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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期《李曰垓专集》

     2009年11月5日

目录

赵旭“口戕口”世间杀人的利器--为《李曰垓专集》作序…2

李曰垓 噩梦醒了吗？---滇东北三个右派集中营滴血寻踪…6

一、从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6

二、云南特色的反右是“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8

三、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9

四、滇东北右派中的官员群体一瞥…………………………12

五、朱提江之魂………………………………………………14

六、鳄鱼皮有多少层？………………………………………18

七、草菅人命岁月中的三个孩子……………………………19

八、劳民伤财的低级戏法也叫做“党性”…………………22

九、一条人命值不得一两包谷面……………………………22

十、一场反饥饿争生存的艰险搏斗…………………………24

十一、章建民、李荷生和马耀先等人的惨死………………29

十二、谁沾染知识谁就是重点斗争对象……………………31

十三、哪些人在反右中最得势？……………………………32

十四、马武寨集中营的趣闻逸事……………………………35

十五、精神威压和思想铺垫是反右的前提…………………37

十六、刘成端命运：政治风向标，冤屈一锅粥……………39

十七、对受害右派的延伸迫害——大屠杀…………………43

十八、全国最小的右派答相距万里的友人…………………45

附录：

铁  流：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前前后后……………………53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秘书组：黑暗中的光明.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纪实.58

杜  光：林希翎…以异样方式辉耀桑梓的温岭老乡………61

高鸿凡：林希翎追思会于北京召开有感……………………… 63

丁  弘：悼念林希翎——她留给我们什么？………………… 67

王亘坚：林希翎精神永垂不朽！……………………………70

陶渭熊：悼念林希翎，说明一件事…………………………70

杜光老师与马蛟龙先生通信录………………………………72

友谊回声：张定华等45人………………………………… 87

   “口戕口”世间杀人的利器--为《李曰垓专集》作序

赵  旭

就在《往事微痕》编辑部让我为《李曰垓专集》写个序言的前夕，我读到了舒展先生编的《钱钟书论学问选》第二、三卷，其中的“口戕口”一语使我内心怦然震动。戕音墙，是杀戮、伤害之意。明人钟惺说“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学界有灼见的前贤，他对这个词语的诠释是：“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意思就是对无罪者不问行为事实而以言定罪，专制者随意一句话就可以横加谳词，陷人于罪，滥施杀伐。这就是“口戕口”词汇的本义和来源。在这里不但排除了任何制度与法理，而且摒弃了一切正义、公理、道德，只剩下专制者的极度暴虐。据考证这三个字最早见于“武王诸器物‘机铭’”，按周武王伐纣胜利的公元前1046年计，距今已达3055年。从词汇明显的憎恶色彩看，应是西周王朝对刚刚推翻了的殷纣王暴虐的贬斥性归纳，可见它是中国上古史阶段奴隶主维护极权统治的杀人权术。他们“以口兴戎”，以莫须有罪名滥杀无辜，诛灭异己。短短三个字写透了野蛮和血腥。

想不到三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仍在演绎“口戕口”。

这册专集的作者李曰垓,其身份、年龄和履迹都颇具特殊性。他是在16周岁还差半个月之时的1957年12月8日,以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身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两个月后随即被送往昭通地区彝良县大坪农场劳动教养,4个月后又被捕判刑6年劳改,刑满后仍长期囚禁不得自由,整个文革期间都关押于监狱。这简短履历在本专集《噩梦醒了吗》一文的最后一个小节中清楚显现,由此我们知道专集作者遭受政治迫害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娃娃,这个娃娃有什么足以使专制者们为之惊恐的右派言论,必须动用“口戕口”手段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原来这个娃娃知道一桩整人害人的血腥内幕,而且害人者随即步步高升。李曰垓写道：“充满血腥味的顺畅仕途难道是他个人能够铺就的么？我在那个氛围中虽然不敢声张,但我被他那一伙视为一颗定时炸弹,他们需要灭口,需要置我于毫无发言权的绝境，当官才安稳。这就是我21年连续受害的本质原因。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这段血写的沉重文字使昨日的雾里看花变成今日的大白于天下，它清楚而又确凿地告诉我们反右运动是一次赤裸裸的国家犯罪，而且在实施集体犯罪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挖山药蛋式”的残害法就是让稍具独立思考能力和民主意识的知识人顷刻之间变成“一窝窝右派分子”，整体性地、成批量地在“口戕口”手段中打入第十八层，由“点”迫害到“面”，而每一个右派又由本人受害延展到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同情者，枝枝叶叶连锁受害，这些都成为反右运动的辉煌战果，按此优汰劣胜原则，所谓积极分子队伍就只剩下痞子恶棍打手奴才在那里狂舞，坏人肆虐而好人遭殃，缺德横行而道义沦丧，全国皆然。16岁的李曰垓成为右派分子且遭受21年不白之冤，就是那个恐怖年代定格在历史画面上最典型一例的残酷与荒唐。

李曰垓在他的专集里端出了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的原生态：1300多人的会泽县马武寨劳教农场,540多人的彝良县大坪劳教农场,120多人的镇雄县摆柳坪监督劳教农场。反右运动从1957年6月8日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开始至1958年底大体结束,为时整整一年半，但是在1957年底就已开始腾出场地建立右派集中营，中国大地建立了难以计数的监狱性质的农场牧场工厂矿山，来囚禁和榨干这些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等等莫须有罪名的无辜者的血汗筋肉。这些集中营都隶属于劳改局，里面的管教人员绝大多数是从原有劳改系统各场厂直接调动而来，让他们把原来对待劳改犯人的全套手段移用来对待反右受害者，还要向世界表白这叫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宽仁厚德方式。例行的打骂捆绑,手铐脚镣,关禁闭,扣饭食,草菅人命之外，还特别着意于以“改造好”、“摘帽”为诱饵对受害者进行分化，逼使自残自辱和互残互辱。劳教期间又恰逢大跃进灾难带来的三年巨型人祸大饥馑，劳教劳改的右派犯人在极度营养缺乏中又不断降低粮食标准，水肿与饥饿轮番肆虐而造成大面积死亡。在加紧思想控制的同时，更恶毒的是动用政治压力来拆散家庭，逼迫女方与受害丈夫离婚，这是无数个新凤霞与吴祖光悲剧在中国大陆的复制，不愿离婚则双双受害。1961年至文革，成为受害右派命运中的离婚高潮期，这样做的直接目的第一是精神打击，粉碎生存希望；第二是制造“绝后”以虐杀家庭。此项卑劣举动创数千年国史的凶残新纪录，由此导致的自杀惨剧难以记述。

对于云南的各个右派场厂死亡人数我尚欠确切统计，但从1985年起我对甘肃省夹边沟农场的采访和调研中得知，夹边沟农场先后被押入的受害者达3500人左右，而活着出来的人不足600名，大量死亡者均为20多岁至30多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青春年华无声夭折在“口戕口”的暴行中。

反右运动已过去了52年,它最凶残的肆虐期有22年,在建国至今的“辉煌六十年”中,它占了三分之一还多,文革浩劫让国家和人民整整在血腥中苦苦熬了10年之久,两场最大的人祸交织在一起加上其他运动的为害时间,那么“辉煌期”还剩下几年？这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算术。这本专集专谈反右,这是任何人回避不了,淡化不了,掩盖不了的重要历史时段。“强迫遗忘法”在这段史实面前无所施其伎。对于这段让中国历史倒转的可怕灾难,如果我们竟然按照某些人的指令来淡化遗忘,像林昭烈士的母校中国第一学府那样故意回避、删除,把反右时段该学府变为假雷音寺来残害莘莘学子25%的残忍史实一笔勾销,自以为就抹煞了血痕,那么我们就出卖了良知,对不起国家和民族。所有亲历者、知情者、研究者,都应该把反右运动及其后果当作历史财富和最重大课题来搜集整理书写研究,像李曰垓已经写出,已经做到的那样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生命责任,而且追根溯源,总结和清理这场旷古人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戕害,揭示它的阴影覆盖面之下究竟发生过些什么,弄清今日中国的哪些问题必须追根到半世纪前的反右,以此为殷鉴,我们才可以从思想和理论上认识祸根,从观念和体制上构建一个不再重演反右悲剧的良性架构。而“强迫遗忘法”与此相反,它恰恰是要维系反右的祸根。专集作者李曰垓说得好：“作为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发言。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者利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威胁到民族存亡,反右灾难在延伸22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理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41条而不作善后处理,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账。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证明,反右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这段入骨三分的肯綮之言并没有半点夸张。中国的反右运动制造了无数个赵正荣一家的痛史,制造了幼年就随父母受难的小兰江兄妹三人等等无数孩子的悲惨血泪,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刘成端陷身冤案绞肉机中的“一锅粥”。在那个“口戕口”黑幕里,多少人死于非命而作恶的凶手一概不准追究。威信县小学教师宗大贤从石磨牙齿那浅浅的石槽缝隙里刮出大约1市两包谷面生吞进饥饿的腹中,那个姓吴的独眼龙凶手就在收工时用锄头的铁套环那个最沉重的部位做凶器,从背后猛然击打宗大贤的腰部而将其置于死地。他为何行凶？仅仅为了按照阶级斗争为纲的残忍号召争取当一名积极分子或农民工的组长。这个故意杀人犯杀的是右派,当然不受任何追究。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名中华同胞在呼天抢地毫无救助之中活活饿死,我们的报纸和广播却在天天宣扬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这些谎言被叫做主旋律和新闻导向,被提到党性高度,为了掩盖罪孽和施行愚民,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那一历史时段的整个背景时空。亲历者谁都心知肚明,但不准戳穿这个纸灯笼。这就叫“形象”。维持这个谎言形象,就叫做顾全大局。

知识分子你不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吗？好你个五柳先生！当年的陶渊明有退路回归田园，今日的陶渊明划为极右，押进不见天日之处用饥饿、寒冷、打骂、自辱和出卖良知的互残来摧毁肉体扭曲灵魂，达到如此战果之后，人祸的制造者就可以自鸣得意地在反右运动总结报告中写上“取得了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基础”，可惜的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还在自叹缺乏“维稳”的力度，那么反右的伟大胜利究竟流失到哪里？

今日的权势者兼暴富者阶层意识到所有这些历史欠账的份量，也意识到十三亿国人的民主诉求远非五十二年前的水平，但在本性和利益驱使下他们仍想维专制之稳，独裁之稳，乃厚着脸皮把人类近代史数百年共创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制公平正义和三权分立的科学架构歪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坚持此类坟墓语言者其实很清楚民主体制不但在发达国家创造出经济与科技的硕果，而且三权分立早已成为有效杜绝特权、有效制约贪腐的公认之利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早已成为贪婪者不敢触碰的带电铁丝网，民主宪政早已有效造就了社会的全面文明，正因为他们对此有清楚的理解，所以对这些普世价值的仇恨就与他们已攫夺的利益成正比。为了阻挠民主宪政的到来，他们就拼死不清偿反右欠债，拼死拒绝政治改革，拼死把宪法架空。在这种情势下，对反右欠账的清偿成为新一轮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与倒退的角力焦点。

我们读李曰垓的文集就会发现,他不是简单地罗列发生过的灾难,而是在陈述中深刻反思当代史中的秽事和血污产生的必然性。马列斯毛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至上,独夫专政体制的来由,法家理论帝王权术与法西斯主义的嫁接,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份被专政理念激活和加深的原因,社会渣滓痞子因素被调动培养的程序和恶果,在这本专集中都有真知灼见。李曰垓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刻的反思?这绝非今日某些虚有博士、博士后等等文凭而实为银样蜡枪头者之所能为,更不是御用的犬儒与文丐们所敢问津的。这位十六岁的右派在狱中极艰难条件下的刻苦自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课程被他拿下,把逆境变为治学之佳境而筛选知识积淀思想形成独到见解，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灾难深刻融结,于是在本专集文章中发出了惊世的悲声,其所悲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命运？

冰雪酷寒中挣扎过来的菊花根系能够以强劲生命力在新一年绽放出吐玉含金的菊花朵，专制政权所戕害的百万计的一代知识人其命运本身就是对中国民主自由和现代化前景的贡献。请问今日花甲以上年龄的知识人中，有几个没有受过迫害、委屈、压抑、摧残？承载着道义力和崇高理想的生命经过苦难中的涅槃与升华，结晶而成智慧之花和思想之果，其人数之多，为世界之最。他们是当代中国民主思潮劲旅中最靓丽的方阵。沧桑岁月给他们的满头银发洒上荣光，而16岁右派的本专集作者，就是他们当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名。

噩梦醒了吗？---滇东北三个右派集中营滴血寻踪

李曰垓

一、从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

21世纪的拂晓给人类带来的惊喜首先是信息之翼智慧之光对世界百年现代史的重要解密，诸多历史真相袒露于地球村，人类中被蒙骗的比例越来越小。基于这个时代大背景，我国思想界诸多论著已经一针见血刺破了一个症结点，扫开人为雾瘴而让世人从历史高度瞧清半世纪前中国反右运动的性质和真相，使人民懂得对于反右这个论题该做的事是两项：留下历史，拒绝遗忘；理清脉络，探究根源。不做到这两点，反右所衍生的恶果无法切除，中国的政治文明永远是空话。

被刺破的那个重要症结点是：欧亚大陆20世纪内出现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政治试验都以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而终结。先是全球版图第一的俄罗斯1917年那场窃夺民主革命成果，囚禁立宪民主派，构建暴力专制的试验，自称为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它开创的是疯狂杀人史，吞噬它本国两千万民众生命的同时，竭尽全力维持和“巩固”了七十四年，连农业产量都无法恢复到沙皇水平。工业能力的90%以上都被用于扩军备战所需的军工生产，完全不顾人民死活。自吹GDP已达到美国的40%，其实不到人家十分之一。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繁星丽天般的灿烂被暴政洗荡一空。实践证明该体制在扑灭民主的同时也扼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机。这样一个罪恶体制，1991年终于黯然崩溃，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伤痛中理所当然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模式，也抛弃了作为独裁暴力标志的列宁偶像，这样一来，使那些至今仍坚持旧图腾的人当然陷于尴尬。这就是第一幕天堂跌落的历史事实。

而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两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取得政权后就立即堵断民主革命进程,用事实表明原有的一切民主承诺纯属骗局,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办法就是制造“反右派”大型文字狱,自称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乃重新推行第三国际理念,其重要成果之一是用自己“净化人口”的经验教会了波尔布特把他祖国柬埔寨五百万人口杀掉两百万。可惜这个革命试点的成果还来不及庆祝就崩溃。中国自己的反右运动以更大规模对一批又一批无辜公民实施残害,继之以大跃进人祸,三千七百多万饿殍横陈,天怒人怨,内讧互残,任何粉饰都无法挽救第二幕天堂跌落成噩梦。要讲成果,反右的成果就是捣毁了以诚信道义为核心的民族道德,正如文革的成果是毁灭中华文化。

文革倒是明确否定了，但是浅见的既得利益者只想草草包扎一下文革的伤口就去全力营建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回避和掩盖反右历史以延续特权。要人民在忍耐和遗忘中“向前看”。

作为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发言。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者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威胁到民族存亡,反右灾难在延伸21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理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41条而不作善后,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账。

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清楚说明，反右乃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

历史不会因为决策者的犹豫而停止它的进程。“拒绝遗忘，留下历史”，已成为一切良知未泯的爱国者的呼声，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宗旨。今日中国敢于发出坦诚呼声的孩子数以亿计，他们从噩梦深处喊出真话：“看哪，国王是个精屁股！”

二、云南特色的反右是“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

反右运动在云南推行得为什么特别残忍和不义?为什么残害面无法缩小?为什么谢富治操办下的云南反右要采用“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手段?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专制体制的民主革命者。上世纪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于滇桂黔大地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时代鼓点而走在历史前列的志士仁人。作为1911年反帝制的辛亥重九起义和1915年护国反袁运动的后人,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在卢沟桥事变的抗日号角中以百倍人数剧增。他们肩负着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重任,以西南联大和云大为精神中心,以三个省两百多所各级中学上万名莘莘学子为阵容,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群体的熏陶哺育下成长为时代俊彦。蔡元培、熊庆来、梁漱溟、陶行知、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谢冰心、李公朴、费孝通、曾昭伦,这些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给予青年一代的智力启迪和精神感化,每个字都蕴含民主精神,教人提升人格和素质,而不是毁弃文明而去充当独裁者的奴仆与鹰犬。强权的刚性力量只能暂时阻滞而不能最终扼杀这些精神成果。至今矗立在云师大校园,也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故址上的部份大师塑像,保留着永远无法丢弃的学术传承和精神记忆。以这批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基干,在时代风云中形成了14万多人的边纵队伍,他们在三省大地创造了辉煌,提供渡江后南方进军中“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他们与30年代江西残杀AB团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的奴化训练格格不入,因此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建立独裁专制政体的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这就是形成云南反右特色的背景时空。谢富治以省委书记身份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号召“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一窝一窝深挖右派”，于是,谢富治宗派势力倾其全力把反右运动当做一席盛筵来狂餐，一是残害忠良向主子邀功，二是疯抢席位壮大宗派以攫取巨大利益，三是在施暴虐民的过程中巩固专制集权。借反右运动打掉一个虚构中的地方主义，而建立他们自己货真价实的地方主义，就成为云南反右的主线条。把人民视为工具、羔羊、垫脚石，把人民中稍有独立思考能力者视为敌人，这是一切专制极权思想的基石。

三、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

滇东北,乌蒙山与横断山交接的这块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加上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多人,总共2000人以上,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这就是广义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这个广义右派。

这1914人是1958年内分批处理的。按其人数规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会泽县马武寨集中营劳动教养，540名送彝良县大坪集中营劳动教养，120名送镇雄县摆柳坪集中营监督劳动，还剩20名送昭通县大山包新生牧场集中营监督劳动。但是由于会泽县马武寨农场容量较大，又从昆明、东川、以礼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来劳动教养，这样马武寨右派就达到2230多名。

作为右派集中营，这里简介一下其场地来由和基本状况。

1957至1958年,与反右运动同步,在全国刮起“政法大跃进”的血雨腥风,所谓“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以莫须有罪名疯狂抓人捕人,各地狱满为患。许多看守所虽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牢狱,一间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进50名左右犯人,通铺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挤满人,拥挤和黑暗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狱中杂记》中对他亲历的康熙年间监狱的描述。残害面的广度和残忍度则创中国历史数千年之最高纪录。1958年全国范围新辟劳改企业,劳教农场,并大规模扩建各县市看守所，成为不准上报纸但必须日夜加班的紧急工程。建成这些集中营，这是隐蔽中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各地又按省里指示尽速腾出一些老的劳改农场来囚禁右派。会泽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劳改农场腾出来的。镇雄摆柳坪则是把120名监督劳动的右派连同900多名下放干部（实际是被暗中划为“中右分子”者）一起发配那里拓荒建立新农场。

三大集中营都有宽阔田野。马武寨处于会泽县金钟区平坝东侧，是1951年大镇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开垦抗战时期军用飞机场而建成的劳改农场，连机场周边高出十多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积3万多亩。原有服刑人员3000多名调走2000多名至该县另一劳改企业五星铅厂，还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员跟新押解进来的2230多名右派并肩做苦工，并肩进行脱胎换骨改造。

在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里，马武寨的自然条件最好，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距会泽县城只有5公里。站在农场任何一处展望会泽坝子，真有一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宽畅喜悦气概。如果执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恶而是稍微保有一点做人的最低善意来办场，那么马武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良好农耕环境、绿色基地。对于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识精英和建国良材而言，即使不准他们施展任何报国之志和建国之才，只让其在此种植粮食蔬果，想来他们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诚所愿”，这本来就是中国文人生不逢时之际传统清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不会像整人者阶层那样一心沉迷于官瘾财瘾。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时间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这是有人当时就细心区分出原有的劳改犯人坟与右派坟之后，如实记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数，死亡率9.94%。这些人有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死于加夜班超负荷的劳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于扣粮饿饭，有的在从未停止过的批斗中死于摧残凌辱捆绑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学习，就是逼人自杀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农场客观条件特别是气候和交通就恶劣多了。这里乃是地跨大关彝良两县的滇东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的东隅一角，是一块高原台地。险峻峡谷深沟巨壑包围三方,只留下西北侧一条狭路联通该台地到龙海乡上30华里的艰难交通,东北方位另有一条更陡更险更弯曲的下坡路插下25华里外的牛街古镇,那是位于白水江边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美丽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任何一丝人间温馨丝毫输不到相隔不远的人间地狱。从白水江边仰首遥望山峦抬升的大坪农场，真有云锁雾封难见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认得那霏霏阴雨笼罩下的集中营5年里的丑恶与血腥。这里的被囚右派惨死的人数5年就达59人，如此短时间整死这么多人，超过历史上任何奴隶主的残暴程度。即使只当作跟牛马平级的劳动力看，土司头人也绝不故意滥杀毫无反抗力的农奴，他们懂得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活资源。回溯大坪这块场地的最初开拓者，是在280多年前清雍正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为了扩权和贪功，曾在乌蒙（今昭阳区）、米贴（今永善县）和镇雄三地疯狂屠杀了数万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陆的彝族头人为了避难，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从镇雄移往彝良地界在这里拓荒定居，这片林木阴翳的缓坡大台地遂成为陆姓领地，百年垦殖后又作迁移，到1949年时只留下楼房土碉的废墟空对冷风夕阳，也留下陆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给后来的集中营作名称，这就是大坪农场的来由。这块台地长宽各3至4公里，分为大坪、二坪两块，共10多平方公里面积。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积未遭砍伐的原始阔叶林、香樟树、松杉，证明这位领主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损伤。笔者本人1958年在龙海至大坪那30华里林间小路上背运包谷，除了时时有斑鸠和野鸡飞起外，还经常遇到野兔、狐狸、黄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惊恐，直到距我们不到10米才轻盈优美地跑开，这个镜头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回忆，令我想见当年彝人狩猎的欢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运比土司头人治下的农奴沉重多了。

1952年在此建劳改农场时就开始大量毁林，平毁陆姓原废墟来修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农场场部楼房，在场部俯瞰下用数千棵坚实原木密匝匝地竖直排列成为牢狱的围墙。1958年我们到达后不久就拆毁原木，因为所围面积太小。当时这里500多劳改服刑者被调到大关县罗汉坝农场归并劳改，大坪就变成同样人数的右派集中营，除了利用原监舍外还另有5处略小的囚禁点。1958到1963，这5年时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营就留下44堆低矮凄凉的右派坟，连同抛尸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场总数的11%。

镇雄摆柳坪面积为大坪农场的两倍,南至北8公里,东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气候冷,只能种植包谷洋芋。九月间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无三日晴,这是镇彝威三县气候的共性。云南省地图好似一只胖硕的雄鸡起舞,这三个县就是鸡的嘴,只是不尖,象征云南人言迟口钝。摆柳坪农场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干部”一起,1958年2月出发去建场,从昭通先乘货运汽车经250公里土公路到贵州毕节,再背着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经镇雄县城到摆柳坪。农场在拓荒过程中建成9个居住点,分生产队居住。这里右派的处理叫做监督劳动,每月给16元生活费,交伙食后有几块钱买漱洗用品。由于劳动超负荷,特别是斗争会上的人格凌辱,随时发生的野蛮殴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杀的,饿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总数中占5.83%，是3个集中营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实况又是最残忍惨烈的,下文将作出陈述。

马武寨和大坪两个集中营的处理名称叫做劳动教养，而摆柳坪则称做监督劳动，两者的唯一不同就是后者没有武装看押，而前者的马武寨农场驻守两排武警，大坪农场驻守1个排，统称“大军”，词语本义是极言武警部队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但是移用来称呼单个的战士，就与那个“大”字产生逻辑矛盾。然而，在中国，文化知识必须服从政治权力，顾不得字义和逻辑。那一声“报告大军”是造势者所需要的优越感，不断的重复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样，我们对滇东北这三处制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鸟瞰。“命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一千年前苏东坡这滴血的诗句仿佛是为右派呐喊。

四、滇东北右派中的官员群体一瞥

本节专列受害者中的一部份官员，并不是说官员比百姓贵重，实在是因为谢富治宗派借反右而下毒手时主要是瞄准这些人的乌纱帽，这是他们最看重的战利品。

早在反右前的几年内，昭通籍或与昭通渊源较深的地下党边纵干部中地师级以上领军人物已被调离，但反右这张大网对他们既不遗漏也不宽容：

领导滇东北游击武装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绩的的边纵六支队政委，建政后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李德仁，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降级降职靠边，这就是地下党边纵将被清洗的信号。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是1935年入党的资深革命领导，曾任地下党云南省工委委员。1952年从昭通专员调任省税局副局长就已靠边，1958年划入右派榜。其它地州也相继发生同样的情况，而名闻全省见诸若干史籍的地下党重要领导人费炳、浦汉英、孙志能，在反右运动中也遭受不同程度迫害。

边纵在滇东北活动的中心会泽县是1949年4月插上红旗的全省首座县城,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40年代大学在校时入党的地下党员,后以中学教师的掩护身份启动了民主运动和党团组织建设,在滇东北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层干部,这两个人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于一口深井,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岁。薛、陆二人论资历能力和真才实学,谢富治本人及其团伙中没有一人能与之相比 。

未调走而在滇东北留任一些职务的边纵干部，已经是级别档次和影响力较低者，但是对于这些人，谢富治宗派哪里肯放过？《云南日报》1958年7月14日所载的谢富治爱将昭通地委书记王子贤文章宣布的所谓“昭通、鲁甸、盐津、威信四个反党集团”，其具体所指是：

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县长张保全，专署文教科长蒋永彬，汽车总站站长郭中正，劳改大队长陈礼昌，地建司工程师泰国权，以上被诬为反党集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在兴，专署秘书张家柱，财政局长李洪邦，服务局长胡原，人行行长戴德华，专计委秘书夏延算，昭通师范书记郑权，地建司书记王蔚然，合办处副主任陈兴中，公安处科长高泉、陈宗尧，检察分院秘书周和彬，县财政科副科长邓屏东等。地县两级受害者300多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县团委书记周甫，县联社主任杨明媛，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李秉坤，区委书记郭敖、陆荣茂、卯时能等，被诬为鲁甸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工业局长赵正荣，财贸部长罗文富，粮食局长徐天荣，以上被诬为盐津反党集团。此外还有县法院周仁平，百货公司经理杨春琼，县团委副书记晏华、秘书彭海钧以及黄明、刘成端等。全县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被诬为威信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县：前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农工部长周天祺及妻子刘明卿（商业局负责人），宣传部长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县妇联主任），财政科长吴探奎，农水科长郑家奎，统计科长谢家贵，工业局长李应书，县府秘书吴培健，团委书记田映璧，法院副院长杨树藩，邮电副局长王寿昌，财办秘书罗云登，区委书记苏云山，县一中教导主任廖开元等等。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公安局副局长罗韬,县府人事科长陈国富,其妻县团委书记平兰芬,人行副行长李正隆,人行秘书代安平,文教科长杨文华,计委副主任杨崇舜,财委副主任潘志安,粮局副局长李德祥,计统科袁升毅,监委秘书谢显伦等,全县受害100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耀，农工部长李兴儒及妻子县妇联主任、农工部秘书窦敏，文教科长安祖英，农水科长汪子平，民政科长吴树才，粮食局长袁凡其，工商科长万美祥，供销社主任郑云武，工商联主任孙大彦，全县受害者180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县府科长段金富,法院陈晓岚等。其中最悲惨的是凌发熙,劳教5年多被送回绥江原籍交“群众管制”，在文革灾难年代因为生活无着,难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销售,被强加“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因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处死枪毙。绥江全县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县府秘书周永福,县委秘书张在彬,财政局副局长曹厚光,公安局贺正富,县支行郭存英等,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县：县文教科长刘传玉,统计科长唐睿,农水科长段泉,财政科长唐佩昌,供销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长陈孝周，县粮局秘书李荷生。最露骨的一个做法是,叫孙安邦来顶替刚划为右派被撤职的文教科长刘传玉,不料孙不听话,不肯按整人者的吩咐,对教师队伍下毒手以完成划右指标,孙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县受害者250多人。

会泽县：自县委书记薛振华和县长陆子英调离会泽并在临沧遭受迫害后，会泽原籍干部深受震动，有的公开表示义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为了压服众怒，地委书记薛韬派43师军转干的李向明于1952年就任县委书记，李文清当县长。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调。全县干部出现人心恐慌的局面，到了反右，受害的有：新任县长段建中，监察局长王才学，建设局长陆永邦，卫生科长刘艾芳及其丈夫王静国成为夫妻右派，与巧家情况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全县受害者200人以上。

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谢富治诬陷为反党集团，谢随即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这句话成为“反右补课”的实质性内容，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象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滇东北遂以迫害两千多名无辜者而超额完成任务。

两千多名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每家都有一本血泪账。惨烈恶果，典型个案，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以下数例作为冰山一角，来稍微显露一下滇东北反右的残忍度。

五、朱提江之魂

“盐津反党集团”5名成员中的赵正荣，27岁时就成为反右运动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运。

盐津反右所讲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来落实一个“打”字。地委书记王子贤的爱将贾鸿斌时任盐津县委书记,以“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个绝对真理为行动依据,要求全县对于右派必须先毒打再批斗。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在第一次批斗会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鲜血淋淋再批斗,瞿的妻子痛哭着跑到昭通请地委下来看,被贾鸿斌派人赶至半路强行拦回。在血腥中反右,这就是贾鸿斌所需要的气氛。至于定谁为右派,纯属贾书记的个人特权。赵正荣这位建国前就入党的会泽青年在五年内任过四个职务：县政府秘书、滩头区委书记、县人民银行行长、县工业局长。都是新建单位的开辟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这是全县公认。但是贾鸿斌书记指示要批斗赵正荣一段“右派言论”，赵正荣这段原话说：“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地上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而要真心团结,我们只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如此光明磊落掷地有声的语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怀，随你怎么曲解，这段话在一万年后也无懈可击。但正因为这段阳光语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阴暗处，对谢富治心术深有所悟的贾鸿斌自己心中有鬼，就硬要说赵正荣的话是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说这是盐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据此给赵正荣强加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殴打之后再批斗。赵正荣是1948年春季作为18岁的会泽师范在校生参加革命加入民青，19岁入党的纯洁青年，建国前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中就不畏艰险前往火红乡开辟局面建立基层革命政权并主持工作，建国之初就从土改实践中脱颖而出担任了盐津县面积最大，距县城最远的滩头区的区委书记，他难道连坚持这点真理的骨气都没有？他义正辞严驳倒诬蔑，坚持此话并未讲错，请求把原话提交全社会去鉴别，或者请中央鉴定。但是赵正荣的书生气遇到的是土匪气，越正确越倒霉，在野蛮权力的暗箱里别说你赵正荣，换成开国元勋彭德怀难道不是同样结局？

而在这种颠倒善恶的批斗之外,贾鸿斌书记还隐含着说不出口的一股强烈报复欲望。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公开的,说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还有着更深层更重要但是说不出口的内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贾鸿斌以县长职务,赵正荣以县府秘书职务一起下盐津县,赵正荣还被指定为县府和公安局两个机关的支部书记,并且要教文盲县长贾鸿斌学文化。当了县长半年后的1952年,贾鸿斌就叫人把缴获土匪江灜洲财产中的一批优质狐皮拿来做成两件皮袍,而且把优质面料和做工叫县政府财务报账。一件由贾县长享用,另一件要给县委书记吕茂林,吕书记当时不在盐津,也不知道此事。赵正荣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原则性错误,会使盐津群众认为新政权与恶势力没有区别,会毁掉人民政府形象。赵正荣当面向贾鸿斌讲清利害,严肃制止了此一做法，将皮袍归还国有。贾鸿斌在激烈争执后达不到私欲,怀恨在心以图来日报复，6年后终于遇上反右这个整人机会。这件事成了必欲置赵于绝境的内在原因。读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谢富治这些爪牙究竟有几斤几两。

赵正荣被划右之后,惨祸接踵而至。赵正荣22岁的新婚妻子蒋武聪刚生育14天正在普洱渡乡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单位百货公司的电话通知要她立即赶到县城参加大跃进出夜工,电话上说“知道你是在产假之中,但这是县委的指示,点名叫你立即赶来,这是政治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反对三面红旗,就跟赵正荣一起处理。”在如此威压之下,蒋武聪只好忍痛背着刚生下14天的婴儿,两手还各提一只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盐津全县没有一寸公路,无人见过汽车,从普洱渡到县城要沿着朱提江岸走90华里的险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几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点滑落江中,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前行,终于在傍晚赶到县城。此时她忽然感到一阵阵逐渐加剧的疼痛,鲜血顺着腿部流到脚背,原来是长途跋涉的挣扎和负重,生育不久的会阴尚未愈合而又被挣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婴在饥饿中不断啼哭。蒋武聪艰难走到县医院挂急诊,而大跃进背景下的医院则在一片慌乱之中极不负责任地给蒋武聪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惨死在毫无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监控行动的丈夫赵正荣帮助不了妻子,14天的小小婴儿撕心裂肺地啼哭着,幸得一位好心的农村产妇义务喂奶,才保住这条小生命存活于惨淡的人生,此事在盐津县的城乡传开,县医院声名扫地,有一个多月没有人敢来求诊,这已成为一个耻辱记录,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惨痛事件作为责任事故还保留在盐津县老一辈干部群众的记忆里。

被殴打批斗的赵正荣因亡妻之痛陷于昏厥,还得忍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辱骂声。他抱着婴儿找奶妈,但谁也不敢公开承担这点哺乳责任,只是本单位内外有些女同志经常在夜晚挤了奶水装进瓶子送来,或者买来奶粉馈赠,一切同情心都得冒风险。对于蒋武聪的惨死,不要说作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发出两点质问,一是硬逼着产后14天的妇女在伤情未愈时挣扎90里山路来出夜工,这个残忍决定是谁作出,谁执行,谁通知的？该负什么责任？二是导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这个重大责任事故该怎么追究和处理？怎么善后？这两个基本问题是本案的关键点,是盐津官方和医院躲避不开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但在中国这是受害公民无权提出的问题。制造惨案的恶棍有权幸灾乐祸，有权迅速把赵正荣武装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营,有权用21年的残害来捂住所有义愤质问之声。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赵正荣到亡妻坟前诀别,就有看押者的好几道电筒光从远处射来监视。赵回宿舍,刚进院门就遭受6名混进院内埋伏中的恶棍的毒打,当场吐血。这场毒打造成赵正荣终生痼疾未愈。许多住户闻声惊起愤慨质问,打人者才狼狈逃离。

蒋武聪22岁的花样年华就如朱提江峡谷盛产的兰花凄惨凋谢在江边。恶势力掐死这株幽兰,撕碎这个家庭,用野蛮暴力来羞辱这块土地上深厚悠远的文明,宣告了历史的大倒退。这条江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它在现代地图上被标名横江,俗称关河,但两千多年开发史的丰富内涵始终印证着它古色古香的朱提江原名。秦、汉时代的昭通就叫朱提郡,这里盛产的朱提银以其最优的质地而成为两汉四百年富裕昌盛的象征。朱提江300公里半径的扇形径流区聚集了朱提郡昭、鲁、镇、永、彝、大、盐7个县的溪流,到宜宾安边镇注入长江。为了拓展远程商贸,秦开五尺道与朱提江的航路并行,这就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濒临江水的豆沙关悬崖之上至今留存着僰人悬棺葬,以及唐德宗颁诏封赏南诏国主时,持节使臣袁滋路经豆沙关时亲题的摩崖石刻,这是国家级文物,是千余年前人文蔚起的明证,证明着唐朝廷是一个明大义而重人情的执政实体,那时候生产力再落后,也绝不至于强令一名产妇赶路90里出夜工做苦役。蒋武聪背着婴儿赶路的这段江岸正值朱提江碧浪湍飞的主水道,汉代重要历史文物孟孝琚碑上用“凉风惨淋，寒水北流”八个字来抒写朱提文士孟孝琚不幸早死之后,他亲人眼里的这段江景。今天,我们拂去文物上的岁月苔痕,清楚地感受着“凉风惨淋，寒水北流”竟是如此贴切地写出了反右时刻的政治氛围,如此深刻地表达出滇东北受害右派的共同命运。两千年沧桑,竟恍若昨日一般默契。充满人文精神的朱提江萧瑟江风里,永远回荡着我们被摧折的小妹妹蒋武聪的义愤和泣诉之声，她水晶般纯净的一生回归江水,她是朱提江的凄美神韵和永存的灵魂。

她留下的女婴奇迹般活下来,名叫赵晓情,今年恰好50岁,是一个企业的普通员工。为纪念母亲,她又随母姓而取名蒋俊。从婴儿时代她就失去母爱和父爱,是外祖母和远在400公里外的会泽老家的祖母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在糠菜生涯中坚强承担了抚养责任。从学龄第一天她就知道自己是政治贱民。她的舅舅因株连而从县粮局失去了公职,回普洱渡当农民又被由集镇驱逐到贫瘠的乡间。她在会泽的叔叔被株连而从福州军区雷达兵被通知退伍回家待业。赵晓情本人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初中毕业考和升学考,就因为是右派子女,在文革时代“推荐升学”的教育体制下被株连而失去读高中的权利,随即又被强令将户口从会泽县城驱赶到迤车区头道河,以知青身份当农民。不幸接踵发生：1978年4月1日,在头道河修水利的劳动中,未满20岁的赵晓情在一个低凹处奋力挖土撮土,被正上方大面积崩塌下来的土石方掩埋,同时被压的是三个人,另两名社员只是半截被掩住,而赵晓情则是全身被埋于三尺深的土石方之下。在场的另一位知青毕国惠发现赵晓情不见了,她在惊恐中大哭大喊救人,在场的知青张兰英和妇女主任郑朝秀也跟着喊,生产队长刘辅顺从不远处赶来紧急带头抢救,他不准大家使用锄头,叫全凭双手拼命刨,以免伤着赵晓情,大家的手全刨出鲜血来,终于刨出了昏迷中的赵晓情,救了她这条九死一生的小命。这场遭遇说明农民本质的善良和热忱,与专制者的冷淡残忍形成强烈对比。赵晓情这次遇险,造成了下肢数十年寒气不退,肢体发冷,更严重的是这名右派女儿从婴儿到二十一岁都在政治阴影中熬过来,右派集中营里的爸爸每一笔辛酸惨痛都在孩子生命的年轮里烙下一圈圈锥心泣血的伤痕，滋养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天伦亲情被反右运动一刀剪断。由于长期隔绝音问和官方不间断的蒙蔽欺骗与谎言灌输，年幼无知的后代误以为受害的长辈大概真的是坏人，幼小心田里既充满自卑又产生埋怨，如此恶毒残忍的精神伤害填满两代人心，这是反道义的极致。但是历史事实终归证明了谁是谁非：就在赵晓情从三尺覆土中被刨出来一年之后，1979年赵正荣从囚禁中改正复职，任职中共盐津县纪委书记，其廉洁奉公忠诚履职为全县所公认。而赵晓情以勤奋刻苦而取得了统计师的职称。

赵正荣一家的痛史是中国反右运动历史的浓缩，从定罪时的颠倒是非到善良家庭的破碎，从年轻妻子的生命无缘无故成为大跃进的祭品到女婴的九死一生，从白发老母倚闾盼儿归的昏花泪眼到所有亲属21年受株连，哪一步没有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揭示出反右运动与人民为敌的犯罪性质？建政不久的国家机器竟然被利用来作为残害善良公民的犯罪工具，其罪在谁？

六、鳄鱼皮有多少层？

这里要揭破又一层皮：在血腥中反右之后,为什么盐津县在大跃进里虚报粮食产量和饿死农民的人数在全专区11个县中高居榜首?因为1958年初毛伟人下达过“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大权独揽”的命令,而独揽盐津大权的贾洪斌书记成事不足而歹毒有余。此人青年时期在北方老家就是一名不务正业的社会痞子，抗战后期随大潮被卷进八路军队列当侦察兵,发迹后他毫不掩饰当年进出烟馆妓院是家常便饭,而且谈起这些他就津津乐道喜形于色。在人生机缘中,一位遭受过日军之害的不幸女性就成为其配偶。贾荣任盐津县长和县委书记后,这位善良的妻子是不敢约束丈夫的流氓行径的。入滇接管昭通专区后,贾鸿斌1951年就从一个连级干部破格提拔到盐津任县长，两年后边纵出身的县委书记吕茂林调省委党校学习靠边,文盲贾县长变成贾书记,以占领者身份全盘掌控盐津,这才出现了上述令人发指的反右灾难和大跃进灾难。其直接上级先是薛韬后是王子贤,这两任地委书记全是谢富治的爱将,当然可以放任爪牙在盐津胡为。1958年夏，宗派势力借反右补课之机把边纵干部瞿增伟（县委副书记）、何浩正（组织部长）、赵正荣、罗文富、徐天荣等科局级干部拿下以后，这位流氓成性的贾书记就迫不及待地把组织部长何浩正的年轻妻子占而为妾，强迫与之长期姘居。书记此举达到两个直接目的：一.公开羞辱被迫害的同僚何浩正，向全县干部出示一个信息：不听话者只能落得你们组织部长的下场；二.让盐津人民见识：有了省委地委两级书记的恩宠，我就是本县土皇帝，全县良民就别在我这里讲什么道德、法律那一套吧。

盐津群众甚至议论说,老婆漂亮也是划为右派的标准之一,何浩正终于踏上林冲命运的路。还有人说,灭了江灜洲,来了贾鸿斌,一个比一个更肮脏。江灜洲是盐津普洱渡一霸,民国时代为全县首恶。群众毕竟只讲到切身感受为止,他们无法预测贾书记的霸道业绩具有延伸效应,六十年代来了一个同样残忍凶恶的鲍锦彬书记，让盐津人民见识了什么叫做斯大林加秦始皇。只要这个体制存在一天，鳄鱼皮就一层层换不完。今日中国权贵层中，最无耻的人之所以不时地念叨反右的所谓正确性与必要性，正是因为他们内心比谁都清楚从上一辈独裁者手中接过来的是一根血腥味最浓,流氓气最足的权杖,用这根权杖来谋私和反道义，效果最理想。如果实行了民主宪政，放弃了这根权杖，他们靠什么作威作福？

七、草菅人命岁月中的三个孩子

1958年春夏被押送大坪集中营的右派夫妻有好几对,其中一家五口的到来引起全场难友最大叹惋和最深同情,这就是年近40的蓝廷昆、刘惠卿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蓝廷昆是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指挥下的云南起义部队的营长,和平解放时的那个密月期夸他们是光荣起义,蓝被分配在鲁甸县工作,担任一个企业第一线的最具体业务聊以糊口。到了反右和政法大跃进开始,光荣起义者的名称就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妻子刘惠卿,昭通第二中学英语教师,只因为她的长兄刘华昭曾任国民党昭通县党部最末一任书记长,是个改朝换代的过渡型人物而并无任何实权,1951年被收监判刑,其妹妹刘惠卿当然就叫做坏分子。夫妻二人一起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就凭那股文质彬彬的气质风度被推进“因右处理”的绞肉机也毫不奇怪,众难友何尝不是如此?到大坪时的刘惠卿老师身背全家五口的一捆行李,牵着6岁男孩蓝江的小手走路而来,当天行程就是上文说的从龙海到大坪那30华里崎岖山路,6岁娃娃已经累得挪不动脚了,刘老师与其说是牵,不如说是拼命提着他的小手而来。蓝江的4岁妹妹蓝红和2岁小妹蓝兰，则分别坐入两只箩筐由爸爸蓝廷昆挑着充军。箩筐底部叠起几件衣物给娃娃垫坐,这个细节让围观难友瞧见了天下父母心,也由此显出一个实情：2岁、4岁和6岁的幼儿实在是没有亲人来抚养照管了。到达大坪已是黄昏时分,细雨迷濛。李明山场长瞧见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也为之动容，他立即低声吩咐叫蓝廷昆自己去收拾出那间堆放杂物的6平方米的竹编泥糊茅草房做住处，在一张用树枝拼搭的床上栖息一家五口。开头的两年是逐日深切感到饥饿的逼近，因为劳动强度大，伙食不但饭少，而且严重缺乏油肉，孩子本应有的活蹦乱跳全然不见了。

场长李明山本来也是入滇接管的军转干,山西人,反右之前是专署交通科长,性格内向而心地善良，自然不够格做集中营的头子，所以1959年底调走,从公安处换来一名恶棍金玉做场长。此人深谙反右宗旨，深知精神和肉体双管齐下摧残之道。他到任就再降粮食标准和伙食标准，再加劳役强度，再烧批斗殴打烈火。他要用施压来压出点事儿再进行镇压，以显示能力并向上邀功。这是当爪牙的例行模式。金玉的到来，同出一门的周吉顺和马贤荣两位管教就自觉与场长保持高度一致，集中营的右派坟堆也就迅速增加。特别在1960至1962这三年内，严重的缺粮饥荒加上金玉一类恶棍的凶残行径，大坪集中营死亡率急剧上升，昭通县公安局干部查本珍被打成右派后也成为被饿死的冤魂葬身大坪。

金玉场长到任3天就责骂刘惠卿是带着娃娃来“吃闲饭”。因为有了这句话，金玉的儿子比蓝江小1岁，也就可以对蓝江任意欺负和殴打。金场长本人就命令8岁的小蓝江放牧一匹马,6岁的女孩蓝红随母亲喂猪。有一天菜地组的女劳教员正在地里劳动,突然看见对面张家湾坡上的小蓝江被惊起的马拖着狂奔。孩子已经倒地，却紧紧拽住缰绳不敢放，全身擦地,任坑凹土石磨破衣裤皮肉,那一刻真把目击者吓坏了。难友们大声呼喊叫蓝江丢开缰绳,蓝江却拼命呼喊回应：“我不敢放掉!马跑掉了我爸妈要挨绑起来去斗争！”这个8岁孩子是宁肯拖伤拖死自己,也不愿带害父母。难友中的朱励阿姨带头丢下锄头飞快向着对面坡上跑去，好几位右派难友也一起跑向马匹,决心冒险救助,此时那匹奔马大约已意识到被拖着的只是个孩子,它终于停了下来。朱励跑近时看到的小蓝江满脸是泥满身是土,裤腰到脚边已完全挂烂成了洞洞条条,破布鞋只有一只在脚上,一双小脚磨得鲜血淋淋,紧捏马缰绳的那只小手从指缝里不断渗出鲜血。但是小蓝江没有哭，余悸未消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庆幸，用激动的颤音说“这匹马还是没跑掉呀！”——在这副惨不忍睹的景象中,难友们看到面前站立的是个多么坚强的孩子!朱励阿姨拉着小蓝江带血的手,连人带马送到他母亲身边时,刘惠卿先是呆若木鸡，随即哇的一声痛哭失声扑上去抱住蓝江：“妈妈对不起你！”朱励和其他难友也随之哭起来,大家分辨不清是心疼还是义愤不平。在随父随母当了政治贱民的悲惨岁月里，刚到学龄之年的蓝江和两个更小的妹妹那稚嫩心灵里充塞的不是阳光,而是捆绑吊打批判斗争和饥饿劳累出夜工挣命,这一代娃娃还得向血腥场面和恐怖镜头的理论纲领阶级斗争喊万岁。恐怖环境给孩子的精神惊悸造成的心理变形是终身性的，三个娃娃都会经常在夜梦中惊叫而紧抱大人。蓝江本人从被惊马拖伤后就造成恐高症,恐水症,60年代中期他随母亲返昭通原籍,生活无着,到会泽以礼河水电局做体力劳动重活,不幸在夏秋季节落入洪水,以17岁的未成年之身惨死。

到达大坪后的第一个寒冬,蓝家遭受了又一场令人发指的灾难,事情发生在两岁半女孩蓝兰身上。因为她太小,被勉强接纳于为农场干部娃娃而办的小托儿所,管托儿所的方老婆子是劳教员方育林的老妻。老方是北方人,昭通邮电局留用的旧职员,不知是何历史原因被送来劳教,因为他年逾60，被安排在农场小卖部售货,其妻就在托儿所看护娃娃。势利小人,当然不会出于爱心对孩子们一视同仁。方老婆子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服侍金玉场长的孩子,两岁半的蓝兰被撂在一边。为了防止蓝兰走失,方老婆子竟然用一个竹子编的大鸡罩把蓝兰罩住。在大坪集中营那高寒酷冷而又天阴雨湿之中,蓝兰冷得啼哭不止,小脚冻成紫色胡萝卜,站不住了,只会蹲在地上用小手摸着脚背哭。在最寒冷的一天，不知方老婆子是有意还是无知，她打来一盆烫水将蓝兰的一双小脚猛然放进去，只听得蓝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就顿时昏厥歪倒，待方老婆子把她的小脚从盆中拉出来，十个脚趾只剩下左脚和右脚的大姆趾还连在脚背上，其余八个脚趾已经全部掉落在盆里，两支脚背的前沿只剩下八个血红色的小洞。十指连心的剧痛和全家命运的委屈叠加在一起，孩子面前摆着的是最可怕的人生前景。一切天良未泯的人都会发出义愤之问：是谁给了害人者这样的犯罪权？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这就是三个幼儿的父亲蓝廷昆之死。在三年人祸的恐怖岁月，苛重劳役、缺粮和极度营养缺乏雪上加霜，大坪农场劳教员的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他们与全国三年内三千七百五十五万被饿死同胞一道成为饿殍，而当年的中国医生不敢说出饿死二字，只能奉命编造其他病名。医院必须服从政治。有位医师在水肿病人诊断处方上开出的药名是粮食二字，第二天下午就宣布为右派送劳教。饿死的多数人所呈现的症状先是水肿，肿而又消，消而复肿，在多番周折中痛苦地耗完自身全部体能，耗尽一切抵抗力免疫力，生命也就油尽灯灭。许多单身汉尚且如此，蓝廷昆夫妇必须先顾娃娃，在鬼门关前他们凭着本能，选择了牺牲自己保住孩子，先让孩子吃饱，剩多少舔光为止。蓝廷昆作为男性和全劳力，体能消耗量大，当然就先死了。这位在卢汉将军带领下一心投奔光明之路的营长，凄惨地饿死在最不光明的右派集中营。可怜的小女儿失去脚趾而不知怎么失去，失去爸爸也不知怎么失去，她哭着用小手拼命抓扯摇动逐渐僵冷的尸体呼喊爸爸醒来。面对这惨绝人寰的诀别一幕，做妻子的刘惠卿先是决心自杀在这个寒冷的地狱，是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她咬破嘴唇硬挺起志气要把孩子抚养大。蓝廷昆之死增添了大坪集中营里又一座右派坟。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直到1963年农场撤销，刘惠卿要带孩子们走时，三个娃娃还跪在蓝廷昆坟前哭着不走，恳求妈妈挖起爸爸的尸骨一起走。

害人虫们，上起反右灾难的肇始人，下至直接下毒手致人死命的爪牙恶棍，在这些凄惨后果的面前你们有没有半点愧疚？

八、劳民伤财的低级戏法也叫做“党性”

大跃进开端的1958年饿饭情况还不到致命程度,报纸上还喜孜孜地披露那毛伟人讲的“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但吹出来的粮食高产卫星比昙花一现破灭得更迅速。亩产十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无耻谎言谁都能识破,但谎言的始作俑者“徐水县粮食高产标兵”的神话乃是领袖亲临视察,亲口赞扬过的神祗,为了领袖的面子,更为了领袖“坚持公共食堂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底线”不动摇,全国大小党报没有一家敢于揭破高产谎言,编辑和记者们内心深知维持谎言事关政治挂帅,事关“党性原则”,这是一条靠刺刀维护的铁律,谁敢质疑谁就是右派。因此,“高产经验”传遍全国,当然也包括右派集中营。就在大坪农场,为了完成“最低亩产一万斤”指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管教干部和武警们集体观战,强令劳教员中的“实验组”在一亩麦地里播下500斤麦种。为了体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大跃进精神,深挖时先把肥土移开,把瘦土深挖80至100公分,把肥土埋在底下,再回填瘦土,然后把500斤小麦种籽厚厚实实铺下去,然后又厚厚实实地泼大粪,只等着“亩产万斤”的魔术变为成果了。而亲手这么操作的“实验组”既非弱智儿童玩游戏,也不是精神病患者胡折腾,而是由场领导点名编成的“县处级右派”在管教干部指挥下一本正经搞“科学实验”。组长李洪邦是原地区财政局长,副组长欧阳兴科乃镇雄县长,其余9人尽皆书记县长一类。但是如此胡弄的荒唐性谁都不愿说破,只在彼此交换眼色时有过一抹会心的苦笑。偏偏是其中的盐津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再也按捺不住,他当着管教干部说穿一句真话：“这样搞是不会有收成的!这五百斤麦种白白浪费掉,多可惜呀！”---当天晚上,瞿增伟在例行的斗争会上被罚跪批斗得死去活来,罪名是“反对大跃进”。但是这颗“高产卫星”的唯一成果是长出一片密密麻麻只有半尺高的麦草给牛吃。场部总结说：“这叫我们的政治收获,总算搞了科学实验,响应了大跃进号召,我们农场既搞阶级斗争,又搞科学实验,在党性原则上紧跟了中央！”

九、一条人命值不得一两包谷面

全国范围的“高产卫星”神话无一例外迅速破灭的同时，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人祸饥荒饿死近四千万人，饿殍中的90%以上是种粮农民，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父兄曾经是为毛泽东打天下的主力军，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了，这几千万人在人祸饥荒中倒下去了，饿得半死的以及幸免死亡的也都只能匍匐在谎言和刺刀面前。

劳教和劳改集中营里的情况迅速由1958年的油肉差营养缺劳役重加深为普遍吃不饱，到1959年是全国性降低供粮标准，农场由每月每人45市斤降至35市斤，又降至25市斤，完全取消油肉供应，严格按“改造表现”分一二三等打饭，一等饭都不够吃更别说二三等，除了糠菜豆渣萝卜叶子竹笋和野菜外，还有青蛙老鼠蛇类蚯蚓都被吃光。饿死人的威胁摆在每个人面前。这里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昭通军分区参谋孙金铎和会泽武装部干事张乾礼（此人在五十年代初期凉山平叛中亲手活捉叛匪首领安八儿，荣获西南军区授予的战斗英雄称号），这两位军队系统的干部，也仅仅因为对大面积饥饿状况痛心疾首提出过意见，建议国家调整粮食政策，而被打成右派送到大山包牧场监督劳动。这个仅仅“改造”20名右派的小小牧场地名叫做“大阴地”，其劳动就是放牧牲畜和种植洋芋，但经常要到相距60华里的鲁甸龙树去挑稻草来做饲料，每天挑两转，行程240里，下半夜1点钟才能完成任务，出夜工翻地也起码到半夜，照样是批斗会不断。这个参照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粮食问题是个禁区、雷区，谁讲出一句真话谁就是右派。镇雄摆柳坪场长严凤清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对右派们讲，“国家粮食标准是个政治原则问题，给你们这点吃有利于脱胎换骨改造，就像吊架子猪，喂多了反而架子起不来，只要不死就是了。”但是饿死人的事迅速出现了，昭通报社的刘汝明第一个死，巧家供销社秘书赵景尧和威信贸易公司会计余顺江接着死。最惨的要算宗大贤。

宗大贤是威信县小学教师打成右派送摆柳坪监督劳动，在饥饿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悄悄进入农场磨房，独自奋力抬开石磨上半扇，从磨牙齿那浅浅的石槽缝隙里刮出大约1市两包谷面。天下的磨牙齿里都会残留着这样的物质，这个动作已经是够可怜的了，但是他不幸弄响了石磨而被人逮住现场，强加一个偷字，第二天晚上就开斗争大会来改造宗大贤的灵魂。他被捆绑跪地，一个名叫唐俊书的右派为显示积极，竟然用小木棍在捆人的绳子上用力搅了两圈，以便下死劲勒进肌肉勒断血管，接着再辱骂殴打批判。

参加批斗会的除了右派外还有混合编队的农工。这里简单解释“农工”这个词。1959年所谓“下放干部”归队离开农场，骤然减少900多名劳动力，而大量土地舍不得放荒，昭通地委指示县上从人多耕地少的塘房区白鸟区动员相应数量的大批农户迁移进农场补充劳动力，其名称就叫做农工。进场的第一天就被官方作为贫下中农基本革命群众来启发诱导谆谆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要他们把右派当做死敌来实行专政，决不能温良恭俭让。特别诱人的一句话是“你们当中表现积极的就提拔为基层干部”。经过此番教育，就与右派混合编队，也叫做生产队，以利于管理控制监督。

在批斗宗大贤的会上,那种残忍手段激发起一个姓吴的独眼龙农工的丰富想象力,他认为这些阶级敌人也就等同于死刑犯,是可以杀了作为投名状来显示忠诚争取当干部的。这个独眼龙便在斗争会后第三天下午收工时用锄头的铁套环那个最沉重的部位做凶器,从背后猛然击打宗大贤的腰部。谁都知道那是肝脏肾脏的致命位置。宗大贤被突然击打,本能地扭身躲避,独眼龙就继之以劈头盖脑的乱打。宗大贤在极度痛苦中惨叫着倒地翻滚,那是收割包谷后的台地,他滚落了两台,在第三台的边沟里再也无力翻滚,独眼龙用他那只独眼睁大了一直瞧到宗大贤遍体血污不再呼吸不再动弹为止,然后就得胜地荷锄归去。此时这位惨死的小学教师只有22岁。这场凶杀现场的准确地址叫做张家屋基。场长严凤清派人就地掩埋了尸体。宗大贤死后,场长支书会计若干名国家干部没有一个追究过凶手责任,百名右派没有半句发言权。官方在此后的公开语言中把宗大贤之死归纳成一句抽象而又血淋淋的话：“阶级斗争问题”，不准谁再议论,更不准过问。一年之后,宗大贤年轻的妻子在她哥哥陪同下从威信前来摆柳坪,哭昏在坟堆前,苏醒后兄妹二人挖开土堆用红布包扎起散乱的骨头,连指甲壳都收集完整全部带回家。这位情深义重的年轻妻子此时尚未生育过孩子,因为他们新婚不几天丈夫就被打成右派送来。她知道丈夫一条命值不得一两包谷面,她问严场长还应该赔给农场几斤包谷面。宗大贤的妻子在统治者全面加紧进行灭绝人性的恐怖屠杀示范的时候,公然敢于坚持道义底线表达人性亲情,这位年轻女性大义凛然的行动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劈破暗夜，在集中营的罪恶史上留下辉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镇雄医院的毕进礼医生被打成右派送到摆柳坪，在这个恐怖环境中默默熬了3个月时间就服安眠药自杀，用死来写下他对暴政的抗议。

请史家记住：这些惨案发生时，该集中营的头目名叫严凤清，会泽人，原是盐津县公安局的公安队长，贾鸿斌书记的忠实下级，后来升任镇雄县芒部区委书记，1959年夏季调任摆柳坪农场场长。

十、一场反饥饿争生存的艰险搏斗

缺粮的困难环境中如果没有残忍的人祸来火上浇油,而是以人道理念共渡时艰,则灾难不会这般巨大,恶果不致如此惨烈,但是上述的事实说明人祸才是罪恶根源,无数个宗大贤是死于缺粮困难中的故意杀人罪。这一点给人精神刺激太深,深刻刺激下逼出了义愤与抗争,这就是1959至1963年撤场这4年内发生在摆柳坪集中营的反饥饿争生存的艰险搏斗,道义与反道义的短兵相接。正是由于这场搏斗的胜利,摆柳坪受害右派的死亡率才压低到5.83%，比马武寨的9.94%低4.11%，比大坪的11%低5.17%。这个低得多的死亡比例绝不是官方的仁政与善果，而是受害者拼勇气斗智力的效益。这场拼搏事涉该集中营120名右派的半数以上，许多垂危者的生命得以存活下来。由于反饥饿不得不用隐蔽方式进行,官方出动了镇雄县公安局的警力前来侦破,公然立案办案，颇具惊险色彩和戏剧性,它的余波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为人们所乐道。

反饥饿搏斗的中心人物范家彬，是昭通药材公司一位药物专业技术人员兼传统中医。至今仍健在的范医生现在成为昭通中医界的资深名医，年龄已近八旬。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只因为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惹得权贵阶层中的某些末流人物嫉妒怀恨，而他的刚直和坦诚注定了受害，毫不为奇。许多医生出于职业特征而明哲保身性格内向，范家彬相反，在艰厄处境中竟敢冒着被打死的风险来延伸医德，变不可能为可能，在赤贫状况里向濒于饿死的难友献出特殊药物：粮食。他解救了极度饥饿中的摆柳坪一半以上受害者。

范医生籍贯昭通市青岗岭乡。这个朱提江支流洒渔河边小集镇是个出传奇人物的地方，并非以官职，而是以德行和口碑得到历史确认。青岗岭小集镇背靠龙宝山而俯视大河流水，老一辈人盛传“祖德育义士，风水出豪侠”，具有深厚武术功底的滇东北传奇人物彭勤与范家彬是邻里，两人悬殊32岁，彭勤可算同乡长辈，但一样是农家穷孩子出身。彭勤在抗日的台儿庄血战中立下重大军功而由国民革命军第60军1080团代理团长升任第20师副师长，战斗负伤而返滇驻守建水养伤，退役后用整个后半生嫉恶如仇济困扶危的举动在滇东北留下说不完的佳话，民众口碑中他是一位行侠仗义的豪杰，昭通同乡中若干高于他军职的人士没有一位如他这般以好评而斐声省内。彭勤事迹梗概载于2000版《昭通市志》人物传第733页。

而范家彬的格调完全不同,从小形成的低调处世而高品格做人贯穿终生。他毕生没有半点张扬。7、8岁他就带着弟弟从半山的煤窑背炭回家烧,12岁竟能与弟弟赤脚徒步,身背野菜折耳根行走45华里进昭通城,卖完后吃一个自家揣来的包谷粑,边吃边走,赶回青岗岭,有时到家已经夜间九点半。这样的少年行迹练出来的是毅力和恒心。14岁时抗战胜利,范家彬进城求职学手艺,几经周折后,其勤奋和专注的优点被昭通中医协会会长、名医李让卿看重,收其为徒悉心传授8年医学和文化,他发奋立志刻苦努力,成为了可以鉴别中草药,可以独立诊断的22岁中医。这时是1953年,范家彬被调入国营药材公司。4年后的反右运动,范的“右派言论”中有一条是竟敢说穿一个保密性的内部规定：地委书记吃2两鹿茸和副书记吃1两鹿茸,由公款报账。这项保密规定的泄露会矮化光荣伟大正确的形象,当然就叫做恶毒攻击共产党。

来到摆柳坪的头几个月,范家彬什么农活都干过。由于出工早直到天黑才收工,老范和许多人一样衣服磨破撕成条块,几个月不刮胡子不洗脸,大家脸上糊成一层厚壳壳用来挡风防寒,胡子半尺长,成了原始人。这副形象有个最大好处就是跟牛马猪羊各种牲口都容易亲近,牲口好像瞧见了与它们差别不大的动物。特别是1.79米身高的范家彬嗓音粗犷，增加了对牲口的亲和力，只要他一声吆喝，羊子就安静听从，一个不漏地围拢来。场长对此深感兴趣，就安排范家彬放牧最大一群羊100多只，而且把修建在距场部6华里多的牛滚荡的饲料仓库钥匙交给范家彬掌管。

只要基本吃得饱,谁又会想法挪牲口饲料给人吃！但是吃粮标准由35斤降到25斤后,谁都感到黄皮寡瘦时代已经来临。宗大贤为1两包谷面而惨死,逼着范家彬总结出集中营残忍性的关键在粮食,他认为夺粮斗争渠道有三条,一是从牲畜饲料中挪粮救人,因为官方对右派粮食卡得紧,而对牲畜饲料管得松,说明人命不如牲口,这就为挪饲料粮开拓了一定空间,有时甚至可以在绝密条件下宰羊子提供给特别病弱者补充营养；二是在庄稼成熟时深夜摘包谷刨洋芋洋姜甜菜弄熟了救人；三是从粮仓和运粮机会里智取粮食。但是这些渠道的每一环节都有发生疏漏的可能,也就是存在生命危险,宗大贤之死就是实例。严场长为防止饲料被偷,在各种牲畜饲料里都掺入一些干了的牛羊粪便粉末。

深思之后的范家彬决心冒这个险，他把拿得准的知心难友彭海钧、吕林科、张国富、周希瑞等人逐一个别做工作使之成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而挪粮救人的最危险任务则亲自承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开头是把被掺了牛羊屎的饲料挪出来漂洗之后输送给难友自行煮了吃，然后是从牛滚荡饲料库中用枕头套子装好粮，每袋8市斤，在深夜独自扛到老屋基的沟里，用折断的树枝做记号标明位置，而周希瑞或别的助手就按约定时间取回去连夜分发，让他们用饭盒或口缸煮熟充饥。但有一条要求：得到粮食者一律不准问是谁给的。至于秋粮成熟后，包谷洋芋地里就是这几位义士用武之地，这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坚持4年不辍。范家彬有一次还开了个大玩笑：他夜间摘满一背箩青包谷，生起火，请来夏延算、刘福周、李少楷、秦先河等六七位难友围火烧来吃个够，然后把丢下的核核用背箩连夜背到场部门口倒在最显眼位置，次日清晨把个严凤清气得狂跳乱吼，公然叫右派中做过公安人员的贺正富来侦破，而且重奖高悬，但终无谜底出现。

老范先后宰过9只羊子在其得力助手张国富、吕林科协助下送给病重体弱的难友。有一次副场长刘德珍亲自带领该小组背运粮食回农场，因为路远，半途要住店，范乘机与秦先河一起从刘德珍的背箩里撮走20来斤干红豆，又放一块石头到背箩底部，回农场时过秤没问题也就过了关。

最有戏剧性的是范动员张国富把当年所得的7尺布票用每月积攒1元钱买成卡叽布找仓管员换粮食。当时供粮给农场的是那挨乡粮仓，就修建在摆柳坪农场内,乡领导要农场自己管仓,场长严凤清派了一名右派分子张启伦当仓管员,但是这个人很抠,小心小肝，7尺卡叽布他只答应换给10斤包谷,当时粮价每斤包谷是4分5厘,则7尺卡叽布只值得4角5分,也就是5寸布的钱。范家彬非常恼火,毅然决定以强力冒险取粮,因为经过分析判断,谅定这个张启伦不敢去报告。老范和张国富最后对张启伦说：“你别以为我们弄这点粮食是为了自己贪什么私利,我们冒着天大风险全是为了救那些快饿死的难友。至于你想怎么办，你就看着办！”一边说就一边放下背箩,打开麻袋,弄走将近300斤粮食。按国家价格，也只值得13元5角。但这是救命粮,无价之宝。半路遇人还主动打招呼说是背饲料。当晚将这些包谷迅速分发给难友们救了急。这个大义凛然的行动震慑了仓管员张启伦，他始终没有告发。

这些难友都因严重缺粮缺营养而濒于危险状态，每人有本血泪账。这里有必要举出最典型的彭海钧，此人在50年代初期土改结束后就因勤奋聪明而从盐津县滩头区文书就任区团委书记，54年调任县团委秘书，58年26岁结婚刚5天就被暗地列为中右“下放”,两个月后县委的通知追到摆柳坪农场要升级为右派处理监督劳动，罪名就是彭海钧讲过1956年秋季苏联不该派兵到波兰和匈牙利镇压人民。县委一决定他划右，其老父亲在盐津老家就受株连，被撵出村庄住进岩洞当野人。公共食堂连续扣饭，1959年饿死。彭海钧妻子胡荣蔚一家都受株连，老母亲被逼得双目失明，读高中的弟弟胡荣高被逼疯，然后还要逼迫胡荣蔚与彭离婚，在这样的压力下，这个家庭还能熬到如今，已经是超乎寻常的坚强。

残酷折磨和精神摧残下的彭海钧又遭缺粮饿饭，严重水肿，危在旦夕。互不相识的范家彬只知道他也跟自己一样放牧牛群，但谨慎小心无力渡过困境，范决心给予最大帮助，除陆续提供粮食外，还宰了一只羊子煮来让彭得到最可贵的营养补充。彭海钧从地狱里终于活着熬出来。这件义举使彭家三代人终生铭感，由此决定了两人乃至两家后代几十年的手足交情。这种有情有义的患难之交，是基于两人心地光明的纯真友情，比起那些口称友谊而实则暂时利用的世俗交际，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彭海钧自己讲起历历往事，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照样热泪盈眶。

但是范家彬自己从来不张扬，他甚至说“镇雄公安既然当初就立案侦察，定成了偷盗，那么这些事讲出来就实在不好意思。”当初为了安全而不得不严格保密，不准追问是谁给的粮，稍有疏漏就有生命之虞，所以不少得到过多次救助的人至今五十年不知道是范家彬干的。当年的“反偷盗”一案是场长严凤清申报镇雄县公安局，派来公安员张仁其干了40天的“侦破”，张仁其到来后在场部会场张挂起大红横标，要“把反偷盗运动进行到底”，然后将一些人摘到手的生洋芋生甜菜生辣椒摆满一桌子，教育大家不准再偷，大家也就跟张仁其高度默契地笑着点头称是。张公安员逍遥过这40天之后也就愉快返程，完成任务。这个复杂情节和艰难过程，范家彬本人历来不讲，这次他回答笔者的采访也一再回避，是在多方动员后才讲出来的。但是官方的这场所谓反偷盗从始至终不敢回答一个问题：被强制扣粮扣饭扣营养的劳动者们，在濒临死亡之时从地里摘下一小点自己用汗水种出来的瓜菜以保命，以求生存，这也叫做偷盗，那么食利者们把民脂民膏吸食尽了脑髓，榨取到了骨头，这又该叫做什么？公安员张仁其显然懂得了这一点，他才轻松愉快地交差。这是个有良心的人。

但是场长严凤清对范家彬怀着本能的仇恨，1962年面临着所谓“摘帽”和撤场，老范要指望严场长给自己摘帽绝对不可能。但是这场争生存的格斗就是要变不可能为可能，范家彬必须再下一步险棋，这就是找准这个无良之辈的软肋，致命出击。老范从很多迹象发现严场长跟一名农工李书举的老婆阮玉珠有一种说不清的暧昧，而李书举生性懦弱，怎敢得罪场长？老范决心突破这个丑陋点并且帮李书举出一口气。经过摸黑蹲守不辞辛劳，范家彬终于在一天夜晚抓准了机会，一脚踹开严凤清的宿舍门，大声叫着牲口得了急病不得不紧急报告，请求场长立即派人请兽医。以这样无懈可击的行动，捉奸在床，严凤清当场哀求饶恕。范家彬不久之后被宣布摘去帽子。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摘了帽的右派仍然是右派，仍然是阶级敌人。1964年回到昭阳区青岗岭，范家彬在随即开始的文革中作为黑五类又遭劫难，曾经被铁丝勒进胳膊筋肉，又被列入他所在大队计划要杀的19名“黑五类”分子名单。仅仅由于实权人物主要精力集中于派性争权，老范巧妙逃离青岗岭而避祸北京，直到形势变化才悄悄回乡。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偷粮救人命，冒死争生存”的侠义之举，使那么多濒危的难友在暗夜里陆续得到救助，保住了性命，而至今不知谁是施救者。那么，就让它成为一个值得珍惜的未解之谜存留于心，也是有意义的。1979年，改正复职之后当了昭通烟厂厂长的夏延算同志曾经对笔者说：“为什么当年摆柳坪农场右派饿死的人数相对较少？就因为有这么一张反饥饿的‘网’。老范在收粮回场时，每次都不把背箩倒光，他个头高，谁也不发觉他背箩底内总是攒了些包谷洋芋，踅到半路就藏在不显眼处，夜里取回来救别人的命。粮食就是命啊。”这段朴素语言，是历史的实录。范家彬的这段往事带着辛酸苦涩，而又蕴含着可贵的人性，于是成为许多人和许多家庭感念的佳话，被诉之亲友和传之子孙。

反右派半世纪后的今天，范家彬医生这位历尽劫波的传统老中医在昭通医疗界成为名人，慕名求诊者多为远道而来，他竭力尽心解除患者病痛。本文写成之时，范医生鹤发童颜接近八十大寿，老伴康泰，儿孙俊彦，庭有笑声，人皆谓之终有好报。

十一、章建民、李荷生和马耀先等人的惨死

章建民，是被御笔钦点“全国右派之首”的章罗联盟排名榜首者章伯钧的侄儿。李荷生则是知名的滇西资本家李琢庵的侄儿。李琢庵在1949年建政后任云南省工商联主席。张建民与李荷生这两位同龄人，身份来历相同，受害原因相同，命运遭遇相同，死法也相同。想来，与他们相同或相近似的反右受害者，不会是个小数目吧。

章建民的伯父章伯钧是1957年6月全国第一批右派，处理办法是降薪，由行政3级降至7级，也就是由省部级降至厅局级，在羞辱中守候到文革而遭灭顶之灾。侄子章建民是1958年春从一般干部送劳动教养，这其中的株连关系可想而知，就在会泽马武寨集中营做苦役。由于受害背景的特殊性，章建民在极度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尽力小心谨慎，一言不发，这不是一般的性格内向，而是巨大压力造成的心理扭曲。1959年春的大跃进高峰时期，受害右派除白天超额劳动外，晚饭后8点还要出夜工，从农场最东端挑水至最西端抗旱浇苗，单程1公里路，夜班定额任务50挑，来回50转，每转2公里，也就是走100公里路程，有生产记录员每转记账，完不成不准收工睡觉。疲累奔跑至凌晨尚未完成，章建民突然跌倒在路边侧沟里，水桶倾倒，水淹透其全身，但不见其任何挣扎起身动作。紧随其后的难友郭中正放下担子，奋力拉章建民起来，但章建民已死。此时尚未天明，谈不上施救。天明之后，草草埋葬于马武寨右派坟，死时25岁。

李荷生，1931年生，云南大理市人，白族，住址下关保和巷。其父李琢如，伯父李琢庵，建国后云南省工商联主席。其原有产业昆明护国银行，在上海有纱厂。昆明住所庆云街迎兴巷3号。李琢庵1957年与龙云同一天划为右派。琢庵划右后管制劳动，喂猪，气死。李荷生1947年16岁在昆明读高中时，倾尽家财给滇桂黔边纵购买枪支。同年参加革命，1948年被编入七支队，当时的李琢庵亲自把李荷生交给周保中副省长。1949年卢汉昆明起义后，周保中叫李荷生随李剑秋到昭通接管。1950年昭通建政，李剑秋任昭通专员，（此人两年后调省税局副局长靠边），李荷生是专署建委秘书，1951年调彝良县降任县粮局秘书，1955年与同单位的龚学珍结婚，时年李荷生24岁。1957年夏李琢庵在省里打成右派，远在彝良的侄儿李荷生也随即划右，1958年初送大坪集中营劳教，1959年被编入重点组，也就是极右分子危险分子组，在武装押解下前往30里外的大煤洞背运煤炭，回程是上陡坡，极端艰难，而每背负重必须在150斤以上。当年12月的一个大雪天，在冒雪背煤的回程途中，行至半途，李荷生在超负荷的竭力挣扎中突然昏厥晕倒，连人带煤砸进路边侧沟，煤箩压在身上已不能动弹。而押运的武装民警还用枪托向荷生身上冲了几下，边冲边骂他装死狗。及至拖起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当时就把他的煤炭加在别人背箩里，抛尸在路边，告诉该村农民“这是阶级敌人”。事后由场里派人去路边就地掩埋，李荷生惨死时28岁。遭受株连的妻子龚学珍在丈夫送劳教后，彝良县委反右领导组授意她本单位一定要找一个岔子来处理她，结果莫名其妙编造说她原在供销社时“贪污134元”，开除公职回家。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证实全系捏造,给予复职,但不给赔偿。

马耀先，男，回族，鲁甸县城文屏镇人，1920年生，县粮食局干部。因为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他曾经教过小学，建政后他以30岁的小教身份留用为征粮员，工作勤奋刻苦，为人谨小慎微，这是几乎所有留用人员的共同性，到了反右运动则仍然被强加“历史反革命”帽子，送大坪集中营劳教中饥饿劳累两年过程里，马耀先坚持按伊斯兰教规“不吃已死了的牛羊”，但是大坪集中营根本不给19名回族劳教员开设回族食堂，强迫他们吃汉族伙食，碰到病死摔死的牛羊猪，则回汉同吃一锅。马耀先恪守教规，宁死不吃，其体力已经难以支持，还得坚持出工，此时的体能已全部榨干，还被说成是“劳动消极”，残忍扣饭。1960年从大煤洞背煤回农场的途中，连人带背箩倒地而死。马耀先命运和死亡情节与李荷生完全相同。

至于受害右派中的19名回族长期遭受的毁灭宗教,凌辱人格,折磨肉体,这是天天发生的惨象。鲁甸县税局龙头山税务所长铁朝清,回族,1928年生,建国前1949年8月参加革命,反右中受害后,在大坪集中营与另18名回族难友一同遭受凌辱,不仅被迫同吃汉族伙食,而且汉族管教干部和民警竟然强迫铁朝清去抱刚生下的小猪移换猪圈,一窝小猪逐一抱完,管教和民警还扬扬得意大笑不止。在右派集中营，“民族、宗教、信仰”这些词语是不准提的,这也是反右的专政手段和政治挂帅之成绩。铁朝清划右后不久,家庭也就随即破碎,终身难忘此奇辱。

除了上列惨死的受害右派外，同一时期，抛尸在大坪农场以外的随手举出：

陈兴中，昭通合办处副主任，从大坪被押送小洋铁路，病中强令出工，在疲累中死亡。

计思俊,昭通合办处业务科长,劳役累死,临危时送出农场死在半路。

苏家荣，小学教师，被编在重点组，因病重无力出工，被民警打死，情况与李荷生一样。

杨崇舜，大关县计委副主任，带病服苦役，累死在大板桥。

陈晓岚，绥江县法院干部，1963年大坪撤场时押送离场后，行至半途名叫鸡爬坎之处，死于路上。到新华后又有人死在半路。

十二、谁沾染知识，谁就是重点斗争对象

数十年实践凸显的中国史实是：从1942年以造神运动为内核的延安整风巩固了毛泽东大权独揽的党内地位开始,直到1976年毛病故,这35年中的所有政治运动,全部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以打击和残害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民主宪政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在绝大多数并未表露其独立思考和民主意识的具体人身上,那就不等你表露,先迫害了再说。这套野蛮手段,就体现为经典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滇东北本来就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知识人才奇缺的地方,那么反右运动该重点整谁呢？中学优秀教师中的名气最大者：龙瑞麟、沈树人首当其冲。地委讲师团的13名讲师,本来学历也低,没有一个人读过大学,而且实际水平也确实谈不上,但“讲师”二字就树大招风,这个照本宣科讲党史,照着胡乔木那本替毛伟人造神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亦步亦趋念讲义的“讲师团”，13人里竟被打出10名右派。其办法是先把这13人派到昆明住省委党校“鸣放”，再从言论中找岔子。谁都知道早在鸣放之前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捅开了黑幕,抖露了暴君斯大林残杀高干的罪恶史实,但尚未触及其残杀数千万普通民众的暴行,这只是该独裁体制历史恶行的一部份,美国记者斯特朗那本薄薄的《斯大林时代》也已经在干部中广泛传阅。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恶行的开始被揭露,必然在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引起联想与类比,独裁者最害怕的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块心病支配着“引蛇出洞的阳谋”出笼,来扼杀民主于萌芽。但是昭通讲师团成员也不是傻瓜,没有谁上这个当,座谈中大家心照不宣守口如瓶。其中的程燐元本着“左字为纲”，讲了两点,一是说赫鲁晓夫这么揭盖子,为什么不首先检查他自身帮着斯大林排斥异己？二是说赫鲁晓夫宣扬了印度共产党在克拉拉邦通过议会民主争取到执政地位,这种和平过渡的实例不符合伟大领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夺权模式和思想原则。---这样“左”到极端,闭塞落后,荒唐无知的话,老实说,如果毛伟人听到必定是要夸奖和提拔的,但奇怪的是就凭这两点意见也打成了右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苏两党尚未破裂，毛与赫尚未翻脸，所以仍可沿用划右标准中的第六条：“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 程燐元划右，其他9人也划右，而且罪名和罪状全是由昭通地委整风办公室罗织定稿后，专人赴省委党校宣布，再押回昭通送大坪集中营劳教。这个实例除了直接反映出昭通地委决策人物水平之庸劣低俗毫无见识外，也折射出了毛泽东的爪牙们整人其实是根本没有标准，只以整垮别人为目的，为此不惜反复无常、波谲云诡、毫无道德与道义。而就是这么一伙人，公然还自称是在“追求真理”，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么？

十三、哪些人在反右中最得势？

总的来说，只要是谢富治宗派的爱将、爪牙、恶棍，一般都比较得势。具体分析，有以下类型：

第一.历史最肮脏,本性最卑劣,最需要用杀人整人来掩盖自己丑恶者。如：范玉琦,山西人,抗战后期的还乡团长,地霸分子,长期隐瞒历史,深受谢富治宗派重用。1951年任镇雄县委书记时,乘大镇反之机疯狂杀人,竟批示将两名在校初中生杀害。一名是13岁的张成刚，一名是15岁的张成达,亲弟兄,因为他们大哥张成伟是镇雄中学教师,历史上读过黄埔军校,镇反中被列入反革命死刑名单而杀害,13和15岁的幼弟两人一道被枪毙。临执行时,公安行刑队到看守所捆人,发现死刑犯中有这两个娃娃,不忍去捆,公安局长紧急请示范玉琦,范只讲了五个字：“斩草要除根”，终于杀掉。（此案1980年已平反）。这个屠夫范玉琦在反右运动中竟成为地委反右领导组成员，出于其残忍本性，把滇东北的反右推向了任意挟私报复的极致。因整人有功，从地监委书记调任地委组织部长。1965年山西原籍在四清中查明其地霸身份和还乡团长罪恶，材料送至昭通，按罪本应判刑，但就因为宗派势力的庇护而不予起诉。

鲁甸县反右领导组主要成员赵庆荣（县委副书记）、李士俊（县长）、王占彪（公安局长），因品质卑劣而受重用：赵庆荣1958年奸污妇女，虽有揭发而被地县两级庇护不查；李士俊强奸农技专业干部陈宝泉，陈控告而被打成右派；公安局长王占彪反右之前就吸食大烟，其妻曹俊贩卖大烟，以贩毒罪被判刑5年，但半年就出狱，公然说成是“照顾老干部”。反右后王占彪调任为地区医院书记，1966年新到职的昭通地委书记康守中到医院视察工作时，当场识破王占彪是国民党特务，王占彪自知必将入狱，遂畏罪自杀。

第二.流氓品质最彻底的人。除了上述贾鸿斌可算尖子外,尖子的后台更丑陋。昭通地委反右领导组长、专员张汉俊,在公安处长任上时，奸污新华书店女干部丑泽玲,被公安处一位科长直接发现，丑泽玲自杀于北郊省耕塘，这位科长就被权势炙手的张汉俊打成右派。但这位专员因作恶太多而患严重精神分裂症，被关进昆明长坡精神病院。

第三.杀心最重的人。如：王汝华，巧家人。此人建国之初担任巧家蒙姑区委书记时干了3件十分出名的事。一是亲手枪毙其被划为小地主的父亲，博得所谓“大义灭亲”之名；二是将另一名地主施以“点天灯”，用人油点灯；三是主持一起“剥人皮”的酷刑。因为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决定“中美联合开发金沙江水利资源委员会”暂时撤销，一位姓贾的水电工程师，安徽合肥人，被蒙姑当地士绅留在乡中心完小主持教学，深受乡亲敬重。但就因为他是“中美联合开发金沙江水利”的专业人员，据此而被强加“美蒋特务”罪名，由王汝华主持剥皮。该王汝华数十年“左”得出奇，良心不存，终得谢富治宗派赏识，升任绥江副县长。

第四.最不讲信用,最无道义,心地最残忍的人,如钱东平。这里必须陈述一起大冤案的构成。1947、48年中共地下党会泽县工委受省工委特派员钱东平的指示,对火红、尖山两乡的彝族上层策反,组织其反蒋暴动，具体执行者是由钱东平指派。这支暴动队伍举事以后从火红乡打到者海乡纵横百里，还准备攻打县城，被反动派调集会泽、宣威、巧家、鲁甸4县的兵力围剿，残酷镇压了暴动，杀害了金绍清等数十名革命者，血洗火红乡。对于这样一场在共产党策动和组织下发生的革命,本来就阵线清楚是非分明,但是入滇掌权后的谢富治宗派硬要诬蔑为“地富路线和土匪武装性质”，目的是一石二鸟,既打击了地下党边纵,又压抑了来自最基层的民主反抗意识。但是主持此一策反行动的钱东平当时就不敢站出来向谢富治阐明实情,更不敢驳斥诬蔑,宁肯使这起大型冤案酿成，并维持了30多年。1981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给中共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平反的决定下达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历史性进程与澄清党史真相问题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云南省委1983年在昆明召开滇东北地下党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会，尚在人间的许多老同志被邀请到会，这些当事人是重要的历史证人。会议讨论火红尖山暴动这起大型冤案性质之时，这个钱东平仍然站在当年讨好谢富治的可耻立场，拒不承认他主持派人去作过策反和组织暴动，而且主张将错就错不予平反。此时，出席会议的赵寿先、李少华两位同志忍无可忍站起来当面驳斥，说“1948年就是你钱东平亲自派我们到火红、尖山去策反金绍清的，当时你一再说这是一件重大艰巨的革命任务；今天你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还要让几十位死者和几百名家属继续受冤枉，你还有一点良心没有？”钱东平无言回答，就装昏装傻丑态毕露。会后云南省委坚持事实和正义迅即下文为此一重大冤案平反，几十位烈士的冤情终于得到昭雪。

也就在1983年冬,昭通地委党史办资料征集会也邀请钱东平参加。他到昭后,消息传出,一大帮死者家属找到地委招待所要与他算账，因为钱东平1951年大镇反时以地委宣传部长职务竟然凭一个挟私报复者的单方面诬陷之词,就下令杀害了昭一中12名师生,其中的8名学生是年龄只有15岁至18岁的在校生,被钱东平凭空定罪为“特务”。三中全会后经专案组复查全系冤案,得到了平反。钱东平哪里敢面对这些屈死者亲属的质问?他惶恐万状拼死逃避,在招待所保卫人员陪同下跑到军分区请求保护。在昭通这块曾经耍够威风的土地上成了丧家之犬。

同类问题还涉及到建国前夕钱东平在主持会泽者海军政干校时，对好几名投奔革命而来的青年学生密捕密杀，都是在深夜进行。后经核查，全系无罪。

对这些在反右中得势的人稍加排列 ，也就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说明了反右运动的真正性质了。犯罪者动用国家机器来整不犯罪者，这句话没有半点夸张。

此外,在精神威压下参与了害人的也还有某些边纵干部,但为数不多,性质与钱东平也不同。甚至在同样遭受迫害后,也有的用残害难友来显示积极。至于1979年全国右派改正复职后,也因条件各异而发生明显分化,有些掌了点实权的人,发了点横财的人,子女钻进权贵圈子的人,也就纷纷翻脸去创造劣迹而忘乎所以了,所以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一个使人变坏的体制从来不会停止对被统治者灵魂的蚕食。民主革命时期那股精神焕发,人心振奋的劲头，早已消失于反右运动的恶浪之中。

十四、马武寨集中营的趣闻逸事

灾难岁月和恐怖环境里也经常发生趣闻逸事，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哪怕成为世界最廉价劳动力之后。

第一件是李曰良的成功越狱。

李曰良，腾冲县和顺乡人。籍贯跟滇西名士李根源是同乡；字辈排行跟原中央党校校长、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族。腾冲是侨乡，李曰良也是华侨，在香港、仰光、夏威夷都有商号，从小练就独立闯生活的性格。1954年18岁时在印尼读了一年大学，被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在华侨见面会上那一席爱国演说鼓动得彻夜难眠，就带着读中学的弟弟一路回国，也果然按姚大使所说顺利就读于云南大学，壮志雄心就是毕业后为建设新中国大显身手。1956年毕业分配到昭通中学任教，鸣放中因为讲了学者治校理念和教学民主化建议而打成右派，1958年押送马武寨劳教，当时他弟弟从中学升入云大成为在校生。集中营的囚禁身份和屈辱环境加之苛重劳动使他无法忍受，李曰良就向难友郭中正表达越狱愿望，他说从滇西入缅甸这条路他并不生疏，又会讲傣语，“你若跟我同路出去，我家各地商号中任由你挑一个去掌管”。

但是郭中正新婚半年就当右派送劳教，他舍不得妻子，又有一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资历，假如有平反的一天还要干正事。甚至说：“即使到了缅甸我也要找到缅共，在缅北打游击，建议缅共组织访华团，若能参加访华，到了北京争取见到总理甚至主席，我们就站出来申明委屈”。但是李曰良认为不可行。李曰良决定单独走。他送一件毛线衣给郭做纪念，郭送李披毡一床，又卖掉一块瑞士表得到170元，送李50元。还有个会泽右派难友郭天忠也送了一些粮票给李。这样，李曰良就在1959年夏末的一天逃离农场。因为他劳动任务是挑撮箕捡粪，单独行动，这就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当然，李逃走后农场内有过一场小小波澜。一个月之后，马武寨集中营的场长杨绍之和书记王德本突然召集几十名右派劳教员组长开会，一本正经地叫公安干部陈天林当众读一封信，原来李曰良已经成功逃往国外，写信回来揭露反右运动的丑恶和集中营的残忍，说他有责任把这些黑幕告诉全世界。信念完后，场长书记指示组长们讨论批判并且要加强对所有右派的监控举报。当然，所谓讨论无非是大家臭骂一顿写信那个英雄。

第二件是刘文卿的出类拔萃。

刘文卿，女，安徽人，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学英、美两国，3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曾与刘少奇等人有过交往，但被审查过所谓历史问题，就无心政治而脱党，低调做人，50年代从昆明教育系统贬至会泽中学做英语教师，1957年40多岁成为右派，在农场编入女子中队，住在县城东门外劈坟开地种蔬菜。

1959年发生一件事：以礼河水电工程局有一套来自捷克的水电设计方案文本，内容繁多，被美国专家指出其中错误。美国专家的文字在内容和深度上为以礼河工程局方面无法理解，到昆明求人，昆明有人推荐刘文卿，经省公安厅查找，她正在会泽马武寨集中营劳教，然后径直找到场部和女子中队。

刘文卿说自己不是水电专家，只是个普通教员，不敢去揽这活路。而水电工程局来者当场拿出文本请他试译，她在两天内把美国专家所有文字全部译为流畅中文，这是在集中营内子女中队住地完成的。该环境没有任何工具书。水电局领导大惊，立即向农场场长书记要人，要接刘文卿去局里翻译技术资料。场长说，借用可以，但这是阶级敌人，不能借而不还。省公安厅批准此请，刘文卿去水电局工作了29天，译完大量技术文献和专项资料，据该局总工程师说这是通常的博导水平半年未必做得完的。工程局给予刘文卿重酬重奖，但被前来押解她回去的人全部收缴集中营。刘文卿一笑置之。

不久之后，刘少奇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及夫人身份访问印尼，回国后到达昆明，问云南省有个刘文卿在何单位工作。公安厅回答了情况。刘少奇要带此人回北京工作，厅领导派专人专车来马武寨接人，说要立即上车。刘文卿对这种架式惊诧莫名，以为要押去处死。来者不得不说明缘由，刘文卿仍不敢相信。来人只好说：“我们不敢为难你，你不信，又不上车，那就等着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自己来接。”这样，刘文卿才勉强上了车，还坚持要把囚禁中用惯了的一小套炊具带走以作纪念。到北京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读者当然可以延伸想象：到了8年后刘少奇、王光美受害入狱时，这位刘文卿老师又将如何？到了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惨死在开封监狱时，刘文卿老师能够倖免于难吗？

第三件是缪丹的襟怀坦荡和先见之明。

缪丹,男,1958年划右送马武寨时32岁。原籍福建闵侯,迁居台湾已历4代，遂以台籍学生身份留美深造，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及国际关系，业余有兴趣于农场经营和北美文化风情研究。在美国月薪相当于100个袁大头银元。他回国本意是看看新中国和闵侯老家变化再返美，但从福建到云南都一路被挽留,他认为这也属诚意,当时谁也未曾料到会骤然发生反右灾难。到了昆明,他成为市委书记郭超的秘书（郭超在反右后成了云南副省长）。当右派后缪丹自嘲说：“我对这种大动作都没有预测能力,还以为斯大林暴政被揭露会引起中共反思和自省,说明我误认为东西方政治家会有某些共性。我太浅薄,毫无预见性。善良者自毁！”

在马武寨，农场领导和干部们都听说从美国回来的缪丹渊博，有的干部就怀着一种好奇心，动员他在1958年冬季的所谓“交黑心”学习中畅所欲言，讲出他的“黑心黑话”。缪丹就要求在全场大会上讲。场领导说，既然是作为“黑心黑话”来交代，那么在农场范围内“言者无罪”。他每次讲三小时，连讲三天而未说完。缪丹首先表明，在失去自由后明哲保身已经毫无意义，襟怀坦荡才见人生价值，以言治罪是公开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历史将会惩罚虐待知识分子的人。

缪丹判断中共的对苏一边倒再也坚持不了三年,因为输出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势力范围之争。他全面阐述人类主流文明的普适性,他对世界特别是美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各种主要数据和情况如数家珍,他预测八十年内不会有世界大战,绝不会像有人吓唬人民要准备打大仗,他认为这种吓唬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的视线。缪丹说,在和平竞赛中的苏联熬不过美国,主张中国要博取众长才会有出路。他说任何民主国家的军队都是国家化,如果军队党派化,那么党派就会在军队的保护下自己烂掉，而且党派有什么权利用国家财政来养活自己的党军？他笑着对那帮公安干部说，今天我讲的是大毒草，但你们那些官方香花不像我讲的经得起历史印证。他说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大喊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因为人家那种制度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两大因素综合发展的自然结果，不需要再进行什么人为的硬性维持，更不是搞什么“专政”。随着经济的繁荣，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如股份制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阶级关系，扩大了白领阶层，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福利水平，所以从容自信不需要恐慌。在美国为什么没有任何理论做什么指导思想？因为再好的理论一旦变得永恒，它就阻碍科学，也就成为谬论。他说真理从来不受国界限制，也不怕被封锁。

由于他挥洒自如语多锋芒,激起阵阵笑声和掌声，集中营领导认为情况不妙,就不容许他再讲。五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还记得这些精彩华章。能够让缪丹讲话,也说明农场领导中至少是个别人有点头脑。

十五、精神威压和思想铺垫是反右的前提

缪丹说西方国家如果谁提出要加强资产阶级专政或者反对和平演变，那就会被人看成是神经病患者。讲到这里全场大笑。缪丹所提的是：什么制度需要经常向人民施以精神威压和不断进行思想铺垫？这跟反右运动又有何直接关联？

史实证明，善良人民和具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独裁专制的迁就必然养虎贻患，而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利用人民的忍让而得寸进尺扩张能量，最后占尽全部权力空间。其能量扩张的主要手段就是不间断地向人民施以精神威压，为其专制体制进行花样翻新的意识形态铺垫，这就是从奴役到奴化的系统工程。我国1949年建政之后为什么30年政治运动无休无止接踵推行？统治者难道不知道停顿建设瞎折腾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但如果停止折腾，就会对独裁构成威胁，所以宁可让国民经济崩溃也千万不能不搞运动。

精神威压和思想铺垫的终极目的是反“和平演变”，但是苏联和东欧还是变了，这绝非“西方渗透”，而是自己烂掉。为什么？因为要反道义，需要先反道德，知道这是不得人心，所以需要用政治运动来搞大节奏大波澜的精神威压。

除此之外更细微更持久的是进行原罪教育和自卑感教育,周恩来也在这种精神威压下不断讲他“活到老改造到老”，从干部到师生都必须形成这种认识：我们生来就带有原罪,思想不纯,一辈子都要改造世界观,改造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变服从为盲从,崇拜一言堂,迷信领袖,拥护专制独裁。若能在此基础上学到一身整人的阶级斗争本领,就有条件进入第二梯队得到提拔重用。谢富治在各地区的代理人都按这个理论在干部和师生中调动人心里最自私最卑劣的因素，制造日益严重的矛盾对立和分化，各个击破使之互斗互残。早在反右之前的几年中掩盖在“同志”面纱下的此类常规学习,已经使残存的人性扭曲变形,监视与告密笼罩人际关系，“小集团”帽子时刻威胁人心和摧残人格。处理高饶事件之后，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以领袖身份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要求高级干部之间“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毛选》第5卷149页）。此话一出,当时国内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一场“要不要交朋友？”的大讨论,指导性意见竟然认为朋友关系妨碍群众向党团组织的“靠拢”，而党团员之间的私人交情则会“降低党性和革命性的纯洁度”，这样,党性和革命性被解释成了与人性和亲情友情完全对立的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奴性，他们公然号召干部和学生带头从人际关系中消除朋友关系，他们最希望出现的是六亲不认，人人自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社会生活氛围，而这正是暴力专制体制所需要的公众心理基础。这种恐怖型的狼与狼关系甚至在某些官方宣传中被美化成为“共产主义精神风貌”，还要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认识到“这是为我们好”。这是那一代人曾经走过的痛苦精神道路。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威压和思想铺垫，反右运动和文革这两场人祸就搞不起来。要使国人在一夜之间就赞成“讲真话者该诛”又怎么可能？至于追着讲真话者喊打喊杀这种全面疯狂局面在中华历史上过去从未出现过。制造这样的社会局面,就叫做“反和平演变”。

十六、刘成端命运：政治风向标，冤屈一锅粥

本节的案例将以事实来揭示反右历史罪孽中的两条贯穿线索：

第一.从个案剖析到全景扫描无不证明：政治迫害中的所有案件都被做成政治风向标，其总体目标指向扼杀民主,加深独裁。这一点极其鲜明毫不含糊，用以杀一儆百，制造恐怖。但在陷人于罪的构陷进程中又故意把罪与非罪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整人者和被整者的思维都被似是而非的“精神”、“原则”搅成浆糊，导向是使人远离法治而盲从于颠倒善恶的人治，所以它的政治风向标也只能是指向历史大倒退。而刘成端案，是这条贯穿线索中的经典。

第二条线索：对虚拟中的异己分子实施残害时，从北大才女林昭烈士的死难到刘成端的血泪都清楚表明，监督劳动、劳教、判刑劳改乃至直接屠杀或多种方式虐杀，这其间的等级界限随时可以压根儿取消，杀人和整人的野蛮残暴已经到了不问性质程度，不择手段等级，不分所谓行政处理和刑罚施虐，把本来就已经彻底违宪违法的诸多暴行捏拢来，装配成一架多面体的绞肉机。整人无界限，手段无制约，生杀予夺随意而为，多种冤屈搅成一锅粥。什么“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纯属欺人之谈，纯属以政治烟幕来掩盖虐杀。而刘成端案，又恰是这条贯穿线索中的经典。

这两条贯穿线索，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架绞肉机里的两根筋，两股传动皮带。22年内绞杀于其上的冤魂难以计数！

刘成端，男，云南省盐津人，1928年生，1950年5月盐津解放时作为首批招干的中学生参加工作从事粮食征购，这位21岁青年也就把他从小读过的中共宣传的美丽民主承诺化为人生憧憬，带入了清苦繁忙的生涯。1951年入团，1954入党，1955年以其深受赞誉的综合素质被选拔调入中共盐津县委组织部，1956年被任命为县监察委员会秘书。监委就是纪委的前身。如此简单历史，决定了刘成端的率真本性，而这样的率真竟然终身不变，直到今天81岁。

整风鸣放中，刘成端凭着他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监委这两个内层部门的所知所见和切身感受，坦诚讲过下面一段真话：

“建国至今8年,盐津解放至今7年,人民群众是在欢欣鼓舞中迎接新中国,拥护新政权的,干部队伍更是在辛劳奔波克尽职守中履行公务的,从群众到干部都切盼自己的国家一洗旧社会的污秽和不公,而建设公正的新社会,走向幸福光明。要做到这一点,有个主线条不能含糊,这就是人尽其才,干部路线光明磊落真正服众,这才能带领人民团结建国。但是这7年来的事实经常与此违背,老百姓都看得见并且在议论‘南下换地下’,地下党和边纵知识分子干部大量靠边,军转干的南下干部占了绝大多数重要岗位,这些人的实际能力是否称职？是否误了事？是否服众？连农民群众也都心知肚明。用人不尽其才,那么组织路线就值得考虑是否公正。这次整风中,中央指示十分正确英明,要整顿的三风是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前两个‘主义’好查好改,后一个宗派主义才是问题的关键,决定着前两个的存在。这个整风指示说明党中央是有的放矢,对问题看得准也指得明,对盐津实况具有针对性。我们县的当务之急是落实党中央‘整风指示’来检查纠正‘三风’,首先消除宗派主义,从观念上回到毛主席提倡的‘五湖四海’，用人唯贤,人尽其才,这一条做到了,干部的气就顺了,立党就公了,人民就服了,全县工作也就有质量有效率了”。—发言之后,他又在机关内部大字报栏内贴出一幅漫画：《如此提拔干部》，内容是斥责凭关系用人。刘成端认为：提拔干部的不公正，不用“德才兼备”标准.就是政治腐败的开始,是会产生长远影响的。

作为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和县监委的秘书，其发言虽没有涉及具体人和人事机密，但刘成端的语言和漫画是很有份量、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许多干部评议说：“小刘立论于事实，依据于中央指示，阐明于座谈会，光明正大，动机善良，目的纯正，表达贴切，建议正确，县委应该采纳接受，使全县工作上一个台阶”。

正因为刘成端发言切中要害，这些评论又具有代表性，深得人心，贾鸿斌一伙深受震动，心惊肉跳。这是根本利益之争啊。也恰在这时，谢富治的“深入反右”、“反右补课”、“挖山药蛋”一系列指示接踵下达，阳谋陷阱层层加码“务求全歼”，在一系列内部指示中，毛泽东战略意图被谢富治一伙解说得傻瓜也懂，贾书记借刘成端之身来杀一儆百的时机已到，“极右分子”帽子就在1958年春强加于刘成端，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平头山茶场“监督劳动”。

距县城110华里的平头山茶场是新开办的种茶基地，拓荒建场，工程量极大，劳动极艰辛。人为的蓄意折磨加深了处境的痛苦。场长王建全，苗族，管理着几十名劳动力，有下放干部、下放居民、右派。而在这里“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则是管教兼会计杨世雄，他直接秉承贾书记指示做到两，一是重活累活全叫右派做，把超负荷的苛重苦役强加于给右派是他履职的第一使命。二是每晚“上学习”时他就狂呼“右派分子站出来交代罪行，让大家识别批斗！”在体能耗尽、人格受辱、精神恐惧、身心交瘁中，刘成端体重在短短半年内由74公斤减轻到40公斤，人已经完全脱了形，走路也难以移步了。

独裁统治必须永远保持“天子圣明，罪在奴才”的精神氛围和心理欺骗性,上了报纸广播的公开指示都由漂亮话组成,而虐杀性的要旨则以内部指示下达,一定要给民众造成错觉才能维持稳定。1959年2月8日是春节,幻觉未灭的刘成端怀着对“上级党”的无限尊敬和信任给谢富治书记写信申诉冤情,阐释事实和理由,告发贾鸿斌的迫害。这时的刘成端仍是一名可怜的被蒙蔽者,像许多人一样,他以最善良的心地来理解最卑劣的祸因,认为国家那么大,北京那么远,领袖那么崇高,中央文件那么冠冕堂皇,作为小百姓,作为全国民众中的一员,除了信任大救星之外还能期盼别的什么?大救星那心肠一定好得不得了,否则他怎么会明确号召，“反对宗派主义”呢?一定是下边和尚念歪了经。——在身陷绝境中仍怀着如此幻觉,这是不计其数的反右受害者的认识局限性。刘成端凭着书生气估量，谢富治既然是大救星派来治滇的大吏，定然有着高水平深远见，知道不该如此整一个无辜的人。刘成端更迷信一条常识，认为省委书记最起码懂得党规党纪，绝不会把申诉信转到原地交给被告人。唉，他太天真了。无情事实恰恰在于：被告贾鸿斌亲手撕开了省委办寄来的这封申诉原件的信封。中国的官样党纪就这么不值钱，而谢和贾的上下默契正说明他们是多么深刻准确地吃透了毛泽东思想。这封申诉信就成为刘成端一案的罪证，1959年4月28日，盐津县公安局奉县委令逮捕刘成端入狱。三天后是五一劳动节，全县干部大会的主题也就由庆祝变成了公捕公判，县法院宣判刘成端有期徒刑8年。作为政治风向标，这场宣判和这个案例成为中国反右运动的经典之作。更经典更具中国特色的是宣判之前的“大会批斗”，这是制造恐怖威胁人民的法西斯表演。刘成端自信无罪，在当众回答“罪行”时说：“如果反宗派主义就叫做犯罪，那么中共中央1957年5月1日向全党全国公布的《整风决议》中，反对宗派主义作为三个重点之一，白纸黑字怎么解释？之前半年，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原话：‘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怎么解释？国家宪法第35条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怎么解释？谁心中有鬼，谁干了宗派主义勾当，谁才这么害怕得发狂！”---刘成端此话一出，贾鸿斌掌控下的大会就立即变成当众施暴的肉刑场，一大群打手按授意冲到主席台前拳打脚踢残忍殴打刘成端，另一拨恶棍冲出来把已经倒地的刘成端抓起，跪上高凳，在脚弯里插入早已准备好的扁担施刑，刘成端两声惨叫后，当场昏死。恶棍们又提起早已准备好的冷水从头淋到脚，淋醒之后才由盐津县法院宣读那早已准备好的8年徒刑判决书。---特别令人寒心并且值得铭之史册的是：这批施刑的打手恶棍，竟然全是由已经被贾鸿斌宗派势力排挤靠边的边纵地下党干部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盐津当地干部组成，“让你们当地人动手，这才有戏看！”这是贾书记忘乎所以的欢乐语言。请读者从这个重要史实中领悟并且赞叹伟大舵手的伟大思想如此神速、如此有效地把人心扭曲到这个程度！这类打手和恶棍为了在不断失落中求得一杯羹的恩赐，还有什么兽性不能被激发出来？舵手思想的最大效用难道不正是缔造这样的痞子？

判刑后在狱中囚禁半年，然后发配上路“投入劳改”，也就是走进中国社会的第十九层。从那个五一公判会的1959年到1979年，这20年中刘成端亲历的劳改队有下列9个：

永善莲金劳改筑路大队        永善县金沙劳改铅锌矿

昭通小洋铁路劳改筑路大队    昭通箐门水库劳改大队

绥江县双河劳改铁厂          绥江县新滩劳改石灰厂

鲁甸县劳改硫磺矿            会泽县五星劳改铅锌厂

富源县劳改煤矿

在滇东北，这9个恐怖名称众所周知。平均每个劳改营吞噬了刘成端两年零三个月生命。加上此前的平头山茶场和划右时段的批斗期，炼狱生涯整整22年，活埋了他30岁至52岁的整个中青年时代。历史要问：刘成端究竟犯了什么罪？这22年活埋之中，不同的处理档次之间有什么界限？难道这就叫做“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22年炼狱生涯中,刘成端认为必须据实录下来的是下列四件事实：

一、1960年7月至10月三个月内亲历亲见：该时段内刘成端是在昭通小洋铁路劳改大队,因为超强劳役和饿饭,全身浮肿,生命垂危,就与另外13名重病号劳改犯一起被送进昭通小西门劳改犯人病房住院，3个月后只剩7人回队,另7人就死在小西门,被丢进昭通北郊乱葬岗的坑洼里。这个“小西门病房”属昭通专署公安处劳改科直管,经常保有100多个床位,多为地铺。有管理干部、医生、劳教劳改人员,地址位于昭通市半边街（现名公园路）下段,距西侧的中共昭通地委机关和南侧的昭通专署都不超过200米。仅仅在三个月住院期内刘成端目睹,每天死亡少则1人,多至8人,平均一天死亡4至5人。由于在市区，距党政机关又近，白天不拉走，只在深夜12点之后由劳改犯“夜工组”专职拉死尸，把尸体颠倒放置于一辆平板手推车上，用橡皮带横扎于车身，几个劳动力从小西门拉至北郊名叫马脖子的乱葬岗，无须挖坑，直接倾倒在坑洼里就走。天一亮，猪拉狗扯饱餐之后，尸体就只剩下骨头。猪狗吃惯了，每天早上都去吃死人。劳改科在小西门病房的统计人员逐日上报死亡人数，三个月死去者就达400多人。

二、死得更多的是箐门水库劳改大队。从全区11县押解来的劳改犯人在这里每县编为一个中队，总人数2000多名，半年就累死饿死一半多，剩下的已不足千人。十多名强劳力组成的“埋人小组”按管教指示遍山遍坡随便挖个浅坑就埋人，经常有山洪把尸体冲下山来，腐尸臭味增加了劳改队的发病率，接踵死亡者就更多。

三、自杀死亡,这是绝境中的劳改犯人寻求解脱之法,而且与日俱增,自杀状况更为惨烈。在鲁甸硫磺矿,犯人陈隆堂迎着熊熊炉火跳进6米多深,3米内径的炼磺高炉,半分钟内化为黑灰一砣,而尸体的油烟味弥漫许久不散。在会泽五星铅厂,触电自杀的,割断血管自杀的，层出不穷。

四、极度饥饿中，劳改犯不顾一切寻找充饥物质吞咽入腹：野生植物类有苦马菜、鹅儿草、蓖麻、枧子、草根、树根树皮乃至泥土；动物类的有癞蛤蟆、蜗牛、青蛙、蛇类，也有人从狗粪中淘洗出尚未消化掉的生包谷颗粒来吃，这些人吃后很快也就死了。

22年难以言状的血泪史，是“扩大化”三个字就能轻轻掩饰和回避的吗？

作为政治风向标，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之类无耻谎言还在坚持传递，究竟要把中国的独裁专制维持到哪年？作为冤屈一锅粥，煮的是受害者的人肉，中国历史已经被独裁者倒退到了什么时代？

直到1979年9月底，刘成端才被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党籍和公职，回盐津县纪委工作，1981年7月在党代会上被选为县纪委副书记。1985年调盐津县党史征研室之后，执笔写成《盐津县组织史》和《盐津县三十六年大事记》，1991年63岁退休。由于受害时间太长，刘成端1980年52岁时才成婚。

以此案为例，要求清偿反右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难道不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正当的呼声？对反右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难道不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公平正义？

十七、对受害右派的延伸迫害——大屠杀

全省的右派集中营虽然在1962至1963年大幅度缩减归并,但丝毫不意味着反右这场人祸的结束。“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这句杀气汹汹的最高指示,当然要衍化成为进一步迫害的暴行,具体办法就是把右派归并进入“地富反坏右”，在中国专制史上简称为“黑五类”，既定方针是分期分批实施肉体消灭。集中营里把人残害致死的行径，延伸到几年后的文革中全国各地以“净化人口结构”为内部提法,到处残杀“黑五类”，大规模制造全民恐怖。当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人类暴行,与波尔布特对柬埔寨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性质相同，而且实施屠杀的时间也相同，都是发生在自称“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东移至北京，毛泽东已成为世界人民领袖”那个血雨腥风的历史背景之下。此时的活阎王谢富治已荣升中央公安部长八年,他不失时机地把云南经验推广到全国。在他的倡导下,从北京大兴县开头,动用武装民兵把五类分子连同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通知回村,集体关闭在房子里用大刀梭标直接残杀了数百人。湖南道县和整个零陵地区在66天内残杀近万人（见《生活文摘报》2007年9月21日第六版头条）。而在盐津县受死亡威胁逃至四川宜宾的500多人中，被抓回408人杀害，全县整成残废者780多人。其杀人手段一般是把被害者捆绑后押到县城大桥上跪地，用梭标捅死后踢下江水中，还公然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张贴死刑布告，制造全局性的恐怖局面。前县委组织部长何浩正划右并于1962年从大坪返回县城当农民后，又被列入要杀的黑名单，也如前一节所讲范家彬一个样。如果他不及时逃命，早已被杀。

受害右派在文革中遭受残杀最凶恶最惨烈的，要算邓屏东一家人。邓屏东，湖南道县人，1957年32岁时，任昭通县财科副科长期间被打成右派送大坪集中营劳教。当时他年奋力强，劳动勤奋，活泼好动，曾在山地出工时抓一条菜花蛇，当场把蛇的胆汁饮下去，这个细节给在场劳动的难友留下很深印象。1963年大坪农场撤销时邓屏东得到“摘帽”，返回湖南道县原籍劳动，他也只想做个普通农民度此一生。不料四年后的1967年8月遭遇到了文革期间的大屠杀，邓屏东因为是“摘帽右派”，除了一个女儿远在外地幸免于难外，全家老小都被杀死。据他女儿1979年前来昭通申请落实政策向昭通县委倾诉，道县的残杀行动是以村社为单位把农民集中在打谷场，由基层革委会主持，先把“地富反坏右”五类人员的全家成员捆绑，然后指定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动手执行杀人任务，用锄头、铁锹、大锤、斧头、镰刀等农具作凶器，残杀相近年龄者。男子杀男子，妇女杀妇女，老年杀老年，少年儿童杀少年儿童，现场执行中多数是把受害者拖倒在地用锄头挖死，从头到尾一片惨叫声，被惊吓的妇女儿童们要逃离现场者一概被归入“阶级立场不坚定者”、“同情黑五类者”。现场主持者解释：“这样才能培养基本阶级队伍的阶级仇恨，这样才符合毛泽东思想”。40年后的2007年《生活文摘报》披露这段屠杀实况的原文是：“湘桂大惨案”，指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杀人事件。据有关调查记载，66天内，由道县各级政府及武装部门部署执行的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括“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有“历史问题”的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出生刚刚10天。在道县的蚣坝区，仅八天就有1054人被杀。惨剧的发生，源于1967年8月5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号召严厉打击四类分子，为大规模的滥杀做了意识形态上的武装和舆论上的铺垫。其后各地均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杀人。所以有专家认为，“文革”大规模屠杀事件是“国家机器行为与暴民政治的有机结合”。

受害右派邓屏东全家的惨死,标志着昭通与道县尽管相隔数千里,但是反右灾难与文革暴行在性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操作上的蝉联性。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革结束之后至今30年来，对文革的否定虽然明确写入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但一直只强调文革“错误地打击了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而故意回避和掩盖在那血雨腥风的十年灾难中对基层民众、基层受害者、特别是对所谓“黑五类”的大规模屠杀。《生活文摘报》出于媒体的良心而在上述报道中以《血腥的一幕》为标题，其实也仅仅是披露了冰山的一角。

这里不妨点破一层纸：发生惨案的道县和零陵地区恰好是“九嶷山上白云飞”所咏唱的九嶷山所在地，是红太阳故乡的一个县，这场“湘桂大惨案”发生时，正是红太阳本人在文革最疯狂时期视察大江南北，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1967年。意思是说，用如此规模的血腥屠杀来“净化人口结构”，才能走向“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共产主义天堂。这就是他说的“形势大好”的真实含义。但是国内外稍有理性的亿万之众谁都明白，即使把当时中国大陆包括右派在内的“黑五类”全部杀光，红太阳他老人家也一定会用另外的什么罪名强加在尚未被杀的人身上，再制造一轮又一轮的人祸，不断残害民众，来满足他的迫害狂、肆虐狂、杀人狂。在他心目中，芸芸众生的生命是可再生的资源啊。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空前人祸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农民，哪里引起过他的半点悲悯之心？

十八、全国最小的右派答相距万里的友人

这是本文的最后一节。由于所叙人物是由赵苍壁同志担任部长时的中央公安部派出工作组直接查明冤情而平反，被载入1979年公安部政策研究室所列名的全国典型案例集，现依据权威资料进行引述。

1958年2月，全国最小的右派李曰垓，16岁，以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身份被划右，送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4个月后又被捕判刑劳改，整个文革期间都关押于监狱。21年后的1979年改正复职。因为他在狱中，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刻苦自学，完成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教程，复职后在昭通地区一所中专执教，后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被选为昭通市人大代表。

2007年即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李曰垓与山东大学一位友人有过畅意交谈，总标题为《我们不是木头人》。现将其中涉及到个人具体情况的一个小节全文照引，保其原样。

小节标题：《摄将癯影说艰难》

友人：任何有份量的沧桑回首，都是一幅幅真容照片展示给历史和后人。我们虽未谋面，但我从颇具权威的文字资料上认识了您。这个文字依据，就是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编,群众出版社1981版《春风化雨集》中的那篇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作者徐盛龙，而文中的主人公就是您。有两句原文是：“李曰垓，原云南省昭通专署机要员，1958年16岁被错划为小右派”，“1949年云南解放时李曰垓是个7岁的孩子”，这应该是可信的资料。现在既然能与您本人交谈，能否向我提供一点更直接的佐证？

曰垓：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是档案材料和身份证号码。身份证表明我的出生日期是1941年12月23日。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宣布云南起义，是云南解放的标志日，此时我尚差半月才满8岁，按周岁计，文中所写的“七岁孩子”没错，1958年2月16岁刚满就打成右派也没错。五十年前反右运动在全国残害300多万人，至今没有公布过受害者的年龄排行榜，所以谁是“最小”，尚无考证。

友人：“最小的右派”这项世界纪录，大概要由吉尼斯专家课题组来解决了？

曰垓：可以断言，面对这个难题，吉尼斯专家也会颇费周章。更重要的是吉尼斯关注的是快乐题材，因为世界主流文化倡导愉悦向上、寿世活人的精神气质；而中国的反右运动是人类公认的最痛苦的题材，反右残害的是知识界中良知未泯、人性鲜活的那个群体，但同时又把相当数量的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拿来陪宰，列为思想犯政治犯押入囚牢，这样的痛苦题材跟吉尼斯性质是恰好相悖的啊。

友人：在您受害的21年中，先劳教，后劳改，而且后者时间最长。以您的切身感受，哪个环境更残忍？

曰垓：就超负荷的强迫劳动而言,两者一样。以我为例,以45公斤的体重,每背箩要负重90至100公斤矿石,在单程距离200米以上,爬坡背上高炉,每日来回30多转才能完成任务。就人格凌辱和精神压力而言,劳改队要简单一点,刻板一点,因为劳改犯的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只需要分成所谓“接受改造的”和“反改造的”两大类就足矣。当然,每个中队部每月向总队上交的报表,分得更细一点,分为四类。其实在极左阴霾时期,全国人民又何尝不被如此分类?“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条最高指示就是把人民分类排队的理论依据。而劳动教养就凶险深沉得多,名曰“最高行政处分”，实则对受害者施以更大的精神摧残,日夜不停发动告密和批斗,造成自相残害。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越需要把人际关系变成狼与狼的关系。挑拨分化,戕害心灵就叫做改造世界观,彻底泯灭了人性就叫做脱胎换骨。1962、1963年在劳教单位搞过两批“摘帽”，其标准首先就是“立功赎罪揭发反改造分子”，很多人为了争当“摘帽右派”而去昧心整人,这已成为暴力社会主义的通用模式。数十年历史事实证明,在正宗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对政敌和无辜人民采取的方式是直接的大规模屠杀,如《莫斯科周刊》1988年报导,中国《青年参考》转载的《明斯克大枪决内幕》：1941年希特勒侵苏前夕,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在明斯克市郊一次枪决苏联平民10万多名，后来把这一滔天罪行说成是德军入侵造成的。“警察把这些‘敌人’带到野外,命令他们两人一对紧紧靠拢，以便一枪击中两人头部，节省子弹。”——而中国则不同，要对这些廉价劳动力施加数十年的精神凌辱和血汗榨取，直到把他们熬干。哪种更人道？

友人：我读到的资料中提到，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及时进京上访，终获关注，得以解决问题，那么公安部关注这起个案，原因是否就在于你的年龄最小？

曰垓：非也。公安部不会这么浅薄,他们是根据冤情深度和道义力度来确定是否直接过问的。我也不会那么浅薄,年龄毕竟不是敲门砖。

友人：谈到这里我就更想知道,你这个当时不满16岁的少年究竟惹下什么大祸？资料说你先是划右送劳教,短短三个月后就抓捕入狱,有人“在你身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假错案,三次逮捕关监,长期戴镣铐,判刑劳改,多次禁闭,受害期达20年又10个月之久,直到1978年底才出狱。”这些语言出自中央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特稿的笔下,更使人感到解剖你这起个案特别有价值,有典型意义.你能简要透露一些底蕴吗？

曰垓：因为我进京递交的20页申诉材料中捅破了一桩被掩盖24年的隐秘：在1955年11月份“肃反”运动高潮期的一天深夜,我这个小小机要员奉命做一次审讯记录,记下了被审讯人跳楼自杀之前10分钟哭着用嘶声愤怒指斥审讯者卑劣行径的原话。被列为“特务嫌疑”的这名斗争对象是昭通人,1947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期间在校内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48、49直到1950年春任中共昭通县工委常委，宣传委员,主持过全城迎军大会,是地下党边纵骨干中所占比例极少的大学生。土改刚完成他就遭谢富治宗派系统排斥,任一个财贸单位的支书,其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谢富治系统一个军转干正县级领导奸污霸占。审讯的当晚,说这是他交代“特务身份”的最后机会，“不交代也可以认定、定罪”，而这个审讯者恰恰就是那个奸污作案的恶棍本人,他作为“肃反”领导人之一,以“学委”身份进行审讯。由于历经两个月连续批斗折磨凌辱,被审讯人完全绝望,遂奋起生命最后一点力气，愤慨指斥该恶棍的淫邪本质和害人意图,讲完后冲出房间,越过客厅,从外廊栏板上跳下三层楼底的石砌天井,头部着地,脑浆迸出而惨死。那位审讯者下去看了尸体,又急忙赶到楼上,叫我翻开记录本撕去刚记下的原话,再按其口述写下一段他如何冠冕堂皇交代政策启发其坦白从宽之类谎言,并告诫我：“该犯自绝于党和人民,临死前那些向党进攻的话,永远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否则按政治问题追究责任。”然后带上记录本连夜去地委机关汇报。临走时吩咐总务买棺收殓,连夜埋葬于昭通北郊。

我那时虽只有14岁，已有点懂事。我深知兹事体大，生死攸关，没敢声张或揭破。我只觉恐怖压抑覆盖身心，也覆盖干部队伍。整风鸣放中只得守口如瓶，不进陷阱。而这位审讯者肃反后随即升任专署秘书主任、党组负责人，不久升为副专员。因肃反和反右整人有功而迅速升官的活生生事实使我认识了云南昭通的“共产党”。这类恶棍行径的合法化难道仅仅是个人行为么？充满血腥味的顺畅仕途难道是他个人能够铺就的么？我在那个氛围中虽然不敢声张，但我被他视为一颗定时炸弹，他需要灭口，需要置我于毫无发言权的绝境，当官才安稳。这就是我21年连续受害的本质原因。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自己21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友人：从表面看,对您施加迫害是为了掩盖丑恶,而从骨子里看，他们为的是维护一种邪恶的政治特权,淫邪也是政治特权的一部分,从欧洲到亚洲的奴隶主、封建主,普遍都享有众所周知的“初夜权”（马恩著作中几次提到过这一点）。丑恶与邪恶本来就是一体。您这位未成年人既然知悉了那桩邪恶行径,特别是故意逼死人命的暴行,那么人家借“反右”的邪风而顺势摧折你这株小草便带有必然性,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也跟你我一样毫无反抗能力，同样都是“大石板下一株草”。但是您这起个案又具有特殊性,因为善恶颠倒得实在太露骨,残害手段实在太卑鄙。那么您本人在力量对比天壤悬殊之中,是就此吞咽了无尽的苦水,还是也迸发过一种揭穿真相,撕破黑幕的主观欲望呢？

曰垓：岂止欲望,而且爆发过行动,这行动就是拼命挣脱牢笼奔向光明,因为我自己心中充满了光明,我在劳教3个月后，即1958年5月，借一个工休日的拂晓时分,以“找清水沟洗衣服”为名悄悄越过警戒范围向北迅奔,这是冒着极大危险下决心奔赴北京,向最高层倾诉冤屈并揭破昭通黑幕。可惜我只逃离劳教农场50华里,就被武装追获,押回农场,立即戴上脚镣,一个月后即6月15日被逮捕入狱，“以儆效尤”。今天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当时的行动具有忍无可忍的道义性质和根本上的光明性质；如果这个政权也多少有点道义因素和光明因素，它就必然会珍惜和保护一个16岁孩子对它的最高层怀有的纯洁信赖之情，这样的童稚之心难道不正是执政合法性的最佳来源？可惜，他们完全不懂得珍惜这些，也不要任何司法程序，表面上是判我6年徒刑，实际上想怎么关押想怎么凌虐想怎么克扣都可以毫无限制施行不止，比无期徒刑残忍百倍。1979年1月在北京，当公安部信访处第三科张衡科长读完我面呈的申诉书时，我瞧见他手在哆嗦，眼里射出义愤的怒火。我当时随机作一点侦察，我说“您没受过迫害，不大可能有切肤之痛。”张衡科长深沉地说：“谁说我没受过害？你知道我恢复工作几天啦？”——我俩大笑。此案得到部党组的重视，并不奇怪。放到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想来都不会推开不理。

友人：冤情这么深，那么查处结果又如何呢？

曰垓：话分两头。我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由公安部彻底平反,恢复公职。我不愿再回到党政机关,而请求去教书；昭通地委根据我在狱中已完成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全部课程的自修实况,结合我的志愿,把我安排到昭通地区财贸中专任教,1984年任命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同年被选举为昭通市人大代表。另一头,那个作恶的副专员,因为60年代四清时期有经济作案问题,按律应负刑事责任,虽经袒护,也终于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肃反”中被迫自杀的这位地下党员1981年也平了反,但是那宗隐秘血案背后的两个实质性问题,一是淫邪,二是利用职权在政治运动中故意逼死人命,昭通当地就一再拖延,不查也不处。究竟是办案无能还是不敢触动当权的谢富治宗派势力的宿根？我未能断言。一个地下党知识分子干部夫妇的人格尊严乃至生命，算得了什么呢？拖了半个世纪后，害人者和被害者当事人都已亡故，血消了，泪揩了，这宗深沉的不平事也就被拖成自然消逝的历史云烟。

友人：那篇报告文学中提到你的妻子,她也是石板下一株倔强小草,是支持你与命运抗争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帮助你成功走过进京告状这条艰险道路的重要人物，读后给人印象颇深，充满敬意，很想知道得更具体一点。

曰垓：文革乌云最黑暗的七十年代中期,我身为“劳改刑满留队就业”的政治贱民,在昭通城北20里外的二里寨劳改煤矿从事着最艰苦的井下体力劳动,每天下班从坑内走出,除了白眼球尚存亮色,遍体均为灰黑。此时,相距15里的葡萄井生产队的贫农女儿曾树美与我认识，竟然一见钟情。她初中毕业就读不成书了,家中没有弟兄,要靠她和姐姐挣工分养活老母。1974年夏季我们相识之时,我32岁,小曾只有21岁,比我小一轮。她告诉我,她家原系昭通城北片紧靠市区的巩固大队农民,父亲是生产队长，1958年底隆冬季节即大跃进日夜奋战水利工程阶段,他在杨家坟水库工地已经缺粮,又听说家中妻儿已断粮,他就在一天夜晚跑回家看望,不料半途被公社民兵拦截盘问,就冠以“逃离工地破坏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罪名,活活打死。肋骨多处折断,全身青肿血污，妻子抚尸痛哭至昏死，5岁的曾树美和8岁的姐姐曾树琼把昏死中的妈妈喊醒,母女相拥,哭成一团。公共食堂打出来的是萝卜叶子汤煮蚕豆糠,或者用腐烂了的包谷壳掺饭蒸熟,称为“淀粉饭”，而且难以为继；冬天也穿一双惟一的破布鞋和一件单薄的补疤衣，蜷缩在灶洞灰堆里取暖，面如菜色。队上已成伤心地，妈妈带着她俩流浪城西25里外的旧圃公社葡萄井避难，从5岁丧父苦熬到21岁与我相识，这就是身为毛伟人基本阶级队伍的贫下中农女儿的幸福童年和青少年。她的自述加深了我心中的伤痕，“望城坡上尘土飞扬，哪里瞧得见生活的出路？旧圃街头行人稀疏，谁看顾孤苦无依的母女？”这两句话是我写给她的信中对她家庭境遇的真实描述，她念得全家痛哭，至今不忘；而我那远在千里外宜良故乡的母亲则早在1965年就惨死于贫病交迫盼子心切之中，那里是我不堪回首的伤心地。树美与我，两颗滴血的心灵合二而一，这就是生死相依的“三生石上灵芝草”。1974年我们相识不久便提出结婚申请，但我所在的劳改企业那个恶棍政委就硬是不批准结婚，说是要“维护贫农女儿的政治前途，不能嫁给反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所要维护的神圣原则。不久后这位政委又毫无理

由地区第三次逮捕我，抓入地区监狱关押3年半，只关不问，关就是目的。抓我之后，曾树美所在公社、大队、小队的全套“群众专政工具”倾巢出动施压，要她母女与我划清界限。她家两代人严词拒绝，据理指斥，竟然遭受扣工分、扣口粮，剥夺劳动权，要胁迫她“嫁给贫下中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该生产队会计李德忠于是指使其另一村居住的好友李俭义带领几名恶棍，持棍棒绳索前来抢亲，幸得树美的姐姐树琼和姐夫怀初就在相邻的生产队，及时约人前来搭救才幸免于难。曾树美拼命挣脱，奔逃25里至昭通城，来到我被关押的监狱大围墙外面痛哭，守候至天黑。她是以全部生命的呼号向我表明共存亡的志气人格。（高墙里、铁窗下的我，当时毫无所知，直到三年后出狱才知悉这段锥心泣血的情节。）树美奔逃进城的次日，她独自走进地区公安处，请求给一纸探监许可证让她见我一面，但在场的公安人员万分不解地劝道：“李曰垓是毫无前途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你何必苦苦守候！”曾树美的答语只借用了一句当时的名言：“人的因素第一呀。”

生产队断了她的口粮和出工权利，母女二人逃命至城郊李子园租间破草房住下，母亲打草席卖给烟叶站做包装，小曾早出晚归单程12里到砖瓦厂做小工，每日劳累只挣得7角钱。什么叫饥饿？饥饿是关乎生命本质性的那种痛苦。小曾母女多年在饥饿中苦熬，这样，“贫下中农女儿的政治前途”从这种苦熬中找到了最真实的诠释。

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那位置我于死地才甘心的恶棍政委因卖身投靠四人帮，而疯狂镇压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并在公安系统内部残害干部多名，终于在民愤沸腾中被清查，失去一切权力，一落千丈，身败名裂，黯然死去。

1978年12月放我出狱时,公安处劳改科长叫我“休息半月,再去孔家湾劳改农场恢复就业身份,听候结论。”很明显,要换个环境来延伸事实上的无期徒刑。这就逼我背水一战远走北京城。出狱的当晚我独自冒着凛冽寒风走到北郊,在月光下逐村逐户寻觅,终于找到树美母女租住的那间草屋,此时已是夜晚10时,悲喜交集的见面场景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幕。她全家支持我进京申告,母女在赤贫中卖掉唯一的小猪,只卖得60元,刚好够我从水城上北京的火车票价。临走时树美送我到昭通汽车站,她边流泪边说：“哪怕告不准,你及时回来,我们生死在一堆。”我在北京站下车的当晚,就在一个有暖气的候车室长椅上坐一夜,次日清晨窗外飘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恰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全文广播,这个吉祥日子开启了我命运的新阶段。洗一把冷水脸,我先奔至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弄清了公安部信访室地址,就直插东城区东塘子胡同,站进300多人的上访者排队长龙。工作人员先把大家的申告材料收进去,换发一张排序卡片,不料过了半个小时就喊到我的卡片号,进入一个普通四合院的小小单间,开始了与张衡科长的交谈。读完材料,他在激动之余提出两点疑问：“你的样子不像一个遭受21年迫害的人,不木讷,不迟钝,不苍老；你自称初中毕业学历,但是所交材料的文字水平绝不可能出自一个初中生之手,这是最大的矛盾。”——对这个戏剧性开场的两问,我只能建议他电话查询云南昭通去求证。从那时起,他亲笔填具“费用记账”的免费食宿介绍信,叫我到地坛公园内的公安部接待站住下。四天后又召见我时,张衡说已经通过云南省公安厅核实了我的自述不假,对于冤情,已形成专题汇报,正在向部长请示是否由部里直接受理复查。第三次见面时,他说部领导已批示,我的案子先在部编《上访通讯》上通报全国,然后由部里派专案组下昭通。他说“你所讲的保持求知欲,坚持刻苦自学是一种生理上心理上免遭摧毁的有效抗体,这点切身感受很有意思,很有价值。你在狱中自修大学课程,我们尚未发现第二例。”随后他递给我一张北京至昆明的火车票,说返昆之后云南省公安厅会提供回到昭通的旅途费用。于是我结束了12天的逗留,愉快告别了首都。

友人：《春风化雨集》于1981年出版，其中《石板下的一棵小草》专写你那段不屈的历程，成为很突出的一篇，你肯定更了解这部文集的出版背景？

曰垓：1978年底三中全会刚闭幕,主持中央组织部的胡耀邦以非凡的大智大勇,用他的生命掮住了厚重的历史闸门,奋力刮开充满血腥味的历史积垢的一个小薄层,解脱了一部分历史冤魂。这个不朽的业绩，从《春风化雨集》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这是当年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头子们不敢想象的,使他们反人民的决策陷于尴尬。大面积平反一年之后的1980年,公安部长赵苍璧主持下的部党组决定在全国选择120例典型冤案,组织专人写出报告文学特稿,每篇一个真人真事。入选的标准是冤情要深,平反要彻底,复职后的表现要出色。各省推荐,有一批个案则由公安部直接点名,例如我的案例就在其中。文集以“春风化雨集”冠名,表明了编辑意图在于证明平反冤狱是新时期开端的化雨春风。文集内容皆为真人真事，就使这部书有了史料价值和保存价值，它折射出政治灾难真实恶果的冰山一角。公安部政策研究室的徐盛龙奉命直赴云南考察我，省公安厅又派一位王姓的玉溪籍同志协助。他们来时是1980年暑期，我任教的地区财校正值放假，我就被邀入他们下榻的地委招待所同吃同住5天。徐盛龙是江西人，年龄比我略长，航空学院毕业后在过空军，转业至公安部成为政研室骨干力量。写得一手漂亮的草书，我至今保存着徐盛龙返京后给我的几封来信，视为墨宝。他们先详阅了我的全部档案，逐一询访了昭通公安处领导和劳改企业多名管教干部，然后才与我接触，显然是在融洽气氛中对我进行直接考察。徐盛龙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受害21年的残酷环境中，劳改企业那个视我为头号垫脚石以求升官的“政委”又多方制造新冤案连续迫害，我的体力和智力未被摧毁，是什么构成这种“抗体”和精神支撑力？我在狱中完成大学文史哲三科专业课程自修的主要内容、深度和表达能力究竟如何。五天考察后,他们对此表示很满意。

友人：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已经呈现的内容，能反映徐盛龙他们对你了解的全貌吗？

曰垓：十分之一。那次考察是27年前的1980年夏，我们交谈的广度和深度大概超过了当时出版物的允许极限，加之篇幅容量所限，所以作了大幅度删削。

友人：尽管如此，从《小草》文中我们发现了很多闪光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盛龙从你档案中抄录了极左路线最凶横时期你回答审讯的一段原话：“你们的唯一本事就是把清白者抹成污黑，把无罪者诬为有罪，把人逼成鬼，践踏法制，蹂躏人权，故意制造冤狱，蚕食无辜者，转嫁民怨于党，抹黑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段话改变了审讯双方的地位，所以用了“谁审讯谁？”这样尖锐的小标题。那么，你在狱中最通常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呢？

曰垓：当时的徐盛龙也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记得我当面默写过自己在狱中按我所理解的20年代音乐大师刘天华《良宵》音乐形象依其乐句而填的词：

泪眼问梅花：寒夜里可曾梦朝霞？

啊，瑞雪轻霜潇潇下，风裂长空、寒凝大地、冰雪遍天涯。

抚剑长咨嗟，万千心事惜年华！何屑弹铗，有心试马。

惟见云儿迢迢、星儿寥寥、风儿凄凄、景儿寂寂，

遥想倦鸟依林，游子念家。 

盈盈仙子隐约云纱，曾记别时清泪飞洒；

想分飞后，怎禁那霜欺雪压？

听呐听呐，小笛儿摇碎冰碴，霜消雪化，涓涓春水粲发，

宛如笑语情话，满眼荡玉飘花。

人怜温馨、鱼惊春汛、雁落平沙。依然风光在眼，摇曳烟霞。

问那春风春雨春月春花待几时重回天涯？

“改正”复职之后的受害者座谈会上,我当着地委书记的面这样讲:许多受害同志发言中都说“想不到有今天”。但是,如果真的“想不到有今天”,请问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我们熬过这含辛茹苦的二十一年？

附录

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前前后后

铁  流

林希翎难友和我都是极右分子,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我是成都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她是毛泽东钦定的“大妖怪”,我是市委点名要批的“小牛鬼”。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在那场摧花折蕾的“反右斗争”中,她是我们中最知名的人物,无论她的政治主张,还是口若悬河的讲演,以及和左派对垒的辩才,其胆量都是超现实的,不能不让人佩服！为此成为华夏大地的“越级大右派”，与中国三、四十年代政治明星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齐名，故是全国报刊批判的重点人物。

直到五十年后的2007年6月，我们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反右斗争国际研讨会”上谋面。少女的她，少年的我，均已是髦耋之年行动迟缓的老人。她的行动比我更迟缓，从巴黎来到美国都得有人服侍，气喘吁吁，说话词不达意，哪是当年气贯长虹，才华横溢，笑傲一切，蔑视一切的林希翎啊！唉，这场难以叙说的“反右斗争”，吞食了多少民族精英？又埋葬了多少国家栋梁？“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科学家？原因就在此。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更是乏善可陈。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最近说，60年来，这方面中国‘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是一针见血的针砭！”。（引自李昌玉文）

 图为林希翎与铁流（右）2007年6月合影

自此我和她有了电话来往。她多次打来越洋电话，希望我们能在中国大陆建立“反右斗争纪念馆”，甚而提出在巴黎构建的想法。面对如此专横极权的政府，能变成现实吗？我真不敢想，而她仍然是心雄万里，斗志不减当年，林希翎还是我们的林希翎！

上月16日（2009年），难友小燕告诉我：林希翎病重，可能要“走”了，你赶快去个电话。我立即把电话打到巴黎医院她所在的病房。她一听是我的声音，既惊喜又悲切地说：铁流呀！你能不能为我呼吁一下：我要回国，我要回国，死也想死在中国，死在我的家乡啊！……我向谁呼吁去？哪里有沟通的渠道？哪一个当权者愿意听听我们五十五万“贱民”的声音？五天后，法国朋友发来信息，告知我林希翎“走”了！我立即把这不幸的消息转告杜光等多位难友。

林希翎死了,但她的精神和对中国有过的影响不会死！正如钱理群教授说:“林希翎是1957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1957年活动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1957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征。”

此后,由当年北大学生谭天荣、陈奉孝等难友发起成立了“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由王书瑶担任常务副主任,朱毅任秘书长,黄河清和我也应邀担当治丧委员会的职事。之后,法国巴黎和美国纽约的朋友们在欧美区主任张伦、胡平先生的主持下，先后为林希翎召开了送别、追思会。但此时北京正值“六十年建国大庆”的敏感时期，遍街都是公安武警和戴红袖套的特勤人员，是不能搞任何活动的。为了支持大阅兵活动，也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我们只能强压悲思待“六十年华诞”后再说。

2009年10月8日,长假期的最后一天,由杜光老师出面邀约朱毅、王书瑶和我,商讨追思会一事,最后确定时间是林希翎走后的“四七”（28天）,即10月18日

我听后心里一阵紧张：他们全知道了，追思会可能开不成了？便告知李凤，如再问就说是聚会吃饭，不是开会。我估计第二天我所在地区的国安、公安会来找我，但没有来。我心里窃喜，认为他们只问问而已，不会干预此会。

10月15日我与朱毅、王书瑶再次会面交换情况，朱毅告诉我，他已被公安监控，走一步都有人盯着；王书瑶也说居委会天天亲候他。看来情况十分紧急，朱毅说如果当天他和王书瑶不能到会，就由我和杜光主持，这个会必须要开！如不开无法向人交待，法国、美国都开了，中国不开说得过去吗？

下午我带走了开会全部的物品,计有横幅、遗像、十五块展板和签到簿等。朱一再叮告我：当天一定要带到会场。我很安然承诺,认为我未被盯上,行动是自由的。到了10月16日,所在地相关部门打来电话查问：铁老,18号你组织了一个会吗？我们劝你不要出面也不要参加,这样对你不利,我们不是正帮助你解决出境的问题吗（自2007年我参与全国右派上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即被有关部门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并限制出境）?你再这样就真的出不了国啊！我开始矢口否认,回答不知道。但对方说得有鼻子有眼,看来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我也只好孤注一掷,不仅承认,还表示纵逮捕坐监也要参加！理由,林是右派我是右派,都是被毛泽东整了一辈子。她客死它乡,有国不能归,用眼泪奠祭一下亲人都不准许，你们太过分了。我必须去，决不后退。他说，那个会开不起来，餐厅不开门你们怎么开？大家都不会去了。我回答：我一个人也要追思！对方口气更强硬：你连门都出不了,当天我们派车守着你。

为了使此会如期召开，我于17日上午离家住进宾馆，并用宾馆电话告知受邀人员，表示我会提前到会，凡接到电话的人，都愤然表示坚决参加！

下午4点有右派难友打来电话,告知我天下盐餐厅门上贴出小区物管通知：18日检修水电停业一天,问我怎办？我说不吃饭照样开会,现在不能改了,没有退路。晚上7点有关部门两次打来电话要来看望我,我说在外面,今晚不回家了。对方再次劝我不要组织和参加这个会,不要使问题复杂化。我再次表示：追思会必须开,不要欺人过甚，你们认为我触犯法律就按法律处理，如果你们要强行制止只能扩大事态，我们闹到大街也要开。如果这次开不成,下次到使馆区去开，我一人也会扛着林希翎像去天安门，问问胡主席：到底为什么？我说，我是个说得出做得出的人，不要把我逼急了。七八十岁的人还怕什么？为一句话、一篇文章，整了一辈子，直到今天当局不向我们道歉，不补发工资，不进行赔偿，连我们用眼泪、哀思来悼念一下难友都不准许，还有人道吗？还叫和谐社会吗？为了尊严，为了人格，我不后退半步，必须参加这个追思会！送林希翎一程！由于口气强硬对方不再说什么。

18日早晨7点40,我带上横幅、遗像、展板、鲜花，与远道而来的难友熊习礼（四川雅安）、吴兴勇（湖南长沙）,打的赶到天下盐,可是大门深锁，门上贴有物业管理通知。最先来到的难友李家骙被拒之门外，并告知他是居委会用车送来的，还说四周全是布控的便衣。我一笑说：管他的，我们又未违法怕他什么？找了多一阵才找上店主易先生。易十分抱歉说：小区临时检修水电不能营业，请换地方。我不露声色说：行，你打开门待我们人来后另找地方。进得店后，店家将门锁上而去。参会的人陆续来到拥在门外等候。我们四人却锁在门内，时间长达35分钟，店家藏躲不露面。我数次踢门，声言店家违法，要报警。熊习礼难友则依次搜索，最后找到店家，表示到另一处去，但请开门。店家信以为真打开门，我们立即把持大门，叫拥在外面的参会人员火速进店。进店后，大家就在无灯光的一间靠窗户的大房子里拉上“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巨幅横幅，挂上林希翎遗像，以及十五块展板，并向参加追思会人员每人发一枝白菊花。人越来越多，气氛越来越浓，可四周全是布控便衣。开会前我向大家提议：欢迎国安、公安参会，看我们有无颠复国家的言行？有无违宪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便衣终不露面，悄悄遁去。

追思会在九点如期举行，由北大“5·19”右派学生王书瑶主持，首先全体起立向林希翎默哀。我又提议：向五十二年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五十五万民族精英、向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林昭、冯元春，以及那些饿死、累死、打死的无辜亡灵默哀！

追思会在庄严肃穆中进行,只有参会人们的唏嘘。接着中央党校杜光致词。他是老北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共老人,和林希翎是同乡，整个讲话深怀感情。接着宣读钱理群、陈奉孝的追思文稿,接下来是张志新的妹妹,杨佳的辩护律师和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北大教授李林、北大“5·19”运动百花诗社负责人王国乡、民运人士陈子明、高瑜，以及伍修权女婿崔卫平,美国赶来的黄肖璐等十多人,先后在会上作了发言讲话。追思会自始至终安静地进行,没有人捣乱,开得十分理性,没有过激言词。正如姚监复先生说：今天的追思会是在一片黑暗中召开的！这是民主的胜利！人权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会议进行到十一点，店主迫于压力，数度要求摘下横幅，移开遗像，近而哀求说：你们不怕我们怕，我们是做生意的呀！大家谅解店家苦衷，同意这样做了。但追思会继续开，直到下午两点结束。

我四点坐车回家，有关部门两位朋友早坐在客厅恭候：铁老，今天会开得怎样？我笑笑道：很理性、很和平，有一百多人。他们有点惊讶：这么多人？接着我冷静和达地向他们讲解反右历史，以及林希翎被划为右派的三大言论和她一生所承受的苦难。特别提到六十周年当局又打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号。我明确表示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中国人民就要吃二茬苦了，又要回到“喝大锅清水汤”、“三人合穿一条裤子”的年代。你们也不会有车有房，政治运动一来也可能变成敌对分子。他们没有反驳我的观点，友好和善。他们走时，我将云南昆明难友魏光邺所写的《命运的祭坛》上下卷送给他们看，并说：此书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反右斗争，以及什么是右派。

这是历史！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黑暗中的光明---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纪实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秘书组

十八日上午，遭遇重重阻遏的林希翎北京追思会，在大面积停水停电的三里屯南区“天下盐”食府如期举行。

这一天，已是林希翎祈灵的“四七”之期。预约但却深锁的重门，几经周折，才在8：30被灵魂的意志与智慧叩开。于是，肃穆悲凉的“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的黑色横幅下，写着《八无八有》的林希翎遗照，终于在她青春狂飙过的北京，凝望故国，笑对故人。

没有灯光,环窗绕室的十八块端庄精美的展板依然熠熠生辉,更呈现出悲壮的凝重。它们由五十幅图片与文字分别组合，历史性定格着民主先行者林希翎的光荣、苦难与哀荣，也历史性激发着从巴黎葬礼到纽约追思,无法展开的故土的贴近、深邃、广袤、温馨与沉重---北京追思您,永远的刺玫瑰！

九时许，手持白菊花的与会者低头肃立，面对林希翎遗像默哀一分钟；继而，又为五十五万右派中林昭，夹边沟暴死、屈死、饿死、折磨早逝者默哀一分钟：八时许早就缅思不已的林希翎北京追思会，在一派幽暗中正式开始。

北大“五·一九”运动骨干、林希翎治丧委员会副主任王书瑶主持了北京追思会。

羁居山东的“五·一九”精英谭天荣、陈奉孝，正在台湾讲学的钱理群，委托组织者向北京追思会与出席者深深致意。

在共青城共同“见证”过林希翎“四·一五”《八无八有哭耀邦》的人们——林昭挚友甘粹，以亲临缅思的方式；张志新的妹妹、妹夫张志勤、张志惠、陈叔平，以委托现场祭诗的方式；李九莲的姐姐李兰香、钟海源的女儿徐小云，以遥托祭挽的方式，再度“见证”了属于真正沉睡的林希翎的北京时间。

连同追思会组织者杜光、朱毅、铁流，近百人出席了或参与了林希翎北京追思会，他们中签名存念的有：

林希翎的北大战友、难友：王国乡、燕遯符、纪增善、博绳武、俞庆水；

林希翎故旧：九月一日还陪伴了林大姐七个小时的社科院付云起女士，林希翎弥留时还系念着的《炎黄春秋》原总编辑烘炉先生、林希翎防空军时代的战友、右派难友李维民将军，为林希翎鸣冤至死的原人民大学纪委书记、国务院参事李逸三之子、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

著名学者、作家、“右友”：姚监复、崔卫平、丁东、王东成、陈子明、杨支柱、房文斋、王家典、韩三洲、余梅荪、冯林、马文都、甘泉、吴敖祺、王之虹、肖津英、任重、熊习礼、吴兴勇、李家骙、冀德才、储百亮、刘海龄、王效导、戴銪辛、王家典、杜明杰、金问信、张辉、袁凌、徐梅芬、陆汉武、黄肖路、樊小叶、杨本华、刘昕褆、吴越、王怀祖、蒋绥民、吕好问、赵世秀、陈錚金、康云越、赵玉玺；

杨佳案律师刘晓原、京城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李柏光、唐吉田、李静林；

纪念遇罗克网主持人晋松、申雪梅、赵飞、关威等八○后；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不在京职事人员黄河清、滕彪、黑沨、刁敏桓，均以委托祭挽形式参与北京追思会。

与林希翎八十年代初甚笃的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深以正在德国办展，不能赶回参加林希翎北京追思会为憾。

追思会组织方信守了对首都警方的承诺：不通知与邀请任何外媒临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现场报道，也不在追思现场接受外媒采访。但路透社、凤凰台依然闻风而至，向追思现场派出了观察记者。

精神界德高望重，又是“五七”难友、又是温岭老乡、又是北大前辈、还是北京追思会发起人的杜光先生最先致祭。接着，纪念遇罗克网主持人、“80后”晋松，宣读了钱理群、陈奉孝、滕彪代表治丧委员会的《自由之魂，民主前驱：林希翎祭》，这篇与杜光先生异曲同赞林希翎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担当精神象征的祭文，曾于林希翎葬礼的巴黎十点钟，上传环球华文网站。

林昭挚友甘粹对林希翎的深情回眸，张志勤、张志惠委托祭诗中对困厄中的林希翎“三探（张志新）烈士母（郝玉芝）的感念，在所有与会者心中，激扬着精神的脉动。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姚监复先生面对无灯之城，不由感叹起追思包遵信时“也是轮到我发言，就动粗掀桌子不让讲了——但愿今天我们能把会开完！今天的追思会是在一片黑暗中召开的！这是民主的胜利！人权的胜利！正义的胜利！”

“林希翎是在绝望中离去的。”随着姚老噙着泪光的描述，所有与会者都“依稀在(甲子大庆)天安门城楼烟花中的笑脸后面，看见一张哭脸，一个幽灵，后面是总书记的英灵，是3800万人民公社饿殍的幽灵……”“我不知道林希翎的遗言是什么，依稀觉得冥冥中，她睁大着眼睛望着我们……我们追随林昭、张志新、林希翎的队列是苦难（而光荣）的——我们只不过让高压锅多几个减压阀，真正要炸了它——真正颠覆政权、颠覆国家的，不是我们！是他们！”

幽暗中跌宕着的一切——从高瑜女士回首与林希翎的巴黎约见，到素不相识的精神姐妹钱煇焴的倾情相祭；从黄万里女儿黄肖路的万里归祭，到李零教授零的贴近的娓娓诉说；从台籍华人杨本华

追思会上，北大百花学社创始人之一、《广场：五一九记事》作者王国乡教授，具体回顾了林希翎是怎样在他的宿舍里一番忧国忧党忧民的激情交流之后，奋身跳上北大讲坛、乃至震撼整个精神中国的——当时正在争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林希翎实际上是从北大漩入右派涡心的，所以北大人把她作为“五·一九”最重要的一员纪念、追思她。”政治学者陈子明则从1949年之后民主进程四阶段——“五.一九”、“四·五”、北京之春、“1989”——论述了林希翎对于现代中国的民主先行者地位。

精神中国新秀崔卫平女士，是带着深深的敬意，激情感恩在追思会讲坛上的：“几十年前，林希翎女士与在座的前辈们不避苦难，把价值展现给中国

杨佳案的律师刘晓原则代表京城维权律师，在法治中国第一人的遗像前誓志：以前辈为榜样，拓进法制中国、人权社会。

最后，追思会向实际主持林希翎环球追思与归骨募捐却遭《亚洲周刊》诬陷的王书瑶先生致慰问、致敬，鉴于历时20天《亚洲周刊》仍未以同样版面、方式、规模向王先生与林希翎治丧委员会公开致歉，追思会不得不表示严正抗议。

在幽暗的光明中，林希翎北京追思会绵延了六个多小时。三代人所守护与传承的“刺玫瑰”精神，定将永昭千秋华夏。

林希翎----以异样方式辉耀桑梓的温岭老乡

                               杜  光

林希翎是我最为尊重的五七难友之一,尊重之外，还多了一份亲切感。我尊重她是因为她不但在52年前的那场被“阳谋”扑杀的民主运动中，提出了许多深刻出色的见解,而且30年来坚持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些都令我十分钦佩。她使我感到亲切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在1957年曾经到人民大学去听过她的一次讲演,觉得她在许多问题上说出了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二是我们都是浙江省温岭县人,是小老乡。

虽然如此，我同她却缘悭一面，未曾相识，甚至连电话和信函的联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前年我接到6月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研讨会的邀请信，估计她也会受邀参加这个会议，很希望能同她见面。但我申请出国护照在本单位就遭到非难，未能与会，也就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今年9月13日，在电子邮箱里看到朱毅先生发来的林希翎儿子给他的信，知道林希翎因血癌在巴黎住院，已告病危。信中附有她病房里的电话。我当晚就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名叫杜光，听说你住院了，特地打电话问候。她好象也知道我这个人，问我你现在在哪里，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北京，住在中央党校。我还告诉她，我是你的温岭老乡，听过你的讲演。她说了几句话，但因为我的听觉差，听不清，无法对话，只好在向她表示祝福后结束交谈。

这次电话虽然时间不长，谈的话也不多，但我毕竟同这位老乡难友有了沟通，听到了她的声音，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同时，通过电话，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让她知道，在众多敬重她、爱护她的朋友中，有这样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老乡兼难友在关心着她，这多少可以弥补没有同她建立联系的缺憾。

作为林希翎的温岭老乡，我在得知她已经去世后的这20多个小时里，情不自禁地产生一个由衷的思想：她是一位以特殊的方式为乡里增光添彩的温岭人。

温岭是一个僻处东海一隅的小地方，明朝成化年间从黄岩县分出来，起初叫太平县，民国三年（1914年）才改名为温岭县。这个地方在夏商周的时代就已经开发，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传统。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杭州第七中学图书馆看到过一本论述温岭方言的专著，其中谈到温岭方言保留了许多古音，有些古诗词用现在普通话来读似乎不合韵脚，用温岭话的读音来念就合韵了。但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这样一个保留着传统文化精华的地方，几千年来却很少产生名留青史的人物，史书上读不到出自温岭的名士名臣，甚至连温岭这个地名也很少见。这大概同地处偏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无足轻重有关，所以几千年来不被统治者重视，直到建国后还是这样。我1986年回到温岭时，当时的中共县委书记告诉我：解放三十多年了，中央大员没有一个人到温岭来视察、检查或调查研究，职位最高的是一位国务院的副部长，那还因为他曾经在温岭的新河中学读过书（不是温岭人）。县委书记这一番话里的失落感，既表现了对温岭现实地位的不满，也是温岭千百年来被边缘化的历史现象的反映。这种历史现象在温岭知识分子的心头产生多大的回响，我无法判断，但存在一定的影响是肯定无疑的，它使知识分子产生改变温岭被边缘化的屈辱地位的使命感。这种影响由于普遍潜在的乡党观念而得到加强。

乡党观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涵。它要求人们热爱家乡，在报效祖国的同时要泽被闾里，惠及同乡。我对温岭知识分子的乡党观念是有深切体会的。我1964年谪迁杭州，一个多月没有单位愿意接受我，后来是杭州第七中学的校长兼支部书记肖学均同意让我到七中食堂当管理员，后又到总务处。据我观察，当时七中的食堂和总务处都不需要添人，但他还是把我这个没有人要的摘帽右派安排进去，让我有一个安身之处。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也是温岭人。他儿子在北京的大学里被划为右派，他无能为力；一个落难的同乡却使他动了恻隐之心,冒着政治风险,对我施以援手。这种乡党情谊,使我终身难忘。

林希翎对家乡故里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老而弥深。她多次表示希望叶落归根，终老故乡。她病重住院后，我国驻法大使馆派人看望她，她说：“我病得很重，叶落归根，我老家坟都做好了，买的房子也在，我这把老骨头就放到家里，我有妹妹和很多亲戚。”如此情真意切的恳求，却打动不了官方的铁石心肠。她还曾托南开大学的难友施建南通过一位高干家属老红军向胡锦涛传话，要求彻底平反，回国定居，结果也毫无音讯。今年7月16日，方励之、李淑娴利用到巴黎开会的机会，到医院病房去看望她，她又表示了回国定居、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遗憾得很，她的愿望最后也没有能够实现。

一个对故乡有深厚感情的人，必然怀有报效父老乡亲的愿望。林希翎虽然没有直接为故里乡亲做出什么贡献，但她用灿烂的一生，为温岭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增添了光荣。有一个哲人说得好：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行动一笔一笔地写成的。林希翎用她不倦地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自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自己的辉煌历史。她的名字，将同林昭、张志新一起，镌刻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成为一代一代后人的楷模，为他们所敬仰。这个日子还没有到来，但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碾掉那些阻挡历史前进的小丑之后，林希翎的光辉业绩必将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所效法。这是林希翎的光荣，也是温岭人的光荣。温岭的父老乡亲和青年才俊，都将为温岭曾经有过一位如此杰出的女性而自豪。

温岭被边缘化的屈辱地位，近几年来由于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而得以洗刷，但这主要是经济上的；林希翎的贡献在于从政治上为温岭人树立了出色的榜样，她那坚忍不拔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精神，永远值得温岭人以至全国人民学习。

林希翎就是这样以她那独特的异样的方式,为家乡故里增光,为父老乡亲增光.作为温岭人,我为她感到骄傲!

                               2009年9月23日

林希翎追思会于北京召开有感

高鸿凡

活在当今社会,真是够累的。林希翎女士仙逝,一些人聚集一起,追思她的一生,缅怀她的贡献,本是一桩人间常事,一桩凡人小事,那些权力者却偏偏不以常理论之。他们以特有的思维逻辑判断这桩平常事,以特有的目光观察这桩平常事,麻烦就出来了。尽管追思会的筹办者做得相当低调,据说，“北京当局仍然在追思会举行前四天得知消息,对组织者严加监控,并告知参加者不能前往。原定的开会场所‘天下盐餐厅’也被迫关门。”权力者如此折腾,使得社会的一角立即紧张起来。筹办追思会的铁流先生愤慨地表示：林是右派,我是右派,为一句话一篇文章,毛泽东整了我们一辈子,直到今天当局不向我们道歉,不补发工资,不进行赔偿,连我们用眼泪,用哀思来悼念难友都不准许,真是欺人过甚！为了尊严与人格,我不后退半步,必须支持参加这个追思会,送林希翎一程！纵坐牢砍头也不退缩！结果,追思会如期如地举行,从上午9时开始，到下午2时结束，四周布控的便衣无可奈何，只得悄然而遁，以失败结束了他们的折腾。静思之，倘若没有北京当局的折腾，哪会有铁流先生破釜沉舟般的誓言：“纵坐牢砍头也不退缩！”活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有权无权，真是够累的！

追溯既往,林希翎之所以成为不赦的“罪人”，不过是说了些实话，说了些理性的实话。当时震动全国的话题是“胡风事件”。林希翎认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现在在法律上还很难肯定,因为还没有公审与判决。从法律的观点看,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生效,才能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犯的是什么罪”。她驳斥从缴获的私人信件中罗织罪名的行为,认为这是破坏文明标准的隐私权，如此会造成“人人自危，不敢交往，不敢说真话”的恶果。当社会上正惊讶于领袖的英明，能从私人信件中识破一个“叛徒、特务、托派、反动军官”的“地下王国”，不少人在惊讶之余还深感庆幸时，这个22岁的大学生却能从法治观点指出这种独裁治国手段的非法性，她的先知先觉不是令人肃然起敬吗？当领袖的话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作用，胡风等人已经被抓捕、全国已经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恐怖主义已经席卷神州大地时，这个22岁的大学生却能勇敢地斥责所谓“地下王国”的虚伪性，她的英雄气慨不是令人凛然景仰吗？是的，林希翎的思维空间较之现实的“胡风事件”要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她说：当权者“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形成‘特权阶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她的这些观念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者不妨同自己当时的认知范围和认知程度作一比较，有多少人能够赶得上她、超越于她呢？大部分知识者当时尽管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这些不满大多是以承认正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为前提,能够识别这种“社会主义”的封建性的是少数。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告诉我们：林希翎就是那个率真地指着皇帝说“他身上什么都没穿”的孩子,她的话令人吃惊、感叹、深思和佩服。

林希翎指责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引起中共高层愤怒反击。刘少奇在“内参”中获知林在北大讲话内容，立即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刘知道林希翎留在人民大学“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犹不满意。接着就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临人民大学将林希翎要走，判处其15年徒刑。从此，林希翎以十恶不赦之身开始了漫长的牢狱、劳改生涯。难道这个社会注定要把先知先觉者捆绑示众么？难道这个社会注定要把批判言论活埋地下么？历史的发展是奇谲的，它以奇异的、反向的途径，逆中共的意愿而行。毛、刘统治爆炸，刘少奇因这种封建社会主义而落得尸骨不全；毛、林统治爆炸，林彪因这封建社会主义而坠落他国。《五七一工程纪要》发出明确的信号：认定毛为“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中共高层痛定思痛，1980年10月到11月党政军4000高干评论中共建政史，不少人指出毛本人“帝王思想极为严重”，“到了晚年，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中共核心的这种评论是何等真实啊！此时离林希翎发出中国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清醒判断才过去23年，此时林希翎正在法兰西享受着优厚的人道待遇，并眼睁睁看着刘少奇惨死、林彪坠落、江青自缢、毛氏被贬。中共核心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林希翎当年对“封建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准确性。世间再没有比这种历史的回响更具启发意义了。它开始时是一场悲剧，把林希翎置之死地犹不满足，15年徒刑后逐出国外，继而转为一场喜剧，跪在林希翎面前双手打恭：您老判断英明！莎士比亚能写出这样的悲喜剧吗？

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在党内也不乏清醒者看不惯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肆意祸国殃民,他们希望有民主的气氛,有法制的环境。因此,他们与毛的“封建社会主义”形成对抗之势。让我们看看这些先进者当时如何同情、支持、保护、赞扬林希翎：

（1）林在人民大学攻读法律课程时就已经在文艺理论方面显示了她的才华。她对《红楼梦》的研究论文颇有见地,在《文艺报》发表,学校还为此专门召开过研讨会。她还发表与苏联《共产党人》的论文进行商榷的文章,遭到国内人士攻击。对诸如此类歪曲其原意的指责,她印发《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广为散发,予以还击。这种倔强精神和独立意识引起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重视,对她表示支持,特批一间小房给她独居,以利她独立思考。1957年鸣放期间,她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独特见解的发表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林希翎”成为北京的大学生和知识界议论的焦点,有人誉之为“带刺的玫瑰”，也有人诬之为“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这方面,吴老对她全力保护。反右开始,林受到连续批判,吴老表示不同意公开批判；林划为极右,吴老派外孙蓝其邦看望她,又抱病与之长谈数小时。新学期开始，吴老在讲话中提到该校所划右派，有意未提名震全国的“林希翎”，表示不同意将其划为右派。

（2）1956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对林希翎的桀骜表现挖空心思进行涂污，立即受到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干预。耀邦约她长谈4小时。为支持林希翎，派她作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调查、采访，以发挥她的特长。后来，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曾3次批示，林的右派问题“以改正有利”，但他无法拂逆上头要求保留1名活着的右派不改正，作为“反右基本正确”的祭品。尽管如此，耀邦接到林的1封短函后，委托中宣部工作人员转达他对林的勉励：“愉快地跟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林希翎无法在国内正常生活，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流落宁夏几乎饿死，走投无路，只得到境外与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团聚。耀邦得悉后，通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拨出5万元给林，供她支应以后可能遇到的困境。耀邦与林的来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3）林希翎的法治观念引起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重视，谢老曾在家中多次与林长谈，广泛交换意见。显然，林的中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义”的认识，一定得到谢老的共鸣。这样，一老一小才有交谈的基础。在谢老看来，林是法治建设的新生力量，对她自然取赞赏和培植的态度。

（4）林希翎曾上访中南海，接待她的中办信访组长王文认真听取她的申诉，了解她入狱原因，写了1份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中央有关部门，又写了1份《为林希翎冤案呼吁》，刊于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这些内参虽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林希翎的冤屈形像却深刻印在王文脑中。他接着又投寄信件，要林希翎赶快到北京为自己的右派问题申诉改正、为自己自冤狱问题申诉平反。王文积极为林希翎解除政治上的紧箍咒，为我们描出了普通工作人员的正义写照。

（5）1979年秋，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当时的林希翎既未改正又未平反，却得到文代会特别邀请与会，刘宾雁、丁玲、艾青等公开赞扬她的卓识。不少人为她作诗、题词，表示慰问和支持。有人甚至提议将她借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作特邀编辑，这些足以显示人心之所向。中国新闻社决定拍摄《林希翎在北京》，她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的交往，她去八宝山公墓凭吊老校长吴玉章等等均已摄入镜头，虽然不果而终，却也显示了人心之所向。

上述事实与中共高层毛、刘与毛、林相继爆炸恰成十分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封建社会主义”悖逆时代潮流，不合人心昭然若揭。坚持“封建社会主义”的政党必然在全民抵抗中走向灭亡，这个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林希翎女士不幸于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巴黎拉雪兹公墓教堂对林希翎的追思与北京对林希翎的追思遥相呼应，共同悼念这位杰出女士香消玉谢。她的一生谱写了足以令人仰慕的众多篇章，也有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而令人扼腕之处。林希翎是她所处的时代的标志，她留给后人的思想财富是宝贵的。    

（2009.10.21）

 悼念林希翎    ——她留给我们什么

         丁 弘

2009年9月22日，不断有人从网上传来林希翎在巴黎去世的消息，说明天南地北的朋友都关心此事，使这一天成为一个悲悽的日子。她的音容笑貌驱之不去。萧蔚彬先生在信中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她。她享年74岁，终于没有等到关押她15年，断送了她的青春的人，对她说一句：‘对不起’。终于没能回到她日思梦想的祖国。终于还是让法国政府给她养老送终。唉！我只能发出一声哀叹。”

他转来了一张照片，据说这是9月1日在巴黎的病房中拍的，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杜光先生立即写出了悼念的文字，其中提到“当年我到人民大学去听她的报告”。

我和林是人民大学的同学。她在法律系，我在新闻系，都住在海运仓那个大院里。她当时只有23岁，个子不高，我们这些高龄的调干生，把她当小孩。她的特点是总穿着那退了色的军装，显示她有光荣的军籍，和革命的传统。1956年那时，一些女同志已穿有彩色的衣服了，有的是连衣裙。

那天,我们提着马扎去礼堂听她的演讲。地上都坐满了,我就从后边上后台,挤在里边,虽在林的背后,距离近,听得清楚。更大的优点是鸟瞰全场,看到窗台上坐满了,窗外也有许多人。中央党校、中宣部来了许多人。

在她讲的过程中，全场氛围的激动、亢奋是空前的。宁静、肃穆也是空前的。曾有人高呼抗议的口号，也有人高呼表示支持。但立即又鸦雀无声了。听她侃侃而谈。

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对一些运动的评价，一个上午没讲完。我在1999年即30年后的《流年回眸》一书中，对她的这次演讲，还有记述，可见当时对我思想引起的震动。

当然，各人的感受不同，最叫我激动的是两点。

一、她朗读了赫鲁晓夫那“秘密报告”的一部分。这是她从耀邦同志的秘书那儿搞来的。这位秘书受到处分，后果严重。罪名是泄密。其实，美国的《纽约时报》早全文发表了。而赫鲁晓夫所揭示的不过是斯大林暴政的冰山一角。

二、对毛主席写许多按语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她说：“我是学法律的，我看那些材料，不够反革命罪。”她说：“我们今后不讲法律就算了。如还讲法律，毛主席就尴尬了。可能他现在已经感到尴尬了。”当时，中国社会正在从党的专政，向个人独裁发展。她这话真是胆大包天，石破天惊。一些人认为对毛主席怎么可以这么讲呢？后来知道，中央有些同志，并不同意毛的主张，专案组一些人也认为材料不够。罗瑞卿说：“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办。”

在定为“右派”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罪行”越来越重，从极右又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5年。形势好转之后，争取平反，又是曲折坎坷的过程。千回百折，留下太多的故事。

现在，她走了，她留给我们什么呢？她聪明，智商高，先天的东西是不好学的。当时觉得她勇敢、无私，她勤奋、好学。有同学说她走上层路线。她是文艺界、民主人士、党政领导干部家里的座上客，会串门。郭沫若也说她是才女。实际上，她是走和“上层路线”相反的路线。她是真心关心国家的命运，热情地追求真理，“法”是她灵魂。

她这样小的年纪，居然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她以血肉之躯，验证出中国上层政治生态的真实情况，给了我们生动具体的教益。

我们的校长吴玉章是中共的“四老”之一,德高望重啊！他认真了解了林这个学生。报上点了林的名。吴老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公开批判。林戴上右派帽子,吴老派外孙去看望她,又叫人喊她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和她长谈，劝慰她。还叫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在会上宣布右派名单时，他有意略去林。其实略去也没有用。他是不忍心通过自己的嘴，宣布林是右派。他的外孙是人大的学生，可能是认同了林的某些观点，也打成了右派。对此，吴老是什么心情？林在演讲中为胡风不平，而吴老刚保护一位不是“胡风分子”的胡风分子。不果。（这位同志是前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只不过是奉命采访过胡风。公安部说：“没办法，主席的意见。”这位同志站出来说：“不能叫吴老为难，我去坐牢！”他就是我们的副校长谢韬。）

不仅吴老欣赏林希翎的正直,最高法院的院长谢觉哉（也是党的四老之一）更是如此。因为职务所在,有更多的“法”的意识吧。他早已了解林希翎的一些法律观点,叫秘书吉世霖和她联系、交谈,表示关心和赞赏。吉给她的信后来又成为“罪证”。也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离婚,母亲上吊而死。试想谢老何堪？谢老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看望林希翎了。问题的严重在于,这几十万的右派,定性和放逐,无期的劳役是否应通过法律程序呢？以言定罪不是违宪了吗？作为最高法院的院长,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吗？他的心会平静吗？

若干年后，林以“反革命”之身前往八宝山给吴老扫墓，吴老死而有知，一定会以老党员的身份对她说：“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了！”

当然,林希翎的全家都遭了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成为反革命家属。全家下放到宁夏,弟弟妹妹个个背上了“黑锅”，成为农村的贱民。

她最痛心的是殃及了初恋的对象，他在结婚的前夕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这位曹治雄是耀邦同志的秘书，耀邦不仅不能保护，而且要作自我批评。

林希翎经过入狱、出狱、流放，反复的折腾，许多年过去了（狱中15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是包括林希翎了。

不然，在全国学生右派中只留了林一人！

为什么？

用她一个人来证明“反右”还是对的，不过是扩大化了。这是面子问题，“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语），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即令对一个人是对的，怎么能证明“运动”是对的呢？从今天的观点看，林希翎这一个人又错在哪里呢？

耀邦同志当了总书记之后，他先后三次根据下边——中办同志、新华社同志的报告和邓颖超转来的报告，一再批示，“改正为宜”，但不起作用。

说明他是在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封建等级观念的表述，林希翎的遭遇说明了社会的体制,具体反映出当朝的政治风光。这比历史学家学究式的论证“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是什么社会”？清楚得多。

林希翎至死没有平反，也未能回到争取回到的祖国。她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但她天真无邪、英勇无畏地和邪恶的专制主义斗争，她走在前边，不屈不挠，坚持民主、法治的理念，她的一生又是光彩、亮丽的。文天祥写了《正气歌》，其中讲述了许多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故事。林的故事放到里边是当之无愧的。她早在“反右”的运动中被突出起来了。这大大提高了她的历史价值，她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面镜子。虽然她去世了，这种价值是不朽的，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

我看到萧转来的那张照片，她坐在病床上，有了一撮白发。面部红润，没有皱纹，微笑着面对镜头，是乐观的神采。只是上牙落了一颗，这容易补起来的，只是现在也不需要补了。

                                         2009年9月24日

林希翎精神永垂不朽

天津王亘坚

   惊悉旅法难友林希翎逝世，不胜哀痛！

   1957年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共产党整风运动,并号召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此前,林希翎已经从党外高层人士处了解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首次揭露了斯大林在苏联的残暴统治,苏联人民长期生活在黑暗和谎言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不久,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做了讲演,面对着阅览室内外的数千听众,他慷慨激昂,无私无畏历数着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如：个人迷信问题,封建专制问题,盲目照搬苏联经验问题,镇反、肃反问题、“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的无知和专横问题……。她以一个柔弱之躯,身着褪了色的黄色军服，（入学前她在部队文工团）不高的个头,连续不断地讲了数小时而不倦,深情的呼唤着广大听众,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解放思想,使听众震聋发聩,思想为之一新。不久她应邀到北大作了一次讲演,听众蜂拥.影响甚大。

正是由于她的英勇无畏、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议论超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才注定了她必定遭到残酷而长期的迫害和永不宽容。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由民主事业，她是数以百万计的“右派”难友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她虽然较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的伟大精神和浩然正气将永垂不朽！

                            2009年9月24日

悼念林希翎，说明一件事

                              陶渭熊

9月21日，最后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林希翎女士在巴黎郊区的圣卡米拉医院与世长辞，从而结束了她苦难而凄凉的一生。然而她的思想，她的意志，她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终身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间。52年前，一个年仅22岁的大学生，当全体国民都深信社会主义至臻至美天衣无缝的时候，她却揭露了“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本质；当执政者依靠枪杆子号令全国而国人习以为常竭诚拥戴的时候，她发出了“党（权）大还是法大”的责问：当毛泽东心安理得地醉心于大救星，并以此愚弄亿万黔首的时候，她不但捅出了绝密的赫鲁晓夫报告而且直指中国的个人崇拜……她的思想、她的观察、她的认识，敏锐、深刻，超前！她不仅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无疑是黑暗中的明灯，遂道中的火炬，万籁俱寂的沉睡中的呐喊！她的思想整整超越了同时代人半个世纪；直到今天，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她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她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人物。她的名字永载史册——不管何党何派，从何种立场观点书写历史，她都是史书中厚重的一页。因此，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民主建设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不沉痛悼念。作为与林希翎同时代的右派大学生，我敬仰她，崇拜她，深沉地悼念她！

在悼念林希翎的众多文章中,有的文章说“林希翎是学生右派中唯一没有被改正的人”，我以为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虽然我不知道共产党在全国大学生、中专生、中学生中打了多少个右派,以后又改正了多少,又有多少人没有改正,但我却知道没有改正的右派学生绝不只林希翎一人,因为我就读的原西南师范学院（现在叫西南大学）就有一个名叫曾清经的右派学生,没有被改正。此事我曾在拙作《难忘的几个右派难友》中有叙述,其中有一段叫“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就是专门记载此事的。现在我再将该难友作一简要介绍,并作一些补充和修正。

曾清经,男,四川省遂宁人，生于1929年，1954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58级读书，1957年鸣放时划为极右分子，但是却没有被逮捕法办，也没有被开除劳教，而是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二类处分。

曾清经是当时全学院最著名的右派之一。其著名来源于1957年6月下旬反右高潮中一张赫人听闻的大字报：“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这张大字报既没有说出曾清经说“要杀共产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说此话时的具体情景，和听到此话的其他证人；是一张几乎没有内容的标语口号式大字报。但就是这样一张含浑不清的大字报，把曾清经推到了千夫所指的田地，人人都觉得他是一个面目狰狞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即使枪毙十次也难解心中之恨。但是后来他却仅仅受到相对较轻的二类处分，其中缘由，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有的说是他认“罪”态度好，有的说是那张大字报与事实出入很大。

曾清经受处分后，先在当时的北碚金刚乡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半年后回西南师范学院生产部右派学生劳动队继续劳动改造。1960年大饥荒到来，西南师范学院为解决菜蔬供应，在离北碚30里远的西山坪办了一个农场养猪、种菜，就派右派学生去西山坪农场劳动。西山坪是一个突兀的高地，海拔600多公尺，四周都是足有千步石梯的陡坡，十分闭塞荒凉，交通极不方便，运输货物全靠肩挑背磨，这一艰巨的运输任务，就由这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学生承担。因长期饥饿，营养不良而又长期超强度劳动，身体体能消耗殆尽，油干灯灭，曾清经在运输重物的路上倒地而亡。

关于他的死，我在《难忘的几个右派难友》一文中说“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后来经一位当时与曾清经一同运输货物的右派难友指出，这段叙述不够准确。这里的“担煤”应该改为担纸筋（糊墙壁用）。在他挑着一担沉重的纸筋攀登陡坡时，因长期饥饿疲劳，实在走不动了，把挑子一撂，本想坐下来休息一会，不料一下子就躺在了草地上，像是睡着了。过了一会同路的难友叫醒他继续上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

曾清经死后3个月，即1961年8月，右派劳动解散，包括曾清经在内的所有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都被摘帽，复学，但此时曾清经已是西山坪荒野中飘游的一个孤魂野鬼！

1979年贯彻55号文件，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都被改正，惟有曾清经一人还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而不给改正。不给改正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没有公布，也没有人打听，也更没有人为他申诉。他的家人，如果父亲、母亲、妻子还在的话，那么1979年也都是刚刚摘掉帽子的地主分子，哪有胆量为右派分子“翻案”？他的子女——如果他有子女的话——也是地主狗崽子，最多也不过是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父亲申诉。所以曾清经只能是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经没有被改正一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知道了，后来读冉云飞先生为陆清福先生《左右春秋》作序中，得知他是四川省

    杜光老师与马蛟龙先生通信录

读者马蛟龙来信：值得一读的杜光最新文章《我为什么要推崇普世价值？》无论你站到哪个立场,持什么观点,都应该认认真真地读下去。因为你要批判它,你就要知道他谈了些什么,怎样谈的；你要支持他,你要考虑他的思想和观点是否完全和你一致,是否把你的思想和观点也表达了出来，我只觉得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对中国前三十年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中国的后三十年，有肯定也有批评：批评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他也谈了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解决，也告诉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我以为不论杜光的思想和观点对与否，他都是从忧国忧民这一立场出发的。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虽然他在中国的前三十年沦为“贱民”，遭到很大的磨难和痛苦，但被“纠正”摘掉右派帽子后，他回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做了中层，写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有影响的文章，应该说功成名就了，完全可以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但他的理论研究工作却起了一个质的飞跃，探讨的都是大是大非问题，直言中国前三十年的过错和后三十年的某些弊端，目的还是消除它们，使社会保持稳定和发展。我是这样理解他的。

杜光回信：

* * * 先生：

我在第二封复信里曾经着重地说明我对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分析应当有助于回答你所提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一.文中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又深入的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关于我国30年来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有所述，毋庸置疑。思想决定行动，如果没有找对指导思想，没有找准前进方向，三十年来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绩从何而来？‘普世价值’是否唯一正确地进行政治、文化、社会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我在这封回信里，准备就我国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作一些分析。同时，也附带说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否取得“重大成绩”。

要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作出正确判断，需要先分析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我在第二封复信里曾谈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主义的大倒退，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因此，改革开放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从四大垄断的新专制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专制主义体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混乱，更使全国人民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文革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极致，它必然要返回民主主义，向民主主义回归。文革后人们痛定思痛，才有了改革开放。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他还说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便想“到达社会主义”.可是,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结果反而召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改革开放就是要在神州大地上驱逐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把中国社会从它的笼罩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把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

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它的基本目标，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这四个化，才可以说是“经过”了民主主义，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下面我就分别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进行一些探讨。是否妥当，请你指教。

（1） 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

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是要突破对生产资料的全面垄断，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在第二封复信里已经指出，把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所谓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来的欺人之谈。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表现出来的，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

国有企业属国家所有。它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垄断经济不同的是，它与国家政权深相结合。由党委组织部门委派的管理者，外无竞争的压力，内无利润的冲动，他们只要取得上级领导的欢心和青睐，就可以步步高升。这样的垄断企业，必然产生停滞，产生腐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打破垄断，推行市场经济，建立竞争机制。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在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劳动分工而出现的产品交换,孕育了最初的市场。我国古代有“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等记载,《周礼》还载有司市之官,大市、朝市、夕市之分,市禁、市刑之规。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经济，奴隶主、封建主垄断了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市场经济只能作为垄断经济的补充而存在。资本主义出现后，市场经济才逐步突破并超越垄断经济，成为占社会主流地位的经济形式。世界市场的开拓，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市场经济的轨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依靠什么魔力创造这一切？主要是市场经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属于普世价值的范围。“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错误，就在于它消灭了本来就十分幼弱的市场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改革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1978年安徽等地农民掀起的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对土地的垄断，开辟了市场经济的一线生机，民有经济在垄断经济的夹缝中沛然丛生。在新的经济形势面前，决策者才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指导思想上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以此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的根据。没有认识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恰恰是遏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的拦路虎。因为我们多年坚持的公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甚至于公有制，而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垄断经济制度，它正是完善市场经济所必须突破并取而代之的垄断经济。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完善以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要完善市场经济，就必须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虚幻的社会主义外壳。

正因为指导思想上没有明确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两种见解，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并没有突破垄断，发展市场经济，相反是以权贵垄断的形式取代国有垄断，使市场经济面对日益强大、日益顽固的垄断势力而举步维艰。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民有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包括电力、电讯、石油、铁路、民航等行业。2005年10月，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十一五计划”的建议，也在第36条里提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然而，四年过去了，这些领域的垄断依旧；有些已经打入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因为不堪垄断利益集团的逼迫而退出，以致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的局面。这个事实说明，指导思想上虽然对完善市场经济的意义有所认识，但囿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观念，却没有足够的推进民有经济向垄断领域进军的勇气和胆略。而要完善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确立以民有经济取代垄断经济的观念；在民有经济只有半壁江山，而且不断受到垄断经济的限制、侵扰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善的。既然要以公有制即垄断经济为主体，由他们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垄断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怎么能完善得了呢？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市场经济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你所质疑的“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对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全面的认识,没有理解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历史进程。指导思想上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以垄断经济为主体的方针,同时又要求完善市场经济,企图把它们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这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成为自欺欺人,掩盖垄断的文字游戏,它掩盖着“公有制”的垄断性和专制性。指导思想上的这种模糊的扭曲的改革观,来源于他们既怀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良好愿望，又摆脱不了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束缚。这是经济领域“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的基本原因。

（2） 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化

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法治的现代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迈向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但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却是远比过去的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外专制、新老专制之大成。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实际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岁月里，所有重大决策，许多牵涉到成千上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的大事，如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由他乾纲独断，既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结果给国家民族和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就是对毛泽东的专制统治的批判和否定。所以，政治领域的改革,首先就应该总结二十多年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漠视民主法治的惨痛教训,在深刻接受教训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曾经为总结教训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但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粗暴地切断了这个大好趋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不许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许反思、研究、总结引起巨大灾难的教训,已经成为当局拒不改易的既定方针。虽然民间对民主法治的要求和期望日益强烈，呼声日高，但始终没有引起执政当局的应有重视。改革三十年来，民主主义的呼求和专制主义的压制，构成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主线。遗憾的是，在这两者的斗争和对决中，尽管多次出现过民主主义的高潮，但最后总是专制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如导致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自由化”高潮，高举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运动,都遭到镇压而告失败，就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最高当局继承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传统的结果。

正是因为严禁反思、研究、总结历史教训,导致整个社会对缺乏民主法治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从上到下,都安然地沉溺于专制主义的笼罩之下。当政者不从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重危害里吸取应有的教训,相反地,却自觉不自觉地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在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上,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对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致腐败到处丛生,对公民权利和财富的剥夺有增无已。这是当前社会动乱不安,潜伏着巨大危机的主要根源。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这是政治民主化的第一要义；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反对最为强烈的,也就是制约与监督他们掌握的权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丧失滥用权力来获取私利的条件和机会。这是多年来有些人声嘶力竭地反对“三权分立”的奥秘所在。所谓“三权分立”,只是一个政治原则,它意味着职责不同的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制度。在欧美各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制，但他们的国家权力机构都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统称为“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反对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全分立”的道理，只是强词夺理地说什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不适合我国国情”等等，用来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政治民主化。

说到毛泽东的排斥民主与法治的政治遗产时，有一个问题似乎需要在这里说一说，这就是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错误方针。毛泽东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对于自认为威胁他的统治地位、有损于他的个人尊严的人物和言行，动辄发动批判斗争，加以制裁镇压。他的惯技就是把社会成员分成人民、敌人两类，凡是他要整治的对象，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挑动群众起来斗争，污辱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并且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党集团等等罪名，把他们划为敌人，赶出人民队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取消他们为社会效力的机会。这种以友为敌、化友为敌的指导思想，不但给成千上万的公民及其家庭带来极其悲惨的命运，而且使本来拥护共产党和政府的广大群众产生并不断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倾向。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教训。但目前的当政者似乎没有从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中吸取应有的教益。他们依然把许多志在推动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爱国人士,和为受侵害的民众仗义执言的维权人士,看作是危害国家政权的敌对势力,对他们跟踪、盯梢、监视、窃听、盘查、抄家,限制他们的自由,剥夺他们的权利,甚至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判刑。这样,就重复着毛泽东的以言治罪,化友为敌的蠢事,虽然规模远不及毛泽东时代,但性质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把爱国知识分子看做敌对势力而加以打压的政治行为,是政治腐败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拒绝民主法治的专制体制与生俱来的病灶。它的倒行逆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期待，把千千万万群众驱赶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去。这才是国家政权的真正的危机。国家政权绝对不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几篇文章、宣言所能颠覆得了的；最足以构成国家政权被颠覆的危险的，是国家政权自身的腐败：滥用权力，无法无天，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侵害群众，党同伐异，逆潮流而动，国民财富流入权贵豪强的口袋……这些才是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真正威胁。

要解除这些对国家政权的严重威胁，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以民主的、法治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像在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同“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兼容一样，民主法治同专政专制也是互不相容的。近几年来，有些当政者虽然也提倡民主法治，但指导思想上从未放弃一党专政的观念。在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他们宁可舍弃民主法治而坚持一党专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近一年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频起高潮，从批判普世价值，宣扬“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批判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到编印《六个“为什么”》，通令全国学习宣传，可以说是万箭齐发，都指向政治体制改革。《六个“为什么”》大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却绝口不提民主与法治。这就暴露出他们反对改革专制体制、反对中国成为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的邪恶用心。

（3） 改革文化体制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

文化体制的改革是近几年来经常见于报章的热门话题。但这些夸夸其谈、充满着陈词滥调的文字垃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在经营机制、结构调整这些非实质的问题上打转，却不敢触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革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文化是什么？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里，曾经追溯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化”字的涵义，推定“文化”就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过了不久，一位老同学向我介绍北大已故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关于文化的论述，他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指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它的成果的凝结、积累，就是文明。

文化自身的特征,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就是文化自由化。理由有三：第一.文化,即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每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自由；第二.文化的发展需要自由,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文化才能获得发展繁荣的条件；第三.文化的自由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的推动力，恩格斯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所以，文化自由化的发展方向，既由文化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也为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文化自由化，不是“赋予”文化以自由，而是“还”文化以自由。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往圣先哲的精神劳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与此同时，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也饱受文化专制主义之苦，从焚书坑儒到形形色色的学案、文字狱，多少文人学士蒙冤受难，罄竹难书。文化专制主义已经成为封建帝君维护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继承了历史绵远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厉行舆论一律。他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给知识分子带来天真的欢乐和期待，以为这个方针可以打开文化自由化的大门。但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却证明，它不过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宣称：所谓百家，其实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而资产阶级那一家的所鸣所放，是要铲除的毒草。这个形式上看来似乎是推行文化自由化、克服文化专制主义的方针，居然包藏着摧毁文化的专制主义祸心，如此精致的帝王权术，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料得到呢？

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赵当政的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与政治上的相对开明相适应，文化上也开始出现了初步的繁荣。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的几代人，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的知识；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进行新的启蒙运动；相对自由的文化活动，在人们的心头燃起了自由民主的火焰。虽然体现专制政治的势力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不是运动的运动”，但仍然压制不了民众对文化自由的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为民主革命积累了精神的武器。遗憾的是，民主主义运动在1989年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彻底清算了体制内外对自由民主的诉求，民主革命受到沉重的打击，文化也完全笼罩在专制恐怖的气氛里，“和平演变”的喧声充满了报刊，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和平演变的三大社会基础之一，中华文化再一次地陷入了“黄种毁弃，瓦釜雷鸣”的可悲境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对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却没有丝毫的推进作用。相反，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歧途，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激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对执政当局的批评和指责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权贵豪强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日甚一日，侵占耕地，拆毁住房，稍有反抗就出动警力，滥施打压；由官民矛盾引发的群发性事件，每年数以万计。

这个社会形势产生了两个明显的文化效应：一是孕育了自由文化,并促进了它的繁荣：探讨改革现状,反思历史教训,研究往昔得失,寻求中国发展道路的文章、书籍、讲座、研讨会,一浪高过一浪,改革呼声风起云涌。另一效应是文化专制主义也随之日益加剧。因为前面提出的那些探讨、反思、研究、寻求等等文化现象,往往超出了传统的定于一尊的范围,不符合于既得利益者固守现状的愿望,为了保持专制统治和维护既得利益,就必然要对有关的作品,采取严禁、查抄、收缴等措施，对有关的人员进行处罚、撤职，甚至判刑入狱，对有关的报刊和出版单位，则责令停业整顿，严重者还要加以取缔。这些以暴力专政为基础的文化专制主义，对自由文化打击极大，但自由文化却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密控制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活动条件和实现形式，这就是山寨文化。

 “山寨”一词被借用于文化领域，是从去年的“山寨春节晚会”开始的，随后就被引用于许多非官方的领域。长期以来，文化事业，特别是在学术理论界，一直处于舆论导向的绝对控制之下。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已经成为扼杀舆论、摧残文化的刀斧手，当权者把一切不符合于传统观念、不利于专政统治的真知灼见，统统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予以排斥、禁绝，有些比较尖锐的见解甚至被加上“危害公共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下，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书籍无法被报刊和出版机构采用，不得不采取“山寨”的形式。就好象历史上那些被迫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蚩蚩群氓，既然被剥夺了正常的生活机会而上了山，就可以摆脱官家的严刑酷法一样，山寨文化拒绝了舆论导向的约束，实现了虽然有限却是真正的自由。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通过网络。网络是展现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在网络文化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见容于舆论导向的山寨文化。另一种形式是知识分子自行印发的非正式出版物；或者是送到香港、台湾出版，而在内地复印；或者是已经由内地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又遭到查禁的书，也以盗版复印的形式广为流传。这些以“山寨”方式流行于民间的出版物，被官方统称为“非法出版物”，成为官方经常开展的“扫黄打非”运动的重点对象。所谓“打非”就是“打击非法出版物”。其实，这些出版物所“非”之“法”，是违背宪法的恶法，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法规条例，应当保证这些自由权利的实现，但现有的部门法规却设置障碍，实际上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这些出版物突破违反宪法的恶法，实现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是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尊严的表现。所以，这些出版物虽然被诬为“非法”，实际上完全是合法合宪的，但由于它有着不被舆论导向认可的非官方性质，我们不妨称之为“山寨出版物”。作为山寨文化的重要内容，山寨出版物是当代出版物中学术水准最高、最有社会价值的精神产品。它是自由文化的结晶，体现了当代最先进的社会文化。所谓“三个代表”自称执政党“总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的职能部门中央宣传部却不遗余力地剿灭真正的先进文化。这是当代最荒唐、最悖谬的文化现象。

 “山寨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理应得到广泛的传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围剿封杀,它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都十分有限。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方面要使“山寨文化”合法化,同时也是为文化的发展开拓广阔的园地。为此,应当撤消舆论导向,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

（4） 改革社会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化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平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争取平等的历史。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在任何时代、任何境域都没有停止过。千百年来，在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英雄豪杰和平民百姓的血和泪。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探讨社会改革的目标，无疑离不开社会平等的主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平等意味着消灭阶级，这是很有道理的。阶级来源于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即少数人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进行剥削和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阶级的分野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从来就没有停止，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颠倒的形式被描述出来罢了。

建国以来的阶级构成的演化，可以分做两个30年来叙述。

前一个30年，即1949年—1979年，是两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从产生到解放的历史。社会不平等贯串于这个历史过程。毛泽东生前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且不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不再存在，全社会的成员都已经成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者，即使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只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阶级倒不是没有，但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垄断了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名义上是领导阶级、实际上仍不免于专制之苦的工人阶级，以及两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农奴阶级、贱民阶级。

先说说农奴阶级。

通过土地改革分到田地的农民，是有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小农。他们是保持个体耕作，还是联合起来合作生产，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农民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完全可以找到最有利于收成的劳动形式。但毛泽东却只凭他的主观意愿，强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由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过程。大跃进食堂化期间，甚至连铁锅、铁勺、门锁、箱攀都被搜去炼铁，桌椅板凳则被搬到公共食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农业劳动者，就这样从农民演化成为农奴。他们每天辛勤劳动，所得工分只值几分钱，一年劳动的代价，扣除从生产队领取的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还倒欠队里。三年大饥荒时，由于超额征购，连口粮都被搜刮一空，以致饥饿而死的人达三千多万，而国家的粮食仓库里却储存着大量粮食，甚至宁可出口也不肯用来救灾。

在经济剥削的同时,政治上实行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限制公社社员进入城市；到城市谋生的被称为“盲流”，查获后不是被遣回原地，就是送到被管制的劳动场所；连到外地乞讨也要公社或大队开证明才能出门。杨献珍1959年嘲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叫花子共产主义，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棒，公社社员连打狗棒都没有！”他大概还不知道，公社社员连做叫花子的自由也没有，他们哪里有什么打狗棒呢！文化大革命时取消自留地，在门前屋后种些瓜菜，或养鸡生蛋拿到集市上去换点油盐酱醋，也要遭到批判，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如果有人对这种恶劣的生活状态表示不满,就被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头衔，批判斗争，处境就更恶劣了。

亿万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这种生活状态充分表明，经过公社化后的农民，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沦落成为毫无自由权利的农奴。虽然在名义上他们仍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甚至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农奴的悲惨地位。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奴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按血手印立下盟誓，相互约定，如果有人因此受害而死，其子女由生者代为抚养。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农奴生活的艰辛和公社统治的严酷。

另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是贱民阶级,它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所谓政治运动,说白了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击少数特定对象,并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的运动。被划为“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即使按照官方的标准,也有很多不应划进来的。但在“和平土改”、“地富路线”、“右倾思想”、“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那些土改工作队员不得不扩大打击面,“分子”群体不断膨胀,甚至有些土改后勤劳致富的农民也被划为“新富农”而打入“四类分子”的队伍。

 “四类分子”真正形成为贱民阶级,是在经过反右运动,“四类分子”扩充为“五类分子”之后。在此之前,“四类分子”虽然备受歧视凌辱,但官方文件承诺,经过劳动若干年后,他们可以摘掉“地富反坏”的帽子,恢复公民地位。而在毛泽东把反右运动定性为“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对“四类分子”的监督管制也被提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他们同右派分子一起,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从而由被“专政”的零散“敌人”演化成为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他们日日夜夜都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处在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里；社会上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便被拉出来批判斗争；节庆期间,对他们的管制警戒更加严厉。最为荒唐的是每年10月10日，对他们都要采取特殊措施,或是加强警戒,专人监视；或是集中起来,“学习”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专政者生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造反生事，所以要严加监管。无产阶级专政的神经居然脆弱到这种程度，真令人啼笑皆非！

贱民阶级还包括“五类分子”的亲属子女，他们除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外，在上学、参军、婚姻、就业等社会生活中也是低人一等，处处受到排斥、打击，在阶级斗争的高潮里，还要接受莫名其妙的批判斗争。沉重的“出身论”，使他们从小就成为社会异化的受害者。

在贱民阶级中，大量被送往劳改场所和生活在农村的“五类分子”，承受着最为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贱民中的农奴，农奴里的贱民。所谓“劳动改造”，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例如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的三千多名右派，不到两年就死了两千多人，仅有八百多人生还。从近几年出版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书刊上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从生到死的右派分子，都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最后挣扎，结果抛尸荒野，骸骨无存。这就是许多贱民的悲惨结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的传统就是平等”。这位作者为了美化毛泽东时代，竟然昧着良心，抹杀事实，实在令人齿冷。在那个年代里，几亿农奴一贫如洗，连外出乞讨的自由都没有，几千万人坐而待毙；成千上万贱民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死线上经受煎熬，垂死挣扎。请问，这是哪门子的平等？即使是有幸没有被划“敌对阶级”的公民，在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里，批判斗争的积极分子同挨批斗的运动对象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平等可言吗？

粉碎四人帮后，安徽等地的农奴自发地站了起来，砸烂人民公社的牢笼，以包产到户实现自己的权利，从农奴地位里挣脱出来，向自由农民回归。至于贱民阶级，胡耀邦以快刀斩乱麻的胆略和勇气，平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使千千万万贱民脱离苦海，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来。建国后第一个30年的最后年月，就以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获得解放,第二个30年的头十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时期。改革开放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胡赵新政”则改善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虽然有极左思潮和专制主义的不断干扰,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欣欣向荣。在经济逐步市场化的同时，出现了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趋势。当然,所谓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能力的平等，财富的平等，劳动岗位和工作职位的平等。

但1989年的枪声，打断了这个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反腐败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既遭到镇压，腐败和专制统治必然随之加强。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虽然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民营经济的繁荣，但腐败和专制这两大致命毒剂的注入，却使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途。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经过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的研究讨论，更不容许职工分享改革的好处，拒绝拿出国有企业的部分产权分配给职工。有些国有企业在经过职工讨论后把企业的部分产权分给职工，这个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方向，却被当时的“经济沙皇”斥为“国有资产流失”，勒令已经这样做了的企业恢复原状。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行股份制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成了有权势者掠夺国家资财和职工的大好机会。或者被经营管理者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有的甚至“空手套白狼”，以将要收购的企业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自己不费分文就把企业化为己有；或者官商勾结，有关官员收取贿赂后，把国有企业廉价转让给私商。改革的结果，前者孕育了权贵资产阶级，后者孕育了豪强资产阶级。企业职工则被“买断工龄”,踢出劳动岗位。有些虽然还挂着国有企业的牌子，但经过改制，多数被有权有势、既富且贵的官员或“八旗子弟”所掌握。他们随意挥霍国家资财，为自己规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工资。这些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暴富的新富豪，连同八十年代依靠权势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而大发横财的无耻之徒，与国有企业改革所孕育的权贵、豪强，构成为两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或采取行政手段，或利用专政力量，或与黑社会沆瀣一气，侵害老百姓的权益，从中获取不义之财。近几年来每年数万起群发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他们侵占农田、拆毁民房而引起的。他们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他们剥削、压迫老百姓，和老百姓的维权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埋藏着爆发社会严重危机的隐患。这是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没有注意社会平等的结果。平等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漠视社会平等，正是“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的反映。

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逐步剥夺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所聚敛的不义之财，制定《社会平等法》，通过高税收、查罪行、上法庭、罚没财产等法律手段，把他们从国家和人民那里掠夺来的财富归还原主。另一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享有平等的监督权、参与权、出版权、结社权、集会权等等自由权利。当然，要实现这两方面的平等要求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指导思想上能够进行彻底的转变，实现社会平等化不是没有可能的。

（5） 简短的结语

综合以上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的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第一.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我国必须“经过”的民主主义过程，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现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当政者应该明智地选择历史必由之路，不要违抗历史发展规律。

第二.就这“四化”来说，市场、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实现普世价值，指导思想上有没有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是改革是否能够达到“四化”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第三.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的成绩显著。它发展了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强了国家实力，培育了中产阶级，融入了全球化进程，等等。但对垄断经济的保护，却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至于政治、文化、社会、三大领域的改革，都只是在一些技术性行政性的问题上作一些修补，远未触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本质问题，很难说是已经取得“重大成绩”。

第四.所谓改革开放,通常都把开放理解为对外开放,向外资、外企开放。其实,开放更为重要的含义是对内开放,改革开放两者相需为用。经济上的开放是开放垄断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让职工参与管理、监督，让民众参与价格变动等等；政治上的开放意味着允许公民参政议政,可以选择政府,监督政府；文化上的开放包括解除思想禁锢,实现新闻自由,开放报禁,刊禁等等；社会领域的开放则要求结社自由,取消限制人身自由和各种歧视性的法规等。总之,改革意味着开放,开放也意味着改革。

第五.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要实现四大领域的“四化”,无异于水中捞月,镜里取花。但既然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我们迟早要“经过”的历史过程,那么,迟化不如早化,迟经过不如早经过。历史必将推出能够把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提上日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将青史留名,流芳百世。

第六.“四化”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目前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诸多弊端,无不来源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现行的专制体制下,任何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可以滥用他的权力来化公为私,损人利己,这是各个领域腐败丛生的总根源。所以,在四大领域的改革中,应当把改革政治体制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喧声甚嚣尘上,我们更应该大声疾呼：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

2009年8月25日

这封信两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写了，中间插进了几篇时间性较强的文章，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活动，所以拖下来了，断断续续地写到今天才写完。虽然写了一万多字，但感到还有许多应该说的话没有说，而我却不想再写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把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随信送上，供你参考。在这篇12万余字的长文里，我在改革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我把它归纳为四句话：“把企业还给职工，把土地还给农民，把政权还给民众，把文化还给社会。”李锐老在2002年10月给中共十六大上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时，曾把我的这篇长文作为《建议》的附件，送达十六届的新常委，但没有听到有什么反响。

另外，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的观点，我准备把这封信也发到网上，希望你能同意。            

杜光又及---2009年8月26日

友谊回声:

重庆张定华：

我曾于1957——1976在长寿湖渔场改造18年。分四个班学习改造，不完全劳改。注意思想改造不同于希特勒集中营，整日整月整年口诛笔伐、思想批判。我已87岁，要是在有生之年写得出来，即奉上请指正。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66号东楼32-4（400012）

昆明读者卓秀群、程家羹、六开志：

读过大部分《往事微痕》翻版复印件之后，有些想法和建议：

首先，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刊物。不仅是受害者的倾诉，也是对人类正义的呼唤。这里面描述和探讨的问题在别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或出现过，所以，它超越了地域、种族和国界，具有普世意义。编辑出版以及发表自己经历和见解的人不是专家学者，这书也决不是发牢骚吐怨气的文字游戏。草根百姓以朴素真执的感情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在刀光剑影之下冒着囚禁和死亡的威胁，道出一个时代的真相，并且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揭示问题的实质和根源。所以，这是一本凝重的、客观的历史巨著，是可以传之后世千古不朽的珍籍。

其次，《往事微痕》采取“友谊交流，免费赠阅”的形式是有苦衷的。因而印数有限，各地翻印质量就不够理想，保存或转赠极为不便。建议参照《炎黄春秋》按需出版继续征稿的做法，印制更精、校对更细、字体稍大，按有偿服务原则，印费、寄费、稿酬都计入成本，读者按此提供赞助。做事要有经济基础，否则难以长久。

湖北王平：

文化专制机关及爪牙不择手段迫害言论、出版自由，好心难友提醒“矫枉不能过正”、勿“踩雷区”，对此我也理解、赞同，但就是想不通。想当初（以至如今）毛共的所作所为，就是大踩特踩民主、法制、和人权的雷区。我们今天展现历史与暴政真相，批毛共滔天罪恶，仅限于言论与文字，乃正义之举与历史必然，连千百万人刻骨铭心的伤痕都以“微痕”表之，何“过正”之有？湖北省仙桃市邮政局

湖南省岳阳市贺章：

有幸在78岁遇见真正的知音——《往事微痕》。在朋友家看到她的时候,心中高兴岂是言语所能表达！曾在同一个“牢笼”里生不如死地活过,只要有一个人提起其中的辛酸苦辣,就会引起强烈共鸣。你们大胆地,实事求是地说出历史真相,就此一项,你们的功绩无疑将载入史册而流芳百世。作打油诗一首：《读“往事微痕”有感》读罢“往事”忆往事，往事件件痛心腑。“整风”整成“坏分子”，“双开”关进劳教所。“社教”又当活靶子，忠厚人民遭屈死。十年浩劫“大革命”， 九死一生逃厄运。幸得毛氏命归西，血腥统治才平息。“三中”平反冤假错，单平不赔又是错。奉告当今当权者，正义不张不稳定。水能载舟也覆舟，人心向背定天下。

北京北三环中路叶式生：

许久未收到贵刊，以为是天热编辑工作暂停，想不到都是邮局起而“配合”。呜呼，一至于此！希望快递公司能安全送达。建议以后考虑利用网络，可发电子版给需要者，也许范围还可更大些。祝诸公长寿健康，事业稍为顺利！

北京市昌平区汪剑白：

26期,27期都未收到。我很遗憾,我当了不义工,我有病,呈半瘫状态，老伴也患有癌症。《往事微痕》办得好,每期寄来,必一口气看下去,并打电话告诉朋友,朗读精彩段落。此书有保存价值,千秋万代,永远流传,让当代人和后世人知道“专政”的残酷，民主自由的可贵。向你们致敬！

厦门难友郭振乾：

亲爱的难友，战友：你们辛苦了。我是在1957年由于给党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被打成右派的。有趣的是，这些意见和建议现正逐步变为现实。我感到欣慰和宽慰，自然心中也会掠过一丝悲凉。

我是热爱党 热爱国家 热爱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过去我曾经盲目崇拜过毛泽东，现在已经彻底觉醒。被打成右派之后，我经受了同你们一样的坎坷和苦难，我几乎活不下去，几次想到自杀，又挺了过来。到了老年，我愈来愈感到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由于在厦门和西安两地跑，但厦门的地址比较固定，所以我写了厦门的地址。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和安排，尤其是用电子邮箱，快捷而安全，也比较省钱。我建议将你们所知道的每个人的电子邮箱列成表印发给大家，我们也好自行联系。我可能在10月中旬到天津参加南开大学的校庆，路过北京时 我也可能去看望你们。

湖南省邵阳市邓威：

《读往事微痕有感》（摘要缩写）五七老人将自己22年的苦难经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见证：暴政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严重防碍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科学技术进步，使国家长期停滞在落后状态。这些弊端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个或几个领袖个人，更要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去找原因。从古到今，世界上发生过许多革命，几乎每次胜利都推动了社会进步，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有些国家的革命在取得政权后，仍维持封建旧体制，甚至变本加厉奴役自己的人民，残杀原来的革命同路人。苏联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属于这种类型。英国人在十七世纪中期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废除王朝时代的旧体制，建立一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新体制，建立人民陪审制度，形成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美国十八世纪从英国人统治下争取独立后，制定了宪法，规定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和任期以及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民主政体促使美国社会迅速走向繁荣进步。孙中山先生领导进行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既规定了总统权限，也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造成个人独断专行。但是旧的军阀、前清遗老和秦始皇的效法者很快将孙先生的民主政体扼杀在摇篮中。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沿用传统旧体制。毛泽东声称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做的却是封建主义复辟。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反右闭塞了言路，之后的大跃进、反右倾、文革，都是他一人说了算，造成无穷灾难。只有掌握选举和罢免权的公民人手一票选出来的领导人，才会是可靠的人民公仆。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是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宇宙普遍规律。进步代替落后、自由民主代替专制独裁，这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不可逆转。所以，“改”是举国上下一致的愿望。不但要经改，还要政改，二者不可偏废。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常州八九叟顾雪雍：《忆往事》

一.民主潮流涌全球，言论自由是首要，可叹独夫畏人言，

阴阳毒计设圈套，忠贞人氏关或杀，妻孥株连超秦朝，

从来无道受天谴，耻辱柱上必钉牢。

二.历代历史皆官修，涂脂抹粉披伪装，杀人魔王称菩萨，

狡诈权奸说忠良，唯有野史最足信，戳穿谎言示真相，

“两真老人”品德高，传播真史勇担当。

三.坦言真理成罪孽，谎言骗局一手搞，忠贞士人尽遭难，

宪法党章全扔掉，空言“改正”真轻松，物质精神债尽消，

为政最须讲公正，道歉赔偿才公道。

四.盈千白骨现坟场，陈尸荒山真心伤，世俗人死应入土，

暴君竟使喂豺狼，鬼哭狼嚎太可怜，堪叹照妖红太阳，

爱国精英任残害，独夫原是杀人狂。

五.极目田野尽荒草，农夫绝迹鸟雀稀，万千村落断炊烟，

繁华人间忽消逝，风调雨顺天赐福，缘何饿殍竟遍地？

暴政原来猛于虎，诿过天灾太无耻。

六.斗争口号不离嘴，竟称斗争乐无涯，辩子棍子随心用，

今日斗你明斗他，全国宛似疯人院，武斗文斗乱一团，

愚民中计自相残，独夫座稳乐开怀。

七.新王在位三十载，庶民倒悬受苦难，运动不断年年有，

斗争枉死八千万，饥寒困顿万马喑，国家经济几破产，

左毒未除余蘖在，又闻万岁声声喊。

八.反右斗争酿灾祸，被诬右派三百万，因说真话竟罹罪，

从此假话大泛滥，诤谏无人弊政多，谎言谀词满报刊，

可怜民众遭封口，独夫施虐无忌惮。

九.张姓牧师掌教堂,自觉根正（出身鞋匠）胆子壮,讲道常批不公事，信徒拥戴名声扬。时值开展“大跃进”，独夫脑热发狂想：年增钢产千万吨,英美几年可赶上,赶超英美又超苏,共产阵营领袖当，称雄世界成霸王。独夫野心大膨胀,下令全国建土炉,遍地开花来炼钢。各地奉旨不敢违,土炉林立遍城乡,你抢我夺争原料,乱挖矿山乱砍林,环境破坏无人问。干部工农全停业,几亿人民齐上阵。炉火熊熊燃日夜,烟尘如云蔽白日,夜晚照得满天红,世间似遭火吞没,恐怖景象人颤栗。牧师警觉不祥兆,深虑人民遭浩劫,自忖身为基督徒,大众有难难沉默,讲道鼓勇发警告,宣称圣经有教导：人间遍地现烈火,预示世界末日到，希望信徒要清醒，不可跟着瞎胡闹。牧师之言传当局，当局认定是放毒，宣传反党不可恕，立时给戴右派帽，判刑八年关大牢。大跃进酿大灾难，炼钢尽出废铁渣，铁渣能派啥用场！土炉怎能炼出钢？不讲科学瞎指挥，劳民伤财耗资源。大跃进变大倒退，超英赶苏成画饼。独夫无知闹笑话，狂妄野心遭破灭，害得全民折腾苦，国家经济大损失。独夫误国不担责，牧师忠言反获罪，是非颠倒堪叹息！（这是发生在大连的真实故事。）

简历：上海法政学院新闻系毕业。中共国新社上海、香港分社记者，昆明《新报》社长兼随笔记者，大连《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常州日报》高级编辑。

湖南省岳阳市贺章：

有幸在78岁遇见真正的知音——《往事微痕》。在朋友家看到她的时候,心中高兴岂是言语所能表达！曾在同一个“牢笼”里生不如死地活过,只要有一个人提起其中的辛酸苦辣,就会引起强烈共鸣。你们大胆地、实事求是地说出历史真相,就此一项,你们的功绩无疑将载入史册而流芳百世。作打油诗一首：《读“往事微痕”有感》读罢“往事”忆往事，往事件件痛心腑。“整风”整成“坏分子”，“双开”关进劳教所。“社教”又当活靶子，忠厚人民遭屈死。十年浩劫“大革命”，九死一生逃厄运。幸得毛氏命归西，血腥统治才平息。“三中”平反冤假错， 单平不赔又是错。奉告当今当权者，正义不张不稳定。水能载舟也覆舟，人心向背定天下。               湖南省岳阳市屈原管区槐花社区（414418）

湖南浏阳张维新：

（张维新难友也是学生右派。在几个月之前的一封来信中，曾经分析1957年大学生的情况：“194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13、4岁，世界观已具雏形，早晚要与毛泽东发生冲突，是国民政府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时炸弹’。”题目是《国庆建言：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片面的》，现摘要于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唯物哲学，以之指导思想和行为。毛泽东时代“以粮为纲”，办人民公社，“以钢为纲”，搞大跃进。10亿人民在革命、斗争的高压下“苦战三年，改变面貌”。苦战了，面貌也改变了。什么面貌？全民皆饥，饿死四千万！如今总结“三面红旗”和“三年自然灾害”，称之为个人头脑发热，极左作祟。不知其哲学失误是唯物主义。故邓、江清算了“个人迷信”和极左政治路线，却不改唯物世界观。搞“改革开放”以经济为中心，即以物质生产、物质财富和GDP为中心。文化教育、道德法律、公平正义、宗教良心等非物质方面必然被边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人际对抗等问题，妨碍社会和谐。如何走出困境？哲学上必须正本清源。

改革开放30年，物质的进步与精神的萎缩形成强烈反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依仗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维持的，但独木难支大厦，还要建造一个由民主法制普世价值构成的精神支柱，进行政治与文化的改革，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又是精神的，所以唯物主义又是片面的。

老子曾举重若轻地阐明过“道”，解释过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即：相对者同时又相生，这是永恒的普遍的法则。而且首先指出的就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精神存在“无”，与可见可闻可搏的物质存在“有”二者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所以，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也就必须承认“世界是精神的”。世界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类不可片面地唯物或唯心，两只眼睛看世界才全面、正确。

《老子》一书也阐述了治国执政的原则。安邦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常无，欲以观其妙。”首先要考虑公平正义道德良心。孟子开导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学〉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来自两千多年之前的这些教导和警告，其震撼力今胜于昔。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留给子孙的，不仅是GDP，原子弹，更应该有天经地义的精神财富。

山东青岛刘治学《往事微痕》诸位难友你们好：

从网络上着到铁流先生的文字,知道有一本”不像东西的小册子” 叫《往事徵痕》,写的都是”右派”的苦难经历和维权的事。52年前的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至今没有了结的大冤案,你们拒绝遗忘,重显历史,警示后人,不使悲剧重演,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也是57年罹难的“右派”,而且改造得身负重伤,失去右臂,重创腰椎,至今生活不能自理。要说维权,我可能是较早的一个,30年前〈1979〉我就提出,既然你们丞认错了就应当赔偿。我说,你们糟蹋了我20年的年华无法赔偿;我20年流的血和家属流的泪也无法赔偿,20年来扣发的工资不能就此算完吧?接待我的人说这要等上面发文,等着吧。这一等就是30年,也盼盼了30年。我单位是个不大的国营纺织厂打了14个”右派”,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几比我年令小的先后死去,他们一了百了,留下我这残疾老人倍受煎熬。愿你们能把《往事微痕》送我几册,料作慰藉,不胜感激 。寄时请挂号。 

四川德阳刘冰：

前邮來的《往事微痕》30期电子版已收,谢谢！我发现有几期《往事微痕》在刊首标出2007年字样,应是2009年才对。另有关冯元春一文中提到：遇到她时她已脫下红舞鞋下海经商。而后面又写她于1970年被处决。可能是搞错了。你们为这个小册子耗去很多心力,但这的确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让人们明白并牢记历史真相在现时虽很难,但毕竟己经迈出了最艰困的第一步！此事你们难友功不可没。前接到信函称要用特快寄书，如需则回函。我想，我能在网上阅读就不需寄书了。为略表心意我准备汇叁佰元给刊物，准备在“十一”后汇出。

重庆谭松：

您们正在做的事功德无量，我作为五七人二代，本应多出力，可眼下眼看着您们老人在冲锋陷阵，我心里真是有愧。我在《长寿湖》的一篇采访后记中曾感叹：难道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身上？！看看眼下一心追逐物质利益的年轻人，心里真是有些绝望。

湖南岳阳市罗建勋:

承蒙惠寄《往事微痕》。读这些文章，让我想起蒙冤屈,挨批斗的日日夜夜，想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不完、经不起的繁重劳动……历史不能忘却，往事不能重复，一定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和谐。贵刊很多文章非常出色。事实清楚，有根有据，分析深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使人动情。深化了我对事情本质的认识，也得到许多其他人的同情与理解。对今人和后人，都有重要意义。我认为，我们要目标明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批过去用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的手法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要坚持“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推动改革，促进民主”的宗旨。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广西北流市罗章意：

我56年考入广西贵县农校农作物专业。57年反右本已过了关，玉林行署又于58年12月14日宣布将我开除，送劳动教养3年。61年10月5日解除劳教，回农村受专政改造。78年北流市摘帽办公室一张纸给我摘帽。79年玉林行署派人到家：“反动右派学生，是否在？”81年改正回收，安排到牛奶场当工人。83年我们要求返校学习，被拒绝。要求发毕业证书，经农业厅批准给予补发。要求按毕业生处理，直到85年12月，玉林地区才根据地委组织部20号文件决定22名贵县农校错处学生可作干部使用。受折磨达长长28年。97年退休。98年4月中风，至今未恢复，生活半自理。同时生病的20多位病友已经走了，我还顽固地活到今天，算是上帝保佑了。从远方向为《往事微痕》付出无限心血的难友表示衷心感谢与崇高敬意。我将从经济上予以支持，并积极投稿。我们这些五七受害者虽幸存下来，但心中创伤、身上疤痕还时时发出剧痛，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当年那些坑人害人的杀手还在台上，作威作福，得意洋洋。多么可憎可恶呀！

上海师范大学陈伯菲:

我在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工作。从我院两位也是当年右派的学术前辈处读到《往事微痕》，深受感动和震撼。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工作者，我想，将来总有正视历史的一天。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拥有你们编撰的这一系列有关“反右”历史当事者记录的珍贵材料。并愿通过捐款表达敬意。望能尽快得到回音。

武汉市周沙白：

收到寄来的四个快件。一难友按地址给某人送书，此人开门问何事，得知来意后脸色大变,语不成声：你快拿走……然后就关上了门。后打探得知,他“右派”桂冠是当年拍马屁被上司误判,又有一说是同事互相倾轧挟嫌报私。“改正”时他深感皇恩浩荡感激涕零。于是官运亨通，在武汉一要职任上离休。还赞同反自由化,赞同“六.四”镇压……建议不要给这类人送书了。往深处说也不必授人以柄,为他们提供邀宠献媚的告密材料……     武汉市江大路51号十栋二单元401室（430019）                                                                                                     

云南省大理市后永年：

1.向热心于《往事微痕》的诸老友致敬，感谢你们，历史将记住你们。2.你们学习，我甘当《往事微痕》的义务工，负责云南省大理州十二个县市的分发工作，或者更多一点都行。3.你们只需寄5份来，不足部分我在这里复印，保证愿意读的都读到，4.若果还不畅，则请发到电子邮箱，我在这里再复印，5.请把26期从电子邮箱发来，6.困难、风险都会有，有时来势很猛，我已经作好一切准备，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我还有一颗做个正直的人的良心。来吧！暴风骤雨，闪电雷鸣，后永年准备好了。                                   2009年9日2日

福建厦门张慎恒：

博纯武先生：我初次收到《往事微痕》征求意见表，之前，未曾收到过《微痕》。希望得到《微痕》洗涤伤痕，为振兴民族尽微力。也希望难友都得到尊重、信封上同样有先生称谓难友一生坎坷，今都为耄耋老人，老党员、老教师，过去均不称谓，直呼牛鬼或名号。如今平日来信大都有一种普通礼貌性的称谓，也算一种起码尊重。这样也让信箱及邮递员感到文明交流互动。我愿作《微痕》义工，邮寄费自当寄奉。请问：1-26期为尚有存刊，请寄我学习反思。

上海市叶思九：

朋友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已89岁，仍愿充当一个快递转交义工，负责上海市区五位朋友的转发，请寄来五位发书朋友的：姓名、邮编、住址、电话，希望从26期起寄来，本期刊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的意见（初稿）

五七反右运动至今已过去52年，当局仅在1979年前后以单位党组织名义印发并盖章的一纸《关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改正决定》发给被改正的受害者，作为对此事的了结。中发[1978]55号文规定：“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文中对被错划冤屈的右派分子二十余年来的苦难遭遇，没有表示赔礼道歉的任何词句。经济上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补偿。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二年多以来，最高当局对申诉信不给予任何正面回复，也从未委派专人与申诉信的联系人正面联系。而是通过联系人或参与签名者的单位派员上门“关心”和“询问”。采取不理不采无限期的拖延策略，来对付我们所提的事关55万反右受害者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要求，这种做法已严重违反了国务院制定的信访条例的规定，违背了党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理念，不利于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构建。据闻，近来中央已提出并成立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处理机构。如果确切，这是令人鼓舞的洧息。但我们希望看到实际行动。我们建议：

（一）成立全国性的“五七维权联络站”，各地区设立“联络组”，推举联系人。参加者包括五七反右受害者本人或已故者的家属子女，编制名册，交流信息。表明我们的维权要求是长期活动目标，子子孙孙参与，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二）今年四季度内，发动大家以个人名义向各划右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维权申诉要求，形成五七维权声势。

（三）请五七受害者和家属子女将自己和亲人多年来的苦难历史记录下来，为反右博物馆添砖加瓦，让五七历史得以保留。

（四）探讨以五七反右受害者名义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国家道歉及赔偿要求的可行性方案。

以上意见，供参考。

江苏省常州市杨骏祺：

一.关于常州市固定读者有9位，是顾雪雍、陆志常、蒋永昌、薛受谔、薛振祥、臧晋镛、袁倔达、王剑锋、杨骏祺。在26期全失踪议，你们改为快递，27期寄给蒋永昌9本，28期寄顾老4本，29期寄顾老五本收到，我们按寄来的姓名、地址，由我分送，因为常州读者大多是由我直接或间接介绍去北京##的，也只有我对他们熟悉何况我身体尚健能外行远送。九人中仅王剑锋一人离市区远有25公里，只能通知他来取或自便捎去。但我们一定负责送到。还有一些临时短期读者，只要你们有姓名、地址，我会想法送去。如29期五本中有一本是九人之外，我也托臧晋镛送到，因为他们是同住一幢楼。目前常州9位读者尚缺28、29期各五本，请相信我，我们也作了商量，会议快递均寄顾雪雍老师那里地址常州市花园新村27幢甲-203室,邮编213016,他那里安全,二位老人家中始终有人在家,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当局要采取措施,多少要考虑政策,不能像对庶民那样随便切萝菝那样.我离顾老近,仅公交车一个车站.

二.印刷质量!黑色印深一些,笔划有些印不清,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些读者,需要复印而底稿不清,我们复印后更不清楚,要补笔划,或加深工作量大。

三.装订书刊看的人多，装订中最大问题是70多页—100页，用二个订书钉对折钉牢，但钉的位置不能和中间折缝重合，看阅次数多在钉洞处开裂，刊物经久便松散、破页。要先折叠有痕再用钉钉在缝上。

四.书刊最易破损破是首页和底页,能否将首底页用较好质量的纸。

五.发行，要把读者分类。固定读者（基本派到，临时性读者。有时印刷数量有限，必需必保固定读者，发行中有主有次，不能随意变动。

六.在王玉林发行时,我就提议在有些地区寻找可委托的人,为了节省邮资可集中打包邮寄,也可节省信封,只要将名单附寄在包内,当然要选择可信的人去分发,我相信有志有终来看“往事微痕”的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可信的,有他们帮助,发行工作会做得更好。

广东韶关王刚：

《往事微痕》诸位难友们：昨日收到来信。您们辛苦了，向各位问好。我十分敬佩您们的精神，坚决支持您们的做法：“分市、县、区集中寄一人，再由收件人分发或分寄”。我响应您们的号召，自愿争当广东韶关市的义工。现初次由岂局汇来二百元作为《往事微痕》的出版费用。上次我电传给博绳武难友的文稿，作为给《往事微痕》投稿，其中有适用者，请选用。        请转知铁流、博绳武诸位。谢谢！

云南省开远市赵维光：

《往事微痕》义工们,我老朽先向你们三鞠躬,你们辛苦了。今年是中共在大陆一党专政的60年“国庆”。叫做砍竹子遇着节,非同小可,从今年三月全国即提升戒备状态,还不到半夜即听到敲门声。古人云：只要人不做亏心事,鬼来半夜敲门心不惊确实有道理。《往事》连锁邮路受阻不奇怪了。等跨过这道高门槛,邮路会正常了吧？中共国庆60年，国府迁除出京也60年,两个60年同在一个时间起跑线上,其赛点相形见绌,把“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这些遮羞布再次国庆照遮不误大陆,正治体制何年,何月能与台湾政治体制成等号，我们“57”人能看得到吗？能与不能，《往事微痕》一定要坚持、坚持到“57”人抬头能见天的那一天，我要大放鞭炮，《往事》功不可没。我开远“57”老友得到《往事》启蒙，从心灰意冷变心潮澎，一致争口气要活下去，看到僵尸落土送终，天安门的“人性”何像人进博物馆。《往事微痕》是帮助中共正视历史，促进民主的好帮手，彰显“57”人比挂羊头，买狗肉的所谓“共产党员”好百倍！千倍！万倍！说句唯心话,老天爷会长眼的。我开远“57”人做二道手义工保证做好。请代我向铁流问好,我渴望10月中旬云南大理下关能亲见他一面,他是大好人呐！

云南省开远市刘孟懿：

1.我原是一个学生,以“反苏”罪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地狱过着比猪狗不如的痛苦生活,22年啦！人生有几个22年！九死一生,捡到一条命。我所遭受的苦难,能向谁倾吐？！只好你们——我的好老乡,创办了《往事微痕》，为57人搭建起说话的平台。我万分感谢你们！我很高兴,知我心者,唯《往事微痕》也。愿《往事微痕》成为人类的知心朋友，生活上不可缺少帮手——说话,做事才有依据！敬祝各位老友义工们生活愉快,事事称心,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严防疯狗咬人！

2.各位义工是我未见的知己！俗话说“出为知己者拼”，我志愿为《往事微痕》贡献一切力量全部生命！争当一个好的义务发行员，启发国人转变思想，回到民主宪政的轨道上，深刻认识这个吃人不吐骨，还口口声声说“辉煌60年”悲惨社会。

3.你们寄往开远地区的《往事微痕》，可以打包寄给我，保证负责送到你们所提供的读者手中。27期我都一一送到他们的手里。这点，绝对请你们放心好了。如果，这么一点都做不到，做不好，还算57人吗？附《盼》诗一首：

赤水横流山河哀,血雨腥风浸楼台,天地正气若尚在,恋魔大罪要重裁。

上海市宋家模：

   “封锁邮政交通”的迫害方式，是少数人的强盗手法，我们必须向北京市邮局（始发局）追究责任。“邮局”应是国际邮政性质的机构，自古以来就是各族各国人民主要信息沟通的通道，愚以为可认联合国邮政大会申诉，封杀邮路，这是把人民的眼睛、耳朵全部割掉了，留下来的还会是能创造世界文明的“人”吗？这是一定倒退？是什么？我们仍促事邮政工作的职工同志们必会觉悟起来，共同来抵制这种放原始策野蛮的封杀手段的！

广西省桂林市柯林

1.将《微痕》压缩篇幅后，寄达人数计可至六人，如在五人内也行，不“公开”，包装纸可用塑料之类，以减轻重量。2.建议快递费用由自己负担。相信大家能谅解。3.市县区内尽可能由一义工负责传递，我愿当义工。4.将临桂县欧阳复的也由我负责。5.汇款单已改为黄静收（已桂2009年8月27日办委，特殊业务回执编号41475。6.建议从29期增加一个统计表：反右中被整死的名单：姓名、性别、党派、名人、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后代的现状态度……。7.找一找“微痕”有否死角？省、市、设法补上。

四川省成都市崔新周：

感谢《往事微痕》各位编辑、各位义工。您们辛苦了！也要感谢成都的义工彭慕陶先生，他不顾白鬓老人已不太健康的身体，骑着自行车满城奔波，给我们分送《往事微痕》，使我们受益匪浅，收获多多，再一次感谢您们！

重庆市林宪君：

    1、每期最好100页以下，用钉书机装订。这样便于拆散复印。我每次印十多本赠送朋友。如都如“雷一宁专集”那么厚，324页，又装订成书，我就无能为力了。2、重庆荣昌县政协廖申明同志处，可给他寄一份。他身边有十几位难友。过去是我转寄他。后来博先生发至他的信箱，他再找人下载，每本成本150。如寄他一份，每本复印只需5元多钱，请考虑。谢谢！

重庆市戴家琮：

《往事微痕》,望继续办下去,他合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违背宪法。反映历史,留下记忆,教育子孙不再受“反右”这类苦难。《往事微痕》贵在真实,光明正大,心地无私,有责任,有良心,有人性。办下去，会遇到许多困难和干扰，要有勇气，要坚强。义工们付出辛苦，承受风险，特致以衷心的敬意，真诚的感谢。我未尽点责任，深感无愧疚。《往事微痕》收到后认真阅读，有事实，讲道理，给人启发。开阔思路，振奋精神，给我生活的信心，活下去的勇气。“朝闻道，夕我可矣！”

重庆市涪陵区高德立：

1.编辑同志，我很了解和同情《往事微痕》的特殊困难，重暮之年的老人在操劳，外界的各种压力；经济上的承受力；其他的困难等等。但怎么办呢？我只能从内心祝福你们：一切顺利！健康！长寿！

2.我认为《往事微痕》办得很好，说了实话，真心话，实事求是。难友们把过去几十年的受苦受难经历和不公正的非人待遇表达出来，能宣泄一下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激愤之情和无可奈何的悲痛沉冤，这是很正常的人性表露，何罪之有？何说《往事微痕》的宗旨和目的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推动改革、促进民主。这样既促使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和道路走下去。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我们都是中国人，谁不为自己的祖国越发展、越强大而高兴自豪！

3.我从来都表示对此刊是积极支持，我个人有的情况必须说明。我过去也来信说过：由于家庭人口众多（80之家）经济及方面均有限，没有太大的能力来支持，除了今年初寄来的200元作邮资外，出书的成本费我就无力支持了。说白了，就是看不要钱的书，很不够意思，只能感叹自己的无能。

4.还有一事未明：我在六月份收到6月5号及6月25号的《往事微痕》外，在六、七月份收到《北大专辑》雷一宁专辑》，8月份收到（8月30日）五七二代特刊，不知是否有遗漏。除特刊专辑外，是否每月5号、25号均有书寄出？情况不甚了了解。

5.我个人家庭跟儿子的,可能在今年10-12月份,家庭地址均有变动,到时我会打长途电话告诉黄静同志的。（到时，电话、住址均有变动）

广东省深圳市许焕

据说26期很多人没收到,深圳毛谷风说：他未收到26期,义工鲁子砚收到28期在深圳寄发时现已过一周多了,我还未收到,她正在查寻邮局。“微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本珍贵的、真实的教课书，向后代说清历史真象，专制主义罪恶涛天，十恶不赦。它是全人类，反法治反人性的最近的，零距离的历史，57老人亲身经历，为了抢救历史，留下真实，这些九死一生的老人，向后代交待历史的血腥与杀人的手段，是空前绝后的，所殊连的人数也要入基尼斯的。57老人们支持你们！敬佩你们！你们九死一生，活下来还剩下一生，它将变成，百生、千生、万生。用你的血泪史，换来人类光明未来。决不让历史重演信息现代化，中国将有四亿网民，民主的浪潮不可阻挡。特快专递，不怕贵，我一定会再寄钱。遗憾相见太迟“微痕”。你是我生命的重要一部分！注明单独给我寄专递我按价寄钱。我住的地方偏辟,交通不便。

广东省深圳市鲁子砚：