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32期  2009年10月5日

（交流文稿，免费赠阅）

目  录

苏中杰：知识分子的天职：囚禁权力和邪恶. 2

孙正荃：老哥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5

罗铁夫：一份《通知》引发的思考. 14

李  凌：一代中国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叶企孙教授在“文革”中死去. 18

编者寄言. 25

吴开斌：“另类人生”. 26

王书瑶：北大物理系右派分子名录. 33

李受山：我所经历的北京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40

陶渭雄：西南师范学院的右派学生为何这样多？. 48

施绍箕：上海交通大学反右亲历记. 52

金  冶：浙江美院反右中的三个冤魂. 63

刘子馨：1957年夏天的《紫外线》. 70

铁  流：清华大学高材生殷畅宙. 76

来稿摘编. 81

卢菊生：往事不堪回首. 81

汪廷奎：我当右派分子值得. 84

杜  光：沉痛悼念精神不朽的右派难友林希翎. 89

董克让：又是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 92

编  者：好书推荐. 102

许  进：《往事微痕》诗稿. 102

友谊回声：陈东华、亢正仁、罗章意、冒廉泉、姜万里、陈星... 104

知识分子的天职：囚禁权力和邪恶

 

苏中杰

文化者和知识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曾在《浅说知识分子》（2001年7月《四川文学》）一文中这样定义：良知和公正的坚守者；历史和社会的批判者；思想和精神的开拓者；真理和智慧的传播者。

此文草于1999年，当时说是“浅说”，并非伪谦，而是感到有些空泛，不太具体，还有待深化。这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随着知识者和文化者越来越丰富的表演，我认为这个定义还应该加上一条：权力和邪恶的囚禁者！

加上这一条，既能说明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又能使前面提出的总任务落到实处。因为什么是良知和公正，以及对社会历史、思想精神和真理智慧的肯定与否定，容易陷入公婆之争，而用能否对权力和邪恶戴镣上铐来鉴别是不是知识分子，则同小葱拌豆腐一样清楚。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明白自己的天职，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先从一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说：“不管一个国家的起源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如何），只有当它把暴力转化为力量的时候才可能获得其生命力。”这就是说，国家的根基是暴力。所以他接着说：“国家从来就与善无关，它只是权力操弄的对象。”“而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

其次从社会管理来看。管理是通过权力进行的，而凡是有权力伸延的地方，都必然有邪恶的足迹。有的地方之所以没有发现，一是因为邪恶可能潜隐在深层，二是因为监督的铁门钢栅挡住了邪恶的脚步。

再从经验和人性上看。当你把实现自己权利的权力交给有关社会管理者的以后，就意味着厄运会随时到来：只要有一丝空隙堵塞不严，管理者都可以在一瞬之间把众人交给他的公权变为私权。这就是说，权力是水，无堤坝之拦必然成为洪灾，不是福而是祸；权力是电，没有输电安全设施，用电器没有绝缘体，必然伤人或起火，没有利而反有害。综上而述，对于权力来说，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因为人一旦拥有权力，就等于与邪恶和平共处，友好往来，所以其人品道德靠不住，思想水平靠不住，功高盖世靠不住，承诺许愿靠不住，正如学者林达引用美国公民的话说：总统是靠不住的！看穿了这一切就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管制权力的结果；而知识分子在管制权力的过程中，对权力的本质认识得最清楚，是囚禁权力的警长。

这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传播真理和智慧，创建思想和精神，批判历史和社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囚禁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良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造福社会。按说，囚禁权力，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警察，之所以称知识分子为囚禁权力的警长，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决定了他们是监督权力的领队人；他们同广大民众一起，组成监禁权力的力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每时每刻都在为权力建造监狱，修补残损狱墙，打造镣铐。作为警长，他们还时刻向社会发布关于权力的活动信息，让民众警惕。他们是社会精英，但不搞精英主义，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层，也成了监囚的对象。只有这样，才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

这正如松树就是松树、梧桐就是梧桐、荷花就是荷花一类的自然种属不同一样，这样区别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于社会种属的不同，其特点和属性是有目共睹的，不是以口说为凭的。记得1998年，央视请来了一位姓李的教授谈高校收费。这个李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又当了官，所以我是官员兼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兼官员——这是不可能兼起来的。如上所述，权力是水，知识分子是堤；权力是电，知识分子是绝缘体。水不可能防自己，电不可能绝缘。官员就是官员，是知识分子和民众防范的对象。即使你可以“自律”，是“清官”，那也不行，因为民主的铁则是相信制度而不相信人，还是要把你当官员看，除非你告别官场，完全改变立场。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没当官，那我就应该是知识分子了吧？那不一定。这要看你的知识和文化是用来为官员掌权服务的，还是用来为民众管制官员服务的。如果是前者，你只能是不在编的幕僚或衙役；如果为了官员的利益不惜歪着嘴唱歪调，那你就只能是走狗！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没当官，我只是用我的文化知识为政府工作。我们说，任何政府，都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你不当官，只为政府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其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要区别你是不是知识分子，那就要看你如何为政府工作了。如果你出的点子，提的建议，所影响的决策，都是在削弱或限制政府的权力，那当然是知识分子；如果你在处处为官员寻方便，给民众添麻烦，限制民众的权利，扩大政府的权力，为腐败找机会，修围墙，那你就是权贵的帮凶，是知识分子的对头！

有人说，我是媒体编辑、记者，没有当官，我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了吧？那也不一定。这主要看你为谁说话：为权力，还是为民众？为政府，还是为纳税人？这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利益实体，关系是对立的。如果你是为前者说话，不但称不上知识分子，而且成了世人所厌恶的耻辱者。也许你在新闻未独立的环境下感觉不到，你到日本或是美国看看，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以用防贼的态度对待官员为荣耀，认为是兴业之功；以讨好官员为耻辱，认为是败业之罪。读者也是这样，哪家报刊接近官方，便嗤之以鼻。

有人说，我是诗人，我是小说家，我是艺术家，我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那我倒先要反问：一些人以其文化才能努力为专制服务，比如擅长于写作和演说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小说家浩然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巧饰“三面红旗”之祸殃，作曲家李劫夫为“语录”谱曲宣传红色文化，都能算知识分子吗？在他们从事的专业内，可以说他们是这个家或那个家，但是从知识分子的属性和天职来看，他们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你能用你的诗句，用你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用你的歌声或画笔，反映权力横行之下人们的痛苦，反映为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斗士们如何英勇不屈，张扬正直与善良，鞭挞黑暗与邪恶，或是以润物细无声的雨露滋育、净化、圣化人们的心灵，从而让与权力横行格格不入的素质、品行和人格得以健全，让傲视权力的尊严挺立起来，那么，你不但在你所从事的领域里是专家，而且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你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英勇的公民——监督权力的警察而充电和提供精神营养。

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知识分子也可能成为官员，站到权力者一方，为权势者说话，比如主张提高税收，提高学费；有的官员也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站到民众一边，提出限制权力的主张；有的知识分子虽没当官，也曾为制约权力做出过努力，但经不起权力所给的实惠诱惑，便或多或少地移出知识分子本来立场而向着权力了；有的人虽也为限制权力出过些力，但由于骨子里本有的奴性，有时就难免向权力投去媚眼；有的人在限制权力上并不是很有骨气，比较软弱；有的人看样子似乎是知识分子，声望也比较高，平时表现出对集权的不满，可是给官方出的点子尽是与老百姓作对的……人性之复杂，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不管如何，对于知识分子的天职，谁尽到一分，就要肯定一分。

当前的世界正在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全面民主，要么深化专制。把知识分子定义中加上“权力和邪恶的囚禁者”一条，能让我们看得更清。

老哥们，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有感《往事微痕》刊头语：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孙正荃

    《往事微痕》有四句刊头语，其中两句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每次收到刊物，第一眼看到的正是这两句振聋发聩的话。集子里大多是古稀老人血泪往事的回忆和思考，一次次地令人扼腕唏嘘甚至泪眼朦胧。这么多年来，一个问题一直在脑际萦绕：“共和国”成立前前后后，年复一年，从上至下, 邪恶怎么会那样畅行无阻？慢慢地，我似乎明白了，根子不在某人道德品行的恶劣，也不在某人学识修养的欠缺，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邪恶，这种制度性邪恶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集体性欺骗，二是无孔不入的洗脑。我愿意就此说说自己的想法，同各位探讨。

（一）

什么叫集体性欺骗？就是由执政者操办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而所有的人也都不负责任，事后也不会追究罪错的那种欺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现实的一切方面。大家想想，多少次政治运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杀了多少，坐牢多少，发配多少，戴帽多少，入另册的又有多少（权且不计受牵连的父母妻儿老少）？哪场运动不是先制造谎言，蛊惑人心？他们采用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等手段，让人像吃了迷魂药一样，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或揭发或检讨，最后则总是专政的大棒一次次挥舞起来，把几十几百万的无辜者扔进泥潭火坑。为什么？根本是为了保他那个“万世基业”！我们在非人的地狱里挣扎煎熬了几年几十年，终于侥幸活了下来，而他们为了自己不致“死路一条”，被迫宣布（给你）“改正”、“平反”或者“无罪释放”，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依然正确，依然英明。君不见上上下下那些衮衮左公，谁的顶带花翎动过一发一毛？他们实实在在说出过事情的真相了吗？真诚地地表示过一次忏悔了吗？以及，哪怕是口头上承担过罪责了吗？（从最高当局到各级官僚，或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六十年了啊，整整一个甲子，在花那么多银子举国“大庆”的时候，怎么就不该把这六十年的是是非非——至少是其中主要的若干事件，对老百姓作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交代呢？对此，我既寄以希望又不抱希望，三十年前亲历的经验告诉我：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雅量，更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那年，我走出大牢去见“单位”领导“讨个说法”时，就领教过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领教过他们的语言暴力： “某某某，工作给你安排了，工资给你补发了，这么多年的饭钱都没要你出，你还不满意个啥？” 这叫什麽话, 这是什么逻辑? 活现出专制制度催生培育出的专制人格。 在这种人眼里(他们无处不在)，我们永远只是个工具只是个贱民，那时, 我直觉应该立马三叩九拜谢恩才是！

这种集体性欺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点最具“中国特色”：往往既是受骗者（此时此地）又是骗人者（彼时彼地），既是加害者（此次运动）又是受害者（下次运动），甚至在同一运动中，先整人再被整，先被整再整人，一面整人一面被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鄙人，做了人家27年的“喉舌”，被骗了27年，也骗了别人27年）。这种一身二任的特色，这种角色不断转换的体验，让说谎和造假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几乎所有人的骨髓，甚至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混迹于官场的（即各级各类“公仆”）可谓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他们为了掩饰真相和逃避罪责，甚至可以责问、驱赶主持正义的传媒记者，他们没有人再会觉得造假的卑鄙与虚伪，当然更没有人感到羞耻。许多年历练下来，如今诚实守信往往被看作“无用”、“傻冒”；以假掩真以假乱真则受到夸奖，曰“拎得清”；讲出实情的反而会被提醒要“ 多长个心眼 ”，连我们孩子也熏陶得不说皇帝光屁股了！这种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完全混淆和颠倒，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深刻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不知需要花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够治理的顽疾，而这正是长期集体性欺骗结出的恶果。这里刚好有个最新的资料可以佐证。据2009年8月5日上海市政协座谈会上披露的《上海社会诚信现状与评价调查报告》称，市民为上海诚信水平打分：5.78分，满分为10分，也就是说，不及格；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只有54.8%的人认为社会诚信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而44.2%的人认为相比五年前，诚信度下降了。我们无法证明这个报告本身的诚信度，但是，即使完全是真实的，那么，报告中显示的绝大多数人对诚信只是一种期待而并不准备身体力行，这种情况已经非常值得深思, 至少可以证明, 我们离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并蔓延的？我想无论历史的或者现实的，不外两条：一是宣传（领导人的言论、学校的教育、媒体的灌输等）和行为（在细微末节中感受到的现实的实际状况）的彻底脱节、背离和分裂；而更为重要的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长期以来执政集团无处不在的谎言和造假。这两种情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使我们民族原来那种重然诺、守信义的传统只能在黑风恶雨中飘摇挣扎，而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对它一次次的集中打击和摧毁。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同北面那位老大哥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也好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这里不妨把本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同各位作个交流。

俄罗斯曾出版过一本画册，是研究专家从搜集的图片中精选的斯大林时期表现苏共历史的记录，书名叫《政委失踪了》，这是一册揭露独裁者利用手中权力篡改、伪造历史的书。其中有一幅摄于1919年列宁、托洛茨基同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原照画面上，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侧，正举手行军礼，可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不见了。

说斯大林手上沾满鲜血，这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据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至少有70%的中央委员被他“清洗”，有人甚至在完全不知情的懵懂中便已经倒在了内务部的枪子下。有一幅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苏共领导人的合影，从左至右是安特波夫、斯大林、基洛夫、什维尔尼克，这是1926年庆祝粉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反党集团” 胜利的合影。照片从四人而三人，而两人，最后只有斯大林一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蜜月期，我曾经有过这张“伟大导师斯大林”的单人照，当时谁能想到，这张照片竟然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整肃过程。    

还有一张照片叫《斯大林是儿童的朋友》，我印象更深，记得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城市曾经广为张贴。照片上，斯大林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笑容可掬，画面前方是一束斑斓的鲜花。原来，照片的右面还站着一个人，他叫俄班诺夫，是某省的“第一书记”，而这个女孩的父亲正是“第二书记”。不久，“第一书记”被整肃，自然也就在照片中消失了，后来女孩父亲也被指为“日本间谍”和“企图谋杀斯大林”而被处决，甚至连她母亲也未逃过一劫，连带被秘密处死了。于是我不禁要想，照片的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为这样：《斯大林是儿童父母亲的刽子手》？

非常精彩的是斯大林一死，他的继承者如法炮制，先是马林科夫1953年上台后从集体照的边缘“走”到了中心，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以显示“亲密战友”的毋庸置疑性；接着，非斯大林化时期，那幅著名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油画上，正在向士兵讲演的列宁身后的斯大林也“失踪”了。历史就这样成了他们任意搓捏的一团泥巴，善良的老百姓怎么能想到这些好话说得满天飞的家伙竟会无耻和伪善到这等地步呢？

现在，经历血与火洗礼的平民百姓心里都很清楚了：专制统治者们在文献、图片乃至绘画上弄虚作假只是"小儿科",而且早已不是新鲜事: 《开国大典》上的“元勋”们曾经象走马灯似地换过来换过去，《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也让朱德和林彪忙了好一阵，更别提“文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换头术”了。当下的情况又如何呢？令人扼腕的是，竟然一切都“与时俱进”了，比起他们的前辈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看8964之后，谁还曾在媒体上见过曾经是他们“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无论是名字无论是形象，他们都彻底的“失踪”了，漫漫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变成了这样：由一位既非“主席”又非“总书记”的人做了“第二代”的“核心”，可是，那个“第一代”的“核心”去世时，他不是还背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吗，怎么一下子又成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任领导的“核心”了呢？而且到了“第三代”，虽然有了一个新的“核心”，但他依然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只要翻翻那位“江总”的任何一次讲话记录便洞若观火了。其实，就以他们定的1935年为界，那么此前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还有王明、李立三等等，算什么？这自然只是问题的一点表象，谎言帝国无处不谎言，其中的奥秘，从大洋彼岸来的高官也好记者也罢，恐怕是难以触摸到褶缝也难以深及其内里的。我不免常常会想，将来，不知需要多少专家花多少力气才能为我们的历史“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呢！

（二）

制度性邪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长期的无孔不入的“ 洗脑 ” 。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专政，其终极目的是使广大受洗者丧失正常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实现人对自身的异化，以利无产阶级专政江山永葆青春！

我这里也讲个故事。五年前读到一本书叫《中共历史的见证》，作者复姓司马，大名璐，此人1937年即是共产党的人，但是入党又脱党，这也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脱党又孜孜研究这个党，这本书就是他研究的大作。从书中看，他认识共产党许多领导，包括胡耀邦、潘汉年、滕代远、曾希圣等，而对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分析则更显特色。但是一下子插入我记忆深处的是这样一段话，那是他初到延安时候，负责接待的一位干部给他上的第一堂“党课”：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自己是一块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造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党如果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就得尝尝臭气……

这让人想起刘宾雁在他的自传里说及的一件事：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接受这种愚昧之极的洗脑，他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一次，他斗胆问他的领导：如果党要我去杀人呢？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得去杀人！

是的了：先是把那个“主义”和传布他的教主神灵化，然后是把那恰如蒙汗药一样可以使所有教民愚昧和疯狂的教义“灌输”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乃至十几亿人，而且硬是让所有的黎民百姓都必须遵奉它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变成国家大法。假如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依然清醒甚至表示不愿尝“臭气”，更不愿去“杀人”，那么其后果已经无须多费笔墨，焚书坑儒、充军发配之类的一幕幕大戏，大家都看见过，许多人（当然包括司马先生和宾雁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史”，想想有多少精英做了“椅子”“桌子”乃至“马桶”而依旧不得安宁，最终竟倒在“革命”的枪口下，真是让后人不寒而栗。那位司马先生幸好早早逃到了香港，然后才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共产党，否则，在煎炸炖炒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他那付老骨头还能支撑到今天（他现在美国拿养老金过日子）？

我在“洗脑”前用了两个副词：长期的、无孔不入地，想必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不会有异议。在“阶级斗争”年代，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整人（政治运动），一是自整（思想改造）。整人时也需自整，这叫联系自己“活思想”，向党交心；自整时也包含整人，即揭发检举，其中当然有“卧底”“告密”之类的事，后来所谓的“斗私批修”其实也就是这样两个方面，都是洗脑。由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洗脑的事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这样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最后你不仅心甘情愿去做马桶尝臭气了，而且不以为臭反以为香了，那你就是“组织”信得过的“好同志”了。当然，你还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须“继续革命”，否则，左派是可以转化为右派的，弄得不好，仍然可能跌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人之异于动物者，根本在于人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而专制独裁制度恰恰不允许你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你是“工具”，你是“喉舌”，你是“齿轮”和“螺丝钉“，不仅“口”不能有“异言”，连“心”也不许有“异念”（许多右派的帽子正是在向党交“心”之后戴上的），久而久之，你觉得自己无须思考，甚至也已经无须发声，你只须跟领导保持“绝对”一致，名誉、地位、财富、荣耀，还有女人, 便应有尽有了。

我给大家介绍位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在8964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理直气壮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那位“发言人”。此公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同山东《大众日报》一位女记者相好，那时，他风度翩翩，真诚而且多情，常有新作在党报频频露面。或许是做人家的“喉舌”太久了，就象学步邯郸一样，最后竟不知自己的声带何在，自己的脑袋何在。恰好是8964前夜，当年那位女记者去世，他发来了“唁电”，我算算他应该正是忙得不可开交时，可他还是顾上了此等区区私事，于是转念觉得此公毕竟还算是个有情之人，可一夜醒来，我简直不相信就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他怎么有那么高超的撒谎造假的本领，他更怎么有了那么一副铁石心肠？曹雪芹说得好啊：假作真时真亦假！夫复何言！

最近看到媒体上报道，正紧锣密鼓地在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训练班”，你新做了“人民代表”，就会有参加“培训”的荣幸；你是民主党派的头儿，抑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也不会把你忘记，也会请你参加什么“学习班”。此外，还有诸如“理论班”“骨干班”“提高班”等等，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是为继续实现集体性欺骗“夯实更加强大的思想基础”。别小看了他们的本事，君不见连旅游、歌舞这样以审美为目标的活动也已经被涂抹成为“红色”，（其中又有多少欺骗和蒙蔽），你说，还有哪个角落是干干净净的呢！

（三）

一面是谎言，一面是洗脑，正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你那个脑袋“洗”迷糊了，岂不正可以接纳谎言了吗？多年前，我听过一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话：啥叫迷信？就是叫你“眯”上眼睛去“信”。怎么办？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只有两样东西了，可这是两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回忆和思考，就是《往事微痕》刊头语中的一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走出“迷信”，抵御制度性邪恶最可靠最有效的防线。

第一是正视历史。“正视”必须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我们许多人正是在思考中逐步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继而勇敢地冲破精神牢笼，一步步从迷蒙觉醒，走出“乌托邦”的。鄙人是觉悟得很迟的一个：1957年，共产党就不要我了，我还爱他；1962年，共青团也不要我了，我连肚子也吃不饱了，还卖命地在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1967年，把我捉进官府了，铁窗里我还“抬头望见北斗星”；1976年他死了，我涕泪横流，第二年，竟然再次以“恶攻”打成“反革命”，坐牢600个日日夜夜……。就这样，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惑”起来，想想也真惭愧，都是狼奶喝得太久太多了啊。

以我个人的体会，多听多看之后，自然就会多思。一个正常的有健全人格的知识人，独立思考原本是我们的天赋。大家想想，许多“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是如何轰然倒塌的呢，首先是真相的逐步被揭露，然后才有新思想的萌生。这个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事情（道理）真是这样的吗（疑）——为什么说（弄）成这样了呢（思）——原来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喔（醒）。

举个鄙人切身的例子：文革中有名言：“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1、真是这样吗？——太夸张了，怕不是吧：疑；

2、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理论也太短命了吧——思；

3、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有人是想造神——那为什么要造神呢……。

许多老革命称自己是“两头真”，这主要是针对主观世界而言的。两“真”稍有不同的是，先头的“真”是指参加革命时主观上的一腔真情一番真诚（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则未必是“真”的，颇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后期的“真”则是对世界的认识剔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种种虚假和伪饰，复归为它的本态本相，这时的认识已经趋于主客观一致的那种“真”了。那么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看”—“疑”—“思”—“醒”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要尽可能地多看点真人真事真相真情的文章，当然，即使这样的东西（包括其中的观点）也不能迷信，需要纵向横向对比思考，不要都信以为真。

正视历史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前跟着说假话，很多情况是因为不敢说出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据说即使让有人不高兴了，也属“七十八十打招呼”这个尺寸）。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比起林昭、顾准，比起许多先知先觉的先辈，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到死也“不知不觉”，糊里糊涂，那恐怕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了。

第二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必须拒绝遗忘，拒绝遗忘方能正视历史。

有段时间我非常纳闷，二代“核心”关于文革、关于伟人不是都说过应该如何如何了吗，有的不是都已经写进什么“决议”了吗，怎么在实际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的禁锢那么多的忌讳呢？比如，我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事：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有位叫卢雪松的女教师，配合教学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是个右派分子，后来又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枪决在上海龙华（她应该和“五烈士”同在），这个女子生得堂堂正正，死得轰轰烈烈。按正常的思维，既然文革已被否定，林昭也已平反，老师在相关课程的课堂上放部关于她的片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中国特色”就是如此吊诡：文革可以在我的文件里被否定，却不可以让你在文章里去研究，更不允许建立什么“文革博物馆”；毛泽东可以在我的什么“决议”里批评他的“严重错误”，却不可以由你去说三道四；右派可以由我来给你“改正”，反革命也可以由我来给你平反，但是决不允许再对那段历史评头品足尤其不允许再去探求什么“历史教训”……于是，这位卢老师被告发（这个学生怎么有如此高度敏感的政治头脑？），校方立即停止了卢

什么道理呢？反复思考，又经高人林贤治先生指点，可能是这样：他们的“否定”和我们的“否定”，其用词虽为一，而其深意却大相径庭。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否定”统统是政治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具有权宜和定向的特点，因之往往是半截子半封闭的；而我们要求的是历史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必然、公正和彻底的特点，因之往往表现出全开放的态势。他们不可能全部公开历史文档，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中人物言论行为的是与非做到不偏袒不避忌，甚至连不造假也做不到（毛著的不断“润饰”以至与原讲话面目全非，便是一例）。总之，他们的“否定”丝毫没有触动专制极权，丝毫没有触动意识形态专政，也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否定制度性邪恶。为了“政治”，为了“稳定”，说到底为了维护专权统治，历史照样任意涂抹，人物照样任意出没，他们甚至可以规定什么是必须牢记的，什么是必须遗忘的，你忘了必须牢记的固然可能招来麻烦，如果你硬是拒绝遗忘必须遗忘的，那可能更会大祸临头。这不是理论，也不是设想，这是血腥的现实。

回到本文开头，我说《往事微痕》两句刊头语振聋发聩，就是因为已经读到的三十期，始终遵循“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个宗旨，那些看似纯个人的记忆，其实是社会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它们提供的非常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将比官书正史更具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想，发掘这些记忆，应该是我们这些老人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思考和记忆的过程中，一定会使自己的人格更健全，心灵更充实，老哥们, 让我们在精神上挺直腰杆真正站立起来！

2009.8．   

一份《通知》引发的思考

 

罗铁夫

 

从网上看到张贴子，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扫黄打非办”（以下简称“西非办”）《通知》，内容是针对“北京原右派人员黄泽荣主持编辑的非法刊物《往事微痕》等在境内非法传播”而采取强制措施。

 

《通知》对海关、公安、信息、文体、《新闻出版》、工商、教育……等行政机关发号施令，指令它们删除、屏蔽、封堵、查抄《往事微痕》，一经发现要“追根溯源，彻底查办”，对“违者依法从严惩处。”

 

什么机关有权对行政机构发号施令？在中央是国务院，在地方是各级政府。”扫黄打非办”行使如此职权，它到底是个什么机关？

 

从网上得知，”扫黄打非办”自成系统，中央有全国“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地方各级设有机构；从组织形式看来，起码是部级衙门。

 

设置部级机构、任命部首长，根据《宪法》规定必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设置“扫黄打非办”和任命该办长官的决议，“扫黄打非办”的法律地位值得怀疑。

 

我国法律没有对“黄”与“非”做出明确界定。”扫黄打非办”“扫”什么“黄”？“打”什么“非”？职权范围是什么？有法可依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以及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愿望的自由。《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往事微痕》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愿望没有违反法律。

 

《往事微痕》是黄泽荣先生出资自行印制的民间读物，每期注明是“友谊交流，非卖品”，或注明“友谊交流，免费赠阅”……。该刊物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没有进入市场扰乱经济秩序，而是无偿赠送给读者，不给投稿人报酬，所以无须刊号，无须出版社，无须经那个部门批准，不存在违法问题。如果《往事微痕》这样的民间读物都为法律所不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有何自由呢？

 

《往事微痕》的宗旨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所发表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而且还有很多文章是为执政党出谋献计，要如何、如何才能“保留社会主义前途”，加强执政能力，永远统治中国大陆；虽然有些言词刺耳，不使统治者舒坦，也只能归于“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之类。说句真心话，那些写文章的人，无不对共产党是忠诚的，只不过这种忠诚是刘宾雁式的“第二种忠诚”吧了。中国的文人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忠君，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万万年，冒死进谏，如果遇到唐太宗那样的明君，还能受点赏识，如果遇到朱皇帝，脑袋早搬家了，所以中国自古忠臣良将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悲哉！

《微事微痕》发表一些批判毛泽东的文章，不值得大惊小怪。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是看他对国家、对民族、对老百姓做了什么？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我们汉人是个没有宗教的族群，不信上帝，崇拜“猫猫论”；有吃有穿就是好皇帝，没吃没穿就是坏主子。毛泽东统治时代搞共产，搞得哀鸿遍野，啼饥号寒，饿死四千多万；搞阶级斗争，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又整死四千多万；八千多万同胞的生命成为神坛上的祭品。毛泽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批判他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再遭受那样的灾难。为什么有些人提到批毛就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原因是他们的灵魂被毛阎罗吞食了，是精神伥鬼。中国共产党一再号召要解放思想，不批毛，思想怎能解放呢？不解放思想中国又怎能进步呢？《往事微痕》是在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功不可没。

曾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往事微痕》发表文章，诉说自己的冤狱生活、悲惨遭遇、贱民地位、苦难生涯并无不当，不涉及法律问题。他们没有造谣、诬蔑，没有恶毒攻击，更没有谎言和欺骗，而是以事实说话，是为中国历史填补空白，他们是真正地在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倡说真话的号召。

曾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往事微痕》发表文章呼吁，要求执政当局予以彻底平反，并按现在生活标准补发过去被剥夺的工资，要求冤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诉求，是对执政党满怀希望的表现，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诉求，证明他们对执政党已经绝望了。一个不正视自己错误的人是个不思悔改的人，一个不正视自己丑陋的民族不是优秀的民族，一个不正视自己过失的党是个没有希望的党。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主题是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文化，都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民主运动。

“五四”民主运动旗手陈独秀、胡适是北京大学老师，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学生是五四民主运动先锋。

北京大学具有光荣的民主传统，是中国民主的摇篮。

中国的1957年是特定的历史年代，发生了“五七民主运动”；北京大学学生继承“五四”民主传统，再次充当民主革命的先锋，掀起了“五一九”民主运动。“五一九”民主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同“五四”民主运动、“一二九”民主运动都是北京大学校史最光辉的篇章。

不了解北京大学，就不知道中国现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民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否认、篡改、攻击、诬蔑、围剿北京大学师生争取民主的行动，就是镇压中国人对民主的呼唤和要求，是独裁专制恶行，“西非办”充当的是打手角色。

1978年在中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正确决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进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为历次受政治迫害的人恢复名誉，促进了中国社会进步。然而在30年后的今天，“西非办”悍然发出通知，公然反抗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以来的正确决定，将五十来前受政治迫害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定位为“原右派”，再次将他们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再次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企图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

“西非办”所为，是“据有关部门通报”。“有关部门”指的是哪个部门？我们当然没有知情权，可是我们可以凭感觉推测，这个“有关部门”来头不小，否则，“西非办”敢与中共中央对抗？

“西非办”的《通知》，发出了一个信号：有这么一股“两个凡是”的残余势力正在磨刀霍霍，妄图发动第二次“反右斗争”，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善良的人民啊，要警惕，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再也经受不住那样的灾难了。

中国的问题，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暴虐、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都是源于制度本身，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权力和利益在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内进行分配是改良，权力和利益在全社会进行分配是革命。

今日世界，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走到了尽头，只有民主才是潮流。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只有民主，其他，别无选择。

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的交流远隔重洋，近在咫尺；国家界线、民族差别正在消失，世界一体化已经成为定势。中国的前途不是复兴中华，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出国门，与世界融为一体，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面对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对民主、自由的呼声和要求采取删除、屏蔽、封堵、围剿、镇压的手段不是明智之举，积极的办法是推行政治民主改革。邓小平将中国带到走向世界的门槛却步了，是邓小平的时代局限性。今日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完全成熟：世界和平，国家富强，人民的民主素质大大提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些都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只要执政党顺应时代潮流，举起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旗帜，勇敢地跨出一步，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否则，就没有前途了。

现代中国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叶企孙

李  凌

转眼就是共和国六十华诞。记得十年前的1999年国庆前夕，中央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并授予功勋奖章。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23位元勋中，有六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他们是：

王淦昌（1929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赵九章（1933年清华物理系毕业，1934年公费留美，1938年返西南联大任教），在文革中也被迫害死

彭桓武（1935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钱三强（1936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王大珩（1936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周光召（1951年清华物理系毕业）

另外还有钱学森，虽不是清华物理系的，但他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部工程系毕业后，也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考试被录取。当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考虑钱原来是学铁道工程的，出国却改学航空工程，所以叶要钱在清华、杭州笕桥等他补修航空工程后再出国。所以应该说他们全是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学生。除这七人外，这23位元勋中还有7位都在西南联大学习或工作过，有的是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的学生，他们是：

陈芳允（1938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

郭永怀（1935年北大物理系毕业，1939——1940年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

王希季（1942年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

邓稼先（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

朱光亚（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

屠守锷（1940年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后赴美深造，1946年回国在清华任教）

杨嘉墀（1941年交通大学毕业，1941年－1942年在西南联大电机系任教）

除此，受勋中的于敏和程开甲，是叶先生的学生的学生。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1949年攻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张宗燧和胡宁。这两位分别于1934年和1938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都是叶

顺便提一下，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来自西南联大物理系。杨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1942年毕业后，考研究生，1944年获硕士学位。叶先生不仅授课，而且参加了杨振宁毕业论文的考试委员会。李政道也是由叶推荐出国的。很巧，为杨、李二位提出的“宇宙对称不守恒定律”理论（他们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作出实验验证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是叶

叶企孙院长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教育家。1898年7月16日他出生于上海的一家书香门第，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8年在清华高等科毕业后赴美，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前访问英、法、德、荷、比等国的大学及物理研究所约5个月。他通晓英、法、德语。通过这次访问，他对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924年3月回国，在东南大学物理系任副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的办学信条。他为办好物理系，毫无门户之见，千方百计迎聘良师。从1928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他以自己的高尚人格吸引和团结人才。1928年当他聘请到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订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1937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叶

叶

为办好物理系，叶先生明确提出办系方针和主张：“本系自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为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戒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 。他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要求物理系学生学习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课程，能自己动手制造实验设备，并做毕业论文。

抗战开始，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仪器设备大部分陷留在平、津。三校迁至昆明后组成的西南联大，校方和理学院负责人千方百计从上海和国外购置新的设备，辗转运到昆明，使联大物理系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从未中断实验教学，保证了对学生较全面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叶先生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除讲课外，还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做毕业论文。1955—1966年共有200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结业，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磁学和金属物理学领域的骨干力量。

叶企孙

由于叶先生的科研成就蜚声海内外，1932年8月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即由他负责筹备，并在大会上作筹备工作报告。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副会长，以后又被选为会长、理事长等领导职务。从1933年开始，叶

1947年，叶先生鉴于核物理学在物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积极筹备在国内发展核物理。他和梅贻琦校长商定，拨款5万美元，由钱三强在国外为清华大学购置核物理研究的设备。他又积极努力，促成了1948年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的成立。钱三强回国后任该所所长。这个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为中国研究核能、原子弹和氢弹的重要基础之一。从1950年开始，叶先生兼任该所专门委员和应用物理专门委员，后来又和竺可桢一起创办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55年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院士）、常委。从1956年起，他参加了我国历次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讨论和制定，《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第56项（基础科学）中磁学学科的任务也是由叶企孙主持编写的。

叶

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按规定叶先生原定于1937年夏利用学术休假机会出国，但值此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毅然留在清华。在助教熊大缜（1935年清华物理系毕业生）的协助下，叶指挥抢运一批批清华图书仪器南下。8月叶离北平，到天津后因患副伤寒滞留，后又患膀胱炎。10月初清华在天津英租界成立清华临时办事处，照料过津南下人员，请叶主持，熊大缜协助。1938年春，八路军吕正操部派员到平津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物色人才。清华化学系学生孙鲁找到熊大缜，和叶先商量后，熊欣然同意。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工作，后来叶

——介绍一批大学毕业生和技术人员去冀中，其中有汪德熙（清华化学系）、胡达佛（清华机械系实验员）、阎裕昌（清华物理系实验员）、张瑞清（清华生物系实验员）、李广信（清华地学系）、祝懿德（清华经济系）、张方（燕京大学物理系）、葛庭燧（清华物理系）、何国华（清华大学物理系职员）等。为了这些人的安全，叶企孙还亲自返回北平找清华美籍教授温德，请他在必要时让他们到他家暂避。这些人对冀中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如汪德熙等用5%TNT，制成氯酸炸药、电引发雷管和地雷，多次炸翻日军列车，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表扬。

——叶介绍熊大缜等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电机工程师、中国科学社社员王崇植联系，取得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还想方设法购买制造雷管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

——通过王崇植找到原天津电报局长王绶青，弄到无线电器材，又物色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的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成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

——介绍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已考取清华研究院的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工厂内制造黄色炸药（TNT），造成条皂状，运入冀中。

——为冀中采购医药用品，设法弄到枪支、子弹的设计图纸。

­ ——动用清华大学备用公款万余元支付购买物资费用，给通过叶企孙介绍去冀中的人员和在天津为冀中工作的人员发放安家费、生活费和工作费用。

1938年9月西南联大领导催叶去昆明，且地下活动已有所暴露，林风被工部局拘捕。叶企孙于10月5日离津南下。他虽离津，但不忘抗日，过香港时设法筹款支持冀中。据蔡元培日记中记载：“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的桥梁，卓越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动用清华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

叶企孙抵昆明后，仍与在冀中的祝懿德保持联系。他以“唐士”笔名在1939年《今日评论》第1期上发表《河北省内的抗战状况》一文，号召有志的知识青年前往参加抗日工作，并认为当时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要求吕正操部让出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建立起来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不顾事实和不合理的要求。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腾，但蒋介石却准备打内战，受到全国人民反对。为反对内战，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四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拟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行时事讲演晚会。蒋介石派至云南的心腹，任云南省代主席的李宗黄闻讯，迅速对云大校长施压，逼他不得借出至公堂。学生当机立断，决定晚会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广场举行，请示联大代常委叶企孙。叶冒着风险，顶住李宗黄的压力，毅然表示同意，时事晚会得以按时在联大举行。请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和费孝通四位教授讲演，中心内容是从各方面来论证内战打不得。参加晚会的除联大及各校学生外，还有昆明市的工人、市民等共6000多人。国民党政府派军队在会场周围放枪炮威胁。翌日，联大等校学生罢课抗议，并派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内战，遭到特务殴打。12月1日

1946年5月，联大结束，清华迁返北平。此后一直到1952年9月，叶企孙担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和吴晗、周培源一起领导清华全校的工作。在“抗议美军暴行”、“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等爱国民主运动中，清华学生都起到带头和骨干作用。叶企孙和教授们对学生给予热情支持。1948年秋冬，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清华“南迁”，叶企孙和广大师生一起，坚决抵制，反动派阴谋未能得逞，清华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全国解放后，叶企孙继续坚持爱国立场。1950年夏，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来信，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聘请叶企孙任自然科学方面的顾问，征求叶的意见。因为当时联合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叶坚持原则，对此不予考虑，显示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高风亮节。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爱国进步科学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折磨，摧残致死，言之令人心碎。

原因是：在抗战初期，叶先生应冀中抗日根据地来人的要求，派自己的清华毕业生熊大缜到冀中参加抗日，研究出地雷，收发报机等军用器材。立下了大功，熊本人或派人赴天请求叶

一颗科学巨星殒落，一个杰出的科学大师离世，竟未引起人们的同情哀痛。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此案仍未得到澄清，叶先生继续蒙冤，直到1986年10月，熊大缜冤案平反，中共河北省委才肯定叶

作者为中共老党员，1957年空中部队中最大的右派分子，现年86岁

编者寄言

 

在毛泽东亲手策划导演的“反右斗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民主党派、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也是父母的骄傲和期盼。可是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一场“反右斗争”就把十多万在校大学生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得他们从“天之骄子”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这些沦为“贱民”的学生，都是品学兼优最有才华的年轻人！

下面选发的几篇是有关里大学“反右斗争”的回忆材料，它们所反映的还不及当年全国大学反右斗争惨剧的冰山一角。大学生们一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二不领取共产党分文工资，成天潜心学习，精求专业，可是丧心病狂的毛泽东却连他们也放不过，也将他们诱入了 “阳谋”圈套，陷十多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为共和国“罪人”，使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以及理想、事业、幸福等毁之殆尽。这不仅造成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也损伤了国家和民族的元气。52年后的今天阅读这些材料，仍感到痛心不已！

 “另类人生”

 

吴开斌

当年湖北武汉大学是全国 “反右斗争”的重灾区，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级学生为打击重点。这个年级共有三十三名同学，其中有十一人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占了九人。吴开斌品学兼优是全校的尖子，有“翘楚”之称。他的同班同学傅治同在一首悼诗中写道：二十年中雨雪霏，一夕迁客旧交稀。杜鹃向晚依山泣， 紫燕无巢傍树飞。运去已如金变铁， 家贫毋用石支扉。行人为我驱霾雾， 另类人生无是非。

以下两段是吴开斌辞世前留下的回忆……

偷渡失败

劳动服务站拒绝给我们这种人开发票，我即使找到工作，干了，也拿不到钱，生计该说是已经断绝了。现在“屋漏又逢连夜雨“，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

人陷入绝境，也就不能不作去国离乡之想了。

广东毗邻港澳。广州很多家庭有港澳关系。1956年前后，国势蒸蒸日上，四海归心，不少香港人回内地就业定居。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潮流的方向变了，许多人非法越境赴港澳，主要是香港。此俗谓之“偷渡”。

我到广州之前的一个月，广东发生了群众性的偷渡大潮。听说是边防部队突然不加阻拦，一些人就这么“走”过去了。消息迅速传开，去的人越来越多，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而行，去的人太多，到了香港睡在马路边，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免费给他们发放汽水、面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失明的曲艺演员在同行者的帮助下也摸着过去了。

这股大潮汹涌了一、二十天，据说成功抵港者以十万计。这些人为香港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也可反过来说，是他们的光临才使香港经济得以起飞。

1962年５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去不成了，但作为议论的话题却长盛不衰。不让去就偷渡。我到广州后的这些年，几乎到处都有人在谈偷渡，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有什么线索、门路，总之，可谈的东西很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在茶楼里都有人谈。

我因在理性上素不喜欢资本主义，当年坚持要留下来等待解放（1949年我的同学中有些人就走了），而且在香港举目无亲，所以从不作偷渡之想，但是，听别人谈有关情况，还是有兴趣的。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坐船两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走路不是从广州直接走了去，要在尽量靠边界处有个基地，有亲友收留小住一段时间，熟悉当地环境、语言，因边境农民多为客家人，讲客家话。还要等待无风雨、无月亮的夜晚，出发时有人送一程，物资上也要作好充分准备，首先是指南针，初时在有些仪表商店还买得到，后来绝迹了，有人就用土法自制指南针。干粮要考虑到够三日用量。既云偷渡，就要昼伏夜行，无人可问路，有人反而危险，只能摸索前进，一个晚上能不错方向而前进二、三十里就很不错了，天一亮要即刻隐蔽起来。一般要到第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边界，准备翻越铁丝网，而铁丝网附近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很容易出事，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接触网就会被发现。

这边令人恐惧的是边防部队的狼狗。这些四脚畜生勇猛凶狠，奔速比人跑快得多，一朴上来就咬住衣服、皮肉往回拖。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有的是一次就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尝试，有的则矢志不移，转而研究对付办法。据说办法还是找到了，即老虎的粪便哪怕是干的，对狼狗仍有威慑力，狼狗一闻到这种气味便不敢上前。据说有人向广州动物园虎舍的饲养员贿购虎粪，久之终于败露，园方换人加强管理，此路不通了。

行陆路艰难又危险，一般是年轻人才有勇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许多青年不惜买通公社、大队之手上有权者，离边境越近则成功机会大而出价也高。当时东莞的凤岗公社和长安公社最为热门，广州许多人都知道。从这两个公社出发，两天即可到边界。

也有人不是走陆路翻铁丝网，而是游水过去。西线从深圳南头公社下水，附近海域有蚝（即“牡蛎”）田，紧附岸边浅水处，徒涉经过时常被尖利的蚝壳刺割得鲜血淋漓，而血腥味又最容易引来鲨鱼，鲨鱼比狼狗更可怕。东线，一般是从当时属惠阳的盐田下水，那里没有蚝田，但从陆路去惠阳要四天，增加了风险。盐田面对的香港西北地区，海面情况复杂，有些海岛荒无人烟，困难很大，据说有次一对恋人在东线偷渡，正值冬季，海水温度很低，男的竟在中途冻死，女的拚死将情人的尸体拖着游到对岸。有了这样的故事，东线渐成为畏途。

走哪条线可以慢慢考虑，游泳的本事必须过硬，而这在游泳池里是练不出来的。每年泳季在珠江里练兵已是公开的秘密，地点在珠江铁桥以上的河段，以反复横越珠江来锻炼，又练习在水上进食，排泄等各种本领。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好处是个人行动，失手后牵连不广，而且所需费用不多，但这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中、老年人只有改取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够你交代的，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中、老年人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在“文革”之前，我没有考虑走此险着，别人谈起只是当故事来听。而事到如今食宿无着，前途凶险，不由人不考虑了。我的选择只能是坐船。

1967年初，听朋友Ｆ君说他认识一个姓Ｚ的，有这方面的门路，一时我很心动。Ｚ某是个工人，也是归侨，个子小，却留着一撇胡子。大家背后叫他小Ｚ胡子。Ｆ问我是否参加，近期就会有行动，我则担心这笔费用开支不起。我在犹豫，而人家的事却在进行，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后来又获知收费还算合理，我勉力罄其所有亦可参加这次“旅行”，我终于决定走吧。钱交了，一切等待别人安排。

到1967年１月得到Ｆ转来的通知，过两天启程，先坐汽车到增城新塘，下车后沿公路步行去东莞，载我们的船停在麻涌附近，步行时要把队伍拉开，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群人共有多少，谁发号施令我全不知情，所识惟有Ｆ君一人。

出发之日，一早在越秀南路汽车站上车，车票已有人买好，车上坐满了人，无从分辨哪些是同道中人，哪些不是。

汽车从市区穿东北而过，恰好经我“家”门口，我心里默念妈妈再见了。天可怜见，如能平安抵达彼岸，再写信回来，谅她也能理解我的不告而别，我不想让她担心。

到新塘下了车，沿公路往东莞而去，估计同怀此志者大概有十一二人、有男有女，而距离拉开了，连面貌也不清楚而无从彼此交谈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一路也无人盘查，似乎是吉兆。可是越走天气越热，脱掉了棉衣，不行，还是热，又脱掉了卫生衣，我想糟糕了，这种所谓的“回南”天气，一出现就要持续一两天，“回南”即冬天刮南风，显然对南行的船不利。天老爷在捉弄人，你有什么办法？

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经过一座桥，桥下是条小河。前面有人传过话来说这就是麻涌了，但此时不宜下船，也不宜在附近逗留等候，决定去东莞县城吃晚饭，吃完饭再走回头路，在夜色的掩护下下船。

也只有听指挥了。到县城，已万家灯火，跟着前面的人进了一家餐馆，连招牌也没看清。这餐饭是要自己出钱的，我虽一路炎热、疲惫，实在没什么胃口，但吃了这一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下一餐，也只好硬吞强咽下去。

吃完饭，看一些人却久坐喝茶不走，猜想是夜深一点也就安全一些吧。到九点钟那些人动身了，我们远远跟着往回走。这段路走得不辛苦，一路有晚风吹拂，不过思想比白天紧张得多，随时有出问题的危险。

走了一两个钟头，远远已见月光下的小桥、小河。前面的人没有过桥，就在桥头转上河堤，在堤上又走了两三里路，桥不见了，而堤上前后稀稀拉拉十来个人却清晰可见，稍有警惕者一看即会觉得形迹可疑。真叫人放心不下。

终于看到堤边湾着一条小船，目测印象似乎长不及丈，心想这么个玩艺怎么能出海呀。

前面的人陆续下船了，我们是队列的尾部，走上船时舱板已打开，下面黑糊糊的，一条汉子低声催促道“快下去！”哪里能快呀，舱板下已挤满了人，高度有限，都躺在舱底，我们下去后只剩下一点地方摸索着躺下又伸不直腿，估计舱的宽度只三、四尺吧，无怪广东人叫这种偷渡方式为“屈蛇”，即蜷曲着身体像蛇一样。

我躺着时，手脚似乎都无处放。这种船如果在海上出事，闷在如罐头中的人必死无疑。

上了船就巴望赶快趁夜开船，巴望遂愿早点平安到达彼岸，可是完全没有开船的动静，舱板上偶尔传来谈话的声音，又听不清楚，弯腿曲臂久了很不舒服，舱底空气渐渐混浊更令人难以忍受。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仍无动静，真要命，有人传话下来，说因为“回南”船家不愿冒险出海。他不愿，谁都没办法，七捱八磨，估计天都快亮了，真是急死人！

最后，有人不知是谁作了决定，撤。也没说是否改期再来，但不趁此时回撤。留在船上天亮后会被一网打尽，于是一个个爬出来，拉长了队伍，沿堤上公路往回走。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前面一条大河，对面有屋舍，隐见灯火，有人说那是中堂镇。这么早居然就有人还是个妇女在摆渡，渡船要差不多坐满了才开，此时才看清楚我们这批人的模样，多为中年，也有三个青年妇女。个个有气无神。船客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向船娘打听对面有没有“茶居”（即茶楼）、船娘指着一座有灯的楼房说那就是。

上了岸，进了茶楼，已有些茶客在，现在事虽不成但人安全了，这才觉得有些饥渴。各人自找座位，自叫点心，喝着热茶，舒展一下身体，同时也消磨一下时间，等天大亮之后再走。

归途不用担心了，往广州走是没人注意的，到了新塘汽车站买去广州的票也是不要证明的。一路畅通无阻，回到同去朋友的家，他太太刚准备动手做午餐。看到丈夫回来，惊喜交集，她已担心了一天一夜又半个白天了，虽不成功，但人平安归来，就足够她开心了。

初战不利也就没有再战之可能，钱没有了，以后有机会也玩不起这种游戏了。那笔钱呢，是船家未退还是小Z吞了，或他们分了，只有天晓得。

卖血为生

铩羽而归后，困窘到无以自存，简直是山穷水尽，过不下去了。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

同命运的朋友介绍说可以去卖血，卖给广州市中心血站，地点在登峰路独立５号，是不与任何建筑物毗连的一座院落。卖血只需广州市居民证，不需其他任何证件，检查身体认为合格后即记入表册。需要时通知卖血者按规定时间、地点去供血。地点大半是中心血站本身，也有的是其他医院。每次量为300cc，给酬60元。抽完血后另给牛奶一杯，蛋糕一块。朋友说得清楚、明白，显然是已经去卖过了的。

我那时34岁，身体状况还可以，也略有些卫生常识，知道卖血对身体并无大碍，如今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试一试了。

去到独立５号，见到门房外已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是接到通知而来的，有的是申请参加这支队伍的新兵。两种人一看即知，“新兵”犹豫不安，常低头，委曲之中又有些不好意思，不多说话，心事重重。“老兵”们则久经沙场，毫无顾虑，大方得很，大声说话，互相打听，嘻嘻哈哈，若无其事。我未预料到的是女性居多。

到了办公时间，工作人员来了，队伍分为两支，“新兵”去填表，“老兵”则听候问话。一边没有声音，一边声震四方。我在填表，听到那边工作人员问“什么型？”只听女“老兵”们高声回答“尖顶”、“扎腰”。

什么是尖顶、扎腰呀？仔细一想，明白了，尖顶者Ａ也，扎腰者Ｂ也。女兵不会念Ａ和Ｂ，发明了这么个形象生动的叫法，奇怪的是Ｏ都会念。一般血型只有Ａ、Ｂ、ＡＢ和Ｏ四种，会说尖顶和扎腰就毫无问题了。

我填表后即被嘱咐排队进入中心血站体检，包括测验血红素，结果合格，此后是等待通知。

通知的方式是信函和传呼电话单两种，信封上印好“独立５号”字样，传呼电话单上传呼人则注明姓“钟”，一看就明白。难得血站有此好心不将内情泄露给外人。

我第一次是由信函召往中心血站的，去后还要作一次血色素检验，结果亦合格。护士就动手给我肘弯部进行皮肤消毒，然后领入采血室，让我躺在外间的采血台上。里外间用玻璃小门隔开，里间的采血护士推开玻璃门，伸手出来给我打局部麻醉针，片刻后用胶管将我肘部扎紧，然后用一支很粗的带胶管的针插进血管，插时有些痛，但可忍受。我侧过眼清楚看见自己的血通过胶管流入采血瓶，并不怎么恐怖，但心里却不好受，我如今落得要卖血为生了。护士见到血流正常，就用一块胶布贴着针头固定在附近的皮肤上，再去料理第二个。原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看的了，我闭目养神，脑子也不再想事，没什么好想的了。

采够了300cc，护士来撕去胶布，拔出针头，用一支消毒棉签压住针口，嘱咐我继续压它十分钟，并吩咐我到邻室去“喝牛奶”，喝完牛奶，吃完蛋糕，领到了卖血钱60元，我才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怕会因失血而眩晕，小心翼翼往外走。还好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对身体影响不大，我放了心。

这６０元是我的活命之资。采血是三个月一次，因此这60元我要用3个月，每月20元，４元一张月票非买不可，实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6元，最好是控制到12—15元，稍有余存，以防万一，过了3个月收不到通知怎么办？

我现在明白了，一开始干了这行，就仿佛是种职业，到时就盼着通知来，过时而未收到通知，有人甚至找上门来等机会，偶尔持通知来者临时检验血色素不合格，血站工作人员就会到门房找替补者，次次都能找到。卖血的人很多有时甚至可说是争先恐后，在竞争中吵嘴，骂架的事也时有发生。

女人争起来特别厉害，有时工作人员问一句有没有“尖顶”，会有一群女人大叫我是“尖顶”，我是“尖顶”。她们嚷得令人心烦，转念一想，又令人心酸。

我还放不下脸主动上门去兜生意，但过期收不到通知也有些焦躁、彷徨。

去惯了中心血站，反而把它当个血液购销中心，无非是买卖双方，似乎没有太多精神压力。而奉派去医院，感受就很不同，那里的人是施治和求诊，我辈去了，明显感到是一种“卖身”（血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内心感到卑微、可怜和屈辱。我去过中山医学院、工人医院，不很想去又不得不去。

还有一次是去157医院，只知道个大概方向，一路问人，两次转车，又兼那天细雨霏霏，心里更阴暗了，确有“路上行人欲断魂”之感。如果是义务献血，我想感受会完全不同，我们是拿血换钱呀！

现在回想起来，心情很复杂，如果我没有找到这条门路，也许我就活不下来，它毕竟支持了我达三四年之久。

我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内疚，沦到卖血是因为穷，而穷非罪。我不是没有或不愿用脑力或体力换取生活来源，而是不被准许按常规谋生，也没有地方讲理，社会把你推到了任其自生自灭的地步，不求生则只有自灭，即使死囚犯在未处决之前还是得让他“生”的。我还够不上死囚犯，而生活之无保障，则过于死囚犯。

我卖血总量大概有四、五千cc，对身体有何影响，当时看不出来。进入晚年之后，我觉得身体衰老速度快于常人，大约是超前十年。是否与此生涯有关系，不敢肯定。如果是，也就无法可施，只有来世重新做人。

北大物理系右派分子名录

 

                 ——附数学系部分右派名单

                          王书瑶

一、沈克琦先生录出了物理系右派名单

2003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建立九十周年的时候，由沈克琦、赵凯华主编了《北大物理九十年》。这是一本内部刊物，在编者叙述北大物理系和物理学院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时间不可能跳过1957年，在第一版中，编者在两处提到了反右派的问题，一处是在43页：“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学校又一次处于动荡之中。”另一处57页上说：“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斗争于1958年2月（王按：应为3月）宣告结束，物理系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121人，居全校之首，也居全国之首。物理系教师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也有7人。一批资质优秀并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生遭了殃，很多人从此埋没了一生。”

在整个北大校史中，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一直晦莫如深，在《北大物理九十年》能够两次提及，很是难能可贵。可是，沈克琦教授并不满足，他觉得，这对于深受迫害的右派学生和

于是，88岁高龄的沈先生亲自到校档案馆去查档案，查档案要一定手续，一开始也是不被允许，档案员提供了帮助，后来才来了电话说：“沈克琦

查这么多年的差不多是零碎的档案很烦琐，记录得是不是那么准确也很难说，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份大体是完整的名单。

仅仅是为了这一件事，《北大物理九十年》再版了一次，这一版称为“修订版”，第一版书脊和封底是蓝色的，这一版是红色的，封面没变。

我在五月四日回到北大物理学院，对办公室的人说，有事要找沈

我很悲哀，一个善良的教育家，一个忠诚的物理学家，是不能懂得那么复杂的政治的，比如说，他就弄不清楚“平反”和“改正”的区别，他也弄不清文件上说的，同实际上做的，是不相干的，一介书生的意气难以理解政治。

他看到的文件可能说，划右派的标准是“六项标准”，同时，言论的时间是以1957年6月8日之前说过的话。实际上，划分右派的标准同“六条标准”没有多大联系，非常随意，随意到所有的北大右派都是划错了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在“6.8”之前，实际上是，凡是在1958年3月最后一批右派划出之前，所有的言论都计算在内的。比如，有人只是在反右之后（也就是在“6.8”之后），说了一两句对反右不理解，或者同情右派的话，是都可以划成右派分子的。

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只是“改正”，而不是“平反”。

沈

二、物理系右派分子名单（据《北大物理九十年》57到59页录出）

从1957年暑假前，到1958年3月，北大物理系共拥有右派155人，其中教员8人，学生147人。

在1957年暑期前，物理系已划定毕业班学生右派16人，他们都随其他毕业学生分配离校；新学年开学后，新生中有三人，由原单位转来材料，划为右派（其中一人还受到劳动考察处分），所以，从1957年上学期到1958年3月，北大物理系共拥有右派分子155人，16名毕业右派学生分走后，到1958年处理右派时，物理系实际拥有右派分子为139人，教师8人，研究生2人，学生（含本科生与联合办学学生）129人。

    以下据该书列出物理系右派名单。

1、物理专业

① 57届半导体专业毕业班      14人

何华蚚   戴凯成   丁绍渊   金怀诚   彭修敏   汪宝铎（女）

赵敏光   邓贵介   陆肇渏   赵志圣   洪侣端   宋林松

陈士杰   谢  英

② 物理专业五年级（1953级）  15人      

周光镐   叶承榴   严仲强   王存心   徐祖年   章豫梅

杨学鹏   稽光大   黄焕栋   朱百成   岑超南   谭天荣

林从修   陈光宇   张戴铭  

③ 物理专业四年级（1954级）  32人         

黄惟承   朱培豫   方蓟祥   曹  澧   梁忠赵   肇恒标

盛名铭   黄冠涛   沈迪克   陈成钧   李雪琴   燕遯符

王一鹏   王克岩   叶培松   陈德贵   邓鲁阳   何廷枢

王又芈   刘显声   张承孚   陈子雄   张云鄂   王克晖

刘奇弟   林耀坤   敖瑞伯   钟金魁   曹图南   赵作正

周国生   龙伟丽

④ 物理专业三年级（1955级）   7人

王书瑶   高南岗   章世玮   张友荣   林国策   朱志英

唐自舜

⑤ 物理专业二年级（1956级）   39人       

陈国维   闻  鸥   寿能伟   倪友群   王绍渝   欧阳洵

孙学章   张文彬   朱孝信   裘小松   何乃文   李振国

葛楚鑫   高  鹏   任华巽   吴  邮   吴继一   顾  云

贺绍甲   陈维杭   李港龄   邱维常   贾保成   顾根涛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曾则鸣   罗公群   孙贤义

沈志庸   葛延恕   胡恩棠   高湘华   郑成中   顾慰君

王宁人   李钦祖   孙  润

⑥ 物理专业一年级（1957级）   2人

宋后定   郁增基

⑦ 联合半导体                 5人

李远镜   金纪玉   蔡怡和   李德钧   高  辉

⑧ 研究生                     2人

何建鄂   吴思慧

2、气象专业

① 57届气象专业毕业班            6人

朱庆圻   李难生   胡伯威   曹钢锋   罗孝逞   樊启祥

② 气象专业四年级（1954级）      10人   

萧有馥   毛贤敏   陈道轩   马鹤年   陆费铭勇  潘家威

褚宗祥   吴佶宁   陆一强   阎育华

③ 气象专业三年级（1955级）      6人    

徐吉庆   章正一   阎秉耀   张维桓   林  和   郭定一

④ 气象专业二年级（1956级）      8人      

翟  锳   博绳武   白润珍   阎瑞昌   赵成尧   汤永祺

黄思孝   黄茂兰

⑤ 气象专业一年级（1957级）      1人     

徐鸿年

6月5日

李淑娴   赵鸿儒   蔡一坤   梁炎武   郑明贤   王世宁

吴仲英   倪皖荪

存疑：

1．我在清河农场劳教时遇见52级刘志平，他是从中科院物理所因右派劳教的，是极右派，如果不是在北大划定的右派，就是后来在中科院被补划的右派。一般来讲，被补划的右派的“罪行”都不大，不大可能送去劳教，他也可能是例外吧。

2．还有一个是王朝中或于朝中，有人说也是右派，但是在学生名单中我却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3．朱遹是1957年从其他系转过来的，有人说也是右派。

4．有人说李冈林也是右派。

5．54级陈松林在那个时间经常来我的宿舍聊天，听说后来也成了右派，可能是我弄错了。

三、对物理系右派分子的统计分析

教员右派：《北大物理九十年》中说1952年12月教员为51人，1957年教员人数不详，可能远远多于51人，划右派8人，占教员总数16%；如计算职员20人，则占总数的11%，这些比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分母不清楚。

学生右派（不含研究生与联合办学学生，因无相应总人数）：

表中可以看出，物理系大学生划右派比例高达8.9%，远高于毛泽东所说1、2、3%的水平，也高出5%的水平近一倍。

1954级是最重灾区，总比例高达16%，物理专业多半高于气象专业；右派人数和比例最低的是1955级，物理专业只有2.8%的学生划成右派，且当年气象专业的右派学生高于物理专业学生比例。

    不能用1955年因为反胡风与肃反运动加强政审的结果来解释55级右派人数很少，因为物理专业的七名右派，政治背景均为良好，1956级的右派学生并非都有家庭或其他政治问题。

物理系的右派数量居全校之首，但是，物理系的学生人数也居全校之首，因为没有全校学生总数和全校右派学生总数，所以，在比例上不能确定物理系的右派学生比例是否也居全校之首。

四、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情况

（第2条以下是我个人调查所得，由多人提供）：

1．毕业班的16名右派，是背着劳动察看一至二年的处分离开学校的。

2．其他留校131名右派本科生处理分五级：

①只戴帽子不给处分11人；

②戴右派帽子，留校察看，约77人；

③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已知38人，名单见后；

④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已知5人，名单见后；

⑤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人，名单见后。

注：“劳察”与劳教的名单是由受害人各别提供的，不一定准确和完整，所以留校察看的人数是大约数。

劳动考察人员名单（由受处分人燕遯符、张效政、沈志庸、刘显声提供）    共38人

赵志圣   褚宗祥   吴佶宁   郭定一   阎瑞昌   黄茂兰

徐鸿年   徐祖年   章豫梅   岑超南   张戴铭   曹  澧  

梁忠赵   肇恒标   沈迪克   陈成钧   李雪琴   燕遯符

王克岩   叶培松   陈德贵   邓鲁阳   王又芈   刘显声  

张承孚   陈子雄   张云鄂   王克晖   敖瑞伯   吴继一  

李港龄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孙贤义   沈志庸 

顾慰

劳动教养人员名单（由受处分人王书瑶、孙传仪提供）   5人

严仲强   王存心   谭天荣   何建鄂   王书瑶

（其中，谭天荣先留校作反面教员，后送劳动教养。）

劳改人员名单                               1人

刘奇弟

劳察、劳教、劳改者占右派人数比例

总：43人，右派127人，占33.8%；

研究生  2人，     劳教  1人，右派2人，占50%

1953级  物理专业  劳察  4人，右派15人，占 27%；

                  劳教  3人，右派15人，占20%

        气象专业  劳察  2人，右派10人，占20%

1954级  物理专业  劳改  1人，右派36人，占3%

劳察  18人，右派36人，占50%；

        气象专业  劳察  2人， 右派10人，占20%；

1955级  物理专业  劳教  1人   右派7人，占14%；

         气象专业  劳察  1人   右派7人，占14%

1956级  物理专业  劳察  9人    右派39人，占23%；

        气象专业  劳察  2人    右派8人，占25%。

    从上可见，处分最重的是研究生，二个右派，一人劳教，占50%，其次是1954级右派，劳动考察人数竟占到右派总数的50%。

在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36人中，后来只有极少数人在1962年后回到学校学习，大部分的学生都没回校学习。与此对照，北师大的大部分劳察学生都回到学校修完了学业。

五、数学系右派比物理系右派处理得更严重

普遍认为，物理系的右派学生数量多，质量高，但是，相对而言，受最重处分的却没有数学系的人多，物理系的右派多数从事理论探讨，只有谭天荣和刘奇弟既有文章，也参加组织活动，其他则没有，比如像王存心、严仲强、朱庆圻、邓贵介、潘家威、岑超南、沈迪克、燕遯符、王书瑶等，都是“单干户”；数学系的右派却多从事组织活动，除了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活动很多影响很大之外，像赵青、林树果二人，我同很多其他右派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却被劳动改造了。

数学系劳改有陈奉孝、赵青、林树果、钱如平四人，物理系只有刘奇弟一人；

数学系已经查明确定劳教的有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力四人，物理系是五人，另数学系郝（？）国斌是否劳教了，尚待继续查找。

六、附录：数学系的右派名单

在我请几位数学系的派友提供劳改、劳教人名单时，他们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右派的名字，现在附录在这里，也许以后也能产生一份数学系全部右派分子的名单。

这份名单是几个人提供的，可能有误，敬请知情者赐正。

教师5人：

陶懋颀（下放考查）、任大熊（先下放考查，后劳改，最后枪毙）、程庆民、刘时衡、王信忠。

学生50人：

陈奉孝、赵清、林树果、钱如平（劳改）。

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立、郝国斌（？）（劳教）。

倪国熙、梁世辉、于邵、刘巽仁、张世林、李权、洪允楣、何其斌、茹新民、闵均泰，袁橹林（劳察）。

俞宗源、温耀华、许华影、杜有辰（女）、叶年五、章亮、孙国樑、林埜、蒋星耀、樊振环（女）、孙乾、赵立人、张葆蔚、刘训善、李浩、董尚斌、陈孝萱、徐元洪、李权、庄国强、张炳谦、崔彦昭、陈守义、潘轺湘、张敦灏、戴佑健、蒋巍、胡耀鼎、苏乙波、冯礼贵、李兰芬（女）（留校）

提供名单者：陈奉孝、孙传仪、于劭、郭定一、沈志庸。

结束时，我愿再次对沈克琦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在沈

                                       2009-6-6修改

我所经历的北京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李受山

一、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所谓《何穆事件》，就是穆木天在《我的呼吁》中，揭露了何锡麟的绯闻事件。当时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是口头流传的，说是某研究生（或进修生）夫妇，在即将毕业前夕，欲谋求留在北师大工作（当教授）。能决定此事的只有党委一把手（即何锡麟）。于是女方便以自己年轻姿色，谋求于何，以至达到“献身”程度，女的男友因吃醋气极，便跳楼自杀（学生楼西楼三层）。其时西楼刚建完，回填尚未夯实，因而男方自杀未遂。

另一种说法就是穆木天《我的呼吁》揭发的，现摘抄如下：
    “……我举出，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这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这也不算宗派主义。”另外，穆木天还有诗一首：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幸名。

二、“苦药社”的产生

    自从穆木天《我的呼吁》问世，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以班级、以团小组、以宿舍、以同学友好、以个人等名义（如“夜行人”）。命名“底层之声”（中文系甲班）、命名“苦药社”（中文系乙班）、命名“霹雳社”（教育系）等等，都应运而生。这些社团大都是一“轰”而起，是自发成立的,通过一个阶段的活动，有的发展壮大了，如“苦药社”、“底层之声”等，有的“一哄而散”，这是大多数。“苦药社”初期，也是由郑景星他们一个宿舍“轰”起来的，以后发展由小到大，而成为中型社团。开始郑景星请我给写个刊头，我用隶书很形象地写了“苦药”二字，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之义。受到欢迎以后，每期都由我题写刊头，我也就成“苦药社”的一员了。郑景星原为大伙服务收集稿件；又自愿跑腿去学校总务处，要笔要墨要大白纸等，就成了总编了。冯三浩会写毛笔字，又善于编排整理稿件，就成了编辑了。为了吸引人，他还为大字报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他用文言写了个序言，又用章回体，一事一文，短小精悍，编写成类似小品文，以吸引观众。全校同学都拥挤争看，并曾引起中文系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说：“中文系真有人才！”这时“苦药社”还缺少一个上下沟通、内外联系的人，正好卫之祥长于此项，便自愿担当社长，于是这时的“苦药社”便成为学生中“有组织”“有领导”也有影响的大社团了。

大约在五月末下午的学习日，我们乙班由班、团联合开了一个关于我校肃反问题座谈会（有人又叫“诉苦会”）还请来学校团委周之良书记参加了。主要内容为一九五五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被苦斗了一个多月（还有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好发表政治性议论，也被批斗了），我还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座谈会一开始，同学们发言很活跃，有的还带有气愤情绪，一致指责我班肃反是毫无根据地乱斗好人，乱扣大帽子，又限制自由，谁受得了啊！大伙的发言使我的眼泪几乎都控制不住。会的后半部便是要我尽情地诉苦。一位女同学还特为我打来一茶缸开水，要我喝着开水慢慢儿说。我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才说：‘我校的肃反运动，是斗了许多好人。我是一个学生，倒还无所谓；最不该是斗了那些老教授、老专家，还有许多任课的

卫之祥为社长。具体负责与学校党委及行政的联系，同时也接待校内外来访，沟通情况。

郑景星仍为总编。负责稿件收集分配，物资（笔墨纸张及少量用钱）的筹办和大字报张贴等。

冯三浩仍编辑《新今古奇观》并自己缮写、出版。

薛若安、胡家瑞等负责采访、收集材料，后又增加了一些人。

这期间，我因为编辑“肃反专栏”曾采访了政教系教授何廷杰先生在肃反被苦斗的情况。回来编写了《奇冤记》第一回并出刊了（后又收入《苦药特辑》）。

据统计：《新今古奇观》共约编辑出刊了五十多回。（都是冯三浩主编）。《奇冤记》共编辑十一回，出刊了七回。

以上两个作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许多人建议出油印本，以便保存。郑景星又筹划出《苦药特缉》油印本并出售，两角一本，供不应求，仅出三期就停刊了。

三、沉闷的七月  鸣放尾声

六月七日

也就在这几天，常看党组织通知党员开会，团组织也召集团员开会。回来都很少言谈。过了不久，班级也开会，有一次主持人是一名新入党的女党员，一开始她就宣布“还是要大鸣大放，要大伙积极发言。”可是很长时间大伙都闭着嘴，谁也不说啥。其中有一位是我上面提到的肃反中因出身不好，又好发表政治性议论而挨斗的同学，突然被主持人看中。可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他什么社团也没参加，也没写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于是主持人就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吭吭哧哧说：“我还没有想好呢！等别人说完，我再说吧！”可是还是无人发言，于是主持人又再一次光顾他：“你在肃反中挨斗了，难道没有意见吗？”说完就赶紧准备好了钢笔和小本等待记录。可这位同学连忙站起来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才要坐，主持人又提出：“不会吧！肃反是把你斗错了的，难道没意见吗？”这回这位同学不知从哪来了灵感，铮铮站起来打开了话匣子说道：“斗错了党不是给我平反了吗？而且还给我赔礼道歉了！”于是便左一个“感谢党”，右一个“拥护党”。翻来覆去，说个没完。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我在苦药社作“肃反专栏”编辑时，他曾于无人处几次劝我：“别干了，天下哪里会有那么便宜事，给咱们平反就不错了！”我还认为他和党有异心，是落后呢！而今天演的一幕就是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吧！

就在这时，我班出了传奇性事件，作了鸣放的尾声。

我们五班（小班），有个江西籍的姑娘叫沈巧珍。长得小巧玲珑，性格纯清如水，又爱好歌舞，因而班上都唤她“巧儿”。苦药社兴旺时，她写了一则《新今古奇观》，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曾引起全校轰动，因而“巧儿”也出了名。这篇短文不过六、七百字，是大厨房某管厨师傅供给的材料。原来我们新校园系初建，周围尚未搬迁的农家之狗，进来偷吃厨房里的东西，学校曾雇工巡逻，只让轰走，不准打死，以免伤了邻居关系。这时学校总务长是湖南人，特别嗜食狗肉。其下有个姓李的食堂管理员，身材魁梧，堪称“壮士”，为了讨好总务长，就将农家之狗打死了，还想借食堂锅盆炖熟，孝敬总务长，某厨师不让。于是李壮士以职权之便，硬是炖了，最后将狗皮送给某厨师，以期堵住他的嘴。等到“巧儿”她们去采访时，某厨师就将此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并将原狗皮也出示给她们看。采访组听后非常气愤，经过论就由“巧儿”执笔，写了这则短小精悍的《新今古奇观》。后来沈巧珍受到考查一年处分，每月拿20元生活费，劳改了四年才摘帽，后分在四川自贡大安区第七中学，每月拿40元工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66年7月25日）受尽了批斗酷刑之苦，扔下五个月的吃奶孩子及一个几岁男孩，投了自贡市滏滏河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反右初期我校的三个批判大会

我校整风鸣放第一期由穆木天《我的呼吁》（即5月22日）开始，到六月八日后，也就是一个多月就算结束了。我们准备的毕业考试，也未举行，这时常能听到的，就是给谁定右派。看到报纸上也登有储安平“党天下”、“章罗联盟”等报道，校外也听说北大谭天荣等、人大林希翎等情况，心神很是不安。不久就听说，要给“苦药社”、“底层之声”定性，多数人对“苦药社”是认为在整风鸣放中“立有汗马功劳的”。可是过了不久，校党委（书记仍为何锡麟）便发布：“底层之声”、“苦药社”都为反动社团。这一锤定音，苦药社的人们，只好等着“受”了。

这时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鸣放，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安排的鸣放。内容当然是直指“底层之声”、“苦药社”了，当然也有指向穆木天、彭慧等老师的。又不久，“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深、杨碧遐、罗宗义等，“苦药社”的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等，先后被揪上台去亮相示众了，并都开了大型批判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便不能自由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活动，甚至晚自习、看报刊、文体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只准在宿舍反省或写检查，有什么活动要随叫随到。有时候还强迫我们去看“新鸣放大字报”，回来还要谈感想、写心得。

下面再说这期间学校开过的三次大型批判会，我们都是奉命参加的。

1．批判武兆发大会

武兆发是我校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有名的切片专家，全国性学术学术期刊《生物学通报》主编。解放初期回国，被我校聘为教授。因有国外关系，肃反被苦斗了。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成为右派是必然的。学校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及国内外影响显著，要抓他的典型。他因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就用自己使用的手术刀自杀了。死后仍然开全校性的大会批斗他。会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说是武的助教，曾被武强奸。该女人面容粗俗，像一农妇。说话呜噜不清，要哭又无泪。以后还有几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会后，有人说：“武兆发还是美国留学的，又是国内外名人。怎么去强奸一个像老母猪式的女人？”

2．批判谢昕大会

谢昕是我校俄语系一女生。在肃反中，因与其离婚的前夫有某些政治问题（其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与其离婚后，便考入北京师大读书），曾被逼供审问批斗。整风运动一开始，她就去找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纮先生（曾是蒋介石派与中共和谈的五老之一）反映了她被斗情况。黄表示同情，并要过问此事（后在反右中自缢身亡）。因此我校就要抓她为主要攻击肃反典型。谢昕被揪上台后，耿耿直立。主持会者便高喊：“谢昕低头！”谢昕仍是原样直立。于是主持会议者便指示两个青年，一个拧其一支胳膊，硬是把她摁低下头，就勉强宣布开会了，发言者便轮流上台。时间长了，摁谢昕脑袋的两青年有些乏力了，不注意，谢昕一骨碌，又是耿耿直立。主持会议者再也没有管，将就把会开完了，又喊了一气“打倒谢昕……”口号就散会了。倒是两个壮男把她擒下台来，可能当晚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以后再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更不知她是死还是活。

3．批判何廷杰大会

何廷杰是我校政教专业教授。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苦药社做“肃反专栏”编辑时曾亲自去访问过他；并将他的事迹编成《奇冤记》第一回出刊了。现在学校党委要抓他为攻击肃反典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校党委派来付日春要我写揭发何廷杰的材料。我问他怎么写，他说你写好给我看看。我将初稿给他，他看完说：“这不行！你不能光自己检查嘛，要揭发何廷杰是怎么对你毒害的！”他又就我的稿子指出：“此处要如何如何写，某处又如何如何写……”还郑重地说：“老李，这是给你一个光荣而又难得的政治任务啊！”我明白了，这是要我陷害何廷杰啊！当晚我长时间也睡不好，一面想起我的老寡母常说：“孩子，你四岁就失去父亲，咱李家就你这一根独苗，可不能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面又寻思付日春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又难得的政治性任务！”梦想：背不住我揭发了何廷杰能得到奖励，也许免于戴右派帽子呢。就按付日春指点的写了。再送给付日春看，他仍不满意。一面叨咕时间太紧迫，一面将我的稿件勾勾改改，叫我誊写后按此稿发言揭发。第二天我上台揭发，我一上台，就看到何廷杰就坐在前面，病瘦身躯，憔悴面容，不由得难过起来了。不知我是说了些什么，胡里胡涂就把发言稿念完了，自此以后，每当我想起何廷杰的病瘦身躯，憔悴面容，就莫名地心怯气虚！如今我已是耄耄之年了，才明白：人是不能作亏心事的，这才能活的踏实。何况，我也没有得到幸免不戴右派帽子啊！

五、反右初期的两则见闻

一是关于“天、水、心”事件。

在反右时期有些奉有特殊使命的人到处搜找“有问题”大字报，以便邀功请赏。在我们男生宿舍（北楼）后面，极为偏远的地方，恰有一张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党主乎？民主乎》，完好的贴在那里。内容不过三、四百字，朗朗清晰。下面署名“天、水、心”。用心者如获至宝，当即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迳送校党委。校党委很快就查明所谓“天、水、心”是中文系四年级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吴云生才二十多岁，还未脱童稚之气呢！因自己是主犯，当时就彻底认罪了。余毅忠正忙着他的《寓言故事集》，还有单行本《鲤鱼告状》的出版，对此不太在乎，当然也承认了。只有刘洪钧认为写大字报时他在睡觉，是吴云生代笔签名，怎么也感到冤枉，高低也不认罪，便开全毕业生的大会斗争他。看他借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向东流”在作检查，哭得实在叫人可怜，可谁也救不了他，最后闹了“顽固”的右派，流放家乡河北涿县，不知所终。

二是江、严“政治第一之争”。

江××与严××都有胃病，同在胃病食堂用膳，又是同一饭桌。他两位性格上都有个特点，凡事好争论，而又各执一词，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也强词夺理，不能服输。整风初期，严在吃饭时提出“还是业务第一”，江则马上反对“应该政治第一”，因而两人先由争论到争吵，后到动手——严打了江两个嘴巴子，江打不过严，便哭着去到学校行政告状，恰逢傅种孙副校长当值，在倾听二人各诉情况后，便认为二人争论问题，时常有之，但严不该动手打人，又念及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最可爱的人”，便想把事压下，便以长者的态度安抚江，又责备严，认错赔礼，双方都满意后。不意，这则消息很快被《北京日报》某记者报道说：“北京师大某学生，因坚持‘政治第一’被挨揍了，学校领导竟然敷衍了事处理”，于是不久，我们学校这位素称长者的民主人士，又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权威——傅种孙先生，被报纸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罪状之一是包庇打人的右派学生。严呢，先被学校开大会公开逮捕，后发配黑龙江兴凯湖边某农场，长期劳动改造。

六、苦斗一月  劳动五月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是反右派“大丰收“的一个月。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软禁在宿舍里，等待着被党团员和反右积极分子传唤，然后就戴了右派分子帽子。我班最多一天有六名。过程大致是：先经过全班批判，宣布定案；再经本人签字，这样一个右派就诞生了。当时主持我们乙班定案的，是一个叫可咏雪的同学，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右派，唯恐天下不乱”如何如何，我听后很是反感。他训斥够了，就去找我班某女同学整理成右派案卷，这个女同学为了卖弄自己有学问，给右派都起了许多污辱性的外号。什么“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自告奋勇”的右派，“起义狗”右派等等。我则被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我们乙班共定了18名右派，计有：卫之祥、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胡同荪（女）、张孝存、黄家榜、谷兴云、王开烈、冯三浩、肖敦煌、汪智、陈力（以上4班）、李受珊、丛鉴、王文禧、沈巧珍、张平治（以上5班）占大班的30%，其中4班13人。（附：中文系教授共18人，右派9人。其中一级教授两人：黄药眠、钟敬文。二级教授两人：穆木天、彭慧。三级教授三人；李长之（也可能是二级）、俞敏、陈秋帆。副教授一人：启功。）

八月过去了，右派也都定案了。毕业生（无问题的）也该分配离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我们还留下来等待处理。9月1月起，都集中到锅炉房大烟囱附近的一所平房去住宿。吃饭按大班排队进食堂，内有划定的界限，不得与外班同学言谈说笑，饭后即回住处学习报纸或写检查材料。在老同学离校时，不得送行告别。这时，我那位被引而未出洞的同学，被分配去西安北边一个县城中学（仿佛是高陵）。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同学的高明，有远见,悔恨没听他的劝告。在他要登车的那晚，他悄悄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辞行。我不由得两眼泪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与他握手。他却宽慰我说：“这一次我算是侥幸逃脱了，谁知道将来又怎样呢？希望我们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他又压低嗓音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装进小口袋里（指档案）去了。”说完就匆匆背起行李赶车去。事后还真不出他的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抓了他个“漏网的右派”。

七、尾声——发配吉林

十月三十日

我听了，好像“底层之声”的张海深、杨碧遐，“苦药社”的卫之祥、丙班的辛桂斌，还有谁忘记了，没有听到念名字，其他都公布了。处分最重的要考查三年，一般的是考查二年，最轻的是沈巧珍考查一年。

最后要大家都填写两个志愿以便分配工作，但只限东北三省、内蒙古、西北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四川、云南也可以，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做离校的准备了。

我自小就听我爷爷说，长白山的大森林如何大，关东山的大棒槌（人参）如何值钱。就羡慕向往，所以就决定填吉林了。结果真的就批准。

十一月七日晚

西南师范学院的右派学生为何这样多？

 

                          陶渭熊

 

拙文《回忆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动队》在《观察》网站刊载以后，引起许多人的震惊，如此众多的右派学生是怎样划定的？西师党委为什么对这些年青的大学生没有一点仁慈之心、要如此歹毒地整治他们？对这些问题我作如下的回答。
    首先关于西师右派学生的人数，是该校两位中层干部先后告诉我的，他们的说法一致，都说是700多，因此这个数字是确实可信的。当时西师只有学生4000人，所以右派学生的比例已超过18%。在有些班级比例更高，如物理系58级只有学生30人，就划了陈昌文、李德伟等11名右派，右派比例高达36%！像这种右派高比例的班级，在57、58级中十分普遍。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我认为：
    第一、领导人素质所决定。毛泽东整人的程式，是给下面一个整人的框架和比例，这叫“政策”而不是法律。这些“政策”的内容宽泛，从来没有严密具体的、可操作的内涵与界定，让下面的人去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例如将55万优秀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使他们受尽人生折磨的，不是任何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区分“香花与毒草”的6条界限模糊的意见。以此整人，伸缩的空间很大，整人的多少往往由单位领导人所决定。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比较善良，不那么黑起心肠整人，那么那个单位被整的人就少一些；但是这种人很少，常常被认为“右倾”而加以清洗。如果单位领导人心狠手辣、嫉贤妒能、粗暴专制、以整人为乐事，则被整的人数就常常“超额完成任务”；而这种人往往被毛泽东认为立场坚定办事得力，而受到重用和提拔。这是毛泽东制造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当时西师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张永清是后一种人。他是延安式干部，资格很老，是当时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老上级，本来他应该当更大的官的，但水平太差。他给我们作报告，慢腾腾地念稿子，每念两个字就停下来咳嗽一声，再接着念下去；听他的报告，就像钝刀子锯你颈项一样难受。这样的人对待知识分子，自然有一种本能的妒嫉和仇视。他又参加过延安整风，熟知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段，整起人来胆大无忌毫不手软。1957年秋，孙泱从北京下放重庆，入主西师。他是早期共产党要人、朱德入党介绍人孙炳文的儿子。孙炳文遇难后由朱德抚养成人，并作朱德的秘书。其人年青有为，善于宣传鼓动，颇有才能，但是“吃马列主义的药，就得信马列主义的教”，他整起人来也同样心狠。1958年3月他发动第二次反右运动，清查漏网右派，又有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孙泱后来在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文革时被造反派整死）。经过两次反右运动，就划定右派学生700多人。
    第二、鸣放时间的长短。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其实质是以言治罪，先诱人说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然后翻脸不认账，把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因此鸣放时间越长，上当受骗的人越多。西师早在1957年5月上旬就召开教师鸣放座谈会，又于6月初全校停课鸣放，教师中由党委出面召开全学院、各系科、各处室、各民主党派支部的鸣放动员会；学生中则由学生会、团委出面召开各系科、各年级、各班级鸣放大会，号召大家“帮党整风”，写大字报，摆出一付海纳百川的民主模样。因此教师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参加的人很多。尤其是学生，除写大字报外，还成立了许多社团、报社，如白丁报社、海鸥报社、太阳报社、巨浪报社、燎原报社、文科论坛等等。参加的人很多、很多，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也很多、很多。后来大家说，如果西师的鸣放再延续三天，至少有上千名学生成为右派分子。
    第三、董时光先生的影响。董

先生在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在《重庆日报》发表以后，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董

上海交通大学反右亲历记      

 

施绍箕

当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当中，它的规模之大，划成右派的数量之多，对右派的处分之重，以及后来在1960年对在乡下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甚至留在学校未毕业的右派学生，统统放逐新疆等方面，在所有高校之中，在那条“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遥遥领先，绝无仅有的。毋庸讳言，它的直接的后果是摧残了一大批人才，把他们扼杀在培养人才的摇篮里。在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有的还为此而葬送了性命。
    1957年的这一代人即将成为过去，这些被“反面教员”这个蔑称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们的经历，确实从反面给历史留下了一页教材。今将我们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1）共历阳谋 神魂颠倒

1957年，大约到了5月份，党委副书记万钧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诚恳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
    那段时期，同学们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从要求考试缓期，后勤管理等，最为大胆的一张大字报要算一张漫画配打油诗，画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锃亮的小轿车里，上半身伸出车窗之外，手托一盘饺子作恭请状，因为这幅漫画鹤立鸡群，艺术上无懈可击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几十年不忘。它显然是批评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的官僚主义的，意思是平常不来分部，只是过年来一次。后来知道，这张漫画的作者姓杨的同学为此也打成了右派。
    这期间，上面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现在看来，校方号召鸣放，贴大字报和开座谈会，都已是在毛泽东部署了阳谋之后，只不过大家都蒙在鼓里罢了。
    紧接着，七月分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是急风暴雨般的，各班停课学习和揭发批判，两个星期下来，被公开批判的却是寥寥无几，分部有一位叫杜锡焕的同学最为有名，揭发他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不过，所有针对他的大字报所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后，牢骚怪话多的一个学生。后来他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带走，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就在这次只有短短两周时间的“补课”里，一下子把近三百个学生打成了右派！
    可以确切的说，交大数百右派当中，没有一个有像样的，有系统的右派言论的右派，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肃反扩大化”、对“反胡风运动”等的质疑等，一概没有。为什么交大把划右派的标准定得那么低，划右的数量要那么多，以及全国反右运动进入结尾的时候，还要来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右派“补课”，这已经成了历史的谜了。
    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金切专业学生团员范文在班级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机制学生施永佑因为“宣扬”资本主义（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应而成为极右分子。有的是本来说过就忘的玩笑话也成了罪名而影响一辈子。“苏联的手表大如葱油饼钢笔象手电筒”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有人言“我的头发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状。留英造船专家王公衡

（2）铁拳当头 不服也服

右派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按照常规，党支部预先对班上同学照左中右排队之后，确定重点人物，然后收集这些人的材料，并着手组织批判。与此同时，这些人被孤立了，班上同学再不与之接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同学，也是如同遇到瘟疫，惟恐避之不及，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不祥兆头，只好灰溜溜诚惶诚恐地等待批斗。再后来，就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一般来说，左派发言最激烈，指鹿为马无所顾及，分析上纲是运动的方向，演绎推定则是组织的意图。工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这些被批斗为右派的人都是在加压力“挤牙膏”之后，一个一个从不承认“反党”到承认“客观上反党”，再进一步承认“主观上反党”。然后就是找根源（阶级出身或是个人主义的根源），写 “检查交代”。使他们最为痛苦不堪的是要违心地写下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虽然是笔重千钧，但为了不“自绝于人民”，除了极少数以外，都认罪了。那极少数当中的有一位船电二的党员班干部赵长根，他因不服指控，据理力辩并扬言要根据党章越级上告，结果迅速升级，未待正式“处理”而率先被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去了。这个事件，给许多划上右派而仍然想不通的人敲响了警钟：万万不可有不服和申辩的念头，不服也得服。

（3）罚不当罪 言而无信

对刚刚划上右派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肃反运动和反胡风运动的洗礼，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个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级集体里，他们已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敢与之接近交谈，从此笑容在他们脸上消失，一筹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头，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会怎么想？因为政治上成了敌人，许多活动会议不让参加，沪东造船厂不准去，实习也有限制，他们只能扫地和打扫厕所。
    一个可怕的日子突然来临，1958年6月18日，把我们从上课的教室里叫出来，收拾好行李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车等着，集中点名之后，就上了卡车，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自此，我们永远离开了交大。
    后来我们才知道叫我们下乡劳动。但具体的处分并未宣布。在几个月之后，各人才陆陆续续知道了自己的处分结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或是“开除学籍，监督劳动”。在下乡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当中，多是前一种处分，开除学籍的约有十余人。更为严重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后三三两两地移送公安局加以处置，接受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最为轻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由于成了政治上的敌人，处于尴尬和受歧视的待遇是不足为奇的。
    又一个晴天霹雳发生在下乡劳动整整两年之后，即1960年7月20日

（4）西郊两年 人当机器

1958年6月18日

（5）犟头倔脑 罪加一等

在全校欢庆反右斗争取得巨大胜利，数百名右派纷纷低头认罪检讨的同时，竟出现了几位公开不服，提出申辩的散兵剩勇。他们实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然而他们以自身人格的力量发出的正义之声是多么难能可贵。其中，继船电二的党员赵长根要根据党章申诉之后，要数船制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1955年入交大船制系，是年19岁，在1958年定成右派以后，拒不接受党委给予他的“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又不认识自己的右派罪行，声言“我没有错。”坚持说“中国科技落后，应该向外国学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不是右派言论。
    为此，船制系党总支又专门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场由船制三年级六个班全体同学参加的“辩论会”，二百多号义愤填膺的学生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他的敢于挑战群众，蔑视党的决议的嚣张气焰狠狠地压了下去。就在这一天，19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党委对他的升了级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宣布的声音刚落，公安徐汇分局的囚车就把他押走了。
    在公安局关押18天之后拉到了横滨路723号的教养所，关够了一个月之后于8月18日

（6）上书言事 监狱伺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书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极刑，十恶不赦，大凡上书言事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殷兴荣，江苏无锡人，1955年中学就入了党，1956年入交大船企专业，任学生会副主席，为人质朴耿直，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不多言谈。万万没有想到，在58年初反右补课的收尾声中，突然爆出冷门，赫然出现了关于殷兴荣右派材料的大字报，主要罗列了他的一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划为右派（学生会主席王德润，这位船制四的东北汉子，也以类似的原因划成了右派）。因为情节轻微，他被分配到重庆大学。
    殷于67年在重大结婚成家，几年里育了三个儿女。大学里教着书，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然而因为对反右运动的看法一直深埋心头十多年，郁闷难挡。文化大革命激发了他的天真的书生气，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从腹诽到上书。于是就发生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上书的事，为了能让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写了“毛远新收”，是想通过毛的侄子转交，不可谓不深思熟虑，先后两封信寄出的时间已经是74年和75年。
    毛远新收到后保存了第二封，当他垮台被抄家时把殷的信也抄了出来，由于是真名实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费力的直转到重大，信中的关键词是“反右是解放后最大的一次历史冤案”，遂于1977年4月5日以“反对党的基本政策”为由，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同年6月21日

（7）纵身跳楼 不为瓦全

机制二的学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早年留学美国，其姐定居在美国。施因“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孙大雨和彭文应”等罪名，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后来同时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郊区劳动的后期因患肾盂肾炎留在上海没有跟大伙一块来新疆，留在上海期间没有正式分配工作，至66年文革爆发，作为右派分子在劫难逃。
    一次里弄红卫兵对其进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当场愤然从三楼跳下，悲壮之举义无返顾，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1979年交大进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个姐姐代领了交大党委发给的“右派改正书”。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梅焕洲，也是因为右派问题，在文革劫难当中，始则卧轨（未遂），后来跳楼而陨。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员，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苏被迫害致死，船内四的学生右派王济一，分到阿克苏农一师，也是非正常死亡。

（8）范文难友 你在哪里？

   范文，金切四年级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浙江农村人，肤色黄黑，有营养不良之状况，质朴诚实，瘦小的个头，显然的一个弱者，没有进攻性可言。刚下乡，他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小组，于是朝夕相处，共同作息，我们处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迟到，劳动上相互帮助，只是有一条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问题，以免引起新的麻烦。
    可是，在过了不多的日子之后，范文打破默认，向我述说，大意是他是在支部会上响应鸣放号召发的言，主要是谈了农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实际情况，到后来，他用很平静的口气问我：“你说，我错了吗？言者无罪怎么不算数呢？”听了他这番话，我感到好亲热，这不就是我所想的吗？这样的心里话自从我被孤立以来是不可能听到的。这既是心里话，又是真话，而且是我们的共同的心里话。可是我听了这个话，又感到害怕极了，我的心在哆嗦，这可是“翻案”啊，谁敢“翻案”？心里想想倒也罢了，现在可是我们两个人啊，弄得不好，闹出一个升了级的“翻案集团”，这怎么办？
    “我错了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何尝只是困扰着范文一个人呢，而是几十万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无门，只有自己默默忍受了。可是我们的范文，缺少“难得糊涂”，以诚对诡，他竟想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去摆脱这份困惑，去结束一切，终于在一个秋日里，投河自尽，幸好被及时发现，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制系助教黄翼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众人赶到时多震惊难受，无言以对。不料一位下放干部，轻蔑地用脚踢了他的身体，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实！”
    人性泯灭，这就是阶级斗争？！正是由于那么几个左得可怕的管理干部（下放干部）的作用，当天天黑以前，范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日复一日，他的一大捆大本的教科书原先放置在房檐下的水车上被雨漂日晒散失以致不知所踪，在又一年之后，才有一点消息说，范文最终被公安局折腾到了上海精神病院。
    作为难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范文，也曾经因为想我自己多难的母亲而想到他的母亲，一位贫苦无助的母亲，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日夜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9）监狱大门随时开着

    下乡刚刚满三个月之后，就时来运转，因我的劳动表现很好，就被生产队选去当饲养员，福兮祸依，悴不及防的大祸从天而降。
    某天，老社员饲养员让我挑饲料回来顺便把库房的“**”（音近似于yuandou）带回来。因为没有听懂上海县的很土的方言“**”，问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问个没完，于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库房，我找不着既是喂猪的又是叫yuandou的东西，就尝试性的把屋角的一个内装糊糊状物的斗缸带回了，回来后我指着斗缸问老社员：“是不是这个？”老社员说，大错了，这是农药二二三！
    不久，政治嗅觉很灵的下放干部得知了这件事情，麻烦就来了。没过几天，我被带到公社，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圈房子，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问过我的姓名之后，问我因什么而来。我答：有误拿农药的事，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原因。他书写完了之后让我坐在一旁，我饿着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天色黑透。
    另一个工作人员就带我上一辆停在微弱灯光下的吉普车。我顺从的上了车，只见车上已经先于我在一旁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脸色惨白，双手合在一起，手铐的金属反光隐约可见。我并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但却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顿时恐怖袭来，全身寒颤。
    吉普车一出院门，就急驰在两边尽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浓，偶尔有微弱的路灯灯光掠过，寒意一阵紧似一阵，脑子却特别清新，在急速地思考着，想到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的话，右派是阶级敌人，我已想到了会不会是在今夜就遭到枪杀，莫非是去龙华刑场？于是想到了亲人，想到了慈母的泪，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非常伤心，伤心代替了恐惧。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让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判决吧。
    最恐怖的事没有发生，我终于被带到了一座监狱，大铁门打开，被一把塞到里面。这是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电灯透着昏暗的灯光，房间中间偏里放着一个醒目无盖的大便桶，其余全部面积一律席地横向躺着十七八条汉子，正象平铺着的沙丁鱼罐头一样。
    整整被关了15天之后，我被叫了出来，说我可以回去了。一位戴眼镜的长者让我在一页材料上签了一个名。猛然间，我看到纸页的右上角有“学生右派”四个字。长者让我回去后把伙食费交来（连同借给我的返程公共车费），我一一答应，高兴地步出大门，这才识得庐山真面目，原来这里是“上海县看守所”。

（10）亲戚余悲 他人无歌

   秦基，电机系学生，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停战归国，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长，表现好，群众威信高。主要是口无遮拦，平时言传过一些朝鲜战场的“内部消息”，经过运动的揭发，分析上纲，当然是很严重的了，“丑化……，美化……”这样一来，立场就滑到右派了。58年受劳动察看处分，分在上海县宝北乡，至第二年，在一次捞用来作猪饲料的水草作业当中，不幸溺水身亡。
    黄小痕，上海市人，56年入交大船制专业，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同年到郊区劳动，60年集体进疆，被分在兵团农五师（哈密地区）。十余年当中，一直干着艰苦的劳动，75年在开芒硝矿的山里，因受玩忽职守，无视人身安全的一位监督人员的引爆而被炸身亡，现场惨不忍睹。
    1979年改正之时，黄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亲，替死在遥远新疆的儿子去交大领回了“右派改正结论”，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捧着儿子的“结论”，悲怆万分，哭晕倒地。
    尤光演，是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来新疆的在校右派学生，分在乌鲁木齐大修厂，69年挖地道时在最危险的岗位井口下，因缆绳断掉被砸身亡，当时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女，最小的孩子还不会走路。

（11）求生之路 竟是“叛国”

   王宇伦，江苏南京人，船制609班学生，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时才18岁，和大多数学生右派有着相同的经历。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后下乡劳动，60年集体遣送来新疆，分在兵团农一师，该师地处南疆阿克苏地区，这个地区居天山南麓，远在乌鲁木齐西南约800公里，当年路况很差，交通极为不便，该地区西北与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相邻，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

（12）牧马天山 四十不立

    张犀，上海市人，内燃机车61班学生，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补课中划为右派，由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而受到“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严厉处分。58年下乡，60年集体进疆。照例说，劳动教养的处分是由公安局执行的，但是由于交大学生当中列入这类劳动教养处分的人多，公安局不胜消化，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养”，于是就放到下乡之列，除了张犀，还有席与汉（热机车），范圣民（船制四）等。
    张犀情节严重是因为他的右派言论连鸡毛蒜皮在内一共有二十多条，但是真正有质量和有分量的却没有一条；而“态度恶劣”，那是因为他死抱住两条，一是不揭发别人，二是死不承认，倒有点不屑戚戚小人辈的君子风度，所谓“不上狗咬狗的当”。
    张犀和另外几位如黄小痕、徐才麟等来疆后被分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地点之一，兵团农五师，主要是放马牧羊，开采芒硝矿以及小型土煤矿。张犀在挖了两年芒硝矿之后，从62年开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里坤牧场牧马到73年，过了整整11年的游牧生活。
    当文革席卷全国大陆之时，张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70年被捉起来关在“学习班”达一年半之久。73年分派到小煤矿挖媒达五年之久，漫长艰苦的改造生涯共二十一年过去，从58年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时的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到了79年改正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42岁的张犀，其时既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单身一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由羊毛毡子裹着的铺盖卷。张犀，可称是一个真正的牧马人。

（13）正本清源 是时候了

   反右运动的劫难过去快五十个年头了，如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无论是中国当代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页。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这沉重的一页。
    对这个历史运动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比如运动发生的根源、主体和责任、后果和影响、今后的防范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五十年了，连一本（或者一篇）反右运动的正史都没有见到，这是不是很正常呢？至于对依然是现实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比如责任者的道歉和赔偿问题。胡锦涛主席在谈到日本侵华问题时强调“要不忘历史，要赔偿”，虽然反右派运动和日本侵华不能完全类比，但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说是有共同之处的。
    说来俗气，赔偿，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右派因为受到错罚而被克扣的工资，都还没有补，该不该补？几十万人受了冤枉，数量太大，精神赔偿，不要钱的道歉可不可以？做了错事要道歉，既是文明的标准，也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很希望交大对反右的资料加以整理，不要从校史上一笔抹去。三百多名师生右派如今的归宿如何，可不可以逐个调查核实，特别是因为当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踪的人（如秦基、范文等）更有责任承担善后，对人家家庭进行抚慰和抚恤。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以人为本，自当把曾经丧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来，正本清源。是时候了。

浙江美院反右中的三个冤魂

 

金  冶

一九五八年夏天，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原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
    我们这些被划定的右派分子，在等候最后发落时，曾被分成几个小组，每天在校内从事各种劳动。
    这天上午，我和倪焕之、赵琦一起正在操场的东墙角下拔草，忽见泥水师傅黄宝根走过来向他们招呼了一声，便把他俩给带走了。我心里想，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处理了。中午时我回家吃饭，那时我和赵琦都住在栖霞岭的教工宿舍。刚一进院子，就看到黄宝根带著赵琦从他家里出来。当时赵身上只背著一个很简单的行李，也不见赵家有人出来送行。我急忙问他是去哪里？他苦著脸说还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么看著他被黄姓工友急匆匆地带出了大门。谁知就是这样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赵琦最后的一别。

教师倪焕之、赵琦死於劳改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校，就看到告示牌上教师贴出了一张布告，公布右派分子倪焕之、赵琦因有反革命历史，已送交司法部门法办。不久我从他们的家属处得知，两人都被送到奉化某一劳改场所判处劳改。
    那时倪焕之与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里。倪被送去劳改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听他妻子说，倪不断给家中写信，说劳改场里对他很好，只是生活条件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给他寄些吃的东西。有一次她寄东西时被一个邻居看到了，还传出了一些闲话，说倪实在是享受惯了，这样的人虽然住在劳改场里，也很难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农村妇女，那时他的一个男孩只有七岁。倪被送去劳改后，便已停发工资。他们是在极其艰困的生活条件下，不断设法给丈夫寄些吃的东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赵琦的妻子王适新当时是市立第三中学的数学教师。赵走后便由她独自抚养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员宿舍。那时我们一家也从栖霞岭搬到了洪春桥。我们两家虽然相离很远，但王总是不断到我家来，诉说赵在劳改场地的生活情况，还特地把他的信带来给我看。有时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来高高兴兴地对我说，赵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来。说著便把一封刚刚接到的信交给了我。
    赵在信上说，场里的管理人员对他都很好，劳动上很照顾他，看来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来过年。
    当时我看赵这封信和倪的信内容基本差不多，都说场里对他们很好，只是赵没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东西给他吃。到那时为止，他们去劳改场还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会这么快就放回来的。每次信中所写的话，不过是些安慰之辞。况且他们所写的信也是必定要经过检查的。因此实际情况如何，家人根本无法得知。然而，王却信以为真。看到她那么高兴，我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不料万没想到只过了三天，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来找我，手里拿著一封电报，说是赵已经死了。只见那封电报的电文只写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赵琦於□月□日病死，立即来场处理后事。
    王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当时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肿了。从奉化劳改场回来后，她含著泪水对我说，她赶去那里时，赵的尸体已被火化，结果竟连一次面都没能看到。场里说他是属於暴卒，不知患了甚么病，是突然间死去的。按照场内规定，凡是病死的劳改犯人，都必须立即火化处理。王觉得丈夫死得太离奇，但又无处评理，最后只好带著一件丈夫生前的遗物，一块瑞士手表回到家里。

倪焕之翻译艺术理论贡献大

就在赵刚刚死去不久，倪被场里送到了杭州市第一医院，当时肚子已胀得很大。没多久，即因患血吸虫病而不治身亡。王因赵的死因不明，总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让她去找美院的党委书记陈陇，请求学院出面追问。她找过后回来对我说，陈的态度比劳改场的领导还要坏。陈说：赵琦是劳改场的犯人，早已不是学校里的人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和我们学校毫不相干。而且一个劳改犯人，死在劳改场里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当然的事。请问你有甚么权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焕之先生和赵琦

赵琦不知划右派等於判死刑

赵琦学会俄文后虽然翻译的资料并不多，但当时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学和绘画上了。他非常关心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并总是不断画出新的示范作品来给学生观摩。他自己不停地画，除水彩外，他的油画基础也很扎实。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见他坐在窗前画画。有一次，我们一起带学生去兰溪实习，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画水彩。他画了许多幅动态各异，非常生动的牛群。这些画回校后曾举行过展览，并给全院师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时，有一天，赵突然来找我，说他从来没到过北京，这次是特地到这里来画画的。我给他安排了住处，以后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来，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后就跑出去画画了，就凭著这两个烧饼，在外面一画就是一整天。可以说在当时我院所有教师中，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画起画来能比他更为勤奋。反右开始时他不在学校，到西北去写生了，还不知校内已经开展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知学院早已把他定为右派，是学校特地打电报要他赶回来戴上那顶右派帽子的。
    他回来的那天，恰巧我们在校门口相遇，记得他还笑著说：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你也成了右派？看来把我叫回来也是在劫难逃。不过，我倒很想尝尝当右派到底是甚么滋味。
    那时我们何尝知道这顶右派帽子的分量！他回来的第二天，学校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大会，把他划成了右派分子。谁知对他来说，一经划成右派也就等於判处了死刑。
    江丰非常怀念他的老友倪焕之。江的右派问题一经改正，重新恢复名誉又来杭州时，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与孩子。可是他哪里知道，倪当年被送去劳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撵出了学校宿舍，弄得他们一家挤居在茅廊巷一个弄堂的过道里，只能十分勉强地在别人家的房檐下搭了个床铺住下来。那时我们全家曾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被送到诸暨农村劳动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的下落了。江丰听说这些事后沉默了很久，始终没有讲出一句话来。

极左党委书记陈珑的凶恶嘴脸

吴明永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间因生活艰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时期曾在孤山“一片云”的宿舍里养病。他喜欢读书，写文章，并常把所写的文章拿给我看。在当时的学生中是一个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养的理论人材。毕业后留校的他，曾被介绍去北京《美术》杂志实习，当过助理编辑。一年后返校在理论教研室教文艺理论课，做我的助教，并帮我创办我院和中央美院合办的学报《美术研究》。他对太平天国颇有研究，针对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学术权威罗尔纲的论点，提出过许多不同看法，并写成了论文。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美术研究》的创刊号上。
    吴是在新到任的党委书记陈陇来校不久后被划成右派的。在陈的眼里，不管他有没有甚么言论，及表现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与我的关系密切，便理所当然是小右派。回想起当年陈被调来学校时，那种威势不能不令人发指。在他刚刚到校的第一次讲话时，竟然在大会上这样喊叫著：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个美术学院，是奉旨而来，也就是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时代，你们见到我都得下跪。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里有甚么“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楼。），说他们权力很大，很厉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们还有甚么可厉害，现在真正厉害的是我……
    这个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果然厉害，没想他进来后感到这个学校所划的右派还远远不够。为了显示他的威风，即刻便把反右斗争重新推向了高潮，经他的手又划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邓野、张怀江等，在陈陇来校前，本是领导反右的人，但在他的手里竟都成了右派。尽管如此他还意犹未了，准备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划出一些右派来，要把学校里的教授一网打尽。当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后，没想因为学校里所划的右派实在太多，早已大大超过了预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许多老

青年右派吴明永的惨死

被划成右派的吴明永，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每月只发给十五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并曾被送往东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劳改又回到学校时，本来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经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间非常潮湿，永远照不到阳光的阴暗小屋里。那段时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会和我坐在一起，那时我们吃得都非常差。
    当时他急需营养，并必须改善居住条件。为著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过。可想而知，我这个老右派替小右派讲话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剧，虽被送到医院也并未得到妥善治疗。我去看他时，见他住在一间挤满了二十多个床位的大病房里，十分嘈杂。他告诉我说自从住进医院后，很少能够入眠，病房里整天整夜吵闹不堪，使他难於合眼。外加大便干燥，吃不下东西。要是能够调换个病房，能够睡觉，病情便自然会得到好转。我看到他乾裂的嘴角上凝结著血块，心里非常难过，便急忙跑到医院的院长室要求给他调换病房。没想院长却对我说：目前病床十分紧张，要知道能够住进来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想调换病房？我说病人睡不著觉，你们有责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去找大夫。要是连这样的事都来找我，我这个院长的工作还怎么做。於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说病人刚来时全都睡不好觉，多住几天就会好的。我说能不能给他配点安眠药之类的，让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这位医生却说至於怎么医治，我们会考虑的。临别时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吴，心想既然不能调换病房，若能给他服点安眠药片总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谁知我再去探望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说仍一直无法睡眠，每天仅能喝一点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说他的病本来就很难治了，因为是你们学校送来的，所以才住进来。我们还实在设法给他医治的。就这样，谁知没过几天，他就眼睁睁地死在医院了。
    三十多年来，每当我想到吴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为我的缘故被划成右派，何至死得这般凄惨，何至於过早地离开人世。他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吴逝世后，他的弟弟从闽南家乡赶来，为他处理后事。他的遗体被送到凤山门外的火葬场时，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场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学周昌谷、徐永祥等。沈润棠虽然和他一起在理论教研室工作，但自从反右后，便早已与吴划清了界线。谁料这天竟也赶来参加了葬礼。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张延芬。
    张原是美院附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学生，打那时起就认识了吴。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吴的照顾，一直称他为吴大哥。吴也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终保持著那么种纯洁而又无比亲切的师生关系。那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吴的遗体被推进火葬场时，全身覆盖著一张白布单，只有两只没穿鞋袜的脚露在外面。张不忍心让她的吴大哥在临近火化时还赤著双脚，便立即跑到外面为他买来了一双鞋袜穿在脚上。
    当大家围立在吴的遗体前时，我忍不住满腔的悲愤，用力掀开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单说：大家一起来看看吴明永的遗容吧！只见他身穿一套新的蓝布干部服，紧握著双拳。他那张枯瘦的脸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嘴角周围堆满了黑黑的血块，紧闭著双眼。看那表情显然是在极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斗时，沈润棠竟然还站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吴明永这个小右派，真是反动透顶，至死也没说过一句感谢党的话。他的反动完全是金冶这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养的。在火葬场上，吴临近火化时，老右派金冶还亲自揭开那块盖在他身上的遮尸布向我们示威，是在告诉我们吴是被迫害致死的。你们看老右派金冶对他所培养的这个小右派的死，该有多么痛心！
   

倪焕之、赵琦和吴明永这三位极富艺术才华的年轻教员的右派冤案，虽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运动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却早已随著岁月湮没无闻。我对他们的所知虽亦有限，但凡是亲历其境之事，却仍记忆犹新，永远无法忘怀。我是在深切的怀念中，本著无可旁贷的责任来写这篇悼念文字的。

                            二○○四年八月一日於巴黎
（本文作者金冶,著名画家,五七年反右的幸存者）

1957年夏天的《紫外线》

 

刘子馨

1957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发出整风通知，要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即所谓的“三害”。中央英明领导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大家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通过整风我们的党将不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历次运动出现的问题也将通过整风得到克服。我们的国家将沿着中共八大的路线前进，幸福美好的明天在召唤成都工学院同学们。

成都工学院是原四川大学工学院与泸州四川化工学院合并新成立的理工大学，七十年代末改为成都科技大学，后来又与四川大学合并（中途还改称四川联合大学）。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大部分是四川人，还有不少是云南、贵州的。

春天是个百花争艳的季节，学校校园里的花朵似乎比往年更加鲜艳，但是比起当时的报刊杂志上的“百花齐放”，它就逊色多了。

一些平常不看报的同学都对报章杂志感兴趣了，课余时间都在议论报刊上发表的帮助党整风的文章，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振奋，因为我们的报刊第一次改变了一个声音、一个腔调的那种千篇一律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那种烦人的局面，真的体现英明领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背地小声都不敢向知心朋友讲的话在报刊上出现了，同学们的思想有些活跃起来。但这一切都停留在课余时间的议论上。大家依然在努力学习，学校和以前一样平静。

进入初夏学院党委组织邀请学院民主党派的部分教职员座谈。当时学院民盟支部负责人康振黄教授提出学院实行党委治校有问题，建议整治工作由党委领导，学术工作由院学术委员会领导，院学术委员会由高教部领导。在四川省成都工学院有人提出，高等学校要“教授治校”。有位教授说：“党委治校就像老太婆跳舞。”其他教师和教职员工提了党员作风不好：“党员有三威，即威严、威风、威逼，这三威就造成高墙。威严—— 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高不可攀，在工作中显示威严来；威风——党员党性很大，很多，你看他走个地方，人还未到党气就逼人而来；威逼——在运动中，越是在基层中，面对这些威严而又威风的党员所在的场合就越受不了。”又说：“群众没有报复条件，党员有报复条件。”

关于肃反问题有人提出：“再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就是睁起眼睛说瞎话。”；还有工资问题等等。所有的谈话和发言都是在各类座谈会上发表的，学院内既无大字报也无小字报，很少有同学知道。而这时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的学生，已开始响应英明领袖的号召搞大鸣大放大字报，提出若干尖锐新颖的问题。

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历次学生运动的发起者的话，四川大学便是四川历次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当成都工学院还是一片朗朗读书声中，与工学院一路之隔的四川大学，在鸣放的号角下已经遍地开花了。

1957年6月6日

有一部分同学特到川大去了解他们的鸣放情况，在那里也得到北京大专院校的鸣放动态。回来后连夜向同学们通报了自己的感受，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工学院发起这场为党整风的活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6月7日工学院学生食堂前的黑板和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在此之前化工系55乙班的陈明儒同学从川大参观回来后响亮地在大字报上呼出“夺回民主、夺回自由！”的口号。第二天，首先贴出的就是陈明儒和赵宗炎同学骗的《紫外线》创刊号，内容大多转载至《川大论坛》，写在前面的发刊词如下：

《紫外线》创刊号

血气方刚追求真理，正直的青年们：“五四”余焰尚在燃烧，让我们发出正义的呼声，让我们透视矛盾的对象，扫除科学发展的障碍！

其他是转载川大论坛的大字报，内容有以下几点：1.胡风不是反革命，要公正审判（这是人民大学林希翎同学提出的）；2.要求档案公开；3.要求改革学制，取消政治课；4.取消政治辅导员；5.反对唯家庭出生论；6.要求民主、反对束缚。

《紫外线》的出现在同学中反映强烈，叫好的不少；“民主自由”这个近百年来成千上万进步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为之献出生命的口号，这些年来被禁锢了。人们哪怕是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甚至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自己最亲爱的妻子都不敢说的口号，现在堂堂正正地喊出来了，恰似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人们看到了光明，又像一声春雷震醒还在睡梦中的人。但，少数神经衰弱的同学吓得了不得。

《紫外线》这个鸣放社团是陈明儒同学发起的，参加的同学是化工系无机物工学55级甲乙班的同学，刊物的标题是由甲班的赵宗炎命名，意思是透视当前社会现象；并由他任总编辑，由我任总顾问，陈明儒同学负责联络。接着《紫外线》又出了第二期：

反对班三角

班三角不等边，一边长来两边宽。

独揽大权是支书，学生代表且敢言。

支书管思想，班长管学习，

可怜学生的代表,只能零活干。

三角已不时髦，同学怨声遍蜀道。

专制主义需打到，民主自由望撑腰。

三人统治法西斯，民主治班才是“德膜克拉西”。

小兵小卒齐参政，民主空气才形成。

妙在不言中

整风运动闹轰轰，群众带头打先锋。

党员哑口若寒蝉，积极分子守中庸。

公开当案

档案！档案！自己的明细表，被领导掌握，真是令人忿然。

档案！自己的鉴定，是非不知其所然，我们怎能不想看。

档案！乃是领导的意见，片面反应的产物，哪能算得客观全面。

档案！你究竟是这般不平凡，多少人被陷害，工作学习受牵连。

这一期的内容是在陈明儒住的寝室里草就的，参加的同学除赵宗炎和我以外还有无55甲乙班的同学，其中有一位是“班三角”的负责人。这些人当时都是慷慨激昂的，以后在重压之下个个反戈，缴戒投诚了！

关于“班三角”有必要说明一下：这是在《辞海》里都查不出的历史名词，现代人，尤其是现代的大学生是不可能理解的。

“班三角”是那个时代大学里的一个班领导机构，由班共青团支部书记、学院任命的班长及同学选出的代表三人组成，故曰“班三角“。三人中以团支部书记为大，因为党要领导一切，哪怕最小、最低的班也要深入进去。可惜当时的党员还太少，特别是新的班根本就没有党员（那时还没有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党的领导就落在共青团头上。

肃反运动造就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蹦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入了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54级的学生，进学校不到一年就抽出来搞肃反。也就是从1955～1956年肃反告一段落，这批人降到下一年级当班领导。

化工系无55甲班，学院分去两个党员干部——王书美、黄希涛，无55乙班分去一个党员干部名叫赵斌。“天”赐给他们班上的当之无愧的第一把手，原来的团支部书记自然礼让其位。无55甲班取得两个党员是个大官——班上的党小组长，没有资料查到这个党小组管的是几个班，但至少是管我们甲、乙俩个班。

从此，这两个班的同学在党的领导下，“享受”着党的“阳光雨露”的呵护，使许多同学对他们格外“尊重”，因此，他们说话的腔调也与众不同。其实“班三角”那首诗的内涵还远远没道清他们的实际表现；当时也不敢说得太露骨。说穿了，团支部好比一个地方的党委，班长相当于政府，至于学生代表勉强算政协吧。一个班由团支部书记专制，对全体同学施行独裁统治，我不知道肃反运动中班团支部书记扮演的什么角色，在“反右斗争中，绝对是一个班的反右“统帅”。

《紫外线》出了第二期后，我们这甲乙两班又有部分同学参加，这个参加不履行手续，所以在反右刚开始有人就不承认参加过，至今无法统计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参加。除了《紫外线》外，学校里还创办不少大字报刊社，如《论坛》、《积分社》、《黄连社》、热风社》、《号炮社》、《雷达社》、《666社》、等。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民主自由成了主流，与主流呼应的具体问题也提出来了，反映最多的是肃反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电机系橄榄同学贴在学院行政办公楼大门的一幅对联：

半点疑，杯弓蛇影，说什么真假功罪，黑沉沉阎罗宝殿，牛头马面拷新鬼；

一声令，雷厉风行，管啥子调查研究，阴深深酆都地府，判官小鬼乱勾魂。

横批：死活无常。

肃反的诗

捕风捉影，大胆怀疑，看管起来，发动群众，反复斗争，日以继夜。拳打脚踢，扯落头发，还不上算，关进茅屋。度日如年，搜集材料，强迫接受，以塞偏差。

                     声声怨

愁云弥雾，难见青天，是非真假难辨，棒打谁？

伤毁何人？内部敌我并立，斗绑打不敢吭声。大学设监狱，民主自由平等何在？打你下十八层地狱，难以翻身。血肉筑成她的幸福，为我等何生。一点冤魂到云霄青天犹存。湘江水易阙，含垢忍辱不能生。

大字报还从法律的角度阐述肃反运动是违反宪法的。历次运动“之所以能够随便玩法，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一直没有重视法治的建立，在人群中引起恐怖思想，能要人民相信党吗？”“历次运动后是人与人之间空气紧张，大家不敢多交谈，造成每人之间有一条沟，人与人之间全被隔开了。”

还有大字报写出肃反是“人为的制造反革命分子”、“一个公民剥夺另一个公民的权利”。善良的人们会相信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肃反期间学院的大门是紧紧关闭着，除了党员积极分子外绝大多数人是不能走出学院大门。新入学的同学可以凭新校徽自由出入，但老同学、老教师依旧被关在校内，这里已不是学校而是监狱！

肃反抓出一批“反革命”，同时也造就一小撮“干将”。那些调到我们两个班搞专政的同学，摇身一变成了党员干部，降到我们班继续读书，但享受的是带薪学习。他们的成绩是把陈明儒、赵宗炎和我打成右派。

成立鸣放委员会

《紫外线》《论坛》发起全员的鸣放，刊社共28个班级73个单位于6月9日下午在学生食堂，晚上在教工俱乐部召开了学院首次鸣放社团联席会，省委工作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知要求在院广播台广播遭到拒绝。

下午，院团委书记苗作铭和学生会主席王世杰参加会议，会议由赵宗炎同学主持，议题是研究解决鸣放与学习的矛盾。赵宗炎首先提出这次会议产生本院学生鸣放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联系一切组织与个人，作为学生鸣放最高机构。但苗作铭提出：整风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有关停课鸣放和不停课鸣放的两种意见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院党委书记郑方在报告中表态：“整风教学两不误”，以后党委决定不考政治，也许有人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哪知党委是这么认为的：每个人在整风中的表现就是一次政治考试；右派分子当然政治不会及格的。这些稚嫩的娃娃们哪懂得这些套套，葁还是老的辣。《紫外线》第三期的内容有塑料专业一位同学写的《我要大鸣》，以及支持成都体院的呼吁书等。

《紫外线》出了这一期后就暂时停刊，直到6月26日出最后一期，内容是宣布停刊。《紫外线》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只生存了20天，真正运行的时间只有四天，写稿的或干事的不超过20人，而接受批斗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发动的群众达两千多人。

《紫外线》是成都工学院第一个鸣放刊物，她提出了七年来没有人敢想，更不敢说的话。成为学院传播火种的先锋。“枪打出头鸟”，院党委当然把斗争矛头首先对准《紫外线》。

6月8日

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同学冯元春在图书馆门前圆柱上贴出大字报：“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起来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以后，在残酷的反右斗争中我们无55级甲乙两班和《紫外线》的陈明儒、赵宗炎和我以及赵明娜、王和培、谢祟湘、曾永林、张大俊、机55的汤宗軒，化机55的周大学、郑文明、无机56的刘中文等都成了右派分子。一阵暴风雨之后，共产党又为中国的历史制造了一桩最大的冤案！波及人数之多，已逾百万；时间之久，长达22年；被迫害致死者，近半数，最后就轻描淡写的画个“改正”二字了此冤案，能让所有受害者心服？

清华大学高材生殷畅宙

 

铁  流

题记：无论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你要想高车驷马，坐拥豪宅，光宗耀祖，妻荣子贵，还得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要不，只能平平淡淡“惕生”而活，休想去“畅宙”驰骋……

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级学生，1937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年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伟人的幸运，既未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志豪情，也未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改天换地豪情，仅想学成后当一名新中国的机械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制造出新型的汽车、飞机，所以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容忍他，认为他不爱党和毛主席，走“白专道路”。为此一夜之间他和清华大学571名品学兼优的学同打入另册。冰刀霜剑，雨暴风雷，斗的斗批的批，关的关杀的杀，能幸存活到今天的已不多了。他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当了二十多年“修补地球”的“农民”才从死人堆里走出来。

其实，他是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语，“整风鸣放”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可到了“反对右派斗争”，学校党委天天组织学生学习，各级领导不厌其烦地动员大家发言，仍面面相觑发不起来。一天读报，讨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的发言，班领导叫他带个头，说什么呢？他想了想说了几句不巴题的话：“人家的发言，管他有道理没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这样成了极右，大会批小会斗，他不服，据理力争，大家说不过，最后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最奇怪是他的同班好友郝蕴仓，一个只知学习读书的人，就因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北大是反右重灾区，其实清华也是重灾区。北大是文科，笔杆子多；清华是工科，写文章人少。所以现在国内外写北大右派的书多，写清华右派的书极少，几乎看不到。我们动力机械系我能说出名字的就有十一个右派，说不出的更多。全校近万名师生员工，至少有八百多个右派，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铭，以及毕业于清华的朱镕基等等。1958年3月5日那一天，就集中处理了103个老右。这些人现在死的死，残的残，今天幸存下来的人已不多了，活着的也成了化石。

我认识他很偶然，半月前我去上海旅游，无意中认识了他，谈及往事竟成挚友。“右派”封号成了当今我们一代人交往“通行证”，管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立马比亲兄弟还亲。想不到一千二百余年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竟有如此巨大效应！这得“感谢”毛泽东的“恩赐”，若无此“伟大运动”，何能将我们命运连在一起。那天，他来旅店看望我，两手自然紧握，热情万分：“嗨呀，难友！难友！”

他身高有1点8米，瘦瘦地像根电杆，鼻梁上架着副深度眼镜，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语，一句是一句，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是：“终于活出来了，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呀！”

待坐定后，他呷口茶，开始慢慢说开来：“清华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样都整得很惨，特别是送劳改的右派大部份都整死了”他屈着指头，念出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仅我们动力机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进去，先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监督劳动，画图纸查资料，日子还勉强能过，到了1960年突然升级。升级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反党言行，是他们搞“大跃进”搞砸了，做贼心虚，怕我们说什么。6月16日那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大会场挂着一幅大标语：坚决和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就这样，我们几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铐抓到公安局，尔后送到北苑化工厂劳教，再后转到清河农场。你知道不，清河农场原先是日本人监狱，专关政治犯；日本人走后是国民党监狱，也是关政治犯；国民党撵跑后又变成共产党监狱，便专关我们右派了。这个监狱大得很，听说关了几万人……”

“你们吃得饱吗？”我在四川很多监狱关过，从省到市到县，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动队，二十三年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我想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下，对犯人一定讲人道，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捆，一定无饥饿负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脸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皱折，像块千百年的老树疙瘩。他说：“老兄，共产党的天下，哪有吃得饱的监狱，穿得暖的劳改队？我们每月定量26斤，可农场又规定六斤菜顶一斤粮，实际吃得到嘴里的不足15斤粮食。15斤粮食怎么活？饿得走路打飘飘，浑身浮肿，两眼昏花，我这么大个子，还不到八十斤。那时我什么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进口能装满肚子，生蚱猛、生蝎子、活蛤蟆，……”我吓得叫了起来：“这能吃吗？”

我也是饿得来头昏眼花的人，也吃过生包谷、生麦子、生肉、生鸡，却没有生吃过这些东西，不知是饿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还是缺乏胆量。他极其平静地补充一句：“我还吃过生蛇哩！”

“生蛇怎么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弱的书生，在饥饿面前比我还勇敢！“吃起来有点像奶油的味道。” 他慢条细语道：“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里劳动，一条大花蛇窜过来，我举起镰刀将它砍死，去头去皮去内脏，然后放到嘴里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听得出神，想到那吃生蛇的景况，满嘴是血，一口鲜红，能通过喉管顺利地吞下去进入肠胃吗？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相信，立即找出个更恐怖的证据说：“还有个叫鞠壁光的难友比我厉害，他抓着活蛇就吃，不去头皮，不去内脏，捉住就往嘴里放，嘴对嘴那么一口咬下脑袋，那蛇痛得扬起尾巴，啪啪啪地打他两个脸蛋……”

人，二十世纪的文明文人，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时代，是野兽还是动物？罪孽啊罪孽！

当我心境还未平静，他又讲出一个更揪心摧肝的故事：“清河农场到底饿死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队上干部发现你要死了，就送到场部卫生死亡队去排队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个难友要死了，却老是咽不下这口气，望着枕头边的空碗出神。恰好这时一个干部打从旁边经过，他吃力地坐起来鼓足勇气哀求：报告干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热汤面，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这个干部还算有点人性，动了恻隐之心，特批伙房给他煮碗热汤面。他端着热汤面，唏里虎噜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饿久了肠子太细，噌一声，肠子断了，热汤面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这时，睡在他旁边一个等死的难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面，一根一根拣来吃了……”

我听得几乎要呕吐，说不出是是难过还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难道如此下作吗？是谁彻底毁了他们，使他们变成狗，变成猪，没有丁点人的价值！他见我听得专注，接着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学工的人都很细心，近似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不然机械何以能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密度。他说：“清华老同学马丁和我铺挨铺，早饿成皮包骨头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时只能抱着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队，掉在后面好远好远，管教干部骂他耍死狗。他不申辩，回到工棚连打饭都没有力气，只好托人帮打，打回饭来他已经咽气了。那阵农场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组埋不过来，得排次序，我陪着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点也不怕。人到这份上了哪还有恐惧感，一天只想着吃，盼看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农场就不给我们吃饱，说艰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说到这里他停了会儿，竭力从记忆的库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单：“清华同学陆洁清也是饿死在农场的，时间是1969年9月16日，我去清理遗物箱中只有一顶皮帽子，是他读书时家里寄来的；还有王庭相饿得来一路走就扯路边草填肚子，后来也饿死在我身边；还有……”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桩桩酷烈的追寻，我实在写不下去，望着窗外仍阴沉沉的天，想着何时云开雾散，满地阳光？今日中国就是“满清”天下，中共不少当权者都是清华学子，不知是否知道你们学兄学长有如此惨痛的经历？在“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出身清华，贵为中华人民共华国主席的胡锦涛先生，为什么竟不让人们去追思亲人，祭奠亡灵？

他出身书香门第，江南水乡，自幼聪明过人，小学未毕业就进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绩入选清华，报国良愿竟成灾难！他此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出在他父亲取名上。他第一个读书名字叫殷畅宙，畅宙畅宙，中国人怎么能去畅游宇宙？这不太自由了吗！中国人，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只能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有鉴此于，“右派改正”后更名为殷惕生，就是要不忘记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各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不能想说什从就说什么，每说一句前至少要想三遍，决不能意气风发地再去“畅宙”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人诉说过冤屈，更未对有过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满，总是认认真真教书，小心翼翼做人，说话细声细语，连咳嗽也不敢放开喉咙，好不容易熬到退修前的1999年，才评上个高级中学教师职称。所幸一双儿女成材，女儿就读华东师大，是江苏全省的高考状元；儿子学软件，成续裴然，而今均在美国工作。人才外流与父亲遭遇不无关系，他（她）们要想活得滋润，活得自由自在，不能再重陷父辈复辙，要么做工具，要么做小鳥。啊！今日中共为了取信于名，虽然羞羞答答提出要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却不去消除解决历史积怨，能和谐吗？

来稿摘编：

往事不堪回首

 

                           卢菊生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往事难以忘怀，尤其是我在1957年被定为勾结历史反革命的极右分子的坎坷经历，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是出生在一个佃农家的穷孩子，本来上不起学，由于族上的资助勉强念到高中。一九四九年长沙一解放，就考入了湖南军政大学，由于家里穷，虽然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从“共产”两个字的理解，也是有好感的。军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先从缮写员、书记员而升任参谋、秘书等职务，1950年入团，1951年入党，工作上一帆风顺。为了感谢党的培养教育，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力争做到万无一失。1954年部队从朝鲜调回祖国，到旅大空三军高炮指挥部任秘书，1955年部队走向正规化，实行了军衔制，同时也开始有探亲假了。1957年的夏天，我带着与我一起参军的妻子及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回湖南桃江老家探亲。

回到阔别了近八年的家乡，亲朋邻里相见，都感到无比亲切和高兴。寒暄之中，有的老乡竟含着眼泪向我诉说几年来的家乡变化：解放头几年，分到土地的农民基本上过上了温饱的日子，但随着生产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民又失去了分得的田地，加上干部作风浮夸，不走群众路线，粮食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农民辛苦一年的工分，挣不回口粮钱，自然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地里茅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统购统销按干部虚报的产量征购之后，社员的口粮就不够了，又没有副业收入，终年见不到一分钱，必需的零用开支也只能等老母鸡下了蛋换几角钱来买火柴、食盐等物。我怎么也想不到新社会的农村，还过着这样的日子?!

本村有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也来到我家。先说这个历史反革命的来历。他是湖南桃江县农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九五七年就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和他是同乡，大我五十多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曾经做过木材生意。此人性直，好打抱不平。他看到农村某些干部欺上瞒下，作风不民主，生产上瞎指挥，村民们怨声载道，就经常提意见，村干部不接受，就把意见写在纸上，贴到村口路旁。村干部拿他没办法，就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加以管制。但他自知没干过反革命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满不在乎。因为我已经从别人的谈话中知道了他的遭遇，就安慰他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并把他所掌握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告诉他，我要直接向湖南省委反映。

回到部队后，这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总在脑海里萦回。为什么党的政策这么好，到农村就对不上号呢？我天真的认为可能是地处偏僻，党的政策难免鞭长莫及，从内心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决不能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我必须原原本本地向党汇报，以求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使群众早日解脱困境。

正当我整理上报材料之时，我爱人提醒我说：“现在报纸上常看到右派向党进攻的文章，你可要小心啊”。我笑之以对“我是共产党员，向党反映情况是我的义务，也是出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我默不做声，于良心也过不去呀”！她和我一同回乡，也是事实的见证者，听我说的在理，也就不再言语了。

给湖南省委的信发走了，但事情总是挂在心上，和单位的同志也唠，就像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在思想上怎么也撂不下。

我在单位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每次支部会都由我召集，可那天单位领导突然通知我参加已经到齐了的党员支部大会，内容是叫我谈回乡探亲感受。这下我预感到大难临头了，原来我爱人提醒我要小心的问题，已经来不及了。要我谈感受是假，要我的口供是真，根据我在支部会上的发言记录报告了空三军党委。又过了一天，通知我参加军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一进会场，一切都明白了。一千多人的大礼堂，鸦雀无声，四面墙上挂满了大字报，内容是：“彻底批判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反党罪行。卢菊生反对农业合作化！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没有好下场！……”我做梦也想不到满怀赤诚对党反映情况会出现这样的恶果。大会由军保卫处处长主持，早已安排好的几名积极分子，相继发言，严厉批判我给湖南省委写信反映的情况不是事实，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只有右派才说合作化搞糟了，这是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是别有用心的污蔑，是恶毒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故意说农民生活苦，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总之，写给省委的信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这是右派卢菊生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铁证……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之后，保卫处长叫我站出来进行答辩。我确实蒙头转向了。我说：“我一个穷孩子，能有今天，感谢党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党呢？我反映的问题，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无半点虚假，我是把党视为母亲一样来爱护，才向组织说出这些心里话的……”没等我说完，看我全然没有检讨的意思，军长刘丰、政委栗在山也发言了：认为我想蒙混过关，拒不认罪，告诉我不许再狡辩，必须低头认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要大家继续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嚣张气焰。这时会场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卢菊生的口号声，让会议进入了高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纵有八张嘴也说不明白，我说：“事有事在，请组织调查，不管怎样，把我骨头烧成灰，我也不反党”。这句话可能有点硬，惹怒了政委栗在山，他说：“会议到此不要往下进行了，看来卢菊生不但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还要负隅顽抗到底，现在我就硬性地给他作结论：“卢菊生不仅是个右派，而且是个极右，这不是我们送给他的，是他自己赚来的，是他自绝于人民的可耻下场。必须开除他的党籍、军籍，遣送农场劳动教养。”这场荒唐的辩论会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经过调查，农村干部发现我告了他们的状，也对我恨之入骨，马上把我的家庭成分由佃农上升为富农，还诬陷我勾结历史反革命，意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以致最后给我的结论材料中，除了“极右分子”之外，又加上了“勾结历史反革命”这顶廉价的桂冠。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这种灭绝人性的结论，使我感到一下子从天上掉进了十八层地狱，这是什么世道呀！这难道就是我刚入伍时所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朗朗的天”吗？一个党员履行党章所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怎么就是反党呢？即令是我提出的意见有出入或者提错了，毛老爷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专制的体制下，只能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既是权又是党，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毛自认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比秦始皇还秦始皇。”作为军政委的栗在山，不正是这种和尚的化身吗？！

接下来是组织找我爱人谈话，叫她与右派丈夫离婚，否则也必须离开部队。我爱人的心里有杆秤，她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也知道我是热爱党的，所以她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同意离开部队，但不离婚。这样的回答出乎组织的意料，可等待她的是留党查看两年的党纪处分，复员到农村去。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妻离子散的生活。

二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苦不堪言，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是凡对待黑五类所能采取的各种残酷手段，我通通领教了，在逆境中不仅让我看透了那些丑恶的嘴脸，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活下来讨还公道的信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胡耀邦同志力主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我又回到了人民之中。但毛的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根子扎得太深。1979年我回到部队落实政策，军保卫处的一个助理，承认我反映农村情况不算右派言论，但是当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勾结历史反革命是立场问题，还想抓住这一条不放过。我说：“‘勾结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扣在我头上二十多年，可我的反革命事实呢？你有吗？从头到尾，我就是反映农村情况，那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如果也是空三军的人，他也会和我一起来找你落实政策。”这位助理大人，无言以对，只好说再请示党委复议。事实胜于雄辩，复议结果是所有不实之词，一笔勾销。以上就是我这个“勾结历史反革命极右分子”的全部经过，也可算是共产党专政下，无数怪胎中的一个吧。

往事不堪回首，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这一切在历史上、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更在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感谢《往事微痕》给我一个直抒胸臆的平台。慨叹之余赋七绝一首：整风鸣放大宣传，号召全民广进言，向党忠诚提建议，阴谋枉煞万千贤。 

地  址：辽宁绥中前所农场    邮  编：125205 

电  话：0429—6730365

                                 1998年3月2日

我当右派分子值得

 

汪廷奎

近几年，我读到不少右派回忆录，如北京右派之到北大荒、甘肃右派之在夹边沟，在恶劣环境、重劳动下死了多少人。我不由得为自己庆幸，是在广西这个温暖的地方，劳动相对不算太重、挨饿也不太严重。如果我不是在广州读大学，同样也会被打成右派，并很可能发配到类似北大荒等地方。以我的体质和体力，再加我为人特别老实，无机变能力，是绝对受不了那种苦的，必死无疑。

1957年，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攻中国古代史。虽年龄偏大，但却极其好学，知识领先。又酷爱自由，稍具民主观念，从不靠拢领导。阳谋一出，自然会落入罗网。毕业后发配广西，虽经九死一生，还算保全了性命。1962年底遣返回家，在芜湖市以劳动自谋生路近十七年。“改正”后，教过大学，再任专职研究人员，在广州退休。虽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有一点成就，也是微不足道。现年八十一岁，盘点自己，一生中的最大事件和经历，无过于曾是右派了。而细想起来，却反而觉得自己当右派还是值得的。

“当右派分子值得”的说法，是就我个人而说的，或许也适合于一部分当年的同难，但决不适合于所有右派。例如，那些在1979年右派改正之前就含冤而死的，以及虽获得改正而是一身病残、终生无家庭温暖的同难等等，就都是不值得、很不值得的。应该说，不值得的占几十万前右派的大多数。

我说自己当右派分子值得的理由或道理有如下一些：

第一，从1957年起，我就是受害者，当了二十二年的贱民，加以从来不曾以检举、汇报的方式向当权者讨好，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不可能害人也不会害人。同时也不会做对社会、对人民不利的事。因此，虽然自己吃了些苦头，还是值得的。假如当时没有受到冲击，而是一帆风顺，在自己民主意识并不强烈和自私心较重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顺着上面的旨意，做出害人和对社会不利的事来。

第二，在十年拉板车生涯中，我的心和广大劳动人民贴近了，渐能在一切大问题上，站在与人民大众利益的角度观察问题和处世，从而摆脱了以个人的利益为标准。在恢复工作以后，自己不会阿世图利，没有和不致做出于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来。也就是自己能不昧良知，在晚年心情是平静的，基本上没有良心自责的痛苦。人总是要被别人议论的，虽然我是个无名小卒，议论者不多，也不会个个都说我好话，但不论生前身后，尚不致落骂名或者遗臭。

第三，我在受迫害时身体曾受到摧残，得过全身风湿关节炎的病。然而，这病却在后来长期体力劳动中自然痊愈，并因经常劳动锻炼，晚年有着较好的身体。反之，如果不受挫折，以我十分勤学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几十年下来，身体是决不会好的。不会像现在这样仍然能吃苦耐劳，很少病痛。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幸运的，甚至是奇迹。许多别的同难在身体受到摧残而得某些病之后，一般是不会好起来，而是继续坏下去。所以我常向问我的人说，晚年身体较好，是靠老天保佑。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当年当右派分子也是值得的，赢得了老来的健康乃至长寿。

第四，我在当右派的二十年中，在学问和事业上是有很大损失的，否则我会成为较著名的学者，也会多写不少著作。然而，我这治古代史的人，又不是什么自然科学家，学问和著作多一点少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在二十年的厄运中，却学会了应该怎样做人，做一个于社会有益无害的人，这收获也可以与损失相抵消。

第五，这是最大的收获。即：在摘帽右派的后期，我的思想获得很大解放，不仅牢固地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而且树立了自己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品格。自从毛泽东死后，我再也不说假话，不屈服于强权，不迷信于任何人和任何团体，当然更不阿附于权贵。不论在做人上、在对待政治问题上和做学问上，都是如此。特别是新的世纪以来，我放弃了对古代史的研究和写作，将主要精力用于了解当代史和观察现实,使我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大事、主要领导人，以及重要制度，获得较真切的认识,即明白了事情的是非、人的功与过，制度的好与坏。当然，同时也伴随着对世界各国的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兴起和衰落等等得到一定的了解。因此认定了中国历史现下的状况是什么，未来前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并坚定不移地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努力。而且认为这种努力，就是我晚年人生的价值。

第六，我已年过八十，“经历”坚定了我的独立人格和意志，特别是曾经当过右派，已经深深领会过长期的磨难，再也无所畏惧。对于我所认定的事物和道理，虽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也要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决不明哲保身，只顾自己之安逸。很明显的是，我国的大一统集权专制，延续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是妨碍近代社会进步之主因。直到二十世纪，犹然在毛泽东统治时还将它发展到极致，为害之大无与伦比。毛泽东去世并非专制制度之终结和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只是没有以前那样严重。世界潮流是走向民主社会，而专制和民主正是相对立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并不等于民主已得到发扬，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诸多弊端和腐败的日益严重，决非专制制度所能解决，非实现民主与法治不可。也就是必须反对专制，厉行改革，使其最终消灭，别无他途。为此，我在近时又将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从而更加强了反对专制主义之决心。

最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往往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与某些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主张改良而不施行暴力（但也可能不免）。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发起新的民主启蒙运动，这就要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权、人道、博爱和法治，特别是要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另一方面则要揭露和批判专制、人治、社会上的各种黑暗面，揭发腐败、贪污、权钱交易、权贵垄断，并呼吁催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权力制衡机制，实现公平、公开、公正，还要加强学习西方。在这些方面，我以往是做得很不够的。自从2005年以后，我加大了努力，不仅自己勤于学习，且在学会电脑后，逐渐上网表达。而由于自己水平不高，对于没有把握的看法则不随便表示也。至于对启蒙运动能起多大作用，起不起作用，则在所不计。

在今天，经过自我回顾和鉴定，我认为自己到晚年还能不落后于世界先进潮流，为中国社会进步鼓与呼，端赖于过去被打成右派的历经磨难，才有现在的良好品德，并且无愧于人生，所以当右派值得。

   附言：前几年我已写成《左氏春秋自纪》一书，只自印了少数送人。又有《右派长歌》及诗词歌赋若干，并多已在某些网络上发表，现在本文之末附上赋一篇。

                          阳 谋 赋

嬴氏焚坑之后，自汉及于民国，以言获罪之文字狱多矣。其狱之兴，罕有先设之预谋、早存周密之筹算。唯有公元二十世纪之某共和国，竟有大兴文狱之阳谋出焉。此谋为太阳系地球村之一大创举，光耀寰宇，炫古震今，故为文而彰显之。

厥有某氏，出自湖湘。打革命之旗号，先割据于一方。唱抗日之高调，实蓄意于扩张。反独裁而倡民主，博信赖而获称扬。经三载之内战，统大陆以建邦。

开国伊始，百姓颂歌。未及二载，大动干戈，土改镇反，杀戮孔多。宪法甫颁，便成废纸，党令强制，渐丧人权。运动不息，改造频繁。由是黔黎略识匡庐，至此士人稍窥豹斑。心非巷议,云起油然。

乃彼魁首，自以功高盖世；身踞党酋，刻意驾驭神州。视称“主人”者为工具，等持异见者为寇仇。为定飞龙之业，独御航舟；于是施展权术，耍弄机谋。

时维五七，岁在丁酉。缘已颁新政策兮，励花放而鸟鸣。为国家之建设兮，召科学之进军。云共党之有瑕疵兮，将实行所谓之整风。请全民自愿参与兮，各陈己见而由衷。不论言之对与否兮，无加勉而有则从。时多各界知名人士，最高领袖亲见示隆，容恳词切，谈笑情融，鼓励鸣放，坦陈心胸。有疑虑者，未敢畅宣，诚邀到会，央求发言，连声赞好，立载报刊。于是全国机关单位，大中学府，闻风而动，声腾人欢。时谓知识分子早春天气，民主之花，无比鲜妍。

位尊九五，反覆无常，月余之后，立动剑芒。遂教风云突变，道是敌扰天翻；发动举国声讨，不容右派猖狂。曾几何时，笑容可掬之脸，顿成恶煞凶神之貌；和蔼可亲之态，立显屠夫狱吏之肠。弩发似雨，欲灭之而朝食；炮轰如雹，迫困兽令投降。万众怒对，千夫所指，会场之内，侮辱多方。昔之亲朋，骤然冷面相对；往之同僚，瞬间反目中伤。

当是时也，个个斗志昂扬，人人争当左派，视对方如狼虎。而所谓右派者，则如落水之狗，过街之鼠，无不灰头土脸，眉低首俯。如寡妇养汉而被捉，若偷儿穿窬之遭擒。终日提心吊胆，战栗吟呻。人身蒙羞耻，人格受侮辱，人道被践踏，人权遭凌侵。九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皆如此对待士人，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佥曰：前谓和风细雨，今则暴风骤雨；前谓百家争鸣，今则一家独鸣。前曰人民内部矛盾，今则大兴干戈鼓钲；前曰言者无罪，今则大逆该烹。上当矣！

此际之发动者则反是，精神抖擞，欣乐畅怀，揶揄讽刺，幽默诙谐。志满意得，心花怒开。人物风流，举世无偕。视其诡谲无耻，则其鼓励鸣放者，实师孙皓之引蛇出洞；譬其肠毒心狠,待机聚而歼之者，则效明祖之举网尽收。乃曰：尔等谓我阴诈，设置陷阱，本我良筹，一言蔽之，是为“阳谋”。

秋风兮瑟瑟，阴云兮惨惨，早春兮一去不复返，灾难兮忽焉而临降。半百万士子误中阳谋，大多数精英自投罗网。不问党团内外，无分老少男女，各赏顶戴，帽子名曰右派；全施改造，谓之换骨脱胎。

于是乎数十万家顿折栋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划清界限，棒打鸳鸯。含羞蒙辱，悲痛凄凉。至于当事之人，昔之上宾，立成钦犯；昨之学子，顿沦下贱。受社会之歧视，任他人之呵斥，听上官之奴役，忍狱卒之驱遣。劳动中受磨，伤筋动骨；批判中被侮，椎心刺肝。如是者年复一年。

昔郑侠流于粤北，犹筑堂而自娱；而苏轼谪贬惠州，尚携姬以相傍。今此等书生，强迫劳动于集中营内，任力不能胜之劳，食不如饲猪之餐，耐寒超乎苏武，忍饥倍于翳桑。而最伤心惨目者，则虐待无涯，身死而无葬地；尸骨抛荒，狗饿欢趋饱尝。

鸣呼噫嘻，祸从口出兮，落冤狱；百般凌虐兮，肆残毒；欲哭无泪兮，离骨肉；劳动折磨兮，成役畜。精神摧残兮，唯惕怵：思想禁锢兮，丧魂魄；阳谋得逞兮，再无不同之声息。民主荡尽兮，专制立；三面红旗兮，无阻力；数千万命兮，登鬼域；肆无忌惮兮，兴文革;史无前例大浩劫兮，人之敌。

                                  2008年5月20日

沉痛悼念精神不朽的右派难友林希翎

 

杜  光

    下午刚从医院回家，就接到难友铁流的电话，告知林希翎已在巴黎去世。我连忙打开电子信箱，发现在各地发来的43封信件中，有11封是关于这个消息的，除了讣告和成立治丧委员会的报道外，还有许多悼念和表示敬意的短信，表现了人们对她的敬重和悼惜。

发轫于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辉煌一页。“五一九民主运动”从狭义来说，是指1957年5月19日开始的发生在北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广义地说，可以指受到北大学生影响的全国大学校园的学生民主运动；再扩大开来，也可以泛指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呼求民主自由的活动（它也可以被概括为“五七民主运动”）。林希翎虽然不是北大学生，但她在北大学生邀请下，一再到北大讲演，参加辩论，成为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一员勇将；同时，林希翎除了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多次发表演说外，还到其他学校讲演，她的反专制、反独裁的鲜明态度和理论深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她成为1957年那场后来被反右派运动残酷镇压的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

1978、79年在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除了极少数头面人物外，几乎全部右派都得到了“改正”。林希翎是学生右派中唯一没有被改正的人。据说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批示林希翎应该改正，但人民大学的党委有恃无恐，就是顶着不办。包括改正右派在内的平反冤假错案，是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一次重大的较量。通过这次较量，数以千万计的贱民阶级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民主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章伯钧等五位民主党派人士和林希翎的未能改正，却成为专制主义的强大存在的标志。和章伯钧等五人不同，林希翎在她的全部余生里，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复兴而奋斗。她不仅是1957年的民主运动的旗帜，而且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高扬着的光辉旗帜。

林希翎的不被改正和她的战斗不息，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作为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专制主义的残暴无耻的揭露与控诉。为什么她不能改正？仅仅为了佐证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这个荒唐结论吗？那些当权者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象样的说法。这个专横的结论，使林希翎在经受了22年的迫害之后，继续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下，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她是专制主义的长达52年的受害者，她的一生就是揭露和控诉专制主义的宣言。另一方面，在五一九民主运动或五七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中，她是少数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先行者之一。她在52年前的那些言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启蒙意义。更为难得的是，在没有被改正后，她并未消极颓丧，偃旗息鼓，而是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她的一生是备受专制主义打击迫害的一生，也是坚持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一生；她的遭遇是中国专制主义统治的残酷与无耻的象征，她的选择则是知识分子的理智和良心的象征。今天，她的生命虽然已经终结，但她的精神却永留人间。她对自己的人生坐标的选择告诉我们，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迫害，我们永远都不能离开理智和良心，永远都不能放弃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选择。这是林希翎的精神所在，也是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林希翎的精神永存不朽！

                                2009年9月22日晚

林希翎简介

林希翎(1935—2009 ），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夏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她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列为所谓“六大右派”之一，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改造，时身体孱弱，有严重的气喘病，天气一冷便苦不堪言。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直至1973年才得出狱。

    1983年，当林希翎获准合家定居香港时，西方世界为之一震，海外侨胞也认为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的一种崭新的政治风度，一种出于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一件稀世古董的“出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林希翎热”，法国、美国都争相向她伸出了手，台湾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她与丈夫离了婚，便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法国，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2002年9月26日朱

    林希翎曾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撰联。

    2009年3月26日，林希翎于法国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加护病房病榻中，还提到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落叶归根。

又是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

 

——《命运的祭坛》（魏光邺编著）读后

董克让

    当今中国，每当提到五七难友的悲惨境况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甘肃省酒泉县巴丹吉林沙漠上那个臭名远扬的夹边沟农场。被集中到那里“脱胎换骨”的3000多位五七难友，在1958∼1960的短短三年里，就被饿死和整死2000多人，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凡是看过《夹边沟记事》的人，都会为之垂泪，为之愤怒！就连孤陋如我者，也从不少读者的口里听到过一个共同的心声：“真是太无人性了！太悲惨了！”

可是朋友，你可知道，在我们这个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像这样“太无人性”的人间地狱，绝不止夹边沟农场一个；在专政手段的残忍上超过夹边沟农场的还有的是，它们只不过是像深埋在万山深处的“宝藏”那样“有待开发”罢了。

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右派”魏光邺花了整整五年功夫，遍访幸存者近百人，记录史料数十万字，组稿18篇，自撰采访文章53篇，最后编著成书、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8年10月正式出版的纪实作品集《命运的祭坛》，就是近两年才被“勘探”出来的一座“富矿”。它以设置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一个右派集中营——新民农场为对象，通过一个个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一件件惨案的历史复原，以及多篇文章的相互印证，不仅戳穿了整个五七劫难（包括“反右派”及抓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反动学生”等）的荒唐黑幕，还对毛氏鹰犬们在“新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其中许多冤案之荒唐，血案之惨烈，尤甚于夹边沟。笔者读后，曾为它写过一首长诗（见该书第22∼24页），但觉意犹未尽，有许多话还想一吐为快。

 (一)

    新民农场这个披着农场外衣的右派集中营，是1958年3月为了集中“改造”楚雄州所属各县在“整风运动”中被处以“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专门设立的。在被集中到这里“改造”的840馀位难友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后来俱已全部“改正”的各种分子外，最为荒唐的是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动学生”。他们有的尚未成年，有的乳臭未干，就遭此奇冤，备受摧残。书中有名有姓的就有楚雄师范的学生毛鼎、刘宗泽、王用、夏光全、夏培春、夏培和、普连江、普增福、李正宇、赵祖德等10人，楚雄一中学生王绍喜、和翔龄2人，大姚中学的李璋，元谋中学的拜登，牟定小学的李光忠，还有12岁的杨洪祥和董发林、9岁的女孩小双、8岁的女孩小水、以及年仅10岁、无名无姓的“小哑巴”等等。其中，16岁的和翔龄、夏培春、拜登三人，都饿死在新民农场。此外，还有几位小脚大妈。书中有名有姓的就有王应仙、杨学能、李顺珍、林桂仙、鲁正坤、杨桂兰等6人。她们大多是公私合营前的小商贩，公私合营后只因说了几句实话（如杨桂兰说：“排骨剔得太干净了，还当排骨卖，怕不妥当。”）就被打入这座炼狱，教他们和“老右”一样去“脱胎换骨”。整人整到如此荒唐的地步，在当今已出的同类著作中还不多见。

又如被打成“右派”的赵之廉，其父母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同事。抗战期间，他们都随西南联大南迁昆明，赵之廉是该校学生，也跟着一起来昆就读。西南联大回迁后，赵又随校回迁。以后改攻数学，继而又转攻法律。天津解放后，已在天津市政府工作的他，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又主动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回转云南，土改后被安排为富民县副县长。只因他博学多才，作风正派而又平易近人，深受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便被忌贤妒能的县委书记李元慈忌恨在心。“整风”开始后，赵有先见之明，一言不发，李元慈抓不到他任何把柄，却把他过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说成是“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他为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说成是“搞反党小集团活动”，将他打成“右派”，押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按照当时的干部管理权限，赵的处分须报州委审查同意后转报省委批准。而李元慈竟未办理任何报批手续，仅凭他一句话就断送了赵的一生。落实政策时赵已年近花甲，仍孑然一身。后经几位难友帮助，才找了一个已无生育能力的老伴相陪。由于长期郁郁寡欢，只得以酒遣闷，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人世。

再如元谋江边一位名叫张庆其的小学教师，当了20多年“右派”，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落实政策时竟然找不到任何档案材料，长期未能落实政策。后来还是一张刊登着法院判决他与妻子离婚的通告，上有“张庆其之妻诉张是右派，要划清界限，准予离婚，因找不到张的下落，特登报宣告”等内容的旧报纸起了作用。而这张报纸又是张庆其在劳改中偶然见到后才保存下来的，想不到十多年后竟然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唯一证明材料。

诸如以上的荒唐事件还有许多，恕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荒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1957年那场堂而皇之的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被铺天盖地般推广到基层后，什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什么“六条政治标准”等，通通都成了招摇闹市的幌子，谁该挨整和要整多少，完全取决于一把手的好恶和毛泽东给他们钦定的任务，下不了狠心的就连他一起打成“右派”。于是，堂而皇之的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被毛泽东用来扫除一切障碍、借以夯实其皇权统治基础的政治手段，哪里还有什么革命的味道！

 (二)

    毛氏遗孽们始终拒不承认1957∼1958年开展的那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一手策划导演的、以专政党的权力对公民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迫害，反而颠倒黑白，说党是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下，不得已才进行反击的。这种谎言虽已一再受到批驳，但当权者们充耳不闻，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予以回击，于是只好采取“强迫遗忘”的做法，想把受害者们拖死后不了了之。但是《祭坛》的编著者及撰稿人不领会那一套，他们凭着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和难友们受害的事实真象倾诉出来，让社会来作公正的评判。在本书中，原元谋县公安局长杨玉麟那篇《一名公安局长的轮回》最能说明问题。他是在“反右斗争”已经结束，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后才被“补”为“右派”的。为了让读者看清他是怎样被“补”进去的，现将有关原文抄录于下：

    1858年1月24日

    县委召开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会上县委书记说：“现在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该划右派的已经划了。现在进入‘整改’阶段，请大家畅所欲言，对县委工作中出现的错误缺点提出批评和建议。请大家放心，你们都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你们与那些恶意攻击党的右派分子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们提意见是善意的，真心实意的。我以县委书记的名誉向大家保证，不会揪大家的辫子。彭真同志在北京高等院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时说：‘这个会的主题是继续动员党内同志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共产党不一条心，他们骨子里要推翻我们的党，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论流坐桩。那些人能与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是自己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内外有别嘛。即使提的意见不一定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你们看，彭真同志都代表党中央表态了，你们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希望大家对县委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大家爱护党、忠于党的表现，切不要受到反右斗争的影响，彭真同志说了，‘内外有别嘛，你们与右派不同。’你们是党的忠诚干部，你们不提难道仍叫那些右派来攻击吗？我们党的威望如日中天。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央提出整‘三风’除‘三害’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如果我们的党不能除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就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次‘整改’关系重大，能不能对县委在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提出批评和建议，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党性的考验，是否对党的事业忠诚的考验。希望大家听了报告以后，认真思考，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以口头发言和书面形式提出你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听啊，感情那样真诚，语言那样亲切，保证那样坚决，在座的杨玉麟能不受到感染吗？果然，他被感动了。一根无形的绞绳也就在这时套住了他的脖项。请再往下看——

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我想反右已经结束，不可能再是什么“引蛇出洞”，况且我对党的忠诚县委是知道的，……这一次“整改”党是真心诚意希望反“三风”的，决不能对党产生怀疑……

经过一番对自己思想的梳理，我打消了一切顾虑，对县委的讲话深信不疑。于是对县委在对敌专政问题、肃反审干问题、干部政策、党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缺点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公安局长变成了一个阶下囚，一个三反分子，一个阶级敌人。此时方知上当受骗，彭真也在“引蛇出洞”，但为时已晚。我欲哭无泪，欲诉无门。补课深挖出来的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送到了“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引文见《命运的祭坛》，作家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第525∼528页。引文中，除第二自然段中的省略号为原有外，其馀三处为笔者抄录时略去了少数文字。）

这是1958版的《狼外婆的故事》。这个狼外婆1957年用这种办法吞噬了千千万万个纯真善良的“小兔子乖乖”后犹嫌不足，现在他又来了。你听他哄“乖乖”们开门的那些歌，唱得比黄莺还要动听，也特别擅于抓住“乖乖”们不同时期的心理，唱出不同的歌。于是，一批又一批善良的“乖乖”还是打开了他们不敢轻易打开的门。而门一旦打开之后，狼外婆原形毕露了，“乖乖”们发觉上当受骗也悔之晚矣！整个“反右斗争”的过程不就是这样的吗？至今仍在坚持“反右斗争正确必要论”的先生们，请你们也把“正确必要”的证据亮将出来，让广大群众见识见识嘛！            

(三)

    含着旷世奇冤的五七难友们从州内各县来到“新民”后，起初还受到一位善良政委任喜明充满人性的正确对待，但是毛体制容不得这样有良心的人，时隔不久，任喜明就被戴上“右倾”帽子，贬到农村插队劳动去了。继之上台主宰这批难友命运的，是被“老右”们背地取名“王小五子”的场长贡茂福。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上任之后，果然不负毛体制对他的栽培和厚望，豺狼本性暴露无馀。一天，贡茂福把等待布置劳动任务的劳教人员集合起来，命令他们到外地挑煤。这时正值三年大饥荒中大面积饿死人的“严重困难”时期，一位生命垂危的难友夏天章要求请假，贡茂福喝令道：“要请假的都站出来！”心存幻想的40多位难友满以为会得到贡的恩典，便先后应声站了出去。谁知这个恶魔竟叫民警抱来一捆扁担，亲自动手，从夏天章开始，挨个进行毒打，每人三扁担，一连打了24人，大概是因为他打累了，这才喝问一声：“还有人请假没有？”然后扔下扁担，甩手而去。场上除了被打者痛苦的呻吟外，没有任何声音……

    196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贡茂福又命令所有劳教人员紧急集合，趁月明之夜再去挑煤。出发之前，贡命各队、组长清点人数，直属队队长张兴德报告说，吴学礼（原禄丰中学教师）这几天都在生病，快不行了，只他一个人没有到。早已灭绝人性的贡茂福听后，不但没有一丁点怜悯之意，反而勃然大怒，当即令民警李光华将吴拖上场来。这个李光华也是个毫无人性的走狗。见吴学礼不能走动，就拉着吴的脚镣，将其倒拖出来。奄奄一息的吴学礼躺在地上央求道：“贡场长，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还能挑什么煤，你应该讲点人道主义嘛！”贡见吴竟敢回嘴，就提起脚来，对吴猛踢了几脚，大声骂道：“什么人道主义！什么人道主义！对你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能实行专政，讲什么人道主义！”面对这个痞子的脚踢和辱骂，吴学礼再也忍不下去了，一股强压在心、郁积已久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用尽平生力气骂道：“贡茂福，你这个法西斯，你这个王小五子，你不得好死，老天会报应你的！”丧心病狂的贡茂福哪能听得专政对象的骂声，再次抬起右脚，把他那股狠劲全部集中到那只又重又硬的翻毛皮鞋上，对准吴学礼的胸口连跺三脚，只见吴学礼口吐鲜血，气绝身亡。

    被贡茂福活活打死的，还有一位南华县的中学教师，他的名字叫王茂希。而因病被他禁止打针、阻止医治而最终造成死亡的究竟还有多少，那就难以计算了。

亲爱的朋友，当你读到书中这几樁血案的详细史料时，不知你那颗善良而平静的心，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

吴学礼和王茂希被贡茂福打死后，贡茂福为了向上级交账，没有忘记要医生替他写个死亡证明。当医生询问死亡原因怎么写时，贡的回答依旧是那句老话：就写偷花生吃，吃多了胀死的！

难友辛学敏原是楚雄蔬菜公司的工人，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工人农民是不划右派的，可是下边不管这些，照划不误，也被押送到新民农场劳动教养。1959年5月的一个夜晚，已经饿得不行的辛学敏不堪重负，体力不支，在加班打水抗旱时一头栽在水沟里，拉起来就断气了。分队长孙家信（也是右派）动员难友们想办法凑到几块床板，连夜做了一口简易“棺材”。第二天一早，大家把他的遗体装进“棺材”，正准备抬去掩埋时，贡茂福来了。这个恶魔一见就张口大骂：“你们这些劳教分子死了，有什么资格装棺材！”他一边骂一边恶狠狠地朝着那口“棺材”又是几脚，将它跺散，辛学敏的尸体滚到地上。难友们无奈，只得将他抬到小磨山“软埋”了事。

像这样凶残的刽子手，还有谁见过几个？

贡茂福治下的新民农场，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坏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这座地狱有了这个活阎王，什么乱打乱斗，乱带脚镣，乱关禁闭，任意扣饭，任意搜身，克扣粮油，鲸吞死者遗钱遗物，任意没收活人的钱财粮票等等恶行，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除了那些残忍、恐怖、黑暗、肮脏的恶行外，这个“农场”还有三个稀奇古怪的现象，也足以令人大开眼界：

第一个是在所有劳教人员来到新民农场后，场方曾向他们宣布：劳教人员每月都有工资，分为三级，一级每月8元，二级7元，三级6元，根据“劳动表现”每月评定一次。这也是哄人的鬼话，实际情况是他们在那里拼死拼活地干了四年零四个月，除伙食外，每人总共只得过13.5元，平均每月只合0.26元。而关在附近那个劳改队里的劳改犯们，每月除伙食外还有2元零用钱，为劳教人员的7.7倍，劳教人员经济上不如劳改犯的情况于此可见。

    劳教人员们在既没有零用钱而原有积蓄又被场方收去“保管”（多数被鲸吞）的情况下，只好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形态。有位“老右”长期未给家人写信，就因为无钱去买那八分钱一张的邮票，最后只好勒紧裤带用饭去换。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活命，不得不贱价出卖自己的衣物。有位名叫王文武的难友，为了活命，把衣物卖光了，只剩一条短裤遮羞，被呼为“野人”，幸亏元谋气候炎热，他才免于冻死。而那些有钱的管教人员们，则趁机大捡便宜。于是每天下午收工后，进行交换的人们便聚集一起，形同赶集一样，不知其他劳教所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第二个是劳改犯劳有定时，晚上是不加班的，劳教人员夜里加班则是常事。这且不言，奇怪的是每次夜间出工之前，管教队长们总是要以训话的语气向劳教员们交代说：“经过劳改队时脚步给我放轻些，不许大声讲话，不要吵着人家的瞌睡！”从此又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政治上，劳教人员也是远不如劳改犯的。这种现象，你说怪也不怪？如果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就不展开讨论了。

    第三个是政策规定了，劳教人员享有选举权，这条政策他们倒是没有贪污，原因是在这个劳教所仅存的四年零四个月中，正好碰到选举一次“人民代表”，按当地选举办的规定，劳教所这个选区也要选出一名，实行“等额选举”。上面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就是“王小五子”贡茂福。选举那天——

    发给每个人一张选民证，证明我们是公民。到了选举会场，岗楼上架着机枪，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民警，我们成了拿选票的敌人，选出的代表是贡茂福……（同书第328页）

    真是教人哭笑不得！这对早已吹得令人心烦的“真正”、“广泛”而又“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更是一个无情的讽刺。

(五)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力越大，反抗力也就越强。新民农场的劳教员们在饥饿与暴力的双重压迫下，为了活命，他们先是个别的、自发的“偷”吃，穷凶极恶的管教者们也挖空心思来防“偷”，如1960年摁蚕豆时，贡茂福为了防止劳教人员偷吃豆种，就找来几个破麻袋，剪成条，像兜牛嘴那样，把下田摁豆的劳教员的嘴都兜起来，把人变成了真正的牛，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当天不吃改天吃，半月过后一检查，豆田里只有10％的豆发出了芽。

起初，不少知识分子因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耻于做这种“不光彩”的事，结果大多被饿死了。有位难友夜里饿得难受，就去厨房里偷了几口饭吃，被民警发现，罚跪在外面。他怕天亮无脸见人，上吊死了。

随着死人的不断增多，人们的脑子也慢慢地开了窍。一位在暴力面前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并多次取得胜利、受到劳教员们普遍尊敬的硬汉子——来自禄劝的小学教师刘世显，经过认真思考，认为现在大家的处境是：“饿死也是死，杀头也是死，饿死的可能性大大超过杀头。”他为自己选定了道路：“只有保住生命才有一切，要争取活着出去。”他还认为，不仅自己要争取生存，还要团结大家一起争取生存，团结才有力量。而要团结大家一起争取生存，首先必须对“偷”的概念有个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偷是自己不劳而获，攫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把别人的财产攫为自己所有，这才叫偷，是可耻的、违法的。而劳教人员所生产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既没有不劳而获，也不违法，也不可耻。”这种观点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许多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所以一经他提出，便得到广泛认同。于是在他的主动团结下，在张奇峰、祝英豪、阮志雄等一些硬汉的积极配合下，有计划地组织了甘蔗地里吃甘蔗、大沙地里烧红薯、运糖路上吃红糖等“群体性”的行动，令场方无法应对。正是由于大家都在顽强地使尽各种努力“争取活着出去”，死人的数字才不致扩得更大。

在争取生存的困难道路上，也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荡气回肠、凄凉悲壮的斗争场面：

1960年中秋节的晚上，一轮明月高高挂在新民农场的上空，“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哪一个不思念亲人而倍感凄凉！虽然诗人安慰我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然而触景生情，谁又不暗然神伤呢？那“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的现实生活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当右派们在这明月之夜受着饥饿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时，偏偏又发生了双柏县粮食局的姜加新偷了贡场长家的大月饼而遭毒打，他那一声声的惨叫好像一支支利剑刺进了每一个难友的心里，此时女牢里何琴诗的歌声凄凉、哀婉、幽怨地传向男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接着整个牢房全都唱了起来。音乐似乎是一种兴奋剂，它能战胜饥饿和疲劳，大家越唱声音越大，越整齐。歌声是多么的悲壮，有力。《夜半歌声》、《游击队之歌》、《山那边呀好地方》、《古怪多来古怪多》。最后唱右派们没有资格唱的《国际歌》，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那低沉而有力的歌声震荡着整个新民农场时，贡茂福慌了起来，命令民警在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十几个民警冲锋枪上膛，把一排排宿舍包围起来，并对着宿舍大吼大叫：“不准唱歌！不准唱歌！”右派们不理那套，照样一支接着一支的唱下去，一直唱到筋疲力尽了，累了，长时间的悲愤、哀怨、委屈都唱出来了，心情也平静了，歌声才停了下来。（同书第335∼336页）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壮烈场面啊！每当我读到这里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几十年前看过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被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们，为了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在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下，不也是以高唱《国际歌》的形式，向荷枪实弹的、大声吼叫“不准唱歌！不准唱歌”的反动派进行着拼死斗争吗？为什么才过了十一年（1949∼1960），就来了个角色对换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记得是1947年，神州大地还没有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蒋管区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那是顺应民心、代表民意的革命壮举，笔者至今仍持衷心拥护、热情赞颂的态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它执政刚满十年之际，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迫害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317.8万人的“反右斗争”，其角色转换之快，实在令人想象不到！到了1958年，只因毛泽东要争当国际共运领袖，又强迫中国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制造了旷古未有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775.8万人，这个当年领导过“反饥饿”运动的党，竟成了这场特大饥荒的制造者，这种转换，岂不教人感到更加可怕！

(六)

    元谋是世界闻名的人类发祥地之一，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比较富庶的大县。70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就在那里生息繁衍，创造着人类最早的文明。那里气候炎热，盛产稻菽、薯类及棉花、花生、甘蔗等多种经济作物，素有“甜密之乡”的美称，新民农场又处在元谋盆地中央一个名叫平田的地方，与寸草不生的巴丹吉林沙漠相比，自然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在它仅存的四年零四个月中，840馀名劳教人员，就被打死、饿死、折磨死了382名，占其总数的45.5％。如果不是贡茂福这帮豺狼在那里当政，绝对是死不了那么多人的。而更加令人悲哀的是，贡茂福不仅并未受到任何追究，相反后来还升了官，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更大的悲哀！

魏光邺难友编著的《命运的祭坛》，以对历史、对社会、对每一个当事人高度负责的可贵精神，以真名实姓的人物和绝对真实的史实，将贡茂福那帮豺狼疯狂残害右派难友的血腥罪行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把新民农场这座恐怖的人间地狱的真相公之于众，为广大群众正确了解“反右斗争”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史料，也为“五七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证据。如果当权者们有意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的话，它还是一面不可或缺的宝镜。

    《命运的祭坛》虽不是文学作品，但比文学作品更能感人，因为它是每一个受害人的哭诉，是每一颗受伤心灵的颤音，这在谎言连天的当今社会里，是很难听到的，我相信读过它的人们一定会喜欢它。

好书推荐

 

《命运的祭坛》是一部记述云南省楚雄州设在元谋县平田乡，改造右派分子（含少数其他分子）的新民农场发生的血泪史专著。这部书（上下册，70万字）以振聋发聩，令人毛骨悚然，要素齐备的真人真事，记载了发生在新民农场那亘古未有的罪恶。在这里，800余名冤囚者，在饥饿、苦役、疲劳、酷刑、凌辱的交替折磨下，有近一半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命丧黄泉、葬身狼腹、尸骨无存。管理者绝灭人性的残暴造下的种种罪恶，令人发指。

谎言掩不住血写的历史，权力在历史面前也无可奈何。反右正确论、必要论、扩大论，都将在铁的事实面前彻底的破产！此书史料性强，有不可多得的收藏价值。全书上下册共50元，需购者请与魏光邺联系。通讯地址：云南省禄劝县新华路8号， 邮编：651500联系电话：0871-8912455  手机：13577020076

《往事微痕》诗稿

 

许  进

六十年前逢己丑，欢歌笑语新神州；曾为民主作奋斗，一朝实现喜心头。书生意气正方稠，织就网罗自去投；整风号召急忙应，为国建言除弊休。党营天下揽权手，直陈民意盼敛收。覆雨翻云突变脸，腆颜自诩称《阳谋》。五七变化风云骤，以言治罪此开头。天下噤声不再语，当权竟是秦王狗。专政地富反坏右，监狱门开将我投。二十二载炼狱苦，锥心泣血忍为囚。三年饥饿人消瘦，枯叶做成窝窝头。命悬一线步难走，犯人浮肿尸骨丢。六八年又大“清队”，“阶级敌人”日夜揪；酷刑拷打逼开口，深夜被中暗噎喉。炼狱二十二年苦，一声“改正”否从头。青春已逝鬓霜白，命尔感恩向前走。全国“右派”几百万，存活十一性命苟。补发工资足理由，至今不理避开口。联合天下志士起，推进体制改革陋。肃清专制见天日，全国人民齐额手。

附录：狱中“反动诗词”

《抒怀·七律一首》

（1968年新年作于东北瓦房店监狱）

改造何须卑恨吟，恰凭烈火识真金。放眼环球知变幻，关心华夏盼昌欣。挺胸仍有凌云志，俯首甘当铺路人。山花烂漫东风劲，莫笑寒梅未报春。

以下均1961年作于瓦房店狱中

《调笑令》

春草春草，绿遍江南更早。昨夜故乡梦回，十里荷香柳垂。垂柳垂柳，往事不堪回首！

《清平乐》

更深夜半，忍把浮生算。豪情壮志凌霄汉，往事烟消云散。

铁窗锁断前程，故乡归梦难行。明朝试来醉酒，命运任遣残生。

《忆江南》

千万错，错把世事看。读书万卷空自负，换得狂言入牢槛，流光洗珠颜。   痴心悔，年少觅儒冠。书中真理信无是，飞蛾迷火却身残，何必不贪欢。

《南乡子》

往事竟何如？细算难分祸与福。最要抛却书生气，碌碌，

试学奴颜和媚骨。  何必学穷儒，偏少奴颜和媚骨。众人皆醉

休独醒，呼呼，人生难得是糊涂!

许进简介

    许进，字温乐，湖南人，1927年生于北京。出身名门世家，书香门第。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在南京做新闻记者。1949年，不肯随父母去台湾，毅然参加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部队文工团队从事写作，在朝鲜前线深入前沿坑道，鼓动士气，曾立功获军功奖章。但从未申请入党。停战后，转业至辽宁瓦房店轴承厂，任厂长秘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判刑入狱。在劳改队长达22年。1978年获平反改正。

通信处：（226006）   江苏南通市虹桥新村125－103

电  话：051383505442   E-mail:xujin1927@163.co

2009.8.3   

友谊回声：

 

开封大学陈东华：致《往事微痕》编辑部函

 

博绳武先生并转《往事微痕》编辑部诸位同仁大鉴：

 

自从来自民间扎根民间且坚守无偿奉献精神的草根刊物《往事微痕》于2008年7月横空问世以来，荜路蓝缕，不畏强权，其影响面愈益扩展，其影响力愈益坚深。所刊出的大量含有血泪真情的回忆性文章，不仅在于揭开被当局掩盖乃至湮灭已久的种种罪愆而使当年的真相重见天日，也不仅在于记录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灾难史，更是在于它们是一篇篇警世恒言，从而告诫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世万代再也不能发生那样惨绝人寰的悲剧了。有鉴于此，《往事微痕》在五七难友以及凡具良知人士的心目中，不啻为一部教科书，一部醒世录，一部感悟集，仅从每期大量的读者来信中即可窥见一斑，从而起真正起到了以史为鉴的功效。说一句今后必将名垂中国现代期刊史，当亦不为过也。至于编辑风采，更可谓捭阖自如，驰骋有方，足令我等肃然起敬。

每次收到博先生寄达的印刷品或电子版的《往事微痕》后，当旋即作复，以表谢忱，且又说上几句，以释心怀。每期收讫后，不仅精细拜读，还分头送至（指印刷品）或转至（指电子版）亲朋好友处，以扩大其影响。我跟朋友们说：“每读《微痕》即留下泪痕”，他们都有同感，产生了惺惺相惜的共鸣。

前不久接到朋友转来两篇文章，一篇是纪增善、博绳武、燕遯符等先生撰写的题为『请问“有关部门”：《往事微痕——北大专辑》有什么错？』，另一篇则是铁流先生撰写的题为『六十年，中国大陆，你的“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在哪里？』。拜读后称快之余，又不免掩卷沉思，诚乃感慨良深。六十年了，宪法何在？人权何在？向来罔顾民之心声的政府又何以称之为人民政府？

再则，那就是李曰垓先生执笔的“第一万零一次索赔呼吁书”了。这篇大义凛然且又于法于理于情无懈可击的呼吁书，不知当局当作如何处置？恐怕依然如故，不予理会，然事实俱在，法理难容，天理难灭。殊不知，春秋之笔在民间，古今概莫能外。

     8月13日，我曾致函博先生，建议将郭道晖先生在《炎黄春秋》第八期上发表的“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在《往事微痕》上转载，博先生随即回应称，如此建议甚多，将予以采纳，果然在第30期上就转载了。仅从这一点来看，《往》刊就是我们自己的刊物，我们定将不遗余力地爱护她！我在同一封信中还言道，尽管当局对五十二年前那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作任何反思，且坚守着驼鸟态度，采用冷处理的所谓遗忘策略，但在民间却对此一预谋的镇压行为逐步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反思，且此类反思已逐步形成为一门显学。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这门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笔中华民族灾难史不可或缺的一页，数十万长眠地下的受难者也可为此而获得一丝一点的慰藉。可敬的你们啊，功莫大焉！

书至此，我想借助这封书信，重温一下我在《往》刊上发表的“我的‘五七’情结”一文中的如下一段话：诸多研究结果表明，那场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堪称历史之最。盖因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所谓的“文字狱”，虽不胜枚举，但并无规模可言，且可视为一个个的个案，而绝不是“引蛇出洞”那样早已预设的“阳谋”之举。然时至今日，那场悲剧始作俑者的后继当局，却依然不愿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除了坚守所谓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以及“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的底线外，甚至还想施以各种计谋而希图造成集体遗忘。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真相总归会传之于后世的。为此，民间凡具正义良知的学者们无不怀着一种义务感而将此一重任担当起来，从而对反右运动的背景、缘起、性质、后果、教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堪可告慰的是，这项宏大的工程早已启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书不宣尽，伏惟垂鉴。如获赐教，诚幸事耳。

专此即颂 编安 陈东华敬上  2009年9月11日草于开封大学

辽宁鞍山市离休干部亢正仁老先生来信全文：

尊敬的各位编者、作者、读者以及热心为这本小册子辛勤工作的同志们：你们好！感谢你们编发了这样一本小册子，让我能从历史的“微痕”中看到一段悲惨的“往事”。我不是右派，而是有幸能拜读这本小册子的年过古稀的一个机关退休党员干部。

新中国风雨沧桑60年，这段历史是坎坷的，曲折的。既创造了欢乐和幸福，也留下了教训和悲伤。被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的人民，跨越了两个世纪，仍坚定的跟随共产党在向新的征程迈进。人民在艰难地行进中，社会在探索地发展中；历史在左右搏奕的反思中，未来在民众觉醒的期盼中。

历史是人民写的。只有人民写的历史，才能复活过去，才能明鉴现实，才能启唤良知，才能传承后世。“反右”的这段历史，完全应该由苦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来写。“反右斗争”时间不长，但积累起来的血腥故事确让人肝肠寸断！看了一篇篇酷似“人间地狱”的写实文章，让人欲问无门、欲哭无泪、欲说无言、欲思无序……心痛、心颤、心愤、心躁……在这“人民当作主”、“充满阳光的时代”里，竟会让人遭遇这样非人的摧残，令人发指，义愤填膺！

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曾被划为右派而不幸身亡的同胞们，致以沉痛地哀悼！衷心地向幸存至今的右派同胞们致以亲切的祝福！衷心地向各位遇害受难的右派家属致以沉痛的悼念和诚挚的问候！

我们党应该在政治上彻底为右派同胞平反、为反右斗争纠错；在经济上应该认真地对右派同胞进行经济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我们党的伟大胸襟；才能完善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才能维护我们党的正确宗旨。

“毛泽东现象”，是值得我党认真反思的。这是谱写新中国历史不能回避的问题。现在所以成为“禁区”，我想，根据目前的国情、党情、民情，时机尚未成熟。中国共产党的每一名党员，都是人，不是神。谁要当神，谁就走向了反面。任何人的功过是非，历史终会有公正的评价。革命老人、原毛泽东秘书、至今健在的李锐老同志说，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误，文革有罪”；原中共领导人、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我是同意这些言筒意赅的评价的。

对于“毛泽东现象”，要与党的功过是非即联系来看，又要区别来看。无论是谁犯了多大的错误，甚至是罪过，归根结底也只是他个人问题。“文革”大错特错了，不还是由共产党予以纠正了吗？我不同意对这个由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铸造的政党过于苛求。一个政党的成长是要有个过程的。孙中山缔造的原国民党不也曾背叛了他的初衷吗？中国共产党是在过去的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也是在建国后的光明中探索前进的。中国是一个历经2000多年封建社会、经济和科学都比较落后的古老国家，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人们期盼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复兴的愿望是切实的，但一个政党的真正成熟也是要经过历史锤炼的。

这就联系到我们如何正确面对现实的问题。自胡、温执政以来，他们的亲民形象，深入人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这是客观事实。做为我们过去被错打成右派而幸存下来的同胞，又应该怎么看待现实呢？我们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人。对过去要实事求是，对现实也要实事求是。

有的同志说，我们允许共产党犯错误，但要求共产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的，对“反右”只承认扩大化是不够的，应全盘否定。对受害的右派同胞不予经济赔偿是不对的，必须彻底赔偿。我们应该申诉，应该呼吁，应该坚持这一诉求。但这个苦难的群体，对整个共产党也应有个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和评述。要把“毛泽东现象”与整个党的历史演变适当地区别开来。

对于在中国实行“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国情、民情、党情决定的。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胜任执政党，这是无庸置疑的。对这点，我们也要实事求是。今天的天下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的，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这是不能改变的。这个“特色”，就是新形势下的新模式。根据中国的现状，“特色”模式是个承上启下的模式，探索的模式，独立的模式，创机关报的模式。温家宝总理已肯定了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已提出了“以人为本”，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我诚望，参与这本小册子的同仁，一如既往地发扬大家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一如既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如既往地奉献我们的爱国热忱，一如既往地关爱正义的事业。

当前的社会问题不少，这和“毛泽东现象”的阴魂不散有关；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牢骚太盛应无恙，风物总得放眼量。“右派”是右吗？非也。“左派”是左吗？然也。这“左”与“右”的斗争尚在继续。一些名副其实的“左派”们，连改革开放都反对，他们还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再次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还在坚持所谓的马列主义斗争哲学。这也是管观事实。

请全面理解我们的执政党面临的“任重道远”。

《往事微痕》的办刊宗旨是“绝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严守这一宗旨，是所有关爱这本小册子的人的共识。这本小册子是用生命和血泪写就的历史，弥足珍贵。诚望她永远闪烁正义的火花，永远维护血染的风采，永远展现智慧的圣光。

再次向各位编者、作者和读者致以同仁的敬谢和问候！

              辽宁省鞍山市离休干部亢正仁2009年8月30日

博绳武给亢正仁的回信：

亢正仁老先生：来信收悉。

谢谢您的同情和理解。谢谢您对我们维权要求的支持。您的某些观点和看法，难友们未必会全都同意，但《往事微痕》的办刊原则是：事实描述上说真话、不编造；观点看法上各抒己见、不求一律；用民主的办法来争取民主。所以，我们会尽快地全文刊登您的来信。敬祝健康长寿！博绳武。2009-9-8

广西北流市罗章意：你们邮来的《雷一宁专集》收到了，谢谢。关于雷一宁大姐：出到异国他乡，近日患了不治之症，让我向远方亲人祈祷：天呀！主呀，三属基督，天上大神，区逐病魔，还我一宁健康身体，身体轻轻松松欢度晚年，健康长寿。你知道她通讯地址，帮我转告她，罗章意难友也是天涯沦落人，我们虽然不相识，同时天涯沧落人，大姐是大专，我是中专，大姐在青海受难了30年，我在广西受难28年长，86年才获得中专毕业生分配。工资34元/月，工作10年，97年退休。广西学生，我是最受害受难最深最长的。大姐炼成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铜碗豆，她的崇高伟大品性，是中国女性中最伟大伟大的人性也。

请你们代我向雷一宁大姐问候致敬，她写一书太好了，转告雷大姐通信处及她身体健康近况？“不肯沉睡记忆57学子”一书，保存有，请给我一本，雷大姐，如果喜欢难友，互相倾吐各人苦难。只有自由民主才能救中国，只有像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人在中国出生，没有邪灵附体，中国13亿人才有希望出路，虎死皮革还一样统治中国，只有自由民主才成救中国。

通讯处：西北流市清水口镇旺冲大队四石租邮编537409

57难友冒廉泉：打开信箱，喜获1-29期《往事微痕》，立即转发上海难友和重庆故知，我將全部下载打印成册供子孙、親友阅读，让57惨案大白天下。《往事微痕》全体老先生，你们编辑的不是“微痕”，是“巨痕”、是“硕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硕痕。让自由民主之花在硕痕上开放吧！

祝诸君身体健康！

沈阳姜万里： 我的好友徐庆修委托我告诉你们，请在《索赔书》上签上他的名字。

老徐同志是原辽宁省物资学校高级教师，离休，副处级，57难友。他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残酷奸诈的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给几百万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残酷无比的伤害，向制造这场大冤案的元凶索赔乃天经地义。赖着不赔，则法理、伦理、国法都不容。

甘肃省兰州市陈星：《微痕》已出到20多期，是诸位难友和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顶风冒雪出钱出力跋趾的，实在不易，谨向谢老、铁流及多位朋友致以崇高敬意！今后的道路还很长，应团结难友，希大家唤醒下一代，勿作毛派的传声筒，面对现实，回忆过去，为未来开出一条光明大道，勿使中华民族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