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第31期熊習禮專集

2009年 10月 5日

（友誼交流，免費贈閱）

目錄

鍾沛璋：拒絕遺忘   魂兮歸來. 2

曾國一：讀《熊習禮專集》留墨. 4

熊習禮：魂兮歸來. 8

（一）少年時代  我的母校. 8

（二）樹德沉淪  精神泯滅（蒙塵）. 16

（三）四大監門一瞥. 21

（四）升學學習團. 22

（五）新唐院. 24

（六）華西大學——四川醫學院. 29

（七）陸冠熊戴  在劫難逃. 30

（八）瘋狂的永郎. 37

（九）恐怖的泗坪. 49

（十）流串犯. 56

（十一）青衣江. 60

（十二）摘帽右派. 67

（十三）後記一. 73

（十四）後記二. 77

尾聲  魂兮，歸去來兮. 77

附錄：. 78

紀增善等：《往事微痕——北大專輯》有什麼錯？. 78

林蕙清：一個受害女人的哭泣. 82

宋永毅：“反右”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 85

趙  旭：華誕說“微痕”，國慶憶“往事”. 88

友誼回聲：. 95

拒絕遺忘   魂兮歸來

鍾沛璋

熊習禮是一位學習成績優秀的學生。在醫科大學臨畢業時，為響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寫了一張大字報，批評班政治輔導員要他做偵查同班同學的密探，他拒絕後遭受思想折磨。熊習禮因此被打成反黨的右派分子，同時遭難還有許多同情大字報的同學。熊習禮以超強的記憶，詳細記錄了受盡屈辱、摧殘，長達22年非人非鬼的苦難。他不僅紀錄了自己的苦難，而且還詳細記錄了與他同時蒙難的許多青年和年長者的姓名、年歲、前後經歷，作為鐵證檔案，釘在號稱人民天堂的共和國恥辱柱上。

我雖也是一個58年被補劃為右派的難友，但對如何對待共和國曾經有過的黑暗歷史，卻覺醒得很遲。反右時，我所在的《中國青年報》和團中央，當時也打了不少右派，由於胡耀邦對年輕幹部的愛護，我們主要是在農村勞動，比起其他部門和地方許許多多難友來，所遭的罪要小得多。儘管被耽誤了二十多年人生最寶貴的年華，總覺得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自己要加倍努力工作，來補償被耽誤的歲月。我發現，這也是我們許多老同志，包括像丁玲、夏衍那樣德高望重卻忍辱受屈的老人，都有的共同心情。就像不願去揭母親身上的傷疤那樣，不想再提那些傷心事。但是共和國的苦難，卻像連綿不斷的噩夢，直到“史無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災難。巴金老人一再反思要講真話，呼籲要建造“文革博物館”。幾十年過去卻不見動靜。1996年，在“文革”30周年時，我在當時主編的《東方》雜誌上，編輯了一期《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專輯。在即將付印的時候，有關部門聞訊，如臨大敵，趕到印廠，勒令撤稿。編輯部被迫換了其他稿件，但彩印封面上的標題卻不及更改，只好刊登一個重要啟事：“本刊因故變動內文，封面標題不及更改敬請讀者鑑諒”。讀者收到這期刊物後立即大嘩，表示不解、責問和憤怒的信件、電話，紛紛發向編輯部。內蒙讀者寄來一首詩：

   叫你記住的，你要記牢，“忘記就意味着背叛”，

   催你遺忘的，你要忘掉，“過去的就讓他過去”。

   不許記憶的，誰也不准再提，一直從來沒有那檔子事。

   再過三十年，親歷者死淨，等於世上原來沒有那些日曆。

   讓時光把歷史沖洗空白，好隨心作鶯歌燕舞的圖畫，

   讓血腥的案卷在大內塵封中朽爛，成為永遠無人問津的古謎。

   但是，見過歷史［因故變動］？［不及更改］的豈止是標題？

 年年講天天講千萬不忘的，難免又蛛絲隨風而逝，

 從版面上被撕掉的，卻早已銘刻在人們心裹。

 愛惜芳心呵，《東方》！愛惜芳心呵，《東方》雜誌！

事實教育了我：一個民族要不斷有發展創造，就必須十分珍視自己的歷史。最黑暗的愚民政策就是不准談歷史，使子孫後代不知道什麼是應該發揚的光榮傳統，不知道什麼是應該牢記的沉痛教訓；不知道什麼是尊嚴，什麼是恥辱，使先烈的鮮血白流。當今世界各國民族都在競爭中不斷向前，我中華民族卻被堵塞在封閉的怪圈中，使黑暗的歷史一再重複。

熊習禮自傳第一部分：《少年時代 我的母校》，也值得很好一讀。熊習禮深情地回顧了在成都樹德中學所受到的教育，兩位愛國老人孫震將軍和校長吳煒傾家辦教育的感人事跡。樹德中學立校之本是：“樹人樹德，以德育人，智育是培根於德育的基礎之上”。熊習禮回憶說，當時學校是進行最公開、公平、公正的自由競爭，能使學生的才學、智能、個性和創造力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使每一個高智商、勤奮有才華的學生都能夠進入他（她）所希望進入的，像樹德中學那樣的學校，培育成為優秀的人才，不像今日劃學區限地域，搖簽抽校、擇校、選校，美其名曰普及，實則完全違背了普及與提高，擇優錄取，因材施教的教育基本規律。把教育行政化，區域化，商業化，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育的一大弊端，從而導致扼殺人才，腐敗叢生，個別腐敗分子大發橫財。

熊習禮正是在初中長知識、奠定人生觀的時期，接受了樹德中學把育德、做人作基礎的教育，使他後來能經受住惡劣的磨難，並且在大難過後深刻反思造成苦難的原因。他沉痛地呼喚：魂兮歸來，這魂就是做人，特別是作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一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讀了熊習禮的自傳後，我更要高呼：拒絕遺忘，魂兮歸來！

讀《熊習禮專集》留墨

曾國一

大概是1948年【？】，我讀過一篇高爾基和白俄【貴族】青年男女的談話，高爾基說：“你們不能夠參加共青團，不能夠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不能夠參加紅軍。是為了全蘇維埃人的利益……不應該感到委屈……”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蘇聯嚴重兵員不足。斯大林只得取消了此一禁令。許許多多白俄【貴族】青年男女紛紛參加了蘇聯紅軍。在著名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中，對於他們英勇頑強、壯烈犧牲的許多可歌可泣場景，進行了高度讚美和頌揚……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毛澤東說：“要感謝日本皇軍的侵略……”使自己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有了“槍桿子奪取政權”的本錢。而毛澤東又最欣賞“孫猴子鑽進肚子裡去的戰術”。所以花大力氣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動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其聲勢足以稱之為“第二戰線”。此中，着意去發展有錢有勢的人家的子女參加入“民主青年聯合會”“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甚至中共地下黨。因為這些人在所在的群體中有號召力、有凝聚力，有威望、還可能提供經費。在“民主、自由”召喚之下，這些人赤膽忠心地“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把“火熱的青春”燃燒在“第二戰線”的生死鬥爭之中！有如徐君放棄了去美國求學，放棄了隨父母去台灣。“死心塌地的”“投身革命”。正是這眾多青年人中之一名……

毛澤東也最精於拉“同路人”入伙。一旦被認為“利用價值”已盡，便一腳踢開去。有多少這樣曾經赤膽忠心的年輕人到了1957年沒有被打成右派？以後便是監獄、刑場、流落江湖，一個個死於非命！大難而不死者迄於今，還殘存有三百分之一！【實際劃右派份子3170000人，迄今還存活的已經不到一萬人了！】

而最為難得的是這些大難不死的倖存者，在耄耋之年，一個個重新在萬般磨難之餘，又重新鼓起勇氣去追求真理！和當年年輕時候“死心塌地的”“投身革命”同樣充滿了勇敢和激情！“兩頭真！”是最為形象的描述了！

山寨刊物最為寶貴之處一是真實，一是真理。

這些耄耋的右派老人最為寶貴的同樣一是真實，一是真理。離開真實沒有真理！追求真理必須真實！右派老人正是用自己血寫的真實歷史去粉碎墨寫的謊言！這是任何強權也無能抵擋的！！

這個專集的作者同樣以他們最寶貴的真實筆調，平靜地、認真地回溯那段罪惡的恐怖，追思那些無恥的荒唐。用他們蘸滿着往昔血和淚的字字句句鋪敘在讀者眼前！！儘管其中敘述的某些理念、某些事件和我的見解不盡相同。但基本上予以保持原態。

特別是文章裡面一些理論性的闡述，我想作為作者個人的見解予以保存。與我自己的見解也不一定相同。保存在原作裡面其一是集思廣益，其二是開拓思維。能夠給作者提供一塊自由抒發的園地。我想這是山寨刊物的基本準則之一。讓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由評說，則是基本準則之二……當然，這也只有山寨刊物才能夠做到。

還似乎費解的是：這些耄耋之年的右派先生們，不去閉目養神，頤養天年，偏要舞文弄墨。嘔心泣血，搜索枯腸的去進行追思、追討！甚至還從微薄的養老金中、從牙縫裡省下成千上萬的人民幣來，去為自己出書立說！這等“怪異行為”一些人不能夠理解。我、我們當然能夠理解­——這種偉大的行動、神聖的行動、正義的行動是在為歷史提供莊嚴的證詞！

三百多萬右派份子已經從槍口、飢餓、監禁、放逐、苦力、鬥爭的幾十年殘酷折磨中死去了！還殘存在地球上的這種“稀有動物”已經不足一萬人了！一天天的正在無情的消亡着……要不了多少時日。這種“稀有動物”也就在地球上滅絕了！他們是在“與時間賽跑”！在搶救歷史！

右派份子們！只有他們,曾經經歷過最殘酷的最恐怖的肉體上和心靈上的雙重虐殺！他們在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長河中，是最黑暗年代裡的最慘重的受害者！愚昧的“三面紅旗”、人吃人的飢餓歲月、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無情打擊、殘酷鬥爭”的歲月里，右派份子都是最底層的賤民。是“無情打擊”的對象，“殘酷鬥爭”的對象！因之成千上萬的右派份子們在苦難中悲慘的含恨的死去了。大難而未死的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殘存的右派份子們，既是罪惡歷史的受害者，更是罪惡歷史的見證人！

右派份子是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當知識分子在殘酷不堪的虐殺和凌辱的罪惡年代，紛紛如片片黃葉飄零之際，有那麼些帶着“花崗岩腦袋”的無比堅強的右派份子，“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如熊君在《魂兮歸來》中所記述的：以死抗爭，以韌性的抗拒進行鬥爭，用軟拖軟抗的曲折手段進行抗爭……。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最底層的殘酷的、冷酷的、人性泯滅的最殘暴的法西斯統治之下，需要多麼頑強多麼堅韌多大的智慧多韌的忍耐，才能夠逃脫重重劫難，大難而不死啊！！能夠經歷二十多年的重重劫難還能夠大難而不死，在人類的生存鬥爭的歷史上，恐怕也是罕有的奇蹟！在形形色色法西斯刀斧揮舞之下，還能夠僥倖的生存下來，這也是人類生命生存抗爭的奇蹟！即使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看，記錄如此種種奇蹟也是人類生存史上的一大功績！

有人說：右派寫的這些文字麼，大同小異，千篇一律！

說得好。“大同”----正是對於法西斯罪惡歷史的共同認定。這種共同認定。具有“用血寫的歷史清除墨寫的謊言”的巨大威力！是最有力的最權威的最真實的歷史證詞。當歷史對於這段法西斯罪惡進行審判的時候，共同認定便具有了不可動搖的權威性！其實，這種歷史審判已經開始：當右派份子們進行追思、追討的時候，歷史審判便已經開始了。當這些追思錄形諸於文字，公諸於眾之際，神聖的歷史審判已經正式步入進行時！當這些血寫的歷史在億萬人民心中橫掃了墨寫的謊言之際，那就是這場莊嚴審判的勝利！因之，提供證詞是這場莊嚴審判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這場歷史審判是長久的，還需要更多的有力證詞！

“小異”----從各個角度各個角落各種層次去揭露法西斯罪惡之狠毒之兇殘之卑劣。“橫看成嶺豎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各種不同的不幸共同來控訴法西斯的罪惡。中國太遼闊了，法西斯太殘暴了。就以餓死四千萬人的悲慘歲月而言：熊君在滎經縣吃的是苞谷羹羹，貴州的右派吃的是野草糠團，夾邊溝的右派份子勒草籽充飢……吃下去之後熊君拉屎肛脫，掉出一大節而必須作手術；貴州右派是----拉屎時鮮血直流，人人惡性貧血；夾邊溝右派則根本拉不出來，肚子脹的像個鼓，必須趴在地上，互相用木棍插入肛門去翹！駭人聽聞！駭人聽聞！！吃人肉也不同，熊君在滎經縣看到的是把死人的大腿和屁股割下來煮來吃。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中記錄的兩千多件吃人肉的事件則各式各樣……熊君看到的餓死的人是掩蓋一層薄土，夾邊溝右派餓死了是“鑽沙袋”，北大荒右派份子餓死了是一坑一坑的倒下去埋……形形色色皆駭人聽聞，慘不忍睹！

在這場神聖的莊嚴的歷史審判中。證詞不是多了，還遠遠的不足。因為現在墨寫的謊言還充斥環宇，還掩人耳目，還如狼奶般泛濫着餵養下一代！血寫的歷史無論從數量和質量都還不足以擊潰泛濫的墨寫的謊言！這些耄耋之年的右派老者，進行着的這種搶救歷史的勞作，其偉大的功績，不言而喻！

鮑彤老人有《右軍便是自由神》三章

錄其二：國有義師起右軍，右軍就是國之魂

        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萬魂叩國門

鮑彤老人的“右派便是自由神”，“右軍就是國之魂”是對於右派份子最高的禮讚！！最高的頌揚！！

當“五十萬魂扣國門”之際。倖存的右派老人們，拿起筆來。舉起“自由神”的神聖旗幟！迸發“國之魂”的熱血！當“五十萬魂扣國門”之際。伴隨冤死、慘死、壯烈犧牲的右派英靈一起威嚴的“扣國門！”提供你神聖的證詞給這場神聖而莊嚴的歷史審判！

己丑年夏於酸笆齋

魂兮歸來

熊習禮

（一）少年時代  我的母校

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在成都縣立中學高中畢業，9·18事件後，日本亡我之心暴露無遺，對華戰爭全面加劇，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此時父親投筆從戎，赴南京考入黃埔軍校12期。我的母親和舅舅也都是成都縣中高中畢業。舅舅後來讀四川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在中學教國文。母親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在我出生前曾生了兩個姐姐但都沒有存活，所以父母特別珍愛我，小的時候由母親親自教我讀書、寫字、做算術。當時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湖北省抗日前線大洪山一帶抗日。我和母親輾轉寄居在外婆家或是兩個姑媽家。外婆、舅舅、姑父、姑媽對我們母子關愛備至，照顧得非常周到。那個時代讀小學主要是根據學生的年齡和學業成績，一般地說在任何地方、任何學校，無論學期的開始或學期的中途，都可以去插班，非常自由、靈活、方便，沒有什麼限制。我小時的學業主要是母親所教。九歲以後，進小學就讀高小，輾轉在成都四周鄉村進了幾所小學，都沒有讀滿一個學期。抗日戰爭後期，由於美國空軍進駐成都的新津機場，日本飛機不敢來成都轟炸了。1945年我們母子便隨姑父遷入成都市春熙路北段的三益公（小地名）後面的新街後巷子居住，我才在附近的暑襪北二街小學讀了一學期高小畢業班，這就算小學正式畢業了。姑父在三益公內開了一家頗具規模的中餐館。餐館的正對門是中華劇藝社。抗戰時期很多有名的藝人如秦怡、金焰、舒繡文……等都在中藝演出，演完了戲，就在姑父的餐館裡吃飯，有時話劇團還要到姑父家裡來借點道具。我和表姐妹們就常常跑到劇場去看不買票的戲，如《雷雨》、《日出》、《棠棣之花》、《孔雀膽》、《結婚進行曲》、《群魔亂舞》，常常看，反覆看，小孩子記憶好，很多台詞都背得了。街對面的大華電影院姑父也有股份，國產片《李香君》、《木蘭從軍》、《天字第一號》、《一江春水向東流》，好萊塢影片、“環球”公司瑪麗蒙丹的神話片，“米高梅”公司伊漱慧蓮絲、瑪琳奧哈娜的文藝片、情感片，“20世紀福斯”公司蓓蒂葛蘭葆、平克勞斯倍的喜劇、歌舞片，“華納兄弟”公司埃洛爾弗林的西部武俠片以及“哥倫比亞”、“派拉蒙”、“雷電華”等八大公司的凡是故事情節強的影片，幾乎都沒有漏看。這就是我少年時所受文化薰陶的一部份。

成都市的各個中學春秋兩季都是自主招收新生。各個中學的教學質量、師生素質、學習環境以及學習風氣差別很大。第一類優等學校有樹德中學、成都縣中、石室中學、省成中。這幾個學校招生時間最早，高、初中招生考試的時間是互相交錯，這樣可以讓每一個考生都可以同時報考幾所學校。第一類優等學校招生錄取後，第二類學校才開始招生，再以後才是第三、第四類學校順序開展。各校素質的等級根據社會的檢驗和社會的輿論來認定，各校自已心知肚明。一級一級的篩選，一級一級的淘汰，這是最公開、公平、公正的自由競爭。能使學生的才學、智能、個性和創造力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使每一個高智商，勤奮好學，有才華的學生都能夠進入他（她）所希望進入的學校，為社會培育最優秀的人才。而初中的學業又是增長知識和奠定人生成長的最重要的基礎階梯。不像今日，劃學區限地域，搖簽抽校，擇校、選校，雖美其名曰普及，實則完全違背了普及與提高，擇優錄取，因材施教的教育基本規律。把教育行政化、區域化、商業化，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育的一大弊端。從而導致扼殺人才，腐敗叢生。時間過去了一個甲子了，到今天還沒有走出歷史的魔鬼式的怪圈。1946年的春季，我報考的是成縣中和省成中兩校（樹德中學的初中是每年的秋季招生，實行學年制，春季不招收新生）。考試科目是國文、算術、史地、自然。兩校都沒有考上，我現在還記得省成中初中新生入學招考的國文試卷有一道題是將一首李商隱的唐詩《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譯為白話文並說明其情意。以此可見當時小學生的文化程度了。

初中沒有考上，父親將我送到附近的九龍巷的一所名叫《實用補習學校》的初中預備班去補習了半年。這半年的學習是我一生的知識基礎、學習方法、邏輯思維最重要的培養和成長時期，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時期。英語課的教師的名字叫譚紹聞，是從前在成都縣中教我父親、母親的教師，他將WEBSTER的簡明易記的拼音方法教學生教了五個星期，每一個學生都能滾瓜爛熟、倒背如流。見到任何一個不認識的英語單詞都可以不需要教師的指點自已就可拚讀。以後的15個星期不僅教了初中的第一冊、第二冊兩本書。譚還總結了英語語法的幾個要點讓學生牢記，第一，詞和語概念的區別，詞是每一個英語單詞固有的屬性，詞分八大類（註：數詞包括在形容詞這一類中）。語則是詞在句子內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了解句子的最基本結構；第三，英語的動詞（VERB）也就是謂語，在句子內因句子的時態和語氣的不同，將變化其結構形式，這是和漢語文句結構的最重要的區別。算術教師則從四則運算題入手，教學生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將每一個算術題都歸納為條件、轉化、目的、求證。以及因、則、而、故的四個程序。經過這種邏輯思維的訓練，學生遇到任何文字題都毫不吃力，有如探囊取物一般的容易。國文課要求學生每星期背誦一篇簡短的古文，每隔一周寫一篇作文，並將作文題材分為議事體和敘事體兩類體裁，把寫作方式細化、程序化、條目化。要求學生牢牢掌握寫作綱要。地理課講國內外環球旅遊。歷史課講古今中外有名的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故事，這兩門功課的講授語言生動，故事情節精彩紛呈，引人入勝，學生們聽得目瞪口呆，全神貫注，終身難忘。

這年秋天，我報考樹德中學和成都縣中。兩校報名的考生都是一千多名，而兩校錄取的新生是樹德中學初中新生正取生60名，備取生12名，合計72名。成縣中是正取生60名，備取生15名，合計75名。正取生和備取生都是同時入校，沒有實質區別，僅僅是名份不同而已。兩個學校都將我錄為正取生。我選擇的是進樹德中學而放棄了成縣中。

樹德中學的創辦人是孫震（字德操）將軍，具體辦學的執行人是吳煒（字照華）校長。孫、吳兩人都是成都縣中第一班的畢業學生。孫投筆從戎由班、排長到1932年創辦樹德中學初中部時已升任國民革命軍第29軍副軍長（註：抗日戰爭時期孫任第22集團軍總司令）。孫矢志辦學，希望從教育入手，提高民族素質，乃傾其一身所有，致力於教育事業。1929年先後在成都近郊鄉村賴家店、多寶寺，城內寧夏街、簸箕街，創辦樹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個義務小學，學生不但全部免交學費、雜費、書籍費，還要免費供給伙食。十分貧苦的學生可以申請衣物補給。

1932年開辦樹德中學初中部，1937年開辦高中部。為了支持辦學事業的正常開展，學校設立了“私立樹德中學董事會”。孫德操任董事長，傾其身家，帶頭先後捐出銀元四十萬元和樂山嘉樂紙廠股本十萬元，以及他在本市寧夏街、簸箕街、三聖街等處的十幾處公館、百餘間門面房，郫縣四百畝良田充作辦學經費，並在捐贈契約的文書上明文規定此等財產概屬樹德堂所有，孫氏後人無權參與過問。孫、吳二人不辭勞苦，四處奔走，多方動員川內各界知名人士多人參與校董會，出資辦學。孫德操將辦學的人事權、財權全部委於校長吳照華，孫從不干預校政。吳照華不負重託，一絲不苟，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面。

1912年吳照華畢業於四川省高等學堂第一班，吳的中國文學和英語特別優秀，畢業後即同時擔任成都縣中、華陽縣中、石室中學三校的英語教師，奔走於三校之間授課。後又先後擔任石室中學教務主任、成都縣中校長、國立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私立華西協合大學的英語講師、光華大學（現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兼訓導長和省立女子中學校長。他對當時成都市教育界各科教師的學識、能力、教學方式、經驗、品德、作風、習氣已經十分了解熟悉。吳照華熱心教育、治學嚴謹、深入實際、工作細緻,勘稱是教育專家辦學，這是創辦優質名校的先決條件。

⑴　嚴格招考入學新生，擇優錄取，吳照華事必躬親，從不徇私情。吳照華八個子女，只有兩個子女考入樹中，其餘六人一概免談。樹中校董任蒼鵬是孫德操軍部的經理處長，又負責管理學校的經濟，同時任還是吳照華的同學，其女婿考分不達錄取線，進不了樹中，也無可奈何！孫德操將軍的兒子考分不夠，同樣也被拒之門外。吳照華明確規定：“招生期間對一切來信一律不拆閱，待放榜後才當眾拆信，再按錄取標準作答。”

⑵　教師質量是創辦優質名校的基礎，吳照華對成都市教育界的情況非常熟悉，他尊師重道，任人唯賢，求賢若渴。他三顧茅廬請來成都縣中校長，有名的三角學教師周子高；他登門禮聘，不恥下拜原系他的學生的名教師羅盂楨、羅孔昭；他步行十多里鄉村小路求聘汪德嘉；他多次登門叩求時任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龐石帚。化學教師周守謙、國文教師羅孔昭、生物學教師鄭實夫、英語教師譚紹聞、數學教師楊俊明等等優秀學者都婉謝了當時川大、華西協合大學的多次敦聘而欣然始終以樹德為家。吳照華在選聘教師時，創辦人孫德操將軍的兒子和姪女雖然是職業教師，因為達不到樹德中學要求的教學水平，也被吳照華推謝拒聘了。吳照華幾乎為樹德中學囊括了當時成都市教育界的所有優秀教師。

⑶　當時的優秀教師往往是同時兼教於樹（德）、成（縣中）、華（陽縣中）、聯（石室中學，又稱成都聯中）、省（省立成都中學）以及其他中學的授課，有時一天之內就要奔波於幾校之間。再者，當時教師的授課方式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發揮各自的特長、個性和創造性，沒有什麼教研組，什麼集體備課，不受任何約束。教師的生活是自由的，工作也是自由的，家庭住址也是自由的，沒有什麼單位的約束，單位的控制，看領導權力的臉色，更不需要阿諛奉承，做奴才，說假話，知識分子人格的尊嚴，精神的獨立，思想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學校給管理學生的教師配備有單身寢室，其他教師都是授完自已的課程就離校，管理教師伙食的總務長每一天上午在第三節課下課休息時就要去教師休息室一位一位的躬請、婉留當天的任課教師中午在學校用餐，午餐很豐盛，當然是全部免費的，吳照華每個星期都要檢查用餐的人數，如果是用餐的人數少了，總務長的臉面就很不光彩，自已檢查原因吧！

⑷　教學的方式要求學生專心聽講，認真領會課題精神、原理分析、邏輯程序。重點、要點教師都寫在黑板上，學生認真做記錄。學生的學習以自主、自覺為主，充分發揮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學習的自覺性。沒有作業檢查，沒有小測驗，更沒有什麼檢查筆記本，集體輔導這些項目。每學期第11周的前三天和第21周的前三天是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時間。考試的方法是全校的高、初中各個班、級完全拆散，參差混雜編制考場和坐號，就象現在的高考。兩次考試各占該科總成績的50%。在教學進度上，學校是把當時教育部規定在三年學完的課程提前一年完成。第三年則是超前學習更上一級的教材。當時初中的國文課以《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抄》、《古文辭類纂》的文章為教材，初三還要加文字學以及文心雕龍顏氏家訓等。進入高中後，國文課除上述《雜抄》和《辭類纂》兩部經典散文外還加上了盂子課，可惜只上了一個學期，歷史就完全改寫了。英語課分為英語（READER）、英文即文法（GRAMMAR）兩門學科，初中的文法課採用日本人神田乃武所編寫的《初等英文典》和《中等英文典》為教材。初三還要加英語作文課（WRITING），每個星期六下午有兩個學時寫作文，單周寫中文作文，雙周寫英文作文。高中的英文教材是《實驗高級英文法EXPERIMENTAL  ENGLISH  GRAMMAR》和《納氏英文法》。二年級以上還要請美國人徐達、徐松林來教會話課（CONVERSATION）。數學則是初中一年級是算術課，二年級是代數、平面幾何兩門課，初三則是三角、幾何、代數共三門課，高中還有立體幾何、解析幾何，高三還要再加微積分。學校規定每學期考試凡一門功課不及格者，在下一個學期開學前補考，對學生的補考非常苛求，學校規定補考的成績以75%記分，這就把補考的及格線劃定為80分了。原因是學校認為經過了一個假期的複習，該生的該科成績應該有質的提高，才能適應下一學期的學習。補考再不及格者則降級。凡兩門功課不及格者則直接降級。三門以上功課不及格者默退，即不用張榜公布以不羞辱的方式被學校除名了。舉一個例，我有一個表哥名叫陳古傑，他已經在成都南熏中學讀完了初中二年級，應該讀初三了，他的父親感覺他越讀越沒有知識，1946年的秋天和我一起考入樹德又重新開始再讀初中一年級，但是在第一個學期成績就有八門功課不及格而被學校BYE、BYE了。這就是不同的學校質量有天壤之別。

⑸　學校有完整的物理、化學、生物學，可供三人一組進行實驗操作的實驗室，有完善的教學和實驗設備，包括圖表、模型、標本、儀器、藥品等。學生上實驗課後，全部都要書寫要求嚴格的實驗報告，理論聯繫實際，以增長學生的技能、技巧。

⑹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身體鍛煉和體育運動。學校有占地約六、七十畝的操場，毗連西門城牆，地勢坦蕩、寬闊。有400米的環形跑道，中央有沙土的標準足球場，四周有二十幾個籃、排球場，中央地帶還有供比賽用的標準的籃、排球場以及小足球場、壘球場，單槓、雙槓、吊環、木馬、跳箱，跳高、跳遠的沙坑，乒乓球檯等完善的體育設施。除體育課以外，每天下午四點半以後全體學生必須到體育場進行一個小時的體育鍛煉。學生根據喜愛，自由選擇各自的運動項目進行鍛煉。各個班級自由組織各種球隊，每年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停課三天的全校運動會，每一個學生必須至少參加一個項目的比賽，多者不限。在運動會前各個班級的各個球隊要進行比賽，選拔校隊，各種獎品獎給體育竟技的優勝者。除了學校內的各球隊比賽外，還經常邀請其他學校以及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光華大學（現西南財經大學）、甚至美國新聞處的外國友人作友誼比賽，賽場生機勃勃，氣氛非常愉快、活躍，真正是溫暖人間世界充滿愛。

⑺　樹德中學立校之本是“樹人樹德，以德育人，智育是培根於德育的基礎之上”。吳照華辦學有一條重要原則，也可以說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規則或者說是契約：“不敬師長，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吳照華對教師的聘請是他本人親自登門將大紅聘書送到教師的手裡，而且是代表全校學生向教師作三揖以謝。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落後，教師赴校以坐人力黃包車為主，只要有機會，吳校長常常站在學校大門口躬候教師來校，親付車資，以示尊敬。我還深深的記得初中的英語課“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CHERRY  TREE。”“NAPOLEAN  AND  THE  PEASANT”教學生以誠實和尊重人為本。國文課、歷史課，課堂內外，教師言傳身教，更是處處都閃爍着正義、正直、勵志、勤奮、仁愛、友愛、誠信、助人的道德的光輝。

⑻　樹德中學的學生中，達官貴人、社會顯要、富商巨賈的衙內、公子，比比皆是，苦寒人戶、貧家子弟也多多的有。樹德精神最為可貴之處就是充滿了自由、平等、博愛，吳照華在執教中大公無私。他不分親疏貴賤，不看家庭背景，不問社會地位，不講特殊關係，更沒有時下的吃請受禮，索賄受賄，官場交易。他對學生一視同仁，公允如尺，心平似鏡，貧苦勤奮學生翹居各班榜首獲得免繳學費優遇或獎學金而受到學校及師、生尊敬者比比皆是，顯貴子弟，一再降級以及被默退或開除者，大有人在。二十九軍軍長，孫德操的頂頭上司，學校名譽董事長田頌堯他每年要給學校捐贈50石大米，但其公子田明學卻不爭氣，違犯校規，照章被開除。與我同班相熟悉的兩個同學馬家雲、馬家祥是孫德操的外孫，因三門以上的功課不及格，雙雙被學校默退。我班另一個同學陳某（名字我記不清了）是當時現任的成都市市長陳離的公子，同樣毫不含糊地被默退了。我班又一個同學劉坤，是中央軍校教育長劉伯龍之子，因違反校規被公開張榜開除。孫德操22集團軍參謀長李某之子也被默退。另外還有兩個和我相好的同班同學，一個叫陳道鈞，其父陳斯孝是成都市新新新聞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新新新聞是當時成都市最大的報社），另一個叫農興邦，其父農之政是李宗仁北平行營漢中留守處主任，這兩人也因功課跟不上而被默退。其他就不可一一而數了。

有一個對比的事件，文革期間，雅安軍分區有一位到地方支援左派的席副司令，他有一個子女因為上學的事不夠滿意，他把當時的雅安縣文教科長魏光正叫到他的辦公室去訓斥，席操一口山西腔：“委廣雜（魏光正），你究竟革不革命，你是跟毛主席還是跟劉少奇，你是要革命還是要反革命，你自個好生想想！”魏光正被嚇唬得臉青面黑，足發軟，心發慌，顫顫兢兢的說：“我一定要革命！一定要革命！一定要緊跟毛主席！一定要把席某的學校安排好！”事後魏光正對此事感到十分無奈，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⑼　樹德中學對學生知識視野的拓展和知識的全面發展也十分重視。學校先後邀請社會名流、學者、專家如黃炎培、錢穆、李曉舫、羅玉君、藍天鶴、吳貽芳、王恩洋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者來校做各種專題學術報告，以擴展學生的知識層面。學校每學期要舉辦一次高、初中學生分別參加的中文講演會，高中和初三的學生還要舉辦英文講演會。講演台下白布長條桌旁坐的眾多裁判員宛如今日對歌星、影星的評判一般，以此對學生進行語言、論理、邏輯思維、面對公共場合的能力訓練。還要舉辦學生自願參加的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競賽，優勝者給予獎勵。此外學校還鼓勵學生組織學術團體，開展學術活動，如弘毅學會、樹光學會、五育學會等，或開展學術講演，或學術討論，或請教師講演，真正做到了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討論，個性的充分發展。半個多世紀以後，回頭再看當年的樹德中學，使人感概萬千，在自由的環境裡，人們的肌體如果沒有遭受過病毒的侵襲，沒有自身的免疫力，就很容易被哈耶克或波普爾所發現的病毒乘虛侵入，喪失了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⑽　由於樹德中學的教學質量在國內享有盛譽，每年春夏，省內外一些知名大學如川大、華大（華西協合大學，後改稱四川醫學院，以後又改名為華西醫科大學，20世紀90年代末與四川大學合併後改稱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部）、光華（現西南財經大學）、南開、清華、復旦、武大、重大等高校都要求樹德中學保送若干名高中畢業生免高考而直接進入該高校學習。另外樹中高二學生尚差一年才高中畢業即考入成都市的高校者大有人在，對此等優秀學生，樹中及高校均採取變通照顧的辦法，允許學生同時跨讀兩校，學時自選不作限制，只要求學生參加中學與大學兩邊的考試成績及格，樹中即發給畢業文憑，而該生又已經讀了一年大學了。

⑾　1943年以後，抗日戰爭的後期，由於長期戰爭的消耗、創傷，經濟的困難以及各種原因，法幣急劇貶值，為了對應經濟的困境，學校改錢為米。以1946年秋天我進入樹德初中到1949年秋季我進樹德高中為例，收費標準是每學期學費一石米（註：一石米為320市斤，按照今天川西平原的行情，一市斤上熟米為人民幣一元五角，一石米應為人民幣480元）。如果是住校生則另繳全學期的伙食費一石米。

樹德中學是私立學校，是當時收費高的學校。成都縣中、石室中學、華陽縣中、省立成都中學屬政府所辦的公立學校，收費標準均是一斗三升米（折42市斤），也就是折合今天的人民幣是63元。

時間過去60多年了，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江澤民和克林頓簽署的中美兩國的中學生交流協議，入選的中方學校中就有孫德操、吳照華創辦的樹德中學。

今天的學校就是小學生要選校、擇校也起碼要花費幾千或幾萬元。如果要進入前述名校，不要說除了以萬計的財帛外，其難度不亞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當年的石室中學、成都縣中、樹德中學也就是偉大領袖曾經根據列寧原則命名為成都第四、七、九中的學校，這些曾經招搖過市的紅色時髦招牌現在又被人們如棄敝履一般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重新拾起孫德操、吳照華的老招牌往臉上貼金。不僅如此，還派生出掛着這幾所學校招牌的什麼實驗中學、外國語學校諸多與時俱進的名目來兜攬客商，渾水摸錢。歷史真會開玩笑地來愚弄苦難的中國人。今天這幾所學校里固然有不少的勤奮好學的優秀學子，但是它缺乏公開、公平、公正地面對全社會，給所有優秀學生以平等競爭的機會。金錢、權力的介入，腐敗重重，黑幕太多，這是吳照華、孫德操在天之靈怎麼也無法想象而不能暝目的歷史悲劇。

（二）樹德沉淪  精神泯滅（蒙塵）

1949年最後的一天過去了，1950年的第一天來臨了，這年伊始，第一件事就是成都市另一個私立中學甫澄中學被撤消建制，學生合併進入樹德中學。甫澄中學的教學質量、學生素質參差不齊，與樹德中學相去甚遠，無法相比，這是樹德中學進入沉淪期的第一個體徵。春季開學了。校長吳照華沒有了，學校的一切教學、管理秩序全部都沒有了，茫然不知所措。

新任校長張秀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文化人，50多歲的老頭，很少到校，僅僅是一個掛名。繼任校長何紹先、副校長江東之是兩個曾經與共產黨有瓜葛的四川的社會賢達。兩個60歲上下的老頭成天對坐於校長辦公室內，一杯清茶，共敘歸情，談古論今。據說何紹先在十多年前曾參加過劉伯承領導的四川順慶起義，對教育事業完全是門外漢，對學校的事既不懂也不管，形同虛設，扮演一個橡皮圖章。

學校的一切大權完全被一個叫王建鴻的人把持。王是成都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政治輔導員，被派遣來樹德中學，其工作任務是：第一，負責組建青年團和少先隊等政治組織；第二，擔任政治課教師；第三，負責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階級鬥爭學說盅惑、煽惑、赤化學生的思想，以達到思想控制和思想專制。

王建鴻上課或對學生講話時是文理不清，邏輯混亂，層次不明，前後重複，說話結結巴巴，口齒不清。無論在課堂教學時或開大會講話時，都會反覆多次地自我吹噓說：他在49年底成都易幟前給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送信時頭部受過傷，以此表明他的紅色革命功勞。

政治課沒有教科書，王講授的內容大體是：

⑴　勞動創造了人，由猿到人，人是從猿猴變來的這一紅色聖經條錄。

⑵　斯大林的偽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奴隸主義，再到封建主義，再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再到共產主義的說教。

⑶　毛主席、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舊社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里，新社會人民翻身做主人。要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⑷　美帝國主義最壞，美國侵略中國。美國人在中國辦學校，辦醫院是文化侵略，是思想毒害，是剝削壓迫中國人，是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是戰爭陣營，是侵略、壓迫、剝削人民的壞蛋。

⑸　蘇聯老大哥是最好的好人，蘇聯人民和蘇聯工人階級是最幸福的，是國家的主人翁。蘇聯是全世界人民革命的堡壘。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和平民主的陣營。

斯大林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主席是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⑹　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資產階級專政？什麼叫人民民主專政？什麼叫資本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新民主主義？什麼叫剝削階級？什麼叫無產階級？什麼叫舊社會？什麼叫新社會？

全是紅色聖經，紅色辭典里的名詞和教條。學生聽得似懂非懂，如雲似霧，真是說也說不清，數也數不清。王建鴻每次講課都是這些內容，反反覆覆，喋喋不休，東拉西扯，口沫橫飛。牛皮渣，渣牛皮，想到哪裡說到哪裡，隨說隨丟，毫無章法。因為學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語言、詞彙。覺得新鮮好奇。政治課是當時學校唯一要求有課堂紀律，有強制性約束力的課程。

政治宣傳、政治煽動、政治狂熱衝擊代替了教育，很多優秀教師因為政治原因、歷史原因、社會原因紛紛離校。國文課、英語課、歷史課等人文學科幾乎停擺。國文課改稱語文課，教材是去新華書店購買的活頁文選，新來的一個年青的邊沿型的知識分子講一些茅盾、郭沫若和魯迅的三十年代寫的短篇白話文和一些介紹解放區老區農村的文章，另外就是吹捧蘇聯。新華社記者李何介紹莫斯科大學的文章，當時的蘇聯，一切都偉大，一切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全人類的宮殿和廟堂，不能稍有不恭。英語是美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更是在消滅之列，英語課教得有氣無力，買活頁文選、馮友蘭的“新北京”、“偉大的領袖列寧”之類。到1952年時英語課就停課了。歷史課改教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主要講毛主席的革命活動。共產黨忙於鞏固政權站穩足跟，建團、建隊，一切活動都要讓位給政治鬥爭，何況樹德中學是屬於應該徹底砸爛的資產階級教育機構。宣布樹德中學過去存在的一切學術組織一律解散，一切學術活動一律停止，除共產黨領導的青年團、少先隊以外，學生不准有任何自主的民間組織活動。當時，學校的教學紀律完全癱瘓，教師無所適從。學生來校與否、上課堂與否完全自便。只有一種活動不能缺席，那就是政治課、政治活動、聽政治大報告絕對不準缺席。

以我班為例，王建鴻隨即把全班學生組織起來，以8─10人為一組，編成若幹個政治學習小組。每一天都要開小組會，進行政治學習或者是生活檢討會。要求每一個人都要發言，內容是參加政治活動或是聽大報告後的心得體會。檢查自已的思想是否革命，是否靠攏共產黨，靠攏青年團，靠攏領導，也就是說是否靠攏王建鴻。爭取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特別要批判各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和思想，批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其主要表現就是不能自覺的靠攏組織，不問政治，埋頭學數（學）、理（物理學）、化（學）想成名成家。在當時如果誰努力學習文化、知識、科學，就會成為不能容忍的被批判的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對象。

另一個內容就是唱紅色歌曲，開大會要唱，小組會也要唱，除了上課以外，任何活動都離不開唱革命歌曲。無一例外，內容全是歌頌毛、歌頌黨，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蔣匪幫的政治煽動。除了紅色歌曲外，其他任何歌曲一律不能唱，也不敢唱，如有觸犯，輕則資產階級情調，資產階級思想，重則反動歌曲、帝國主義的走狗。

當時在政治狂潮的熱浪中，我們班裡有一個叫袁能樞的男生，其家庭成員僅有母子兩人，母親寡居多年，整個生命的希望都寄托在這唯一的兒子身上。家有薄田數十畝，母子賴此為生。土改時袁能樞在群眾鬥爭地主的大會上面對面的鬥爭他的寡婦母親，其母氣極，在鬥爭大會上以黃金條擲擊袁，當晚其母即吞金自盡，袁隨即棄學參加革命，後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受盡折磨，在七十年代末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處理的前後患癌症病故。鳴呼！此非天理耶？

從50年的春天開始，特別是紅五月和抗美援朝時期，幾乎天天都是停課聽政治大報告，有時還是幾個中學的學生聚集在一起聽報告，樹德中學學生除了在本校大操場內聚集數校學生外，時常到附近東馬棚街四川省女中集合。內容主要是圍繞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各式各樣的政治動員報告，土改工作隊的報告，志願軍戰鬥英雄、朝鮮人民軍戰鬥英雄的報告，赴朝慰問團的報告，僅僅成都某中學一名叫張什麼華的女學生參軍後赴朝作戰地醫院護士，雙眼受傷失明的英雄故事就聽了兩次，連電影《白毛女》插曲的歌唱者孟於也到樹德中學作了半天的報告。新來的語文教師施幼怡，是民主同盟成員，49年以前曾經被國民黨的稽查處關押過短時間，施也要對全校師生作半天的報告，講他的光榮的歷史。學校還組織全校師、生參加過幾次殺人的萬人公判大會。每次聽大報告或參加其他政治活動後必定要開小組會，討論學習後的心得體會，人人都要發言，否則組長點名過不了關。每次會後組長要向王建鴻匯報討論情況，王建鴻運用毛澤東階級鬥爭三字訣、三字經，將全班同學分類排隊為激進、中間、落後三類也就是左、中、右，然後再祭起三字經的法寶，依靠左派團結中間打擊右派。在同學中製造隔閡、對立、甚至仇恨。什麼是激進，激進的標準首先是靠攏組織，其具體化人格化的方式就是靠攏王建鴻，要監視周圍同學的言行給王建鴻打小報告同時匯報自已的思想，其次要把王的話作為聖旨，對王百依百順，在王的面前奴顏婢膝，迎逢阿諛，搬是弄非，打擊別人抬高自已，完全不顧做人的道德和良知，喪失人格的尊嚴，把自已變成一個十足的市儈小人。這就是極權專制統治下的激進、進步、革命，完全扼殺了樹德中學充分發展學生的個性和創造能力，獨立之見解，自由之思想，平等、博愛的精神。把學生變成政治的奴僕，權力的奴才。這是一個把人變成鬼的過程

王建鴻拉起了一個以原甫澄中學學生李其泗和一些女生麇集的圈子。王成天與這幾個女學生嬉笑打鬧，廝混在一起，極其低級庸俗，個別女生甚至給王洗內褲、洗襪子，這就是靠攏組織最革命，最進步的表現。

鬥爭逐步升級，王建鴻為了展示他的威嚴和權力，組織了幾次全校鬥爭大會：

第一次的批鬥對象是我班同學吳知勉。主要事由是吳的兩個哥哥在1950年的暑期由成都去北京考入北京大學的化工系和華北工學院（後改名為北京工業學院）的電機系。吳在同學中時常鼓吹畢業後去北京考名牌大學，再加之吳平時在學校里看不起王，藐視王不學無術，念報紙時別字連篇，口齒不清，謬誤百出，作風下流，像個痞子，當然與王十分疏遠。吳踩着王的痛足，王對吳早就耿耿於懷侍機報復。為此，王給吳定的罪名是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反動思想，白專道路，無組織性，脫離黨的領導。

第二次批鬥的對象嚴開容也是我班同學，原因是嚴是學生會生活福利部部長，有職責監督和協助伙食團和廚房的工作，在一次蒸饅頭啟籠時，嚴拿了一個饅頭嘗試，檢驗饅頭是否蒸熟，當時有廚工胡師付在場，但是，嚴在嘗饅頭時恰巧碰上王的兩個狗腿子路過，污衊嚴偷吃饅頭，王因嚴平時不買王的賬，不靠攏王，王對嚴早已懷恨，趁此機會，栽贓陷害硬說嚴偷吃饅頭，召開全校鬥爭大會，以斗嚴來立威。

我班有個女同學名叫譚常莊，其父是曾經參加過台兒莊戰役的國軍將領，與其母分居，其母寄居於舅舅家，時值土改，舅家被劃為地主，被掃地出門，一無所有，譚常莊生活無着，吃了上頓沒下頓，學校給予助學金伙食補助，當年冬天其母將一件從前的舊絲棉襖減為短襖給了女兒禦寒，此事被告發，說譚穿絲棉襖還要吃助學金，欺騙組織，欺騙革命，王即召開全班大會鬥爭譚，並勒令譚退出助學金，逼得一個小女學生四處乞討，幾乎輟學。

再一次事件是樹德中學有一個工作多年的老校工，名叫鄭步榮，大家尊稱他為鄭大爺。鄭大爺的兒子小鄭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小鄭在高中畢業前夕，組織上調他去參加工作，小鄭不願意輟學，放棄學業，希望畢業後繼續升學。這是不服從組織分配，不服從革命的需要，批鬥後宣布開除團籍。

1949年以前樹德中學有位英語教師叫萬千里，他自鳴得意地寫了一篇英語的短文，題目叫 “CONFUCIUS”。他多處講授、宣揚此文，宣傳孔夫子的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49年以後被多次激烈批判，說他是地主階級孔老二的孝子賢孫。

當時學校的在校學生從1950年的下半年以後就一次又一次的要填寫自已的履歷表和書寫自傳，兩者的內容基本雷同，重點是政治審查，交待出歷史上曾經參加過何種政治組織，包括進步組織和反動組織，參加時間、地點、何人介紹，參加過哪些活動以及本人的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的成員的政治面貌。反覆填寫，從其間尋找紕漏，對未成年的中學生尚且如此，對任何一個成年人的審查和控制可想有何等嚴密。

（三）四大監門一瞥

樹德中學學生可以看到成都市其他任何學校的學生完全不可能看見的獨特的風景線。學校坐落在成都市的西門寧夏街，緊臨的隔壁是四川省第一監獄，簡稱四大監，據說該監獄是建於前清。從1950年的冬天開始，特別是到51年的3、4月以後，中午放學，學生走出學校大門時，經常可以看見四大監把關押在其內的反革命分子拉出去押赴刑場的情景。其時監獄大門前的街面上停放着三、五輛十輪大卡車或道奇大卡車，車箱的後檔板打開放下，兩個士兵為一組把一個五花大綁背上插有死刑標籤的囚犯夾在中間，拖出監獄大門，到達汽車後檔板的前面時，將囚犯如拋茶葉包子一樣地一個一個地拋進車箱。汽車駕駛台的車頂上架着機槍，兩旁的足踏板上各站一個一手拉着車窗，一手提盒子炮的士兵，車箱內的兩側各站有4、5個端着衝鋒鎗的士兵，場面極其森嚴、恐怖、可怕，令人有窒息的感覺。51年春夏之交的一段時期，幾乎每一天都有可能看見這樣的場面。

1951年初夏的四、五月份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放學時，遇到街上戒嚴不准通行，學生全部被堵塞在學校的校門前面。看見大約有二、三百人被押送着朝寧夏街北面的北教場的方位走去，沒有汽車，囚犯們沒有被捆綁，幾個人一排徒步行走，用一根很長很長的繩子把每排兩側的一個人，從前面到後面每一個人的上臂被一個一個的連環活套着。兩旁士兵端着衝鋒鎗和上了剌刀的步槍槍口對着囚犯也是緩步行走，另外，有幾個抬着重機槍的小組，沿着囚犯們前行的隊伍，不停地跑步到囚犯隊伍的前面不遠的路旁架起重機槍，槍口也是對準囚犯的隊伍，重機槍的陣地也是伴隨着囚犯隊伍前行的方向，後撤前架向前推移。囚徒們的穿作整潔、高雅，男的穿西服、中山服、長衫，女的穿旗袍、或毛料外套，或毛衣外套。神情都很自然，他們完全不知道即將走向何處？

下午放學時，街面上各處都貼有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布告。我還依稀記得布告的內容是槍決反革命分子XXX名，然後是一人一行，姓名、性別、年齡。罪名多是總述或群述，個人單人敘述的筆墨不多。這樣，每一行的幾個字就斷送掉了一個人的生命，一紙布告就使幾百個活鮮鮮的生命從地球上消失，幾百個家庭家破人亡。

（四）升學學習團

1952年暑期，我在樹德中學高中畢業了。這年秋季全國各個高校第一次統一招生。當時的四川省被劃分成四個行政公署，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組織了《川西地區高中畢業學生升學學習團》。集中了全川西地區以及鄰省西康省雅安地區的全部高中畢業生約一千多人，進行升學前的學習。學習團最初設立在成都市純化街原國民黨的省黨部內，7月23日開學，一星期後遷到文廟后街石室中學校內。學生全部住宿，食、宿費用由政府包幹，學生一分錢都不用繳。四川是天府之國，魚米之鄉，成都地處川西平原的腹地，物產尤為豐富，伙食辦得很好。學習團團長是川西文教廳廳長張秀熟（1950年初任樹德中學校長）。張是掛名，實際負責人是副團長、省女中校長王仲雄（女），學習的內容全是政治。從7月23日到高考的前兩日，每一天都要聽半天的政治大報告，半天以班組為單位學習討論。川西區和成都市有關組織、宣傳、文教以及青年團等單位的領導幹部，大多數都來此作過大報告。晚間多數時間是以班、組為單位作集體娛樂活動。

學習的目的是統一思想，加強組織性，服從祖國的需要，服從黨的需要。祖國就是黨，黨就是祖國。端正升學態度，批判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的個人主義，也就是批判有事業心努力學習求上進的學生，批判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主義。重點是強調高考後要服從組織，到所分配的錄取學校入學。8月15日，高考第一天早上7：00西南地區文教部長楚圖南在重慶市對考生作了一次簡短的無線電廣播講話，大意是勉勵考生好好考試，服從國家分配。

9月27日，重慶新華日報公布西南地區高考考生進入全國各高校的錄取名單。我和一個樹德中學同班同學，好友徐蓉生兩個人同時被錄取入唐山鐵道學院電機系（唐院電機系在西南地區僅收2名）。學習團95%以上的學生均被錄取到全國各校各系。原因是當年全國高中應屆畢業生的人數還達不到該年的高校計劃的七萬人的招生人數。例如，我父親的工作所在單位有一個二十多歲的職工名叫宋星才，男，文化程度僅高小畢業，沒有上過初中，因為能拉一手很好的二胡（註：一種民樂樂器，《二泉映月》是二胡樂器的知名樂曲），當年參加高考後就被錄取進入四川音樂學院的民樂專業。

10月初，學習團結束，學生們陸續分赴全國各高校，路途所有的車、船旅費和伙食費政府全包，入學學生不用掏一分錢，當時正值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夕，同學們沿途高唱歌頌五年計劃的歌曲，年青人的感覺真是幸福極了。

1952年的暑天，全國教育界還有兩項重要的變革。

一項是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強制性的進行高校的院系調整。主要內容是綜合性大學只保留文、理兩類學科，理、工分離，成立單一的工科院、校。其他醫學、農業、財經、藝術、體育等等都成立單一的學院。取消社會學系，有關法律和人文學科的專業大大地被壓縮。強調各種專業都要像蘇聯一樣學習專一的知識，批判資產階級和美英帝國主義的教學方法，反對學習龐雜無用的理論知識，強調適用學科和技術學科，輕視理論尤其是基礎理論的學習與研究。在北京，三所知名大學，北大、清華、燕京被打散後重組，北大僅存文、理，清華成為單一的工科，燕京被撤消。在成都川大、華大、光華同理組合，川大辦文、理，華大成為單一的醫科，次年改名為四川醫學院，光華命名為四川財經學院。

五年之後，一批才華卓越的有識之士，對此次調整稍有微詞即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掉下陷阱。

再過40年，到20世紀末，歷史又再次顛倒過來。大學所含院、系、專業之龐雜，數量之多，不僅比1952年而且比1949年以前還大大擴張了。華西醫科大學併入川大，北京醫科大學併入北大，上醫併入交大，浙醫併入浙大，雅安雨城的四川農業大學也辦起了工程學院、國際貿易系、體育系等等專業，真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蒼海桑田都在笑談中。

1952年暑期的另一項措施是成都市所有的中學教師全部集中學習，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世界觀、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同時按照蘇聯的列寧模式把各個中學的學校名稱全部取消，以數字序號更名為第一、第二、第三、……第N中學，成都市過去的名校樹德中學更名為第九中學，石室中學更名為四中，成都縣中更名為七中。可惜這些偉大的革命創舉還沒有等到21世紀就煙飛灰滅，成為歷史的笑柄，樹德中學仍然拾取了吳照華的老招牌。

（五）新唐院

1952年9月底，全國高考錄取名單西南地區部份在重慶新華日報刊登，我和樹德中學的同班好友徐蓉生兩人同時被錄取進入唐山鐵道學院電機系。唐院電機系在西南地區僅僅錄取兩個名額，恰恰就是我和徐兩人。

10月初，凡是被錄取進入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諸高校的學生，均由成都乘當年7月1日剛通車的成渝鐵路火車到重慶後，乘輪船沿川江到漢口，再轉赴各地。到漢口後因火車站設有唐院新生接待站，我和徐就在漢口留下，住漢口鐵路招待所，在漢口玩了幾天，然後到北京，當時北京前門一帶還有有軌電車。在北京鐵道學院又住了一天，然後到達唐山入學。進校後休息了兩天，入學的新生基本到齊，從星期一開始，學校組織迎新周活動。

迎新周活動的內容是全體新生每天上午聽政治大報告，有時候下午也還要繼續聽政治大報告。按系、班把學生分編成若干學習小組。下午和晚間的政治學習是小組討論。夜晚的小組討論一般要到午夜零時以後才結束，有時拖得更久。小組學習討論的主要內容一是自我思想暴露、思想檢查、思想批判，批判自已的資產階級思想、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端正學習態度，樹立為了黨，為了祖國而學習，一切服從黨和祖國的需要的正確觀點。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當時正值抗美援朝運動期間，檢查每個學生對美國的認識和態度，樹立仇美、輕美、蔑美的觀點。人人過關，反覆檢查，天天如此，生活非常緊張，使人疲憊不堪，毫無喘息之機，一點也沒有輕鬆愉快的感覺。迎新周雖然只有七天，但是感覺日子過得太長，令人有窒息的壓迫感受。

好不容易盼到迎新周結束，正式行課了。

唐院坐落在唐山市的東北郊，北寧鐵路經學校的旁邊過。學校建於前清，原名路礦學堂，後稱唐山公學，校門石牌坊上刻有“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八個大字。當時交通大學分兩部份，唐山校區搞路、礦；上海校區名交通大學南洋公學，搞造船、機械。後來唐院易名為“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北方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北方交大另一個學院是北京管理學院）。1952年院系調整時更名為“唐山鐵道學院”（搞鐵路工程），“北京鐵道學院”（搞鐵路管理），“哈爾濱鐵道學院”（搞鐵道電訊）。

交通大學素有中國工程師之搖籃的稱號，是一所在國內外都享有盛名，人材濟濟，學術水平和教學質量都很高，學生勤奮好學的中國培養工程師的最高學府。堪稱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但是1952年秋天的唐院卻完全是另外一番天地。

當年入學的新生有一千多人。分四個系，電機系、機械系（含機車、車輛二個專業）、鐵道系（鐵路建築）、橋隧系（含橋梁、隧道二個專業）。學生的狀況和來源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部份。這兩個部份各占學生總人數的一半。在各個系、班、學習小組也大體上各占一半。一半是經高考錄取的入校生，這部份學生入學考試的各科成績水平都較高，大體上能達到工程學院的招生標準。另一半學生是調干生，他們是軍事系統，部隊的幹部轉到學校來培養的。他們的條件是政治素質好，三十多歲以下，具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他們是52年的年初就大批地分派來到各高校。唐院分派來了幾百名，來校後統一編班進行文化補習。

補習了半年的時間，他們的文化程度和科學知識水平究竟有多高呢？在補習班有一個典型的事例可以說明問題：

某天，一位教師在補習數學課，講分數時，教師詢問教室里的眾多學生：同學們！請回答！1/6和1/4兩個數相比，哪一個數要大些？哪一個數要小些？是1/6大呢？還是1/4大呢？

這一問，課堂炸開花了。學生分為兩派，一派說1/6大，另一派說1/4大。誰也不相讓，誰也不能把對方說服。此時，聰明的教師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拿來了兩個大蘋果，將一個蘋果用刀切成6瓣，另一個蘋果切成4瓣，將兩個切開後的蘋果，分別放在兩個盤內，叫學生作相互比較，再告訴學生蘋果切成6瓣的，每一瓣就是1/6，切4瓣的，每一瓣就是1/4。這才平息了爭論，大家取得了一致的共識，原來如此！1/4比1/6要大些。

秋天到了，這些調干生要舉行結業考試，也即是入學考試。考試的內容是補習的是什麼就考什麼。而且是在考前教師還要給學生整理出複習大綱和考試提綱，這實際上是把考試題目都預先告訴學生了。經過這種掩耳盜鈴的考試以後，接下來就是填志願了。在哪個院、校補習就填哪個院校的系、專業。校方僅僅是把各系的分派名額平衡一下也就萬事大吉了。

上課了。但是聽政治大報告和政治學習小組討論仍然是重頭戲。鐵道部、高教部、宣傳部、青年團，各式各樣的首長和領導幹部，志願軍戰鬥英雄、赴朝慰問團……不一而足。白天聽大報告還要好受點，特別是每天夜晚在新修建的T字形學生飯廳聽報告，實在令人難以承受。報告的時間通常從晚間七點過鍾開始要拖到凌晨的一、二點鐘，個別時候甚或要拖到二、三點鐘才結束。在聽報告的過程中，間歇以各個係為單位彼此反覆地拉唱紅色革命歌曲。拉歌的情緒非常激烈，只聽得：

“鐵道系！來一個！橋隧系！來一個！機械系唱完了！電機系！來接到！電機系！唱完了！鐵道系再接到！”

飯廳內拉歌不止一處，各個區域、角落都在拉，此起彼伏，高分貝的噪音、喊叫聲、各種嗓音的歌唱混雜在一起，一般每次拉歌要拉半個小時以上，有時一次拉歌竟會超過一個小時。每晚的大報告都要間歇二、三次拉歌，這是因為報告太冗長乏味，其內容充斥着教條、口號，了無新意，對學生完全是疲勞轟炸。拉歌是為了刺激和鼓動情緒，避免聽者打瞌睡。就像軍隊的戰前鼓動，身在其中，一點也體會不到這裡是一座高等學府，活脫脫的是一座軍營，又像一個嘈雜的鬧市。

在班上調干生與高考生二者之間涇渭分明，截然有別，不僅表現在文化程度和知識水平方面的差異。調干生是革命幹部，在讀書期間，每月都要領津貼（當時津貼和工資正在轉換期）。主要是兩者在政治地位方面的巨大差別，調干生和高考生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同學之間的平等關係，而是指揮與被指揮的等級關係。不僅如此，就是教師也要對其退讓三分，調干生是班上的主導者和指揮者（註：我沒有用統治或被統治這一修飾語）。僅舉幾件令人難忘的事為例：

⑴ 我和徐蓉生兩人是成都市樹德中學初中、高中共六年的同窗好友，又同時考入唐院電機系。且又遠離家鄉，自然我二人的接觸要密切一些，星期天常常買一點炒花生沿北寧鐵路散步休閒，或一道進城去唐山市區逛街。某日，幾個調干生（約三人）代表組織對我二人談話，因為談話的話語是令人感到無法想像的驚異，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原話是這樣說的：“你們兩人經常單獨在一起活動，雖然現在我們還沒有拿到你們兩人搞反革命陰謀的證據，但是，至少你們是脫離組織領導，無組織、無紀律的小圈子活動，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嚴重表現，今後，你們二人必須隨時靠攏組織，不准兩個人在一起單獨活動。”

這哪裡是什麼同學之間的談話，這是極權制度赤裸裸地對個人的人身自由與活動空間的嚴重剝奪、限制和束縛。生活在今天大學校園的學生如果聽到這樣的話，不知有何感覺？

⑵ 某一晚間，我們幾個高考生在宿舍里複習功課，做作業。突然進來幾個調干生，對着我們說：“你們出去，我們要開會，你們不能聽。”這樣就把我們攆出了寢室。今天的大學裡還可能發生這種事嗎？

⑶ 有一次上微積分課，因為這是基礎課，幾個不同系的一年級的班合併在一個階梯大教室上課。某教授正在講課時，突然一個調干生站起來，高聲叫到：“某教師！你講錯了！黑板上寫錯了！”該教室的講台上是四個可以上下、左右移動的黑板。這位教授把黑板拉上、拉下、拉左、拉右看了好一陣子，非常驚慌，茫茫然不知所措。那個調干生又站起來說：“我看錯了！”繼續講吧！這哪裡是尊師重教？完全是上級對下級的非常粗暴的命令指揮。

⑷ 鐵道系一年級有一個學生在作業本上面寫有英語文字，此事被院廣播站大肆宣染、批判，說這是階級立場，敵我問題，是崇拜美帝國主義，崇美、親美的具體表現。政治調門提到了可怕的高度，一直鬧了好幾天才了結。這一下可把我和徐二人嚇唬了，因為我們在樹德中學上物理學時，單位都是寫英語符號，如DYNE、VOLT、JOUR等等，既簡潔又便於轉換運算。現在，我們只好連夜重新謄寫物理學、理論力學的筆記本和作業本，把有英語符號的本子扔進取暖的火爐里燒掉。

⑸ 理論力學教研組有一位王講師，在授課時不慎說出意思如下的話：“合力、分力、分力、合力、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正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一下王講師闖下了大禍，說他在課堂教學時公開放毒，散布反動言論。教研組、系、學院、大會、小會、廣播站連篇累牘的文章，批判王講師，責問王講師的反動立場，“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會分裂嗎？”“共產黨會分裂嗎？”“偉大的祖國會分裂嗎？”王講師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灰溜溜的抬不起頭，只能挾着尾巴做人。

⑹ 某個星期六周末晚上，放映壩壩電影，蘇聯影片《幸福的生活》。影片放映到插曲的畫面“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此時放映機卡嚓而止，電燈大亮。一個調干生跳到臨時搭在放映幕布前的一個小台子上面，高聲呼問：“社會主義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呀？”下面齊聲回應：“幸福！”又問：“美帝國主義正在侵略我們，怎麼辦？”下面狂呼：“打倒美帝國主義！”又另有人提問：“美帝國主義屠殺朝鮮人民怎麼辦？”“蔣介石匪幫還盤踞在台灣怎麼辦？”這時就此起彼落的一片口號聲，“打倒美帝國主義！”“消滅蔣介石匪幫！”“解放台灣！”“消滅美蔣匪幫！”歇斯底里地足足折騰了半個多小時，電影才繼續放映。

⑺ 在一個寒冬的晚上，院長顧希作大報告，要在全院徹底清查潛伏的反革命托派分子。說托派分子是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要對托派分子進行最堅決的鬥爭，徹底挖出這些隱藏得很深的敵人，整個報告殺氣騰騰，充滿了火藥味，聯想到寧夏街四大監門前綁人去處決的情景，真使人膽戰心驚，不寒而慄。幸好在這次報告以後就再也沒有提及此事了。聽報告的學生是不會知道內中的情節的。

⑻ 無論是聽大報告還是小組討論，都要與美帝國主義掛鈎，都要灌輸仇美、蔑美、輕美的觀點，原子彈是紙老虎！帝國主義國家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帝國主義行將被消滅！蘇聯老大哥如何強大，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老大哥對中國人民的援助是最無私的！蘇共19大以後，更要不停地學習蘇聯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勝利。再加上揭露批判克里姆林宮內潛藏的反革命醫生集團這些壞人。總之蘇聯是社會主義天堂，蘇聯是天使，美帝是地獄，是魔鬼。

最使人不堪忍受的是小組討論，每一個人都必須聯繫實際，聯繫自已，無中生有的暴露自已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和醜惡思想，往自已的臉上抹黑，潑污。清除身上莫須有的親美、崇美、恐美的觀點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否則就過不了關，接受無止無休的幫助和批判。

從成都到達唐山之前所懷的興奮、希望與憧憬和到達之後與現實的嚴重落差，實在距離太遠，對於一個不滿18歲，政治上完全無知，社會事故、政治事故一片空白的中學生要面對如此冷酷的現實，一時卻難以調節適應。

從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來到寒冷的北國，這年冬春之交，我病了，嚴重的胃病，每次餐後，胃部脹痛難忍。加上痔瘡肛門出血，大便後直腸脫垂，宛如一個核桃。徐蓉生也患了肺結核病。加上精神的緊張和沉重的壓力。春天，我和徐二人同時從唐院退學返回成都。

1953年的秋天，徐考入成都華西大學醫療系。我考入華西大學口腔醫學系，我們二人均棄工轉醫，生活開始了新的一頁。

（六）華西大學——四川醫學院

1953年秋天，我進入華西大學口腔醫學系，進入學校後，學校就更名為四川醫學院。

川醫的學習環境與唐院有顯著的差別，進校時沒有什麼迎新周，沒有結構性的調干生，同學都是高考生。聽不到聲色俱厲，咄咄逼人，粗暴的苛斥與指責，同學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平等的，沒有那種等級差異的巨大壓力。政治氣候的溫度也要溫和得多，沒有那麼狂熱。夜晚的時間基本上屬自已支配複習功課。生活、學習和心情的狀態較之唐院平靜多了。

在極權專制制度下，任何學科、學術、學說都是政治的附庸，政治的奴僕，都必須服從權力，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四川醫學院也概莫能外。

在教材的內容里，存在着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和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色彩。俄羅斯至高無上，人類歷史的一切文明，一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都是俄羅斯人發明的，即使某些科學成果與俄羅斯完全不沾邊，然而在教科書裡，俄羅斯人也要插上一支足，什麼某個俄羅斯科學家早就指出云云。真可以說有些不要臉。

巴甫洛夫、米邱林、李森科的學說，君臨一切，壟斷了生物學、醫學的全部真理。神聖不可侵犯，若對之稍有不恭就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羅蒙洛索夫是一切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萬能科學家，任何學科，任何論題都有他的影子。

用政治口號，非理性的態度，粗暴的手段詆毀、批判摩爾根、孟德爾、魏斯曼的學說。批判遺傳學，妄圖取締遺傳學，使遺傳學在教學和科研範疇內消失，用偽科學代替科學。按照政治的利益和權力的需要對科學任意取捨和閹割。

為了權力，為了統治，同樣的規格，同樣的模式，黨支部、團支部、輔導員制度配合政治謊言的宣傳編織成一張思想專制和精神專制的緻密巨大的網，籠罩着所有的人們。這就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們的命運。

（七）陸冠熊戴  在劫難逃

1955年初夏時節，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風暴席捲進了校園。傾刻之間，一切都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濃厚的學術氛圍，校園的幽雅與寧靜被燥狂的政治熱浪所吞沒、掩埋。人與人之間的親善和信任變成了懷疑、冷漠、恐懼和危險，每一個人都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茫茫然不知所措。一次，由我班學生政治輔導員李良信主持的全班同學政治學習討論會，內容是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學習人民日報發表的材料和編者按語後，坐談領悟學習心得。

討論會開始，主持人李良信煞有介事，氣勢洶洶地作了一番動員，他談了十幾分鐘，內容無非是胡風罪大惡極，流毒深廣等等，然後，鼓動大家談學習心得，但是無人發言。同學們不發言這是很正常的，因為胡風原本就不是反革命，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所謂骨幹分子中，很多人彼此從不相識，這在後來中央對胡風的平反文件和諸多材料中已經得到證實。對於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硬要說三道四的莫須有，這是盡人皆知的荒唐。但在那個時代，這種荒唐透頂，荒誕無稽的事情則是鋪天蓋地，可謂司空見慣甚至大家都習以為常。這是一個需要製造反革命和各種打手、幫凶，需要把人性扭曲和黑白顛倒時代。但是在50年代中期，童真未泯的學生們畢竟還沒有達到肆意說假，矇昧良知的程度，何況胡風是搞文藝創作、文藝理論的，這和醫科大學生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因此李的動員毫無效果。片刻，李又再次動員，仍無反應，時間幾乎沉默了半個小時，還是冷場。李急了，一再發問，誰先發言，仍然得不到回應，這時李只有運用權力，硬性點名。

誰知不偏不倚，剛好點到一個叫陸興祥的上海男同學發言。李和我們年齡相仿，名為政治輔導員，實則平時連報紙文件都讀不通順，說話稍長，錯別字便接踵而出。此人胸無點墨，既要管轄、命令、指揮我們，又害怕我們瞧不起他，對我們這些大學生好象懷着天生的宿怨。而陸興祥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在上海高中畢業後考入川醫，平時就性格孤傲，有點特立獨行。陸被點名後，感到心理不平衡，無名火起，為何全班三十幾個同學都沒有被點名偏偏點到我呢？一氣之下，陸就用純粹的上海話談了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我班只有陸一個人是上海人，因此會上沒有一個人能聽懂陸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大家有如在聽天書一般，下面還不時傳出竊竊笑聲。這時李極為尷尬，但又十分無奈，只好宣布散會，而將此事作為肅反運動政治學習時發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向上匯報。

暑期開始，學校宣布不放暑假，全校師生員工集中學習，開展肅反運動。運動紀律森嚴，宣布在運動期間，任何人都不准離開學校，不准與外界通信（當時普通人沒有電話），不準會客，一切活動，如到食堂進餐都必須排隊集體進出，上衛生間必須有三個人以上同行，不准個人有任何單獨活動。一派肅殺、陰森、可怕的景象。除了參加大會以外，各系、各年級的學生中都有各自被審查被批鬥的對象，這些被審、批的對象，都是24小時被當局指派的積極份子全天候、全方位的監視、控制，生活在不是監獄而勝似監獄的完全失去自由的環境裡。平時的同學、同事、老師，這時對他們完全變化出另一副冰冷、僵硬的面孔，除了在會上對他們進行批鬥外，任何人都像在迴避瘟疫一樣地躲避着他們，生怕和他們有什麼接觸而會把瘟疫傳染給自已。口腔醫學系正牙學專家，從美國歸國不久的鄧述高教授就是在此次運動中被審查時服毒身亡的。他是繼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自殺身亡的醫學專家白英才教授之後的華西協合大學的又一個被迫害致死的高級知識分子。

秋季開學前夕，學校宣布運動暫時告一段落，準備下學期的開學，此時被審查的人，有的回到原來的班級，有的不知去向，箇中緣由，誰也不敢多問。

此時學生所住的宿舍，進行新學期開學前的調整，我們班由學生三宿舍調整到學生六宿舍前樓的二樓。該宿舍全是採光和通氣良好的雙人間，其中只有一個房間是從前用作會客室的大屋現在也安排八個同學住。分房時，班長吳德全宣布我和另一個同班同學鄒慶禮住一間小室。但是，第二天早餐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學生政治輔導員李良信卻突然找我談話，李說：“你不能住小室，你只能住大室。”我說：“昨天已經安排好了，為何今天要變。”李說：“這是組織安排的，你必須服從。”我不服，與之據理力爭。李說：“你要知道理由嗎？好！跟我走！”李把我帶到學院辦公樓的二樓禮堂，在這個諾大的可容300─400人的禮堂里，只有李和我兩個人，這時李惱羞成怒，殺氣騰騰的說：“我告訴你，現在全國正在緊張地肅反，陸興祥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監控他，現在我把黨的最重要的機密已經告訴你了，我命令你和陸興祥同住一小室，你的任務是監視陸興祥，24小時都要與陸在一起，監視他的一切言論和行動，每天至少要向我匯報一次陸興祥的活動情況，如果出了任何問題，你都要負責。”這一下可把我嚇唬住了，我說：“如果是這樣，我可不願意和陸同住一室，我住大室就是了。”李說：“不行，現在全國正在大規模的肅反，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你已經知道了黨的機密，你必須執行黨給你安排的任務，監視陸興祥，否則將以盜取和泄露肅反機密，違反肅反紀律論處。”當晚，我一宿未眠，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精神恐懼和驚嚇，感到大禍臨頭。可是，第二天情況又變了，早餐後李通知說：“你住大室，這一小室由馬宗琨（另一個同班同學）和陸興祥住，我們另派馬宗琨監控陸興祥。第一，從今天起，你不許離開學校一步。第二，你必須寫出檢討書和詳細的履歷，要從八歲寫起，深刻的檢討你竊取肅反機密的嚴重錯誤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三天內交上來，聽候組織處理。第三，如果泄密，加重處理。”

我日以繼夜寫出厚厚一疊幾千字的檢討書，交給李了。此後，我每天都在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神志恍惚中度日若年，不敢出校門一步，充滿了恐懼和驚慌，不知何日將禍從天降，精神幾乎快要崩潰。同學與我說話，常常是聽而不聞，答非所問，神經受到嚴重創傷和摧殘。比較相好和接近的同學都譏笑我，“熊貓是不是害了相思病，想哪個女同學，想得神經失常，是快想瘋了嗎？”我苦笑無言以對。精神陷於折磨和痛苦的煎熬中。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奇怪，李良信並沒有來找過我，我更不敢去找他，兩個月過去了，我實在承受不住這無形禁錮的折磨和痛苦，在一個星期六的晚間，我壯着膽子和同學好友一起走出校門，次日星期日也出了校，也無異常情況發生，膽子漸漸大了，李良信也不見了，不久我班的政治輔導員換成了另一個叫葉友凱的人，這事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第二年，1956年，學校里的政治氣氛是最緩和的一年，所謂政治落後的同學都不能稱落後二字，改稱後進，夏天在游泳時，兩個很相好的同班同學劉靖華、鄒慶禮問及此事時，我告以真相，二人十分驚詫，劉是志願軍轉業軍人，更是氣憤難平，大罵李良信違法亂紀，鼓勵我要學武漢紀凱夫向壞人作鬥爭的勇敢精神，控告李良信對我的迫害。

世界上的事情真難預測，這年秋天，李良信從管理控制學生思想的專職政治輔導員突然搖身一變，成了醫療系大學一年級的入學新生了。

1957年春夏之交，共產黨整風運動的初期，學校領導動員全校師生員工大鳴大放期間，我將此事公諸於眾。大字報貼出後，校園震驚，引起了強烈的反應，老師們、同學們對李良信迫害我的這一樁黑色事件，深感不平和痛恨，義憤填膺，強烈譴責李良信無法無天的罪惡行為，對我表示深切的同情。李良信狼狽不堪，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大字報貼出幾天后，我在校園內遇見同住在一幢學生宿舍的醫療系畢業班同學蘆葦，蘆葦是醫療系高年級黨支部書記，皖北合肥市人，49年初參軍的南下幹部，曾經在川東軍區政委謝富治的手下作過文秘工作。此人頗具才華，頭腦機靈，健談，好表現自已的才識，常常在校園內扯一個圈子，周圍聚集一批同學聽他笑談古今：什麼唐太宗對魏徵納諫呀！劉備對諸葛亮禮賢下士！49年底前華西壩的地下工作者謝彤的未婚妻唐賢美在重慶西南公安部被秦大麻子活活搶去！在戰場上共產黨對待俘虜的國軍和共軍的歸俘這二者之間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對國軍的寬厚和對歸俘的殘酷！……等等不一而足。因為彼此常見面，比較熟習，這天一見面他劈口就叫：“熊貓，你這個混蛋娃娃，你去貼李良信的大字報，你懂得什麼叫政治嗎？李良信的行為固屬違法亂紀，品質惡劣，是個痞子。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肅反運動。現在的鳴放，全國各地向黨中央飛來雪片般的告急信、電，鄧小平、彭真力主鎮壓，你娃娃馬上就要當反動派了。”蘆葦的話，嚇得我心驚肉跳，毛骨悚然，我深悔忘記了好友柳青濤去年臨別時的忠告，柳是醫學系五官專業56屆畢業生，曾參軍當炮兵後轉業考入川醫，其父柳郁鍾曾是民主建國會重慶西南地區負責人之一，常與上層交往，柳青濤時常給我們談及上層的特權腐敗和種種黑暗內幕，並說共產黨的話信不得，否則要吃虧。柳青濤對現實社會非常悲觀。當時我年青，缺少閱歷，沒有政治頭腦，更無政治經驗，對柳青濤的話當作耳邊風，根本不在意。記得有一次去柳家玩時，柳的父親親口對我說：“柳青濤的思想非常陰暗反動，你不要受他的影響，最好不要和他一起玩。”當時我非常反感，認為這個老頭子討厭，儘是說教，有什麼不可以在一起玩呢？不久反右開始，四川日報赫然大標題：“右派分子柳郁鐘的反黨罪行”。柳青濤從廣西桂林寫信來說：“不聽勸告，如何。”並說他父親是個大傻子。

蘆葦提醒我後，我就三緘其舌，無論是非如何，我一句話都不說了，而此時正是鳴放高潮。

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的6·8社論發表後毛翻臉不認帳，背信食言，違背國家法律，不顧執政黨的信譽，暴露出其蓄意迫害知識分子的猙獰面目，不顧事實，不講道理，更不容許申辯，帽子、棍子滿天飛，蘆葦的提醒應驗了，柳青濤的告誡成為現實，我這張大字報成了惡毒攻擊肅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些出於道義，同情和聲援我的同學也因此紛紛中箭落馬，和我一樣淪為被侮辱與被迫害的政治賤民，承受着以後22年的苦難歷程和悲慘人生的煉獄。

與夏天的酷暑一樣，運動氣溫節節升高，政治風暴迅即狂飈，揪出的右派分子越來越多，各個角落都有公共射靶的右派分子和自己射靶的右派分子。揭發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右派分子的罪名和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應有盡有，看大字報目不暇接，右派分子的面目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令人愣然驚詫，啼笑皆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禍從天降，千古奇冤。

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尚能回憶的一些右派分子的罪行如下：

⑴ 劉靖華：志願軍專業軍人，文字功底好，而且毛筆字又寫得好，我揭發李良信的大字報是他抄寫貼出的。

⑵ 張忠弟、黃憲弘：同宿舍的同學，幫助我一道去貼大字報，黃並沒有看完大字報，僅看了一半，感到李良信太壞，必須揭發。

特別不幸的是張忠弟被劃右派分子以後，於60年代在貴州省遵義市丟下妻兒，自殺身亡。

⑶ 何基培：張忠弟的同班同學，我們在貼大字報時遇見他，張忠弟叫他：“喂！何基培，來！幫我們提一下漿糊桶！”何一無所知。

⑷ 杜河清：學生廣播站站長，醫療系四年級學生，我在樹德中學高中時的同班同學，普通話說得好，一日，我在校園內遇見他，杜說：“李良信應該揭發，我幫你廣播。”僅此而已。

⑸ 胡森：我班同學，愛跳交際舞，在6月8日前的一個星期六下午，胡森正準備外出，經過宿舍樓道時，一間屋門大開，屋內有我班同學詹重萬、郭啟雲、毛祥彥等幾個共青團員正在合寫一張大字報，已完稿，正待抄寫，大字報的內容是：“看我們班的三個黨員——郝衛貞、何國華、許德英”，胡森經過門前時，室內的人高呼：“胡森！來！來！來！你的字寫得好，幫我們謄寫大字報。”胡森不願，說忙着上街，詹重萬走出屋門，把胡森硬拉進屋，胡森說：“快點！快點！”詹重萬手拿底稿，念一句，胡森寫一句。後來反右時，詹重萬等痛訴：“右派分子胡森蒙蔽和利用了我們！”

⑹ 醫療系畢業班學生羅建國說：“實習醫生在醫院值夜班時，夜班加班伙食的蛋白質的含量太低。”全班批鬥會場的橫幅通欄標語是：“右派分子污衊社會主義缺少蛋白質！”

⑺ 醫療系一年級學生李思禮最初的案由是有人貼李的大字報，說李在舞會上，跳交際舞時把女生抱得太緊。李咬牙切齒的罵：“哪個狗日的說老子把女生抱緊了！”事情愈鬧愈大，正值反右高潮，說右派分子李思禮敵視反右群眾運動。並被栽贓若干莫須有的罪狀。

⑻ 醫療系二年級學生胡黎安的日記本被人偷走，罪名是：“看！右派分子的反動日記！”

⑼ 口腔系三年級女生黃心華原是西南軍區排球隊隊員，轉業軍人，人長得漂亮，阿娜多姿，在學生飯廳進餐時與我同桌，劉靖華常端着飯碗來我桌，時與黃搭腔，反右時，硬說黃、劉二人在搭話中曾說過同意葛佩琦的論點而被打成右派。

⑽ 藥學系畢業班學生王大軍。57年夏季，該班因在重慶製藥廠實習，沒有參加學校的鳴放，實習結束返校時，學校已經過反右高潮的第一波，校方要該班全體學生補鳴放課，同學們在座談會上無不戰戰兢兢，唯恐說錯了話，王大軍是團支書作會議紀錄，後在記錄中查不出右派言論，就說王大軍有意抹去記錄里的右派罪行，包庇右派，是個十足的右派。

⑾ 附屬醫院放射科醫師羅世鈞等，辦個大字報刊物，取名叫《看得穿》，揭露附屬醫院領導的官僚主義，中陽謀陰招。

⑿ 附屬醫院財會室主任王俊傑在鳴放中更出新招，張榜公布醫院的領導幹部和醫、護、職工生活補助金花名冊及補助金額，並在榜文後附一對聯，上聯：“肥處添膘，瘦處刮油。”下聯：“錦上添花，針上削鐵。”橫批：“脹死、餓死。”大字報貼出後轟動醫院，這還了得，惡毒攻擊黨的領導。

⒀ 前文所言，在反右前曾提醒過我的醫療系畢業班學生蘆葦，因與學校黨委宣傳部長章添鬧矛盾而招厄運。

另外運動中還有幾件值得一提的花絮：

⑴ 公共衛生系有一個調干專修科，該科有一個以共產黨員張益恭為首的幾個調干學生，私自查閱系上一些女生的檔案，然後照着檔案資料和像片，按圖索驥，挑選各自中意的對象。此事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必然有為此事買單的倒霉鬼。

⑵ 最卑鄙無恥和歹毒的是口腔系三年級學生共產黨員楊立達，此人經常趁同學不在場時，像小偷或者小特務一樣對別人的書桌、抽屜、衣物等，翻箱倒櫃，搜尋別人的日記、信件、字據等，然後上綱上線，栽贓陷害，企圖據此置人於死地。然而天綱恢恢，惡有惡報，楊立達在1958年因張貼反革命標語被公安機關逮捕獲刑20年，押赴四川省石棉礦勞改。

⑶ 作為反右運動的副產品，採取一鍋端的辦法，處理了一些平時不易界定的是是非非的人物：

其一，1956年秋季學校辦有一個檢驗專修科班，重慶某衛生單位有一年青女化驗員，此女頗有姿色，體態風流，穿着打扮非常時尚，髮型為一條又粗又長的獨辮子垂於後背。該單位有一位老幹部領導，對其猛攻不遂。其時，此女要求來川醫讀書，老幹部領導開出的條件是，如果嫁給我，我就放行。相持談判結果，老者讓了一步，要求只需和他扯一張結婚證有法律認可即行。扯證後，那女子尚未過夜就立即來蓉。進校後，該女與一個醫療系四年級的男生洪順康在舞場中相識，洪聰明伶俐，風流倜儻，兩人一見鍾情，如膠似漆，相見恨晚。女子寫信給單位堅決要與那個沒有文化並且年齡差距甚大的大老粗離婚，並以死相脅，賭咒發誓決不與老幹部有任何往來。寒假時，老幹部來蓉相尋，女堅決不見，為躲避老幹部，臘月三十除夕之夜，女與洪雙雙隱藏於華西後壩竹林中，在冰天雪地里冷凍了一個整夜，女凍得渾身顫慄，洪將身上所穿棉厚衣物，全部脫下，覆於此女身上，方挨到天明。女揚言，若再逼，一定自殺。老幹部十分無奈，只好返渝。想到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裝在蒸籠裡面快進口的鴨子飛了！實在想不通，回重慶後不久就自殺了。這件事流傳了一段時間也就過去了。

反右運動期間，此事舊話從提，定性洪與此女是亂搞男女關係致死革命幹部的壞分子，雙雙逮捕勞動教養。逮捕洪順康的當日，其在附屬醫院任外科醫師的哥哥洪元康立即刷出大字報：“堅決擁護政府對壞分子洪順康依法嚴懲！”

這是一樁在專制制度下發生的，一對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橫遭迫害的慘烈悲劇。

其二，醫療系三年級有兩個女生，一名馬扶媛，一名呂月嬋，此二女皆具姿色，風流阿娜，對其獻殷勤，寫追求信的男生如過江之鯽。反右期間，揭此二人的大字報滿天飛，儘是些風流韻事，男女話題，結果，馬扶媛被開除學藉，呂月嬋僥倖過關。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整人，則今天中央電視台六頻道、八頻道的帥哥、靚女，無論衣著服飾，化妝美容，髮型首飾，男女糾纏，個個都是資產階級壞分子。

其三，我班同學鄒慶禮，57年春夏，在重慶口腔醫院實習，沒有參加過學校的整風、鳴放、反右運動。實習結束，返校參加分配工作。只因為與他接觸密切的好友，同班同學王元治、邱光勛是肅反運動的審查對象，王甚至被隔離審查了一年，雖然沒有結果，但是被審查本身就是一個永遠洗刷不清的污點。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同鄉羅建國（醫療系畢業班右派學生）、同班的好友熊習禮、劉靖華又都是右派，因之鄒慶禮也必須要戴一頂帽子才平衡。但是又確實找不到把鄒劃成右派的理由。口腔系一個專職管理學生的政工幹部蔡紹敏，此人心理陰暗，殘忍歹毒，搜集鄒平時的生活不檢點之處以及一些孩子氣的調皮行為，無限上綱，生拉活扯地把鄒定為內心反動的壞分子。蔡將鄒的材料上報學校後，學校認為太離譜，予以否定。當鄒工作分配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時，蔡又在給鄒慶禮寄人事檔案時做手足，此事經臨夏、蘭州、學校，三處多次公文輾轉往返，才得到澄清事實。

（八）瘋狂的永郎

暑期結束，這屆畢業生的分配方案完全不同於往屆。黨團員、積極分子留校培養或分大城市、大醫院，落後分子則發往西北地區或經濟文化落後的荒涼之處。全校醫療、口腔、衛生、藥學四個系裡共有右派分子30多名，當然所分配的地方和單位的條件就更差了。無一例外的，每一個右派分子在接受分配時均給予考察1—2年的懲罰，到所分配的單位接受監督改造。我和另外兩名畢業生劉靖華、蘆葦則受到留校考察兩年，監督改造的處罰。考察期內沒有工資，只有生活費，標準是畢業生試用期工資的55%，實發為26·5元。

最初，我們三人被派往學校伙食團參加炊事班的勞動。不久又被派到附屬醫院洗漿房作洗漿工作。當時附屬醫院大約有二到三千張病床，洗漿房有四、五十個洗漿工人，要洗所有病床的床上布品，手術室、化驗室、治療室以及所有各種工作科室的包、單、布、片等等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工作服。當時沒有洗衣機，更沒有其它任何洗、烘設備，全部使用手工洗、刷、清、曬、晾等原始勞動操作，工作十分勞累，但是，無論在炊事班或是在洗漿房裡勞動，工人們對我們三個人都很和善，毫不歧視。大家都圍着幾個7×4平方米的水池作業，每一個人的面前各有一個搓板、棕刷、肥皂，勞動時，我們三個都不說話，埋頭幹活，工人們則不斷嘻嘻哈哈，笑談風生，打鬧不停，特別是男女之間，更是十分打趣，內容95%以上全是男女性事，彼此哈哈大笑，氣氛非常活躍。從不涉及到什麼政治話題，什麼派不派，主義不主義。我想這就是工人們用以調節情緒，緩解疲勞，自娛自樂，活躍身心的一種最好的健康的生活勞動方式。此處也可以看到毛的所謂工人運動，完全是幌子，是騙術，實際上是運動工人，操縱工人，煽動工人，煽動仇恨，為政客、野心家、陰謀家、權術家服務。每天我們在上下工的路途中都要遇見許多熟識的老師、同學，他們看見我們這三個穿着勞動者的打滿補丁，退了色的舊衣服，被羞辱和被懲罰者時，我們是厚着臉皮，硬着頭皮，聽天由命，他們則有說不出的感受：“看！這就是膽敢獨立思考，敢提意見，挑戰和反對權勢的活標本。”毛以此儆戒眾人。

1958年新年伊始，成都市就掀起機關幹部下放農村勞動的熱潮，二月初，學校，包括附屬醫院在內組織了一百到兩百名教、職員工包括臨床醫生在內的隊伍，下放到西昌專區西昌以南60公里安寧河畔的德昌縣的農村插隊落戶，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農業勞動。行前，學校開大會敲鑼打鼓披紅掛彩地歡送。月底，學校公告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結論，當時全校大約劃有180名左右的右派分子（註：在58年的年中又追加了若干名額），其中有40多人被下放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下到農村監督勞動的右派分子以學生為多。再則，下去的教、職、工、醫生都很年青，只有外文教研組的講師吳福臨45歲，是年齡最大的一人，其他都是二十幾，三十幾歲。我們三個已經處理過的右派也隨同這批右派於三月初旬不聲不響靜悄悄地下到德昌。

此時，大躍進已開始，我們這批右派分子到達德昌後，上面改變了原訂插隊落戶的計劃，集體投入到興修德昌縣鳳凰堰水利工程小高（鄉）段的勞動作業。每周勞動六天，休息一天做個人衛生。每天上午八點開工，下午五點收工，沿着山坡，挖溝修渠，晚飯後浸泡在安寧河裡浣洗沐浴，黃昏時，或於河邊或於半山坐在草坪上觀景閒談，彼此安寧和諧，是當時混沌乾坤中的一小塊世外天地。學校派有兩名黨員幹部負責管理和監督這批右派分子，一人是附屬醫院總務科長羅友壁，另一人是校人事科幹部彭漢隆，這兩人都正直善良，對右派分子心懷同情，從不歧視苛求，一再強調勞動應量力而為，對年齡大的吳福臨和幾個女職工更是關心照顧，凸顯了人性的道德和良知，使這批右派分子少吃了許多苦頭。

經過三個月的勞動，到六月份，該段工程完畢。（註：鳳凰堰修好後，問題層出不窮，從未投入使用就廢棄，這就是毛的大躍進時期勞民傷財的豆腐渣工程。）右派分子分為兩部分，一部由彭漢隆帶隊赴德昌縣的洛躍紙廠，一部由羅友壁帶隊赴德昌縣的永郎銅礦。去永郎的都是男性，我們三個畢業生分到去永郎的一隊。

銅礦的礦部設在安寧河畔永郎鄉場頭，公路旁的一個廟子裡，書記郭福長是個連排級的低級轉業軍官，官僚味十足。礦區距離礦部約6—7公里，一路爬坡上山，管理礦區的人叫王全，是當兵轉業的，北方人，少文化，粗野，智力低。因為大躍進時組織軍事化，礦區是營的編制，所以稱王全稱王營長。礦區裡有若幹個大大小小的以樹幹、樹條和麥杆，麥草搭建的工棚。住有六、七十個不久前從四川省自貢市鹽業工廠里派來此地開礦的青、壯年男性工人。

羅友壁科長經常要往返於成都校部和西昌，來礦區的時候不多，羅向郭福長、王全交待的是，對待我們的政策主要是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而且我們的政治身份不對外宣布以利改造。勞動則以力所能及，不過分強調為主。郭、王最多是初小文化程度，報紙都念不清，別字連篇，對我們作思想教育完全是空話一句。這也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實行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思想改造”的要旨。在暴力的脅迫下，用文盲或半文盲來摧毀知識分子人格的尊嚴，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上山後第一件事就是郭書記宣布：“現在礦部要整風，發動全體工人大鳴大放，對領導提意見，幫助領導整風，什麼問題都可以說，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如果說錯了，沒有關係，領導絕不報復。”可憐這些老實無知的工人，多數是文盲，個別讀過小學，怎樣鳴放呢？編成若干小組，每組12—15人另派兩名右派分子作會議記錄並幫助工人代寫大字報。

這些自貢市的工人，大多數是第一次離鄉背境，來到一個陌生生的，毫無積累，需要白手起家的山區，食、宿、生活，諸多不便，加之郭、王的無能，安排不當和官僚作風，自然有許多不滿和牢騷，雖然在發言和大字報中，連一句涉及到政治問題的議論的影子都找不到。但是，對領導不滿，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工人不劃右派，就揪出一個姓顏的，一個姓蘇的兩名反社會主義分子，對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這兩個階級敵人，工資減半，除了參加規定的勞動定額外，其他很多粗活、髒活、累活，如打掃公共衛生，倒工棚的馬桶等等，都由他二人全包。王營長還要隨時厲聲訓斥、責罵，試看哪個工人今後還敢不服從領導，對領導提嘮什子意見。

我特別記得的一件事是6月30日晚，天氣晴朗，皓月當空，山間氣溫涼爽宜人，這些右派分子書生氣十足，三三兩兩在壩子裡和附近山腰間賞月，年青人不自覺的感情抒發，此起彼落地唱起了兩年前1956年12月9日的晚上，成都市各高校在川醫第二廣場聯合舉辦紀念12·9運動20周年文藝歌詠晚會上演奏的歌曲，其中多數是三十年代和抗日戰爭時期的歌曲再加上《小路》、《喀秋沙》、《三套車》、《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蘇聯歌曲。王全聽不懂，工人們更不知是何物。王全向郭福長匯報說：6·30夜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示威。郭也拿不定主意，畢竟是省上川醫來的人，而且人數眾多，不敢貿然採取行動。郭立即與羅科長溝通，羅問明情況後與之解釋說：“他們唱的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進步的革命歌曲和蘇聯老大哥的革命歌曲，不是反黨的，是熱愛黨的。”這才是黑夜行船過暗礁，有驚無險。

永郎銅礦原是前清當地士紳開採後遺棄在山上的一些廢井，大躍進時毫無任何科學根據，主觀臆斷地說這裡有銅，立項為西昌地區德昌縣縣級重點企業上馬。礦區左邊一座山叫彭家山，右邊一座山叫烏龜山，這兩座山上各有若干口廢井，為了表現大躍進的英雄氣概，此兩座山分別改名為紅旗山與躍進山。當第一次開井時，還特地找了一個曾經當過礦工的當地老農民周國統去看風水，周煞有介事地弄了些香蠟紙錢在洞口大肆祭拜山神土地，然後才開始打井放炮。

後來，郭福長書記對周國統看不順眼了，毫無事由，非常輕鬆地說：“把周國統送去勞教吧！”此是後話。

六月份我們上山時，全礦人員連同右派分子在內總人數僅一百多人，當時提出來的任務是1958年全礦生產銅50噸。可是，隨着大躍進政治氣溫的狂飆，陸續從四川省內江專區引入大量農民工，五個月後到十一月時，全礦人員已達3000多人。一大批成都市的各省級機關的下放幹部調到銅礦充實各級領導管理層。同時上級又派了一位姓苗的營級轉業軍官擔任礦長。苗礦長腰間還掛着手槍，同郭書記一道去各處巡察。苗含蓄，不多言，工作踏實，與右派分子從來沒有過正面接觸。此時，除永郎礦區外，又在20多公里外深入山區的興隆鄉開闢規模更大的第二礦區，遍地開花似的挖洞、開井。並積極準備在南面鄰縣會理縣的甸沙關開闢第三礦區，同時，還向縱深的各處山區探測新的礦點。生產任務的指標已從原訂的50噸躍進為1958年產銅1800噸。

銅礦的組織機構是軍事化編制，以郭福長為代表的領導層主觀、臆斷，毫無科學知識，狂想、妄想、夢囈，管理工作一片混亂，官僚主義瞎指揮，生產層監工、工頭，處處都是營長、連長、排長、教導員、指導員滿天飛，一些工頭純屬遊民、惡棍，流氓痞子氣息嚴重，胡作非為，任意打、罵工人，屢見不鮮。一天傍晚，我伐木砍樹歸來，路過烈火熊熊燃燒的燒木炭爐群，看見一個工頭正在對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工人拳打腳踢，被打者半躺在地上，不停哀求：“李排長！饒了我吧！”李排長一邊用足踢，一邊罵：“你這個狗日的，共產黨把你餵飽了，把你的狗腸子脹伸了！”此情此境，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境遇，這同巴西電視片《女奴》的畫面，奴隸主的狗腿子，打手弗朗西斯科毒打奴隸的區別在哪裡？此時燒炭爐的爐火正紅，不由我萬分感慨地想起了國際歌。

“為奪取平等自由和幸福！為消滅剝削壓迫！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你要打鐵就得趁熱！”

礦區生產的各種作業，全部是原始方式，原始工具，依靠的是人海戰術，軍事命令，硬拼蠻幹，開井用的是鋼釺、鐵錘、砍樹伐木打箱，再加雷管、炸藥。每天晚間，都要召開礦區大會，領導講大好形勢，鼓幹勁，放衛星，各井洞作業組長匯報當日開採數量，礦石多少擔！荒（岩石）多少擔！所報數額，既無記錄，又無核實（也無法核實），僅憑口說，信口開河，競相攀比，爭放衛星，愈放愈高，全是謊報，互相欺騙，上下欺騙。

幾個伐木連，在各個山里，向原始林區，地毯式地砍伐樹木，一匹山一匹山地全都剃光了頭的縱深進軍。砍下的樹，剔枝、剝皮，只要樹幹，許多百年、千年的古樹，有的樹幹直徑已達一米多的參天大樹，在嘩啦啦聲中轟隆倒下，然後鋸成一米五左右的長度，由高處向低處，滾放而下，在平地則用人力以古代轎夫（四人轎夫、八人轎子）喊着號子的方式扛抬：“天上明晃晃！地下水淌淌！月兒彎！跟到園！”直達礦區附近的爐群，劈成柴塊，投入烈焰飛騰的爐內燒成炭塊，用來煉銅。

各個礦區，既無公路，更沒有運輸工具，儘是羊腸小道，山上人員吃的、用的，主副食品，大米、肉類、菜蔬，日常用品，各種生產物資，全部用人力，背兜、扁擔，肩挑背扛，幾百人的幾個運輸連晝夜不停地運送物資。燒炭、煉銅，更是用磚塊、泥土砌的土高爐，木風箱等原始工具，原始操作。

超英趕美的口號也要大躍進，郭書記從西昌市開群英會返礦時作大報告提出，爭取15年超過英國，50年趕上美國。不久，躍進為10年超英，15年趕美。又再次躍進為7年超英，10年趕美。還嫌慢！又變為3年超英，5年趕美。最後乾脆定為今年超英，明年趕美。

山上烈火熊熊！山下戰鼓咚咚！永郎農村也毫不示弱。公社門前大擺擂台，生產大隊各路英雄，登台亮相。一個比一個更高產，衛星一個大於一個。永郎場街上掛着橫街大幅“苦戰三年，誓把永郎變樂園！”“超英趕美，要與天公誓比高！”公路旁不遠處有一個很大的約4×6平方米的蓄糞池，池的上面蓋有茅草頂。現在池旁柱子上掛着木牌：“永春大隊第一化肥廠”！永郎鄉場的另一方向遠側有一個荒蕪的壩子，裡面放有兩部破舊的架架車，壩子前面也立有木牌：“東風大隊第二停車場”！兩個老頭，破衣爛褲，坐在門前編篾器，屋柱前面掛着：“幸福大隊輕工業公司”！的招牌。

公社書記上山交流農業大躍進的經驗。這位書記除了口沫橫飛，喋喋不休的如何，如何的夢囈外，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宣稱 “明年德昌要建大飛機場，永郎要建小飛機場，農民都要坐飛機啦！”郭福長在旁春風得意，神采飛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立刻就要跨進幸福的天堂了。

年底西昌師範學校部分學生約一百多人，響應偉人的號召“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註：前一句話是要培植忠實的奴才，這是方針的主旨。後一句話是摧毀文化、科學知識，製造缺乏思維，頭腦簡單，粗、蠻的奴隸。造出大宗產品，這是方針的第二要義），前來礦區參加生產勞動，這些學生主要是擔任運輸任務，把“礦石”從礦井背到礦區土高爐旁。一時間，滿山遍野，紅旗飄蕩，歌聲嘹亮，好一派熱鬧景象！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國主義挾着尾巴逃走了！戰！戰！戰！為鋼鐵而戰！戰！戰！戰！為鋼鐵而戰！……超英趕美用不了15年！嘿！用不了15年！”

這就是大躍進時永郎銅礦的顛峰時期。

1958年九、十月之際，四川省瀘洲衛生學校給銅礦分配來兩名應屆中專畢業的女學生。

一個名叫席錦華，20歲，曾參過軍，轉業再讀衛校，來礦後被任命為醫務室主任和礦團委書記。另一名叫桂先群是一個純情、善良、可愛的女孩子。三千多人上山採礦、伐木、冶煉、運輸，全是原始方式的重體力勞動，既無安全知識，又缺安全設施。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幾乎每一天都有工傷事故。再加以氣候漸冷以及不良衛生務件引起的各種疾病。兩個中專畢業的小女學生無論如何也應付不了。因之，右派分子中的各科臨床醫師，包括我們三個應屆畢業生，全部用上，組建和充實礦部、各礦區、礦點的醫務室。席錦華主任為人和藹、沉穩、平易近人，對我們非常尊重。會診時虛心聽取各科臨床醫師對病情的分析、講解、診斷和處理。她們兩人確實有幸，剛出學校能有機會得到良師的指導走出臨床實踐的第一步。由於醫療設施的限制，這些右派醫生隨時都要轉送重傷、重病員到西昌、德昌的專、縣醫院治療並採購各種醫藥物資。

西昌地區是四川省礦產品的重點地帶。從中央到地方，各種級別，各種規模的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非金屬的礦山參差林立。永郎向南的鄰縣會理縣的渡口的西昌鋼鐵公司就是規模最大的中央級礦山企業。該公司的運輸部門就擁有數千輛運輸大貨車，以及為數眾多的其他各型車輛，每天來往於渡口及全國各地。銅礦礦部門前公路上的車輛晝夜絡繹不絕。那時大刮共產風，各項經濟活動都不計成本。我們只要站在公路邊一招手，來往車輛會自動停車，不付一分錢就可搭乘去德昌、西昌。有一次，我們乘上一輛西昌鋼鐵公司的美式中吉普，裡面坐有三、四位工程師，都是北方人，彼此談論時，大罵西昌鋼鐵公司瞎搞、胡來、荒唐，說一噸鋼都沒有煉出來，上月拉1000噸礦石到上海上鋼去煉，上鋼回答說，礦石內含有幾種叫釩、鈦的元素，目前的技術還無法分離這些元素。後來西昌鋼鐵公司下馬，渡口改制建攀枝花市，又新建攀鋼。西昌醫藥公司銷售部大廳里就掛有各級廠礦藥品供應情況反映欄。

大躍進時，各處礦山都需要炸藥。炸藥供不應求，貨源非常緊張。礦區缺炸藥，郭福長心急火燎，一籌莫展。醫療系三年級右派學生肖育仁，用硫酸鉀、硫磺、黃磷、赤磷等原料配製炸藥成功，而且威力很大。郭福長大喜過望，立即選派十多名年青工人，肖又指定王誠等四個右派學生作他的助手，在礦部到礦區的途中山腰隱蔽處成立炸藥組，專事生產炸藥。秋天，郭福長和其他礦領導帶領肖育仁到西昌市參加1958年西昌地區群英大會。肖育仁製造炸藥成功的事績被大會和西昌報譽為大躍進中的花朵。只是肖育仁由於右派身份的關係，本人不能出席大會，名字不能見報。而由其他人代作報告，肖本人住在招待所內，聽取他人傳達大會情況和接待各礦山前來取經的人員。

以後，炸藥組發生了兩件事。一是礦部醫務室主任席錦華常到其近鄰炸藥組作巡回醫療，關心炸藥組工作人員的身體健康。席與肖頻頻接觸，不久二人雙雙墜入愛河，孳生出火熱的戀情。

另一件事是右派學生王誠在工作時不慎，將炸藥引爆，王的右手從肘關節處的前臂被炸飛，王成為獨臂傷殘者，這是一樁真實的血的悲慘災難。

礦部要開闢新的礦區和擴建新的井點。第一步，必須要作井點勘測和道路勘測，找不到勘測設計人員。工人們都是沒有文化的農民，哪堪此任。藥學系三年級右派學生饒弘武，入學前曾參軍當過坦克兵，會駕駛坦克，會測繪。郭福長書記就任命饒拉起一個勘測隊。饒帶領林永祥、陳加猷和另一個右派學生。四個人扛上測量架，提起測繪儀和測繪板。各自帶着簡單的行李，進入各處深山老林，不受拘束，自由地開展測繪工作。郭及礦區管理層幹部既不懂業務，也無暇顧及彼等。饒則定期或不定期交回一些測繪圖紙。

胡黎安事件：胡是醫療系二年級右派學生。做礦井採礦作業。在施行岩層爆破時，因炸藥受潮，雷管引不爆炸藥。胡無奈，將炸藥放在井外錘鍊鋼纖的茅草棚子裡的爐火旁烘乾。炸藥因溫度升高，突然爆炸。將茅草棚子的棚頂炸飛，胡也受了輕傷。此時恰是永郎銅礦的鼎盛顛峰時期，羅科長又在成都，郭福長為了顯示權力樹立威風，將胡黎安事件定性為右派分子破壞礦井案。開礦區大會，公安局當場將胡逮捕送勞動教養。

胡黎安案件的宣判，逐漸地暴露了大家的政治面目，幹部們，尤其是下放幹部，怕被沾染，被連累，逐漸對我們另眼相看，與我們劃清界限，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過了。在這個殘酷的被侮辱與被迫害的環境裡，右派分子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地折磨和摧殘，更重要的是看不到苦難的盡頭。悲慘的現實生活使大家對反右運動的認識不斷提高，為了求得生存和保護自身的安全。部份右派分子逐漸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思想的共契與同盟。這個同盟沒有任何語言表達，只有神往的意會和心靈的溝通。同盟的核心是幾個了解共產黨政治遊戲規則，有鬥爭經驗，富於良知和道德的右派分子裡的轉業軍人和共產黨員。這些人在被劃右前都曾經接觸或參與毛統治的邊沿或外層圈的運作，知道它的殘忍和險惡。這個基於有共同認識的精神核心一旦產生，它的吸附力就愈來愈大，“右友”們之間就呈現出互相照顧、彼此遮掩、互助、互愛的局面。有情況互相傳遞信息，分析、預測動向。開會時，迴避敏感話題和政治話題，只談生活作風，日常瑣屑。如果有礦幹部在場主持會議，則對其大肆吹噓，歌功頌德。“右友”中如果發生問題，則只談認識，思想批判，不接觸實際，話題越扯越遠，空話、套話、行話、廢話，連篇累牘，千篇一律，毫無新意，東拉西扯磨時間。並且在長時間的實踐中提練出一套完整地，成熟地對付思想控制和思想匯報的書寫程序、規範化模式的空話套話。漸漸，“右友”之間，愈來愈團結，互相都感受到集體的溫暖，精神壓力有所緩解，日子過得也要容易些了。

這期間，右派中先後出現了兩根芒刺，醫療系三年級右派學生孫天健，好表現，經常抬高自已，打擊別人,對人拈過拿錯，打別人的小報告，不顧他人死活，總想把別人踩在足下，解脫自已。弄得大家很不安寧，時時都要對他加以提防。

有一天，修路時，一根很粗的藤，絆在兩個大石頭之間，絆得很緊，怎麼也移不動十字撬、斧子，都弄不斷藤。此時，有人拿了一把鐮刀，把藤割斷，石頭就搬動了。孫十分感概地說了一句話：“斧頭在鐮刀的面前顯得如此軟弱無力！”下工後，有人立即向礦區匯報：“說斧頭代表工人階級，鐮刀代表農民。孫污衊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共產黨不如農民，共產黨領導不了農民。破壞工農聯盟，反對黨的領導。”

晚間，召開有礦區領導參加的批判會。“右友”們爭先恐後涌躍發言，批判的調門越批越高，捕風捉影，無限上綱。一連開了幾天的批判會，批得孫終日徨徨，提心弔膽，不知所措，才知道眾怒難犯。從此，老老實實默默做人，彼此相安無事，大家也就不再為難他，寬恕他了。

入冬，學校又新發配一個藥學系58級應屆畢業生，右派分子鄧榮貴來此。鄧初來乍到即犯孫的毛病。“右友”們一再暗示，勸他要平和，要實事求是，要友善，爭取每一個人都改造好，共同返回學校。鄧聽不進，一意孤行，認為眾人都軟弱可欺。趾高氣揚，重蹈孫的覆轍。有一天，鄧與一位“右友”在談話間，無意說了一句話：“我想以後到海關去工作！”這位“右友”立即把這句話向王全營長匯報。說鄧榮貴想到海關去，想偷越國境，背叛祖國，投靠美帝國主義和台灣蔣介石匪幫。大老粗王全聽到此話，“鄧要偷越國境，投敵叛國！”這還了得！將此列為重大事件。晚間立即召開全體右派分子對鄧的批鬥大會。與會人員，個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對鄧的叛國意圖，個個義憤填膺，予以痛斥。王全這個大老粗，連海關這個名詞都弄不清楚。一口一個山大王的口語“山閘”！“山閘”！這是一出十足荒唐的，令人捧腹大笑的鬧劇，笑劇。一連鬥了幾天，硬是說鄧要叛國，王全愈斗愈氣，真以為在他的管轄下要出叛國大案。鄧怕王全抓他，找了一個機會溜下山去，搭車逃回成都。

鄧榮貴走後，右派內部就沒有出現過動盪和衝突了。

1959年2月，春節後，下到德昌接受監督勞動的右派分子中的第一批人員返回成都，回到學校。走了大約40%的人員，多數是業務骨幹。

大躍進的敗象日益顯露，1958年的生產任務打了一個“白光”“0”蛋！一斤銅也沒有煉出來。1959年的前景更加暗淡。各個礦區開採出的“礦石”都是不含銅的岩石或少量含銅品位很低，毫無冶煉價值劣等礦。土高爐煉出的是灰黑色、灰褐色一點用途也沒有的死疙瘩。礦源無着，下放幹部陸續返回城裡，剩下還沒有走的一個個心慌意亂，天天想家。各地調來的農民工一批批地發還原籍。生活物資匱乏，副食品、菜蔬供應日益緊張短缺，完全見不到肉類、油渾了。我們住在礦部近鄰一個貧農羅大娘的家裡，有一天晚間，羅大娘煮了一鍋清水厚皮菜請我們吃。席間，羅大娘大罵羅大爺：“你將就點！（註：忍着點）你以為現在還是解放前你在地主家裡打工，天天有酒，有肉給你吃，你不要想，少做點過場，給我吃，不然餓死你！”永郎鄉供銷社裡賣的餅乾已經變成草綠色，表面不僅有厚厚的霉爛而且還粘有比油菜粒還小的蟲絲絲、蟲吊吊。各個礦區人員大減，一片蕭條敗落景象。苗礦長也調走了。後來又調來一位據說是級別更高的成都市的下放幹部包書記，擔任銅礦的第一把手。包書記來礦後，連礦區都沒有到過，僅在山下礦部住了短時間又調走了。

礦部還發生過一樁桃色事件。58年秋冬之交，此時是銅礦的極盛時期。一天凌晨拂曉前，郭福長書記（有妻室兒女的有婦之夫）去敲醫務室主任席錦華的臥室房門，喊：“席主任！有病人請你看病！”席披衣下床，剛開門，郭即奪門而入，反手關閉房門。強擁席錦華，將席板倒在床上欲行非禮。席狂呼救命，猛擊牆壁。住在近鄰的苗礦長，聽到席的呼聲後，立即起床，提着手槍，奔赴席的臥室，猛擊房門。同時大叫：“老郭！開門！你不開門，我就開槍了。”郭只好開門，苗衝進房後，大罵老郭：“混蛋！你要幹嗎？滾！滾！”郭狼狽而逃。席向苗哭訴：“若非苗礦長即時趕到，否則，將遭受郭的強暴。”那時正值躍進高潮，對領導幹部這種不光彩的醜聞，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夏天，席已調走。郭知道肖、席之戀後，昔日悶了一肚子的火氣，想在肖育仁身上發泄。組織批鬥肖育仁的會議，說右派分子肖育仁亂搞男女關係，作風敗壞。除了郭的兩三個狗腿子干吼幾聲外，“右友”無一人發言。肖育仁態度強硬，毫不示弱。會後，肖育仁衝進郭的辦公室，對郭直斥：“郭書記，今天我給你留了面子，你膽敢再無禮，我和席主任立刻到縣委組織部和法院告你！苗礦長作證。”郭嚇得臉色蒼白，顫抖地說：“沒！沒！沒有就算了。”次日，郭囑咐辦公室主任徐加興處理此事，他自已則跑到礦區蹲點去了。徐加興當晚宣布肖育仁的問題屬個人生活問題，不予追究。此事劃上句號。

七月底，銅礦弄來一座電爐煉銅。煉出粗銅80多斤。一年零三個月，永郎銅礦耗費國家現金金額850多萬元，煉出80多斤粗銅，粗銅的價格遠遠超過當時的黃金價格。破壞了大片無法估計，無法彌補的森林資源和地質資源。濫用和浪費了農業急需的大量的農村勞動力。

八月，四川醫學院下放到德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除少數業務人員留在德昌有關部門工作外，全部返回成都。

同月，永郎銅礦宣布“下馬！”倒閉。

1958年毛澤東意氣風發發動的大躍進和幹部下放運動壽終正寢，成為灰溜溜的留待後人評說的一幕荒誕無稽的歷史鬧劇。

1959年9月初，右派分子們從德昌反校時，國內的政治氣溫又趨炎熱。全校正在緊張地學習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和開展反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運動。右派更甚於右傾，此時舉國上下都只會更加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才能跟得上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

1958年春天，學校在下放教職工到德昌時候，還留有一手緩衝的，靈活的辦法。在校園內和近鄰溫江縣的蘇坡鄉這兩處各建了一個農場。把一些年歲較大或身體較弱的教職工，其中多數是女性，下放到這兩處農場勞動。這樣做，也便於在工作需要時容易調劑。此時，學校把返校的全部右派學生都安排在蘇坡農場勞動，我們三個57年的畢業生則安放在校園內的農場勞動，以便於靈活處理。

1958年大躍進時學校增設生產科建制。醫科大學要設管理農業生產的生產科，這又是奇人奇事的創舉。生產科科長姓李，北方大漢，文化程度低，頭腦簡單，校園農場是他管轄的唯一大戶。校園農場的場長姓周，成都人，是個投機取巧，趨炎附勢，欺上壓下的小人。周時常欺凌這些膽小怕事的知識分子和軟弱的婦女。大家對周非常不滿。我們三人來場後，周更想對右派分子逞威。殊不知我們不吃他這一套。常常在李科長面前指出周在農場的管理和安排方面的諸多缺陷。同時吹噓李科長的指揮正確，抬李壓周，大剎周的威風，對周則軟頂硬磨。周對我們毫無辦法，十分無奈。大家看見右派都敢如此對周，於是群起效尤，弄得周指揮不靈，十分狼狽。周哀嘆：“這三個右派分子把水全攪混了。”但是，與此同時，在農場勞動的教職工的心情就舒暢多了，勞動時的氣氛也較前活躍。這算是我們給農場的教職工增添的幾分溫煖。

12月下旬，學校通知我三人，另行分配工作。蘆葦分配在成都市第一醫院。劉靖華分配在重慶市口腔醫院。我被分配在雅安專區醫院。從此我們離開了學校。

（九）恐怖的泗坪

1959年12月29日清晨，我從成都南門武候祠旁汽車站乘車南行，沿途鵝毛大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粉琢銀妝。到達雅安時，天已傍晚，電燈開始亮了。街面一片冷清，關門閉戶。住宿在車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檢查證件和介紹信。旅社食堂憑省糧票或全國糧票供應大米飯。買大米飯時可配搭一小盤沒有油渾的水燜厚皮菜。如果不買大米飯則不供應厚皮菜。旅途勞累一天，又無油渾怎麼吃肚子也沒有飽的感覺，只有悶頭睡覺。30號、31號兩天辦完工作調配的各種手續，分在專區醫院門診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1960年元旦，放假一天。我獨自一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上，離開了德昌右派群體的互相照顧的溫暖，像一隻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獨和悲涼，頭上還有沉重的緊箍咒。

雅安各個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一片蕭條、淒涼、冷清，從前的商業店面大多數已變成街道居民住家的臥室。糖果、糕點、肉類、禽蛋、水果，一切可以進口的食物都絕種、絕跡，無影無蹤。僅存幾家寥若晨星的飯館都是和車站附近的旅社食堂一樣，憑全國或省糧票供應大米飯時才能配搭一小盤水燜厚皮菜。郵電局可以寄信件，有一家新華書店裡面充斥着紅色讀物和少得可憐的科技書籍。稀稀落落偶爾可以看見一家國營百貨公司的商業店面或者是縣供銷合作社賣原始農具的店面，裡面也是貨架空空。日用百貨不僅要憑票證供應，而且全面匱乏，即使有供應的票證，也不易買到。偉人通過黨再通過政府全面控制中國民眾的衣、食、住、行、用、讀書、就業、醫療、衛生、婚喪嫁娶、文娛體育，一切生活活動無所不至的都在黨的控制之中。無論是雅安縣糧票還是成都市糧票都買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當地政府指定的糧店購買票上面額的糧食。除了政府、組織、單位里黨指派的出差人員以外，一般工作人員，更不要說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農民那是想都不敢想，哪裡可能有全國或省糧票呢？像成都市這樣的省會城市，後來才在給市民每月發糧票時，在其中劃分出百分之幾的份額為可以在街上買熟食的熟食證。因此可以說在街上飯館吃飯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為。

這天在街上信步漫遊時，不期與當年樹德中學女同學曾有容邂逅相遇，曾不僅是我樹中同學，而且她又是在四川醫學院五官專業畢業後分配在雅安專區醫院工作的五官科醫師。曾善良、正直、熱情，她完全不理睬我的右派身份會給她帶來什麼影響或牽連，主動與我接近友好，特別是在我成家有妻室兒女之累以後，更給予我很多熱情的幫助和關照。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診療室上班，科上一名30歲左右叫帥正容的女人對我非常熱情，不停地問這，問那，說這，說那。一看就是一個製造矛盾，撥弄是非難纏的長舌婦、是非婆。我只有微笑着適度回答。早上是空腹上班工作。到上午十點鐘時，門診部的管理員（工頭）才搖鈴喊：“吃飯了！”這是第一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憑飯票買用刀切割的像蛋糕一樣的，一兩一兩的米飯塊。菜是一小塊體積為2×3×5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點開第二餐，每一個人可以買一小盤水燜厚皮菜。科醫療組長告訴我：“醫院裡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自備一把鋤頭、一把鐮刀、一個背兜。隨時都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兜去郊外割豬草。原來門診部對每一個員工的工作安排是，每周搞業務工作一至三天，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四至六天，沒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務主要是割豬草。草是豬的主要的或者說是唯一的飼料（豬已經變成草食動物了）。醫院自已餵豬自已吃。每一個人都有割豬草的定額任務。完不成定額者沒有肉吃。我背着背兜出城到了郊外，看見遍山遍野都是各行各業背着背兜割豬草的人。天寒地凍，哪裡有什麼青草，何況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搶割，鐮刀派不上用場。我只有蹲在小溪邊用手扯溝邊細嫩的蛾蛾小草。傍晚回院交草，過磅登記，別人都是30多斤，最少也是20多斤，我只有13斤。第二天在割草時，遇見一位30多歲其他單位的衣着整潔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着另一條小溪，把帶青色的小樹枝、樹葉、茅草，統統割下。我跟隨她走，照樣畫葫蘆。大有收穫。回院過磅時，20多斤，但是受到生產隊長（此人的本職工作是財會人員）袁成湘的嚴厲指責，說我把樹丫都割回來了，豬怎麼吃？

白天割豬草，晚間還要政治學習到深夜，學習內容無非是形勢大好，一條心！一個勁！一股繩地繼續大躍進。

元月中旬，醫院派我和另一名34歲的口腔科女醫生曾雲霞兩人同赴榮經縣泗坪公社防治水腫病。泗坪在雅安以南70公里，公社衛生院坐落在泗坪場口，衛生院的田院長向我們介紹情況時說：“泗坪的水腫病是病人多，病情重，發病急。當前任務是要立即成立腫病醫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時也要巡迴到病人的家裡去看病發藥。”次日早晨，我們由田院長和衛生員陪同到泗坪場的街上去走家串戶的看病發藥。同時熟悉情況。泗坪場的官稱叫“民主大隊”。街道狹窄，路面高低不平，用石板鋪成，兩側的房屋破爛不堪，梁歪檁斜，牆壁稀牙漏縫，多數是前清遺留下來的木板房。街上沒有一家商業店鋪。只要一踏進任何一個病人家的門，立刻就有一股腐臭、屍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惡臭、怪臭撲鼻而來，令人感受到難以忍耐的噁心和窒息。屋子裡陰冷、潮濕、昏暗、骯髒，難以下足。病人個個都是面部和軀體上部呈現出一層枯萎、臘黃色粗皮包裹着一付骨骼。看不見一點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無表情，神情木訥、痴呆反應極其遲鈍。有的病人面部腫得像一個大南瓜，皮膚呈粉白灰色，兩隻眼睛腫脹得像一條細縫。下肢腫脹得硬綁綁的，皮破處流清水不止。腹部腫脹像一個鼓。行動非常困難，極其遲緩。憨坐在門邊或角落裡。我們對其說話時必須放大嗓門，反覆幾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這幅場景，比美國電影《巴黎聖母院》乞丐窩的場景還要悲慘、恐怖、可怕得多。這就是一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時，郭福長狂呼飛奔的共產主義天國樂園。

我們對病人進行的檢查、診斷、治療的整個過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聽診器象徵性毫無意義地在病人的胸部杵一杵，用手指按一按病人小腿看其產生的窩凹的深度。診斷為“中度腫病！”或“重度腫病！”。治療藥物也是規範化的，固定的，統一的。第一種藥稱“康復散”，配方是用細米糠，麥麩皮加少量的黃豆面再加極少量的黃糖，揉搓呈沙粒狀即成。發藥時每一個病人發給2—3小匙不等。第二種藥稱“小球藻”。是一種生長繁殖率很快的藻類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鬆散團塊，飄浮或懸浮在水中。用尿作培養基的養料。煮沸後給病人一小杯。據說此液含蛋白質，但其味苦澀，尿臭難咽。少數病人再發幾片維生素B1或維生素C片等藥物。

當時對腫病病人的治療方針是集中治療。以公社為單位的集中治療點稱“腫病醫院”。以生產大隊為集中治療點稱“大隊療養院”。

公社“腫病醫院”設在泗坪場口外不遠處的一個院落里。這個院落是一幢前後兩重的四合院，建築設計，梁、棟、門、柱都很氣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現在分給許多農戶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這個院落內調節出幾間比較好的房屋給“腫病醫院”使用。醫院集中有三、四十個病人，醫療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幾個衛生員協助。病人分住幾間大屋，床是用木板釘的連鋪，上面睡五、六個或七、八個人不等。檢查、治療內容和外面巡回醫療的內容大同小異。只是每一天要給病人發二次“康復散”，衛生員要煮沸二次“小球藻”發給病人。另外醫院除備有一般常用藥物外，還配備有20毫升安瓿的50%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搶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腫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況下，注射高滲葡萄糖，在施行靜脈穿剌時，其靜脈血管壁的彈性、韌性完全喪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針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潰，產生巨大的皮下血腫，而且將針尖擠出血管，很難把注射針保持在血管內。常常需要穿剌二、三次才能注射藥物。昏迷病人經搶救復甦，也很難存活，很快就可能發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數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時還在推注藥液時，病人就已經死亡了。

醫院雇有一個炊事員，每天給病人做兩餐飲食，每餐給每一個病員一碗稀糊糊。其內容是少量玉米麵加細糠皮加紅苕藤和青樹葉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僅此也比醫院外的公共食堂分配給社員的同樣食品的量要多得多。最令我難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一戶人家，是一對青年的夫婦，兩人都有一點文化，帶有一個2—3歲的小孩，每天兩餐盛三碗少得可憐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讓丈夫，又要讓孩子多吃點，她幾乎每天都沒有吃。那種飢餓、痛苦、悲慘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腫病醫院內外的水腫病人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亡，醫院外的死亡率比醫院內要高得多。因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難，沒有體力能走幾里路甚至十幾里路來“腫病醫院”集中接受治療就死在家裡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親屬或近鄰還要拆幾個樓板或牆壁板，裝釘一個木匣將死者放在匣子內抬去掩埋。後來死的人越來越多，樓板、牆板沒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沒有了。活着的人都是有氣無力，完全沒有力氣抬死人。只有將屍體拖出門去丟在田裡或坡地的低凹之處，隨隨便便蓋上幾鏟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裡，就有人把泥土刨開，將屍體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屍體暴露。初始時，人們對此還有議論。後來割屍肉的事頻繁發生而且連屍體的內臟也被挖走，習以為常後也就無人問津了。

公社幹部包括衛生院的醫務人員，是在幹部食堂用餐。和專區醫院一樣，乾飯是將大米盛在方形的鐵匣內蒸熟後用刀切成塊狀出售，以求份量精確。稀飯則是在煮熬時加有小蘇打（碳酸氫鈉）這樣，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浠飯。（這種弄虛作假的方法煮熬的稀飯，在鹼性溶液里，稻米內所含的水溶性維生素已被破壞殆盡。）食堂裡面沒有菜蔬供應，僅在餐桌上放有一小碟用清油炒過的鹽，供進餐者食用。

1960年春節來臨。腫病醫院所在地的社員公共食堂供應了一次豬肉，也分給我一份。共三塊，每塊比棗子還小，第一塊是豬皮，第二塊是豬尾，第三塊是筋骨。幹部的春節物資供應是每一個人憑糧票購買二斤掛麵，另配2兩（64克）花生、2兩核桃、2兩柿餅。這些物資在當時都是極其珍貴的救命之物。

有一條奇聞。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鐵鍋廠。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見鐵鍋廠鍛鐵的火焰。春節時坡地上掛着醒目的紅色橫幅大標語：“感謝黨！春節給我們吃回鍋肉還要煮蘿蔔湯給我們吃！”這條動人的標語非常真實，令我刻骨銘心，永生難忘。

衛生院在大飢餓來臨之前，還有婦女生孩子的時候儲備了一些胎盤。那個年代沒有冷藏設備，他們用火把胎盤烘乾，磨成粉末儲存。現在成了最佳營養品。春節前夕，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弄來一個新鮮的胎盤，煮熟後請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連看都不敢看。

衛生院全體醫務人員每天晚上都要與公社幹部一起去泗坪郵電所參加縣委召開的電話會議。會議內容是全縣各個公社逐一匯報該公社的腫病病人當日的發病人數，當日死亡人數等數據。所以說三年大飢餓的死亡人數國家必有準確的數據。

春節過後，二月下旬，衛生院通知調我去河西大隊療養院。到達時天已快黑，大隊書記安排我住在一個空倉庫裡面，其內已經住有一位名叫胡遠闊的從成都市下放到榮經泗坪的住社幹部。稍後屋子內陸續來了七、八個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坐在一起東拉西扯地談論一些極其無聊的話語。又過了一些時候，八點半左右，衛生院田院長和一名公社副書記匆匆趕到。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很興奮。談話的題目越扯越雜。後來談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極了，這些人不走，也無法睡覺。

午夜12點到了。其中一個人大喊：“幹事！”其餘的人同聲應合：“干！”這夥人就一齊向倉庫後院走去，室內僅留下我一個人。過了十多分鐘，我實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個究竟。小院那邊一間屋子燈火通明。房門半掩。我走近一看，這夥人全在裡面，一爐大火，熱氣騰騰。一個粗漢，全身赤膊僅穿褲衩，手握一柄30公分長的匕首狀尖刀正在殺牛。牛頭已落下，肚皮也打開了，腹腔內熱氣騰騰。霎時，還是那個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一刀、一刀地割下大塊、大塊的肉。司儀者又呼：“公社某書記五斤，某書記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書三斤。”……然後是生產大隊幹部，再後是生產隊幹部。按官位品級高低分肉。最後說給療養院病號一斤，醫官來了，也給一斤。該生產隊收錢的出納姓王，是個小伙子。我當即將一斤牛肉的價格三角四分付與王。次晨，我看見王出納背着被蓋卷。王說：“全體大、小隊幹部都要到縣城集中，開全縣五級幹部會議。”從此就再也沒有看見過王了。

幾天后，聽到一些流言蜚語，說我偷吃牛肉沒有給錢。我當時並不以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開全體幹部部署春耕生產動員大會。衛生院全體醫務人員也奉命參加。

會議主持者報告說：“春耕生產為什麼上不去？主要是階級鬥爭激烈，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生產。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生產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分子偷吃牛肉。”緊接着就是一片口號聲：“把右派分子揪出來！”我被揪出後，耳光、拳頭不斷地落在身上。一頓毆打之後，主持人講話：“現在階級敵人已經被揪出來了，階級陣線分明，形勢大好，大家一定要把春耕生產搞上去！”鬧劇就此收場。

會後，住隊幹部胡遠闊帶我回到住宿的倉庫。胡深表同情地對我說：“老熊，以後你不要再同這些農民打交道了。你需要吃什麼，大米、酒米、玉米麵、掛麵、湯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樣樣都有，你想吃什麼，就拿什麼，儘量拿，沒有關係”。胡又說他本人是從成都市石室中學高中畢業後，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當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風、鳴放、反右運動的整個過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監控之下。他們配發有各高校的紅色〈教職工〉、白色〈學生〉兩種校章，背面都有編號。方便他們在任何時候視工作的需要以教職工的身份或者學生的身份出入於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馮元春的大會會場擔任過攝影的任務。

胡在談論反右運動時，其思想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傾向於右派的。但是胡的為人又有與此完全相反，而我當時尚又不能理解的另一面。

此時正值春耕，該生產隊在點播玉米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個農民還不到夜晚的時候，就去刨開玉米窩上面蓋的泥土，將窩內裹着六氯粉，還帶有泥巴的玉米種粒放入口內生吞下去。（這件事發生在人類20世紀的和平年代，簡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可怕！）這個可憐的農奴在被抓到後，胡命令生產隊的打手將其吊捆在樹上。用床栓（100×6×4厘米的粗木條）毒打。我後來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長期職業習慣養成的殘忍、毒辣，同時又沒有法律制約而產生的蔑視人性，喪失人性的獸性。

我由於長期缺乏菜蔬和油渾，又吃了伴有細米糠的玉米饃，因之發生嚴重的便秘。解大便時肛門口像被一個硬的瓶塞緊緊塞住。無論直腸內的糞便有多大的脹意，都屙不出屎來。下腹和肛門的疼痛，痛得我在農民的豬圈廁所的地上滾。肛門脫垂，鮮血直流，痛苦難忍，這是我親身的感受。

大飢餓反應在人體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統的表現就是大腦垂體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機能和睾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機能同時降低，甚或枯萎。無論男女的性要求、性衝動銳減，幾近喪失。青、中年女性長期閉經，由於缺乏性激素的剌激，更增加了人體各個組織、器官衰老、枯萎的惡性循環。婦女比男姓還要多受一層痛苦。由於子宮韌帶張力減退，農村婦女比城市婦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體力勞動，因而導致子宮脫垂。子宮垂掉在外陰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爛、感染、發炎、流血。其狀慘不忍睹。如果你看見的這個女性是你的母親，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女兒，你將有什麼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腫病醫院又收納有大量病人，死亡率節節攀高，我又調回腫病醫院。有天夜裡，我感到全身特別是腰腹部癢痛難忍。我點燃煤油燈一看，內褲、內衣上面爬滿了虱子，再一看，枕下，鋪床的穀草里到處都有，無法徹底清除。只好換去內衣，第二天清理了一次被褥，去掉鋪床的穀草。這就埋下我以後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一個夜晚，我臥室隔壁住的女衛生員與一個軍人談戀愛時在爐火上煮紅苕。她們倆好心地給我盛了一碗。我吃的時候感到紅苕有些味苦。那個年代，爛紅苕也不能丟棄。拂曉時，我腹部劇痛，然後是嘔吐，再後是急劇地腹瀉。典型的急性胃腸炎。服藥後，第二天我就向衛生院請假去榮經縣醫院看病。衛生院見此狀，也不好不准。

到榮經後，我即向縣衛生科馮科長請假，說痔瘡出血，肛門嚴重脫垂，需回雅安手術。馮曾經是雅安專區醫院副院長，見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後，我因痔瘡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術切除。出院後，四月下旬，醫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榮經泗坪。我實在不願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車站買了去成都的車票。我想鄧榮貴不是也是從永郎逃回成都了嗎？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十）流串犯

當年我不滿25歲，名牌醫科大學優秀畢業生，成天頭腦里思考的問題對於今天的青年學生來說是做夢也想不到，根本無法理解的。榮經泗坪之行以後，我每天想的全是監獄、死亡。窒息、割斷股動脈、橈動脈，鈍器傷，搞嗎啡，巴比妥，與人對車，同歸於盡。噩夢連篇。

那時雅安到成都每天只有上午九點發一班客車。汽車沿途修車，走走停停，行車16個半小時到次日凌晨一點半才到成都南門汽車站。此時正當午夜，遍街都是一隊又一隊荷槍實彈的民兵和警察在巡邏。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氣氛陰森、緊張、恐怖，我一個從單位逃跑的右派分子，隨時都有被抓的可能，何況是在半夜三更的時候，我又背着被蓋卷。當時我根本不敢出站，幸好緊挨着車站有一個雞毛店。我立即入內，此時已是凌晨二時。登記旅客住宿的是一個老頭。我說我是雅安專區醫院的醫生，家在成都，他問我有無證件，我說在被蓋卷里，老頭就給我登記了。這家旅店連床位都沒有了，我在一個水泥台板上打開被蓋卷。剛睡下約有半個小時，三、四個背槍的民兵來查夜，我說我是雅安專區醫院的醫生，回家養病幸好我身上有幾張醫院伙食團的飯、菜票和外科出院證，才過此一關。次晨日出，我才鬆了一口氣。

我家只有我和父親兩人。父親現在北門外昭覺寺籌建成都市動物園新址。我住在城內體育場附近姑母家，姑母家只住有姑父、母兩人，姑母十分疼愛我。歸家次日，我即給四川省衛生廳和雅安專區醫院各寫了一封掛號信，申言我不願意接受國家分配給我的工作，願意回家接受當地群眾的監督改造，並把醫院發給我的五月份下鄉應享受的31斤四川糧票隨信寄回雅安，以示謝絕。我姑父為此專程去北門動物園新址通知我父親。兩天后，我父親進城來看我。一家人相對無言，心情沉重，十分悲涼。我父親說：“只好如此，聽天由命。”

五月初，一天中午二點過鍾，我一個人在家，一個30多歲穿便衣的男人突然闖進我家。他第一句話就問：“你是不是熊習禮？”回答：“是”。他說：“我是派出所的，跟我走！”我即隨他走進鼓樓南街派出所。一個穿草綠色警服的警察已經在等着我了。我一進派出所後那警察立即給我戴上手銬。他們兩人在一張紙上簽字，我想大概是交接人犯。然後那警察就把我押解上路。我帶着手銬走前面，他腰間皮帶上插着手槍走後面。當時我腦海里一片空白，反正走就是了，毫無恐懼，因為我早就有思想準備。走到文武路成都市第二看守所，進大門後，穿越了兩、三重厚牆中間開的一扇小門，每個小門的兩邊都有持槍士兵把守。然後進入一間大屋，屋內有一個30多歲的中年男人，押解我的這個警察又同樣和屋內的這個人交接後就走了。屋內這人命令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搜出來放在桌上。手錶、指甲刀、手巾、很少的錢幣、糧票……然後，他開始問話並記錄，姓名、年齡等等常規外，他問我：“案由”我說：“我完全不知道！”他又說：“你究竟犯了什麼案，才把你逮到這裡來？”我說：“我是四川醫學院畢業的學生，是右派分子，工作分配在雅安，我不願意，就跑回成都來了。”他說“哦！你是流串犯！”這個問話人至始至終，問話時態度十分溫和，毫無刁難之意。然後他帶着我又穿越一重厚牆，進入監房。監房的建築結構是兩排很長的平行的平房，每間房門都是黑色厚厚的鐵門，鐵門的一側的牆壁的很高處開有一扇不大的，鑲有鐵條的鐵窗。兩排監房各自都有相對的約一米寬的屋檐，中間有一個2—3米寬的天井。

帶我進住的監房名19組，又稱“寄押組”。監房的內面積約有20平方米。正對監門的後壁牆的頂上方開有一個橫形的約100×40厘米鑲有鐵條的窗子。順着窗子的下面放着一張上下鋪的木床，窗子剛好在上鋪的上方，室內共安放有四張上下鋪的木床。另外，室內有一張簡單的雙人寫字桌，兩條長木凳，屋子的角落裡放了一個馬桶。屋內羈押有大約20個人多一點。兩個50歲以上的老頭坐在寫字桌後面的長凳上在書寫，其他人犯都坐在床沿上。老頭問明我的情況並記錄。我進監房時已經五點多鐘了。晚間七點多鐘進來了一個30歲出頭的體格健壯的人。一些人向他問好，並說：“組長回來了！”八點多鐘，獄管人員進屋點名。全體人犯分幾層站在屋子中間的空處，獄管人員點到某人的名字時，此人就將腰間的皮帶或褲帶解下遞給他，然後蹲下，點名完畢後，他把所有的褲帶、皮帶全拿走，然後關閉鐵門，在門外上鎖。收繳褲帶有兩個意義，一是如果人犯越獄逃跑，沒有褲帶必受制約，逃跑不便。二是防備夜間用褲帶作為自殺或他殺的兇器。獄管走後，大家兜着褲子站起來。接下來是組長安排每一個人的夜間鋪位。四張上下床，八個鋪位，組長單人睡靠前窗的上鋪，兩個老頭睡靠後壁窗的上鋪，其餘近20人則分睡剩下的二上、四下六個鋪位。上鋪不能睡太多的人，否則人被擠掉下床會發生傷害。下鋪危險性較小，可多擠些人。每一個鋪位的設施是一個篾床笆，上面放一張麥草蓆，一床沒有被面的光棉絮。當夜我被安排在有五個人的下鋪睡覺。我都不知道軀體是放在床的何方，只覺得重重疊疊，昏昏沉沉，不知不覺到天明，獄管人員發還褲帶。

次日上午，組長叫我到監房外的屋檐下問話，問明後，他說：“不要緊，我也是因右派罪下獄的，我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幹部，公安系統的右派分子大多要被判刑，我被判三年，現在很快就要滿了，我每天在外面勞動，我做的是木工。你是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這又不是什麼大問題，回去寫個檢查，認識一下就行了。”談畢，組長即外出務工。

看守所的伙食是每天兩餐，每餐六人一席，在一個大院壩里蹲在地上開餐，每席兩個約40厘米直徑30厘米高的木盆，一盆盛玉米糊，糊呈中等粘稠度，約有容器的3/4的量。另一盆是燜厚皮菜，燜熟後燴了一下，約有1/3盆的量，另外每一個人還有一塊用刀切的約5×5×2厘米的玉米饃。開餐前六人中選一個人當席長，自報公議，這是一次大家都無異議的很民主的選舉。席長的任務是給大家公平地分糊分菜，席長的報酬是分完糊和菜後可以用食指去刮殘留在盆底與盆壁交角處的糊或鹽汁，然後再舔吃食指。玉米饃又冷又硬，我咬了一口，像一個小石塊，我說：“不想吃。”其他人立刻就爭着要去了。監獄裡的伙食和開餐情景比之於榮經泗坪的國家主人翁，工農聯盟中的老二哥的境遇實在是太幸福了！太文明了！

獄友談，開餐情況也並非全都文明，時有因席長不公而發生吵架甚或鬥毆。開餐後回到監房，房裡的氣氛很和諧，或坐在床沿閉目養神，或互相低聲交談。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一樣的，等候傳喚。有一個30多點歲，衣著整齊，面情和善的人坐在我近處，問我的案由。我告知後，他很興奮地說：“嘿！我們是同案。”他名謝國柱。重慶市人，工作單位是雅安縣草壩區委。因和縣領導在某一問題上發生矛盾，一氣之下跑回重慶，也不例外地成了流串犯被抓進獄裡。他不斷地給我打氣：“老熊！不要怕！”

在押人員，不許擅出監門去上廁所，大小便統統在室內坐馬桶方便。每天下午從四點開始是倒馬桶的時間。程序是發一個牌，每一個監室將此牌順序傳遞，持牌監室即着一人，提馬桶去廁所洗刷，其他人不得前往。馬桶也可以成為懲罰犯人的器具和方式，有違犯監規者可以馬桶懲戒之：將桶的提手掛在被懲戒者的頸上，桶置胸前，下頜頦部幾近桶沿，令其低頭點數桶內或浮於液面或沉浸於尿液里的大便條的數目，名曰“數金魚”。有時還要令其點數幾次，不能有誤差。

下午，兩個老頭坐在條桌後面審問一個扒手，叫我作記錄，有時我也要詢問一、兩句。真想不到才進獄一天多的時間我就有官職了。室內囚犯，多是扒竊，鬥毆，各種各樣的刑事犯以及一些莫明其妙的案件。囚徒們的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在此間聽到兩則新聞：一則是在一次監獄管理人員給犯人分飯時，犯人認為給少了，不滿意，爭吵之際，犯人對其揮拳一擊。這一拳獲刑14年。另一則是本看守所不久前押有一竊賊，此賊竊技甚高，進監獄後，惡習不改，繼續在獄內作業，偷管教幹部的錢。此賊只要一拍別人的衣包或褲包，不但知道包內錢幣的數額，還能判斷各種面額錢幣之張數。一日，管教幹部對他說：“你太猖狂了！敢在這裡面作案，老虎嘴角捋鬍鬚，偷我們的錢。今天，你當眾表演，拍一下我褲子的後包，說出錢鈔數額和各種面額錢鈔的數目。說對了，此事就饒你，說錯了，老子吊你一回鴨兒浮水。”此幹部在抽屜裡面隨意取了一些各種面額的錢鈔，自已也不知道有多少，放在褲子的後包里。那賊當眾將其後包輕輕一拍，報出的錢鈔數額、幣面與清點分毫不差，眾皆警駭。

入夜，組長分派鋪位時，指派我和那兩個老頭一起，三個人睡那個靠後面窗子的上鋪，前一夜五個人同睡一下鋪，這一夜三個人同睡一上鋪，一下子感覺鋪位好寬呀！而且靠窗子的上鋪空氣又新鮮，一夜熟睡好香呀！清晨醒來，臨窗眺望。發現窗外是女監的走道。一些年青的女犯，在走道上過來過去。

在監房內住了三夜，第四天上午，上次那個逮我的警察由監管人員陪同在監房門外高聲喊叫：“謝國柱、熊習禮出來！”我知道是要離開此地了。領取前次交出的物品後，一付手銬把我和謝國柱兩個人連環銬在一起。我們走前面他走後面，向南門武候祠汽車站走去。謝低聲對我說：“老熊！不要怕！他狗日的是老子的部下，他不敢把我們怎樣！”當晚宿邛崍看守所，到達時已天晚，是夜我和謝兩人住在一間很小的木板屋內，室內沒有床，泥巴地上放了一塊大木板，上面放了些稻草，沒有被褥，我和謝胡亂地在稻草上和衣躺到天明。次日在看守所呆了一天，伙食同樣是兩餐玉米糊，沒有饃，厚皮菜也要少些。這裡關了十多二十個在押人員。上午、下午全部在押人員都集中在一個很大的過廳里政治學習。一個人在念報紙，其他人則似聽非聽，似睡非睡，睡眼惺忪地在打瞌睡。過廳兩側有兩條橫幅大標語：“堅決打擊流串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過廳旁邊有一個崗樓，上有持槍士兵在瞭望。若要上廁所則比較方便，高喊一聲：“報告武裝！上廁所！”就可以了。

第三天上午離開邛崍時，從邛崍看守所又提了一名人犯。此人名植世成，30歲左右，雅安縣城南公社農民，善捕魚，不久前網了些魚到邛崍看親戚時，拿了些魚到邛崍街上去賣，被抓住。有兩個罪，其一，流串犯。此人既未向人民公社的領導人請假，更未持有公社領導的批示和開具的允許其從雅安赴邛崍看望親戚的介紹信、證明、路條，擅自穿越縣境，盲流亂串；其二，長途販私賣魚，明目張胆地反社會主義改造，走資本主義道路。兩罪並發，逮回雅安發落。

下午四點多鐘，車到雅安。在車上那個警察沒有給我們戴手銬，下車時，把我們三個人連環銬在一起，謝國柱較高，居中，左、右兩隻手分別銬着我和植。那警察把手槍插在警服外面，押着我們三個人走在大街上，十分威嚴。我在雅安看守所住了兩夜，這裡的情況和邛崍差不多。第三天傍晚時，醫院派了兩名工作人員。一名是藥劑員趙邦政。另一名是管理員（工頭）李明全。來到了看守所把我帶回了醫院。

（十一）青衣江

當晚趙、李二人將我帶入醫院門診部支部辦公室。裡面坐着三個人，醫院人事科科長閆文、門診支部書記路順、口腔科醫療組長徐玉文。閆、路二人是山西省人，南下幹部。徐是四川醫學院54年的畢業生。主要對我談話的是閆文，閆語氣緩和，對我深表同情地說：“熊醫生！你是大學裡的學習成績優秀生！當了右派！經過德昌的勞動鍛煉，本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要考慮摘掉你的帽子，可是你這一跤又摔遠了。”他又說：“我們醫院還沒有這種先例！你為什麼要跑？”我回答說：“我對人生已經厭倦了。恩格斯說，生命是蛋白質的運動形式，我想結束這種形式。”閆說：“你這麼年青，不應該有這種想法。”談話結束時，閆說：“你寫個檢討，好好認識一下。”這次談話，我對閆文充滿了感激之情。

幾天后，醫院通知我每天到城南鄉住院部勞動。雅安專區醫院是由以前的西康省立醫院和雅安市立醫院合併而成。門診部設在城內，住院部設在城外城南鄉。院內有很大面積的花、草、竹、木並且兩個大魚池。可是在以糧為綱特別是大飢餓的年代。花、草、竹、木被砍伐，用來種油菜、玉米、南瓜、四季豆、……等農作物，美麗的自然生態全被破壞。醫院設有專職機構生產隊，職司農業生產，醫院有近二分之一的醫、護、職工每天輪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事實上是農業生產勞動重於醫療業務工作。口腔科里的那個熱情的帥正容只要她來地里勞動時，她就會立刻與我劃清階級界線，不停地命令我幹這、拿那，挑剔、刁難，以顯示她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與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其他人皆非如此，遇見這個掃把星真是夠晦氣。

五月中旬我病了。持續高燒不退，四肢軟弱無力。我住在一幢木結構一樓一底建築的樓上，初時，還可勉強下樓上廁所或去伙食團買飯，後來無力下樓了，連大、小便都只有解入放在床下的洗臉盆內。同室居住的中藥房藥劑員李克武幫我買過幾次飯，提過幾次開水，我無物可贈，只好將本年度（1960年）配發給的全年度每一個人三吋布票送給李以表謝意。四川醫學院同級畢業的醫療系同學內科女醫師李慶華診斷我患的病是斑疹傷寒。有一夜樓下大廳里正在政治學習的醫務人員聽到我在樓上呻吟不止，口腔科醫療組長徐玉文和護士馮秀臣走上樓來，一量我的體溫41℃度，馮給我們注射一支柴胡液、一支百爾定。我才昏昏入睡。疾病的折磨，政治的高壓，環境的惡劣，精神的孤獨，看不到苦難的盡頭，看不見希望。我厭倦了這個世界，想離開這個世界。我父親來信安慰我說：“幸好你尚未成婚，否則再有家屋之累，就更痛苦，更難解脫。你記好，不管別人怎樣批判你，說你多麼壞，都不要緊，“右派分子”這四個字就是壞的頂點，最壞的了，沒有比“右派分子”更壞的事和更壞的人了”。    

6月4日傍晚，我正在寢室里尋思，躊躇不定，準備把平時儲存的20多粒苯巴比妥一次吞服。突然生產隊長袁成湘進入室內通知我立即下樓開會。袁四處翻我的衣物並把我衣包里的硬幣全拿走了。我走到樓下，才知道今晚是開五類分子評查會。門診部一共有五個右派分子：張廉，男，49年以前的內科醫生，一個學者型的正直人士，新朝之初很受尊重，57年中招；鄭靜淳、劉啟煜，兩人均是50年代初大學畢業的兒科醫生；董全森，反右前是門診部護士長、團支部書記。這四個人在評查會上各自自辱和被辱一翻，過場走完後，過關了。我呢？從榮經泗坪跑回來，又跑成都由公安局抓回，過不了關。一陣怒吼，將我按在地上，有個叫徐永忠的放射科的醫士和一個姓馮的護士，革命義憤高漲，耳光、拳頭對我左右開光，評查會群情激昂，怒不可歇。而與會之人，除支部書記路順、口腔科徐、帥外，其他任何人與我彼此都不認識。彼等以此來表示愛黨、愛祖國、愛領袖的態度，其實是值得同情的，是以求自保的可憐應聲蟲。醫院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曾經發生過兩次右派分子“自絕於人民”的事件。四川醫學院50年代初畢業的外科醫師鄧自林用手術刀割斷橈動脈自盡。另一案是孤兒出身的共產黨員內科醫師席立禮，拋下時任兒科護士長的年青妻子奉紹茜、三歲的女兒席慧，和奉腹內尚未出生的遺腹女，跳入青衣江自盡。因之評查會在午夜12時結束後，立即派員監督着我搬進有兩個黨、團員住的寢室以便防範。

6月5日凌晨2點半鐘，我估計這兩個人已經熟睡，我便悄悄地起床，走出醫院，向青衣江奔去，當時正值洪水陡漲，我投河後，即平臥水上，用頭去撞擊江里的大石，每碰皆被快速的波浪沖向側方，向下游沖流約一公里時，竟被衝到岸邊，岸上三支電筒光一齊射來。除趙邦政、李明全外還有門診部主任張景陶。我上岸後，工頭李明全劈臉就賞我一記重重的耳光罵到：“你這個狗日的，害得老子一夜都沒有睡覺！”雖然當時正值六月暑天，我全身濕淋淋的，內衣、內褲緊貼着身體，冷得我上下牙齒不停地的打顫，渾身抖索不止。

回到寢室，我什麼感覺也沒有，蒙頭大睡，醒來時已是午後三點多鐘了。烈日當空，我看見窗外的太陽和藍天全呈黃沙一片。我的床前放了一張滕椅，一位護士坐在椅子上看守着我。想來已整整看守我一晝夜了。這一天，我滴水未沾。看守我的人員四小時一換班，24小時全監護。第二天我喝了點水，第三天，看守我的一位護士說：“老熊！我給你買點稀飯！你還是吃點飲食嘛！”求生的欲望驅使我開始逐漸進食，幾天后撤消了24小時的監護，但是，白天的上班時間裡仍然派了一位護士看守着我，令我在食堂用蠅拍打蒼蠅。有一天，看守我的一位女護士一邊織毛衣，一邊問我，她說：“老熊你年紀青青，為什麼要這樣？”我說：“你不了解，我對人生完全厭倦了！”又過了幾天，支部書記路順找我談話，路說：“明天開始你去城南鄉住院部勞動，不要這樣，還要生活嘛。千萬不要再亂來！”路是山西人，心地善良，沒有文化，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出身。這次的勞動與前次大不相同，任我干多干少，無人管我。有時我干的活反比其他人還輕鬆一些。除生產隊長袁成湘給我指派勞動作業外，沒有一個人與我說話。每晚老和尚念經的政治學習也沒有叫我參加。六月下旬末，一天晚飯後，管理員李明全突然搖鈴通知：“今晚住院部禮堂開全院職工大會！”我當即感到，這可能是處理我的問題的大會。

會場氣氛很文明，我面對眾人，寥寥草草地檢討了幾分鐘，主持人就勒令停止，說：“現在開始批判熊習禮的反動思想！”說來說去，還是兩件事，一件是不革命跑回成都，二是企圖頑固到底，自絕於人民。最為奇妙的是把我和南斯拉夫叛徒鐵托生拉活扯地硬捆綁在一起批，說我和鐵托是走的同一條路了。我實在不敢想象，我與這位相隔十萬八千里的獨裁者以及你們教門之間的舌戰有什麼關係呢？我幾次忍俊不禁，又不敢笑，面部表情嚴肅沉重。批判會結束，過場走完，我的問題也就劃上了句號。

七月中旬醫院又派我和內科女醫師江一容（川醫59年醫療系畢業生）、護士葉上蘭以及專區防疫站、防疫隊的若干醫務人員同赴漢源縣防治腫病。我和江及另一個防疫隊員分在宜東區。宜東是山區，距公路75華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背着自己的被蓋卷步行。路途上江一容說：“熊習禮！你在學校大名鼎鼎，到雅安又是鼎鼎大名！”我苦笑着說：“我是毒草！是疫苗！是反面教員！提供大家批判，增強免疫力。”到宜東後，我分在距宜東區15華里的三江公社，此地又稱黃家溝，交通全是羊腸小道的深山老林。

漢源縣物產富饒，氣候宜人，丘陵和山區參差交錯。黃家溝非常偏僻。盛產梨、核桃，滿山遍野都是梨樹，成熟季節，夜晚若有風雨，清晨出門，很快就可拾一筐梨回家。大飢餓年代，農民雖然無糧，但此地有梨吃。梨含糖且可果腹，所以此地受傷害的程度和死亡情況都比榮經要輕一些。腫病醫院設在一個農家大院裡，收住有三、四十個病人，由我帶領兩個衛生員管理。有一個縣防疫隊的醫士叫劉康澤，他的職責是在各生產大隊巡回醫療。此人粗暴、蠻橫，流氓氣習嚴重，隨時跑到醫院來找我的麻煩，找茬，處處刁難，拿小鞋給我穿。“階級鬥爭”、“五類分子”不離口。在病人和醫務人員中，到處罵我右派娃娃！

院子的一角，住有一戶農民，夫妻倆都有文化，帶一個三歲多的男孩。我有時到他家坐一坐，看見男人衣衫襤褸，我將一條舊的咔嘰長褲送給了他。

專區防疫站共產黨員李科長來此檢查防治腫病的工作。李非常關心地對我說：“熊醫生，我了解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閆科長向我一再交待，要我們關心你，說你不能再出問題，否則就很難辦了。我們知道劉康澤為難你，不要理他，各搞各的工作。”李並說：“你上次送褲子給那個人，他的家庭是富農，今後要多注意。”

李的談話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靈。搞陰謀詭計的是毛，迫害我的人是毛，製造災難的人也是毛，而不能怨恨其他人。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要忍辱負重，用沉默、不動心、不理睬的辦法來對付劉康澤這樣的毛式痞子。平安過渡，不能再給雅安專區醫院增添麻煩。

1960年冬天，腫病病人直線上升，死亡率節節攀高，江一容從宜東調走，由我接替。宜東腫病醫院設在一個大廟裡，有三、四百個病人，醫療工作和管理都很混亂。我接手後的十二月份病人猛增至600多人。醫院配置有近十個衛生員，並設有專職行政和生活、伙食管理的院長，此人姓王，當過大隊的支部書記，有頭腦，辦事精明，為人正直，在去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曾經挨過打，“洗過澡”。其妻在反右傾運動中則因熬不住鬥爭和毒打而上吊自殺。

我接手後立即建立病人登記卡、病人搶救、常規檢查、治療、衛生員技術操作、衛生員分區負責、藥品管理、24小時值班、病房管理等各種規章制度。同時在病房牆壁開窗，改造連間鋪，使病房的採光和空氣質量明顯改善，消除了臭氣，方便了注射、搶救、治療、病人軀體移動等各項工作。王院長又多次與公社聯繫，在可能的範圍內增加了供應而使伙食得到少許的改善。所有這些措施如果沒有王院長的積極支持、協助、配合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王院長還給我講了幾則當地的舊聞：

⑴ 去年反右傾時，縣委召開全縣幹部大會。不管任何人，只要被喊上台，打手們就一擁而前，拳打、足踢、扯頭髮，頭髮被一縷一縷的扯掉。先給一陣毒打，然後才是一邊斗，一邊打。許多人在參加大會之前都要把錢、糧票、手錶等貴重物品放在家裡，並把頭髮剃光以防不測。

⑵ 一次，他和其他兩個大隊幹部在各生產隊巡迴檢查時，看見有一農戶屋頂在冒煙。進屋一看，一個不是很老的老頭正把一口大鍋煮得熱氣騰騰，揭開鍋蓋一看，大家驚呆了，煮的竟然是他自已家裡的一個三歲的孩子。當場他們把這個老頭綁到大隊部去狠狠地打了一頓，不了了之。

⑶ 前不久，他們抓到一個老婆子在宜東場頭賣的米糠野菜做的饃饃，發現饃饃裡面包有人肉。

⑷ 他們大隊有的生產隊的公共食堂每天開兩餐，每餐的主糧竟是七粒胡豆加一碗紅苕葉子煮的湯。

⑸ 有一個女人，他丈夫死後，他把他男人的大腿、臀部吃掉，他的兒子死了，她又同樣的吃掉。之後，她另外找了一個男人，與這個男人同住在一起，以後這個男人死了她又把這個男人吃了。再以後，她自已也死了。

在大饑荒年代。四川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個省。雅安專區又是四川省的重災區，榮經縣更是重中之重，餓殍滿地，屍橫遍野，很多人家都已經死得滅門絕戶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西南王李井泉，這個毛的冷酷的忠實走卒、殺人犯，為了掩蓋和推卸自身的嚴重罪責，逮捕了時任榮經縣委書記的姚青這隻替罪羊。

姚青被捕，在雅安地方官場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1960年的冬天，雅安專區各個醫療衛生、防疫部門抽調醫務人員下鄉到農村防治腫病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包括雅安衛生學校的學生都全部停課下鄉。各個與腫病有關的行政部門的領導幹部更是頻繁地輾轉於各處農村檢查、指導、督促。漢源縣是專區的大縣，宜東區又是漢源縣的重點地方。我在宜東的工作受到了充分的肯定。閆文到漢源宜東檢查時，見面就對我說：“熊醫生！你的工作表現得非常好，地區領導對你很滿意，你抽空寫個材料，我給你批個意見，好讓上面考慮給你摘帽。”

1961年3、4月份，漢源縣醫院的內科醫師，川醫60年畢業生呂中等人，相繼調來宜東，最初都在腫病醫院工作。漢源縣醫院裡的一個姓羅的院長和另一名縣上幹部也來宜東蹲點。（註：在毛的官本位體制下，任何單位的領導都是一個正職，若幹個副職，但在對某副職稱呼時，都要把“副”字去掉，以示尊重，因之，就弄不清某人是正職還是副職了。）此人是個老處女，心理變態，陰暗歹毒，好整人、斗人。據說她是當時漢源縣委書記候麻子的姘頭之一。（註：候麻子因為搞的女人太多，姘婦也多，而且是還犯有強姦罪，又曾被某些被侮辱過但是有背景的女人告發過，名聲實在太狼藉，後來被貶職到雅安縣供銷社作個小職員。毛時代對這種違法犯罪真正的壞分子就是如此包庇、縱容，因為毛本人就是一個極端卑鄙、無恥、淫蕩的色狼、淫棍。）羅來宜東後，儼然是宜東衛生界裡的一霸。羅為了立威，首先要大抓階級鬥爭整人、斗人。肅整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我。但是，由於我時時警惕，再加上呂中（川醫同學關係）、王院長對我的同情和好感，羅多處挑剔，找不出破綻，無從下手。

這時宜東中醫院有一個年青醫務人員，名叫陳漢忠。此人出身成份好，又是基幹民兵，年青氣盛，性情浮躁。生活、工作又多有不檢，常出紕漏，羅找不到鬥爭的對象，就拿陳來小試牛刀。召開了兩次對陳的幫助、批評會（註：還不是鬥爭會！）要陳寫出檢討書。陳那裡受過這種惡氣，一氣之下，就於當天夜晚，將步槍上膛，置於胸前，槍口從頦下對準頭部，板動槍機，飲彈自盡。

陳的死，使羅惶恐了幾天，但是在那個有着魔鬼般的恐怖，草菅人命，大饑荒的死亡年代，當權派逼死一條人命，這是小菜一碟，還要反坐一條罪名：“背叛革命！自絕於人民！”

中醫院死了人。說明階級鬥爭複雜、尖銳，羅把鬥爭的鋒芒轉向了中醫院。挑了兩個替死鬼。中醫院院長曾廣恆，為人正直，不阿諛逢迎，只關注自已的業務，愛說點諷刺話。羅看不順眼，將其莫明其妙地鬥了一陣。抓起來，押解到縣裡去，想治彼一個罪。殊不知，其時政治氣氛正值寬鬆。曾到縣上後，未受到任何責難，僅僅是向縣衛生局匯報了宜東的腫病防治情況後就返回了。另一人是老中醫李明文，他的罪名是：“他每給腫病患者開一張處方簽時，在末尾處都要提行批註三個大字：糖、油引！”意思是說：“在煎熬此劑中藥時，如果在藥液中再加入一些紅糖和清油做藥引子，就會增加這劑藥的治療效果。”批鬥會批判他給社會主義抹黑，說社會主義社會農民缺乏營養，要用紅糖、清油才能治病。左批右批，全是奇談怪論，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五月中旬，腫病醫院完全由呂中等縣裡的醫生和當地的醫生接管。我被調到離公社最遠的八大隊搞巡回醫療，脫離了羅把持的是非之地。

七月底，專區一級醫療單位下到漢源縣的醫務人員全部集中到公路沿線的九襄公社，我也從宜東調到九襄。

1961年下半年以後，劉少奇給農民分了地，農民也可以回家吃飯了，形勢有所緩和。我們下到農村的醫務人員的工作方式也以走家串戶巡回醫療為主要內容。這時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蘇阿論戰公諸於世。原來共產黨的陣營不是鐵板一塊，共產主義的問題也是多多的。教派之間，矛盾複雜，鬥爭激烈，黑幕重重；二是蘇共22大將斯大林的屍體遷出紅場後焚毀。領袖的罪惡也會被揭露，逃不出歷史的審判，也會遭到焚屍、鞭屍。世界在變化，世界不會永遠黑暗，地平線的遠方已經出現曙光。從此我徹底拋棄了輕生的念頭。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勇於承受一切凌辱、壓力和艱難困苦，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迎接光明的明天。

1962年，地區各醫療衛生單位下到農村的醫務人員陸續返回各自的工作崗位。九月，我從漢源農村返回專區醫院口腔科。結束了大饑荒年代在農村“防治腫病”的歷程。

12月，在雅安地委統戰部舉辦的右派分子學習班裡，我的右派分子的桂冠被摘掉了。我開始了新的身份——“摘帽右派”  

（十二）摘帽右派

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一手炮製的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性質最為兇殘、慘烈的仇恨文明，仇恨知識和迫害知識分子的文字獄。

毛澤東一生炮製了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階級敵人。“分子”最多時，紅頭文件明文規定達23種人。其罪惡之反人性、反文明、反歷史，其手段之血腥、殘忍、野蠻、狠毒遠遠超過古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其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和加強他個人的專制、獨裁統治。反右運動，炮製右派分子是他玩弄權術——暴力、恐怖、欺騙、謊言——最得心應手，最為成功之作。它可以最容易，最簡便，最不需要任何實證，隨心所欲地迫害那些最要戳穿他的畫皮，威脅他的獨裁統治，他所最仇恨的知識分子。並且此舉一箭雙鵰，不僅剝奪了全社會的言論自由和知識分子的良知，消滅了整個社會的輿論監督，而且完全推翻和否定了中共八大的正確綱領、路線，堵死了走向民主、憲政、法治社會進步的道路，建立了以他個人乾綱獨斷為基礎的黨天下體制，為過渡到終身制、世襲制的家天下，完成了極其重要的關鍵性的一步。

1959年10月1日前夕，大躍進敗象畢露，許多地方已經餓死人了。為了慶典顯示昇平。毛建議：摘掉一部份已經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這又是毛的一出高招和謀略。假如他不開金口，又有誰敢多言呢？從此右派分子又多了一個品種“摘帽右派”。

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一個歷史上存在的社會群體。它又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範疇內一個十分複雜而含意深刻的概念。

右派和摘帽右派有什麼區別呢？

⑴ 兩者都是右派，兩者俱有共同的本質和基因，這是永遠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的。兩者都是沒有法律保障或基本沒有法律保障，喪失人身自由和人應該享有的最低社會權利的賤民或准賤民。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地對他們加以侮辱、踐踏、蹂躪，把人世間的一切不公平強加給他們。他們只有承受而不能有絲毫的反抗。如果稍示牴觸或不滿，則立即以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的罪名，遭受到更為殘酷和兇狠的迫害，甚至牢獄之災，危及生存。

⑵ 摘帽右派是已經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從語義上講，它已經不應該再是右派分子了。但是，毛的辯證法的特點是極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因之二者之間，不但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且可以靈活地、隨意地將二者互相轉換。所以二者之間既有本質上的相同點，又有形式上的不同點。

現在用實際事例加以說明，先談有帽右派兼談相關的其他分子：

⑴ 雅安專區醫院右派分子兒科醫師鄭靜淳、後勤職工邱明偉、桂天順，與反革命分子內科醫師馬俊德等四個人，在文革期間被革命造反派以及革委會勒令停止業務工作，去住院部病房洗刷病人的屎尿盆、拖地板，和打掃全部男女公廁清潔衛生的髒活、累活以示對敵人的懲罰和專政。直至毛死方休。

⑵ 雅安專區防疫站里的四川醫學院50年代初畢業的公共衛生女醫師吳子一在被劃右派後，從57年到62年底摘帽前這五年多的時期內，除了作本職業務工作外還要一個人獨自承擔本單位男女公廁的清潔衛生和防疫垃圾的處理。

⑶ 1970年5月到7月，我父親因患胃癌在成都四川省醫院外科病房住院期間，該病房每天拖地板，洗刷病人的大小便盆、胃腸減壓瓶等髒物、污物的清潔員就是該醫院的原院長，曾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兩校的醫學博士的68歲的骨科專家謝錫書教授。

⑷ 文革期間，一天，雅安物資供銷系統的大隊革命人馬，在大街上闊步前進。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一個粗漢，手捧“帝像”牌位，像頭扎一顆大紅絲球，兩側懸大紅絲帶。像後十面紅旗招展。再後有二、三十個牛鬼蛇神，這些妖怪，頭上戴着各式各樣畫有牛頭馬面、龜蛇豬狗的高帽，有的還手拿破盆柴棒，邊走邊敲，活像城隍廟裡的菩薩出鑾。後面跟着大隊的革命人馬，場面隆重精彩。總指揮王文廣口吹哨音，在隊伍外側，前前後後，跑來跑去指揮隊伍前進。突然王指揮哨音止落，大呼立正，大隊人馬立即駐足不前。王指揮官跑到一個戴高帽的妖怪面前（註：此妖孽恰好是我的病員，姓黃，華西大學社會系畢業。）二話不說，拍！拍！拍！左右開弓，賞了黃某十多記耳光。可能是王指揮的手打累了。這才住手。大街兩旁，觀者塞道。王指揮官哨音一響，高聲命令：“前進！”隊伍又邁出了革命的大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好不威風。

⑸ 專區醫院兒科醫師右派分子鄭靜淳有次上公廁大便時，旁邊蹲了一個帶扶杖的化驗員楊某。她的扶杖沒有靠穩，倒在地上的尿液里。楊某當即怒目命令：“鄭靜淳！給我把扶杖檢起來！擦乾淨！”右派分子是20世紀毛統治下比奴隸還要卑賤的政治賤民。

⑹ 四川農學院對敵專政更有花招，文革期間，所有五類分子一律戴有黑袖套。袖套上面明文書寫：姓名！分子類別。任何人一見便知，這是敵人。這樣，就徹底地孤立了敵人。

⑺ 四川醫學院右派女學生黃心華，入學前曾經是西南軍區排球隊員。劃右後分派她到學校體育教研組作雜工。負責學生進運動場時發球、收球、場地劃線、清掃場地。充分展示和侮辱這個反面教員。

⑻ 四川醫學院右派學生徐伯年從德昌返校後被分派到學校圖書館作雜工。徐又犯過失，偷盜圖書，拿出學校去賣，後被抓獲。移交公安機關後被處決。

以上就是戴帽右派及有牽連的分子的境遇。

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的不同點表現在某些結構性、整體性、強迫性的侮辱與迫害有不同程度的減輕甚或免除。而遭受個體性或個案性的侮辱與迫害則因本人所處的環境、單位、職業、領導人的素質、周圍接觸人員的道德狀況等諸多因素而呈現出很大的可變性與差異。

摘帽右派的性質有以下特點，並結合事例予以說明：

⑴ 摘掉帽子，不等於沒有帽子，你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永遠存在的。只是暫時沒有戴在你的頭上，帽子是拿在群眾手裡，實際是拿在黨官的手裡。黨官想什麼時候再給你戴上，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又重新給你戴上。雅安縣城關鎮第一幼兒園女教師薛大年，30歲左右，有三個幼小子女。其夫是雅安鄰縣名山縣中學的黨支部書記。學校里有一個由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分配前來教歷史課的摘帽右派分子。此人常在廢紙上胡亂書寫幾句舒發感情的不滿語言。然後將廢紙揉搓成一團，丟進廢紙筐。同辦公室鄰坐有個告密者，十分注意這個摘帽右派的每一舉動。每次在摘帽右派下班離去後，他便立即搜尋廢紙筐，將摘帽右派所丟棄紙團的語句，整理成材料，連同紙團罪證，一併上報支部。這是階級敵人不滿現實，反黨、反社會主義賴不掉的鐵證。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支書宣布：“這個摘帽右派抗拒改告，重新戴帽。”此後不久，摘帽右派於某日拂曉，潛入支書臥室將支書殺害。當然此犯迅即被捉拿歸案而處絕。僅此一案，就是兩條人命並留下一個寡婦三個孤兒。據各種報導，在全國範圍內，二次戴帽的比例非常之低，可能此舉是太不得人心了。除了毛、康之流熱衷此道外，其他官員都是嘴上說說，敷衍了事。

⑵ 摘帽右派不能擔任政務、機要、意識形態以及宣傳工作，只能作技術性、事務性的工作和雜務工作。例如：四川農學院右派分子，原黨委宣傳部長張巨元在摘帽後改任總務科長。在學校、科研、醫療、廠礦等知識性、技術性強的部門工作時，都是在有形無形的監督、控制下使用。

⑶ 摘帽右派的工資級別必須要低於同等性質工作的工資級別。我於1957年本科畢業時劃右，62年底摘帽，63年4月工資定級為比剛畢業的畢業生的工資還要再低一級，其他單位莫不如此。直到15年後，1978年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明令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不能低於行政22級。此時我才領到21年前我應領的工資級別。

⑷ 政治運動時期不同於平常時期。凡有政治風暴來臨，摘帽右派都必須拿來批一批，過一過場，看有無紕漏，有無新的罪行，予以懲處。因之運動時期的摘帽右派是時時都是如臨深淵，稍一不慎，就會掉下陷阱。

例1：在文革武鬥時期，雅安兩大革命造反派對峙於青衣江南北兩岸。北側醫院因缺乏口腔科醫師，數次動員我去北側工作。這使我兩難，哪一邊都是革命造反派，都可以任意給我加個罪名，隨意地批鬥我。後來我去了北側，南側造反派頭頭王均可每天早晚都在全縣廣播上狂呼：勒令右派分子熊習禮（這時我就不是摘帽右派而被靈活性的改為右派了）返回南側接受革命群眾批鬥，歇斯底里嚎叫了一個多星期才作罷。（註：文革後王均可因縱火罪，獲刑20年。）什麼叫批鬥？怎樣批鬥？以我親身經歷的兩次批鬥會為例，兩次都是雅安衛生系統批鬥我們醫院原黨委書記劉玉山，一次是造反派還沒有分裂，他們把劉玉山和原雅安地委宣傳部長劉恩等到一長串走資派押解到場時，劉玉山已經被打得不能直立，杵着一根很粗的木棍，勉強彎腰而立，但是仍然免不了走第一程序，打手們一擁上台將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拳打腳踢一頓暴打，劉玉山當場被打癱在地，還罵他以裝死來對抗毛主席。另一次北側造反派斗劉，更是別開生面，另出新招，兩個打手將劉的雙手用繩子捆綁押上場時，此二打手立即摸出54式手槍，對準劉的腦袋瓜子，碰！碰！兩槍，原來是假槍斃，但是也夠嚇唬人的。再加一個但是，更有敘述價值的是，這些打手文革前都是劉用以整人的狗腿子，都是些學歷不高的地地道道的痞子、流氓，現在對劉下手更狠。還是江青同志可愛，直白了一句大實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其實所有的打手都是毛主席豢養的狗，而且是惡犬，凶犬，吃人肉的狗。這就是極權社會的本質。

例2。 1964年10月底醫院開展小四清運動，因為我是摘右，院保衛科長前來詢問我妻是否分子？回答：第一，我妻不是右派。 第二，1949年我妻才7歲，沒有資格榮當分子。即使如此，由於我妻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資產階級兼地主，我又是摘右，所以她不能住機關單位，立即將我妻攆出醫院宿舍，逼得我們無處安身，所幸我認識的病員里有居住在街上居民區的老太婆，才飢不擇食地找了一間條件極差的又窄又爛的居民房以棲身。

⑸ 1978年春，醫院曾經調整過一次工資，當時我已大學畢業21年，但工資還低於剛剛畢業的最低級別。有一川醫同屆畢業生，在未調前就已經比我高了二級，當時僅僅有人在調資討論會上，將我二人的工資級差比較了一下，此人就勃然大怒地說：“熊習禮憑什麼可以調工資，他是摘帽右派，根本沒有資格參加調資，而我是堂堂正正的本科畢業生，我是必定要調的！”。結果當然是彼上我下，彼就比我高三級了。

⑹ 摘帽右派的個案性問題的處理，則是因其所遇到的具體當事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區別，甚或截然相反的結果。現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予以說明：

① 1962年底雅安地委統戰部組織的右派分子學習班期間，經同時摘帽的“右友”介紹，與四川農學院教師摘帽右派謝加鳳之妹謝加麗相識，次年與之成婚結秦晉之好。對於此事，四川農學院保衛科長何日明定性為雅安專區醫院與四川農學院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結、串連，企圖興師問罪，大加韃伐。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在我成婚之夜，雅安專區醫院黨委書記，一位團級轉業軍官劉希聖、黨辦主任閆文、院長曾文齊、副院長張景陶、秦世餘全都來到我結婚的小屋祝賀並贈送禮物。何日明知此情後，不敢貿然下手而作罷。

② 1970年5月，雅安專區醫院的負責人，剛復職的原黨委書劉玉山組織抽調醫務人員赴漢源縣馬托公社防治克山病。被抽調人員裡面恰巧有我，此時我在成都市園林局工作的父親突患重病，我向劉秉明情況後，劉立即准假一周，假後我一個人單獨去馬托。7月中旬，我父經四川省醫院剖腹探查，診斷為晚期胃癌。我向醫療組長共產黨員豐毅請假，豐深表同情地對我說：“熊醫師！你把你父親的事處理好後再回來，不用擔心此地的事。”我於當晚即啟程返回成都。

此後，我將我父從成都接到雅安由我妻照料，劉玉山為了照顧我而不讓我再去馬托，而安排我去專區醫院兒科門診部工作。8月中旬，我父在雅安病逝，我向當時門診部主任任鈞請假說，我必須去成都我父工作單位辦理我父病故後的諸多事宜。任鈞這個毛式官僚主義幹部堅決不准我的假。（註：請假條和任鈞不准假的批語，我至今仍保留，作為歷史的憑證。）

③ 文革期間，我大約有五、六年的時間在內科、外科、兒科工作。因為我是摘帽右派，因此無論調我去哪個科，我都要無條件服從。面且還必須把工作做好，不容許有任何醫療差錯，此事我也很樂意。因為我在口腔科工作時，那個是非婆、長舌婦帥正容太欺負我了。凡是經我治療後病人感到滿意，前來複診再找我看病的病人，她都要罵別人劃不清界限！右派立場！同情右派！她甚至在病人病歷袋封面上大書：“此人專找右派醫生看病！”成天開口階級鬥爭！閉口五類分子！搬弄弄非，不得安寧。還逢人便說她是黨委派來監視我的。這個女人，心地之壞，品德之惡，我舉一例予以說明：

醫院有個年青護士叫胡平芳。此人64、65年是活學活用毛著的積極分子、標兵。到處做活學活用毛著的大報告，介紹對毛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學毛著的經驗，紅極一時。文革期間，胡緊跟毛的偉大戰略部署，是無產階級造反派的頭頭，三結合時，胡是雅安地區革委會的委員，又是醫院革委會的副主任、黨委副書記，（正職是軍代表）紅上加紅，紅得發紫。胡每次由住院部來門診部時，剛走到門診部的大院壩子裡，帥只要聞聲，就要跑出診斷室，前去迎接。無比親切地高呼：“平芳！平芳！”挽臂搭肩，革命戰友，親密無間，問長問短，說這說那，離不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監督五類分子、摘帽右派。胡經常也要對我作點完全是走過場形式的十分可笑的指責。殊不知天道好還，毛死江囚。胡平芳成了雅安地區被重點批鬥的幫派骨幹分子。這一下，帥正容立即站穩革命立場，堅決與胡劃清階級界限。胡平芳也是禍不單行，冤家路窄，患上了口腔內大範圍的牙周齒槽膿腫，面頜紅腫，痛不可忍。可憐兮兮地坐在口腔科診斷室門外的候診椅子上，醫生們都像在迴避瘟疫一樣地不理睬她。我見她實是可憐，把她叫進診療室，檢查發現確實病情沉重，我離位去給她取注射藥物，返身時，她就不見了。為什麼？原來當我轉身取藥時，帥正容立即把她攆走，說需用這張治療椅。我只好另外給胡安排一張治療椅，待治療、處理諸事完畢後，我主動給胡開具了病情診斷書和一個星期的休假證明書。我對胡明言：“你無論犯了哪條、哪款，是國家依法處理你的問題，應該由你自已負責。另方面現在你是病人，我是醫生，我應該對你負責，除了治療，你需要休息，我有責任給你出具醫療證明書，我願意承擔此責。至於你能否得到休息，那不是我的權限。”胡感動得快要哭了，說：“熊醫師！我從前對不起你！”帥在旁邊嘰笑，不屑地說：“劃不清界限！喪失立場！右派本質難改！”

（十三）後記一

反右派運動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當時四川和西南地區的最高統治者西南王李井泉一方面是毛的忠實走卒、鷹犬、奴才，另一方面對其治下的臣民卻極其專橫、殘忍、狠毒。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的1958年，他獨出心材的在四川省全省的高中畢業生，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中炮製了一場全國獨創的模擬反右運動（58劫）。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性的對未成年人的殘酷迫害。李井泉是極權專制制度下毛豢養的一條地地道道兇惡的噬血毒蛇。

毛是反右運動的總策劃、總導演。李是四川省和西南地區反右運動的二路元帥。四川醫學院反右運動的前線指揮官黨委書記孫毅華卻是一個富有良知、道德和人性的共產黨幹部。孫在毛、李的命令和督促下不敢不反，而且不敢不按照毛、李劃定的框框格式化來反，孫自身職權範圍內的活動空間有限。我了解的情況是：

⑴ 58年2月中、下旬張榜公布的全校（包括附屬醫院）師、生、員、工中共劃右派分子約170—180人。加上57年應屆畢業生中所劃右派分子30名多點，再加上58年補課時增添的不多的名額，劃右總人數大約是200人稍多。當時川醫師、生、員、工總人數至少有6000人，因之迫害面積不到5%，可見孫毅華對反右運動態度消極，沒有加碼加注。

⑵ 被劃右派分子的學術職稱與從事專業的情況：

① 高級知識分子：公共衛生系教授陳志潛、生物化學教研組教授蘭天鶴、外文教研組教授劉正剛。

② 中級知識分子：生物化學教研組講師張玉佃、外文組講師吳福臨、溫紹儀、主治醫師鄧尚平、杜傳禮、藥師劉文芝。

③ 其餘都是助教、住院醫師和在校學生。

在教師中以外文教研組裡所劃右派分子人數最多，所占比例最大。以當時閉關鎖國和一邊倒的情況而論，英語是帝國主義語言，屬取締對象，事實上從1954年起學校就停止了英語課的講授（直到25年以後改革開放後才重新開設英語課）。外文組一律開設俄語課，俄語的應用範圍很窄，學俄語是政治秀，並不實用。

以客觀情況論，孫毅華是保護了高級知識分子和業務技術的骨幹力量。

⑶ 下放德昌縣農村勞動的四十多名右派分子中有：吳福臨，男，45歲，外文組講師；溫紹儀，男，約35歲，外文組講師；王俊傑，男，約35歲，附屬醫院財會室主任；薛麗華，女，約30歲，附屬醫院五官科護士長；夏芝愛，女，約30，護士；馮清華，女，約30歲，財會總務人員；劉文芝，女，約30歲，藥師。此外還有下列30歲以下的人員：主治醫師鄧尚平、杜傳禮；醫師林震勛、陶弘仁、張思孝、羅世鈞、劉章永、張廷傑。手術護士左渠成（男），護士楊長純、陳福生；57年畢業生蘆葦、劉靖華、熊習禮； 學生肖育仁、王誠、林永祥、徐伯年、孫天健、饒弘武、陳加猷、向忠誠、李樹楠、鄧榮貴、李章玉……。

另外有兩名工人，罪名是反社會主義分子。倪文安，男，四十多歲；劉漢祥，男，二十多歲。

以上是我現在尚能回憶起的名單，其他就想不起了。

⑷ 學校派遣負責管理右派分子的幹部附屬醫院的羅友壁科長和學院人事科幹部彭漢隆兩人對右派分子都持同情態度，從無歧視、苛求，非常寬鬆，對女性和年齡較大的教師更是多有照顧，常常與他們交談緩解思想壓力。因此在這一年多的下放勞動期間，大家都沒有吃過大的苦頭。這固然與羅、彭善良的人性和道德品質有關，但同時也是和孫毅華對右派分子的態度分不開的。

⑸ 1957年夏、秋，國務院文件明確規定，應屆畢業生中犯錯誤者（此文件沒有定名右派分子的稱謂）分配工作時給予一、二年或三年的工作考察的處分。川醫對應屆畢業生里的右派分子的處分，所給予的考察年限多數是一年，少數是二年，沒有三年。

⑹ 四川醫學院所劃右派分子見於四川日報批判者，我只記得有醫療系學生宋影。其他還有一、二人見報者就記不清了。送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最多是二、三人。

⑺ 反右運動中的特例，外文教研組英語教師楊憲鼎，男，五十多歲的老頭，為人耿直，教學認真。說話常帶有骨刺。反右期間校園內也沒有看見過他寫的什麼大字報。有一天下午，學校突然開大會，公安機關將其逮捕判以重罪，罪名是反革命分子。楊是否因其歷史有什麼過節，運動期間又說了諷刺、挖苦黨的話，方至如此；另外反右運動期間各高校都要捕人重判，以示威嚴，這無疑是上峰統一布置的項目，楊是否當了指標鬼，就不得而知了。

⑻ 四川醫學院教職員中所劃右派分子有一顯著特點是，醫療任務非常繁重的附屬醫院所劃的右派不僅在比例上而且是在絕對數量上也遠遠多於學院校部的教職員。這是有悖於劃右規律。原因是由於反右初始，附屬醫院確實劃不出什麼右派分子。因為醫務工作實在太忙，根本沒有甚麼政治議論。但是劃右派是上級派下來的指標，是重大的政治任務，非完成不可，劃不出也要劃，這時上峰指派學院黨委副書記鐵杆毛派分子馬俊之坐鎮附院劃右，馬僅就一些有關工作、業務、生活福利、人際關係問題等等矛盾和意見，一下子就揪出一大批右派分子了。（註：馬俊之是當時成都市市長米建書的老婆，著名電影演員潘虹的婆婆娘，無怪乎潘虹主演影片《人到中年》裡有一句形容共產黨幹部焦部長夫人是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台詞，想來潘虹是深有體會的。）

孫毅華因為良心不黑，不夠左，不夠毛，上峰於1958年又派來新任黨委書記李資平，將孫貶為副職。孫於文革中因熬不住對其殘酷的迫害和侮辱，跳樓自盡。這是毛時代一記擇劣汰優的罪惡和悲劇。

1959年12月31日，我到雅安專區醫院報到。此時反右派風暴已過，後來得知雅安專區醫院被劃右派分子是： 張廉，內科49年以前的老醫師， 50年代初非常受器重；鄭靜淳，江西醫學院五十年代初畢業兒科醫師；劉啟煜，女，兒科醫師；董全森，門診部護士長；李耀南，財會人員；桂天順，轉業軍人，職工；席立禮，孤兒出身的共產黨員，內科醫師，運動中投河自盡；鄧自林，四川醫學院五十年代初畢業的外科醫師，運動中割斷撓動脈自盡。後來我在接觸中得知這些人哪裡有什麼政治觀點，純屬填指標的冤案。

據雅安衛生學校的教師談：

該校黨委書記、校長王廣是雅安醫藥衛生界裡面資歷最老的共產黨人。在反右期間，告密者向王書記反映該校五十年代初由四川醫學院分配來校的幾個青年醫師陳先品、唐發良等人談論並附和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告密者向王提示說：“這不是右派是什麼？”王當即正色告誡告密者說：“這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你們懂什麼！以後不許亂說！”

陳、唐等人在王廣的保護下平安過關。

王廣以後在文革中不堪忍受侮辱與迫害，投河自盡。這又是一樁應該永遠銘記的擇劣汰優的罪惡和悲劇。

雅安川劇團有一對夫妻，男人叫王國仁，演川劇丑角，是大學文科畢業生，很有文學、藝術才華，在劇中道白詞裡常常嘲諷時政，49年底前在成都演劇時名噪一時。50年來雅安後，習性不改，諷刺領導，當然是反動派，其妻田笠，也是學文學的，愛打扮，好修飾，衣著時尚，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運動中夫妻雙雙榮獲桂冠。雅安京劇團琴師徐德誠、鼓師陳孝一，皆因為出身書香門第，性格耿直，不善阿諛。此等人內心不滿領導，也是右派。真是荒誕無稽，千古奇冤。

（十四）後記二

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運動是毛澤東一生罄竹難書，累累罪惡中的一樁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關健性的黑惡罪行。毛在這之前所作的種種諸惡，毛都以牽強附會，文過飾非的詭辯來欺騙、麻痹、蒙蔽人們，為其開脫或減輕罪責。

1957年的毛，初則巧言令色，口吐蓮花，說盡謊話，耍盡花招，信誓旦旦地設置陷阱、騙局，誘騙人們提意見。繼則公開背信棄義，自食其言，翻雲覆雨，凶相畢露，搜集人們的發言，無限誇大地上綱，羅織罪名，以言治罪。再則公然違反和踐踏國家憲法，對知識分子殘酷迫害，株連九族。其對右派的殘忍和狠毒超過了任何法律允許的程度。

這場血腥、恐怖的反右政治運動，摧毀了一代民族精英和國家建設人材。這場運動使得人人恐懼，人人自危，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同情、互助。消滅了人們對不平的正義感。使每個人都為了求生的欲望，為了生存而拋棄一切道義。中國文人集體失語，謊言籠罩了整個國度。說謊成了人們安身立命求生的本能。中國社會走進了瘋狂、沉淪、死寂和逆轉的魔圈。

從此毛不受任何約束與制衡，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開啟了大惡、極惡的閘門，任意肆虐中華大地，驅使人們作為他做各種烏托邦式的動物實驗和鬥獸表演的工具。

從此人無寧日，家無寧日，國無寧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22個寒暑，噩夢醒來，曙光初露，換了人間。經過20世紀全球性的各種思潮血與火的較量，塵埃落定。自由、民主、憲政成為全人類共享的政治文明的結晶，成為不可抗拒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

尾聲  魂兮，歸去來兮

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毛時代已經結束30多年了。反右派運動、大饑饉、文革浩劫也已經是歷史了，歷史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將它篡改或抹煞掉的。特別是全球化、信息化、檔案化的現代社會，任何企圖隱瞞、篡改或抹煞歷史的行為都只能是傻子行為。英國的歷史哲學家阿克頓勳爵留給人類的名言是：歷史對於罪惡具有著永恆的懲罰權。

我的地址是；四川省雅安市小北街88號市醫院門診部宿舍  

 郵編：625000   電話：(0835) 2225758，8230511 (小靈通)

附錄：

   《往事微痕——北大專輯》有什麼錯？

紀增善、博繩武、燕遯符、沈志庸

最近我們從網上看到，西雙版納州打黃掃非辦、荊州區文體局和昌都地區文化局分別發出文件，要封堵、查繳《往事微痕》。其中西雙版納州打黃掃非辦和荊州區文體局還特別提到《往事微痕——北大專輯》，稱它是“非法刊物”或“政治出版物”。我們感到很詫異。這本書是我們自費編印，免費贈送同學、朋友和北大校方的。中國有哪條法律明文禁止這樣的書？何來非法？書中收集的是我們自己對往事的回憶和感悟，應該屬於草根歷史或民間歷史類，怎麼成了“政治出版物”？當然，如果泛政治化，吃喝拉撒睡皆與政治有關，那也就無理可講了。

這本書的全名是《往事微痕·北大“五一九運動”專輯——抹不掉的一頁校史》（以下簡稱《北大專輯》）。1957年中國共產黨發動整風運動，整頓黨內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三種不良作風。毛澤東號召人民群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幫助共產黨整風，並承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在這種背景下，北京大學學生於1957年5月19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掀起了以大字報為主要形式的“大鳴大放”，後來遭到當局鎮壓，許多學生被打成右派。這就是北大的“五一九運動”。

當時北大在校學生都出生在全面抗戰爆發的1937年前後。那時候雖然正在打仗，基礎國民素質教育仍然很受重視，因而，我們都有幸受到過良好的早期人格教育，從小就懂得崇尚真善美，厭惡假惡丑。“五一九運動”中我們提出反對極權、反對特權、反對人代會成為擺設等一系列主張，條條都是為了建設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條條都是要求毛澤東兌現自己在延安時期對民主的承諾。後來毛澤東不僅違背了自己1949年之前奪權時期的諾言，也違背了自己發動整風的時候有關“言者無罪”的諾言，喪盡天良地把這些十幾二十幾歲的在校學生也打成“右派”賤民。許多人被轟出學校，“勞動教養”或“勞動察看”，留在學校的也備受侮辱歧視，並且在畢業分配時遭遇各種歧視刁難，不少人弄到後來和去勞教同樣悲慘。我們本來是未來國家建設的生力軍，從此無緣盡力報效祖國；我們本來是父母的期盼和依靠，從此反而讓父母操碎心痛斷腸，有的父母甚至自殺身亡；我們的人生還沒有真正開始，就遭受到毀滅性摧殘，有的人至今舉目無親，晚景淒涼……。

反右運動中北大校方不但沒有像北洋政府時期的蔡元培校長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胡適校長那樣，在強權面前毫不屈服地保護弱勢的無辜學生，反而充噹噹局鎮壓學生的幫手，而且比當局更兇狠。毛澤東規定的右派比例是5%，他們卻把約10%的北大學生打成右派；中央已下發文件到北京市，規定學生右派一律不出學校，他們卻趕在文件下發到學校之前把大批學生趕出學校。他們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極不光彩的記錄。同樣不光彩的是，他們的後任者為了掩蓋這一不光彩記錄，在1998年編寫北大百年校史時，跳過了1957年，使這一頁校史成了空白。

我們——《北大專輯》的各個作者都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在校學生，當時年齡都在20歲上下，最小的還不滿18歲。我們曾經要求修改北大校史，填補這一頁空白，但遭到拒絕。無奈之下，只能將自己親身經歷和感悟寫出來，編成《北大專輯》，為填補這一頁空白略盡綿薄之力。

    在更高的層面上，我們編寫《北大專輯》也是為當代中國保留一份真實的史料。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件極為重大的事件。毛澤東把55萬（一說317萬）敢於獨立思考，敢說真話的人打成右派分子，剝奪了他們的種種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進行殘酷的迫害和折磨，這是古今中外罕見的暴行。這個運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從此沒有人敢認真思考，沒有人敢說真話，毛澤東的權力徹底失去監督和制約，於是無法無天，恣意妄為，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巨大的民族災難，前後長達近20年，直到他死。對於1957年，本應刻石立碑，永誌不忘，以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對於1957年，本應年年紀念，警鐘長鳴。然而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採取了一種強迫遺忘的策略，千方百計地不讓重提，想讓時間的流逝來洗滌舊跡，連微漠的悲哀都不許留下。2007年是反右運動50周年，這本是一個重溫歷史，吸取教訓，教育後人，以防再犯的好機會，但當局不但不允許它所控制的媒體有一字一句提及這一事件，好像這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還對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進行打壓。這樣做或許能暫時掩蓋自己不光彩的歷史，維護自己虛假的形象，但卻會對中華民族造成永久的傷害，因為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也就失去了未來。如果這一段歷史真地被遺忘了，那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遭受的巨大苦難就真地白受了。經過五十多年的磨難以後，大部分反右運動受害人已經離世，倖存的已經不多，我們可能是其中最年輕的一群，但也來日無多。我們負有緊迫的責任，寫下親身經歷和人生感悟，為自己討還清白與尊嚴，為後代留下血的教訓，為構建和諧中華清淤開道。

在編寫這本書時，我們的第一原則就是力求真實。歷史的生命力在於真實。尤其像我們這樣無權無勢，地位卑微的百姓，沒有力量去製造鋪天蓋地的謊言，封鎖真相，強行灌輸偽造的歷史，只能靠真實為它贏得讀者的認可和存在的權利。而且我們也沒有理由去造假，因為我們沒有做錯過什麼，我們的行為經得住良心的拷問。當然由於記憶的誤差，有些細節可能不準確，敘述也可能不全面，歡迎讀者批評指正。另外由於能力所限，我們最多只能寫出“五一九運動”的一個局部或一個斷面。為此我們在《北大專輯》前言中誠懇地表示，“希望更多的親歷者和受難者也拿起筆來，把這段歷史寫得更加完整。”親歷者當然包括當時的反右領導人、“反右積極分子”和持不同觀點的人。希望他們也能如實地寫出他們的經歷，互相交流，共同討論。這本書理性平實。因為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無需誇張以求得戲劇效果，也無需煽情以騙取讀者的眼淚；真理是最樸素的，無需用咄咄逼人的語言強迫別人接受；也無需用“相聲邏輯”來侮辱大家的智商。

西雙版納州打黃掃非辦的文件還提到一個細節，它說“《往事微痕——北大專輯》在北京大學校友室、校史館、圖書館和各別教師中散發”。確有此事。既然這本書是為了填補北大校史的空白，就理所當然地要送給北大有關方面，供他們參考。北大有關方面對此也表示歡迎，還回贈了“紀念證書”。這事是光明正大的，我們沒有隱瞞，但也沒有張揚，不知幾千里之外的西雙版納是如何獲得這一情報的。難道北大右手接受我們的贈書，左手將它作為告密材料交給了“有關部門”？我們雖然不願這樣想，但北大以前的種種作為，使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除了前面所敘述過的不光彩記錄外，北大的不光彩行為還有：1，1960年之後，北京師範大學把90%以上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學生右派召回復學，北大的同類學生右派90%以上未被准復學， “保留學籍”是一張假支票；1979年右派改正後，北京師範大學又將過去未能復學的學生召回學校重新分配工作，而北大卻明確拒絕這樣做；2，我們從1995年起就不斷地要求北大賠償道歉，一直不被理睬；2006年北大還對我們說“改正就是道歉”，“要索賠可以到法院起訴中央，要求中央賠償”，耍起了無賴；3，今年2月14日我們在校友聯誼會上當面向現任校長周其鳳送交要求賠償道歉的信，請他儘快安排時間與我們直接見面交流溝通，但至今沒有得到任何答覆……。這些都說明北大校方已喪失了起碼的道義觀念和人文情懷。北大現在正在爭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幾年來硬件設施進步很大，但軟件呢？一個幫助強權當局迫害自己的學生，卻一直拒不道歉，反而大耍無賴的大學能無愧地挺直腰杆立足於世界一流大學之林嗎？世界一流大學之林能容納這樣的大學嗎？我們覺得北大應該像西德前總理勃蘭特在猶太受害者紀念碑前下跪那樣，先向北大反右受害學生彎下腰，真誠地道歉，然後才有資格爭創世界一流大學。

西雙版納、荊州和昌都分屬雲南、湖北和西藏等省、區，相距幾千里，卻同時發出內容相似的文件，這不應當是巧合。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得到比省、區級別更高的“有關部門”的指示，而這樣的部門只能是中央部門。這是否意味着這種封堵和收繳行動可能是全國性的？是否意味着新一輪全國性打壓行動已經開始？接着還會有什麼呢？他們是否已經準備將黑手進一步伸向我們這些大難未死但已經白髮蒼蒼行將就木的古稀老人？我們拭目以待。

 2009.8.24  

一個受害女人的哭泣

林蕙清

共和國六十年華誕即將來臨，面對一天紅旗滿地歌聲，我卻高興不起來。因為1957年那場的巨大災難至今未予“平反”、未予“賠償”，連拖欠我們二十餘年的工資有關部門也不發還，能笑得起來嗎？雖然我滿頭青絲已雪白如霜，而生活中有過的苦難與不幸卻難以忘卻：唉，一九五七年！灰色的年、痛苦的年，幾十萬個家庭失去幸福與歡樂的年！那一年我才二十出頭，我和工作在二野軍政大學的特級學習模範丈夫，突然雙雙淪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我能健忘嗎？我能不回憶嗎？

他是二野軍政大學學習模範，那些學員都還沒提干時他就提前提了干，是學員中的排長。二野軍政大學校長是劉伯承，政委是鄧小平。他年青有為，風華正茂，就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他不僅被劃為右派，還被強加了一頂莫虛有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投入冤獄。我不理解，找單位領導，黨組織竟然說我“劃不清政治界線”，同情“右派分子”，也就成了“右派”，於是留單位監督使用。當時我帶着不滿周歲的女兒，身懷尚未出生的兒子。苦命的兒子在娘肚裡就陪同娘去接受批鬥。

孩子出生後，父親被判刑十年，送灣甸農場勞動改造，臨行前要求父子見一面，組織都不同意，難道講人道的共產黨還不如舊社會的國民黨嗎？國民黨監獄中關押的革命人士，國民黨政府還允許他們的親屬探監，為何講人道的共產黨就那樣無人性呢！我傍惶，懷疑！直到丈夫減刑兩年，刑滿留隊後，兩個孩子一個九歲、一個八歲，父與子竟到了相見不相識的悽慘場景。

為了丈夫，為了愛情，為了家庭，我吃盡人間苦頭，兒女跟着我也活受罪。我分娩後，把孩子帶到三個多月，單位就開始分配我的勞動，打掃門診大樓的清潔衛生、拖地板、倒痰盂、掃廁所。每月給我九元工資，給大女兒十一元生活費，在哺乳期的兒子不吃飯就免了生活費。他們算得多精細啊！難道母親的奶水不是血嗎？我們母子三人安排在一個陰暗潮濕又無窗戶，用木板隔起來的一個簡易房子裡住，我只好到開水房去擔一些煤灰鋪在地上，解決地上的潮濕。

孩子是無辜的，是新中國的後代，這還能算共產黨人作出的事嗎？那時正值饑荒年代，食不果腹，孩子尚在嗷嗷待哺中，我那來足夠奶水哺育兒子呀！我去勞動無人看管孩子，只好把不滿兩歲的大女兒栓在門前柱子上，把幾個月的兒子放在一個木坐車裡，栓在另一棵柱子上。有時兒子餓了，坐車倒了，兒子跌在地上哭的死去活來，也沒有人敢去扶一下，怕人說他們同情右派，孩子何罪之有？

荒唐時代把善良人性的心靈扭曲得多麼丒惡？勞動改造世界觀，而是用勞動來懲罰和折磨人，而精神上的折磨令人無法忍受下去。 在我多次要求下，他們同意批准了我的請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把我們母子押送去了潞江農場監督勞動，定我為農工付一級，每月十三元五角工資，從此母子三人就靠這十三元五角艱苦度日了。

在農場，我一邊撫育兩個年幼的孩子，一邊要所謂改造自已思想和過勞動關，我遇到的重重困難是常人無法想象到的。沒有床，自已去抱了幾捆稻草靠牆鋪在地上，到垃圾堆找了十幾塊土箕圍在兩頭，再找了一塊木方作為床檐，毌子就這樣睡在冰冷的地上一一一個單身女人領着兩個年幼的孩子，沒有丈夫的扶持加上經濟上的無助，真叫舉步維艱。勞動中一次為稻田追圈肥時，才放過水的口子田硬頭滑，在負重的情況下跌了一跤，造成兩膝關節半月板撕裂，這種傷是別人看不見的，加上嚴重營養不良性貧血，每天拖着病體忍着兩膝關節的疼痛出工。找柴和擔水只能落到了一個六歲一個七歲的孩子肩上。我的處境博得了部分善良工人和右友們的同情。

記得孩子四歲、五歲時，我曾經向農場領導請假，帶着兩個孩子去灣甸農場看看他們的父親，讓他們父子見見面。他們出生幾個年頭了還不知父親什麼樣，當看見別的孩子有爸爸疼愛時，曾問我：媽媽，我有爸爸嗎？我忍不住眼淚撲簌簌往下淌，因此才萌發了請假帶孩子去見他們父親的念頭，然而得到場領導的回答是一一共產黨還統治不了你？不准！我茫然了，苦澀的眼淚只能流向肚裡。

孩子一天天長大，經濟負擔也一年年加重，工資還是原封不動的十三元五角，我只得去接點織毛衣和女紅活做，得點報酬以添補家用。而得到反應是我開地下工廠，比他們轉業軍人工資還高，可能嗎？太言過其實了，得點報酬也是我勞動所得，不能叫我們母子拖衣漏食吧！人道，良心到那裡去了？

為了生活，我去隊上向隊長要了一條牛給我六歲多的兒子中午和下午放學回家放，每天能得一角銭添補生活，可好景不長，又被轉業軍人的孩子爭去放了，按理他們是不缺這一角銭的，他就是要同你過不去，我自然爭不過他們。為了生活，七八歲的孩子也曾去參加隊裡勞動，去拾過甘蔗頭[種子]，結果說作業區承包，不是正式工不給工資，小小年紀的孩子勞動作了貢獻，時代給我們的孩子帶來了無窮的苦難。丈夫刑滿留隊後，六七年我向軍管請求批准丈夫把我們毌子接到灣甸農場，到那裡後卻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一一除勞動同家屬在一起外，其它待遇和勞改留隊一樣，每晚必須參加留隊人員學習，到砍留隊人員的工資時，我的工資待遇同留隊人員一同被砍，我找灣甸農場管教幹部張繼生論理，得到的結果是變本加厲，取消我的固定工資，取消了我的公費醫療，勞動以計件報酬。

我在勞動中決不示弱，超出了常人的毅力，工效在全家屬中名列前茅，連放假回家參加勞動年青力壯的中學生，也趕不上我的工效，我沒被他們整垮，相反把我鍛煉的更堅強了。每天要完成砍兩千公斤甘蔗的定額。一天我一不小心鋒利的甘蔗刀砍滑到我左膝蓋上，傷口有小孩的嘴巴大，鮮血直流，我去到醫務室，醫生給我縫合包紮完後，我又回到工地，堅持完成定額後才收工回家，否則我一家幾口人的生活如何解決？

一九七四年，因醫務人員緊缺，把我調到了醫務室，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們夫妻雙雙得到“平反”。孩子們個個爭氣，大女兒自學成才，成了一名中學的英語教師，老二退出國營企業，自謀出路經商，生意也干的紅紅火火，老三美術專業畢業後，而今在隆陽區幼兒園當教師，全家生活過的羙美滿滿。唯一不足的老伴去年六月病逝。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悲傷會慢慢地淡化，但逝去的青春年華卻永遠彌補不上。“反右鬥爭”留給我一家的悲劇是消逝不了的，中共應賠償我一家的損失！

但願歷史不再重演，但願災難自此結束，希望執政的中共不再折騰老百姓，讓我們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反右”中國知識精英的醜陋和恥辱

           （美國）·宋永毅

　　今春以來，因為黃苗子和馮亦代在反右後可能告密賣友的事，文壇一時沸沸揚揚。在我看來，這件公案的重要性絕不僅在於事情的真偽差異，而是為人們重新審視五十多年前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表現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人格的脆弱性。誠然，他們人格的扭曲主要是因為中共政治迫害的殘酷，後人實在不應當在個人的層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則完全應當直面恥辱，以悲天憫人的態度進行理性的研究。本人有幸在近兩年內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委託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一九五七──）》（將在二○一○年春出版），閱讀了近千萬字的原始史料，對此實在唏噓不已。

民主黨派的自殘和自虐

　　一部中國反右史，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納為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的互害、自殘乃至自虐的歷史，這在一些大名如雷貫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領導人身上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

　　一個開創親友相噬先例的名人遺孀是魯迅夫人許廣平。馮雪峰是魯迅生前的至交，也是許的好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被周揚、夏衍等人在作協批判鬥爭時，馮對於周、夏等人誣陷他「反魯迅」的指控並不認帳。但據目擊者證實：「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着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這一棍劈頭蓋腦的打過來，打得馮雪峰暈了，蒙了……」。九月十四日，許廣平又在全國婦代會上的發言揭露「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活動」。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發言裡，她指責魯迅生前最親密的學生，她的好友丁玲「活像一個武則天，有軍師、有文臣武將、有打手，又有通訊員和聯絡員。……這個集團的活動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們對人宣傳說要講友情，講道義，講誠懇；但是他們對黨無情，不講道義，不講誠懇。」

　　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譽為大師、巨匠們，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無一不是反右的積極的參與者。他們對文藝界右派同行丁玲、吳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僅連篇累牘，還都表現出「痛打落水狗」的態度。當然，文革後巴金先生對此作了痛徹的懺悔。

　　類似沈鈞儒、陳叔通這樣比中共還要積極反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大堆的名字。他們有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等；政協副主席馬敘倫、許德珩等；中央政府中的各部委領導何香凝（僑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長）、朱學范（郵電部長）、胡子嬰（商業部副部長）等；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導胡愈之、朱蘊山、梁希、高崇民、鄧初民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另類的黨（民主黨派）政領導人在反右中的講話、指示和重要報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級首長還要疾言厲色、極左激烈。無疑，這些講話等等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認識、思考和定位中國所謂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歷史記錄。

一百步笑五十步

　　我們再來談談在反右運動中的被整的一方──右派分子們。中國有一句有名的古語謂「五十步笑一百步」，意為犯較小錯者不適當地譏笑犯較大錯者，以致忽略了他們「本是同根生」的本質。而當年的右派分子中非但「五十步笑一百步」成風，竟還出現了不少大右派「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話。

　　章伯鈞應當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號的大右派了。但在反右剛開始時，他竟然還抱着溫情脈脈的幻想，以為自己可能不是中共要打擊的右派。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題名為《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的初步檢查中說，他的錯誤是「為右派分子所利用」。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釋，因為在毛澤東眼裡，章才是「利用」了所有人、包括右派分子們的「主帥」。章伯鈞的悲劇還並沒有就此止步。同時，他還在《光明日報》上以社長的身份發表《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論，公開批判剛剛被毛澤東點了名的「右派」、他兩個多月前親自任命的、手下最得力的總編輯儲安平！

　　丁玲、陳企霞是當時文藝界最大的所謂「丁陳右派反黨集團」的首腦。但直至他們被揪出之前，他們和艾青、羅烽等該集團的首要分子竟還在商量着怎樣批判文藝界另外一些後來證明是比他們小的「右派」，如寫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和《電影的鑼鼓》的鍾惦棐等等。所有這些，真的變成了一個個「一百步笑五十步」的鬧劇。

　從親友互噬到自咬自噬

　　一九五七年右派們在突來的政治迫害前從抵抗到崩潰的時間都很短，這常常和他們陷入被自己的親人朋友的無情揭發乃至任意誣陷中有關。例如，羅隆基的絕望和他被最親密的三位親友揭發誣陷有關：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機要秘書邵慈雲；三是他的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但值得一提的是：羅儘管也做了檢查，卻至死不承認毛澤東強按在他頭上的「章羅聯盟」的冤案）。陳企霞的崩潰則因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開始背叛。給章乃器致命一擊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嬰。她的長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歷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鈞在第一次被批判時就驚慌失措，因為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會把他的私房牢騷話都無情地揭發出來，還向周恩來告了密。

　　右派們的精神崩潰更表現在反右後漫長的改造歲月中：由於持續不斷的高壓和洗腦，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完全放棄了自己當年在鳴放中的出色思想，而且不斷自咬自噬，直至人格扭曲。束星北的改造歷程便是一例。束是我國最著名的物理教授之一，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的啟蒙老師。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鳴放中，他作過著名的在中國必須具備「法治精神」養成「守法風氣」的演說，為此被打成右派。在長期的思想改造中，他不僅寫了許多檢討和認罪書，痛批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這位中國物理界的天才竟寫出了自我改造的規劃──《申請長期洗涮（刷）茅房》。另一個例子是上海的大右派王造時的檢討，王曾是著名反蔣的「七君子」之一。但這樣一個硬漢卻在反右中崩潰了，從反右到文革，他的檢查有近百份之多。一九六○年九月他被「摘帽」以後，非但對中共感激涕零，還懷着「深入心腑」的「感恩心情」到處去做沒有被摘帽的右派朋友的思想工作。這類異化變態的現象不僅發生在這些著名的右派身上，在一些普通的右派中更不勝枚舉。一九五八年的「雙反運動」是一場右派分子已經沒有資格參加的思想改造運動，但是清華大學右派分子陳爾彭卻興沖沖地貼出大字報要「對所有的右派分子提出倡議」、「比誠心、比決心、比改造、比幹勁」……

誠然，部分中國民主人士和知識精英在反右中和其後表現出來的犬儒和恥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當然是中共政治風暴的淫威和思想專制的高壓。其次是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其實早已經是中共的「特別黨員」。他們所造成的各民主黨派的「窩裡鬥」的現象，實質上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反右戰略部署的一部分而已。最後，我們無法、也不應當否認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軟弱性和種種先天不足。例如，領軍主帥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氣、主要人物並不具備在高壓下不背叛團隊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這些，我想對於中國當前的民主運動仍然是有着極大的啟迪作用的。

華誕說“微痕”，國慶憶“往事”

——《往事微痕》老人訪談錄

趙  旭

在共和國六十華誕來臨前夕，我專程去北京拜訪了幾位自掏腰包、自我撰文、自我編印《往事微痕》的古稀老人。他（她）們都是五十年前“反右鬥爭”運動的受害倖存者，一個個早已耳不聰、目不明、體不健，但精神瞿鑠思維敏捷，仍深深懷着“位卑未感忘憂國”的一顆赤子之心。從去年七月起，他（她）們先後自願地結合在一起，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和經濟壓力，辦起了這個“山寨文化版”的民間刊物。一年多來已編印了整整三十期，從眾多讀者的回饋中，看得出大家對這個民辦刊物的熱愛與推崇，究其原因在一個真字和親字上。真，真實、真情、真事；親，親歷、親見、親聞。當今中國大陸報刊紙質媒體逾萬家，但絕大部份都是遠離生活不敢言真的“克里空”。而《往事微痕》所刊文稿，篇篇充滿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深情，字字句句對禍國殃民極左路線進行深刻無情的鞭撻。年輕的一代看了這些文章都有一個共識：沒有經歷過如此慘烈運動的人是寫不出對專橫極權體制這麼入木三分的剖析，沒有度過九九八十一難有切膚之痛的人也不會有對美好明天如此透徹明晰的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無數次的風雨滄桑竟然沒有消磨了這些老人勇往直前的鬥志，高壓強權的磨刀霍霍也沒有讓他們對祖國對人民的拳拳之心有絲毫的減弱。這些年來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現象，近二十年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竟是一些在人生之末的老人蹚出路來艱難跋涉的。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說得好，“歷代專制統治者，為了把自己說成開天闢地的‘千古一帝’，說自己是如何‘偉大光榮正確’，將永世‘萬歲’，總是要掩蓋歷史的真相，特別害怕人們去揭他們身上的瘡疤，也不讓人民了解世界文明。這就是為什麼秦始皇要焚書坑儒。為什麼記錄清兵大肆屠殺的《揚州十日記》，成為清朝的一大禁書。為什麼備受尊崇的巴金老人鄭重建議設立‘文革博物館’，幾十年來至今不予理睬。因此，有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繼承我國史學光榮的史學家，有責任讓人民知道我們民族真實的歷史。告訴人民什麼是我們應該發揚的光榮傳統，什麼是我們必須牢記的慘痛教訓；什麼是尊嚴，什麼是恥辱。告訴人民我們從哪裡來，中國正在向何處去？” 《往事微痕》這幾位老人正是這麼做的，國家應該將官員給自己出書的錢拿來支持他們的無私義舉。出於對這幾位老人的敬佩，我寫下了這篇文責自負的訪談紀要。

85歲的盧玉老人說：

我與鐵流、謝韜都是性情中人，我當時覺得現在社會上一切向錢看，有權的有錢的人狗屁文章滿天飛，可是有很多有學問的人很好的文章卻發不出來。我母親文化不高，但能寫很多文章，她很愛看書。成都舊社會時賣唱本的，三根竹竿支起來，中間一根粗杆，唱本就掛在上邊。我母親那時就喜歡買唱本看，唱本上說得都是老百姓的事，很吸引人。我覺得現在弱勢群體越來越多，詳細分起來有很多原因，尤其受了22年磨難的右派，直到他們一生快要結束了，還不讓他們哭出聲來，訴一訴他們心中的冤屈。我覺得辦這樣一種刊物，讓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樣對國家的安定團結會更好。我當時提議的弱勢群體並不是重點放在右派，而是那些犯了錯誤的青少年，因為我在社會科學院任社會研究副研究員時主要針對的是青少年，我曾給學前教育系、美術系、製圖系、俄語系就講過《心理科》。我的提議馬上得到了鐵流的響應、得到了我老伴謝韜的支持。《往事微痕》主要是鐵流的功勞，他又出錢又出力，還有趙明達、博繩武、燕遯符、紀增善，他們自己出錢出力，將這段歷史搶救了這麼一點。我沒有想到《往事微痕》辦起來後影響這麼大、反響這麼好、對反右運動涉及這麼深這麼廣、對因為57年的災難吃了這麼多苦的人寫得這麼坦率真實，這對今後全面、深刻研究57年反右，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它對發展我國憲政民主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我想，讓人有一個說話的平台，一方面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要，提高我們大家的認識和水平，另一方面消除左害，有什麼不好呢？看了《往事微痕》的文章，我覺得這麼多國家的棟梁、這麼多諍友被打成右派真不應該。當年的那些民主黨派和好多知識分子我都是熟悉的，把那些諍友精英打成壞人，國家怎麼能夠搞好呢？

我老伴謝韜病前說，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和國家的幹部，我們一定要讓人民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我們要促進立憲，促進民主、自由、法制，要倡導普世價值。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定勢了，一輩子就這麼憂國憂民，否則我們長壽有什麼意義？我們要為國家和人民做點事，我們要把我們的精力和多餘的財富拿出來支持改革開放。我老伴告訴我，2009年有幾件大事需要我們紀念。“五四”九十周年、“六四”二十周年、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國慶六十周年。今年我已經組織了悼念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我做了老伴想做的一些事情，這是我的欣慰！

70歲的博繩武說：

《往事微痕》起步時，鐵流就找過我們，為的是搭建一個讓右派老人們說話的平台，多少年的冤屈無處哭訴，多少年的迫害無處索賠，快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再不說就沒有機會了。我也考慮過做這事有一定的風險，但我們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是合情合理的，這我也就不怕了。再說我17歲被打成右派後進過勞改隊，整整過了22年暗無天日的勞動改造生活，我什麼苦沒有吃過？什麼恐嚇沒有受過？所以我反倒什麼也不在乎了，大不了就一個死嘛，我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有什麼了不起！

我接到的信最多，接到的電話也最忙，和我一樣受過無數苦難和迫害的人們，多少年來的壓抑讓他們在電話里泣不成聲，感情都很真摯。我聽到他們的聲音覺得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所以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有價值的，我這麼一個九死一生過來的人對做這些事情反倒平和了。由於眾所知道的原因，《往事微痕》在前進道路上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我們有決心、有信心地堅持做下去!因為我們所的這些事，既合乎國家民族的利益，更合乎國家有關政策法規，都是在憲法的框架內。由於毛派極左勢力正在死灰復燃，拼命反對改革開放和人權民主，所以我們更有責任留下“l957”那段刻骨銘心的災難史。

72歲燕遯符大姐說：

認識鐵流是在2007年初，一起紀念反右50周年，參與受害者集體維權行動。通過一年多的接觸，沒發現他做過什麼利用集體維權向哪個方面撈取個人好處的事，而且一直在付出，這樣便對他有了一定的信任。所以2008年夏他說要辦一個以右派為主體的同仁小刊物《往事微痕》，我立刻表示贊同和支持。後來又提過建議：不要總是個人出錢，難友們大家都可以捐贈，錢多多出，錢少少出，有困難或不願出就不出。諸右派既是讀者，也是作者，還是捐贈人，這份山寨刊物則是受害草根百姓一起記錄歷史、互訴衷腸的公共平台。

我向來有點兒圖清閒，沒做多少實事。北大同學兼難友中，博繩武和紀增善兩個人最辛苦了。近來博繩武給我派活兒，他是小老弟我沒法兒推辭，就幫着閱讀和處理部分難友來信。結果是，很受教育、很受啟發、很受感動，對於《往事微痕》的現實份量和歷史份量，也有了更進一步、更深一層的理解。

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從數千年帝王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變過程。其後歷經內憂外患。1949年毛式“新中國”成立，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結果卻是個假冒偽劣產品。1957年春夏之交知識界的鳴放意見無非是要求去偽歸真。1979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則是“帶傷騰飛”，只經改不政改……。許多難友正是站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下，來理解毛澤東反右運動的實質，來探究毛的繼任者們為什麼不肯給右派經濟賠償，甚至也不肯賠禮道歉，一分錢不花的“對不起”三個字都硬是咬着牙不肯吐出口來，免得破了“禮不下庶民”的規矩……。難友們發現，原來，自己坐在家裡動動手指頭寫幾個字，說說親歷親見，追討公正公平，就是參與平民對權貴、民主對專制的殊死惡戰，就是從根本上促進穩定和諧，就是為子孫萬世開太平。難怪“有關部門”要封堵追繳，他們必定與“毛派”結成了一夥兒，與死抱着特權利益不肯撒手的權貴結成了一夥兒。當然，他們也有一點兒自知之明，不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公開亮明身份，只敢暗地裡偷偷摸摸幹事兒，內心其實十分虛弱。畢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往事微痕》由數不勝數的事件親歷、親見、親聞者共同書寫。這種刊物實屬罕見，在古今中外史學界大約也是個創舉，可以去申報吉尼斯世界記錄。它肯定破了“萬世師表”孔聖人那“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春秋筆法”，讓官修史書宭態百出。此刊在觀點上可以各抒己見，不求一律，大家都“從我做起”，實行民主；在事實描述方面則可以互相質疑、互相補充，能夠彌補個人大塊文章或自傳的見聞局限，也能夠糾正少數人利用寫自傳夾帶私貨編造故事，自我膨脹自我吹噓……。

大哉中華！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萬虎口餘生的耄耋老人和古稀老人拍案而起憤不顧身，共同書寫一部歷史，共同喊出一個心聲。多麼慘烈，多麼壯麗。我能夠忝列其中，今生有幸。

75歲的鐵流說：

我是一個童工，三代窮人，為一篇說實話的文章，被毛澤東極左路線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家破人亡，幾乎被殺。毛澤東死後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道路，但由於改革開放推進民主方面進展不大，出現了官員權利得不到制衡、富人財富得不到限制、窮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官黑勾結種種的弊病，於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們就趁機反對改革開放，其卑劣手段就是掩蓋歷史、篡改歷史，欺騙人民，欺騙年青人。為了國家和民族不能再走回頭路，我們這些深受毛澤東之害的倖存者有責任、有義務把歷史真實留存下來。2007年為紀念“反右鬥爭”50周年，我們北京幾位右派老人發起了61人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簽名活動，當局不但封殺，還對參予活動的老人進行打壓和監控，全國媒體噤若寒蟬沒有半個字的披露。為了把這段歷史留存下來，在盧玉大姐的提議和謝韜老人的支持下，得到趙明大、燕遯符、博繩武、紀增善、王玉林、李家騤等人的贊同，決心搭建一個為歷史說真話的平台。這之前北京有杜光老師的小冊子《杜光文存》，南通有丁弘老師的《交流文稿》。他們偏重理論研究，限於個人思維天地，但影響很大。他們的探索傳播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促使我們搭建起一個五七老人群體的東西，這就是《往事微痕》。在去年7月初，盧玉大姐約上我和趙明大到懷柔農村她朋友家一起商量，此事很快定了下來。發刊詞是我寫的，趙明達先生修改的，刊名是謝老題寫的。我是個說干就干的人，七天后第一期四萬多字的《往事微痕》就印了出來了。

謝老看後很興奮、激動，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有了結果。接着二、三期也印出來了，先是送給北京的右友，主要是當年北大荒的右友。由於文章真實，沒有謊話，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很快從一百份增到兩百份、三百份、四百份、五百份、一千份，而且各地都在複印翻印，電子版更是在網上你傳我傳。

我是一個老記者，記者的良心是忠於客觀事實，文章必須做到講真話、說真事、吐真情、辨真理，否則就不是記者是妓女。妓女為了生存還可理解，但記者的使命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生存，還需要肩負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與責任。反右運動是中國一部最荒唐的歷史，是人類自有文字以來最大一次言論獄和文字獄，是毛澤東的罪惡史，也是中共極左路線的恥辱史！就因為一句話、一個字，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全國上百萬無罪公民打入另冊，有的還送進監獄。中國第一個女將軍李真的姐姐，在一個農村學校教書，是個不問政治的糊塗蟲，每次開會都睡覺，有次會上批判張羅聯盟，別人說李老師你對剛才的發言有何意見，她此時正睡得糊裡糊塗，就說我同意，我同意，這樣成了右派分子。還有個不識字的工人，單位下達右派指標沒法完成，領導就說，你想不想當個幹部？只有右派才有這個待遇；他說，我想。於是他就成了右派；領導又問他，你想不想拿雙份工資？家裡一份，農場裡還有一份。他說，我想。於是將其發送到了勞改農場。這不是誰在編造，是毛澤東寫下的歷史。這個歷史不留存下來行嗎？

我一生做夢都想辦一張“不黨、不盲、不賣”的報紙和刊物，為百姓說話，推動中國民主憲政建設。早在1988年我主辦《中國市埸信息》的時候，就出資數萬元全力資助全國百名記者合寫的《新聞的幕後》的出版。此書約40多萬字，由新華社社長郭超人寫序，作者有薛飛、麥天樞、楊繼繩、陳祖芬、李樹喜等新聞界大腕人物。但“64”後中國政治左轉，很快被有關部門列為禁書，上了黑明單。

在辦公司時，我一直利用業餘時間寫回憶錄。1988年劉賓雁搞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年被人舉報沒有搞成，而流亡海外。在國內在美國我們都見過面，他一再提醒我一定要爭取言論自由，辦刊或辦報，才能推動中國的改革。在我徹底解決了吃飯穿衣並有了一定儲蓄後，於2004年開始退出商場，2005年“金盆洗手”，關閉了所有公司，回歸書齋埋頭寫作，活躍於國內外網絡上， 2007年才有了“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紀念之事。從2006年到2007年，我前前後後寫了近百篇反右鬥爭紀實作品，用血淋淋的事實揭露控訴毛澤東反進步反民主反人性的罪惡。

我認為反右運動是中國的一個分水嶺，不僅是中國前途的分水嶺，也是共產黨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還是走極權專制道路的分水嶺。根據官方材料，全國抓了55萬右派分子，實際上百萬。它使毛澤東從一個開明君主變成了一個封建法西斯獨裁暴君，使共產黨從一個追求民主進步的黨變成了一個被極左路線長期把持的政黨。反右打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造就千千萬萬脅肩媚笑無恥之徒，無論老百姓還是達官顯貴，以及道貌岸然的專家學者和號稱一時的文學巨匠，全成了說假話的附庸。自此是非顛倒，善惡易位，美醜換防，所以才災難頻頻，運動不斷。我是一個中國人，深受其害的當事者，記錄反右運動這段歷史是我責無旁貸們的責任！但共產黨內一些毛派分子卻竭力掩蓋、封殺、拒絕這段歷史。故對五七年的右派始終在進行打壓，而這些老人又一天天減少，我不做這個事誰做？若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畏葸不前甚而退卻自保，不但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更對不起那些被強權殺害和整死的人，也對不起自已啊！七八十歲的人了還怕什麼？

當地維穩辦找我談過話，我告訴他們，我一切言行在法制框架內，是一個公民應該做的事。要我不辦《往事微痕》，一是逮捕我，二是死去。雖然每月開支入不敷出，但我們幾位老人樂於奉獻。過去郵寄一本八角錢，現在郵寄一本八元錢，因郵路被有關部門封堵，現在既有經濟壓力又有政治壓力，但我們會堅持做下去。每當我們看到或聽到許多老人們手捧《往事微痕》，竟然痛哭流涕，深深為之動容。我們被整了幾十年，被害了幾十年，難道用自已舌頭舔拭自己身上的血漬還犯法麼？蒼天、皇天、老天，請你睜開眼為我們說幾句公道話吧！

我們決心把這件事堅持到底，哪怕粉身碎骨。

我們的《往事微痕》目的十六個字：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推動改革，促進民主。我們自始至終堅持“三真三親”的原則：三真，真實、真情、真事；三親，親歷、親見、親聞。我們宗旨是“不盲、不黨、不賣、不迷”。我們辦《往事微痕》就是要搭起一個五七平台，將知識分子的苦難真實地留下來，哪怕是一些非常微小的聲音。現在左派為什麼那麼猖狂？叫囂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腐敗政府”，要為“四人幫”翻案，關鍵是對毛澤東的罪惡清算不夠，揭露不夠，批判不夠，所以現在大多數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毛澤東時代的專制有多麼令人髮指、過去的貧窮多麼可痛可悲。中國不批毛，中國就不會政通人和、就永無民主自由！一個人只有保護了別人才能保護自己。史鑑知興亡，銅鑒正衣冠，人鑒知得失。所以說，我們不僅要把《往事微痕》堅持辦到底，而且在此基礎上還準備籌建“反右運動紀念館”，讓子孫永遠記住這件荒唐而悽慘的事件！

友誼回聲：

江蘇省南京市丁芒：承你們惠寄《往事微痕》22-27期，深謝。看了這些血淚文章，我才知道：比起他們，我所受的迫害何足哉，起碼我還保存了生命，而且在建國的後三十年，即使左祟餘波繼續施虐，仍能自我奮起，在文學事業上急起直追，以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可謂僥倖。去年有位畫家給我塑了個側面浮雕像，我自題目：“回憶丟腦後，單眼直朝前，害得畫家只能塑我臉半邊。”雖屬自嘲，亦可見我對“往事”的心態：“翁已破矣，顧之何益”？

說到“丟腦後”，其實是理智逼着感情這麼做的。直到現在我還經常做惡夢，神經串連起過去受冤挨斗的種種場景，編織成各種故事，到慘烈處，憤激處常常狂喊慘叫，把一家人都吵醒。平時腦子一空，回憶就奔集而來，理性思維就活躍起來，老是追問：“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1946年3月初，通過地下黨，從國統區江蘇南通城進入解放區的。先是以第一名考取新四軍華中建設大學。自衛戰爭打響後，當年九月被調往部隊，在蘇北打游擊，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48年入黨，在參加了濟南、淮海、渡口、上海渚戰役後，調到華東軍區海軍政治部，52年調北京，55年初又由海政調到解放軍總政治部，擔任革命回憶錄巨著《星火燎原》編輯。正是在這個工作崗位上，我被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打翻在地，前後兩次被開除黨籍、降級、直致復員勞動，老婆也兩次與我離婚。（1961年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檢討，我被甄別平反，文革中再次受害。）正如當時有位部長說的，政治運動“就像烙餅，反面烤焦了，翻過來再烤！”

八十年代初，有位台灣作家來訪，閒說中他曾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近百年史，有三大罪魁禍首：慈禧太后、蔣介石、毛澤東！”我覺得說得到位。建國60周年，前三十年之失敗，與後三十年之帶傷崛起，恰成強烈對比。之所以如此，毛澤東之專制獨裁，胡作非為，推行左傾路線是根本的主導的因素，流毒一直影響着後三十年社會的進步。包括前三十年受害者，繼續受左祟餘波的迫害、歧視，得不到徹底公正的待遇。

但從我的經歷來說，我們民族的封建流毒、民族性中的劣根性，在左傾路線的肆虐中實際起了極大的作用。《星火燎原》的編輯，是由總政主任直接任命的，黨的生活放在總的宣傳部。黃濤（上校）任主校，其餘主要人員多是少校、大尉。經歷了肅反、反右、反右傾、文革一系列政治運動，編輯部大部分成員都或輕或重地受到打擊迫害，有的開除黨籍軍籍、貶斥流校，輕的也批判處分，成為宣傳部唯一的“黑窩”，我和王願堅則是黑窩中的兩大重點。林彪在他拉出“砸爛總政閻王殿”前曾說過：“總政的幹部都是從多級政治機關層層選拔上來的尖子”，那麼《星火燎原》編輯當然是從宣傳部、文化部選拔出來的“尖子中的尖子”，為什麼唯獨《星火燎原》編輯部出了那麼多反黨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拿我來說，在反右到反右傾兩次運動中，有一年多間隙期間，我接連為劉伯承、羅榮桓、鄧子恢、譚震林、張雲逸、劉亞樓、蘇振華、李天佑、方強、王宏坤……等將帥代寫年革命回憶錄共約四十餘萬字，其中羅帥的《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劉帥的《回顧長征》，都是傳頌一時的名文，羅文還曾作為軍委擴大會的文件分發，軍事博物館還收藏了該文原稿。替李天佑副總參謀長代筆的《廣西剿匪記》，長達八萬多字。總政因此頒給我“先進工作者”的稱號和獎狀。沒過多久，反右傾開始，我又一下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批判我，根本不容許我辯解一句，完全剝奪了我的話語權乃至人權。不要說是1948年入黨，受過戰爭考驗，立過兩次功、又是總政先進工作者，我連做一個人的資格都被剝奪了，只能作一個啞口無言任人宰割的牛馬，一個道地的“馴服的工具”！後來我常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豈僅是一句“左傾路線”所概括得了的？

妒賢嫉能，這是我國民族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強調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內多次發生的左傾路線統治災難，都表現為工農殺戮知識分子。雖然有個“知識分子政策”，稱之為小資產階級，依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便可以“團結”為“同志”。但終究不是“革命的動力”階級，只是個利用的對象，左傾路線一來，你再忠心耿耿，為黨為革命作了貢獻，你還是個階級敵人，就該打倒。這是政治因素。再說知識分子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貢獻大，本來就遭忌，運動一來，便說你“翹尾巴“，這還是輕的，戴你個反黨，反革命帽子，拉出去就斃了！這是心理因素。這是歷史，毛澤東自己也罵身受其害，但他一朝當權，立場就變了，他深知要鞏固、延續自己的獨裁統治，必須掃清“射界”，而黨內鬥爭的經驗和民族性中的弱點，更使他有恃無恐。毛利用了這些人，包括那些為僥倖逃脫政治災難、或甘心出賣良心的既得利益的知識分子幹部，他們既妒賢忌能，更想憑此進一步邀功請賞，這些人也利用了毛澤東。於是左道盛行，終於形成了空前絕後（但願被絕後）的中華民族大浩劫。《星火燎原》編輯部只是一個縮影，黃濤就是一個心上長毛，“左傾”“獵手”的鷹犬。去年他去世，《解放軍報》以頭版頭條刊載歌頌他為《星火燎原》這套書嘔心瀝血的長文，居然一定未提作出主要貢獻的編輯們，更不要說由於他的一手策動，製造了多少冤魂！可嘆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了，《解放軍報》還把這樣一個劊子手捧為聖明！可見毛澤東的“黃魂不散”，左祟的根子不除，被顛倒了的善惡是非，終是顛倒不過來的。那些被摘了帽子、平了反的冤魂、冤情，始終是無法大白於天下的，因此，他們及他們的後代，精神上也無法得到真正的徹底的平反。

總之，關於左傾路線的生成與危害，我想得很多，此信是我第一次先寫一點公之於眾。我想毛澤東的功過有目共睹，有據可查，黨中央總有一天會作出這一“歷史問題的決議”。我盼望的是不要等我們這些受盡折磨、被毀了一生的人都死光了，才去作這個遲到的決議，何況對那些劊子手，既得利益者還在，左祟陰魂未散，還在左右着、毒害着我們的祖國和人民，像黃濤這樣的劊子手，現在居然還在全國性的大報上大肆宣揚，耀武揚威，豈不可怕？

此信就寫到這裡，附寄200元，聊為你們編印《往事微痕》，添點燈油之費。再要寄的《往事微痕》22-27期，還在周圍的友人中傳閱，個個讀後感慨萬分。大家希望能得到此前1-21期的精彩篇章，供廣大群眾乃至後代閱讀，永志這一歷史教訓，不再重蹈覆轍，功莫大焉。

深圳許煥：57老人親身經歷，為了搶救歷史，留下真實，這些九死一生的老人，向後代交代歷史的血腥與殺人的手段是空前絕後的。所株連的人數也要入吉尼斯的。57老人們支持你們！敬佩你們！你們九死一生，活下來還剩一生，它將變成百生、千生、萬生！用你們的血淚史，換來人類光明未來，決不讓歷史重演！民主的浪潮不可阻擋！《往事微痕》，你是我生命的重要一部分

北京一離休老人：打開信箱，喜獲1-29《往事微痕》，立即轉發上海難友和重慶故知，我將全部下載打印成冊供子孫、親友閱讀，讓57慘案大白天下。

   《往事微痕》全體編委老先生，你們編輯不是“微痕”，而是“巨痕”、是“碩痕”，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碩痕。讓自由民主之花在碩痕上開放吧！祝諸君身體健康！

雲南玉溪張世雄：

（1）8月10日收到26、27期《微痕》，11日即送到荊、李兩難友手中。我雖78歲多，22年重體力勞動折磨得很結實。騎單車是老手，求穩不求快。年輕時冒着生命危險，以啟蒙、組織鼓動工作為己任，現在也不改初衷，願為民主自由奉獻。

（2）27期208頁倒數第4行，一難友在文中說：“再說反右。反右初期，確有一些人向党進攻，叫囂要取而代之、輪流執政等，當時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我什麼也沒有反,,,,,,”。這位難友見識差了。今後再碰到這種說法，建議編輯部加點按語：“這些誣衊不實之詞，都是毛大獨夫的各級打手編造加害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為的是封全國人的口。就是官方不予改正的幾十人，都沒錯。是斷章取義、任意發揮加害他們的。都應徹底平反、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3）27期拙文印錯13處……。有兩處較重要：209頁24行第4字，參加“民青”，不是“民主”；倒數第2行第20字“黨群大口”，不是“祥大口”。

（4）寄上我留給後世的苦難史。隨編輯部砍削、刪節沒意見。不能刊出留作資料也行。若能基本上全文刊出，請寄我十本，我定寄寄費、印刷費以示贊助。 

雲南玉溪城內氣象路12號（653100）0877。6109009

湖南省衡東縣單守約： 《往事微痕》儼從天降，喜出望外。日夜捧讀，扣我心弦，勵我意志，開我茅塞。興賦一首：

往事豈微痕， 深深刻在心。卅年行紂政， 萬世咒秦君！

丙歲鳴冤恨，丙年大難興。何時得抹去？ 海晏又河清。

可是正當我專心閱讀之際，央視一台在黃金時段播出電視劇《蒼天》，開場白特意播放的還是那陝北民歌，什麼“他是人民大救星”。殭屍的陳詞濫調。氣憤之餘，把它關了。這就是當今一貫倡導的輿論導向，迷信陰魂不散，還在深深傷害人們的心靈。可悲可嘆！編輯們辛苦了。隨函寄出200元以資贊助。我現在只得到27期，其餘盼儘量寄來。附詩十首，希能刊登（選登二首——編者）。

讀《沁園春 雪》有感（二首）

（1）

沁園春雪震文壇， 巴蜀山城細浪翻。

    字裡行間流露出， “風流人物”帝王班。

（2）

江山搏弈定輸贏，自命非凡嗜血腥。

億萬生靈饕餮食，千秋功過讓人評。

                 湖南省橫東縣大浦鎮中學（421421）0734。537591

四川冕寧縣趙堯生；我與鐵流是在“219隊”同吃同住同勞動多年的難友。聽上海一同學說起《往事微痕》，就去要了一份。這刊物的確是弘揚真善美，給中國人補了一堂歷史課。不要看如今許多大塊文章，多是隱丑揚美、自我標榜，為的是名、利、權、錢。《往事微痕》免費贈閱、友誼交流，為右派們搭建對話平台。五七老人已成活化石，再過十年，人數會更少，是該有個說話的地方了。

我感謝共產黨將我兩次投入勞教，又兩次投入勞改，折騰了22年，將我百鍊成鋼，身體煉得結結實實的。如今是“冷眼觀螃蟹，看它橫行到幾時。”當年獄頭的算計落空了。他曾對我說：“我掃個倉角角都可以養你一輩子，就是要每天給你吃一點飯，把你關死，免得放你出去又生出一些小反革命來。”如今我真的給他養了一個小反革命，而且還受着高等教育。我沒有鐵流先生創業的那種幹勁，因而流落老邊窮地區苟延殘喘。《往事微痕》給我打開一扇生命之窗，我一定利用它去鼓舞更多的人，以擦亮世人的眼睛。

 四川省冕寧縣城內北街勝利巷44號（615600）   

湖北省仙桃王平：（8月10日）：我收到《微痕》各期後，便快速傳閱，並將重要文章放大複印，分發各地難友。他們多驚喜之至，感慨萬千。也有極個別難友無動於衷，十足的奴性成性，糊塗至極，甚至還一直遷就、原諒和崇拜毛共，真不可思議。

五月中宣部出版了“六個為什麼”，看後疑惑萬千。該書批判了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西方多黨制、三權分立，宣稱中共絕不搞這一套……。盼錢理群教授等有高深理論水平的人寫文章加以評論。順寄100元，以資微助。

(8月15日深夜)：27期194頁下部，順口溜《駁淺見》文句全部打印顛倒，致音韻錯位，文意不通，請更正。另：195頁倒數第13行最末一句：“免去的可能比收去的雜稅還要多。”應更正為：“收去的雜稅比免掉的還要多。”倒數第14行中的“……湯變村……”應為“……湯彎村……”。

（8月22日）：《對毛共的批判與希望》：

暴君流氓與貪官，喬裝打扮紅太陽，一貫自封偉光正，更囈皇位萬歲長。表演充分數十載，實踐檢驗露真相，既暴且流又貪贓，古今中外一魔王。暴力革命成霸業，江山剛得又折騰，階級鬥爭年年斗，斗得國貧民遭殃。言論文字皆成獄，冤假錯案遍大地，殺關管判又株連，搞死搞傷億萬人。迫於四海抗議聲，還有黨內精英憤，毛共內疚自譴責，開始平反冤錯案。可嘆平反極不公，只平黨內不平民，殺不抵命債不賠，痞子流氓一身兼。毛死胡（指黨內精英胡耀邦）亡無人管，不公冤案拖到今，新官不理舊官事，哪怕後人罵當今。中共好事有一樁，經濟改革差可贊，人民生活得改善，尚可贖罪一二三。雖說經改成績大，犧牲環境為代價，更失千萬廉價血，換得外匯與廣廈。只搞經改不政改，致使社會百弊生，深怕失去既得利，得過且過混光陰。全球大都行民主，中共緊抱專制經，明知不可硬要為，一黨私利迷了心。立黨為公宗旨忘，蛻化變質到如今，大好時機將丟盡，亡黨亡國悔無窮。趕快奮起搞政改，亂子回頭也成金，黨內精英勇挑擔，民主政治必實行。中共青春重煥發，舉國歡騰慶新生，參與全民共建國，平起平坐享太平。

洛陽市楊道生：我是陝西日報社極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1958年4月5日到陝西省旬邑縣馬蘭勞改農場勞教。31個右派分子，我是倖存者之一。《往事微痕》是我的良師益友，說出了我的肺腑之言。許多文章勾起往事，思想共鳴，難以盡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流離失所之情。盼《往事微痕》天天年年越辦越興旺。

洛陽市洛浦西路10號4-101號(471000)      

雲南省彌渡縣邵世遠：我當右派獲得十大好處：1、早早離開共產黨（58年被開除），不再接受洗腦，思想不再受毒害。有機會公開表示了一個憂國憂民者的高貴品質，證明不甘心當奴隸的人性。2、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只能當死老虎被紅衛兵斗），是個隔岸觀火者，親自觀看毛澤東玩蟋蟀斗架，得以“旁觀者清”。3、文化大革命全國人都成了瘋子，我沒有資格跟着瘋，至今沒有後遺症。4、因為被專政二十一年，古今中外的刑罰都承蒙共產黨恩賜過了，因此對無產階級專政有了更深的認識。5、沒有資格再助紂為虐，少對人民犯些罪。6、為了對探個究竟，強迫自己拼命讀書，上下而求索，造就了我今天的知識水平。7、知道怎樣教育子女，結果四個子女個個成材，但一個也沒有入黨，憑知識技術吃飯。8、為了要等到徹底平反，補發工資那一天，要看看中國時局的變化，人類社會的進步，不能混日子等死。9，認真對待生活，樂觀向上，堅持鍛煉，結果越活越年輕，今年八十歲，發不白，臉不皺，騎自行車十公里之內，來去自如，遊山玩水尋詩料，找生活素材，寫雜文，筆耕不輟，詩思敏捷，詩朋文友遍天下。10、因當右派結識了許多難友，尤其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先知先覺的民族精英，喚我覺醒，促我人性解放，促我新生，這是我健康長壽的靈丹妙藥。

雲南省彌渡縣闊園小區19號（675600）   

浙江省龍泉市葉尚賢：你們都是70歲以上的老人，在義務勞動，很好。我曾劃“右派”20多年，今年79歲，在企業退休，工資很低。“右派”工資應補發才合理。宋慶齡在世曾說，由她基金會發。中共中央不同意，一直未發。我看，既屬冤案，目前經濟情況好轉，給予補發，是可能的。請《往事微痕》的老先生們研究一下，可否發篇文章議論議論。至於《往事微痕》，如能寄一份給我，很歡迎。但眼下老伴無工資，我一人只1500多元，二人生活已捉襟見肘，要想額外支出，感到困難。請回信。

合肥市八四老翁許有為：親愛的同志們：首先向你們致謝致敬。你們做了一件多麼有意義的工作呀！《往事微痕》讓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女）“拒絕遺忘，正視歷史”，目的是“推動改革，促進民主”。我們這些人“兩頭真”，將堅持這個理念。你們，我們，我們大家，都是一批真正的愛國者。我們為此而自豪。我已向黃靜女士寄去100元，以示支持。希望得到“右派子女專輯”六冊，因為我有五個子女，我將給他們每戶一冊，讓他們和我的孫輩認真閱讀。

湖南省沅江市胡浩然：生不逢時，偏偏我們碰着什麼“反右”，以前沒有，以後絕無。我九死一生，似乎是吉人天相，方留一命。《往事微痕》我是從沅江市熙和鄉保安村十組冷陽春先生處借看過《北大反右史》，另外又從湖北省沙市教育學院右派同學石竺風處借到一本。閱後如歷其境，潸然淚下，心痛如絞。希望將這類資料從頭到尾全寄給我（即便缺點兒也行）。

西安冶金大學一讀者：只有對歷史有罪惡感的人，才怕還原歷史的真實。凡極權者，都希望民眾健忘痛苦，愚昧無知，以便使由之。

雲南雲縣劉京文：收到《往事微痕》27期，一口氣讀完，感慨萬千。頭一次接觸到同是難友的泣血之作，只覺相見恨晚。可惜未曾得見前26期風采，盼能補寄。

本人1957年高中畢業於昆明，經省文教廳動員“到邊疆當小學教師”，9月離昆明，10月走上雲縣農村講壇，當了3個月小學教師，總共拿了75元（每月25元）。58年一月參加“全縣教師整風補課”，被毛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謊言欺騙，批評省文教廳騙人（本來說不去邊疆昆明不分工作，我們走後卻給沒走的人在昆明分了工作）。一句真話就獲“惡毒攻擊共產黨領導”罪名，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桂冠，時年未滿19歲。於是投入非人“勞動教養所”折磨近四年，其中甘苦用文字實在難以形容：一個自幼生於城市從未出門接觸社會、對一切充滿希望憧憬的18歲青年，一下從天堂掉入了地獄，反差之大令人無法承受，於是想到了死，離開這本不該發生的一切。激烈思想鬥爭之後感到：“自己並沒有錯，為何要結束生命？共產黨並沒有殺我父母或分我家田地，我‘反黨反社會主義’何來之有？死了划不來。”這簡單的信念讓我堅持下來，活到了70歲的今天。

《往事微痕》的每篇文章每個文字都深深引起我的共鳴。尤其是“四個偉大”的毛澤東，我早就將他定性為“偉大的野心家、陰謀家、淫棍、惡魔”。他當年走出韶山沖，實在是為了想當皇帝而野心勃勃，要不為何自比秦始皇？他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在哪裡？“共和”在哪裡？實在是“中華帝國”。要不他為何一手遮天、為所欲為？“解放”了60年的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60年共產黨幹什麼去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出了這個毛澤東上。共產黨早就淪為特權階層。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就富了這批特權階層。這裡面出了多少貪官污吏？！以前共產黨員是種榮譽，現在成了恥辱……。初次接觸，所言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雲南雲縣土鍋街41號（675800）      

廣東省湛江市李子珊：自今年5月蒙贈《往事微痕》，深深感激。

本人從58年起在地下300米深的煤礦勞動，4年多後因塵肺申請調去養豬，60年摘帽，但勞動更重。那種經歷不必說了。與其他同時代的難友差不多。據悉全國55萬右派中廣東占9萬多，可見當時廣東主政者陶鑄的積極性。不過死者大半，外逃者亦不少，即使在79年改正後，大部也移民國外，所以剩餘者寥寥。

所幸歷史並未被淹沒，我深感慶幸。大家都不幸遇上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災難。何祚庥院士說：誰叫你生在中國？！

掩蓋或故意忘記歷史即是對現實社會的背叛。每個人的經歷都是訴說不盡的。不過年歲不饒人，要寫出來殊非易事。毛賊害的並不只一代，於我而言已明顯禍及三代了。

行動得便將去銀行或郵局寄200元。廣東似乎很響，但工資分四區，湛江居第四區，本人43年工齡工程師月僅1000多而已。

向義務勞作、恢復歷史原貌的老先生們致崇高敬禮！

       廣東省湛江市庥章區郵報亭（524094）     

雲南石屏縣阮鴻元：十多歲的時候我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為他的假民主、假自由、假憲政賣命，受騙去與美國人打仗，在朝鮮戰場上拼死負傷致殘。回國後未及工作兩年，就落入他“陽謀”的樊籠，21年受盡人間少有的屈辱，捆綁吊打，足鐐手銬，子散妻離，家破人亡。父親以右派家屬被投入“學好隊”飢勞而死。死而不給我奔喪。我為這暴君賣命得到如此下場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連我劃右時才一歲多的下一代也被冠以小右派頭銜，天生就是罪人。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勞動多，得分少，而且成眾矢之的，經常批鬥，弄得她幾次投水又被救。毛的暴政左毒之殘酷勝過鼠疫之毒：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無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澹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二人橫堵路。夜死人，不敢哭，役鬼吐氣燈搖綠，須臾風定燈忽無，人鬼屍棺暗同屋。嗚啼不斷，犬啼時聞，人含鬼色，鬼奪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黃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田禾無人收，官租向誰考……。左毒人為餓死幾千萬，更勝於此。死了人，幹部問為啥死的，你說餓死的，就加罪說你攻擊糧食政策，有的全村死絕，狗也死了，筆者親見右派被迫挑瓦，沿途倒地死五、六人，我所在勞教所死了人就拋屍荒野，狼餐後屍骨狼籍。21年服刑中我什麼罪都受過，饑荒時吃蝌蚪，小老鼠，“野豬果”…….故能活到今天，行將就木。回想少年時渴望自由民主之志，不勝欷歔。當今上頭提出“以人為本”，似乎有點兒民主氣味，但不見動靜，只見遍地貪腐。《往事微痕》的老人們置生死於度外，為難友吐苦水，還歷史真面目，衷心感激。

雲南紅河自治州石屏縣回民巷13號院（662200）

電話：0873-4858947；15925363110 

廣西臨桂縣歐陽復小傳（五七檔案）：湖南衡南縣人，1931年正月17日生。49年秋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軍需學校，50年9月提前兩年畢業，分配到中央軍委總後勤部南寧辦事處工作。52年12月轉業到廣西省建築工程局計劃統計科，任辦事員、科員、主辦科員、負責人等職。57年因推心置腹、暢所欲言而被定為右派。58年被開除干籍、團籍和工職，關古瓦農場勞動教養。64年返老家衡南務農。79年改正後調廣西桂林滑石礦任統計員，後升任生產技術科長、質檢科長。91年退休。退休後寫了2、30萬字的自傳，給子孫後代作個交代，告訴他們我是個什麼人，為什麼被打成右派。

重慶徐瑗給杜光的信：

杜光老師：感謝您對“五七”二代作了肯定的評論，說出了我們二代的心靈呼聲！我們這一代五十年來，從未有過對我們不公的道歉！我們幼小心靈被踐踏，自生自滅無人問津。這就是幾十年的歷史現實！也因此我們能不屈不撓的頑強的站立起來，維護了人格尊嚴立足於社會。引以自豪也告慰了父親含冤受屈的在天之靈！“五七”二代是值得驕傲的。

廣東省廣州市周自渥：我的反思

冰眉“病梅”紀實一文，對專制惡行的控訴，對人性回歸的呼喚，在我心靈中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引起了我的反思。回憶青少年時代，我也是熱血沸騰。解放前夕就讀於師範，出於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不滿，在地下黨外圍組織的領導下，投身學生運動，參加了爭取長沙和平解放鬥爭的護校活動，迎來了解放，獲得公費繼續讀書的機會。51年秋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成為毛澤東母校的一員，引以為榮。51年入團，53年入黨，步入中小學教育園地，一晃又是幾十年。91年退休後，從事關心下一代工作又整整10年，先後被評為廣東省和鐵道部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算來把半個世紀的時光，獻給了教育事業。同事們戲說我是：“在職時，庸庸碌碌；退休後，大器晚成。”回顧幾十年的人生歷程，我是在毛澤東思想薰陶下成長的，屬於“馴服的工具”“不生鏽的螺絲釘”一類型的人物。雖然我那獨立思考、決不盲從的性格並未泯滅，但也不過是局限在業務圈子裡，政治雷區則不敢跨越半步。我有幸在這“清水衙門”混日子，曾有幾次欲調我去搞政工、人事方面的工作，都未成其事。回過頭來看，算是很幸運的了！設想，如果真的踏進了那個門坎，不知是成了“打手”而晉升，還是被打入另冊而遭難，那就很難預料了。就我的性格推測，前者可能性小，而後者可能性要大。今天回想起來，能逃過那荒謬的年代而未戴上什麼帽子，應該是一個走運的人了。活到臨近耄耋之齡，還有如此身心健康的狀況，還有如此好的記憶力、思維能力，晚輩都感到他們很幸福。常對我說，應該滿足了。對現實哪能還這樣看不慣，那樣不滿意呢？晚輩的孝心，是期望我安享頤年，莫議時政，更不必憂國憂民，那非退休老人之事。他們哪能看到我心靈的另一面呢？

俗話說，“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我見到有些忠心熱愛黨，把一切獻給了黨，卻落得個慘遭“母親”迫害遺棄後，悔悟自己一輩子做錯了一件事，就是不該加入中國共產黨。大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感。可惜世上無“後悔藥”來醫治這心靈的創傷。

我入黨，是對還是錯？是全對、全錯？還是部分對、部分錯？就我而言，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也是一個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和得出正確結論的問題。從53年6月入黨至今，已有56個年頭了。56年的經歷過程，哪些值得進行反思的，這倒是我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入黨前和以後，經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向組織匯報。50年代初期更是極其頻繁。每周至少要向小組長匯報一次。除了匯報自己的思想外，周圍群眾的思想也要秉報。這些，在入黨前，被視為靠攏組織；入黨後則是衡量組織觀念的重要標尺之一。黨就是這樣布下了天羅地網，有眾多的“耳目”控制着人民群眾的思想，由此我是否對群眾造成了傷害，我是不得而知的，今天回想起來，是深感內疚的。由匯報制度，以後又形成“小報告”風氣的盛行，害人整人以至造成冤假錯案，無不與此有關。

在那荒謬的年代，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所謂政治運動，就是要劃出一批“敵人”來。運動中其實只有兩類人：一類整人者，一類被整者。我是過來人，通過反思，我是站在第一類裡面的。拿反右來說，我是抽去脫產搞運動的，做些整理右派定案材料工作。其實在中小學教師中，本來沒有什麼右派，而是動員大家鳴放，從大字報、座談會上的言論，找出右派的，就是毛澤東說的陽謀。其實領導事先進行思想摸底排隊，早就有了目標了。接着的程序就是動員鳴放、批判鬥爭、定案處理，雖然定案是整風領導小組決定的，但我卻逃脫不了“幫凶”的罪過。過去，我對這些罪行，並未認真懺悔過。人固有的罪性，與受傳統奴性的影響所表現出來的愚忠、盲從，使那個時代的我，喪失了良知，傷害了多年的同事，給他們個人和家庭造成了許多痛苦，至今還深感內疚。從這些方面反思，我真的感到“入錯了行”。打工入錯行，還可改行。政治上入錯行，就難了。因為專制主義的政黨，實質帶有濃厚的幫會性質的。你進去了，別想出來。雖然章程上有退出的自由，那不過是表面文章罷了。又有誰能“活”着出來呢？我只有在行動中去悄悄悔過自新了，存善心，再不做整人之事了。從心靈上看，做善事，是不能抵消罪行的。

湖南衡陽冰眉回信：

周老師：讀了您的《反思》，再一次給近來處於低迷狀態的我打了一支強心針。至於我為何會近來有些低迷，我也會在最近寫個東西，發給你們這些關心我的人們。雖然您現在還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您已經具備了許多信徒還不具備的，對基督教義精髓的領悟。你正在洗滌自己的靈魂，在完成“身輕得以上天堂”這一巨大的工程，這是我都不能相及的。多麼希望更多的人能似您這樣，從我們二代的文字裡能得到提升的意義，那樣我也真配得上自己的苦難，包括現在還在為過去的苦難買單的痛楚了！謝謝周叔叔！

一個不願留名的讀者：

冰眉女士：

   恕我如此稱呼,更確切的是<已經康復的病梅>，其病因顯然是外邪侵襲。看過你的控訴書憤憤不平，為什麽同樣是女孩，有的是嬌驕的小公主,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你和萬千孤兒卻飽受折磨?你母親是中了什麽邪---變的一受害者是兩代人,多半說是受四人幫的害,而江青說“我是一條狗,毛主席讓我咬誰我咬誰！”你已經認識到母親害人同時也是受害者。絕大多數人可以這樣評價別人,也可以掩護自己。那麽有沒有己不受害只害別人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他們就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和始作俑者，這些人認為黑五類受折磨活該！憐憫這些人是往自己臉上摸黑。所幸你用理智戰勝了邪惡，創造了一個奇蹟——養育了一個優秀的兒子。與你哥的兒子相比，方法與結果是顯明的對比。若能寫出來發表，將給人們很大啟發，雖比不上孟母三遷，不失為一大貢獻，造福社會。獨生子女的一代，教育成了大問題。你文筆不凡，旁證博引，文字犀利，邏輯性強，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若非環境扼殺，必成大器。生不逢時，無可挽回，向前看吧，可憐的孩子，恕我無禮，我是內定中右，與你父母是一代人，你說兒子是單親，很想知道你的婚姻。

雲南林蕙清難友信件摘錄：

（1）XX難友：今發一封梁□難友為索賠簽名，向不同觀點的其它難友徵求意見，最後他認可了該難友的覌點，拒絕了簽名，並把該難友信函（2）轉發給我作為拒簽名的理由，梁□難友的變化真快，時左時右，記得當初還是他推薦給我[往事]刊，為馬德壽寫他的父親：[我的父親一馬力生]同您聯繫的多火熱，一下到了冰點，謹小慎為至此。同時轉兩件我復他的郵件（3）。

                                               難友蕙清

（2）老梁：謝謝你信任我,打電話與我交流。我當然不滿毛澤東當年發動的反右運動，它傷害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無辜的人。但那畢竟是一場全民的噩夢,我不願它驚擾我現在的心情。 我反感毛當年玷污了的那個黨,但我欣賞並擁護經鄧小平改造過的這個黨,並認為今天國家之強盛,人民之幸福,與這個黨是分不開的。儘管當前它身上還存有腐敗和污穢，然而整個肌體仍是健康的。我信任它，並不想讓它背負歷史上由毛一手遺下的罪惡的十字架。這是我自己的邏輯。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不願自己的晚年在仇恨和怨憤中度過，所以才作了電話中那樣的回答。再次謝謝你的友情。

老王即日   

（3）梁：你們完全誤解此次簽名索賠初衷了，這是毛澤東時代玷污那個政黨遺留下的問題，請求當今政黨給予徹底平反：解決當初的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問題。並非針對當今政黨有什麼不滿之意不適之詞。[往事]此刋也只是達到推動民間繼續批毛，叫後人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一點也不涉及到對當今政黨的什麼不適之處。這刊物還是您推薦我閱讀的，我還得謝謝您！給我的精神空間得到更多的充實。各人有個人不同的邏輯，一切不能強求。

祝好！ 林蕙清

梁：按今天的生活條件，我什麼也不缺，我同時也不是一貪婪的人，我也決不是一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懦夫，有了好日子過一切都忘記了。[往事]刊物就是為了：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推動改革，促進民主。索賠簽名：是屬於毛時代至今的遺留問題，請當今政黨給予解決賠償。而對當今政黨決無冒犯之處呀！因此你們決不要誤解索賠簽名的目的。對鄧的評價，我則有一個不同觀點，在毛時期的整風反右，他也是其中一員，他被毛整後，他才親身體會到被人整的滋味，才改變了觀點同意對右派平反。但他還是給這批冤假錯案留下了尾巴，只承認擴大化而不是一風吹徹底平反：中央有的領導人提出給予賠償，而鄧不同意而畄下了尾巴。

    實際提出平反冤假錯案並非鄧之原衷，而是當初的總書記胡耀邦提出的，搞改革開放的先驅也是當時總書記胡耀邦。而今把一切歸功於鄧小平，我真有些想不通。只是朋友之間的閒聊，無拘朿的闡明我個人的覌點和對某些問題的一點看法，作為交流吧！
            祝好！林蕙清

這是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員劉利華女士給杜光老師的信

杜老：

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反普世價值的，而且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支撐着系統地否定普世價值的。這在《超越馬克思主義》中我作過較為系統的（雖然也是比較羅嗦的）論證。附上我08年參加首爾第22屆世界哲學大會的論文，和我的兩篇“普世價值論”演講稿。演講稿的內容屬於我計劃中的論綱式的《和諧哲學鐵三角》的價值論的部分。我已經向景安先生提出到他那裡主講一次普世價值的話題。

謝韜老師病前，我跟他交談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三大致命理論誤區——世界觀或本體論上的唯物主義之絕對主義、認識論特別是認識方法論上的偏激、簡單與片面、價值論上的勞動階級至上的非普世價值論，我認為不能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應當說社會民主主義原則地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致命誤區。他同意我的觀點。我把你們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並把真馬克思主義說成是普世主義理解為一種思想鬥爭的策略。但是在理論上看，這樣的看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際。

您是一個勇敢衝鋒在最前面的寶刀不老的戰士，文章寫得非常快，也非常有針對性，每個現實中的敏感問題您都不迴避，所以您不但為自己打出來了勢不可擋的氣勢，而且我的理論工作也處於你們（包括謝老）的火力掩護下。我非常佩服您、感謝您。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充分利用這樣的理論研究條件，心無旁顧，低調地踏踏實實地做理論建設工作。

我同時也抄寄幾位師長，歡迎大家指正。我有科研工作量指標，非常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什麼地方先正式發表，能算入工作量，所以希望先不要將我的這些文字上網廣傳。但是，現在我寫的東西很難在體制內刊物上發表，我給唯一有希望的《炎黃春秋》寄過論述普世價值是真道理的文章，他們理也沒理。給台灣輔仁大學寄過論述普世價值的範疇體系的文章，他們說不適合在《哲學與文化》上發表。我知道他們是以學究的標準來衡量，看不出我的見解具有原創性和建設性，卻不難發現我幾乎沒有引用過哪位“權威”的觀點。不過，雖然我有此自信，依然是非常歡迎各位師長對我的批評指正。

祝好！                  利華

河南鄭州一位讀者：

——喜讀《往事微痕》感言：感動中國，感動九州，如雷貫耳，似日月放光，千百個方向，聞訊自白，剎那間，爆出了鏗鏘有力同步回音，鋼的意志，向前流淌， 老英雄們好漢不減當年勇，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化筆為槍，放飛思想風箏，播種精神食糧，在文化荒漠，在民間沃土，鋼的意志，向前流淌，批專制斗腐敗，頌民主揚自由爭人權，為民族前途請命，為民眾福祉呼喊，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鋼的意志，向前流淌，老英雄們是民族脊梁是社會良知，是我們後生道德楷模人生路標，源源賦予我們智慧、勇氣和力量，“做人就做你們一樣的人”，心壁的虔誠回聲，直上九宵，鋼的意志，向前流淌！“有毒蟲妄圖對老英雄們下手”警報響起，衝鋒號伴奏，人們聞訊群集而起，鬥志昂揚，集結，集結，集結，鋼的意志，向前流淌，效仿老英雄們，追隨老英雄們，奮不顧身投入，意氣風發向前向前，為天下蒼生，志堅如鋼！勢不可擋，向前流淌

 ——仰頌老英雄們如鐵意志，與眾朋友共勉

     廣西臨桂縣區滑石大院16棟2-9（541100）   

廣西桂林市徐海峪：

《烽火狼煙說承傳》：浩蕩中華五千年， 烽火狼煙說承傳。堯舜讓賢人心順， 焚書坑儒為哪般？揭竿而起二世崩， 銅牆鐵壁成灰煙。漢晉隋唐興也勃， 宋元明清亡忽焉。只緣獨夫爭黃袍， 朕座不與臣民沾。縱使北伐名一統， 獨裁“民國”也枉然。“統帥”揮手人心向， 摧腐拉朽蔣偏安。建國之時眾青睞， 只待社會主義現。共產共享誰不樂， 口號高潔工商歡。民主法治本正道， 為何期許又變臉？怪在人性有異化， 玩弄權術鰲頭占。拋出鬥爭為綱論， 高懸霸主馴服鞭。“共產專政”一人攬， 不讓誰與共戴天。焚書坑儒怪招出， 雞飛蛋打世情變。血雨腥風遍中華，誰敢吭聲說人權。知識越多越招罪， 武訓“紅樓”受審判。造作胡風“反革命”， 又搞“右派”冤魂案。挑燈夜戰“大躍進”， 拔苗助長稱好漢。千里荒涼也有“得”， 廬山行宮喜開顏。不吃毛豬紅燒肉， 武昌肥魚心更歡。彭黃張周不識相， 廬山碰壁誰難堪？十年文化大革命， 誰高誰低比比看！國家主席劉少奇， 指頭一伸不就完！是耶非耶誰予說？成王敗寇理當然。只因斯人建國功， 誰能與之高低攀？只有一人不合唱， 別出調門自立章。說是立國本為民， 人民利益應保障，人民幸福應增強； 建國立功功益誰，誰的國家民遭殃？ 國不與民謀福利，存之於民何所榮？ 亡之於民何所惜？刨根問底何許人， 並非異類蔣介石！他是“五四”總指揮， 中共黨的締造者，時任五屆總書記，大名獨秀出陳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