗。西南总工会创办《西南工人日报》时，汪岗是创办人之一；二、坎坷蹭蹬到老。１９５７年，他才２８岁，就因他主持编辑的这张工人报纸，要求民主的呼声过高，维护工人权益很牛，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再突破当地报纸发行记录。省委书记李井泉便对该报总编辑李超说：汪岗若不划右派，你就是右派。于是，汪岗被开除劳教，在九死一生的劳教营里活出苦役与饥饿，１９６１年，摘去右派帽子后调回四川总工会，由原１５级降至２４级。１９７７年，华国锋上台后闹“抓纲治国”，即抓毛泽东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又用汪岗这有右派经历的现成阶级敌人做典型，把他抓上大凉山雷马屏农场劳改５年。因右派之冤而构罪又劳改。四川省高级法院在汪岗右派问题改正后，接受其上诉，判决汪岗受刑是错案。四川省总工会却拒不恢复汪岗的工职与工薪。汪岗以中年之躯，在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中，中国的打工仔大军里，竟有他这６０岁左右的老打工仔；三、汪岗的右派改正了，只是纸上的，汪岗的右派遭遇，却是继续的，所以，他是承受右派之冤时间最长的人，前后达５１年。比含冤死去的右派，更受生之活罪，堪称他老右派了。
汪岗还是中国上访大军的先行者，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就开始了他上访的苦争，跑省总工会、找负责管工会的省委常委李登菊，找法院，从５０岁上访到８０岁，甚至有当年争民主的地下党战友廖伯康以省政协离休主席为其说话与斡旋，居然，难突破中共由现实利益集团和顽固官僚结成的堡垒。似乎老天要以汪岗一生的悲剧来痛击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你为他卖了命，立了功，蒙了冤，受了苦，却难获一点应有的同情与回报，使８０岁的汪岗死于向四川总工会争社保医保的上访中。中共讲的以人为本，汪岗这种他们该尊为前辈前驱的人，都不在他们眼里，那些踩在他们脚下的民众，能在他们心里吗？汪岗应属精英类人才，在西南地区传媒界，许多当年及以后的老总，无不称道汪岗那支笔很才气，称赞他组织报务，很高明，当他被逼到雏生的民营企业去打工时，在恩威公司以一创造性广告辞：“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即将“洁尔阴”这种产品，扩大市场到海外，有行家说：就这一句很文雅又很大众化的广告辞，就值１５０万。汪岗的才情若真能有这种价值，就不致死于上访途上了。他的创造性劳绩，只成了人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了。
也许海外读者见到的工会这种组织，无不是为劳动者利益服务，为劳动者维权出谋划策，而中国大陆的工会上级领导机关，不仅不维护工人的权利与福利，甚至自己前辈汪岗这种人的权益也侵夺，使他老而无医，老而无养，死在向四川总工会的上访中。不正说明中共这种官办工会，没有劳动者的立场，只是官方的工具，既做专制者的鹰犬，又做蒙蔽工人的麻醉药，他们挂着一切为民为群体的招牌，都是假货，老右派汪岗之死于上访途中，岂不揭穿这官僚利己集团的顽劣本质吗？汪岗死在他们庆祝改革３０周年的锣鼓声中，岂非也是极大的讽谕吗？如林黛玉气绝于贾府为宝玉迎亲的鼓乐声中，知识分子从汪岗的死，还有未断对中共的期冀者，也应断了这情缘了。
来稿选登：
杨 枫：我为什么成为共产党的“死敌”
我叫杨枫，1928年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后赵村贫农之家，1944年6月6日参加工作，1947年2月7日加入中囯共产党，1980年离休回家至今。
世界本是大舞台，世上所有的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历史变革中充当与历史相适应的各种历史文化角色，我也不例外。回顾历史，我不但是个正面的革命角色，还是共产革命的“死敌”。
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遣返回原籍劳改。在1967年的“文革”中。又被打成反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被判处刑12年。根据当局指控，本人有四大历史“罪恶”。
一，1947年在山东省招远县蚕庄区工作时，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二，1957年“整风反右”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攻；三，在原籍劳改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四，在“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历史关头的1967年，我从家中跑到北京市邮电大楼内，用钢笔书写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反动标语”，当时可招致杀头的。
在上述“罪恶”中，一、二、三项容易为人理解，而对第四项“罪恶”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头戴“极右帽子”的人，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当时林彪和江青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签署公布的《公安六条》早已张贴在全国各地，我读过看过，从中可以看出本人的特殊性格。
在历史的今天，在我快见上帝之前，有必要以事实求是的态度，将世人不知的隐情说出来，让人知道历史的真相。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执政当局从根本上扭曲了我原本来忠于党和忠于毛主席的政治感情，伤透了我追求革命的那颗赤心，发现所谓的革命全是虚伪的东西，没有给囯家带来富强，更未给人民幸福。
先说我为何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我不是地主富农，更不是阶级异已分子，是贫农成份。我大哥杨囯清、四弟杨国风以及本人都是解放战争中入党的党员；妹妹杨好桂年龄最小，也是青年团员。四党一团的家庭，当然是典型拥护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家庭。实际上我所说的“反对党的土改政策”，实际是灵魂中一闪的念头。事情是這样的：1947年我在山东招远县蚕庄区工作，这年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以陕北、山东解放区为重点的进攻。当时区委书记王理民、区长孙瑞亭，依据上级指示召开了全区的群众诉苦大会，以便发动劳苦大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粉碎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一次我参加诉苦大会，可是在诉苦大会上看到的杀人场面太恐怖。我虽然是个党员，但却是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大会由我升旗，但并不知有处决人犯一事。忽然我看到被大会批斗的七个人，被押到主席台下的铡刀旁立马被铡死。执铡者之一是柳行村青年民兵队长，他光着膀子头包红布，手起刀落将人铡死，这是我生来第一次看到这种杀人场面，情不自禁的一惊，心想：这太过分了！因为诉苦大会所斗的人并非人人都有血案，而且其中一个曾是游击队员的贫苦农民也被杀了。
这一闪念的抽象思维活动我没有向任何人表达，可我却带看這一永远不会磨灭的烙印，来到了1948年的8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反攻。在那年的4月8日，解放军解放了山东胶济铁路中段重镇潍县与青州等地。华东领导机关在青州城北的乡下举办了华东教育训练班，在党组织安排之下我来到这里学习，学习过程中与当时的军队一样进行三查三整运动，交待历史、思想、作风等问题。我为响应党的号召，便在小组会上将1947年土改复查时产生的上述“这太过分了”的思想问题坦白出来，并且当即检讨说这是立场不稳的表现，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同志们的反应很淡漠，还有人发言为我辩护说：“这没什么，当时招远的做法也确实是过激。”事情就这样平安的过去了。问题是在写小结的时候我将这一思想问题写在了小结上，使人们看不见的抽象思维活动的奥秘变成了可见的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而装入了本人的档案袋。
档案是人历史的影子，影子随身行。此后在1949年由山东省教育厅分配到青岛市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在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历史背景下，为了加强党对报社工作的领导，青岛市委组织部把我从青岛市文化局调往青岛日报社文教部任编辑，表现出党对我的信任和重用。自然我的档案到了青岛日报社。从1955年到1957年这期间，我虽未立功受奖，但也没有犯什么错误，算是完成了党的工作任务。到了1957年这一风云突变的历史，我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相信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庄严承诺，毫无顾虑地坦率地发表了许多政见，最要命的是“党天下思想是宗派主义的根源”，而闯下了滔天大祸，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遣返回原籍强迫劳动改造。党为了了解我这个共产党员为什么变成了叛徒，于是从档案袋里找到了我1948年秋天所写的学习小结，知道了我在土改复查中那一闪念的思想：“这太过分了”！如获至宝，立即由党委书记赵丹代表党委在青岛公安局礼堂召开的青岛市市级机关干部千人大会上，将此事公诸于众。他说：“杨枫，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反对党的土改复查政策。”我一听此言，心里直罗索，暗骂自已：谁叫你把别人根本不知的灵魂之谜，向党坦白交待？你认为是忠于党的表现，党却认为是你反对党的证据。所以我不服，但不服也得服，因为这是党的审干原则。此外尚有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支持“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和支持山东大学学生到报社胡闹等诸多事端，都有其一定的原因。我这些“罪恶”被刊登在当年的《青岛日报》上。其实這些都是来自于灵魂，并非有什么行动。此时我明白，在這个时代说实话是犯罪，纵是思想上的一闪念也是犯罪，我就是這样成为共产党革命“死敌”的。
看来我这一生只能永远背着这一极左文化十字架，带着被扭曲的苦难灵魂去向上帝倾诉了。正是：我们都在选择历史，历史却在埋葬我们。不能用赤心来对付骗子，不然空负此身。
写于山东省莱州市朱桥镇后赵村愚人斋
2008年10月11日
李运禹：一群底层“右派”祭奠亡友
“右派”，是本世纪中叶，这块国土上白痞邪心打造的千万贱民中，沉冤最深、最奇、最惨的一群。而现存的右派，则是从同难的血泪和白骨里九死一生爬出的幸存者。
1957年，是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最耻辱、最痛心、最悲惨的一年。这一年，因为有了反右运动，才得以将旷古惊世之劫，向更深更广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六•四”……等等的血腥顺利推进。
二00七年四月十五这一日，曾在云南弥勒的东风农场劳改的难友们久别重逢来聚于此。在《友谊地久天长》乐声里，我致欢迎词，竭诚欢迎四方老友们。可惜许多难友已不能和我们共叙一堂，因罹患积难、积劳、积病而过早离开了我们。
“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一万八千多个日日夜夜”。凝聚了多少沉浮沧桑，多少酸辛屈辱，多少芜然困惑，多少刻骨铭心。这绝对是旷古，但愿此是绝今的来自酷史幸存者之非常之聚。多么值得珍重、珍视、珍惜啊！请看我们在座的诸位，不都是年逾古稀乃至耄耋之老人了吗？谁不是久经风霜衰老病残的大命之人？就是为了铭记，为了不忘，为了这弥足珍贵终未被“革”去的真情厚谊而来了。世上什么都可割断，惟一断不了的是苦难中相濡以沫之情；人间什么都可忘却，惟一忘不了的是高压下赤子忧患之心。天若有晴天不老，历九死而犹未悔的“五七”人啊，是二十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是“一杯清酒喜相逢，已过多少事都付哭谈中”了。
我们这些集云南红河洲十二个县市及昆明、大理、楚雄、重庆当年被划“右派”的三百一十七名老人，胸佩白花、前履沉沉、心衰体残、柱杖持拐；更有自坐轮椅，双目近盲、蹒跚蹀蹀的老人们，缓缓前向“拓荒”纪念碑前，成一字肃立。清亮的鞭炮声中，向拓荒碑献上了花圈。李斌老友凝重而沉痛地致悼词：“……那些无比艰辛又特别漫长的岁月里，你们饱受非人的肉体摧残，精神悔辱；更兼工伤，疾病和饥饿的折磨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你们无不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悲愤离开这个魍魉世界；你们因支出困难而无法尽到对高堂父母的孝道，因株连更祸延妻儿而九泉不瞑，你们还有许多未说而未能说出的话，更期盼渴望但未能看到的晴朗天空和美好人间……一个人就这样大多连尸骨都找不到早早地走了，怎么不让尚苟活现世的我们也肝肠寸断。
“你们以生命为代价，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所作一切，奉献一切和所留下的诸多问号，必将和正在成为一切良知坚守者的痛切回忆和后代的宝贵财富。
“你们无奈无告的悲愤和遗憾，正被愈来愈多的国人所关注；正冲破国门的普世价值，更被挣脱精神枷锁和思想禁锢的国人所珍视并为之奋斗！安息吧，长眠地下的‘五七’老友们！”
尽管从始至终不乏便装“黑衣卫”的紧监密盯，但是我们这批右派老人磊落坦荡，襟怀朗朗。一场有险无惊之特祭，就是这样永刻在血泪斑斑冤海沉沉的“伟光正”的“辉煌”史上。
数月后，成都的陆清福先生到了弥勒，我请他在为此聚而特备的留言簿上题字。他书了：“东风难友的聚会，创造了世界之最。这说明我们的血没有白流，我们的罪没有白受。这段历史必将为后人继承，如像北京十五所大学的青年学子们所声援的那样。”
“五七”精神永存！
马鹤鸣：十六字方针的罪恶
两年前，有人揭秘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解放后有一个对全国地下党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解放前，曾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极端艰巨的条件下，引导绕过暗礁，走向胜利的方针。它保护、培育了大批知识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走向胜利。想不到，解放后还有另一个16字方针：一个清除知识人地下党员的16字方针!因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成员是知识人。从这16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主席的作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指向知识人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也是他的作品。它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远大谋略，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不可能有这个发自重权的指示。
究竟是不是毛的作品？已经得到证实：一位江苏安全厅的负责同志阅档案时，发现有这么一份文件；一位西南局的老同志也看到这份文件；复旦大学一位老战友解放后在某安全部门，也曾被那里的人告知这16字方针；昆明的M也知道这16字方针。虽然目前我辈看不到16字方针的文件，迟早会解秘档案。
这16字方针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康生向毛报告，说南京、福建、广西、云南等许多地方地下党员，家里有钱才读得起书，成分复杂，组织不纯，请示毛如何处置？毛就批示了这16个字。它是解放后一系列压制、迫害党内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历史见证。
这16字方针的“降级安排”是先卡下来；“控制使用”是晾在一边或叫“靠边站”；“就地消化”是限制自由，从组织上断路，免得出省高就；“逐步淘汰”是慢慢来，时间较长。16字是一套淘汰的策略手法。
1952年云南才执行16字方针，先执行“降级安排”。降纸是处分，不犯错误不能处分，便用“定级”一词，以前干过什么都不算数，只保留工龄。我是“边纵”部队的教导员、编辑，正营级，宣布定级为“正排”，无端降了4级。有的只降了一级，是因为他们与组织部的有关系，绝大多数降2级，少数降3级。我早已大学毕业，组织部的干部文化低，嫉妒大学生，便对我狠降。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被降级后，当文化教员，算是秀才落落寞。我被分到部队的“十一速中”（实际是小学）去扫盲，是“控制使用”。我到速中后，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方国瑜打听到我在那儿，便写信要我回云大，对我破格以讲师之职回校开课，但部队不准我走，要“就地消化”。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每次都当“运动员”，要从“原罪”交代、检查，“肃反”时，我被停职审查半年多。反右前，我一直是教书匠。当时，部队上有瞿建华（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发明“速成识字法”，各地各级政府也都大办速成中学。有的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半个月初中毕业”……荒唐已极，把“速成识字”当作魔法。
我的“扫盲”实践不能“速”，成年人速记文字，是南辕北辙。
1957年在14军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我发言说：“文化速成是无效劳动，是人力、财力、时间的浪费。”我不知道这次宣传会议是“阳谋”，于是我当右派21年，入“另册”当贱民，实现了“淘汰”我的目的。
后一个16字方针简言之是“淘汰”，是把知识人当作敌人“窝里斗”，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杀驴”，消灭自己的有生力量。
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没有完整地如实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不敢正视历史，更没有对后一个16字方针的危害作出评介，用谎言代替历史的真实。毛派人物怕损“伟光正”形象，实施“强迫遗忘”的愚民政策，太可悲了。我已87岁，生命已快到尽头，已看不到16字文件档案解秘，我嘱望《历史记忆法》的诞生和对历史罪恶的清算。
胡正华：我悲惨的右派经历
我家世居四川珙县宝山乡（现合并李儿镇）桐梓村。新家是珙巡场镇南井街87号。父母组合家庭后，大量租佃了一些田土；劳力不够就请长短工，兼做小生意，挣了一些钱。后自己买了几亩田土出租，因此土改时划为富农。
解放了听说珙县新政府办古讲班，教讲班。我们弟兄三人，大哥进教讲班，二哥和我进古讲班，学习约一个月，都参加了征粮、剿匪等工作，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贡献了力量。
“五七”年，县里洛表乡文书吕凤笙调到区里任副区长（提职不提薪），他工资低，见我们高过他的工资，很嫉妒。他有一套贿赂、欺上压下的肮脏卑鄙手段。不久，他主持区委区长工作，官僚主义表现得十分露骨，作风十分恶劣，动辄就要训斥人，所以群众意见极大。我也和他发生了矛盾，由此受到打击报复。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全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区开会。全场四壁贴满了很多质问我的大字报，说我反对党的领导。我驳斥说你们说我反党有啥子依据？他们一面高喊“打倒右派分子胡正华猖狂进攻”，一面动手动脚，有些人按我的头，有的撮煤炭渣令我跪下，我不跪就强行按倒我跪。
另外，还批斗了供销社会计林建中，卫生所所长李阳俊，都划为右派。还没有宣布处分，就扣了我的工资，只发15元钱生活费。
接着叫我们修区公所的房屋，说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在抗旱时不准我们与他们平等休息，强迫我们加班；一次，通讯员曾朝贵偷懒，把锁犯人的钥匙交给我，第二天犯人逃跑了，就栽诬我放走的，不由分说立马把我关了四天；吕凤笙叫曾朝贵非法把我的门锁扭开，拿走了我的水瓶、被单、债券……
在麻汤坝劳动两个月之后，宣布处分：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下放监督劳动，未婚妻也与我吹了。
那时右派的遭遇十分凄惨。县银行行长和县卫生院院长李春汶、陈耀宗都是民主人士，饿得摘未成熟的小麦穗充饥。专卖公司景天齐饿得捡别人啃过的鸡骨头炖菜汤喝。金涛（中学教师）、王立生（县税务局长）饿得偷伙食团的米吃；金涛被批斗，王立生被抓捕劳改。县邮政局张继祥被活活饿死。县工会主席张仕湘受不了批斗打击，捆绑石头在身上跳水自杀。林建中做投机生意被劳改致死。最惨的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中学教师谷国良劳改回来妻子不认，兄弟不理，生活极度困难，饿死城外破庙里。
县团委许安基，一个聪明会说会写的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开玩笑学县委书记钟盛明讲话。有人打小报告，以攻击党的领导为由划为右派。县工业科副科长徐耀彬听批判说知识越多赵反动，他发气就写信给他弟妹叫他们不要读书，也划右派，不服批判罪加一等抓去劳改。1979年这些人都改正了，可惜有些人已提前被折磨死了。
我 '79年被改正的，工资只有42元。妻子生点黄豆芽去市场卖，被极左分子罗国友抬走，还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逢场天强迫我挂起牌子在街上当众写反省。在这暗无天日，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有痛苦地忍受，这叫什么社会啊！
我大哥胡正棋整风期间没鸣放，有人揭发他画了个瓶子，说他守口如瓶，对整风态度不端正；有人说他爱看报纸的副刊版（右派言论多）就是右派立场，加上他的反动历史（即宝山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挂勾，就把他划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并抓去劳教。'61年回家时妻子已饿死了，女儿无吃无依靠带着她弟弟出嫁了。
二哥在 '57年整风期间，批评县委书记傅全明作风不深入也被划为右派。
回忆自参加工作以来遇上三次生命危机，一是剿匪时差点没打死了，二是三年大饥荒差点被饿死了，三是10年文革中差点被折磨死了。现已满76岁，身体身心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摧残后创伤难愈，还渴望党中央给我们解决冤枉时降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补偿费，否则会死不瞑目。
总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每当回忆起这些非法的非人道残酷的摧心裂肝的打击，是非常痛心疾首的欲哭无泪，因血泪流干了，真是刻骨铭心啊！
2008年10月28日
田义杰：一个共产党人的反思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当时的山西省临猗县委派遣县委监察委员会梁副书记和县委农村工作部王部长来到临晋镇搞反右派斗争。
临晋镇是原临晋县和猗氏县合并前的一座老县城。属于县直的只有拖拉机站（大多数都是工人）和第二人民医院（又叫临晋人民医院）两个单位，还有县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中下设的两个批发部也可以勉强称是县直单位，其余都是乡镇所属单位，应该说不属于开展运动的范围（其他乡镇的这些单位都没有开展运动）。但梁、王二领导到来之后，不分县直和乡镇不同性质单位，统统纳入了运动的范围。
第一步的工作是成立整风领导组，由五人组成，梁书记指定我任副主任（我当时是供销社副主任）。
接着就是大会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当时大多数群众都知道整风运动是抓右派，但在大鸣大放中，他们仍然是畅所欲言，毫无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理，自己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自己同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右派分子是不一样的。这些年龄在20多岁的农村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对农村在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某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知道的比较多，如：统购统销中有些干部逼着群众卖余粮，有些干部到群众家里搜粮食，甚至造成一些人寻死闹事等；在动员群众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有些干部逼着农民入社，不报名入社就不散会，一熬就是半夜，今天晚上不报名明天晚上继续开会等等，谈了这一类的问题。
在收集各单位汇报时，梁书记令我整理材料。我一字不漏将有关单位汇报来的言论一字不改地逐条列下。但没有想到的是，我整理的材料送给梁书记时，他却做了修改。如：“统购统销中有些干部逼着群众卖余粮”、“有些干部到群众家里搜粮食”，“有些群众卖了过头粮，粮食不够吃”，“有些农户不愿入社，有些干部就专门开会逼着群众入社”等等，他把“有些”二字统统勾掉了，变成了“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统购统销中干部逼着群众卖余粮”、“干部到群众家里搜粮食”、“群众不愿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逼着群众入社”等等，把部分个别的现象说成整体，就构成了攻击统购统销，攻击农业合作化的言论。
百货公司干部刘积惠，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某大右派说“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大和尚，小干部是小和尚”，感到有点新奇，就对他们的负责人曹××说：“老曹，我看你都够上大和尚了吧！”就这个一句玩笑话，曹××向梁书记谈了，梁书记就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典型言论，要我马上整理刘积惠的右派言论的材料。由于刘积惠1946年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参加过反苏游行，属于审干对象。梁书记又责令我查阅了刘积惠的档案，其结论是：“参加过反苏游行，系一般成员，经调查属实，予以结论。”但送梁书记审阅时，他却加上了“积极”二字，变成了“积极参加反苏游行”。我对梁书记两次加重语气的修改思想有些想不通，他反而批评我思想右倾。
经过一段大鸣大放，检举揭发，先后有六个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我记得医院有两名：王庭槐、王时造；百货公司的刘积惠，花纱布公司的王文英，木业社会计孙文彬和县工会驻临晋镇干部刘思秀，其罪行大多就是攻击统购统销、攻击农业合作化等等。
当时我认为：定右派应取得有关人员的证明材料，还应同本人核实，要证据确凿，还应报送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因为这是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问题。谁料所谓的右派分子的罪行材料整好以后，根本不取旁证，不同本人见面，也不上送县委常委讨论，而是梁书记电话上请来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听梁一人汇报后就拍板定案了。
紧接着，就是召开批斗大会，组织积极分子发言批判，批倒批臭，要他们低头认罪。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无力申辩，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攻击了党、攻击了社会主义。但也有些人不低头，如刘积惠，承认自己只是同曹××说了一句玩笑的话，不是攻击党，更不是积极参加反苏游行，并说已有组织结论，但也无济于事，终于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在批斗会上我没有发言，精神麻木，定这些人为右派，我不敢说错了，因为这是县委书记定的，但对这几个人都还比较熟悉，在交往中并没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什么不满情绪，现在说他们是敌人，从思想上恨不起来。
还有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有一天，铁、木业社文化教员×××检举木业社会计孙文彬的右派言论，谁知他又把办公室整理孙文彬右派材料的事告诉了孙文彬。这件事让梁书记一口咬定我是“通风报信”者。加上前面他批评我的思想右倾，我成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把我发回本单位参加运动，还要我检查，准备给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我总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形势。我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反省。我常想：我为什么犯右倾的错误？为什么左不起来？在以后历次的运动中，我总是警惕“右”，在灵魂深处，总怕再犯右倾的错误，以为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是立场问题，这种思想一直缠绕着我。此后，虽然我没有打过人、捏造事实、陷害同志，但在某些场合也发言批判过别人，也给被批判的同志上纲上线，也曾把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的一些被我看作是不抓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反对三面红旗的行为向领导做过汇报（也可以说是打小报告）。我当工作队长在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也曾把一些群众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言行，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进行批判，甚至批斗过下放回乡的右派分子，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伤害了一些好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长期的拨乱反正，我的思想才开始觉醒，理清了思绪，对自己过去的一些过左的作为深感内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事事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的特殊的年代里，今天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由于一句不经意的话，明天就会成为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无情地批斗、百般地羞辱，相互之间多有伤害，实在令人痛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觉年过古稀，昔日故旧，多已作古，留在心头的只能是深深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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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难友五七老人赵文滔先生撰写的“反右斗争回忆录”—《伤害》一书，由朱正先生作序（见附录），由香港拉非尔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本书作者的赵文滔先生还存有不多的样书，每册成本含邮寄挂号费为人民币25元。若想购阅此书者请直接和赵先生联系：电话010：66183966 地址：邮编100035 北京西内大街136号103室。
附录： 朱正：赵文滔《伤害》书序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许多人都在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就上书要求对此重新评价，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撰文论证反右派斗争对中共自身也是一场巨大的伤害。在民间，更有一些自发的纪念活动，好些地方都有当年的受难者发动签名，或者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要求对这事的是非“给一个说法”。正好在这时候，赵文滔兄的这本回忆录脱稿了，赶上了这五十周年纪念。
文滔兄写的，是他个人几十年间的遭遇、见闻，以及他对这些的思考，却生动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书中写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反胡风和紧接着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这一场运动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査达一百四十万人），错案率高（据前引社论，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对胡风一案和肃反运动的质疑就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而那些诉说冤苦的肃反对象，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那时，文滔兄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那里的肃反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学兵工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分配在二机部所属的学校里任教。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关起来整了好久，和他一同从美国回来的妻子经受不起这折腾，抛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自缢身亡了。在机关宿舍里，还发生了跳楼自杀的事。
就说他们这个教育司，不过三十来个人，就“肃”出两个“汉奸”来。文滔兄当时就提出了质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才会有汉奸，日本投降以后就不能再有汉奸了。现在的这一名肃反对象，在一九四五年才十岁，他能当什么汉奸呢？可是党支部书记却认为文滔兄的这发言“对运动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在校大学生也受到审查。二机部决定，所属六所院校里学生中的肃反对象，一律强行转学到其他非国防性质的院校去学习。有的已经三年级了，专业课都差不多学完了，也不管。这不但对这些学生是一大损害，对于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是一大浪费。
就是文滔兄自己，也是很有成为一名肃反对象的危险的。教育司的党支部书记就一心想把他做成一名胡风分子。他看见文滔兄在看契訶夫的小说，就追问：这契訶夫同胡风是什么关系？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你认识和胡风集团有关的人吗？
文滔兄躲过了肃反运动这一关，却没有能躲过反右派斗争这一关。就凭了整风期间他写的三张大字报，给他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三张大字报的存底，他都说了些什么啊？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可以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开除团籍者有之、判徒刑的有之。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为他辩解。他批评了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就凭着这三张大字报，文滔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后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可以任人欺凌侮辱的政治贱民。
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虽说只戴在他一人的头上，那重量却是必须由全家分担着的。第一个受到连累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任教的妻子，学校里给她开了几次批斗会，贴出了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把她的教研组长职务给撤了。正在天津大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弟弟也受到了株连，一份黑材料放进了他档案袋里跟随了他二十年，使他要调动工作都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单位。还有原来在太原教书的姐姐，也因为弟弟是右派的缘故，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小孩跟着下去，学业也荒废了。
文滔兄所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使他深思了“劳动教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说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制定的，而《宪法》这一条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完全不能援引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是对《宪法》第一百条的文字和精神明目张胆的曲解。相反，《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就是绕开法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完全违宪的。
文滔兄在书中记下了他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情形。每天劳动时间之长，劳动艰苦繁重的程度，书中都有很具体的描写。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
刑罚是一种报复。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惩治和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
……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
我可以以当年劳教人员的资格作证，黑格尔说得十分中肯。叫我们干的，并不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通常意义的劳动，而完全是一种让你不堪承受的惩罚。
就在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这两件事，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有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最直接的后果。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正像他说的一样，这时，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意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了发言权。种种离奇的幻想都可以付诸实施了。文滔兄的书中举了一个清河农场旱地改水田事例：把六千亩眼看就可以收割的小麦犁掉作肥料，不计工本地投入大量劳动把它改造成水田，播下一百万斤稻种。结果是颗粒无收！这不过是全国许多类似事例中的一例。“大跃进”造成了对农业、畜牧业的大破坏，跟踵而来的就是大灾荒，大饥馑，大死亡。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除了苦役的惩罚之外，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惩罚，真是雪上加霜。当时饥饿的程度，人们在饿死边缘的种种反常的表现，书中都有极其具体的描写。在农场，没有病死的人，只有饿死的人。据估算，农场右派分子饿死的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这真是一页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人物群像。像郭荣昌，这时候他已经是山西省外贸局的副局长了。他经过许多周折找到了文滔兄，想帮助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改善一下处境，可是办不到。后来文滔兄作了木工，也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像史建德、仲连顺、顾静华、张学禄、吴士孝，……他们正直，善良，有是非之心，都给了受难中的文滔兄不少的照顾和应有的尊重。这样的好心人，就是在农场的管教队长中也是有的。一位张姓的队长表示，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犯的是言论错误”，不过，“我当个队长，权限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会帮助你。”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总场批准一批人回家养病，他就趁此把文滔兄放回家去了。
书中也写了另外一种人，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这种人，在平日，业务工作什么也做不好，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他们就精神百倍，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就凭着这种积极表现，升官发财。像当年划他右派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了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长，一位反右时给他无限上纲的打手，后来做到了北京市高教局大学处处长，另一位打手在一个什么单位当上了人事处长。既然当打手有利可图，当然在运动中勇于冲锋陷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了。这样他们也就成了这种体制今天的社会基础。腐败，低效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要治愈这痼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辨明历史的是非。讳疾忌医，就无法救治了。
文滔兄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发愤写了这本书，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写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见一个世界，其中包含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按其这一性质来说，也可以称为“资治通鉴”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难友也像文滔兄一样，写出各人的回忆和思考，作为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最后的回报。
二ＯＯ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旅次
友谊回声：魏青、许为南、沈辂、李国涛、关家麟、岳三立、
戴家琮、黄拔荆、王桐纲、金为民、李兆祺
浙江温州魏青：《往事微痕》诸位朋友，新年好！春暖花开，万象更新，值此元霄之亱火树银花的时候，魏青怀着格外欣喜的心情，向你们致函，恭贺诸位老友像挺拔悬崖傲霜冰雪的老梅，愈老愈精神。语曰：“鉄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当今中国还能读到這么胆肝相照鞭辟入里的真言妙文，真是不容易啊！诸位均历尽劫难，且年事已高，但出于对历史的责任，也出于对這历史的浩波国族命运的关切，才有如此感人肺腑的义举！正因为這个国家还有這么一批只求真諦不计功利的思想耆宿，文化巨擘在，魏青就有理由对其怀抱着希望的信心。日前已寄出二文稿，也能在《往事微痕》上见刊。
辽宁省葫芦岛许为南：《往事微痕》编者，这一张照片是东北年轻空军1957年的蒙难生还者及部分难友在2000年秋，在绥中前所农场（在山海关附近，辽宁境内）重逢时留下的镜头。当时到农场的军官右派共165人（含大连陆军11人），后摘帽的除少数安排工作的人外，绝大多数返回原籍，不许地方安排回原单位工作。还有一部分或没有摘帽的被安排在锦州地区各县办的农场劳动。即使1978年“改正”后，虽名义上叫转业处理，工资恢复原级别，工作上就地安排。没有自已选择的权利，又变成了改正右派，处境可想而知。2000年11月能电信联系者59人，惨死10人，早逝者22人，失去联系者74人。空军是部队的重灾区，其中校官三人，绝大多数是专业技术干部。还有飞行人员9人，最小的是1936年12月生。其中1/5每月才发18元生活费。虽自然环境没有“夹皮沟”恶劣，其他的并不“逊色”，因为都是一个皇帝的政策。我同去了四人，1961年饿累死一人，1966年被迫自杀一人，丢下了儿子、妻子。1999年死了一人，这同文革受严重摧残有关。我有幸大难不死，二次戴帽“右派”，总算挺过来了。
浙江省杭州市沈辂：我被“改正”到今天已三十年，被划为右派到“改正”二十一年。历史的陈迹有的容易被淡忘，何况凡是五十年代以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均被中共党列入禁区。从阅读《往事微痕》第一期开始，某些被淡忘的事迹渐渐苏醒，并产生联想。当年，我是在劫难逃，“罪”有应得，妻子和女儿虽不被囚禁，同样受到株连而苦不堪言。妻原是由解放军部队转业再读书，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金华中百采购供应站做财务工作。我被划右派后她被下放到一个农村供销社做营业员，30余元的工资要养活连她自己4口人（一个母亲两个女儿）。在三年人为的大饥荒中，因口粮不够，上山找野果，下地挖野菜充饥，一次食物中毒，4人卧床几乎被毒死，后因被人发现抢救，死里逃生。两个女儿一个升不了大学，一个进不了高中，原因众所周知。《往事微痕》中类似的遭遇比比皆是，因此唤醒我的记忆；也请妻子读，女儿读，外孙和他们的女朋友读，使她们知道当年的普遍劫难，从而稍稍抚平自己的心灵——原来如此！因为这部分事实，平时他们从新闻媒体中看不到，无从知晓。现在从《往事微痕》中弥补了这个缺失。虽然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已说过：“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不了意识的主流。对维权、言论自由、独立思考等民主意识在主流媒体中很少看到。我的第三代虽已大学毕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竟会发生这样邪恶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好像只有致富才是光明大道，对伦理道德上有过的灾难全然不知。所以《往事微痕》的问世，起到了揭虚妄，忆历史，防止悲剧重演的作用，大有裨益，功德无量。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一代知识人的良心。现在，中华民族正在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泯灭的人性正在复苏。
（杭州市杭州路187弄9号，浙江开化县图书馆转沈敏骅，手机1373818020）
河南李国涛：《往事微痕》第１４期也收到了，谢谢。《往事微痕》办得非常好，所选登的文章很不错，观点、流派覆盖面也较广。因为今天十字路口的中国，尤其需要将各种事实、观点加以集结，比较冷静、冷峻地考察，择优而从之。惟有如此，才能更快更好走出至今笼罩九州的迷宫。
北京昌平回龙观关家麟：读《往事微痕》有感：阳光啊，阳光，请你倾听我们的诉说，请你照亮那黑暗的角落，请你把那页被遗忘的历史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阳光啊，阳光，求你慰藉那些52年前蒙冤的亡灵，求你温暖那些劫后余生的老人们的心，受伤的心，让他们堂堂正正地做人吧！
河南省郑州市岳三立：偶从难友处得到一本《往事微痕》，读后深受感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也是1958年1月在山西师范学院（后改为山西大学）数学系被打成右派的，1997年从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退休回家，现寄上200元表示支持。
重庆市涪陵区戴家琮：《往事微痕》每期如期收到，我和难友们对它很有感情，大家都高兴传阅细读，办得很好很好！希望坚持办下去。但耽心你们受到打压，一定要坚强啊！我们很感动很感谢。
厦门市诗词学会黄拔荆：《往事微痕》编辑，感谢你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执著地审视曾经走过的不平路，十分可嘉，十分敬佩。
天津王桐纲：阅读前辈之大作，甚感诸位功德无量，值此09新春到来之际，衷心祝愿诸位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浙江温州金为民：读了从友人处借来的14至16《往事微痕》，常不住长泪纵横，痛心疾首，掩卷深思。我们這一代人，尤其是经历磨难而又有良知的知识人，回首往事，无不感慨万千，油然而生“位卑未敢忘忧囯”之感叹。去年，我重病住院动大手术之前，自拟墓志铭：“百年民主圆梦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交给儿子。中囯何日实现宪政民主，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我们“拒绝遗忘，正视历史”的心是共通的，目标是一至的。我早就企盼有這一个“说真话，吐真情，写真事，求真理”的平台。为此，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云南省石屏县牛达林场李兆祺：从难友处得知《往事微痕》求之不得，望能每期赠阅。我是五七年六月首批云南红河州重点划成右派的，22年历尽人世艰辛屈辱，改正后我渴望司马迁复生而不可能，也曾大胆地尝试，动了笔墨以吐实情，但终未能如愿。1998年在春城聚会，倡议大家都来当司马迁世家，众手成书《新史记》。编辑撰稿校对者均不付酬，致于出书时自有解囊者，果不其然使《二十一年》面世。
我在右先生中可算年轻者，现年七十六岁，然已垂垂老矣，眼花病多又处倒霉企业仅能糊口，无能资助你们甚歉。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曾发表过一些诗文，2000年汇成《李兆祺文选》。说来惭愧是众多亲友资助下完成這一心愿。以史为鉴，鉴者鏡子也！我不相信牛屎会变成鲜花？我坚信历史不会歪曲，除非人类绝种。人类会绝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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